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6 06:19:34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有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提出了一组用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在计算出有关国家的总体指标值之后，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发现，在人均实际GDP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阿切和约万诺维奇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显著。莱文和泽尔沃斯结果显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另外，在预定的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进一步从流动性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场的作用。他指出，股票市场分散风险的能力并没有理论上所论证的那么强。谈儒勇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韩廷春得到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监督经理层和运用公司治理、影响储蓄率等功能来减少信息和交易带来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时间很短，因此发展程度很不完善。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建立模型，利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在此，我们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提出的方法利用1998-2006年期间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反映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每季的平均市价总值与季度GDP的比率,它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我们用CAPITALIZATION来表示这一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每季的总成交金额与季度GDP的比率,用VALUE表示。每季的总成交金额等于该季度三个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包括A股和B股)成交金额之和。第三个指标是季度周转率,用TURNOVER表示。某季度的周转率等于该季度的股票总成交金额除以该季度的股票平均市价总值。
（2）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使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季度经济增长指标。
2、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结果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4季度)。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深刻的关系。第一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关制度很不完善，股票市场不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作用。第二是股票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甚至有歪曲信息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这就扭曲了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第四是上市审核制效率低下,我国股市的审核制基本上是行政性的安排,由于资源的稀缺,造成了种种寻租行为,上市公司质量无法保证,破坏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机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运行良好，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股票市场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应该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秩序，使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Atje,Raymond,andBoyanJovanovic,1993,“StockMarketsandDevelopment”,EuropeanEconomicReview,April。
[2]Demirguc－Kunt,Ash,andVojislavMaksimovic,1996,“StockMarketDevelopmentandFinancingchoicesofFirms”,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May。
[3]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第10期。
[4]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1，第3期。
[论文关键词] 金融危机 影响 对策 [论文摘要] 本文简要描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列举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诸多影响，分析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最后就我国经济如何防范风险，降低损失、提出了建议。 一、金融危机的原因与进程 次级债，是指发放给信用级别低、收入证明缺失，因而存在较高违约风险的借款者的抵押贷款。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主要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由于风险较大，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较高。金融机构为获取更多利润，把“次级贷款”门槛降得很低。在逐利动机下，美国次级贷款规模迅速攀升。2011年之后，由于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急剧上升，引起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次贷危机爆发。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危机，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倒闭、冰岛等国家濒临破产，再到全球股市持续下跌，到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对中国虚拟经济的影响 (1)对金融业的影响。①从对外国投资的情况来看，工行、建行、中行在次级债中的投资占资产比重小于1%，有海外投资的6家中资银行次级债亏损49亿人民币，其损失不会影响银行的正常营业。中国商业银行共持有美国雷曼公司20562万美元贷款，雷曼的破产对中资银行的影响也很有限。其他投资机构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比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曾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5只QDII出资1232亿元，截止2008年3月两者的账面亏损分别为48%和31.37%。通体来看，由于中国金融业相对封闭，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②从证券市场情况来看，中国股市一年来跌幅巨大，沪市从最高点的6124.04点跌至今年9月18日的最低点1802.33点，跌幅达70.57%。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几年通过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股市，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外资产组合调整和对中国新兴市场重估，使热钱从中国撤资，推动了对这次股市下跌。 (2)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拥有1.8万亿的美元外汇储备资产，随着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会面临贬值风险。美元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一方面致使短期撤回的资本会重新回到中国，推动国内资本品价格的上升，产生更大的投机泡沫;另一方面给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宏观调控带来很大困难:由于出口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与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并存，政府不但不能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拉动内需，还必须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这会进一步加深人民币升值。日元逃离资金撤出美国可能导致日元升值，影响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定，导致中国外汇资产实际购买力下降。 2.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对贸易的影响。①对出口的影响。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经济主要依赖国外需求，而美国占我国出口贸易中的50%，美国国内需求下降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据花旗银行测算显示，若美国经济放缓1%，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1.3%。美国需求下降还导致全球对外需求降低，使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为突出。人民币不断升值，也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出口，导致经济衰退，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②对进口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均使用美元标价，美元贬值造成石油、农产品、能源价格持续走高，降低企业利润空间，引发通货膨胀。 (2)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①随着美国金融危机蔓延，美国投行都在为潜在的流动性危机做准备，并有撤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计划，出现了美国投行抛售在华房地产资产的现象，这让低迷的市场雪上加霜。②金融危机使人们的心理预警增强，打击购房者的购房信心，市场的观望气氛更加浓郁。③银行给房地产的贷款在减少，上市融资的方式也随着股市下跌而破灭，房地产融资的两个主要渠道均受到阻碍，再加上之前的二次购房限制、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提高等等政策，房地产资金供应紧张。④从2001到2007年10月，房价平均涨了100%，此次金融危机会挤压掉中国房地产自身的泡沫，但也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所面临的风险。 三、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对策 1.加强金融业的监管 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风险评级和风险预警机制；积极发展综合经营，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积极稳妥推进海外扩张，通过资产在各地区的配置实现风险的配置，有效降低总体风险。稳步推进衍生产品市场发展，为各行业创造应对利率、汇率风险的避险工具。 2.调整外汇储备战略 要完善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策略，将从美元资产为主到多种货币资产，同时优化美元资产的投资结构；购买海外石油及其他稀缺资源，参股收购相应海外企业；尽可能购买有助于培育国内自主创新的海外次核心技术、先进设备；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支持国内居民对外金融理财与投资，以鼓励“藏汇于民”。 3.刺激内需，升级产业结构 扩大就业，提高人民可支配的工资收入；由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例如医保、教育、养老保障等，促使公众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出台相应政策促进出口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口企业要积极开拓新市场，落实市场多元化战略。 4.加强监管房地产市场 我国的监管部门应设立房地产等行业风险预警机制、危机升级后的处理措施，以避免危机发生或有效应对危机。金融机构应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实行严格的贷款审核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推进资产证券化，增加融资渠道，实现信用风险的分散和转移，同时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关键词：美国金融霸权经济繁荣
金融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获取用武力冒险与政治讹诈所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运作而轻易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政治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权，赢得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
一、由“独霸”到“协霸”——美国金融霸权的历史转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
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它一手设计的国际金融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通过征收铸币税，美国为其工业的国际性扩张融通资金，为其扮演“世界银行”融通资金，为其充当“世界警察”融通资金。亦即，美国可以不受其国际收支盈亏的限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经费的短缺都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的速度来解决。“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场殖民战争，尽量买进外国公司，并通常为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提供资金。”美国的随心所欲行动，引发国内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美元由一家独霸绝对垄断地位，到与马克、日元相竞争的相对垄断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也由独霸而向联邦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寻求协助霸权转变。
(二)日本支持美元，协助美国金融霸权
由于战后西欧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提出的挑战，因此联邦德国对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协助极为勉强，当美国试图通过“史密森协定”要求其他国家同意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重新挂钩时，遭到了联邦德国的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固定汇率的“复活”便“胎死腹中”。联邦德国拒绝对美元的支持，促使美国改变了国内经济政策，“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在外国的压力下对本国经济政策作出的重大的改变。在经济领域，这种政策逆转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结束。从此以后，美国需要日本在金融上予以支持了。”
日本于1981年成为世界头号资本输出大国，1986年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于1985年底，因为日益庞大的财政与外贸赤字而迅速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到80年代末，美国的外债累计约1万亿美元。这样，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美国便逆转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趋势，即由富甲天下变成负债累累。在金融实力迅速下降的前提下，美国继续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必须得到金融地位迅速上升的日本的支持。1983年11月美日成立了货币委员会，以加强两国在货币领域里的协作，奠定了两国之间的特殊金融关系。1976年日本购买美国联邦债券总额只有1．97亿美元，但是自美日加强金融协作后，日本对美国联邦债券的购买迅速增加，仅1986年4月购买额就高达138亿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每年借债1000～2000亿美元，日本则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8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取代联邦德国成为美国主要的经济盟友，以及从金融方面支持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称霸的后盾。日本把储蓄款和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在美国投资，支持了美元，帮助为防御体系融通了资金，而且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里根政府没有得到日本这种金融上的支持，作为里根经济政策的结果，溢值太大的美元可能会暴跌，甚至。”在日本的鼎立协助之下，?拦裙擞锌赡苁ソ鹑诎匀ǖ摹拔A称凇保笸ü阅谑敌薪鹑诟母铮酝饣平鹑谧杂苫佣痪倩指戳私鹑诎匀ā?/P>
二、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夯实金融霸权的内在基础
“从7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国经济衰退当中，美国的金融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90年代这种变化的效果显露出来，确立了美国的世界最强国地位”。由于巨额贸易赤字、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大幅度上涨等不利条件，美国的金融机构的生存基础一度遭到严重动摇(典型事例是伊利诺斯银行危机和储蓄贷款合作社危机)，在整个80年代，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拯救伊利诺斯银行的1984年，倒闭的银行就达1OO多家，另外由于管理失败，400多家储蓄贷款合作社(S&L)濒临倒闭危机。为避免全面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健康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制，美国着手对金融业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一)减少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为稳定金融秩序，改变了由过去保护储户存款为提高各类银行的自有资本比例。通过提高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增强银行应对不良贷款增加的能力，从而减少破产风险。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一定水平的银行，金融当局则勒令其采取措施增加资本或压缩资产，而当自有资本比例低到无法改善的程度时，政府可以决定将其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在提高银行自有资本比例的同时，金融当局还就存款保险费作出规定，凡是自有资本比例越低的银行，所缴纳的保险费就越高。银行必须公开主要经营指标，储户根据这些指标判断银行的存款有无风险。为监视银行是否准确公开信息，政府配置了多达8000余人的金融检察官，对于违反规定的经营者给予严厉惩罚。
(二)增强金融业的竞争能力。第一，提高金融业经营效率。通过一系列稳定金融秩序的措施，金融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健康的运行环境下得到进一步贯彻。1990年以后，美国为了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兴起了大改组运动，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减少，金融运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第二，放松了银行兼营其他金融业务的限制。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有效地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证券投资活动，尽管这一限制控制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但在与欧洲全能型银行的竞争中，美国金融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为了增强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1989年以后，美联储通过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第20条作更宽松的解释，使商业银行(通过其作为一级交易商的附属机构)得以进入新证券发行市场，银行业证券化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三)激活资本市场，恢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于过多的市场准入限制，与欧洲资本市场相比，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迅速扩展，大大减少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为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第一，缩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权限，简化部门手续，加快证券发行的审查，建立一揽子登记制度，废除对非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收源泉所得税。以此为契机，大批外国机构纷纷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第二，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90年改变了依靠公开信息来保护投资者的想法，大幅度放宽有关融资机构在这个领域公开信息的义务。由此，各类投资基金的发展如雨后春笋；第三，由于放松管制以及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美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空间迅速增大，金融衍生商品层出不穷，给各类风险喜好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或投机)机会，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由此得到空前提高。
通过稳定金融秩序、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以及激活资本市场，美国很快恢复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实力迅速增强，为新金融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营造金融霸权的外在条件
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与原先相比，美国的新金融霸权在内在基础与外在条件上都有了新的特色。内在基础主要体现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超级大国，强大的金融实力，美元的国际垄断优势，完善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遥遥领先的金融创新能力，极具有危险性的对冲基金，等等；外在条件主要体现在：整体上依旧有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国际金融机制，金融自由化与开放的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对于国际资本的依赖，其他金融大国的协助，等等。其中，金融自由化是美国实现金融霸权的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加以营造这一外在条件。
在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制订的章程中并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的权力。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撒切尔和里根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学获得了英美官方经济学的宝座，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能自动实现国民经济充分就业均衡”的旧自由主义教条，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而美国也不断通过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大力渲染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极力宣扬与主张下，新自由主义逐渐上升至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而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突飞猛进，金融自由化蔚然成风。
在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来变更别国意识形态的同时，美国不断利用其强大实力，来打开别国金融市场。为此，美国采取的手段通常主要有：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1984年美国就曾压迫日本开放其金融体系，在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同样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足造成的，并且甚至以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修改其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中。
四、美国新金融霸权的主要表现
(一)巩固和捍卫美元的特权地位
1．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等同于黄金，成为“美国世界地位的基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依旧具有核心货币的地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4％；在国际贸易中，有2／3是用美元结算的；在外汇市场上，以美元结算的占83％；国际证券发行总额接近1／2由美元标价；金融衍生产品结算至少有1／2是用美元；国际贷款总额中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新增发的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非居民持有的美国净资产已超过1万亿美元。
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的货币扩张、国际收支平衡、信用支撑提供了无法替代的优势效应。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于是，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片”：政府或企业证券——美元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用以对内与对外投资。这种“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的经济持续繁荣。
2．美元的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
其次，分享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相对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承担或干脆不承担偿还责任。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例如；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间美元贬值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
第三，转嫁危机。当美国出现经常帐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在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从而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嫁给世界各国。
3．美国坚决捍卫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90年代初期，日元和马克随着日本与德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一度成为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新宠。然而，由于德国统一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再加上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欧洲货币联盟提上议事日程，马克也就不再对美元构成挑战。
针对日元的挑战，现在看来，美国的应对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对日元抑制也不遗余力。在美日经济战中，美国给予日本的致命一击，当数泡沫经济。是美国“帮助”日本形成了巨大的泡沫经济，又是美国“协助”日本挤破经济泡沫，泡沫经济的破裂，使日元遭受重创。”亚洲金融危机，美元进一步挤压日元空间。这样，随着日本经济低迷的持续，金融业问题成堆，日元对美元的挑战也自然被无限期搁置。”
1999年启动的欧元对美元的特权地位构成的威胁远远大于当初马克的挑战。在欧元启动前夕以及启动之初，不少国家曾纷纷表示要调整本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增加欧元。但是，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通过对南联盟的轰炸，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乐观预期，最终使美元度过了经受挑战的最危险时刻，并且保持着对欧元的强势。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科索沃危机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轮回合的胜利。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新工具——对冲基金
20世纪80年代后的金融改革，大大增加了美国金融业的活力，美国新的金融机构纷纷涌现，金融工具的创新层出不穷，这些都远远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列。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增加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从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机构日益频繁的活动，大大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并且客观上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又一重要工具。
在诸多从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机构中，对冲基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对冲基金是随着美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期货和期权等交易的出现而兴盛起来的，是美国投资风险最大而联邦金融监管最松的一种基金。然而，直到1990年，美国的对冲基金仅有1500家，资本总额不过500亿美元。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对冲基金每年都以极快的速度增加。据估算，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至少有4200家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4000多亿美元(不包括基金的借贷款)。
由于美国股票总市值十分庞大(2000年前后，美国股价市值已高达近17万亿美元，是GDP的1．8倍)，外加金融监管严格完善，对冲基金很难在国内兴风作浪，但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对冲基金则往往能够掀起惊涛骇浪，严重威胁金融市场业已开放或正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来看，对冲基金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
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使国际社会第一次领教对冲基金的巨大威力。危机发生后，英镑和里拉先后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镑也受到重创，欧洲汇率机制受到严重威胁，英国如今对此仍心有余悸，依旧徘徊于单一货币体制之外，欧洲经济一体化因此而放缓步伐。欧洲货币危机，增加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前途的疑虑，增加了欧盟的离心力，从而减少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威胁。
1994岁末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对冲基金又大显身手。墨西哥比索受到重创，外汇储备耗散殆尽，而对冲基金却中饱私囊。由于怕遭“池鱼之殃”，美国慷慨出资400亿美元，给予墨西哥鼎立援助，平息墨西哥的金融风潮。墨西哥金融危机，一方面增强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实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再一方面增添了美元对西半球的影响力，加快拉美美元化进程。
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对冲基金兴风作浪的结果。对冲基金使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诸多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印度尼西亚的损失尤其惨重，这些国家人民辛苦几十年所积累的财富，被“金融大鳄”席卷一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盟诸国损失达数千亿美元，印尼经济甚至倒退了30年，菲律宾的国民财富也减少近一半。一度是无限风光的亚洲小虎被折腾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危机的结果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的步伐放缓，“日元圈”遭受重挫，美元恢复并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地位。
对冲基金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佐证还体现在：(1)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对对冲基金的严重违背人类道义的无赖行为——“于乞丐钵中取食”，聚敛不义之财——声嘶力竭的辩护；(2)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纷纷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对对冲基金迎头痛击，违背自由市场原则，“损害”香港的长远利益；(3)美联储对因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和日本金融动荡中兴风作浪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本应“罪该万死”的“长期管理基金”给予迅速及时救助；等等。
总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获取金融霸权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义务。在新金融霸权之下，美国在享用更大特权的同时，却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且，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或攫取更大更多的特权利益，有意或无意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业已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的本身。美元的特权地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旧的国际金融机制给美国留下的遗产，而“金融大鳄”对冲基金则是美国金融市场诞生的杰作，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因此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最显著的特征。而其他诸多金融霸权手段，要么是协助维护美元特权地位以坐收渔利，要么是配合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好明火执仗，如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利用。
五、美国新金融霸权迎来新的经济繁荣
(一)美国金融霸权的目标在于争夺国际资金
国际资金是美国金融霸权争夺的目标，为此美国利用各种霸权手段，竭力将美国营造成为世界最有利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
1．保持强势美元，吸引外资进入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美元强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为维持美元强势，9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不遗余力打压竞争对手——马克(后来是欧元)与日元；另一方面将国内利率总是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扩大与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利差，从而有力地增加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尤其是从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期间，由于担心股市泡沫损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美联储连续6次提高利率。到2000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9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00年底，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比1997年高出15％。保持强势美元，就可以吸引外资流入，降低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利用快速发展的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高新产业，鼓励企业重组和调整，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以此来支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布什新政府的财政部长的保罗·奥尼尔就曾强调，美元坚挺，通胀率较低，促进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是美国经济保持lo年连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沿用这一政策。
2．制造诸多事端，驱赶外资进入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元强势决不是美国吸引外资的唯一驱动力。前文业已陈述，通过不断的金融改革，美国对内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极富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对外强化了美元和对冲基金大棒，利用政府(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操纵国际经济机构)和市场(推进经济全球化)双管齐下来巩固和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总是每隔一段时期(2～3年)，都要发生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事端，从海湾战争，到欧洲、墨西哥与东亚三大金融危机，再到科索沃危机以及所谓“千年虫”问题等等。这些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事端，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国际金融界由此而确信；美国是世界最安全的避风港——例如对“千年虫”有着准备最充分和最稳定的投资场所——美国远离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通过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技术等各种手段，将世界资本驱赶至美国，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汇集的中心。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7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
(二)汇集世界资本，孕育经济繁荣
美国自1982年始便从国际资本净输出国转为净输入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0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净额为816亿美元，外资流入净额为1420亿美元。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928亿美元和5026亿美元，意味着美国净接受了2000多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到1998年底，外国人拥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就已经达到6．6万亿美元。按美国政府最新的核算方法计算，1990年时，美国可能还算不上是一个国际净债务国，但1997年时，累计的国际净债务已相当于GDP的13％，到1998年年底，这一比重达到18％。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估计，到1998年年底，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约?2％。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使美国的净外债高达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承受2万美元的外债负担。
美国长达lo年的经济繁荣，依赖于旺盛的个人消费这一内在基础。在美国全年GDP构成中，个人消费因素近年来一直超过了2／3，在2000年4446亿美元的美国GDP增额中，个人消费就高达3158亿美元。而旺盛的个人消费又仰赖以下三个前提：股市的“财富效应”、日益膨胀的消费信贷以及持续而大量的商品进口。然而，这三大前提的存在又与外国资本密不可分。
首先，外国资本的流入促进了美国股市的繁荣，从而引致“财富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股市的“财富效应”最为明显。1991年3月至2000年3月这一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的增加，主要源于美国股市的持续繁荣而引致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在美国，每100元股市收益，就有2—4元用于消费。从1994年年中到1999年年中，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从24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在增加的14万亿美元中，有10万亿美元与股票价格上涨有关。但是，美国股市的繁荣与外资大量而持续流入息息相关。1994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它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激增到1970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上升到2280亿美元，而1999年仅流入美国股市的外国资本就达3520亿美元。美国股市在接近巅峰状态时期，其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13．6％。
其次，外国资本的流入填补了美国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美国消费信贷由来已久，90年代的经济繁荣的一大前提，就是消费信贷市场繁荣。由于股票升值的担保，家庭在住宅和汽车等方面扩大了消费，各类消费信贷大大增加。到1999年美国的家庭借贷增加了62％，家庭的住房信贷占居民房产价值的43％，而这个数字在1985年则为30％。在90年代的整个消费信贷中，银行的信用卡信贷仅在1994—1995年之间就增长了77％。然而，长期以来，美国人的储蓄意识淡薄，借贷消费旺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1996年为3．1％，1997年是2．1％，1998年进一步降至0．5％，这是自]93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98年第4季度，储蓄率更是接近0。1999年还出现了连续数月的负增长。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国流入的资金填补。
第三，外国资本的流入弥补了经常项目的赤字。由于美国经济向服务行业的转变，导致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因此，旺盛的消费需求，只有依赖对国外商品与服务的大量进口，而持续大量进口导致了对外商品贸易与经常项目出现越来越大的巨额逆差。到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约4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4％。经常项目的失衡，需要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收益净额逐年递减，1998年还出现了62亿美元的赤字，1999年这一赤字更增加到185亿美元，因此，美国用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只有吸引大批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
正因如此，是美国的新金融霸权，汇集了世界巨额资本。而就是世界的巨额资本，孕育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即美国由“独霸”到寻求日本“协作”才能实施有限的金融霸权的“过渡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减少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资本市场，使其恢复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复了金融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竭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为其实现新金融霸权营造合适的外在条件。这样，美国安全度过了有可能丧失金融霸权的“危险期”，并于90年代确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地位。主要表现：一是美国不断巩固和强化美元的特权地位，二是培育出极具危险的金融霸权的新工具——对冲基金，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最显著的特征。在金融霸权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国终于汇集世界的巨额资本，孕育出本国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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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 “倒U”型 非线性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 Demirguc-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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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9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97)及Wallick(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03年间(860年～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00)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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