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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影响分析：策略研究
水文地质工程作为地质勘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地质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在水文地质工程勘查中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分析是地质勘查的重点对象。水文地质工程涉及到水文指标及地下水位的划分等具体问题，同时对地质环境具有宏观影响作用，因此最大限度合理分析当前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具体影响，在了解影响的基础上从事地质工程勘查与建设具有现实性与迫切性。
1 水文地质工程中地质环境的影响分析
水文地质工程一方面涉及到水文地质条件的评价分析，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掌握水文地质工程开展建设区的实际气象资料，从而获得相关区域降水量及蒸发量的具体调研数值，为工程建设与开展提供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水文地质工程需要做好调研区域水层储水结构的分析，重点了解水层分布情况，积极分析特定岩石条件结构下对地下水位的影响，为工程建设提供指导与借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的影响分析具有指导性与科学预见性，是开展大型地质工程建设的基础环节。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个方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的影响还表现为水文地质受地下水位及水压变化对地表建筑物引发的威胁，从理论上说地下水位上升直接引发土壤盐碱化程度的加剧，土壤盐碱化作用于特定的土层引发严重侵蚀。而反之地下水位的下降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引发地面下降及断层裂缝等严重的地质灾害，对地下水的质量也造成不小影响。此外开展水文地质工程引发地质环境的不稳定性，受水压变化控制使得原有的地质结构出现断裂，形成易损点，严重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2 应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影响的策略分析
（一）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加强地质水文的勘查分析。在进行地质水文建设之前，首先采取实际调研的方式切实了解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潜在影响，在勘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预备方案，采取对应措施进行有效防范。其次要做好地质工程建设的安全规划与部署，积累相应的地质环境水文地质资料，做好前期的影响与成本预算分析，一方面保证水文地质建设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保证地质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二）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降低地质环境的二次伤害。水文地质工程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工程监督与管理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保证管理到位，建设可靠。目前我国水文地质工程在开展实施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水文地质环境受损严重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积极做好工程资金的合理分配，采取最优化最环保的施工方案才能保证对地质环境的危害停留在最小范围内。
（三）创新技术手段，走生态环保建设发展之路。科技的不断发展，为我们走生态建设环保建设之路提供了可能，采用先进的管理与施工技术可以获取最科学详实的研究资料，采用科学便捷的建设施工方式可以将其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目前我国大部分水文地质建设都积极尝试采用先进的科技弥补施工过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常见的有应对地质问题的建筑基本加固技术及建筑底层优化技术，有针对地下水质的检测与过滤技术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通过技术的创新与传统模式的转变实现生态建设环保之路的构建，降低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具有现实可行性与推广性。
3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科技化发展方向
（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发展所要遵循的线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发展应该遵循以下三条线索：一是科学化发展方向应该以国家重点工程为依据，具体包括，南水北调、西北水资源三峡工程等等。 二是科技化发展应该以为政府职能服务、为履行政府法律作为方向。政府职能服务包括地质环境监测、地下水监督利用等等。政府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水资源法以及矿产资源法等等。三是科技化要向多学科延伸。对于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利用地质学基础知识在环境科学以及土木工程学上的应用，由于在工程建设中所涉及专业领域比较广、比较复杂，这就要求向多学科延伸。
（二）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科技化具体发展方向。一是隧道工程。军事工程、地下铁道、采矿工程、水利工程、公路以及铁路等等都包含隧道工程，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铁路建设来说，我国已经有60年余年的历史，其中在隧道建设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岩溶地层止水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大瑶山隧道建设，其隧道长度为14.925km，通过岩溶区深埋为400m～500m左右，长度在1km左右，曾经在20世纪90年生过一次重大的涌水涌砂事件，造成铁路瘫痪，因此国家提出了关于隧道深层岩溶治水技术相关的研究课题，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相关知识，此课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科研为生产服务、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科技化发展方向，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充分突出这一主题。二是岩石边坡。边坡问题在水库回水、水利工程坝基、水运航道、公路沿线、铁路工程中表现的非常普遍，影响岩石边坡的主要因素包括，河谷外鼓、河谷卸荷回弹、采煤活动对上覆地层的影响、硬岩地层中软弱夹层的风化以及长河谷下沉对边岸的影响等等。三是填海造地和围湖造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实施了大量填海造地、围湖造田的项目，由于缩小了胡泊的实际面积，从而促使泥沙积累速度加快，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发生变化，水灾严重、洪涝不断，为解决此问题，应该加强这一方向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科技化发展。四是干旱地区地下水开发。我国干旱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主要包括：柴达木盆地、河西走廊、鄂尔多斯盆地等等。当前的水资源系统主要模式是，雪山融水进入水库，然后从山前沿着河道向地下渗入，最后从平原地区溢出，最终形成绿洲，在今后发展上要从农I灌溉、地下水与地表水的人工改进上做进一步的调节。五是为规划服务。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工作，更多是为规划服务，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具体包括，中国地质灾害图、全国环境地质图系以及图文结合的中国重点城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等等，为工程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资料，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要以此为方向。
总之，水文地质工程作为当前建筑施工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其可以方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方便于我们的生活与生产，另一方面其人为施工对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对水文地质工程中地质环境的常见影响类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降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影响的思路，为当前的水文地质工程建设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张人权，梁杏，靳孟贵.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工作[J].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004（01）
[2] 段君奇. 浅谈在工程地质勘察中水文地质问题的危害[J]. 科技创新导报. 2008（03）
关键词：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观；成人高等教育
收稿日期：2006―10―30
项目来源：湖南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2005126）“终身教育体系下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构建的研究与实践”资助。
作者简介：马文银（1965-），男，回族，湖南邵东人，邵阳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理学、成人教育等教学和理论研究。
一、终身教育体系下的成人高等教育
终身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潮。终身教育始于人的生命之初，止于人的生命之终。既包括纵向的一个人从婴儿到老年期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受的各级各类教育，也包括横向的从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不同领域受到的各类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它是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的统一地、连续地、不断地、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的过程。终身教育落实到个人就是终身学习，终身学习是人的一生的不同阶段和各个不同时期都必须学习。学习型社会是“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的社会，其根本特征就是终身学习。没有终身学习，就谈不上实施终身教育。终身教育体系是为全体公民提供贯穿终身的学习机会、条件的支持系统。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完善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依托。我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终身教育日渐广泛影响。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已成为我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和教育改革的方向，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有赖于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教育时间最长、形式最多、对象最广。它是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对成人实施高等专业的教育。其功能主要对成人进行高等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大学后继续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既是成人教育阶段的最高层次的部分，也是人生中一体化教育系统的高级阶段。成人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的特点就是社会性。它面向社会主体部分的在职者、待业者，以及老年群体，植根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社区，服务于各行各业、各个社区，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解决社会问题，为特定的社会成员发展服务。其发展度和成熟度将直接影响这些成员的综合素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及稳定，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成人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包括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成人高等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成人高等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等教育形式。在终身教育体系下成人高等教育如何按照终身教育“维持和改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生活质量，以适应社会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个根本目的来建设，如何使它的内涵随着新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而不断丰富，笔者认为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学习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完善终身教育理论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进全民的终身学习、形成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成人高等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的迫切性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物质文明呈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但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甚至可以说有些“发展”是以破坏生态环境和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来的。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黄河近几年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干涸断流，而断流的时间逐年增长；长江水患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造成洪灾危害越来越大。全国每年因工业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多亿人民币。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沙化、物种减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能源危机、人口膨胀、区域差距加大……已直接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本。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改变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刻不容缓。
据统计目前高校成人教育在籍学生有559万余人，占接受高等教育人员中的49%，年龄大都在20～50岁，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其特殊在于他们生于20世纪中下半叶，生长于工业文明时代。却由于时代的限制，而接受可持续发展观教育理念很少，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观理念、素养比较匮乏。然而一个事实却是他们今天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力军，部分人还工作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岗位，他们的言行必然影响到新世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教育行业的成人教育学生，他们正担负着大、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任务，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观直接影响着下一代的素质，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观教育几乎空白，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观教育已迫在眉睫。
令人高兴的是，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已被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公布了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与行动方案，并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及成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成人高等教育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蔓延与加深，目前世界上正兴起一场生态教育或绿色教育运动。许多国家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了生态教育或环境教育课，不少大学还设置了生态教育专业，有些地方还创办了绿色大学。许多国家颁布了环境教育法，使生态教育或环境教育成为法定教育。这一切表明，生态危机正在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背景，可持续发展教育已成为当今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为适应社会发展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化，未来的教育将按照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构建它的理论、观念、价值、目标、内容与方法等，从而培养出具有生态知识、技能、品德及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新型人才。作为生态危机严重、人口最多且素质较低的中国，更应该迫于环境、资源、人口与社会的压力而立足于我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自觉实行相应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我国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生态危机下经济和社会转换发展模式及方向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
成人高等教育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因为，要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就必须培养公众的生态品德、生态人格，就必须传播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就必须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人文精神，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成人高等教育的支持。成人高等教育担当着正规教育后公民素质提高、价值观念变更、道德思想进步等教育重任。在生态（或环境）教育与科研、人文精神塑造等方面可以发挥权威性的影响和巨大作用，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做出重要贡献。
近10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中，都反复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在培养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环境意识、道德意识、价值观念以及技能、行为，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这方面担负起历史使命。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知识、能力应该成为当代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高等教育要确立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培养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精神，首先应该在转变和更新人的思想观念上狠下工夫，致力于建立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相一致的自然观、人地观、价值观与道德观。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主要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自然观的转变。即把传统的单向的征服、索取的自然观转变为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平衡协调的自然观；二是价值观的转变，即改变物质消耗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感追求人与自然、今世与后代的公平、和谐发展，以人类长远利益为崇高目标的价值观；三是道德观念的转变，即将传统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指向扩大到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关系，确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生态伦理观。随着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深化，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时代及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公民素质。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来探讨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全面。由此可见，成人高等教育及改革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四、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措施
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培养相适应的公民素质，形成终身学习型社会，成人高等教育应该在教育思想、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成人高等教育旨在通过各种教育活动，使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被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从而成为维系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变我国公民素质修养弱化，综合素质下降的情况，当前成人高等教育应重视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人地观、发展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科学地思考当代问题及未来发展。直接开设可持续发展教育内容的课程，如可持续发展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地理科学、人口科学以及生态生理、科技伦理等课程。通过这些经世致用的科技、人文知识的学习，培养学员全面、理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高他们处理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等问题的能力。目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包括理工科院校都十分重视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的课程，如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2500多门课程中，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占40%，麻省理工学院的相关课程也高达22%。欧美许多大学不论何专业都将环境教育课列入必修课程，其目的也就要在于更好地实施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在成人高等教育中已开设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课程，如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率先迈出了可喜步伐并取得显著成绩。清华大学已对所有学员开设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基础课与选修课，正在为“绿色大学”而奋斗。《中国21世纪议程》要求高校所有专业开设“发展与环境”课程。可以肯定，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为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黄旺英.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协调发展的思考〔J〕.继续教育研究，2002,(3)17-20.
〔2〕吴遵民.当代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发展现状与趋势〔J〕.继续教育研究，2005,(5)22-24.
【关键词】多功能景观概念；可持续景观；规划运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对生活景观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代景观生成过程中，不再局限于自然景观的营造，而是将一些社会人文景观也融入其中，具有很强的区域特色文化属性和特征。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景观概念的出现，能够在生态保护规划的基础上，有效提高环境保护水平，最大程度降低环境污染。而且在推行这个规划的过程中， 同时将自然资源保护、传统景观文化以及现代美学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在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此，本文从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理论出发，探讨其在城市景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针对在可持续景观规划中应用多功能景观概念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有益解决建议和对策。
一、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
景观生态学主要以景观单元类型为研究对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实际工作中，景观生态学主要通过分析特定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尺度之间的关系，来合理规划景观体系和布局，以促进生态景观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景观生态学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这二者构成了人类生态总系统，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促使土地规划和利用更加科学合理，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可持续景观规划主要围绕景观生态学理论开展工作，以人类活动场所和地域景观布局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性方法，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来解决现实中各种复杂的经过造型问题，同时用景观概念来丰富城市生态发展理论体系，以促进城市美学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景观生态学与可持续景观规划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共存的关系。
二、多功能景观新理论在城市景观可持续规划中的作用
多功能景观新理论的建立和应用，有效提高了城市景观规划水平，促进了城市景观体系的完善和健全，促使其朝着全面健康方向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其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景观的整体性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充分吸收了地域景观特征和发展经验，可以说是在传统景观系统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借助多学科知识交叉，通过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同发展来形成新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使得城市景观体系的规划和布局能够提高人与周边环境的融入水平，打造具有时空高度统一的城市生态体系。在整个景观结构当中，主要由无机物实体空间和有机体的生命空间交叉形成。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在长时间的融合中，根据时空次序自发组成了特定的结合体，也就是生态景观理论体系中的格式塔理论。在整个格式塔结构中，具有同一属性的物质能够结合在一起，它们有效丰富了地域的景观文化内容和体系。 在实际融合过程中，其内涵和内容已覆盖了多个领域，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美学等多个学科知识和精髓融入其中，打造了独特的地域景观特征。
（2）多层次分级概念。城市生态景观体系具有多层次分级特征，每个层次和结构都对应不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与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使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 整体中的每个层次都体现了不同的身份和特点。在多层次分级中， 整体中的每个层次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子系统彼此之间具有分离性和联系性。景观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具有开阔的视野，正确处理好不同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矛盾。 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大到一个区域性的生态圈，还是小到一个社区生态景观系统，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体现动态、多层次的特征，在覆盖不同层次和含义的同时，还直入到人们感性思维中。
（3）生成次序理论与景观特征
在构建景观系统的过程中，由于景观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特点，使得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间相互交融，这些是传统的机械组合和布局方式所不能够实现的，需要景观设计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创新和突破。面对不同的景观系统构建要求，怎样最好突出这些景观系统潜在的价值属性，直接影响到到其对地方传统文化、景观设计理念的呈现效果。换句话说，在长时间的浸润和沉淀下，景观系统会逐渐形成一些比较个性化的特征，同时与社区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性变得的更加紧密起来。这一切不仅促进了城市景观的向前发展，还为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入点和方向。
（4）人类生态总系统概念与景观思想
多功能景观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意味着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知识、心理的有机融合和发展，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景观设计者思维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将城市景观设计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高度。此外，结合传统城市景观有关理论， 大大突破了既有的景观思维，使其逐渐朝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方向发展，客观的呈现社会发展历史， 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景观设计，促使其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在分析和总结人类生态总系统概念的基础上，以景观建筑学与环境哲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城市景观设计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性化空间设计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也是对城市景观质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评判要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融入多功能景观概念， 在提高城市景观规划科学合理性的同时，也有效压缩了景观建设工程成本，增强了景观的生命力，促使其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城市景观设计人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城市景观规划理论，不断提高景观的价值属性和可持续发展功能，为提升社会精神文化和社会审美学水平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紫雯.多功能景观概念在可持续景观规划中的运用[J].城市划，2008（2）.
一、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需要教育的有力支持
（一）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的全面发展，而育人正是教育永恒而崇高的历史使命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不是仅仅掌握了一定知识或技能的工具化了的人，而是具有求知能力和发展智慧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可持续发展的人，必定是全面发展的人。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生态文明与其说是对社会发展的挑战，倒不如说是对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挑战。社会要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主体的人首先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从而是可持续的。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可持续发展实践活动的核心，离开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事业就失去了起始源泉、根本动力。而生产和再生产全面发展的人力资源，正是教育的任务。自从由直接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那时起，教育就高举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大旗，肩负起了促进人类全面发展、驱动社会全面进步这一崇高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促进人类全面发展、驱动社会全面进步是且永远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既然教育的历史使命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驱动社会全面进步，那么，教育就应当是也必须是一项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育人，是对教育肩负的促进人类全面发展、驱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神圣历史使命的抽象而又通俗的概括和升华。
显然，只有依靠良性发展的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全面发展的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车轮才会由于有了发展主体的强力推动而快速前行；反之，离开教育的强有力支持，离开可持续发展主体的全面发展，人类憧憬已久的可持续发展就有泡汤的危险。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教育的支持
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生态文明不仅对传统的发展观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将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人类产生深刻的影响。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要求人类摒弃传统的发展理念，转而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无形基石。全球一浪高过一浪的可持续发展浪潮，可归功于人类久已萌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环视当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归根结底在于人们的发展理念的扭曲。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培育起人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使这一健康发展理念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呢？我认为，教育，也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全方位培育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个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养成的，是长期教育的结果。只有依靠可持续发展取向的教育，才能使人类自身真正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唯一科学的发展模式；才能使可持续发展理念由人类智者的“超前”理论变成全人类的共识；才能使华丽的可持续发展辞藻转换为人类的潜意识；才能使可持续发展由外在压力迫使下的不得已选择转化成人类个体内在动力驱使下的自觉追求……才能不断造就出一代代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支撑起可持续发展的大厦。难以想象，离开教育的强有力支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会怎样播撒人间。
（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离不开教育的支持
一般说来，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对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但是，人类正确的发展理念却往往在扭曲的实践中被异化。每当人们——包括即使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们在进行活生生的发展实践时，却每每做出不可持续的选择。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成了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顽敌”。
为什么人类饮鸠止渴式的发展实践总是大行其道，而人所共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又总是被束之高阁呢？究其原因，在于人们高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尘世中庸俗即时的功利性追求的激烈冲突，尘世的利益、即时的需求和无边的欲望总是压倒对他人和后人的关怀，极端自私的掠夺性占有和挥霍常常使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落空。究竟是用人类在“生态极限”的悬崖边缘得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去指导实践，还是削足适履，让唯一正确的发展理论去附会庸俗而危险的千年一贯的实践。这一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实践选择已日益突出地摆在已做出正确发展理论选择的全人类面前。
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尽快转化为人们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必须完善由可持续发展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机制。那么，能够促成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到实践顺利转化的中介又是什么呢？既然教育能够诱导人们摒弃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重塑、整合可持续发展理念，那么，它同时也就能够搭建由知到行、由此及彼、由理念到实践的桥梁或中介，使可持续发展由理念的此岸到达实践的彼岸。特别是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全程教育可使具有可持续趋向的教育渗透到发展主体的每一个成员、发展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可持续发展起点）、可持续发展过程和可持续发展结果（即一个可持续发展过程的终点）的统一，实践与理论的合拍。可见，全程教育可使人类的发展理念、发展实践形成共同的目标指向，使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实践在高起点上实现有机整合，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合力。
（四）可持续发展向度取决于教育的可持续向度
教育不但能够有力地支持可持续发展，而且，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向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可持续向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发展之源，成了可持续发展第一位的推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呼唤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人，这样，我们便可以从培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的角度来探讨教育自身的可持续问题。只有把教育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把人类的素质和能力提高到与他所负担的新职责相适应的水平。
我们的结论显而易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主体——人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而只有依靠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可持续发展的人；因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向度取决于教育的可持续向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只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也就是说，教育自身首先必须是可持续的，人类社会才会因为有了可靠的支持系统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五）教育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支持系统，而且教育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包括教育在内。如果教育本身是畸形的因而是不可持续发展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人类社会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如果说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一辆驶身未来的专列，那么，教育就是这辆专列的火车头；而如果说教育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专列的火车头，那么，教育的可持续性就在客观上成了火车头的动力系统。离开了教育，就等于离开了可持续发展的火车头；而离开了教育的可持续性，则等于缺少了火车头的动力系统。
二、怎样建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就是以自身无条件可持续优先发展为前提、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的、充分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整合并具有鲜明生态趋向的教育系统。欲要建构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必须对事关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按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要求进行重新反思。这样，我们便可以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功能、教育发展、教育属性、教育观念和教育过程等方面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的建构问题。
（一）在教育思想上，确立使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如上所述，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求人类自身必须全面发展，因而，从教育思想上看，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必须能够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作为科学而可行的教育思想，其内涵相当宽泛，这里仅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是培养畸形发展的人，还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事关教育发展走向的问题。
在考虑关系教育命运从而决定人类可持续发展走向的教育思想时，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寻找教育思想的切入点。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挑战，倒不如说是为以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实践证明，使受教育者畸形发展的教育思想，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相悖，非但不支持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恶动力”。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以支持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教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也必须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点，是也必须是贯穿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的一根红线，离开这个基本点，偏离了这根红线，由错误教育思想导引的错误教育就难以支持可持续发展。
（二）在教育内容上，必须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高度统一，一方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
就大的方面划分，我们可将教育内容划分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两大块。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有如人类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必须使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高度统一。
现代知识体系就像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固然可以将它划分为各种形式，以不同学科进行教学，但不存在价值等级或孰优孰劣之分，对人的整体和谐发展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以往教学中所存在的泾渭分明的界线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如轻人文知识重科学知识，轻历史、情感、思想知识重工具实用知识，都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片面性，局限其视野，禁锢他们对客观世界的全面认识。总之，科学与人文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给可持续发展以强有力支持，因而，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教育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一方的发展不能以挤占另一方发展空间为代价。
（三）在教育功能上，使教育内涵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现有机整合
教育不仅具有工具理性固有的生产力功能即经济功能，而且具有价值理性内涵的人文功能价值。教育的经济功能固然重要，但涵养人文，同样是教育重要的功能价值之所在。平衡、整合教育的各项功能价值，特别是使教育内涵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实现有机整合，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然而，在现实中，教育却常常被物欲驱使的人们功利化。
教育何以常常被功利化呢？1、教育自身内涵的生产力功能是教育常常被功利化的诱因。教育内涵着固有的生产力功能即经济功能。教育可孕育新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活性激素。在当今的反贫困战场上，教育的反贫困功能被人们普遍看好。久而久之，教育就异化为人们脱贫的工具。2、工业经济的扩张是教育常常被功利化的“温床”。与现代工业文明一起成长起来的现代教育，同工业文明一样，在给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并不断积累了诸如教育价值观上的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观上的职业主义和技艺主义，教育过程中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弊端。3、五花八门的所谓教育经济学、教育致富学、经济文化学等新学科为教育功利化提供了理论支持。舒尔茨的教育经济学理论，拉开了“向教育要金钱”的序幕。自此之后，诸如教育经济学、教育致富学和教育消费学之类的促使教育向经济倾斜的所谓新学科令人眼花缭乱，而关于教育的深层次研究中，难寻探讨教育综合价值的教育价值学的立身之地。4、轻人文而重功利的社会大环境的形成为教育披上产业面纱提供了可能的宏观基础。5、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为教育功利化提供了现实的微观基础。
为了支持可持续发展，教育必须尽快走出越陷越深的功利化泥潭，摆平教育内涵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二者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实现统一。
（四）在教育发展上，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保教育享有无条件的优先发展权
教育固然受经济制约，但教育发展有其固有规律和相对独立性。教育适当超前于经济，为经济社会超前储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必然逻辑。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教育得不到优先发展，发展母体营养不良，那么，人类社会就只能畸形发展。
要确保教育无条件的优先发展权，就必须承认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承认教育事业的相对独立性，是教育先行的理论基础。如果一味强调经济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不承认教育的相对独立性，那么，就不可能在优先发展教育问题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五）在教育属性上，必须尽快走出教育产业化陷阱，使教育沿着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的轨道运行
正确的教育角色定位是教育可持续发展并以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支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从支持可持续发展等意义上，我们发现了教育的事业属性。1、教育担负的神圣使命决定了教育是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而不是即时庸俗的创收产业。教育肩负的特殊伟大的育人使命，决定了教育不是经济的“应声虫”，不能把教育“改革”为“应市（市场）教育”。综观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把教育视为创收的产业，把学校当作赢利的企业，也没有哪一个学校打出招牌要像办产业一样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2、教育能够“生产”出劳动能力，将一般的简单劳动力转化为特殊的复杂劳动力，将经验型的劳动力转化为知识型的劳动力，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就是说，教育具有生产力功能。但我们不能因此把教育混同为一般的生产力。教育在生产力大系统中有非同寻常的地位：教育是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力。就是说，是元始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之母，亦即孕育生产力的母体。当我们说教育也是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也仅仅是在以上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通常的层面上说的。培养人的系统工程，又怎么能够按创办产业的思路去运作呢？教育特殊的生产力功能不仅不是诱使教育“化”为产业的理由，反而是将教育定位为崇高事业的绝好佐证。3、从表面上看，教育既有“投入”，也有“产出”，并有模糊的投入产出比。但是，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教育的投入产出机制与其他产业截然不同。教育“投入”，既有资金的投入，也有感情的投入；既有知识的投入，也有心灵的投入；既有物质的投入，也有精神的投入。教育“产出”，既有受教育者经济潜能的产出，也有人文涵养的产出；既有受教育者能力的产出，也有其精神的产出。显然，特殊的教育投入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作为教育特殊产出的提高了的综合素质也不具有商品性。同时，教育投资收益具有相对滞后性。这种特殊的投入产出机制决定了教育是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而不是即时庸俗的创收产业。如果按产业的思路去办教育，其成本全部由受教育者承担，并推行所谓的教育达尔文主义，而政府作壁上观，让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所有学校听凭市场的选择，优胜劣汰，那么，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教育特殊的投入产出链条就有中断的危险。把神圣崇高的育人事业视为可带来即时效益的产业，就会诱使教育的动机和目的、手段和途径发生畸变，本来神圣的教育就会由此而蒙上粗俗的经济面纱，使教育顿失神圣的光环，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就会因此而受到挑战。教育之所以被视为崇高圣洁的事业，除了她用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净化人的心灵、塑造人的素质外，还在于她摈弃等价交换的原则，以多付出少获取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教育昨天已经是、今天仍然是（或应该是）、将来永远是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而不是（或不应该是）即时庸俗的功利性产业。教育的事业属性不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有人为了一时一地之需硬要将原本不是产业的教育当作产业去办，强行将无法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使教育沦落为经济的附庸，那么，势必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已经陷入的把基础教育异化为实用教育、使普通高等教育堕落为谋职教育的误区，直接导源于将教育视为产业并试图将教育产业化的错误而危险的理念。产业化的教育，向受教育者灌输的是急功近利的实用处世哲学，而具有这样一种处世哲学的人，必然同时是不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人。只有把教育定位为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教育才能不断培养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
（六）在教育观念上，必须淡化人类中心意识和由此滋生的征服意识，塑造具有鲜明生态取向的生态教育观（或绿色教育观）
教育，就其本质来说，始终是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就其背景来说，生态危机是其面临的大背景。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活动为前提和基础的，离开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活动，就没有人类对自身自然的改造活动，亦即没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生态危机构成现代教育的基本背景。教育，已经历史地与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
在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教育必须向生态化方向发展。如果说生态文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将走向生态化，也就是说人类将把生态学原则及其精神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那么，教育也必须融入生态化趋势中，进行生态化再造。道理很简单，教育的发展是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内在一致的和历史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态化发展，不仅为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及其背景，而且对教育的生态化发展提出了现实的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要适应未来社会生态化发展的需要，致力于自身的生态化改造，并通过自身的生态化为整个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服务。也就是说，现代教育将呈现出生态化的发展趋势，教育的生态化时代即将来临。所谓现代教育的生态化趋势，是说伴随着生态成长起来的现代教育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开始新的历史性转折，即逐步强化自身的生态化色彩，直至最终构建起和生态文明相匹配的新型教育体系。可以预见，未来教育必须按照生态学观点及其精神从理论、观念、价值、政策、目的、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重构，从而承担起培养具有生态知识、生态精神、生态智慧和生态品德的文明新人。可见，教育将按照生态学观点及其精神，致力于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时代性矛盾，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教育的生态化，不仅仅是人们在劣化的生态环境面前对教育的一种主观愿望，而是当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态化进程中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人类迫于生态危机的压力倡导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时，教育就应当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转型进行自身的改革，即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改革教育观念、目标、内容和方法等。
（七）在教育过程上，能够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必须贯穿于受教育者生命的始终，树立全程教育观
所谓全程教育，就是使教育贯穿于每一个受教育者的成长过程和每一个受教育者成长过程的始终。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全面发展，而人类的全面、持续发展呼唤全程教育，任何一个环节的教育弱化或失灵，都会诱致人类的畸形和不连续发展从而有可能导致整个可持续发展链条的中断。
人类已经（或即将）进入知识价值时代，而知识价值时代的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新知识大量增长使知识系统经常处于爆炸过程中，计算机和网络设备等方面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据专家统计，现代社会劳动者知识的半衰期已缩短至5-7年。这就要求人们既要不断地学习已经编码化的信息，又要具有充分利用这种信息的能力。这同时给人们提出了不断学习的任务。为了适应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的趋势，劳动者终身学习成为必然趋势。学习成了知识价值时代人类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劳动，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价值社会是建立在劳动者知识化和学习终身化基础上的社会。因此，“一次教育”的概念已经过时，应该大力提倡全程教育，否则即使一时光彩照人，最终难免会“江郎才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已扩展到一个人的整个一生。认为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要实现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全程教育，使教育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存在。
可持续发展大业，人类是基础；人类成长大业，全面发展是方向；全面发展大业，教育是根本；教育大业，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前提。21世纪的国际竞争实质是发展模式的竞争，而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离不开教育的强有力支持。作为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的教育将成为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人类文明的“定海神针”。教育应该也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理念。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冯天瑜．“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J]．武汉大学学报，1998,(3).
[3]王善迈．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1).
[4]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5]冯之俊、周宏春．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J]．中国软科学，1998,(5)、(6).
关键词：自我发展能力； 自生能力； 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3107
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已经频繁出现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目前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针对在政策及政府支持减弱的条件下，如何依靠内部力量带动外界力量实现经济发展方面。相关的概念还有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些能力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力的主体不同，对能力的内涵有何影响？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充分、详细的研究探讨，可以深化对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解，避免人云亦云、流于形式。而且，对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政策制定的极大差异。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首先对比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四个概念，然后分别讨论以人、企业、市场、产业、区域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希望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正确理解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并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发展
能力的概念比较（一）自生能力
1999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使用了viability作为术语“自生能力”的英文词（viability一词最早被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模型使用 [1]）。林毅夫对这个概念的系统论述则是在2001年5月赴芝加哥大学作Annu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2]。林毅夫在论述中指出：新古典经济学除了众所周知的“理性人”假设外，还有一个假设，即“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由此“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 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所谓“自生能力”，其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他认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和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林毅夫的结论是：“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进而他分析认为，在赶超战略下，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要求经济体制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的各项制度安排[3]，而在分析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问题时，应放弃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把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虑[2]。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要素配置，对于自生能力如何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问题无法做出较好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遵循比较优势生产运作后非常自然的结果，这并没有理论上的严格证明，也与中国的实践不符，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最优的可能。在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往往是“内卷化” [4]，而不是创新。而且，仅从企业角度出发探讨自生能力，没有考虑避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和锁住（lock-in）的负面效应，无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进行类比（例如，对于中、美、俄这样的大国而言，国民经济规模大到不可能只发展具有这种自生能力的企业）。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和顺应比较优势的国家经济体制能否让具有人力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尚无定论。后进理论（underdevelopment）、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都让林毅夫的观点受到质疑。当前对“市场换技术”的反思（甚至否定），也促使学者对“赶超战略”、“自力更生”重新思考。因此，这种自生能力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初期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的成功，但是却无法对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是由林毅夫研究的自生能力只针对企业所限制。
（二） 内生增长能力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都是既定的， 总量生产函数具有稳定的形式， 技术变化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生产率被假定为按外生的不变比率增长。因此，得到的是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起长期陷入滞胀， 经济增长缓慢，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学家着力寻找能够让经济不断增长的理论。在80年代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支――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5]。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6]。根据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建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包含两条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这两条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研究者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根据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可分成三类――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 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 因而就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对生产技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7]。
从上述的理论综述可以得出，内生增长能力，实质上是指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促进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旨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8]。
早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性” 一词首先由生态学家提出来，并被用来描述经济与基本的生态支持系统间的均衡[9]。Meadows等人在《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将环境、生态因素加入到发展的内涵[10]。1991 年 11 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 （INTECOL）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之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被扩展到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Pearce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健康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取资源的可能、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更多的基本自由这几个方面[11]。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已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奚洁人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12]
对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徐君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除了包括经济能力（主要指能源、资源、资金、增长率、效率、资产储量、资源及材料的可替代性、人均收入等）、社会能力（主要指人口容量、人口素质、文化道德、公众意识、生活方式、社会公平性、社会稳定性、体制合理性等）、生态能力（主要指生态自我调节力、生态还原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质量等）之外，还应包括有宏观调控能力（主要指规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行为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战略目标指标体系的建设、资源环境与生态综合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统计系统、信息支撑系统等） [1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1999年提出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不断完善，目前该指标体系是国内最为系统、完整的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在2006年版中，该指标体系共分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智力支持、社会进步5大系统、5个子系统下划分为表现系统运行结构的16组模型、进一步设置反映状态行为的45个指数、233项要素。
（四）自我发展能力
鱼小强提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效益和地区积累能力[14]。它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但是如果过度依靠外部资金的扶持和帮助，会增加自身经济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如果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很差，也不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经济学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4]：
（1）要素凝聚能力。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力，还包括知识、技术和企业家才能。
（2）资源组合能力。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科技进步能力。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知识和技术创新；二是知识和技术引进。
（4）制度创新能力，即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能力。
（5）科学决策能力。主要指政府经济决策职能的正确发挥，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软硬环境的营造等。
可以看出，要素、资源、科技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性相对应，而制度创新和科学决策与徐君的理解一致。因此可持续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在这里是统一的。
（五 ）四种能力间的联系
根据前述四种能力的概念可知，它们研究的层面不同，有微观的、基础理论层面的，也有宏观的、综合应用层面的，而且互相之间并不排斥，反而是有一定的包容关系（见图1）。
图1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联系
林毅夫的自生能力仅关注了企业的要素配置是否和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一致，并且暗含了管理（包括科学决策）最优的假定；扩展后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更新（这里包括了科学决策）对要素凝聚和资源组合的能力产生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仍然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不是作为能力的一部分；鱼小强在把制度因素加入自我发展能力后，后者的内涵基本与宏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致。根据图1可以将要素禀赋和知识技术创新作为自我发展能力的两个基本因子。
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实是各经济学派中都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由于表述不同，针对自我发展能力这个术语的规范性理论解释并不是太多，大多是将其列入增长和发展的范畴予以分析。因此，上述对四种能力的综述并不能包含当前所有的关于自我发展的能力、机制、体制的分析研究。例如，Chandler将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定义为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技能[15]。这个能力与内生增长能力十分相似。又如，在演化经济理论中，Dosi and Marengo（1994）[16]在对组织（尤其是“firm”）的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s）的研究后认为，能力是个体组织特有的有效解决问题的程序、组织学习的过程、内容以及组织在解决问题达到优化交易成本的目的，并在不断地解决问题中进化（这里的进化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长、发展）。还有种种理论和讨论，这里不一一列举。
在上述四种能力的概念中，只有林毅夫的自生能力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其它三种概念并没有严格限定能力的主体。其实，主体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
二、对于五种能力主体的讨论
（一） “个人”的自我发展能力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把增加个人的能力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他对“能力”的定义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 [17-19]。
（二）“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会计、管理学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进行衡量，例如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长率、资本积累率、资金周转率、总资本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这是在各级制度、法律法规、市场、产业等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将给定企业管理最优化。而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的论述是在假设管理最优的情况下，考虑企业和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关系。
（三）“市场”的自我发展能力
狭义上的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的市场是规制大量商品交易的一系列社会制度 [20]）。供需导致交易，交易形成了市场，市场促进了分工，分工进一步扩大供需和交易、市场规模和范围、技术进步……一系列规则相继出现，构成了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并自19世纪末开始得到了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哈耶克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生活形式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 [21]。在哈耶克看来，这种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和“赢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的实践以及“积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秩序就是“自发秩序”[21]。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理念则被进一步发展和阐释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对于市场，他解释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 [22] 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其实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直接传承和发展[23]。虽然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被经济学家主要用来分析市场经济，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他的目光首先是人的发展，然后才是市场、制度、国家体制。
（四 ）“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的产生在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一般性的解释是由于新需求的出现，而且知识技术能够供给，形成了供需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完成了交易。而通常产业的产生表现在提供某一特定产品、服务的企业的创建。产业的发展是通过规模（scale）和范围（scope）的扩大得以体现的，而促进这两方面扩大的是企业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技术升级、产业链的延伸。这种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受市场和非市场（产业政策或国家意志）机制的双重影响。
延续要素禀赋论的逻辑，林毅夫提出“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的产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部门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能够自发地存在于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产业，应该都是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产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将衰亡或根本就不会出现。一个产业部门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产业部门的技术结构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变得相对过剩，原来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也会逐渐丧失自生能力。”（林毅夫、谭国富，2000）[24]但是显然，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的很多产业并不具备这种自生能力，例如幼稚产业（其定义可参考穆勒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小岛清标准、筱原三代平标准），因此产业政策就对产业和市场的关系做出调整，“帮助产业发展”出自生能力。
区别于林毅夫的概念，骆玲和唐志红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产业系统整体效应最大化，强调从产业层面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三要素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25]
（五）“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
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现较多。张瑞华等在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的背景下从承接产业转移、优势产业培植的视角研究落后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26]；周彦和吴一丁分析了新疆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27]；梅兰、王科、罗晓梅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对扶贫的重要性[28-30]。在2010年4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自我发展能力也被强调作为今后十年西部大开发的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魏后凯对此解读，突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是西部新十年政策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标志着中央寄望西部在新十年走上由输血式转向内生型发展道路。” [31]
根据王科的概括，其中一部分“国内学者参考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如果一个区域推行与本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吸引本地企业选择与本地资源禀赋相符的产业和技术，并最终使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大量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区域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反之，如果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在政府‘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政策驱动下，同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那么该企业在面临市场竞争时就会丧失“自生能力”，并最终被市场淘汰，那么存在大量这样企业的区域就是无自生能力的区域。”[30] 还有部分学者“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系统内部具备的凝聚、整合和产出能力定义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一个区域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是对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状况的整体描述。这种能力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但它不排斥力量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它是力量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在这个系统中，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导向，区域社会发展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区域经济集聚能力是形成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保障。”从这两种定义的区别可以看出，前者是把区域等同于企业的集合，而有自生能力的区域则是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集合，忽略了区域经济与企业集合的差别；而后者则更接近于鱼小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概念，从四种资本、内外力量结合生态、社会两个方面考虑区域经济，其强调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造血功能则对应于自发和扩展两个阶段。
另外，王玉芳等 “借鉴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提出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在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技术、资金支持和保障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区域内生态子系统的自我调节，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控制以及人的自我发展，使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良性结构和功能，促使区域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最大福利的能力[36]。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相比，是在一定外界条件的保障与支持下的内在性和自生性的能力，是区域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其实质包括系统的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协同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对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和适应能力，是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的核心……系统的协同高于一切，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能力都必须以考虑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利益为前提。协同能力充分兼顾了各子系统的发展能力，是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度概括。持续能力是经济生态社会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所具备的能够支持自身和其他子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潜力，包括发展的长期性和发展的能力，实质就是经济、生态、社会的发展潜力，只有具备了这种潜力，发展才能长久持续下去。”虽然王玉芳等声称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概念借鉴了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并与之进行了比较，但在概念上，并没有体现出两种能力在逻辑、内涵、外延、应用方面的相关性。事实上，与其可持续发展自生能力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王玉芳等使用了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动形成、自生性这些名词，说明其理念是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的延续；而其概念的核心协同能力和持续能力，只是系统论的一般解释，而且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规制，形成同义反复，没有实际意义。其最大的亮点是把人的自我发展纳入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与Sen的理念是一致的。
（六）能力主体和能力内涵的关系
能力主体不同，能力的概念也不同。因而，针对不同的主体，能力提升的方法和措施就应有所区别，对症下药。而且，从以上对五种能力主体的概括来看，若以逻辑来分类，自我发展能力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为理论依据；一类则是以自发-扩展秩序为理论依据；还有一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依据。而根据图1中对能力层级的比较，最后一类的能力内涵更大，并包容了前两类的能力。在现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中，以区域为能力主体的最多，而且大多是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近。在区域研究中，很自然地包含了对人、产业、市场、企业发展能力的讨论，但由于这些能力的逻辑并不一致，这就给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协调，并直接导致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政策的差别，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也有极大的差异。
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总结及应用
前文中列举的自生能力、内生增长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五种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对狭义的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同定义。根据对这些概念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广义自我发展能力概念的四个特性：自生性、扩展性、内生性、持续性。
自生性：在没有外部推动的情况下，能力主体可以在某种制度下适应该制度的“选择标准”而生存，但没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利用外部资源。
扩展性：能力主体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内生性：依靠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创新，使能力主体的结构升级和改善。
持续性：能力主体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长期都能够适应环境（广义的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生态）。
这个概念对于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这五种主体都是适用的。
由此概念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四个特性中没有自发性，因为自我发展能力的起点不一定是自发（比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也就是说自发性不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例如，一国的某一产业，由于外力（国家政策、国外的技术创新）促使而生成，一样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后发优势就是空谈；又比如一个区域，它的经济起飞是靠外力促成的（国家政策、特殊时机、外资涌入），但一样可以培育出四个特性，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样的例子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比比皆是。
第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不是要素禀赋。这里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林毅夫的自生能力理念（如果不能自生，就不可能自发）有所不同，但不否认林毅夫所提倡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则主体在短期内会较容易加强自生性和扩展性，但内生性和持续性受益不多。主体需要利用先发（或自生）优势，积极加强内生性和持续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否则只会是昙花一现。如果能力主体的要素禀赋不具有比较竞争优势（例如，没有顺应“其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或要素禀赋在多个竞争者中都不占比较优势），它在短期内自生性会很弱，进而在放任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在起步阶段很容易被后发劣势限制发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过人为设计，靠后天弥补先天不足，借助后发优势培育、加强扩展性、内生性和持续性，培育出自我发展能力，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在理论上，林毅夫批判的“赶超战略”和自由放任经济的拥护者们所批评的产业保护、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在实践中，由于市场机制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场主义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经济管理者培育、增强个人、企业、产业、市场、区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国内外制度安排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中，尚未发现普适性的好制度。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针对特定能力主体的个体情况，在一定的原则下（例如总体战略）进行制度设计。根据自我发展能力的四个特性，注重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两个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还要注重在不断学习、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参考文献：
[1]Amendola， Mario and Gaffard， Jean-Luc. The innovative choice：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M]. Blackwell，1978.
[2]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J].经济研究，2002，（12）：15-22.
[3]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4]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 [J].社会学研究，2007，（3）：194-207.
[5]朱勇，吴易风.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 [J].中国社会科学，1999，（1）：21-39.
[6]安体富，郭庆旺.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J]，财贸经济，1998，（11）：25-38.
[7]吴易风，朱勇.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25-32.
[8]吴少熙.公众参与的城市可持续发展//《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学术年会论文集（2）[C].北京：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学术年会，2007.
[9]Stivers， Robert L. 1976. The Sustainable Society： Ethics and Economic Growth [M].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76.
[10] Meadows， D. L.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M]， New York： Universe Books，1972.
[11]Pearce， David；Barbier， Edward and Markandya，Anil. reprinted 1997，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0.
[12]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K].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3]徐君.四川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问题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24（6）：41-46.
[14]鱼小强.对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思考 [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16（3）：11-14.
[15]Chandler， Alfred 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M]. Belknap Press，1990.
摘 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的前提。在进行区域市场营销理念体系的构建时,要对区域产业存在的价值及区域产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进行深入地解析,这些都是决定区域产业能否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区域产业市场 营销理念体系 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形势中跳脱,地域也不再对这种竞争产生制约,因而区域产业的竞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激烈。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对于提高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地区对于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理解不断深入,不断对区域产业市场营销问题进行探索,积极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本篇论文就针对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的建立进行论述,本篇论文对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建立的前提,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本质问题及如何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临安体系的问题加以论述。
1 建立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的前提。
目前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发展区域经济时意识到现代市场营销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引进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帮助区域经济发展,建立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就非常有必要,但是要明确一个前提,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发展的本质上来说,现代市场营销与区域产业市场营销之间的区别在营销范围与进行营销的主体之间的差别,单纯的就其本质而言,这两者是相一致的。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中,进行市场营销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循环经济,使人类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企业不断地进行产品、技术的开发创新,将目光放在全球市场中,为企业选择、制定及实施有利于发展的、保障企业持续经营的营销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灵魂所在。区域产业市场营销从本质上来说与现代市场营销是一致的,因而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最终目的。这也就说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概念是主体进行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一切营销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要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创新来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树立新的生活标准,不断提高区域内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在制定营销战略时还要充分考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将眼光放在全球市场上,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产业资源配置,以保证区域产业所需的资源成本最小化以达到最大化效益,这样再通过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循环经济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首先提出的,又称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这是一种将依赖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成依赖生态型循环发展经济模式的模式。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它的含义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也就说当代人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时要注重对大气、海洋、森林、土壤等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这样才能让后代人保留适合生存的环境。因此在进行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时应当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营销战略制定的重要前提。
2 发掘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本质的重要性。
2.1 可以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要以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这个前提对于区域产业市场进行营销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区域产业市场发展的核心理念。就企业方面来说,核心理念的概念是由两个部分来构成,核心价值与核心目的。对于区域产业来说核心价值指的就是主体的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形式,而核心目的指的是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追求的目标。曾有经济学者对世界上知名的区域产业作了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区域产业仅仅是将盈利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其追求的唯一目标,更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同时这些区域产业都拥有并认同的核心理念,区域产业在进行经营活动时就将这个核心理念作为一种指引。这也就表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应当与区域产业的核心理念保持一致,这个核心理念更应该体现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因此在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核心理念时应当以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相一致为标准,也是未来区域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具有营销和改变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而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本质则是包含了区域产业市场营销主题所具有的核心价值与核心目的,因此发掘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本质可以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可以说是区域产业构建出适合的市场营销理念的关键。
2.2 可以为区域产业的管理者评估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活动提供主要依据。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的前提,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本质。
在对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评估时,区域市场营销的本质就成为评估的主要依据。人类的发展离不开需要,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公认的人类社会的最佳发展方式,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帮助人类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将人类、自然资源与科学技术融合成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化”是其主要的原则,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对传统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完全相悖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在区域产业中,企业是营销的主体,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执行者。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技术资源的支持,但是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很多区域产业并没有形成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而区域产业要想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入循环经济模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
2.3 可以为区域产业的管理者把握市场提供新的角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单单都是技术与人才的竞争,也不受地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的产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当前的区域产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取决于营销主体对于客户需求情况的把握。由于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的范围已经是全球范围的市场。如何把握这个市场的动向,真正了解客户的需求成为决定区域产业竞争情况的关键。发掘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本质能够为区域产业的管理者把握市场提供新的角度,以利于区域产业的竞争。
2.4 可以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战略的建立提供新的思路。
发掘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本质对于区域市场营销理念的构建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构建区域市场营销战略要以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在区域竞争时要将眼光放在全球市场中,真正地发挥区域核心价值与核心目标的作用。在对区域市场营销战略进行构建时发觉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的本质可以为其提供新的思路,避免企业在进行市场营销活动时出现短视的现象。美国市场营销学家就认为核心营销理念能够为企业如何进行市场营销活动提供切实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对区域产业市场营销本质的认识可以为区域市场营销战略的建立提供新的思路。
3 构建区域产业市场营销理念体系的对策。
在区域产业市场营销过程中,区域产业内的各个企业是进行营销的主体,也是区域产业市场营销职能实现的关键,企业整体的营销绩效对于其余产业营销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就要求区域产业的管理者要对区域产业的价值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要对区域产业存在的理由进行解析,这是关系到区域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环节,也是区域产业能否长久经营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
1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在1987年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发展，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求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求。这种发展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对18、19世纪那种掠夺式的发展的反思后做出的。
当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这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根据这个表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能够只追求经济的自我增长，而是既要考虑到经济的主要的产值方面的实现，又要保持能够在未来能够拥有永不衰竭的发展的动力。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全面战略，它主要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生态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是一种与各个要素之间建立广泛而又友好的关系，并实现其良好的互动局面的法则。着中法则的最终实现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其本身的实现又是需要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之上，而后实现的一种多边的相互作用的共赢局面。
2经济法价值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一。
谈论这个话题，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个原则入手，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
2.1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指的是在能够承载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各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其主旨是，人类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都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内。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对自然资源有限度的利用。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只是重视眼前的利益，用浪费资源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的增长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一点在经济法中必须体现.它的存在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至于是以牺牲其他的资源，环境等作为条件的交换。这样是督促经济的发展走集约型路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2.2公平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该追求两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平等。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满足全体社会人民的愿望，两极分化是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它是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敌人。满足这一代人的愿望，也必须以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作为前提。经济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引入公平性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的，有效的发展。
2.3共同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一方面，共同性原则其实是和公平性原则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必须共同的去遵守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法律，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损害集体的或者他人甚至是下一代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它要实现的是经济、社会、教育、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而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提高。所以，这一点也是经济法立法必须引入的规则。
3经济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发展是以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成功的衡量的标准，如果仅仅是经济利益上取得了收益，那将是不能够被定义为社会的发展。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究其实质是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法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是他要求在成人社会成员差异的条件下来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平.超级秘书网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经济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首先，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是经济法的观念，都始终是从社会出发的，是对于社会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从经济法的角度来说，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但同时也不放弃个人的利益。就是将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而作为可持续发展而言，也是从社会整体成员考虑为出发点，并且根据社会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及时的调整，对于会破坏经济平稳发展的不利因素采取相印的措施，及时的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都是站在社会全体利益的视角进行思考的。其次，从市场和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市场的调节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不公平性，而是常规制法就弥补了由于各种因为垄断或者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一些阻碍市场正常运行的因素。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知，可持续发展是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不损害后展的需求。这也就是说既要实现同代的公平又要实现代际间的公平。从此看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不谋而合，都是要实现公平，共同发展。把阻碍当代人和同代人不平衡发展的因素消除，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法之间来看。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法的制定最终也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为目的的。以保证国家的战略目标能够实现。总之，经济法和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存在着不尽暗合的。用经济法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种最自然的结合。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指导下，经济法会在理念和价值观上得到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学术研究，2001.
［2］王全兴，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法商研究，1998，（3）.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五位一体的新文明格局，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要求和指导原则，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主要的着力点。
我国有着丰富的作物资源，对全球生态环境建设和食品供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多年来，由于意识和观念问题，人类活动对作物遗传资源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大，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又使作物资源固有的生态性面临空前挑战。受人口压力和片面追求发展的影响，作物作为资源和其生态性这一矛盾越来越突显，迫切需要建立作物资源的伦理观念，以规范和约束人们背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动机和行为。在高等农业院校开设作物资源伦理学课程对于作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必要。
(一)国内外的发展趋势
自然内在价值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又是它的理论论证中疑惑最多、论证最困难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认为，需要把目的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统一起来，从主、客关系统一的角度，进行它的哲学论证 环境正义问题的凸现重新规定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向度，更加重视塑造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品格。杨通进将正义的环境(The circumstance of justice) 界定为，正义在其中得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由于作物资源是环境的生物要素之一，因此，作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正义的环境。
在高等学校开设伦理学课程，并非要束缚或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要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以保护和促进科技的健康发展。通过伦理课程的教化，对学生的观念和行为加以必要的规范，实现所期待的科学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问题。叶平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运行在物理世界，还应该和能够运行在生态世界。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安宁认为，资源利用的伦理问题是基于一定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人类利用资源的一种行为准则，它归属于意识形态，不但为人们确定了资源利用的目标和价值体系，而且指明了实现这些目标和价值的方式和规则，前者属于德性伦理，后者属于规则伦理同。当前，作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仅缺少德性伦理，同样缺少规则伦理。
荷兰学者Edith T. Lammerts Van Bueren系统阐述了作物育种繁殖中的伦理问题。提出作物完整性及作物权利、作物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概念，并对作物完整性分类。制定了衡量现有研究伦理规范的标准，并以此评估当前作物育种工作，把作物育种置于整体而科学的规划之中。
人类活动常常与自然环境相对立，造成对环境的伤害阴，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的育种行为已然打破了进化生物学中的物种隔离，若不把其纳入伦理学加以规范，长此以往则自然无所谓自然，生态无所谓生态。
(二)课程体系建设的意义
作物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农作物性状的遗传规律及其育种技术，培育作物的优良品种，实现作物良种化和种子的标准化;同时揭不出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和产量、品质形成与生长环境的关系。作物学科培养出的毕业生，将来可能从事种植业生产、作物种质资源检验检疫、作物种质资源改良、作物资源管理、生物技术等工作，而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或伦理思想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鉴于此，在大学相关学科中开设作物资源伦理课程，重视培养大学生的资源伦理观念，对于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生态农业，具有重大意义。
作物资源既有资源属性，又具有环境属性和社会属性，开展关于作物资源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系民生、关发展、利生态。通过作物资源伦理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发掘作物资源伦理学的理论内涵，塑造大学生的伦理思想观念，探索大学生人文关怀自然的培育路径，为全国农科类大学开展农业资源伦理课程建设积累经验。
二、农业院校作物资源伦理学课程体系的建构
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点，综合运用生物学、资源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理论，构建与农学学科发展相适应的作物资源伦理观念，建立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作物种质运筹管理指标体系、种质资源价值核算体系、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大学生充分认知作物的生态性和安全性，主动树立维护作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理性选择利于节约并保护作物资源产业结构的心理发生行为、生产行为和科研行为。
以倡导人类和生态互惠互赢为基本理念，使学生们认识到作物资源是一种生态性存在，而生态性是作物资源的存在本性。因此，任何种质资源的改造行为，都需要接受作物生态伦理的约束。在大学生心中构建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作物资源的伦理维度，使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与现代生物技术认知同步的管理认知是生物技术服务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容纳生物技术的基础性前提。
以规范技术主体的伦理自觉为目标，引导学生在生态允许范围内开展种质运筹行为。种质运筹的决策有三个层面:技术维度、经济维度和环境维度(也叫生态维度)。建立在现代作物资源伦理观基础上的作物种质运筹，提倡对科学技术合理认知，用经济理论博弈效用，靠生态标准论证安全。建立健全行为规范，把有益基因看作是一种资本，分析转基因作物种质效应函数的可能模式和性质，建立起作物种质运筹科学而又具有人性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现代生物技术引领下的种质资源改造尽量免于陷入盲目和主观，并同步实现其经济性、科学性、合理性。
作物资源伦理学课程体系建设，旨在帮助广大学生树立绑缚刻意、适度干预、德和自然、完美存在的伦理思想。
三、作物资源伦理学教学实践效果验证
观念、动机、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互为支撑、相继映射，而它们恰恰又决定于认知。作物资源伦理观念体现着生态伦理的基本特征，是当代资源伦理的构成部分。作物资源伦理追求善与正义，关注人类对作物资源的权利与义务，争取资源的代内代际间趋公平分配。课题组曾在部分高校选取研究生和本科生做抽样调查，以追踪他们的作物资源伦理观念，并解析出决定其观念的核心因子。
【关键词】可持续设计 时装设计 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时装产业也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高校作为产业新观念、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研发的重要基地，必须重新思考中国时装设计教学中“可持续设计”的问题。除了借鉴西方国家在“可持续时装设计”教育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外，中国的“可持续时装设计”教育必须找到自己的文化支撑。要把“可持续设计”概念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中加以利用，或者发展一套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可持续设计”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策略，两者皆非一蹴而就的事，而是关系到设计概念中文化层次的交流、选取、嫁接和再造的复杂过程。
一、时装设计师培养中“可持续设计教育”的重要性及应对策略
在目前情况下，推进“可持续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开展具体的研究则需要专业知识和深入调查。由于设计活动的学术要求不同，所应用的知识水平各异，涉及的时间框架也不尽相似，如今可持续设计的研究常常与教学实践脱节。为缩小这些差距，需要高等院校努力促进科研和教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过程中，现代社会需要富有远见的解决方案。面对持续变化的设计过程，设计学院（即其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必须提高自身的社会效率，才能加速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复杂问题。这一点如何实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新设想，即通过开放源代码和点对点模式的应用。未来新的组织框架和设计网络将得以建立：在开放式的设计合作中，设计学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①――来自意大利“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米兰理工大学“可持续设计与系统创新研究所”的艾佐・曼梓尼（Ezio Manzin）教授在2011年清华大学举办的“持续之道”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了设计学院在“可持续设计”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由于“可持续设计”中蕴含的实践要求比以往的设计理念更多，教育界与企业加强合作关系也显得尤其重要。研究发现，现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服装企业对于与院校之间的紧密合作体现出了较之以往更高的热情，特别是鼓励与“可持续”时装产业相关的课程形成互动。企业认识到这样的合作会使下一代毕业生与企业自身形成双赢。
笔者以为，高等院校将来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还应该使其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设计技能，并鼓励学生学会更多的横向思考，有效地利用各类资源。
面对当下设计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笔者在观察了多所欧美院校的教学模式，并在自身教学实践中付诸尝试的基础上，初步归纳出以下一些应对的路径。
（一）培养设计师成为产业链上多方位的沟通者
设计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包括视觉和口头的表达能力、服务公众的意识，使他们能更广泛地为用户、供应商，乃至整个社会考虑，并与之有效沟通。此外，设计师应具备在预算压力下找到新的可行途径的能力，还必须对自己为大众消费者带来的独到设计价值时刻充满信心，以确保可持续设计理念在整个设计实现过程中的有效推广。
（二）以科学的系统设计视野取代单纯的产品设计视野
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大局”观，即用科学的理念引导思想，且更广泛地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同时在设计中必须考虑多方利益的相关参与者，以此预判未来设计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这就要求学生在“公共服务”的语境下找到适合多方不同需求的解决方案。实现满足新的多方位需求的设计就需要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未来意识的设计人才，而他们在学生时期必须学习如何通过技术的研发，更好地落实和执行自己的构想，或者能够在设计过程中找到新的技术实现的可能性。未来的“可持续”时装设计师必然是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考虑的范围既可能是材料、技术或者运作方式的应用，也可能涵盖材料、技术、运作方式的升级，而不再仅仅是完成设计稿和样品。
（三）新设计伦理的教育及输出
学生在参与合作设计项目时，需要认识到参与这样的项目将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某些人的生活，乃至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为防止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教条地，或者片面地追求设计理念的实现却忽视设计产品的相关受众（受众既包括直接受众，如顾客，也包括间接受众，如供应商、社区、社会人群等）的感受，设计师需要具备设计伦理的准则。
（四）在实践中学习，而非在学习中实践
设计课程应当更多地鼓励学生参与人与服务交互的设计，而这样的教育可以通过寻求与企业进行项目合作得以实施。学生在实际工作目标的驱动下，必须更有效率地学习如何成为实际问题的发现者和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帮助企业明确问题，并提出应对问题的策略。
毋庸置疑，设计教育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启发、引导学生在正确的伦理价值基础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应该是基于对社会的整体关注，并在理性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时装产业的未来势必要建立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而培养下一代的设计师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在教育中贯彻这一理念。西方一些院校在时装设计师培养过程中高度重视“可持续设计”理念的灌输，有的甚至开设了“可持续时装设计”的专业学位或研究生课程，让一部分学生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放到“可持续时装设计”上。但是笔者认为，“可持续设计”理念不应该仅仅作为时装设计或其他设计学科中一个单列的分支，它应该是贯穿于所有的设计师思想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因此“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培养也不应该被当作单一的设计门类来展开教学，而应该融入每一门课程。例如，材料课程应该教育学生如何选择“可持续”的材料，或者让学生了解现有的“可持续”材料状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设计课程应该引导学生从设计的角度发挥创新能力，探索“可持续”的新设计方案，或者解决现有的不“可持续”的设计问题；时装营销课程则应该更多地让学生了解如何鼓励和培养消费者的“可持续”理念、如何通过新产品设计传达这种理念，等等。
“可持续设计”旨在提供一种创造性的整体解决方案。这种创造性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重新整合了现有的原材料、技术、资金、资源等，代表的是一种兼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和谐、文化传承的“可持续”之道。今天，全球设计界正在以积极的态度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断寻求一种“自主”意识，并开始在社会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通过设计教育培养出新型设计人才，正是设计界这一切努力的根本所在，并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二、中国未来时装设计教育新模式的展望
设计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在商业化进程驱动下的现代设计所导向的消费模式与生态系统并不和谐，所以大家开始趋向于一个共识，即有必要将艺术、科学和技术并重地放入设计教育中，从而达到真正的平衡设计。但是分歧依然存在：一方面是各位面的相对的重要性如何设定；另一方面在于各位面的功能又如何界定，或表现为它们相互之间如何链接；第三个方面同样甚为关键，即回答设计教育和实践的终极目标为何物。
为了从众多理念中厘清这一终极目标，我们有必要回答以下这些问题：设计项目或者设计课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它最终应该归属于哪个领域，在哪个领域发挥作用？（例如是人类学范畴还是社会变革领域，抑或是宇宙进化的范畴？）设计能否找到它在自身领域“存在之理由”并保持独立？设计能有多大程度的自？
笔者以为，上述所有问题都将最终归结到设计的伦理层面，那么作为在未来设计伦理的架构中比重日益增加的“可持续”考量，无疑将体现更为显著的影响。
鉴于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多负面因素，人们意识到设计的目的不应仅仅是为眼前的功能、形式和目的服务，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设计的结果对未来社会体系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将对人类及整个地球生态的长远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也就是全世界设计界都需要直面的“可持续设计”所应解决的问题。
我们纵观设计产业发展的历程，当初以新锐激进的表现形式和颠覆传统的概念革新为特点的包豪斯流派理念的推广和教育普及，与今后设计产业“可持续”的嬗变模式显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因而也具备了相应的借鉴意义。“可持续设计”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包豪斯理想主义设计观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带有更为现代的社会责任感的色彩。②而现代的设计教育体系也传承了德国包豪斯的设计教育理论架构。由于包豪斯体系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设计教育和培训体系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响，服装设计教育在多重意义上也被视为这一体系的衍生和扩展。我们从当初包豪斯的教育实践历程中，无疑可以进一步总结出对今天的服装设计教育和人才培养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思想。
（一）包豪斯理想主义设计观对“可持续设计”教育的启发
包豪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变革，教学模式也随着学院领导者的教学理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很多变化。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任校长期间，包豪斯学院在1923年的魏玛国际设计展上提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口号：“艺术与技术：新的联合”（Art and Technology：A New Unity）。③这可以说是包豪斯学院教育理念的理论模型。课程设置中“造型教学”与“工艺教学”之间的分别成为这一模型最为明显的体现。然而，这并不是1919年包豪斯最初成立时所构思的理想模式。当时的课程构想原话是：“在包豪斯的教学将包括所有实践和科学的创造性领域……要培养学生在手工艺、绘画以及科学和理论各方面的技能。”④我们可以看到，与“艺术与技术”双轨制教学结构所不同的是，涵盖“艺术、技术与科学”三重结构的课程才是包豪斯最初的构想。
到了德绍（Dessau）时期，出现了被称为“领域教学”（areas of instruction）的新课程设置。这类课程包括：“实践教学；造型教学（理论与实践）；补充领域的教学。”⑤对照包豪斯的初衷，这个时期的课程也不是包豪斯理想状态的三重结构课程模式，而是被转化为实践和理论双轨制教学方式。
当拉兹洛・莫霍利・纳吉 （Laszlo Moholy Nagy）1937年在芝加哥成立新包豪斯学院时，他希望能忠实于原先关于设计教育的理想模式，即科学、技术与艺术的三位一体。在课程的结构上，莫霍利・纳吉倚重当时美国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⑥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⑦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不应有明确的界线。莫里斯当时正在着手于《符号理论基础》研究，同时在新包豪斯学院教授“知识融合”（intellectual integration）课程，这期间他阐明了自己所认知的设计体系中包含的三个维度，即与包豪斯最初理念一致的“艺术、科学和技术”。他努力把学生从个人艺术表现的立场转变到依靠理性的和科学的知识来指导设计，凭着对科学的认知，即对系统化概念和不断变迁积累的知识体系的认知，来学习掌握新技术和新媒介，最终得以发展新的设计。此后，莫霍利・纳吉曾考虑将设计行为设定为一种符号学，他尝试定义了平行于语法、语义和语用维度的专属于设计的维度，即设计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的维度。⑧然而，出于各种原因，这个高度忠于包豪斯理想模式的构想在实践中最终未获成功。
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的卡尔斯鲁厄国立设计学院，继承了包豪斯学院的教学传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之后，这些历史传承下来的理念对新校长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来说却逐渐成为负累。1958年，马尔多纳多提出，旧的包豪斯理念需要进行最客观、最激烈的批判和反思。他还推出了自己全新的教育理念，即建立在科学实践主义基础之上的设计教学，这也被称为理性主义设计。理性主义设计理论认为设计是一项集体的活动，强调以设计科学为基础指导，对设计过程进行理性分析，减少设计中的主观意识，不追求任何表面的个人风格。⑨在该教育理念指导下，原课程中艺术方面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科学方面，特别是人类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在教学中所占比重则越来越大，且越来越被强调。“科学和技术：新的结合”（Science and Technology：A New Unity）成为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新口号。设计作为“应用美学”的理念被“应用科学”这一新的理论模型所替代，尽管与此相关的二元认识论结构还是跟魏玛、德绍时期一样在乌尔姆被保留下来。
美国知名学者蒙特利尔大学的阿兰・费德里（Alain Findeli）对于最初的包豪斯理想模型，以及三个不同时期包豪斯设计教育进行总结，归纳成不同的模型。从他的模型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包豪斯设计教育的理想模式成型于创始之初，当时在课程设置中同时涵盖三个构成，即艺术、科学和技术（图1）。图2描绘了三个时期在包豪斯设计教育理想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真实的包豪斯教育。通过比较图示我们可以看出，包豪斯的三个发展阶段最终都没能真正实现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最初设想。虽然在三个不同时期，包豪斯学院都试图将设计教育建立在科学、技术和艺术三个位面上，但由于三个位面的构成各自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并且各自相互之间的融合程度与联系也各有偏重，所以始终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完整实现包豪斯三位一体的设计教育理想，即三个位面达到彼此之间真正有机的契合。
（二）现代设计语境下建构“可持续设计”教学模型面临的问题
科技的无限制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出环境、生态、公平等各方面的问题。在具有互联网时代明显特征的“黑客行为主义”的“形而上机制”影响下，各个行业内从企业主、设计师到消费者的每一个环节对“可持续发展”的诉求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发生、发展，并且增强相互间的作用。笔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提到，“可持续设计”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概念，因此对它的需求使得包括服装设计在内的各个设计领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现状与一种现代的、不以商业目的为唯一标准的设计观之间的差距。在当下的转型阶段，设计师固有的认知、思维和行动模式与符合科学体例的方法论的研究标准之间仍存在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设计界向“可持续设计”方向的发展。类似的问题同样反映在笔者所关注的时装设计领域。
（三）设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回顾包豪斯设计理论的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设计语境中的设计学科主要通过两个模型来解释设计的思维认识论，即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然而这种简单的直线型的思维方式，明显已经无法满足在“可持续”背景下复杂的产业问题对设计所提出的要求。
现代设计语境中的设计作为应用艺术肇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使得“美术”从“艺术”中分离，形成所谓的“大美术”和“小美术”，那个时期的设计就被包含在“小美术”概念之中。后来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又将“应用艺术”（Applied Art）从“小美术”即“装饰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设计的第一个模型而广为人知。⑩应用艺术中的“应用”这个词主要指人造物的物化价值，因此可以看出设计中“应用艺术”认识论所传达的是对设计产品艺术或美学实践价值的认知。后来形成的设计的“应用科学”认识论遵循相同的结构，只是科学在这里替代艺术发挥基本原理的作用，意为投入实践应用的“科学”。这样，一个隐含的可推理的链接就在理论（科学）与实践（技术）之间形成。因此在包豪斯设计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实践应用与科学实践应用的教学案例。
通过以上对设计认识论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其背后所隐含的对设计的一种认知，即认为设计的过程是从目的到解决方案这样一个直线型因果关系的转换。如果我们用A表示已发现或者明确了的问题，B是通过设计得到的终极目标或者解决方案，在现代设计语境中对设计逻辑的认识就是从A转化到B的因果逻辑关系。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设计行为和设计思维自身固有的内在特点和逻辑被排除在认识范围之外，并没有予以考虑。
随着科技发展，我们发现在现有时装产业内，时装设计所要面对的“可持续”问题的复杂性，仅仅依靠设计师的直觉和经验是无法有效应对的，而设计的过程越来越多地呈现一种近似研究过程的倾向。所以，“可持续设计”的过程应该与现代设计语境中设计“从问题到结论”的“从A到B”的线性思维过程有所区别。阿兰・费德里教授提出：“设计应弃用‘应用科学’之说，我建议可将设计称作‘参与’、‘情境’或‘嵌入’科学。”?费德里教授还认为：“设计中对科学的探究和科学的态度与科学的‘应用’不同，应该是以实践为导向的一种寻求新观点的思考，是一种针对与广义人类生态相关联的知识所进行的体系化探寻。” ?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的“反思性实践”?的概念则认为在实践中进行反思有助于从业者在实践中转型成研究者，并从固定的理论和技巧中解脱出来，构建一种新的适用特定情境的理论。根据以上不同学者的观点，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可持续设计”必须在设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发生嬗变，即在“艺术应用”和“科学应用”之说中，艺术与科学代表的理论与“应用”所代表的实践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设计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越来越融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同样包含了A和B两个状态的设计模式，在“可持续设计”背景下有了新的结构。
在新的结构中，A与B不再是一个事件的问题和结果两端，它们更趋向于同处于一个系统里的两个不同状态，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这样的系统性结构更契合未来“可持续设计”理念的传播方式，且适应在“黑客行为主义”的“形而上机制”内发展。这个结构具有的内在逻辑将建立在参与者“设计式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此类思维训练需要科学的理念、“可持续”的技术以及合乎伦理观的审美智慧共同作用。虽然面对“可持续设计”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所需的专业知识迥异，但所产生的整体解决方案却统一在“设计式思维”指导下对“可持续”时装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在构建“可持续时装设计”新的教学框架时，也应该将原本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的教学思路进行改变，让两个范畴的课程更为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使教学能够成为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对可持续未来观的思考，而“可持续时装设计”本身则应该成为这种思考下的实践过程。
（四）设计的伦理问题
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设计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这是每个设计师在开始职业生涯之前必须清楚理解的一个问题，也是设计教育的重点。
显然，环境问题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之一。但目前我们对生物的物理环境保护的重视往往使得我们忽视另一个正在遭受破坏的环境，即社会和文化的环境，而这同样意味着人类生存条件的退化。无论是对生态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的关注，都将设计的目的导向伦理层面的思考。
“设计伦理”对于现代设计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多年以来，设计伦理要求设计中必须综合考虑人、环境、资源的因素，着眼于长远利益，发扬人性中美的、善的、真的方面，运用伦理学法则取得人、环境、资源的平衡和协调。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设计学院曾做过以设计伦理与设计师的责任为研究对象的课题，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准确定义设计师的责任就必须先探讨设计的目的究竟为何；应优先考虑设计教育的改革；设计师缺失了社会责任感，就无法催生可持续的设计，因此设计教育需要加强个人设计伦理观的教育。”?
有人认为，只要把必需的设计手段、设计工具、设计行动和最终的决定放在一起，设计的目的就可以达成。然而从“可持续设计”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把设计的目的视为包含价值观的指导方向，体现在设计实践过程中，对于每一个决定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价值论，而并不仅仅是在不久的将来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正如笔者之前对于设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做的探讨显示，“可持续设计”理念指导下的设计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边界今后将日渐模糊，设计将成为一个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和实践的整体过程。在这个整体过程里，设计者更重要的角色体现在“行为”（Action）本身而不是造物，“做”这一动作应被看作是“行为”的某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不做”也属于“行为”的范畴。从哲学上看，设计属于业务性实践，而非工具性，或者说“设计项目”的框架应该是道德伦理而非技术。对于“可持续设计”而言，设计的责任意味着设计师始终应该意识到，在从事设计项目的同时，他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可持续时装设计”作为“可持续设计”的一个方向，在构建相关人才教育和培养机制时必须充分认识“可持续”背景下的设计师责任感的问题、设计目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最终指向设计伦理。“可持续”问题的出现，本身就隐藏着现代设计中对物质发展的过度追求与设计伦理方面的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可持续时装”设计师的培养应该在课程中嵌入设计伦理教育，让未来的设计师知道，设计在满足了生产、消费和使用的需求后，还应该考虑到“自然的凝视”。
对于迈入新世纪的当代中国而言，中国时装产业的发展继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后，依赖于设计革新的进一步支持。中国时装需要新概念、高水准的设计，更需要高素质的时装设计师队伍。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必须从设计教育的本源做起，从培养和建立一个现代性的、面向未来的、包容开放的时装设计观做起。中国时装设计界面临的历史重任是在继续完成由“手工设计”向“工业设计”转化的同时，逐步由“工业设计”走向“信息设计”、由“构成设计”走向“有机设计”。要完成这一重要的多重战略转型，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在追求技术、风格和方法研究的同时，注重设计的思潮、理念和文化探求，赶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世界的变革潮流。这就是笔者撰写本篇论文的出发点。
有学者曾经说过，设计的一个重要规定性是其时代性和发展性。设计是时展的镜子，是时展进步的先锋。设计教育，包括各种教学内容、方法，均应当紧随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笔者对此深有同感。设计无疑是一种思想与实践并重的求道过程，而设计教育改革同样不啻是一种深刻的探索。在一个理念创新带动大规模产业升级的新时代中，中国的时装设计和时装设计教育都同时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可持续”理念只有通过对现有世界更好的设计，以及对明天更好的规划才能真正实现的时候，“可持续时装设计”教育的构建和落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注：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注释：
①周浩明，拜卡・高勒文玛，刘新.持续之道：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艺术设计战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②许平.绿色设计[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4.
③Bauhaus-Archiv Berlin/Museum fuer Gestaltung，Stiftung Bauhaus Dessau und Klassik Stiftung Weimar：modell Bauhaus.Ostfildern： Hatje Cantz，p146.
④⑤H.M. Wingler：The Bauhaus.Cambridge： MIT Press，1969：44；109.
⑥查尔斯・莫里斯是美国符号学家、哲学家，美国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莫里斯试图把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创造出他所谓的“科学的经验主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关于符号的理论，其1938年出版的《符号理论基础》是该领域第一部系统的著作。他同时还是《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者，这是被逻辑实证主义视为圣经的一部巨著。他曾任教于美国新包豪斯学院，并且对学院的教学结构与课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
⑦德文为“Einheitswissenschaft”，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在科学的各个分支之间不存在目标和方法上的差别。所有学科的科学家都应该密切地相互合作，应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科学词汇统一起来。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要确立普遍定律可能在实际上有困难，但在原则上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科学统一的理想成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纲领，并且在维也纳以“统一科学”为标题出版了一系列书籍。莫里斯还编著了《统一科学百科全书》。
⑧Alain Findeli： Rethinking Design Education for the 21 Century：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thical Discussion，MIT Design Issues：Volume 17， Number1 Winter 2001：7.
⑨柳冠中、何人可.工业设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02.
⑩威廉・斯莫克.包豪斯理想[M].周明瑞，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5.
??Alain Findeli：Rethinking Design Education for the 21 Century：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thical Discussion，MIT Design Issues：Volume 17， Number1 Winter 2001：7；10.
?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主张以“活动中的反思”为原理的“反思性实践”去替代以技术理性为原理的“技术性实践”。“反思性实践”的特征在于：立足于特定的教育情境，解决特定情景中的问题，在行动中进行反思，获取实践性学识。 “行动中对行动的反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行动的反思”，二是“在行动中反思”。
?Klaus Linneweh： Kreatives Denken， Rheinzabern：Verlag Dieter Gitzel，1991：20.
[关键词]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利益公平理念，精益化
1 绪论
在当今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城市生活节奏加快，而伴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旅游者心理的逐渐成熟，更多的群体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当这种需求逐步增长时，乡村旅游备受瞩目，国家也予以关注此方面，例如，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中国乡村游”。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国内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乡村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而发展较晚的乡村旅游还不是十分成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乡村旅游开发普遍存在投资与经营规模小、地区分布与组织形式散、项目低水平重复设置、市场竞争秩序乱的局面，乡村旅游的活动项目形式单一，主体方式是观光旅游，乡村旅游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和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乡村接待设施城市化倾向，利益分配不均等。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乡村旅游开发的研究就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国外对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主要集中于对乡村旅游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及对乡村旅游中社区利益主体的研究，如Gossling等（2002）对瑞典的研究则表明乡村旅游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虽然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比较晚，但已经将目光倾注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地区的应用、基本问题和跨学科问题等领域中，如黄蔚艳在《乡村旅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概述可以看出，国外研究比较成熟和完善，而国内的研究相对落后，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基本问题和具体区域的研究，缺乏对乡村旅游深层次的研究，尤其对于一些利益主体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精益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欠缺方面进行了研究。
2 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乡村旅游开发研究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追求经济的高消耗、高成本、高增长问题，文化的商品化、同质化等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利益分配的不公，存在着对弱势群体等问题，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
针对我国乡村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的理念，探索符合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路径已经十分必要了。
2.1 乡村旅游发展的精益化
精益化思想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融合表现在产品和推广方面。精益化的乡村旅游产品要求以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打造高品质、个性化、内涵化的产品。在设计产品时应该将乡土化因素很好地融入其中，使旅游产品饱含乡土文化的内涵，成为动态、有特色的产品。
精益化思想还要求乡村旅游的发展在项目建设、资源利用、利益分配等方面实现精准化、细分化，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和环境成本，提高利用效率，确保利益分配主体能够得到应有的利益，促进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在乡村旅游的营销推广中实现精益化体现在营销恰好使其产品的价值呈现出来，首先要对该地进行精准定位，针对自身的业务和独有的特点，确定鲜明的形象。例如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以“红”为媒介发展乡村旅游，使得一个革命圣地的形象烙刻在旅游者的脑海中，从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2.2 社区增权与政府指导
只有进行社区增权才能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社区的参与应该是全员性、全过程中的。如在规划当地乡村旅游时，征求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在利益分配时考虑其占有的份额，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模式，在实际中操作时会受到很大阻碍，这就需要一些前提做铺垫，如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增强保护当地旅游资源的意识。
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政府的指导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不可或缺。政府应对区域做统一规划，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把其服务功能体现在支持和主导乡村旅游开发上，如利用目前农村建设资金投入，进行乡村旅游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
2.3 重视弱势群体利益
《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中指出“旅游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在此特别强调弱势群体中的旅游者，而这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有着巨大的潜力。
而乡村旅游因为乡村经济水平较低的现状，不能很好地提供高质量的配套设施，所以在开发乡村旅游时，要考虑到这类特殊群体的需要，在进行规划时要根据这类群体的特点，设计相应的配套设施，如适合儿童的娱乐项目，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卫生间等。弱势群体出行时，心里最大的恐惧来自不安全感，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时，规范当地旅游从业者的素质和市场秩序也是重要的一环。
3 结论
面对如今国家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视、国民休闲汇的开展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人们旅游消费的日益成熟，旅游者追求高品质、优质服务的旅游产品的要求日渐强烈，而乡村旅游成为了一种发展潜力巨大的方式，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道路。
本文认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成为乡村旅游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预见，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的导入和落实将是一次长途跋涉的旅程，需要长期不断地探索前进。希望本文的研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一点启发。
参考文献
[1] 丁培卫.近30年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2011，32（7）
[2] 周玲强，黄祖辉.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04，24（4）
“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当展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是其核心理念，社会各界行业均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理念。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2发展观的应用价值
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将有助于其个人价值实现，并且为企业创造更加丰富的营运收益。发展观已经成为衡量员工人才的“硬指标”，必须要从思想观念中引导其完成“蜕变”，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出预期作用。县级电力公司改革期间，发展观对内部经营管理发挥了多方面作用，维持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有序实施。
2.1改革价值
电力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发展体制，大部分企业依旧处于改革与摸索阶段，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为了尽快实现营运模式升级，企业要根据市场行情做出相关调整，将先进思想理念融入到改革调整中，“发展观”是企业改革最为有效的指导理论。通过可持续发展观理论学习，可激发所有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并且利用先进理论指导一切企业活动，全面保障了电力公司政治改革目标的有序进行。
2.2竞争价值
市场竞争加大，行业受益递减，这是县级电力面临的不利环境，而国外企业冲击国内市场，更是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先强化内控管理体系，以先进发展观为指导，才能建立更加稳定的竞争模式，避免遭受市场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可持续发展观是企业的“精神力量”，可进一步强化企业内在竞争实力。
2.3文化价值
企业员工正处于不同的岗位工作，每一个岗位都需要以文化知识人才为基础，才能从局部上保障企业经营秩序。党政建设是企业管理内容之一，党政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主要构成，借助发展观理论也可起到显著的文化价值作用。构建和谐环境是企业经营目标，为广大员工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企业文化潜在的价值理论。深入学习可持续发展观内涵，树立符合时代化需求的党政文化环境，从多个方面形成企业文化氛围。
2.4引导价值
我国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朝阳产业，这些产业要注入新的人才力量，才可在市场营运阶段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是员工的必备条件，其能够从理论知识方面完善员工素质，从实践技能方面锻炼员工人的业务能力，为企业创造出理想的经济价值。员工学习不是盲目地接触文化知识，而是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内容。例如，引导电力公司根据岗位工作要求选择学习项目，全面提升内部员工的专业水平。
3基于发展观的党组织建设对策
党组织建设是企业走政治化改革的必要策略，这是为了从根本上号召员工融入党政体系，共同参与政治化改革活动，为企业营运模式优化提供更多的平台。党组织队伍建设中，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宣传活动，让员工意识到党政建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树立符合自身岗位工作环境的政治化意识，帮助企业尽早实现党政体制改革策略，这些都是加快先进化发展的关键步骤。基于发展观理念下，电力企业党组织建设对策包括：
3.1强化意识
党政建设是新时期国家改革要求，凭借党政力量可以扩大政治局势的影响力，统筹引导社会各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是社会化结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员工走政治化改革路线是时代需求。其中，转变思想观念是很关键的，这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是决定员工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政治化改革中，企业员工要努力学习先进的党政知识，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做好自身岗位工作。当前，企业员工树立价值观念，可通过多方学习、社会实践、文化交流等措施，接触到更多的文化思想知识。
3.2角色转换
职业道德是当代员工价值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领域的员工人才，树立职业道德观念才能展现出个人的内在潜能。在实现价值阶段，员工首先要遵循企业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照企业制度完成岗位工作；其次，要做好职业角色的优化转变，根据工作安排要求参与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经营帮助。例如，党组织建设要求员工丰富个人的思想政治意识，积极参与党组织活动，发挥个人在企业党建体制中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员工不断地调整决策，才能实现良好的党组织作用。
3.3提高素质
职业道德素质是员工必须具备的条件，更是决定人力资源价值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县级电力公司走政治化改革之路，要从我做起，才能尽快融入到企业管理改革中。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丰富个人文化知识，在现实工作中得到普及应用；才能体现出员工的社会价值，这些也是员工价值实现历程中的必要步骤。例如，从专业技能上提升职业素质，可增强党组织成员的业务技能；从党政理论上深入学习先进思想，可提升员工的政治化素质，这些都有助于个人职业价值的实现，体现了企业政治改革之需求。
3.4多项学习
在学习内容上，以深入学习国家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新要求为主要载体，同时结合国家电网新的发展形势和本单位实际，积极学习法律法规、国网通用规章制度、供电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做到学用结合。面对的新形势和工作实际，积极引导党员干部树立以学习为本来达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目的的理念。通过强化党员干部学习来促进自身素质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知识素养、理论水平和研判能力，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
4结语
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策略;实施成效
张婧，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报告，2012年党的十报告更是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201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进一步丰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涵，明确指出教育肩负着“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
生态文明建设与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内在趋势相符。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提出“环境、人口和教育计划”（EPD）;2002年联合国将2005年至2014年确定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期望“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教育中受益，都能学习可持续发展未来和社会积极变革所需要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行动计划》提出：“在教育和学习的所有层面和领域，强化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及内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则承载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要责任。因此，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践行“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与教育系统当务之急和应尽职责。
一、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的
理论探索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概念虽然本世纪才提出来，但在中西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其理论支撑。
（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
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本源上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思想。“天人合一”最早源于商代的占卜，周人提出“以德配天”，要求“敬天、孝祖、保民”，有意识地把自然、人类和伦理道德有机结合。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法道都从各自角度表述“天人合一”思想。西汉实现了“大一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更加强调“人本于天”，董仲舒倡导的“天”已经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天人合一”思想到宋明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明代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万物一体”思想，提倡“等差之爱”和“博爱”相结合，这意味着他已经模糊意识到人和人、不同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因此，鼓励通过“求同存异”而达到“大同”与“博爱”。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在互动的过程中达到辩证的、有机的统一。德国科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相继发生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控以及核战争威胁日趋严重，使人们萌发了“生态意识”和“生存意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把资源的消耗限制在可维持的限度内，遵循生态规范，强调平等分配，维护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他们也意识到区域差异性，主张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教育生态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70年代教育生态学逐步形成，该理论认为教育本身是小生态系统，与社会、自然构成大的生态系统。教育生态系统同样存在平衡与失调、机制竞争与协同进化等众多规律和现象。而通过可持续发展，能够帮助失衡教育生态系统达到新的平衡，实现良性循环，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是现代教育的必然。
二、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实施策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各国根据各自情况构建基本框架，开展各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模式探索上也是各具特色。北京各区县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各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研究，初见成效，主要实施策略如下：
（一）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
在区域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教育逐渐纳入区政府教育工作的工作职 责，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明确价值观教育与优质教育的目标，围绕本区教育的整体规划，建立相关的物质支持与保障制度，出台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的政策，确保顺利有效推进。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做出“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战略部署后。北京市颁布《北京市可持续发展教育指导纲要》，北京海淀区、石景山区、昌平区、通州区、房山区、延庆区，与上海市普陀区、广东省禅城区等地区也出台或正在研究出台相关的政策。
（二）区域教育行政主导实施区域整体推进
目前，可持续发展教育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路径，前者是学校自主、自发开展的各种可持续发展教育，后者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主导。从实际情况来看，二者其实相辅相成，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根据中国国情，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中，“自下而上”有一定基础后，采用地方政府主导、整体推进可以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快速发展。北京市石景山区、广东省佛山区等地区即是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学校为主体的实施模式。
（三）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学校整体发展
学校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基本单位。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领导的学习领悟以及落实尤为重要。在外部力量与政策的支持下，结合学校的实际进行全方位思考与设计，建立有效推进机制与分层培训方式，以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观融入学校的整体发展。
（四）三级课程整合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有效载体
区域和学校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应该准确把握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渗透点、结合点与生长点，根据区域发展特点与人文自然状况，探索开发与利用各种资源，使得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和关注社会问题、文化多样性、环境资源问题与三级课程有机融合，让三级课程成为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三、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成效
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基本理念和推进路线图确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实践探索，期间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区域发展模式，区域推进已见成效。
（一）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升华了区域和学校办学思想
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区域推进过程中，其教育理念不仅进入区域教育系统发展规划，而且成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园环境建设方面，依托可持续发展教育校园文化建设方案，项目学校不同程度开展低碳、绿色、环保校园建设，有的区域专为学校设立绿色低碳实验园，培养可持续发展价值观，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生活方式。
各项目学校都是在“尊重人、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办学，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探索教学方式的更新，实现专业上的进步，学生要探寻学习方式的转变实现学业上的进步，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同时关注人的终生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体现尊重生命价值、尊重个性与差异性的理念，使得学生的科学知识与综合素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解决经济、社会、环境、文化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引导未来一代具备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目标。以此为基础，区域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出知识基础厚实，学有所长，拥有尊重资源、尊重环境、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他人等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能力的，适应现代社会国际交往与合作，促进区域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为例，该区自1998年开始坚持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通过三任领导人的坚持不懈，现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在全区教育系统普及，得到社会认可，区域的“全面深度转型、高端绿色发展”服务功能已经初现成效。目前，石景山区共21所中小学校成为部级和市级可持续发展教育示范校、实验校，上述学校均把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纳入学校文化建设方案，成为学校办学重要指导思想。2015年1月，石景山获得“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家实验区”称号。同时，在各方支持下，石景山区先后成功举办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家讲习班、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亚太可持续发展教育专家会议等，提升了区域教育的影响力。
（二）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了学校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推进促进学校发展主要表现在校长、教师和学生三大群体及校园环境发生的变化。各区县的行政支持与各项目校的大力推进，使得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扎实深入开展。各项目校领导以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指导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完善学校规章制度、整合学校课程、指导教师开展可持续发展教学实践，校长领导力得到较大提升。学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师引导下的学习方式的变化及综合实践能力的增强。项目学校通过对照试验表明，项目学校学生在完成预习探究作业的能力、相互评价的能力、收集、分类、概括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等方面均有明显提高，学生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课程与有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建设，在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活动，探究学习培养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改变不良学习和生活习惯，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生态系统和谐发展。
以石景山区为例。《石景山区可持续发展视野下教师专业发展培训计划》根据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入职、初任、进阶工作、调整、成熟、资深六个阶段，项目学校组织教师队伍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学改革实验。21所示范校和实验校均逐渐构建起基于可持续发展教育三级课程体系，开发校本课程100余套，《学习探究作业本》等学习工具近20 套。近年来先后申报立项可持续发展教育各级课题50余项。近期市专家组对该区1 000名师生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9%，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教育确实产生了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掌握可持续发展教育观念的能力、在教学内容中渗透可持续发展知识的能力、以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为导向进行教学的能力、创新教学与学习方式的能力、积极主动接受ESD培训与科研活动能力等能力的全面提升。
教师的变化体现在教学方式的改变，学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学习方式的变化及综合实践能力的增强。项目学校通过对照试验表明，项目学校学生在可持续学习能力方面收效显著。以下是师生在可持续教与学中的变化，见图1、2。
图1 某校教师课堂行为用时变化
图2 学生课堂行为用时变化
正如图1、2，在可持续教学模式实验的课堂上，单纯地课堂讲解在逐步减少，教师指导学生有效预习探究，引导学生提前深入思考课上要学习的知识、原理，借助学习探究作业本，以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从探索知识到巩固知识，逻辑清晰。课堂上学生有了更多汇报、辩论、评价、小组合作探究、同伴互助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体验、探究创新、动手操作等可持续学习能力得到了积极训练。
（三） 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生态共同体初步成形
各区县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以学校里组织的多种活动为载体，各校普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家校区共同体”，并通过校际联盟，组织区内外其他利益共同体组建了十余个“创新人才培养协作体”，以家庭、学校、社区、利益共同体为基础，横跨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和谐共存的教育生态系统已经初步成形。
以上文提到的石景山区为例，该区始终坚持学校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基本单位，实现了从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的有效衔接，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利益相关者始终是可持续发展教育主体和对象。与此同时，石景山区通过“家校区教育共同体”和“创新人才培养协作体”建设，汲取区域内外多方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服务，同时服务社区，逐步辐射社会，形成良好的区域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