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3 13:59:41
因为石油开采或其他海洋相关活动所造成的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其实已经不止一次发生。 1978年3月16日，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超级油轮艾莫科·凯迪斯船舵失去了控制，随之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岸搁浅，这是当时最严重的油轮溢油事件之一，也是损失最大的海岸搁浅航海污染事件之一。 1989年，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瓦尔狄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漏油，石油渗入海岸形成沉淀物，影响该区生态长达10至20年。部分海洋生物至今仍未复见踪影。 1999年12月12日，满载2000吨重油的“埃里卡号”油船在布列斯特港以南70公里处海域沉没，造成大量石油泄漏，严重污染了附近海域及沿岸一带。当时，法国西海岸至少20万只以上的海鸟成为“埃里卡号”油船泄漏污染海洋的牺牲品，这场事故已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石油污染事件。 除了钻井平台爆炸之外，油轮破裂或沉没、海洋石油开采漏油、人们向海里倾倒垃圾，也都会在当时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让海洋“哭泣”。 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地中海早已无渔业可言，很多物种已在此绝灭。我国的渤海由于周围城市的扩大和工业的兴起，也有这样的趋势。 目前，海洋污染物包括石油及其产品、金属铬、锰、铁、铜、锌、银、镉 、锑 、汞 、铅等等，磷、砷等非金属以及酸、碱等。它们直接危害海洋生物的生存和影响其利用价值。 虽然海洋有自我净化的功能，但如果超出其自我净化能力，那么就无法自动消除了。 比如油轮泄漏，如果漏的油比较少，海洋中的某些微生物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将其分解；如果漏得比较多，造成大面积污染，微生物来不及分解，就必须人为清理了，否则那片海域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死海。因此，对海洋的监管立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政府在4月底表示，在石油企业能够证明他们可以控制石油泄漏之前，美国内政部将可能暂停对新的深海石油钻井作业的审批。 事实上也有媒体和相关利益方指责美国对于这起事故处理得过慢，同时美政府也应该反思如何保证正在施工的各钻井公司、未来将会到美国墨西哥湾、其他海湾地区进行钻井的企业能够更加安全有效地工作。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保护海洋环境都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课题之一。国际海事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负责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以及加强国际航运的安全，从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公约以保护海洋环境。 其在1954年就出台了《防止海洋油污公约》，此后又有《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国际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关于油类以外物质污染事件在公海行使干涉之议定书》、《因探采和开发海床矿物资源造成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等。 因为石油开采或其他海洋相关活动所造成的重大海洋污染事件，其实已经不止一次发生。 1978年3月16日，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超级油轮艾莫科·凯迪斯船舵失去了控制，随之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岸搁浅，这是当时最严重的油轮溢油事件之一，也是损失最大的海岸搁浅航海污染事件之一。 1989年，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瓦尔狄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漏油，石油渗入海岸形成沉淀物，影响该区生态长达10至20年。部分海洋生物至今仍未复见踪影。 1999年12月12日，满载2000吨重油的“埃里卡号”油船在布列斯特港以南70公里处海域沉没，造成大量石油泄漏，严重污染了附近海域及沿岸一带。当时，法国西海岸至少20万只以上的海鸟成为“埃里卡号”油船泄漏污染海洋的牺牲品，这场事故已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石油污染事件。 除了钻井平台爆炸之外，油轮破裂或沉没、海洋石油开采漏油、人们向海里倾倒垃圾，也都会在当时或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让海洋“哭泣”。 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地中海早已无渔业可言，很多物种已在此绝灭。我国的渤海由于周围城市的扩大和工业的兴起，也有这样的趋势。 目前，海洋污染物包括石油及其产品、金属铬、锰、铁、铜、锌、银、镉 、锑 、汞 、铅等等，磷、砷等非金属以及酸、碱等。它们直接危害海洋生物的生存和影响其利用价值。 虽然海洋有自我净化的功能，但如果超出其自我净化能力，那么就无法自动消除了。 比如油轮泄漏，如果漏的油比较少，海洋中的某些微生物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将其分解；
[关键词]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管理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随着陆域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大，海洋资源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海洋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对领海甚至公海的开发。由此，海洋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尽管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对海洋管理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但实际上关于海洋管理的涵义及学科构建尚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框架。尤其是海洋行政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当前对海洋行政管理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一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及其它海洋管理概念作了梳理，如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即是按照行政法的角度来编撰。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海洋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如郑敬高等人编撰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但是目前尚没有学者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论述。而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学科地位，不仅有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发展，而且可以从一种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海洋行政管理与其它海洋管理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整个管理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本文尝试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位及构建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
关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部分的学者已经作了一定的阐述。鹿守本把海洋管理的对象分为自然系统对象；海洋使用者和海上活动者对象两部分，将海洋管理定义为：“在海洋事业（含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等）活动中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和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即是海洋管理。”[1]（P49）鹿守本对海洋管理的定义着眼于一般管理的角度，未体现出对海洋行政管理与其他管理的区别。郑敬高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人类以海洋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以这种实践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前者称为海洋管理，后者为海洋行政管理。[2]或者更为详细一些，前者称为海洋经营管理，后者称为海洋行政管理。笔者也认同这种划分，只是认为海洋行政管理还应该包括政府对自身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因此，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海洋行政管理指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依法对自身及社会组织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行为。他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过程中对自身的管理；二是海洋行政机关对社会其他主体在海洋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和监控。
此外，笔者更倾向于将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首先完善海洋行政管理，由此带动海洋经营管理的发展，其学科的发展脉络与陆域的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说陆域管理理论沿着一条“企业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包括公共管理理论）”的脉络发展，后者的发展更多的建立在对前者理论的借鉴上，那么海洋领域管理理论则应该相反。其脉络是“海洋行政管理——一般海洋管理理论——私人海洋管理理论”。其原因主要在于：
1.海洋实践活动更具公共性，需要政府行为的有效介入。人类诞生于陆地，发展于陆地，在陆地上的活动较之海洋，成本较低，个人和私人组织有能力支撑自己活动的成本，且收益的周期较短，个人和私人组织也愿意为其活动进行投资。因此，在陆域，私人管理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赖于借鉴私人管理理论的发展。而海洋活动和陆域活动不同，其不可预测性较之陆地要大的多。个人和私人组织在面对海洋活动时，由于力量和承受能力的有限，或是不愿过多的介入，或是其开发多带有短视效能，其成本—收益比例远远低于陆地，影响对海洋的进一步开发。换言之，人类探索海洋规律的活动，其“公共性”更加明显，这种具有不可分割性的规律探求，由政府来提供更为适合。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时，必然需要建立对自身活动有效管理的理论体系，海洋行政管理的价值正是体现于此。
2.海洋活动具有更强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不属于买卖或交易双方的预测，但却是组织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事物。[3]（P9）它体现出一种活动不仅产生活动者所希望的或只影响他自己的结果，而且对他人和环境造成影响。通常而言，活动的外部性倾向于特指其负外部性。绝大多数海洋活动都产生影响公共利益的负外部性，尤其是海洋环境的破坏更是具负外部性的公共问题。海洋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就这些外部性很强，影响公共利益的海洋管理活动进行管理，而且也只有海洋行政管理能更好的消除海洋活动的外部性。[4]（P39）
3.海洋活动涉及更多重要的利益主体，其协调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主持。尤其是当今社会，世界各国都加强对海洋的开发。美国在1998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开发、保护、恢复海洋资源的建议，并从2001年起对海洋环境和法规进行全面研究，对国家海洋管理政策重新做出全面评估，从而为21世纪美国海域经济开发政策勾出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又于2004年4月了一份长达514页的研究报告。1997年日本在《海洋开发年度推进计划》中，已经把“探求新的海洋开发的可能性，立足于国际角度推进海洋的开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5]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利益摩擦，我国如果要在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成效，不仅需要完善国内的开发管理，而且需要探求国际开发的协作和协调。这两方面都属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范畴。
如果将海洋行政管理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即将探索政府管理行为作为重点，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海洋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三者关系的明确是海洋行政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二、海洋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
上个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进行学科结构的调整，其重大举措之一是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政府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的内部管理)。[6]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科的五个二级学科，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并不明显，或者说，很难界定五个二级学科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层次，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重叠和交叉的关系。尤其是面对新的领域扩充时，很难明确新领域的学科地位，至少现在的学科体系就并没有凸显海洋行政管理的位置。[1]这说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周志忍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两条思路：第一，公共管理应该留有向外发展的余地，随着社会需求和基础条件的成熟，增设或新添其他的二级学科，只是增设的二级学科应该着眼横向分工的专业领域如环境保护等，而不是具有综合特征的学科；第二，将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和平台，建立开发式的学科体系，即行政管理与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某种基干与分支的关系。在不变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可以容纳增加的研究领域。[7]
暂且不论这两种思路，哪一条更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我们所关注的是，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发展，哪一条思路更有力呢？如果选择第一条思路，作为与土地资源管理并列的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称为“海洋资源管理”更为合适一些，这就面临着学科名称的再次变化。[2]笔者倾向于第二条思路，即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将行政管理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借鉴其他二级学科的成果，逐渐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厘清海洋管理的学科类别，完善各自的发展。如上所述，当前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模糊，本文赞同海洋管理划分为海洋经营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而且以后者为主体的观点。若坚持第一条思路则面临“海洋资源管理”概念的诞生，如何界定海洋管理、海洋经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将为整个海洋管理的发展人为增设一些壁垒，不利于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发展。
2.当前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不足以成为一级独立的学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和行政管理相提并论，也远不如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所借鉴的行政管理理论，要远多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将海洋行政管理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一个研究系统，一方面可以继续沿着当前的研究脉络发展下去，继续借鉴，另一方面也不会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发生冲突。有利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3.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可以突出海洋行政管理以完善政府行为为核心的学科特点。如上所述，与陆上管理行为和理论的发展脉络不同，海洋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政府组织强有力的介入。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如何有效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政府行为的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如何管理政府和政府如何管理方面，积累的大量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如果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基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的促进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完善。
三、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
在明确了海洋行政管理的内涵和学科定位后，如何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当然，国内外的部分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范畴上作了一定的诠释。美国的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他们合著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将国家对海洋活动的管理分为十项职能：组织海洋研究；从事海洋资料的收集、存储与分配；财政赞助；税收；监测；实施法律；解决冲突；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范等。而国内的学者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9]
笔者在综合不同学者的分类基础上，根据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认为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体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职能。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在海洋活动中的职责定位，政府应该介入何种海洋活动，介入的程度多大，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介入，以及随着海洋环境和行政环境的变化，政府应该做出何种反应。
2.海洋制度。针对海洋职能，国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何种的组织体系，其机构的设立、权责、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内容；此外，权力机关针对海洋管理的立法，行政机关涉及海洋方面的行政立法，都应该属于这一层面。
3.海洋战略。尽管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并没有涉及战略管理，但是公共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将战略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要将战略思维融入行政管理的所有阶段之中。[8]对于海洋行政管理而言，其战略思维更为重要。战略的涵义本来就蕴含着一种竞争，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正是战略思维的体现。海洋战略的重点在于探讨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变化，海洋未来的国际地位，世界各国针对海洋的举措，以及我国如何保护领海和有效参与公海开发。
4.海洋决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海洋决策的研究范畴同样应该立足于此。在借鉴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海洋战略和海洋环境，提高政府的海洋政策水平。
5.海洋实施。即海洋立法或海洋决策做出后，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贯彻法规和政策的全部活动或整个过程。它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海洋行政指挥、海洋行政沟通、海洋行政协调、海洋监控和海洋方法。海洋实施应该是整个海洋行政管理内容最为庞杂的部分，也应该成为其他海洋管理汲取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主要部分。
6.海洋财政。主要涉及政府在海洋管理活动中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如何界定海洋开发的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和地位；二是政府如何利用财政手段有效的调控整个海洋开发的进度和规模，以达到海洋开发的最佳效果。
7.海洋伦理。主要探讨在开发海洋资源的过程中，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海洋长期利用与近期利用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公海的行为规范等。
[参考文献]
[1]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海洋出本社，1997
[2]郑敬高.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敬高等.海洋行政管理[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5]李靖宇于良臣.关于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7]周志忍.论公共管理学科整合：问题、挑战与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8][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藤祖文.海洋行政管理[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ConceptandBuildingfromPublicManagement
[Abstract]howtodefinite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anddistinguish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somescholarhavemade.Buttheyhavenotmadefromtheangleofthecourseofpublicmanagement,whichisthefirstproblem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needface.
[Keyword]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management
--------------------------------------------------------------------------------
关键词：海洋行政管理 课程教学 内容体系 建构
一、引言
我国在新时期适时推出了海洋发展战略，制定了海洋事业、海洋人才发展战略规划。为了对接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各高校，特别是海洋类高校，纷纷设立涉海类专业及在其他专业设立海洋通识课程，扩展大学生的海洋视野。国内海洋类高校的学科布局一般都有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等涉海类专业，另外还有行政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等管理类专业。国内海洋类高校的发展定位一般都是国内或国际一流海洋特色大学，打出 “海洋特色牌”，以期实现海洋特色定位下的理、工、农、文、经、管、法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所以，为了适应海洋大开发的新形势及海洋类高校的特色战略定位，在涉海类专业、管理类专业乃至其他相关专业开设《海洋行政管理》通识课程具有重要意义。而欲开出《海洋行政管理》课程，建构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二、前期研究综述
通过期刊网以“海洋行政管理”为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后发现，目前已经发表的论文有60篇左右，研究内容可做如下归纳：一是奠基于其他专业之上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索在行政管理专业内开设海洋科技、海洋法、海洋管理等课程，把行政管理专业办成具有“海洋行政管理”特色的专业。二是作为特色研究学科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外部性、利益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并把学科体系归纳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等。梳理现有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的争论分野，并提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如工具性原则、差异性原则、系统化原则、生态化原则，并对学科体系进行宏观架构，探讨其概念、理论基础、管理理念、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等问题。提出以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基础，在适应海洋实践活动规律、海洋行政管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体系。三是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研究。一些学者在分析了现有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沿着决策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思路，建构了分散管理、统一执法，以及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信息部门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海洋行政管理宏观体制。探讨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历史的路径依赖，职能配置交叉重叠与多头管理等问题及其克服。四是海洋行政管理某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倾废、海底电缆、管道、海域使用等进行海洋执法监察的研究;提升海洋行政管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提升地方海域管理水平的研究;海洋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研究;海洋发展战略的研究。
前期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视角多元，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对于海洋行政管理作为一门课程来看，其内容体系如何建构？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分？遵循怎样的逻辑？这些问题尚无学者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尽管如此，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支撑。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内容框架体系的厘定，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深度访谈法;（2）文献研究法;（3）比较研究法;（4）头脑风暴法。在研究设计上，由于《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针对的对象为管理类和涉海类专业的学生，课程定位为涉海类专业、管理类专业的海洋通识课，在学科归属上又属于管理学科，同时在研究题域上又具有海洋的特殊性，所以在研究设计上必须考虑两个维度，即“管理”的维度和“海洋”的维度。另外，由于海洋行政管理具有公共性，所以还需要考虑一个维度，那就是“公共性”的维度。
四、研究结论
《海洋行政管理》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框定，可以从海洋行政管理与私营部门管理、公共行政管理的比较，沿着管理的属性、公共的属性、海洋的属性三个维度着手建构。公共行政管理与私营部门管理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遵循管理的逻辑，履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基本职能，在一般职能的履行上两者是重合的。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还具有公共性，追求公共利益。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看，海洋行政管理是公共行政管理的一个子集，只是公共行政管理众多领域中的其中一个题域。所以，海洋行政管理既具有管理的属性，也具有公共的属性，还具有海洋的属性。与私营部门管理相比，它具有私营部门管理不具有的公共性;与公共行政管理相比，它又拘囿于海洋的特有属性。
循此理路，首先，《海洋行政管理》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必须遵循管理的逻辑，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大职能须在内容体系中融入，包含管理主体、管理客体、战略规划等内容。其次，《海洋行政管理》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还必须遵循公共的逻辑，考虑其政治性和公共利益的追求，教学内容涵括海洋立法、执法、司法体系，以及海洋环境等公共产品的维护。最后，《海洋行政管理》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还必须遵循海洋的逻辑，教学内容涵盖海域功能区划、海岛管理、海洋权益维护等海洋特色属性条块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 全永波.海洋类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探索[J].科技创新导报，2008（12）：219-221
[2] 吕建华，王刚.海洋行政管理（学）：一种公共管理视角的定位与建构[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11）：41-44
[3] 娄成武，董鹏.海洋行政管理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发展构想[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6-31
[4] 郑敬高.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45-50
[5] 王印红，王琪. 海洋强国背景下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与重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5）：102-111
[6] 秀敏，陈华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的职能定位与机构创新[J].世界海运，2014（6）：20-23
[7] 宋文杰.对完善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思考[J].齐鲁渔业，2008（7）：56-57
[8] 崔旺来，钟丹丹，李有绪.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多维度审视[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4）：6-11
[9] 侯金义.浅谈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执法监察[J].海洋信息，1996（4）：2-4
[10] 张岳红，杜继鹏.加强海洋行政管理保障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4（6）：11-14
[11] 马克松.认真学习贯彻海域法进一步强化海洋行政管理[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1）：15-16
关键词：海洋经济；学科体系；创新
本文得到海南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计划项目（HDZHSL2013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066、71563008、41361029）、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7260）、海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Hnky2015-11）资助。
F124
一、海洋经济学科基本定位
海洋经济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既属于海洋基础理论经济学范畴，也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它是在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上应用于海洋经济活动实践，同时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抽象，揭示客观规律，并为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的保护服务的综合性基础学科。根据海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现代海洋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海洋经济学科的微观研究。海洋经济微观层面，旨在揭示某区域某海洋产业背景下具有一般性的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及其交互特征。因此，海洋经济学微观层面主要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海洋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包括：微观海洋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海洋产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海洋资源的产权分析与制度设计；海洋资源的有效配置等。
2.海洋经济学科的中观研究。海洋资源开发总是表现为产业形式和空间状态，因此，海洋经济发展状态必须要从海洋产业及其空间布局来描述。海洋经济中观层面作为联系海洋宏观、微观经济的中间形态，从产业角度看主要研究不同海洋产业的总量特征、各产业细类之间的关联和产业经济管理及政策基本模式；从区域角度看主要研究反映一国涉海区域的总量特征、各区域单元之关联和涉海区域经济管理与政策基本模式。
3.海洋济学科的宏观研究。海洋宏观层面旨在从整体角度考察一国海洋经济的聚合特征与政策模式，它侧重从总量（而非结构）角度研讨一国海洋经济总体增长与发展议题，其内在的局部性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机制可在中观层次得到解释，其个体行为机理可由微观部分予以说明。因此，海洋经济学宏观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是海洋宏观经济的总量分析。海洋宏观经济学的海洋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主要是对海洋经济活动的总量进行分析，探求海洋经济总量供给与总量需求的均衡。尤其是要研究海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其次是海洋经济政策与海洋经济管理。海洋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理论研究提出相应的海洋政策主张，以确保海洋经济稳定增长。其中研究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尤为重要。
4.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入海洋经济学科的理论框架中，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的肯定和实施。海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海洋资源的协调一致，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包括：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海洋生态系统的价值理论；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实现及补偿问题；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二、海洋经济学科的基本特性
海洋经济学科具有如下特性：
1.区域性。海洋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一部门经济，而是以海洋这一自然地理单元为基础的一切活动，因此，海洋经济学不单是一门区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
2.综合性或称边缘性和交叉性。海洋经济学科是在多学科整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涉及经济学、海洋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管理学、环境学、科学学、技术学、工程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知识。
3.社会性。海洋经济学科虽然较多地涉及海洋学、地理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但在主体上仍然属于社会科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科学。
4.应用性。海洋经济学科虽然也有理论层面的内容，但其大多数内容本质上是应用性的，是直接为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而服务的。
总之，海洋经济学科研究离不开海洋自然科学。海洋经济学科与一般经济学不同，她必须以海洋自然科学为基础。近半个世纪来海洋经济学走得不远，研究问题不深厚不系统，与忽视海洋自然科学而注重纯社会科学有很大关系。如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拥有大量液态水的星球，而海洋是连接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纽带，是地球上最广阔的自然地理区域，是地球上生命诞生和繁衍的地方，是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海洋辽阔的空间适合人类发展的空间需要，对人类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如可在海上围造新的陆地，解决建设城镇、机场、工厂和家耕等用地；可在海上进行工程建设，减少陆上用地，建设水下仓库，水下公园和海底隧道以及水上建筑群等。只有从海洋在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才能从总体上把握海洋与人类的相互关系。
三、海洋经济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在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一轮海洋竞争最重要的领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科技进步。在新经济条件下，现代海洋勘探、开发技术融合了现代各方面的高技术、新技术，成为知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综合性社会经济活动。谁能最早、最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效用。20世纪80年代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海洋发展规划，提出优先发展海洋高新技术战略。海洋高科技在海洋石油、天然气以及其它矿产开采、海水养殖、海水淡化、海洋交通运输、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利用、海洋空间利用和海洋工程等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推动海洋产业群和海洋经济支柱不断发展和扩大的重要力量。
烟波浩瀚的海洋蕴藏着极为丰富自然资源，海洋能提供60%左右的水产品，2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约20%的原盐以及足够多的金属矿产资源。在动物中有鱼类2.5万种，是人类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主体。据测算，世界海洋鱼类年生产量估计值为6亿吨（鲜重），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其每年最大持续渔获量估计为2.5亿吨。海洋中的矿物资源十分丰富。据估计，世界各大洋的锰结核矿总储量可达3万亿吨左右。这种锰结核矿含有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可供人类使用2.5亿年。海洋石油资源的含量约750亿-1350亿吨左右，如将天然气计算在内含量会更大。海滨砂矿和海底煤炭等也极其丰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是发展海洋经济的物质基础。
地球上的陆地是相互分离的，海洋是相互连通的，因此海洋是全球的通道，陆地只是大海中的“岛屿”。海洋为人类相互交往和济贸易提供最方便有效的天然通道，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最经济便捷的海上交通运输途径。人类利用舟楫漂洋过海进行交往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各国人民为了促进彼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通过海洋进行交往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前后6次渡海，历时11年才取得成功，成为中日交往史上的佳话。马可・波罗来中国也曾利用过海洋。海洋运输具有承载大、运费低的特点。现在省际之间、国家之间的各类物资转运主要靠海洋。海运业繁荣还带动了港口建设、沿海城市发展和陆路交通、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财政金融、旅游服务和国际交流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发展。
海洋是实施国家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基本领域。世界战略格局及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强大的海上政治和军事力量，是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几百年前，海洋就是殖民主义激烈角逐的场所。由于海洋是连续不断的水体，航线众多，回旋余地大，又可通过不受任何国家的公海直接到达各大陆和许多地区，所以历来被视为军事战略的重要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多年里，地区和局部范围的冲突不断，海洋军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主要由海上向朝鲜运送军事物资和人员。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阿根廷邻近的马尔维纳斯岛及其海域油气资源而爆发的“马岛之战”，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都充分显示了在现代国际冲突中，海洋军事力量及其战略的突出地位，以及海洋在国家安全及至整个国际政治斗争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海洋文化特别是海洋意识，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关键，也是关于海洋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理性认识。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海洋文化的确立，对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决定性影响。地中海人较早走向海洋，创造了海洋文明，使地中海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英国是一个岛国，海上力量发展较早，英国人的海洋文化历史也较悠久，英语在全球流行成为英国海洋文化的成功范例。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是海洋文化的发展伴随海洋意识的增强，认识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可以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明，包括航海、海战、海洋哲学、海洋文学艺术、海洋宗教和海洋风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参考文献：
[1]陈万灵，徐质斌，张庆霖.海洋经济研究生教育的兴起与发展[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05：110-113.
[2]程娜.可持续发展视阈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研究[D].吉林大学，2013.
[3]孙智宇.我国海洋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辽宁师范大学，2007.
关键词：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构建原则；
作者简介：娄成武(1949-)，男，满族，辽宁北宁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海洋行政管理学是研究政府对于海洋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规律的科学，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海洋行政管理一般被定义为“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以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1］（P139）英文译为“MarineAdministration”(英语中administration与management含义不同)通常海洋行政管理被归于行政管理之列，借助于行政管理的学科平台、基础理念等具体研究海洋事务以及政府自身涉海管理活动，符合行政管理一般的原理与发展规律。随着中国海洋事务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再设计，海洋行政管理学需不断更新，以适应海洋事务的新需求且发挥理论的引导价值。
一、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现状
海洋行政管理学始自20世纪后期人类对于海洋利益的高度重视。超越陆地，走向海洋，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空间成为社会共识，如果说古代海洋开发利用与近代航海时代停留在尚未完全成型、统治管理职能不够明晰的政府的引导之下，那么近几十年来海洋事务的兴盛，则是由成熟的管理型行政的政府统摄之下推进而成，海洋行政管理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内涵。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研究人类海洋事务管理规律，服务于社会对于海洋快速增长的需求。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与海洋部门官员对于海洋领域具体管理问题的论述。进入21世纪，学者逐渐开始由实证研究转向理论提升的过程，作为一门学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不断地得到展开，如郑敬高于2002年出版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框架体系设计上。
最初的研究尚无明确的“海洋行政管理学”定义。学者通过基于海洋管理学探讨“海洋行政管理”，略加阐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界对于海洋管理学的定义突出政府的主体作用，这与海洋行政管理学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相合。王琪在《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一书中引述以往有关海洋管理的定义，如美国学者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美国海洋管理》对于“海洋管理”的定义：“指政府能对海洋空间和海洋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的干预行动”。［2］（P3）早期国内学者对于海洋管理的理解近似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比如“海洋管理市政府对海洋及其环境和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3］（P49）而王琪等编著的《海洋管理：从理念到制度》多是从倡导海洋管理的高度，着重介绍海洋管理的已有研究成果，并且将海洋管理归于公共管理范畴，认为“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这一思路与世界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一脉相承，海洋行政管理学只是以专业名词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也没有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
2013年3月出版的《变革中的海洋管理》一书中在公共管理的思路下审视行政管理，辟有“海洋行政管理”一章。在该书中，王琪等认为“海洋行政管理是指国家尤其是政府部门依法对涉海行业及涉海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1］（P139）并且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海洋特色、系统性、以政府为核心等原则，将海洋行政管理体系划分为基本理论、管理组织、管理行为以及工具、具体实践、海洋行政伦理、海洋行政管理发展等六个方面，并结合国内海洋管理实际，具体分析了海洋执法体制与海洋政策问题。这部分论述关涉海洋行政管理定义、构建原则、体系设计等基础内容，可以视为学界系统探索海洋行政管理的代表，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科以及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海洋行政管理学》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的著作。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属于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以及一般规律的科学”，［4］（P17）因而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总体的规范效应，但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它是“以涉海行政组织及其行政实践行为为研究对象，要揭示海洋行政组织的职能、结构特征，海洋行政组织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更要研究海洋领域中的特殊管理问题”，［4］（P11）由此海洋行政管理学既要研究传统行政管理已有的行政职能、行政组织、海洋政策、行政法治等内容，也要展现海洋信息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岛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特色部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兼具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特色内容。
针对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国内学者还有其他表述。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吕建华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将海洋行政管理学的体系设计为“海洋职能、海洋制度、海洋战略、海洋决策、海洋实施、海洋财政、海洋伦理”［5］（P44）等七个方面。
现有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依然没有达致理论自洽。其一表现在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原有研究只是原则性的将其理论基础划分为行政管理学以及海洋科学理论，这种思路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缺乏细致的理论再分解，因而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第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缺少管理行为工具层面的论述。以往只是在论述政府职能时提及经济职能，体现资源分配作用的海洋政策以及海洋财政没有凸显出来，而海洋政策与海洋财政正是与海洋管理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此外，正式著作中缺少海洋战略的规划设计，这与国家层面海洋强国的整体实践不能有效衔接，因而也不能体现行政管理学的问题导向意识。理论体系的前瞻性设计影响着后续理论发展乃至具体实践，实践的需求又会反作用于理论，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学本就是由海洋管理实践所触发，当前海洋强国建设的实践更是呼唤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由此需要重新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二、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历经几十载发展，海洋行业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海洋区域管理等方面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素材，从明确构建原则出发统合素材、形成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就水到渠成。
(一)工具性原则
行政管理学自19世纪末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工具性与应用性色彩，它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为了解决政府管理无效现实以及政党分肥现象而逐步创造出来。技术与效率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主题，尤其以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为最显著。虽然此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服务等理论对行政管理工具性价值取向大加鞭挞，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却不断提醒世人行政管理追求效率的合理性。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民主与效率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
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证明面对新兴事物，效率是初始阶段的首要价值。针对海洋这一新兴领域发展而来的海洋行政管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走上追求工具性价值的道路。突出工具性价值，强调应用性，能够引导人类实践迅速适应海洋的易变性；并且海洋事务的发展首先需要海洋科技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工具性管理的需求，因而，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不应放弃工具性价值，应结合海洋科技，更好的服务人类海洋实践。
(二)差异性原则
海洋赋予海洋行政管理学相较于传统行政管理学的鲜明特质，这样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研究领域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一方面，海洋行政管理学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国家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制度支持为研究目标；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家海洋事务有效管理的规律；另一方面，海洋又使得海洋行政管理学具有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比如针对海洋信息、海洋环境保护的研究。因而，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需要遵循与传统行政管理学相差异的原则。
(三)系统化原则
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需遵循系统化原则，即“海洋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相互联系、符合逻辑性，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需要认真考察理论整体与部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达到逻辑自洽的效果。比如，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意指何在，其外延能否已由各个子部分有效呈现；子部分之间演进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是否遵循一般行政管理学的规律等。系统化原则有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形成完整规范的体系结构，解决以往该领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
(四)生态性原则
生态性原则可做两层意思来理解。一是与工具性原则相对，生态性原则呼应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关切，在海洋行政管理学中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理念，侧重海洋环境管理的研究，为人类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工具；二是注意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海洋行政管理学在美国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发展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必然要借鉴国外成果，然而需要利用中国的文化生态加以检验和甄别，不可盲目照搬，单纯从纯学理角度引入国外理论。
三、海洋行政管理学的框架体系
按照人类一般的认知规律以及行政管理学现有的框架体系，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包括海洋行政管理学概念阐释、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基础、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海洋行政管理主体、海洋行政管理行为工具、海洋行政管理实践等六个部分。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一般行政管理学理论和海洋科学理论；理念层面包括海洋意识与海洋价值、海洋伦理相关理论；管理主体部分按照传统行政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管理实践部分内涵管理客体内容，并且应该是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性特色的体现，意即包括海洋权益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由此，从管理理念到管理主体、行为工具、管理实践部分的设计，体现了由精神层面过渡到制度层面再到操作层面的演变。
(一)概念阐释
在构建框架体系时，概念的区别为体系构建提供边界，因而厘清概念尤为必要。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首先应该认真处理“海洋管理”、“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综合管理”等基本概念的关系。对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一般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6］（P1）海洋管理涉及多元主体，这与强调政府单一主体的海洋行政管理有着明显区别，借助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比较容易在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概念区分上达成共识。然而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则很难简单加以分别。现有的研究将海洋综合管理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科技和教育等手段，对海洋权益、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等事关全局、影响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一系列活动及行为过程”，［3］（P90）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主体都是国家和地方海洋行政机关，海洋综合管理属于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层面。学者在编写教材体例上多将海洋综合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并列，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分类理由。笔者认为，随着行政国家的发展，政府往往借助行政、立法乃至部分司法功能达成预定的公共目标，加强海洋的区域管理亦或是综合管理，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应有之义，因而海洋综合管理可以归于海洋行政管理之列。
此外在美国学术界，“MarineAdministration”不同于“CoastalAdministration”与“CoastalManagement”，更是不同于陆地行政管理(LandAdministration)。美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分为海洋资源管理、海洋工业管理、政策与冲突解决、海洋环境管理四类。这种分类方法侧重于海洋经济价值的开发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海洋资源管理内涵广阔，参与主体以企业为主，更多的属于工商管理或者经济管理的范畴；海洋工业管理可以说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体现，没有必要单独列出；至于强调海洋政策以及冲突解决，意在加强所属海洋权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国内海洋争端的处理，这对于目前中国复杂的海洋事务具有借鉴意义。而美国海洋行政管理(MarineAdministration)已经将研究范围从“海岸带(coastalzone)扩展到海洋深处(marine)，并且将陆地、海岸带、海洋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在具体的海洋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将注入全球、地区、国家视野。”［7］（P432）在中国海洋行政管理学体系的构建中应注意明晰海岸带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在设计基本框架时要突显海洋行政管理与陆地行政管理的差异，与国外海洋行政管理相接轨。
(二)理论基础
一般性行政管理学理论是指发展较为成熟，可以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借鉴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强调组织所处的环境决定着所适用的管理观念与技术手段，以变化与因地制宜的思维方式指导管理实践；整体治理理论赋予管理者统摄全局的视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海洋科学理论侧重于海洋生态学理论、系统理论在海洋事务方面的运用以及提升总结。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及其与海洋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海洋生物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海洋生物在海洋环境中的繁殖、生长、分布和数量变化，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阐明生物海洋学的规律，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增养殖，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提供科学依据。”［8］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海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重视海洋自身的客观规律。海洋生态学与系统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体现出海洋行政管理学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尊重海洋自身规律的科学精神。
(三)管理理念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念包含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海洋事务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国际性特征，海洋行政管理关涉的领域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其管理在地域上有着明显的梯度，由于海洋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在上述范围内的行政管理需具备整体化思维；海洋行政管理相对传统行政管理，一国政府在海洋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行为不仅对本国公民产生影响，而且对于周边国家乃至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海洋行政管理政府行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海洋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均需遵循海洋环境的生态规律，否则将会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而海洋行政管理理念更应该突出整体性、国际性、生态性，注意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协调国际海洋事务，不要局限于传统的一国或者一区的范围之内。
(四)管理主体
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管理主体自然以政府为核心，研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涉海行政组织。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统治职能与管理服务职能，海洋行政管理学更应加强对于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职能的研究，尤其要明晰行政组织职能的边界与职责，以优化涉海行政组织结构。中国海警局的成立是对海洋行政组织具有的维护海洋公共秩序与海洋国土权益职能的确认与优先体现，但是不能就此忽视引导海洋有序开发利用和激发国民海洋意识等经济、文化职能的有效实现。
职能决定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的结构域过程影响着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同样，组织的结构与过程对其顾客或者服务对象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组织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务者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心问题。”［9］（P151）以往“九龙闹海”、多头治理海洋事务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时捉襟见肘，虽然这一情况随着海洋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国海洋局重置、中国海警局的设立得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如何有效整合原有的涉海行政部门、优化涉海组织内部结构是一项全新而又紧迫的课题。
(五)行为工具
海洋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海洋行政管理实务中的行为工具，以更好地服务实践要求，这主要包含海洋战略、海洋政策、海洋财政、海洋法治。海洋战略大致分为总体战略与子战略，如海洋强国战略与海洋经济战略的划分；海洋政策主要是为落实海洋战略服务，注重微观层面的规划设计；海洋财政主要针对政府在海洋领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状况，包括海洋财政占总体财政的比重以及财政手段在海洋开发利用与保护中的有效使用；海洋法治包括海洋立法、海洋司法、海洋执法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海洋执法集中体现出海洋行为与技术工具的发展状况。
(六)管理实践
这部分内容应该着力突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特色，体现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具体门类，可分为海洋信息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应急管理等。海洋信息管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海洋信息数据库，将其作为海洋行政管理的资源共享平台；海洋环境管理是政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进行的管理活动；海洋应急管理包括一般性海洋突发事件应对(如海上溢油事件)以及非传统型海洋突发事件(如各种形式的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四、深化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思考
(一)跨学科整合
亚里士多德最早进行了学科划分，近代启蒙思想时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学科细分成为发展潮流。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边界，威尔逊与古德诺的学术努力又将行政学从政治学分离出来，使行政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后工业化社会特征凸显，这就使得原有泾渭分明的学科之间有了许多共同主题或者学问交叉点，甚至有学者如张康之认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可能会整合成为社会治理的科学”，［10］（P26）这就意味着后工业社会环境下，学科间由分化走向综合将成为趋势。
随着当今行政管理领域对于公共性等价值理性的高度认知，以往过分注重效率等工具理性的做法得以纠正，海洋行政管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念中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品格。海洋科学从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推崇，也就是对于工具理性的重视，如果仅仅出于认识海洋的目的，工具理性已经足以应对，然而，海洋的多重价值使得人类的开发利用不会单纯停留在认知角度，人类必将对海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利用，其中涉及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单靠海洋科学无力回答实践要求，因而从学科整合的角度入手，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借鉴海洋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海洋自身活动规律，掌握涉海科技，尊重海洋的客观规律，探求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限度；另一方面应该探索政府与涉海其他主体的关系，探索政府管理海洋事务的有效方式，为海洋事业的发展供给完整的制度架构与管理手段，开拓海洋科学的运用平台，并为海洋科学的实际应用注入价值理性。
(二)争取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一词多见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术意义上的话语权是指“在学术领域中，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也就是权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一”。［11］（P27）从“权利”来看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从“权力”角度则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学术话语权的取得，有赖于学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相关学术组织的建立。海洋行政管理学归属于行政管理学，但是目前海洋行政管理学在行政管理学难以进入正统研究行列，缺乏基本的学术话语权。仅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历届年会以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为例，历届年会收录的文章中，《中国行政管理》自1994年到2013年间仅有孙迎春的《公共部门协作治理改革的新趋势———以美国国家海洋政策协同框架为例》、吕建华与高娜的《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海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李白齐的《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等少数文章。海洋管理类学术组织也只有中国海洋学会、太平洋学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中国海洋领域如海警局的设置等实践的广泛开展，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实践上海洋事务的勃兴与理论层面海洋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失语”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迫切要求海洋行政管理学从加强海洋特色管理研究入手谋取学术话语权，积极响应海洋实践的需求，以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分支。
(三)深度开展海洋管理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2］（P135）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重视开发渔盐之利。建国后也比较重视海洋领域的管理，并且由最初的行业管理发展到综合管理、区域管理，重点集中于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的有效整合以及国际海洋事务处理，但是，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海洋强国前瞻性的出台海洋基本法律以及相应的海洋发展战略等举措，中国的海洋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同时海洋实践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学界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摘要 马汉海权理论是支撑美国崛起的重要理论。就我国而言，强调发展海权，不等于要重蹈西方大国的海上霸权道路。当代中国海权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一部分，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国家海上安全的手段。发展中国海权，不是一个主观因素，而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选项，一个历史的选择。中国的海权应当主要由国家海洋战略、政府海洋管理机制、国家海上力量几部分组成。
关键词 海权 中国特色 理论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推出了三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此后又有《海军战略》等著作问世。一时间海权理论风靡西方国家，尤其是成为支撑美国崛起的重要理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学界、政界对海权的认识长期游离在矛盾、犹豫、纠结、甚至排斥之中。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海洋的战略地位扶摇而上，重新审视、“扬弃”这一曾对大国兴衰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已是势所必然。
历史呼唤：当代中国海权理论研究的兴起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兴起了以军事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一度将建设北洋海军放在了优先地位。1885年，在驻德公使李凤苞节译的《海战新义》一书中，首次出现了“海权”这一概念的译法。1890年，马汉第一部海权著作问世，很快被译成德、法、俄、日等文本，德皇威廉二世和日本天皇对这一理论的重视和运用直接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发展和崛起进程。但直至1900年，由日本人剑潭钓徒翻译的《海上权力要素论》在上海的《亚东时报》上连载，马汉关于海权“六要素”的经典论述方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当然与甲午战败、海军一蹶不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曾多次谈及中国海权问题，然无奈列强纷至，国势衰微，只留下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浩叹。
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对帝国主义百年侵略的深痛、意识形态严重对抗的新创，都阻碍着西方这一理论的进入。1978年，中国最权威学刊之一——《历史研究》发表了冯承柏、李元良《马汉的海上实力论》，认为该理论“为帝国主义制定了一幅依靠海上力量，夺取制海权，重新分割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蓝图。”“它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并从理论上和战略上论证了海上实力在争夺世界霸权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文章还批判了“20世纪俄国的马汉”、前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极力宣扬的“海洋霸权主义”，认为它导引了苏联步当年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的后尘，建设远洋进攻性海军，并使之成为“实现其控制海洋，夺取欧洲，称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重要力量”和以强凌弱的“凶恶工具”。①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对马汉海权理论的基本认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人开始进入海洋、走向世界，开始理性地认识海洋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海洋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海权理论。1985年，人民海军舰艇编队第一次走出国门访问，成为真正的“国际性军种”，而推展“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也成为中国海军发展的新方向。这导引了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研究海权理论的热潮。
1991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海洋意识》丛书，其中由张炜、许华所著的《海权与兴衰》，也就成为国内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关于海权的论著。该书以马克思“两类自然富源”的理论为基础，从文化初期东西方自然地理环境的分析入手，从中国与西方文明历史对比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代表的陆地文明与地中海国家代表的海洋文明的不同性质，“前者以农为本，受自然经济规律的支配；后者则以商为本，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指出海权产生的根源是海洋国家间由贸易开启的经济利益冲突。以海上贸易兴国的国家，需要控制海上通道，占领向往的市场，同时阻止他国的控制和占领。这是一种国家的权力要求，权力属于政治范畴，而政治是充满暴力的。于是，一些商船开始载上军队，随着船的职能专门化，海军诞生。因而在地中海、大西洋国家你更我替、此兴彼衰的背后，“隐藏着一把无形的巨剑——海权”。该书认为，“国家为着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实现，运用海上力量（主要是海军）去控制海洋，便称之为海权”，它是基于几百年的争夺海洋控制权历史的分析，将海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联系起来思考而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并不注重研究海权本身，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研究海权的运用，具有国家最高层次战略理论的性质。辩证地看，马汉海权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海权产生、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时代特征，但具有“合理内核”：它正确认识与把握了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规律，从国家战略高度考虑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了巨大作用。②
1998年，章示平所著《中国海权》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纵古论今，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盛和目前仍然强盛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过或者仍然拥有着海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民族，但“海权”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该书认为，海权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海洋观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海权就是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③作者强调，对于一个海洋国家或者民族来说，拥有海权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保证本国家、本民族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该书将海权区分为纯军事海权和综合性海权。军事海权是指交战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洋区域的控制权；综合性海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海洋区域的活动自由权。二者紧密联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综合国力，就不可能拥有军事海权；而没有一定的军事海权，也不可能拥有综合性海权。该书提出当今世界海权的四要素：海上武力、海上实体、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
2000年，海潮出版社隆重推出王生荣著《海洋大国与海权争夺》，该书以美国马汉“首创‘海权论’”、前苏联戈尔什科夫“重塑‘国家海权’新概念”，以及美国莱曼“对马汉‘海权’思想的复兴”为标题，进一步系统解读了“海权论”经典学说，系统研究和论述了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④在这本书中，作者对马汉海权的解读是：海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过程；海权的经济基础是指对海洋的利用权益，即经济海权；海权的上层建筑是指对海洋控制的权势，即军事海权；海权的培育、生长和发展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政府特征六大独特的地理要素。他认为，戈尔什科夫关于“开发世界海洋和保护国家利益，这两种手段有机构成的总和，便是海权。一定国家的海权，决定着利用海洋所具有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而达到其目的之能力”的“国家海权”概念，要比马汉海权的概念包含更丰富的内涵。这本著作与章士平的《中国海权》有共同特点，就是对现代海权的深刻思考，认为中国必须发展海权，因为“21世纪的世界，依然是人‘与狼共舞’”，⑤“未来的世界海洋仍然是海权的强国天下”。⑥
本次论坛主题为“海洋文化与城市发展”。当天上午，由盖广生主持的论坛主题演讲和嘉宾沙龙在舟山喜来登绿城酒店举行，周国辉、吴文学、张国洪、董观志、曲金良、徐清泉、陈元平等发表了演讲。下午，论坛在浙江海洋学院会展中心报告厅继续举行，曲金良、陈元平、徐清泉及著名演讲大师、国际认证咨询师薛文祥等分别作了演讲。
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始创于2005年，论坛主题涉及东亚岛屿文化、浙江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海洋文化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被誉为“中国海洋文化信息集散地”“中国海洋文化宝贵思想库”，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局、地方党委和政府、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和韩国、日本等国家众多的海洋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前来参与。这对建设和谐海洋，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海洋文化研究合作，提高海洋文化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平，增进政府、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化产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促进我国海洋文化全面建设与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论坛在交流海洋文化研究成果，共商海洋文化发展大计取得了重要成果。借助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平台，已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与社会和谐、地域海洋文化资源研究等论著、论文，普及了海洋文化知识，促进了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举办中国海洋文化论坛，必将为挖掘中国海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海洋文化，促进中外海洋文化交流，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做出重要的贡献。
此届论坛上，与会专家从如何将海洋文化转化成生产力、构筑国家海洋战略的文化平台、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海洋产业中的邮轮经济等角度发表了看法，对如何发展繁荣我国海洋文化、经济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刊特摘发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吴文学（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挖掘海洋文化中的生产力
文化是意识形态范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怎样让文化生根，特别是怎样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变成货币、转化为资本，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当前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弘扬海洋文化，构筑海洋名城，首先要着眼于国际视野、国际观念和国际标准，这将是一种必然要求。同时，要着眼于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注重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此外，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构思和规划，高水平的建设和高效能的管理，要构建海陆并举、山水齐辉，资源互补、有效配置，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格局。
第二，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构建的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市场要素的高标准、生态环境的优美化、文化魅力的独特性、社会文明的祥和等，实现城市的和谐发展。
第三，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都是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布局和发展的基本概念。谈到海岛城市的比较优势问题，应该说海洋文化历史悠久，东西方各有差异，要理性地学习国际海岛开发的成功经验，扬褒抑贬，以最小成本获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大效益。
第四，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舟山以千岛之城在国内外著称，我们的主岛、小岛、群岛构筑了我们城市的魅力。目前我国的岛屿建设中有一种误区，追求同质化、城市化，但事实证明，城市最强劲的核心竞争力是城市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我们的海岛建设应注意这一问题。
第五，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建设的产品定位、形象定位。目前寻求海洋城市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应把产品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常讲低端经营产品，终端经营品牌，高端经营概念。不注重产品的建设，何谈品牌，何谈概念？城市的形象定位要与城市产品、品牌、理念相结合。
第六，明确海洋文化与海洋城市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定位问题。城市发展通常都是三条路径，进出口、投资拉动、引进消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引进消费已经成为城市的必然选择，如何用融合度高、吸引力强、魅力充分的产业来引进消费，带动城市投资，带动城市进出口产业，是非常需要去思考和实践的。
周国辉（舟山市市长）：传承演绎舟山海洋文化的永续魅力
舟山，有着数千年海洋文化的承传和辉煌。走进舟山群岛，会感受海洋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魅力，感受千岛之城博大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历经数千年的凝练，舟山海洋文化传承的是勇立潮头的城市精神，演绎的是群岛开发的生动传奇，展示的是引领未来的永续魅力。
追溯历史，海洋文化是群岛之根；珍惜现在，海洋文化是城市之魂；放眼未来，海洋文化是发展之擎。海洋赋予了舟山特有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海洋文化是舟山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进一步深化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促使蓝色海洋精神绽放异彩，是舟山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舟山海洋文化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有丰厚的海洋文化遗存；既有传统的佛教文化、渔文化、民俗文化、舟楫文化，又有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自由贸易文化；既有海商海事文化，又有海防要塞文化，可供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我们要致力于探索这些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内涵载体及其功能演进，围绕物质、媒介、精神3个层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达到解放和发展海洋文化生产力的目的，促进海洋文化走向繁荣。
董观志（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让邮轮经济拉动海洋经济发展
中国是一个沿海国家，拥有辽阔的海疆海域和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海洋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经济既面临着国际合作的机遇，也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海洋经济在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条件下突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邮轮经济因此成为中国积极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
邮轮经济是邮轮产业的运行与发展所引起的全部经济活动，这里的邮轮产业是指凭借海洋运输技术、利用海洋旅游资源、满足人们休闲娱乐需求的生产性企业的总和。中国邮轮经济的产业定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由于中国邮轮经济尚处于启动时期，邮轮产业属于导入阶段，中国邮轮经济的产业地位还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成长才能确立。所以，这里依据3个方面的理性逻辑：一是邮轮经济在经济地域系统中属于海洋经济、港口经济、陆地经济的边缘性经济；二是邮轮产业是海洋运输业、休闲娱乐业和旅游业的边缘性产业；三是邮轮经济要结合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我认为，中国应该把邮轮经济作为国民参与的先导性海洋经济来优先发展。下面从几方面来讨论发展邮轮经济的战略模式：
第一，中国邮轮经济的模式选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海洋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的人口大国和旅游大国，发展邮轮经济应该充分借鉴邮轮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利用后发优势，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混合型发展模式。所谓混合型发展模式，一是凭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众多的优势，培育和壮大邮轮客源市场，发展客源地型的邮轮经济；二是凭借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国际旅游大国的优势，扩大和强化国际邮轮的接待能力，发展目的地型的邮轮经济；三是凭借上海、广州和大连等造船基地的技术优势，加强和提升造船技术的自主创新、引进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发展制造业型的邮轮经济。这种基于客源市场、接待能力和造船技术三者协调发展的邮轮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混合型发展模式。
第二，中国邮轮经济的创新路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港口城市发展邮轮经济的热情日益高涨，邮轮经济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由于中国邮轮经济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才刚刚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客观上还存在发展邮轮经济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主要体现5个方面：一是国际邮轮停靠中国只有10多年的时间，而且每年停靠的邮轮在50艘次左右波动，还没有形成经济规模，港口城市建设专用邮轮码头尤其是邮轮母港的决策客观上存在风险。二是目前来访中国的大型国际邮轮，都停靠在货运港口的码头上，港口服务条件满足不了大型国际邮轮的停靠要求，对国际邮轮公司选择中国作为邮轮目的地造成消极的影响。三是由于邮轮停靠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国家对邮轮的出入关管理和口岸管理采用的是一般出入关程序和口岸管理办法，影响了邮轮游客离船上岸的消费。四是目前我国的港口地位只是国际邮轮的停靠港而已，还没有专业化的邮轮码头，更没有邮轮母港，因而没有形成接待国际邮轮停靠的产业体系，客观上制约了国际邮轮停靠中国的增长速度。五是中国造船技术主要体现在货运船舶的建造上，邮轮船舶的建造尚缺乏设计、工艺、检验等方面的人才与创新能力不足，加上相关产业的配套与支持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了中国邮轮制造业的相对落后。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崛起的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世界邮轮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将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积极发展邮轮经济，从而在世界邮轮经济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邮轮经济应该选择三步走的发展路径：
第一步，利用现有海洋港口的码头设施，改善邮轮接待服务条件，争取成为国际邮轮的停靠港。这是战略性的基础工作，做好这项基础工作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国际宣传推广的力度，尽快把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旅游大国形象转化为邮轮目的地国家形象，促进国际邮轮公司开辟中国沿海邮轮航线，吸引更多的大型国际邮轮停靠中国沿海港口。
第二步，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与第一阵容的国际邮轮公司合作，建设专业性国际邮轮港，开辟国际邮轮主航线，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邮轮的重要目的地。同时，加快发展邮轮港口经济，配套建设邮轮接待服务设施，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邮轮通关条件和口岸管理制度，促进停靠中国的国际邮轮艘次不断扩张以及等级不断提高，尽快形成规模化的邮轮经济。
第三步，发挥港口城市的集聚作用和扩散效应，建设邮轮母港城市。通过邮轮母港建设，带动港口服务业、船舶制造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邮轮母港对国际邮轮的辐射能力，而且提高邮轮母港对经济腹地的辐射能力，两种辐射能力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邮轮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长三角文化联动需要“制度化共建”
长三角是作为一个区域、一个潜在的经济共同体而存在的。长三角16城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只不过是长三角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大系统中各个部分的自然汇聚和简单组合都不能增加整个系统的总体效应，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和放大总体效应。
从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以往的文化建设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后文化联动的发展需要：长三角地区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文化市场体系方面及文化产业体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如果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特别需要在发展方式、发展手段等方面实现创新提升。以往零散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协调的文化建设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文化产业集群化、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及联动化的发展要求。今后需要长期花力气着力解决的是长三角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联手以“制度化共建”为落地抓手，实现文化资源高效配置、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体制机制统一对接、布局分工错位竞争、内外交流均衡激发、创意研发联手出新的目标。其最终目的就是形成长三角区域联动文化大市场。这一大市场不仅应当覆盖到长三角所有的陆域地区，也应当覆盖到苏、浙、沪专属的区域性海洋文化圈。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文化大市场共建方面作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事实表明：区域文化联动发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富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降低了文化生产服务恶性竞争、文化定价成本各自独担、文化资源闲置浪费、文化活动饱饿不均的市场风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化生产服务长期流于闭门造车、自产自销、自我循环的弊端。从长三角联动期望深度合作的要求来看，今后的文化合作还有待从礼节性、框架性、意向性及权宜性的层面不断向更深一步的法制化境界提升。苏、浙、沪等地文化主管部门和经营部门有必要率先以文化大市场建设为抓手，把握文化服务业相关终端消费产业在金融危机阶段仍具一定抗跌性和冲高性的特殊机遇，利用好举办世博会的特殊平台，以改革创新推动长三角文化联动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要发挥长三角联动发展中的“文化预热”造势优势，树立“制度化共建”的先行理念，尝试苏、浙、沪三地在协同梳理文化地方法规、推动文化修法立法等方面进行深度磨合对接，逐步从先期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性合作阶段过渡到苏、浙、沪三地适时共同订制立法阶段，并确保法规的横向通约性、上下兼容性、相对稳定性和广延开放性。要特别利用世博会的区域协调优势、政策优势，发挥上海主办、江苏浙江参与运营世博文化大市场的合作效应，通过对其相关运作规章、实施准则、操作规范及流程标准等的多方对接磨合，通过对世博会的会展博览、文化展演、即时消费、联网旅游及景点分流等实战环节的契约履行锤炼，来不断增强长三角城市群对海内外巨量消费客流的联手合作应接水平，从而为长三角文化大市场的制度化建设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要按照“政府宏观引导协调，文化市场自我运作”的原则，在充分考虑长三角各省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力求发展模式转型的个性差异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文化市场共建来尽力实现三地间各扬其长、各避其短、责任共担及利益分享。
曲金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让海洋文化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疑是个全球把眼光都盯向海洋的时代，是个海洋大竞争、大发展的时代，是个海洋在人类历史上比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的时代。我们已经又站在了海洋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海洋文化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同样突出。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我们发展的质量？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件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规划和设计我们的发展？
目前政府层面、精英层面、民间层面普遍关注的海洋文化的发展，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海洋管理的强化；二是海洋权益的维护；三是海洋经济的增长；四是滨海城市的建设；五是海洋环境的保护；六是人民生活的提高。为此，我们不仅要立足海洋大国，而且要建成海洋强国。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海洋科技能力、海洋经济指标、海洋军事力量、海洋环境质量、沿海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而要实现这一切，就要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和观念，调动人们对海洋的认同和情感，弘扬人们的海洋历史传统，丰富人们的海洋精神生活，形成发展海洋的精神内驱动力，使促进海洋发展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充分享受海洋发展的文化成果。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可持续地发展海洋的最基础、最本质的支撑力量，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需要长期地、可持续地发展海洋的最终目的、最高指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海洋文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社会之所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区域社会特有的地理环境、发展机遇、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区域社会的高层精英与基本大众世世代代经验智慧的结晶。这应该是我们对文化的本质的基本认识。
由于文化是民族的、社会的，因此最重要的文化是社会最基层的、最基础的文化，即“根”文化、“元”文化。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民俗文化。一切文化的积淀，都在民俗文化这里产生。
一、建构主义理论内涵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包括文字材料、音像资料、多媒体课件以及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信息)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也就是说，获取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能力。“情景”、“协作”、“会话”、“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重要强调创设情景，把创设情景看作是“意义建构”的必要前提，并作为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二、建构主义理论在海洋高校涉海专业学生英语教学中的设计和运用
笔者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三册第七单元“OurGlobeisinDanger”为例，探讨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四大要素---“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在海洋高校涉海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设计和运用。
1.创设情景。情景是语言学习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情景的创设要有助于学生的语义建构。学习者在情景下学习主要涉及到两个基本过程，即“同化”与“顺应”。“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而“顺应”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3]如在讲授“OurGlobeisinDanger”的“Lead-in”部分时，教师可以先通过PPT向学生展示相关的一些自然灾害图片。然后结合涉海专业特色，从电影《TheDayAfterTomorrow》截取两个关于“海啸”和“洪水”的片段。通过观看这两个小片段，学生们一下进入到真实的情景，学习兴趣和参与愿望被大大激发。
2.协作学习。协作学习是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协作交流以及学生和教学内容与教学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学生在“创设情景”这个环节观看完了图文声并茂的两个小片段之后，教师给学生进行分组，进行小组讨论教师提出的问题：Doyoureallybelievewhatisdescribedinthefilmwouldhappensomedayinfutureinourreallife?Whyorwhynot?教师应该掌控所有小组的讨论情况，可以任意加入到某一个小组的讨论当中。讨论结束后每组派代表进行发言。代表发言时，教师给学生发一张评价表格，其他组的学生从语音、语调、内容、表达等方面进行评价，课后上交表格。
3.会话练习。会话练习是学生达到意义构建的重要一环，可根据需要设角色扮演、模仿、配音、讨论、辩论等活动。如在“Listening-in:Task1Weshouldhaveproperrespectfornature!”的教学中，针对涉海专业学生的专业特色，教师围绕“海洋污染”和“海洋环境保护”这两个话题，给学生分成两组，分别扮演海洋环境保护部门发言人和新闻记者，组织一次模拟的记者招待会。不同组别之间进行打分和评价。通过会话练习，学生在巩固了知识的同时，还促进了与别的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
4.意义建构。意义建构是语言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学生最终能纠正语音、改善语调、表达地道，从而大大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如在“Let’sTalk:TheEnvironmentandtheDevelopment”教学中，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个论题“whethermarineeconomicgrowthor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shouldreceivepriorityinChina”，把学生分成A和B两组，组织一场辩论。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学生对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能够重新审视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三、结语
[关键词]海洋亚洲 川胜平太 海洋环境史 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15-10
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1985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① 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 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① 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3] [4] 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5] 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6] 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7] （P20-60） 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① 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8] 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 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② 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100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1.8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150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9]（P18-19） 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0] 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 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12] 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13] 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14] [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1494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1894年和1901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1820-1932年，中国共经历了46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17、18世纪几乎停滞。[16]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从吕宋(菲律宾)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越南)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1492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17] 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20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1924-1932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18] 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1600年开始开发，1871年民营后，产量大增，1884年达2886吨，占全国铜产量的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30-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持，岩石，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19] 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20] （P104-155） 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21] 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22] （P920-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另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1/2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23] （P145-165）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①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② 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2006年增加到93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1994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24] 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所昭示的，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 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① 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25] （P89-104） 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中日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① 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Sustainable yield, Optimum yield)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Maximum economic yield)。[26] 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②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③ 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2005到2010年。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梅棹忠夫. 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J]. 中央公论，二月号，1957. 梅棹忠夫. 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M]. 东京：中公丛书，1967.
[2]谷泰. 对世界史理论的挑战[J]. 梅棹忠夫著作集（第5卷）[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
[3]川胜平太. 海洋连邦论[M]. PHP研究所，2001.
[4]川胜平太. 文明的海洋史观[M]. 东京：中公丛书，1997.
[5]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7]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 马援译. 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W. Jeffrey Bolster. Opportunities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J].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1, No.3, July 2006.
[9]李惠生. 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与东亚文明[A]. 载曲金良主编.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4-5合卷）[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10]J. R. McNeill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Pacific World[M]. Ashgate，2001.
[11]Anthony Reid. Human and Forests in Pre-Colonial South Asia[J].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 No.1，1995.
[12]何芳川主编. 太平洋贸易网500年[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13]Robert B. Marks.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550-1850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 No.1, 1996.
[14]Peter Boomgaard, David Henley, Manon Osseweijer eds.. Muddied water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fisheries[M]. 2005.
[15]Peter Boomgaard, Freek Colombijn, David Henley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ndonesia[M]. 1997.
[16]刘翠溶、伊懋可主编. 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M]. 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17]黄邦和等主编. 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哥伦布以来东西两半球汇合的世界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8]Micah Mascolino. Sino-Japanese fishing dispute, 1924-1932: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Conference, Beijing, June 18-20，2004.
[19]宇井纯. 公害原论[M]. 东京：亚纪书房，1988.
[20]姜万吉. 韩国现代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21]居之芬、张利民. 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22]D. G. E. 霍尔. 东南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杨金森、高之国编著. 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24]Sulan Chen. Instrumental and induce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5.
[25]周振鹤. 以农为本与以海为田的矛盾：中国古代主流大陆意识与非主流海洋意识的冲突[A]. 载苏纪兰主编. 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演化博弈论
引言
自2003年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10077.71亿元）大关以来，我国海洋经济迅猛发展，2003年—2008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稳定在8%-10%的水平上，且每年均高于同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海洋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其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建国以来，海洋经济曲折中前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也几经变迁而日趋完善。由建国初期分散的行业管理体制，逐步走上统一管理的轨道，最终形成现今以“条块”结合为特色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深入分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的规划与指导积极推动着海洋经济的体制优化。但究其本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是受自身发展规律约束的，政策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只是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类型。自然条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类型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基本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分散型、集中型以及分散与集中结合型。（2）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一类学者从整体出发，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行业分散管理阶段——初步统一阶段——以“条块”为特征的综合管理阶段。另一类学者则从具体产业出发，分门别类地研究各海洋产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3）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措施研究。诸多学者从管理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提出深化改革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径与措施，认为我国海洋经济必须走综合管理的道路，行业管理与区域管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时，着力点多集中其历史沿革、现行体制的“好坏”以及改良的路径与措施等方面，尽管也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但分析结果多停留理论层面，并未从体制形成的根源出发探讨体制变迁的内在机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突破方法上的单一性，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深层次剖析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机理，探索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一、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一）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是建立在传统博弈论基础之上，假设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将动态的重复的策略调整融入到传统的博弈理论之中而发展起来的，用来分析生物、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活动变迁行为的一套新的理论。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理论渊源来自于两个方面：演化理论与博弈理论。它突破了传统博弈论关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演化博弈论虽然是建立在传统博弈的基础上，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演化”。演化博弈论包含两个基本概念：演化稳定策略（ESS）和复制者动态（RD）。这一对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的两大基石。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博弈模型
海洋经济管理中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具体实施主体，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各海洋产业。其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洋经济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单位。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合适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协调的矛盾也推动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本文中将各海洋产业作为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与者，旨在通过分析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来透视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变迁机制。
1、模型假设
（1）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2）每个参与者都有两个选择策略：“独立”、“联合”。
模型中参数设置如下：A、B分别为海洋经济中任意两个有关联关系的海洋产业；S为可能的策略集，S={“独立”，“联合”}；p、q分别为参与者A、B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β为该海洋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关联度越高，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α、β值为既定的。
2、模型构建
下面我们对博弈双方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1）当A、B都采取“独立”策略时，两部门获得正常收益的同时，承担由于活动交叉导致矛盾产生而造成的损失值λ；（2）当A、B都采取“联合”策略时，两部门在避免了矛盾产生所造成的损失值λ的同时，获取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额外收益，A、B获取的额外收益分别为βL、βL，但同时也会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损失值与本产业的发展水平有关；（3）当A、B两个参与者，一个采用“独立”策略，另一个采用“联合”策略时，采用“独立”策略的一方由于对方采用了“联合”策略而免受矛盾产生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不能获得额外收益；采用“联合”策略的一方由于加入关联产业组而获取一定的额外收益，同时也由于自身发展受限而遭受一部分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A、B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2知，当时，即一个海洋产业加入与其相关的产业组后获得的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时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逐步向产业“联合”方式发展。此时，（联合，联合）是演化稳定策略。
（2）若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
由表3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降低了，但是出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联合”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产业会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加入或不加入相关产业组。此种情况下，演化博弈模型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3）若（其中，i=1，2），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
由表4知，当时，海洋产业在加入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即产业加入产业组后总体损失值升高了。此时明智的海洋产业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独立，独立）是演化稳定策略。
二、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机制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2、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分散向统一迈进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海洋经济在曲折中求发展。历经十年“文革”，海洋经济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并未因此停滞。海洋渔业、盐业、海洋港口与交通运输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各主要的海洋产业开始扩展活动区域，产业间的交叉活动领域随之增多（β值变大），矛盾也随之显现出来（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但由于渔业、盐业、港口与交通运输业“三足鼎立”局势未变，并且各海洋产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α变大），各海洋产业出让技术，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成本增加，这一时期，海洋产业联合发展的成本依然大于联合发展的收益，即。随着海洋产业间矛盾的深入，交叉领域的海洋活动逐步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海洋产业间的联合崭露头角。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综合管理体制初见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大量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及科学技术，海洋意识以及海洋开发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些新兴的海洋产业，如，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也迅速崛起，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主体也随之繁杂起来。各行为主体在同一个流动的海洋区域内活动，关联度随之增加（β值变大），致使海洋经济发展在空前高涨的同时，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急剧增加（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同时，由于共同的活动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海洋产业作业领域的层次性，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时出让的领域的成本会有所降低。相反，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的提高使产业间协同效应增大。此时，在一定的海域内，在矛盾突出的海洋产业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协调机制来协同产业间的发展是可行的。1988年1月27日海南省建省筹备组与国家海洋局商定，成立海南省海洋局，统筹管理行政区划内的所有与海洋经济有关的活动。自此开始，截止到1991年，我国16个沿海省(区、市)海洋管理机构已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条块”为特征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
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随着综合管理机构的建立，产业间联合带来的协同效应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国家海洋局的统管职能进一步强化，1999年中国海监总队的成立为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但由于我国海岸线绵长曲折，要想对整个国家实施统一的综合管理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时，海洋区域管理应运而生。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省级政府阶层，这与我国固有的行政区划有很大关联。在固守海洋产业“条形”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在国家海洋局统一调控、政策法规总的约束下，各省市彰显各自特色，结合自身条件，建立起适合本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截止2008年底，我国已有16个沿海省（区、市）成立了主管海洋和渔业的管理机构，综合管理地方海洋产业活动。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四级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整体上，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出“条形”的行业管理和“块状”的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混合管理模式。
三、结论
我国海洋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已达到世界中级水平（L较大），传统海洋产业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新兴海洋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α值较大），海洋产业种类增加。但同时，各产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时空交叉严重（β值较大），海洋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水平低下，在统一的工作领域势必造成矛盾加剧，即λ值较大），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等问题严重。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加剧，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走综合管理的道路已确定无疑的。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海洋经济信息管理系统，充分了解海洋经济的发展局势；建立健全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协调组织机构，从全局的角度解决跨行业问题；建立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
注释：
①本文将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因素简单缩减为“成本”与“收益”是有一定原因的，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潜在利润大于创新成本，即有利可图”，本文实证部分牵涉到了加入产业组后成本高低的比较，这也可以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变相。
参考文献
[1]Friedman D. Evolutionary Game in economics[J].Econometrica，1991:637-666.
[2]Jongen W.WEibull.Evolutionary Game Theory[M].The MIT Press，1996.
[3]陈艳，赵晓宏.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及目标模式探讨[J].中国渔业经济，2006:28-30.
[4]蒋铁民.中国海洋区域经济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5]宁凌.海洋综合管理与政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滕祖文.海洋行政管理专题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
[7]徐质斌，牛福增.海洋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张辉.国际海洋法与我国的海洋管理体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27-30.
关键词：海洋灾害；遥感课程；改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6-0067-02
遥感是现代空间信息学的核心技术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高等院校都相继开设了“遥感”方面的课程[1-2]。但现有的遥感教学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如：（1）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教材更新缓慢的矛盾；（2）内容过深，与实际的生活接触有所差异；（3）遥感基本技能的培养与实践时间过少的矛盾；（4）专业素质的培养与传统的授课方式和考核方式的矛盾[3-5]。《遥感应用技术》是上海海洋大学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其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技术性很强的课程。本文结合上海海洋大学培养海洋类人才的目的，对遥感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讨。
一、“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的简介
现代海洋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海洋环境，良好海洋环境的维护离不开迅捷、快速准确的监测，遥感作为新兴的监测技术在海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6]。而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海洋观测技术的发展。在201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再次提出：“要大力发展空间和海洋科学技术，提高海洋探测及应用研究能力和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使我国海洋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上海海洋大学的办学宗旨即与国家海洋发展的主战略衔接，为国家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产业需求提供技术支撑、人才服务等智力支持。设计“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在学生掌握遥感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锤炼学生解决实际海洋问题的能力。
二、“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的内容
“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主要是通过设计不同的海洋灾害案例（如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海啸以及溢油），将系统性和理论性较强的遥感基础理论融入到每个案例中，让学生在实际的海洋灾害案例中掌握系统的遥感基础理论知识。
1.“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收集。通过播放新闻报道或模拟的方式，让学生接触一场海洋灾害，以风暴潮为例，并告诉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对海洋灾害进行预测预报，做到防灾减灾的目的。在第一阶段，引导学生分析预测预报“海洋灾害”所需的数据。故此，引出遥感的基本概念、遥感系统的组成、遥感的主要类型以及遥感的主要特点等基础知识。
2.“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处理。面临收集到的海洋遥感数据，大多数初学者无从下手，也看不懂，其原因是不懂遥感数据的原理。在此，引入遥感的成像原理、电磁辐射与地物光谱特征，以及遥感图形的特征等概念。
学生们了解了遥感像素的实际意义的同时，主要培养学生的空间意识。因此加入数字图像的校正等实际操作内容，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边操作边讲解何为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图像增强以及多源信息复合等知识。
3.“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判读。以风暴潮为例，风暴潮是指由强风或气压骤变等强烈的天气系统影响而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降现象。通过两景不同时段的遥感影像的判读，提取海面的异常变化，是通过遥感方式监测风暴潮的主要手段，而此时就要熟悉遥感影像的判读。为了很好地判读影像，需要对影像做一系列的处理，包括对比度变换、空间滤波、彩色变换、图像运算、多光谱变换等，同时对遥感图像的解译方法和过程也要熟悉掌握。
4.“海洋灾害”遥感数据的可视化。通过三维绘制引擎、地形的识别技术、场景的显示等技术，实现海洋灾害的再现。在此作为知识的扩充，讲解遥感在与其他数据（如DEM数据）融合，以及后期制图和可视化显示等知识。
三、“海冰”灾害监测案例驱动下的遥感教学示例
以“海冰”灾害监测为例，在结束的遥感教学中，对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实验。
海冰灾害主要发生在渤海和黄海北部和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海冰的主要危害上威胁船舶和海上构筑物的安全，影响渔业和航运等。2001年2月，渤海出现近20年来最严重的海冰，辽东湾最大冰厚60m，辽东湾北部港口基本处于封港状态，秦皇岛海域航标受损，40多艘船舶被困，航运中断，天津港船舶进出困难，渤海海上石油平台受到流冰严重威胁。现以渤海湾海冰预警预报为例，实现遥感的知识讲授，整体流程如图1所示。
在“海冰”监测数据需求分析阶段，通过分析渤海湾的“海冰监测”要求，分析所需数据，主要包括MODIS数据、Landsat数据、SAR数据、微波散射数据等。故此，为学生解惑，不同遥感平台、不同的探测手段等，同时，掌握遥感的基本概念、遥感系统的组成、遥感的主要类型以及遥感的主要特点等基础知识。为了实施后期操作，主要提供了同一地区三个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免费数据），如图2所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该地区的海冰覆盖。
在数据的预处理阶段，主要是上面三景数据进行预处理。此时结合操作软件ENVI，讲解坐标系的定义、图像的几何纠正、图像的剪裁等。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操作的目的及原理，需要学生掌握遥感的成像原理、地物光谱特征和大气对辐射的影响等。
在数据的特征提取阶段，为了更好地监测海冰的边界等信息，需要对比度变换、空间滤波、彩色变换、图像运算、多光谱变换等。同样结合ENVI操作，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熟练其操作工程。最后根据不同的要求，对监测结果以出图或报表的形式数据。
四、结语
“海洋灾害”案例驱动下的遥感课程教学改革，使得遥感教学从以理论教学为主的传统遥感教学模式中摆脱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实际海洋灾害案例的设计，培养学生海洋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全面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海洋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白淑英，沈润平，王莉，等.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实习教学环节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26）：174.
[2]陈述彭，赵英时.遥感地学分析[M].北京：测绘科学出版社，1989.
[3]张飞，买买提・沙吾提，丁建丽.《遥感概论》精品课程的“教学与科研互动模式”探索[J].科技创新导报，2011，（3）：174-174.
[4]熊勤学，朱建强，尚正春.遥感与信息技术探究型自主学习网站设计与开发[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22）：12255-12256.
[关键词]海洋意识；传播路径；教育宣传工作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261
1大学生海洋意识培养的相关理论基础
11海洋意识的相关理论概念
截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海洋意识”有较为公认的理论概念。然而，不管从何种角度界定海洋意识，从本质上说，海洋意识是特定历史时期人海关系观念的综合表现，是公民个体和各类社会组织在长期的涉海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战略价值和自然规律的认识。
12大学生海洋意识的内涵及培养的重要性
2016年11月4日，国家海洋局对外公开《2016年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MAI）研究报告》。评估结果显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仅为6002，勉勉强强过了及格线。国家海洋局将以“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为衡量指标，评估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工作成效，并针对国民海洋意识提升工作提出6点建议。其中，强调要增强基础，继续完善海洋意识学校教育；要深化研究，持续掌握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态势。
大学生树立的海洋意识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海防意识或海权意识，而是涵盖社会生活及日常生活诸多领域的海洋意识。至少应该涉及海洋强国战略意识、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意识、海洋安全和国防意识、海洋管理和海洋法制意识、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意识、海洋生态环保意识、海洋科技和海洋文化意识等范畴。
2高校涉海二级学院原生传媒机构成立的必要性
2015年7月广海水院凭借“基于南海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水产学科”项目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为了进一步弘扬广海水院的办学理念、总结教学科研及学生工作经验，发掘教学科研及学生工作特色，及时向全院同学精准传播水产界的最新发展动态，加深校友和母院的联系，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学院将原团委学生会宣传部和院刊部进行资源整合升级，于2016年4月14日创建了水产传媒中心，力争建成为立足广海水院，服务院党团学，传播水产前沿，加深校友联络的综合性融媒体服务中心。本中心下设舆情监控组、网站管理组、微博微信组、音像制作组、文字编辑组、海报LED组六个小组以及通讯员人才库。
作为水产传媒中心的创始人、指导老师，笔者对海洋和水产的情愫由来已久。毕竟，笔者曾任职于中国渔政广东总队湛江支队东海大队，曾常随执法船出海巡视和执法，对近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较深了解。后来，到韩国国立交通大学留学读研，尤其是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实习期间，亲眼目睹了韩国在完善海洋航运业、海洋港口等基础建设以及制定海洋环保方案的前提下，深入将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为其海洋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发掘公海深海域海洋资源、培育海洋生物工业、研发海洋能源等方面早已发展到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得益彰的高级阶段；日本更是将这些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分层次普及，国民的海洋意识遥遥领先于我国。因此，笔者深感机遇与挑战并存。
3高校涉海二级学院原生传媒机构的建设成效
以水产传媒中心（以下简称为“水传”）为例，创立一年以来，在大学生海洋意识宣传报道教育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从下设部门职能角度来看：第一，在舆情监控建设方面，水传动态掌握和分析学生舆情、水产界发展动态，提供分析报告；第二，在网站管理方面，水传除了抓好传统的学院官网建设，在全校评比中名列前茅，还牢固树立融媒体传播海洋意识的理念，积极探索推进“易班”建设，一方面是学生和老师易班注册率、实名认证率、班级群覆盖率自始便领先于校内其他学院的同类宣传机构；另一方面是公告、热门话题、资料库文件、调查问卷和轻应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稳步提升，关注度持续走高；尤其是引导学生积极使用易班平台中的“优课”功能，推荐海洋意识相关的热门课程和精品课程给学生；第三，在微博微信建设方面，目前水传同时负责运营着W院团委学生会和中心的两个公众号和两个微博。根据学校公布的评比结果，无论从总推文数、阅读数、分享数、点赞数的数据来看，还是从推文分类（如讲座、学术报告类，宣讲会、竞赛类，交流会类，大事件通知类）综合指数来看，中心都领先于兄弟学院；第四，在音像制作方面，中心在各类常规较大活动中均已达到音像制作配套宣传。目前，水传正在探索最新的VR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广海水院的特色赛事：生态鱼缸大赛；第五，在文字编辑方面，水传与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建立合作关系，由该协会提供更多的传媒技能及平台支持。目前，组委会的合作媒体之一，水传培养出的学生采编团队已成功对接中国国际水产博览会和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较为出色完成任务；第六，在海报LED及人才库建设方面也潜移默化地表现海洋意识和水产意识元素。
从大数据统计来看，在这365天期间，水传的各个平台总共推送了457篇资讯，日均125篇。其中，体现海洋意识的资讯为248篇，占比过半。
在周年庆之际，水传根据建设成效推出系列报道《水产的名义》（共10篇），并凝练出“水传精神”和“水传训诫（又称水传三力）”，以凝聚共识，迸发精神动力。
4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宣传工作的建设瓶颈及努力方向
有学者研究主张：海洋新闻话语权就是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介关于海洋意义诠释的一场争夺之战。当前最基本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关于对“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这样一对二元对立概念的结构。[5]作为海洋大学涉农涉海二级学院原生的传媒机构，水传责无旁贷。但激情与喧嚣的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
41海洋意识传播主体、客体及资讯来源的局限性
作为国内高校首个旗帜鲜明提出“水产传媒”概念的原生宣传机构组织，水产传媒中心在成立之初便将传播主体定位为具有水产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和老师。此举始于我们坚信只有更多的有海洋和水产学科背景的人士站出来，坚持发出专业的、理性的和权威的声音，正面地传播海洋意识和水产意识才能取得更高的普通度，而更高的普通度又反作用于海洋传媒和水产传媒，鞭策我们更加科学地、客观地传播海洋意识和水产意识，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乃至倒逼传统主流媒体加大海洋领域的报道篇幅，加快平衡我国大陆文明（数千年黄土农业文明和近百年现代大陆工业文明）与海洋蓝色文明的严重不对称。
然而现实来看，有别于文学院和信息学院学生的专业性或就业的刚性需求，涉农涉海学院融媒体运营团队中的学生可能是出于兴趣爱好、好奇心或者责任心而参与学院的宣传工作，传播海洋意识短期内来看仅仅是担当的体现；教师队伍的主要工作则在教学及科研，尤其我们水产学院是研究型和应用型见长的学院，在教学大纲没有明确将传播海洋意识作为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他们依旧潜心于科研而无暇顾及宣传，甚至某些年迈的习惯于默默无闻严谨治学的老教授在某些情境下对新媒体传播还持反感态度。因此，这种磨合并非短期内能轻易完成的。
羽翼未丰的水传传播客体目前还主要局限在在校青年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即大部分影响力仅在大学校园内，校外影响力也主要在校友群体。
资讯来源虽然主要提倡原创，但是水传毕竟是校园公益非营利性组织，难以和市场上的传媒公司、出版社等在稿酬方面相提并论。对教师水产科研成果的宣传，出于知识产权保护考虑，也只能是等其在传统权威机构获奖或公开发表后再申请授权转载。
42海洋报道诠释框架努力方向
目前，广海水院现设水产养殖系、海洋生物系和海洋渔业与科学技术系，有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生物科学和水生动物医学4个本科专业；水产养殖、海洋生物、渔业资源和捕捞学4个学术型硕士授权点及1个农业硕士（渔业领域）专业学位点；水产学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围绕学科优势，水传今后将从经济发展、文化娱乐、科技进步、渔业农业、灾难事故、交流合作6个方面来完善海洋意识宣传报道教育体系。
第一，经济发展方面。在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顶层设计下，在学校所在地湛江市正在建设环北部湾中心城市的区域格局中，水产传媒中心将继续把握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被誉为“中国海洋第一展”）和中国国际水产博览会两大展会永久落户湛江市的天时地利，加快培养更多的具备水产学科背景的学生记者，锻炼其自身传媒技能，积极参与海博会和水博会深度报道，而不止步于初期的猎奇状态。
第二，文化娱乐方面。无数的事实证明，硬邦邦地将政治性很强的海洋政治灌输给“95后”大学生往往收效甚微。水传将继续以融媒体视角，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宣传生动有趣的海洋文化，如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促进海洋意识更贴近日常生活、更引领休闲时尚。
第三，科技进步方面。一是要继续加深与学院科研人员的交流，增进互信，努力早日实现通过水传的平台同步学院科研的最新成果；二是结合近年来学院考研率和录取率呈爆发式增长的良好势头，创新宣传表彰考研先进学子的方式，树立典型，让水产优秀学子用现身说法来感染身边同学，精准传播海洋蓝色意识。
第四，渔业农业方面。海洋渔业农业是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最具历史年份、最具功能基础的领域。如何与时俱进地将其报道诠释得合乎新生代审美而不拘泥于强调养鱼养虾而脚丫腥臭、皮肤黝黑的艰苦卓绝，值得新一代水产传媒人深思。水传将尝试研发海鲜水产选购App，让指尖与舌尖同样流行起来。
第五，灾难事故方面。高校出于大学生安全管理考虑，在每年台风季期间，我们一般不主动迅速外派学生者去海边采访渔民们的实际受灾情况。但可以动员正在养殖基地和实习基地指导的老师以身作则，或者通过正在养殖基地实习的有较高安全防范意识的高年级学生作为特派记者第一时间捕捉有新闻报道价值的珍贵镜头。
第六，交流合作方面。一是结合近年学院到境外访学、游学、留学人员增多的趋势，摆脱以往旅游杂记类的肤浅报道弊端，策划有侧重点的系列跟踪报道，让境内外海洋意识激烈碰撞从而擦出火花；二是开拓区域海洋传媒合作空间，在环北部湾高校研究生海洋论坛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环北部湾高校海洋类传媒论坛机制，互通有无，携手共进，营造更加浓郁的海洋意识宣传报道教育氛围。
参考文献：
[1]宋伟萍海洋强国建设视阈下大学生海洋意识培养[D].大连：大连海事学院，2015：8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3]郑宇中国海洋意识建构的大众传播策略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