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5 14:33: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政策的目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教师政策 三维视角 范式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5.207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1]时至今日，教育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于教师质量的提高，而一流的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国家教师政策的制定密不可分。教师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优良，专业化的职业教师队伍而对教师进行资格认定、职位任免、质量管理等做出的战略性的准则与规定。从价值哲学层面上，教师政策价值是教师政策活动的客观属性与教师政策主体的需要在教育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效用对应关系。
从不同角度对教师政策的价值维度进行分析，可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本文主要从教师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三个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教师政策三个维度上的问题。一是价值选择维度，二是合规律性维度，三是合目的性维度。价值选择维度主要解决教师政策的价值定位问题。作为统领性的问题，价值选择在教师政策的制定上尤为关切，它解决的是实践层面的首要问题。合规律性维度主要分析教师政策的制定、执行背后的学理依据，它解决的是理论层面的问题，这是在整个教师政策过程中都应遵循的。合目的性维度则主要解决教师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并通过设定一定的评估、反馈程序用以检验相关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
1 价值选择维度
教师政策的价值选择是教师政策制定者基于一定群体利益考量，通过一定程序而作出的一种政策价值选择，包括教师政策问题的设定、价值定位选择、方案和手段途径的选择、政策评估以及政策结果选择等。
在上述教师政策价值选择所涵盖的相关问题中，政策问题和价值定位居于中心地位。这是因为，教师政策问题设定具备先导性意义，即某一教师政策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其价值定位往往居于核心地位。教师政策的价值往往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只有明确教师政策的价值定位，才能真正坚守与维护教师政策的本真价值。如教师政策在调整与分配“教师权、责、利”时表现为教师政策的政治价值；协调与规范“教师资源供给与保障关系”时表现为教师政策的经济价值；对学校、个人的教育活动和教师政策活动本身进行管理和规范的教师政策表现为教师政策的文化教育价值和受教育者个体的发展价值；调整“国家、社会、教师个体间的利益关系”的教师政策则表现为坚守社会正义和维护教师群体利益的社会价值等等。
2 合规律性维度
马克思指出规律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2]。列宁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3]显然，研究教师政策的价值选择问题离不开对教师政策规律问题的探讨。教师政策价值选择的合规律性，是指教师政策的价值选择要符合教师政策内在各要素间的普遍联系。如教师政策的制定应符合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设间的矛盾运动的外部规律，同时作为某一具体政策，由于其特定的政策受众对象，还应遵守教师个体专业成长、自我身心发展的内部规律。合规律性是教师政策得以执行，发挥实效的理论基石，是进行教师政策价值选择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绳。教师政策的制定如果违背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者教师个体专业成长、自我身心发展的特殊规律，显然会扭曲教师政策资源的配置，遭致教师政策相关利益主体的阻抗，造成教师政策执行路径的梗塞，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带来冲击。
3 合目的性维度
教师政策价值选择的合规律性维度虽然为教师政策价值的选择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却并不能解决教师政策价值选择的有效性问题，即教师政策价值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政策受众群体的价值需要与利益需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教师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问题。可以说，政策的制定、实施成功与否，对政策进行合目的性分析必不可少。它为政策价值的分析提供了外在政策评价之窗。透过教师政策价值的合目的性之窗，可以清晰地看出教师教育者群体、受教育者群体以及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竞相追逐自身利益，要求分配政策资源诉求的相互博弈。教师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分析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政策相关主体的价值表达及其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系列旨在改进教师政策价值选择合目的性的步骤：第一，确定一个或多个教师政策价值的倡议性主张，作为教师政策价值甄别的基础；第二，列出所有影响教师政策价值表达与整合的相关因素；第三，对比分析每种教师政策价值定位可能产生的风险危害；第四，综合评价每一种教师政策价值表达的道德说服力，决定是否保留、变更或者拒绝。
教师政策的价值选择维度、合规律性维度、合目的性维度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应逻辑关系。教师政策的价值选择、合规律性以及合目的性在整个教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具有相互独立性，作为教师政策价值分析的三个基本维度，价值选择解决的是定位问题，教师政策具有政治价值、文化教育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如何正确处理多元的教师政策价值是教师政策制定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合规律性以及合目的性则分别从教师政策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维度对教师政策的观念形态、活动形态做出了相关安排，三者同属于教师政策整体的三个维度。因此，三者呈现一种对应逻辑。其次，三者还可以表现为一种递进逻辑关系。如果我们分析某一具体的教师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评价，会发现政策制定者总会遵循一定的思维路径参与具体的政策活动。价值选择、政策目标设定后，然后会分析教师政策系统内外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再对照合目的性与否予以变更、终结或产生新的教师政策，从而完成整个教师政策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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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图景;教育改革;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08(2009)05-0027-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各种教育改革层出不穷,一直延续至今。教育改革者对教育危机开出了各种药方,如:提高、改进、改良、重构等等,其共同特点是集中于原有教育系统内的调整,而不是采用新的思维改革教育。支离破碎的教育改革,即使取得了某些局部的成功,但对于整个教育体系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教育改革者与国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却收效甚微,教育的危机依旧存在。通过分析教育改革的危机,人们逐渐认识到其根源:一个植根于人们的思维,即学习和研究教育的方式以及在其影响下改革教育的方式;另一个是缺乏改革教育的整体(系统)观念,以及教育与社会之间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为此,美国学者(Bela. H. Banathy等)在反思以往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提出教育系统设计的观点,以改变零敲碎打的教育改革弊端,从根本上实现教育的转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育系统设计的思想与方法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教育中长期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系统设计中的教育图景架构
鲍丁(Boulding)在其经典之作《图景》中认为:图景创造社会,社会也不断地评判图景,并且行为依赖图景。由此,可以推演出教育系统设计者的行为依赖于教育图景,新的教育图景引导着教育系统的设计。他还指出,人们从经验中获得信息,并改变头脑中的图景。大部分的信息并不会使图景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当少部分的信息触及图景的核心时,“整个图景就快速地发生了变化。”[1]图景一旦形成,根据刚性原则,对变化有抵制的惯性。这也是人们经常抵制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求变化的信息持续出现,人们就会对已经建立的图景产生怀疑,最近几年产生的教育宏观系统设计思想就是对当前教育图景的怀疑与重新设定。“然后有一天,人们突然根据获得的信息抛弃了以前的图景,并重新建构了新的图景。”[2]在快速转型的社会中,教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塑造了未来一代的信仰、价值观,培养了他们的能力,决定了他们的知识水平与行为准则。“建设未来,关键在于建设未来的教育。”[3]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地改变教育落后的现状,勇敢地面对社会的挑战,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设计新的教育系统。正如肖・伯纳所说的:不是问现在的系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那样会限制我们的思维,这也是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所作的主要事情;而是问未来的教育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并通过设计实现新的教育图景。图1表明了教育图景的框架,它有三个维度组成,即关注焦点、设计范围与关系图式,在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中,可以得出未来的教育系统的核心观念与价值,由此形成理想的教育图景。
1.关注焦点维度
如果以学习为关注焦点,学习者将是影响设计的关键因素,并占据复杂的教育系统的核心位置。教育系统的首要功能是促进学习,首要系统是学习经验系统,教学系统、行政系统、制度系统都应该围绕学习系统设计,给学习系统提供支持。今天的教育系统很少是以学习为焦点的,而未来的教育图景恰恰是以此为焦点来设计的,社会将为教育系统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每个学习者都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实现人的潜能。如果以教学为关注焦点,行政系统和制度系统主要是给教学提供各种政策和资源。教学系统限定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学生的任务是主动适应。学习系统是教学系统的派生系统,也就是说,学习从属于教学。当前的教育系统主要是以教学为焦点的。如果以行政为关注的焦点,行政系统将会为教学系统设定目标,规定教学内容和方法,指导教育资源的使用。政府也将制定更加宽泛的政策,宏观调控各种教育资源,学习系统几乎被忽视。目前许多国家的义务教育系统主要是行政为焦点的。如果以制度为关注焦点,管理者将会由上而下设定详细的教育规章制度,统一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法。行政系统主要是为制度系统服务,阐释和实施各种教育政策,教学系统呆板、僵化,学习系统完全被忽视。
2.设计范围维度
教育系统设计的范围从狭隘的视域、窄小的范围逐渐走向宽广的视域、宏大的范围。如果局限于现在的教育系统内部,教育改革将会以系统局部的效率和有效性为重点,解决系统内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如:教师发展、教学效率、学习效果、学校环境与氛围、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等的改革。这也是当前教育改革涉及的范围,它试图使现有的教育系统局部最优,但并不是设计一个新的教育系统,实现整个教育系统的最优。在下一个水平上,设计范围稍稍扩大,涉及到了和教育系统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媒体(电视)对学习者的影响,网络对传统教育的冲击,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教育问题,辍学率问题等。设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注意到了社区系统问题,即教育和社会的其他组织和机构问题。比如教育和经济部门的关系问题,教育和就业部门的协调问题,教育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等等。最后,教育设计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给教育带来巨大的影响,教育必须设计出新的图景,它不仅是对新的社会图景的反应,而且应该参与到新的社会图景形成的过程中去。
3.关系图式维度
它主要说明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各种关系图式。信息交换图式指教育系统和社会进行最少量的相互交流。学校很少关注所在社区的发展,只是在关系到学校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如招生、学校用地等,才与社区进行必要的交流;相反社区也不关注学校的发展,只有在某些时候,如社区要求特定学校开办一些培训班、或者向社区群众提供技术支持等等,才不得不与学校交流。总之,二者的交流是不情愿的、有限的交流。今天的教育系统正是此种信息交流的模式。
合作图式指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相互沟通,以弥补各自的不足,分享某些资源,达到各自的目标。每个参与者仍然保持着原来的主体性(特性),双方合作发挥彼此的优势。协作图式指教育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深度合作,甚至把教育系统和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相应部门联合起来,分享资源,共同获益。参与者在协作的过程中,着眼于长远的目标,放弃了某些自,建立一些正式的合作化机构,共同促进学习和人类的发展。整合模式是最集中的和最高水平的系统之间的协作。如果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的协作达到了这个水平,那么现有的所谓学校教育将会变成学习和人类发展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系统将会利用所有能够提供教育资源的社会组织机构,整合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的实体,促进终身学习和人类的发展。
二、基于不同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其内部可以分为学习、教学、行政和制度四个不同的系统水平,每一个系统水平都可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不同的但是同样复杂的教育系统。每一个不同的教育系统的设计目的、决定因素、主要政策制定者,以及与其他系统水平的关系与组合都会不同。
1.以制度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
它主要出现在教育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或者在传统的社会中(教育的主要或者唯一目的是文化传承)。对于学习者来说,它显得相当封闭,学习者的作用几乎被完全忽视。政策制定者由上而下,层层控制教育系统,决定教育的目的,规定统一的课程与教学,其运行几乎是机械主义的。它属于严密控制的系统。
制度水平
目的:传承文化,训导年轻人
决定因素:国家、社会、组织的目标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育权威部门,如教育部
输入:社会的需要和价值、经济资源、法律、规章制度
输出:教育目标、组织模式、政策、标准、操作方法
行政水平
目的:建立规章制度实施上面规定的目的,并说明资源的利用情况
决定因素:接收到的信息、分配所得的资源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育行政人员
输入:制度水平的输出
输出:指导方针、命令、教学大纲、教材、课程、评价纲要
教学水平
目的:按照行政水平的规定提供教学
决定因素:规定课程
主要政策制定者:学科主任、校长
输入:行政水平的输出
输出:教学计划、教学资源、教师组织
学习水平
目的:对教学做出反应
决定因素:教学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师
输入:教学水平的输出,主要有教学内容、教学辅助材料,课程计划、测验等
输出:学生通过考试、获得成绩
2.以行政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
目前,大部分国家的义务教育系统是这种类型的设计。它比以制度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更开放,尤其与学校所处的环境交流更多。它允许制度水平和行政水平分享决策,但在决策过程中仍没有涉及学习者。它属于决定性的系统。
制度水平
目的:传承文化,教育年轻人
决定因素:国家目标,社会期望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育委员会或者相似的权威部门
输入:教育需求信息、社会价值、可用的经济资源、各种规章制度与限制条件
输出:清晰的教育目标、政策,组织模式,教育设施
行政水平
目的:管理可操作性的教育系统
决定因素:接受到的信息、分配所得的资源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育行政人员
输入:制度水平的输出以及反映教学需要的信息
输出:详细的教育计划、标准、教育内容、规章制度
教学水平
目的:提供与教育目标一致的教学
决定因素:规定课程
主要政策制定者:学科主任、校长
输入:行政水平的输出,各种教育资源、设施等
输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案,教师组织、员工组织、学生组织
学习水平
目的:对教学做出反应
决定因素:教学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师
输入:教学水平的产出,主要有:课程计划,教学内容,教学辅助材料、测验等
输出:学生通过考试、获得成绩、升级
3.以教学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
传统教育主要是以教学为中心(主导),也是我们目前极力改革的教育系统设计。主要是指教师根据授予的权威和责任,利用各种资源与技术,组织和实施教学。无论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还是在教育系统和社会的关系上,它都比前面所述的两种教育系统设计更加开放。主要教育政策是由教育系统层级的中层制定的,接近学习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学习者的情况。但任何一个教学系统,都有预先设定的教学目标,当设计完成之后,就变得相对封闭。它属于有目的的系统。
制度水平
目的:提供设施和资源,支持教育系统的运行
决定因素:社会的需要、要求,以及教育系统的运行状况
主要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教育家、各种委员会、管理人
输入:教育需要和社区价值,教学系统所需资源,可获得经济资源
输出:概括性的教育目标,教育资源的分配,使用资源的政策
行政水平
目的:提供政策和资源,支持教学系统
决定因素:和教育期望与要求相关的各种信息、教学政策、教学系统的需求
主要政策制定者:行政人员、学校校长
输入:制度水平的输出,以及教学系统的要求
输出:调节教学资源使用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使教育要求具体化的各种政策
教学水平
目的:给学生提供教学
决定因素:教学目的与目标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团队领导、教师
输入:行政水平的输出,教学目标,教育设施,学生状况
输出:教学大纲,教学授受系统,学习资源
学习水平
目的:最优化地利用教学系统
决定因素:教学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师、教师集体
输入:教学水平的输出,适合具体学科教学的教案
输出:学生掌握具体的教学目标
4.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
当今世界上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几乎没有,它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新的教育图景中力图创设的教育系统。它以学习者为设计的主体和焦点,反映了学习和人类发展系统的要求。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将超越现有学校的边界,利用和整合社会上丰富的教育资源。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由学习者和教育资源的管理人员决定的。它属于探索性系统或者目标导向性系统。
制度水平
目的:促进教育资源的获得,以支持学习系统的发展
决定因素:社会对教学、学习系统的期望和要求
主要政策制定者:教育官员及提供教育资源部门的代表
输入:社会的教育需要、价值,以及对教学、学习的要求;经济资源;规章制度
输出:概括性的教育目的,教育资源的配置
行政水平
目的:综合获得教育资源的条件信息,协商其使用情况
决定因素:教学、学习资源,教育设施
主要政策制定者:提供教学和学习资源的行政管理人员
输入:制度水平的输出,以及学习者状况
输出:调节提供教育资源的各种系统,社会教育资源的使用以及整个教育要求的政策与规章制度
教学水平
目的:向学生提供促使其学习的学习资源
决定因素:学习者需要,教育目标
主要政策制定者:学习资源的管理人员(教师)与学习资源的提供者
输入:行政水平的产出,学习者状况,学习者的要求
输出:课程框架信息,教学、学习资源与安排,有组织的、可迅速获得的教育资源
学习水平
目的:掌握学习任务,具备各种能力
决定因素:期望获得的学习结果的有关信息
主要政策制定者:学习者、学习资源管理人员
输入:教学水平的输出,学习者的需要和目标,使用教学、学习资源的具体计划
输出:学习任务的掌握,提高各种所需能力,全面、充分的发展
由哪种系统水平作为教育系统设计的中心,主要取决于:①社会的政治结构。越开放、民主的社会,越倾向于选择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越封闭、传统的社会越倾向于选择统一的、规定性的教育系统设计,如以制度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②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越是复杂的社会系统,越排斥不灵活的、封闭的教育系统设计。而且,“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往往注重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就不可能提倡刻板划一的教育体制。”[5]③有关学习和学习者的观念。如果社会认识到个体差异,认识到学习者能够自我决策,并且社会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个体的潜能,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那么就越倾向于选择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
毫无疑问,新的教育图景将是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如表1)。学习者将是新的教育系统设计的主体和关注的焦点,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促进学习。每个学习者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进步的取得将会是连续的和个人化的;学习者可以在不同的学习场所如家庭、社区、学习中心等,通过不同的方式如个别学习、小组学习、合作学习等,达到各自的学习目标。“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6]“只要提供合适的支持与鼓励,每一个学生都能掌握相应的学习目标。”[7]大部分的学习任务是跨学科的,既包括专门知识也包括一般技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者对于自身的学习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例如选择和决定学习的内容、评价方式、教学者指导学习者的风格等。教学者不再是“教育舞台的主演”,而是教育过程的“导演”。教学者成为教育的管理者、促进者和指导者,帮助学生和家长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选择适当的学习策略和方式;教学成为自我校准性的专业,教师实现终身学习,有着较强的专业团体,专业评价实行内在评价与外在评价相结合,教师成为研究者,利用社会中的学习资源支持系统。[8]
传统的教育系统主要是有教学为中心,未来的教育系统将会以学习为中心。[9] 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设计的核心价值与观念组成了新的教育系统设计的核心思想,其核心价值是:每个个体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潜能和创造力;社会中能产出最大效益的部门是学习和人类发展部门,它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高的价值;一个人能够全面地实现自身发展,往往比其获得某些东西更有价值。其核心观念是:个体具有学习、寻求知识、理解以及变得有能力的主观需要;个体能够开始、引导自身的学习,并为学习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如果认识到、尊重并培养个人的独特性,那么就有可能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动机是学习最有力的推动武器;对个人而言,最大的满足莫过于发现新知识、获得新观点、学会新技能;成功探究、掌握学习任务、使用获得知识将会增强学习者的自信心。
三、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资源系统整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系统设计中心的转变,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教育必须超越原有的边界,整合社会上所有的教育资源,并把它们转化为学习资源。赫斯和马科拉夫林(1987)认为,社会的变化导致教育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它要求人们改变已有的教育观,以宏观的视角看待社会对人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学习和人类发展。学习者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参与者,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中,他们接触到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实现自身的教育和发展。赫斯和马科拉夫林指出:“我们可以以新思维看学校,它其实是社会中各种教育资源的联系机构。”[10]甚至很多人认为,学校已经从教育服务的“传递者”和“提供者”走向了综合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多种服务的“经纪人”。超越原有的教育功能,承担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功能,斯科尔认为我们有能力创设出整合那些服务的新的教育系统。她指出:“复杂的、相互纠缠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被人们切分为可控制的、琐细的部分……评价者狭隘地评估某一规定服务部门的结果,但是却忽视了整个服务系统的强有力的影响。人们很少想象到由健康服务部门、学校、家庭服务机构联合起来对于学习和人类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11]
教育不仅仅意味着“学校绝不会比学校所在的社区所承担的教育义务好的多,每个社区都要成为可以进行学习的地方。”[12]教育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是整合了社会上所有能够提供教育资源、促进学习和人类发展的部门的社会服务系统。其主要包括:孩子密切接触的环境,我们把它们称作初级社会系统,例如:家庭、同伴、邻居、社区,等等。它们是非正式的教育资源,但是对孩子有着重大的影响。“当学校听到‘学习准备’的时候,其不仅仅意味着学习者学术的准备如阅读能力、算术能力等,而且意味着身体和文化的准备如学习者的身体发育状况、家庭对教育的支持状况等。”[13]初级社会系统为“学习准备”做好了准备;正式教育系统,主要是指学校教育系统;社会服务系统,例如:各种青少年组织、文化团体、健康服务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各种各样的艺术馆和科学馆与展览等,它们都有教育的功能,甚至有些是专门为促进学习设计的;信息系统,包括:新闻媒体、网络等;职业和工作系统,实际上,它们能够提供强有力的学习资源和机会;特别学习资源系统,如:社会事件、人生境遇、娱乐和休闲活动等等。上述教育资源系统相互协作整合,共同实现教育新的社会功能,并为人类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在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系统中,学习者系统是建构的基础,其他的学习资源系统支持它的建构,并保证每一个学习者都是成功地进行学习的人;而传统的教育系统是“非常荒谬的,它只培养出了50%的合格毕业生,但社会却要求学校的毕业生人人都能够成功。”[14]未来的教育系统中,“学生成为知识的工作者,而教师则成为教育的管理者和学生的教练。”[15]由资源、信息、计划和安排系统负责学习资源的选择与使用。政府系统给学习资源的使用提供相应的法律和政策,并提供经济支持。资源获得和管理系统负责学习资源的获取,保证学习区域的正常运行,并与其他社会部门协作。上述所有系统组成了学习区域和资源系统(如图2)。它们的目标、主要功能、决定因素、和其他系统的关系以及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地位都是不同的。
政府系统。目标:保证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快捷、迅速地获得学习资源,促进学习和人类的发展。主要功能:建立和维持学习资源的开发、分配和使用的制度;创立支持那些制度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制定政策,管理学习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使用;调控整个教育系统的运行。决定因素:制度安排、政策、经济资源以及系统的成员。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政府系统A和其他系统保持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尤其和系统C与D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向它们提供经济支持与指导;同时它也通过系统C引导和支持学习者系统,通过系统D引导和支持系统E。地位:它是复杂的教育系统中的一个上位系统,主要目的是服务和支持学习。
学习者系统。目标:获得知识、理解与能力;发展态度、价值观;开发个人潜能,提高身体素质。主要功能:促进学习与学生的发展,主要包括设定学习目标,为学习做准备;和系统C相互合作,制订学习计划;使用学习资源;掌握学习任务;参与评价学习结果。决定因素:学习者。和其他系统的关系:学习者系统和系统C与E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整合、不能分离。地位:它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主体,其他系统为它服务并与其协作。
资源、信息、计划、安排系统。目标:对学习者的要求做出反应,组建学习区域,管理学习资源的使用。主要功能:开发课程计划与教学大纲;安排学习资源的使用;向学习者传递有关信息,帮助学习者使用学习资源;给学习者提出建议以及有关评估的信息。决定因素:给学习者提供的信息,系统的管理人员。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及地位:它与系统A与D有着直接的和持续的相互作用,通过系统D引导和控制系统E。
资源获得与管理系统。目标:鉴别与开发学习资源,监督与管理学习资源。主要功能:接受来自于系统C的有关学习资源的要求;持续不断地探索、发现、开发学习资源以及学习区域;监督与管理学习资源的使用;保持与整个教育资源系统的交流关系。决定因素:学习区域与资源,调控学习资源使用的政策与规章制度,此系统的管理人员。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它与系统A、E、C有着直接的、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与协作关系。地位:处于系统E和系统C的中间地位,起着联系双方的桥梁作用。
学习区域与资源系统。它是学习者在新的教育系统中直接接触到的系统,学习者在此获得知识,发展能力。目标:提供促进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内容、方法与手段。主要功能:提供、展示、维护学习资源。决定因素:提供的资源以及使用学习资源的安排。和其他系统的关系及地位:和系统B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适应系统B的发展;与系统D相互协作。
赫钦斯早在1968年就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即学习、实现自我与成为真正的人作为首要目标的社会。[16]“学习型社会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而且是一个实在的建设方案。在学习型社会,学习的地位将获得本质的提升,学习变成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终身学习的福利。全社会的学习资源以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教育机构成为全社会的学习资源中心。”[17]美国政府认为:对于那些已经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行列的人们来说,如果要在当今世界上成功地生活和工作,必须学习不止,要把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变成一个“全民皆学之邦”。[18] 教育超出了原有的边界,社会其他系统也负有教育的责任,教育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合作、协作与整合,组成了一个“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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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New Educational Image
――The Marco-level View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form
Xue Eryong1 ShengQunli2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2.School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ng 310028)
【Abstract】 Educational crises result in educational reform crises, which promote academic world to introduce educational systemic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ducational image framework in educational systemic thought,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e inquiry, the boundary of the design and patterns of connection, we can design different complicated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four focuses, which are institution, administration, instruction and study. The new educational image must be study-centered educational system, which is decided to by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society,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c. Along with the shift of educational systemic design focus, education has to be beyond school boundary, integrates different resources, and forms study-center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system.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政策；外部环境分析
教育政策的环境分析可以提高教育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于改善具体教育政策的环境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构成了教育政策的内外部环境。对教育政策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楚地做出制定、执行、调整或终止具体的教育政策等决定，不断改进教育政策的实施，使教育政策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同时为其他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教育政策的内外部环境因素众多，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政策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国际环境4个大的范畴。本文从这4个方面对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期引起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不断对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对其他教育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影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具体如下。
一、政治因素分析
心理健康教育与政治因素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对国民心理健康水平的要求等方面，反应在心理健康教育政策中就是对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目的的要求、性质的要求、方向的要求等。
1.目的的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国际化趋势也更加明显，政治上的快速发展有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方面，但也产生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压力加大、生活工作节奏加快等问题，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大量新的社会心理问题、个体心理问题及精神卫生问题。这就需要心理健康教育政策来保障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落实，缓解因心理健康问题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目的的确立是首要环节，贯穿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始终。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教育、咨询、辅导等方式，促进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健康，促进国家和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2.性质的要求。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性质首先必须符合我国政党的先进性，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在这些基础上，将国内外心理健康领域所获得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应用于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主体的变化，主体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心理健康教育性质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酝酿期，在国家教育部门的关注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各地学校纷纷建立起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或机构。90年代，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法律规范、政策，促使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形成。21世纪，各类学校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
3.方向的要求。
我国当前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国民具有较高的心理健康素质，对心理健康教育具有指导作用，这反映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向要求。
二、经济因素分析
心理健康教育与经济因素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国民生活水平状况等方面，反应在心理健康教育政策中就是心理健康教育财政投入、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需求等。
1.财政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将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大。财政投入，也是各级学校设立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和部门的必要支持，有了财政支持，心理健康教育所需要的师资、场地、经费等都可以落实，促使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顺利执行。
2.社会需求。
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也极大地改善，从最初的基本满足温饱，到现在基本实现小康型社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后，人们便开始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是其他一切需求的中心。人们从意识层面开始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从排斥到接受，心理健康不断受到国民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需求如雨后春笋，在国家投资开办各种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的基础上，各种民营、个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咨询工作室也开始繁荣发展，形成了一个全社会互补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三、文化因素分析
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1.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指与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机构、场地和教育培训设备等。物质文化是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2.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心理健康教育价值观。心理健康教育与个人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同时发生关系，具有个体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不同主体却具有同样的价值观，即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促使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创建健康、有序、和谐的社会。
3.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指与心理健康教育有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等。制度文化是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有效进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直到1999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从民间推动向官方主导发展， 从基层探索上升到国家有计划地推进。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过程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的质量评价等方面都有了政策依据。
四、国际因素分析
从心理学独立于哲学开始，国际上对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蓬勃发展，尤其在当代国际竞争加剧的环境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更是重视国民的心理健康教育。国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反应了一个国家的先进程度。国际因素对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加剧了全球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国外先进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不断出现、国外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将分支机构和教育体系扩展到国内等。
1.全球性心理健康问题加剧。
人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近100年的发展超过了以往所有时期。发展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纵观各国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和报道，抑郁、焦虑、自杀等都成上升趋势，各国都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的学者也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地解决社会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但相对而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较其他国家更完善，国民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可度也比较高，但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理论和实践仍然不能解决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2.国外先进的心理健康理论和实践经验层出不穷。
从心理学独立于哲学学科开始，在美国、德国、俄国等就出现了各种心理健康的理论和学派，在相互辩论和融合中不断推陈出新。从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最初的几个学派到现在的百家争鸣，成立了很多理论支持的心理学会，不断提出具备实践价值的理论，以此来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3.国外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引入。
国外心理学的发展较早，所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和体系，很多国际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组织开始到国内设立分支机构，以扩大其理论的影响力。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可以更多地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研究，逐渐提出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体系不够健全，在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明显不足，需要我国心理工作者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心理健康教育经验，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将心理健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同样加以重视，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督和政策评价等过程全面对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管理，推动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参考文献：
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企业参与；动机；障碍
美国企业素有积极参与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优良传统，根据一项相关调查数据的样本分析，约17万家企业成为美国职业教育项目“学校到工作”（school—to—work)学习项目的合作伙伴，25万多家企业为高中生或者社区学院的学生提供了职业教育实习活动。[1]
一、美国企业参与职教的动机
许多学者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ey)认为，企业参与职教主要基于三个动机：慈善动机(philanthropic)、个体动机(inpidual)和集体动机(coilective)；帕特丽夏·麦克尼尔(Patricia McNeil)等人将企业参与的动机划分为“经济动机”(financial incentivesl和“非经济动机”(nonfinancial incentives)。虽然这些学者的提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企业参与动机基本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公益服务
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欧洲企业参与青年培训项目具有相关的立法支持，而且各国政府还设立了相关的组织结构以使企业的参与得到明确的定位。美国没有此类制度建设，许多企业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参与青年培训项目的。多项研究表明，改善社区是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最重要原因。托马斯·贝利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企业将慈善原因作为参与的主要动机。在他所调查的企业中，将对社区公益作贡献作为主要参与动机的企业占26％，另有33％的企业表示，改善公共教育系统是其参与职教的最重要原
因。[2]
(二)建立公共关系
许多企业认为，与学校合作是巩固公共关系的一种隐性方式。在一项对参与合作教育项目的250家企业的研究中，53．2％的企业表示参与合作教育项目活动对改善其公共关系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31．6％表示具有比较大的作用。[3]另外，参与青年培训项目也能够使企业在业界获得良好声誉。例如，太平洋证券公司(Security Pacific Corporation)在12年的时间里与200多个加利福尼亚学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向4500多名学生提供了入门水平的工作培训机会，这使该公司在当地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使其与当地银行建立了一种积极的关系。[4]
(三)降低成本
许多企业将高中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教育与经济协会(Institute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的一项研究显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最普遍的动机是获得低成本的、短期的劳动力。因为雇佣学生比雇佣临时成人劳动力的成本低，学生通常会免费“实习”或者只要求低廉的按小时计算的报酬。[5]另外，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实习项目可降低企业招募员工的成本。企业招募一个工人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根据美国《培训杂志》（Training．Magazine)的分析，填补一个空缺位置的预计成本相当于该职位工人年工资的33％，[6]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做招聘广告、面试应聘者需要承担的费用、参加招聘工作人员的误工成本等。因此，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参加职业教育。
(四)招募员工
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项目是基于招募员工的目的，有的企业是为了招募短期或者兼职员工，有些企业是为了招募长期的、高质量的劳动力。
(1)招募临时工作人员。因为学生实习生通常是无偿的或者只需支付很低的工资，所以一些企业便安排实习生填补临时空缺岗位。托马斯·贝利的研究表明：10％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为了雇佣兼职的、短期的员工。[7](2)获得潜在的、长期的高质量劳动力。技能型劳动力的缺乏也使得一些企业将目光瞄向职业教育，因为许多学习职业科的学生具有成为高质量劳动力的潜在可能性，所以在托马斯·贝利的研究中，10％的企业表示其参与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长期的合格员工。[8]林恩(Lvnn)和威尔斯得(Willsde)通过调查发现，几乎50％的企业在学生结束职业教育实习项目之后便招募他们为正式员工。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0f Technology Assessment)所调查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表示，它们参与职业教育项目的主要原因是招募员工，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其自身进行潜在的投资。
二、美国企业参与职教的障碍
(一)培训成本的高昂
阻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参与成本问题。虽然节约成本是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参与职业教育需要负担的成本往往是惊人的，这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
启动成本。启动一项职业教育实习项目的成本从几百美元到几十万美元不等。一项研究显示，计划成本的数额波动幅度很大，简单项目的启动，如基本的计划和设备添置等所需的成本在l万～5万美元之间，而综合性强的项目的开发所需的成本则高达10万～20万美元。[9]当然，初期的启动成本是由学校、企业、中介组织共同分担，但是这依然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实施成本。事实上，实施职业教育实习项目的负担比实施员工培训项目的负担还要大，这是因为前者要求有导师指导、与学校课程结合等。培训费用对企业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即使在以完善的培训制度而著称的德国，一些较大的企业也发现进行学徒培训的开销几乎大到无法承受。戴特马·哈霍夫(Dietmar Harhoff)和托马斯·凯恩(Thomas Kane)发现，德国企业为每个学徒工支付的平均培训费用为9381美元。[10]“专门为学生设置的“青年学徒项目”的培训成本同样不低。而且，企业参加职教的培训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不断攀升。另外，培训费用也随着学生受培训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如戈德伯格(Goldberger)的研究数据显示，企业为第一年参加培训的学生所负担的平均成本为3500美元，为第二年参加项目的学生所负担的成本则上升为5200美元。[11]
(二)经济大环境的波动
在波动剧烈的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况。汉密尔顿(Hamilton)根据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状况恶劣时，几乎没有企业具有雇佣学生的资源和动机。[12]但是，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企业便会积极地提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因为市场的动态性使得企业难以提供长期的学生培训岗位。例如，西尔斯公司
(Sears)曾经承诺向其所在社区的学生提供综合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但是，公司重组及规模削减使得该公司无法完全履行此承诺，它最终只能向学生提供为期三周的课后工作实习项目。[13]
(三)相关法律规章的制约
美国联邦的、州的法律规章也是制约企业参与中等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主要因素之一。劳工部规定任何行业都不得雇佣18岁以下的学生，各州也出台了对青年工作时数进行限制的规章制度。如威斯康星州规定，16岁一17岁的学生在学习13的工作时数不能超过4个小时。为学生提供安全保险的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提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积极性，如45％的合作教育的负责人认为，为学生安排安全保险的要求是制约企业参与的主要原因。[14]有些企业指出，《职业安全和健康法》(0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OSHA)中的某些条款成为制约企业参与的因素。该法规定，规模在1 1人以上的企业都要做事故记录，事故频发的企业将会受到审查乃至罚款，因此，许多企业认为雇佣不成熟的、缺乏经验的青少年将会对企业的安全系数构成威胁，并增加企业被《职业安全和健康法》处罚的风险。[15]
(四)企业内部的阻力与信息的不对称
企业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实施的决策也会受其内部力量的影响。有时，企业的正式员工会对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参与学生产生怨恨心理，认为这些学生的低工资以及所接受的培训机会使他们受到威胁。另外，如果员工没有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支持，他们也会失去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兴趣。信息不对称也会制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缺乏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管理体制或者相关知识都会使企业缺乏参与的兴趣。因此，全国商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非常强调中介组织帮助企业建设青年学徒项目的重要性，乔
伊斯(Joyce)和伯恩(Byrne)认为中介组织提供的支持性工作应该包括：召集工作小组、管理项目、确定工作岗位、开发课程和制定管理结构。”[16]
三、美国政府吸引企业参与职教的策略
为了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各种策略，包括进行道德劝说、施加同行压力、激发企业的集体兴趣等，其中最重要的策略是政策支持以及通过中介组织吸纳企业的参与。
(一)政策支持
如上文所述，高昂的培训成本是制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州政府对症下药，制定相关法律规章为参与企业提供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包括直接的经济补偿政策（如课税免除等)以及间接的支持性政策(如减少企业管理参与学生的责任等)。
一些州向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企业提供课税免 (tax credit)政策。例如，密西根州制定的《密西根高中生注册学徒制课税扣除})(Michigan’s Registered Apprenticeship Tax Credi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分析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障碍，并制定了相关的资助政策。资助政策包括补偿参与企业培训高中生的成本——每位学生每年补偿2000美元。[17]州政府补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本的另一种形式是减少学生在工作场所受伤时企业应担负的经济责任。例如，夏威夷修订了《职业安全法》，以减少企业管理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学生应担负的责任。[18]
(二)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吸引企业参与
与制定支持性政策的手段相比，通过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吸引企业参与是一项更加有效的策略。从层次上来看，美国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层面的中介组织。此类中介组织一般是垂直设置，即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某一行业的联系，通常在地方层面和州层面有分支机构，如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基金会，包括3000个成员、850个商业协会、87个美国海外商会；二是地方层面的中介组织。此类中介组织一般呈水平状态设置，即在某一地区建立跨行业的教育一工作场所联系，如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California)的地方性组织“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Linking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EED)；三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中介组织是州层面的中介组织。州层面的中介组织试图将地方层面的和国家层面的中介组织联系起来，如美国最大的州层面的商业服务组织康涅狄格州工商业联合会
(Connecticut Busines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该联合会包括10000个成员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这些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便是采取各种策略在学校和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以帮助青年的发展。
1．发挥自身影响力吸引企业的参与
美国的民间组织非常发达，而且有些组织影响力巨大，所以一些中介组织便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例如，制造业职业生涯联盟(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areers Alliance)和全国零售业联合基金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Foundation)之类的组织实力雄厚，能够吸引大量地方层面的、州层面的、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在2000年，餐饮企业联合会(Hospitality Business Alliance)提出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所有50个州到2005年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目标之二便是每年吸引5000所学校、10万名学生、5万个工作场所、5万名工作导师参与职业教育培训。为了实现每个州参与的目标，2001年2月，餐饮企业联合会在20个州设立了基金会，并向这些基金会提供资料和理论培训。餐饮企业联合会做出承诺，将为促进州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长期努力。[19]
2．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及政府态度获取政策支持
随着企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企业“发言人”的行业协会也越来越懂得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态度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国家层面和州层面的中介组织主要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倡导能够满足其成员需求的公共政策和项目。例如，为了动员州和地方的会员，美国商会、全国制造企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l 0f Manufacturers)以及其他企业团体会固定参与华盛顿的立法和规章制定程序，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影响与教育和劳动力开发相关的政策制定，间接吸引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
3．制定行业标准吸引企业参与
行业技能标准通常是将企业和学校联系起来的中心环节，许多行业协会将行业技能标准作为建设教育课程、规划经济发展、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等方面的基础。旨在促进萨克拉曼多地区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地方性组织“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组织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合作学区的所有高中将该组织制定的技能标准纳入其职业生涯学院和职业路径，以此来指导课程开发。“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直接吸纳200家企业、间接吸纳1500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其中，有500多家企业提供与技能标准结合紧密的工作实习机会。另外，“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已经培训了60多名管理者管理、扩展这些工作实习项目，并向6000多名学生提供参与这些项目的机会。[20]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启示
校企合作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实施校企合作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责任的缺失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几年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与参与度都有极大地提高。如浙江省以“制造业大省”为依托，组建了服装、大港、商贸、金融四个省级职教集团．这些职教集团以一所高职院校为龙头，均有1个企业和3所中职学校参与。[21]但是总的来看，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现在多数企业还缺乏长期考虑，主动提出联合办学的企业较少，办学伙伴难以寻觅”。[22]此外，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一些行业协会、企业管理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商会、基金会、社区组织等已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许多行业协会已经开始逐渐介入职业教育。例如，广东省中山市拥有上百个各类区域性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通过与该市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技术开发、人才培养、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了当地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发展。[23]但是，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作用还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借鉴美国的经验，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问题：
(一)通过立法等手段吸引企业主动参与
尽管1996年我国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2002年教育部、国家经贸委、劳动保障部又联合发文，提出要充分依靠行业和企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其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还缺乏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意识和制度环境。由于职业教育投入周期长、见效慢，所以很多
企业认为参与职业教育只会增加成本、很难获得收益，从而不愿过多投入。同时，我国政府虽然提出了要求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却没有建立配套的机制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建立配套的政策机制，对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的积极参与。
(二)充分重视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秩序的形成，社会组织在公共社会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应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公平的外部环境，从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逐步向社会组织放权，把大量的服务性职能如调节、培训、监督、保护等功能交给社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构筑政府一社会组织一社会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公民和社会公益性组织的作用。就美国的经验来看，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同样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如吸引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技能标准等。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将会日渐彰显，因此，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政策环境以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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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过程管理
越来越多的高等职业院校通过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吸收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然而,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中外双方在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上有较大差异,中外双方难免产生各种纠纷或误会。如果不重视合作项目的过程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及时解决,项目管理的效率和教学质量就难以保证,势必影响项目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开展中外合作项目时,应建立与国外合作院校对应的项目管理与沟通机制、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提高管理人员的素养和能力、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以及坚持教学质量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高应对新问题的能力,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一、建立对应的项目管理与沟通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由中外双方共同组织实施的,因此,注重中外双方的沟通协调,加强项目的常态化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建立对应的项目管理与沟通机制,才能确保中外双方沟通顺畅,及时了解项目的实施状况,有效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高项目管理质量。下面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例说明。该院与澳大利亚霍姆斯格兰学院举办国际商务和会计两个高等专科学历教育项目已有9年的办学历史,目前两个项目进展顺利。
1.合作项目管理机制
2.与外方对应部门的沟通对接
中方外方
主管外事的副院长主管海外项目的副院长
外事办主任海外部经理
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商务中心主任
专业群主任国际商务和会计项目经理
教学秘书 商务经理和会计项目经理秘书
3.各管理部门职责
在合作项目管理中,外事办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学校与外方海外部经理就项目的发展、扩大、协议的修改和续签、师资培训、质量控制等重大问题,保持联络和沟通。
专业群主任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际交流学院与澳方的国际商务和会计项目经理就教学安排、教学质量、课程标准的落实、专业课教师的培训以及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沟通。
教学秘书的主要职责是保持与澳方的商务经理和会计项目经理秘书的联系,衔接澳方与中方教师的教学安排,做好学生成绩登记和新生入学建档等工作。
在管理中,如果教学秘书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她会立即向专业群主任反映,专业群主任经与分院领导协商,认为此事重大很难解决,可向外事办提出,外事办会出面与澳方海外部经理沟通,如果问题还得不到解决,双方需约定时间,放在学校领导层面解决。
二、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为项目管理提供政策支持
为了做好中澳合作项目的管理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国际交流学院和外事办公室,两个部门一套班子合署办公。国际交流学院负责合作项目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外事办公室主要对项目的开展提供政策指导。在日常管理中,中外双方主要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管理和安排合作项目,讨论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协商解决方案。中外双方还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合作项目的正常实施,合作项目的学生除了要遵守中方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外,还要根据合作项目的特点和要求遵守中外双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如,《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霍姆斯格兰学院学生手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法》、《中澳合作项目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双语教学管理规定》、《中澳合作项目教师手册》、《中澳合作项目教师评聘暂行规定》、《中澳合作项目教材审定制度》、《新生入学须知》、《新生入学协议书》、《中澳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例》和《中澳合作教育项目学生赴霍姆斯格兰学院深造奖学金评选办法》等文件和制度。这些制度的出台规范了项目管理,也为项目的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保障。
三、提高项目管理人员的素养和能力
1.严格挑选管理人员,要求管理人员不但有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2.选派管理人员到澳方进修学习,了解国外院校的管理制度和政策,与国外合作院校管理部门对流,提高管理能力。
3.邀请国外院校专家到学校举办培训班,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培训。
4.要求所有管理人员要不断学习和掌握合作院校的相关政策、质量标准和制度,在合作项目的运行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管理能力。
四、加强与学生沟通,确保项目管理政策和制度能及时、准确传达到学生,避免误解和新问题的发生
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把它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可以大大提高项目的运行质量。沟通问题主要表现在:外方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将相关管理制度或政策与中方管理人员沟通,中方管理人员对管理政策或制度的目的和要求理解不一致,没有考虑给学生留有充足的时间来理解和接受这些制度或政策。这样就对项目的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它会导致教师对项目不能正确理解,影响项目的教学质量,学生对项目的误解可能出现许多不该出现的问题,进而导致项目生源的流失。因此,加强中方管理部门、外方管理部门和学生三方之间的信息沟通,确保项目管理政策和制度能及时、准确传达到学生,对避免误解和新问题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在与学生的沟通中,我们把做好中外合作项目的始业教育看做是提高学生管理能力的关键,具体认识和做法如下:
中外合作项目的始业教育是学生入校后第一次正式了解项目的运作情况、特点和接受项目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对于学生尽快适应项目,培养学习兴趣,树立学习目标,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德智体各方面素养和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关重要。为此,要高度重视,合理安排,认真实施中澳合作项目的始业教育工作。
1.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
为了做好始业教育工作,中外合作项目管理部门要成立始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领导小组一般由国际交流学院院长任组长,成员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主管学生的副书记、外事办副主任、合作项目语言群主任和合作项目专业群主任组成。
国际交流学院院长职责:全面负责始业教育的工作,确定始业教育的目标和要求,协调处理始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始业教育高质量完成。主管教学的副院长职责:负责介绍中外合作项目教学管理规定和要求,落实始业教育相关任务。主管学生的副书记职责:负责介绍中外合作项目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落实始业教育相关任务。外事办副主任职责:负责介绍中外合作项目的管理规定和要求,落实始业教育相关任务。合作项目语言群主任职责:负责介绍英语语言的学习进程及学习特点,语言能力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合作项目专业群主任职责:负责介绍合作项目专业课的学习进程及学习特点,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学习对专业课的兴趣。
2.合理确定始业教育时间
中外合作项目对新生来说比较陌生,而且内容较多,不可能在集中的几天内了解和熟悉,因此,在确定始业教育的时间上,一定要合理安排。一般建议把入学的第一学期作为始业教育时间。
3.明确始业教育形式和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参加学校举办的始业教育讲座、学习学生手册和相关规章制度、参加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接受始业教育,课时数不低于50课时。
4.制定始业教育计划
要把始业教育工作做好,必须认真做好始业教育计划,它应包括,时间、内容、地点、形式、学时、组织者或主讲人等。
五、坚持教学过程管理是确保中外合作项目质量的关键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多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项目的实施和管理中,除了接受中方的学教管理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学质量和管理还要满足国外政府对项目的质量标准和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过程中,要高标准严要求,无论是教学质量、管理水平还是师资队伍都要严格按照中方和外方的质量标准执行,实质上,在实施外方质量标准的同时,也是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质量标准,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中方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实践证明,在我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九年中,项目的教学和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国际化师资队伍逐年壮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有了明显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率近几年一直保持在95%以上。
参考文献:
[1] 黄雪英,李永宁.高职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及其质量监控[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6).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评估策略；指标体系
2012年1月，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了《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Why Rural Matters 2011-2012）报告，通过5个分类指标和25个独立指标，全面描述并分析了美国50个州的农村教育状况。这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对外正式公布的第6份评估报告，其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科学的评估方法、先进的评估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评估背景
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进运动是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如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资金优先投入政策、农村教师援助项目等，但城乡教育不均衡至今仍是美国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自2000年以来，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连续了5份主题为《为何农村事关重大》的评估报告①，结果显示：一方面，随着美国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的经济、环境与人口状况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教育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政策制定者难以对农村教育状况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判断，现有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在此背景下，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的第6份农村教育评估报告《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在修改完善原有报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首次加入了纵向指标，加大“结果指标”（政策绩效指标和学生学业成就指标）比重，目的是全面描述美国50个州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现状和效果，揭示各州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挑战，帮助决策者更加科学地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方案，提升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1]。相对前5份报告，《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的评估体系更为成熟，研究方法也更为完善。该报告公布后立即引起了美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也为我们了解美国农村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政策绩效和评估策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分析蓝本。
二、评估策略
（一）指标的改进
《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报告共包括5个分类指标和25个独立指标。5个分类指标分别是：重要性指标（importance）、学生及家庭多元性指标（student and family diversity）、教育政策成效指标（policy outcomes）、学生学业成绩指标（educational outcomes）、纵向指标（longitudinal gauge）。相对于以往的评估报告，新报告的指标体系有了明显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分类指标方面，新加入了一组发展性指标，即“纵向指标”，并以此替代了先前指标体系中的“贫困度指标”。所谓纵向指标，就是强调相关核心指标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趋势，如农村学生人数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农村学生人数中所占比例的年度变化趋势等。从促进改善和发展的角度看，对某个指标进行比较时，将以往的成就水平作为参照系，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做法。加入纵向指标有利于观察各项教育指标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评测教育的发展情况和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
第二，在独立指标方面，加大了结果性指标的比重，增强评估结果对现实问题的驱动力。比如说，在新报告的“教育政策成效指标”分类指标下的独立指标就有一个重要的调整改变，即用“州财政收入发放到地方学校的一美元的衡量指数”替代了之前的“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差距”，减少了用性质单一的描述性指标来衡量政策的成效，而是用一美元的衡量指数将客观困难指标与主观政策成效指标结合起来，综合评价了教育经费政策的绩效。再比如，在“学生学业成绩指标”中，主要变化是，将之前采用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测评的数学、阅读的综合成绩，改为国家教育进步评价项目（NAEP）测评的四年级和八年级的数学、阅读分科成绩。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各州为迎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要求，降低各自的学业标准，从而造成全国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采用NAEP的分科成绩就是为了达到全国统一的学业标准，实现具有一定“学术内涵”的评估标准，以此衡量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此外，《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针对其他的指标也进行了诸多改进，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2]
（二）指标的计算与排名
1.独立指标的计算与排名
《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系列调查报告的一大亮点就是利用“权威数据”对所涉及的5个分类指标展开全景扫描。所谓“权威数据”，就是指各种渠道的官方统计数据，如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等机构的相关数据。第6份报告对5个分类指标所涉及的25个独立指标，以州为单位进行1～50范围内的全国排名，目的是为了显示在某一个点上各州的农村基础教育状况。以“小型学校占农村公立学校比例”指标的评测排名为例，该指标是为了反映农村学校中学生数低于美国所有学校平均学生数（537人）的学校比例，比例越大，排名越高，说明该州在小型学校问题方面面临的问题就越严重，越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2.分类指标的综合排名
为了将不同类别的各个独立指标的评估结果综合起来，呈现某一类评估指标下各州农村教育的状况，《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在完成同一类指标的5个独立指标的计算排名后，接着算出此5个独立指标排名的平均数，然后把得到的平均数以升序方式排列，得出各州在同一类指标评估的全国排名，目的是为了将其呈现在某一条线上，如在“农村学生及其家庭的多元性”这一条线上各州农村教育状况。排名越高，说明该州农村教育问题在相应方面面临的困难越大，政策成效就越小，或改善的状况就越差。以“教育重要性”指标为例，该指标的综合排名就是在计算了其涵盖的5个独立指标排名的平均数后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综合排名越高的州，表明在农村学生人数，小规模学校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就越大，政策改善的情况就越差，就需要投入更大的努力。[3]
3.教育优先度排名
优先度排名，即将5个分类指标的排名数继续平均，平均数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得出各州农村基础教育的全国综合排名。目的是为了全方位地呈现在整个面上各州农村教育的状况。排名越高，说明该州的农村教育状况越糟糕，就越需要优先考虑。例如，教育重要性和教育政策绩效，纵向比较3类指标的优先排名，依照程度高低分为“引起注意”“严重”“非常严重”“及其严重”4个程度。《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在把5个分类指标的综合排名分数平均后，得出最终的教育优先度排名情况，具体如表3所示。[4]
三、评估特点
（一）构建“条件—过程—结果”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
如前所述，《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系列评估报告的完成是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从最初的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来看，报告重点描述的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条件性指标和过程性指标，这样就会造成基于条件和过程指标的评估与基于结果的评估相脱离，削弱了评估结果对于问题改善和政策驱动的力度。《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在反思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指标体系的构建，加大了“结果性指标”的比重，将学生学业成绩指标和教育政策绩效指标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构建了“条件性指标—过程性指标—结果性指标”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换言之，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构建的是一种新的教育评估范式，其结果性指标既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涉及政策制定者能够控制且影响成绩的结构性因素[5]。这种评估体系的优点是：一方面，改善了以往评估报告只停留于简单的“数据汇总”和“信息公开”的层面，促使《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系列评估成为信息反馈、政策调整的策略和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加大结果性指标的比重，促使教育质量提升问题成为教育评估的主要内容，并使政府对各州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问责成为可能。
（二）形成“点”“线”“面”三维空间的评估模式
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基金会的农村教育指标体系不仅包括农村教育自身的指标，还包括涉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表明了该指标体系设计的全面性[6]。与此相应，《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在评估策略上形成了一种“点”“线”“面”的模式，即独立性指标排名、分类指标排名、教育优先度排名三维立体的评估方法。具体的实践策略是：首先展示25个独立指标的排名情况，说明各州在不同点上的教育情况；其次呈现5个分类指标的综合排名，反映各州在某一条线上的农村基础教育状况；最后将5个分类指标的排名数继续平均，在整个面上呈现各州农村教育的状况。这样做一方面是能够全方位体现评估对象的趋势和特征，避免传统评估以偏概全的不足；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农村教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依照各州情况的不同展现问题的具体层面和差异性，帮助相关利益主体清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工作的改进及政策的调整都有所裨益。
（三）体现绩效问责和质量改善的评估理念
《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三维空间的指标来全面反映美国各州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和产出，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农村教育质量提升。对于《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报告的评估，重要的不是提供信息，而是对信息的解释和后续的改进、运用，发挥信息对农村教育测评和改进的双重功能。《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11-2012）》不仅从以数据信息为基础展现了美国各州农村教育的状况，而且还对相关的各种数据以及不同州所面临的不同情况与挑战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方向与建议，体现了一种绩效问责的先进评估理念。因为如果评估的结果不能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后续的改善行动，那么为之投入的时间、金钱和努力都是不值得的[7]。作为政府对农村教育质量问责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农村学校与社区信托组织所体现出的先进的绩效理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 即《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00）》《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03）》《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05）》《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07）》《为何农村事关重大（2009）》。
参考文献：
[1][2][3][4]Rural School and Community Trust. Why Rural Matters 2011-12[EB/OL]. http：///wrm2011-12/WRM 2011-12.pdf，2012-10-31.
1教育公平与反向歧视的概念界定
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这里所说的“合理”是指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符合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和需要，并从两者的辨证关系出发来统一配置教育资源。包含三个层次：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反向歧视本是一种国际法上的概念，目前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特征包括：隐蔽性、非故意性、非直接性。现实生活中因照顾相对的弱势群体和少数人，反而造成了对相对优势群体和多数人的实质不公平。
2我国高考政策中的反向歧视及其问题
高考加分政策是指高考中的特长生加分政策，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例如教育部出台的2009年高考加分政策中，加分考生包括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及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以及烈士子女等。从上述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加分政策都保护了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不免有以下问题：
2.1起点不公平
“如果说高等教育中的公正是要确保那些处境最不利的人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自信感，那么就必须给弱势者增加机会，直到他们把我住机会为止。” 以1978年美国著名的贝克对加州大学董事会诉讼案为例：案例中被告加州大学为实行“反向歧视”而录取了学业成绩不如白人贝克的黑人学生且得到法院的认可。国家的加分政策是为了使处境不利的学生把握学习机会，增强其自身的自信感，但提供这样一种机会则意味着剥夺了某些更有才能的学生的机会。
2.2过程不公平
有些人把“反向歧视”看作是通过平等主义而实现公正的一种努力。实际上，加分政策常打着“平等主义”的旗号通过加分保护处于弱势的群体以实现所谓的教育公平，如用金钱购买不切实际的身份特征以取得额外加分或利用人际关系享有优先录取的机会等。这既浪费了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又限制了那些有能力的人取得更多的机会。
2.3结果不公平
效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及公平目的的实现有重要意义。在政策加分的体制下，部分学业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也被招收进入高校，导致学习过程中没有优势、学习机会错失、毕业率降低、就业率减少等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向歧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没有效率优势，没能促成社会成本的最小化，反而对强者或多数人的权利造成一定得不利影响。
3正确看待反向歧视，促进教育公平
3.1加强对反向歧视的认识
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从正面加强对反向歧视的宣传：使人们了解反向歧视是什么，作用和影响分别是什么。把它与教育公平联系起来并且支持高考加分政策。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动查阅相关条例，加强对反向歧视的了解，把握机会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例如通过各种渠道对目前高考中的加分政策可以加以阅读。
3.2实施过程中做到公正、公平
由于反向歧视具有隐蔽性，不论是设立者或是受屈者都很难认识到反向歧视的存在。“正义即公平”，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方面需具体确定哪些群体需要给予加分政策，避免反向歧视的产生。另一方面，政府要实现公开、公正的反向歧视实施过程。如将高考加分政策公布于众，加强相关部门对加分实施过程的监督，加强群众参与力度等。
3.3合理、有效利用平权措施
“平权措施”是基于弱势群体可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或为实现社会多元化而对他们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平权措施”一方面是调节各种利益的平衡器；另一方面，它也是为因政策而权利受损的少数人重新找回权利的调节器。因此，为避免反向歧视，首先要把握好平权措施的内在法律原理，以确立实施它的基本原则。其次，实践中要严格采取名额分配制度。
“……平等有助于托尼所谓的“逐步达到每个人的完美的状态。”在教育权利平等的前提下，设定一个法律底线，不让多数人蒙受“反向歧视”的不公正待遇，以化解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尽可能实现全体最大化的幸福，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 [本文转自DyLw.Net专业提供写作本科论文和中学教学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dYLw.NeT点击进入DyLw.NeT 第一 论 文网]
参考文献
[1] [法]卢梭.爱弥儿[M].商务印书馆，1991：260.
[2] 朱金华.教育公平 政策的角度[D].吉林大学，2005.
[3] 余海云.反向歧视[J].知识经济，2009（12）.
[4]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惠民 政策 困境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7.269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7-0242-02
近些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这些政策促进农业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却为农村计生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带来了阻碍。
1 惠民背景下农村计生政策困境
1.1 农业补偿政策对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惠民补偿政策，这些政策下达的目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民耕种的负担减轻，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国家的补偿政策主要有种子补贴、粮食收成补贴、农村医疗补贴以及农村低保补贴，这些补贴政策是对农民耕种的补偿，让农民在耕种中能够享受到国家的特殊待遇，改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多农民由于国家的惠民政策选择留在了农村继续耕种，因此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国家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改善农村面貌而言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些惠民政策在农村中得到了落实，但是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对于农村子女等问题没有提及，也就是说惠民政策针对的是全国的农村农民，对于农村多子女的家庭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不利于农村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因为惠民政策没有体现对独生子女家庭的额外优惠，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补偿政策其实造成了计生政策在农村中很难真正落实。
在农村拆迁方面，惠民政策同样对于超生户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他是按人头进行补贴。在实际生活中，农村家庭子女人口存在一定差异性，有的子女三、四个，一旦撤迁，则会得到非常之多的补偿费。而有的子女少，建房面积补偿不多。从两个情况的对比之中可以看见国家的惠民政策实际上非常不利于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因为惠民政策从侧面上是“鼓励”农民多生的，这样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思想自然会发生变化，国家的计生宣传教育对他们而言如同虚设。
1.2 子女惠民政策对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影响。农村子女惠民政策体现在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上。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对于农村子女来说国家对其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补偿是非常重要的。在二零零六年，国家在教育补偿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在这一年免除了农村子女义务教育的学杂费，这样一来可以降低农村父母抚养子女、教育子女的压力和成本。但是这个惠民政策仍然有其弊端所在，第一惠民政策的享受人群在划分上引起了争议。因为国家对农民子女实行补偿政策，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民抚养子女困难问题，所以其针对的对象是经济较困难的家庭，但是这样一来一些多生的家庭同样可以享受到国家的经济补贴，因此可以看出国家惠民政策对于超生的家庭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因为这些违背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家庭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国家对于子女的补贴。不仅如此，国家惠民政策针对经济困难的家庭，然而在农村经济较困难的家庭一般都是子女较多的超生家庭，这些家庭违法多生，但是却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因此可能会让群众出现这样的心理，超生的家庭还可以享受到一样的补助学费，违法多生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这对于计生政策的实施同样是非常不利的。
2 解决方案和措施
2.1 加大计划生育工作宣传力度。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有一个基本的前提，群众需要转变这种生育的观念，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真正的重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所以加大计划生育教育的宣传力度，最主要的目的是让群众认识到计生政策的重要性，抛弃以往的老旧思想，转变生育观念。在宣传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当地政府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是需要围绕着人展开的，所以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者需要能够在农村树立这种计划生育教育的意识。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开展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例如在农村定期举行活动，开展培训教育、贴标语等。这些方式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向广大的农民群众推广计生文化，让农民提高对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认识，并且增强其法律的意识和计生工作的觉悟性。除此之外，当地的政府需要加强计划生育的服务力度，这一点对于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开展而言非常的重要。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质量与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者的素质息息相关，所以要加强计划生育宣传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并且如果有条件还需要向外多引进一些技术型的人才，来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通过全面的贯彻计划生育内容，提高群众保健服务质量，能够防止农民群众出现多生超生的情况。
2.2 明确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指导思想。明确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希望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者能够对工作有一个全新且全面的认识，认识到人口的问题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要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因为这是完善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个重要举措。在日常的工作中，如果发现有的群众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者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宣传，对于不合理的宣传目标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这样才能够做到以人为本，创新工作。另外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资金上的投入，用物质来保障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
3 结束语
总之，在惠民的背景之下，计生宣传教育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因此国家在实施惠民政策的时候不能完全没有原则，应该具有针对性的实施，对于计生户家庭应该加大优惠力度，这样才能利于计生宣传教育工作开展。
参考文献
[1] 姚庐琴.基层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探讨[J].健康必读（下旬刊），2010（6）
一、组织管理
㈠卫生局牵头，由妇联、计生有关人员组成“健康教育和母婴爱心救助专项工作组”，负责全县健康教育和母婴爱心救助的实施和指导。
㈡乡镇根据健康教育宣传工作计划，结合实际制定本乡镇健康教育工作方案，组织实施。
二、健康教育目标
㈠县、乡、村三级项目管理及业务人员降消项目相关政策和知识培训率达100%；
㈡村干部、村保健员对降消项目相关政策的知晓率达100%；
㈢孕产妇对降消相关政策及其孕产期保健知识的知晓率达100%；
㈣乡村医生、村保健员对孕产妇保健等相关业务知识的掌握率达90%以上。
三、健康教育宣传对象
㈠全体孕产妇及家庭成员；
㈡乡、村干部；
㈢乡、村计生专干；
㈣县乡村保健员；
㈤乡村医生。
四、健康教育宣传主要内容
㈠降消项目的目的、意义，原则、要求，方法、措施；
㈡定期产前检查、早期发现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等孕产期保健知识；
㈢孕产期危险因素筛查；
㈣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预防感染；
㈤合理营养；
㈥住院分娩政策、鼓励住院分娩的优惠措施，打击非法接生；
㈦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的运行；
㈧预防新生儿破伤风；
㈨产后访视、母乳喂养和辅食添加。
五、健康教育宣传策略
重点推行“以妇女为核心，医疗保健机构、家庭为最佳场所”的面对面健康教育模式。
㈠实行以会代训。
由各乡镇具体组织村妇代会主任、计生专干、村医的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妇幼保健知识，承担村级妇幼保健工作任务。
㈡实施“五个一”工程
举办一期健康教育培训班，开展一次健康教育活动，发放一次健康教育宣传资料，开辟一个网上降消宣传专栏，设置一条政策解释热线。结合电视、广播、墙报及进村入户宣等多种形式，构建以“降消”知识为纽带，融合宫颈癌早诊早治、结核及艾滋病防治、合作医疗政策宣传等知识的宣教大课堂。
㈢开办孕妇学校
在开展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开办孕妇学校，进行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教育，向乡村干部、孕妇及家庭成员发放宣传资料，广泛宣传住院分娩的好处。
㈣设置宣传栏，刷写宣传标语
县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每季度,村卫生室每年办一期宣传专栏，宣传项目相关政策及孕产期保健知识等。县妇幼保健院积累工作进程的图文资料，提供健康宣传画稿或宣传栏张贴图片。每个乡镇刷写3条以上的固定标语（蓝底白字，每个字60cm×60cm以上），宣传降消项目、农村合作医疗和艾滋病、结核防治知识。每个村刷写2条以上标语，宣传降消项目和艾滋病、结核防治知识。
㈤开办专题栏目
县广播电视台利用广播电视，采用开办专题栏目、飞播字幕等形式加强降消项目宣传，适时报道全县降消项目进展情况。县卫生局利用卫生局网站开设专题栏目进行宣传教育。
㈥开展面对面宣传
乡镇卫生院月会组织所辖村干、妇女主任、妇幼专干进行面对面宣传；村级保健人员全年对所有孕产妇进行一次面对面宣传，同时填写《农村孕产妇访谈表》。
关键词: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研究和建立各级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是“十二五”规划及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及阶段性的重点任务,要求立足于国家层面,从各级教育的特点出发,综合考虑教育过程、结果及环境支撑,全面考量宏观、中观、微观的教育质量。这既不是一项单纯的理论研究工作,也不是要系统地推导出一个涉及众多方面的质量概念框架,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应我国国情和教情的教育质量指标(不能仅为若干刚性数量指标),科学确定其基本标准和体现分类指导的发展标准。同时,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建设需要国家相关的政策体系加以支撑,需要通过完善相应的监测、诊断、评价、预警及其信息体系,建立并逐步形成支撑、保障长效机制,以发挥其提升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和推动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功能。
一、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的相关举措
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有其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就国家层面而言,作为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人口大国,要与其影响力及国际地位相适应,我国在教育发展方面也应该制定一些先进的指标,贡献给国际社会,从而对全球的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我国展示软实力的重要机遇。对于研究建立教育质量指标及其标准,一些国际机构、发达国家或地区既有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实践经验,既有指标、标准体系,也有落实指标标准的对策举措。
1、OECD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OECD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以经济学的“输入—输出”模式为基础,形成了背景(Context)—投入(Input)—过程(Process)—产出(Product)的分析模式,简称CIPP模式。具体而言,OECD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是从教育背景、教育投入、教育过程、教育产出四个维度展开统计和描述的,并且在每个纬度上,都是既重视数量的统计又重视质量的指标,在教育产出上尤其重视质量指标。具体而言,OECD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题:A类指标,主要是教育背景方面,反映教育的人口、经济及社会背景。B类指标,主要是教育财政与人力投入方面,反映政府对教育合理、有效的投资目的。C类指标,主要是公民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参与及教育进步等,反映教育的全民参与性,以及教育的平等性。D类指标,主要是学习环境及学校组织,反映教育政策对教育实施过程及内部组织的影响力。E类指标,主要是教育的个人、社会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等,反映教育与个人的发展关系,体现教育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贡献。F类指标,主要是学生的学业成就,反映教育的内部效益。
此外,OECD持续推进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就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一种实践。作为OECD的成员国,美国已经连续实施完成四轮PISA,同时,我国教育部及部分省市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参加国际性的测评,如教育部考试中心参加了PISA2006试测,上海参加了PISA2009。
2、美国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EAP)
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EAP),是由美国测试且在全美范围内统一实施的教育测评方式,是目前美国国内惟一连续的、长期的中小学生学业成绩测量体系。NEAP每两年实施一次,在全美和各州范围对小学和中学的关键年级(包括4年级、8年级、 12年级)进行教育评估,其主要目的是以各个学科的课程纲要为基础,参照全国范围建立的学生成绩标准(分为三个级别:基础、熟练、高级),反映美国学生必需掌握的有关知识和技能,并要求学生在不同的年级对这些学科都有深入的理解。NEAP的主要测试领域是阅读和数学测试,这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测试。此外,有的州和地区还定期对写作、科学、历史、地理、公民学、外语、艺术等学科进行测试。其实施的首要目标是向美国公众报告中小学的教育状况,促进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业成就的不断提高。
3、其他机构、国家的相关举措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05-2014)》中强调,有质量的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把提高教育质量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另外,早在上世纪末,欧盟在提升教育质量方面的合作就已经启动,如欧洲101所中学推行的学校教育质量评价的试验计划。2000年,欧盟还提出了涉及16项教育质量指标的《欧洲学校教育质量报告》,这16项指标分别包括在教育成就(7项)、成功与转换(3项)、学校教育的监督(2项)、资源与结构(4项)四个领域内。2007年,欧盟又提出了“实现教育培训目标,建设连贯管理过程的指标、基准框架”,持续关注和推进教育质量指标建设。
此外,不少国家也颁布了关于教育质量的一些指标,如:英国的《学校督导大纲》和《地方教育局督导大纲》;日本各级教育的学习指导要领;俄罗斯的普通教育国家标准和教育督导指标体系(对学校办学条件的要求细致入微,甚至规定了黑板和体育馆地面的照明标准)。
二、我国教育质量标准建设存在的问题
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研究设计是一个不断实践探索和逐步完善的复杂过程,如果没有相关的政策加以落实,就难以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因此,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建设需要国家相关的政策加以支撑,在指标、标准研究的同时,需要同步研究和建设相关的政策以监测评估体制和工作推进机制。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质量标准的政策文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质量提高的“瓶颈”。
1、国家层面没有明确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教育质量标准不完善导致相关教育政策的现状是,国家层面没有形成明确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具体而言,现有的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标准不明确、不规范,没有具体详细的标准,相关的一些教育发展指标较为笼统,只是简单地按照一定的类别进行数据统计,缺乏细致的描述,这致使各地、各学科、各学段在实施教育质量管理过程中各行其是,没有统一的依据可循。
2、现有教育质量标准的政策相关性较弱
政策相关性是建设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指导原则,教育质量标准的确定与变化都应该与具体时期教育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然而,我国现有教育质量标准的政策相关性较弱,一方面,教育质量标准的内容陈旧,一旦成文后就很少再做修改,不能及时地根据政策的变化而做改进,致使这些标准的时效性低、创新点少,从而难以引起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缺乏政策敏感性,一些重要的教育政策出台后,教育质量标准难以及时从中汲取有用的养分,甚至缺乏与政策同步的意识。
3、教育信息的采集科学性不足
我国现有的教育统计信息主要是通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固定的时间逐层统计上报得来的,这种统计方法过于偏重数量,却无法更多得涉及到质量方面。这与我国的教育现状是息息相关的,由于我国各类学校数量多,城乡差距大,质量监测对象为数众多,教育质量标准所需数据的采集难度较大,建立教育质量标准面临的难题很多,这就造成了现有教育质量标准政策文本的数据来源的有效性不高,教育信息的采集缺乏科学性,从而难以形成科学的、有效的教育政策文本。
4、现有教育质量标准过于传统,与国际标准不能完全接轨
我国教育质量标准的指标设置目前采用的还是我国传统的指标项目,未能借鉴和采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关于国际教育标准的分类方法,因而无法实现与国际标准的完整对接,也就无法与国际标准进行全面准确的比较。因而,国际标准中一些先进的指标体系难以贯穿到我国现有的教育质量标准中,传统的教育质量标准跟不上时展的步伐,自然难以起到其对教育发展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三、完善教育质量标准建设的建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套科学规范、符合实际、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标准体系。因此,加强教育质量标准建设,完善教育质量标准政策迫在眉睫。需要设立国家层面的教育质量标准的指标体系,通过监测发展、评价达成度、预警发展态势、分析诊断原因,形成综合判断,从而对各地教育改革和发展发挥“标杆”性指挥棒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推进和保障机制,推动教育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明确教育质量标准政策制定的主体,形成政策体系
【关键词】华文教育；东南亚；国际经验；合作交流
华文教育是中国语言文化推广的一个举措。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各国根据本国的华侨华人也相应的出台了一些关于华文教育的政策，了解这些国家的华文教育政策，分析各国对华文教育的态度，对我国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推动我国与其他国家华文教育交流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世界高等教育正呈现日益国际化的趋势，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1]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国际汉语学习需求出现增长势头，这为汉语走向世界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也为高校对外拓展提供了机遇。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力度，高校凭借其自身学科、师资等优势成为了系列计划和实施项目的重要承办部门。一些高校以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为突破口，早已迈开了向外拓展的步伐，而东南亚成为其拓展的主要地区之一。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华侨华人居住最为密集的地方，具有开展汉语传播的得天独厚的特有优势。笔者认为，中国高校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必须借鉴东南亚华侨华人教育政策的经验，这样才能看清形势，发展华文教育合作交流事业。
一、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经验
（一）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教育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各国中保留华文小学、华文中学教育体系的国家，华文教育政策比较宽松，但是同化目的非常明显。其语言文化与教育政策始终贯彻“最终目标”，即国家最终只保留国民学校，以马来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这种同化趋势在2000年以来的政策中有突出的表现，如实行“宏愿学校计划”、小学用英文授课、强化“国小教华文”等举措。[2]可以说，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教育是多源流教育日渐同化。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教育
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虽然近年来政府进行“华语推广运动”并修改华文课程纲要，但其华文学校已不存在。1999年，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母语在构成本国价值观、根源和认同感方面的重要性，把华文教育分作三个层次：培养华文文化精英的华文课程、普通华文课程、强调读写能力的华文课程，以激励学生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水平。2004年政府进一步修正母语政策，对华文课程进行全面改善，并设立华文教育的特选小学，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3]可以说，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教育是分层次的华文教育。
（三）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华侨华人教育
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正朝着公开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政府“致力于使中文与英文和日文具有同等的地位”，采取措施提升华文教育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地位：教育部成立华文教育协调处，与印尼全国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合秘书处加强合作，在全国推广华文华语教育；把学习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国际性的华文学术交流提高本国华文教育质量。[4]同时，政府加强与中国在华文教育方面的合作，如联合举办汉语水平考试、恢复“印尼华文教师在中国的培训计划”等。
泰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放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允许各个华文民校从幼儿园到中学连续办学；允许各华校利用课余时间增加课时教授华文；允许华校直接从中国聘请教师来校教授华文；允许各年级学生选修华文；华文可以作为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的科目。2008年泰国将汉语课程全面纳入泰国2000所中小学，使中文与英文“平起平坐”。[5]
菲律宾的华校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政府对华校没有经费补助。2001年，为鼓励华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政府要求高等教育委员会将华语，特别是普通话列入菲律宾各大学外语教学的选修科目。总的来说，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华侨华人教育是融入主流的教育。
（四）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华侨华人教育
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四个国家的华文教育近些年来也有所好转，但政府不予支持，经费由华社筹集。华校主要是补习性的半日制学校，不能同当地国民教育接轨，因此华校的发展得不到一定的保障和支撑。近年来，这几个国家在引进师资、编写教材、选送华文教师接受中国高校的汉语函授教育等方面作出许多努力。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阻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速度及规模。[6]总的来说，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华侨华人教育是在困境中前进的。
综上所述，东南亚各国务实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促进了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但是，各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放宽是有限度的。首先，东南亚各国教育同化的总体方针没有改变，随着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民族团结，并致力于本国主流文化的教育，都不同程度地从经费和政策方面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均如此。其次，各国对华文教育采取“本土化”政策，将华语作为第二或第三语言进行教授，提高了华语的地位。但政府的本意是弱化华语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功能，希望最终能够将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如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归国家教育司管辖。[7]最后，各国的华文教育普遍强调华文的商业价值和应用价值，其背后牵涉到各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这种功利性目的促使了华文教育的繁荣，但不容忽视的是，一旦政治、经济等形势发生变化，华文教育的政策也会随之波动。[8]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开展华文教育的启示
华文教育起源于东南亚华人社会，虽历经坎坷，东南亚华人华侨学习中华语言，传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时至今日，华文教育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教学对象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同地域的华文教育各具特点。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进行了不同领域的研究，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形势政策以及对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都有各自的特点，而总体上看基本都经历过“从华文教育创建到衰退再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华文教育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而发展，时而受到压制，甚至遭受到停办。[9]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华文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东南亚国家也对华文教育采取了积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可以说，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10]华文教育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华文教育前景乐观，尽管华文教育前景乐观，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有研究者认为目前华文教育的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面临众多挑战，例如：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政策问题，东南亚华人存在的民族认同感问题，经费、师资、教材问题等等。[11]还有的研究者提出，由于不同国家的华文教育具有各自的特征，他们的困境和面对的挑战也有所差异。也有的研究者分析了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今后的发展趋势：第一，华文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第二，华文教育将继续深化改革；第三，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12]
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政策后，可以发现：东南亚华文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华文教育政策和文献资料对开展我国华文教育交流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中国在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华文教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要提高汉语国际推广效率，就要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由于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华侨华人居住最为密集的地方，具有开展汉语传播的得天独厚的特有优势。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云南省，由于云南省的地缘优势和亲缘优势（云南省六个地州市与东南亚国家直接接壤，东南亚华人华侨中云南籍的人数占有大量的比重）。笔者认为，借鉴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相关政策，云南高校可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
云南高校开展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合作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首先，云南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具有一定的优势，云南省是重要的边疆省份，目前云南省又在建设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围绕这一战略，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次，根据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政策可以看出：华文教育对外合作市场前景较好。云南省与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有浓厚的亲缘关系，交通便利，留学成本相对低廉，合作前景广阔。再次，东南亚国家开展华文教育的历史悠久，各国华文教育水平较高，都出台了各国的华文教育政策。最后，由于云南省的地缘和亲缘优势、云南高校良好的教育资源优势，开展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可以推动云南教育“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可以提升云南省高校在东南亚国家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可以大力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和云南民族文化，进一步增强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云南籍的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对家乡的感情；可以加强与东南亚侨胞和侨团的联系，增进云南高校与东南亚友好合作等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国特别是云南省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合作交流。
结 语
从推动华文教育发展，促进自身对外拓展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云南高校有必要认真研究东南亚华文教育政策，探讨推进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策略。这对于云南高校的对外开拓，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维系华侨华人与祖籍国联系的纽带，寻求更切合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需要的高校教育输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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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政策；效度；监测与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董天鹅（1981-），女，山西平遥人，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度研究”（12YJA880160），主持人：张社字；2010年度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102400430077），主持人：刘秋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献标识码：1001-7518（2013）01-0068-04
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三驾马车”共同推进，即先进的教育理念、完善的教育政策和有效的教育制度，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教育政策作为教育理念和教育实施的中介，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颁布实施的重要职业教育政策已有200多项，一方面，呈现出政策文本繁荣的现象，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实践却困难重重，即职业教育政策结果与理论目标产生偏离，这种落差不禁让人们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度产生了怀疑。相比而言，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通过实施监测与评价来调整并完善政策、提高政策成效，监测与评价已经成为教育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环节的缺失，正是严重影响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绩效目标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立有效的、规范的、系统的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体系，是提高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效度的关键环节。
一、概念界定
（一）效度
效度（Validity）是教育测量学概念，即有效性，是指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职业教育是促进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在职业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不管是职业教育法规、还是职业教育决定等都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关键问题在于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因此，职业教育政策效度就是党和国家制定的职业教育方针、法律法规以及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等各项行动指南的实践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符合程度。
（二）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
1.职业教育政策监测。监测是指在政策的实施与开展过程中，政策实施机构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有关政策的进展、政策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等信息的过程。通过收集有关指标的变化信息，帮助决策者对政策的动态了解，追踪政策的实施情况，资源的分配情况和目标的达成情况等。监测主要回答以下六个问题：（1）政策是否按照计划实施与推行？（2）政策的投入是否很好地瞄准了目标人群？（3）事先计划的产出是否有效完成？（4）实践结果是否与政策预期目标持续相关？（5）在实施政策结果的过程中，我们面对哪些问题、风险以及挑战？（6）针对政策执行中的变化，需要作出哪些决策调整？[1]职业教育政策监测就是决策机构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收集和分析信息，通过比较实际效果和预期目标，监督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促进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
2.职业教育政策评价。评价是对政策的设计、执行和结果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目的是要确定政策是否对其受益者带来了预期效果，具体是如何产生这些效果的，实施效率如何，以及项目的可持续性如何。主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政策结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2）政策实施对目标人群的具体贡献是什么？（3）如何改善政策的实施结果？（4）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什么经验或教训？[2]职业教育政策评价就是决策机构对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结束后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总结，以评价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效果。
从以上解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监测与评价密不可分，监测为评价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数据，评价则对监测信息进行价值判断，但同时，监测与评价在分析问题的深度、内容、目标等方面又有着本质区别。监测回答的是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是描述性的，而评价回答的是预期目标的实现情况，是因果关系。在一个完整的教育政策生命周期中，监测与评价两者缺一不可。
二、职业教育政策效度分析
孟卫青在《教育政策分析的三维模式》中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即价值分析、内容分析、过程分析[3]。本文试从以上三方面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效度低下的现状。
（一）职业教育政策价值效度分析
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主要回答“教育政策处理各种有冲突的教育利益诉求，或者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所遵循的价值准则是什么”[4]这一问题，即决策主体在制定教育政策时的价值取向。而教育决策主体的价值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共分为元价值、隐价值和显价值三种[5]。元价值就是超越一切价值的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隐价值是决策主体真实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往往会左右教育政策的执行；显价值是公开的、显露明显的价值。对于职业教育来讲，其元价值即为本体性价值，发展职业教育可以促进教育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消除贫穷防止社会失调，这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遵循的价值观；隐价值实际上就是工具性价值，即政府通过职业教育短期内培养大量技术人才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从实践角度，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二流教育”，周期长成本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会将其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隐价值必然受到影响；同时，职业教育作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表现出显价值，一方面，教育相关部门必定颁布大量的政策文本，但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经费投入、就业制度等方面互相推卸责任。因此，在职业教育政策价值领域，为了追求效率、经济利益而忽视公平、人本发展，即重工具价值轻本体价值，而规避责任又扭曲了职业教育政策的显价值，出现了明显的价值冲突。
（二）职业教育政策内容效度分析
教育政策的内容效度分析是将政策视为一种规范性文件或行动准则，对政策文本和背景、原因和结果进行分析[6]。在职业教育领域，由于理论主体的不成熟和信息的不充分，职业教育政策内容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较低。因此，职业教育政策内容的效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如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关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职教育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7]。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职业教育政策中，人才培养目标表述笼统，在文化和技能方面没有更加细化的指标，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也不明显。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途径方面，校企合作方式规定模糊，没有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最重要由于政府角色缺失而难以保证校企合作的正常运转。同时，经过仔细核查，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职业教育政策逻辑性差，关联度不高，甚至有很多内容交叉重复。因此，职业教育政策内容在很多方面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甚至有些地方会相冲突相矛盾。
（三）职业教育政策过程效度分析
教育政策过程分析主要回答“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教育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如何执行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从选择政策问题到政策终结共七个阶段[8]。在这些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低效度问题：
首先，职业教育政策目标不明确，在多数职业教育法律条文中，目标多属于“宣言式”表述，只是做了原则性规范，不管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操作性都很差，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其次，职业教育政策实施方案缺乏科学性，决策者在界定政策问题后，紧接着要选择政策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确定必须根据我国职业教育自身特点，而我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实地调研，仅仅照搬西方国家优秀经验，而且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殊教育类型，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没有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团体的意见，科学性严重不足。
第三，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效力不高，美国政策学家艾利森称：“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9]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度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跟主要的取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政效力问题，但由于职业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因此，职业教育政策不但执行不力，反而还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最后，职业教育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由于我国政策制定机构和评估组织合二为一，因此，我国的政策评估形同虚设，决策者在制定评估指标时只会注重外在成绩，互相攀比政绩，难以保证评估的真正价值。
三、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体系构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缺少监测与评价，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价值效度、内容效度和过程效度低下的现象。因此，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有效实施监测和评价是中国教育政策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监测是评价的基础、前提，选择有效的职业教育政策监测模式将是建构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关键所在。
（一）职业教育政策监测模式选择
传统的职业教育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采取的是线性模式（如图1），即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一次性的，政策执行即意味着政策制定的结束，往往是单向的，在政策的每一个环节没有及时的反馈与调整，不重视教育实践对教育政策本身的完善，缺乏连续监测，当然也就不免会出现低效度的问题。而世界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的是周期循环模式（如图2），螺旋上升的，即从甄别政策问题到形成方案再到政策过程都会纳入监测范围之内，监测会涉及到政策的每个环节、每项内容，它可以连续性地收集信息和反馈信息，给政策制定者、实施者提供决策依据。
图1 线性模式
图2 循环模式
（二）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体系构建
1.根据监测与评价目标确定指标体系。为了有效地实现职业教育政策的预期目标，不仅需要制定完善的政策执行计划，更重要的是严格执行计划。为了系统地测量与记录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具体信息，需要首先确定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指标是由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可信性、可跟踪性及时效性的指标构成的。根据指标测量的用途，可将监测指标分为投入性指标、产出指标和结果指标[10]。投入指标主要是考察政策实施过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是否按照预期规划分配；产出指标主要是考察政策投入对政策覆盖对象所产生的直接变化如福利等，即用来测量用于政策特定目标群体的资源是否落实到位；结果目标主要考察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即分析政策对目标群体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政策目标的达成情况。其中，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属于中间指标，结果指标属于终期指标。中间指标测量的仅是政策的干预情况，是与政策实施息息相关的，而终期目标与政策目标有关，是用来测量政策目标的达成情况的。通过上述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比较精确地监测政策活动，获取大量政策执行情况的数据，为评价政策效果奠定基础。
2.选择恰当的评价模式。目前，国内外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教育政策评价模式，主要有参与式评价、逻辑框架法、成本效益分析等模式。参与式评价是通过充分考虑相关人员的广泛参与，促进其对教育政策的认同感，提高其自我决策和发展能力，这种方法强调群众基础，能确保获取资料的真实性，但群众意见往往存在分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统一；逻辑框架法的基本假设是所有政策活动的投入、产出、目标等都能通过一定的方法量化，在使用该方法时，首先需要设计逻辑框架表，评价人员填入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通过与预期目标对比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但对指标设计要求非常高；成本效益分析是通过评价政策的成本和效益，来确定其评价效率问题的，这种方法可以对政策进行标准化评价，数据易得，但不能评价单一方案，只能同时比较两个或多个方案。每种方法各有所长，决策机构可以根据评价目标、经费限制、时间要求等作出选择，或将多种方法有机结合。
3.监测与评价资料的收集。对每一个监测指标而言都需要有精确的信息来源。相关政策监测信息主要有两个获取途径：
第一，二手资料，即相关部门或单位已收集好的资料，如教育统计年鉴、政府机构的报告和数据库。这种方式相对比较容易，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对较小，而且在信息统计过程中，有很多数据不是单个研究者调研所能获得的，但二手资料的针对性、时效性、客观性有待于进一步评估；
第二，实地调研，是监测资料获取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这个环节可以为监测提供数据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科学抽样，根据监测目标选择代表性样本，然后进行质性与量化分析，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可以起到互补作用，质性分析方法适合研究比较复杂或者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样本选择不宜选择过多；量化分析方法可以将问题数量化，结论准确，但不适用于复杂问题，因此，实际调研中应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扬长避短。
4.监测与评价报告撰写。这一环节是整个职业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体系的落脚点，是对监测与评价的结果进行总结反馈的阶段，也是对工作人员技术要求最高的一个阶段。首先，对监测与评价资料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归类整理并存档，以备政策调整的需要；其次，绩效监测与评价，它的基本假设是职业教育政策可以产生预期结果，根据政策预期设计方案，这些结果指标是可以测量的，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测量来衡量政策绩效。通过绩效监测与评价，可以明确哪些活动已经正常展开，哪些没有按照计划展开，预期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哪些地方做得好或者不好及其原因分析，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帮助决策者调整政策的管理措施。因此，要确保绩效监测与评价在政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效果，还必须要设计一个学习和反馈系统，如通过绩效监测定期监测信息；最后，撰写监测与评价报告呈现结论，注意提出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未后续的政策实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以达到政策实施的方向、合理利用及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和效益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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