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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回归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胡锦涛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物价基本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自主创新能力较大提高。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实现。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十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进展顺利。
在国务院新闻办2007年举行的新闻会上介绍到，2000年到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由7858元上升到160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2000年的1.69倍。按翻两番的要求计算，到2006年已经实现了42.3%。也就是说，中国用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20年时间所要完成目标的四成多的目标任务。按此测算，在2007年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5.4%，即可实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这一增长速度看，实现这一目标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对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以上的时期，既是经济快速增长期，也是风险较大的一个时期，需要防范风险，争取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对于以上的观点，本文通过收集历年人均国民收入数据，运用统计软件以及方法，对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2000年翻两番进行验证分析。
收集各年（1978年-200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如下：
分析步骤：
步骤一：通过SPSS软件作图观察历年人均GNP的曲线走势图，并初步判断其与年份之间的关系。
步骤二：建立模型：线性关系为：Yt=?琢Xt+b+ut，ut为残差项；二次模型：Yt=?琢Xt2+bXt+c；三次模型：Yt=?琢Xt3+bXt2+cXt+d；指数模型：Yt=b?琢t，其中Yt为各年的人均GNP，Xt为年份（即为Xt=t=1952…2002）。
步骤三：通过SPSS统计软件求得各种模型的修正R2值，方差分析的F值概率，以及F值。
步骤四：通过比较步骤三的值的大小，选出其中最优模型。
步骤五：给出2005年人均GNP95%的置信区间并预测2020年的人均GNP值。
首先，我们看看其存在是线性关系还是曲线关系，在SPSS软件界面输入数据，通过Graphs---Scatter---Simple作出趋势图，如下：
可以看到存在明显的曲线关系，我们建立线性、二次、三次、指数曲线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明显看出指数模型曲线拟合度最好，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各模型进行分析并整理如下：
Compound（指数模型系数）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发现，Compound（指数模型）的Adjusted R Square=0.900，说明拟合度达到90.0%，其次，方差分析的F值概率小于0.001，且此指数模型的F值为F=450.25，较其他线性、二次、三次的模型大，可得指数模型为：人均GNP=4.49E-070*1.088t（其中t为年份），因此此模型为相对最佳模型。
我们也可以用2005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当t=2005时，可求得人均GNP为12393元，实际是1352美元（即为11181元人民币），我们用线性区间预测公式：Yf±t?琢/2(n-2)*Sef，其中，Sef=S*，S=，∑et2=∑Yt2-b∑Yt-?琢∑XtYt其线性关系为：Yt=?琢Xt+b+ut，ut为残差项，其中求得a=121.268，b=-238184，可以求得置信度为95%的区间内[9372，15415]，即此区间包含2005年的实际人均GNP值，可见此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对预测将来的人均GNP值有很高可用性。
同理求得到2020年时，我国的人均GNP为43915元，为2000年的人均GNP翻了两番，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与统计局运用的其它方法预测出来的结果相一致。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只是理论结果，条件是我国的经济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下去，对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给以很好的化解和解决，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报告会上还指出，十六大提出了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是从总量的指标来说明的。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又把总量表述为人均的指标，提出了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一指标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全面健康，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3]倪加勋，袁卫．应用统计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这些问题，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以及认真学习过近代史、现代史的中青年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建国42年，我国已从任随列强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华人、华侨对此感受最深。过去，他们像美国黑人那样受到种族歧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白人对华人、华侨刮目相看。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一箭三星的成功，使华人、华侨扬眉吐气。环顾神州大地，已经面目一新，可说是改了天，换了地。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改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善的速度超过世人预料。过去梦寐以求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早已不在话下，这几年的经济统计公报，连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的产量也不再单列了。过去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录放机，已在城市普及。连拉萨的彩电普及率也达到85％，与法国一样。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走对了。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往的扩大，“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却越传越广，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论点，而且一度使许多人相信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者，是把中国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说今日中美经济差距有六七十倍，所以说社会主义失败了。普通老百姓看到，美国(以及日本、西欧)来华工作、旅游的人，花钱很阔绰，住的是大宾馆，吃饭、坐车、买东西时，大把钞票往外掏，人人都像旧社会上海的大资本家；而中国人去美国则显得很寒碜，一个工程师一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他们难以解释这差距，于是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
的确，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差距被夸大了、膨胀了。国外新兴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早就作了分析解释，我国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既不懂又不学，用一些胡说八道蛊惑群众，还互相吹捧为“著名学者”、“知识精英”。
比较典型的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组织的关于“球籍”的讨论。钦本立一伙说，改革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时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下降到只相当于日本的五分之一，按人口平均计算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失败了，改革开放也失败了，中国快要被“开除球籍”了，只有一条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依据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可是，如果不是他们故意断章取义，便是他们没有把世界银行报告读懂。
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报告，是一本厚达250页的大书，其后面部分(约80页)全是统计图表和技术注释，是颇具权威的。其中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统计表，其计算方法，被称为“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又叫“汇率法”，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在《世界银行图表集》中，我国历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如下表：
1980年 290美元
1981年 300美元
1982年 310美元
1983年 300美元
1984年 310美元
1985年 310美元
1986年 300美元
1987年 290美元
1988年 330美元
然而，就在同一图表的另一栏里，赫然写着：在1980—1988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期，日本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0％，美国只有3．1％。
多奇怪，同一图表中，在“绝对值”栏里，美国、日本的人均GNP年年上升(其中的日本是跳跃式上升)，1992年已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GNP却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而在：人均GNP年均实际增长率”栏里，中国的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2倍，比日本快1．3倍。这不是矛盾的吗?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遍游中国采访调查后，从贵阳发出一条电讯，开头就说：“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作人均GNP只有300美元的国家。”
其实，世界银行的经济专家是很高明的，并末“误解”中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他们另辟“实际增长率”一栏，就有深意在焉。他们早就发现，他们计算各国GNP的传统方法——“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弊端很大，准备改用另一种方法，只是一时还没改过来。
世界银行报告附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它列出的各国人均GNP是估计数，方法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为汇率，除各国用本国货币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得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又叫“汇率法”)。它一再申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官方汇率换算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
80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而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却老是徘徊于300美元，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多次贬值。从1980年到l 987年，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从1．53元换1美元(年末中间价，下同)，依次调为1．75元、1．92元、1．98元、2．80元、3．20元、3．72元换1美元。至U1991年，已贬到5．40元换1美元。U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人民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1991年全国有人口115823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690元人民币。如果用官方汇率(5。4元换1美元)来除，等于人均313美元，比U82年(310美元)只多3美元。
是不是人民币自身贬值造成的呢?不是。80年代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的确很大，使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但是在同期里，美元贬值幅度更大，美元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更多。据统计，从1980年到1987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4．8％，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37．9％。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计算，美元贬值更多。根据美国商业部和中国统计局的材料，以中美两国1978年各自的GNP价格指数为100，到1987年时，中国上升到14l．0，美国上升到161．8。
真正的秘密在于“汇率偏差”，即货币的汇率偏离了货币的币值，没能反映货币的真实价值。
由于许多人(包括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了解“汇率偏差”，需要多费些笔墨来做解释与说明。
一国货币的币值与它的汇率，虽有联系，却有差异，有时偏离很远，成为两码事。
货币的币值，过去指货币含金量，即：可在本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的银行)兑换多少黄金(或白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多数国家都因通货膨胀而取消了金本位制，使钞票与黄金脱离关系。到二战结束，只剩下美国一国，还把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当时，美国拥有世界黄金总量的80％，美国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35美元向美国联邦银行换取l盎司黄金。因此，美元被称为“美金”，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来，美国财政年年亏空，对外贸易逆差增加，黄金储备锐减，美国只好使美元对黄金贬值，并限制“美元兑换黄金”。随后改为，只准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美国连这也支持不住了，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让黄金价格自由波动。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货币实行金本位制，所以，现今所谓货币的币值，指的是它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包括商品与服务)。
货币的汇率，指本国货币能兑换多少外国货币(一般指美元)。汇率是由供求关系、对外贸易状况、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的，所以常常偏离币值。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挂钩时，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较小；在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或白银)脱钩的今天，汇率偏离币值的幅度可能很大，如脱缉之马偏离跑道。
用一句通俗易懂但可能不大精确的话说，“现今汇率的升降，主要是看谁求谁。你有求于他，你的钞票就贬值；他有求于你，你的钞票就升值”。具体说，急需外国货币去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急需外币去偿还外债的国家，对外贸易逆差大的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大的国家，本国的钞票就会对美元(因为它是世界货币)贬值。如果上述情况反过来，本国货币就会对美元升值，想挡住也难以挡住。汇率的升降，与本国钞票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的升降没有多大关联。
降低或者提高本国钞票的汇率，是政府调节进出口的一个重要手段。汇率下降了，本国钞票对美元贬值了，可以刺激本国商品出口，抑制外国商品进口。比如：一双鞋在国内卖10元，运到国外卖1美元，如果汇率是10元换1美元，鞋厂把鞋拿到国内卖与拿到国外卖，所得的钱相等，它就不热心于使鞋出口；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这种鞋在国内国外市场上的售价都没变，鞋厂把鞋运到国外卖1美元，用这1美元到本国中央银行换得的却是12元。鞋厂出口一双鞋可以多得2元的超额利润，就会积极地把鞋出口外销。同样道理：一部外国机器标价l万美元，在汇率为10元换1美元时，国内厂家用10万元换1万美元，就能买回那部机器；现在汇率降为12元换1美元了，厂家得花12万元换1万美元才能买回那部外国机器，等于那部机器涨价20％。这会迫使厂家考虑，不买外国机器而买本国机器。
近一二十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每年都有七八百亿美元逆差；日本一些高技术产品比美国好，甚至是美国生产不了的。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以前是203日元换1美元，80年代中期升值为130日元就换l美元。在世界银行图表上，按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NP已高于美国，但日本人承认，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成左右。联合国调查，日本实际人均GNP为美国的74％，世界银行调查为68％。这就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只不过偏向日元，使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日元升值后，西方各国驻日本的外交官和商人叫苦连天，埋怨东京物价太贵，生活费用太高(世界第一)，受不了。道理很简单，过去用1美元可以在东京买203日元的商品，1990年用1美元只能在东京买到130日元的东西，等于工资减掉1／3，怎不叫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急需美元，以便从美、日等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高技术产品和专利技术；而我国能出口换取美元的，主要是农产品、原料、材料、半成品和低技术产品。我们明知这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为了换取美元，只能忍痛出口。为了鼓励出口，所以人民币连年对美元贬值，1992年贬到5．4元人民币换l美元。这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用美元计算的人均GNP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原因就在这里。
我第一次听到“汇率偏差”，是在1986年。那一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对我国领导人说，以他为首的美国20几名高级专家组织的委员会，仔细研究了中国经济，发现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是相等的，按实际购买力算，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中国的经济水平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当时我正在采访三峡工程，碰到一个问题：按照我国专家计算，三峡工程(150米低方案)大坝的造价为1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专家算出的造价为150亿美元。于是，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些人大嚷，指责我国专家做的预算打了埋伏，故意把造价往低处说，用来“钓鱼”。我去问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她正好完成了这项研究。她在中美两国各选了几个规模相同的水利工程，要来了这些工程的预算决算，用电子计算机来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在美国需要10亿美元才能建成的工程，在中国只需要10亿元人民币。钱部长对我说，由此可见，我国专家对三峡工程造价的计算没错，美国专家的计算也没错。她谈得很高兴，我听得也很高兴。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基辛格他们的算法是对的，．就工程建筑而言，也是1元人民币等于l美元。
1990年亚运会时，有关方面说：北京亚运工程的规模与汉城奥运会工程规模大体相等，韩国花了24亿美元，我国只花了21亿元人民币。我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与奉献精神，也证实了钱正英同志的计算。
199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国财政学会会长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王争平合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即使按l 978年时人民币的官方汇率(1．68元换1美元)不存在汇率偏差，由于美元在美国的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在中国的贬值幅度，所以，按国内实际购买力(即币值)计算，l 987年时，l元人民币应当等于1．47美元。
有些同志不相信会有这样大的“汇率偏差”。他们说：5．4元人民币换1美元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年的官方牌价，黑市上的价格是6元人民币买1美元，最高时达到过8比1。由此可见，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定得并不低。
是的，黑市上的美元价格更高。但这只能说明，黑市上的“汇率偏差”更大。
要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特别请教金融专家。把中美两国市场1992年初的价格作一对比，就懂得了。
1992年初，一件中国产的衬衣在中国市场卖20元，在美国市场上至少卖60美元。以衬衣价格算，1元等于3美元。
男子理发，在北京是1．2元，贵的不过2元。在美国同等理发店里，至少要10美元。以理发计，1元等于5美元。
一部美国电影在美国放映，票价是20一30美元。把它买来译制成华语对白，在北京的高级电影院放映，票价不超过2元。以电影票计，1元等于10一15美元。
如果算吃饭、吃菜、坐火车、住房、医病，1元人民币等于一二十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300美元一台的录像放映机，在北京市场上至少卖3000元。在美国市场卖250美元一部的18英寸彩色电视机，在北京要卖2500元。以彩电、录像放映机价格计，要10元人民币才等于l美元。(原因是我国的电子工业比美国落后，经营管理差、劳动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如美国而成本却很高，所以提高进口关税，用以保护本国电子工业)。
如果算进口的洋酒、化妆品，以及外国名牌皮带、皮鞋、牛仔服之类的价格，可能要几十元人民币才相当于1美元。(原因是国家用高税收控制这类奢侈品进口。此外，国营商店高价出售这类商品可以为国家回笼货币，增加收入。)
普通美国人无求于人民币，不会贪图便宜而专程跑到中国来，用美元换人民币去理发、看电影、吃饭、住房、医病、买衬衣，所以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低价格，不会反映到汇率上。也就是说，不会因此而抬高人民币的汇率。
相反，中国许多人追求美元，以便从国外买回彩电、录像放映机、摄像机等等高技术产品，于是把美元价格抬高了。
倒儿爷们1990年以6比1的价格，在黑市上花1800元人民币买到300美元，若能用走私、套购等法从国外买回一台录像放映机，就能在北京市场卖得3000元人民币，一转手赚1200元。这就是黑市美元价格高的原因。1988年最高时，黑市美元曾暴涨到用8元人民币买1美元仍有钱赚。这些年国产彩电、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的质量过了关，价格也合理，一般人家不需要换美元去国外买，1990年美元的黑市价格回落，连续几年稳定在1比6上下。
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报考“托福”，想去美国留学。考“托福”要交40美元报名费。于是每到报考“托福”的季节，黑市美元便上涨。
黑市美元价格上涨太高，就会拉动国家银行的外汇牌价，使人民币汇率降低。
世界银行早就察觉了“汇率偏差”问题，早就发现用“汇率法”(即“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来衡量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带来的偏颇。他们准备采用联合国的新方法——“国际比较项目方法(简称ICP方法)”，又叫“购买力平价法”。其方法是：列出各国人民都需要的151类5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用加权平均法算出各国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真实币值)，然后按币值(而不是汇率)将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美元数。世界银行已将这种比P方法运用于60多个国家，之所以没有在全部国家运用，一是复杂，技术上有困难；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赞成改用ICP方法。因为在世界银行里，人均GNP400美元以下的国家，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以印度为例，按传统的“汇率法”计算，印度的人均GNP只有246美元，改用ICP方法计算则是872美元，两倍于400美元这条线。日本的人均GNP，若改用ICP方法计算，则大幅度下降。
除了“汇率偏差”，还有产业结构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也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
所谓“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与服务的总和。
西方国家都输出资本，在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大量投资，赚取利息和利润；加大了本国的GNP。比如，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高达3500亿美元，1988年所得利息和利润为811亿美元，比我国全部出口产品卖得的钱(1990年620亿美元)还多。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极少，劳务输出的增长虽快，所得工资不多。
我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至今仍很不发达。1987年，美国的GNP中，第一产业占2．1％(中国占到28．2％)，第二产业占34．6％(中国46．2％)，第三产业占63．3％(中国只占到25．6％)。
农民出售粮食、肉类的价格，我国高于美国(按1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算)。加工成食品，尤其是端上饭馆餐桌，美国价格就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买制成的食品来吃的多(这反映他们的生活服务水平比我们高)，食品工业发达，加大了美国的GNP。
住房开支是美国的一个大项，占美国家庭收入的20—30％。这是要计入GNP的。我国的房租很低，只占家庭收入的1％左有。我有一个学生，小两口在北京新建的高层公寓里住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套房，1991年时每月付房租5元。她到美国留学写信来说，她与一位女同学合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每人每月交房租210美元，俩人共交420美元。也就是说，北京这套住房每年给中国创造60元GNP，美国那间小房每年给美国创造5040美元GNP。
第三产业包括很广。商业、金融、教育、科研、医疗、诉讼、咨询等等都算服务业。连国家财政支付的(我国叫“吃皇粮的”)议员、政府官员、雇员、军队、警察人员都算服务业。计算方法是，政府给了他们多少工资，就算他们提供了价值多少钱的服务，给国家创造了多少GNP。
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吃皇粮的”越多。美国等24个发达国家，平均占总人口的7．1％。他们的工资高，计入GNP的也多。我国“吃皇粮”的人数少(约占总人口的2．8％)，工资又低(但其他收入和福利多)，计入GNP的也少。
医生看病的诊费是计入GNP的。我国的诊费极低，北京协和医院的诊费(挂号费)长期是3角，1992年才提高到5角，根本不在话下。在美国，医生给病人看病，动辄几十美元，生病是家庭一大灾难。来的朋友给我讲，拉萨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对美国夫妇是中学教师，去拉萨旅游，住、吃、用、玩、买东西都很阔绰。一天，由于高山反应和劳累，妻子突然休克，倒在八廓街。当地居民立即抬她去医院。医生急救后要她住院治疗一周。夫妻俩坚持不肯，硬要立即出院，后来才亮底：付不起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生拿价目表给他们看，他们不相信会那样便宜，以为是哄骗他们的。最后，医院院长亲笔写下书面保证，那位美国妇女才留下住院治疗。一周后出院，果然只花了很少一点钱，折成美元简直微不足道。这对美国夫妇千恩万谢，感叹不已。
律师收律师费，咨询公司收咨询费，都要计入GNP。我国的律师收费很低，全国加起来也不足挂齿。美国的律师收费很高，与律师谈话按时间收费，一小时要几十上百美元。如果是财产官司，律师帮你争得的财产，他要取30％。这也加大了美国的GNP。
学生交学费，计入GNP。美国大学收的学费很高，最便宜的州立大学一年要6000美元，名牌大学一年高达6万美元，全国的学费总数颇为可观。1992年前，我国大学生基本不交学费，GNP里没有这一项。
教育、科研也属服务业、第三产业，其GNP的计算方法是，花了多少教育费、科研经费，就算创造了多少GNP。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数额都比我国大许多倍。(顺便说说，1986年时，方励之在一些高等学校大讲：不是政府拨给学校多少教育经费，而是学校给政府上交了很多钱。他那套“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只知道美国的教育事业计入了国家的GNP，不知道那是帐面上的数字，并非“上交”数)
那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究竟是多少呢?与美国的差距有多大呢?我国没有专门机构研究，这里只引国外权威机构、权威学者的意见。
l 984年，世界银行派经济考察团来我国考察，他们所写的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认为：“发达国家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比中国高10倍。”据他们估算，中国1984年的人均GNP为1100一1600美元。中国与美国(1984年人均GNP为15540美元)的差距为1比9到1比14之间。 (见1991年1月2日《经济日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结论：以美国为100，则中国为19，联邦德国为84，法国为79，日本为77，英国为66，意大利为54，印度为7。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5．3。(美国《幸福》杂志1987年9月14日号)。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梅农·戈登与中国留学生罗飞、汪争平台著的长篇报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的三大产业，计算了我国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与价格(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打了很大折扣)，得出结论：1987年中国人均GNP应为1707．7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比10．7。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太多，耕地等农业资源太少，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农民人均GNP为400美元)。如果只算非农人口，中国的人均GNP为7804美元，高于台湾省和韩国。
联合国国际开发署1990年的人文发展报告，公布了用购买力平价法测算的130个国家的人均GNP，报告认为：1987年中国人均GNP为2124美元。中国与美国(17615美元)的差距为1比8．3，与日本(13135美元)的差距为1：6．2。
1991年12月17日《纽约时报》把中国人均收入定为1000一2500美元。美国《幸福》杂志“精确计算出”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472美元。香港《镜报》月刊1992年第二期文章，列举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研究报告后说：“由此推断，中国人均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之说，绝不为过。”(喻按：他们说的是“人均收入”，换算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更大)。
世界银行1992年报告，第一次公布了该行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1990年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是1950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为1：11，与日本的差距为1：8．7，与意大利的差距为1：7．5。
综合国外专家们的分析研究，以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中国与美国1990年的经济差距不会超过1比11。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1倍。
由于美国的军火工业、航天工业比重很大；美国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国家，而人均GNP是把亿万富翁与穷光蛋拉在一起计算，所以，中美两国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差距，小于1比11。有人估计为1比8。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旅游的人显得那么富，而我们去西方显得那么穷呢?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美国1990年的人均GNP是我国的11倍，人均收入也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是根本原因。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工作、旅游的人，多属“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穷人是来不了的，“蓝领阶层”来的也很少。我国能出国访问、工作的人。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干部和技术工人，应为“白领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但我国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脑体收入倒挂”或“脑体收入一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白领”与“蓝领”的收入差不多。拿着中国“蓝领”的工资去与西方的“白领”打交道，差了一大截。
三、“汇率偏差”问题。保守地估计，1990年时，按实际购买力算，人民币与美元至少是l比o．8，而汇率却是5．4比l。美国等西方人来中国，占了汇率上的便宜，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了四五倍，所以显得很富(我国一些宾馆客房、飞机票、火车票实行双重价格，对外宾收高价，就是要抵销一部分汇率偏差)；我们中国人去西方国家，在汇率上要吃大亏，等于手上的10元钞票突然缩小，变成了l元或2元，怎能不穷?
日元与美元是另一种“汇率偏差”，日元的汇率大大高于日元的币值。日本人用日元换成美元，到中国后用美元换成人民币，等于手上的钞票突然膨胀7倍，所以显得比美国人更加财大气粗。中国人到日本，吃一碗普通面条，折合人民币15元以上。靠中国的收入在日本生活，简直活不下去。
我与科技界朋友交谈时，常讲一个“如果”。我说：如果我国的科技和工艺能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我们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是他们非花钱来买不可的，不是我们急需美元而是他们急需人民币，致使“汇率偏差”倒转过来，1元人民币换5．4美元；那么，我们取出2000元人民币存款(这是许多人能办到的)，就能兑换11000美元。用这笔钱去美国旅游一圈，也会是风风光光的。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现有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3．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
党的十报告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其中一大亮点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首次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历次翻番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为经济发展的量化奋斗目标，曾多次提出过翻番任务，这次是第八次了。
第一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
第二次，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提出，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
第三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四次，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第五次，1997年，党的十五大鉴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中，原定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已分别于1987年和1995年提前3年和5年完成，因此对21世纪的第三步目标又作了新的部署，提出：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经过十年，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六次，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
第七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报告把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具有重要的含义。双翻番既能反映我国生产活动总成果的发展变化，也能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发展变化；既包含了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也包含了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既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义，又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精神。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即国内各部门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再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国内的劳动者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货币形式的和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
第二部分是属于住户部门的个体经营者（主要是农民）、国有和集体农场的经营利润收入，即他们所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的余额。
第三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财产收入，即居民从利息、红利、地租、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扣除居民所支付的利息、地租和其他财产使用的费用。
第四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经常转移收入，即居民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收入，扣除居民所支付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社会保险缴款和其他经常转移。
以上前三部分为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第四部分为收入再分配领域，最后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可用于居民最终消费和储蓄等的收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按人口平均，就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见，这是一个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具有民生性的指标。
2011―2020年的10年内要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就需要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年均增长7.2%。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考虑到2011年和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8.4%和9.6%，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7%，就能实现翻番。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考虑到2011年和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1.4%和10.7%，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2%，就能实现翻番。有观点认为，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所要求的这两个增长速度6.7%和6.2%并不算很高，实现起来并不难。还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多次提出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翻番的目标。现在，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并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那么，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番，居民人均收入也就跟着翻番了，这并不难。
但仔细一分析，我们认为，到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然而却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不可低估，我们需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是因为：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同步增长有一定难度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历史情况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不同步。在大部分年份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今后要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同步增长，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在1979―2012年的34年里，就有25年其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9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34年平均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前者低于后者2.4个百分点。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在1979―2012年的34年里，就有26年其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8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34年平均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5%，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前者低于后者2.3个百分点。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加大
就以往34年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来说，分别为7.4%和7.5%，并不算低。但这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比如说下降到7%。而如果按照过去的情况，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3―2.4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就要下降到4.6%―4.7%。
而按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要求，今后8年它们的增速要分别达到6.7%和6.2%。无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就加大了。
企业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局面难以持续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看，由三大主体构成，即企业、政府、居民个人。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分别增长9.6%和10.3%，均“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也“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都“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那么，企业收入的增速就必定“跑输”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2012年1―9月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呈现负增长，为-1.8%；全年仅增长5.3%，比2011年的增长率25.4%回落了20.1个百分点。可见，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双双“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以企业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代价的，这种局面难以持续。
“提高两个比重”涉及到难度很大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大格局的调整
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而长时间来，这两个比重是下降的，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00―2008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
2009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略有上升；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略有下降。这是一种恢复性、暂时性的变化，还是趋势性、长期性、根本性、历史性的变化，尚需跟踪观察。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是让政府收入还是让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呢？这就涉及到难度很大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大格局的调整问题了。
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对策分析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搞上去。生产是分配的基础，不能只就分配论分配。马克思曾指出：“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蛋糕”的适度做大和质量做好，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企业是生产第一线。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企业有提高劳动者报酬的能力，有消化劳动成本上升和其他各种成本上升的能力。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鉴于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居民收入翻番，要努力做到“双让利”和“三协调”，即政府和企业二者都要为居民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者的增速都要与GDP增速相协调。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是绕不过去的“大槛”。而在最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对这个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并未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
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从200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看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第一部分劳动者报酬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80.54%。所以，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很多，但最基本的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政府和企业都要为提高居民收入让利，而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为提高劳动者报酬让利。政府要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让利，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使企业有能力为劳动者提高工资。
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从200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看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第二部分住户部门（主要是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所占比重为15.3%，是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被单独作为一个重要章节列出。这里的重点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促进农民勤劳致富、增产增收。
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在中短期内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有明显作用。从200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看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目前居民从利息、红利、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只占5.48%，比重较小。应该通过不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住房租赁市场改革等，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这些改革的难度是不小的，一下子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起到明显的作用。
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重在帮扶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再分配领域的改革任务重在“抽肥补瘦”，帮扶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总起来看，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初次分配领域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头”和重点。
要重视科研人员脑力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科研课题的经费使用与“公务招待费”一起，被归入“清理规范”之类，这是不合理的。科研课题主要是把好立项关和成果关，在其经费使用中，应实行科研人员脑力劳动的合理补偿及相关个税的减免。
防止物价上涨蚕食居民收入的提高。十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是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实际收入的翻番。但居民收入的增长有可能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使物价过快攀升。如果居民收入的增长没有一定程度地超过物价的上涨，或物价上涨因素难以完全扣除，这就会使居民收入增长打了折扣。我们要控制好物价上涨，实现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
问：为什么要用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作为我国本世纪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奋斗目标？
答：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需要确立综合性的基本指标。基本指标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集中反映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第二，能分解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体系。在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中，社会总产品、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是三个基本指标。
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使用时间长，为大家所习惯。长期以来，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历年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都把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作为衡量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第一项指标。工农业总产值指标所以成为反映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首要综合指标，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它可用以反映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生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以及这两大部门之间的物质联系和比例关系。符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二是国民经济计划制定的出发点是工农业中的某些主要产品，这样有利于综合平衡。
但是，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是工农业总产值只包括工农业两个部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的产值都没有包括在内，因而反映社会生产活动的成果不够全面。二是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工业总产值是按照工厂法计算的，产品在成为最终产品之前，每经过一个核算单位，就要计算一次产值，重复计算部分比重较大。三是工农业总产值所表明的只是生产数量，而不反映产品的销售情况。
社会总产品指标与工农业总产值指标相比较，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即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饮食业和物资供销企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总产值。但是，社会总产品指标仍包含相当的重复计算部分。
国民收入指标与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品指标相比较，从价值形态看，是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后新创造的价值，没有重复计算。从其构成看，它包括了全部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因而能完整反映生产活动的总成果。从其与国民经济其他指标的关系看，它是积累和消费之和，是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物质基础。但是，国民收入指标同样有一些缺陷。一是净产值中的利润部分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二是其中的活劳动部分的大小直接影响净产值的多少，在一定条件下，不利于技术进步和降低活劳动消耗；三是净产值指标不能反映出生产的规模，在制定各级国民经济计划时，综合平衡难度较大。
相比较而言，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作为体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基本指标，更为鲜明和实际。
问：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有哪些主要依据？
答：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提出，主要依据有：
第一，历史的依据。从1952年到1981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从810亿元提高到7,482亿元，如果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29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提高了8.46倍，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生产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起点也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发展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以往33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自然灾害、政策失误等因素的影响，从1960到1965年的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的动乱，从1966至1978年，经济发展基本停滞，工农业总产值10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这就是说，建国以来，损失了或部分损失了近一半的时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备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有利条件：全党全国初步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转移，纠正了在经济指导上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经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开始全面回升；政治上实现了空前的安定团结。因此，只要我们在今后20年中，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和重大决策上不发生大的失误，避免出现国民经济基本比例的失调，国民经济保持历史的平均发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现实的依据。现实依据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建国以来，经过33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198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能力比1953年提高7倍；1980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比1952年提高21倍；1980年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比1952年提高17.7倍。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如钢材、煤炭、石油、机床、粮食等，都比解放初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有相当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其二，建国以来，我国科研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不断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前进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善。同时，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队伍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
第三，今后发展战略的依据。在今后20年的经济建设中，经济发展的战略将集中在提高整个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有了这样的发展战略，虽然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例如能源产品的煤、油、电，再如粮食、棉花等等，在产量上并不翻两番，但是，整个社会总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却可以实现翻两番。这是因为，提高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主要途径是更加广泛地利用科学技术成果，推广新技术，发展新产品，单位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将显著增加。经济发展战略的上述变化，将促使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在品种上丰富起来，质量明显提高，这必将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实惠，也将给生产带来巨大的实惠。总之，那时社会的物质财富的构成和质量构成都会发生变化。
问：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香的情况下，人民生活将有哪些变化？
答：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因为：
从我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来看，近年来，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逐年降低到30％以内。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国民收入水平也将达到或接近翻两番的水平，社会的总消费基金将大幅度地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增长的速度将大大低于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基金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将有较快的提高。据一些经济专家的预测，扣除价格因素，人均消费水平到本世纪末至少增长2倍左右。
但也必须认识到，即使到了本世纪末，我国仍是个底子比较薄的国家，我们人口多，消费量很大；地域辽阔，每个地区经济条件、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别。在这样的国情下，本世纪末我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可能发生这样一些变化：
第一，消费结构中吃的比重下降，穿的、用的比重要有所提高。吃的方面的副食品，穿的方面的高档衣着，用的方面的耐用消费品，所占比重要增加。用于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的比重也要增加。社会必要消费部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大幅度缩小。
第二，社会福利事业，如各种医疗、文化设施都会得到很大发展，为全体劳动者合理地利用空闲时间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组织条件。
第三，各地区、各民族的消费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第四，生活既舒适而又不浪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多次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工作。对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问题，他认为，提高居民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搞上去，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近日记者专访了刘树成研究员。
为实现居民收入翻番，要努力做到“双让利”和“三协调”，即政府和企业二者都要为居民收入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者的增速都要与GDP增速相协调。
一要重在扩大就业数量，努力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二要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三要深化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建立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各种要素的价格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之前，政府已规定了相应的税收。政府税收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初次分配的结果。所以，就政府税收对初次分配结果的影响来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标贴近百姓 城镇农村应该统一
记者：十报告把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其含义在什么地方？
刘树成：“双翻番”既能反映我国生产活动总成果的发展变化，也能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发展变化；既包含了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也包含了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既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义，又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精神。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即国内各部门劳动者报酬的总和，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再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国内的劳动者报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货币形式的和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
第二部分是属于住户部门的个体经营者（主要是农民）、国有和集体农场的经营利润收入，即他们所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的余额。
第三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财产收入，即居民从利息、红利、地租、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扣除居民所支付的利息、地租和其他财产使用的费用。
第四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经常转移收入，即居民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收入，扣除居民所支付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社会保险缴款和其他经常转移。
以上前三部分为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第四部分为收入再分配领域，最后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可用于居民最终消费和储蓄等的收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按人口平均，就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见，这是一个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具有民生性的指标。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已于2012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制度，将把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指标统一起来。
难度不可低估亟须解决四个问题
记者：有观点认为，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所要求的这两个增长速度6.7%和6.2%并不算很高，实现起来并不难。还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多次提出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翻番的目标。现在，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并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那么，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翻番，居民人均收入也就跟着翻番了，这并不难。您是否认同这些观点？
刘树成：2011―2020年的10年内要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就需要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年均增长7.2%。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考虑到2011年和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8.4%和9.6%，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7%，就能实现翻番。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考虑到2011年和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1.4%和10.7%，今后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6.2%，就能实现翻番。
我们认为，到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然而却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不可低估，我们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记者：那么，主要难点在哪里？
刘树成：要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就需要解决四个问题。首先，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问题；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问题；第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问题；第四，提高两个比重问题。
关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问题。观察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可以发现，在1979―2012年的34年里，就有25年其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9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34年平均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前者低于后者2.4个百分点。
观察1979年―2012年的34年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发现其中有26年其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8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34年平均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5%，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前者低于后者2.3个百分点。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历史情况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不同步。在大部分年份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今后要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同步增长，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问题。就以往34年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来说，分别为7.4%和7.5%，并不算低。但这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要下降，比如说下降到7%。而如果按照过去的情况，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3―2.4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就要下降到4.6%―4.7%。而按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要求，今后8年它们的增速要分别达到6.7%和6.2%。无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就加大了。
关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问题。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看，由三大主体构成，即企业、政府、居民个人。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分别增长9.6%和10.3%，均“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也“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都“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那么，企业收入的增速就必定“跑输”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012年1―9月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呈现负增长，为-1.8%；全年仅增长5.3%，比2011年的增长率25.4%回落了20.1个百分点。可见，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双双“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以企业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代价的，这种局面难以持续。
关于提高两个比重问题。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而长时间来，这两个比重是下降的，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显示，2000―2008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个百分点。2009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略有上升；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略有下降。这是一种恢复性、暂时性的变化，还是趋势性、长期性、根本性、历史性的变化，尚需跟踪观察。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是让政府收入还是让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呢？这就涉及到难度很大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大格局的调整问题了。
做大经济总量改革收入分配格局
记者：您刚刚分析了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看来，要真正实现双翻番的目标，难度确实不小，对此，您有何对策和建议？
刘树成：我们认为，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可以从七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搞上去。生产是分配的基础，不能只就分配论分配。
马克思曾指出：“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蛋糕”的适度做大和质量做好，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企业是生产第一线。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企业有提高劳动者报酬的能力，有消化劳动成本上升和其他各种成本上升的能力。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
鉴于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居民收入翻番，要努力做到“双让利”和“三协调”，即政府和企业二者都要为居民收入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者的增速都要与GDP增速相协调。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是绕不过去的“大砍”。而在最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对这个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并未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
第三，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
观察2009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看出，在四个组成部分中，第一部分劳动者报酬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80.54%。所以，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很多，但最基本的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
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来说，一要重在扩大就业数量，努力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二要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三要深化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建立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或者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政府和企业都要为提高居民收入让利，而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为提高劳动者报酬让利。政府要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让利，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使企业有能力为劳动者提高工资。
这里，有一种认识需要澄清。即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主要是在再分配领域，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大。认为初次分配主要是各种要素的价格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的过程，这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应干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各种要素的价格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之前，政府已规定了相应的税收。政府税收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初次分配的结果。所以，就政府税收对初次分配结果的影响来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第二部分住户部门（主要是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所占比重为15.3%，是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被单独作为一个重要章节列出。这里的重点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促进农民勤劳致富、增产增收。在住户部门参加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政府征收的生产税净额仅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29%，已经很少了。今后，在这方面的减税空间已经不大了。
第五，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在中短期内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有明显作用。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目前居民从利息、红利、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只占5.48%，比重较小。应该通过不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住房租赁市场改革等，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这些改革的难度是不小的，一下子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起到明显的作用。
第六，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重在帮扶低收入和困难群体。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收入所占比重为10.72%；较高收入群体所支付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社会保险缴款和其他经常转移所占比重为10.35%；从居民整体看，所获得的净经常转移收入则只占0.37%，相当少。说明在再分配领域，主要是提高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收入，而不是提高整体居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的改革任务重在“抽肥补瘦”，帮扶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总起来看，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初次分配领域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头”和重点。如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劳动者报酬就较低，收入差距就很大，那么主要靠再分配领域来提高居民收入和调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则是很困难的。
【关键词】三大产业 国内生产总值 计量经济学模型
作为人口大国，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逐年提升。现在以越居世界第二。在总量的背后，各产业对总值的贡献作用各不相同，了解各产业对GDP的贡献作用有助于合理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我国经济良性发展。
一、三大产业及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概念
（一）三大产业
第一产业：指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直接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生产部门。
第二产业：指加工产业，利用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加工并出售。
第三产业：指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行业广泛。包括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家庭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各国划分不完全一致。
（二）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二、我国三大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现状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逐年增加，三大产业产值也在逐年提升。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开展，我国逐渐由农业国像工业国到现在注重服务业发展为主，相应的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出现变化，第一，第二产业占比的下降和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但相比而言，第三产业发展还是相对较弱，总量较低，仍旧坚持扶持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方向。
三、数据的选取
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在建立模型中用Y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单位：亿元）
第二，第一产业，在建立的模型中用x表示，作为解释变量。（单位：亿元）
第三，第二产业，在建立的模型中用x2表示，作为解释变量。（单位：亿元）
第四，第三产业，在建立的模型中用x3表示，作为解释变量。（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3-1国内生产总值
四、建立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β0+β1X+β2X2+β3X3+μ
其中：
Y=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X=第一产业产值（亿元）
X2=第二产业产值（亿元）
X3=第三产业产值（亿元）
μ=随机扰动项
β0，β1，β2，β3为参数
五、运用模型检验
（一）经济意义检验
有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呈现正相关，与现实意义和假设都相符合。
（二）统计推断检验
由上表看出，R^2=1.000000，调整的R^2=1.000000，F=1.53E+08，表明模型在整体上的拟合程度良好。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运用Eviews软件进行简单相关系数法检验多重共线性得到下表：
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第二产业每增长1亿元会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55120597亿元，第三产业每增加1亿元会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9463099283亿元。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还是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较为明显和显著，虽然我国一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我的第三产业仍旧处于尚未完全发展的阶段，对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影响还不够深，依旧需要进一步的扶持和发展，同时也可以表明，第三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增长速度较快，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具有新的创造力未来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更为突出的贡献。
模型的不足之处：
第一，选取的数据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容量不够大，如果能够扩充样本容量将会增加模型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模型中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自相关的修正和补救问题，修正后的结果对原建立的原模型将会有较大的调整，会给我们期望的结果带来一定程度的偏差。
第三，在考虑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因素时，为了全方面，按照一般划分，引入完整的三大产业综合考虑，希望可以得出全面的分析结果。并且，按照正常的经济视角，第一产业将对国民生产总值起到正相关作用，并有着很重要的占比和影响。第一产业涉及国计民生的根本产业，是第二三产业的基础，地位重要。打在我们建立模型和检验的过程中，由于三个变量x（代表第一产业产值），x2（代表第二产业产值），x3（代表第三产业产值）之间存在着多重共线性，我们必须为之进行相应的修正，在修正后要求剔除变量x（即第一产业产值）以保证模型的优化和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根据最终的模型结果，我们将进一步分析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并未我国经济更好发展提出建议。上述情况会使得分析全面综合性降低。
六、结论
第一，在检验多重共线性和修正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三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三大产业之间本身就呈现了相同的趋势，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第一产业往往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原材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反过来又为第一产业注入新鲜劳动力促使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产业有时也为第三产业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促进第三产业更快地发展。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代表，为第一和第二产业可以获得更加优质的服务。因此，当这三者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时，就很有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二，在自相关的修正时，可以发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上具有一定的滞后关系。在经济发展较好时，三大产业会迅速进行反应，增速放快，在经济下行时，也会较快的反应出来。但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就不会那么明显，作为一年一统计的数值，除了占主要因素的三大产业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对这个数值产生这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时，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反映出来。
第三，最终的模型中反映了第三产业并没有第二产业目前对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作用大。影响不深，作用不大，并不说明这个变量不重要。在另一方面，反而说明了很多尚且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第三产业作为重要的发展对象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国民生产总值仍主要靠第二产业拉动和主导都说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问题，新兴的产业和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我国需要完成由数量向质量，由高投入高耗能经济向低投入环保节能的经济转变，在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必不可少。这就要求要坚持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带动经济增长循环，良性和高效的健康发展。
七、模型分析建议
（一）重视扶持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
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可推迟。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首先要订立具体可行的规划，科学发展。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科学的规划的引导相关行业发展。事前做好发展前景分析，建立完备基础设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打好基础。接着扶持重点行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代表，服务业中也各不相同，大力支持创新性行业和绿色行业发展，突出重点，形成产业集聚。最后，营造创新环境，大力吸引人才。坚持创新原则，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大量吸引各行业尖端人才，推动产业深度发展。
（二）合理调整各产业的布局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 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引进来;走出去;均衡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国经济增长呈现GDP与GNP差距扩大的趋势,把GDP与GNP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分析二者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在利用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求“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均衡发展,这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的重要体现。
一、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
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投入的生产资源所产出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或由此形成的收入的一个数量指标。国际通行的统计方式有两种――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是以一国领土为标准,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则是以一国国民为标准,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国民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总值。二者的关系等式为:GNP = GDP + NFP。其中,NFP代表本国国民在外国境内的收入减去外国国民在本国境内的收入,即本国从外国取得的净收入,这些收入是由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的国际间流动引起的,故称为净要素收入,具体包括付给工人的净报酬、净投资收入。当存在着一国向另一国无偿捐赠的现金或其他实际资源时,这一单方面转移也应包括在其中。
二、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
净要素收入(NFP)这一指标的大小与正负,决定着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大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国经济增长呈现GDP与GNP差距扩大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GDP与GNP相差甚微。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GDP与GNP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许多发达国家的GNP都大于GDP,发达国家到海外投资多,他们在国内和国外共同创造的总经济价值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截然相反,GNP常常小于GDP的增长。各国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性以及跨国流动的不均衡性,是许多国家GDP与GNP差距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原因。1993年以后,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一直位居首位,对外投资整体规模较小,导致GNP慢于GDP的增长。GDP与GNP差距的持续扩大折射出我国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发展的失衡。
三、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均衡发展
1.充分认识和发挥对外投资的作用。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水平还很低。按照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还没有到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唯一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竞争演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能力为主的竞争。应充分认识对外投资在“走出去”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积极培育中国式跨国公司的发展,提高我国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2.以国内产业为依托提高核心竞争力。对外投资要以国内产业为依托。我国国内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要以纺织、轻工、机电为重点,积极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实现“全球生产,全球经营”。从国内产业升级发展出发,要求“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利用国外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约束。从理论上来讲,获取境外资源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两种方式,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初级形态的资源出口采取限制政策,国家间争夺能源的斗争日趋激烈。通过对外投资,加强海外重要战略资源的供应保障,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国内重要资源的供求矛盾,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且在后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4.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力争成为劳务出口的大国和强国。劳务输出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促进GNP增长的重要途径。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这种比较优势不应仅体现在我国的出口和吸收外资中,还应该充分体现在“走出去”之中。要把劳务输出放到与出口和引资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管理职能的协调和整合,提高我国劳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同时,规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秩序,维护外派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单忠东,綦建红.《国际金融》(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分析海洋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具体关系，其目的是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依存关系，并衡量两者间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用以判断现实情况，对未来做出规划。本研究选取2001年—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作为衡量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2]；以海洋生产总值（GrossOceanProduct，GOP）作为衡量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指标[3]，相关变量数据如表1所示。根据表1，利用Eviews5.0软件分析，得到反映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相关程度的趋势图及散点图（如图1所示）。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济增长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说在过去10年中，中国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济增长两者密切相关，且发展趋势是同方向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1.1Grange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了正相关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考海洋经济变动与宏观经济变动之间的因果关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增长变动是单方向引致，还互相引致的结果。通过对二者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的进一检验，获得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检验结对滞后期的长度敏感性较强，考虑到样本容量限制，本研究选取了2个不同的滞后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时，在各种显著性水平下，海洋生产总值（GOP）均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Grange原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不是海洋生产总值（GOP）的Grange原因，即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一方的增长变动是否是由对方的增长变动引致的，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检验。
1.2平稳性检验
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2001年—2010年的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均是非平稳的，因此，在分析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时，需要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选择ADF检验对GDP、GOP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通过原序列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系数图确定滞后阶数，通过被检验序列的走势图判断检验中是否包含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GOP和GDP的ADF检验无法拒绝水平值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变量是非平稳的。而对于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GOP和DGDP分别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具备了进一步分析海洋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前提。
1.3长期均衡分析
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GOP和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可以对GOP和GDP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目的是考察两者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从经济意义上来看，若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在长期内，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会影响另一种变量的变化情况，即使短期内可能有些冲击使他们暂时偏离均衡位置，但长期内，二者将自动回复到均衡位置。均衡是指一种状态，当一个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状态时将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即使当系统受到干扰后会偏离均衡点，内在均衡机制也将努力使系统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当系统偏离均衡点时，平均来说，系统将在下一期移向均衡点。这就是说，对于具有均衡机制的经济系统来说，在不断出现非均衡误差的过程中，均衡机制始终维持着系统的均衡状态。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反之，如果这两个变量不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在只有两个时间序列时，只可能存在一个线性的协整关系。这种情况下，E-G两步法显得非常有效。本文首先用OLS方法对GOP和GDP进行协整回归，估计两序列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如果回归残差et是平稳的，那么GOP和GDP是协整的，也就是说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回归方程，并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到，由于检验统计量值-2.951378小于置信水平1%的临界值-2.847250，说明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证明GOP和GDP之间是协整的，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回归关系成立，并由此建立回归方程：GDP=9744.476338+10.13961226×GMP（9744.476）（10.13961）（1）式中：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无论大小还是符号，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系数检验的t值，由t值可知，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1时，方程的系数都是显著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0.998093）较高，White异方差检验的P值（0.455315）大于显著性水平（10%），故回归模型随机误差项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性；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的滞后1期、2期和3期分别进行LM检验，P值分别为0.991673，0.600139和0.336848，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0%，故不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总体来看，海洋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海洋经济增长系数10.13961226的含义是：海洋生产总值每增加1元，带来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相应增加10.13961226元，这是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影响。可见，海洋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向海洋要效益，以海洋谋发展的海上发展战略必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效果是在长期中体现的。因此，海洋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及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然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2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对海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目的是考察两者在一定时间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制约关系，为制定战略规划提供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从动态角度分析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互相影响情况。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方差分解则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个方程新息相关联的数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为避免数据过分波动，本文将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2.1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动态影响分析
从脉冲响应函数角度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情况，其结果如图2所示（横坐标表示滞后期，本文中表示为年份，纵坐标表示模型中的随即扰动项带来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和未来取值的影响程度）。从图2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表现出显著的正响应，但是影响幅度很小，只在第3期达到最高点0.04之后，响应逐渐趋稳，并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海洋生产总值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在短期内没有大幅度带动效应，这也说明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增长效应。
2.2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影响分析
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情况，其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到，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响应，表现为显著的正响应，但是强度要大于海洋经济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海洋经济的响应在第1期就达到0.06，之后略有下降，2至4期呈上升趋势，第5期后响应逐渐趋稳，并一直维持在0.04。这说明中国海洋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国民经济的增长能够迅速对海洋经济产生带动作用，但是这种带动在短期内也没有太大的增长幅度，在长期才表现出平稳态势。
2.3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动态关系的方差分解
从方差分解角度分析海洋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关系，其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从表5国内生产总值LGDP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如果考虑GDP的自身贡献率，那么对中国GDP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的自身变动，这意味着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受到其他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海洋经济对经济系统的方差贡献在第3期之后效果开始明显，而且呈现逐期上升的趋势。因此，中国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首先需要考虑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稳定性及连续性，以便保证可操作的政策措施能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其次，要提高海洋产业的总量效应。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有20%左右是靠海洋产业总量的上升，即提升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来实现的。同样，中国在提升海洋经济地位时，不仅仅需要依靠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如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在现实中更需要为海洋经济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大环境。因此，从战略角度来讲，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战略。从表6海洋生产总产值LGOP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如果考虑LGOP的自身贡献率，那么影响中国海洋生产总值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而不是海洋经济自身。这意味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整体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中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0年间的数据来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功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在长期，海洋经济的自身强化在逐期增强。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模型设计
2．1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模型的变量说明
（1）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滞后内生变量
Y(-1)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2)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2）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3）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
3．3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并进行事后预测，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关键词: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国民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C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229-01
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市作为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其人均生产总值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北京市人均生产总值在1990至2010年间发生了质的飞跃。本文通过对21年间北京市人均生产总值影响因素的研究，试图找到关键因素，提出促进国民生产总值进一步增长、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设定
为反映北京市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取了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设定二元线性回归模型：Yt=β1+β2X2t+β3X3t+ut
三、数据的收集及模型的参数估计
本文获取了北京市1990~2010年间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s估计模型的参数，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Yt= -465.4428+3.824256X2t―1.667906X3t
(934.5593) (0.3990) (0.6051)
t=(-0.498035) (9.5847) (-2.7564)
＿
R^2=0.9960 R^2=0.9956 F=2257.818 df=18
四、模型检验与调整
（一）经济意义的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人均生产总值就会增长3.824256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每增长1元，人均生产总值会减少1.667906元。其中，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生产总值间的关系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解释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导致的。
（二）统计检验。1.拟合优度：由模型估计数据可知：R^2=0.9960，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56，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2.F检验：通过F检验，回归方程显著，即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这些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3.t检验：由t检验知，解释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X2)、“人均消费性支出”（X3）分别对被解释变量“人均生产总值”（Y）有显著的影响。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1.多重共线的检验与修正 。由模型估计数据可知，X3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的相反，这表明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线。通过Eviews检验，证实X3引起了严重多重共线，予以剔除。修正后的回归结果为：
Yt=-2444.631+2.730181X2t
(694.3299) (0.0472)
t=(-3.520849) (57.84543)
＿
R^2=0.9944 R^2=0.9941 F=3346.094 df=19
2.异方差的检验与修正。由以上估计结果，通过Eviews进行White检验可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3.自相关的检验与修正。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可知其可决系数较高，回归系数显著，DW检验显示此模型中存在自相关，采用广义差分法修正后，得到普莱斯-温斯腾变换的广义差分模型为：
Yt*=-850.2567+2.726314X2t*
(491.0203) (0.0881)
t=(-1.731612) (30.93413)
＿
R^2=0.9805 R^2=0.9795 F=956.9206 df=19 DW=1.7587
可以计算出：
β1=-2738.35
由此，我们得到最终的北京市人均生产总值模型为：
Yt=-2738.35+2.726314X2t
由此模型可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人均生产总值就会增长2.726314元。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1.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其人均生产总值存在显著影响。近年来北京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性增长，这是由于其作为我国首都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人们的收入稳定增长，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2.由于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向变动，消费性支出对生产总值的影响可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为全面地表现出来，在研究人均生产总值影响因素时，仅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可。3.通过北京这一具有代表性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找到了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关键因素。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加人均生产总值的首选。这一结论的实践将促进政府积极寻求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途径，重点关注民生，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重点放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上。
（二）政策建议。根据本次研究与分析，我们对北京市政府以及全国各级政府提高人均生产总值的建议如下：1. 均衡产业发展，扩展产业链结构，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周期缩短，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日益完善。这些新兴行业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群，提高收入水平。政府应该大力扶植新兴产业发展，改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2. 由于我国税制尚不完善，在所有税种中所得税所占比例较大，这使得企业、居民税收负担较重，无形中缩减了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政府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方式，减少居民税收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民生，以人为本，贯彻落实中央民生政策方针。4. 当前就业的一大问题就是专业技术岗位人才稀缺，因而，提高全民素质，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增加就业培训，使得劳动力更加符合高层次岗位需求无疑是当务之急。而这一措施又间接增加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