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1

关键词：新常态 经济增长 新动能 培育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41-02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能转换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种新变化也将对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工作提出新要求。新常态下，我们既要尊重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又要顺应中高速增长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尊重规律，保持战略定力；又要积极作为，培育新的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一、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

（一）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规律性呈现，是中国经济走向更高发展境界的必然历史过程。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国内因素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站在更高起点上的中国，面对 持双位数的粗放高速增长，既做不到，也没必要。增速换挡是当前阶段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后发经济体人均GDP在1万美元上下时，普遍出现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而一些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多是通过改革创新进入稳健的中高速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已经有近三成地区人均GDP实现1万美元，增速放缓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决策层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而作出的客观判断。

把握大势，才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告诉我们，在当前我国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的过程中，面对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只有调整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新常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新常B没有好坏之分，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应客观地看待新常态，在正确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既要做到充满自信，也应充分估计困难。放眼全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全球整体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乏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多。但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孕育着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回看国内，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2016年保持了6.7%的增长，仍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信心”。面对机遇和挑战，关键是要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发展。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短期来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放在更长周期看，不过是波浪前进的新曲面、螺旋上升的新弯道，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光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提出的“四个没有变”，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趋势，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一种结构更优化、质量更优良的增长，且增量依然可观。2014年中国GDP总量就已超过10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保持在25%以上。在世界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总量如此庞大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增长可谓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中国地域辽阔，产业体系完备，经济转型升级有很好的“蓄水池”和“减震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规划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能。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巨大。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新动力正在强化，发展前景光明。增长新动能是否能够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整体来看，新动能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真正完成。在未来的航程中，只有牢牢把握住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作为，中国经济大船方能行稳致远。

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新引擎

（一）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属于新经济范畴，按照现有仍不完善的概念给分享经济下的定义是，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分享经济是对生产力的大释放、大推进，必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一股巨大新动能。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发展分享经济适应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新要求。定义分享经济不应只从消费、商品这一低层次概括，还要从生产、资本这一更高层次概括。产生于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分享经济是信息生产力的产物。信息生产力比工业生产力更先进、更高级，代表着现代化的新驱动力。分享经济带来的利益共享，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

分享经济对整体经济发挥的拉动作用，体现如下：首先是增长的新动能，新常态下增速下降，但分享经济通过分享生产资料，相当于“复印”资本，使资本的充裕度上升，由此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其次是就业的新动能，分享经济通过支持“双创”，鼓励平台将其重资产分享给“双创”人员，有力地支持了灵活就业。最后分享经济还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新动能。分享经济与金融经济同为虚拟经济，但后者往往脱离实体经济，而分享经济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贴近实体经济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二）互联网+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自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并正式确立其为国家战略以来，互联网逐渐跳出一个行业的范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各部门、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融合，并催生出一个个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成为中国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深远影响。新一波互联网浪潮，将助推中国向基于生产力、创新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型。

从理论上，互联网最显著贡献是最大限度消除与破解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从实践的维度观察，由于互联网深入到了实体经济的骨髓与根茎之中，同时为后者营造出了更为广阔的纵横空间，其最终效果就是酿造与推送出了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与市场生态。各传统行业已经深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基础设施和能力；传统行业企业的融合创新和变革转型，才是“互联网+”的真正核心要义。积极拥抱互联网但不要神化互联网，已成为传统行业的共识。互联网无界域。在未垦的“处女”地带培植与催生出全新的市场业态与商业模式时，携带着饱满的科技基因以及再造性动能，互联网向着传统产业强势渗透与浸入，由此在我国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互联网+”的革命浪潮。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为403.40亿元，同比增长41%，而目前国内的市场渗透率还不足5%，到2018年，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1300亿元。作为“互联网+”慰的又一全新产业空间，据第三方数据机构公布的信息，去年我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42.7亿元，今年可能达到74.2亿元，明年底将突破125亿元；去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为1192亿元，而今年有望达到1885.9亿元。我国在线教育市场将保持每年30%以上的增速，到2020年或将达到5700亿元。

互联网世界装置着海量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一个无边际的工业云平台，企业不仅借此分享到智能软件资源，还能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撕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朝一个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异地协同、泛在制造甚至将来可以出现无所不在的制造模式。这种由互联网引起的分散协同生产模式以及生产组织的松散化在倒逼企业内部管理实现简单、高效和快速的变革，即从垂直管理转变为扁平管理，从有界管理趋向无界管理。

目前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分化态势，其中新旧动能转换是关键。我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路径，妥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应着力化解“市场失灵”类过剩矛盾，通过市场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物联网、工业设计等深度融合，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相配合，加强制造业网络化协同，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使传统产业释放新的增长动能。

三、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政策支撑

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为依托，为创新创业主体提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咨询等服务。建立服务新经济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联动，避免政策碎片化。加快建立部门间互联互通的信息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扩大政府数据服务范围，满足新经济发展需求。

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对于宽带网络、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城际交通和物流网络等与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靠单个企业又干不了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主动担当，理顺机制，协调资源，大力推进。

三是完善金融支持。完善股权、债券、期货、信贷、租赁、保险等满足企业发展各环节和不同阶段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对新经济的投资引领作用，鼓励设立新经济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用于新经济企业的技术研发、应用推广、市场拓展等。财税支持应以普惠性政策为主，扩大新经济企业受益面。

四是完善信用环境。强化新经济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全国一张网”，建立健全市场主体诚信档案、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尽快推行跨部门联合激励和惩戒，对失信者予以重罚，一次失信、处处受限，努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提高知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五是以协同推进为保障，努力实现新旧动能有效转换、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榛.经济改革的逻辑与中国的实践[J].社会科学辑刊，2015（6）

[2]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J].前线，2015（4）

[3] 赵向华，杜鹃.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论坛，2017（1）

[4] 张锐.中国互联网风云纪事.中关村，2016（11）

（作者单位：中共兰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甘肃兰州 730000）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2

当前，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超人预料，其前景更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国家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重点更多放在改变收入分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就是剑指矛盾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中产崛起曾经是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没有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他们的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由于中产阶级是拥有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经济地位、安逸的生活条件、较高薪酬的工作以及在社会发展中起稳定作用的社会中间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2001～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已达到78.3％。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出现“集体塌陷”

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T--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强者恒强。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中间就忽然陷下去形成了坍塌)演变的趋势。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美国中产阶级危机重重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判定标准而言，最主要的判定标准是收入，此外是自我评价。通常而言，家庭年收入从3～5万美元都属于中产阶级，中等水平应在8万美元左右。华盛顿智库“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家吉姆・凯西尔则把家庭年收入4.9万美元以上列为中产阶级。

二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而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甚至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

二是中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上升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过企业股票期权等资本收益)，更多的中产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剧，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表明，从1999年～2004年间，90％的美国家庭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只增长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将近57％。

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而此次以次贷泡沫破裂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消费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自1970年以来，虽然美国中产阶级花在衣服、食物、生活用品和供车上的费用有所减小，但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税收费用的增长大幅增加。特别是子女抚养和教育费用成倍增长。近30年以来，美国的大学教育费用增加了43.5％，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长的3倍。而自2000年以来，普通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上涨了7.6％。三分之二的大学学生需要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学生贷款中值为1.93万美元。39％的35岁以下的欠款人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还清贷款，四分之一因为欠债而推迟看病，14％的人为此推迟结婚。

经济学家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巴马总统。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着手“拯救中产阶级行动”。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其政策能否实施并取得成效还需要关注。

欧洲中产阶级困境难解

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国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中产阶层收人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金融危机和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家庭资产持续缩水，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

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台湾面临中产日益萎缩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33.6％，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并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基本实现了“均富”，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社会经济结构。

然而，2000年之后，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台湾中产阶级人数日益萎缩。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竞争力，一部分甚至开始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而富有者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却能运用原有优势更加迅速地积累财富。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台湾社会结构面临着从倒“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

从2001年开始，台湾所得分配不平均日益加剧。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倍多骤然拉大到2001年的6.39倍，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虽有所回落，但2006年仍然高达6.01倍。在此过程中，基尼系数同样居高不下，从2000年，的0.326上升到2006年的0.339，2001年更是一度升至0.350，贫富不均程度已经十分接近国际标准中0.4的严重恶化水准。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2000年以来台湾整体薪酬水平停滞不前，成长乏力。从总体薪资来看，到金融危机前的七年间台湾经常性名义平均薪资(即工业及服务业名义人均月薪)总共只增加了2169元新台币，年均增长仅0.84％。

“M”型社会来临，社会整体沉沦，经济的不景气又加剧了这一衰退趋势。政党轮替之后的七年中，台湾经济即由稳定的中速增长迅速陷入低速甚至负增长的衰退低谷，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挫到2.36％，经济发展荣景不再。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台湾竞争力亦如昔日黄花。

促进中产崛起方能释放中国增长新动力

当前，在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的大背景下，全球都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战略性议题。

中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

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中国中产收入标准为11800～17700美元／年(约合人民币79945～119918元，年)的标准，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尽管如此，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为何没有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呢?

首先，在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背景下，很难形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

其次，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在以投资、工业化为主导。而不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很难产生大批的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体主要靠投资性、风险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在服务业比例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很难做到。

第三，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网，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比如，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无产阶级化”。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尽管经过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后房产价格有所松动，但与居民可承受能力相比，依然相当沉重。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首要议题

其一，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中产阶级壮大的前提条件。创造“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产阶级。

其二，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人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3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和熊彼特(Joseph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Q＝F（K，L，t）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核心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強調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頓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核心，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給予保証，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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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唐晓云,2002;韩品,2000;黄晓兴,2002;范方志、李军波2003)等等。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分析的文献还有:舒元、徐现祥(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

三、现有问题之我见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驱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增长的桎梏。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使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我国FDI等的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三)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1、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第一,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制度变迁。在经济得到发展后,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并且社会上的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同时为了使自己代表的经济连续得到发展,必然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推动体制变革。

第二,经济增长不断对制度变迁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对权利界定、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提出新的需求;当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多过制度创新的供给时,两者就失去了均衡,供需的矛盾必然要求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总之,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具有推动作用。如果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

2、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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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经济 新经济周期 消费策略互动

1. 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 理论 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 应用 ，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 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 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 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 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 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 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 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 98创新为Windows 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 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 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 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 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 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 学习 些什么？ 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 自然 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

参考 文献

刘树成、李实，2000，“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 研究 ”，《经济研究》（8）。

藏旭恒、裴春霞，2000，“投资增长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美国‘新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学术月刊》（10）。

徐长生，2000，“美国‘新经济’的 理论 透视”，《经济学动态》（7）。

萧琛，2000，“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世界经济与 政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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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6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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