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9 08:59: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草粉喂畜效益好
草粉就是把玉米秸、豆秸、麦秸、稻草、干树叶和无毒的多种青草晒干加工而成的副产品，近年来被全国各地动物养殖户广泛应用，而且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据许多养鹿、养兔、养牛、养羊户多年来在生产实践中的使用证实，草粉可以大大减少由于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也能避免家畜出现挑食现象，还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现将鹿、兔、牛、羊四种动物如何喂用草粉及喂用草粉的益处介绍给广大养殖户，让大家在实践中选用，定会有好的效果。
一、用草粉喂鹿有奇效
发酵后的草粉略带酸味时用来喂鹿，鹿爱吃，可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养鹿成本。磨成草粉的饲料，其利用率可大大提高。把草粉放在饲槽里喂鹿，圈舍干净，不像喂整棵饲料那样弄得满地都是残渣。其方法是：
用100公斤的草粉拌大约100公斤的热水，搅拌均匀后，在水泥地面上堆成高堆，或放在特制的池里闷2~3小时，使其发酵和软化。然后将混合好的骨粉、豆饼、玉米粉及食盐等混拿料与发酵的草粉拌匀农业论文，再发酵2~3小时后就可以喂鹿了。
二、用草粉作为添加剂喂兔好处多
用30%的草粉再加70%的其他饲料喂各种兔类有以下六点好处：
1、加工方便，生产成本比生产颗粒饲料成本低。
2、饲喂方便。用草粉配合的饲料，每次饲喂后，只要在饲槽中加入少量的秸秆饲料，以起到磨牙作用即可。
3、便于保存。由于草粉体积缩小，便于保存。
4、饲料适口性好。用草粉调制的饲料很松软，口感好，能促进兔的食欲，比单独喂精料的效果好。
5、日粮结构稳定，营养全面。季节不同，饲料的种类也有较大差异，把草粉当做日粮，可以使兔的日粮结构保持相对稳定，防止由于饲料变化对兔产生不良影响。
6、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采用饲槽饲喂草粉，不仅能减少由于污染而造成的饲料浪费，也能避免出现兔的挑食现象，可以使饲料利用率提高。
但是，在利用草粉作添加剂喂兔过程中，一定要做到以下三点：
⑴保证草粉质量杂志网。禁止使用变质霉烂的饲料来加工草粉，保证草粉不潮湿、不霉变。
⑵草粉的粗细要适宜。草粉过细容易导致草、粉分离，如果过细，调制的饲料不松软，口感差，影响兔的采食。
⑶饲料的湿度不宜过高。兔食用太潮湿的饲料，会引发消化系统疾病。拌好的饲料应以轻捏成团、落地即散为宜。
三、用草粉喂牛能增膘
对切短、铡碎的秸秆无法挑选，拌入适量的玉米或麸皮，可以大幅度改善适口性，提高其采食量。
1、加工：牛吃的饲料不宜粉碎得过细，更不宜呈粉状，只要切成短料，以利牛的咀嚼和反刍即可，一般为1~2厘米长短，用30~40℃的温水拌湿，手捏成团，手松散开，堆成40厘米厚的方堆，上盖麻袋片发酵农业论文，堆内温度达到40~50℃，闻到有曲香味即可饲喂。发酵好的饲料应薄堆降温，防止温度过高而霉烂变质。
2、饲喂方法。犊牛不能喂草粉，每100公斤发酵料加1公斤食盐再加0.5公斤骨粉和30公斤玉米粉或麸皮、豆渣等一起用来喂牛即可。这种方法可统一用于饲喂奶牛以及水牛、黄牛等。
四、用草粉喂羊增重快
把加工成的草粉发酵后用来喂羊，羊爱吃，增重快，泌乳多。具体要求应做到以下几点：
1、加工粉碎。将草粉原料粉碎成1厘米~2厘米长短，以便与其他饲料混合配制。
2、发酵处理。按禾本科草粉和豆科草粉3∶1的比例充分混合均匀，然后用30~40℃的温水拌湿，湿度以用手握时成团手指缝中湿润但不滴水，松开手草粉团散开为宜，然后堆放在背风料内温度达45℃左右，闻到有曲香味时就算成功。留下一部分作为下次制作发酵料时的引子用，其余部分按100公斤发酵料加入0.5~1公斤食盐和1.5公斤骨粉，再配合适量的玉米粉和麸皮、胡萝卜等其他饲料混合均匀后即可作为喂料使用。
3、科学饲喂。断奶后的小羊喂此料时，应由少到多，少喂勤添，但没有断奶的小羊不能喂此料。发酵好的料，应当在3个月内喂完，以防时间过长发生变质。
(一)投入不足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也在迅速增加，但仍然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在项目资金方面:由于国家级推广项目资金重点支持设备及基础设施投入，项目的运行费用需要通过地方配套来解决。但是，由于地方财政状况不好，难以保障在项目期内，100%项目实现匹配，导致推广项目越多，配套资金越多，反而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在基础设施方面:榆树市在29个乡镇级别的农业推广站中，只有6个站有所有权办公用房，其他站是采用租借方式或者依靠地方政府安排，大部分都无法满足基本的“三室一厅”，即办公室、培训室、检验检测室和咨询服务大厅的标准。还有试验示范基地，交通工具、办公桌椅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跟不上推广工作需要，最终影响的是对农户的服务质量和推广效果。
(二)推广体系活力不足
1．待遇偏低
2000年，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职称工资为200－400元/月。2013年高级农艺师工资涨到4000元/月，助理农艺师工涨到2700元/月。但实发工资却低于这个应发工资的标准，晋级工资不能及时的兑现，导致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实发职称工资与应发工资相差两个职级，严重挫伤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部分农技推广人员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对公益性的农技推广工作热情不高。
2．梯队结构断层
在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当中，29岁周岁以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所占比例为0%，而50周岁以上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占14．46%，随着这部分人员退休，加之年轻力量缺失，推广队伍必定面临结构断层，而不具有农学专业背景人员比例达到35．23%，根据《农业技术推广法》中规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应当不少于80%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3．工作经费短缺
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同样面临着“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在由财政全额拨款的经费中，人员经费支出所占比重接近100%，而用于机构日常办公、业务活动方面的经常性开支的事业业务运行经费所占比重几乎为0%。2000年之前农技中心事下设企业，经营创收的盈利部分作为平时的推广费用。2000年之后，政府不再允许事业单位人员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允许事业单位下设企业，所以经费问题又重新摆在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面前。
(三)超编严重，职称、学历结构失衡
一个适度规模的农技推广队伍既保证推广效率又能增加农业收益。榆树市人员超编现象也很严重，23个推广站超编共计407人，超编比达到105%。同时职称、学历结构比例不平衡，我国规定专业技术岗位高、中、初级的结构比例为1:3:6，而榆树市农业推广人员职称结构比为1:4:12，相当于中级及初级人员增加了2倍，高级人员没有增加。据相关文献研究，中、高级农业推广人员仍在主动或被动地持续流失。虽然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不能凭借学历水平高低判断，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农技推广人才匮乏。
(四)满足推广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
农业推广硕士的招生比例都在逐年增加，这无疑给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带来生机，然而调查中机构领导认为应用型人才短缺。尽管年轻推广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但工作能力方面与实地工作情况差距较大，专业知识的应用不够灵活，操作能力弱，不能很快的进入工作状态，吃苦精神不够等等，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迫在眉睫。
二、建议对策
(一)适当增加投入，保障推广工作有序进行
物质保障是推广工作能够稳定有序开展的前提条件。当务之急是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速度，开展以政府投资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多元化投资形式，对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区域站、重点乡镇站建设和农业科技示范场建设等予以重点支持。要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实行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分开管理。按照填平补齐原则，完善推广设施，给予推广人员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工作条件，为农业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二)优化推广队伍，提升队伍素质
农技推广队伍结构不合理是全国农技推广体系的共性问题。着力解决推广队伍后继无人和农技员岗位编制的问题，要建立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为主体，中青年为主体的人员体系，逐步形成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梯次结构。按需制定用人计划，严格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对进入推广体系人员严格把关，按规定对不合格人员予以调岗或解聘，以工作需要、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为依据来保证农技推广人员岗位的流动合理有序。建立一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人员精干，正常发挥职能的农技推广队伍。
(三)提高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发队伍活力
1.体制与机制模式。安华公司自筹建之日起就强调以现代企业的体制与机制进行经营和管理。公司创立后根据《公司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管理层，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在经营管理机制上，制定了涵盖全部业务范围的50多项风险预警机制，制定了多个品种的灾情应急预案。在人员管理机制上，公司重点引进了保险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及农业、牧业等各类专门人才，确立了能够体现激励、约束机制的开放式用工管理制度。
2.产品模式。安华公司自筹建时就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开发了66个“三农”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产品，涵盖了种养两业、农民家财、农机具、农民人身意外和农民合作医疗等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业产业化系列保险产品和农村户型经济“一揽子”保险产品。在具体条款上，安华公司不刻意追求产品表述的专业性，确保农民看懂弄通，让参保农户自己就能计算出损失后能够得到的赔偿。同时，满足多样化需求。在农村一揽子定额保险产品中根据需求进行组合，满足不同农户家庭的需要。在养殖业保险中，安华公司首次提出可选择保险责任的特色保险产品，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被保险人加以选择。
3.营销渠道模式。安华公司在确立营销模式时吸取过去商业保险公司层层铺设机构造成高昂运营成本的教训，提出节约成本不以牺牲服务为代价，成本的节约要以高效优质服务为前提；销售要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接近参保农户，让农户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要兼顾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要充分挖掘农村潜力。在此基础上，安华公司采取直接销售和间接销售结合、间接销售为主的销售方式，主要通过与农村信用社、银行、邮政和与农村经管、农机系统的合作来实现。
4.服务模式。安华公司自成立起就确立了要以服务促发展、以服务创效益的服务宗旨，在服务内容上体现“防”、“快”、“简”特点。首先是加强防灾防损工作，这样既使公司避免出现大额赔付，又保证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次是快速理赔。即查勘快、定损快、赔付快。为加快理赔速度，安华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将赔款直接发放到投保人（龙头企业），再由其拨付给相关农民合作组织，由农民组织利用其与农户联系紧密的优势，将赔款支付给农户。第三是简化手续和程序。针对农村家庭火灾，免除了由相关部门出具火灾证明的要求，对疫病的认证免除了由畜牧站出具证明的要求，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免除了气象部门的证明，对网上核保通过的案件即可先行赔付。
二、安华模式的几点启示
安华公司的实践为我国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业务经营综合化。由于纯粹的商业化经营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单纯政策性推进农业保险国家养不起，纯正的互助合作农险和农业相互保险农户认识不上去，安华探索推进的综合农险或“大农险”经营模式便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政商互补、城乡共进，合力助推农业保险稳步发展2.产品种类多样化。安华公司将创新产品和销售模式结合起来，借鉴国外经验，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包括种养两业险、农村家财险、短期健康险与人身意外险等在内的全方位、“一揽子”保险保障，既方便了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投保不同保险产品，同时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营销渠道多元化。安华公司积极探索“政府组织推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动型”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办方法。先后与舒兰、桦甸市政府，吉林省烟叶公司、广泽乳业、山东诸城外贸、蒙牛集团签订了玉米、烟叶、奶牛、养貂等方面的保险合作协议，迅速在保险业界树立起了安华农保的服务形象。
4.公司发展规范化。安华公司的发展有别于其他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与上海安信、黑龙江阳光互助、中华联合等公司具有十多年的经营基础不同，安华的发展完全是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包袱。安华公司可以按照《公司法》和保监会的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规范化运营。
5.产业化组织作用全程化。为降低农业保险开办成本，安华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入手，以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所带动的种植业、养殖业为承保对象，为其提供综合保险服务。安华公司在其展业过程中，把产业化组织作为投保人，产业化组织带动的农户为被保险人，与其签订开展保险合作的协议。一些龙头企业为鼓励基地农户投保，积极进行保费补贴，有些企业甚至为农户代垫保费，等回收产品时扣回。在保险合作过程中，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防灾防损、现场查勘、赔款发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降低了保户损失、提高了理赔效率，又有效规避了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论文关键词]安华农业保险模式启示
[论文摘要]吉林安华公司在发展农业保险是在体制与机制、产品开发、营销渠道、服务方式等方面积极进行创新，为我国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文武: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创新障碍及对策.商场现代化,2007(10):204～205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美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六个方面的运作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结合我国国情和农业保险发展现状，重点就构建运转高效、协调有力的农业保险财政支持体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美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标准很高，虽然政府不介入农业保险的直接经营，但其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都有很高比例的财政支持；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亟待完善。
（四）支持层次农业保险的主要作用在于稳定农业生产，分散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使生产者剩余向消费者剩余转移。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商品，其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财力、农业生产条件等具体情况提供辅的财政支持。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财政，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再保险支持，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均由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也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相应的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中存在着多层次财政支持的局面。中央政府财政仅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50%保费补贴，对江苏等6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提供25%的保费补贴。其余地区及其他种类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甚至要求市县区财政参与分摊，税收优惠也基本上是营业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的减免，财政支持层次偏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持，保证了农业保险的顺利实施。而我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现状，虽然有利于各种模式在不同地区试点的开展，但却造成了试点地区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以及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由于财力缺乏而无法开展，阻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1设施农业的主要问题
1.1设施农业结构简陋
我县工厂化农业的技术路线特点可以总结为“低投入、低耗能”，而非理想的“高投高产模式”，这种体系的形成主要可以归结于经济能力的制约和科技含量的欠缺。以温室模块为例，在与国家制定的生产标准进行比对中，其温室在实际的结构上相对粗糙，为总体条件的可操控性提高了一定的复杂程度；而选择栽培的作物种类也并非适应温室种植的特殊良种，温室的硬件设施条件价值作物选种方面欠缺最终决定了质量以及产量水平不能达到国家所订立的最高标准，更难说与国际水平做出比较。总而言之，我县的设施农业在栽培技术、网络控制技术以及温室调节技术等方面都滞留在较低的层次，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1.2投资不足，配套水平低下
尽管设施农业对于提高产值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出于资金缺口、技术支持薄弱等原因，多数农户仍旧没有能力投资这类高效的新兴农业。因此，设施农业在叶城县的营运还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农业配套程度占有的比率并未得到全面的提高，劳动力在生产中依旧占有较高的比重，而有限的农业机械包涵的机器类型单一，并不能全面适应各技术模块所提出的技术要求。例如，大棚种植尚未匹配到适合的器械，农户的劳作成分在设施农业中占有比例过大，这成为叶城县设施农业推广的阻碍之一。
1.3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成功的设施农业应当是一个软硬件一体化，硬件设施支持结构、软件技术主导运营的高技术、市场化的有机结合体。合理的设施农业构件步骤应当包括两大步骤，首先是硬件方面设施打造的普遍，其次是产销循环促进，结合企业市场的良性运行。但是，就我县目前经验管理主导的情况而言，设施农业的规模尚未发展好，拳头产品也未打造出，就算有能力引导简称多元的投资体制实现硬件方面的全面更新，想要短时间内提高运营管理的水平也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运营管理成本高、资源浪费现象控制无效、设施结果不完善、温室引进过于盲目等问题在本县设施农业的建设道路上都是等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2设施农业发展展望
结合叶城县设施农业运行状况的主要成就以及现存问题两个方面的实况分析，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为有关部门做出参考借鉴，旨在实现本县在设施农业推进进程中及时解决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方面，注重结合利用包括信息技术、现在工业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在内的技术支持作用。通过争取政策扶植，政府引导优惠型投资等方法，为设施农业引进新型技术。在设施质量的提高工作当中，尝试发展节能节水等领域的拓展，于此同时，配套设施也应当得到相应的提高，在机械设备的构成种类上应当引进包括运输机械、灌溉机械、育苗播种机械在内的各类机械以充分适应生产的技术要求。就生物技术而言，应当尽快解决温室栽培环节优良植株种子的培育问题，适合温室培育、能够全面改善温室栽培总体产值以及产物质量水平的幼苗特性主要包括易储藏、虫病抵抗能力强、抗逆性顽强等等。另外，生物技术在生产资料方面的运用有助于研发设施农业所需要的专项肥料，对于创造高产而又安全的绿色作物能够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组织，以正面宣传以及引导。设施农业的推广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大项目，因而，一定要全面动用群众力量。县政府方面有必要在保持对设施农业高度重视的基础之上，加大该方面的推进力量，将其列为科技兴农战略的同时可以加强对个项目的引导指挥工作。宣传部门可以通过包括标语、广告、报纸在内的各种传媒手段，以及林业技术科普讲座的形式来加大宣传的力度，确保每一个农民对设施农业的优势都有所了解，并且能够主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而龙头产户的表率作用也能够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相关部门可以结合本地的地理环境优势，采取创新招商引资、支持项目扶持等来引进一些具有大众影响力的实力企业入驻叶城县，在为企业投资设施农业建设的同时，刺激零散的农户个体做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作者：买买提吐鲁洪·巴拉提 单位：新疆喀什叶城县江格勒斯乡农经农技管理站
一、依托科技园区，为农业科技的引进、培育、创新和推广应用提供坚实平台
一是建立了两大科技园区。在原有农业科技研究所的基础上，增加投入，扩大面积，建设总面积达到6000亩的亚热带作物科技园，该科技园实行一园两区模式。其中茂名科技园区规划建设总面积5000亩，目前建成区面积3000多亩，主要培育橡胶种苗、特色水果种苗，集科技、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具有较好的带动示范作用。湛江科技园区规划建设总面积1000亩，目前建成区面积600多亩，主要培育甘蔗、剑麻种苗。每年该园区培育橡胶、甘蔗、剑麻、水果等种苗400万株。特别是橡胶种苗的培育采用了子芽嫁接的新技术代替了传统的苗木嫁接技术，大大提高了橡胶种苗的成活率和生产效率，降低了橡胶生产成本。引进和培育了大批的高糖高产甘蔗良种，有效地保证了垦区农业产业化生产。先后引进新台糖1、10、16、20、22、23、24、25号，粤糖93/159及美国CP、巴西45等一批早熟、高糖、抗性强的优良新品种。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以来，全垦区累计投入甘蔗良种引进试验资金超5500万元，引进了涵盖台糖、粤糖、桂糖、川糖、闽糖、湘糖、滇糖等国内七大系列的新品种63个，加上国外和其他地区的品种，垦区累计共引进甘蔗品种100多个。基本做到年年有引种、年年推新种，每个品种推广3-5年，实现了新老品种的不断交替，保持了高产高糖品种推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广州建立农业科技中心，总面积300亩，主要培育名贵树木种苗、绿化草木种苗，附带为粤东垦区培育剑麻种苗。目前已着手在阳江市建设集科技、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科技园，总面积3000亩，主攻方向是培育名贵树木种苗，目前已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征地、规划等前期工作，建成后可带动垦地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以转化先进适用技术为基本内容，建立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农业标准化实施体系。按照农业部及部农垦局的统一部署，广东农垦遵循“巩固、健全、提高”的方针，围绕垦区橡胶、剑麻、甘蔗、水果、茶叶、畜牧、水产、乳制品等优势产业，加快了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进程，完善既具垦区特色又符合国际规范的标准体系。几年来，垦区先后承担了20多项农业部农业行业标准制（修）订任务，其中《鲜红江橙》、《红江橙苗木繁育规程》、《农用剑麻纱》、《剑麻地毯》、《水草地毯》、《剑麻布》、《剑麻栽培技术规程》等7项标准已通过农业部审定并公布实施。垦区各级在重视制（修）订标准的同时，着力在标准实施和标准化管理上下功夫，使农业标准化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垦区橡胶生产实施《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结合实施“橡胶树高产技术推广”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项目，全面推广“d/4+ET”橡胶新割制，劳动生产率、产量、人均收入及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该项目获2003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目前，垦区着重推广“d/5+ET”割制、“气刺微割”和“防雨帽”等新技术的示范应用，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橡胶产业的生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橡胶加工方面，严格按《GB/T8289天然浓缩胶乳》等标准组织生产，并结合乳胶早期保存技术推广，有效地延长了新鲜乳胶保存期，使产品质量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进口同类产品水平。剑麻生产把实施《剑麻栽培技术规程》行业标准与剑麻丰产综合栽培技术推广紧密结合，确保高产高效。在实施标准的同时，抓好良种引进选育、营养诊断指导施、病害防治等综合技术的推广应用，确保了垦区剑麻生产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单产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此外，垦区主要经济作物和养殖项目，如甘蔗、茶叶、水果及乳制品、生猪饲养、水产养殖等，也加快成果转化和科技推广，从种苗选育、栽培（养殖）技术、管理、收获到加工销售全过程纳入标准化管理的轨道，使生产管理和产品加工各环节有章可循，产品质量和产出率明显提升，促进了垦区农业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经济效益的快速提高。垦区“十二五”期间预计实现农业总产值342.2亿元，比“十一五”期间的178.1亿元增长92.2%。
二、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促进农业科技的孵化、带动和推广应用农业科技离不开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离不开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农业科技的孵化器和强大推手。广东农垦目前已建立了4家国家级龙头企业、9家省级龙头企业，先后培育了燕塘牌牛奶、三环牌白砂糖、太阳牌剑麻制品、三叶牌菠萝罐头、粤宝牌浓缩天然胶乳、名富牌番石榴、雄鸥牌蒸青绿茶、红江牌红江橙等名牌产品，其中三叶牌菠萝罐头为中国名牌产品，名富牌番石榴、雄鸥牌蒸青绿茶、红江牌红江橙为首批中国名牌农产品，大大提高了垦区企业知名度，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一是在所有龙头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先后启动建立了糖蔗、名优水果、茶叶、乳品加工、肉猪饲养、水产健康养殖等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全面实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系列标准，并结合优良品种、科学栽培（养殖）技术、病虫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现代农业技术装备和质量追溯系统的推广应用，总结出一套成功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和管理经验。目前，垦区已建立了丰收糖业公司菠萝罐头、名富果业公司番石榴、红江农场红江橙、平岗农场白对虾（青蟹）、湛垦畜牧公司肉猪等5个“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农场”，其中丰收糖业公司及名富果业公司被农业部农垦局确定为首批“全国农垦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试点农场。湛垦畜牧公司、名富果业公司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单位”。此外，丰收糖业公司菠萝、红江农场红江橙、名富果业公司番石榴（红阳桃）、华海糖业公司茶叶、东方剑麻公司剑麻等生产基地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南亚热带作物名优基地”。燕塘乳业公司建立了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根据市场需要和消费者口味，先后开发出几十个花色品种投放市场，经济效益连年以两位数增长；还被确定为“中国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基地”及全国首批“学生奶奶源升级计划”试点企业。
二是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促进农业标准、农业新技术的实施应用，大大推进了垦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如丰收糖业公司在无公害菠萝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农场建设中，制订了菠萝生产目标责任制实施细则，将菠萝生产过程分为园地规划、品种选择、农艺措施、施肥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花期调节、果实采收、产品加工及综合效益等9个环节，全面实施标准化管理，提高了菠萝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该公司生产的“三叶”牌菠萝罐头通过美国FDA注册，出口美国、加拿大等国免检，出口创汇在几年内翻了近一番。
三、依托规模经营，为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
提供动力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要求，是农业科技广泛推广应用的大舞台。广东农垦充分利用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等农业科技发展，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在国内建立了近70万亩的橡胶基地、40万亩的甘蔗基地、10万亩的剑麻基地、年产5万头和10万头的养猪场近20个等。实行规模化生产经营既得益于科技发展，又为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提供动力。一是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垦区得以实行规模化生产经营。垦区土地连片集中，龙头企业扶持带动，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容易推广应用，容易形成规模生产。如垦区全面推广“d/5+ET”橡胶新割制，即每个树位由最早的2天割一次到现在的5天割一次，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而且大大增加了每个割胶工的割胶株数，由原来每人管理600株橡胶树增加到3000株，每个割胶工每年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了近5倍。因推广了喷灌技术、机械化耕作，部分甘蔗基地由原来每个农工只管理50亩甘蔗的变为现在的300亩以上，管理规模和收入提高6倍，大大减少了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可见，创新农业科技就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实行规模化生产经营也为创新农业科技提供不竭的动力。一项新技术、新成果如果只是小范围推广，甚至走不出实验室，就不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无疑会打击科技创新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东农垦实行了规模化生产经营，又建立了总局—管理局—农场—作业区四级科技推广体系，及时派出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各产业龙头企业对每项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都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鼓励广大农户使用新技术、新品种，即采取了行政和经济两种手段进行推动，预计“十二五”末垦区主产业良种率达到99%、科技进步贡献率70%、农机化综合水平75%。
作者：王元单位：广东省农垦总局宣传处
[关键词]日本农业科技信息保障体系
我国实行以后，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因素。日本农村也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但是日本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效率较高。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是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条件。研究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特点，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特点
1.日本政府重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乡镇级以及地方综合农协在信息通讯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日本农村除了有线电视和电话、报纸等媒体很普及外，计算机也很普及。日本农户购买微机可得到一定补助，政府所派的普及改良员除了教农民农业技术以外，还举办各类培训班，承担了面对农民的微机教学工作，促进了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农民获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有以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为主3种形式，适应于不同经济实力、人口密度、距离的不同地域。1994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称为“高度信息化农村系统”的计划，直接服务于农民。目前，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制定一项名为“21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战略”的计划，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大力充实农村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建立发达的通信网络。
2.日本政府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日本政府很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平均每个县至少有一个与网络相关的农业信息中心。跨入21世纪后，日本积极实施农业IT战略，推进农业信息数字化，开发普及了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类基础数据库。90年代初，日本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日本现在已将29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个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及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联网，其中，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网上咨询。
3.政府从法律、政策、资金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法律先行，政策配套，资金扶持。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如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简称“IT基本法”)，旨在通过建设高度信息化的通讯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为实施农业领域的IT战略和加快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信息化的政策，如在农村尽快普及因特网，向农村开放提供国立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成果等信息。在资金方面也予以大力扶持，日本各地域的农村信息服务系统由政府投资。
4.重视农民的信息素质教育
日本农民继续教育体系完备，包括民间研修教育机构、农林水产省农业大学校、就农准备校等，这些院校对提高农民信息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日本农业科研机构都承担了对农民进行计算机及网络知识等信息素质培训的职能，政府每年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面向所有居民的网络与计算机培训班。
二、对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借鉴
1.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的硬件设施。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如日本般在农村普及电脑及因特网尚不现实，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经济条件及地域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形成以计算机、有线电视、广播、电话等为主的各种传播形式，是切实可行的。
根据我国国情，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是个很有效的途径。很多农业类电视节目，本应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农民仅靠接收天线收看不到此类有线电视才能收到的节目。有线电视能不能通到农村，是农业科技信息能否有效传播到农民手中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农民买电脑，上宽带网络还只能是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能办到的事，绝大多数地区农民尚难以接触，即便能去网吧，又因为缺少相应的计算机应用及网络知识而不能得到相关农业科技信息。报纸在农村的订阅率也很低，农民只有极少数是通过报纸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播媒体就是电视和广播，相比较而言，电视的受欢迎率又远胜过广播，因此，通过电视这一最有效最普及的媒体传播方式，把适用农业科技信息及时告知农民，是很有可行价值的。地方市县电视台由于技术及信息的限制，很难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而有线电视中央七套及各省电视台的农村频道节目制作水平很高，信息来源较广，且有价值的新信息较多，问题在于农民接收不到。因此，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能否让有线电视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从而使一些优秀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扩大农民接触农业信息的视野，为农业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创造条件。
目前，农村已能安装有线电视接收系统，但门坎较高，且收费不一致。据调查，豫北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150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所收台比接有线还要多，机顶盒的价格是2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20元。豫东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298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机顶盒的价格是4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00元。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农村的有力支撑；农民是弱势群体，收入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尽量减免初装费及年使用费，并严格要求各地费用统一，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不使一些地方部门为了牟利，而随意提高费用，影响有线电视的普及率，从而影响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效率。
2.加强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大多掌握在各级政府主办的科研或普及机构手中，政府应协调这些机构间的数据库资源建设及联网，做好资源集成及共享工作，建立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种农业科技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网络发展很快，专业性农业网站越来越多，要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信息化总方针，加快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统筹规划全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系统，特别是县乡（镇）级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系统。我国可将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信息中心及各地农业推广中心全部联网，取经日本，建立我国的农业科技信息实时管理系统，设置大型计算机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农业科技信息。在各县乡设分中心，农业从业者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重视政府在政策、完善法律、加强资金投入方面的扶持力度
我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分散经营，他们需要政府在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给予政策、法律、资金方面的支撑。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政策，如信息标准化；农业科技信息免费提供；加强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的集成共享；农业科技信息人才的培养、待遇、培训政策；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等一系列政策。同时，抓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相关法制、法规建设，结合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实际情况，从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采集到、传播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出台一套完整的法律，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保证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积极改善我国农业通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
4.重视我国农民信息教育，提高农民信息素质
农民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终端，农民信息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成效。我国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大力发展农民继续教育是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的有效途径。以各级成人教育中心、农校、农业服务中心为基础，定期举办政府出资，农民免费的短期信息培训班，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科技信息接收、咨询、计算机运用、网络查询等信息素质培训，提高农民利用信息的意识及查询信息、使用信息和反馈信息的能力。同时，加强农业信息化宣传，鼓励农民通过电话、计算机网络等向农业信息部门和专家进行各种信息咨询，或注意收看农业类有线电视节目，从中获取有价值的科技信息，尽快提高农民自觉利用信息、依靠信息、查询信息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效率。
君豪现代生态农业园位于襄城县，隶属于河南省许昌市，距离许昌市区30余公里，距平顶山市20余公里，位于中原城市圈范围之内。襄城县新的城市建设理念是“城在水中、水绕城流、城水相依、人水亲和”，其环境优雅，城秀人和。园区规划建设面积10hm2，地形丰富。园区地处北汝河北岸，与氾河交汇其周边为农田，地势较低水位较高。氾河在区域水系规划定位中为永久性水系，项目所在地是北汝河水系景观规划中重要节点。其周边秀丽的风光和的充足的水资源为园区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项目分析
2．1优势分析
交通便利。园区位于襄城县以东，北临省道，南依汝河观光大堤。在城市规划的外环之内。田园风光秀丽迷人，温泉资源丰富，周边乡村风情、果品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民俗旅游基础较好，休闲服务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客源辐射范围及腹地不断扩张，有利于聚集人气与营造通畅的服务网络。地形丰富。园区外部与城郊地势平坦的农田野林和城市外部河流接壤，其内部地势低洼，水位较高。利用原有地形基础，挖低成河、加高成山，挖湖堆山、塑造空间。打造秀美的山水格局，营造清新桃源的优美意境。良田美景。襄城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农业种植历史悠久、资源基础良好，农田和果园有着都市农业发展的必要基础。呈现着一派迷人的田园风格。基于如此良田美景，可结合规划项目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整合，多样化发展，充分发挥潜在优势。丰盈水系。园区南依北汝河堤，北汝河起源伏牛山脉，自古水清势淼，文人墨客倍相咏之。有唐代殴阳詹的《汝州行》:“湛湛清流九曲湾，浮沉澈底似拖蓝。扁舟一叶无人系，风动横移向碧滩。”如今的北汝河堤已建成防洪堤坝和防护林带。行于河堤之上，其绿树成荫花竞相放，不见西湖柳岸却闻汝河莺啼。
2．2存在的问题分析
任何项目的开发和运作都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对生态农业园进行分析可以防止一些消极现象的产生。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受时间、空间、劳动力的制约，旅游观光业主要受时间制约。在花果期后游客的数量减少，旅游接待设施闲置，与旅游相关的企业收入减少，不利于吸纳企业资金的再投入，限制了观光旅游规模的扩大［2］，因此如何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丰富产品种类，拉长服务链，提高单位土地的收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是解决问题关键。依据国家土壤分类标准。将许昌市土壤划分为6个土类，13个亚类，24个土属，45个土种。总土壤面积38．41万公顷，其中中低产田有6．78万公顷。主要分布在褐土和潮土土壤类型上［3］。规划区域其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耕层浅、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有效养分含量低，因此应合理有效的采取措施改善农田的土地性质。人为因素的入侵，交通工具的气体排放，以及噪声污染，会破坏生境斑块。而农业生产同样存在污染，主要来源是农村居民生活废弃物和农村农作物生产废物，其位置、途径、数量不确定，随机性大，分布范围广，防治有难度。在生态农业园创建的过程中应着重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3总体规划设计模式
3．1规划设计模式的理念
君豪生态农业园规划理念为“农业生产为核心”的以循环农业、休闲、生态综合模式的有机融合。突显“青绿新襄、桃园新境”的主题。在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展现观光园区的景观特色。通过“以农业带休闲、以观光促生产”的模式，发挥农业生产的基础作用，与观光产业相辅相成，营造园林式的生态农业园区，以探索创意农业的综合新模式。
3．2规划设计模式原则
3．2．1生态性原则在农业园中，主张施用有机质肥料，在“自然”状态下种植、养殖;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外部“低输入”。实现以科技为先领，以生态环保、规模适当为准则，生产绿色产品，探索式发展。生态性原则是创造园区恬静、适宜、自然的生产生活的基本原则，是提高园区环境质量的基本依据［4］。
3．2．2经济性原则观光生态农业的兴起必然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以农业和旅游业为基础，带动了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加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协调发展，繁荣了农村市场与农村经济［5］。在规划设计中把经济生产融入到园区的建设中，充分发挥采摘园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注意非采摘季节的景观规划吸引游人，提高农业园区的经济效益。
3．2．3特色性原则农业园的开发应具有地域性和季节性，规划设计要与实际结合，因地制宜［6］。景观规划为园区服务，突出区域的特色，为园区带来更多的旅游价值和经济效益。
3．2．4多样性原则农业园以满足园区经济效益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注重园区多样化的发展，建立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休闲服务为辅助的双向经营方式。拓宽农业和旅游业的广度，为旅游活动增添新景观，丰富园区品种，使园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3．3园区空间结构园区设计模式
与襄城县打造“清绿新襄、市秀人和”水系新景观的举措相符合，设计注重体现中原良田美景的元素，如花果繁茂的果园、速生阔叶林地、鱼荷共存的池塘、色彩丰富花园等，彰显中原现代生态的特色。通过地形整理、集雨灌溉、挖湖堆山、养鱼种树的措施，形成园林式现代综合性生态农业园区。
3．4功能分区
结合不同的设计手段将豪放秀丽的山水风貌强化，形成“山水情怀、桃园意境”的格局。即“一带三区”的空间布局(如图2)。中部—清理河道，整修水形;西部—平地建筑、交通集散;东部—纳土造岭、再造丘陵果园;南部—风景防护林。“一带”—水系景观带:主体水系流向为从南至北，水系支流环绕园中局部，形成园区大的山水格局和小的林荫花溪。围绕水系布置景观，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功。结合给排水设计和水体生态处理，符合生态、节能、环保的理念。“三区”—现代农业示范区:中、高档水果种植、观赏、婚纱外景和休闲餐饮;休闲娱乐观光区:休闲采摘、水上游乐、湿地景观、户外休闲、野炊烧烤;林景休憩区:林中小居、花园休憩、迷你健身。
4规划设计模式策略
4．1以农业生产为基础
君豪生态农业园以农业生产为基础，通过建设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科学制定全区农业结构调整规划，发展特色农产品，形成生产、加工、观光、风味餐饮一条龙产业。让人们体验“农”的氛围，参与“农”的生活，享受“农”的风和文化。加大现代科技农业、农业科研基地、示范基地、培训基地的开发建设力度，同时结合休闲旅游，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休闲体验的活动综合服务园区，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农业。对原始农业进行新包装，引领农业景观由乡土走向时尚［7］。
4．2注重休闲、景观功能的体现
在农业园规划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某种农业元素放大，农业主题公园、植物专类园、农林作物主题文化园等均是将农业、景观与旅游相结合，以主题特色为依托的休闲观光农业园的体现形式［8］，既具有农业景观、林地景观的农业本质，又具有艺术景观、水体景观、园林文化等的创新特性［9］。本项目根据生产的重要性和活动的性质把园区分为6个功能区，即文化餐饮区、节庆活动区、欢乐水谷区、休闲采摘区、林园小憩区、江南庭院区。文化餐饮区。文化餐饮区包括游客服务中心、餐饮住宿、生态停车场、珍奇花果树木展示。文化餐饮区是进去园区后的第一站，包含游客服务中心、餐饮住宿、生态停车场。以君豪商务餐厅和生态餐厅为主体建筑，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具有前台接待、科普展示、水果品尝、采摘打包结算、办公室等功能。其次具有珍奇花果树木欣赏区域，参与园艺艺术的趣味活动。节庆活动区。此区域地势平坦、道路和广场较多，紧邻餐厅。有玫瑰花园、喷泉、观鱼池、欧式小火车、铁轨道、瓜果长廊、音乐休闲吧、灵犀喷泉广场等。设计中有玫瑰、薰衣草等构成浪漫的基调，花海中设置有景观构筑物，如:即如走进了一个浪漫的世界，这里即将成为一处表达爱情、婚庆、求婚等节庆活动，还有企业聚会、寿宴、庆典、户外会议等商务活动。欢乐水谷区。利用周边的高地形和中间变化多样的水体形成欢乐水谷区，其起点为喷泉、欢乐壁泉、林影花溪、荷花池，经过虹桥、情人岛、月光平台、水上游乐、板桥，到达椰林盛景、白沙滩、抓鱼池、芦苇荡等，翻越出水闸而出。一路景致涟漪、一谷欢歌笑语。休闲采摘区。休闲采摘区有爬坡上山、游览观光、休闲采摘、渔翁垂钓、滨水游乐、自助野餐等。利用水系、山体和植物营造山水、桃园、新境的美好愿景。以桃树、梨树、葡萄、樱桃、冬枣为主，具有较长的采摘期;树下的黑皮花生、紫红薯、草莓等保健农作物也丰富了休闲采摘活动。林园小憩区。它处于园区的东南角，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容有林园小居、林内娱乐、林下小观。它是园区的高端游憩产品，能够独自运营接待游客。同时，作为园区一部分，整体风貌也于其它区域相统一，整体景观同样是以林木果树和少量花卉来营造，打造一个环境优雅的林下浪漫意境。主要项目有:林园小居、林内娱乐、林下小观。江南庭院。江南庭院相对独立，服务于宾馆人群。有江南竹韵、凌霄花架、顽石迎宾等。以江南特色为主打造恬静的景观，供游人欣赏。
4．3注重生态建设
园区的建设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的规律，在保护、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确保景观格局的连续性、完整性，达到整体生态协调、功能连通和景观和谐［10］。君豪生态农业园中通过运用生态系统、持续经营、物质循环、食物链、立体种养殖等理论和技术，形成“果园－瓜菜”、“果园－保健作物”，水体种荷养鱼，水与废弃物循化利用等各种优化的生态农业模式，提供绿色、无公害农产品。通过防护围墙的立体绿化、游泳馆的半地下建设、宾馆建筑的高林遮荫、温室的内部种植、户外小筑引入林下等等措施，创造农业园优美自然的生态环境。
5结语
节水农业设备快速开发与模具制造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我国节水灌溉工程及设备的快速开发及其相应产品的精细模具快速制造。节水农业设备快速开发技术详细研究了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渗灌设备的关键部件节水滴管快速模具（RT）的快速开发过程。应用参数化设计思想进行了滴管CAD设计，然后以精密模具制造技术为核心，进行了滴管CAD工艺设计，RT工艺模型的生成
该项技术集成了CAD技术、液固两相流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光固化快速成型技术及快速精细模具制造技术，研制内容主要分为：节水农业微滴管（片）产品快速开发技术与该产品的精细模具制造技术。
由于微滴管是嵌入式迷宫设计，结构复杂，模具的设计和制备的研制周期长，开发投入大，而我国从以色列进口的节水滴管不完全适合中国农作物及环境需要，因此我们运用节水农业设备快速开发技术解决了滴管快速模具的制造过程及其间出现的CAD工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成功地制成滴管锌铝合金注塑模具（一模两腔），快速生产出了1000件滴管产品，用于农业节水灌溉试验，在此基础上还生产出了滴管注塑钢模（1模20腔），用于滴管的大批量生产。同时运用快速成形制造技术（RP&M）解决了节水农业设备的精细模具制造问题，能自动、快速、精确地将设计思想转换成产品模型并可直接制造功能零件，从而可对产品设计模型进行评估、测试和修改，并可进行功能实验及装配实验，大大缩短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周期、降低成本，使企业快速响应市场，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而以RP&M技术为基础的快速模具制造（RapidTooling），可大大提高模具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成型出的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上市快”，已成为赢得竞争的首要因素。应用快速成形技术制造的实体模型，结合金属喷涂、精铸、电镀、硅橡胶浇注及电极研磨等技术可直接快速制造模具，省去了模具数控编程和加工环节，其制造周期一般为传统数控切削方法的1/5~1/10，而成本仅为其1/3~1/5，而且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这种效益也就越明显。
节水农业设备快速开发技术的意义（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状况极为严峻。西部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4，而年降雨量低于400毫米，人畜饮水已非常短缺，水资源严重缺乏，上游的过量抽灌已引起黄河断流日益加剧，大力发展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是提高水的利用率、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战略措施，西北省份已引进了一些以色列的灌溉设备。一套滴灌系统约需要120万元人民币。这一价格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价格过高，尚难以普及，而且国外的作物生长环境、微生物环境、水源环境与国内不同，进口滴灌系统很难完全适用于中国农业节水灌溉。因此，实现灌溉工程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降低成本，开发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灌溉技术是发展我国西部地区干旱农业的根本出路。
利用本技术开发的滴管（片）产品为滴灌系统中的关键高技术部件，以中国农业节水灌溉环境为设计目标，快速实现了滴管（片）产品的基于知识的设计开发，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为整套滴灌系统的国产化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依托。
利用本技术开发的滴管（片）产品的产业化价格为1.2元/米，国产仿制低质量的同类产品价格为1.7元/米，以色列进口的同类产品价格为2.1元/米,可见本技术为我国西部地区的节水灌溉工程带来的潜在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非常巨大的。
1、增温措施
(1)增加外层草苫及薄膜的层次，改善保温效果。在低温情况下，加厚大棚上的草帘子，进行多层覆盖。
(2)在棚内扣小拱棚，夜间覆盖薄膜与草苫。
(3)铺设地膜，提高地温，降低棚内空气湿度。
(4)非强降温天气，尽量延长光照时间，以增光保温。
(5)在棚内温度低于8摄氏度时要考虑适时补温，利用温室增温燃烧块、电热线、热风炉等设施，提高棚内温度。
2.补光措施
(1)保持棚膜清洁、及时消除膜内水滴，充分保持棚膜的透光性。
(2)只要揭苫后气温不下降，或下降范围在1～2℃以内，都要适时揭苫让蔬菜见光，可以在中午前后高温期，让蔬菜见光1～2小时。
(3)通过地面铺盖反光膜、墙面挂反光膜、内墙和立柱表面涂成白色等措施，充分利用反射光。有条件的地方在棚内可悬挂白炽灯，使农作物有充足的光照进行光合作用。
(4)通过整枝抹杈、摘除老叶等综合农业措施，改善作物群体间光照条件。
(5)天气骤晴时，如果立即拉开草苫子，强光照射，蒸发过快，会导致蔬菜出现生理性萎蔫，可隔几行拉开草苫子，或先卷起一半草苫子，待蔬菜适应后，再全部揭开草苫。
3.其他措施
(1)减少化肥尤其是氮肥的施用，适量增施磷钾肥、生物肥、腐熟有机肥等，喷赛碧护、甲壳素等营养药物，促使植物光合作用和营养吸收。
(2)注意通风排湿。清晨棚内湿度最大时进行通风，或中午前后外部空气湿度最小、且温度较高时进行。
(3)采用地膜覆盖、地面撒干土等方法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4)当遇到低温雾霾寡照天气时，各地应减少或停止浇水，以免降低地温和引发病害，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5)做好棚内小气候调控。冬春茬蔬菜苗床适宜温度应控制在15℃以上，冷空气来临前可在苗床撒草木灰、铺设地热丝等措施适当提高地温，以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
(6)要及时清理设施蔬菜的老叶、病叶、死叶，改善棚内蔬菜光照条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用人工补光，可安装阳光灯和钠灯，使农作物有充足的光照进行光合作用。
(7)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防治。近期持续阴雨、雾霾天气，设施农业普遍存在湿度大、气温低、光照不足，极易诱发设施蔬菜病虫害的暴发和流行。应注意强加设施农业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同时要重视增温、降湿，搞好设施小气候调控。
二、结语
一、自治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动态分析
1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及分析1995—2009年15年间，生态子系统协调度呈现出倒“V”字形的变化趋势。1995—2003年，该子系统协调度基本表现为逐年升高的趋势，协调度等级也由极度失调状态逐步发展为中度失调、弱度失调，直到2003年发生质的飞跃变为弱度协调;但2004—2009年，该子系统协调度由前一阶段的逐年升高的发展态势变为持续降低的态势，其协调等级也由弱度协调经低度失调下滑到中度失调再到极度失调状态。1995—2003年系统协调度上升主要是由于造林面积及粮食单产的功效系数大幅度提高;2003—2009年间造林面积及粮食单产的功效系数虽然保持了上升的态势，但播种面积、化肥用量、灌溉比例及农药用量的功效系数都大幅度下降，导致整个子系统的协调度急剧降低。从生态子系统各指标的功效系数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农业经济系统存在如下生态问题:一是耕地资源日益紧缺，人均耕地面积自1995年以来持续下降，下降幅度达到11．11%。二是农田化肥投入量的快速增加，使得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极大的农田面源性污染压力。虽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化肥用量离全国平均水平的上限426kg/hm2还有一定距离，但由于本区长期采用落后的施用方式导致化肥使用效率不高，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鉴于此，建议本区域内化肥的使用应该着眼于在现有施用量基础上改进施用方式，提高使用效率。三是农田水利设施基础相对薄弱，农田有效灌溉比例下降。1995—2009年间，灌溉比例功效系数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体现出本区域农田灌溉比例大幅度下降的趋势。数据表明，自治区农田灌溉比例由1995年的79．4%下降到2009年的66．27%，年均下降率为1．3%，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综上所述，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系统面临资源逐渐短缺和生态安全性日益降低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能力也随之降低。
2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及分析1995—2009年15年间，经济子系统协调度由1995年的－1．2099增加到2009年的0．8114，表现为阶梯式上升态势;与此同时，协调等级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协调等级由1级跃升至9级，由极度失调变为高度协调状态，反映出在研究时段内的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1995—1999年经济子系统协调等级为极度失调状态，除乡村劳动力、农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支出/人均收入功效系数稍高以外，其余指标的功效系数都小于0．20，其中人均GDP、农机动力、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功效系数甚至都小于0．10，处于较低水平。2000—2003年间，该子系统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非农收入比例和人均支出/人均收入3个指标功效系数的快速增长使得协调等级由前一阶段的极度失调发展为低度失调。2004—2009年，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由0．6025波动上升到0．8114，协调等级也由低度协调波动发展到高度协调。其间，各指标的功效系数除农村非农收入比例的功效系数持续降低外，其余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基本是持续升高的，其中乡村劳动力、人均GDP、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农机动力及农业产值5个指标的功效系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经济子系统协调度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经济子系统具有下述特征:一是农村经济和农牧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1995—2009年间，人均GDP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快速持续增长，人均GDP由1995年的2358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95元，其功效系数也由0．0018增加到0.9883，增加了0．9865，年均增长速率高达3647．04%;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95年的878元增加到2009年的3532元，其功效系数由0．0033增加到0．9869，增加了0．9836，年均增长速率也高达1987．08%。二是农牧民收入渠道有效拓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定成效。如表3所示，农村非农收入比例由1995年的0．05%增加到2009年0．17%，即农牧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比重由95%逐步下降到83%，其功效系数也由0．0031波动升高至0．6963，以年均14．91倍的速率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期间农牧民的收入渠道有所增加，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了一定成效，农村二、三产业有一定的发展。综上所述，研究时段内特别是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农牧民收入渠道增加，收入快速稳定增长，农村经济结构有一定的改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良好的、和谐的发展态势。
3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及分析由表4可见，1995—2009年15年间，社会子系统协调度及协调等级都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协调度由最初的－0．3980升高到0．4766，协调等级由1级波动发展为5级，协调状态相应地由研究初期的极度失调状态波动变动为2009年的弱度失调状态。1995—2002年该子系统的协调度表现为上升趋势，2003年是社会系统失调与协调的转折点，协调等级发生了本质转变，由失调状态转为协调状态。2003—2008年该子系统的协调度虽有小幅度的波动，但协调等级均维持在弱度协调状态，2009年协调等级下降为弱度失调。从社会子系统不同指标功效系数的动态变化来看，该子系统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农产品人均占有量持续增加。除人均粮食占有量表现为波动下降趋势外，人均肉类、奶类均表现为持续增加的态势，其中人均肉类和奶类占有量迅猛增加，人均肉类占有量以年均6．00%的增幅从1995年的46．74kg快速增加到2009年的88kg，而奶类人均占有量也以年均2%的增长幅度从1995年的73．42kg波动增加到2009年的101．47kg;人均水果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功效系数变化不大。上述变化趋势说明自治区政府近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畜牧业有了较大较好的发展。与此同时，畜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本区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经济系统正向以农促牧、以牧促农、农牧复合协调发展方向转变。二是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明显。从千人拥有床位数、人均农村耗电量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的功效系数来看，1995年以来，农村无论是医疗保障程度还是住房条件都有了长足发展，农村耗电量也逐年上升，说明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有了较明显的改善，农村公共产品量逐年上升。
4农业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动态变化及分析1995—2009年，农业经济系统协调度基本表现为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协调等级由1995年的极度不协调变为2008年的弱度协调，2009年又降低为弱度失调，其中2003年是系统由不协调转为协调的转折点。从不同的时间段来看，1995—2000年农业经济系统协调度持续升高，主要由于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大幅度提高，生态子系统协调度虽也波动增加，但其贡献率小于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2001年生态子系统协调度有所增加，但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协调度均比上年降低，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系统的协调度比2000年低。2002年后尽管生态子系统协调度持续降低，但在其余2个子系统协调度波动上升的影响下，农业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仍然表现为波动上升的趋势，协调度等级也相应提高。
二、小结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在研究时段内由极度失调状态逐步发展到弱度协调状态，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内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提升，特别是经济子系统协调度的大幅增长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的正向变化贡献巨大。生态子系统在研究时段内协调度表现先增后降的趋势，对整个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变化为负向作用。生态子系统协调度的动态变化趋势说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不仅面临耕地资源紧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问题，还面临由传统观念及落后管理措施引起的农业污染加剧问题，其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较严重威胁。对此笔者建议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观念，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改变现有的落后管理措施，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本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从而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研究时段内特别是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农牧民收入渠道增加，收入快速稳定增长，农村经济结构有一定的改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具备良好的、和谐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也注意到，农业经济系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国家平均水平，甚至是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都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其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与之未能协调同步发展，特别是生态子系统协调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警示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只有各子系统协调发展，才能有利于本区域农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作者：李萍方江平袁庆娟单位：大学农牧学院
[关键词]粮食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稻；余粮；粮食消费；基本生活
ResearchonPerMuGrainYieldandAgriculturalLabourProductivity
inSichuanDuringtheQingDynasty
Abstract:Sichuanisoneofthewell-knownricefarmingareaswherethereisrelativelymuchinformationofpermuriceyieldasafocusofresearch.ThesurveyshowsthatpermugrainyieldinSichuanduringtheQingdynastyistohavebeen222.58kg/shimu,andthatperadultfarmerperyearcanbetohaveproducedabout1423kgofrawricewhichissufficienttosupport4people(includingthefarmeroneself).Duringthemid-18thcentury,anordinarySichuanfarmercouldhaveearnedapproximately13.04liangofsilver,orover10400wenofcoppercoins(qian).DuringtheQingdynasty,Sichuanesefarmersgreatlyincreasedthetotaloutputofgrain.Andattheendofthedynasty,permugrainyielddeclinedsharply,whichwasrefractingasignificantsocialcri-sis.Then,Sichuanesesurplusgrain,grainconsumptionandtheruralsituationsofbasiclivingwerecloselylinkedtopermugrainyieldandlabourproductivity.Andtheformerthreegivesomeevidencetotheinferentialreasonabilityofthelattertwo.
Keywords:permugrainyield;agriculturallabourproductivity;rice;surplusgrain;graincomumption;basicliving
一、清代四川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之亩产
粮食亩产(土地生产率)是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对此，相当一部分学人(如宁可、吴慧、珀金斯、赵冈、江太新、苏金玉、史志宏、徐秀丽等)作过出色的研究。其中对清代四川粮食亩产考索较多、影响较大者，主要有(美国)珀金斯、王笛等。
据珀金斯估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粮食单产为59～75．5千克／市亩。[1](p20)王笛采纳了这里的两个端点值，分别作为清前期(康雍)、中期(乾嘉)四川的粮食亩产量；再依照宣统年间的统计资料，估算清后期(同光宣)产量为107．5千克／市亩。[2](p109)在学术史上，王笛第一次大体上接通了清代四川粮食亩产的线索，暂时满足了人们对清代四川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心理期待。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稻作经济区之一。故欲了解粮食亩产情况，须先从水稻着手。赵冈等曾利用若干资料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
表1所用的水稻亩产例子亦嫌少，且皆不甚高，而得出的平均值仅2．21石，尚不到全国水稻平均亩产2．25石之数。[3](P15)鉴于四川(特别是盆地)较好的生产条件和清代移民的勤劳品格，一般不至于如此。
20世纪50年代，李文治曾收集到晚清全国主要省区的水稻亩产数据共12个。现从中选取若干例子，略作比较：
同治十三(1874)年六月下旬，吴焘路经德阳，得知当地稻谷亩产量，并将其与长江下游地区作过对比：是时苏州、松江、镇江，上等田亩产稻谷3～4石，不及德阳等地。德阳县的稻谷亩产高于李文治所收集到的四川省外任何地区之数。而一般来说，整个成都平原(和一些条件较好的丘陵区)的水稻亩产皆可能达到(或接近)德阳县的水平。
据光绪《彭县志》卷3，该县上田每亩产米1．2市石，中田1市石，下田0．8～0．9市石，按当地每市斗折官斗2斗计，就是1．6～2．4石。按官定“一米二谷”的比例折算成谷，以仓斗计，则上田可至4．8石，中田4石，下田可至3．2石。遇上丰年，亩产更高一些。上田收2．6～2．7石，下田2石左右；以官斗计，上田5．2～5．4石，下田3．2～3．6石。该县周姓老农，精于农事，每亩产米达1．5～1．6市石，乃至1．7～1．8市石，折合成稻谷并以仓斗计，是为6～7．2石。[4](p87)该亩产量，已达到并略微超过德阳县的数据。
再如道光年间，新都县有一份学田120亩，年租171．3石①，平均亩租1．429石，若以额租一倍计产，当为2．856石。新都与彭县同属成都平原，两县接壤，习俗相近，皆以市斗计量，故此数若以仓斗计，应为5．712石。且另有资料称，新都县引都江堰水以行灌溉的稻田，“其收皆二钟”②。有学者确认：2钟已达6石多[5]。这120亩学田，平均亩产5石多，是不难办到的。
早在康熙年间，四川盆地“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数百石者”③。雍正十一年(1773)十月，粤督鄂必达在给皇帝的密折中说：“粤东民人人川成家甚众，”因为“川省膏腴，每田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④。这两条材料所指的，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情况。收、种之比达100，则产量一定很高。但到底亩产多少，却是疑问，暂设为X。只要找到收、种比例与亩产之间相对应的数量关系，就能够算出X的值。
何炳棣曾经遗憾地写到：“四川和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份一样，完全缺少折亩的参考资料，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开发相当晚，土地统计不是以亩为基点，而是以对播种或收获的面积作粗略的估计为基础。”[6](P136)这种现象往往构成学术界研究亩产量的障碍。即使略有蛛丝马迹，亦未可轻易放弃。在川西地区，万幸有一点零散的资料，朦胧着亩产与收种比例之间的关系。
关于清代川西高原的土地生产效率，只可参考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材料。虽然这些调查进行的时间稍晚，但该地区在清代的生产技术水平不会与民国时期发生大的变化。作物的收获量与种籽之比，在水桥子为3～4，长春坝平均为5，郭卞为6，大寨为10，暇拉沱为7～15，道孚平均为10，甘孜为10～15。⑤今取中间数9。而嘉庆前后，川西北羌、藏地区，青稞、小麦亩产一般为50千克左右。[7](P226)
这样，结合上面提出的条件，则有9：50=100：X。解之得：X≈556。清初四川田地失耕，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休养，提高了肥力；加上康雍之时，移民的开创精神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他们勤于耕作，善于种田，盆地内个别地方水稻亩产达到或超过500千克，未必完全是夸张其辞。但是，为了审慎起见，姑且将其折半计为278千克／市亩。
象上述德阳、彭县、新都等地这样比较清楚的记载，实为凤毛麟角。不过，差强人意的是，通过租谷与亩产的关系，亦可找到接近稻谷亩产的一条曲折线索。
①道光《新都县志》卷2。
②民国《新都县志》第2编。
③民国《遂宁县志》卷7。
④《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
⑤郑象铣《西康高原区之农业与移殖》，见《边政公论》第2卷第11期。按，水桥子等7个地方，在今甘孜州境内。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上列30个数据出现的地点，明显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区。它们可按清前、中、后期，初步划分为三组。第1～5号为前期，第6～12号为中期，第13～30号为后期。后期资料较多，咸丰朝历时不长，数据暂缺，但对于粗略分析不会影响很大。前期没有明确属于顺治朝的数据，好在有第1号可勉强作为代表。最令人遗憾的是，乾隆时期长达60年，四川尚无水稻亩产资料出现也许因为当时四川农业兴盛，人们通常不容易想到粮食会成什么问题，也懒于去关心此事，更不用说调查产量了。乾隆紧随雍正之后，而步嘉庆之前。就粮食产量的一般情形来说，雍正时期与乾隆前期、乾隆后期与嘉庆前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又，第1号数据也可能携带着乾隆时期的信息。且嘉、道两朝在表内未完全分开。出于这些考虑，故略微注意三个时期前后勾连，不作截然的、绝对的划分。具体而言，前期(顺康雍三朝92年)仍为第1～5号，后期(道咸同光宣90年)仍为第1330号。但中期(乾嘉两朝85年)的前后两段稍作延伸，即为第5～13号，再加上第1号。各期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丘陵区水稻亩产为：前期4．382石，中期4．656石，后期4．351石。上表30个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整个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一丘陵区水稻亩产的平均值为4．379石。
至于双季稻，只在川南少数地方出产，对全省影响甚微，故略而不计。
(三)粮食亩产
在基本解决水稻亩产问题之后，就应当转入旱地粮食作物的产量方面，以求得粮食亩产。
四川普通早粮的亩产记载寥寥无几，万难据以直接着手考察全省情况，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间接的测算方法。江南地区春花亩产量折合成稻谷，通常为秋季亩产的一半左右[8]。从民国初年全国各省小麦产量来看，四川与苏、鄂、徽俱名列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中[9]，相互差别不大；且四川盆地平原与大多数丘陵区的复种程度并不逊于江南，故一般小春作物亩产量折合成稻谷时，基本上可以按照江南的标准。但清代四川盆地的冬水田面积较大，粗略估计为稻田的50％，水旱两季田亦为50％。故小春粮食平均可折合稻谷1．095石。宁可等认为，可以将全国水田旱作亩产从低估计为1．1石左右[10]。因此，这里的1．095石，诚不为高。
设水稻亩产为a，四川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粮食亩产为b，则有公式b=a×25％+(a+a×25％)×25％+a×50％×50％=0．8125a。
结合前面的数据，四川盆地之平原丘陵区粮食平均亩产为b=0．8125×4．379≈3．558石／清亩，约合270．03千克／市亩；前期为b1=0．8125×4．382≈3．560石／清亩，约合270．21千克／市亩；中期为b2=0．8125×4．656≈3．783石／清亩，约合287．10千克／市亩；后期为b3=0．8125×4．351≈3．535石／清亩，约合268．29千克／市亩。
盆地周围山区的水稻亩产，记载极为罕见。民国时期的广元县，“大抵类占谷每亩可刈净谷一石三四斗，白谷止一石二斗许”①。参考这一条资料，将清代盆周山区水稻亩产估算为1．3石。至于小春作物亩产折合成稻谷，以秋季产量的50％计；估计该区水田占耕地的30％，其中50％为冬水田，则该区粮食亩产为1．3×30％×50％+(1．3+1．3×30％×50％)×30％×50％+1．3×50％×70％≈0．87石／清亩，约合66．03千克／市亩。
川西高原多处高寒地带，农耕区一年多种一季旱作物(青稞、小麦等)。仅据前文所述，以亩产50千克肺亩，作为清代该区粮食亩产的参考数字。
四川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大致是：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约占75％，盆地周围山区约占17％，川西高原约占8％。[11](P16)盆周山区与川西高原的有关资料太少，故而权且认为这些地方在清代的粮食亩产变化不大。
至此，将以上三个地区合计，初步得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为270．03×75％+66．03×17％+50×8％≈217．75千克／市亩。同样可以算出，清前、中、后期的粮食亩产大致分别为217．88、220．55、216．44千克／市亩。
这里还要考虑玉米、番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对粮食亩产的影响，对上面的数据略加修正。清前期，玉米、番薯在四川种植稀少，故可忽略不计。清中、后期(特别是乾嘉拓殖期间)，人们进一步开发高丘陵和山地，推广玉米、番薯。赵冈等认为，玉米、番薯占粮地比例与其对粮食亩产的贡献有正相关关系。清代全国种植玉米、番薯，约占粮食用地的4．72％，使粮食亩产增加18．76市斤／市亩，[3](p64)合9．38千克／市亩。四川农民对玉米、番薯的栽培范围，从而对粮食亩产的推进力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如宣统二年(1910)，全川共种番薯605万清亩、玉米687万清亩，共计1292万清亩，占粮食用地9545万清亩的13．54％[12](第16～18表)。清末以前当不至有如此比例，姑且减半，以6．77％计之，则玉米、番薯使四川粮食亩产增加9．38×6．77％÷4．72％≈13．45千克／市亩。现在对
①民国《广元县志稿》卷11。
半计之(6．73千克／市亩)，分添到清代四川中、后期；①并以其1／3(即4．48千克／市亩)加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之上。
经修正，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23千克肺亩，而前、中、后期的粮食平均亩产分别约为217．88、227．23、223．17千克／市亩。②
①清后期，四川玉米、番薯的种植面积应大于中期，但中期新开发的边际土地，其自然肥力较高。故此处将两者拉平，对半分添。
②按，若将这三个数据加权平均，得222．77千克／市亩，与222．23千克／市亩误差不大，可以忽略。
二、清代四川农业劳动生产率
(一)以粮食产量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
在得知亩产量的基础上，算得粮食总产，再除以农业劳动力的总数，即得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严格地说，这只是以粮食产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但在传统农业时代，这是最重要的生产率指标，并且基本上就是小农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2](P132)
嘉庆十七年(1812)，四川粮食用地6674．2万市亩，[2](P109)共产原粮可达14855434360千克。当年，四川人口约2070．9万[13](《附录》)；而民国五年(1916)，四川16～60岁的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63％③，估计农民占总人口的80％，则嘉庆十七年四川的成年农业劳动力④约为1044万个。清代，全川每个成年农业劳动力可生产原粮1423千克；若以每人每年消费原粮351千克计(据包世臣说，参后文)，则一个成年农业劳动力大约可养活连其自身在内的4口人。如法炮制，则可以算出清代不同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详见表6)。
③据施居父《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第3536页有关数据算出，成都民间意识社，1936年。
④本文不拟采用“完全从事粮食生产的农业劳动力”这一概念，因为此种理想化的劳动力事实上绝难存在，仅仅具有算术上的意义。
清前期，由于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耕作即使不怎么精细，粮食亩产亦能达到相当水平；加之人口很少，劳动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土地空间，故劳动者的生产率很高。在中期，四川农民通过辛勤劳动，使粮食单产量有所提高，但人口增长速度(约253％)远远大于粮食用地和粮食亩产的增长速度(分别约为125％、4．31％)，因而生产率出现下降的趋势。清后期，粮食单产较中期略有降低，粮食用地进一步扩展，使原粮总数达到中期的2倍多，但人口接近中期的4倍，故劳动生产率不可避免地继续走着下坡路。是为“过密化(involution)”①现象之一。
“过密化”是农民为争取生存而作出的牺牲。照乡土观念，人们将总的收获量看得比短期的生产效率更重要。农民把生命消磨在土地里，只要力气不白费，他们都愿意投入劳动。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劳动力闲着也是闲着，只要用起来，多少会有所得。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家人的长远生计，不会那么斤斤计较短期内的效益；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学科立场出发的。这就和后来的人们非常强调效益有很大的不同。
上文主要着眼于全省性的宏观考察，下面根据资料情况，作一些微观分析。
嘉道之际，江南有一位注重实政、关心民生的大学者包世臣。他非常熟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也曾经到过川东地区。对于口粮，他的说法是：将男女老幼合并“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②。稻米3石可折稻谷6石，合351千克。笔者认为，包世臣的观察、计算，比珀金斯的估计更切近实际。川中乡土谚语云：每人每年“不饱不饥三石谷，”约合仓斗6石，与包氏所言正相吻合。王笛称，乾隆中期，川省生产粮食约30亿千克，按人均消费400千克算，全川每年消耗约28．529亿千克，则每年约可剩余1～1．5亿千克，合200多万石。[2](P207)王笛对人均粮食年消耗量的把握，比珀金斯要准确些．同包世臣和川中民谚的说法差别不很大。道光时期，蓬溪县令奚大壮说，“蜀中为产稻之区，一岁所出之谷，足备数岁之用”③。温江县“岁产米，可食三年”④。此三条记载平均，1年所收稻谷可供16／3年食用，1个全劳力1年至少可产稻谷1872千克，生产率高于前面匡算所得的清代平均水平。
在清代夔州府云阳县，“大抵良农一人，足耕出谷二十石之田”⑤。不知云阳县的计量单位是仓石还是市石。四川“斗斛之大，倍于他省，”而“市斗比仓斗大，有加倍者，有倍半者，有两倍者，各处不同”⑥。一般来说，1市石≈2仓石。云阳县这一条资料先假设为仓石，20仓石约合1117千克，尚未达到清代四川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1423千克之数，绝不能构成一个良农的基本标准。因此，清代云阳县计量单位“石”应指市石。一个优秀的农民，一年生产2234千克粮食，超过清代四川平均劳动生产率，接近清前期的平均值2630千克是比较合乎情理。
成都平原附近的安县，“同治光绪间，农业最发达。虽佃耕之家，种田二三十亩，或十余亩，皆足以赡家口，而自耕自业者可知”⑦，清代云阳县佃农多“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五十石，”即使按地租率“获十输五”⑧，估计每个农户耕田大概为20～50亩。方行认为，清代四川中等农户的耕地规模，一般可以20亩计[11]。如以平均亩产222．23千克／市亩⑨计算，则一个中等农户可收获原粮4098千克。设若1家5人，劳动力为2．52人，则其劳动生产率为1626千克。有的家庭更大一些，种田更多，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那些“边际成本”甚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⑩，则生产率可能会更高。
如此看来，关于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的推算结果不算过头。
①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等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的是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酬递减趋势。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具体指的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农业年劳动生产率降低现象。
②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
③光绪《应城县志》卷2。
④民国《温江县志》卷3。
⑤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⑥民国《南溪县志》卷2。
⑦民国《安县志》卷56。
⑧民国《云阳县志》卷13。
⑨204．90千克／清亩。
⑩特别县在涪前期。
(二)货币形态的劳动生产率
以上是以粮食为表征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以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清代四川农民劳动生产率又如何呢?全省范围的系统资料是否存在，恐怕有疑问，不过，小范围内的零星记载倒是有的。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称：“天下沃野，首称巴蜀。在昔田多人少，米价极贱。雍正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①。此应为当时成都市区的市场销售价，农村市场价应低于这个水平。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新繁等五县谷价，较省城每石贱二三分，加以运费，每仓斗谷一石，总共不过三钱七八分。以二谷一米计算，每米一石，亦不过七钱五六分”②。此五县当为成都府属县。县级物价贴近普通农民经济生活，参考价值较大。每石稻谷如按三钱六分计，农户年产谷一百石，约值银36两。四川“历来银价，乾隆以上，每两合制钱八百文”③；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时银一两，值钱八百枚”④。则农户稻谷年产值折成钱，约为28800文。稻麦(或豆、油菜、杂粮)两熟的普及，主要实现于清代。小春一项，为农户增加收入5760文，即年产值增加1／4[8]。
若按18世纪中期每石稻谷(60．5千克)0．36两银折算，四川农民每年平均粮食生产率1423千克稻谷，可换银0．36×1423÷60．5≈8．47两。不过，粮食生产只是农业生产的一部分，一般农民还有其它方面的收入。民国年间，布朗对峨眉山25个田区农户各种收入及其所占比例作过比较细致的调查统计。平均言之，粮食收入占总收入的64．97％。[14](P416)以此为参考，将清代四川粮食生产占总收入的比例估计为65％。则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400余文。
清末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可以绵竹县为例。该县人口218581，耕地573186亩，人均耕地2．6亩。上田1亩年产粮食约值钱10千文，中下田年产粮食值钱6千文，全县合计4105500千文。“除支用解款、衙门公费、吸烟消耗”外，余3852500千文。以全县人口平均，“一人一岁得钱17千文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而人口之消耗于此可见矣”⑤。王朝末世，乱象纷呈，粮食生产亦会受到严重影响。五花八门的苛派勒索，使这种生产不能正常运转。
①《乾隆实录》卷311。
②《乾隆实录》卷289。
③民国《乐至县志·食货》。
④民国《荣县志·食货志》。
⑤光绪《绵竹县乡士志·户口》。
三、清代四川余粮、粮食消费与农村基本生活情况
与粮食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紧密联系的是余粮、粮食消费、农村基本生活情况。考察这三个方面，可为前者的合理性推测提供佐证。
(一)余粮
清代四川有多少余粮?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难给出基本的参考数据：
总的看来，清代四川一般会有余粮：每年所获，可供1．20～3．31年之食。
上文提到王笛的估计：乾隆中期，四川每年剩余粮食11．5亿千克，取中间数1．25亿千克，合125000吨。若以700万人口①计，每人每年剩余粮食不足18千克，稍微大方一点就报销了。这就很难与彼时的盛世局面相吻合。
本文所测算的粮食余额(从而粮食亩产与劳动生产率)较为持中。可以说，只要是正常年景，清代四川就会有大批余粮(约260500万吨)。其中有大部分贮于各种仓廪。官方的常平仓、监仓、社仓储谷总数，雍正十一年(1733)约60243吨，嘉庆十七年(1812)为262582吨，咸丰七年(1857)为75913吨[15]。地方上还设有大量的义仓、积谷仓等，民间尚有无数私仓，但积谷缺乏统计资料。另有一小部分粮食运出省外。
(二)粮食消费与农村基本生活
前文提到，包世臣所说的只是基本的正常粮食消费。民间在粮食消费方面，绝不会按照包世臣的低调估计进行操作。实际上，食用之外的消耗渠道和数量更为多样化。如道光二年(1822)，平武县唐开兰称：“川省地方，西及平阳，民间种荞麦为小春，谷子名为大春。向种小春，收后始种大春。合计小春足补两月之粮，米价甚贱。至今人好吃烟，凡平阳膏腴之田，尽行栽烟，不种小春，专靠大春，一年已少两月之粮，米价甚贵。每逢新粮上市，又遭京果铺、糖房、染房、烧房争囤，致穷民不少。川省每州县城内京果铺、糖房多二十家，乡场市镇亦十余家。每铺约费钱三四百钏，通省约费钱千万余钏，则妄费米面不止两月之粮。川省各州县场镇染房染布，刷糨糊米，每家数十余担，徒饰一时之伪；百姓穿衣，一水洗去，有损无益。通省妄费之米，亦不止两月之粮。更有烧房一条，除绵竹县大曲烧房、中江小曲烧房耗费粮食极甚外，每州县有名场镇数十余处，通省约万余处。每处烧房十余家不等，每家每日烤一桶，约费粮食市斗一石余、仓斗二石余。每日一桶谓之单烤单煮，每日两桶谓之双烤双煮。每日合省共计，约耗粮食数百万石，每年约耗粮食数亿石，又不止两月之粮。”C16)物以多为贱。如果没有较高的粮食亩产及其所带来的大批粮食剩余，民间亦不会这般大手大脚，乃至于有意减少粮食生产。至于道光以前的消耗，可能更为惊人。既然如此，则四川在实际上的剩余粮食，有时可能要比表7中的数字少一大截。
清代四川农村基本生活，每每得到民国时人的叹羡。如渠县志书作者云：“回想满清盛世，钱银两货皆极充盈，百物低廉，生计饶足，实有豫大丰亨之象”②。清代出现这样的盛世，首先必须有大量的粮食盈余作为基础。渠县不过是川东平平常常的地方，尚有此等局面；而四川盆地象这样的地方，或农业条件更好的地方，则比比皆是。
①据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72表28修正数估测。
②民国《渠县志·钱币》。
清末，四川粮食问题比较突出，因而导致农村基本生活紧张。如宣统元年(1909)，四川粮食亩产为107．5千克／市亩，总产量合9445321吨①；当年人口约4563．3万，[17](P704)原粮基本消费量需16017183吨，缺口高达6571852吨。如果此前几乎没有粮食贮备，又要维持“不饱不饥三石谷”的基本生活水平，该年度全省就会有40％以上的人口(即1872万多人，相当于19世纪初全川人口、或20世纪末整个澳洲人口)处于完全断粮的危险境地。王笛等人受珀金斯的局限，以该年度(应为灾歉年)的亩产作为整个清代的最高值，去迎合珀金斯的推断，勉强建立起清代四川粮食亩产的变动序列，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生产水平。换一个角度看，清末四川粮食生产急剧下降，正是乡土社会危机的重大物质根源。清王朝“日之将夕”，亦从四川粮食产量这个侧面透露出来。
综上所述，本文对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劳动生产率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原始资料基础之上的匡算与佐证。由于资料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具体的数据不可能达到板上钉钉的效果。但是，上述研究，相对于前人已有的成果而言，应是进一步缩短了与彼时历史实际的距离。此等研究课题欲继续向前推进，尚须发掘更多的资料，做出更大的努力。切望有心、有力者帮助与指教。
①据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109页有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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