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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18日，状元出身的南通大实业家张謇抵达北京，就任工商、农林两部总长，不久工商、农林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张謇即任农商总长，从而使他获得了推行自己改革思想和主张的机会，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三、制定法规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986年6月28日“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64页）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每一个措施都牵动成百万成千万人，所以每一个措施都要慎重、稳妥。要加深改革，步子要放快，但也要一步一步地走。（1987年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一行时谈到）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
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诬蔑我们“不要民主”，实际上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西方议会”那一套，目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民主之外，而由他们少数“精英”来统治。我们批判他们这些谬论，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90年3月同志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
：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2007年10月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在耶鲁大学斯普拉格礼堂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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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改革就已不能只停留在经济领域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旧休制，并预言这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将从个别领域推进到所有的领域。所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必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更加完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待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同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后作出的重要决策。任何社会的政治制度都要经历一个不断改革、逐步完善的过程。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都实行过各种各样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它从确立到完善必然也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同时这种根本政治制度又需要各项具体制度即一定的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政治体制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反之，就会受到影响甚至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实践，特别是“”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必须兴利除弊，加以改革。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在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加以科学区分的基础上，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指也，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决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下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从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党的十五大强调要继续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民展，阻碍现代化的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国在家村经济体制改革时，废除政社合一的制度，设立乡政权；在企业改革时，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机构职能，等等，都证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必要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应该同时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发展民主、加强法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等任务比以往更为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一切，迫切要求我们下大力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以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从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
第一，健全民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贪污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侨务政策。进一步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逐步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同时，要扩大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坚决防止和纠正基层一些地方压制民主、强迫命令等错误行为。
第二，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要依法行政，衽热潮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要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审叛制度和检察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还要加强执法司法队伍建设，扎扎实实搞好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工作，培养一支忠于职守、严格执法、无私奉献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第三，推进机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政治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民展社会中介组织。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识大体、顾大局、严守政务纪律，服从改革需要，同心协力，保证机构改革的顺利实施。
第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第五，维护安定团结。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区别不同的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同时搞好社会治安，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发展，是党中央为全面实现跨世纪战略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虽两项改革都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但我们必须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得到不断修订与完善。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三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宪法发展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苏联剧变后，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彻底否定过去的激进改革之路，这一道路充满艰辛和挑战。
1.浪漫主义时期（1992—1993）。苏联剧变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权力和责任，走上了独立之路，正式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在政治上，俄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俄抛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快速地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幻想彻底消除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建立民主、稳定、高效的政治制度，实现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俄当局宣称，到1992年秋，将取得经济稳定、市场供应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效果。但结果恰恰相反，政治斗争混乱无序，街头冲突延绵不断，流血事件时有发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经济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急剧下降，宣告了当局美妙诺言的破产。
2.现实主义时期（1994—1998）。在严峻的形势下，从1994年开始，俄不得不对改革内容和改革方式作了适当调整。在政治上，建立超级总统制，加强中央权力，削弱议会和地方权力，严格规范政党、社团、个人等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使俄政治沿着威权政治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放弃“休克疗法”，采用非货币主义方法，即刺激生产、加强结构改革和投资的方针，以制止生产下降。因此在这一时期，俄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行合理与适度强硬的财政政策，稳定财政状况，逐步减缓通货膨胀的速度，以渐进方式推行经济改革，注重社会保障；减轻改革给居民带来的负担和痛苦，调整私有化政策，使之真正成为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结构转变的“催化剂”，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经济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这一积极的调整使俄经济步入萧条性稳定阶段。但是由于俄罗斯受到来自西方和激进派的强大压力，使得调整比较缓慢，加上俄经济结构畸形、投资资金不足、金融基础脆弱等因素的存在，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俄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再度受到沉重打击，延缓了经济恢复的步伐，并再度波及到政治，导致总理频频更换，政局动荡。
3.稳定发展时期（1999—）。自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并于2000年当选总统以来，他在基本遵守现有的民主秩序的前提下继续实行“软专制”，以铁的手腕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加强宏观调控，扶持民族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导俄罗斯走一条既不盲目信奉自由主义、也不重新推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俄政治基本步入文明、法治的轨道，政局进入改革以来最为稳定的时期。同时经济也在改革以来首次连续增长，1999年俄GDP 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0％，2002年增长4.2％。当然目前俄的经济增长尚缺乏牢固和稳定的基础。
总览俄罗斯的改革，它具有以下特点。1、强制性。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叶利钦等少数民主派人士夺取最高领导权后，强行引入西方模式，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的。2、根本性。俄罗斯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化，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局部性的，而带有全局性，不是量变，而是质变。3、激进性。与有些国家的渐进的、缓慢的变化相比较，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体制是急骤的、快速的转变。在这场转变中，俄对过去进行了全盘否定，而对西方模式照抄照搬，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激进色彩。
不可否认，俄罗斯的改革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复杂的影响。10多年来，伴随着俄罗斯改革的风雨历程，俄罗斯改革的动荡、挫折和成效引起了中国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苏联剧变，举世震惊，对中国社会主义构成严峻的挑战，国内外一些人希望中国仿效苏联。对此中国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的方针，在深入分析苏联剧变原因的基础上，努力吸取其教训，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俄罗斯选择激进改革后，国内一些人认为改革的激进战略优于渐进战略，主张中国走激进改革之路，另一些人则认为改革的渐进战略优于激进战略，彻底否定激进战略。特别是当俄罗斯的经济大幅下滑、改革遭受重大挫折之际，国内一些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人民将难以度过严寒的冬天，俄罗斯经济即将崩溃，并对中国改革的成就沾沾自喜，不但认为“中国14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造成了深刻的、全面的危机。”［1］俄罗斯的改革已经失败，而且认为渐进战略优于激进战略。迄今为此，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依然认为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在政治上是“民主的艰辛与神话的破灭”，“俄罗斯政治转轨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疗法，没有导致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2］在经济上没有能够建立“西方文明式的资本主义”，相反却导致了“官僚式和寡头式的资本主义”，“这是十年改革中俄罗斯国家衰微、法制混乱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战略方向选择上的错误。”［3］而当目前俄罗斯的经济连续四年快速增长后，国内一些人又认为还是激进战略好，俄罗斯的改革已露出成功的曙光，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困难重重。对此，我们有必要在正确应对苏联剧变的基础上，对俄罗斯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作出正确的回应。
二、民主化、市场化的经验性启示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已经在政治上打破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框架，在经济上摧毁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这一改革不但适应了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而且为俄罗斯的现实所证明。1991年以来，俄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滑，远低于苏联时期，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困苦而在政治上选择走回头路，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民众再也不愿意在集权体制下生活。近年来，俄罗斯经济连续快速增长，这虽然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俄新体制的建立，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开始正常运转。这也表明俄罗斯的改革在付出了巨大代价，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痛苦、失望和期待后终于显现出成效。
民主化、市场化的过程是渐进的、长期的。俄罗斯当局曾一度希冀马上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民主政权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事实却是一个不成熟并存在一系列缺陷的民主政权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使他们的美妙预言化为泡影。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制可以通过一纸命令迅速确立，但民主思想的吸纳、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政治技能掌握、市场经济体制规则的制定、完善以及娴熟运用远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它需要一个较长的、甚至是反复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的、曲折的民主化、市场化过程也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体制的同时，还必须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俄罗斯在转轨初期，虽然建立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制，但它们不但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高效运转，反而运行效率低下，甚至发生空转，其应有的功能难以发挥。由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民主化、市场化不仅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及体制的建立，它们还包括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确立。确立民主政治运行机制，就是要建立主要依靠政治行为主体追求政治利益的内在动力机制，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集中与分散适度结合的政治决策机制，维护公平与稳定的政治调控与管理机制，有利于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政治参与机制，在国家—社团—个人之间纵横交错的政治信息传递与沟通机制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确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宏观调控机制，强大的动力机制，刺激生产发展的价格机制，公平的竞争机制，防范和减少损失的风险机制，维护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等。
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后，其有效运行需要营造相应的文化环境。在民主制度和体制建立之初，俄罗斯整个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缺乏妥协、合作的政治文化，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互不相容，互相争斗，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直至爆发暴力流血冲突，政局动荡不安，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后来俄各政党和政治派别作出了共同努力，相互妥协，共谋国事，俄政局才渐趋平稳。同样，由于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文化，当前俄罗斯的经济领域充斥着欺诈、假冒伪劣、三角债、偷漏税等现象，经济运行的成本过高。由此可见，一种相对成功的制度、体制背后总有相应的文化，一国在搬用别国成功的制度时，不可能立即把相应的文化环境也搬过来，因而刚刚建立的新的制度和体制一般都缺乏合适的文化环境，或者与新的文化环境不相适应，难以发挥预期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一国在初步完成民主化、市场化的制度建构后，必须重视相应的文化环境的培育，充分考虑本国的文化是否与该制度、体制相适应，适当改造本国的传统文化，使之与新的制度、体制相适应。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政治文化为开端，它包括：人民的意愿构成政府权威的基础，任何人都有参与政府的权利，定期举行选举，政治权力通过普选而非威吓或强力来交接，合法反对派可以存在，并有权表达意见，它所体现的是宽容、信任、合作、妥协、节制、调和、适度、平衡、认同等精神，它“蕴含着异议与分歧，但它又是以同意和内聚力为基础的。”［4］市场经济的文化主要包括：平等、诚信、契约、自由、独立、自主等。这种文化需要通过教育加以培养，当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文化的形成也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将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改革者必须精心谋划，将两者引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如果说文化是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观念基础，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行为塑造则是民主化、市场化的落脚点和归宿。归根到底，民主化和市场化还需要人来加以完成，只有当广大民众接受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文化，通晓并自觉遵守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才得以有效运行。在改革初期，俄罗斯出现的严重的腐败、无序的现象，无不说明人们的行为距离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当遥远。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行为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们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角色培养，规则的学习，操作技能的掌握和提高等，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精英的行为具有榜样和示范的作用。而俄罗斯的精英们不但没有发挥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反而大搞腐败、投机和欺诈，不但没有担负起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反而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因此制度和体制的建立只是民主化、市场化的第一步，它还需要构成制度、体制的诸多要素的耦合和观念的确立，并最终需要人的行为予以付诸实施，上述方面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因此，批评俄改革失败原因的“照搬西方模式论”是不全面的。俄改革遭遇重创后，国内外不少人把原因归咎于俄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模式，忽视本国国情。这一观点是片面的、浅层次的。不可否认，俄罗斯的改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国的特殊国情，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俄在借鉴和搬用西方制度时，忽视了与西方制度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建设和文化观念的培育。近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包括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都犯了这一致命的错误。且与制度、体制建设相比，运行机制建设和文化观念的培育具有滞后性，与制度、体制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建设和文化观念的培育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进而言之，在客观上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把与西方制度、体制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建设和文化观念整体搬用过来。落后国家学习先进国家时只能搬用人类共同的文明，在尊重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先进国家的体制和机制，在对本国的文化传统适度改造的基础上选择性地采纳先进国家的体制和机制。这就决定了落后国家在向先进国家学习时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难以配套的混乱时期，都有一个艰难选择和适应的过程，只不过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问题暴露得明显、集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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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进改革战略与中国的新选择
转轨国家的实践普遍证明，激进改革战略与渐进改革战略各有利弊。激进改革战略引起的阵痛短，见效快，但震荡大，风险高，社会上下难以承受。渐进改革战略引起的震荡小，风险低，社会上下能够承受，但阵痛时间太长。选择何种战略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就中俄两国的改革而言，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国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艰巨的改革任务尚未完成，任重而道远。俄采取的“休克疗法”使俄在短时间内一揽子解决了打破旧体制、建构新体制的问题，把最艰巨的改革任务摆在前面完成了，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自从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引人瞩目。毋庸置疑，在俄的经济增长中，民主化、市场化功不可没，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及正常运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好的公共服务，优化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供给。这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目前俄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改革时期，走出了底谷，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态势，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已经显出成效，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将对我国构成挑战。全球化及其所包含的市场化、民主化浪潮也对我国政治体制施加了更强大的压力。加上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腐败的蔓延和政治运行效率的低下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强烈、更迫切的要求，特别是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已从向核心推进，触及根本性问题，如果不对根本性问题加以解决，将难以改变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况，无法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向深化。10多年前，因为巨大的政治风险，我国放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甚至紧急“刹车”，致使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大甚至停滞不前。10多年过去了，改革形势再度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这一紧迫的形势下，拒绝改革无疑没有出路，继续采取小步改革的渐进战略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引发社会上下的不满，亦有可能酝酿剧变的政治风险，选择激进战略已有前车之鉴。
在改革战略上，由单一的渐进式战略转变为渐进式战略与激进式战略相结合。10多年前，鉴于，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渐进式战略，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加以效仿，这一选择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但到了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能缓行。因此可在改革战略上作出适当调整，在继续采用渐进式战略的同时，亦须吸收激进式战略，把两种战略交替并用。对风险较大的宏观、根本性问题可实行渐进式改革，对风险较小的微观、局部性问题可实行激进式改革，在激进式改革遇到挫折、显现风险时，可放慢改革的步伐，消化快速改革的成果，在渐进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尚嫌不够时，可加快改革的节奏。这样在改革的空间上和时间上把这两种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吸收两种战略的长处，又可以避免其短处，能够走出改革—动荡—放弃改革的怪圈，实现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最佳结合，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围绕新的改革战略这一中心，我国还应当在改革动力、路径选择和改革方式上作出配套的调整。在改革动力上，由单一的上层推动转为上下推动，内外推动，增强改革的动力。在改革的路径上，由的局部的改革转变为的局部的改革与核心的根本的改革相结合。可在对局部、微观问题进行改革、搞好配合的同时，着手探讨对核心的根本问题的改革。为此要以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在改革方式上，由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转变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的方式。积极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改变现行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的环节、内容，扫除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从而形成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实施这一战略，就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但是，我们不能为了稳定而放弃改革，固守传统的体制。放弃改革，虽然也许能够实现一时的稳定，但这种稳定是暂时的，不是根本的稳定，在传统体制下最终还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政治动荡，并走向崩溃。只有进行了根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才能实现根本的稳定。同时，我们在改革中要采取既要大胆进行，又要谨慎从事的策略。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改革过程中，改革破旧立新的性质决定了小的风波和动荡不可避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出现的政治不稳定现象就是例证。我们切不可因为改革过程中出了点麻烦而惊慌失措，迅速倒退，放弃改革。只要不会引发大的政治动荡，我们就应该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四、理性地认识俄罗斯的改革和发展
纵览俄罗斯改革对中国影响的历程，这种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正确地加以认识，我们会认真吸取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把我国的改革推向前进，持有误解和偏见，可能会使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俄罗斯改革对中国影响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其改革的认识水平。认识上的幼稚、目光短浅会使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停滞，甚至发生方向性的错误。因此在今天，我们应当历史的、辩证的、长远的、发展的看待俄罗斯的改革和发展。
“休克疗法”在一定意义上是俄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俄罗斯选择激进的、根本的改革，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经济方面看，在1990年，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境地，不动大手术已难以挽救。从广大群众的社会心理方面看，苏联时期多次进行的局部改革未果，社会上下已经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去了信仰，相当急躁，迫切要求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进行快速的、根本的改革。从执政当局看，他们急切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培育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巩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上述因素形成一股合力，把俄罗斯推上了改革的快车道。
俄经济大幅度下滑不完全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自从俄罗斯改革以来，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0％，综合国力急剧下降，由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俄采取“休克疗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俄罗斯的衰落还受到下列其它国家改革过程中没有遇到的四个重要因素的影响：1、根深蒂固的旧体制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的影响。始建于30年代的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度过了40年代的辉煌之后，到了50年代便弊端尽显。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苏联自身建立的这一体制更加完备，改革难度更大，维系时间更长，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革，一直维持到80年代末，严重阻碍了苏联的发展。到了1991年苏联剧变前夕，苏联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于崩溃，以至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要求西方紧急援助。2、苏联解体的影响。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与其它十四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联系骤然被切断，统一的经济支离破碎。3、经互会解体的影响。经互会的解体，使俄罗斯与外部的部分经济联系断绝，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制约了它的发展。4、华约解体的影响。华约解体，使俄罗斯与东欧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结束，俄的安全压力陡然增大，也给俄的改革增添了一大制约因素。此外，俄需要同时完成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多重改革任务，在玻利维亚得到成功证明的“休克疗法”仅仅能够完成治理通货膨胀这一较为单纯的经济任务，难以承担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多重改革重任。屋漏偏逢瓢泼雨，这些也是俄改革命运多舛的原因。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应在较长时期内认识和评价俄罗斯改革的成败得失。90年代中期，当俄经济大幅度下滑时，国内有人就认为中国改革成功了，俄罗斯改革失败了，这一最终结论下得未免为时太早，只能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俄的改革暂时遭到了挫折。中俄两国的改革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对中俄两国的改革，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空跨度里得出最终结论，可能更加客观、全面。在10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评价，且不能妄下绝对性的结论。
我们要摈弃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俄罗斯的改革。在历史上，中苏两国的关系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甚至一度成为左右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两国意识形态完全一致时，中国就对苏联模式照抄照搬，在两国意识形态出现差异和冲突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对苏联的改革全盘否定，走上了极左的道路。当意识形态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俄罗斯进行激进改革时，国内也有人故意贬损。这都是非科学的态度，不利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俄的改革，不要妄加指责和批评，更不能搞意识形态争论。
我们应冷静、明智地面对俄罗斯的改革成败和压力。1991年以前，中苏两国都是在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双方就存在激烈的竞赛。此后，俄罗斯不但要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还要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选择了激进的改革方式，改革性质、内容和方式的根本不同使两国的改革分道扬镳。两国在两股不同的道路上进行改革必然更加要比较、借鉴和竞争。俄罗斯改革的绩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认识和选择。应当认识到，中俄双方在改革中暂时各自遇到挫折，或取得成就，都是正常的。我们既不要因为俄的改革暂时遇到挫折而沾沾自喜，就片面认为我们所有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俄所有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都是错误的，而要及时从俄改革的挫折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我们也不要因为俄的改革暂时取得成效而惊慌失措，立即放弃自己的选择，加以效仿，或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更不能采取敌视、对立的态度，针锋相对。而应该深入、客观地分析俄改革取得成效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吸取其成功的经验。
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连续四年增长，表明俄的经济衰退期已经过去，开始复苏。从发展趋势看，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政治、体制等重大障碍已经得到基本清除，且势头强劲，其经济增长速度很有可能超过我们，对我国的改革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对此，我们要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发现和认识我们改革进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及时相应地调整改革内容和改革战略，努力消除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障碍。
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稳定、繁荣、民主的俄罗斯对中国总体上是有益的。对于俄罗斯的发展，不少人难以接受或有所顾忌，在他们看来，俄罗斯是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列强中从中国“得利最大”［5］的两个国家之一，他们总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俄罗斯复兴往往陷入“扩张—衰落—收缩—再扩张”的历史周期律，俄的发展会再度对中国构成威胁。须知当今的俄罗斯已不同于历史上专制极权、对外扩张的俄罗斯和苏联，通过改革，它已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正在努力融入西方社会，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它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市场化、民主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它正试图吸取历史的教训，走强国富民的道路，重视人、社会和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发展，走出恶性历史循环。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它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它国家不触犯其根本利益，一般不会面临其实质性的威胁。中俄两国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敏感的边界争端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两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依赖日益加深，两国同时受到美国的欺压，特别是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俄罗斯难以跻身于世界超级强国的行列，纵使有扩张之意、称霸之心，也无力做到，否则会走历史的老路，像苏联那样倾其国力争当霸主，最终轰然倒塌。只要我们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6］就能在新世纪顺利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
注释：
［1］《关于前苏东地区政局和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研讨会观点综述》，《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4期。
［2］［3］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第6页。
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个人体会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今天起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但外界普遍期待，除经济领域外，会议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展现出新的改革思路，以全方位改革的视野勾勒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生态等方面的发展路径。
上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并强调，制定“十二五”规划，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意味着中国的执政者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决心、远见和智慧推进制度创新，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解决掣肘中国良性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冲破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五中全会之前，中国高层的一系列表态，也让国内外舆论对中国进一步深化全方位体制改革持以厚望。
9月6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8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强调，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每一次经济腾飞都与政治领域的变革密不可分。1978年，正是因为政治领域的变革，才冲击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92年，也是因为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才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得以确立。同样，中国未来的良性发展，也离不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交互促动。
毋庸讳言，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已经进入各种社会矛盾的活跃期和多发期。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城乡二元鸿沟、教育不公平、房地产市场失衡、医疗费用居高不下……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眼前。
按照官方惯有的说法，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但是，这种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单兵突进”，而应该是涵盖各领域、兼顾各阶层的全方位均衡发展。
截至目前，中国已建立8个部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它们都担负着为全方位改革探路的使命。通过这些试验区逐步出台的改革方案不难看出，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改革共识”。
2012年2月1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
会议明确了2012年改革的重点工作：（一）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四）深化电力、成品油和水资源价格改革。（五）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制度全覆盖。（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新设行政审批事项审核论证机制。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七）深化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八）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理论分析】
一、 从《经济生活》角度看
1. 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状况，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2. 必须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利于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3.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4.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有利于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善宏观调控，健全市场体系，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体现了这一点。
6.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有利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促进国际合作和竞争。
二、 从《政治生活》角度看
1. 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认真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国务院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体现了政府积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职能。
2. 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近十年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这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
3. 政府认真履行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深化文化和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体现这一点。
4. 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宗旨，对人民负责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国务院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体现了我国政府的性质和宗旨。
5. 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健全监督制度，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有利于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有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
三、 从《文化生活》角度看
1. 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深化文化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利于建立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提升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深化文化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利于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竞争力，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
3.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4.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育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会议明确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学校民主管理是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四、 从《生活与哲学》角度看
1.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为此，国务院研究部署了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2. 规律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我们要遵循规律，按规律办事；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国务院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正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3. 主要矛盾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会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道理。
4.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会以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
5.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和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等体现这一点。
6. 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必须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目的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创新训练】
2012年2月15日，、国家发改委举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新闻会，据此回答1~4题。
1. “十一五”以来，中央财政对文化事业建设的投入年均增长近23%，使得文化改革发展取得很好的成效。这表明国家财政
（ ）
A. 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B. 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C. 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基础性的
D. 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2.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广泛听取各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 ）
A. 民主执政 B. 科学执政
C. 依法执政 D. 依法行政
3.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综合运用行政、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多种手段和政策措施，以重点工程为抓手，着力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大发展。这一举措体现了（ ）
A. 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B. 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
C. 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D. 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
4. 国家将在推进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推进文化宫、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政策和措施。这是基于（ ）
A. 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
B. 文化决定政治、经济的发展
C. 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D. 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
2012年2月15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据此回答5~9题。
5. 垄断行业改革有望在2012年迈出关键的一步，这项改革被国务院列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8项重点工作之首。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最根本的是（ ）
A. 加强和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
B. 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C.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D. 使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
6. 会议强调，要“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这表明（ ）
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 ②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③改革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否定 ④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7. 会议指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体现了（ ）
A. 对人民负责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
B.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C.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D. 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
8.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是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下列做法符合这一要求的是（ ）
A. 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
B. 政府工作人员由公民民主选举产生
C. 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
D. 政府要加强立法，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9. 会议指出要深化水资源价格改革，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从经济生活角度看这是（ ）
A.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B. 规范市场秩序的要求
C. 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D. 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
10. 材料一 2012年2月1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八项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民间资本准入领域扩宽被列为今年改革重点工作的首项。
（1） 请运用《经济生活》有关知识，说明国务院鼓励和扩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的必要性。
材料二 自2011年7月1日开始试点以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截止2011年底已有1 902个县开展试点，相继启动了参保登记、缴费和养老金发放等工作。
由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较新且运行时间较短，在待遇水平、险种衔接以及资金运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国务院在部署今年改革的重点工作时强调，要在今年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制度。
（2） 请分析上述材料体现的唯物辩证法道理。
材料三 201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具体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了到2015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十项主要目标，明确了九大重点工程，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3） 请运用《文化生活》有关知识分析，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参考答案】
1. B 2. A 3. C 4. D 5. C 6. D 7. B 8. C 9. A
10. （1） 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扩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鼓励和扩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有利于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主要矛盾是不够完善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但其中也包含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未来任务依旧艰巨的含义。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不容忽视，
国务院发展硏究中心主任王梦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第一，大的框架搭起来了，基础奠定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第二，这种新体制还很不完善，在制度层面还有缺陷，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社会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经济法制还不完备，经济效率不高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旧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新体制在显示出巨大优越性的同时其固有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事实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某些缺陷。具体表现在：第一，现在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框架；第二，现在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是一个缺乏高度的“人文关怀”和“协调关照”的体制框架；第三，现在初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尚未体现中国在世界上“逐步兴起”和参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当前中国经济体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局、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突出的矛盾；第二个问题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使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产权清晰”很难做到，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第三个问题是在市场体系里面，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现在全社会资金的融通使用，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过去几年一直是左右，今年前三季度又上升到，通过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下降到，这就使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直接融资一般占到。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第四个问题是收入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着一部分人的生活和积极性；第五个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还不到位，政府行政机关改革、人员的精简，中央机关带头做得比较好，地方政府现在正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但总的看，政府职能里面，有一些应该交给市场的还没有转移出去，行政审批还比较多，对经济干预比较多，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像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调节等职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第六个问题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经济领域的改革比较起来明显滞后。
．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攻坚阶段
始于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前进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胜枚举，但近一段时间面临阻力的问题之多、层面之广是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我国推进改革、促进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瓶颈，即我国目前缺少明确的发展战略。首先，改革初期，我国的总战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没有确立。其次，虽然现阶段我国有许多战略，例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城镇一体化战略等，但改革的总体发展目标战略尚未形成。这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新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包括：第一，我国已进入到一个利益博弈的阶段，但这是一个利益畸形博弈的时代。“畸形”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强势群体很强，但却意味着我国的弱势群体过于弱小。利益主体的不均衡导致利益博弈的不对称。第二，我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比较强，而基础能力比较弱。其表现是，政府高度重视稳定，而相对忽视改革的指导与协调。这也是导致我国目前改革动力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目前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缺失。在这个情况下，社会底线，包括基本的道德底线，屡被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目前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态度是有差异的。由于各自利益关系的不同，上中下三个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一，目前社会上层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关注宏观调控，过度关注短期经济问题，政府成了经济问题的救火队，应急性的事务比战略性事务多。这大大影响了上层推动改革的精力。第二，社会中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他们中有些人来说，维持改革的现状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个背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改革的支持者转变为改革的反对者，例如，有的官员开始公开质疑改革。第三，社会下层对待改革是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期待改革能给大家带来改善，但另一方面又怕改革影响自己的现有利益。
二、解决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与机制问题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期，作为这场改革的仲裁者——政府，却因为改革利益分化的影响正逐渐偏离裁判员的理想身份，利益博弈结构的失衡与政府裁判主体利益化的倾向已经使部分改革徘徊不前，解决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与机制问题迫在眉睫。
．建立改革统筹协调机制，保证改革动力持久有效
依据中国的多年实践，经济体制改革与其它改革的配套性与关联性很强，其它领域的改革措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逐渐变大。因此，改革不是通过单方面努力即可实现的事业，最终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任何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它领域的制约。年改革的经验表明，正是由于我国的政府改革大体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近似的“渐进”过程和特征，才使经济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同时，我国政府本身还担负着谋划和协调改革全局的重任，对改革的成败起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离开政府改革的渐进展开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不可能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受制于其它领域改革的影响，和谐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制度共进，综合改革将成为新趋势。因此，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以统筹协调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并由此进一步形成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合力，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⒉推进全面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民间改革的积极性
改革的内在动力在于民间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真正的改革者是广大群众。从这个角度出发，改革不仅需要高层的统筹协调，而且需要全面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民间改革的积极性。
安徽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吴克明我国改革比较有效的路径是：规范在中央，突破在地方。既要加强中央对改革的统筹协调领导，又要鼓励民间与基层地方大胆地闯、大胆地改革。因此，务实的态度是：第一，在改革这个问题上，中央负责制定大方向，搞准大方向，地方政府就不能动摇。第二，放手让地方基层大胆去创新。我国改革的历史表明，许多重要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民间和地方基层的创新，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推进全面的制度创新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五类制度的创新：第一类是民生类制度创新，例如就业（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第二类是活力类制度创新，包括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激发社会群体创新等制度创新。第三类是协调类制度创新，例如构建全国统一的、促进一体化发展的大市场体系。第四类是开放类制度创新，我们应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建立起竞争与自我保护的机制；第五类是政府、社会和政治体制类创新。
⒊当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时，要“用小的动荡换取大的稳定”
推进改革，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改革需要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但不能因为出现小的动荡而停止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务实的态度应该是不能怕出问题，但是不允许不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改革的过程必须防止出现大的动荡，但出现一些小的动荡是允许的。我们必须用小的动荡换大的稳定、大的发展。如果没有小的动荡，如果没有注意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就换不回大的稳定和发展。
三、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重点
纵观中国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每一段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都各有侧重：年以前，改革的重心在农村；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九五”、“十五”仍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提出来；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任务。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改革必须抓住重点。
根据国务院月中旬颁布的《关于××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立足当前、兼顾长远，创新制度、转换机制，把握大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于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结合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体包括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以及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
．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推进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过去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的进程。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的改革将发生三个大的变化：第一，由微观体制改革向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二，由竞争性领域的改革向垄断性领域改革的推进和转变；第三，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转变。这三方面改革的推进和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客观上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实现政府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至少有六个关键点需要高度重视：一是政府改革要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和整体设计；二是真正树立法制在政府改，革中的权威；三是改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使之真正代表公正、公平与正义；四是对官员要有更严厉的管理手段；五是防止政府旧体制的复归；六是要跳出行政层面的单一思维，解决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应把政府治理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政府改革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或者说是重点。要从政府治理改革入手，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行政，使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
．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吕炜推进政府改革，必须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果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没有理顺，整个政府体制运行将受到干扰，政府也无法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加快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我国的经济转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制市场化和财政公共的过程。因此，公共财政的改革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馨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的过程，也就是我国政府理念深层次变革的过程：从传统的“官本位”转到“民本位”状态上来；政府收支活动将严格立足于为社会公众服务，而不是为官员的私利诸如个人的“政绩”和升迁等服务。这些，都将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目前继续推进要素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金融市场改革、资源市场改革等都有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可能。其中价格体系与产权改革首当其冲。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吕炜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首先要深化要素市场的价格体制改革，使各项资源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推进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找到了正确道路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历史上,汉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影响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国内的腐朽统治而落伍。自*年以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成为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整个20世纪,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正反经验,以民为本创新,找到了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0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实践证明,实施市场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是由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亿万人自主参加生产、直接参与交换、自由选择消费方式的经济,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人民从解决近期利益出发,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照搬,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可以说,在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制度化,是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前进的基本范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辆“车”,不可能靠少数人闭门来造,只有党群一心才能造出来。
市场经济在带来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原则冲击着传统道德,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工业化带来了环境问题,体制转轨也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急待健全,以及利益群体的社会分化,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出现了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争论。有人认为,问题全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市场化改革会剥夺工农群众的利益,造就为富不仁阶层。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激。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社会财富,使全体人民过上好生活。改革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全面地解决好民生问题,但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大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承认市场经济的人民性。具体来讲,就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防止少数人把全民的财产化为己有,反对把权力转化为资本,防止把市场经济变成权力经济,要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面对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充满了协调与统筹的思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思想保障。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统筹解决各种矛盾使经济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方针,也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伟大指南。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根本的解决就是要靠统筹改进制度,靠改革开放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是振兴中华正确道路的延伸。
为社会主义理论增加了崭新的内容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工业化发展很快,但资本对劳动处于优越的不平等地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为反对剥削和保护劳工利益,产生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思想家。此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证据。但正如西方学者形容的,以公平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大船,方向明确,但动力不足;资本主义这只旧船,虽然方向不明,动力却比较足。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社会主义要继续前进,就需要改革,需要有新的思想武器。
当中国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很多人表示怀疑。一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明确表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死路一条。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必须承认,在多年的宣传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市场经济确实被公式化了,对此必须有新的解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她不仅来自理想主义,也来自现实生活;不仅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选择,也来自对当代社会的比较研究。我们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改革了传统的只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我们运用近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对劳动者的关心,对集体意识的重视,对公平的追求,对社会福利的强调,改革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古典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与“社会主义”联姻,是因为我们要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只讲集权、不讲分散,只讲计划、不讲市场,只讲生产、不讲消费,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阶级、不讲全民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为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内涵,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飞跃。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向改造,即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现代社会主义对古典市场经济的改造,我们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基础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现代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已促成了多种形式公有制新基础的形成,即劳动者获得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财产权利,在自主劳动的基础上自愿而非强迫的产销联合;也促成了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传承,即坚持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平等竞争,国民待遇,反对行政性垄断等。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时曾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从目前不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正逐渐成为一种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并被越来越多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事实上,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是存在争议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是认为渐进式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特征。难道问题只如此简单吗?我以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具有众多基本特征,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色和模式,主要有: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以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为战略,以渐进与激进结合而渐进为主为步伐,以破旧与立新动态磨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同时进行为方式,以价格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为关键,且以从农村和沿海起步为突破点,等等。
特别要提到的一个特征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围绕这个主线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渐次建立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1994年开始,着手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力推进了财税、金融、价格管理、外汇管理、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宏观调控体制框架。
这种改革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有相同之处。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奇迹》调研报告总结东亚国家发展的共同经验,提出了几条值得人们研究的规律:一是政府高质量与集权倾向,二是强有力的经济官僚,三是倾听技术精英和私营部门领袖的意见。不论是否承认东亚模式,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市场化,确是东亚发展较快的几个国家与地区曾有过或正存在的重要特征。在经济起飞阶段,政治上及经济决策上是集权的,政府在经济起飞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表现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的干预程度是相对大的、强的。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并不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它只是认为,已有过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所涉及的一些方面展开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的。但在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加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力度的重要性。解放思想,深化和完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步前进。
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了贡献
和谐是个了不起的观念,提出和谐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战略。世界和谐的基础是各国自身的和谐。中国主张和谐世界,首先是从构建国内和谐社会开始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不断适应发展着的生产力,并互相促进,才谈得上社会和谐。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已创造了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但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还是一个重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负有缓解这些社会矛盾的责任。“和谐社会”的提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和谐就是要关注社会公平,让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和谐社会”既关心和支持困难群体,也鼓励投资和发展;既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工人利益,也要让资本所有者有信心、有动力继续投资扩大生产;既主张“为富要仁”,同时鼓励“处贫思变”,达致“贫富和谐”;既主张人尽其力、财尽其用,又主张适度调控收入差距,实现致富帮贫。“和谐”是处理矛盾的一种思路,利益均衡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中国 越南 朝鲜 古巴 老挝 比较 经验 教训
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简述
纵观中国的改革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初步探索――在曲折中前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新经验。党的七大，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没有照搬苏联确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模式，确立了新中国国体和整体的基本框架――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原则；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苏联影响，在初步独立探索中国未来通向社会主义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借鉴中又有创新。相比于苏联模式，我们有三个创新。第一，与苏联的一党制不同，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方式；第二，与苏联的部长会议制不同，我国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充分保障了人民民主的权利；第三，与苏联的联邦制不同，我国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制度。然而，由于共产党初期建设经验不足，未能认清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党内缺乏民主及对当时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自1957年起逐渐转向“左”的方面。我国推行了一套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连续了二十年之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夭折。
虽然历经坎坷与曲折，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毕竟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跨越式前进
1978年5月，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中及以前“左”的错误，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重新步入正轨。198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三大，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理论，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深刻地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三）继往开来，科学发展――稳步前进
21世纪之初，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任务。2000年，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还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21世纪初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3年，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初探时经历了一定挫折，在挫折中曲折前进；后来在逐步探索中逐渐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而今进一步继往开来，稳步前进。虽然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主义民主自由难以发展，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仍任重道远。
二、越、朝、古、老四国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简述
（一）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
解放之初，越南的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模式，推行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民主建设不健全，加上奉行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86年，越共六大决定实行全面“革新”，开始大力推进革新开放。自此，越南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革新开放时期：①经济上，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农村承包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重点经济区发展战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等；②政治上，越共开始尝试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取得了成功，它们对领导人的年龄做了明确限定，党内实行差额选举，中央委员会享有决策权和质询权，吸取之前领导人个人集权的教训，国家权力配置有制约，国会的权力逐步得到强化等；③理论上，确定越南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得出社会主义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模式的认识，确立胡志明思想作为越共的指导思想，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等。经过20多年的探索，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老挝的社会主义“革新”
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国，老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较大。独立之初，老挝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实行极“左”路线，急于过渡，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使经济陷入困境。
198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四大，提出革新开放政策，以此为标志，老挝进入全面革新时期：①理论与国策方面。在五大上，老挝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矛盾，这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党的四届八中全会上，老挝党提出了在革新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为老挝的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②经济方面。在农村将家庭承包制迅速铺开，同时实行优先发展农林业的方针，以农林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在所有制方面，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长期共存，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等等；③政治方面。积极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建工作，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等；④外交政策方面。老挝开始推行以谋求紧急援助和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去全方位务实外交；⑤在民族和宗教政策方面。老挝大力调整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等。自1986年的全面革新以来，老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主体思想”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民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由于建立的公有化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朝鲜面临着不少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开始逐步改革：经济方面。在农业上，实现了由“分组管理制”到“分组承包制”再到“家庭营农制”的转变。在工业领域谨慎地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科技文化方面，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文化教育；军事和安全能力方面，朝鲜提出了以军事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强盛大国战略，全面发展军事力量；在对外交往方面，朝鲜调整了对外政策，本着自助、和平、友谊的原则，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韩国、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朝鲜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任重道远。
（四）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革
解放之初，古巴急于改变过去落后的经济模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经济方面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领域推行直接民主模式，冒进和理想主义的模式给古巴当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20世纪70年代开始，古巴逐渐抛弃主观主义，实施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改革，基本确立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与“人民政权”政治体制，执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使国民政治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公平分配原则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断完善。但也存在着诸如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过度集中、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与古巴的经贸关系合作几乎全部中断，使古巴再次陷入困境，古巴在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带领下，推行了“稳步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强了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完善了全国人民代表政权制度建设；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恢复与发展，并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正等等。在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古巴现在已经逐步摆脱了东欧剧变造成的困境，经济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三、越、朝、古、老四国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比较
综上，综合总结比较五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经验，我得到了以下的一些认识：
相同点：①五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刚开始模仿苏联模式受挫到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结合本国国情，探索本国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过程。中、越、朝、古、老在解放或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受到了苏联模式较大的影响，都急于摆脱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建立了比较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挫折。然后五国都开始反思苏联模式，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结合本国国情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②目前五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改革之路道阻且长。目前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五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个国家仍面临着重重问题，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同点：①相比于中国，其他四个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改革的起点相对较低，改革面临的问题比中国更多更严峻。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相对于越、朝、古、老四国来说拥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改革起点，改革的进程更快，改革的成果最显著。而其他四国目前还处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改革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严峻；②相较于其他四国，中国把握了改革的先机，改革的理念体系更加完整，改革思路更加清晰，拥有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1978年，中国最先把握住改革的先机，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跨越式发展。而其他四国与中国相比，改革的时间都较晚，而且改革的理论显得较为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越、朝、古、老四国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经验与教训
经过总体的比较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四个国家社会主义改革路上的经验与教训。
（一）越南
越南社会改革突出的优点在于：①国家权力配置得当。越南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分别由四个人担任，党权、军权、立法权与行政权有分工与制约，最高权力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这是对斯大林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对列宁体制的恢复和调整，这对我们中国的最高权力体系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② 党内实行差额选举，选举领导集体的方式更为科学合理。以越共十大为例，1176名代表在206名候选人中选出18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在推荐的两个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但越南社会主义改革也存在不足之处。越南的工业基础较薄弱，经济结构存在较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交通运输建设和机械工业较为忽视，以至于这两部分仍是制约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越南今后的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发展工业，逐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一步又好又快发展。
（二）老挝
老挝的经济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社会主义改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个人认为老挝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最根本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体系，例如老挝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弱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一些重要提法采取模糊手段。如使用“人民民主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在宪法中没有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提法，而只提到“民主集中制”等等，这样使得老挝整体的政治架构较为模糊，无法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一个清晰的方向。
（三）朝鲜
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最值得称道的是朝鲜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这将为朝鲜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储备丰富的人力资源。1956年，朝鲜便开始实施普遍的初等义务教育制；1967年，实施普遍的九年制技术义务教育制；1975年，实施普遍的十一年义务教育制。这对我们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所启示。
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弊端也比较明显，为我们的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其一，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太过集中，这对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朝鲜的指导思想太过单一，“主体思想”一定程度上将朝鲜人民的思想禁锢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制约着朝鲜的进一步发展；其二，朝鲜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有待进一步发展。朝鲜的劳动党规定，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可自从1980年展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朝鲜劳动党至今未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我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建设要引以为鉴；其三，以备战为发展的第一目标，国防建设投入过多，而忽略了更多的经济建设，导致了朝鲜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启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要且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古巴
古巴社会主义改革突出的优点在于：①重视完善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党校教育，极大地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凝聚力；②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正。古巴坚持党政军高级干部不搞特权，一直长期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原则的典范，其最高工资比之工人最低工资不超过五倍。而且古巴严格防范官本位，干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借鉴。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推进，向纵深方向展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1979年前后，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安徽、四川等省的一些农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从1983年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制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决定进一步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是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一阶段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地趋向以市场为导向。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澄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和以往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0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郑重宣布，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前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至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成就的取得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它破解了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矛盾，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一）解放生产力与解放人的结合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的生产数量、产品种类、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另一方面，个人实际上也是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是由劳动人事机构计划安排，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阻碍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由此形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直接后果就是造成1959—1962年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重大损失和倒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所以选择在农村，这是由于：一方面，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但旧的体制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改革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农村由于其固有的体制弊端，无法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当时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农民的积极性对生产影响很大。现实迫使人们摒弃，代之以具有激励作用、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获得空前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年均增长7.98%。在城市，改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实行政企分开，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改革企业的经营方式，运用经营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努力使国有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等。这一改革给企业经营机制带来巨大的变化,企业从僵化的经营方式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岗位责任制以及各种竞争机制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最大的优点是确立了人在产权上、在经营决策上、在选择职业上的主体地位，使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成为自己经济活动的自主的主体，激发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人的解放，人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
（二）发展生产力与发展人的结合
1.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
社会主义的建立，不是以其革命的口号、鲜明的阶级性而产生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是以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而得到人民的拥护。邓小平在其曲折、坎坷的领导生涯中，特别是1978年复出以后，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并且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这种经营管理方式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更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很缓慢。到“1978年，全国还有1亿农民未解决温饱问题。“”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势，又尊重了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摆脱了农业长期徘徊的困境，解决了农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发展生产力不是改革的最高目标。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切社会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也不例外。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基础。“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终落脚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其基础条件。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具有最高的价值目标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重视生产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生产力的主体———人的作用，他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始终把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宗旨，注重在改革中维护和增进人民的物质文化利益，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目标之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努力改善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概括地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党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以后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宝贵经验。
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但是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必须吸取宝贵历史经验，探索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保证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必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逐步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从而为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准备必要的条件。
（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动力之源
人是生产力中决定性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越高，也即是人的发展越全面，越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我们必须全面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之源。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