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4 17:46:34
1.加强公民参与，推进警民共治
依法推进公民参与行政制度，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行政管理中，以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从而进一步影响政府的行政决策制度。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建立起多样化的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渠道，不仅有助于有效维护社会的治安稳定，更能建立起更加具有服务意识的公安机关。此外，公民建立起的诸如社区保安队、联防巡逻队等组织更能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治安功能和职责，能有效缓解治安管理过程中的责任推诿乱象。
2.构建新时期的管理格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各种新时期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公安机关明确自身的管理的职能地位，依法进行社会管理不仅能有效维持社会治安，更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新鲜空气、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的综合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可避免。要进一步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管理，不仅要依靠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更应依靠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实行综合治理。善于挖掘和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积极吸引公民参与其中，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授权基层，将基层保安员纳入到公安管理工作中，深入开展“大调解”工作，使公安工作真正成为全党、全民参与的大工程。
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为了切实维护我国的社会治安，加快推进文职制度的步伐，做到将有限警力投入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国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职位实行聘任制，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仅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切实引入了竞争机制，更打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垄断，让许多私营企业或者部门参与到了公共服务之中，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不断强化和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管理质量与效率。通过市场机制的引进与转变，公安部门只需要通过对具有相应资格的企业进行监督，就可以达到对社会管理的最大化。同时，这些私营企业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警力不足的问题，使得节约下来的警力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用在对案件的侦破和执勤前线上。
三、营造出具有“顾客导向”的社会行政文化
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国家实行的新的公众行政理论，这些国家在现在国际社会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大多依赖于此。比如美国率先进行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引进企业的成功管理案例，并将之实行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将所有公民作为服务对象，按照对象的不同和对象所要求的模式不同而进行随机变化，将顾客作为市场导向，形成“企业化服务”的新型社会管理制度与模式。
四、树立起情报主导观念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情报的收集和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主要强调的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建立起电子化政府。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原有的政府运行机制以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的社会管理工作。为满足建立电子化政府的需求，建立起具有高速信息通道的警务模式，对信息进行集中整合、集中管理才是关键。
1.建立“大情报”平台
以科技手段为后盾，以先进的管理理念为指导，以发展为核心构建起“大情报”平台，并以此对社会进行动态管控，切实加强公安系统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充分激发公安民警的创意潜能，建立起全面的、科学的、合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平台，对日常情况进行预警和研判。
2.加强勤务与考核制度改革
一、我国NGO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主要障碍
1.NGO自身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资源不足。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人力资源的不足。由于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问题，参与的志愿者缺乏一定的专业性，大多专业性NGO由非专业的退休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人员充任，许多优秀人才流向政府和企业，而留在社会组织工作的职员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建设。②资金的问题。NGO筹集资金的渠道较为单一，来源主要依附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与社会捐赠。资金的不足也使得NGO在物质资源上严重匮乏。因此，NGO应加强自身筹集资金的能力，充分发挥其第三部门的作用，成为一只真正独立的公共管理力量。③地区发展不平衡，志愿者组织基础不够。NGO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都有着巨大的不平衡。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中国NGO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从城乡的不平衡来看，农村地区只有少数的扶贫、环保NGO，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很少。信念与使命是NGO的灵魂，中国NGO的发展除了在资金、人才管理和专业能力等影响因素外，还缺乏明确的理念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使得它们很难发挥较高的能动性和创新性。
2.社会文化认同的缺失导致社会公信力不足。在迅速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缺乏社会独立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NGO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志愿精神和社会公信严重不足，使得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人们对这股社会力量不能给予重视和信任，社会公众对新生的组织形式及活动方式也存有一定的疑虑，这些因素也都不利于NGO取得社会合作与认同。
二、提升我国NGO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1.构建信息共享平台，确保政府与NGO合作互动的信息沟通。信息共享平台可由政府部门建立，实行虚拟管理，工作人员以柔性流动方式任职，具体负责统一调动指挥分散NGO和其他社会力量，为危机解决提高组织上的保障；建立政府与NGO之间的应急联动信息通道，一旦危机发生，可确保彼此之间信息的通畅。
2.培养全民危机防范参与意识，充分发挥NGO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动能力。理性的国民危机意识是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基础，我国应长期通过互联网、展览和宣传手册等普及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流行病和恐怖危机等突发事件过程中的救助方法，培养公民的危机意识和志愿参与精神，为应对危机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3.改革NGO登记管理体制。政府要建设有利于NGO成长的法律政策环境，保障和促进NGO的成长。改革现行登记管理方面的法规政策，变“限制型管理”为“监督和服务型管理”。同时降低NGO准入门槛，撤消严格而烦琐的审批手续，实行便捷的申请登记制度。
4.加强与国际NGO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NGO公共危机管理的专业化素质。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区域、国家之间在协作解除跨国危机、治理自然灾害、打击恐怖活动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多。国际的援助，特别是技术、信息方面资源的援助，可以大大弥补本国救治能力的不足。因此，要加强与国际NGO在危机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
5.整合各种应急协同资源，提高NGO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我国NGO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自身缺乏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应加强与企业、各种国际组织、海外基金会的沟通与联系，扩大筹资渠道，在应对危机时得到社会的广泛参与，逐步建立起以自主和自立为基础的筹资机制；其次，建立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制度规范。在应对公共危机中，而由于当前我国NGO社会地位过低，经济收入不稳定，优秀专业人才严重缺乏。一方面，积极拓宽参与渠道，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志愿参与。另一方面，对其成员进行紧急救助专业培训，使其掌握相关的方法、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NGO应对公共危机的综合能力。
作者：宋映儒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风险的普遍性。
现代社会风险的广泛存在是人类在走向现代化和迈向全球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共同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团体反应。在全球化的趋向下，整个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地球村”。任何局部性的风险或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快传导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在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现代风险社会事实上已成为贝克所说的世界风险社会。
（二）风险的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
与传统社会对比，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极其复杂，难以控制和预测的。风险的来龙去脉已不再是单单的线性关系，经常出现“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的情形。风险爆发的具体时间几乎是无法精确预测的，或是一刹那间发生，也有可能是延迟出现或反复出现。正如吉登斯所说，对于人造风险，历史上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要说对风险的精确计算了。
（三）风险的人化性。
传统社会危害首要来自物质匮乏和自然灾害等外部性危害，好比饥馑、贫苦、疾病等。而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首要风险是人化性风险，最主要包含三种范例：“一是人为风险,即这种风险纯粹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如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二是社会化自然风险，即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风险,如沙尘暴、温室效应等；三是制度化风险,即由社会制度本身的漏洞、不合理而导致的风险”。
（四）风险的破坏性和高危性。
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传播速度极快、扩散性极强、破坏性极大。它所造成的的破坏性有时是局部性的,或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发生，有时甚至可能是全局性的；它的发生可能是周期性的,也可能是连续性或继发性的,但不管怎样,它一旦发生蔓延,轻则造成经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重则将导致社会恐慌,国家倾覆,甚至是社会解体。风险的高危性根源于我们对那些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知之甚少，正如吉登斯所说，“严重后果的风险拥有一种特殊属性。它们包含的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具有高风险的社会转型期，具备了风险社会的很多特征，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近年来由各种风险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越来越多，政府在处理这些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方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困境和挑战。
（一）大众危机意识薄弱，危机管理理念落后
危机意识和科学的管理观念是决定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长期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忽视了危机意识的培养和宣传教育，公众对突发事件没有准确的认识，基本的应急经验也不足。同时，政府的危机管理观念比较滞后，对危机管理认识不足，认为公共危机管理主要在于公共危机爆发后的应对和恢复，而忽视对危机的预防和预测,这主要体现在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缺位上,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危机预防预警机制。
（二）公共危机信息流通不畅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危机事件的及时上报和危机信息的透明度、公开度是公共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国政府的信息报告制度却不标准、没有详细的规定,缺乏一个顺通敏捷的应急信息呈报体系。有关部门并不明确大量信息中哪些需要上报,何时上报,向谁陈述。对于信息上报不及时或有误,也缺乏相关处罚管理规定,这样更纵容了信息流通不畅现象的存在。此外，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对一些危机信息采取封闭、掩饰和隐瞒等做法，这就导致信息流通不畅，信息的透明度、公开度大打折扣，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爆发或错过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
（三）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不健全
从目前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来看，主要在两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我国虽然制定了不少的关于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如自然灾害方面的《防震减灾法》，公共卫生方面的的《传染病防治法》和安全事故方面的《安全生产法》等,但这些立法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且大多是单行法，只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对于许多并发型、复合型危机却束手无策，急需一部综合性的紧急状态法律来解决；另一方面，组织体系不够完备。目前的危机管理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行政设置，通过建立临时工作小组来应对处理危机事件，缺乏独立和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导致在危机处理中各部门通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工作缺乏必要的计划性、协调性和延续性。
（四）公共危机管理主体不完善
现代风险社会中，因为危机事件的突发性、综合性、灾难性等特点，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已经无法快速、灵活、有效的应对，这就需要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最大可能的吸收社会各种力量，使危机处理具有更大的高效性和灵活性。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使得政府往往对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缺乏足够的信任，忽视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没有给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提供充分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空间和制度保障。
三、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相应对策
风险社会下每一次公共危机的发生和处理都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针对上述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的分析，具体提出以下相应对策。
（一）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增强对公共危机的预见性
转变危机管理观念，强化危机意识是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关键。政府应明确危机管理的核心在于预防，在于平时，而不是等到公共危机发生后才忙于紧急应对，还应明确管理的目标是“利用少许钱防备,而不是花大量钱医治”，防备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最佳方式。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危机管理预警机制。一是政府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预警的起点，同时还要通过创作通俗易懂的防灾减灾科普材料进行宣传和教育，坚持日常的应急演练，强化公众的应急技能。二是政府应该建立一套危机识别和监测体系，实时搜集、分辨剖析和处理各类信息，对导致危机的关键因素和危机征兆进行持续的监测。一有险情发生，当即发出危机报警，同时宣告进入突发状态，并采取应急办法，力图将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完善信息管理机制，提升危机信息管理能力
当社会发生重大公共危机时，如果信息流通不畅，公众会出于对危机的恐惧和对危机事件的不明而产生心理紧张和恐慌，甚至会发生群体性的骚乱，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一是健全信息上报机制。严厉限制险情上报的准确时限，接到下级呈报的相关部门应立刻组织人手对呈报事项举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对瞒报、缓报、谎报、漏报的部门和个人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二是确立危机信息剖析和公布机制。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应建立规范的信息统计分析制度，并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公布真实信息，以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共同应对危机。
（三）健全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增强危机管理的法制性和权威性
第一，尽快制定一部公共危机法。该部法律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制定,能够应对各种自然和人为危机事件，并且详细规定危机状态下不同政府部门应对危机事件的相应职责和权力。同时，还应明确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保障政府充分、有效地行使行政紧急权力的同时，也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遭到侵害。第二，成立危机管理常态化的综合协调机构。公共危机的处理需要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相互合作。在国家层面上，成立具有权威性、决策性、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统一安排危机处理相关事宜。在地方层面上，成立隶属于中央公共危机管理常态化综合协调机构的执行机构并邀请各界专家介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常态化危机管理机构体系。
（四）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主体，提高危机管理的有效性
风险社会下，为了有效应对和处理各种危机事件，需要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营造全民积极参与危机管理的氛围。一是，加强党委和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发挥其在权力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方面的调配能力，保证短时间内完成社会动员以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二是，把非政府组织引入到公共危机管理之中，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职能、权利和责任，并且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协调作用。三是，大力鼓励公民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通过支持和发展壮大各类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等，为公民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提供平台。
四、结论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着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着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着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
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
新公共管理是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体现为：
1.1新公共管理汲取经济学中的理论一直以来，公共行政学都汇集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思想，而新公共管理则更多地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新公共管理的目标是追求3E，即：Economy（经济）、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3]。此外，为了应对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管理和监控对政府创造力的抑制，从而导致政府管理的形式化和僵化的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希望通过强调经济价值的优越性，重新发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提升政府的创造性[4]。
1.2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
面对越来越多的对政府规模庞大，资源浪费严重的质疑，新公共管理反对原有政府管理模式的权利中心主义，主张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提倡建立精简而有效的服务型政府。首先，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通过政策的制定对全局进行总体掌握，而具体的实施则应由各自制机构承担[5]。其次，新公共管理主张适度的分权与授权，赋予管理者有效的管理权威，解除对其过多的控制，以便更好地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与效能[6]。再次，新公共管理打破原有层级制的金字塔体系结构，压平组织结构的层级，创建扁平制组织结构。
1.3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导向战略
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中，政府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公众，公众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没有话语权，这极大地打击了公众的积极性。而新公共管理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提倡政府对待公众应像企业对待顾客一样，一切制度和决策的制定都以公众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为出发点。顾客导向战略引导公众参与政府职能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的积极性，也是政府工作创新的出发点与动力。
1.4新公共管理追求效率和结果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是具有“理性”性质的，精确、迅速、明确、统一性、严格的服从是官僚体制的优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优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是效率和结果，而忽视过程，重视技术在提高管理效率中的作用，提倡多种方法与手段的并用。新公共管理给予现代管理更多的灵活性，为其营造了更为宽松的环境与氛围，实现管理行为的创新，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2.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文档工作审视
新公共管理赋予现代管理以效率为中心、技术至上的特点[7]，这决定了现代文档工作具有以下运行特征：
2.1在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以电子文件的管理为工作中心
在韦伯的官僚体制中，文件具有上传下达的功能，维系与连接组织各部门之间的运转，体现出工具价值。而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催生出的电子文件以其快速、便捷的特性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国家档案局的调查结果显示，仅2007年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共产生各种类型电子文件近2亿件[8]。此外，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改变统治者的角色，提倡塑造服务型政府，由此为电子政府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可以说电子政府也是新公共管理的产物。为了提高政府透明度，创建开放型政府，电子政府通过网站提供实时信息，以此来满足公众的政府信息利用需求，通过与公民进行互动，鼓励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电子政府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电子文件作为支撑。电子文件实现了文档的无纸化管理，大大节约了资源，避免资源的浪费。而借助现代通信网络技术，打破了文件传递与利用的时空限制，改变了过去管理过程复杂、消耗时间长、资源浪费的壁垒。但是，现代管理对电子文件的依赖也衍生出一系列的难题，如电子文件的证据价值受到质疑、电子文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差所引发的管理失效等。如何攻克电子文件所带来的管理上的弊端，给现代文档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2.2在重视资源利用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以文档的开发利用为工作重点
政府信息资源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据报告显示，社会信息资源的80%来自于政府信息。政府文档是的体现，文档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交流构建了沟通的桥梁；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等决策信息以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政府作为社会管理部门，为营造开放公平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社会提供新闻、统计报告、经济预测等服务信息将作为档案被保存下来[9]。对政府文档信息资源进行开发，扩充社会信息资源，为社会各方面的运行提供支持，是新公共管理对文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2.3在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以为公众服务为工作理念
在过去，档案局、档案馆等各级档案部门以档案保管为主要工作任务，以服务自身机构为工作目的，档案工作秉持着保密、严格开放程序的工作原则。而在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自身组织机构，而是广大公民；文档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发文档信息资源、实现文档的充分利用。新公共管理重申了文档工作的社会使命应是以公众的文档利用需求为服务对象，为公众提供所需的档案信息资源。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实施顾客导向战略。在宏观层面，以服务为理念进行档案部门的组织规划、政策制定、标准的拟定，以服务为宗旨对文档工作进行全局掌控。在微观层面，在将服务理念贯穿于文档工作的所有环节之中，尤其在档案的提供利用中，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思想，将如何满足公众的利用需求作为工作的最终目标。实施顾客导向战略是充分发挥文档管理部门作为社会信息管理者，肩负着服务社会公众这一使命的必然选择。
2.4在整合企业管理思维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重视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在企业管理中普遍使用知识管理的方法，也有人提倡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知识管理的理念。知识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将信息资源提供给需要的人。一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利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而在知识管理的三要素：人、信息资源、技术手段中，人处于核心地位。在管理者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自身拥有大量的隐性知识。知识管理的各项内容都是在人的支配下完成的，离开了人的存在，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不可能产生。新公共管理要求在文档工作中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发挥人在知识管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大力挖掘管理人员的隐性知识价值。管理人员在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是宝贵的知识财富；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为文档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绩效评估的方法，提高管理人员工作的工作效率；通过激励政策，培养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并通过奖惩制度来规范管理人员的行为，培养其工作责任感。
2.5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新公共管理下，文档工作应充分挖掘文档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
档案馆等社会主要档案管理部门一直是国家事业单位，享受国家资金支持。但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数字化进程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已无法满足档案部门的需求。新公共管理的经济理念要求档案部门应改变过去完全依赖政府拨款的所造成的局促局面，充分挖掘所保管的文档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发展档案产业。在信息社会，信息资源和石油、煤炭一样，是具有价值的资源。对文档信息进行整合开发，生产信息产品，是文档工作的新项目。例如现在的一些咨询公司，就是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档案部门在开展经营业务时，除了对自身所掌握的文档信息进行开发外，还应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广泛、全面地搜集网络上的信息。并采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充分挖掘文档信息的经济效益，争取在为组织自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的同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3.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文档工作需注意的问题
新公共管理理论尚处在并不成熟的阶段，其内在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其固有的局限性，使其在文档管理中的应用存在着一些缺陷。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思想进行文档工作革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3.1文档工作的价值定位问题
新公共管理汲取经济学理论，引入市场机制，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容易造成组织对利益的盲目追求，而导致社会价值的缺失。我们在对文档工作进行改革时，应采用新公共管理的经济理念，注重文档资源的价值开发，构建营利性机构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文档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作为国家文化事业机构的公益性工作性质，始终以为公众服务作为工作理念，把握好经济创收工作占整体工作的比重，避免对文档工作的价值定位产生偏颇。
3.2组织管理问题
新公共管理改变传统组织结构金字塔式，主张的是扁平化与分散化，而对权利的分化与下放在给下层管理人员带来能动性的同时，也容易引起了上下层管理权失衡的问题，例如政府在管理中出现的“政府空心化”就是由此原因产生的。因此，文档管理部门应正确处理权力控制和权利下放的问题，优化组织结构、协调各部门间的沟通，为组织营造良好的管理环境。
3.3技术手段的应用问题
信息经济的发展要求文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大力引用技术手段，电子文件的产生、电子政府的兴起、办公自动化的普及等都以技术手段作为保障，不可否认，技术手段在现代文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只是以工具的价值出现在文档工作中，起到的是提供文档工作效率的辅助作用。针对目前一些人所提出的技术至上主义，文档工作必须正确处理技术手段在文档工作中的应用，切不可本末倒置。
关键词：网络公共事件；管理；创新。
网络公共事件 ，“是指围绕现实中的某个社会事件在网络空间引起网友广泛讨论并进而形成强大网络舆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或造成重大现实影响的公共事件”[1]，既可以是原本在现实社会中就十分重大的公共事件，也包括一些原本小范围的社会事件，延伸到网络社会，并在网络的推助下事件性质升级，成为轰动的网络公共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网络公共事件作为一个新事物，无论政府还是广大网民对网络公共事件的认知存在盲区，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回应和处置的方式、方法都存在着误区，以致一些网络公共事件给政府形象及其社会管理、社会心理带来负面的效应。
一、网络公共事件对社会管理的负面效应。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的《第 2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4.85 亿，2011 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半年增幅达 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 13.8%提升至 40.2%。[2]由这一数据可以看出，网民的网络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推动了网络公共事件高发时期的出现，当我们应对处置正确及时，网络公共事件能有效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对广大人人民群众认识公共事件的缘起和本质也有极大的助益。
但由于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和虚拟化的特点，现实社会中的事件一旦进入网络空间，普通事件很可能通过网络“凹凸镜”的放大和扭曲升级为公共舆论事件广泛地传播开来，“2007 年和 2008 年，网络公共事件发生率约有 1～2 起，而 2009 年和 2010 年已达到每月 13～17 起，可见网络公共事件进入了高发时期”。[3]网络的特点决定了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的科学性、客观性、理性和谣言、人身攻击等共生。特别是一些情绪化的表述，很容易导致事件的被放大和失真，遮盖、混淆了公共事件事件的本来面目，导致公共事件的舆论导向出现方向性的偏差，网络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也成为谣言和谎言产生的温床，容易衍生出其他严重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为：部分网络舆论折射出强烈的仇富、仇官心态，危害整个社会的和谐；非理性地质疑公共权威，导致公共权力机关和部门公信力受到极大冲击；解构和恶搞主流价值意识，分化和嘲讽主流价值的意义；以泛道德的评判取性思考，以网络民意绑架法律；以阴暗的心理窥视别人的隐私，侵犯公民个人的权益。这些网络虚假信息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远大于传统模式下产生的不实信息，隐藏着危及社会公共管理的隐患。清醒认识网络公共事件负面效应的成因，并采取有效的因应对策，谨防其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威胁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是当前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网络公共事件对社会管理负面效应的原因。
当前网络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网络参与者与日俱增，但在网络管理方面却缺乏有效的管理体系，呈现出“技术先行，管理滞后”
[3]
的局面。这使得一些网络公共事件无法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谣言和不理性的网络舆论愈演愈烈，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社会管理者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真相回应不及时或者刻意回避。
当网络公共事件已经产生时，社会管理者缺乏足够的敏感度，对来自网络的声音、质疑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主动与网民互动，及时披露真相、回应质疑、澄清事实，为流言和负面舆论的生成创造了机会。
许多社会管理者也没有意识到，当下社会舆论越来越多的以网络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网络舆论中可以洞悉到现实的民意，因此，对网络的舆情走向并不关注，甚至对网络呼声视而不见。这使得一些原本只是在小范围内个别讨论的网络公共事件，因社会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上的疏忽，导致舆论之声越来越大、质疑得不到解释，事件不断升级，处理难度加大，最后演变成具有重大负面影响的网络公共危机。
（二）社会管理者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处置不恰当。
网络中的成员既是网络公共事件的接受者也是者，网民接受讯息，发表评论，接着再把信息传递出去，传递的过程事件将会不断被渲染，使其影响力难以估计。很多社会管理者缺乏对网络这个表达和传递个人意见的互动平台接触的主动性，与网络社会脱节，更不用谈对网络公共事件影响范围的管理和控制。
这也致使在面对负面影响不断扩大的网络公共事件时，一些管理者“谈网色变”，对负面舆论和消息采取封堵和打压的错误方式以求得暂时的安宁，最终适得其反，引起网民的强烈抵制和反弹。网络时代，很多社会管理者对网络社会“规则”不了解，不懂得如何在网络中与网民互动，比如不少政府官员在开设网络论坛、网络微博之后，就因少有更新而无人问津；也有官员因在网络平台上的不当发言遭到了网友的非议。
（三）社会管理者对网络舆论负面效应的引导存在问题。
当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时，必然伴随着网络舆论的产生，网络舆论的负面性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在现实中遭遇不顺的人极易希望借助网络展示伤口，寻求心理宣泄和慰藉，这类人往往会抱着负面的情绪对网络中的各类社会问题进行消极地批判。有部分网络人士则是抱着吸引眼球的目的，为了彰显他们特立独行的思考，刻意地提出与主流正统思想相反的观点，为了批评而批评，故意制造相悖的话题，在网络上肆意炒作，语不惊人死不休，以此来吸引公众的关注。更存在着部分居心不良的人，在网络上对政府的政策加以扭曲和诋毁。这些都导致了消极网络言行的出现，混淆公众视听，破坏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形象，造成政府公信力危机。
相应的，我国社会管理者在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社会管理者与网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尽管随着微博等网络交流媒体的兴起，许多社会管理者、政府部门纷纷开设各自的网络门户，以加强和网民间的沟通，但这仍是处于小范围之内的互动。当伴随着网络公共事件而来的网络舆论产生时，没有权威的网络平台、有效的沟通机制代表政府部门回馈网民，无法做到令大部分网民满意的程度，甚至使网民对政府工作产生误解和反感。其次，社会管理者对于网络舆论的负面作用总是被动应对。在现代网络中经常可以看到偏激的批评、主观的泄愤、道听途说的谣言流传，这些舆论是诱发网络公共危机的隐患，但却在初始阶段无人问津不被重视。社会管理者采取的管理行为大多是针对已经产生的公共危机，并没有对网络的不安因素进行防范于未然的管理，只是一味的收拾“残局”。另外，网络的流通速度十分迅速，网络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很快就能形成网民的讨论，公共危机往往就在短时间内爆发，这也向社会管理者在把握问题原因，处理危机方面提出了速度要求。
（四）现行法律对网民和社会管理者缺乏有效约束力。
就目前看来，社会管理者在对网络公共事件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源自于相关网络管理法律的缺失，无法对全部的网络行为做到有法可依。
在虚拟社会，只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条件和电脑知识就可以在网络中自由地发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地发表观点，有更多的自我选择。但也正因为网络空间的自由性，人们摆脱了现实社会的束缚，使不少网民产生了可以在网络中为所欲为的错觉，从而丢失了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拥有的责任感和伦理道德观念，更缺乏法律意识。当网络公共事件发生时，有部分网民肆意散布谣言、发表反动言论、恶意曝光他隐私，这些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涉及违法行为。网络社会是虚拟的，却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同样在社会管理的范畴之内，网民的言行一样要受到法律约束。而现行的互联网法律、法规的缺失，使识别、判定网上犯罪存在难度，使网民的网络言行难以受到有效的规范，也给网络违法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对于社会管理者、社会管理部门，同样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使公共权力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做到依法管理。尽管虚拟社会具有一定的法律法规，但网络的飞速发展，这些法律条文已经滞后，面对各种各样的案例，缺乏更多操作性强的细则来进行管理。例如，对网络公共事件中某些信息的屏蔽以及类似的网络管理行为，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来将其行为约束在适度的范围内，规定其权力的界限。另外，法律的不完善，也导致主管部门各行一套，对公共事件没有统一标准的管理办法，任由社会管理者随意决定，使得公共事件处理的公正性无法保障，也容易让网民产生猜忌、不服的心理，使矛盾和事件升级。
三、网络公共事件管理创新的对策。
（一）社会管理者应及时回应和提高处置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
首先，社会管理者要摆正心态面对网络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社会管理者对待网络公共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事件的利弊走向。想要缓和类似于对某些官员的“人肉搜索”、对社会新闻的热烈讨论及对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些社会群体的妖魔化描述的网络现象时，冷漠和抵触都不是适合的态度，更会使矛盾加深。社会管理者要正视网络的传播和监督功能，也要虚心接受批评及时修正不足，并包容网络的多样性。其次，社会管理者应积极增加在网上与网民互动的机会。网络为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平台，若社会管理者能在网络上就网络公共事件主动回应网民、答疑解惑、传达政府的声音，既满足了网民与政府交流的期待，又可以及时纠正各种谣言和误解，将网络公共事件维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再次，社会管理者要掌握网络传播的规律和特点，及时应对网络公共事件。网络的信息流通速度很快，当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时，社会管理者应快速做出判断，权威消息，在第一时间还原真相，即时遏制传闻的产生或扩散，平息不必要的网民消极情绪。最后，社会管理者应公开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处理手段，赢取网民的信任。也就是说，“管理者要做到政务公开，即保证信息、办事程序、办事结果、高级公务员个人相关信息、政府及部门财务收支账目的透明和公开”。[2]
（二）社会管理者要做好对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监督和引导。
保持对网络公共事件的敏感度。网络舆论是民意的风向标和公共危机的警示器，社会管理者应对由网络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给予高度的重视。当网络公共事件尤其是涉及国家民生的热点事件产生时，管理部门要开拓网络舆论收集渠道，了解公众对待事件的态度、评价、意见、建议，洞察舆论趋向，为管理部门的进一步行为提供舆论依据，有利于准确地消除公众片面情绪和过激心态，防止网络公共事件演变成严重的公共危机。
综合分析舆情，理性甄选网络信息。在对网络公共事件进行跟踪监测的基础上，社会管理者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科学判别能力，既要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听取网络民意，吸收多方信息，也要防止对待网络信息听风即是雨的现象产生，仅仅依靠网络信息作出决策是缺乏科学性的。“政府如果无视网络民意存在，那么就会闭目塞听；如果过于相信网络民意，则可能会偏听偏信”。[4]社会管理者要有一双理性甄别的“慧眼”，首先要辨别信息的真假；其次，处理信息要分主次，通过分析它的主要观点和诉求，判断它是暂时的个人问题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将那些不负责任、属“个人出气”的网络发泄暂时先放一边，率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或者大多数人集中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处理解决的过程中要灵活、谨慎。
（三）政府应构建健全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网络行为。
网络法律法规的订立要建立在详细的网络调研基础之上。因此，政府要立足于网络公共事件发生的实际环境、网络管理的现状及网络公共事件引发犯罪的特点，对现有的法律法规重新审视，对其中与网络相关的法律内容进行梳理，调整和补充。针对网络社会的特殊性和网络公共事件的高发趋势，要制定独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以便于管理、规定网络特定的法律问题。立法的目的在于协调政府与公众在网络中的关系并规范二者的行为。用法律肯定公众在网络中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合法权利，依法要求公众的网络言行，有力的打击网络犯罪。同时，网络法律法规的完整性也解决了网络管理主体多、层次低的问题，确定了权威的网络管理者，保障了政府网络管理工作的有法可依，同时也规定了公权力的范围，防止网络管理工作的过度控制和干预。另外，为了确保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还要做好各方的配套工作，建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实施细则，形成法制的网络社会，其中以网络法为核心、基本法的相关内容为配套、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作补充、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作为法律的实施说明。[5]
（四）不断提高网民对公共事件的判别力。
要使网络公共事件充分起到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不单是社会管理者的工作任务，也要靠网民的自主意识来推动。[6]
首先，社会管理者要提高网民的判断力。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网民要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消除盲目从众的心理，保持高度的敏锐性，选择性地接受网络资讯，理智评判各种网络公共事件，以抵制网络虚假信息的蒙蔽和别有用心的网络异端分子的教唆，营造理性的网络舆论氛围，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同时，社会管理者也要注重对网民伦理道德的引导，提升网民的责任感。这是提高网民素质，构建文明的网络文化的关键。当网民意识到自己在网络中的言行不纯粹是个人任性的自由行为，他们的言行对网络公共事件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并如同现实社会中一样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时，网民的行为规化就会从被动的外在准则要求转变为自主的道德自律，公民在进行网络活动时将有意识地自我警醒，增强自我约束能力，自觉树立网络守法意识，遵守网络道德。网络公共事件的管理工作通过社会管理者和网民二者的共同作用，便能极大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降低网络公共事件演变为网络公共危机的风险，建立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
参考文献：
[1] 郝继明。治理网络公共事件的主要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1（1）：73-77.
[2]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 第 28 次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 [EB/OL].（2011-07-19）[2011-09-28]cnnic.net.cn/dtygg/dtgg/201107/t20110719_22132.html.
[3] 柯缇祖。网络舆论特点研究[J].红旗文稿，2011（15）：25-28.
[4] 秦佩华，金柳。 “网络水军”不断制造“网络暴力”：理性看待网络民意[EB/OL].人民网，（2010-12-01）。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13360987.html.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乡村民主建设中的境遇
所谓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思潮在公共管理领域里的体现。用它的原始命名者胡德的话来说，是一个为方便起见而做的标签。［1］其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其主张是以保障个人权利并限制政府权力，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本位。二是以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其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政治和政府管理问题。这两种理论思潮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美国家广泛的“民营化”改革，90年代后逐渐掀起整个世界公共领域的改革浪潮并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西方理论界广泛使用的热门概念，新公共管理已成为指导越来越多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理论和新理念。
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究竟是否适用仍需考验。一般来说，多数学者赞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并且已有学者正尝试用其分析中国的实践，尤其是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村民自治方面。但也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适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自身对传统官僚制的态度也不一致:一方面批判传统的科层制，另一方面又将其作为新公共管理体系的核心和唯一稳定部分。新公共管理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是多元参与式民主的不足可能是，“少数有特殊利益需要的公民在某些主题中的参与行为可能被政策制定者误解为大众的共同意见，并且更糟糕的是，这会给公众留下政策议程被特殊利益所左右的印象。”［2］因此，多元参与式的民主能否冲破传统科层制的桎梏还是一个疑问，若不能，则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仍会是公共管理的主要模式，指望新公共管理较为彻底地改变既定制度安排就尚需时日。
尽管如此，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或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因其宏观理论层面的困境而失去效力。具体到我国的新公共管理研究，我们可暂时放弃其某些宏观关怀，“在微观意义上(尤其在地方层面上)说明我们正面临何种不可治理性，是什么导致了必须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某种新组合来克服这些不可治理性，哪些组合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是可复制、可模仿的，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分析理论模式。”［3］所以，中国的公共管理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其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本土式改造，才能与我国的实际相契合。
二、当前乡村民主建设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虽然新公共管理运用到中国的乡村治理中进行民主建设时会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但其包含着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价值和政策资源，无疑已成为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和新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其加以吸收和运用。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是极端自由主义，这一渊源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社会中心主义，反对政府干预。许多国家的实践(如现在的希腊、意大利等)已经表明，这种政治倾向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次，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基础出发，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多中心、管理主体与社会的互动等，其“所勾画的现实社会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这种虚构性在分析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时尤为明显”［4］。所以，对处于世界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最后，从文化土壤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精神是以公民素质较高并形成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蕴藏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文化之中。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在缺乏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而破坏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时，应明确认识该理论的适用性。当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乡村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面临着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瓶颈束缚，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消除这些瓶颈束缚大有裨益。因此，在理论上，就存在着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同中国乡村的实际有效衔接的问题，即如何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变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的理论从而指导中国的乡村改革与发展。在实践上，表现为如何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实践实现创造性结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关键是抓住整个初级阶段尤其是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
执政者理应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从而达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乡村民主不断发展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我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与研究，找出当前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从而对这些问题标本兼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最终引导乡村社会走向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5］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由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弊端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困境，无疑对乡村民主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应努力破解这些困境，寻求符合我国乡村实情的乡村民主建设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乡村民主建设的整个过程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二是乡村民主建设必须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重塑村民对村庄的认同。而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提供的历史契机，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们解决这一课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反对传统的政府中心论，主张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和个人等;主张从政府、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等多维度、多层面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克服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强调管理过程、管理方式与手段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of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强调“善治”应对公民的权利和地位给与更多的重视，应有更多的民主要素。当前，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结合，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其实，中央决策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6］
这为我们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民主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为有效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乡村民主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恰当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实现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就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来说，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努力协调基层政权与乡村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要发展乡村基层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轨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7］就必须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乡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中介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完善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就必须使基层政权在农村地区提取的资源能够有助于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就乡镇政权来说，应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乡村公共资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其次，着力理顺乡村关系，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只有这四个民主协调运转，乡村公共权力格局均衡合理，才能保证乡村民主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2010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顺乡镇政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乡镇层面上，要突破乡镇政权对传统集权模式的依赖，构建“乡(镇)村一体化”的地方民主自治结构，以减缓政府职能扩张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重矛盾和冲突。在村庄层面上，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构建民主合作的村庄治理结构。一方面，村党支部应按照中国共产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利;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由此，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奠定基础。
论文参考文献的撰写是作者自己本身对写作标准的定位，所以说论文的参考文献既包含了技术问题，也包含了对科学的道德问题。关注学术参考网可以查看更多优秀的论文参考文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客户关系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写作指导。
客户关系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1]李彦，梁晓琳.走出客户关系管理的误区[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7(3).
[2]佟婷，翁钢民.国内外客户关系管理研究综述[J].现代管理科学，2006(10).
[3]叶开.如何有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J].销售与管理，2005(2).
[4]周丽丽.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现状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17).
[5]曾洪.CRM在物业管理中的运用[J].住宅与房地产，2002(1).
[6]王伟琳，杨悰佁.浅谈物业管理部门的客户关系管理[J].活力，2009(3).
[7]荆宁宁.客户的分类与管理[J].中国质量，2002(8).
[8]季新梅.客户关系管理的价值及实施要点[J].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5).
[9]苏朝晖.客户关系的建立与维护[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0]董金祥，陈刚，尹建伟.客户关系管理CRM[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11]张学军，吴潇，刘翠响.CRM实施宝典[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
[12]罗纳德.S.史威福特.客户关系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908
[13]周学武，魏永平(2004).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指挥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6：41.
[14]王晓成(2004).公共关系原则与政府危机管理互动性探析[J].学术月刊.5：37.
客户关系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1]李君如(2003).国家与政府的危机管理[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2]许文惠，张成福(1998).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徐伟新(2003).国家与政府的危机管理[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4]陈秋玲(2010).社会风险危机预警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5]蔡哲远(2011).预警中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6](2008).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J].党建研究.6：63.
[7]王仕龙(2008).公共危机预警系统初探[J].中国商界.6：190.
[8]顾湘(2009).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论公共危机预警系统[J].资源与人居环境.22：67.
[9]朱建明(2008).完善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J].江海纵横.2：24.
[10]王勇(2010).治理语义的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及其角色[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5：32.
[11]刘鹏(2010).城市公共危机预警研究[M]，北京沖央编译出版社.
[12]张成福，唐钧，谢一帆(2009).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凤凰网(2011).和田恐怖事件细节披露：恐怖分子悬挂圣战旗帜.20110721.
客户关系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1]张维平(2006).危机管理的民众技能[J].中国减灾.6：32.
[2]李君如(2003).国家与政府的危机管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3]于嘉，陈平(2011).公共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建设探讨[J].大江周刊：论坛.2：31.
[4]温志强(2009).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管理预防准备机制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5]赵路平(2007).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
[6]钟明(2007).我国城市政府预警机制的构建与运行[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7]张翼飞(2006).中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8]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N].人民日报，2006，1(9).
[9]郭红娟(2011).我国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
关于西方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看法上的分歧暂且不谈，仅就中国学界的研究来说，我国早期历史文献中的“行政”是指管理国家政务。当20世纪80年代行政学在中国恢复时，学者们提出：行政管理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的，有政府才有行政管理。行政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管理活动，凡不属于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便不属于行政。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把行政确定为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不仅更符合汉语中行政概念的本意，而且也符合我国宪法对行政概念的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主流观点是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国家事务、自身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这一含义表明：行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注：曾明德，罗德刚：《公共行政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2）
80年代前后的西方行政改革，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我们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大大地扩展了。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的三个分支（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而且包括非营利部门。所以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成为所有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员。”（注：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的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博士访谈录”，《中国行政管理》，2000,(11):44.）人们今天所讲的公共管理，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中那些追求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公共管理是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全社会开放式管理体系。政府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主角，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还需若干配角。
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新公共管理”，其实践背景正是各国的行政改革及其政府的再造运动。
正因为如此，台湾学者詹中原教授在他主编的书中，加进十分醒目的副标题，即《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务》。詹教授在书中写道：“了解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及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一部分。”“无论就理论及实务而言，‘公共管理’均是原本公共行政的典范内涵。”（注：詹中原：《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1.1.）作为特定历史范畴，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究其实质，把“新公共管理”的研究看成是公共行政学的分支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把“新公共管理”与我们所讨论“公共管理”混为一谈。
二、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学科
既然传统行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政府管理为基本内容的，那末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公共管理为基本内容的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已势在必行。
正如建立企业管理（学），以此去研究企业管理活动中的一般规律一样，不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作为管理主体，人们都可以从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践中，找出关于研究公共事务管理的一般性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容。诚然，它也会包括政府管理学的内容。企业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有它们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作为研究所有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但它们也有由于各自研究领域的不同而获得的特殊规律。探求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的一般性规律，实际上在传统的行政学中早已开始。不过人们误以为政府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它的全部内容，而这些理论与方法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中心”所总结得到的。
作为独立的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框架是什么？它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框架有何异同？构成它的基础概念又是什么？等等。在编写《公共管理学》教材时，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回答，否则《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会无实质性区别。
公共管理包含着两方面要素：管理性与公共性。从管理性分析，法约尔等早就指出，为实现管理中高效，需要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手段，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管理是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毫无疑问，公共管理中需要研究计划、组织、控制等问题，但人们已从大量的《管理学》著作中对此非常熟悉。从公共性分析，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的主体（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他们拥有着公共权力，承担着与企业目标不同的公共责任。这些目标是有效公平地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为了实现目标，公共组织需要不断制订与实施，旨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广义）。为了保证达到这些目的，需要强化公共监督，倡导高尚的公共道德。因此，对公共管理可从两方面定义：
从区别企业管理与各种形式的私域管理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所进行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追求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定义的前半部是区别企业管理，定义的后半部是区别非企业化的私域中一切形式的管理。
从公共管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出发，公共管理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
同样，公共管理学可以定义为：“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讲，它要以那些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在维护、增进与分配公共利益，以及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它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与操作性很强的新学科。”所以，公共管理要研究如下基本内容：
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公共管理系统 公共利益 公共权力 公共责任 公共问题 公共决策 公共产品（服务） 公共资源管理 公共项目管理 公共监督 公共道德 法与公共秩序 战略管理 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计划、组织、控制、协调、激励等）公共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三、研究公共管理的意义
在我国，从名义上称之的“行政管理”，而实际上的政府管理（包括政府对自身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管理）走向公共管理，这确实是理念上的一场变革。从这个变化中，人们容易注重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理主体从仅由政府发展到包括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在内的多元化主体；二是政府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社会非政府组织，甚至部分公共产品允许私人企业生产。这些结论基本上属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
我们认为，推行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开展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更大的意义是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我们不能从“政府中心论”出发看待这场变革，而要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角度进行探索。具体地讲，现代公共管理要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与利用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体系。政府不仅要下放权力，更多地是要认真考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权力太大，剥夺了大量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造成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大大萎缩，使得在如何发挥政府功能与社会功能方面形成巨大反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对应目标，应该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公共管理的社会化与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取向，人们对此已有了共识。而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上，更多地是从政府自身需求安排的，没有形成政府与社会较好的互动关系。这样，政府职能定位很难跳出自身设定的圈子。不实行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就不会彻底。
社会的共同事务应由社会自身来做。由政府独家包揽一切对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并在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由此所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否认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及在公共管理的核心地位是错误的，用政府管理代替公共管理也是行不通的。
四、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个技术性问题
既然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质是政府管理，它与我们所讨论的公共管理是有区别的。而我国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把一级学科定为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中包括了行政管理，MPA项目又把人们以往经常译为“行政管理”的一词改为“公共管理”，那末为了防止混乱，又能与国际接轨，我们有如下建议：
1.把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行政管理”改为“政府管理”，英文是否可译为"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或"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2.把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学科“公共管理”译为"Public Administration"，与MPA的译法相同。
3.在中文译为英文的过程中，凡涉及到“行政管理”一词时，是否可译为"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或"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而涉及到“公共管理”一词时，均译为"Public Administration"。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关键词】西方行政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 启示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来，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进步。研究西方行政理论变革，笔者认为，对我国进一步搞好改革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借鉴意义。
一、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强化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综观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注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和健全政府组织
鉴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式为取向的政府组织改革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改革模式的适应变化了经济社会形态，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质量的追求目标可以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所借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脱离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这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来勾勒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运转协调、行为规范(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兼顾提高效率、质量。也就是说在从等级行政向网络行政，从精英行政向大众行政，从官僚式行政向企业式行政发展方面，我们应做出一些勇敢的试探。这不仅会提升政府机构改革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66.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74.305.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
截止目前，人们对申论的理解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将申论理解为“写作考试”。这一阶段对申论的理解停留于猜测，因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除了考试机关对申论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之外，其他人基本从未见识过如此安排的考试形式。因而，对千余字的申论给定材料视而不见，将其虚化为普通的背景读物。材料的作用则被理解为主题的给定，这当然和申论本身的旨趣是相去甚远的。
第二个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部分人发现了申论背后隐含的公文属性，于是将研究的方向掉转，直接针对公文而去。这一阶段，可以说已经触及到了申论考试的某些本质性因素，但因为过分将其局限于公文性要求，所以对材料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刻，大多将其作为素材和原料，只是供“公文化”之加工对象而已，甚至有人公然鼓励学员抄袭材料，直接导致考生应试的失败。
第三个阶段，人们对申论的研究和认识已然深入，自不可和前两阶段的猜测和摸索同日而语。这时，人们发现了材料的“热点化”特征，认识到考试对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和现象有着更加深刻的考查指向和意图，了解到申论考试对材料问题的理解性要求。但终于由于思维能力的局限和眼界的约束，停留于此，将申论考试和一般政治性较强的考试中出现的材料分析题对应理解，导致了观点的浅显和摇摆。
第四个阶段，随着一批学历层次和思维能力更强，又受过良好的学术培养人员陆续加入专业申论研究者的队伍，也是基于申论考试日趋成熟，科学性和规范性更强的大前提，这一阶段人们对申论的理解无比深化，不仅发现了其背后隐含的公文性要求和材料更深的考查指向，而且挖掘出蕴含于材料背后的更深考查目标。
众所周知，不管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还是申论，都是服务于国家对公共管理队伍建设的需要。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日益复杂，对其从业者的要求自然日益提高，从过去的具体事务的管理者，到现代公共服务者转型。其所要求的知识储备、眼界见识、思维水平和德性修养都是前所未有的。由浅入深，现代公共管理所需要的人才素质可分为依次递进的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处理基本行政事务的能力，包括具体的语言文字处理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和计划组织协调能力。在这一层面，一名合格的公共管理者需要具备处理行政事务的基本素质，包括阅读、整理和汇总文字材料，理清材料线索，上通下达，保持政府和群众的消息沟通，按照职权和程序规定调配人力物力资源以化解民众问题，完成管理和服务职能。
第二个层面是能较为深刻地领悟公共管理的实质，主动积极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与思考。从优化行政管理的程序和效果上考虑，体现出行政法治意识，体现出对国家宏观政策精神贯彻和落实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这一层面，一名公共管理者所应该扮演的不光是一名政府雇员的角色，而且应该对公共管理本身有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认同，表现出维护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的责任意识，自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连带于政府的人民利益，自觉从内心和精神气质上表现出一种“政府人”或“公共管理人”的职业化自豪感，能从具体的行政管理中体味到心灵的归宿感。
第三个层面是践行并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素养和能力，包括理解、认同、践行并贯彻能够澄明社会风气，改善社会环境，启发社会意识的主流价值目标。在这一层面，公共管理者的作为，能使社会成员呈一种积极、精进、团结的整体氛围和精神面貌，使社会运行减少因意识歧见所造成的阻碍和摩擦，并尽可能的体现出理念上多元并进与一元谐和的良性互动。
第四个层面是真正触及行政的本质，表现出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对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最为基础的是要对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认知和了解，真正了解当下社会运行的基本状态和存在的问题，进而能够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深刻地感受社会运行的脉动，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这里，要求公共管理者要对社会问题有极其深刻和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并能创造性地提出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改良之道与改进之术。
申论之本质，实则公共管理之本质。
植根于公共管理的精神实质，决定了申论的本质只能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功能与追求。因而，公共管理所需人才素质的四个层面通过申论的考查方向体现出来即为：
第一，申论考试细致透彻地检验考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驾驭能力。
申论考试从最直观的形式上去认知，就是根据给定材料，回答所设问题。起于阅读，成于写作。一读一写，能够细致透彻地检验出考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阅读是一个集认知和思考于一体的过程，要能够运用自身知识储备准确摄取材料文字所提供的信息，并借助经验和体会，思考出文字材料背后的深层内涵和意蕴。总体而言，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显到隐的信息提取和意义领悟的过程。全面、准确、深刻理解材料信息和意蕴是作答申论的先决条件。因而，阅读理解的能力的过关是申论应试能力过关的基石。在此基础上，申论考试需要将阅读所得之信息应用于写作，用文字表达出来。相对于阅读的理解，这里更强调驾驭文字的能力，所以对语言逻辑能力、行文架构能力，甚至归纳演绎等思维能力都会进行全方位的检测。而无论是阅读理解能力，还是文字表达能力都决非朝夕之功可获进步，都需经年累月地积累才有所进。因而，申论考查的只能是长期积淀的能力素质，而不可能是短期突击可得的知识。
第二，申论考试准确充分地检验考生对公共管理的领悟和把握程度。
申论考试的题目，其作答要求从实质上来讲有着深刻的“公文性”，无论从传统的“三题型”，还是改良后的“四题型”，每一种题型都能找寻到其背后的公文原型。而公文作为公共机关日常意思表达和行为安排的一种最常用载体，可以说其特征恰恰能够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基本面貌。从总体上来说，申论作答作为选拔初级公务员的一种考试形式，其答案整体表现为一种上形体的公文特征。概括归纳题的原型为报告体公文的汇报，分析题则根源于调研报告，对策题则直接和方案建议相对应，综合论述的实质与会议纪要有着深刻的契合特征。因而，申论考试通过各种题型设置，基本能够准确充分地检测出考生对公共管理程序和规则的领悟和把握程度。一个熟悉公共管理流程和规则的考生和一个不甚熟悉此道的考生所答之申论题目当然会从整体上呈现出不同的气质和特征。而要了解和熟悉公共管理的流程与规则，熟练掌握各种公文的内涵实质与外在形式无疑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途径。
第三，申论考试严格全面地检验考生对主流思维的认同与贯彻意识。
申论考试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考试，其作答有着明显的思维方式引导的色彩。一方面其所设计的话题主旨都与当下党政方针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其所要求的作答结构体现了我国社会当下主流的思维模式的方法和结构。可以说一次申论考试就是一次宏观政策方针的大宣传、大学习，就是一次深刻地思维教育和引导。作为马克思主义居主流意识形态的我国社会，公共行政管理机关从业人员的思维模式决定着政策方针的致力方向，决定着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程序、作风，甚至效果。
第四，申论考试深入灵活地检验考生对社会问题的见识和认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