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7:06: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俗文化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作家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作家创造力的多元发展，在现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了彰显本土地域文化的作品。文学作品因其创作背景、民俗文化、生根土壤的迥异而被烙上了地域的烙印。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学作品，但同时也使进行彰显本土地域文化作品创作的作家们带上了地域的标签。以莫言为代表的山东作家群，以山东为创作的土壤，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了齐鲁文化的特征。以路遥、柳青、魏纲焰、实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家文化色彩及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立足于陕西农村，创作出了大批具有陕西乡土气息的小说，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作品皆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域作家群，因其对汉、藏文化的通透，为未曾涉足藏域的汉族读者诠释出了藏族的异域风光：森严的土司制度、呼风唤雨的喇嘛、顺从的奴隶、阴冷的官寨等，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作者增添了了较多的藏域民俗文化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底蕴，最终使其成为一部极富民俗风情的佳作。
一、《尘埃落定》中的藏域民俗
民俗文化早具有地域性的特征。谈及阿来及其作品《尘埃落定》时，笔者不禁联想到了神秘古朴的藏域文化、传统特殊的藏域民俗、富有异域特色的藏域风情。本论文将从小说《尘埃落定》中的民俗事象中来深刻体会小说中鲜明的民俗文化特征。
《尘埃落定》的故事背景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实行土司制度，该种制度下，土地及当地人民由土司世袭。麦琪土司是其中之一。麦琪土司拥有广阔的土壤，宏大的官寨及众多的家奴。官寨属于土木石结构的建筑，一般修建五层，高达20米左右。在官寨生活的人，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居住在不同的楼层，土司及其家眷住在第三层，每层都设有很多房间。同时，各楼层还设有木质的走廊，方便人们往来、通行。在走廊上还设便于通风、遮阳的木窗。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被视为土司继承人的大少爷及天生愚笨的二少爷。作为土司继承人在家族管理、领土斗争、战略方针等方面则有较大的发言权及决策权。在土司制度下，人一出生便分出了贵贱。土司对于当地生活的百姓具有绝对的支配权，甚至还可以买卖。在土司眼里，家奴即是牲口，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甚至还专门设立了行刑人，处罚触犯土司制度的百姓。
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中，在一般情况下，婚嫁习俗遵循“门当户对”的准则、遵循妻凭夫贵的原则。傻子二少爷十三岁便有了内侍桑吉卓玛，而当内侍桑吉卓玛爱上了银匠曲扎时，她为了获得婚姻的自，不惜以自身的身份地位为代价，由以前地位较高的内侍沦为地位低下的厨娘。而麦琪土司的二太太，是出生于汉族的，而其婚姻是起始于她被商人作为礼物送给麦琪土司，这是多么的富有悲剧色彩！就连贵为茸贡土司女儿的塔娜也成为了婚姻的牺牲品，为了母亲权力的延续，为了为母亲换取可以度过难关的粮食，嫁给了天生愚笨的傻子二少爷。
在《尘埃落定》中所描述的康巴地区，手工技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小银匠曲扎就凭借着其精妙的手工技艺博得了土司的厚爱，及少女的芳心。傻子二少爷的内侍桑吉卓玛被曲扎精妙的手工技艺所吸引，并最终心生爱慕之情。为了组建为人们所认同的婚姻，不惜放弃了地位较高的内侍的身份，屈身为满脸锅灰的厨娘。足以见得，土司制度下，手工艺发展已到了较高的水平。因此，体悟那一时期的民俗文化方能领会故事中的人情美。
二、《尘埃落定》中的民俗文化特征
1、官寨象征着符合礼数要求的意象
官寨是四十年代康巴地区的民居最有特色的建筑。它采用封闭的构造，将自己的居所、院落一层层的包围起来，从这一点就体现出了农耕时代的特征。官寨属于土木石结构的建筑，一般修建五层，高达20米左右。各楼层还设有木质的方便人们往来、交流的走廊和遮阳、通风的木窗。在官寨中生活的人，也依据尊卑之序，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居住在不同的楼层。土司及其家眷住在第三层，家奴则住在底层。在《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及其家眷一同居住，二少爷的内侍桑吉卓玛在与银匠曲扎成婚后也同其一起居住了。这种以家为单位进行居住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对于血缘关系的注重。而按照尊卑之序来居住在不同的楼层则体现出了土司制度下，人们对于礼数的重视。因此，在《尘埃落定》中，民居不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成了展现人们身份尊卑、表达人们思想的事物。
2、妻凭夫贵的婚嫁观念
婚礼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中，在一般情况下，婚嫁习俗遵循“门当户对”的准则、遵循妻凭夫贵的原则。傻子二少爷的内侍桑吉卓玛为了获得婚姻的自，不惜以自身的身份地位为代价，由以前地位较高的内侍沦为地位低下的厨娘。而身份的麦琪土司的二太太，也因被商人作为礼物送给麦琪土司，摇身一变成为土司太太，其身份地位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了身份尊贵的“上等人”。由妻凭夫贵的婚嫁观念可以体现出土司制度下，男人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女人就如同男人的附属物一样，不能自我主宰命运，充满着悲剧色彩。
3、手工技艺是社会生活水平发展程度的象征
手工技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尘埃落定》中所描述的康巴地区，各个土司都得以繁荣发展，土司们生活的奢靡而又富足。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唤醒了人们更广泛的追求，追求更加有品质的生活。因此，手工技艺在此刻得以空前发展。
而具有手工技艺的人也广受欢迎。小说中小银匠曲扎就凭借着其精妙的手工技艺不仅博得了土司的厚爱，还得到了少女的芳心。傻子二少爷的内侍桑吉卓玛被曲扎精妙的手工技艺所吸引，并最终心生爱慕之情。并不惜放弃了地位较高的内侍的身份，屈身为满脸锅灰的厨娘。而由银匠手工技艺得以发展的现象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水平较高，人们有发现美、创造美的欲望。
三、《尘埃落定》中民俗文化的价值
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实践，而民俗文化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作家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创造力的多元发展使其民俗化创作倾向也愈发明显。而在感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去解读小说内容，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
1、现代文明的引入以及旧文明的衰落传递着土司制度瓦解的信息
《尘埃落定》中，作者以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西北部阿坝地区为叙述背景，通过麦琪土司由盛转衰的家族史，揭示出了土司制度下人们的真实生活图景，展现了阿坝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小说中介绍了土司规模宏大、戒备森严的官寨及在官寨中，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高低如何来居住，而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发展史中是普遍存在的。手工技艺、、婚丧嫁娶、家庭文化等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现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在《尘埃落定》中，我们目睹了土司制度下，繁荣昌盛、生机勃勃、手工艺技术高超、开采挖掘技术纯熟的景况。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传播梅毒的唱戏班、种植鸦片等现象。而梅毒的传播及鸦片的种植预示了汉文化的入侵。这一方面突出了藏文化的衰落，另一方面预示着现代文明的来临，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时代在不断发展，旧事物即将被新的事物所取代。作者把《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的残酷、腐朽、落后展现的淋漓尽致，预示着土司王朝即将覆灭。《尘埃落定》犹如一部史册，向我们讲述了土司制度发展与衰落。因此，细读《尘埃落定》的民俗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
2、民俗文化事象融入小说中，增强了可读性及趣味性，彰显地域特色、人物个性
《尘埃落定》是一部描述上世纪四十年代康巴地区土司制度发展史的小说，作者阿来把这大变革浓缩展现在麦琪土司家族中。《尘埃落定》的民俗描写，使得小说事件得以自然发展，还有助于引导读者理解故事情节，通透故事内涵。在《尘埃落定》中，作者引入了一系列民俗事象：官寨、婚俗、手工技艺、诅咒、等，这使得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增强。同时，作者还善于捕捉典型事件以及典型人物的描写。《尘埃落定》中，作者通过典型事件来推进故事发展，如内侍桑吉卓玛爱上曲扎、汪波土司的诅咒、翁波意西的预言等。同时，作者还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在《尘埃落定》中作者基于对于人物语言、言行、心理深刻的领悟，及对生活中的民俗事象的把握，使得人物大多刻画的有血有肉、逼真形象。作者阿来在突出人物性格时，融入了民俗材料，使人物刻画的生动饱满、鲜活有力。傻子二少爷是作者阿来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人物。麦其土司二少爷与生俱来在语言、行为上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让所有人都把他当作傻子对待，把他当成同情的对象。傻子二少爷便生在一个未受土司制度约束、规范、调教的环境中，让他的心智得以自由、无忧无虑的成长。也许正因为二少爷从小生长在了一片未受土司制度调教的净土才造就了他日后的大智慧。在大少爷用武器扩充领土，在边界建立战争的堡垒时，傻子二少爷却选择建立开放的商贸市场，用智慧赚取了金钱和拥戴。在各位土司还在畅享奢靡、堕落的土司生活时，傻子二少爷却预感到了土司王朝的覆灭，请来了唱戏班，为各位土司筹划了“土司们最后的节日”的聚会。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廖全京.存在之镜与幻想之镜（读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2]黄书泉.论《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
贵州省铜仁第一小学 王国花
摘 要
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生活之中，是儿童的文化背景。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儿童、社会与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诉求。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学前教育课程的独特性而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内部特征。
关键词
学前教育 民俗文化 课程 儿童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这种以儿童发展理论为指导的，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和价值无涉的改革受到普遍质疑，脱离了我国儿童文化背景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同时，学前教育课程文化品性的流失还表现在对西方和境外学前教育课程的照搬照抄中，这种背弃本土文化、远离儿童文化背景，致使学前教育课程无法承担提升和优化儿童生命质量的重任，也使得学前教育课程缺失了自身生长的土壤。美国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认为文化价值观是学前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朱家雄教授认为社会文化是决定学前教育课程的重要依据；靳玉乐教授等人也指出课程文化应“一切从当地的文化根上去思考、去创造属于本地文化的课程理论才是其生成之道”。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根源，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起着陶冶和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民俗文化是儿童的文化背景，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生活之中，儿童生活世界里丰富而广泛的一切人、事、物，以及联结这些人、事、物的连续和非连续的过程与情境，都蕴涵和承载着民俗文化。值此多元文化社会时代，构建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儿童、社会与学前教育课程发展的必然诉求。同时，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因民俗文化、学前教育课程的特征而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内部本质特征。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涵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根据学前儿童的需求，以儿童生活中的优秀民俗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民俗文化，遵循儿童生活世界和健康成长的要求，在合理、适当地选择下，进行有机融合和组织的、有益的教育性经验。包括：第一，必须对民俗文化进行适当地选择，筛选掉无益的、有害的民俗文化。第二，有益的优秀民俗文化必须符合儿童发展需求，能促进儿童健康、幸福成长，优化和提升儿童生命质量。第三，在选择当地优秀民俗文化的前提下，还应考虑与其他民族或地区优秀民俗文化的整合，以培育儿童的多元文化能力。第四，必须遵循儿童生活世界的要求对民俗文化进行有机组织，回归儿童生活世界，与儿童生活世界相通和共容，促进儿童知识迁移的形成。第五，努力追求实现儿童生活世界与课程文化之间的融合。第六，追求民俗文化与儿童课程的共存、共生、共荣。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部本质特征
（一）生活性
生活是“专指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的特殊生命活动。这也是人之自我生成活动，人只有在生活中才可能生成。”生活是人特有的活动，生活造就了人，人创造了生活，因此，生活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是人存在的证明，是人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人的生活“是以人自己所选定的目的与价值为指向的活动。”只有生活才能实现人各种各样的目标、价值和意义，建构人自身。生活中的人是不断发展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实体，生活活动是人沉浸于世界之中的活动，人只有在生活活动中才能直面自己，懂得人存在的本质。生活是人自身不断生长、发展的动力，人是在生活中自我建构和自我生成的，人的改变与生活的改变是同一的，因此，要改变和发展人就要改变生活。历史以其确证无疑的事实证明，教育是改变生活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式。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一种生活性课程，具有普遍的生活性特征，其生活性主要表现在：1.课程目标为了生活。来源于生活世界里的民俗文化，具有最为显著的生活实用价值，建构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现教育即生活、课程即生活、生活即过程与目的，在立足于儿童生活的基础上，优化与提升儿童生活、追求儿童生活幸福。2.课程资源来源于生活。民俗文化与生活紧密联系，具有生活属性，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其外在生活方式是意识内涵物化的表现，“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民俗文化就是生活的表达和生活本身，就是“生活与文化的双重复合体”，所以，以民俗文化建构学前教育课程，其课程资源来自生活，带有强烈的生活气息。3.课程实施成为生活。“我相信——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教育是一种生活并植根生活。儿童是从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经验中吸纳一切知识感觉，课程必然依此来安排周围世界，通过有选择的对感性世界及其经验进行组织，使课程成为优化了的生活，这样，才能使儿童真正领悟生活，完成儿童自身的生成、发展与不断完善。4.课程评价优化生活。课程评价既是生活本身，也是一个引导儿童获得发展的过程，课程评价过程中，教师和儿童通过彼此观念的碰撞，加深对生活和彼此的理解，既有利于教师针对性实施课程、引导儿童、优化生活，也有利于儿童认识、理解和感悟生活。
（二）传承性
民俗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生活文化，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流转变迁，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可以说民俗文化是一种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传承性是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本质特征。雅斯贝尔斯说：“历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因素。它让我们熟悉自己的过去、熟悉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教育承担着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课程必然也担负着对人类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任。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传承性表现在：
1.对民俗文化知识的传承。民俗文化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知识，是人类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优化的生活性知识、境遇性知识，生动的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以民俗文化作为课程资源，是对民俗文化中优秀知识文化的继承。
2.对民众生活方式、行为、心理、精神、信念等的传承。实施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让儿童认同民俗文化，认同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等，培育儿童的民族情感，养成儿童的民族精神。因为学前儿童处于各方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儿童文化根性必须从学前期抓起。
3.对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教养经验的传承。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民众在长期对儿童的教养过程中总结出了大量的教养经验，虽然其中也存在很多不适合时展需要，甚至有悖时代精神和医学常理的，但还是有着大量优秀的教养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4.对课程研究优秀成果的传承。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也必然包括对课程研究成果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朱家雄.与时俱进地面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现实问题——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十[J].幼儿教育,2007（12）:6.
[2] 朱家雄.从一位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的反思说起——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反思之一[J].幼儿教育,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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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海燕.学前教育民俗文化研究基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75.
[5]赵海燕.学前教育民俗文化研究基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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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涛,吴存浩著.民俗学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80.
[11]（美）杜威著.赵祥麟,王承绪译.杜威教育名篇之我的教育信条[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5.
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对策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各民族在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所以，各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科学合理地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概况
（一）民俗文化资源的内涵
民间风俗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主要包括民间信仰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习俗、节日习俗等[2]。
（二）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特征。民俗文化资源是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的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性。民俗文化资源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不同阶级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民俗文化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2.多样性。民俗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俗文化资源的种类多，二是民俗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众多。3.传承性。民俗文化资源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人类世世代代相传的。4.时代性。民俗文化资源是某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不同时期的民俗文化资源具有不同的特征。
二.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的开发过分商业化。在开发过程中，由于追求片面的经济效益而使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的原始价值逐渐流失。（二）外来文化侵入带来的冲击。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外来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侵蚀着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三）重开发，轻保护。一些景区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无限制地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而忽略了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这是与当代“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三.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的对策
（一）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应遵循的原则
1.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持民俗文化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最淳朴的本色，不经任何刻意的修饰，不跟风模仿。2.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在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以保护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为先导和前提，不单纯追求眼前的利益。3.正确认识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与外来民俗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二）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具体措施
1.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指导和政策性扶持（1）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严格化、科学化。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之前，应向有关部门提交可行性分析报告、开发方案、效益预测报告等书面报告。相关部门对其评估，并严格审批。（2）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督作用。相关部门对已进行旅游开发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监督。对那些合理开发利用的，相关部门应鼓励并给与大力的支持。对于那些不科学的开发利用，应依法取缔。（3）加强立法保护。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进行保护。（4）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大众树立保护意识。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了解保护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让他们主动地、自觉地保护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
2.科学合理地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1）因地制宜地进行旅游开发
根据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进行考量，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及区位优势等。利用当地现有的民俗文化资源，将其自身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其他资源的开发有机结合
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能只是单一的，仅仅包括风土人情，而应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并与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机结合，增强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吸引力。
（3）重视质量，走精品化道路
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应该深入挖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注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着重突出我国的民俗文化特色，走精品化道路。
（4）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在对我国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时，也应该贯彻这一观念，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创新
（1）思维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旧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所以要求从思维上打破常规，勇于创新，推出主题性较强的民俗旅游。
（2）方式创新
包括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方式、旅游线路设计方式、旅游内容安排方式等。资源开发方面，可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单独资开发或中外合资开发的方式。
（3）科学技术创新
虽然民俗文化资源本身与科学技术并无关系，可是这里所说的科技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科技更好地保护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二是运用科技再现我国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
4.培养专业的民俗旅游从业人员
国家和政府的宏观指导固然重要，可培养专业的民俗旅游人才才是问题的关键。培养专业的队伍，运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及民俗旅游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在出现问题时，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
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前景较为可观，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当前首要便是处理好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保护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使其获得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效益，促进我国民俗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法）列维・斯持劳斯.历史学和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序言[J].哲学译丛，1976（8）.
关键词：物联网系统 非物质设计 交互性 文化现代性
检 索：.cn
Abstract ：Through researc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on-material design theory act on the Tianjin folk culture， digging out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economic value into a series of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non-material design services to the global， proposed the idea of building Tianjin folk cultur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Find a new way for the heritage of Tianjin folk culture.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s， Non-material Design， Interactivity， Cultural Modernity
Internet ：.cn
引言
早先在天津举办的“纪念妈祖旅游文化”研讨会上，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全世界从经济高温的时代转向文化高热的崭新时代，我们应尽快把握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予以弘扬光大，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1]时至今日，乌丙安先生的推论已被天津乃至整个中国推动保护民俗文化的浪潮印证。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更关乎天津城市建设与发展及构建天津品牌文化与地域性特色能否顺利进行等决策研究。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发展趋势
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间信仰广泛庞杂，特殊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天津特有的津味儿文化。其民俗文化产品讲究“巧而得体，精而合宜”，强调物质因素与人文因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外观形式与内涵意蕴、装饰纹理与质地结构、人工意匠与天然情趣的结合[2]，是对“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美学与哲学的诠释。
如此丰富的民俗艺术宝库，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被国际主义“再造同化”。虽然政府制定很多保护性的举措，但市场的缺失让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回春乏力，民俗文化发展难掩颓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产品存亡皆由市场规律决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俗文化资源运用不当的产品出路问题。民俗文化正由人们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与民俗观念的淡化逐步丧失其原有市场，为天津民俗文化谋求适应时代步伐的发展之路迫在眉睫。
二、基于物联网系统的天津民俗文化资源整合
（一）运用物联网系统实现天津民俗文化现代性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需要首先对“核心文化资源”有清晰地认识。林亭口高腿子高跷、汉沽飞镲、挂甲寺庆音法鼓等荣列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瑰宝既然是“优质的”又为何陷入“曲高和寡、少人问津”的尴尬呢？引用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的话，人们需要被满足“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需求”。实现文化现代性是关键。文化现代性是传承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存在价值认定的基本标准。人总会利用一切条件参与到各种文化圈层中，实现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愿望。[3]现代人对文化传统有区别性对待，提升某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许多民俗不再是“古化石”或“历史残留物”是实现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实现文化现代性，不能一味的单向传递“文化需要被保护”，更需要现代化科技知识、理论创新，能动性的辅佐、推进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物联网技术主要解决物品到物品，人到物品，人到人之间的互连。利用计算技术监测和控制物理设备行为的嵌入式网络化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可以将完全分割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结合，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交互，构成一个高效、智能化的物理世界。[4]物联网的特性决定了以此为技术支持的天津民俗文化经过设计转化而成的物品与非物质产品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将能够实现与用户人群的顺利交互，最终完成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物联网系统为天津民俗文化信息传递提出新设想
物联网系统不同于单纯的互联网，物联网有虚拟网络，同时也要有实体“物”作为信息载体。而完善的物联网系统，是对非物质设计在内容上的扩充。对载体物的关注，将能为天津民俗文化元素表达提供更多可能。用可触及的物承载一部分文化信息，这种可触可感使用户更愿意和更顺利的去接受非物质形式的信息，进而主动接受物联网系统提供的新型文化信息服务。如图1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银鱼”天津旅游信息导航仪，运用天津四珍之一的银鱼造型结合杨柳青年画两大民俗符号整合而成的旅游信息导航仪，作为物联网的信息终端，承载部分民俗信息的载体使用户能更加直观的了解、认识天津民俗文化。
三、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理念
天津民俗文化很大一部分精髓是技艺者制作或表演的过程，这种文化的非物质特性决定其传承与发展将遇到更多困难。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舞、戏曲，有许多原本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这些民俗文化最终沦为程式化的表演，被庸俗化和商品化，甚至出现将时间、空间跨度极大的民俗歌舞、戏曲、服饰等汇总于一个庞杂的“伪民俗村寨”，[5]传承文化成为娱乐大众的跳梁小丑。可见，缺少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专业系统的策划与经营；宏观、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方针的制定，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其经济价值合理性转化将难以成功。
非物质设计是以信息设计为主，基于服务的设计。它跳出了传统意义的对单一物的考虑，而是对由该物组成系统的全局性照应。非物质设计以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合理化运用于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能对天津民俗文化宏观格局制定出清晰、长远的发展战略。同时，结合物联网技术，将天津民俗文化融合进这种新时代的产品中，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将会呈放射状传递给用户，并且这种信息传达更具有时代感、易于被用户接受甚至主动引导用户接受，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将做到能动、主动。网络信息平台将为天津民俗文化更加合理、可持续的挖掘出经济潜质，顺应时代与全球化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信息化、交互性、对各方信息反馈与策略制定、修改的高效性，结合物联网系统的非物质设计理念为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经济价值挖掘开启了崭新的大门。
四、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策略构想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系统化非物质设计策略
天津民俗文化的表达，一种方式来自“物”，非物质设计的前提仍要有“物”作为载体，承载非物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如产品设计表达中应用文化元素，在产品的形态与意义中使人体会到文化的特色和魅力，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如图2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连年有余”茶具产品，运用天津杨柳青年画的造型理念，将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在能够突显杨柳青年画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茶具成为传承天津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
另一种方式则可利用“非物质”的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形式满足人对文化的认知。利用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设计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既考虑到对载体物形态、功能的开发，也将由载体物承载的非物质要素的设计系统化，提出完整的设计开发策略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物联网的特色，将各个“物”与“非物质介质”系统、层次的联系、统一，实现设计单体的细致深入与设计系统整体的全面、多元化表达。
（二）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
通过电脑、手机、公共设施的交互平台、旅游纪念品结合数字化技术等一系列电子终端，运用网络技术共同构建出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在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将能够实现完全不同于传统民俗文化信息网页的功能飞跃。
首先，电子信息载体物的形式设计的多样性，使用户在视觉与使用感受上更加直观具体的加深对天津民俗文化的认识。提升载体物造型的美观度、易用性、增加时代感，将能够吸引潜在用户，扩大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拓展其经济潜质，最终实现文化传承。如前文提到的银鱼导航仪，作为终端在形态与使用方式上都使用户感受到天津民间绘画艺术的特色，直观且深刻。
其次，物联网系统将更好的实现民俗文化信息的分众传播，也就是民俗文化信息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点有选择的进行传递。更好的实现用户、企业、市场、民艺家之间的信息交流，突显出物联网系统的交互性、高效性特征。
第三，非物质设计理念的运用使网络信息平台所具有的功能更全面、具体、人性化。源于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以实现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传播最大化为目的，非物质设计理念将会把网络信息平台如何实现易用性、交互性、高效性放至首位。细化到各个人机界面、功能分区、按键反馈、链接方式、用户操作方式等细节的设计中。
由物联网系统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构成的天津民俗文化信息平台如同敏感的神经系统，各个神经节点上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实体物”，非物质信息则通过各个神经节点不断来回往复穿插，传递各种民俗文化信息。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建立将能使以前人们对某一民俗文化的单一理解升华为由某一文化点引申、拓展出放射状的文化信息网，文化知识将能够触类旁通。文化传递的同时实现文化类产品的创新、创意产业链升级，最终实现文化类产品功能的超前性与能够通过物联网络不断升级的目标。
结语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
>>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岭南民俗文化研究――童谣意象 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民俗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汪曾祺《受戒》中民俗文化语言翻译赏析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失语” 民俗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中国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则把翻译放在文化大背景下去研究。在寥若晨星的研究中，民俗文化翻译的理论原则只是偶尔提及或者不成体系，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关键词】翻译民俗文化理论原则一、翻译理论概述如何进行有效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国外翻译理论原则中可借鉴的流派比较多，可以说欣欣向荣，风格各异。其中主要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学派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等。这些学派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解释。语言学派从语言生成和发展的规律角度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解读；阐释学派主要从语言表达的内容试图解释翻译现象；功能学派主要来源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功能角度阐释如何进行有效地翻译；文化学派则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挖掘语言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从跨文化的角度解释翻译的过程；建构学派则来源于语言学中的建构主义，注重从语言的多方复杂因素解释翻译过程。然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原则大多沿袭国外的成果，只有少数专家和学者试图对其有所发展。在翻译的指导原则上整体遵循着信、达、雅；至于对翻译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对性质不同的材料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的研究提及较少。二、国内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方向的研究论文能够查找到，但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指导原则的研究凤毛麟角。查阅中国知网，输入“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10篇，其中5篇为期刊，5篇为博、硕士论文。通过检索“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3篇。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蒋红红老师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翻译应置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大语境之下。民俗的翻译只有明辨其文化身份，才能在翻译中有意识地避免文化移植，保持文化身份的清晰度。由于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民族特性,翻译中应通过语言符号——表层结构，挖掘展现文化内涵——深层结构，并且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其口语化、非正式的文体特征。” ［1］ 安徽工大的杨东方从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的角度指出“文化负载词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1)原语词汇意义的再现优于形式的再现；2)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境；3)原语词汇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2］在翻译方法方面，杨东方认为“用‘移植’、‘文化替换’以及‘交际翻译法’来翻译民俗文化词汇，对于跨文化交流以及语言的融合具有独特之处。”［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姜智慧老师谈到了对浙江民俗文化翻译时应该运用的理论为“归化与异化”；因为“异化”翻译主张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源语的词汇、句式及文化等特点原封不动地引入目的语中，保留源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4］ 中南大学的硕士刘连芳提出旅游文化的翻译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动态的选择。所谓“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改造源语的词汇、句式和文化特点，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读者的期待，从而使特殊的文化现象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悦纳。合肥工大的硕士杨勇提出在文化翻译中应该适用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三、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的不足与建议所有上述研究，要么集中于对文化大类的翻译理论研究，仅仅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要么提出了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但是对于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并未提及。蒋红红从实证的角度介绍了民俗翻译的方法，但在理论原则归结方面却并未明确指出，只强调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杨东方从词汇的文化负载角度谈了翻译，整体上是从微观角度入手，在字里行间中能够体会一些民俗文化翻译的指导原则，但太过零散、缺乏系统性。姜智慧谈到了在民俗文化翻译中应该使用的指导原则，但该论文在翻译的实证方面研究较少，给人的印象是拨开了云雾，但还未见到太阳。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既要翻译出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能够让译文读者比较轻松的悦纳。从实用性和有效性方面来看，笔者同意杨勇的观点暨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关联理论”去指导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最为合适不过。参考文献［1］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 国外外语教学 2007（3）［2］ ［3］杨东方，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翻译探索，［J］ 科技创新导报 2009（14）［4］ 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0(2)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Abstract】Folklore embodies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is a major difficulty of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German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arguing that the purpose or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examples， the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were explo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ranslation of folklore publicity materials； Translation principl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Translation methods
0 引言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通过文化交流开展对外宣传容易攻破意识形态壁垒，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其中，借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开展外宣工作更是展示一个国家和地区形象的重要手段。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包括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工艺以及包含神话、传说故事等在内的口头传承文学。民俗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民众所处的特定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承载着无数难以言表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的悬殊差异，在民俗外宣翻译中做到民俗文化的“全真传真”，可以说是语际翻译中的难中之难。
如何翻译民俗外宣资料从而更好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成为值得翻译工作人员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 在分析民俗文化外宣文案的基础上，从凸显翻译宣传效果的角度探讨民俗外宣翻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1 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莱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莱斯在书中首先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即从原文和译文的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评价译文[1]。莱斯的学生弗米尔在莱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目的论”， 强调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 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1几种交际功能”[2]。 20世纪90年代初， 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译文功能理论， 提出“功能+ 忠实”这样一个概念，指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是由译文预期或所要求达到的功能确定的， 这种联系也为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标准[3]。
功能翻译理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 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因此，与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推崇等值论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功能翻译理论表现出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翻译实践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
2 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
莱斯（1984）从译文功能的角度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感染型文本”和”以声音为媒介的文本”，建议根据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采用特定的翻译方法：信息型文本用于传递事实， 翻译时首要目的是保证信息准确；表情型文本重形式和美学效果，译文关注原文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感染型文本关注引发接受者行为反应，呼吁或说服文本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译文应在目标语接受者身上产生预期的反应[2]。此外，赖斯也指出绝大部分语篇不是绝对的属于一种类型， 而是具有语篇类型的多重性。
民俗外宣不仅要向读者介绍民俗文化的信息，展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要召唤世界读者融入深刻的中华民俗文化内涵。所以总的说来，民俗外宣材料是信息型文本、表情型文本和感染型文本的结合体，其预期功能就是跨越文化障碍，在目标语文化中再现其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及劝诱功能。
3 民俗外宣翻译的标准、策略和方法
按照功能翻译理论，民俗外宣翻译中，应根据民俗文化外宣资料的译文文本类型和译文功能把握翻译标准，谨慎选择翻译策略，灵活采用翻译方法。
3.1 挖掘文化内涵， 选用补偿策略， 充分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坚持“功能+忠实”的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做到准确、忠实， 更要注重其实际效果在中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民俗文化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完全被“忠实”的翻译思想所左右，而要积极挖掘民俗文化的深层涵义，选用变通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方法，实现跨文化交际。
所谓补偿策略，是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 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 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马先生（2003）认为只要释义或变通是为了再现原文语言效果及传达言外之意， 均可归于补偿[4]。本文中补偿是指为了再现民俗文化内涵而采取的各种释义或变通策略，包括阐释、意译、改写等解释性翻译方法。
China Daily的一个“元宵节”译例，充分说明民俗外宣翻译中选用补偿策略运用解释性翻译的重要性：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falls on February 26 this year，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festival traditionally features big fireworks display， mass performance of yangkou folk dances， land boat stilt walking， lion dances and dragon dances. Other main activities are to appreciate the bright nightscape highlighted by colored lanterns， or to enjoy yuan xiao or glutinous flout balls with sweet or meat fillings. 文中“元宵节”的解释性翻译不惜笔墨，用了三个长句近七十个单词，详细、完整、准确地挖掘并传递了这一节日内在的文化内涵。
中国菜名的翻译更是体现了了民俗外宣翻译中的补偿策略的运用。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菜肴赞不绝口，但有些菜名如“全家福”、“玉扳禅师”如果直译却容易让他们如坠五里雾中。对于这样的“写意”型菜肴名，要采取意译法译出菜肴的烹调法、主料和配料，将“全家福”、“玉扳禅师”译为“stewed assorted meat”， “stewed potatoes with mushrooms”。更多中餐菜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味。素有闽菜之首的美誉的佛跳墙， 如果按中国菜名直译为“buddha jumping over the wall”，会让外国读者不知所云。所以，要加简单解释，将“佛跳墙”翻译为“Futiaoqiang―the Buddha jumped the wall for being lured by its smell of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挖掘菜名的文化内涵，运用解释性翻译展现其中的民俗情趣，不仅使外国读者容易理解，而且吸引更多的外国读者体验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
3.2 保持民俗特色，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策略，恰当采用音译（或加注）＼ 直译（或加注）等方法
功能翻译理论指出：翻译策略受翻译目的制约。民俗文化英译的目的在于促进华夏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了使民俗文化特色在翻译中得以再现，翻译中应尽量保留原语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选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恰当采用音译＼音译加注＼ 直译、或直译加注等方法。
按照Schuttleworth和Cowie （1997）编写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给出的定义，异化指刻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特色的翻译策略[5]。民俗外宣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在翻译民俗文化外宣资料时应尽可能选择异化策略，正如葛校琴（2002）指出，在从由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时，选择异化策略，有助于传播民族文化抑制文化霸权[6]。
汉语中有很多语义空缺的民俗词语，如“馄饨”、“旗袍”、“太极拳”等，如果借用英文的近义词翻译为：“dumpling”， “a kind of grown worn by Chinese women”， “shadow boxing”，西方读者便无法领略到独特的中华民俗文化色彩。所以，翻译这些民族色彩很浓的专有名词时，前辈们大胆选择异化策略，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把汉语的词语借过去，分别翻译为“wenton： a kind of dumpling made with thin wrappers， usu. served in soup”；“cheongsam：body-hugging woman’s dress originating from Manchus”；“taijiquan， school of popula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marked for slow and graceful movements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ack or counterattack， keep fit， prevent and treat diseases”。于是产生了西方读者最初感到陌生但逐渐接受的英语新词：“wenton”，“cheongsam”， “taijiquan”。这种异化翻译凸显了华夏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引领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另外，汉语中还有一些具有民俗色彩的谚语、俚语，也宜采用异化策略， 运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保留俚语俗语的中国民俗特色。“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富有中国民俗特色的俚语。 如果借用英语谚语对应的表达法翻译为： “Money makes the mare go”，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使读者一目了然， 但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不如异化直译为“Money makes the devil turn your mill”， 保留原文中“鬼”、“推磨”的形象，以其陌生的文化内涵吸引外国读者的注意， 帮助外国读者在感受独特的华夏民俗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3.3 再现民俗韵味， 把握文体翻译策略，灵活采用多种翻译方法
目前翻译界不少人倾向于把翻译研究的视点扩大到文体，也就是要求译者对原文语篇的文体特征了如指掌，并作为构建译语语篇的重要参数。民俗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如蒋红红（2007）指出，民俗具有两个鲜明的个性：民俗是通俗的民间文化，又是说话的文化[7]。所以，民俗文化口语化特征较为明显。翻译民俗文化时，要尊重原文语体风格，注意使用口语体，采取一切可用的翻译手法，再现原文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民俗韵味，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方言俚语的翻译充分显示了民俗文化翻译中文体翻译策略的把握。方言俚语带有口头语体的色彩，是一个地域的名片，每一句无不浓浓地散发出养育她那片土地的风土民俗。如青岛人把傻子称为“膘子”，而北京人却将之称为“二百五”。翻译时如果直译为fool， stupid 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方言俚语的民俗特征。不如套用英语的俚语blockhead or dumbbell，与原文在风格上比较接近，无疑会使语言更加通俗地道。同样，汉语中的 “老爷子”、 “小菜一碟”、 “歇个脚”、 “没着了”等口语， 翻译中也尽量借用英语中口语化的表达“pop”， “a piece of cake”， “get a load off one’s feet”， “be at the end of one’s tether”，以保留原文生动诙谐、口语化的文体风格。
另外，民俗文化生动鲜活，口语化地娓娓道来，读起来朗朗上口，翻译时也要注意语言的娓娓动听，尽量避免冗长、复杂的句构，从词语选择、句式等方面保持译文与原文的文体风格对等。例如，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段：英台突然建议他俩应即时就在草桥结拜为兄弟。两人立刻写好名帖，盟誓他俩应像亲兄弟那样互相忠贞不渝。山伯十九岁为兄，英台十七为弟。银心在香炉上点好了香放在地上，目睹两人换帖成为结拜兄弟。译文为：It was Yingtai’s sudden suggestion that they should become sworn brothers then and there. The two wrote out name cards at once， testifying their faithfulness to each other as blood brothers. Liang Shanbo aged 19， was elder brother， Zhu Yingtai aged 17， younger brother. Yinxin lighted joss sticks in the incense burner place on the ground， witnessing the two become sworn brothers as they exchange the cards. 结拜兄弟、香炉上点香和名帖、换帖展示了中国古代兄弟结拜仪式，这些词语富有古文化色彩和生活气息，其语体风格在译文中通过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得到了较好的再现。同时译文也注意了民间故事的语篇范围和语体色彩，多采用英语的松散句、平衡句和长短句相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口语体风格。在朗朗上口的地道英语口语中，西方读者欣赏到弥漫着浓厚古文化气息的中国民间文学。
4 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有目的的交际行为，将译文的预期目的置于翻译的首要位置，为民俗外宣资料的英译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俗外宣翻译中，译者应突破传统翻译观念，把握译文预期目的和功能，遵循挖掘文化内涵、保持民俗文化特色、再现民俗韵味的翻译标准，恰当选用补偿、异化、文体等翻译策略，充分运用音译、直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等多种翻译方法，争取使译文与原文在功能上保持“最近距离”，从而实现译文传播中华民俗文化成果的预期功能， 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Reiss Katharina，. & Vermeer Hannks J. Gener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M]. Tubingen：Niemeyer， 1984.
[3]Nord， Christi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马.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5]Shuttleworth， M.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关键词：民俗；资源；幼儿；教育
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性、稚拙性、娱乐性等特点，符合幼儿园课程生活化、游戏化的要求，是独具价值的、鲜活的幼儿园课程资源。
我们昆山作为上海和苏州之间的“中心花园”，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曾诞生过著名爱国主义学者顾炎武、散文家归有光、画家龚贤，更是被誉为“百花园中一株幽兰――昆曲的发源地。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阳澄湖大闸蟹、奥灶面、周市燠鸭、正仪青团子、周庄万三蹄系列食品深受众多游客的青睐。这些地方民俗资源既有利于形成地方教育和园所特色，又有利于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而让幼儿更多地了解本土民俗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感受地方民俗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一、引入“环境”，服务课程内容
蒙台梭利曾说过：“在教育上，环境所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因为孩子从环境中吸取所有的东西，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为了让幼儿潜移默化地接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熏陶，我园以民俗文化为主基调调整园舍环境规划布局。走进校园，映入眼帘是水乡牌坊，侧墙的民间工艺展示区摆放了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制作的民间工艺品，让人仿佛走进了水乡人家。一楼的走廊里红墙黄瓦，古色古香，开设有青团子、奥灶面、万山蹄、袜底酥等地方特色美食店；二楼的蓝印花布更展现了水乡独特的韵味，昆石加工、草艺编织、土布印染……孩子们在里面穿梭着，忙碌着，不亦乐乎，俨然成了民间工艺坊；三楼的脸谱、民族服装、戏曲舞台灯精心营造浓厚的民俗文化氛围，从不同角度向幼儿展现中国优秀的民俗艺术文化。让幼儿在环境的刺激、引导、激励下，潜移默化地受到民俗文化的熏陶。
二、研磨“内容”，丰富课程资源
1.开展民俗文化在主题活动中渗透的园本教研活动
当前幼儿园课程内容多以教材为主，教师在实施教材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幼儿生活中蕴含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源，从而错失了对幼儿进行民俗文化教育的契机。为此，我们开展“民俗文化在主题活动中的开展”的专题研讨。每位老师先思考，向家长或长辈了解昆山的风俗文化资源和形式，然后集中分享、交流自己搜集到的昆山民俗文化，最后各年级组商定如何将这些民俗文化融入主题。例如大班在“我是中国人”主题活动中，融入了剪纸、中国画、泥塑、昆山名人、昆曲等活动内容，让民俗文化有效成为课程教学内容。
2.开展民俗文化在集体教学中的课例研究
教师们采用一课多研、同课异构、对比教学等形式挖掘家乡民俗文化的主题教育资源。如在“昆山三宝”的主题中，通过同题异构，形成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教学活动。小班科学活动“并蒂莲儿开”，在有趣的科学实验中让幼儿了解并蒂莲的特征，知道并蒂莲是昆山的三宝之一。中班社会活动“昆山三宝”中，通过看看、讲讲、玩玩认识昆山三宝的名称、特征以及用途，让幼儿感受昆山三宝的奇特。大班语言活动“昆山三宝真不错”，则让幼儿感受到多元文化，将三宝的奇特与美用快板的方式念出来，孩子们非常感兴趣，因此对家乡文化有自豪感，感受家乡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探讨、拓展挖掘，现如今形成“昆山的饮食文化”“昆山的工艺文化”“昆山的节日文化”等具有园本特色的课程体系。由此，教师大胆地尝试了主题背景下的课例研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走进“节日”，拓展课程内容
传统节日沉淀并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它潜在的教育价值对幼儿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让幼儿在真实情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俗文化的熏陶。因此，我们找准教育的切入点，整合传统节日中昆山的特色文化来拓展课程内容。
在元宵节来临之际，幼儿园处处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小班幼儿玩灯笼赏灯笼，中班幼儿搓元宵，大班幼儿做灯笼、猜灯谜等；端午节时孩子们在画粽子、装饰龙舟，与爷爷奶奶一起包粽子，邀请爸爸妈妈讲述屈原的故事等活动中了解端午节的习俗。每逢重阳佳节孩子们带着自己买的重阳糕走进敬老院，给爷爷奶奶吃重阳糕、为爷爷奶奶表演节目，从小培养孩子关爱老人、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立夏时节根据昆山立夏吃蛋、吃蚕豆的习俗，孩子们在剥蛋、剥蚕豆、剥豆瓣的活动中不仅感受了传统节日的趣味性，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
在新的课程资源观的指导下，我们逐步形成了“学习领悟―收集整理―审议筛选”的资源开发思路。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幼儿成长需求的变化，我们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进一步研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有效策略，让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进入幼儿园，让幼儿在真实的情境中“看得见、听得懂、摸得着、做得来”，在欣赏、体验、探索、合作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马嵬驿坐落于陕西省兴平市，是唐代朝廷用来传送文书和军事情报等来往官员用来饮食、住宿、换马的场所，是古丝绸之路、唐朝古墓旧道、秦国到蜀国通道上的重要驿站。公元756年，安禄山反叛，唐玄宗在万般无奈之下，赐死杨贵妃。从此，贵妃长眠于马嵬坡下。
马嵬驿区域性人文特征及民俗艺术表现形式
1．区域性人文特征
马嵬驿民俗文化村是以汉族居民为主，生活中的主食是以面食为主，大米、大豆等为辅。主要农作物有：冬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古代的民居的屋顶主要以泥土，干草，青瓦等为原材料，屋内有用以防寒保温的土炕，也有人在窑洞栖身。现在民居是以砖墙、瓦房和楼房为主。过去，马拉车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而现在是以公交车、私家车为主。
2．区域性民俗艺术表现形式
马嵬驿民俗艺术产生的根源有：历史典故、传统道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但马嵬驿兵变在这其中传播最为广泛。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包含有关中农民画、剪纸、窗花；表现农忙劳动产生的民俗艺术形式有版画、泥塑；表现风俗习惯的表现形式有陕西十大怪泥塑、剪纸、版画。
马嵬驿民俗图案与现代审美观念
1.马嵬驿民俗图案
马嵬驿民俗图案在马嵬驿风土人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马嵬驿民俗艺术有着他独特的传统文化元素及文化魅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民俗图案反映着该地域不同时代人们流传下来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审美趣味性，它是马嵬驿风土人情的象征，是民俗文化的积淀，是马嵬驿民俗艺术的精华。它也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现代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2.现代审美观念
大众在创建视觉元素、识别视觉语言、接收视觉信息的过程中受到了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清晰准确的现代视觉识别语言是现代媒介传播的保证。马嵬驿民俗文化艺术有其独特的设计元素，视觉传达形式以及多姿多彩的文化传播途径。而它为推动现代视觉艺术鉴赏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代化的、民俗化的视觉艺术传播资源。
马嵬驿民俗艺术如何适应现代审美观念
1．马嵬驿民俗艺术的特殊性
马嵬驿民俗艺术以特有的姿态成为了关中文化的一个符号，由关中地域特色，历史文化特点形成了既包含历史文化古韵的古典文化符号，然而又异于其他地区民俗艺术，它结合了三秦人民的粗犷、豪放与质朴的特点，将古典艺术与创新造型进行了有机结合。马嵬驿民俗艺术高度体现了古代深厚的文化底蕴。马嵬驿风俗艺术创作者通过缔造文化符号来表现其创新观点，通过这些符号用以体现关中风俗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关中历史文化内涵。
2．民俗艺术在传承中需融入现代审美观念
现代审美观念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与新时代人的生活习惯、气候变化、文化传播、经济发展等因素相互撞击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的观念。发展中的当代艺术，必须有独特的文化特性，它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这是现代审美所必备的条件。具有传承性的、独特的文化特色演化而来的审美理论，才会具有传播的力度和比较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现代设计应借助民俗艺术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尊重历史、紧跟时代，才能具有促进民俗艺术发展的动力。马嵬驿民俗艺术可以通过对民俗文化的概括提炼而获取的符号元素进行设计并进行广泛的传播，以产品与其包装承载历史的文化，将产品包装与民俗艺术设计符号紧密结合，演化为民俗化、现代化的形态，成为民俗文化个性推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马嵬驿民俗文化的传承、整合的过程中显示了极强的传递信息功能。马嵬驿民俗文化既有纵向的传播功能，又有横向扩展的功能，与现代文化碰撞，不断的传承、发展、演变。马嵬驿民俗文化产品及商品的包装作为马嵬驿文化传播的一种外部力量，虽然并没有自觉地站在文化和精神高度去认识这种传播作用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但是却客观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深层次的进入人们生活，改变其精神文化风貌，甚至有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建构的作用。
结论
【关键词】民俗生活 民俗文化 地域文化 机制
引言
物种在群落当中的功能和地位所描述的是物种和物种之间的营养关系，功能和地位反映了生物听从、依赖以及利用生活资源在广度以及深度上所占的地位。在民俗生活的生态系统当中，一方面，民俗生活空间作为整体空间当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对于认识整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整体的个性化的抽象和概括，能够通过自己特殊的生态状态来反映出整体的性质。
笔者认为，所谓的“民俗”，就是利用物质风俗、口头或者是行为等这些非正式或者是正式（官方）的形式进行创造和传播的一种文化现象，约定俗成是民俗的典型特征。所以，民俗不是人们进行自我标榜的工具，也不是人们宣传与倡导的内容，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无意识当中，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自觉遵守并主动维护的一种思维模式、认知方式、道德伦理以及行为规范。不同生活空间下的民俗生活是不同的，甚至具有很大差异。这一点和生存于不同群落当中的物种存在很大差异具有类似性，环境决定了人们的民俗生活方式和模式，而人们又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民俗生活方式和模式来使得自己更好地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而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民俗生活生态系统。生活于特定民俗生活空间下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道德伦理以及行为规范均受到了该空间的民俗文化的影响，并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语言、行为、表演、影视、小品等）体现出来，它们也成为承载当地民俗文化的载体。
民俗生活空间的内涵
生活空间是一个复杂的实体，它与其他周围相邻的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看，该空间内部包含的较小的不同生活空间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一个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同一性，即空间相似性。依照不同的目的（例如行政目的、分析目的、计划目的）或者是不同的标准（例如社会阶层、人口数量），可以将当前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生活空间，但是对于民俗生活空间这个概念，我们通常是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族特征的一个人类社会的群落。
借助于社会学理论的若干观点，民俗生活空间通常是囊括了该人类社会群落的一些共性，民俗生活空间既然是指具有共同民俗事象的特定地理区域，那么该特定地理区域便不可能成为一个单质的概念，应该包括各种各样的质素。例如，该特定地理区域既可以包括山川地理等自然因素，同时也可以包括习惯、习俗、方言等文化因素，所以说民俗生活空间是综合了若干的自然特征和若干的文化特征的特定地理区域。在我国，山川地理的差异、行政区域划分的不同导致了当前民俗生活空间千姿百态的现状，使得我国的民俗风貌不至于单一和单调。在实际的民俗研究中，山川地理的差异和行政区域的不同为我们分析和探讨民俗生活空间提供了非常清晰而且确定的界限或者是边界，同时也为民俗生活空间的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通常而言，我们将族群社会和当地方言作为界定不同民俗生活空间的两个重要依据，这是因为，族群社会和当地方言不仅是对当地区域民俗构成重要影响的要素，同时它们本身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民俗事象。
空间和民俗生活的关联性
生活空间不同，则与之对应的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也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使不同民俗生活空间内部的民俗内容和民俗形态产生比较强烈的对比甚至反差。因此，当人们进入到不同的民俗生活空间的时候，常常会“入乡问俗”，这也明确说明了民俗的空间性差异。气候、地貌、地缘关系是构成空间的三个要素，它们和民俗生活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气候对于民俗生活的影响。民俗研究者一般均承认气候对于民俗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在《文明与气候》一书中对气候和民俗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论述。首先，气候显著影响了民俗景观，例如，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民族服饰方面，北方为了抵御严寒必须要严衣厚服，而南方为了凉爽轻快而衣着轻薄。其次，随着当地气候的变化，当地的民俗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早先的蒙古族同行居住于干旱多风沙的环境里，因此他们一般均喜欢穿蒙古袍和扎马靴、头上戴帽或者扎巾。但是元朝灭亡、明朝建立之后，留居在云南通海县河西乡的蒙古族为了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他们（尤其是妇女）的衣着与当地的哈尼族人、彝族人相差无几，早已经不再穿长袍，而是穿上了短衫。
第二，地貌对民俗生活的影响。生活于不同地貌环境下的人们，他们的民俗生活为了适应当地的地貌环境，也与其他地貌环境下人们的民俗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表现在物质文化风俗方面则更加明显。在特定的地貌环境下，人们的交通运输方式、聚落型式以及生产劳动方式均必然要与当地的地貌条件相适应，否则便无法得以存在，因而形成了与当地地貌环境相协调的独特的民俗习惯。例如，水葬多在水网密布的低洼地区，悬棺葬只发生于山区，而树葬只流行于林区。这些丧葬习俗的差异也正是当地地貌环境差异的民俗化体现。
第三，地缘关系对对民俗生活的影响。所谓的地缘关系，通常是指在时间悠久的农业定居生活过程中所培育并逐渐形成的人际关系。地缘风俗是我国民俗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它让该地域空间内的人们具有了很强的地缘关系心理。地缘关系之所以会在我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与我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以及传统农业文化缺乏流动性有密切关系。假设没有着这种的影响，中国这种强烈的地缘人际关系便难以形成，中国古代推行的户籍制度更是加强了这种地缘人际关系。人们在背井离乡之后经常举办的同乡会便是对这种地缘人际关系最好的注解。
构建民俗生活空间的机制分析
第一，从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保护民俗文化的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得以丰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许多民俗文化都是民众生活集体性的表现，例如太平鼓表演，藏戏演出，春节社火，采花节等等都需要集体演练，这样可以增强集体意识，发扬合作精神，增进乡亲间的感情。通过民俗活动的开展，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灌输其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从深层意义上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
第二，开发的同时要加以保护，避免过度开发而破坏民俗原貌。在开发民俗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开发和保护并存，避免有些地方由于利益驱动而对民间民俗文化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必要的开发必须由专家进行论证，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方可进行。把抢救和保护民俗文化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规划，使保护民间文化与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同步开展。在加大对这些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同时还要倾听广大民众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有助于及时纠正有损民俗文化的一些行为。
第三，活化民俗文化，使其转化为生产力。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由广大群众所共同享用，在群众中长期传承的各种生产、生活文化。它不但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技能。因此，民俗文化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甘南的香浪节为民俗节日，但是通过香浪节可以举办大型的旅游节及招商引资洽谈会，推出一系列具有藏族风情的精晶旅游项目，使民俗文化直接转为生产力，创造经济效益。
第四，大力培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才队伍，使其代代相传。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保护民间文化的最佳途径，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而是使其继续留在民间，因为民俗文化只有在适宜的区域和土壤里才能存活，我们可以设立“漆雕之乡”、“花儿之乡”、“皮影之乡”等对其加以保护。同时还要尽可能运用现代技术，对这些民俗文化进行整理保存，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将民间艺术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在中小学各阶段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课程，培养他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的认同感。此外，为了提高保护工作水准，要尽可能地吸引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让他们参与到保护民俗文化遗产队伍中来。
结语
关键词：民俗文化 民俗景观 可视化 渔村 威海
土地是有生命的，村落是大地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淀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和乡土民俗，同时在千百年的演化中构筑了各种人居聚落的安全模式，它是大地景观生命的元素和节点。①
任何一个村落在营造自身的文化环境时，都需要延续原有的文脉，在村落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进行再创造，使村落形象独具特色。伴随着我国滨海渔业转产、“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开发，胶东海岸村落的景观设计反映出了某些不足，表现为：第一，缺少将传统民俗文化应用于村落景观设计的科学方法，尤其对村落传统民俗文化的调研没有吸收民众的观点和意见；第二，历史人文景观的破坏问题日益凸显，一些有历史价值的传统生产生活场景被破坏；第三，村落景观资源过度开发带来了生态破坏问题；第四，在一些同源文化区域，村落景观建设相互模仿，加剧了“千村一面”的现象。
本文以威海山东村传统民俗景观规划设计为例，结合山东村独特的村落景观，研究民俗景观与地域民俗文化之间的渊源，阐述如何在传统民俗文化中保留、延续和发展胶东民俗景观文化并实现景观的可视化表达。
一、民俗文化在村落景观设计中可视化表达的理论与方法
（一）民俗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②民俗文化，是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其艺术形态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食俗文化和民间节庆等，多为今天我们所说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具有较高的开发和利用价值。各类民俗活动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财富，并成为提升地区形象、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可视化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方文化的依存性
民俗文化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动态的旅游要素，独特的文化性是民俗景观永久的生命力。研究中涉及到地方感的概念。对于居民来说地方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在提供所有的人类生活背景的同时，给予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和身份感。③
2.民众广泛的认知性
民俗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生产、生活的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与内涵的文化特征，使民众对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感受。此外，旅游产业的开发使旅游者也感受到了当地的文化氛围。
3.文化营造与传播性
现代民俗活动兼具吸引当地民众、外地游客参与的双重特性，民俗景观所依托的独特文化是吸引游客的法宝，同时又是向游客传播当地文化、展示当地文化蕴涵与特色的重要载体。
（二）民俗文化在村落民俗景观设计中可视化的表达方法
在现代村落景观规划设计中，根据特定地方文化的特点，结合现今村落的具体环境，灵活地采用以下不同的表达方式，达到延续地方文脉的目的。
1.景观再现
历史久远的村落空间，经过长期的时代交替与演变，多数已被历史所湮没。结合现代村落的功能，通过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能体现特定风貌景观的空间节点进行选择性恢复，创造出既能体现历史文脉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景观空间环境。
（1）原貌的片断再现
基于历史环境原址上的景观再现一般采用局部复原的方法来表现地段历史的文化氛围，虽然这种历史景观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但此类景观的形成能产生出拥有历史意味的空间，人们从文化的回味中领略到村落的沧桑美感。
（2）意象的环境再现
某些村落历史空间是结合独特的自然环境共同产生的，形成了具有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环境景观。出于突出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考虑，可以选择在异地恢复，以再现历史景观的意象。此类景观设计注重的是历史场景“神”的再现，为人们挽留住颇具特色的村落印象。
2.景观重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多往昔的村落空间不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求。对待这些空间，应该通过设计将有价值的景观保留下来，让历史环境的某些物质要素能够得以有效的利用。
村落中的古建筑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对这些建筑进行功能改造利用，也是一种景观重塑。保持其外观形象特征，经过结构改造来调整内部空间，以适应现代功能的要求，赋予古建筑以新的生命力。
3.景观标识解读
历史久远的村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沉积，其中部分历史空间残存的遗迹经考古发现和挖掘已重见天日。为了体现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可以结合村落标识设计的方式来展示传达。
（1）遗迹自身展示性的标识
通过发掘重新显露出来的村落历史遗迹通常是原空间景观的局部，其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任何现代景观所不能替代的。可以为其开辟出一定的空间领域，满足观赏展示的要求，将其自身作为景观的主要题材，有利于做出最直观、最准确的诠释。
（2）景观纪念物揭示性的标识
如果不具备进行实物遗存展示的条件，同时又在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地点上，可以根据史料文献记载，以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形式形成纪念性的景观，来对村落历史文化信息进行地点性标识，形成村落历史文化的纪念性标志。
二、胶东民俗文化在海岸村落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一）研究区域简介
山东村位于威海市环翠区东北面十五华里，隶属于孙家疃镇，依山傍海，特有的“妈祖文化”与“渔文化”的水融，形成了具有鲜明民俗特色的海洋渔村。首先，村落特有的山地岩石、海水、沙滩、河流以及丰富的植被群落，这些自然要素决定了威海渔村建筑的自然群落格局，加上因捕鱼生活而逐渐形成的民俗文化的穿插，使村落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④其次，村落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以广场为中心，以点、线、面的组合形态为骨架的空间结构和场所精神。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渔民们打鱼、祭祀、表演、晾晒和补网等活动所形成的有次序的公共空间，成为了学术意义上的广场。特殊的场所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色彩，也塑造了胶东村落特殊的人文特质，这充分表现了海洋文化状态下生产与生活在景观空间上的交融。
本案提出海岸村落新休闲的概念，挖掘海洋与渔文化资源，使其达到渔业的产业转型，探索胶东滨海海岸村落新的休闲和新的生活。规划分为四个区（图1-图6）：新渔港、渔文化展示、新渔市和渔民公园。
（二）威海山东村景观规划设计中民俗文化的可视化要素
本文在威海山东村村落文化调查中融合了地方文献调查⑤⑥和面访两种途径，归纳出村落文化与现代民俗景观设计相互转换的关系，如表1所示。
（三）分析研究威海山东村景观规划设计中民俗文化的表达
1.新渔港区
该区是体现渔港风情的核心地段，独特的生产方式以及竖向构筑物――灯塔形成的规则视觉港湾形象，深深打动了游客的心灵。灯塔作为景观序列的重要节点，不仅承担其固有功能，更演绎了渔民的生活场景，成为渔民各种节日以及海上活动的主要聚集带。港湾向临海面的海上鱼市带全线打开，提供了一个集休闲、娱乐、渔文化感受和商业活动为一体的新空间形式。新渔港为渔船提供了更大的停泊空间，同时发展成为可提供观光和了解水产养殖和加工过程的场景式表演场地，展示了渔业的完整故事，而这里的渔民每天都是“演员”。
创意来源：渔民把渔船看作自己的伙伴，是赖以生存的依靠。因此，渔民对它爱护备至。早期的渔船都做成近似凸起的鱼眼造型，新船造好后，只画眼不点睛，等到黄道吉日，船主会敲锣打鼓放鞭炮，亲自为渔船点睛。新渔港把“渔文化”作为设计的灵魂，让每一个人了解渔民的故事、渔船的故事。
2.渔文化展示区
威海渔村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材料之一便是石头，博物馆设计构思即来源于此，它承载着渔村发展的历史。整个渔村设计采用石头的元素和海岸线密切结合，建筑的具体形式融入渔村建筑另一种标志性材料――海草，结合现代设计手法，突出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性与艺术性。
渔民博物馆不是对乡土建筑的克隆，也不是单纯对传统民居形式的提取，而是在追寻村落“根”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抓住乡土建筑发展过程中的稳定元素，并注入新的设计构思。石头、海草是渔村建筑的主要材料，也是渔村建筑最本质的乡土文化，设计的根本就是处理好山、海、村落和渔民之间的关系。
3.新渔市区
该区的水产交易是海滨地段最具地方特色且最能体现渔民生产活动场景的场所，它形成可以动的景观序列，对知识探索型的游人具有吸引力。每天的水产交易发生在早上3点至9点，场地清洗干净后，即可变成一个宁静开阔的临海广场，是游人喜爱的开敞空间，既是海上直销区又可以作为一个多功能游憩空间。另外，新渔市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开发餐饮型服务的机会，提供了生产型空间和旅游购物、观海休闲度假的功能，体现渔市的新功能和新技术，为游客、商人提供一个集休闲、娱乐、渔文化感受和商业活动为一体的新的生活方式。
4.渔民公园
渔民公园的开发是以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既反映胶东地区渔村的景观特征，又反映当地民俗文化，打造了一个以新休闲理念为导向的渔业新村。从景观改造角度看，该区立足于生态的保护和恢复，属于海岸生态边坡植被修复和保护区，以绿色生态植被确保稳定的边坡。从旅游角度看，旅游度假风景区是以生态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主要目的，以渔文化为主要内涵，以风海奇观、地域民俗为特色，为渔民和游人提供一个可以放松的理想区域。
结语
民俗文化赋予村落景观以精神价值和情感内涵，从而使村落具有了独特的性格和鲜活的形象。运用地方民俗文化在村落景观设计中的可视化表达，是提高村落魅力必要且有效的途径。我们应吸收文化的精华，领悟其精神，把设计与保护民俗文化的情感融汇，对民俗文化的元素符号进一步推敲、研究、提炼、抽象概括，并与现代景观设计相结合，将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延续到当代设计中，开创景观设计的新时代。
注释：
①俞孔坚，李迪华，韩西丽.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城市扩张的景观安全格局途径――以马岗村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06(5): 97―98.
②辞海[S].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533.
③王进.城市文化与身份研究[C].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评论.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6):43-47.
④于英，需苏宁，康红梅.滨海景观的组织与塑造――以烟台滨海区景观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2007：120.
⑤威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威海文史资料[M].1991.
⑥梁月昌.威海旧事[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中国民间美术 集体性 原发性 民俗文化 传承性
特征是人们借以区别事物的依据。我们不可否认民间美术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独特的鲜明特征。它以特有的寓意深邃、文化内涵丰富、使用方便，为人们喜闻乐见。
一、民间美术的集体性特征
从原始社会开始，中华民族群体在为自身需要创造劳动工具、生活用具及住房的同时，也创造了视觉形象艺术，当然这些都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集体生活是民间美术设计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民间美术也就没有存在的根基。民间美术即使是个别人的创造，但作品服务于集体劳动者，是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由此可见，我国的民间美术是群体艺术，是业余性的，不是专业性的；不是职业艺术家创造的艺术，而是生产者的艺术，是集体与个体的有机整合，集体性特征是民间美术区别于普通美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民间美术的原发性特征
从民间美术创作的色彩、形态、寓意来看，民间美术仍然保留着作品发生时的某些基本性质，具有与现实生活重合的性质，带有很大成分的生活原型特点，张道一称其为“原发性”。民间美术一直保留着这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发性，其内涵深远丰厚，与原始文化关系密切，许多造型、图式的创造与华夏民族起源有关。比如当代农村一些仍在使用的锄头、木盆、镰刀等生产和生活工具，与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在功能和造型上变化不大。民间美术的原发性体现在它是自发的美术生产，是人民大众对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不是纯粹的艺术审美活动。人民群众通过对大自然中各种生物的形态特征和生长规律等自然属性，以及其形体、色彩、空间等和谐组合的认识，按照自己主观意愿对这种现象进行分解组合，没有过多的雕琢和修饰，保持着清新质朴的气息。
三、民间美术的民俗文化特征
民间美术是植根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乡土艺术。它源于人们的原始崇拜、民俗节令等活动，与民俗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民俗活动中被传承，是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民间美术存在于民俗生活中，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且艺术形态也不尽相同。
民俗文化是民间美术发展的动力，民间美术是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情感。民俗活动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民间美术与民俗活动关系极为密切，如民间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迎神赛会、生子祝寿等民俗活动，是以风筝、年画、剪纸、刺绣、春联、戏具、染织、花灯、扎纸、符道神像、服饰配件、龙舟彩船、月饼花模、花灯、泥塑等民间美术为表现形式，因此，民俗活动是民间美术的基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民间美术最讲究好彩头，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民间艺术遵守的格律，如枕头套上的鸳鸯鸟、并蒂莲、双鱼、双雁等图案，其寓意就是代表了夫妻相爱、白头偕老。如山东民俗，女儿出嫁后第一次回娘家时，娘家要送她一件泥塑的麒麟送子和虎头帽，“虎”为百兽之王，是民间普遍尊崇的吉祥物，既有辟邪之意，又有望子发达成才之情。民间认为“虎毒不食子”，为了儿童安全、健康成长，为了孩子安睡不惊，做母亲的往往要缝制一个老虎枕给孩子用，除了有驱邪镇定作用外，还有祝福孩子虎头虎脑之意（图1）。民间年画中的花开富贵、和合二仙、福禄寿三星、连年有余、竹报平安、喜鹊登梅，泥塑中的大阿福等无不体现着人们对幸福、圆满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上都是民俗文化在民间美术中的具体体现，民间美术贯穿于整个民间生活中，它在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相辅相成，所以说，民间美术具有民俗文化的特征。
四、民间美术的传承性特征
学习民间美术，需要关注继承传统的问题。继承的结果就是使自己的作品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是刮一阵流行风。民间美术中的那些构图、那些色彩、那些造型，特别是那种神形兼备和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研究的。我们学习民间美术的主要目标是领悟精神、领会气质及那些程式化的形式。传统只能继承，不能遗传，如果达不到领悟的程度，也只能是学皮毛，更说不上继承。民间美术是家族相传，师徒相授，祖辈世代传袭（图2）。宋之前，民间美术的传播主要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模式发展，言传是师徒、父子、母女之间直接传播的方式。宋以后，民间美术的传播逐渐以行会、行帮及批量性生产的工场等社会性传播形式为主。一般来说，没有传承性的作品很难说是民间美术。
五、民间美术的民族特征与地域文化特征
因地理位置的环境、不同地域的气候、风俗习惯等客观因素的差别性，劳动者的需求也不相同，同样也存在着人们的情感色彩、生活价值观、生产方式、创作工艺等主观因素的差异，创作出的民间美术自然也不尽相同。因此，民间美术的创造存在着地域性特征。所谓艺术的地域性，就是某一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带有地方风情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在一定区域内生活的劳动者往往在一定的范围里进行着创造。因此，不同地域的民间美术表现的艺术内容、审美情趣、审美习惯及表现手段、表现方法都各具特色。
参考文献：
[1]杨学芹，安琪.民间美术概论[M].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4.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 保护 旅游开发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