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29
关键词 台湾下层阶级 社会经济状况 政治性格
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来临，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议题成为批判的政治工具，甚至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两岸关系。以台湾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代表者自居，试图通过刺激台湾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来博取选票。在选举中炒作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的议题对于的施政成绩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也容易激发中下阶层的民众对于执政的不满，进而反对当局的内外政策，对两岸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因此就误以为是中下阶层的代表，或者认为更有能力解决中下阶层的贫困化问题，那显然是背离事实的假象。本文利用台湾统计部门的相关资料分析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而分析台湾中下阶层贫困化的原因，揭露操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问题的实质。
台湾下层阶级的界定
台湾下层阶级是指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其核心的标志是经济地位的贫困化倾向。台湾下层阶级在经济地位上处在社会的底层，当然，也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态度、方式和倾向。虽然台湾下层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是弱势阶层，但是他们与其他阶层一样拥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因此，台湾下层阶级同样成为和极力拉拢的对象。
台湾下层阶级的较为明确的界定是台湾“社会救助法”对于中低收入户的相关定义。根据台湾当局2010年底修订、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第4条的规定，低收入户是“指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符合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以下，且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者”。中低收入户是“指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符合下列规定者：(1)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过最低生活费一点五倍，且不得超过前条第三项之所得基准。(2)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可见，无论是对于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界定，标准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第一，每人每月收入在最低生活费以下或不超过最低生活费1.5倍；第二，家庭财产未超过一定金额。在具体的划定标准中，台湾各县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最低生活费标准和包括动产、不动产的家庭财产限额标准，并且对低收入户作了更加详细的分类。
在台湾当局的严格界定和掌控之下，台湾社会登记的低收入户及其人数并不多，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台湾登记在案的低收入户为110682户，仅占总户数的1.39％，低收入人口为268428人，仅占总人口的1.16％。可是，从90年代初以来，台湾低收入户的户数和人数都在逐年增长，2011年第一季的低收入户的户数比1998年增长了1倍，低收入户的人数也比1998年增长了1倍多。
2010年底，台湾当局修订“社会救助法”，把救助低收入户的范围扩大到中低收入户，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以下的标准扩大到最低生活费1.5倍以下。随着条件的放宽，台湾当局预估将有31.2万户、85.2万人纳入“社会救助法”的照顾体系。
然而，台湾“社会救助法”规定的中低收入户的户数和人数远远低于台湾社会的实际收入分配中的下层阶级的人数，也远远低于台湾民众的自我评估。在台湾，月收入在3万元新台币以下的有360万人左右。在2011年7月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举办的相关民调中发现，有38.14％的民众自认为家庭月收入在6万元新台币以下。这也说明，收入和财产虽然是定义社会阶层的主要根据，但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台湾下层阶级作出明确的定量化的界定并不容易。
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
台湾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台湾的最低层，是资本主义社会绝对贫困的社会阶层，“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低收入户仅仅比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游民阶层处境好一些。根据台湾当局的统计，2010年度台湾各地方政府处理游民安置等情形共计32837人次。除去游民阶层，台湾中低收入户的贫困化趋势并未改善。台湾下层阶级的贫困化倾向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根据2008年“高雄市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的分析，“单亲、高龄衰老、身障、教育程度偏低为低收入户家庭人口主要特征”。当然，整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也会造成台湾下层阶级的贫困化倾向更加严峻。
1、台湾下层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限制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随着各种职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于从业者受教育的要求更高更重要。“教育将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在工业社会，教育制度成为影响很大的重要制度，科层制的扩张导致选人用人日益依靠教育，受教育程度或文凭学历等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教育本身也存在着阶层差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受教育机会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社会资本是受教育者无法选择的先赋性的身份地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了便利。社会流动依赖平等公正的教育环境，然而，教育环境中的阶层差异又制约了社会的纵向流动。2008年台湾内政部门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低收入户家计负责人为国中、初中以下程度者占70.40％，高中、高职以上程度者占29.60％，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2008年高雄市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也表明，在低收入户的家计负责人中，将近60％为国中或初中以下的低学历者。
2、台湾下层阶级的家庭结构普遍不完整，影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的正常发挥
家庭是进行社会生产与家庭生产的基本单位，下层阶级普遍呈现出家庭结构不完整，缺乏支撑家庭经济的主要生产者的特点，也阻断了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根据2008年台湾内政部门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统计”，低收入户家计负责人为未婚、离婚或分居者比例达61.31％，低收入户家庭组织型态中39.73％为单身户，35.99％为单亲家庭。根据2008年高雄市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低收入户家庭组织型态以单亲家庭所占比例最高，达45.8％，单身户居其次占32.9％，核心家庭占10.8％；在单亲家庭中女性单亲占62.3％，单亲家庭呈增长趋势，从由1994年的12.0％增长到2008年的45.8％。低收入户家计主要负责人有工作的占49.4％，没有工作的占50.6％，其中包括有工作能力而没有工作的占4.4％，没有工作能力而导致无法工作的占46.2％。高雄市的
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户主要家计负责人有半数以上没有工作，主要原因是没有工作能力而导致无法工作。家庭结构的不完整，缺乏主要的生产者，也使得下一代的扶养与教育受到影响，使得下层阶级的纵向社会流动更加困难。
3、台湾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有强烈的依附性，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政府的救助
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中缺乏主要的生产者，导致低收入阶层的贫困化倾向难以改善，也使得低收入阶层对于政府救助的强烈依赖。2008年台湾内政部门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低收入户家庭平均每户每月收入约为2.3万元，其中67.43％来源于政府补助，22.82％来自于工作收入。2008年高雄市的低收入户生活状况调查也表明，平均每户每月收入为20473元，其中55.5％来源于政府补助，32.6％来源于工作收入，10.0％来源于民间补助。虽然台湾当局在选举的压力下不断降低社会救助的门槛，提高社会救助金额，但是救助金额也只够保障最低生活费用，无助于改变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
4、台湾下层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脆弱性，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冲击
虽然台湾经济发展环境在改善，各项经济数据指标显示当局仍然努力推动台湾经济发展，敦促公营和私营企事业提高工资，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但是台湾经济仍旧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所谓的“无感复苏”抵消了当局的努力成效，另一方面台湾中下阶层的“有感痛苦”仍旧在提升，特别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上涨持续不断。物价上涨是使得广大民众感受经济的最直接指标，即使薪资和社会救助金额有些提升，往往也赶不上物价上涨带来的直接的“有感痛苦”。而整体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又使得台湾下层阶级陷入更加艰难的生活困境中。
上任以来，由于面临国际金融风暴，台湾失业率节节上升，从上任之初的3.84％上升到2009年8月份的最高点6.13％，一直到2010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到2011年5月下降到了4.27％，失业人口为47.6万人。6月份因为许多应届毕业生投入就业市场，使得失业率再次上升到4.35％，失业人口为48.6万人，受失业波及人口达92.5万人。2011年5月份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每人月平均薪资(含经常性与非经常性薪资)为42062元，经常性薪资为36746元，是低收入户月收入的将近2倍。而初入职场的毕业生被称为22K，因为起薪点只有22000元新台币。事实上，不仅下层阶级，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和劳工阶层同样面临艰辛的生活压力，而台湾下层阶级面对的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台湾下层阶级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性格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下层阶级的社会特征，贫困、受奴役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觉醒，无知、粗野和堕落反而有可能倾向于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1、台湾下层阶级具有社会边缘人的性格，政治参与的比例不高
台湾下层阶级处在社会的边缘，为维持日常的生计而挣扎，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属于政治冷漠的阶层。在台湾社会，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和选举活动的人口比例高达30％左右。2008年4月台湾当局“研考会”的民调显示有33.7％的民众属于完全不会参加政治和选举活动的群体。台湾下层阶级缺乏政治参与的动力和手段，对于政治参与所能带来的收益也抱持极低的预期。
2、台湾下层阶级具有政治依附的性格，政治倾向的自主性不强
台湾下层阶级在经济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补助，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格也反映到政治上也具有依附性。因此，台湾下层阶级并不具有强烈的变革要求，相反具有一定的政治保守性，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体制。当然，由于台湾社会救助金额标准的确定和发放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实施和完成的，也造成台湾下层阶级对于地方政府的认同度高过“中央政府”。当局虽然通过修正“社会救助法”降低救助金发放的门槛，增加救助金发放的额度，扩大救助金发放的范围，但是一方面救助金的发放是通过县市政府完成的，南部县市的中低收入户未必回馈当局的好意，另一方面台湾下层阶级的政治参与的比例不高，使得当局通过提高救助金争取台湾下层阶级选票支持的效果有限。
3、台湾下层阶级具有政治脆弱的性格，缺乏政治认同的坚定性
台湾下层阶级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生活上，对于政治参与普遍冷漠，政治知识不多，政治热情不高，具有较为脆弱的政治性格，缺乏坚定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往往在政治倾向上缺乏自主性，既使参与投票也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煽情和个别政治事件的影响。台湾下层阶级的缺乏政治认同的坚定性的脆弱性格，既是台湾历史上游民――“罗汉脚”个性的体现，也是流氓无产者性格的反映。这种政治性格也体现在台湾下层阶级对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认同上，缺乏自主的理性思考，易受泛绿阵营煽情的欺骗性的宣传蛊惑；缺乏长远的人生规划，易受短期的利益诱惑。这种易变的政治性格，也注定了台湾下层阶级难以成为两岸关系的主导力量。
在当地，我们分别采访了村委会领导和许多当地村民。组员们用自己礼貌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令村民对我们敞开了心扉。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采访工作结束后，我们却得到了两种完全不用的信息。一方面，是代表官方的村委会领导发表的说辞，另一方面，是来自广大基层群众反馈的信息。
首先我们前往的是该村的村委会，这栋二层小楼与周边还比较落后的景象相比格外惹眼，宽敞的办公会议室和不斐的红木家具让我们不禁感叹这还只是一个村级政府。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职务类似助理的工作人员，他向我们介绍到：**村从xx年开始经济结构调整。到目前，已经发展成以矿山开采和矿石深加工为支柱产业，农作物种植为第二产业以及少量第三产业为辅的经济结构。**村背靠塔山，矿石开采以大理石，汉白玉，红砂岩为主，在就地加工后可制成各种石雕，板材，玻璃，胶水等，成品在销往北京市区、河北省等地的同时还出口到中国台湾和日本。农业作为第二产业，种植作物有玉米和小麦两种，并有少量果树。第三产业是一些企业，有月饼厂，箱包厂，福利纸箱厂，为全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有一定创收。
村里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流动人口较少，并且贫富差距不大，人均年收入5600元上下，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谈到**村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村为会领导告诉我们，xx年5月市政府出资已经修好了一条贯通全村的水泥路为大家出行提供方便，今后将继续加紧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除旧建新，即以村委会出面的形式，由投资商出资为村民推除旧房每户建起一座二层别墅，将村民住宅集中，空出的宅基地用于建设企业厂房，发展如物业公司的第三产业经济，以解决住房问题，增加就业机会。
在村委会采访的近30分钟的时间里，通过领导给我们的信息，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人民的生活正在向小康迈进，这里的未来充满希望。尽管现在并不富足，但是在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实现小康只是时间的问题。
走出村委会，我们走进村子先看到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水泥路，路旁的砖房还算整齐，我们就选择从这里开始采访村民。
村民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在攀谈中提到想核实一下村委会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否属实，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给了我们这样的答复：全村几乎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农作物种植，品种有玉米和小麦。土地资源匮乏严重，人均不足4分地(4分地约为150平方米)。一年一收，但因村里的灌溉用井被村委会所有，灌溉成本高于农作物实际收益，35元/小时的价格令农民难以接受，所以农田生长只靠自然降水。这样一来每年打下来的粮食仅够自足，基本没有富余的粮食作为商品粮出售来增加收入，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而村领导所说的矿石开采和加工厂到了群众这里则表示前几年这里的矿山和加工厂都已经不属于本村，矿石开采被一个叫天龙集团的公司买走，加工厂也已经卖给了外村。然后我们说到种田没有既然没有农业收入那生活怎么办，一位老人说农闲时村里的轻壮都会出去打工，务工的地点一般也不会太远，基本都在大石窝的石材加工厂里。农忙时回家的人也不多，这样一年下来，人均年收入4000元上下，和村领导给出的信息有一定差距。
除此以外，村里的月饼厂以为经营不善已经出售，对面的福利纸箱厂也早已倒闭，所谓的第三产业只不过是两三家条件破败的小商店。其他人还告诉我们，村里的这条水泥路是今年五·一修好的，刚过一个月，路面就出现裂痕和掉渣现象，据说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政府拨款建设的。而我们看到应该是水泥筑成的路面里却不合比例的混进大量沙子和石头。紧接着。村民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从我们面前路过后马上催促我们赶快离开，这是村委会的人。无奈之下我们继续前进，和不远处的一个的看着摊子的老奶奶了起天来，说明来意后老人家说，现在家里没有任何耕地，5个孩子全部在市区打工，每个月依靠儿女寄回来的一点生活费度日，摆这个摊子卖的都是一些很便宜的糖果，因为村里的小孩子很多，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也是为了给自己无聊的生活一个精神的寄托。
调查进行了刚刚不足一个小时，我们的心情越发沉重。我们发现，在北京，还有的地方的生活水平和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下一步，我们准备前往村民所说的已经被收购的矿山去看一看。
沿土路一直走，会看到地面上很多的还未雕琢的汉白玉原石，继续走，就是一个废弃的汉白玉加工厂，厂房外面有废弃的石坯和吊装设备，这些都紧邻一个沙石厂，但因为工人们似乎并不欢迎我们的到来，所以只好放弃了对这里的采访计划。在靠近山脚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堆砌的红沙石，原来这是一个开采和初加工一体的厂。就在碎石机前，这里的老板告诉我们：红沙石的主要部分是表面的红沙，可制成胶水，玻璃等，中间白色石头部分主要用做雕刻。这个的几个工人和老板并不是本地人，靠把原石粉碎后出售红沙的初加工来赚取利润。几年前从村委会手中买来了这里红沙石的开采权，每年只向村里缴纳少量的费用。在正常使用炸药开山炸石的情况下，两台碎石机年产量约为16000吨，可是炸药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限制，并且工人工资，运输费用也不断上涨，进而影响了产量，现在的收入也只能勉强支撑。负责深加工的厂子都设在周遍的村子，在**目前还没有。
走出采石厂，在来时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位放羊的大爷，听口气估计是位老红军。因为没有土地，所以只好以放羊糊口，他向我们感叹：哪个农民不想老老实实种地，但是共产党把我们活命的根子都拿走了，本来就不多的土地都拿去建厂，最后落得工厂没建起来耕地也没了。我的这些羊有二十多只，连填饱肚子还是困难呢，拿什么去提高生活水平。想想时候的领导们都是怎么为群众服务的，现在的干部，老人也只能摇摇头。再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老人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深刻：“谁要是占了共产党的便宜，算谁厉害”。从话语中，透出对当前一些领导的强烈的不满。
至此，调查已经基本结束，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的小向导对我说，尽管大家说的都带有一定情绪，有些偏激，但是基本上都是事实。
关键词：会理县；经济；旅游资源
引言
会理县处于四川省西南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26。N，102。E），东邻会东县，难接云南省元谋县、永仁县，西靠攀枝花市、米易县，北与德昌县，宁南县相接壤。会理县海拔较高，会理县城海拔达到1800米，县城四方被山脉环绕。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性气候，气候适宜，冬暖夏凉，适宜人类居。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会理县全县总人口43万，全县包括50个乡镇，2012年全县人均农民纯收入达到8836元，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县域经济前列。境内108国道经过，靠近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成昆铁路，有通往相邻县域的省级公路，交通便利。
1.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
县域发展是由一个县域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政府的政策，产业结构的构成、经济水平基础、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
2、会理县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2.1会理县的自然条件分析
会理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海波较高，境内拥有4357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矿产资源丰富，有铜矿，铁矿等。林业资源丰富，有2570000亩森林，覆盖率为37.4%。年降水量丰富，在1212毫米左右，境内地势落差较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2.2会理县的经济状况分析
会理县依靠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良好的工业基础，吸引外资企业，经济水平发展较快。
2012年，会理县生产总值达到190.5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2.48亿元比上年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116.53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工业化率达到54.4%；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1.58亿元，比上年增长1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65.3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4.83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4.81亿元，比上年增加28.6%，税收收入7.5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83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5元。
2.3会理县的社会状况分析
会理县人口有43万，作为一个典型的民族县，有22个少数民族，包括占全县人口16%比例的彝族、羌族、苗族等。这样有利于造就多样的民族风情，为发展旅游业打下了基础。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县内有基督教、佛教等活动场所。县城内有会理古镇古城，目前，已经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由于本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县内盛产石榴，形成了以石榴为特色的石榴文化地域，被封为中国石榴之乡。
3.会理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阻碍因素
会理县位于大西南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地，横断山区南部。县域交通条件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县内有108国道，S11省道，距离四川省省会600公里，市场距离与省内其他县域比较处于劣势。以会理县城为中心，县城四面环山，老城区的功能区分不明显，新城区的发展得到限制，当地农民小产权房的新建不利于县城的合理规划，境内的交通条件改造的成本较高，投资较大，不利于县城的长期发展。
县城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有待发展，第一产业的发展不足造成县内物价偏高。此外，工业化水平虽然达到了54.4%，但是城镇化率只有34%，低于全国的平均率以及四川省平均率，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需要得到改善，农民的住宿、医疗条件需要得到改善。
县域境内的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存在差异，少数民族之间由于交流不畅容易引起冲突，人口的结构、教育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等水平不高。
在旅游资源方面，虽然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中国石榴之乡的头衔，但是由于交通因素、自然资源、宣传程度不够、历史文化资源的组合不佳，其与凉山州其他县域比较存在劣势，因为市场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旅游资源的组合不佳，在旅游的旺季与相邻的西昌、攀枝花、泸沽湖等地相比，人气不旺，旅游的相关产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4.改善会理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建议
首先，改善交通条件，让境外的人财物容易进出。成昆铁路、京昆高速攀西路段永郎站距离会理县城有70公里的距离，由于地区山区，国道108盘山而走，客车行驶需要2个小时，货车行驶需要更多的时间。从会理县城到攀枝花市区公路有100公里，对于高速客运发展的今天，这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心里距离，高速客运的发展势在必行。
其次，提高旅游资源的质量与数量，加大市场宣传。把红色文化与龙肘山为首的自然风光、古城小吃、文物建筑相结合。在自然保护区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度假区，充分利用自然风光以及人文风光的本体特色；加强对会理古城的修复，加大对古城的宣传，加大中国石榴之乡的宣传，树立品牌效应，建立品牌文化。
再次，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资，提高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改善农村地区的农民住宿条件，农民土坯房的改造，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提高医护工作人员的素质。坚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加强少数名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共同发展。
最后，调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合理发展住宿业，商业等第三产业。合理发展第二产业，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经济的发展。
总结
通过对会理县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的分析，得出会理县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条件高于周边其他县域，如宁南县、会东县。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市场距离的限制，会理县的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受到了阻碍、企业化运输成本偏高，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来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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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得知:面向社会开放的体育场馆只有极少数学校,大部分高校体育场馆设施除接受一些社会机关、厂矿包场获得很少的盈利之外,一般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内88所普通高校共拥有1067个体育场馆,其中室内体育馆114所,室外体育场953块,有91.7%的学校能开放场馆,其中64.6%的学校采用有偿开放手段,而服务对象多以本校师生为主。通过调查得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均希望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但目前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根本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二、高校体育场馆实行对社会有偿开放理论依据
(一)国家大力倡导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各种国有体育场地设施都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使用率。《体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扶持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上面这些文件、法律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颁布的,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我国体育场馆少、社会需求大,并且很多学校场馆资源空闲的矛盾。
(二)市场需要促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必须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高校体育场馆的有偿开放具有很大的市场:学校里面有很多师生员工,他们空闲时间也比较多,很多师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来锻炼身体,这样高校体育场馆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 稳定的消费群体,为有偿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保障。另外,社会也非常需要学校体育场馆能够对外开放。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许多企、事业单位及社区都希望能够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身活动;为了缓解和释放繁忙的工作及生活带来的情感失衡、精神紧张、压抑等不良情绪,体育健身运动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花钱买健康已经形成一种潮流,高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有偿开放,能够很好的满足他们健身方面的需求。这同时又为有偿开放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三)构建和谐社会督促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当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营造和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必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发展策略,将全民健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开放学校场地,使学校和社区进一步和谐交融,形成一种以学校为中心的新型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在促进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同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高校体育场馆对社会有偿开放的可行性
(一)减轻高校体育费用的不足
由于我国高等院校体育经费的不足,造成很多高校场馆与学生人数比例达不到国家的规定标准。各高等院校(体育院校除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体育场地设施缺口、器材陈旧、资金不足,对浙江33所普通高校调查表明, “体育设施属中下水平,设备配备率低,场馆数量少,人均面积不足”,加上管理工作的缺陷,以至于体育教学和群众健身活动都不能得到正常开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高校体育场馆同样遇到了经费问题,在体育经费原本不足的情况下,在场馆现有条件下开发一些项目则能增加一部分收入,这样可以用这部分资金维修场馆、添置一些设备,吸引更多的人消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二)提高高校场馆利用率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由于大量闲置,直接造成体育场馆设施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体育场馆在被使用过程中都有折旧和老化方面的问题,国家投资巨款建造的高校体育场馆,如果不充分利用,就会不断老化,甚至报废,这也是国家现有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满足大众健身需求
满足大众健身需求,全面向社会开放。体育事业是公益事业,高校体育场馆属于国有资产,理应必须为民服务;随着我国对体育设施政府性拨款的逐渐减少,为解决经费不足,高校体育场馆必须向社会全面开放,这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为满足大众需求,必须着重开发并引进先进的、现代的、新兴的体育娱乐项目,全面为群众提供更适合百姓娱乐的、健康的、高雅的体育健身场所。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制订长期规划,逐步补充完善,使高校体育场馆成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基石。
四、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有偿开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有偿开放需要适宜的定价原则
高校对社会开放体育场馆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服务,也包含着体育教师劳动的投入,比如对锻炼者的培训、指导;场馆的管理者和工人对场馆的维护也属于劳动的投入,这种劳动都具有价值,还有场馆器材的折旧费用都关系到价值的补偿问题。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者在制定体育场馆开放使用价格时必须合理,高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排他性与竞争性,需要采取区别对待、合理定价原则来调节体育场馆开放过程中的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确保体育场馆得能够到充分的利用。
(二)有偿开放有针对性,需要区别对待
可能导致有些体育场馆闲置的现象,可以依据场馆的使用情况制定不同的价格,这样既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健身需求,也可以使校内场馆得到充分利用。原则上应对校内、外人员使用场馆制订不同的价格标准。一定要遵守区别对待、科学合理的原则。
(三)有偿开放需要健全的法规、政策做保障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协助推动高校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在法规和政策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高校体育产业政策、法规的研究,注重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以完善高校体育产业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市场,规范体育服务标准化工作。
(四)有偿开放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吸引多方融资
［关键词］ 财务状况；服务质量；社会经济环境；地方政府
1 引言
目前，很多商业银行为市政府提供专业理财服务，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评价市政府的财务状况。在金融危机下，为了摆脱财务困境，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评价财务状况。从全球来说，面对政府财务危机，研究市政府财务状况，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目前仍然深受关注。克利夫兰和纽约等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面临困难的时代早已过去，但这导致评价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第一个模型的诞生。此后，新的模型不断被被设计出来以应对很多城市（如迈阿密、匹兹堡和费城）的财务危机。目前，评价美国一些州财政困难的项目仍在继续进行。在澳大利亚，通过多莱里和伯恩斯的观察（2006），各地方政府长期遭受严重的财政压力，而英国审计署于2007年2月公布了一份文件指出：评估主要关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政府财务状况，以确保资源用于支持议会的重点工作和改进服务。
面对政府财务危机，公共管理者必须决定提供哪些公共服务。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确定公众需要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即必须明确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需求的特征。在过去几年中，各种研究的目标是为公共服务的需求建模。这些理论基于个人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他们会选择生活在一个提供最适合他需要的必需品和期望的地方，并权衡纳税与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其中一个用来确定公众偏好并采取最佳决定的模型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应遵循中间选民模型，该模型的政治决策是基于典型的偏好，即大多数选民的偏好。选民决定所需要的支出水平，通过他的选票选择各候选人，他们能在提供公共服务与征税之间取得最大效率。该模型的运用领域之一是公共财政，它为政府财政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最近的研究显示，由于难以确定中间偏好选民，公众偏好应通过变量来衡量，例如服务提供的社会、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变量。其他的研究侧重于衡量市议会提供公共服务对某些以社会、经济和人口环境为特点的绩效指标的影响。这是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通过结构主义的方法，根据一个城市的财政需求和地域限制来决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活动。换句话说，人口、社会经济和财务状况将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些研究表明，研究人员的目的是探索地方政府公共行为和公共服务需求与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本文设计一个模型来衡量地方政府财务状况，这需要考虑影响地方公共服务需求的某些指标能否获得。在用于确定地方政府是否正面临财务危机的不同概念中，财务状况这个提法比较恰当，因为该概念包括了用于分析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一系列要素。根据这一概念，衡量地方政府财务状况时，假定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将影响其财务状况。
对我国而言，引入能够衡量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模型是必要的。首先，由于提供公共服务权力的下放，在很大程度上，公共服务已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因此，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开支逐渐上升。其次，由于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公共服务，有必要建立一个模型来衡量财务状况和提供服务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期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构建用于评价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模型，通过评价服务质量来评价服务水平的偿付能力，以正确评价影响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各要素。该模型通过财务绩效指标来监测财务活动，评价地方政府是否管理有效，从而简化决策过程。第二，构建一个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的衡量财务状况新模型，使财务绩效最大化。
2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衡量指标
地方政府财务状况不能直接观察，因此没有单一的方法来衡量。通常将财务状况视为一个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有能力偿还未来债务，它可以通过考虑其净资产状况、预算余额或净现金状况来衡量。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能履行其债务，并具有提供可接受服务水平的能力，那么可以认为该地方政府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格罗夫斯 等（2003）认为财务状况这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包括现金偿付能力、预算偿付能力、长期偿付能力和服务水平偿付能力。现金偿付能力是政府产生足够流动资金以支付其短期债务的能力。预算偿付能力是指政府能够在非赤字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预算收入。长期偿付能力是指政府有能力充分应对其所有长期负债。服务水平偿付能力是指政府有能力提供公众福祉所必要的服务数量和质量。
偿付能力的这4个概念包含在上述的财务状况中，但是环境因素也必须考虑才能正确地评价财务状况。环境因素既受公共服务需求的影响，也受提供资源的影响，它影响公众的需求和偏好。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生产要素的成本、公共资产和公共政策。换言之，公共服务提供取决于公众的必需品和社会经济特点，因此服务提供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这方面已有很多相关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影响公共支出政策，或者影响政府财务状况，或者影响指标结构，例如英国的综合绩效评价。在评估任何实体所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标准的正确行动时，需要考虑环境因素。因此，当最佳做法已经确定，当目标是绩效差的单位应该学习绩效好的单位（即基准），很多文献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绩效很难比较，因为各地方政府在性质、范围、公共服务的质量等方面各不相同，难以进行绩效比较。
财务因素反映了政府内部的财务状况。有些学者认为，财务状况这个概念主要关注资产和负债，资产将转换成现金，负债则需要将来偿还，该概念也分析收入与支出流动。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一个实体的财务状况可以通过一系列与可持续性、灵活性和独立性相关的指标来衡量。可持续性是指一个实体通过现有的资源保持和促进公众的福利。灵活性是指在其财权范围内，一个实体应对经济和财务环境变化的能力，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实体通过税收政策、债务或转移重组来应对变化的能力。独立性反映一个实体通过转移和补贴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提出一个评价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模型，该模型分为3个阶段：
（1）衡量财务状况因素。考虑上述财务状况的几个定义，一方面，需要衡量短期偿付能力和预算偿付能力。偿付能力可以考虑更具体的方面，即灵活性、可持续性和独立性。此外，衡量服务水平偿付能力可以通过各种衡量服务提供质量的指标来测量。服务提供的质量指标是指服务水平偿付能力指标。本文试图确定地方政府是否在具有最强的现金偿付能力、预算偿付能力和长期偿付能力的同时提供了最好的服务水平偿付能力。
（2）考察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环境因素）。在已有文献不同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考察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因素和影响财务状况的指标，即现金偿付能力、预算偿付能力（灵活性，可持续性和独立性）和服务水平偿付能力，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可以实现该目标。
（3）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变量对地方政府进行聚类分析，可尽量减少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地方政府不仅要确认某些影响绩效的因素，也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影响。如果地方政府应用该框架的指标来衡量财务状况，社会经济环境是相同的，那么所有被比较的地方政府都受相同外部环境的影响，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的基准会更有效，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准的作用。
3 构建衡量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模型
3.1 第一阶段：确定衡量财务状况的指标
在国际上，很多学者尝试构建衡量地方政府财务状况的指标体系。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1996）出版了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加拿大城市事务和住房部（2006）出版了财务信息回顾。在美国，格罗夫斯（2003）试图界定和衡量财务状况的概念，其他人则试图制定财务危机的指标。在以色列，卡尔梅利（2002）建议用4个指标衡量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在英国，综合绩效评估在其“资源的使用”中采用“星级”制度评价地方政府财务状况。针对财务状况的概念有两种看法：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和不考虑。本文假设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财务状况。然而，同时考虑一个地方政府的社会经济因素和财务状况并不容易，本文通过模型使两者能在各个阶段融合。本文的财务状况指标及其定义，如表1所示。通过这些比率，能消除地方政府规模对财务状况的影响。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根据财务状况的各个指标实现对最佳和最差做法的分类，确定地方政府最佳和最差的短期偿债能力、预算偿付能力和服务水平偿付能力。在设置基准值时，需要考虑各地方政府的各个指标在各年的变化。如果某地方政府某年改进了指标值则取值1；反之，如果某年指标值恶化了则取值-1。然后，采用十分制汇总各年的取值，据此考察各指标在各年的变化情况。
首先，对所有地方政府偿付能力指标进行评价，不考虑它们的地理位置。每个样本的每一指标都采用1~10的十分制评分标准，如果地方政府的指标值小于10%则取最小值1，如果地方政府的指标值大于90%则取最大值10。然后，比较各地方政府，并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公众的必需品需求很相似。此外，这使我们能够确定是否存在影响特定融资方式的社会经济因素。同时，需要考虑服务水平偿付能力和长期偿付能力。对于服务水平偿付能力，其他文献已经存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服务的质量，这些指标涉及所有地方政府的4项基本服务：公路与高速公路、公园、街道照明和废物收集。对于这4项服务，确定各地方政府服务的产出数量和质量指标。
然后，对地方政府服务质量进行总体衡量。在每项服务的十分制评价基础上，计算上述4项指标的算术平均数，从而得到每个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整体质量指标。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指标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信息丢失。因此，在引入衡量财务状况的模型时，有必要基于整体质量指标评价地方政府的服务质量。如果某些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价值明显不同于其他地方政府，其每项服务的质量必须单独进行分析，以便考虑每位选民的服务偏好。
最后，根据每个地方政府正常的指标值，基于改善或恶化财务状况指标，衡量地方政府的长期偿债能力。每个指标减去地方政府的平均值，再除以标准差。因此，每个地方政府的价值和每个指标在整个分析时间范围内具有可比性。
3.2 第二阶段：确定社会经济环境和财务状况的关系
第二阶段分析财务状况指标与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需求的社会经济特征（见表2）之间的关系。首先，考察两类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理论上很多财务状况指标应与社会经济环境指标相关。为了考察两者的相关程度，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假设一：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指标受反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需求的社会经济指标的影响。假设二：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受反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需求的社会经济指标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变量的选择基于以下标准：首先，被选择的社会经济环境变量是与财务状况指标存在相关性的变量。其次，很多社会经济环境变量与以前的文献相同（如失业率、人口类型等）。最后，这些社会经济环境变量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用来衡量某地方政府的必需品开支水平，据此进行财政转移。通过从理论上对经济环境与财务状况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最影响财务状况的经济环境指标是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支配收入和失业率，然后是旅游产值、移民率和人均住处数。从财务状况指标的类型看，经济环境对财务独立性指标的影响最大，因为这种财政收入取决于地方居民的需要。而且，每个地方政府的支出指标也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假设一的证明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因变量为财务状况指标，自变量为社会经济环境指标。财务状况指标的衡量包括单一指标和汇总指标，而衡量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指标只有单一指标，没有汇总指标，这是因为需要评价各种不同的服务由于公众的偏好而差别很大，因此，计算其均值或合计数并不恰当。证明假设一的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一：cash solvency =a1+b1p-14+c1p+65+d1dw+e1unp+f1inc+g1ind+h1com+i1tou+j1mig
模型二：flexibility=a2+b2p-14+c2p+65+d2dw+e2unp+f2inc+g2ind+h2com+i2tou+j2mig
模型三：independence=a3+b3p-14+c3p+65+d3dw+e3unp+f3inc+g3ind+h3com+i3tou+j3mig
模型四：sustainability=a4+b4p-14+c4p+65+d4dw+e4unp+f4inc+g4ind+h4com+i4tou+j4mig
jose luis zafra gomez（2007）研究发现，模型三拟合得最好，即地方政府财务独立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地方政府产生收入主要取决于变量p-14，p+65，dw，unp，inc和ind，这说明很大比重的财政收入取决于地方居民的经济状况和房产税。模型四揭示的是预算可持续性变量与经济环境变量的关系，预算可持续性主要受p-14和tou的影响。模型一和模型二的解释力则比较弱，这说明现金偿付能力和预算灵活性受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小。在模型一中，inc，tou和com统计显著，这说明地方政府改进财务状况的能力部分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经济活动水平。tou则与财务状况负相关，说明以旅游产业为主的地方政府的季节需求将影响这类政府的现金偿付能力。
假设二的证明也可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因变量为服务质量指标，自变量为社会经济环境指标。证明假设二的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五：street lighting=a5+b5p-14+c5p+65+d5dw+e5unp+f5inc+g5ind+h5com+i5tou+j5mig
模型六：roads and highways=a6+b6p-14+c6p+65+d6dw+e6unp+f6inc+g6ind+h6com+i6tou+j6mig
模型七：surface area of public parks=a7+b7p-14+c7p+65+d7dw+e7unp+f7inc+g7ind+h7com+i7tou+j7mig
模型八：waste collection=a8+b8p-14+c8p+65+d8dw+e8unp+f8inc+g8ind+h8com+i8tou+j8mig
jose luis zafra gomez（2007）研究发现，结果随不同的服务质量类别而变化。模型五（街道照明）相对而言拟合最好，p+65和unp对街道照明影响显著。模型六（道路和高速）中，服务水平偿付能力也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其中dw的影响最显著，两者负相关，当dw增加时，服务质量将下降。模型七说明城镇公园的质量与社会经济环境关联不大。
3.3 第三阶段：尽量减少社会经济环境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这一阶段对于衡量地方政府财务状况至关重要。财务状况衡量必须能将社会经济环境类似的地方政府归为一组。第三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聚类分析，将受相同种类和程度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地方政府归为一类。隐含的假设是同一类型的地方政府具有与其人口数相对应的相似水平的服务需求，因此，各地方政府的经济和财务差异基本归因于地方政府的管理绩效。分离社会经济环境指标与财务状况指标的方法是使用k-均值和两阶段聚类统计分析。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模型的衡量财务状况的4个变量的1~10的评价，构建这些变量也需要考虑其他情况（例如现金偿付能力或灵活性），或者决定地方政府的服务质量水平。这种方法与以前的文献相比改进很大。该模型避免了在加总各偿付能力水平时需要设置指标权重。通过多元分析，使模型更加客观，降低了不确定性程度。
为了对地方政府进行归类，需要考虑法律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数量的要求。可根据人口数对各地方政府进行分类，人口越多，应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应越多。经过两次聚类，可以获得多组受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较小的地方政府，因为每一组的地方政府之间社会经济环境差异很小。聚类后，财务状况指标与社会经济环境指标的相关关系在理论上应该是统计不显著。已有研究发现，一方面，提供高水平服务质量的地方政府组，其现金偿付能力、灵活性和长期偿付能力很差；另一方面，提供低水平服务质量的地方政府组，其现金偿付能力、财务独立性和长期偿付能力很强。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与服务质量水平具有反向关系。
4结论
引入地方政府财务状况衡量模型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有助于判断哪些政府行为执行得好，哪些则需要改进。这些信息对地方政府管理者、政府高层和公众都有用。制定决策时，必须进行比较，但难度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比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因为财务状况受公共服务提供的多种环境因素影响。理想情况下，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较地方政府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应尽可能小，这样采取的措施才不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的基准也将更加简单和有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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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洛伦茨优势；中国经济；城镇居民
一、引言
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即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最大化。1970年，Atkinson率先提出，在社会福利函数满足收入递增和不平等厌恶的假设下，对于收入规模和洛伦茨优势方向一致的两种收入分配，具有洛伦茨优势的收入分配是可取的(Atkinson定理和推论)。1981年，Saposnik指出，如果一个收入分配中任何分位数上的收入均高于另一个收入分配中对应分位数上的收入，则收入水平较高的收入分配是可取的。1983年，Shorrocks提出对于收入规模和洛伦茨优势方向不一致的两种收入分配，具有广义洛伦茨优势的收入分配是可取的(Shorrocks定理)。广义洛伦茨优势暗示着收入的增长足以补偿不平等的扩大，这是公众接收福利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标准。通过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增加转移支付递减的假设，Dardanoni和Lambert提出对于广义洛伦茨曲线存在一个交点的两种收入分配，贫困群体收入水平较高的收入分配是可取的(Dardanoni－Lambert定理)。此外，Davis和Hoy提出广义洛伦茨曲线存在多个交点的两种收入分配比较准则，Atkinson和Bourguignon从等价规模的角度提出应用序列广义洛伦茨曲线比较收入分配状况的标准。上述社会福利比较准则的提出为经济学者从社会福利角度评价现实经济中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理论基准。
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加深我们对现实经济的理解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应用洛伦茨优势准则和广义洛伦茨优势准则等社会福利比较的方法，经济学者对现实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某一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状况的横向比较。如Kakwani通过对23个国家1970年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两两比较发现，Atkinson定理能够比较的数目达到116个，而Shorrocks定理能够比较的数目达到208个；Bishop、Formby和Smith通过对10个发达国家1980年附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两两比较发现，Atkinson定理能够比较的数目达到50％，而Shoocks定理能够比较的数目达到75％。(2)某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收入分配状况的纵向比较。如Bishop、Formby和Smith通过对美国1967－1986年期间收入分配状况进行逐年比较发现，1967-1978年期间社会福利逐年上升，1978－1982年期间社会福利逐年下降，1983－1986年期间社会福利逐年上升；ChatteIjee、Podder和Mukhopadhaya通过对新西兰1984－1998年期间收入分配状况进行间断比较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导致新西兰的社会福利经历了一个先降低后提高的过程。(3)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收入分配状况的平行比较。如Bishop、Formby和Thistle通过对美国1969－1979年期间南方地区和其他地区收入分配状况进行逐年比较发现，南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向其他地区收敛；Chumrusphonlert、Formby和Bishop通过对泰国1992－2000年期间不同地区收入分配状况进行隔年比较发现，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导致改变最富裕地区的社会福利位置，其他地区的社会福利排列却发生了变化。社会福利的改善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正相关。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福利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运动趋势，迫切需要经济学者对社会福利的变动情况做出综合评价。1996年，美国学者Tam和Zhang应用广义洛伦茨优势准则对我国1981－1988年期间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了两两比较，研究结论指出1981～1988年期间我国社会福利水平没有明显改善。2000年，李实、张平、魏重和仲济垠估算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4个阶段(1978－1995年)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指数，研究结论指出城镇居民社会福利呈持续上升势态，而农村居民社会福利呈波动上升势态。尽管社会福利指数计算方法简单，但社会福利指数的提高只是社会福利帕累托改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而经济学者估算社会福利指数的目的通常只是为了得到所有可能社会福利状态的完整排列和总体趋势。2001年，王祖祥将名义人均收入作为收入水平的度量单位，应用广义洛伦茨曲线和社会福利指数比较了1990－1998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变动态势，得出了居民社会福利逐年显著增加的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拟对我国近20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社会福利比较，力图清晰地把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福利变动态势。本文将首先论述基于社会福利准则的两个不同年度收入分配状况的比较方法，然后对我国近20年来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两两比较，推导出社会福利的优势排列，并分析社会福利的变动态势和成因。
二、基于社会福利准则的收入分配比较方法
经济理论认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收入分配方案是最优的。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函数通常要满足两个原则：(1)收入递增；(2)不平等厌恶。从这两个原则出发，通过逐渐放松社会福利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给出两个不同年度收入分配状况的社会福利比较方法。假设ui和uj。分别表示i年和j年的人均实际收入，Li(p)和Li(p)(pE[0，1])分别表示i年和j年收入分配的洛伦茨曲线。依据Atkinson推论，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基于洛伦茨优势的比较准则。
其中i＜1?j表示与i年收入分配相比，j年收入分配具有社会福利优势。准则(1)明显符合社会福利关于收人递增和不平等厌恶的帕累托改善原则，但其无法对收入规模与洛伦兹优势方向不一致情况和洛伦茨曲线存在交点情况进行比较。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典型化事实为，随着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因此需要综合分析收入增长和不平等扩大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假设GLi(p)和GLi(p)(pE[0，1])分别表示i年和，j年收入分配的广义洛伦茨曲线，其中GLj(p)=u1L1(p)，GL1(p)=u1L1(p)。依据Shorrocks定理，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基于广义洛伦茨优势的比较准则：
如果GL1(p)≤Gl1(p)，则i
(2)
其中i＜2j表示与i年收入分配相比，j年收入分配具有社会福利优势。准则(2)暗示着收入的增长足以补偿不平等的扩大，符合社会福利关于收入递增的帕累托改善原则，是公众接收福利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标准。尽管准则(2)大大提高比较收入分配状况的能力，但其无法对广义洛伦茨曲线存在交点的情况做出判断。
由于广义洛伦茨曲线存在多个交点的情况比较鲜见，经济学者通常仅关注广义洛伦茨曲线存在一个交点的情况。如果我们进一步放松社会福利函数的约束，在无法断定其是否满足收入递增和不平等厌恶原则情况下仅要求其满足转移支付递减原则。依据Dardanoni-Lambert定理，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基于均值-一方差优势的比较准则：
如果ui>uj且σj
其中σi表示i年收入分配的方差，z表示两种收入分配中最高收入层次的收入，i
社会福利评价与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尽管准则(1)、(2)和(3)能够被福利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但它们作为序数比较方法，通常只能对一部分社会状态进行社会福利比较。为了对所有可能的社会状态进行社会福利比较，经济学者通常不得不采用基于某一具体社会福利函数的基数方法。依据Sen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年度的社会福利指数：
Wi=ui(1-Gi)
其中w；为i年的社会福利指数，G；为体现i年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依据Chatterjee、Podder和Muk-hopadhaya的思想，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基数比较准则：
如果(1-Gj)(uj-ui)>uj(Gj-Gi)，则i
(4)
其中i
通过依次应用准则(1)、(2)、(3)和(4)，我们可以对经济中不同年度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状况进行两两比较。根据社会福利优势的可传递性，即：
如果i
我们可以由两两优势比较结果推导出较长的社会福利优势序列，并逐步推导出完整的社会福利优势排列。
三、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社会福利比较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但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参见表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因而需要我们从社会福利角度分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状况。本文将依据国家统计局1986年~i5 2005年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数据，应用社会福利比较准则，对20年收入分配福利优势进行两两比较(共190组)并进行福利优势排列，进而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变动趋势。
首先，依据表1给出的洛伦茨曲线和实际人均收入，应用准则(1)(洛伦茨优势)判断在哪些年份会出现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下降，比较结果如下：
1988
比较结果表明：与1986年、1987年、1991年的收入分配相比，1988年城镇居民不仅实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不平等水平较高，故1988年社会福利水平明显较低；与1989年的收入分配相比，1987年、1990年和1991年城镇居民不仅实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不平等水平较低，故1989年社会福利水平也较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1988年和1989年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一个谷底。同样，在1994年以后的1995年和1996年，社会福利明显得到改善。准则(1)完成了9种两两比较，不足需要比较的5％。
其次，依据表2给出了我国1985年至2004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广义洛伦茨曲线，应用准则(2)(广义洛伦茨优势)判断在哪些年份收入的增长足以补偿不平等的扩大。
准则(2)能够比较的数目达到170组，接近需要比较数目的90％。根据福利优势的传递性。可以得到福利优势序列如下：
其中，括号内的年份表示福利优势尚未确定。比较结果表明：1990年至1995年、1998年至2001年和2002年至2004年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尽管在大多数年份中(除1991年和1995年外)，收入不平等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但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足以补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社会福利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总体上我们目前可以断定，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基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本世纪初社会福利是否存在拐点无法判断(2001年和2002年之间)。
由于上述无法断定福利优势的年份均属于广义洛伦茨曲线单点交叉的情况，需要根据待比较年份的最高收入层次收入、收入方差和实际收入均值(参见表3)，应用准则(3)判断在哪些年份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得到改善。
应用准则(3)可以得到比较结果如下：
1989
比较结果表明：与1989年相比，1986年和1988年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得到改善。准则(3)能够比较的数目仅为两组，而其它年度的比较由于不符合均值一方差条件而仍然无法判断。应用序数比较方法的社会福利优势序列如下：
通过对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的逐年比较可以发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变化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1)1985－1987年期间，由于实际收入的增加，社会福利呈轻微上升趋势；(2)1987－1989年期间，由于收入不平等扩大且收入规模降低，社会福利呈轻微下降趋势；(3)1989－1991年期间，由于收人不平等缩小且收人规模增加，社会福利呈明显上升趋势；(4)1991－1996年、1997－2001年和2002，2004年期间，由于实际收入的大幅度增加足以补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社会福利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社会福利优势两两比较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自然派生出社会福利逐年上升的结论。
针对应用序数比较方法无法进行社会福利优势比较的若干年份，我们以Sen提出的社会福利指数为基准，应用准则(4)进行比较。表4列出了部分年份社会福利指数变动的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实际收入均值(指数)增加55.80，不平等水平(基尼系数)增加0.0495，即社会整体收入规模的增长(效率)对于社会福利的作用是正向的(38.743)，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公平)对社会福利的作用则是负向的(－20.595)。综合看来，整体收入规模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足以抵消不平等扩大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水平的缩减，导致社会福利指数增加18.15。1996年至1997年之间的社会福利变动情况与此类似，只不过社会福利指数增加水平较小(仅为4.83)。据此，我们可以得到1996－1997年和2001－2002年的社会福利指数比较结果如下：
1996
综合分析上述比较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镇居民社会福利优势的完整序列： 1985
完整社会福利排列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社会福利水平除在1987－1989年期间社会福利出现轻微的下降外，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社会福利改善的成因，我们估算了1985－2004年期间所有年份的城镇居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并应用Sen社会福利函数估算出所有年份的社会福利指数(参见图1)。在1985～2004年期间，尽管基尼系数以平均3.8％的增长率上升，但实际收入却以6.8％的增长率上升，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以5.6％的增长率上升，即由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足以补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社会福利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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