时间：2023-06-07 09:26:56
都市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当代城市化浪潮不断升温、迅速扩张，是它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而前沿性和世界性则是它的两个基本特点。2005年12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是国内外首次对都市文化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理论框架与范畴体系、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的学术探讨，对于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确立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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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精神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特征和意义 方传安
(5)构建高校创先争优长效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李丽雪
闽南文化研究
(8)闽南文化研究的多元思考 陈支平
(13)“闽南”小考 林国平
无
(17)泉州名祠“和光堂”清代界碑面世 无
闽南文化研究
(18)明清闽南家族与佛教的社会救济 陈玉女
(26)从清源山碑铭看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 李玉昆
无
(31)海瑞与泉州恩师的师生缘 素萍
闽南文化研究
(32)新加坡汉传佛教文物辩证——以碑铭与匾额为中心 许源泰
(38)两岸共研闽南文化源流 合力助推中华文化复兴——“两岸闽南文化的传承创新与社会发展”论坛综述 陈燕玲
无
(42)表征中国：左翼报告文学运动的现代性重访 王伟
(47)论晚明曲学虚实观 郑小雅
(52)浅析影响爱米丽悲剧命运之因素 侯珊红 陈安玲
高等教育研究
(55)在探索中发展：泉州师范学院学科建设模式 黄科安 程广文 林华东
(61)创新培养模式 造就卓越人才--以泉州师范学院“卓越人才培养工程”为例 林华东 张惠典
(66)地方性本科院校资产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 林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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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关于现代汉语格式及格式研究 谢英
(75)南宋泉州状元梁克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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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弘一大师丰子恺后人首聚泉州参加书法邀请展 无
(81)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张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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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闽派”男装生存现状与二次创业策略探析 吴玮
(107)基于旅游者体验偏好的泉州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黄益军
(111)晋江南安上榜2012年中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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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南音“南北交”初探——以南曲《听见雁声悲》为例 张光宇
(117)论台湾舞蹈家林怀民现代舞作品中的传统文化 朱爱芳
关键词：教育科研；教师角色；专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3-0283-02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时代需要更多的具有专业特长的优秀教师，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教师教育发展的方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过程是教师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更新教育观念，提升专业水平，提高专业素养，适应新的教师角色的过程[1]。课题研究是提高教师研究能力必不可少的途径，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点，处于时代浪潮的教师在教科研大潮中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有过困惑，也带来了思考，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锻炼和提高。笔者就近年来参与“闽南传统建筑艺术”课题实践研究与教师专业成长的几点体会与感悟，结合实际谈谈教师如何借课题实践攻克难关，发展自我，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
一、更新教育观念，在学习中成长
“教书者先强己，育人者先律己”，教师要加强政治思想修养，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相关的教育法规，更新教育观念，做到理论引领观念先行，要能坚持正确的世界观、教育观、价值观和人才观。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具体实践者，教师观念的改变将直接影响课程改革的实施，也影响到教育教学实践，进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的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才能使自己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才能对新一代受教育者实施更好的教育，因此，不断的学习吸收将成为现代教师必不可少的技能，终生学习也应该成为教师的基本的理念和素养，它将伴随着教师的自我成长与专业化发展，成为教师的内在的自我需求，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课题实践研究之初，虽然闽南传统建筑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视野，但大家几乎都不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只是被精美的建筑深深的吸引。不了解资源本体谈何资源开发？于是为了走出课题研究的第一步，课题组老师查找了大量的书籍，如《闽南传统建筑》、《厦门古代建筑》、《凝固的历史--中国建筑故事》等等，凡是与闽南传统建筑相关的书籍都成了老师的掌中宝，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以及实地考查和同行交流，才使得老师们对闽南传统建筑这个资源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为后来确立和提炼出“概述-色彩-彩画-纹饰-雕塑-书法-传承”的课程研究内容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课题实践过程中还有另一个难题就是课程编写，课程编写涉及到资源开发以及教育教学理念和学生发展的诸多问题，这需要教师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和学生发展的全局观念，因此，相关的理论学习成了必然的内容。通过不断学习，更新教育观念，了解先进的教育科学基本理论，建立强烈的资源意识，增加知识储备，并将其运用于教育工作实践，不断思考、探索，促进教与学的改革深化，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二、增进同行交流，实现共同成长
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集体的能量却可以帮助个人实现能力的最大化。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实现自我的专业化发展，就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强与同事同行之间的合作交流，广采博取，学习他人的优点，吸收他人的经验，在各种思维碰撞中吸收内化，并且要立足于学生的发展，钻研教材，研究教法，相互借鉴，共同探讨，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勤奋探索的精神实现彼此之间的共同成长。
参与课题研究的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凭着一股对教育的热情和执着，特别是对家乡古老的人类文明的热爱，他们走到了一起。大家自发组成学习小组，一起交流和探讨，有时是开展公开课交流，通过课堂实践探讨课程的可行性，研究教学方法，在实践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有时是专题研讨，针对资源开发的问题或者课程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与讨论，理论引领，加强课程开发能力提高课程素养。大家秉持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原则，集思广益，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在不断的思维碰撞中摸索前行，推进课题研发的进程，进而不断促进教师的业务成长。
课题是一座桥梁，一条纽带，联系着每个共同参与的教师，使之成为真诚与共的挚友，精诚团结，共亨教学资源，互通有无，实现思维的碰撞、灵感的迸发、心灵的契合，一路走来，有辛劳、有收获，更有促进我们教学上不断进步成长的无限动力，有着携手前行的快乐和喜悦。
三、强化科研意识，发掘课程开发能力
伴随素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师个人的发展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期的教师应该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强化科研意识，不断加强学习，使自身的知识不断更新、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应该在教育科研实践中及时总结、深化，不断地积累、内化和升华，应该以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专业素养投入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使教育教学与教育科研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以教带研，以研促教，教、学、研相长。
课程开发是闽南传统建筑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最大的难题，更是课题组老师教科研能力的自我实践与成长。闽南古建筑分布在各个地区各个村落，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实际调查，行动研究是这次课题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教师们先是通过调查和走访当地的村民，实地拍照收集素材等手段掌握古建筑的第一手资料，然后查找相关的建筑资料补充教材编写相关的理论知识，整合资源，不断进行课堂实践与研讨，群策群力，认真钻研，最后形成具有一定实施价值的“闽南传统建筑艺术”课程。希望能够通过课程的研发，挖掘闽南传统建筑资源，让学生探究和了解闽南建筑艺术特色，创造闽南艺术风格的作品，继承和弘扬闽南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课程总体规划如下：
单元一：建筑奇葩
探究闽南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文化；鉴赏闽南传统建筑的建筑类型与形制。
单元二：雕梁画栋
探究闽南传统建筑彩绘色彩特点；创作传统建筑彩绘。
单元三：鬼斧神工
探究闽南传统建筑的雕塑艺术；尝试学习制作闽南传统建筑的泥浮雕。
单元四：书香溢气
探究闽南传统建筑中的书法艺术及其丰富的内涵；以临摹或刻字艺术的形式进行创作。
单元五：如意吉祥
探究闽南传统建筑纹饰的特点及题材分类；以剪纸的方式进行创作。
单元六：推陈出新
以综合活动形式关注城市建设与闽南传统建筑的现状，寻求继承和发展闽南传统建筑的有效途径。
“闽南传统建筑艺术”课程在挖掘闽南传统建筑资源的同时关注课堂实践的可行性，关注学生学习特点，由于它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课程内容丰富，探究实践能力强，作业可操作性强，所以受到学生的喜爱。它是所有课题组老师和学生们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他们历练与成长的印记。
四、关注美术课堂，提升教学实践能力
课程开发终究要回归课堂实践，美术课堂离不开创作实践。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教学要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师要积极为学生创设有利于激发创新精神的学习环境”[2]。“闽南传统建筑艺术”课程充分挖掘闽南建筑中精美的装饰艺术开发成彩绘、浮雕、剪纸等课程，让学生体验传统艺术的精髓，通过课堂实践锻炼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教师是课程的开发者也是课堂的实践者，在课堂实践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例如闽南传统建筑彩绘单元，先是以欣赏闽南传统建筑上的彩绘图案入手，介绍相关的建筑彩绘知识，然后引入图案这个美术本体知识（如二方连续纹样和四方连续等），让学生掌握纹样的基本表现方法，最后用纹样表现的方法创作一些生活用品如书签、扇面、手绢等。课程把建筑与美术本体知识融合起来，再从创造生活用品方面实践学生的创作，整个过程要求教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研究教学的精神，才能很好地驾驭课堂实施教学。研究性学习是闽南传统建筑艺术课程的一大特点，而这也是闽南传统建筑艺术课程的精髓之处。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教师是指导者，学生是实践者。学生学习小组多次走访民间调查古建筑，并进行整理归纳形成调研报告。由于课程内容贴近地方生活，让学生“寻找身边的艺术”，真正建立在学生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因而极大的激发和鼓舞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
课程改革提出“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实践，学会创新”，教师应该审视自己的课堂，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实践，让自己的课堂真正成为发展素质人才的沃土，同时也是提高自身教育创新能力的沃土，让每一堂美术课，每一个美术教育教学实践活动都闪现出教师智慧的光芒！让美术教师犹如一块块的璞玉，在教育科研这块实践平台上精雕细琢，日久弥精，直至晶莹透亮，润泽光鲜！
参考文献：
关键词：浙南闽语；语音；词汇；特点
1 浙南闽语简介
浙南闽语，常被称为“福建话”，属于闽语的闽南语系统。浙南闽南语，也叫浙南闽南话，有时也称作苍南话。明末清初时期，有大量的闽南人迁徙到浙南苍南县、平阳县、玉环、洞头一带以及福建东北部的福鼎、霞浦一带。浙南与闽东地理相连，口音亦相近，这个片区统称为“浙南片”。闽南话传入后，由于自身的演变和受周围方言（浙南受瓯语，闽东受福州语系）的影响，与闽南本土的闽南话形成了一定的差别，苍南人习惯把这种方言称为“浙南闽语”。
2 浙南闽语的语音特点
（1）从声母方面看：1）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不论平声或者仄声，多数字不送气，少数字送气：爬（pe 阳平）盘（pūā 阳平）同（ta 阳平）树（ts‘iu 阴去）。2）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声母为[pl或[P‘]：如分（pun阳平）蜂（p‘a 阳平）浮（p‘u 阳平）。3）占知撤澄三母字，今白读声母为[t]或[t‘]：抽（t‘iu 阳平）拆（t‘ia 阳上）。4）部分古书母心母和个别生母字，今白读声母为塞擦音[ts〕或[ts‘]：书（tsieu 阳上）叔（tse 阳上）深（ts‘in 阳平）。5）部分古云母字，今白读声母为[h]；古匣母字，今白读声母为〔k〕或[θ]：云（hun 阳平）厚（kau 阴去）学（o 阳入）。（2）从韵母方面看：1）没有撮口呼韵母。北京话读撮口呼的字，在浙南闽南话里大部分读齐齿呼或合口呼，少数读开口呼：军（kun 阳平）旬（sun 阳平）略（li 阳平）。2）有丰富的鼻化韵。以麻步话为代表的有12个鼻化韵母：à（骂、雅）ì（天、平）ù（奴、怒）第四声（考、魔）ìà（听、名）ùì（县、关）è（胆、敢）ìù（养、羊）ūà（半、看）àì（闲、乃）ìàù（猫、摇）ū（貌、脑）。3）鼻音韵尾[mn ]合流。浙南闽南话在负音韵尾合流分为新老两派，老派（50岁以上）[m]尾与[n]尾合并，今有[n ]两个韵尾。新派（50岁以下）[m]和[n]尾都并入[]尾，今只有[]尾（厦门话是福建闽南话的代表，以下特点注意与厦门话比较）：衫（sam阴平、san阴平、sa阴平）亲（ts‘in阴平、ts‘in阴平、ts‘i）侵（ts‘im阴平、ts‘in阴平、ts‘i阴平）以上所举例，其读音依次是厦门、麻步老派、新派的读音）。4）塞音韵尾[ptk]已全部消失：杂（tsap阴平、tsa阳平）直（tit阴平、tie阳平）鸭（ak阴上、a阴上）以上读音依次为厦门、麻步。（3）古汉语音的保留。浙南闽语的语音很大方面体现了古音保留的现象。1）有一发现：闽南话方言的音韵与古诗的音韵比较符合：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里面的“荣”和“生”应该是要押韵的，而我们用普通话读起来则没有发现押韵。然而以浙南闽语读起来则为同韵，“荣”读“yieng”生读“sieng”。2）普通话中的“飞机”的飞（fei），闽南语读起来为“bei”，其中b就是古音的保留。这是清朝人所研究出来的，并且从一些古书上也可以看得出今日普通话中有“f”的音在闽南话中读“b”的音。3）普通话中的卷舌音zh、ch、sh在闽语中一般都可以读成d、t。对d、t的保留也是古音保留的一种体现。4）“你我他”中的“我”（wo）在闽南话中读（ggua），“gg”是古音，大概是上古的音，一直保留到中古，直到元朝后才消失的。（4）语音丰富。1）一字多音。浙南闽语中也明显存在着一字多音的特点。闽南话的历史悠久，它是我们中原汉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北方来到浙江福建南部一带，带来了不同时期的读音，所以闽南话就成为不同时期汉语读音的大汇合。有些是上古的音，有些是唐朝的音，还有宋朝的音，现代的音汇合起来就容易形成一字多音。根据周长楫教授的初步统计，汉语常用3500个字，有1800字闽南话都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读音，这么多的读音构成的闽南话的音韵特别的丰富，因而也有语言学家称闽南话保留文白读音的系统是汉语所有方言都无法比拟的。2）从声调和变音的角度。在普通话中通常为四个声调：阴、阳、上、去。而在闽南话中，其声调大致可以划分7种为：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因此就其声调而言，闽南语种的声调则比普通话的声调丰富许多。由于不同时代的语音在同一地方汇合的层次变化，使在闽南话丰富的语音系统当中很多单字是一种读音而在多字中又是一种读音，这就是变音和变调。其在连读起来“天”就要变音而“顶”则不用变音。3）发音角度。普通话中有很多词都是口音词，是只从口发音的。而闽南话中明显存在着一些口鼻同时发音的现象，因此增加了闽南话语音系统的复杂性。闽南话就其鼻韵母就有几十个，而普通话则没有，而且其入声字也没有，所以闽南话语尤为丰富。
3 浙南闽语的词汇特点
（1）古词保留。浙南闽语的词汇中保留了大量的古词。1）如“丈夫”在闽南语中读（daboo）。秦代以前有一本《国语》，里头有一个粤语就说到当时的风俗习惯，说当时在民间女子若生丈夫（男）就一犬一壶酒，生女就一囤（小猪仔）一壶酒，丈夫相对女子，就是闽南话中的（daboo）对（zaboo）。在古书《说文解字》中“男”就是“田”字加“力”字，说男就是丈夫，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闽南话中的（daboo）一词就是很古远的，而现代中有配偶后才称呼为丈夫，因而由此可见闽南话中的男子保留了古词。2）浙南闽语中“你我他”，中的“你”翻译过来为“汝”是古汉语词，“他”为“伊”也是古汉语词。（2）词汇丰富。浙南闽语中词汇丰富，多单字词。如在官话中我们常用“鞋子”，而闽南话中则通常只用“鞋”单字来代替。此外，类似的还有像“衣服”、“裤子”等。（3）类古的词汇构造。浙南闽语的构词上与古代构词颇为相似。比如普通话中的“我比你大”，在闽南话中“我较你大”。
4 浙南闽语的研究意义
（1）从方言与文化的角度上看，浙南闽语是浙南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保护闽语不仅是语言学的问题，也是文化学的问题。（2）从闽语的形成上看，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紧接着王胡乱华，中原大乱，中原人逃亡到今浙江南部及福建一带。由于南方地区地形闭塞，战乱较少，与外界的交流少，所以保留了古汉语音，因此闽语被称为“汉语的活化石”。由此，浙南闽语的学习了解，对古汉语发音和修复古书有着重要的意义。（3）从人与人的交流上看，大部分的老年人没有受到普通话的学习，至今只能用方言进行交流。因而，加强对方言的学习，有利于减少与老年人的沟通障碍，更便捷的传达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从而体现浓厚的人文关怀。（4）从地域情感上讲，方言凝聚力该地域的人民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特有文化内涵。因而对浙南闽语的研究有利于增强人们对浙南地区的认同感。（5）站在更广的角度上看由于浙南闽语与台湾闽语颇为相近，对浙南闽语的研究学习也有利于浙南人民与台湾人民的交流，增强民族认同感，从而有利于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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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3].闽江茶座——周长楫教授谈闽南话特点.
[4] 林寒生.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
【摘 要】彩陶是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长期存在的一个文化现象。在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彩陶在普遍程度、用色、纹饰、造型等方面的特点也各具特色。文章通过对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本区域内彩陶的出土数量、器型以及色彩、纹饰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Y论：1.该区域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可分为以红彩为代表的早期彩陶文化和以黑彩为代表的晚期彩陶文化；2.该区域的彩陶文化不仅向周边区域传播，而且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吸收当地文化因素，表现出新的区域特色；3.相对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印纹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是造成本区域彩陶文化发展长期迟滞的重要因素。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我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甘肃省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距今约8000年。彩陶的分布十分广泛，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彩陶分布最为集中，技术最为发达，同时在其他省（区）包括福建省也有分布，并形成具有各自区域特色的彩陶文化。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福建发现彩陶的县市主要集中在闽东、闽南和闽北地区，其中闽江下游流域的闽东是福建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存分布最集中、发展脉络最清晰的地区，因此也是研究彩陶在福建境内发展和演变情况的关键地区。虽然彩陶始终存在于本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但从出土的数量、器型、纹饰等特点来看，其发展过程还是有比较鲜明的阶段特点。本区域内的彩陶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壳丘头文化时期至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约6500―5000KaB.P.），为彩陶的萌发阶段；第二阶段为昙石山文化时期（约5000―4300KaB.P.），为彩陶的成熟阶段；第三个阶段为黄瓜山文化时期（约4300―3800KaB.P.），为彩陶的繁荣阶段[1]。但这三个阶段并非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约4300KaB.P.左右，外来的黄瓜山文化进入闽江下游流域并最终取代了昙石山文化的地位，以此为分水岭，在本区域形成了早晚两个彩陶文化：其一是壳丘头文化时期至昙石山文化时期以红彩为主的早期彩陶文化，其二是黄瓜山文化时期以黑彩为主的晚期彩陶文化。
一、数量、器型与纹饰
从壳丘头文化时期至昙石山文化时期，在一些夹砂陶器的外表及口沿可见一层红色陶衣，这正是本区域彩陶的雏形。但彩陶在本区域陶器的出土数量占比始终很低。例如平潭区壳丘头遗址出土的陶片“以灰、灰黄、黑、红四色较常见。灰陶相对比例较大，约占一半，次为灰黄陶、黑陶，纯红陶较少。此外尚有为数不多的红衣灰黑胎陶”[2]。闽侯县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中对第一期即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出土陶片的统计数据显示，彩陶所占比例仅为0.09%[3]。这期间出土的可复原器很少，从出土陶片看，以夹砂陶为主；从可辨器形来看，以釜居多。其制作手法为将红彩刷涂在器物上半部的表面，但往往刷涂得很不均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出现纹饰图案（图一）[4]。到了昙石山文化时期，彩陶的器型进一步丰富，出现了罐、豆、杯、壶等，数量也有所增加：闽侯县庄边山遗址下层出土陶片统计数据中，彩陶占比达到6.4%[5]。昙石山文化时期的彩陶不仅继续保持了对红彩的专好，同时在纹饰上也开始有所发展：除器物外表施红色彩衣的手法继续得到保留外（图二，2），还出现了环绕器物口沿一周施加宽带状红彩（图二，1、3），以及施加在器身上的卵点状红彩（图二，4）等形式[4]。值得一提的是编号为M131∶19的陶钵，不仅上腹及内壁通施红彩，在器足底部还发现有“一”状的刻划符号（图二，5）[3]。这是该时期唯一一件带刻划符号的出土彩陶器。
此外，昙石山文化时期彩陶器的随葬情况也值得注意：昙石山遗址清理89座墓葬，仅在6座墓葬中出土了10件彩陶器[6]；庄边山遗址清理的73座墓葬中不见彩陶器出土[5]；溪头遗址清理的51座墓葬中仅1座出土了1件彩陶器[7，8]。
石兴邦先生在论述彩陶起源问题时认为：“红色在原始人眼中是一种特殊的色彩，或者说是赋有灵性的色彩。”[9]结合本区域红彩文化时期彩陶数量稀少这一现象，本文推测该时期彩陶的用途很可能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这一局面直至黄瓜山文化时期才发生根本转变，出土的彩陶数量较之前一时期大幅增加。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对该时期地层出土陶片的统计数据显示，彩陶占比已高达53.9%[3]；庄边山遗址同时期地层的陶片统计数据中，彩陶占比亦有37%[5]。除了数量上的剧增外，这一时期彩陶的繁荣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彩陶的器型更为丰富，除釜、罐、杯、壶外，新出现了大量彩陶纺轮（图三）以及尊、钵等新器型，显然彩陶已成为普遍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品；另一方面，色彩和纹饰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色彩上看，早期彩陶使用红彩的传统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黑彩或褐彩的大量使用；纹饰的表现形式也更为丰富，不仅斜线纹、雷纹、折线纹、方格纹及组合几何纹成为最主要的纹饰，而且出现了一些将实物抽象化的纹饰，如鱼形、植物形等（图四）[4]。
由于至今未发现黄瓜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区，故该时期彩陶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及可能的涵义无从讨论。
虽然对闽江下游流域彩陶的颜料成分和来源进行科技检测分析的工作尚未开展，但通过参照其他地区彩陶的相关检测和研究成果，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推论的。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红彩的主要来源有朱砂和赤铁矿，但因赤铁矿具有经高温烧灼不变色的特点，所以彩陶上红彩的原料应为赤铁矿。黑彩的原料主要为磁铁矿和黑锰矿。但曾有试验显示，若以黑锰矿为原料绘制黑彩，遇高温烧灼会发生锰元素分解而导致褪色，而将之与赤铁矿混合后，不仅固色效果良好，而且随黑锰矿比例的高低不同，烧制后呈现的色彩也由深及浅表现为黑色―褐色―赭色[10―12]。观之黄瓜山文化的彩陶，其色彩上出现的差异与此相符，这反映了黄瓜山文化时期应当掌握了这种颜料制作技术。当然，这些推论是否正确还有待于今后进行相关的检测和进一步的验证。
黄瓜山文化是包括闽江下游流域在内的福建东部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尾声，之后本区域便进入了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要标志的青铜时代，彩陶自本区域消亡。因此，黄瓜山文化的结束也成为福建史前彩陶文化结束的标志。
二、分布与传播
由于闽江下游流域的彩陶文化分为早期的红彩文化和晚期的黑彩文化，因此在讨论本区域彩陶文化的分布和传播时，也应该分别加以考察。
施红衣及红色点彩的装饰手法在昙石山文化之后就在闽江下游流域消失了，虽然目前对昙石山文化的去向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闽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却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对东山县大帽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学界认为其文化内涵与昙石山文化虽然差异是主要的，但仍显示出若干共性[13]。这表明昙石山文化有可能沿海岸线向福建南部传播。大帽山遗址的发掘并未见彩陶出土，但是在距闽江口相对较近的泉州地区却有多处遗址发现带红色点彩或施红衣的陶片，典型的如惠安县的蚁山遗址（图五）和音楼山遗址（图六）等，这些遗址的年代都较之昙石山文化要晚[14]。因此，闽南地区红彩文化彩陶的发现为探讨昙石山文化向闽南沿海的传播迁徙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相较之下，黄瓜山文化彩陶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除了闽江下游流域外，黄瓜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有三块：1.闽江口以北的沿海地区。这是除闽江下游流域之外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不仅著名的黄瓜山遗址就位于该区域的霞浦县，而且分布范围还延伸至浙江南部的温州、苍南、泰顺等境内[15]。2.闽江中上游地区。虽然对这一区域开展的考古调查较少，但是在古田、建瓯等县市的调查资料中有采集到该时期的彩陶标本的报告。3.闽江口以南的沿海地区（包括台湾西海岸）。目前在沿海大陆的分布已知最远端达漳州地区的西部内陆。2007年在南靖县一处名为石土地公山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彩陶罐，其上半部绘有赭色的平行斜线纹和变形云雷纹，下半部则拍印方格纹（图七）[16]，显示出与黄瓜山文化彩陶强烈的相似性。黄瓜山文化的传播还跨过台湾海峡，在台湾西海岸，特别是中南部自大肚山以南至台湾岛南端，包括澎湖、金门列岛在内广泛分布的凤鼻头文化，其内涵与黄瓜山文化基本一致[17]。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闽北和闽南地区的彩陶在具有与闽江下游流域彩陶的共性的同时也显示出其区域性特点：例如在建瓯市出土的彩陶豆为本区域未见的新器型；上文提到的南靖县出土的彩陶罐除器型外，其口沿上的刻画符号也在本区域未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晋江流域的调查中，虽然有发现施黑衣或赭衣的陶片，却未见几何形纹饰[14]。
三、几点讨论
在我国早期的彩陶文化中，红彩是一种主流色彩，闽江下游流域早期彩陶也没有脱离这一共性：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甚远，但从地处黄河上游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到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长江下游流域的跨湖桥文化，再到闽江下游流域的昙石山文化，在流行红彩以及在器物口沿施加条带状纹饰等偏好上都表现出不谋而合[6，18―20]。尽管本区域早期彩陶也表现出诸如仅使用红彩，彩绘纹饰简单等特点，但这种特点更多的是反映早期彩陶文化在本区域发展迟滞的现象。相较之下，黄瓜山文化的彩陶从纹饰上看与周边同时期文化鲜有相似之处，更显示出其浓厚的区域性特点。
为什么早期的红彩文化在本区域出现及持续时间都很长，但发展却极为迟缓，到了昙石山文化时期也仅仅是发展出两种简单的装饰纹样？事实上即使是晚期黑彩文化仅存在于黄瓜山文化时期的数百年，其繁荣也主要体现在其使用的普遍程度上，至于色彩的丰富程度以及纹饰的复杂及精美程度较之其他以彩陶为特色的古文化也显得逊色。对于这种现象的讨论，有两个因素不可忽略：
其一，本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闽江下游流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新石器时代外部文化进入本区域的路径仅有两条：一是自内陆沿闽江而下，但沿途山形陡峭，滩多流急；二是自南或北沿海岸线进入闽江口，但福建整个沿海地区总体上背山面海的地貌特点决定了这也不是一条坦途――黄瓜山文化能进入本区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较为发达的航海术。同时区域内地貌的主要特征为山地多、水系密集和岛屿众多。在新石器时代，本区域面积最大的福州平原（盆地）长期处于河口港车男翁，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聚落只能分布在相对狭小的河口岸滨、山谷、盆地或沿海岛屿，且各遗址点往往被密集的水系切割分散，难以连片形成大规模的聚落区。这样的地理环境特点一方面导致外界相对发达的文化因素难以传入，另一方面分散的聚落意味着人口规模及生产力水平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相应地其文化面貌也会长期处在相对迟滞的状态。这一点在本区域的早期彩陶文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印纹陶在本区域长期占据优势地位。本区域的早期彩陶表面往往都有绳纹，红色陶衣或纹饰施于其上，从而形成在一件器物上彩绘与印纹并存的装饰手法。即便在彩陶最为兴盛的黄瓜山文化时期，这种现象也仍然存在。进入青铜时代，即所谓的黄土仑文化时期后，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黄瓜山文化的诸多因素，尤其是纹饰上仍然以云雷纹、方格纹、平行斜线纹等为主，但此时的纹饰均为拍印或刻划而成，彩陶基本消失[21，22]。可见，印纹陶在本区域的主流地位客观上长期抑制彩陶文化的发展，即使一度出现以彩陶为主流的黄瓜山文化，在进入闽江下游流域后始终面临印纹陶的强有力竞争，并且最终还是让后者取而代之。
关于印纹陶为何能在本区域长盛不衰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从拍印要比绘制纹饰更便利的角度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这其中更多的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所致。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发展特点印证了“东南沿海的彩陶文化在我国史前彩陶文化体系中是一个自成源流，地域相对集中且基本上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系统”[23]的观点。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情况来看，闽江下游流域显然是这个土著文化系统的中心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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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4）.
【关键词】和谐共融；闽台文化；交流；顺势而为；
Abstract: Firm implements policy on Taiwan, tries to seek sometimes move.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hercynian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improve the occasion, act,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fujian and Taiwan cultural exchang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As a unique display, focus on the first try first. Is play "five the reason" the advantage, deep local culture, and to enhance the compatriots on both sides of the heart communication and common welfare, and to let go in culture and sentiments of the fusion fluctuation kongfu, bold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ommon folk beliefs and friendship for an in-depth on, take the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ttitude of first practice.
Key words: the harmony; Fujian and Taiwan culture; exchange; act
中图分类号 G127
一、夯实基础，开拓交流领域。以我省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推进各领域闽台文化交流工作。在新闻领域，邀请更多台湾媒体来闽采访重大经贸文化活动和两岸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化媒介运营、节目互换、广告制作等方面合作。在文艺领域，加深区域特色文化、地方戏剧、民间艺术等方面交流，延伸至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学术研讨、文艺评论、艺术教育等方面合作。在文化产业领域，利用经贸文化展会，扩大双向文化交易，推进图书发行、版权贸易、文化创意、影视动漫等新兴文化产业对接。在科技领域，着眼两岸相关产业互补，建立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合办科技论坛与研发实体，轮流主办技术人才培训班。在教育领域，深入实施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组建海峡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推动学者互访、教育机构互利合作、教育资源共享。在卫生领域，促进公共卫生、医疗科研攻关、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深度合作，引导双向投资医疗卫生事业。在体育领域，推进运动员培训、项目竞赛、理论研究、体育普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合作，共同提升竞技水平和群众文体生活水准。
二、挖掘特色，打造交流平台。认真贯彻《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充分利用中央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挖掘平潭本土文化特色，积极探索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新途径新举措，推动平潭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前沿平台和两岸人民共有文化家园。坚持注重特色、强化功能，更高水平抓好海峡论坛、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海峡两岸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媒体峰会等重大活动，使之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品牌。坚持统筹开发、合理布局，进一步挖掘提升全省各地对台特色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一批特色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扩大影响力，为增进两岸同胞的沟通理解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积极参与每年在金门、马祖、澎湖举办的各类文化庆典活动，不断巩固对金马澎独特的交流优势。
拓展形式，丰富交流内涵。深入挖掘闽台文化渊源关系，不断充实文化交流内涵。针对民间习俗相近的特点，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和闽台共有的民俗节庆，持续组织两岸民间艺术节、两岸七夕牵手会、两岸中秋博饼等联谊活动，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针对民间信仰相同的特点，积极组织闽台两地世代称颂的妈祖、保生大帝、临水娘娘和关帝等民间信奉人物的祭祀纪念活动。保护祖祠、祖墓，建好族谱馆、方志馆、名人馆，有序发展宗亲文化、祖地文化、祖祠文化，开展宗教交流活动，加深两地民众对“根、祖、脉”的共同体认。针对文化遗产相承的特点，相互观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建设，激励两地同胞共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促进对闽台文化遗产及相关自然、文化、生态环境的动态性保护。一是媒体合作更加紧密。联合摄制《福建行·两岸情》、《闽台三十年》、《海峡东岸行·直播台湾》等大型电视纪实片及合办《萍水相逢》、《梨园百花春》等电视栏目，广受两地民众欢迎。福建日报、东南卫视实现赴台驻点采访。二是民间交流日趋频繁。举办“两马同春闹元宵”、两岸七夕牵手会、妈祖文化旅游节、开漳圣王文化节等活动，迎来大批台胞来闽寻根谒祖、探亲旅游。福建文化艺术交流团赴台参加“郑成功文化节”、莆田湄洲举办“天下妈祖回娘家”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等，在两地产生强烈共鸣。三是品牌带动凸显实效。入岛举办“妈祖之光”大型电视综艺晚会、全球闽南语歌曲大赛总决赛暨跨年迎新晚会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金门书展等，互动热络，影响扩大。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接待台湾观众突破15万人次。
四、营造氛围，完善交流机制。发展与台湾文化界的长久合作，有来有往、常年互动。用好中央赋予我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简化赴台文化交流手续、优化文化产业合作环境。鼓励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加大对闽台文化交流的投入，为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支持。健全市场机制，开辟多元投入渠道，将适合市场运作的文化交流项目推向市场。加强与岛内各界人士、合作伙伴的信息交流，适时征询他们对改进文化交流的意见。推进两地媒体订立合作契约，形成宣传报道常态互动，使闽台文化交流始终保持良好舆论氛围。
五、积极引导，构造共有文化。深入挖掘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和闽都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增强两岸共有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加强闽南、客家、妈祖、畲族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进一步办好“妈祖之光”电视综艺晚会、闽南语歌曲创作大赛等活动，提高闽南语、客家话等节目译制能力。加强闽台姓氏族谱和源流研究，建成闽台同根族谱网上查询系统。继续开展赴台族谱展、涉台文物展、福建民间民俗展，以及妈祖金身入岛巡游等反映闽台文化渊源关系的专题活动。扶持制作一批反映闽台两地文化渊源、姓氏溯源、民间信仰等精品节目和出版物。加强对台文化研究，积极开展闽台历史文化名人等各类学术研讨活动。
六、横向延伸，扩大交流覆盖。扩大所覆盖的区域、层次和人群，使闽台文化交流的结构布局更加均衡优化。主动发展与台湾民间组织的联系，创新运作模式，联办文化活动。适应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组织满足各界人士需求的文化项目和活动入岛交流。鼓励各文化类专业协会约聘岛内享有盛誉的同业人士为特邀成员或顾问。推动入岛文化交流向北、中、南部全面拓展。针对台湾乡村文化活动的特点规律，运用我省群众文化活动经验，促进两地基层文化机构往来，实现闽台文化交流由县、市向乡村拓展。一是继续落实中央关于对台经贸工作方针政策，密切闽台经贸联系，加强闽台产业对接，推动两岸经济技术的交流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发展。二是发挥闽南文化的优势，大力促进闽台文化交流，提升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的层次，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三是巩固和发展“两门”直接往来的成果，推动闽台空中直航，促进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为两岸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提供更加通畅便捷的通道。
七、扩大影响，打造交流品牌。有重点地做好文化交流项目的优选、培育和扶持工作，在多方面形成一批影响大、可持续、见长效的交流品牌。新闻宣传方面，持续发挥海峡卫视、东南卫视、厦门卫视的主干作用，巩固发展《海峡新干线》、《东岸·西岸》、《闽南走透透》等品牌栏目。办好福建日报《台湾印象》专栏，开展驻点采访系列报道，反映现代闽台情缘。特色活动方面，做大做强海峡论坛、“妈祖之光”、全球闽南语歌曲大赛等活动，持续办好妈祖文化旅游节、闽台对渡文化节、开漳圣王文化节以及“两马同春闹元宵”、“两岸同唱一首歌”、“魅力福建·海西风采”图片展等活动。产业合作方面，持续办好海峡两岸文博会和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争取文化交流入岛良好效益。交流阵地方面，发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引领作用，建立一批闽台文化交流合作基地。文化传播方面，共同创作一批反映闽台特殊关系的影视作品，开发弘扬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船政文化、妈祖文化、朱子文化的出口产品，市场运作，扩大营销。
关键词:闽南话;普通话;播音
中图分类号:H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0-0134-02
一、闽南话的由来与传播
闽南话是汉语方言中很重要的一种方言,它与汉语的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历史最久,时间最长,文化积淀最深的一种方言,所以闽南话又被人称为语言的“活化石”。那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它是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文化的语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面对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仍然坚持完整地保留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1]
二、与普通话相比,闽南话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
普通话几经改变,成为了现代汉语,它已经放弃了很多古音,但是闽南话却还是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语音。比如普通话“咖啡”的“啡”,闽南话是bi,b就是古音的保留。从古书上的一些音注里也可以看出今天普通话里有f的字,在闽南话里大量念成b或p的音,比如“吠”闽南话中读bui,“负”读pnai,“富”读成bu 。还有普通话的卷舌音zh、 ch 、sh,在闽南话里有一部分会读成d或t 。换句话说,其实在闽南话发音中是没有平翘舌之分的,所以这也是闽南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语音错误。比如“伫”闽南话读“du” ,“迟”闽南话读di ,这在普通话里都是zh 、ch 的音,我们现在还保留d 、t 的读音,这也是古音的保留。还有“月亮”的“月”,闽南话读gguat ,gg是古音,大概是上古的音,一直保留到中古,到元朝以后才消失,而闽南话还保留着这个音。连gguat里的at是代表上古时ggua这个音的一个重要读音现在依然还保留着。由于闽南话保留了很多古音,所以很多研究闽南话的学者都说闽南话是古音的化石,当然其他方言也有,只不过没有闽南话这么多、这么系统。
(二)一字多音
而一字多音则是闽南话的另一大特点。“闽南话历史悠久,它是我们中原的汉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北方来到福建,带来不同时期的读音,所以闽南话就成为不同时期汉语读音的大汇合,其中有些音是古音,有一些音是唐朝的音,有一些音是宋朝的音,有些音是现代的音,这样汇合起来,一个字就读很多音。所以普通话的读音,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读音,而闽南话却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8个读音。
比如成功的“成”,普通话就一个读音cheng,呈报的“呈”、呈文的“呈”、呈请的“呈”,通通都念 cheng 。而闽南话却有3个读音,呈报的“呈”读ting,呈文的“呈”读dnia,“呈请”的“呈”读tnia。据统计,汉语常用字有3500字,其中有1800字闽南话都是有2个或2个以上读音。有的读音属于文读音,有的是白读音,因为有这么多的读音,构成闽南话的音韵特别丰富,光韵母就有80几个,声调有8个,音节2300多个,表达音非常丰富。所以有一个语言学家说闽南话保留文白读音的系统是汉语所有方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
(三)变音很多
普通话中虽然也有很多多音字,但是在单字所对应的词汇当中,是有其固定的读音的,但是闽南话中单字是一种读法,词又是一种读法,比如“天理”连起来读,“天”字就要变音,“这种变调在闽南话里相当丰富,这就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语音汇合的层次的变化,构成闽南话一个丰富的语音和词汇系统。” [2]
(四)闽南话的一些语法也保留了古汉语的构词特点
普通话播音讲究语法语序,一般是“主语+介词或者动词+谓语+形容词+宾语”,而闽南话就保留一些古汉语构词特点,会出现在古文中常见的“倒置”的现象,这也是闽南话的特点。比如:“我比你大”,闽南话是“我较大你”。闽南话在造词、语音、语法等方面与其他方言及普通话相比较,有很多是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这是闽南话的一个特殊之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闽南话比外语更难懂难学,甚至有人将几种方言作比较,最后闽南话入围了“十大难学的方言”中的三甲。而且普通话有很多词是口音词,是从口发音的,而闽南话有些词是口和鼻子同时发音的,这也是许多外地人认为闽南话与众不同的地方 ,光鼻韵母就有几十个,这是普通话所没有的,入声字也没有的,所以闽南话语音很丰富。
三、从普通话播音看闽南话播音的特殊之处
那么是不是说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播音一样是用声音传递情感、传播知识,是一门播音主持艺术。“在播音中主持人依然是节目的核心,他需要有一定语言表达能力,有采访、评述能力且思维敏捷,有一定创造性的节目锦上添花,相反会使节目黯然失色。而且在播音时必须做到‘有搞锦上添花,无稿出口成章’。”[3]这些都是与普通话播音相通的地方,但是作为特殊的方言节目不同的是,由于受众群的不同,在主持的语言和风格上,闽南话播音又有其特殊的地方。正是由于闽南话自身诸多有别于普通话的特点,从而也会让播音员在播音时遇到一些困难。
(一)方言的萎缩
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倡导普通话。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对于闽南话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无可避免的冲击,压缩了方言使用空间,而闽南话往往只是家庭日常范畴上的用语,更缺乏古代府城官方的正音。由此导致方言的不断错乱和式微甚至断层,年轻一代的闽南人甚至有许多不会说闽南话的。而一些古老通俗的谚语词汇更是失传,只能从一些老人那里得知,这对于播音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闽南话播音与普通话一样需要“字正腔圆”,一些词汇如果说得不对,或者是夹杂了普通话的发音就会导致节目质量下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有字典,但是发音和拼读却完全是两码事,如“波浪”中的“波”字普通话中的拼音为“bo”,但是在闽南话的字典中它的注音为“ph”,闽南话采用的是罗马拼音,有一整套特殊的拼读法,没有系统的学习,闽南话的字典就无从下手,无法拼读。而且在叙述时要更贴切地使用“文”、“白”读法,讲究通俗易懂。如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黄连”读如“honglian”,实际应读为nglhi。虽“黄连”读作honglianbok,但作为中药应读作“hia”;又如“细腻猫踏破瓦,细腻查某走过社”,“瓦”读为“碗”(wa),实应读为“hia”。前指方音色彩,在“数尾”读如“suma”且提醒不是“数码”,其实,应读作“siaubak”;而谈到“尾巴”不如用“尾溜”、“煞尾”或者“后尾”更通俗些。
(二)播音的难点
方言节目存在着再译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巧妙地用口语化的方言准确表达节目的内容,不仅要生动,而且应该贴切易懂。这就类似于普通话播音的“说新闻”,只是闽南话的再译更为通俗罢了。在普通话看来有时候是一句简单的话,在闽南话表达中就不那么简单了。举个例子,如“我们制定国家法”,这句话中的“我们”一词在闽南话中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用“wen”,二是用“lan”,就这句话来理解这个“阮”,其所指的是中国大陆,而“lan”所指的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巨大的差别,如果运用的不贴切就容易造成大差错,误导听众,使其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另外,备稿并不是简单的读顺句子或者查字音读法,而应该充分理解吃透稿件内容。
(三)发音用词标准的统一
在闽南话播音当中是以厦门话作为标准音的。其原因是因为泉州腔的闽南话语音声调较轻,一些发音更倾向于古音,一些词汇也是局限于泉州地区使用,与如今渐渐发生变化的闽南话有了一些不同,而相较于语音声调较重的漳州腔闽南话也有了很多不一样,虽然在台湾地区有70%左右的台胞祖籍都在泉州,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混居,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些许变化。而厦门腔闽南话较之泉漳两地的闽南话,其发音声调居中,不轻不重,且其语言面貌能让闽南地区各地的民众都听得懂,所以,在播音中来自闽南各地区的播音员都要尽量克服“九腔十八调”向厦门音靠拢。而且有些话语是漳泉两地特有的语言,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例如:“是谁啊?”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在泉州口中是“si xiong a”,而在漳州人口中它是“xi zua a ”,不仅两地人互相不明白彼此的意思,在厦门人听来,一个说的是“熊”(音同),一个说的是“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按厦门音读为“ si xiang a ”这样就可以让所有听众都听得懂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有非厦门人的播音员都尽力向厦门音靠。所以这就需要通过与频道里的其他播音员多交流表达出彼此间的方言存在的差异,并经常交流各自对某一个词语的读音,来达到发音用词的标准和统一。
播音主持是一门讲究实践的学科,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前提帮助下,多多的实践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实践中要做一个有心人,除了不断加强锻炼自己的基本功外,同样重要的是向前辈学习,特别是在遇到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播音领域,而且最关键的是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与不足才能有进步。最后用一位前辈的话结束我的论文――“一个再好的节目、再好的主持人都难免有点瑕疵,但是瑕不掩瑜,节目才能真正受到欢迎”。
参考文献: .
[1] 闽南方言谚语 [EB/OL],2007-6-12
[摘 要]砚台是一个地区文明进程的客观反映，本文依据南越和闽越考古出土的砚台探讨两地的文明进程，得出南越的社会发展优于闽越，并分析该结论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砚台；南越；闽越；社会发展进程
汉初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因秦末战乱而倍受摧残的社会得以恢复，文化教育事业随之而得以发展。南越和闽越是西汉南方的两个割据政权，近年来随着两越研究的深入，两越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也卓有成效。本文希望以出土的砚台为载体，分析比较闽越和南越的社会发展进程，并解释该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
在汉朝“事死如事生”的社会风尚下，人们喜欢将许多生活实用器或者相对应的明器进行随葬，砚台是汉代墓葬中一种较为特殊的随葬品。
目前考古出土的南越砚台有：《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出土石黛砚三件；《番禺汉墓》出土汉砚六件；《广西合浦母猪岭汉墓的发掘》出土石黛砚两件；《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刊登石砚八件；《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刊登卵石砚一件；《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刊登石黛板一件；《广州汉墓》出土汉砚共四十三件。而时至今日，福建地区却没有出土一块西汉砚台。
砚台则是必备的书写工具，同时更是一个地区文明进程的客观反映。从砚台的出土情况看，显然，南越的文明进程无疑优于闽越，结合史籍我们分析该现象出现的历史原因。
自秦始皇时期，岭南地区便与中央多有交流，中原文化逐渐渗入到岭南地区，不断冲击着古老的岭南古越文明。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原移民的南下，促进了岭南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第一次使岭南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相关的史料分别是《淮南子・人间训》：始皇二十五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后又在五岭驻军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广注曰：五十万人守五岭。）《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秦始皇“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由此可知，南下的中央军队和中原移民充当了汉文化的传播媒介，不断得促进了汉与岭南的交流，逐步缩小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差距。
反观闽越，《史记・东越列传》曰：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但实际上秦始皇并没有派官员来管理，闽中郡也只是虚设的。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无诸、摇便从诸侯反秦。所以，在秦代，闽越族依旧是独立发展，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到汉朝时，赵佗称秦末乱局合并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在汉初相对安稳的政治环境下，依靠“中国人相辅”，继续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如鼓励越人当官，提倡汉越通婚等。越人吕嘉便是赵佗汉化政策的代表人物，史称“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
再看闽越，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中。建元三年，发兵围东瓯；建元六年击闽越，闽越王郢被其弟所杀；元鼎五年出兵八千助汉灭南越；元鼎六年反，发兵距汉道。后余善被繇王居股所杀。社会建设上，历代闽越王少有建树，故而跟积极汉化的南越在社会建设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时至今日，没有出土一块砚台便是其文化建设落后的明证。
在秦汉时期，南越国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主动的接受先进的汉文化，逐渐改变了岭南地区落后的面貌。随着岭南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砚台的出土便是这一明证。相反，闽越固步自封，进而与中原地区及南越的差距逐渐加大，加上统治集体内部沉醉于战争杀戮，使得闽越日益落后南越地区，则砚台没有在闽越出土也是情理之中。
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南音在海外各地(包括我国台、港、澳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略做探讨。
一、遍及海外各地的南音社团
南音在海外主要流行于中国的台、港、澳地区及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闽南语系华侨社会。此外，在文莱、东帝汶、沙巴、沙捞越、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或地区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海外各地的南音社团是南音艺术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又是这一古老乐种走向世界的桥梁。
1.台湾的南音社团
南音在台湾被称为“南乐”，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自明末郑成功以来，南音就随大批闽南移民传到了台湾，并逐渐成为台湾的一种主要的民间音乐形式。
南音社团在台湾曾多达六十余个，拥有近千名唱奏人员，其踪迹遍及台北、台南、高雄、基隆、鹿港等城市。目前，有二十多个南音社团尚存。
鹿港位于台湾中部，是台湾至南音发源地泉州之间距离最近的港口，素有“古台湾文化城”之美誉。鹿港义是南音在台湾的肇始之地，先后有稚正斋、聚英社、雅颂声、大雅斋、崇正声等五个南音社团。其中雅正斋建立最早，距今约三百年历史；聚英社建立稍晚，但也有约一百七十年历史，该社还特从泉州聘请惠安南音名家颜点及蚶江苏代赴台教曲，使众多弦友尽获南音艺术之精髓。
台北地区的南音社团以二三重市金记茶行傅先生为最早，后来又逐渐分成聚英社、集贤堂、永春馆、鹿鸣馆、闽南乐府等五个社团，其中尤以闽南乐府之影响为最。该社成立于1961年，其成员多达二百余人，几乎每年都组织“郎君祭”、“排场”等活动。
1982年8月，台湾的南音社团联合成立了中华南乐协会，以便协调台湾各南音社团的活动。
1983年，台湾汉唐乐府正式成立，创办人为弦管乐家陈美娥女士。二十多年来，该社曾多次赴国内外交流演出，且尤其重视南音古乐理论的研讨与唱奏人才的培养。
此外，台湾的南音社团还有：台南市南声国乐社、高雄国声国乐社、清水镇清雅乐府、基隆市闽南第一乐团、闽南同乡会南乐团、新竹崇孟社、台北金门敦睦胞谊南音代表团等。
2.香港、澳门的南音社团
香港的南音社团主要以香港福建体育会南乐队为主。香港福建体育会创立于1927年，后因故停止活动，1956年复会。这是一个集南音、戏剧、舞蹈及各种球类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团组织，具有密切联系在港闽南籍侨胞的重要作用。
南乐队曾先后聘请许秋声、纪经亩、吴道长、张孙典、王为谦、林致诚等南音名师莅港传习技艺，形成了较强的唱奏阵容，并定期组织排练和演出。
澳门的南音社团成立较晚。2002年9月8日，庄雪云在陈明金的鼎力相助下，创办了澳门南音社。创办人庄雪云原是福建泉州人，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厦门艺校后到澳门经商。目前，该社共有32名成员，均系福建籍人士。
3.菲律宾的南音社团
菲律宾的南音社团约有二十多个。历史最悠久的南音社团是马尼拉长和郎君社(成立于1820年)，该社在宿务还建立了长和郎君总社宿务分社。其次，菲律宾南乐崇德社(成立于1928年，原名南乐研究社)、菲华同风郎君社(成立于1935年)、华侨四联乐府(成立于1950年)以及金兰郎君社等都很著名。这五个位于首都马尼拉的南音社团于1975年联合成立了“马尼拉弦管联合会”。
此外，菲律宾的南音社团还有：东棉省艺群郎君社、西工艺群和鸣郎君社、亚虞山菲华艺声音乐社、南吉岛南声郎君社、独鲁万万江轩郎君社、科任天山南音社、陈埭民族南音社、菲华志义音乐社、三宝颜菲华友谊联艺社、北甘马仁省和鸣郎君社、西黑省华艺社、西黑省菲华艺联郎君社、丹辘省华艺音乐社、拉牛板华侨音乐社、宿务同乐郎君社、i乙艺群和鸣郎君社、菲律宾中国洪门协和竞业总社南音股、洪门协和竞业总社中北吕宋支社南音组、菲律宾丝竹尚义总社、桑林阳春总社(1923年成立)、菲律宾丝竹桑林各团体联合会(九联)、纳卯菲华桃园音乐社、菲律宾乐和郎君社(1951年成立)等。
4.新加坡的南音社团
新加坡于19世纪末就建立了最早的南音社团“横云阁”。但20世纪以来已逐渐衰落。1939年建立了云庐音乐社，该社因积极参加抗战活动而终被解散。1941年，原云庐音乐社乐友又重新建立了湘灵音乐社。该社因拥有众多的唱奏人才和精湛的唱奏技艺而闻名于新、马南音界。
新加坡同德书报社成立于1911年，近年来也开设了华乐琵琶班，教授并表演南音。此外，新加坡的南音社团还有：新加坡惠安公会华乐组(1923年成立)、张氏总会康乐股(1939年成立)、青年促进会南乐组、福建同乡会晋江会馆南乐组、安溪会馆南乐组(1955年成立)、新加坡浯江公会音乐组(1957年成立)等。
5.马来西亚的南音社团
吡叻太平仁和公所创立于1887年，是马来西亚历史最为悠久的南音社团。目前在马来西亚最活跃的南音社团有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1931年成立)、吉兰丹仁和南乐社(1960年成立)、吡叻太平仁爱音乐社(1963年成立)。以上三个社团号称马来西亚东邦(西马东海岸)三大南音社团，呈三足鼎立之势。
此外，马来西亚的南音社团还有：“沁兰阁”、“云林阁”、马来西亚渔业公会音乐组、太平“锦和轩”(1945年成立)、安顺福顺宫(1950年成立)、新文龙永春会馆(1978年成立)、马六甲桃源俱乐部、雪兰莪适耕庄云箫音乐社、巴生雪兰莪同安会馆南管音乐组(1978年成立)、巴生螺阳音乐社、巴生浯声协进社、江沙艺群音乐社、江沙仁和公所、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Q株巴辖南乐社、马六甲晋江会馆、马六甲兴安会馆、怡保福建会馆、Q都牙也福建会馆、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文化部南乐团(1981年成立)等。
6.印度尼西亚的南音社团
南音在印尼闽南籍华侨华人社会中较为普及。早期的南音组织有先达“锦风阁”南音社、三宝垄“云林阁”等。即便一些泉属同乡组织、宗教团体也设有南音股，如1935年成立的泗水寄傲圣道社为泉属综合团体，会员多达1500人：1953年成立的雅加达蕉岭同乡会拥有会员数百人，会中设有国乐组并聘请专 人任教练。由于当时印尼政府采取的反华排华政策，使许多南音社团的活动时断时续，但这并不能阻挡海外游子追寻那魂牵梦萦的乡音。1977年，印尼南音弦友即以个人名义参加了第一届亚细安(东南亚)南乐大会奏：1981年，又以“印尼南乐研究社”的名义参加了第三届东南亚南乐大会奏。1983年，在酷爱南音的南安诗山籍华侨林志良先生倡导下成立了印尼东方音乐社(后改称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更有时年84岁高龄的何诗握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怀着满腔热情，于1996年创办了印尼佳龄南音社。
此外，印尼的南音社团还有：泗水东爪哇南乐队、玛琅永安宫南音社、万亚罗华侨音乐社、望加锡群星(南音)社、印尼泉属会馆南音部。
7.文莱、缅甸的南音社团
文莱于1958年成立了婆罗乃群声音乐社。该社由吴铉滟、林天成、王仁程等人发起，吴铉滟任社长。音乐社下设南音队、群声儿童闽剧团等，初期有成员48人，后逐渐增加到二百人左右。
缅甸于“二战”结束后在首都仰光成立了群忠国乐研究社；1949年10月3日成立了仰光锦华南乐社；1963年，在曼德勒市成立了闽南文娱社；1987年，成立了缅甸晋江公会，且常邀南管社团前来演奏助兴。
由于海外的南音社团均属民间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其聚散离合因时而定、因势而设。故本文所列举的社团名称时有变更亦属常事。
二、南音在海外的区域流活动
南音在海外的区域流活动非常频繁，最为著名且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当推“东南亚南乐大会奏”。
1977年9月，南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名誉社长丁马成先生倡导，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第一届亚细安南乐大会奏”。参加这次盛会的有新、马、菲、印尼等国的南音社团，开创了多国同台共唱南音的先例。大会期间还成立了“亚细安南乐联谊等备会”。该会宗旨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进行南音艺术交流，增进友谊。
1979年5月，由菲律宾马尼拉弦管联合会在首都马尼拉主办了“第二届亚细安南乐大会奏”。除第一届的几个参与国外，还邀请了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南音社团参加。同时，大会还决定将“亚细安南乐联谊筹备会”更名为“东南亚南乐联谊会”，将“亚细安南乐大会奏”更名为“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并吸收香港为会员。
1981年8月，由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文化部南乐团在首都吉隆坡举办了“第三届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参加大会的有香港福建体育会南乐队，台湾闽南第一乐团、南声国乐社、鹿港聚英社，马来西亚和南乐仁社，印尼南乐研究社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南音社团。大会决定吸收台湾为“东南亚南乐联谊会”正式会员。
1983年5月，“第四届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在台湾举行。为期七天的大型演出活动分别在台北、台南、基隆、高雄等地举行。
1988年，在新加坡同际艺术节上，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与新加坡乐团、泉州南音代表团合作演出了“汉唐古乐赋新声”南音音乐会。
2000年9月，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主办了“国际南音大会唱”，其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东南亚。十四支来自泉州、厦门、台湾、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日本的南音代表团参加了这项盛会。
除了这种定期举办的大规模区域流活动以外，海外许多南音社团还分别在本社团一些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节日举办南音盛会。如：1985年，菲律宾菲华国风郎君社举办50周年金禧盛典，此后又于1987年举办该团52周年隆重庆典暨“国风之春”南音大会唱；1983年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南乐团举办“第一届南乐歌唱比赛大会”：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喜庆等。在这些活动中，均广邀东南亚各同及福建南音代表团、港台弦友同台演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和海外的南音社团也开始了频繁的交流。1981年元宵佳节，泉州市举办了“首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后于1982、1984、1988、1996、2000、2002、2005年分别在泉州或厦门共举办了八届。参加盛会的除来自国内的各南音社团外，还有众多来自海外的南音社团。
1988年，印尼泉属会馆南音部及印尼寄傲圣道社派人来泉州南音乐团学习。
2005年9月17日，厦门举办了“海峡两岸南音展演暨民间艺术节”，来自闽南和海外的十五个南音社团共五百余名南音弦友进行了八场精彩的展演。
随着海外南音社团到大陆交流、寻根，大陆南音社团及弦友也纷纷赴海外演出。1982年5月，福建南音演出团赴港演出，这是大陆南音社团多年来的首次出访，其精湛的唱奏技艺使观众为之倾倒。同年，厦门南乐团也应邀赴港演出。1985年3月由泉晋厦代表团赴菲律宾马尼拉、宿务、丹Q等地演出。9月，中国南音艺术团一行20人应邀赴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放送协会主办的“亚洲民族艺术节”，与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九同代表同台交流演出。1987年3月，由泉州、厦门艺术家组成的中国福建南音代表团一行28人，应菲律宾菲华国风郎君社之邀，参加该社成立52周年隆重庆典暨“国风之春”南音大会唱等。1990年，泉州南音界组团赴菲律宾参加长和郎君社总社成立170周年盛大庆典，并获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接见。同年，泉州吴淑珍被印尼东方音乐社聘为常任南音教授，远渡印尼任教。1995至1996年，泉州南音乐团李白燕先后应邀赴菲律宾及新加坡演出。1997年，泉州南音乐团王大浩等六人应雅加达、泗水的南音社团之邀。赴印尼进行访问演出。
2002年9月，泉州南音乐团、厦门南音乐团及海外各地共三十余个南乐团带着自己精美的节目，赴澳门参加澳门南音社成立庆典活动。
2002年5月，泉州市政府启动了“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工作，并于2004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泉州南音年”，目前已被中国文化部正式列入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提名的项目之一。
三、南音在海外的理论研究成果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客本文焕堂指谱》这两部历史悠久的古代南音理论文献在大陆失传已久，但在一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台湾大学的胡红波教授将这两部十分珍贵的南音典籍带回了南音的发源地――泉州。此外，台湾林祥玉《南音指谱》于1914年在台北出版，林启章《南管指谱重集》于1930年在高雄旗津出版，张再兴《南管名曲选集》于1930年由中华国乐会出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掀起的南音热，许多南音专家开始对南音在理论上做系统化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史论结合及史学研究多维论证的方法，力求对南音的发展历史做深入的探讨。如沈冬《泉州弦管音乐历史初探》(台大中 文研究所出版)，许常惠、吕锤宽《鹿港南管音乐的调查与研究》，陈美娥《中原古乐史概论》，何懿玲《鹿港南管研究》，孙静雯《南管音乐研究论文》(文化艺术研究所出版)，蔡攸榜《星马南乐话沧桑》，新加坡实叻周报社出版了《发扬“南音”》特辑，收录了彭松涛论述泉州南音的长篇论文等。
2.使用现代作曲技术及分析方法，对南音的结构和体制做全面的论述。如吕锤宽《泉州弦管(南管)研究》(学艺出版社1982年版)、《南管记谱法概论》(学艺出版社1983年版)，陈美娥《清商乐与弦管(南管)研究》，王嘉宾《南管器乐曲的分析》(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1985年版)。此外，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出版了《丁马成作品评论集》和《南音字韵》等。
3.大力发掘、收集、整理各种南音曲谱，并做尽可能详尽的梳理工作。如丁马成、卓圣翔《南管精华大全》，刘鸿沟《闽南音乐指谱全集》(学艺出版社1976年版)，吴明辉《南管音乐指谱全集》(菲律宾太平洋印刷1976年版)、《南音锦曲选集》(菲律宾金兰郎君社1981年版)、《南音锦曲续集》(菲律宾国风出版社出版)，苏维尧《闽南指谱锦曲集》(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出版)，曾其秋《南管音乐指谱名曲精华》(学艺出版社1985年版)，吕锤宽《南管指谱丛编(大三册)》(文建会1986年版)，谢自南《南乐指谱新铨》(清音南乐研究社1990年版)，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丁马成先生整理出版了《南音精华大全》三卷、《南音新曲――丁马成作品选集》，共收录了作者创作的南音新曲三百余首。1999年，继任湘灵音乐社社长丁宏海与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作，支持吴世忠、李文胜将南音工又谱输入电脑并译为五线谱的创新工作，出版了《南音名曲选》，内收南音传统曲目“指”五套、“谱”五套、“曲”四十三首，丁马成创作南音新曲十首、钢琴伴奏谱十首等。
4.将南音的唱腔体系做理性化的分析研究。如林淑玲《鹿港雅正斋及南管唱腔研究论文》(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1987年版)，简巧珍《南管戏陈三五娘及其益春留伞之唱腔研究论文》(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1987年版)等。
5.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力求对南音艺术做更深层次的研讨。1982年，台湾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主办了国际南管音乐会议。出版了《国际南管会议特刊》；1985年，菲律宾菲华国风郎君社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并出版了《菲华国风郎君社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金禧特刊》；1990年，菲律宾长和郎君社出版了《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总社一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该刊除登载论文外，还收录了一张《世界闽南语系南音分布图》，极具收藏价值：2000年9月，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主办了国际南音大会唱及国际南音研讨会，参与者除各地南音社团代表外，还特邀大陆袁静芳、乔建中、何昌林等知名学者发表演讲。
总之，研究者们都力求在纵横交错的领域对南音艺术做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剖析和总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南音在国际上的影响
海外众多的南音社团已成为世界了解、认识南音的一座桥梁。早在1945年中国抗战结束后不久，新加坡湘灵音乐社就以南音谱《五湖游》作为女生舞蹈表演之配乐，并拍成电影后送到伦敦放映。英国驻东南亚总督马康・唐素纳听了南音之后不禁赞叹：“此曲只应中国有，泰西哪得几回闻。”后来，唐素纳在新加坡还特邀湘灵音乐社为其做专场演出。1953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登基大典，新加坡派南音社团前往演出祝贺，并荣获优异奖及女皇赠镀金皇冠一顶。
1983年7月，湘灵音乐社应英国有关机构邀请，参加第三十七届“威斯兰格隆”国际音乐节传统民族音乐比赛。该社在和来自世界34个国家及地区的上千名音乐舞蹈演员角逐之后，以王月华女士演唱的南音《感怀》夺得民歌独唱组第三名，以器乐合奏《走马》(《八骏马》)获民乐演奏第四名。
1982年10月，应法国文化部社会科学院之邀，台湾省台南市南声国乐社前往法国，在巴黎著名的艾里昂剧场上演南音。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从晚上十时至次日凌晨六时实况转播了南声国乐社该场演出的全部节目，估计有多达三百万听众收听该场广播。法国《世界报》以《中国之夜――南管乐曲的丰盛》为题发表了评论。在这之后，南声社又到荷兰、比利时、瑞士及西德巡回演出，引起了欧洲音乐界的巨大反响。
1986年，台湾汉唐乐府应邀赴美国哈佛、耶鲁、西雅图、匹兹堡、加州、普林斯顿等大学及日本天理大学访问演出：1988年应邀赴日本参加亚细亚传统音乐会：同年应英国牛津、剑桥、伦敦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院，荷兰莱顿大学，德国科隆、汉堡大学，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维也纳大学、维也纳音乐学院之邀，前往这些国家及学府访问演出；2005年7月，应邀参加莫斯科契诃夫艺术节演出。该团以其高超的演奏水平，古朴典雅的气质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2004年，泉州南音展演团、厦门南音乐团赴法国巴黎，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的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2004年9月13日，应捷克第十三届“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组委会邀请，中国厦门南音乐团在捷克国家歌剧院上演了音乐舞剧《长恨歌》。该剧曾荣获中国文化部2002年度最高奖项――“文华奖”。
美国华盛顿大学民族音乐学院广泛地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在加以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为最古老。”
美国作曲家福文纳斯也对南音推崇备至，他认为：“南管音乐，不但内含了所有亚洲音乐共有的丰富旋律资产，而且包括了非常复杂和充分发展的形式。……即使到了这个世纪，欧洲现代化的音乐，还是无法和它相比，这种音乐也比任何当代乐曲更加现代化。”另一位美国作曲家哈逊端则认为，南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
五、南音在海外广泛传播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原因
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是南音在国内的发展之延伸与扩大。海内外中国人因其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及政治背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故南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也必然有着自己特殊的轨迹和独具的特点。现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认同性、与民俗风情、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海内外南音艺术的关系等方面试做探讨。
首先。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侨与华人，对所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各国华侨华人却时常受到程度不一的歧视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有的国家甚至不准当地的华侨华人拥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化，对华侨华人自己创办的学校、报刊、社团组织也予以强行取缔，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期尤甚。面 对这种情况，广大侨胞更加思念远方的祖国，思念故乡的山河，思念自己的骨肉同胞。南音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逐渐成为一种希望的寄托，成为一种反抗压制的表述，成为一条联络闽南侨胞的感情纽带，成为广大闽南侨胞日常生活之必需。正是这些漫长而多舛的岁月，反使南音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南音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和海外闽南籍侨胞在经济上的成功有一定联系。由于闽南籍侨胞具有非凡的聪明才智，卓越的经商头脑，加之数代人的艰辛努力和苦心经营，从而使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上的地位位居其居住国的前列。由于生活富裕、心情舒畅，故使华侨华人在闲暇之余“乐而思蜀”，唱奏南音成为一种时尚。且南音这门古老的艺术也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物质条件做强大的后盾，为数众多的南音社团正是凭借这种经济实力才能够长期得以维持。如本文前述各种南音区域流及国际交流活动，若无巨大的财力支持，要想顺利进行则实非易事。
第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历史以及共同的崇拜构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民族认同性，闽南籍侨胞当不例外。因此，南音作为闽南籍华侨华人社会一种共同的音乐文化语言而能够长期传播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爱国爱乡的纽带、思亲念友的情结。特别是南音那清丽舒婉、文静素雅的两千多首“曲”中的唱词，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包容着自汉魏以来数十个朝代众多真实的故事和神奇的传说。即使许多非闽南籍的侨胞和不会讲闽南话的华裔，也在海外学会了南音。纵然关山重重、千里迢迢，南音也以它那强烈的民族性和浓郁的乡土味使海外游子与梦中日夜思念的故乡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第四，相同的与民俗风情是南音能够在海外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散布在海外各地的闽南籍侨胞逾数百万，他们都具有浓郁的闽南地方习俗、生活习惯、思想情操及。每年春节、元宵、中秋等重要的节令活动，农历三四月份举行的春祭和九十月份举行的秋祭，宗教性的巫术、道场、天香、普度以及佛诞纪念、仙公生日等活动，都要唱奏南音。南音在这些与民俗活动中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深深地浸润在海内外闽南籍华侨华人的民间习俗与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了他们独具一格的文化特征。
第五，南音在海外的传播发展与闽南籍侨胞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思维定势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受地理环境及人文关系的影响，闽南地区远离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通讯不畅，语言交流也存在着较大的障碍。这种状况使得闽南之地长期以来偏居一隅，社会形态呈相对封闭性发展状态。闽南人由此而形成了浓厚的地方观念，具有强烈的群体自身凝聚力和非主观性的排他意识。闽南籍侨胞继承其传统，将这种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思维定势带到各居住国，从而形成了一个个新的闽南籍华侨华人族群。南音也就作为这些族群的独特音乐语言，在异国他乡广袤的土地上永不停息地传播。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区域和方法
采用东海水产研究所早年收集的东黄渤海捕捞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当年中国主要海洋渔业公司, 这些公司分布在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吕泗、上海、舟山、宁波、温州和福建等主要渔港, 时间跨度从 1971年到 1982 年, 资料涉及范围为 (图 1 阴影部分)所示, 中国禁渔线(图 1 实线)以外的东黄渤海水域。所有资料逐月统计, 数据量涉及上千条渔船,上百万网次的捕捞作业资料。
1.2 数据处理
渔获量数据首先换算为以吨为单位, 然后按年、月和渔区进行整理。一个渔区为经纬度各半度所包围的海域。各渔业公司在该渔区产量总和计为该渔区的渔获量。不同渔区产量资料用 surfer软件做产量密度图。并与文献记载[6 9]近年来的捕捞资料, 以及我国数次大规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资料进行比对和分析。由于国营海洋渔业公司机轮拖网作业在禁渔线内无法作业, 依据文献[6 9],这部分水域是大黄鱼的主要产卵场。因此禁渔线以西的捕捞情况, 本研究将依据文献进行判断。
2 结果与分析
2.1 1977 年东黄海大黄鱼产量空间分布
1977 年东黄海大黄鱼产量空间分布情况见图 2。春季(3-5 月), 外海的大黄鱼鱼群向近海做产卵洄游。大黄鱼鱼群主要集中在东海中北部及江浙近海。3 月, 原处于东海北部外海的大黄鱼高产区几乎消失, 向西移至东海北部近海, 产量高达6.23 t, 高产区主要集中在东海南部近海温台闽东水域, 最高达112.58 t; 4月, 东海北部大黄鱼的高产区继续向西进入禁渔区以西的沿海海域。东海南部近海的高产区向北移, 仍然分布在温台闽东水域禁渔线附近, 部分向西进入禁渔区以西的沿海海域。但闽东外海水域的产量已不如 3 月高, 最高产量在出现在温台外海水域达 26.64 t; 5 月, 东海南部近海的高产区进一步减少, 大多进入禁渔区以西的沿海海域, 外海高产区主要分布在东海近海的中部, 最高产量在浙江近海水域(达 11.01 t)向北直至舟山外海水域, 此时在长江口北部, 黄海南部近海, 也有一定的大黄鱼产量。夏季(6-7 月)大黄鱼开始索饵。大黄鱼的高产区均主要集中出现在东海北部、黄海南部近海水域。6 月大黄鱼的高产区主要出现在舟山和长江口外及邻近水域, 最高产量达 13.95 t, 同时, 在黄海北部吕泗水域, 亦有产量, 达 5.63 t; 7 月, 东海北部近海的高产区已向北移至不明显, 高产区分布在吕泗沿海, 达 53.21 t; 8 月大黄鱼高产区分布与7月相似, 略向北移, 产量有所提高, 单个海区最高达 83.54 t。秋季(9-11 月), 大黄鱼鱼群开始向东海外海和东海南部近海做越冬洄游。高产区主要位于黄海南部近海、东海北部近海和南部近海。9 月, 原处于黄海南部近海的高产区逐渐消散, 南至东海北部近海, 较高产量仍在吕泗水域(17.81 t), 其次是长江口水域(11.69 t), 但最高产量位于东海南部近海的温台水域(32.55 t); 10 月, 东海北部近海和南部近海高产区分布进一步明显, 高产量和范围均比 9 月大, 北部高产区主要位于东海北部近海(50.48 t), 南部高产区处于东海南部近海(31.77t); 11 月仅东海南部近海温台水域有高产量分布,达 38.16t, 东海北部近海产量相对减弱, 最高仅0.93 t。冬季(1977 年 12 月–1982 年 2 月)是大黄鱼的越冬季节, 大黄鱼高产量区有 2 块, 一块主要在东海北部外海, 另一块是东海南部近海。12 月大黄鱼的高产区在东海南部近海的闽东沿海水域,单个海区产量最高 199.16 t, 在东海北部外海有零星分布; 1 月, 大黄高产量分布区主要在东海南部近海和东海北部外海, 南部最高, 单个海区产量最高达 37.35 t, 其次是在东海北部最高产量约为 27.00 t。2 月大黄鱼高产区分部主要在东海南第 2 期 陈佳杰等: 东、黄海大黄鱼种群划分与地理隔离分析 313部近海, 产最高达 76.58 t, 在东海中部外海也有一定的产量, 最高达 1.2 t。纵观图 2, 冬季, 大黄鱼越冬场主要有两个分布区, 一是东海北部近海和外海越冬场, 另一个是东海南部近海, 主要位于闽东温台水域越冬场。
2.2 东黄海大黄鱼越冬鱼群空间格局
为了详细研究越冬场的位置, 制作 12 年冬季平均产量分布图(图 3)。可见, 大黄鱼越冬场主要在黄海南部近海、东海北部外海和东海北部近海。图 3 表明, 东海北部外海一般是大黄鱼的高产区, 因此 125°E 以西至济州岛东部水域, 是东海大黄鱼最主要的产卵场。1973 年 12 月至 1974年 2 月, 大黄鱼高产区主要位于东海北部近海,1974 年 12 月-1975 年 2 月和 1981 年 12 月至 1982年 2 月东海北部近海和外海均有较高产量, 而1977 年 12 月至 1978 年 2 月、1978 年 12 月至 1979年 2 月、1979 年 12 月至 1980 年 2 月和 1980 年12 月至 1981 年 2 月, 东海南部近海大黄鱼的高产量比较明显, 主要包括闽-东粤、温台等水域。
2.3 不同越冬场大黄鱼百分数量的年间变化
图 2 和图 3 的分析表明, 大黄鱼的越冬场位于东海北部近海和东海北部外海及东海南部近海。进一步分析不同年份大黄鱼主要越冬场的地理位置(图 4)表明: 冬季大黄鱼的的产量主要来自东海北部外海(125°E 以西, 28°N 以北), 平均占40.77%, 其次是东海南部近海(125°E 以东, 28°N以南), 平均占 34.96%, 是大黄鱼主要的两个越冬场, 而东海北部近海产量(125°E 以东, 28°N 以北)平均也达 22.33%。早期, 在 1971 年, 大黄鱼越冬场产量仅来自东海南部近海和东海北部近海海, 分别占 79.47%和 20.53%。之后几年, 东海北部近海越冬场始终保持一定的大黄鱼产量; 在 1973 年 12 月至 1974年 2 月时达到最高, 占 76.98%, 之后逐渐下降;到 1977年 12 月至 1978年 2 月最低, 仅 1.60%, 之后又逐渐上升; 到 1981 年 12 月至 1982 年 2 月达55.27%。在 1971 年至 1973 年初的冬季, 东海北部外海和东海南部近海的产量交替高产, 是东海大黄鱼的主要产量来源; 1973年 12月至 1974 年 2月, 东海北部外海和东海南部近海产量较平均;之后, 1974 年末至 1977 年初的冬季, 以东海北部外海站绝对主导地位, 该时期平均产量占 82.00%,最高达 93.93%; 1977年末至 1981年初, 东海南部近海的产量有占主要优势, 平均产量占 79.75%,最高达 93.06%; 1981 年末后冬季, 东海北部外海又开始上升, 到 1982 年 12 月占 90.60%。
2.4 闽东及其邻近海域大黄鱼种群空间分布的连续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梳理温台渔场到闽东渔场大黄鱼种群空间分布的连续性, 分析 1971-1982 年东海南部近海越冬场大黄鱼分布图(图 5)。总体来看, 冬季, 东海南部近海大黄鱼产量主要在禁渔线的两侧。1971 年 11 月至 1972 年 2月间, 大黄鱼在闽江口外至瓯江口北部水域均有连续分布; 1972 年 11 月至 1973 年 2 月, 闽江口北至瓯江口北部亦有分布外, 1973 年 1 月和 2 月在莆田平海湾亦有大黄鱼的分布; 1973 年 11 月至1974 年 2 月大黄产量亦分布在闽江口外至瓯江口北部, 其中 12 月和 1 月较连续, 且中部产量较高;1974 年 11 月至 1975 年 2 月, 大黄鱼产量仍主要分布在瓯江口北部向南至闽江口外, 11 月数量最多, 分布也较广; 随后的3月份, 产量和分布逐渐减少, 仍分布在闽江口外至瓯江口外水域; 1975年 11 月至 1976 年 2 月主要分布在瓯江口外及其邻近水域, 而闽江口以南未见分布; 1976 年 11 月,闽江口以北至瓯江口又出现大量分布, 后至 1977年 2 月, 该区大黄鱼产量分布又零星分散, 1977年 11 月至 1978 年 2 月, 闽江口外至瓯江口外大黄鱼产量又出现大量的连续分布, 在之后的 3 个相同周期里, 分布类似, 其中 1979 年 12 月、1980年 1 月、1981 年 1 月和 2 月, 在莆田平海湾外亦有大黄鱼出现, 到1981年11月至1982年2月, 该区域的大黄鱼产量又突然下降, 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闽江口北部和瓯江口南部偏东水域。以上分析可见, 东海北部近海、东海南部近海, 一直到台湾海峡中部的莆田平海湾, 均有越冬大黄鱼连续分布。其中, 官井洋所在的闽东渔场与温台渔场相邻, 其外侧大黄鱼越冬场与大黄鱼东海南部近海越冬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
2.5 闽东及其邻近海域大黄鱼越冬场种群出现率和产量分布
图 6 是 1971 1982 冬季温台和闽东渔场大黄鱼产量的比较。可以看出, 在 1977年 11月至 1978年的 2 月及 1978 年 11 月至 1979 年的 2 月间, 闽东渔场大黄鱼的产量基本占主导地位, 此后, 温台渔场的产量要高于闽东渔场, 但这两个水域大黄鱼的产量均急剧下降, 尤其是温台渔场的产量落差极大, 1979 年 12 月顶峰时期的产量是 1980年 11 月最低时期的 70 倍多, 虽然后期同样产量下降, 闽东渔场大黄鱼产量相对比较稳定。除1979 年外, 闽东渔场大黄鱼产量的出现率均要低于温台渔场的出现率。
3 讨论
3.1 对以往大黄鱼种群划分研究的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徐恭昭等[2 3]通过对不同水域大黄鱼形态学研究后认为中国近海有 3 个主要大黄鱼群。主要证据是一些形态指标, 和性比等生态学指标上的差异。之后, 田明诚等[4]又在1960 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补充采集了吕泗洋、岱衢洋、猫头洋、官井洋、南澳、汕尾和硇洲等 7 个生殖鱼群的标本, 继续从形态变异方面进行了分析, 认为大黄鱼种内 3 个地方族形态和某些生态学特征的变异呈现为连续性的梯度地理变异。在地理上较隔离的岱衢族和硇洲族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 处于中间地带的闽-粤东族则大部分特征都具有过渡的性质。徐恭昭等[5]补充收集另 3 个生殖鱼群(江苏南部吕泗洋、浙江南部猫头洋和广东东部南澳近海生殖鱼群)以及 3个非生殖盛期鱼群资料(浙江南部洞头洋, 福建南部厦门外海和广东东部汕尾外海鱼群)并加以分析, 最后认为中国大黄鱼存在着 3 个明显的类群: 浙江北部岱衢族;闽 粤东族和硇洲族, 以后大多文献[5 7]都沿用这些观点。然而上述分析仅仅是从形态学角度进行分析,并未得到大黄鱼渔场学、海洋水文动力学、遗传学等佐证。即便都是形态学分析, 孔祥雨等[9]依据1966-1981 年从吕泗到闽南东环海采集到的 4 599尾大黄鱼样品分析, 发现仅有背鳍软条数可以作为区分种群的指标。计数结果显示: 猫头洋、闽南鱼群背鳍软条数相近, 而岱衢洋、官井洋和牛头山鱼群背鳍软条数一致。孔祥雨等[9]形态学指标计数结果与田明诚等[4]和徐恭昭等[5]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更有作者发现[14], 体形测量的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将形态学指标的差异作为划分种群的唯一依据, 属于采用间接证据作为孤证, 有可能出现科学误判。生态学上的“种群”和划分, 都将地理分布是否隔离作为判定种群是否独立存在的最主要标准。例如, 杨圣云等[15]对台湾海峡南部和浙江近海这两个不同水域金色小沙丁鱼(Sardinella au-rita)的种群进行分析, 主要采用了地理隔离这一重要的依据。田明诚等[4]和徐恭昭等[5]对大黄鱼种群划分的估证, 还没得到有地理分布方面的验证。实际上, 如果东海岱衢洋大黄鱼在南部的越冬场与官井洋大黄鱼越冬场发生混栖, 那么以往将官井洋大黄鱼划分为闽-粤东族成为一个疑问。
3.2 东海近海是大黄鱼的主要越冬场之一
与小黄鱼不同[15-17], 近海大黄鱼越冬场重要性更加突出。例如, 从图 4 的结果来看, 东海南部近海产量所占的比例仅次于东海北部外海(图 4)。如 1973 年 12 月 1974 年 2 月、1981 年 12 月至1982 年 2 月, 东海北部近海大黄鱼产量占优 ,1971 年 1-2 月、1972 年 12 月-1973 年 2 月、1977年末至 1981 年初的冬季大黄鱼产量均是东海南部近海占主导地位, 这些近海产量平均占 69.84%,且南部近海产量优势大于北部近海。这一时期(图4 中 11 个时间段), 东海近海的越冬场占优势的有8 个时间段, 其中南部占 6 个时间段。从图 6 来看,处于东海南部越冬场的主要水域——闽东 温台水域, 其产量虽然在 80 年代初有所下降, 但是在1977 年至 1979 年有较稳定的产量, 温台水域更有较高的出现率, 到 1979 年产量最高, 1980 年后出现率有所回升。东海南部近海的越冬场显得越发重要, 尤其是闽东-温台水域。
3.3 从近海越冬鱼群空间分布的连续性看官井洋大黄鱼的种群归属
从图3可见, 10月以后, 江苏南部索饵的大黄鱼群体向南做越冬洄游, 最终可以到达闽东渔场。从图 5 来看, 从瓯江口到闽江口大黄鱼的分布的隔离现象并不明显, 如 1971 年 11 月至 1980年 1 月、1981 年 1-2 月, 这一带海域大黄鱼群体分布存在连续性, 表明从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大黄鱼群体并不存在地理隔离。因此可以认为, 官井洋大黄鱼和东黄海大黄鱼属于同一个种群, 即大黄鱼的东黄海种群。官井洋大黄鱼和东黄海大黄鱼属于同一个种群还可以通过以往标志放流结果得到验证。毛锡林等[13]曾经提到在岱衢洋放流的大黄鱼次年分别在吕泗渔场和福建连江县北茭渔场捕获。福建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在 1960 年的一份名为“官井洋大黄鱼调查报告”中提到: 1959 年 4 月 21 日在连江县北茭洋东 32 m深的地方(26°21′5″N、119°50′E)重捕到浙江水产实验所于 1958 年 5 月 20 日在岱衢洋寨子山东偏北大黄鱼产卵场放流的一尾雄的大黄鱼, 性腺成熟度为 V 期, 压腹部生殖孔有流出。由此可见, 浙江北部岱衢洋到到闽江口外的大黄鱼群体并不存在明确的地理隔离。该文还认为, 闽江口外海越冬大黄鱼在产卵洄游中,一部分进入官井洋, 还有一部分经霞浦, 福鼎沿海进入浙江近海, 因而认为福建与浙江的大黄鱼分布区是混合的。因此, 以往有关大黄鱼 3 个种群划分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官井洋大黄鱼和岱衢洋大黄鱼应是同一个种群。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整个东黄海, 包括台湾海峡北部的大黄鱼仅仅存在一个种群, 也就是大黄鱼的东黄海种群。张其永等依据文献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3]。
3.4 大黄鱼种群划分的海洋学分析
东海近海到台湾海峡北部, 并不存在种群隔离的海洋学条件。冬季, 东海近海几乎由来自长江径流南下形成的沿岸流控制; 其他季节, 黑潮经过台湾南部, 一部分北上, 成为台湾暖流。这两个海流属于影响闽浙近海最重要的海流[20 22]。而在闽浙近海, 这两个海流几乎同步影响着从浙江北部到福建中部的近海水域, 因而在水团上难以形成大黄鱼种群隔离、种群分化所需要的海洋学条件。这是我们认为官井洋大黄鱼和岱衢洋大黄鱼应是同一个种群的海洋学证据。
3.5 大黄鱼种群划分的生态学分析
依据著名鱼卵仔鱼专家张仁斋等所著《中国近海鱼卵与仔鱼》[23]一书描述, 官井洋大黄鱼春夏之交产卵, 这一产卵期在生态上与吕泗洋、岱衢洋、大目洋和猫头洋大黄鱼产卵期相似。因此,在生态学上可以认为上述这些海域大黄鱼为同一种群。而粤东大黄鱼(汕尾)却与粤西(硇洲)大黄鱼产卵期相似, 都在每年的 9–12 月。由此可见, 官井洋大黄鱼与粤东大黄鱼产卵期完全不同。两者归为同一种群从生态学上难以成立, 而与苏浙沿海大黄鱼属于同一种群是合理的。
3.6 大黄鱼种群划分证据的充分性且必要性的分析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高潮，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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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焦勇勤，孙海兰．海南民俗概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关键词】信息技术；幼儿；闽南本土文化
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电子产品、信息技术不仅深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渗透到幼儿园教育教学过程中，变革着园本课程的实施，更深深地影响着幼儿吸纳信息的模式。在开展幼儿闽南本土文化教育的课程研究中，教师们喜欢选取一些网络资源、电教手段来辅助教学。闽南文化虽说源远流长，但是有些东西处于断与不断、丢与不丢的边缘，有些素材、民俗的采集、再现不容易，而电教设备、电教技术、电教资源正好能够补上这个空档。
信息技术进入幼儿园本土文化教育课程，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本土课程的采集、分析、呈现、实施和评价，是以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价值观为依托，以闽南本土文化为纽带，融汇科学的教育组织策略，使幼儿园课程的实施真正成为一个生活化的、趣味化的、能打动幼儿的过程。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开展闽南本土文化教育无疑是一次现代与传统的携手。
一、站在学校层面的思考与实践
（一）“建”中打造多维的课程环境
1.课程碎片化
本土文化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蕴藏在最自然、最不起眼的周边生活环境中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应扩展幼儿对社会生活环境的认识，激发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采用闽南本土文化课程碎片化的举措是一种新的尝试。在幼儿园文化“大环境”的建设、各年龄班班级文化“小环境”的建设、各功能室的创建等方面打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环境，也在幼儿一日活动的方方面面创造闽南乡土氛围浓郁的隐形环境，通过在环境上、时间上、活动上碎片化的耳濡目染，引导幼儿从认识走向认知，再走向认同，从而打破本土文化传承中常见的因陌生感而产生的隔阂，逐步在幼儿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热爱闽南民间文化的种子。
2.资源立体化
作家冯骥才说过：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开展闽南本土文化教育，课程资源库的建设必不可少。闽南民间文化中适合幼儿的内容非常丰富，如语言的有闽南童谣、答嘴鼓、讲古、谚语等；工艺类的有泥塑、剪纸、石雕、建筑等；曲艺类的有闽南歌曲、民间舞蹈、高甲戏、歌仔戏、木偶戏等；民俗类的有节庆习俗、服饰、饮食等；游艺类的有民间游戏、民间玩具等。这些资源的载体多种多样，有的适合实物收集，有的适合电子信息化收集。让两种收集方式齐头并进，课程的资源库就会日渐丰满。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开展闽南本土文化课程研究，就要创建能够同时容纳线上、线下两种资源的课程资源库。线下资源库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保管室、民间博物馆、百宝箱；线上资源库以互联网和校园局域网为依托，鼓励全体教师都参与建设，动态更新，大家把自己收集到的民间活动视频、闽南童谣音频、闽南风情图片、传说故事文字材料等放到校园局域网资源库的专用文件夹里，把自己制作的课件、录制的幼儿活动影音资料也放进来。线上资源库由专人负责再加工，整理，推荐，全体教师都有权限进行调阅，下载，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动态更新，重复利用。
课程资源库的建设是一个“存货”的过程，是一个“提取”的过程，更是一个“研发”的过程，把外来的闽南民间文化资源和本园生成教育活动资源、幼儿活动实录汇聚起来，犹如滚雪球般地激活静态的信息资源库，使其真正成为师幼资源共享的桥梁纽带和锦囊。
（二）“用”中克服若干窘境
1.防止有机器没技术
幼儿园光有先进的机器设备是不够的，还需要教师会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服务教学，服务幼儿。
首先，要提高教师对信息教育的接纳度。以点带面，让骨干教师上研讨课，让大家对信息技术与闽南本土化活动的整合方式有感性认识，能合理、适时、适度地使用电教，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幼儿的发展。其次，培训要多元化，尽量根据不同教师的能力、需求来制定培训方案，从简单到深入。如：使用播放器，下载闽南本土素材，录制幼儿活动素材，课件制作，资源库管理，利用同频技术组织集中教育活动，网站及手机平台的运用等。
2.防止活动被机器、课件绑架
采用信息技术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所有活动都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却未必科学，筛选最有效的资源的尺度还需教师用心拿捏。课件的设计、演示要以幼儿为本，所选资源的内容、数量、出现的顺序及频率要有利于幼儿生成新的经验，防止过度刺激，喧宾夺主。课件作为闽南本土活动中的教具、学具出现，教师要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使用方法，把握科技为教育服务的原则。
3.拓宽运用的领域
在讲求大数据的今天，为了幼儿发展，为了闽南本土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诸多成果，教育资源不可局限在幼儿园内部流通。譬如：闽南本土文化线上资源库、幼儿本土化活动视频音频、教育活动案例、教育叙事等诸多材料皆可转化受众，扩大影响面。幼儿园课程也可以通过多媒体制作，上传服务器，生成二维码，形成互联网课程，从而成为普及教育观念，家园沟通，幼儿园品牌推广以及同行教研的一个利器。
二、站在教师层面的思考与实践
（一）“教”中突破重难点
信息技术手段的介入，可以突破幼儿参与本土文化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点。
1.调动全感官参与学习
人类有三种不同的学习形态：视觉学习、听觉学习、动觉学习。幼儿喜欢鲜活的内容，喜欢能动手动脑的活动方式。因此，闽南民间文化要走进幼儿园的课程中，就必须是生动的，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例如幼儿在选择玩提线木偶、布袋偶参与“闽南偶戏”的表演中，起初常常出现语言发展好的幼儿光说不会操作，动作发展灵敏的幼儿把木偶舞得上下翻飞却没什么言语，有的幼儿压根没见过木偶演出的现象。教师及时地放映名家的演出视频，带领语言发展好的幼儿录制木偶剧录音，带领操作灵活的幼儿录制互动小视频，以此作为游戏表演的辅助素材，在增强幼儿感性认识的同时，也借助同伴资源，鼓励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迎接不同的挑战。
信息技术能把声、色、形、光、影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视觉、听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音频、视频课件可控性强。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水平差异进行分层次的设计和展示、循环演示、重点定格，借助技术手段来对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进行剖析，助推幼儿学习。
2.捕捉闪光点评价改进
在幼儿动手操作、分组探究的过程中，会呈现各种各样的精彩瞬间，这些都是很有分享价值的，但有些画面转瞬即逝。此时，信息手段的及时介入就能让全体幼儿看到、听到、感受到这个过程。幼儿就能在见闻互补的基础上，引发讨论，调整方法，反复探究，生成新经验。例如在“闽南民间游戏：牌九连连倒”活动中，教师将同一wifi覆盖下的白板一体机与手机连接起来，发挥手机抓拍灵活、白板一体机能多画面同时呈现的优势，借助同频技术，将各组幼儿操作骨牌的不同表现、遇到的不同状况进行抓拍，秒传。通过观察多画面回放，幼儿不仅能看到自己的表现，也能看到别组同伴的表现，对比彼此的做法，从而发现问题，展开讨论，解决困难。此时，评价、调整不再是基于教师的要求，参与评价、改进的幼儿更多了，评价、改进的内容也远胜教师的预设。
（二）“学”中突破结节点
以闽南本土文化为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激发幼儿学习的主动性、条理性。
1.体验学习的自主性
电脑走入幼儿园活动区已不再是新鲜事。教师设计制作交互课件，指导幼儿适时进行人机对话，不但能引发幼儿自主学习，还能解决由于教师忙不过来导致的指导密度不够的问题，让幼儿更自由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2.锻炼思维的条理性
“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等没有条理的做事方式在幼儿的活动中是非常常见的，这和他们的思维发展水平有关。而多媒体课件设计、使用中所展现的条理性正好能够起到隐形诱导的作用。幼儿喜欢看着小方框、卡通图、小箭头在屏幕上飞奔的样子。于是教师萌生了用图表训练幼儿思维方式、做事条理性的想法。
在“闽南漆线雕”的创意表征中，幼儿对于到底要怎么做，按什么顺序做才能做出个金灿灿的漆线雕作品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于是，师幼一起借助实物投影仪、白板一体机等设备，设计制作闯关游戏图谱，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记录幼儿的活动设想，用流程图的方式展示操作顺序。经历了“电子闯关图谱”这个原创游虻睦练，幼儿再制作时就顺利得多了。我们希望幼儿在游戏中借助类似的方法，让思维变得更有条理。
闽南本土文化博大精深，教育者以敏锐的眼光及时捕捉教育契机，发挥信息技术开放、共享、交互和反馈及时等优势，在促进幼儿发展的同时，也弘扬了闽南民间优秀文化。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吾必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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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邢建华.信信息技术在幼儿园社会教学活动中的有效性[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0（24）：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