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4 11:24: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的重要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
2、四书五经，是指“四书”与“五经”的合称，是历代儒客学子研学的核心书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详细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关键词：德治；礼治；法律儒家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纵观浩瀚的古代历史，儒家思想从诸多思想学派中逐步发展出来，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存在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是深远的，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
（一）维护礼治，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儒家倡导的人性向善论，认为善都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度制约的途径获得，后天的礼乐教化能让人启发善心、弃恶从善，孔子认为，社会应该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秩序，礼是维持这种社会差异最好的工具。
（二）维护德治，则倡导“以德服人”，要求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通过道德教化来让天下的臣民臣服。
（三）强调人治，维护人治传统
注重人治，则是儒家区别于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孔子曰：“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这便是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体现，这种“贤人政治”“视法为器”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
（四）倡导和谐、无讼
儒家信奉“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力图创造一个一切合乎自然的“和谐社会”，结合古代法律，无讼便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手段，历来的统治阶级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不推崇运用道德教化解决民间的纠纷，一个没有纷争、没有诉讼的大同社会也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想社会。
儒家思想对于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于立法还有司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以司法领域展现的最为充分。本文重点讨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朝、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重点法律制度，具体如下：
（一）汉朝
武帝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他将阴阳学说、儒家学说及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糅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也利用该学说将节气和刑罚相连，实行秋冬行刑，他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仁慈的君主应该养德，故在万物生长之季的春夏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有肃杀之气，应当申明刑罚，公平决狱，施行刑杀。“秋冬行刑”在儒家理论看来是“顺天时”，实际又不耽误农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得到以后各朝代的沿用，明清的朝审、热审皆来源于此。
汉朝司法制度儒家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以儒家经典《春秋》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春秋决狱”兴盛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总之，春秋决狱既有其利处，它从主观上调和了立法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但其主观随意也使得庞杂的汉律更加混乱。
（二）魏晋南北朝
这个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渐进时期，标志性的“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八议”、“官当”、依服制定罪以及存留养亲制度，可谓是体现。通过研究这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对于制度的影响。
为了加强镇压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正式入律始于北齐。“重罪十条”是后世法典中“十恶”，即将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北齐律》所定“重罪十条”，则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予以概括，包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隋唐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八议”制度则是八中权贵人物，他们犯罪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这八类人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议”入律，使得贵族官僚地主享有特权，凌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不法分子破坏法律打开便宜之门。
“准五服以制罪”是基于血缘关系、亲疏关系远近所制定的五种丧服制度，“五服”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涵盖了九族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姻亲，遵循着亲者服制重，疏者服制轻的原则。这是礼法结合的体现，以后历代法典均沿用此原则，明代更将丧服图冠于律首。
通过上述制度，我们看到了儒家伦理规范转化了成了具体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不仅维护专制统治，倡导礼法融合，也巩固了等级有别的观念，其影响也是利弊兼具的。
（三）隋唐
隋朝《开皇律》以北齐创立的”重罪十条”为基础，形成十恶条款，由于十恶重罪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也触犯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故被认为最严重的犯罪。隋朝也延续了“八议”制度，扩大了法律的特权，使得等级特权更加明晰。
唐朝可谓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法律传统。《唐律疏议》的制定，不仅是唐代高超立法技术的体现，更是“一准乎礼”思想的概括。
首先，唐代统治者为达到长治久安，注重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来禁锢和教化民众的思想，力图在思想的源头就消灭犯罪，故实行“德礼为政教之本”，以此维护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
其次，强调亲疏有分、贵贱有序，特别强调官僚贵族的等级特权，强调平民和官贵之间的身份差别，同罪而异罚。贵族犯罪，有“八议”“请”“减”“赎”“当”等制度，而老百姓则无此优待。唐律注重身份上的“上下有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贱民无独立的人格，不能从事民事上的交往。良民与贱民通婚则丧失良民身份，良人侵犯贱民，对其处罚较常人轻，贱民侵犯良人，对其处罚较常人重。
最后，唐律建立的五刑体系刑罚均为独立刑种，无附加之刑，且行刑规范，死刑仅固定为绞、斩两种，条款也较后代减省，须经三复奏、五复奏。此外，唐律还基于儒家思想中仁爱精神，对于老有病弱者，实行从轻处罚。
总的来说，法律的儒家化在唐朝更多的融汇了礼教的精神，用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导立法，使其充满了礼教色彩，总结了历代立法的经验，结束了引经断狱的习惯，使法律成为推行纲常礼教、巩固宗法等级制度，谋求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工具。随后的宋元明清大多照搬唐律，延续了这种精神。
本文从儒家思想着手，结合重点朝代的法律制度说明了儒家思想具体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儒家思想有其赞赏之处，如强调礼教，强调德治，通过无形的道德使民众向善、遵守法律，但是它也存在着思想的弊端，如强调固化的等级观念，强调依亲疏远近来断罪量刑，这是需要抛弃的。这对于今天的立法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亦有借鉴意义，立法者的思想决定了法律的良善，故应在制定的时候就避免制定恶法，立法中也应结合道德的无形规制作用，引导人们从思想上抑制犯罪。（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 朱勇.中国法制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关键词：民族文化 儒家文化 道家文化 佛教文化
一、民族文化的定义
民族文化，指的是在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思想、风俗、传统、代表人物，及由这个民族进行的一切活动。民族文化可以体现在思想文化中，而思想文化对动画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对于中国动画的发展尤为重要。
二、中国动画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哲学，它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把艺术家的审美与社会功利结合起来，提倡“文以载道”，这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美学观的指导思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促成了中国动画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独特美学风格。儒家思想不仅渗透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之中，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动画艺术的创作之中。
儒家文化以春秋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和人的自身修养，提倡“文以载道”，这些对于中国动画的创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儒家文化中的“中庸”
“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调和与折中、均衡，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在自然界，都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孔子“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准则的典范。体现在动画艺术创作中，就是讲究动画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讲究“文以载道”，一切以“和”为美，这一点正是动画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它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又代表着中国风格。
2.儒家文化中的“忠恕”
儒家之道是人们必须遵循，并且须臾不可分离的社会准则与规范，其最高境界是“至诚”。“诚”指真实无妄。从道德意义而言，人的本性诚实就会与人、物、天三者之性相互通融、互相影响。“忠恕”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对我国动画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中华传统美德故事》等优秀动画作品，都是教人从善，通过人的“诚”感动天地而打动观众。
3.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
孔子以“仁义”作为理解分析美与艺术的根本。儒家美学的主导思想是：肯定个体需求的必要性、合理性；强调把这种需求的满足导向伦理规范。美学的合理性在于能导向伦理，个体需求必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达到统一，这样，和谐发展才有真正的意义。中国动画艺术家们不断地将这一儒家精髓运用到动画创作中，使作品中蕴含发人深省的内涵，它最终表现为动画作品中生动的教化作用，让各阶层的观众从中获得教益。
三、中国动画中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道家文化的最本质特点是“无为”，也是老子的主要思想；“无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美的奥妙就在其中。“无为”要求人与道合一，与天地自然合一，与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对中国动画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水墨动画片的代表作《山水情》中，通过对人与山水间的依恋关系的刻画渲染师生之情，“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通过水墨淋漓的画面和优雅的音乐体现出来。
1.道家文化“虚无”的宇宙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家文化中的虚无空灵、含蓄之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特点。它的形成来源于道家的“虚无”宇宙观。老子的这种“虚无”宇宙观对中国动画崇尚空灵美影响极大。空灵美的特点一在空，二在灵，因空而灵，这恰恰是中国动画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少中见多，小中见大，虚中见实，意味深远，亲和人性。
2.道家文化的基本思想：无为
无为而治的“无为”，不是一无所为，而是以有为而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种无为实指一种趣味，我们可以用“恬淡”来解释。恬淡既是“道”的重要特征，也是后世的文人艺术家崇尚淡泊的思想境界。中国动画恰恰可以体现出这种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例如中国早期的水墨动画，正因为具有独树一帜的中国风格而被认可。
3.道家文化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
道家文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解释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对当今社会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维护生态平衡有独特的价值。“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是从纯粹哲学意义上来讲，但对于美学也有重大的意义，它对后世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即美是天人合一、自然天成、未经雕琢的。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不失为中国动画发展的指路灯。
四、中国动画中的佛教文化
黑格尔说，“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是宗教。”自古以来，宗教与艺术的发展都是相互渗透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民族文化及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绘画、陶瓷、建筑、文学无不受到佛教文化的浸润。一向被视为动画创作颈瓶的意境、神韵的表达，可以用禅宗精神影响下的诗风画意来解决。佛教文化的“空灵、余韵”和动画的虚拟性、假想性的特征不谋而合，中国动画从中汲取精华，如《大闹天宫》就是代表作。它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神话故事基础上结合了动画自身的特点，又保持了原著的浪漫主义风格；既来源于生活，又对生活进行了精炼和美化。中国动画崇尚以形写神，讲究气韵生动。《大闹天宫》着重韵律和意境，无论是从影片画面还是内容设计上，都追求意境和美的神韵，这是对中国佛教文化做过深入研究才有的深刻体会。
结语
综上可见，中国民族文化应在中国动画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极具代表性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它们自成特点，将长期影响着中国动画的创作方向和风格，这样，中国动画才能独具自己的特点，在世界动画艺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苏国荣.戏曲美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2]李泽厚，刘纲纪.中华美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卷.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陈望衡.龙腾凤霭[M].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
[5]封敏.中国电影艺术史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和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会计的职业道德建设仍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儒家思想是构建会计伦理不可缺的重要思想资源，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关系到国家财经法规制度能否贯彻执行，经济秩序能否维护，经济发展能否促进的大问题。儒家思想是建立会计诚信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建设会计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因此，挖掘儒家思想的内涵，建设会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在当今社会尤为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新的 《会计法 实施，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口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会计人员作为财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其职、道德和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单位财务部门工作的质量，因此，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建立会计的职业道德不仅仅需要法律法规，还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其做人立身的根本，因为，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世界观，是和谐的社会观。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相通的，是具现代性的，有利于人们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高尚的情操。
一、儒家思想有利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
《苟予 ·哀篇》中写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对人们生停的利害关系，也是社会与人的基本关系。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宗旨。人与人之问的和谐才能真正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人要想很好的生存，必须得到人们对你的信任。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就像《论语·为政》中指出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而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现代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促使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要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就像孔子《论语 ·颜渊》中主张要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君、臣、父、子各行其义务和责任，社会就可以和睦安宁。儒家的诚实守信是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核心价值。
会计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诚实守信，因此，会计行业巾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强化服务等八个方面要求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之一。
《论语·述而》中写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礼，吾亦为之”，只要能发财，无沦从事什么职业。但在论语 ·里仁 中孔子叉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处也”，也就是追求富贵不得损害社会秩序。 朱子语类 中对此说得更明白：“然须是食期所当食，饮期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道心矣”。所以儒家提出的道、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 学之中的基本概念。讲信用是君子的一种美德，是交友和处世的基本准则。应该说，作为道德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的修养的基本原则，是立身之本。我仃j今天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信用经济。信用不仅体现l在商品交换的表面层面上，而且劳动关系、合同关系、协作关系、知识产权等都要守信。要做到诚实守信，就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要按市场规则办事，反对不正当竞争；就要树立信用观念，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重承诺、讲信誉。
《我国会计法》第39条明确规定 “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会计人员职— 重德建设，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会计是诚信行业。诚信是指诚实、守信，即以已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诚信表达了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是人格的基本保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更应该是具有其职道德喊信的人。但近年来，会计人员执业态度不端正，缺乏敬业精神； 执业纪律松弛，在会计职业界违背准则、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有的会计人员在国家、社会公众利益与单位刊益发生冲突时，小能够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参与伪造变造虚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甚至为违法违纪活动 谋划策，这些失范行为致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会计假账大量盛仃，职业道德沦丧。这一系列会计舞弊欺诈案件，使会计业的公信力受到严峻的挑战，会计行、面临一场严重的“诚信危饥”。会计如果不能客观公正的把现实经济活动反映出来，不能为会计信息、使用首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和鉴证，将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其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孔了的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的协调，这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共同法则。
自觉原则
一、中国山水画的哲学思想
1.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道家思想在中国的山水画中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中国山水画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此时正是玄学思想兴盛的时期，反映于艺术层面，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的诞生。中国的山水画，一山一水中渗透着一种哲学的沉思。道家思想追求自然与虚静，以一种直接的形式反映在画面上。道家思想重视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产生，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道家要求人们在审视自然万物的时候，将自己置身其中，不断感受与体悟。从山水画中，我们看到了画中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始终贯穿于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当中。
2.禅宗思想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对于推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禅宗体现的是对宇宙的直观体验，心灵是一切思维活动发生与承载的场所。禅宗大师慧能曾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能含万物色象，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这样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体悟，将禅宗的思想体现出来。我们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常常能发现这种禅宗思想。在王维的山水画中，就隐含了这样一种禅宗的思想，意在塑造一种清晰脱俗、指向心灵的风格。中国禅宗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悟”，这是中国美学与艺术中的重要思想，妙悟与顿悟不仅是批评术语，更反映在山水画中，需要人们体验与感悟。
二、中国山水画哲学意境之美
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中国的山水画中有着中国哲学最纯粹、最深远的影响，体现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哲理与神韵，在中国的山水画中表现出一种哲学意境之美。这里有庄子的逍遥自在，有禅宗的超凡脱俗，有儒家的仁者寿与智者乐，正是这样一种哲学传统让中国的山水画散发出了艺术之美。中国山水画的哲学意境之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诗意之美诗歌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婉转动听，吟诵千古。中国的山水画天生就是诗歌的孪生姐妹，一幅好画离不开一首好诗的映衬，一首好诗需要一幅好画来传神。一个好的诗人也是一个好的画家，如王维，中国唐代著名的诗人，其画作《江山雪霁图》描绘了这样的意境：画中的人、房舍、船等物象融为一体，屋舍旁有榕树数棵，营造了一种恬静、空灵的意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仅是苏轼对王维山水画的评价，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追求。诗意之美不仅在画中，更在画外，画中所展现的仅仅是一山一水，但在画外展现的是画家的人生哲学。这种诗意之美深深融于山水画的血脉之中，仿佛每一幅画都是一首吟诵在口的诗篇，在江上、在山间都能感受到这种诗意之美。
2.自然之美山水画贵在自然。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一直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之心。儒家、道家以及禅宗，都追寻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美需要艺术家去挖掘、表现。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同样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然，自然的包容与豁达让人们在山水画中自由徜徉。中国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南唐巨然的《万壑松风图》中，飞石瀑布，楼阁丛林，小桥流水，白衣隐者，以一种人与万物的和谐之感，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崇敬与喜爱。画家从山水中感受的是一种怡然自得，从哲学角度来说，是对自然之美的无限追求。
3.空灵之美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这是中国的山水画所表现与追求的意境。南宋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描绘的就是雪山映照下的画面，画中若隐若现的两个人处于雪景之中，显出空灵之感。这样的一种人与自然相互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空灵之美。南宋的山水画，常常表现出一种空灵之美，整幅画面的山水中，表现的是空灵之感。荆浩的《匡庐图》，云峰险峻，树木葱郁，瀑布飞流直下，水雾弥漫其中，正如清代邓石曾说：“字画疏可走马，密不通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在纷繁的世界中，山水画表现了出世的空灵之美。
三、结语
2012是中日建交40周年。中日之间的友谊，中目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又何止40年?
虽然，各自的表述不同，但大致可以远溯秦汉，鼎盛于隋唐两宋，繁复于明清，至于1937年之金陵“噩梦”姑且不论。
长久以来，中日之间是好邻居，好朋友。中古时期，中国为尊长；近代百年，日本为良师。站在建设性与进步性一边，中日之间，拥有大量值得玩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交集。
近期，中日韩三国外长又积极外交斡旋签署了区域发展的战略协议，重点提到了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当然，对现代的大型企业、综合性大学、市民社会、文化爱好者而言，这都是积极开端和好愿景。这是否证明东亚价值再次升温，东亚价值有吐露的恰当时机?
当然，标榜“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已经是历史的陈旧的过时的说法，但是，东亚作为一个思考的范畴，还是需要想象力和知识性构建。中日如何互相成为对镜与相应，拉开东亚想象力的空间，为了中日友谊的现代性贡献力量，值得探问。
不是单纯反思中日之间的爱恨情仇，不是简单探讨应对金融海啸后的发展模式，不是简洁地继受大陆法系的合理性与本土化，而是，为中日在21世纪寻找现代性、合理性来源、思考空间和可能性，哪些思考的“切口”更加敏感，能够跨界思考，艺术表达，形成逻辑，是值得思索的。作为方法之中国
沟口讲得巧妙，“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目的的世界”，清晰，明丽，不妥协。可是中国独立、发展与省察之目的又何尝不是为了世界，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化，拥有普世价值吗?近两年，有过大量的争论，有的学者保守地称中国文化有普世伦理。有的学者援引政府表述，中国文化有普通价值，也就是普世价值。试问张载的“民胞物与”是狭隘的儒家观念吗?横渠四句是普通伦理道德吗?但是，中国文化需要走出中世纪的自圆其说，完成知识性结构建立，这也就是沟口之可敬与价值。但沟口也给中国读者留下了难题。
在中日文化交通史上，前有鉴真，后有舜水，都是真诚、直观、思想性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当然，一佛教，一儒家，一唐朝，一明清之际，一个见证唐朝时期“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远播日本，一个造就了德川两百年伟绩的思想性与结构性。这都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输出举措，也是中目之间美好的文化历史记忆。
鉴真也好，舜水也罢，都是原理性贡献，但今天佛教与儒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奇风姿。欧风美雨，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织，启蒙与反启蒙的叠置，成了中日必须面对的“多难登临”，面对欧美，东亚或许容易寻找到认同感，相似的心理结构，这也是今天再谈中日文化交通史的内在动机和紧迫所在。
作为目的之世界
康有为言，“思想不外义理与制度两端”。
从清朝末年，为了收回“治外法权”，到民国《六法全书》，再到改革开外以后的西法移植，中国的制度仿制可谓“无法不容”。不论体系还是功用，民刑等部门法程序法都是全球化比较，当然，也包括对日本法律制度的温情与敬意。
诚然，制度容易仿制，“义理”难于入乡随俗，与本土资源不连贯、多规避。也就难于完威“作为目的之世界”。日本制度与义理的细致与定力，中国人远不能及，需要长期研究和玩昧，全球化之目的指向，一如，一贯。
梁漱溟当年留日访问，惊奇地发现日本的长子学校，他省觉，儒家与现代国家日本竟然有如此调和的留存和现世构置。这也是梁回国鼓吹儒家的日本因由，当然，日本对于东亚价值、儒家、经学、古籍版本等原理性贡献，不可忽视，不可动摇。
谋定之后，行且坚毅，固然是好，辨析方法论、原理也不可少。有继受，能创新，惕厉欧美体系性挑战，才是日本作为中国今世良师的关节。
无想象力无未来
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文化省察，是相对稳健的逻辑关联，与此同时，判断力与想象力叉是思想阅读与时代性思考的急先锋。
不论在民国期间的海派文坛，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内地。日本文学都是中国人的特殊记忆，直观表达、唯美、冲决东亚人内心的苦闷、完成现代性的心灵对治等，高棋。这两段现代性记忆，也成为了今日中日文化交通史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川端、三岛、大江、芥川、森鸥外等大家。此外，围棋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扮演了重要角色，难忘于中日围棋擂台赛，敬畏于围棋巨人吴清源，都是中日之间友好的现代记忆。艺术、文学、电影、围棋等展现想象力、创造力和判断力的场域更加值得中日之间思考与玩味。
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三）树立榜样，发挥示范作用
坡的叙述直指心性，但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姑且把东坡流放粤海的枯寂放在一边，只说为何只有韩愈能让他有了心理认同，是道统吗?为何北宋的文人，从柳开、欧阳修就尊昌黎先生为道统，以上而下，护持儒家的尊严，是直面“天竺为体”的思维宰制吗?北宋之易学诸家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是以儒家本体抗拒天竺本体吗?
诸位，放下刚健的北宋古文运动的云垂海立，看看1949年后，一位湖湘学派殿军的晚期作品，章行严先生之《柳文指要》，13岁开始一生追慕柳宗元。晚年成大部论著，上下册，以柳诗文和历代柳评为两大线索反思晚唐政治思想史，古今中西竭力网罗评析，可惜论述柳文，不离韩文韩诗，由下而上，仍然没有走出杜诗韩文的大道统。
谈及东坡、行严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中古文学，而是说，韩愈是宋明理学的先锋，孤独的先行者，那么，21世纪，中国文化的道统何在?或者，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现代道统，哪些学人是今天的“韩愈”?
近期，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两岸四地以及日韩专家齐聚京华，交流儒学，很热闹，此次会议的“大管家”彭林教授，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吐露了他的直观感悟。
切口一：最推崇钱穆的著作
此次清华礼学国际学术研究会，也是清华中国礼学中心成立的特殊机缘。开幕仪式上，著名学者李学勤寄予重望，发言之中谈及了钱穆的《朱子新学案》，表示了对六经中礼学的推崇。这个引证引发了很多学者的认同感和思考。
钱穆著述等身，前有《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后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都是大部头的伟构。李先生的援引，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为了解钱穆的因由，采访了彭林教授，话题从钱夫子开始。
可巧，彭林教授，也属无锡人，与钱夫子是同乡，玩味经史之学30多年，彭林最推崇的学人就是钱穆先生。当然，民国期间，西学与中学、激进与保守、对立与均衡、新与旧仇视如水火，钱穆当然属于经学保守一类。
前有王先谦、皮锡瑞、唐文治等老派文人的经学救国梦想，后有钱穆等人孤独冷寂坚守，时人误解当然不会少。彭林教授认为，钱穆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者里最有民族特性和思想分量的大家，不只是乾嘉学派的殿军，也是朱熹之后，中国文化的大关键。
当然，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的孤绝伟力与知识构建，非常重要，如牟先生的《心体与性体》，与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相应，彭林表示敬意，可他的直观判断，还是选择钱穆。学习中国经学，钱夫子的著述成为必读之书。
钱穆的思想与著述，像波澜壮阔的大江河，彭林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看作是进入钱穆世界的稳健初阶。
切口二：不可忽视章黄学说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学”这个概念形成于两汉时期。
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考据之学，构成中国文化的大骨架。每个时代的学人都应用各自的逻辑，护持着中国文化的命脉。比如唐朝的《五经正义》。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主流是佛教，天竺为体，所以，孔颖达组织编辑儒家的核心经典《五经》，应用的就是佛教大疏的原理，可以说是“天竺为体，儒家为用”，可是，读者不会觉得唐突，反觉得是儒家的回归。当然，孔颖达在细节上存在瑕疵，大礼不辞小让。唐朝的法律。《唐律疏议》也如同此理，天竺原理，中国应用。
那么。20世纪面临欧风美雨，单纯依靠中国文化解释中国文化是不够的。留日期间的章太炎体悟中国文化紧迫感，在日本讲授汉朝经学大师许慎的《说文解字》，标举“道术无大小，贵能成条贯”，为中国文化呼喊。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的笔记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梁天俊老先生，是辅仁老校友，九十高龄，楷书规范整齐。彭林先生认为，这本《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进入经学之重要门径，小学不通，难通经学。
彭林先生举了一个小例子，比如《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习”字当如何理解?训诂学里说，幼鸟练习飞行的意思，这样形象的比喻与意会，生动可爱，不教条。当然，章太炎的解释非常丰富，大量例证。
此外，海外汉学家对《说文》的研究，也很深入。去年，汉学家何莫邪来北大讲座，他是李约瑟的高足，分享其六年玩味《说文》的感悟，何先生，涉及很广，除了批评段注，还与先秦思想史、古文字、考古、人类学等前沿领域进行比较分析，他的敏感、判断与分析，令人尊敬。彭林先生认为，经学是中古文化的神髓，汉学家况且如此深入体察，中国人应当深省。当然，他认为，汉学基础和理论都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日本。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学、儒学等领域的交流远远不够。这也是今天看章太炎解释《说文》讲记的动机，100年前，章太炎的急迫心理，今天虽然不必那么纠结，但民族精神与尊严，还是必要的。
章黄之学，于经学、儒学、东亚价值，都意义重大，也可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集。
切口三：领会陈垣的史源学
早年间，彭林教授求学北师大，被杨向奎、赵光贤先生收入门墙，进入了儒家经学的大门。对于北师大、老辅仁，彭先生有着深切的感情和认知。当然，赵光贤先生是陈垣校长的学生。所以，说到辅仁，不可不说陈垣校长。
20世纪，史家“二陈”，陈寅恪与陈垣被看作中国史学两大山峰。彭林对于两位史学大家都非常推崇，但如有选择，他还是亲近陈垣。一者因为师承关系，一者因为研究经学之必要。在中华书局最新出版陈致编写的《余英时访谈录》里。余称陈垣是乾嘉学派的殿军，评价很高。
此外，在《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中，余先生，都有对陈垣校长深表赞叹。尤其《明季滇黔佛教考》。彭林先生赞成余先生的论述，也感慨陈校长的匠心伟构。
在清华的教学中，彭林与他的学生们需要面临儒家经典的校勘训练，这时陈校长的前瞻性著述就起了大作用。这就是陈校长的史源学。彭先生有时训练学生点校《十三经》，就应用了陈校长的原理。当年，陈校长组织学生点校《目知录》、分析全祖望《鲒埼亭集》等古籍，成为一时学界佳话，今天清华大学，依然有师生沿袭陈校长的风貌，让人感动。
此外，陈垣校长的“宗教三书”，不只是学术书籍，也是抗日爱国书籍，目据时期。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包括胡注通鉴表微之傲骨，当然，今天不是战争烽火岁月，是和平发展友好时期，谈合作，不谈对抗，对于经学与史学的定力，是否应该继受?
中日友好共荣，对于中日之间的儒家交集，应该以何种定力深入经典，开显儒家的光明藏性?陈校长的史源学进路和次序，是否还有生命力?彭先生认为，陈校长的努力可以为了今天中国人进入经学、史学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在西风强烈的今天，还可以算做中国人的定力文化基因，陈校长的作品生命力依然旺盛。
切口四：应当重视洪煨莲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内地的读者不是很熟悉，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欧美宣传中国文化，如洪业、陈荣捷、秦家懿、劳思光等，他们把朱熹、王阳明、杜甫、春秋、周礼等中国古人与经典译注到英语世界，让中国文化在海外生根。他们是艰难的，因为西风强烈，西学况且面临解构的困境，儒家更加孤独，然而，正是因为“匠心能以素为绚，坐使枯寂回春风”的定力与坚持，才使得中国文化在英文世界有了一点星火。
儒家的“教学相长”思想，最早见于《礼记・学记》中，至今仍是教育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时下，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教学相长”理解为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间的相互促进。如“通过教学，不但使学生得到进步，教师自身也得到提高”（《现代汉语词典》），“教学相长用来指教师教和学生学相互促进”（《汉语大词典》），均是在师生关系范畴内对“教学相长”进行解释的。这种理解不但存在于众多辞书当中，同样存在于很多教育类著作当中，并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
实际上，所谓“教学相长”，其本意并非指教师、学生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指教师作为单一主体，通过“教”和“学”两种行为的相互作用，促进其自身的发展。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回归“教学相长”这一思想的本源，理清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曾有过如下论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学而》），充分肯定了“学（自学）”与“诲（教人）”二者的重要价值，这种“学”和“教”并提、“学”与“诲”并重的思想，受到儒家思想继承者们的大力推崇，并反映于多种儒家经典当中，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教不倦也。”儒家先贤时时将“学”和“教”并举，充分肯定了“学”、“教”二者的对等价值，为“教学相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记》正是追随儒家先贤的经典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教学相长”思想：“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由此可见，“教学相长”中的“教”、“学”并不是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而是同一主体“教人”和“自学”两种行为；“相”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长”表示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归结起来，“教学相长”是指教师“教人”和“自学”两种行为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自身发展。
此后的历代儒家思想继承者对“教学相长”的内涵多有阐释，但其本义均是指教师自身“教”与“学”两种行为间的相互促进。如东汉郑玄曾指出“学则睹己行之所短，教则见己道之所未达”。唐代孔颖达也认为：“若不学之时，诸事荡然，不知己身何长何短；若学则知己之所短，有不足之处也。不教之时，谓己诸事皆通，若其教人，则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弊则甚于不足矣。故日教学相长者也”。明代王夫之提出“明人者先自明”，“学日益所不足，则教不困；教以困当自强，则学益充”。上述论述均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通过学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通过教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弊端，教能促进学，学能促进教。这是对教师或个人自身发展两种途径及其相互关系的充分阐释。
到了现代，一些教育家虽未明确提到“教学相长”，但从其对“教”和“学”二者关系的论述中可见，其基本思想与“教学相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陶行知所说：“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由此可见，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教得更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教学相长”思想的合理性。
基于对“教学相长”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的考察，我们认为，“教学相长”原本并不属于师生关系范畴之内，并不指教学双方、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促进，而是专指教师，指教师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在“教”的^程中感到不足，再去深入学习；在“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从而提高教的质量，更好地教导他人，而教师在边教边学、边学边教的过程中不断地进步。这是对教师自我专业发展规律的解读。正如东汉郑玄所说，《学记》“名曰学记者，以其记学教之义。”可见，《学记》写作的基本立意即为阐发“自学”与“教人”的基本思想，或者说，是为培养和指导教师所用，是教人学会如何做好教师的指南。
从尊重历史和正确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不该望文生义，借用“教学相长”来表达师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这一思想。“教学相长”中的“教”和“学”，其主体应具有同一性，并非在师生关系范畴内描述教师、学生两个主体。强调教师单一主体的“教”、“学”两种行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立足于教师的专业发展，才是这一思想的本义。
我国当下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忽视了“教”与“学”的良性互动，片面地将“教”与“学”看成是两种不同的工作，重教学，轻反思、轻培训，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导致“教”和“学”都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因此，回归“教学相长”思想本义，注重“教”、“学”主体上的统一，对当代教师的专业发展大有裨益。
“教学相长”思想充分揭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蕴含一个基本假设，即教师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主体。“教”，是教师的天职；“学”，是教师的根基，“教”、“学”相互促进所带来的自我发展，是教师存在的价值所在。在一段时期内，教育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发展，认为教师的价值就是帮助学生发展，而对教师自我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事实上，教师的专业成长或者说教师的自我发展正是学生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教师“善教”、“乐学”，并且将二者统一起来，促进自身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帮助学生的发展，而这也正是学校这一学习共同体存在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敬畏；道德
一、敬畏之于儒家的道德传统
儒家学说是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敬畏之感的学说。敬畏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天道、自然、人类社群、自我等等都是敬畏的对象。
儒家的敬畏传统自原始儒家创立时就建立起来了;孔子对此有原创性的阐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古代百姓普遍对于天、神等心存敬畏，而孔子则敬畏“天命”。天命在于孔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即自然的定数，它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一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使命、才能，即自然的察赋。较之前者，后一层含义更为重要深刻，因为“孔子和儒家所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类的问题”。孔子的敬畏天命，兼具敬畏超人间的力量，和敬畏人所担负的神圣使命的双重含义。因此，孔子对于鬼神的问题采取敬而远z的态度。不管其存否，既要有虔诚敬畏之心，又要保持距离。对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心存敬畏，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去对待，因为理性之于自然的现象，完全应该从中感悟出现象以外的真理。
孔子提倡“知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自身肩负的神圣使命的感知和履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是道德的要求，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因此，对于德行要躬身而行，不可懈怠、轻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人们行事的成败与否，并非人力能够全部控制，还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不过，人的态度应该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惜。
孟子之于敬一良，主要见之于对天和道德本心的敬畏。孟子沿用先前天论的思维传统，将道德的终极根源归结为上天。“这个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实质内容的天，对于儒家来说，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孟子借助“天”对于普通民众的无限威慑力量，使道德本心拥有了强大约束力，确立起人们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正是:“良心本心我全具有，道德根据就在我心中，除此之外，毋需外求”。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躬行，这样做也就成就了道德，做到了“自诚不欺”。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是孟子人生三乐之一。人只有做到心正无邪，才能无所愧作。是否愧于天，作于人，其根据全在于心，所以只有无愧于心，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做了道德本心已经告知不该做的事情，就会良心不安，就会有愧，这是有愧于心;按照道德本心的要求去做该做之事，良心则安，不会有愧，这才是无愧于心。无愧于心是性善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现了人对道德本心的敬畏。
汉代的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的学说，推出了“天人感应”论。他从“以天为律”、“天主人从”这一核心意识出发，形成了一套强调秩序与持守、以他律性自律为本质、并与封建社会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学说在为统治者寻找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为天的宗教性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董仲舒言“阳尊阴卑’，，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带有浓重政治倾向的伦理学。徐复观先生认为三纲之道的提出“是儒家向专制政治开始低头，是伦理思想的一大转变”。这一改变对儒家思想的本身影响至大。
宋明的儒学家们进一步沿着先秦将道德的终极源头挂到天上的做法，努力完善儒家的形上系统，以与佛教道教相对完善的形上系统抗衡。
周敦颐提出了“寻孔颜乐处”的思想。探求、了解颜回何以在贫困中保持快乐的问题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周敦颐看来，颜回代表了儒家自我修养的典范。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使古代儒家以博施济众和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仁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后世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如何成圣，周敦颐的回答是“主静”，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原则，又以“主静”的方法进行修养。“主静”便是周敦颐的成圣之方。
张载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建立了“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与社会生活。通过这样一种血缘宗法的网络，他提出天地是父母、民众是同胞、万物是朋友，织起了整个宇宙的关系网。张载所建立的这一精神境界，用意在于使人对自己的道德义务有更高的了解，对一切个人的利害穷达采取超越的态度。
二程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敬”而代替了“静”，但两人对“敬”的理解有所不同。程颖把尊重自然界“生生”规律与人的善良品德联系起来。他认为，天之生理在心为仁性;天之生理又同时普在万物。万物皆有“生意”，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人要有“诚敬”之心，敬畏之心，只有对天之生理具备真诚而又崇敬的心理，“仁性”才能在心中得以留存。程颐则强调以主一无适和整齐严肃为主要内容的“主敬”的修养，既要求内心的敬畏，也要求外表的严肃。他认为内外是相联系的，外庄，则内自然敬;外不庄，则内怠。要把注意力专注于意识的养善闲邪，使内心始终保持敬畏的状态。同时注意外在的形象举止是否合于规范，时刻从容貌举止上检查自己，以取得“天理自然明”的内在效果。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修养方法方面，他所倡导的“主敬涵养”，在宋明理学中有较大影响。理学家之中，他尤为重视“敬”，视之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是“万善之源”。敬是贯彻上下、始终、动静、知行而无所不在的人生修养的根本方法。心思散乱、不清明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认识、了解事物之理的，所以“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义进其知”。
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王阳明提倡良知说。他继承了孟子有关良知自然具有的思想，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更瞒他一些不得。”人人本来都有一颗与天地一体的心，认为“应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用敬’，存之。若尚未“立乎其大”，便迫不急待地去“格物”，即便“用敬”，也全无功效。人应当做的便是遵行良知的命令，即“致良知”强调道德实践。
通过上述对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学家提出的伦理主张背后所隐含着的深深的敬畏之情。“天”成为道德的终极根源之后，儒家道德宗教性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的加强。杨泽波先生认为，原本只是先秦儒家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源，后来却演变成了人们的一种信念和信仰，无论是宋明儒者所讲的“良知天理”，还是一般百姓强调的“天地良心”，天的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对于天的敬畏，使得人们将之转化为对于内心道德本身的敬畏，道德敬畏是开展道德实践的根本前提。对于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成为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确立道德敬畏，建设德性社会
道德需要是道德敬畏感生成的内在根基。康德在《纯粹理论批判》中有力地证明了上帝只是一种假设。但在《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又为上帝腾出了一席之地，把他请了回来。这是因为康德认为上帝虽然不是理性的对象，但在实践理性中，若缺少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这一因素，道德终归不圆满。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是大多数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对上帝的敬畏造就了大多数西方人的道德境界，赋予了他们履行道德的自觉性，这是源于道德的他律作用。
通过对孔子直至宋明理学等儒家主要道德思想的考察，我们明确了敬畏之于儒家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对于道德的敬畏之情始终贯穿着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传统，确立道德敬畏是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孟子通过人与“夭”关系的设置，确立了德性的内在需求。在孟子，仁义礼智源于内心，由于内心的仁性，人有了自然向上的力量。本心认识到正确的，自然就会行;认识到错误的，自然就会加以阻止。这是道德的自律在发挥作用。
［关键词］儒家；道德修养；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33-03
所谓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人们在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锻炼和自我培养。注重个体自身的内在道德修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及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儒家道德修养观不仅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素质、民族文化等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推动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和提高个人修养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儒家道德修养观的主要内容
儒家道德修养观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在人性论观点上，各家虽持不同主张，不管人性是善是恶，儒家认为，通过后天努力人是可以成为善人的。在儒家看来，人生修养主要是道德的自我修养，也就是保持人的本心，造就道德上的完满人格，最终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
（一）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
1．完善人性的追求――止于至善
儒家相信人性善本，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所以，人经过不断的修身努力，在现实世界就可以成就理想人格。儒家人性论认为性是自然的最高目的，人性之善也就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善，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等过程，人性可以向更加完善的境界发展，最终达到一个共同的善的境界。正如《论语・大学》开篇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 是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和主体的能动性。正如孔子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作为主体的人，都蕴涵着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潜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受教育和个人努力，可以达到“成仁”的目的。由个人人性的完善――“止于至善”并进而实现“天下归仁”的共同的善。
2．完满人格的目标――圣人君子
儒家道德追求的理想人格目标是成就圣人君子。这可以说是儒家追求的道德修养理想境界――“止于至善”目标的具体化。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圣人具有与天一样崇高而伟大的美德和功业。儒家认为，完善自己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治国”、“平天下”是终点、是归宿。圣人承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须有博大的胸怀，能博施济众、行仁安民。
圣人如此高贵、神圣，即便是在孔子心目，也是不可企及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因此，与圣人相比，君子作为一种理想道德人格形象更具代表性、普遍性，也更有感召力和现实性。君子这个概念更多的是“道德之称”。君子求道，君子之志在终生求道。道即“仁”道，所以，君子崇仁。所谓“仁”，指的是社会中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包括君子在内的一切人的精神原动力，是其他道德人格的基础。作为人格典范的君子，更应当对仁推崇倍至。重义是成仁的内在要求。
3.道德修养的最高价值目标――仁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仁是其核心。人的本质就是仁，即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一生所追求的道就是仁道。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成就仁德。孔子把仁视为做人的根本，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修身思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
由此可见，儒家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完美境界。
（二）儒家道德修养的方法
1．存养立志
在儒家看来，道德修养就是保持人的本心。只要努力修养就可以存其本性之善，并可达到更加完满的善的境界。因此，儒家道德修养特别重视立志。立志就是确立目标，使个体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儒家道德修养观倡导人们所立的志就是其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最终实现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2.自省忠恕
自省是儒家道德修养最根本、最重要的修养方法。孔子最先提出内省，并把能否坚持这样做看作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志，“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 。孔门大弟子曾参关于自省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已。”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人，而最切近、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从自己做起。
由反省自己进而推己及人，忠恕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论语・ 雍也篇》中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相似的含义，两句结合起来理解，则互为补充，更加严密而完善，可作为忠恕的内涵和解释及其要求。2000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很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3．克己慎独
关于克己，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使自己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克己是指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能力的培养。儒家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按礼的要求来克制、约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为君子，全社会也就可以弘扬仁道，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
所谓“慎独”，《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对自己独自处事时都要特别慎重，要凭良心行事，也就是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可见，慎独是对个人内心深处比较隐蔽的意识、情绪进行约束和自律的一种修养方式。它是在自省和克己的基础上，为使自我修养达到更高境界而提出的一种修养方式，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下完全自觉去履行道德义务，表现出行为者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4．躬行践履
儒家所主张的自我修养，在强调自我思想改造的同时，还非常强调身体力行，躬行践履，通过实践在严酷的环境中锻炼成长，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即要求主体要做到言而有信、知行统一。如孔子就明确主张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告诫学生，衡量人的品德不能只听其言论，而应看其实际行动，要求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于道德的修养不仅要身体力行，还要能自觉地接受各种严酷环境的磨练和艰难挫折的考验。这样才可获得卓越的才能，形成完善的人格，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孟子的这一思想被儒家学者作为自我修养的座右铭，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二、儒家道德修养观的时代价值
（一）儒家道德修养观的理论价值
1．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文化资源。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作为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构成了民族精神的主干，并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素，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维系着全体民族成员的情感与信念。
儒家道德修养追求的目标是“止于至善”的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具备这样人格的人就是为仁、成仁的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上，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则注重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儒家道德修养观重视人，积极追求理想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在人生实践中自强自立、奋发有为，成就理想的人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道德修养观倡导积极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以及讲求奉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为构建正确的道德修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儒家仁学将“为仁”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爱己，爱己主要是关心自己的品德。 “安人”和“安百姓”是关爱他人。关爱他人是经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形式进行的，由个体的修身“成仁”到最终实现“天下归仁”。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仅在于成就个人，其最终落脚点在于个人对社会的意义。道德修养既实现了个人道德修养的目标和理想，也达到了个人修养目标和社会理想的结合与统一。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为人们的自律提供规范和方向。儒家道德修养观所建立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主张依靠个体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行为，反省自律，不仅为人们理解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人们行为选择和实践的行动指南。
（二）儒家道德修养观的实践价值
1．激励当代人明确道德理想，塑造理想人格
当前，有不少人自认为道德理想一般的说法就是做个好人，但比较笼统。评判个人成功与否更多的使用经济价值标准。生活目标更多的锁定在实现自我价值上，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对于个体人格完善的关注远低于对个人事业成功的关注。在行为选择时更倾向于随大流，体现出注重实际和功利性心理。儒家道德修养以人性之善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追求至善的道德境界，倡导的君子人格和“成仁”、“天下归仁”的人生理想，并以此为人生信仰去努力追求，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完美的道德理想，也塑造出了完美的理想人格。
2．指导当代人明辨义利，构建和谐社会
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传统道德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和利主要是指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而言。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分，为国家、民族谋利为公利，为自身、个人求利为私利。儒家学者大都注意义利之辨，其思想主旨是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反对惟利是图、为富不仁，并把为义与为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尺度。“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对义和利的选择实际集中体现了对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些观点对处理当前复杂的利益关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促进当代人加强自律，自觉履行道德义务
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知和行的关系处理。由于各种原因，知行脱节已经成为人们道德修养中的一个不小的问题。在知行关系的处理上，儒家道德修养观认为两者密不可分，既强调知的重要，更注重行的作用和意义。儒家非常强调知行统一，身体力行，躬行践履，强调通过实践，在严酷的环境中去锻炼成长，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并认识到知和行都要以主体的自觉自律为前提，道德实践应当出于自觉。它建立在对于道德准则的自觉之上，即要自觉、自律的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因此在道德修养上一定要做到慎独，这既是自觉、自律的基本要求，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4．有利于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当前，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矛盾冲突不断，人与人之间因为利益关系往往会产生各种分歧、矛盾和冲突，也很容易激化为尖锐的矛盾对立。儒家道德修养理论在这方面无疑为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智慧资源。
儒家仁的本质含义就是要尊重人、爱人，人与人之间应和谐相处。如何使自己成为仁者，孔子的答案就是“克己复礼”。这里的“克己”即克制和超越自己的生理本能、个体感望；“复礼”即按照社会典章制度和伦理原则行事，做到在视、听、言、动诸方面皆合于礼。在解决分歧、冲突、矛盾时，要做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仁不仅要求人要自律、要自勉，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多为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的推行，以个人的道德自觉作为保证，以个人忠信的品质作为基础。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是实现了对他人的爱。推广到整个民族群体，主张“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为群己关系的融洽、为国家民族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这种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力地增强了全体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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