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9:03:17
关键词：高等学校 学生 法律关系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
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
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3]刘同君,夏民.法学审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之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2).
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关键词]法律关系 外部行政行为 行政主体 被授权组织
[作者简介]李赵奎(1971- ),男,陕西蒲城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警察二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陕西 西安 710043)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78-02
一、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哪些法律关系,理论界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比较统一的观点大概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综合性的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契约关系。在这些法律关系中,我比较赞同综合性法律关系的观点,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不同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内部管理关系等。
(一)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由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享有行政权并有权行使行政权,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但权利义务不对等,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
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原本不享有行政权力,但在实际运行中,为了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地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有关法律法规授权高校享有一定的行政权,这类法律法规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位管理条例》《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高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权时,其身份属于行政法上的被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时,高校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力,产生的法律责任由高校自己独立承担。
在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高校具有管理权、指挥权、教育权和依法为学生服务的职责,学生则享有辩论权、陈述权、听证权、知情权及救济权等,同时承担着服从、接受等法律义务。高校和学生在权利义务上不对等,作为高校享有更多的权力,学生则承担着比较多的义务,高校和学生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被教育、服务与被服务的法律关系。
(二)高校与大学生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
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其内容主要是围绕教育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高校享有的教育行政权以及和教育行政权相关的行政权力主要包括对学生的招录权、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权力、发放报到证书的权力、对学生的处分权、奖励权、学费的减、免、缓交权以及依照国家政策的各种困难补助权、奖学金的评定及发放权、评优选干的权力,还包括组织安排考试的权力,决定补考、免考、缓考、重修、留级等权力,决定延迟毕业的权力等。这些权力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职责,学校必须依法、合理行使这些权力和职责,才能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才能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在高校行使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大学生处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更多的是履行接受和服从的义务。同时也享有陈述权、辩论权、知情权、救济权、听证权和举证权、委托权等权利。
二、行政法律关系中大学生合法权益的现状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享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处于强势的主导地位,大学生则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现行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很容易被侵犯,而且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济,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大学生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管理者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其有权制定政策,作出决定。在实际管理中,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寻求法律救济,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有一部分人告到了法院,法院不受理。此外,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诉制度在制度的设计上存在缺陷,难以令人信服,当学生受到取消入学资格、开除学籍或其他处分处理决定时,很少有人选择通过申诉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校作出许多决定时缺乏透明度,往往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缺少调查、讨论、听证和公告等民主程序。这些问题的存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大学生行政法律意识不强。许多大学生不知道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自我保护,对学校的处理结果纵然不能接受,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忍气吞声,被动接受。
其次,学生思想观念落后。一些学生认为状告学校不仁不义,同时还有畏惧心理,认为学校处于强势地位,告也会失败。
关键词：高校法律关系；高校法律地位；大学生法律地位；高校管理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134-04
一、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
1.高校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称《教育法》)第5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7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称《高等教育法》)第4条进一步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上规定决定了高校社会角色的多重性，而这种多重性决定了高校在不同方面会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既享有一般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又有区别于民事主体而近似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首先，高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教育法》第31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自批准设立或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所以。高等院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而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的规定，高等院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其次，高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下行使行政职能。高等院校本身不是行政主体，只是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教育行政管理职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包括：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招生、学籍管理、奖励处分以及颁发学业证书等，均具有单方意志的属性，属于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高等院校具体实施对学生的教育，熟悉教学特点和环节，具有较高的社会公认的学术水平，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学生学籍管理、学历和学位授予的行政事务，这也是行政授权产生的基础。第三，高校还是处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当然，高校应具有公私两重法律关系，既包括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也包括私法关系即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要》，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可见，就高等院校与其学生的关系而言，在涉及收取学生费用，涉及学生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的问题上，高等院校与其学生之间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部分高校经常与学生签订各种形式责任书、担保书，也是把学生看作平等的民事主体。
2.大学生的法律地位
首先，大学生是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学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教育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与高校发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学校与大学生之间首先应该存在着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校作为实施教育教学的机构，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以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而要实现以上目标，学校就必须享有一定的教育管理权限，这是由相关的法律法规所设定的。
其次，大学生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体。高校以教育为目标，大学生是教育的对象。高校一切教育活动围绕大学生开展。但同时，在校大学生一般都已年满18周岁，在法律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一个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对高等院校来讲，管理的对象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什么事该管、什么事不该管，就应该明确，管理要适度，一味强调严格、严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等院校不能包办学生的一切事务，更不能以学校处分代替法律处罚。
3.高校和大学生的法律关系
明确了高校与大学生各自的法律地位，就可以理清双方的法律关系。关于高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国外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民事主体、行政主体、特别权力主体。民事主体的观点认为，高等院校与学生之间存在平行的民事法律关系，高校是民事主体的一方，与学生之间互有权利义务。行政主体说则认为，高等院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是行政法律关系，高校管理权是行政法律授权的，高校因此而行使自己对行政法律关系中相对方的权利。特别权力主体是由特别权力说引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存在一般权利关系之外，基于法律上的特别原因(法律规定或本人同意)，为达成公法上的特定目的，在必要范围之内还存在着一种特别权力关系。在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当中，一方取得支配他方的权能，他方负有服从、容忍的义务。特别权力主体可以以内部规则的形式限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由此产生的纠纷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或者公民诉讼的途径予以救济。”
国内也有学者对此做过一些研究。郁震、邵雅菁(2004)认为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虽然受到国家法律的授权对学生进行某些方面管理(诸如学籍、学位等)，但学校与学生之间仍然不属于纯粹的行政管理关系而又不能简单地从平等民事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毕竟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法律授权管理的职能。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属于一种社会责任，类似于行政管理，即准行政关系。陶若铭(2005)提出，高校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通过建立一套严密科学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教育每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这种管理具有相当权威性，学生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不能因为学生交了教育费用而有所改变。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高等教育的整个实现过程，体现了国家意志。可见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与学生形成的关系应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属于外部行政法
律关系。徐旦(2007)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复杂的，不但有行政法律关系，也有民事法律关系，不但有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也有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何艳(2008)则赞成我国法律界在借鉴国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所创造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说，即行政主体基于行政隶属关系针对内部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时产生的法律关系。孙桂丽(2008)认为，从消费者角度看，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并提供教育服务，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服务并享有各项权利，事实上就是在承担消费者的角色，学校则是作为固定的消费场所和产品、服务的提供者。
作者认为，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高校与大学生各自的法律地位，双方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法律关系：
一是行政管理关系。学校与学生的行政管理关系主要体现在颁发学位学历证书和学籍管理两个方面。《教育法》授权“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颁发学历证书或学业证书，授权“学位授予单位”颁发学位证书。颁发“两证”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范畴。学校根据《教育法》第28条的规定，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学籍管理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是公权力的行使，高等院校必须严格依据有关规定代行国家的管理职权。学籍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教育、教学管理的前提条件，学校取消学生的学籍应当符合法定条件。
二是教育管理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颁布后，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法人，依法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所谓教育管理，是指学校为维持正常教学和良好校园秩序的需要，而对学生的学习及校园生活进行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以实现校方确定的教育目标。学校做出的与基础关系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教育管理关系中的行为既不属于行政行为，也不同于民事行为，而是系统内部的管理行为。
三是民事法律关系。首先，学校与学生在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高校的教师、职工在工作中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学校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其次，学校与学生是一种服务合同性质。高校与其学生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缴费就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至于后勤服务管理，就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生向学校缴纳学费时，有权要求学费价格制定或审批部门对学费项目的构成和计算依据进行解释和说明。再次，学校应履行对学生的承诺。高等院校应履行在招生简章等文件中对学生做出的承诺，在录取通知书中载明的事项，校方不能随意变更，在出现专业调整、校址迁移等重大变化时，因为事关在校生的权益。应征得在校学生的理解，不能无视在校学生的利益。
以上三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行政管理关系体现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基础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体现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平等关系；教育管理关系虽然不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但关乎学校的日常教学，最能体现高等院校与其学生关系的特殊性。
二、高校与大学生发生法律纠纷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措施
1.高校与大学生发生法律纠纷的成因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法律法规明确地规定了高校与大学生各自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虽然复杂，但也基本明晰。然而近几年来，高校里发生法律纠纷事件层出不穷，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校管理者与大学生对双方法律关系的认知存在差距。作者在一次调查研究中发现，高校管理者虽能理解依法治校的重要性，但现实操作却存在认知的偏差，而大学生更不能准确认识自身具有哪些合法权益以及法定义务。一方面，高校管理者虽然能准确定位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在实际管理中却往往忽视法律问题，依法管理、依法治校的思路仅限于理念，而无法实践到行动中；另一方面，大学生往往无法准确认识双方的法律关系。大学生进人大学学习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人际关系、自我评价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立自主性开始增强，过于强调自己在与学校之间的平等民事关系，而忽视了应尽的义务。
二是管理次序和管理程序或者学校的制度条文存在瑕疵。高校乃至国家对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国家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但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基础制定的学校规章制度和程序却没能与时俱进。高校的管理次序和管理程序，乃至制度条文都存在法律瑕疵，严重的还出现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况。高校在多起法律纠纷中败诉，都是因为没有制定正当合法的管理程序，或者高校管理者不严格按照学校的正当程序行使管理权力。
三是学校教师与行政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差。学校教师与行政人员往往非法律专业出身，并且仍然在传统体制下思考学生管理问题，法律意识虽有，依法管理却无从谈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这种强调教师重要地位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法律意识仍很淡薄，在依法管理、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盲区。有些教育者片面认识法律功能，认为法律可用可不用，口头表态用，实际操作不用。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管理者的法律意识薄弱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
2.加强高校管理法治化的对策与措施
第一，提高高校管理者法治能力，加强高校的法治化、契约化管理。高校管理者具有良好的法治观念、拥有较强的法治能力是高校依法办事的重要前提，是高校法治化、契约化管理能否构建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更是避免高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关键之处。高校可以通过举办法制讲座、敦促个体自学等方式，培养高校管理者懂法、尊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并自觉运用法律常识来规范个人言行，促使管理者在依法行使自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法定权利，避免对学生的侵权。另外，高校法治化、契约化管理也势在必行。法治化、契约化的关键，是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这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体现，也是创建和谐高校的必然要求。高校管理者要充分意识到在日常与教学管理过程中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充分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将学生的权利追求、保障与实现放在首要位置。
第二，合理、适度制定校园制度，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校园制度是避免高校法律纠纷的有效措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赋予校长的第一项职权就是制定具体规章制度，使高校能够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的前提下，依法有效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因此，在当前的法律状况下，要使管理工作合法有序的开展，高校就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制定更多的、合理的、合法的、科学的，更具可操作性的校园规范。在制定校园规范时，要严格遵循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立法精神与原则。同时，也要保证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管理依
据合法化、管理程序正当化、管理行为规范化。
第三，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和善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最新颁布的多项教育法规中都明确了学生享有申诉权和诉讼权。实际情况是，高校与学生发生的纠纷多数是可以应用调解手段解决的。因此，学校如果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善用调解手段的话，可以将一些纠纷在进入诉讼前就予以解决。为此，设置专门调解机构，完善校内申诉程序，让学生感到申诉有门，是充分利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的前提和有效途径。这样一些调解机构和调解手段有校内听证制度。《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校民主管理的性质决定必须引入听证制度。”在校园任何一项与学生相关制度或措施出台之前，举行校内听证制度，双方坦诚相待，将一切与之相关的事项开诚布公，让学生知晓这些重大决策及整个决策的形成过程，不但可以减少纠纷。还能有效地推动制度的执行。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如学生申诉制度。这也是学生正当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第42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这是完善高校法治化管理和调解法律纠纷的重要手段。
第四，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准确理解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提高也是促进高校管理法治化的重要因素。大学生能够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既是对高校管理法治化的督促，也是高校管理法治化的目标。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普及法治理念，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从而让其能准确理解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尊重自我权利的同时，履行大学生应尽的义务，依法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高校在开设基础法律等法律相关课程之外，也可以课外报告会的形式邀请执法人员以一些典型鲜活的事例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还可以社会实践的形式让大学生参与社会法治建设，力求引导广大学生不断增强自我责任意识与守法意识，将法律观念贯彻于整个大学的学习阶段及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
参考文献
[1]郁震，邵雅菁.高等院校学生工作法律适用性问题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04(1)：29-33.
[2]陶若铭.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探析[EB/OL].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2009-10-08](2005-03-10).
[3]徐旦.高校学生管理的若干法律分析[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7(2)：84-85.
关键词：高校;危机事件管理;法律风险;责任分担机制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各种危机事件频发。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某些危机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仍有许多危机存在。如何减少危害的发生，使人类生活得更安稳，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1］高校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主要阵地，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面对学生危机事件，如何从法律风险层面进行防范，值得探析。
一、防范前提:理清法律关系
高校和学生之间存在多重法律关系。一重关系，表现为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教育管理关系，第二重关系，体现为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要的日常管理关系①。两重关系有明显的区别。区分法律关系，界定事件范畴，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前提。根据不同法律关系，给予不同方式解决。“不加区别”“行政本位”的管理模式，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如在校期间，学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相关的规定。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解决行政法律关系范畴内的问题时，高校有权利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如田永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②。而高校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与学生更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处理此类问题时，高校与学生地位是平等的，必须尊重学生民事权利，如不得私拆学生信件。
二、防范关键:明确高校在危机事件管理中法律义务
理清法律关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高校在管理中规避法律风险的前提，而防范关键在于明确高校在危机事件管理中的法律义务。(一)高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义务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主体可分为“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两类，高校属于后者［2］，其所行使的教育行政权力来自法律、法规授权，集中体现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规范性文件中。基于上述规定，可将高校作为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归纳为:遵守法律、法规。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其行政权限的合法性来源系相关法律、法规，不能越权、违法管理，维护、保障高校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二)高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法律义务高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所负的法律义务包括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就法定义务而言，高校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负有不得侵害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的义务。此外，高校基于其在学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教育、管理职责，还负有一些特定的法定义务。②就约定义务而言，高校与学生在住宿、联网等方面实质上存在着不同的合同关系，学生向学校支付各项费用，学校也应依照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三、防范根本:规范化管理，构建多元化防范体系
(一)构建学生危机事件管理的责任规范体系
实践中，制度不全、责任不明、执行不力是造成高校学生危机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因此，构建学生危机事件管理的责任体系至关重要。首先，明确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尤其是危机事件引发的法律风险中的各项法律义务，在日常管理中将责任予以分配。将散见于我国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法律义务，通过恰当的形式，结合高校实际，予以具体化。并对管理主体进行明确分工，确保责任到人，以防主体缺失引发的法律风险。其次，建立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的“首问责任制”。高校学生管理责任主体，在发现危机事件隐患或法律风险隐患时，应及时向相关责任主体汇报，并积极配合相关隐患的排除工作，做好“防患于未然”。再次，建立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的监督机制与问责机制。建立对高校内各管理主体违法、违规行为或怠于履行管理职责行为的监督机制，以及因上述行为而导致高校面临法律风险甚至承担法律责任时的问责机制，以督促高校内各管理主体依法、依规管理，积极履行职责。
(二)构建安全教育、管理规范体系
首先，通过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28号令相关规定的精神，结合学校具体的实际，制定《学生手册》，明确学校和学生的相关权利、义务、责任，以使发生事故时，管理者有据可依。其次，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把安全、责任的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理念，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同时，学校各部门予以配合，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在各种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提高防范能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广泛宣传教育，强化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平安校园、和谐校园的氛围。再次，通过制定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安全检查机制，加强校园设施的管理，确保安全。
(三)构建学生危机事件应急处理规范
首先，制订学生危机事件处理应急预案。基于危机事件的突发性，高校学生危机事件处理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前的准备是否充分。提前预案，至关重要。［3］其次，健全事故处理的机构、流程。高校应成立学生危机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当危机事件发生时，能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制定不同的应急处理流程。诸如，学生伤害事故中，应包括以下环节:接到报告，及时回复，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及时救助，通知学生家长，控制事态发展、安抚当时学生、教育其他学生等。再次，建立危机事件报告、通报制度。危机事件发生后，负责处理部门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层层上报。同时，高校向危机事件当事人或社会公众、媒体就危机事件作出解释、说明。保障当事人及公众的知情权。
四、防范补充:建立风险防范的合作与责任分担机制
首先，与学生(监护人)的合作与责任分担机制。高校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采取与学生(监护人)签订自律协议等方法，理顺学校和学生(监护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次，与保险机构的合作与责任分担机制。高校应鼓励在校学生参加保险，通过风险共担，保护学生合法利益。再次，与餐饮、物业等服务企业的合作与责任分担机制。高校将食堂、宿舍管理交由有经营资质的服务性企业承办，高校对其进行监督与管理。这种将部分管理职能委托行使的管理方式，不仅有利于后勤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有利于风险的转嫁，但并不意味着高校完全不负责任，当企业存在过错导致危机事件发生时，高校仍是责任人。
作者:姚慧 单位:太原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第一卷)［R］．2006．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地位；行政向对方；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119-02
大学生应该是在高等学校入学注册学籍和接受教育服务的群体。法律地位应该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享受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通常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范围来确定其地位。据此，大学生法律地位就应该是指大学生在高校注册学籍开始到领取毕业证书之日至这个时段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的范围。这个范围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的体现有所不同。
大学生一般应该是年满18周岁的公民，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应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依法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大学生不同于普通的年满18周岁的公民，在社会关系首先与学校发生行政法律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课程改革引发了大学生与实习单位发生的劳动法律关系，在以上多个法律关系中大学生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范围如何界定，本文以“大学生”为主体，阐述在以上三种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界定大学生的法律地位。
一、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大学生的法律地位
大学生是在高校入学注册学籍接受教育的群体，那么大学生与高等学校应该对应出现在教育法律关系中，成为教育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
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大学生与普通高校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具体体现：
（一）在教育法律关系中，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作为行政主体出现的
根据《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高校有权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从教育法的规定不难看出，高等学校虽然在法人的分类中属于非企业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不是机关法人，但是它在对大学生进行奖励和处分，颁发学历证书等具体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符合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特征。
（二）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大学生是接受普通高校管理教育管理的行政相对方
在教育法律关系中，高校在行使对大学生的各项纪律管理、学籍管理、学位管理等法律、法规授权的各项权利时，学校可以单方面做出处理决定并实施，无须征得学生的同意。如高校有权决定对不符合毕业标准的大学生拒绝颁发大学生学位证和毕业证；有权在大学生违反学校纪律和制度时决定对学生进行处罚。
高等学校虽然在处罚决定作出时，同时赋予作为行政向相对方大学生享有申诉的权利。但是申诉权利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更没有实体权利的保障。目前，很多大学生普通高校侵犯其权利的案件被法院作出驳回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即使受理最为行政相对方的大学生的权益又有几个得到真正的保障。
（三）在教育法律关系中，有的认为学生与学校之间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因为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比如对学生的处分权，对学生可以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行政处分，针对这些行政处分，学生只有向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权，没有权。有的学生向法院，法院认为这是学校根据教育法的授权给予学生的内部行政处分，不能通过诉讼的渠道维权，只能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例如：有的大学生因为学校不授予学位而引发争议的案件，首先要求学生向学校的学位评审委员会申请复核，对于学校的学位评审委员会的复核决定不服的，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因此事项向法院的，法院不予受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学生不是高等学校的职工，就这一点是不是足以说明学生与学校之间不是教育行政内部法律关系，而是教育行政外部关系。明确了高等学校是根据《高等教育法》授权的组织，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作为行政主体出现，那么学生是行政向对方，二者之间一定是教育行政法律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教育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中，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主体地位不平等，大学生处于行政相对方的劣势地位，应该健全大学生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法》在赋予高等学校行政权力的同时应该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和相对方权益保护机制，避免给大学生权益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二、高校课程改革中的大学生的法律地位
目前高等学校正在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是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有机融合，提高学生专业实践操作能力。而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最佳途径就是产学研一体的教学模式，而大学生进入企业生产实践中实习无疑是最佳途径，从而在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基础之上，产生了高等学校与企业、大学生与企业的两种法律关系。
高等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互助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力保障，企业为实现学校的教育目标提供实习场所。
大学生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是什么性质的哪？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大学生的法律地位应该如何确认和保障？
大学生实习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比例很高，关键问题是法律地位缺位。因为大学生实习不能提供持续的不间断的劳动，所以，不能依法取得劳动者的地位，无法受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障。
大学生实习期间的法律地位缺位原因：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
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
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二)大学生权利的民事诉讼救济。如上所述，大学生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公立学校侵犯时，大多是由于双方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教育行政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双方属于平权型关系时大学生权利受到与他相平等的学校一方主体侵犯的情形。此时，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该类案件主要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纠纷、接受委培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教育机构)与委托委培单位或个人之间的教育纠纷、公民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纠纷。比如，在委培法律关系中，双方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等价有偿为特点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如果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违反契约方式侵害约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教育法》第8l条规定，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中除了校生之间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以违约责任方式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外。对学校以外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侵害大学生权利的，也应通过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方式矫正、恢复、补救被侵害的权利。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 司法保护
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
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
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二)大学生权利的民事诉讼救济。如上所述，大学生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公立学校侵犯时，大多是由于双方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教育行政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双方属于平权型关系时大学生权利受到与他相平等的学校一方主体侵犯的情形。此时，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该类案件主要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纠纷、接受委培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教育机构)与委托委培单位或个人之间的教育纠纷、公民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纠纷。比如，在委培法律关系中，双方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等价有偿为特点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如果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违反契约方式侵害约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教育法》第8l条规定，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中除了校生之间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以违约责任方式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外。对学校以外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侵害大学生权利的，也应通过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方式矫正、恢复、补救被侵害的权利。
[前面的话]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与社会关系正发生着有利于社会发展变化与渐进的演变。而在此期间，学校也随着社会的影响与发展由单一的、封闭的教育机构逐渐转变为面向社会的、服务于教育的社会窗口行业。学校直接面向社会，与社会产生各种关系，由此也给学校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联系与矛盾，这些矛盾演变或突发地形成了各类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也存在着种类法律关系，如何依法加强学校管理，如何防止与减少事件的发生与隐患，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学校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是当前公立学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通过长期为学校提供法律所遇到的事件、案例和媒体上的案例对这些问题作简要评析。
一、社会转型期的学校
我国公立学校原本是一个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单一的、封闭的、由国家事业单位干部以及其他员工从事教育活动的国家教育事业机构。学校的职能是由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管理，对适龄未成年人以及接受中高等学历教育的人提供教育服务。而在过去的近十年内，由于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人口增长与进入适龄未成年人、接受中高等教育者的高峰期，原单一的封闭式教育机构已远远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方面的投入也落后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教育服务收费试行了“双轨制”，并迅速向收费生方向靠拢，在观点上，社会转型期突现的各种思潮、观点影响不少的人认为教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项产业，总总浪潮将学校推向了社会，使之教育机构几乎完全成为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教育消费的服务业。
于此同时，随着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全员合同制推行与国企改制，并辅以社会救济保障体制初设的三大步实现与完成，以及相应的成熟经验，国家人事部逐步开始推行国家事业单位的从事制度改革，首先实行教师社会招聘与原由在编教师的聘用合同制度，成都市自2004年7月1日实行了事业单位进入社保养老保险体系。人事部推行了与企业职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仲裁相近的人事争议仲裁，为了配合事业单位改革，2003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释[2003]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使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审判接轨。近期在部分学校进行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试点。不少的学校早已国家人事制度正式改革前率先进行了内部机制与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改革尝试。
由此以来，学校在教育服务、社会服务领域内、学校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学生及学生家长、学校与社会各企业组织之间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也形成了各类社会关系，学校也在此关系中，在妥善处理这些关系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二、学校与各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1、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
教育行政机构是代表国家投资主体对学校进行管理并行使权利，因此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国有资产所有人与经营者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目前机制改革后的国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对国企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企享有经营自主权与人事权，故国家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只是财产所有人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家的代表是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机关，而不存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而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双重法律关系。
2、学校与教师员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实行社会招聘的教师与实行聘用合同制的在编（指原有国家编制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即国家事业单位干部编制，特别说明的是，编制中包括极少的聘用制干部编制，人事部门俗称“合同制干部”）教师之间因招聘合同与聘用合同分别形成劳动关系与聘用合同关系。其中，招聘合同是依据《劳动法》形成的纯劳动关系，而聘用合同是依据人事部改革政策文件所形成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也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鉴于人事关系没有法律规范调整，且在编教师与社会招聘与存在享有国家事业单位干部编制身份与相应福利待遇的，人事部门对在编人员有管理权等方面的重要差别，因此人事部至今尚不承认聘用合同关系属于《劳动法》调整，而劳动合同与聘用合同均不属于《合同法》调整范畴，因此就此角度上讲，聘用合同的法律调整尚属于真空或者法律空白。当然这样看法也不完全合适，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确定审理人事争议案件适用《劳动法》，但人事部并不认同。2004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法函[2004]30号《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司法文件又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这一司法文件得到了人事部认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定聘用合同与人事争议属于《劳动法》调整，而是最高人民法院与人事部之间达成的一种“一致”，即双方取得表面一致的必然结果，由于该司法文件上提到的“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形式上未上升成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故实质上讲人事争议的司法解释也被肢离，在审理与处理人事争议的实务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难度非常大。
学校除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不少原工人身份的职工与后勤服务的临时用工，学校与这些人员之间是劳动关系。
3、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未成年人这一“特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较学校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是多种关系的交织表现。首先，双方之间存在着平等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学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制作校服、收取学费、购买意外保险、体检、学校食堂就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行使民事权利过程中，可能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主体包括是其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共同行使，因为学生无财产，也无独立的财产支配权，支付费用往往是其家长的行为而不是学生的行为。其次是，非平等因素关系（有人称之为“特殊权利因素关系”），其产生这种关系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与责任。学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这种依据职能的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教育教学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主裁量权”。在享有法律赋予自主管理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同等的管理法律责任，如果学校疏于管理而发生了后果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刑事责任，由于学校不是行政机构，其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因此这一特殊法律关系的法律后果之一仍是承担民事责任，故在实务中不需特别区分平等与非平等关系，而重要的是看是否承担由此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而制定的内部规则约束内部成员（学生）时所生产的内部关系，学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指导管理，为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正是由于非平等因素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内部规范对主要内部成员的学生具有约束力。
结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即法律的调整内容。学生（主要指未成年人学生）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他人伤害是以承担民事责任为基础的。在学生伤害案件的实务中，要求学校应当负法定的谨慎义务防止学生受到损害。如果学校必须履行这一义务，则必须证明该义务是否实际上未履行。只有证明未尽此项义务者，学校方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是一般地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不能采用推定地方式认定学校具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因学校性质不同的情况也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导致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不同，例如，民办、民营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
4、学校与为学校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基本建设、教育设备建设与技术改选更新换代、以及后勤社会化服务都要与诸多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打交道，如校舍、运动场建设要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合作；学校改造实作室、食堂要与各类供应商、安装调试单位合作，将食堂、洗衣房、电话超市交给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经营，以及门卫、清洁卫生项目交给保安服务公司等等，在这些事项过程中，不论是否进行招标投标都要与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因此学校与为学校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服务公司、个体工商户之间是因合同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
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教育部于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实施了。由于此前我国缺乏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统一规定，该处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处理此类事件、纷争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依据。但由于《处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其效力层次较低不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根本不能适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司法文件规定：“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笔者注：《立法法》于2000年7月1日施行）也不能“参照”（注：不少学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仅是可以“参照”适用，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对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处理办法》第二章关于事故与责任的规定，只能作为学校排除自己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与未履行管理责任的判别标准，至于在诉讼案件中学校是否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法律进行认定，人民法院的认定不取决于学校的行为是否属于《处理办法》排除责任的规定，而取决于学校行为是否有民事法律规定的过错责任。
四、学校突发事件的分类
为了便于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较准确的对其认定与处理，这里有必要对突发事件以及有可能发生事故、纷争的情形，按事件（事故）的主体、性质等要素做一个粗略地分类：
（一）、学生伤害事件（事故）
学生伤害事件，一般指学生在校接受教育期间，包括学校组织的校内外各项活动、公益任务、学生实习、军训等活动中、乘坐交通运输工具时，发生的学生遭受人身损害的意外事件。大致可归为：1、学生意外伤害事件；2、学生食物中毒事故；3、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4、学生行为触犯刑法的刑事案件；5、学生患突发疾病事件；6、学生违反公序良俗的事件。
（二）、教师事件
教师事件，应包括教师与学校，教师与教师或学校员工，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事件。教师与学校、与教师及其他员工之间的事件可通过内部行政、调解或投诉、申诉、劳动争议或人事争议仲裁、民事诉讼、治安管理以及刑事诉讼等方式处理。本文主要讨论因教师行为、教师工作上的疏忽、过失造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伤害事件。
（三）、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学校与校外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因合同履行而生产的纠纷事件。这类事件应当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的约定，以及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果发生了诉讼仲裁的，其责任承担与划分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校内行政处理由学校决定。
五、突发事件的责任划分
1、学生意外伤害事件
目前学校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学生伤害事故与食物中毒事件较为突出，影响面也较大，自然对学校声誉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最大。这里着重讨论与学生有关的事件（事故）的责任认定。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由于近几年内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理论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管理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在教育关系中，发生学校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过错，致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或者伤害他人，学校产生民事责任。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是学校未尽保护义务；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伤害他人，是学校对学生未尽教育、管理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既有教育法的性质，也有民法的性质，应当以民事责任的性质为基础（为主）。
在民办民营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认定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即存在过错、有损害后果及过错与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学生食物中毒事故；
学生食物中毒事故，主要是指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学生食用学校委托的订餐以及学校在组织种类活动中的外购食品、餐馆就餐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这类事件的责任大体上有：一是、学校直接责任、二是、食物制作单位责任两类。
对于学校自己经营管理的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学校负有经营管理责任与民事责任。不论发生食物中毒原因为何，学校均有这可推卸的经营管理严重过失与责任，对中毒学生均有抢救、医治、承担医疗费用和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直接责任人还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教育行政机关可依法追究学校的行政责任。
对于学校将学校食堂交给具有法人资格、卫生防疫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经营的，以及因学生食用餐馆的食品、食品供应商的食品而发生的中毒事件，学校负疏于管理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其他方面的责任由餐饮企业、食品供应商承担。
3、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
治安案件，如学生在学校内盗窃公私财产、破坏公私财产，在校内打群架、校周边打群架、殴打教师或他人的，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治安案件。在这类事件中，其法律责任由学生自负，学校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4、学生行为触犯刑法的刑事案件；
学生行为构成犯罪，由司法机关处理，学生依法承担相应的刑法处罚。在刑事案件个案中，学校可能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关键词:行政法学 高校 学生管理 法律定位
社会法律意识以及被管理者个体法律意识增强,导致高校管理法律纠纷在近年来呈迅速上升趋势,高等学校不断地被推上被告席。面对高校学生管理所面临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应建立并不断完善必要的程序和制度,规范高校学生管理秩序,引导推动实践的健康发展。下面从行政法角度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其行政法定位和思考三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行政法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高等教育更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为己任。当前部分高校存在很多学生问题。只有完善和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的研究,明确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能,清晰地把握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高校被诉之类问题,才能将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到极至。
(一)高校在行政法中角色定位问题
高校在行政法中主要有如下三种定位:1、事业法人。2、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3、公务法人。
(二)高校的行政法职能性质问题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授予学位、颁发学历证明、内部处罚权等) 的组织。它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为了保证高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尽快确立高校的公务法人地位。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及救济制度下,更新行政主体学说,改革现行管理和监督体制,提供全面司法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行政法定位的学理分析
(一)高校学生管理的职能及法律地位分析
一般而言,高校的性质为事业法人,属于民事主体。但它又与普通的事业单位有别,在性质上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它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校在行使这些管理职权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是行政行为。高校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根据教育法的授权又在行使高等教育方面的相关行政职能,高校应是被授权组织。
(二)高校学生管理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分析
高校与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从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之间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高等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不能完全认定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行政法律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却是民事法律关系。如学校疏于校舍安全管理致使校舍跨塌造成学生人身安全受损。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
作者简介：刘利（1981-），女，重庆合川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孙玉中（1977-），男，山东沂南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法。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解决措施研究”（课题编号：2014-GX-058），主持人：孙玉中。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1-0065-05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模式，是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无缝对接的桥梁，国家和职业院校皆把校企合作作为促进职教发展的抓手。但我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关系在理论及实践领域还存在诸多争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也分散凌乱，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梳理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是推进职业教育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学生之间发生的、围绕着职业人才培养的系统法律行为。确定校企合作主体的法律权利与义务，需要按照必要的法理梳理法律关系，查询真实有效的法律条文，明确界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
一、法治范式下的校企合作规定及其主体
不同语境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涵义不同，在法治视阈下剖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当系统考证当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职业教育领域中对校企合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实践不同，从法律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以发现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ζ涔娣叮现存的立法内容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法》、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中。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但在19条规定了国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教育事业的义务。《教育法》在第20条、47条规定了职业教育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鼓励企事业组织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应当说这也是校企合作的内容之一。《职业教育法》是我国专门针对职业教育的最高层级的法律，该法认为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规定了国家各级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该法在条文中规定了校企合作内容，要求企业不仅对所属员工实施各类职业培训提升工作技能，还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进行联合办学；要求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中要注重产教结合，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甚至规定职业院校为了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人才可以举办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企业。尽管如此，校企合作内容规定仍然笼统模糊，具体权利与义务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47条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责任，指明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应当加强产教合作，这也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和内容的规定。
（二）国家政策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国家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概念，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且提出应当在法律层面规范校企合作。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依靠企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应当通过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而实现。2006年《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文件中，强调校企合作应当建立在校企共赢的基础之上。2010年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开辟专章论述校企合作，并明确提出制定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予以保障。
（三）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不断加强和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地方政府及职业院校在推进职业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如何激发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是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深受缺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之困的地方政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校企合作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第一部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是2008年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此类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行政公文纷纷出台，比如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等。
（四）校企合作主体
通过总结归纳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规范性文件等内容，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事关职业教育的关键内容，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而是由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决定的从宏观到微观的职业教育模式，没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往往会脱离当前企业行业需求的实际，丧失职业教育的目的，偏离职业教育目标。在我国当前“大政府治理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需要来自政府的规范性引导和具体资金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能使职业院校长期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局面，对专业知识进行应用及转化的行业、企业不仅仅只是消费人才，更应当把行业企业实践知识和经验反哺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承担起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职业院校应当放弃校企合作的盲目热情和对企业不予以配合的指责，努力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能够让参与企业在合作中真正受益，从而激发企业更大的参与热情。在校企合作中，职教学生应当戮力躬行，恪守践行职业道德，切实提升能力。综上所述，可以从宏观层面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体大体归结为四类，一是政府，二是行业企业，三是职业院校，四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述四个主体不能脱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教育法律法规在调整职业教育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校企合作法律关系虽然也由校企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要素构成，但因为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多样性，他们之间教育活动属性各不相同，所以法律关系性质及其内容存在很大区别。
（一）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按照《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与政府以平等身份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但作为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两个主体，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行政主体，职业院校是行政相对人，应当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职业院校作为行政相对人可以拥有教育事业管理参与权、违法行政排除请求权和行政介入权等相关权利。
但职业院校又不是一般的社主体，因为它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职业院校根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参与教育事业的管理权，行使着具体的教育管理权力，比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管理师生、授予学历学位证书、对学生进行行政处罚等等，这些都是公权力，所以学校在国家授权范围内也具有行政主体地位。
（二）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企业其实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领域，也即教育与产业或者行业。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是一种职业跨职业与教育的活动，职业教育所强调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对跨界教育的最好诠释[1]。但是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却因共同的目标或者利益而产生合作，这种共同的目标也即对双方能够实现共赢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及应用等。职业院校与企业主要通过校企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而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前提是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双方基于校企合作协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各自在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同而分为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行政法律关系[2]。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可能会基于各自的人格利益而产生权利义务纠纷，也会基于宿舍床位租赁、书本代购、食堂食物买卖等等各种日常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民事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双方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所以根据《教育法》第42条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另外，职业院校按照法律规定从事职业教育行为，拥有招生权、学籍管理权、奖励和处分权以及颁发学业证书权等，而职业院校在从事此类行为时必须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也即学校必须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而不得越权行使此类权利，所以职业院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它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职业院校行使此类权利时，它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而学生则是被管理者，处于被动状态，是行政相对人，这种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四）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们在此探讨的主要是牵涉到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的情况，如果校企合作项目只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研发、转让等事项，将不会牵涉到学生。如果职业院校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将直接决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学生与顶岗实习企业之间关系存在诸多观点，但是从法律角度确认的双方关系却是衡量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标准。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09号文）认为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勤工俭学不属于就业，与企业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性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也把顶岗实习的学生排除在劳动者之外，而认为学生顶岗实习是学生在校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学校把教学的场所放在了企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的目的则是为了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变为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然是学生身份，不能与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具有劳动者身份，所以不应当享有劳动者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3]。
但是查阅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国家文件可以发现，这些政策都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进行职业人才培养作为其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所以，校企合作企业接收学生顶岗实习应当是其与职业院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义务，如果企业与顶岗实习学生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发生法律行为，比如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则双方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按照校企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把一部分教育管理行为委托给企业，企业也同意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义务，则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之间发生行政委托行为。虽然合作企业实际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行为，但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以职业院校的名义进行，并不发生职权职责、法律后果以及行政主体资格转移的效果。
三、法学实证分析中校企合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一）法律层面
我国法律没有涉及到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明确权利和义务。但按照《宪法》19条规定，企业有权利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按照《教育法》第20条、第47条规定，政府具有发展保障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义务，所以从国家政策方面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是政府应尽义务；上述法律条款也同时规定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与推广以及参与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企业行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职业教育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就业促进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加强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规定了职业院校加强校企合作的义务。
（二）国家政策层面
国家政策层面对于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变得比较具体。比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了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规划、配置资源以及提供有力公共服务的义务；规定了教育部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途径及方式。《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规定了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联系制度的义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行业要发挥指导作用，企业有积极参与合作的义务。
（三）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
由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没有出台，各地方立法机构、国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根据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对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中规定了企业在校企合作参与中的税收优惠，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被免征营业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针对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情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107号），如果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2007年《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7]42号）更是对这一优惠进行了细化。
20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校企合作中学生实习的各方面权利义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事）业等单位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义务；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指导与监督管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规定了职业院校在学生实习单位确定、实习管理、实习考核以及实习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了企业在实习管理、实习岗位设置、学生权利保障、顶岗实习报酬、实习指导以及纳税所得额扣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接受学校及企业管理与指导、劳动保障、责任保险与伤亡事故事项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较为完善地规范了校企合作中学生顶岗实习，经过实践和完善可上升为行政法规或者法律层面的法律文件。
在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方面，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宁波市、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省市制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以2012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为例，它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与职工培训、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等方面开展的合作。”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责任。它分别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方面，规定企业有与“职业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义务，企业甚至可以通过参股、入股等多种形式进行校企合作；要求企业接受教师实践；如果学生进行实习，企业应当给予适当报酬；鼓励企业向职业院校提供资助和捐赠；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四、完善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建议
职业教育离不开校企合作，明确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及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对职业教育发展十分重要。
（一）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明_校企合作法律地位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它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的责任主体，也没有全面规定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其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虽然当前该法已经在修订的路上，但需要加快进度。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应当改变以往对校企合作的笼统概括性规定，明确校企合作制度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院校以及职业院校学生对校企合作在法律层面的重视。
（二）制定专门的校企合作法，明确各方法律权利义务
依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精神，应当尽快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作为《职业教育法》的下位法或者由国务院制定校企合作行政法规。在此法律或法规中，应当详细规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以及学生个人作为职业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所承担的权利及义务，以及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设定明晰且易于考核的指标性义务规定并辅以奖励性相关措施，对于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形式的奖励、补助或者政策优惠；而对参与校企合作不力的政府、行业以及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另外，校企合作推进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企业参与内生动力不足，所以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中应当特别注重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双赢”性规定，且易于操作、易于实现，消除企业顾虑。
（三）健全顶岗实习生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职业教育要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为职教生创造良好教育环境，只有充满关怀、公正和包容性的职业教育育人环境才能培育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生面临身份尴尬、权益受损而不能得到救济、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当从顶岗实习生身份、保险待遇等方面完善法律规定，保护顶岗实习生权利，促进校企合作良性进行。
（四）规范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管理规定
校企合作水平高低以及效果好坏与职业院校本身关系重大。从法律层面明确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具体职责与义务十分必要，比如要明确规定职业院校在机构设置、资金投入、人员配备、保险购买、实习指导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切实维护职业院校自身以及实习生的法律权益，给职业院校搭建顺畅的校企合作通道，同时施加校企合作管理压力，提升校企合作在培育职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09（19）：32.
[论文摘要]和谐校园建设的关键是依法治校，首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厘清大学生权利体系是高校尊重和保护大学生权利，构建和谐的高校与学生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在高校与大学生复杂的法律关系中，大学生权利并非是一种单一性的权利，而是基于一般行政法律关系、内部行政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中构成的复杂的权利体系。
权利，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制度，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是由社会通过一定的规则所承认、规定并体现在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大学生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他们享有与他人平等的各项法定权利的同时还享有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中的特定权利。本文讨论大学生的权利体系，正是基于大学生的学生身份，放在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中来进行考察。
一、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考察
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原因在于：从高校角度讲，高校是国家授权从事高等教育与管理的主体，拥有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高校又是事业法人，是民事主体；从大学生角度讲，大学生首先是自然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另一方面又是高校学生，是高校教学与管理对象。这种身份方面的复杂性决定了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一系列复杂法律关系的组合。
根据《高等教育法》第3l规定，教学功能是高校三大功能核心，围绕此一核心功能，结合高校的国家授权性、高等教育公益性和学生身份的双重性，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本文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分为基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部分法律关系和附属部分法律关系。
在基础部分法律关系中，涉及大学生的身份关系，这一部分法律关系构成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中的基础，主要与学籍和学历证明文件的获取有关，在此部分法律关系中因高校权力来源于国家授权、具有支配性、公益性和强制性，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属于一般行政法律关系。
在主体部分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教学为目的对学生开展教学与管理是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中经常性的、主要的部分，高校作为一个法人整体为实现高等教育功能，依法自主开展办学，如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授课、成绩判定、奖励、校园秩序管理等。高校的权力尽管也来源于国家授权的自主性，也具有公益性，但基于学生属于高校内部成员的事实以及高校学术权威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
在附属部分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行为并不都是与教学和管理有直接关系：对教学起到辅助功能，如后勤服务、医疗服务等，高校与学生之问处于平等地位，是一般民事法律关系。
综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法律关系，并不能直接归于我们传统的民事、刑事、行政等单一的法律关系中，因此大学生的权利也不能简单归为某单一性质的权利。
二、一般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大学生权利
在一般行政法律关系中，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高校享有的管理学籍、授予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权力来源于国家法律授权，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而大学生作为行政管理权对人，在与高校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享有如下几个方面权利：
(一)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
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是指高校学生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主要解决的是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问题，其实质就是关于大学生身份方面的权利，即指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在其所在教育机构拥有学籍，进行学习、生活并取得学习成功的权利。其具体内容包括：1．学生身份保障权，即大学生享有依据规定进入其所在的高校注册取得学籍并不得被非法限制和剥夺的权利。此项权利是大学生享有接受高等教育权的前提和基础，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高校不得任意剥夺、限制；2．学生身份处置权，即大学生作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的权利主体，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对该权利作出处置，其他主体无权进行干涉。
(二)荻取学业证书的权利
《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规定：“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4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学位。”依此，大学生享有要求所在高校颁发毕业证书、肄业证书等证明其学历的证明文件和学位证书的权利。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是大学生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达到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水平的结果，也是证明大学生学习经历和学习效果的最为重要的文件，是大学生的基本权利之一。
三、内部行政关系中的大学生权利
大学生以学习为首要任务，以高校为主要的学习场所，其有权要求高校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这是高校依法应履行的法定义务。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开展教学管理活动，实现高校高等教育功能。在此主体部分法律关系中，相对于高校来讲，大学生享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权利：
(一)参加教学活动并利用教育设施的权利
参加教学活动是高校学生获取知识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我国《教育法》第42条第1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参加教育教学安排的各种活动的权利”。据此，大学生依法享有参加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的权利，参加学校、院系、班级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权利以及参加教学计划安排的考试的权利等等。此权利关系到大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及大学生受高等教育权的实现，因而不能随意被剥夺。
对于高校现存的教育教学设施，任何学生，无论其专业、年龄、智商、家境等有何不同，均应一视同仁，允许其合理的加以利用。我国《教育法》第42条第l项规定的“受教育者享有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即是本权利的法律依据。合理地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等有关教学资源是每一个大学生的权利，这是其受教育权的体现。
(二)师资配置请求权
高校是兼具教学与研究双重任务的教育机构，在其成立之初就应当具备一定数量的合格教师。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就曾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生所享有的“师资配置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如下两点要求：其一，量的要求，即任课教师的数量应与在校学生的总量成比例；其二，质的要求，即坚持以教师的教学能力、专业素养为标准选拔那些优秀的教师从事一线的教学任务。
(三)重新选择专业权
高校学生人校后一般要按照其所填报的高考志愿进入相关的院系、专业，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但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对其所学专业并不满意，要求重新选择专业。此一权利是当代大学生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愿望与渴求，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但近几年许多高校在依法自主办学的基础上，开展了大学生进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的办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验。
(四)获得公正评价权
《教育法》第42条第3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公正评价主要包括品行和学业两方面：一是获得品行公正评价权。高校承担着教书和育人双重责任，其对大学生的品行作出的评价往往成为衡量大学生社会价值的主要依据，因而会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及其他合法权益的取得与实现。因此，大学生有权要求高校对其思想品德、言谈举止作出客观、公平、止直、没有偏私的评价。二是获得学业公正评价权。大学生完成相应的课程之后，需要由高校进行考核并给予相应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具有公信力的证明，直接关系到大学生今后的升学和就业，可以说与大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
(五)获取教育福利的权利
目前我国高校实行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国家和社会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学生或正在就读的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助学贷款、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等和其它资助。在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方面，凡是合乎规定都允许申请，这是大学生的一项权利，不得拒绝和歧视。《高等教育法》第54条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
(六)知情权
学生有权充分了解高校所能提供的教育服务的真实情况，包括：知悉学校教学和活动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等有形资源的信息；奖学金、助教、助研、课题等的申请及国内国际的学生交流机会、讲座、校园活动等无形资源信息；了解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状况，包括课程及其相关内容、师资；学校管理状况及管理人员的职责；学校各项评价制度等，大学生都有知晓的权利。
(七)民主参与权
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特别是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学校事务。《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1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权包括了社团组织权、选举学生干部权、提议权、民主讨论权、监督权和民主决策权等方面，这些权利都是大学生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权利。
在内部行政关系中，大学生享有的权利均与教学和校园内部管理有直接关系。在此关系中高校拥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权威，高校行为合理与否只有高校本身能够判断。因此，大学生权利损害只能通过高校内部的救济系统来救济，不能向司法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四、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大学生权利
(一)大学生的人身权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以在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大学生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非依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任何人均不得剥夺。人身权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人格权是指大学生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
大学生人格权是其能够作为一个人存在，并同他人协调的生存发展所必备的权利。对于在校学习的大学生而言，其人格权具体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寝室不受非法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婚姻自由、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权利。身份权，是指高校学生依法在婚姻、血缘及其他亲属关系团体中，基于一定的身份地位而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亲权、配偶权等权利。
(二)大学生的财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