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25
21世纪是一个全球普遍经济化的时代。对于这一点，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再去怀疑或心存不满--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处在了一个经济社会的自行有序的发展进程之上，这个进程所展露的具体态势，就是以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把我们直接引入新世纪的黎明；我们不仅已经亲身体会到这一力量的巨大强制性，我们也已经从这个经济社会最初的强势表现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成就感和精神自信力，并且期待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为持久的收获。
当然，全球普遍经济化时代的最明显特征，不仅在于它有着直接的经济学意义，即它形成了一种物质高速增长的普遍效应，在社会物质形态的积聚与丰富方面提供了全球一致的发展趋势，为社会进步确立了广阔的经济前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化时代在强调自身物质层面的具体利益特性的同时，同样也产生了对于一种适应经济社会价值情势的文化体系的建构要求，亦即在社会的经济实践过程中成功地造就出一种新的人文态度、人文意志和人文实践。它表明，面对新的世纪及其时代特征，文化的建构必须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价值立场，从而为人类在新的世纪带来新的生活可能性。
因此，在我们探索、设计新世纪的文化建构策略时，在我们寄希望于新世纪的人文前景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对这种新文化的基本立足点、新人文的内在实践特性，有一种适合于经济化时代要求、满足人类在经济社会中普遍利益的总体把握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对于新文化的基本认识。
在我看来，对于"审美化文化"的建构，正是我们在思考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时候，所寻求确立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意识或曰文化理念。
这种"审美化文化"的核心，是在强调人类生存实践、生存需要的普遍性之历史前提下，在公正地对待经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动机之基础上，充分张扬"爱、和平与美"的人类精神追求及其价值表现的平凡性与常态性，亦即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之维上，克服那种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恢复人的具体生活的直观性及其感性魅力。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是"审美化文化"建构与"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所谓"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是指那种建立在文化一元性之上，以精神的抽象性、理性的至上性和审美的主观超越性为指归的古典形态的人文/美学体系及其价值标准。在这样一种人文/美学体系、价值标准中，人的生存现实的基本前提及其合理性，无一例外地都被制度化为理性权力的自律活动和结果；文化"正当性"的实现，在彻底拒绝了人的直接欲望的可能性、日常动机的必要性之基础上，仅仅是作为一种先在理性的规范展开与功能而存在并获得自己的合法化。尽管"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也赞美、有时甚至是高度诗意地想象了"人"的本体生存的理想之境；就像在柏拉图、奥古斯丁、培根、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或中国的儒道释哲学那里，"人道"始终是一个令人倾心神往而又要求着不懈的真理性探求的话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古典世界观或价值体系范围里，"人"、"人道"从来都不是一个具有其自身自然合法性的对象。 换句话说，对于精神抽象性的偏好，对于理性至上性的执着，以及对于感性有限性和缺陷性的理性防范和伦理超度，始终构成为古典体系中"人"与自己的文化的最基本的美学关系。也因此，在古典形态的文化建构、价值确立中，其美学形式只能是不断寻求一种哪怕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同样对于理性至上性的有效叙事方法。如同我们在古典艺术体系中所看到的，感性的审美欢悦总是被牢牢掌握在理性强大而沉着的制约力之中，"不逾矩"既是艺术行为之于这种文化价值理性的最明确的表征状态，同时也是艺术体系本身作为一种美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的实现。如果说，在这样的美学意识形态中仍然存在着对于日常过程中人情世故的表现；如果说，在这样一种以理节情、以理辖情的文化制度中仍然保留了"人道"的追寻，那么，这种"表现"、这种"追寻"，首先突出了"人"对"理"的服从与信仰，突出着理性的无尚威严及其冷峻庄重的审美效应。由是，在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中，我们所看到的，便是一种排拒日常生活的生动性和世俗利益的具体性，直接连接着意志力的强化、伦理精神的无尽修炼与崇尚自我牺牲的"神圣"意识。
正因此，在古典的人文/美学体系里，其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价值话语，就是"和谐"与"崇高"的理想性话语："和谐"强调着"理"
节制"情"或"情"融于"理"的合法化实践；"崇高"则表达了个别性对群体性、个体对社会的自我主动牺牲的必要承诺与内心景仰。
一句话，作为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的精神守护制度，"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把所有一切感性的存在过程、人的世俗目的性与需求，统统逐出（或者说是纳入）了理性的唯一合法的权力形态之中。一切超常规的、超个体的、超现实的东西，在理性的胜利欢呼声中被指定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方式而获得了"人性价值"的褒奖。反过来，人的一切常态的、具体的、生动的东西则成了"无意义"的证明，并且被归入到"美/审美"的对立面而遭到遗弃。
我们所提倡的"审美化文化"建构，恰恰是要对抗于这样一种作为古典人文/美学体系之精神制度的"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事实上，在我们把" 充分张扬’爱、和平与美’的人类精神追求及其价值表现的平凡性与常态性"、" 恢复人的具体生活活动的感性直观魅力"理解为 审美化文化"的建构核心的时候，我们所力图表达的，首先就是一种极具现实意识形态力量的文化"反抗"--反抗理性以"历史"的线性形式对整个人类生活实践的引诱，反抗理性将那种以个体自我牺牲所换来的"和谐"与"崇高"当作人在现实中不可拒绝的光荣加诸我们的头上，反抗理性以制度化的强制话语把我们从享受生活的实际欢娱中拖了开去。可以这样说，寻求 审美化文化"的建构，所要求的就是；第一，个体与社会能够回到同一个价值天平之上，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环视、搜求自己最普通平常的利益与满足；人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不是处处体现为"理性的公民"，不仅能够充分自觉到自身自然欲望的合法性，而且能够坦然面对社会的强制而勇敢地捍卫和实现自己的基本人性。第二，文化"审美化"的合理价值尺度，不是一种屈服于理性权力暴政的文化标准，而能够重新直面人的普遍的日常生活过程及其基本欲望；能够重新在文化价值体系内部肯定人的世俗情感的合法身份，从而以一种新的美学方式恢复人类对于"爱、和平和美"的感性体会，真正实现人与自身生活的直接同一。
这样，我们所意欲实现的新世纪中"审美化文化"之于"爱、和平与美"的体现，在根本上就是反对了古典人文/美学体系，即反对"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人文/美学形式。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美学形式，不拒绝理性、社会或群体的客观性，但它不会因此降低甚至否定人的感性合法性以及与之相联的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它并不拒绝人在精神理想层面上对于无限展开的和谐世界、崇高理想的心灵期待，但它不会将之视作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据，并且同样不会因此而放弃人在现实世界里对于自身世俗性权利的自爱与自尊、自信与自立。对于新文化的"审美化"建构来说，感性之维不是像它在古典体系中所呈现的那样是一个"被囚禁的无赖"形象；相反， "审美化文化"的建构目标，就是要恢复人与生活之感性关系的堂皇的叙事性魅力，使之成为人"活着"的现实根据。
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的是："审美化文化"的建构在充分正视人的具体感性存在过程中，如何能够保持"爱、和平与美"的人类精神追求及其价值表现的平凡性与常态性？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态的实现，"审美化"的具体实践形式又是什么？因为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审美化文化"不能仅止于对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的反抗或批判，它应当同时是一种具有强有力的建设性功能的价值体现。"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尽管有着种种片面性、反人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样也有着特殊的建构功能，即它在长期的历史延衍进程中，不断地从自身体系内部生成了一种对于人、人的生活实践目标的直接规范力量，并且保持了这种规范力量的稳定性和制度化。对于"审美化文化"而言，我们要求的也是它能够为人的生活实践确立起具体明晰的规范性指向，以便文化的现实过程得以在这样的指向上形成持续的展开。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充分借助一种现实的实践力量，这就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事实上，古典人文/美学体系之所以能够产生出以理性为制约的价值形态，"形式化的美学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直接依赖了某种"精英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作为一种将社会文化权力高度政治化和集中化的实践，"精英社会力量"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正是直接建立在理性话语的极端排他性基础上的，因而它在自身实践中必定强调对于整个社会和具体生活活动中普遍人性与世俗情感的有效控制，以便保证社会规范的制定过程始终掌握在"社会精英"的手中--尽管这最终也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文化意志体现。那么，与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相反对的"审美化文化"建构，同样应该为自己找到一种具体有效的现实实践力量。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一直是被当作"真价值"的对立面、永恒精神/理性的超越对象而存在的，所以，我们把现代经济社会普遍的大众世俗性价值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建构依据，首先就要破除世俗/超越、感性/理性、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意识（一元文化形态的实质正在于通过强调这种二元对立性而将其中的一元加以了绝对化），重新审视世俗存在的价值指向，尤其是将它放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中来确定其文化合法性维度。这样，在"审美化文化"中，一方面，感性力量将第一次真正作为一种文化建构依据出现在人的实践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对于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的借助本身，同样也产生出一种非常具体的文化可能性，即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满足为有效实现"爱、和平与美"的常态性与平凡性带来了直接成果。人的文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才真正是属于全体人的、亲切可感的和直接享受的。
于是，"审美化文化"建构将成为我们生活的自觉，而不是不能触摸的无尽等待；文化的"审美化"才真正确认着人的存在的全面性，而不是将人仅仅当作一个"被投入"的对象而想方设法为之设立各种各样的文化命令，最终却又导致了人与人的生活的严重分离。
当然，由于很久以来，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矛盾一直被人为地绝对化了；特别是，由于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常常在反抗理性、反抗超越性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将自身表象化的倾向，因而，"审美化文化"的建构，同样需要警惕成为另一种"形式化美学意识形态"的危险--感性力量扩张为社会文化实践中的绝对强制性制度，在拒绝理性之维的同时也把自己想象为一种无限的权力。在这方面，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当经济社会极度膨胀的物质欲望仅仅作为一种感性消费力量腾空出世，当经济社会的大众世俗性价值体系成为整个社会中唯一的存在，文化的"审美化"便变异为丧失人之生存本体根据的虚浮"影像"--一种纯粹满足了人的感官嗜好、只是讨巧地表现了人"活着"的方式而不体现"活着"的内在目的性的生活"包装"。① 这种情况下，"审美化"过程便在实质上背离了它内在的人性全面的创造要求，"审美"呈现了它的直观物质形式却又再一次失去了对感性/理性、物质/精神、个体性/群体性之对立性的扬弃。质言之，倘若"审美化"仅仅成为一种感性形象而不是人的存在的文化证明活动（自我确认）的话，"审美化文化"建构就有可能重新落入制度化的强制性结构之中，在张扬人的感性合法性的同时却又导致了这种力量的本体基础的急剧的自行消解；人在获得了大规模的官能快乐的同时，却又失去了文化再生的创造能力。对此，我们在提倡"审美化文化"建构时，应当有非常清醒的自觉。
新文化的建构当然是对古典人文/美学体系的置疑或更新，但却不应该沦落为以一种形式的极端对于另一种形式的极端的简单代换。"审美化文化"建构将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可能性，造就出经济社会中新的人文前景--它不但是对人类物质生产与满足活动的一种积极回应，更是对人的生存整体性的积极肯定。
我们期待着新文化的诞生。我们迎接着新世纪的文化黎明在东方升起。
注释：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刚刚跨入市场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冲破若干传统束缚，“摸着石头”走过第一段不平坦的河道后，又面对着新的困惑：在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力的低下与道德的稳定同存；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勃勃的经济活力却与道德滑坡共生。伴随经济的较快发展，非道德行为和现象日益增多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是拜金主义滋长。一切行为均基于货币的衡量，一切向钱看，“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最终酿造出一种滋生厚颜无耻且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的致富思维。二是躲避崇高流行。在不少人那里，媚俗成为一种时尚，他们躲避崇高就如同躲避瘟疫，精神生活平庸化，丧失了对美好信念和理想的起码追求，而以无信仰为荣。三是看客心态蔓延。少惹是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处世冷漠、见死不救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残害群众的暴力，逃避者有之，沉默者有之，旁观者有之，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也多如沉默的羔羊。四是不吃亏箴言传流。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人白不骗人等等不吃亏箴言，为相当多的逐利者所津津乐道和奉行。五是假冒伪劣泛滥。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这种“精明”意识的驱使，假冒伪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六是腐败行为衍生。一些人在权钱交易中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腐败的泥沼。等等。
探究这种令人忧虑的道德危机的由来，经济转轨时期道德——利益关联松动的经济学诠释，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耳熟能详。这种诠释便是，相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行为的高回报（即传统社会实行“德——位”挂钩原则，把道德作为获取权位的必备条件，通过位置权利这一中介，实现道德与利益的高度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在传统社会实行的位置权利竞争规则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又引进了市场竞争规则，那些在过去受单一位置权利竞争规则限制无法登上社会高位、获取相应利益的人，借助市场竞争手段便可能进入社会上层，获取相应利益。这样，在联结社会高位和高利的通道上，除道德以外便增加了一条新的通道，从而大大弱化了道德的获“位”与获“利”功能，使道德回报大大下降。
在上述经济学诠释中，道德滑坡似乎成为市场化的必然。于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道德滑坡的单一经济学诠释，把人们导入了“要经济增长，还是要道德稳定”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以致使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常理：当人人都在疯狂追逐个人私利而不考虑他人利益时，则人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正如人人都争挤一辆公共汽车而拒不排队，则人人都可能付出被挤伤的代价；人人都盲目抢购商品以求手中货币保值，则人人都可能受到货币更加贬值之害；人人都想通过制造、兜售假冒伪劣商品达到少做事甚至不做事而多捞钱的目的，则人人都可能因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人人都怕惹是非，明哲保身，则人人都将受到强盗更加横行的伤害。严峻的现实很快作出了深刻的演绎：道德滑坡不仅不可能换来经济的真正的繁荣，相反当经济在市场化初期因“个人主义的游戏规则”把空泛的“集体”传导给实实在在的个人，激活了个体活性而获得短暂增长之后，很快便受到道德滑坡的严重制约。这种演绎在我们周围是如此明显，以至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感受到。而其深刻意蕴的揭示，显然有待我们突破以往单一的经济学诠释，进行多学科、深层次的探究。对于这种探究，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确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锁闭的门户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撞开的。然而门户洞开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当中国还在现代化的路途中摸索行进之时，日本已乘势一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从日本民族精神这一视角考察了日本成功的奥秘，得出了一个颇有创见的结论：日本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之为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日本的儒教精神。从实践来看，日本富有特色的企业管理的成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日本在管理工作中，不仅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吸纳本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许多企业家把儒家思想如以人为本、任人唯贤、贵在人和、敬天爱人等，作为企业的经营信条。被称为日本实业界一代霸主的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论语加算盘》的著作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孔子的《论语》。既讲精打细算的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互补充，大大促进了事业发展。[1]继日本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崛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共同的特点仍然是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模式。
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当今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许多陈腐的观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赚钱、不正当竞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损人利已、虚假广告、伪劣商品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上述东亚国家经济振兴的文化效应，无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的思维方式在基本破除了古代的唯伦理（道德）思维，匡正了“五四”以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唯政治思维（“左”就是唯政治思维的典型表现）之后，一种假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蔑视文化，蔑视人们正当的精神追求，企图物化一切的唯经济（金钱）思维逐步发展起来，并进一步蔓延，造成道德滑坡，严重削弱了我国经济发展曾一度具有的强劲势头。上述对道德滑坡突破单一经济学诠释的文化探究，显然提出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缺位的补偿需求。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明证的。尽管英、法、德、美、日诸国在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是共同的，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和方式，都尽可能地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都以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其历史上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较之其他民族更不逊色。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物物相依的集体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生生不息的变革精神，洁身自好的廉洁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某为孺子牛”的浩然正气，兼容宽厚、世界大同的豁达胸怀，砥砺品学、上下求索的民族求知风尚等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铸就了中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振兴创功立业。正是以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引入马克思主义精髓，才使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出一个世界巨人毛泽东，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及主体“道德人”的塑造，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公有制企业为市场主体，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正，实行合理的利益原则。
效率与公正，孰先孰后？是经济学家和政治、伦理学家一度论战不休的问题。经济学家主张强调效率而暂时牺牲公正（或称较低层次的公正），认为只有拉开利益分配中的差距，才有可能激发经济活力与竞争意识。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则更主张公正，担心过于强调效率，会牺牲社会公德。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最终选择了前者——只有将发展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放在首位，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不可否认，这种选择曾一度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选择由于一度忽视了对公正的兼顾，当功利目的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时，道德滑坡便成为阻碍经济再上新台阶的严重制约。显然，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原则，摆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根本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紧密相关。
就一般市场经济而言，作为“经济人”，以其经济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效率原则、充满竞争和风险意识、遵守国家法规等特征，便具备了市场主体的基本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特殊性需求，决定了追求单一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已不具备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是兼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目标的“道德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赋予其追求经济实利的经济职能外，显然还需要解决人生的终极意义、恒久的价值关怀和道德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就呼唤着对爱国、敬业、重义、求实、民本等等中国几千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具体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便是呼唤着四个方面的精神转变：一是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的经济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二是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三是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利互惠观念；四是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利行为的规范，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它的外在标志就是对利益的追逐，离开了利益这个杠杆，市场经济的秩序便难以建立。而在市场经济关系中，人们要阻止商品经济观念——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泛化，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约束机制”来约束利益主体的求利行为，权力进入市场势必生成腐败，肉体进入市场便会出现“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卖淫，最终导致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显然，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对规范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迫切需求。
纵观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一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二如妙股；三如食利，即获取巨额存款利息；四如利用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国家计划价与市场调节价的落差获利。三类是“黑色”求利行为。即非法获利。一如偷税漏税，二如放高利贷，三如生产伪劣产品，四如非法经营，五如贪污、受贿、抢劫、聚赌、走私、诈骗等等。[3]
“白灰黑”三色行为，勾勒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求利过程中行为选择取向的大致景象。其中“白色”行为理所当然是社会提倡的“规范行为”，它的普遍化，必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黑色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非规范行为，其中最严重的已成为犯罪行为，长期来为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所约束。而作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的“灰色”求利行为，它既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是惩治对象，又不像白色行为那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轻轻松松”地靠某种特殊形式在经济领域“走钢丝”、“打擦边球”获利。这种在计划体制下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体制为经济行为与求利方式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合法”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灰色行为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部分“灰色效应”（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很多已经表现为赤裸裸的贿赂），成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它不受国家法律约束，更成为道德沦丧、社会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将其规范为一种只是对白色行为创新而不向黑色行为演进的状态，显然是经济转轨时期利益主体求利行为得以规范的关键，它有待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理性约束的作用，这便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时尚、习惯等内在约束机制的作用。而这种内在约束机制的建立，离开了义、德、仁、信等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异于空中造楼。
不仅如此，以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构建完善的“内在约束”，还是确保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等“外在约束”对“黑色”求利行为发生充分约束作用的需要。因为法律等“外在约束”，不过是道德等“内在约束”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约束”作内核，“外在约束”的建立便失去了根据。最明了不过的例子是，交易双方之所以要把交易用合同固定下来，是因为双方都有“讲信用”的内在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外在约束”的效果有赖于“内在约束”的维护。人们常常抱怨尽管今天的各种法规不少，可有的人就是不遵守，或大打折扣地“遵守”。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内在约束”的缺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制定了一整套无可挑剔的外在约束规则，如果人们的“内在约束”根本就不存在，或与之相左，外在约束规则也多半只能流于形式，或遭冷遇，或被扭曲执行。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求利行为的规范，从多个角度都体现出对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需要。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持续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因此，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精神，除了要有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经济交往中的至高信誉外，还必须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这正好谋合了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理论和伦理观念。
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当然，现代文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际的原始平衡，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对抗。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单纯以人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为对待自然的一贯行为准则，必然导致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把人类当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适当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传统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宇宙伦理基础，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实用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变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势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加速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继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这种意义出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捏合关系。如果把文化因素孤立化、抽象化的话，那么，经济的发展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而经济的不发展也同样可以归罪于文化因素。这主要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构架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便是传统的良莠并存，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泾渭难分。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崇德尚义，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道德的自觉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它所提倡的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以及各种职业都必须严守其职业道德的思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在经济生活的运动过程中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使经济的运行始终服从于伦理的要求而失去竞争的活力。
正是这种文化范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确切地说，正是传统文化优长与缺憾相互掺杂、虽易解而难分的构架，使得构织于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的传统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可能游离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对经济发生促动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其对现代经济的促动成分，更在网络的深层，是一种靠近“根底”的东西，很难把它简单地拿到现实层面上来。相反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却往往无可遏制地升腾到现实层面对现代经济产生着强大的制约。最典型的如孔子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与小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安定和平意识，由于导致了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所产生的“不均”或“不安”的恐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与惰性，成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处于文化深层的阻力。
至此不难得出结论，构织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网络中的优秀成分即优秀传统文化，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显然需要有一个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上来的过程，这便是文化网络的“内生化”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打破传统文化的小农经济约束，以市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去触及和更新传统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重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新网络，并使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本身也成为文化新网络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网络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便产生出双重效应。[4]一方面，已经丧失了时代意义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诸要素，将逐渐被剥离、淡化，直至被淘汰出文化网络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合理内核，逐步从“根底”上升到现实层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文化成分发生互动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内生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也将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新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加速对与小农经济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的淘汰；另一方面，实现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正是这种“内生化”过程的不断演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位结合，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决定了上述“内生化”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且有赖于政府所创造的有效的正式制度的保障。加速这一“内生化”进程，充分实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
[1]参考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
先来说说文化馆究竟是个什么性质？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已明确，文化馆是公益性的群众文化机构，是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些已成了不争的事实。我们国办的群众文化事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方面。它对于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在全社会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三个代表”的提出为我们群众文化事业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提升了群众文化的地位，确立了新的价值归属。
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入世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虽然目前全世界全面开放的是货物贸易，而我们的文化属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各国都在加以保护，不全部对外开放，但是有些物化了的文化会不知不觉进入我们的领域，尤其是网络文化的渗透力，已经将文化悄悄推向全球化。西方的强势文化已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并且一直在提出讨论全面进入服务贸易。因而，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构筑起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防护墙，做强做大我们的文化事业，“守土有责”这是我们公益性国办文化的应尽的义务，这也是入世后，中央为何加大对基层文化的投入与建设和战略所在。
文化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它具有一般行业的特点，又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它的职能是承担政府公共文化事业、繁荣群众文化。它通过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审美教育，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文化馆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它既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又是先进文化的基本载体。同时，其文化产品又具有商品的属性。如何正确把握它的双重属性，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摆在我们文化馆人面前的现实问题。作为公益性，首先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并努力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效益是前提。在此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没有经济效益，文化产品的生产也难以发展。经济效益的优劣，证明消费者对其文化产品的认可程度。经济效益越大，认可度越高，接受者越众，社会效益也就越充分。其实，优秀的文化产品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的统一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两个效益的最大化，是我们文化馆人必须努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注社会效益
文化馆是党和政府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坚持公益性，发挥社会效益是其基本特征。它的作用往往体现在对人的素质的提高，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等方面。要评价文化活动的社会效益，我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首先，要考虑它是否对社会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看它是否是科学的健康的。其次，要考虑它的社会效益发挥的程度。那些富有新意、寓教于乐，在较长的时期内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的群众文化活动，比起单纯娱乐性质的群众活动显然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再次，要考虑它的覆盖面，而不能局限在一定的文化圈子里。
关注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资金不足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制约文化设施建设的瓶颈。政策不配套，难以落实，影响了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如国家规定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应主要用于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馆虽然是国办的文化事业单位，国家拨款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要更好的搞好群众文化活动，使文化馆的事业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努力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经济效益。
（一）文化娱乐经营方面
随着文化娱乐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原有的一些娱乐项目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如今人们追求的是设施的先进，场所的舒适，讲究的是环境是否有情调，娱乐是否有品位。文化馆近年来并没有新增的时尚娱乐项目，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在广场开设一些儿童乐园、玩具吧等资金投入少，占地面积小，文化“味”很浓、很符合文化馆氛围的悠闲娱乐场所，就会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利。
（二）举办艺术培训班方面
群众工作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宣传教育。文化馆长期以来，也搞了一些艺术培训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影响。我认为如果在宣传工作上多下工夫并把众多的培训班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培训中心，统一广告作宣传、提高整体的知名度，使更多的学员都慕名而来，那样各种培训班会干的更红火。
（三）有偿服务方面
近几年，文化馆拥有了一定的对外有偿服务能力，但各种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完全有效的利用，没能扩大经营范围。假如能够把分散的技术设备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服务，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大概能够取得更多的效益。例如：承接一项庆典活动，单位、团体及个人在广场的演出，设施音响、舞台布置、搬道具、化装、主持、摄影等方面有人才设备，完全可以干好类似活动。既能增加收益，又能锻炼队伍，对文化馆的事业发展也是极有好处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关键词]苏商；历史传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江苏
一、“苏商”的渊源是江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连续30年高速发展，年均增长12.6％，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34.6倍；人均GDP接近4万元，相当于5500美元，比1978提增长26倍；财政总收入接近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113.6倍，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700亿元，增长43.7倍；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超过100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9％；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37.2％、36.O％和26.8％；与2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比1978年增长940倍，其中出口2400亿美元左右，增长574倍；外商投资企业达8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有348家在江苏投资；境外投资项目1384个。今日之江苏，是东部发达省份和全国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科教领先、文化昌盛、商贸繁荣、人民富裕、风气清明、社会进步。江苏全省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600万，经济总量一直名列前茅，并拥有教育、文化、卫生、环保、安全等数十项全国第一。
在江苏这片神奇的热土上，“苏商”是明清时肇起于苏州太湖东、西山的“洞庭商帮”，虽然没有大进大出的经商技巧，却依赖着天赐的农耕时代的“鱼米之乡”，无需四处奔波，就能衣食无忧、殷实富裕。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江苏人，更乐意实践着一种男耕女织、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在自强、灵秀、包容、守规等内核中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人文关照精神，尽管还带有明显的历史和地域局限性，但是“苏商”的开拓、诚信、精细与务实的精神，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兴“业”的传统历来是江苏地域最大的经济特征，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也为当年提供清代十分之七的税收和十分之三的田赋和今日仅以1％的土地创造了全国超过十分之一的财富奠定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苏商”精神在当代江苏的现实发展格局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传承性，至今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于区域特征之中，成为江苏人的一种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向人们展示出那历久而弥新的人文背景和历史底蕴。
二、江苏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早在远古时代，江苏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时代，就表现为文化英雄荜路蓝缕，艰辛创业，戡天役物，从蛮荒之地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如吴之泰伯、延陵之季扎、徐之彭祖，还有春秋时著名的春申君等，一直到近代形成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明为主融合包括东夷、淮夷、百越等在内的各民族文化而成的集合性文化。在华夏民族兴起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发展。夏商及其以前，江苏境内除北部一小部分属于华夏势力范围外，大部分地区为非华夏人所据。江北为淮夷，江南为百越，到商周交替之时，远离华夏各自延续的局面被冲破；子游从学孔子，传播了发达的礼乐文明；泰伯奔吴，带来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创了灿烂的江南文化，结合百越民族建立了吴国；在范蠡的故里，婉转吟吴歌，一部“吴越春秋”演绎了千百年，书写了民族工商业的史诗，向世人展示了不朽的文明记忆；江北淮夷在以今天泗洪半城为中心建立了徐国，战国时，徐国渐趋没落而亡；现今江苏境内先统一于吴，既而为越，进而为楚，直到公元前224年并归于秦而成一统。
第二阶段：秦汉至东晋南朝。江苏在秦末汉初就已经得到较大开发，特别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地区，秦末大泽乡陈胜、吴广一声号响，天下烽烟四起；三国的分裂局面使江淮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焦点地区，孙吴定都建康，北方士族和难民大举南迁；东晋南朝，随着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入口大量迁移浪潮的出现，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开始领先黄河流域。
第三阶段：隋至宋。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是对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沉重一击；隋炀帝兴修运河，再次恢复了江北诸地区在全国的承南启北的地位；大运河的运行，使扬州、姑苏(今苏州)、山阳(今淮安)等地作为重要转运口岸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南京、徐州却在衰落；江南经济中心转移到苏州；江北以扬州、淮安为中心的区域性特征初步形成；唐宋繁华的扬州城俨然是东南第一都会，成为财赋、漕运、盐铁转运中心，有“扬一益二”(益指令成都)之说，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第四阶段：元至明清。元朝重修大运河，既加强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也奠定了江北运河沿线在全国的运输枢纽地位，这种优势区位，造就了今日江苏南北共同的繁荣；明朝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稀疏出现在苏州地区，这是中国近代商业开始兴起的标志；江苏的淮安、扬州、苏州与浙江杭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作为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粮储备中心、盐运集散中心，奠定了“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三、“苏商”的产生发展与基本特征
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人海，运河年久失修，运力下降枯竭。1853--1864年太平天国鏊战东南，扬州、苏州兵荒马乱，最终天京(今南京)沦陷i源于江苏的上海开始逐步兴起。资本主义文明东来，海运安全度增高，漕运改为海运使运河风光不再，扬州的银号、钱庄东迁上海，苏州扮演的经济中心角色也转移到上海；虽然徐州因铁路枢纽而重新兴起，南通因达海通江而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但随着津浦铁路的贯通，扬州、淮安开始衰落，由全国性中心城市降格为地区性中心城市，甚至县域中心城镇，对苏北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值得指出的是，“苏商”的崛起和发展特别是率先创办实业和创建新式学校表现得尤为突出，构成了近代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素有“中国民族工商业四大实业家”之称的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四人中，除周学熙外其余三人都在江苏。“苏商”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辉煌，规模实力空前壮大，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引人注目，尤其是以张謇和荣氏兄弟等为代表的“苏商”风貌，崇尚实业、中西合璧、交汇融合、经世致用、重教崇文、兴办实业、兴办教育，形成了新的境界，铸就了工商精神，折射出爱国恤民的思想，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堪称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商业时强调：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张謇(南通)；民族化工业，不要忘记范旭东(南京)。
所谓“苏商”精神，就是江苏籍和非江苏籍人士以及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江苏大地上生产、经营和进行贸易流通等经济活动所体现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结晶，既是商业道德的集中体现，又是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其实质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文化产业园区概念内涵的界定
在西方国家，一般意义的文化产业园区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地理区位，在这个区位内，城市的文化和娱乐设施等产业以最集中的方式出现。该区位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文化与消费的结合；二是多种使用功能的结合，包括供人们工作、休闲和居住等功能；三是艺术与社区发展的结合。园区内的特殊活动可包括儿童玩乐的场所、图书馆、开放和非正式的娱乐场地等，园区鼓励文化运用和一定程度生产和消费的集中。
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出现较晚，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比较滞后。一般来说，文化产业园区又称艺术园区、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集群等。文化产业园区是指与文化关联的众产业集聚的一个特定地理区域，该区域具有鲜明的文化形象，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等功能为一体，园区内形成了包括生产、发行和消费为一体的产供销文化产业链。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园区内文化产业多以传媒产业为核心，其他各文化产业企业和学术研究等相关支撑机构共同集聚，使产业园区呈文化多样性特点；二是核心文化产业集群、文化产业集群和相关支撑机构等形成产业组合，相互联系，密切合作，产生明显的孵化效应和强大的整体辐射力，使产业园区呈功能多样化特点。
二、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概况
在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北京市率先提出将文化产业纳入城市文化发展的战略。之后不久，当全国许多地方还对“文化产业”感到茫然的时候，北京市便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领先性地提出了“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北京市在《2001-2005年文化建设发展纲要》中提出，要建设规模化的城市文化产业园区，要用推动和建设科技产业园区发展的力度和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提供不低于高科技产业园区标准的发展条件。在之后的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文化环境建设专项规划》中，北京市又明确提出要“创作文化产业孵化器扶持和培养创新型文化企业”；在《2004-2008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利用多元资本推进区域特色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推进新型文化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北京市对“文化产业园”建设的动议和目的，对全国各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奠定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雏形和发展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发展模式上借鉴科技园区建设的经验，旨在存进对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二是在发展功能上，具有“孵化”文化产业的作用，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一个发展平台；三是在资本运作上，体现金融支持的多元化。“文化产业园”的建设目的，是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快捷的发展途径和运作平台，政府为平台建设提供政策、税收、信贷等多方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准入和发展原则，进入、组合并形成有机发展产业链；社会各界按照利益原则加入，并获得最大的发展效益。文化产业园区在政策支撑、资源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优势条件下，大力尽快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类型划分
围绕文化产业园建设的主要目的，各地根据政策、资源、生产、营运等诸多条件，组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园”。从园区性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园区
此类园区，多为政府根据当地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政府经济发展设想和规划而建立，这类园区的建设主要服务于政府发展经济的意图，因而在政策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四川成都的数字娱乐软件园，得到了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山东青岛的创意100产业园，是青岛市“十一五”期间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项目。
2.资源依托型文化产业园区
这类园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立足于已有的文化资源，比如以大学为区位依托，以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区位依托，以旅游文化遗址为区位依托等。大学是人才的聚集地和技术的发生器，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的相对开放的社区，因此依托大学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是一种重要的途径。如上海市依托同济大学建成的杨浦区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北京市建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园和广州市建成的TCL（广州）文化产业基地，等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拥有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一批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在此聚集，科技与文化方面的智力型人才众多，因此最适宜发展文化和科技产业，是理想的文化产业园区依托资源。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和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都属于这类产业园区。
3.租用改造型文化产业园区
在现代化城市改造进程中，城市中有一些被废弃的旧厂房和仓库，由于其面临闲置空间再改造的境遇，并且具有宽敞明亮的空间，在租金上又非常廉价，因此常成为文化产业园区的又一理想发展区。创业者租借这些园区，只需较低的入门费，便可白手起家开启事业之门。比如，我国北京大山子艺术区，以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798工厂的老厂房为依托；上海泰康路210弄的“田子坊”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20世纪30年代最典型的弄堂工厂群为依托；上海建国中路10号的“八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以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的老厂房为依托，等等。这些创意产业集聚区，将文化产业与工业历史建筑保护以及文化旅游三者有机结合，实现了建筑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附：M50艺术产业园区（原上海春明粗纺厂）改造前后场景对照效果图】。
四、转变――以M50为典型代表的园区转型
1、老厂房功能的转变
M50艺术产业园经历了解放前的信合纱厂、解放后的十二毛纺织厂和春明粗纺厂。2001年第一位艺术家将工作室安置在此的时候，M50正式掀开了老厂房的转型序言，2003年登陆了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经信委挂牌M50创意园，2011年“品牌化、产业化”的大旗标志了老厂房转变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传统制造业到现在的文化产业园区，老厂房的再利用成为工业史上一次最华丽的转身，机器的轰鸣声被艺术、设计、办公、展示所取代，工业厂房依然成为依托文化产业的平台，带给更多的文化产业工作者的是灵感、是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
2、经营者角色的转变
1992年，上海春明粗纺厂（M50艺术产业园）拥有1200名员工，全年产值1亿，利润几乎为为零。时隔二十年后，M50园区管理人员不到50人，全年经营收入2000余万，利润可达400万元。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园区人员的大幅锐减，从原来传统制造业的经营者已经将角色投入到经营园区运营、提供物业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岗位。园区经营者不再是以前抓产量抓效益的思维模式，到了今时今日，园区的经营者更希望搭建起园区这个服务平台，为入驻的创意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产业环境，打造园区的品牌效应，提升客户的业态水平。现在M50艺术产业园的经营者更多的是希望园区获得更多的荣誉、更好的口碑、更高的园区知名度，从2003年M50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起，至今已获得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最高荣誉，如2006年十大时尚地标之一、2007年“创意中国、和谐世界”年度最具品牌价值园区、2008年优秀创意产业聚集区、2008年度摩登上海老外眼中最上海地标、2009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奖、2010年AAA部级旅游景区上海名牌、2010年AAA部级旅游景区、2010年度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突出贡献奖、2010上海设计展城市理念开拓奖、“2011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年度大奖”优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金鼎奖、M50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2012上海设计之都年度品牌等等。
五、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1、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成就文化产业高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成熟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愈加明显，同时培植了大批龙头企业，成就了一批文化产业高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据资料统计，截至目前，文化部共命名了10家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命名了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各省、
地市建成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一批新的文化产业园区正在建设和筹建中。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催生一批龙头企业，具备较强影响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如华强、保利、盛大、华侨城等从部级示范园区（基地）脱颖而出；汉王科技、暴风影音、第一视频等北京文创骨干龙头企业在北京文化产业集聚区落户；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则集聚了浙江三分之二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其中包括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国内首批文化上市企业。2010年，部级示范园区（基地）总收入2500亿元，总利润逾365亿元，获得166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2011年，北京市21个市级文化产业集聚区文创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全市文创产业收入同比增速近3个百分点；湖北省文化产业园创造年产值115.63亿元，实现利润10.67亿元。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催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区内企业先后推出了《集结号》、《潜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众多影视精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1、加强硬件投入，着力改善农村文化设施。按照“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的思路，连续三年投资100余万元，用于村级文化设施建设，实现了“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信息资源共享”三个全覆盖，初步构建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目前，全镇12个行政村，已创建县级一类文化村5个，二类文化村5个，三类文化村2个，县级先进文化村2个，农家书屋12个，创建率达100%。
2、搭建活动平台，不断增强农村文化活力。千方百计寻找文化活动赞助企业。绍兴县美得宝印染公司为全镇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赛捐资1.8万元，绍兴县新宇漂染公司为迎国庆书画赛捐资1.5万元。今年，绍兴县天成印染公司为“庆五一迎五四”K歌赛暨全民才艺PK大赛捐款2万元，绍兴县亮剑机械公司又为书画才艺大PK捐款1.2万元。近年来该镇9家企业为当地群众文化活动累计捐款10多万元，为活跃农村文化添缀了一朵朵绚丽之花，播下了一粒粒农民“文化种子”。
3、弘扬特色文化，积极打造农村文化品牌。作为“中国花木之乡”、兰花的祖地，漓渚有着悠久深厚的“花文化”。为此，该镇通过开展花系列校园文化、花系列家庭文化、花系列农村文化，特别是办好兰文化节（花卉节）这一漓渚农村文化的传统节会，实现了“以花养性、以花明志、以花立德”目的，打造了漓渚新时代“花魂”和特色文化名片。
4、培育文艺人才，努力促进农村文化繁荣。近年来，通过增强文化活动吸引力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加强对口辅导，表彰奖励文化骨干和优秀团队，涌现了歌咏、排舞、健身球、功夫扇、器乐、戏剧、书画等20多支民间文艺团队和一大批“草根”明星，文艺骨干数超过110人，其中2人获得省民间艺人称号，3人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杜志江、柴建华、张明等民间艺人还多次在省级以上农民书画大赛、绍剧戏迷大赛中获得金奖。
二、农村文化建设的初步成效
1、推动了兰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随着兰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兰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家家种兰，户户卖兰”的可喜局面，涌现了上百户兰花大户，这些大户培育的兰花先后在国际国内兰展和兰博会上夺得金银奖250多枚。目前，全镇兰花基地已突破1000亩，年产值超过一个亿。同时，兰花山庄休闲娱乐活动、百合花浪漫婚纱摄影、兰文化乡村旅游热也随之兴起，并很快形成了兰文化三产。
2、加快了农村乡风文明建设。通过认真抓好“一月一场电影”，“一村一品、一村一场演出”等群文活动，鼓励企业冠名赞助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骨干在建设新型农村文化中的作用，打造了广场文化、绍剧、莲花落等一批极富漓渚特色农民欢迎的节目，促进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有力地推进了乡村文明，被绍兴市评为文明乡镇。
3、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举办“首届农民文化艺术节”、“排舞比赛”、“庆祝建党90周年红歌赛”、“美丽乡村书画赛”、“青年K歌赛”，“读好书征文”、“欢乐乡村”各村巡演，“全民才艺大PK”等系列文艺活动，实现了农村基层文化活动的经常化、阵地化，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4、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把文化建设作为平安创建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群众文化活动，引领群众把更多的闲暇时间投入到文化娱乐活动中，形成了团结一心、人人思进的良好局面，如今，“文化早市”和“文化夜市”成为普通漓渚农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各类民间矛盾纠纷，刑事治安案件很少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三、对村级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提高认识，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繁荣。经济建设是“显性政绩”，文化发展是“隐性政绩”；抓经济建设容易显山露水，抓文化难以立竿见影。文化建设关键在领导重视。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使大家愿意抓文化、喜欢抓文化、知道怎么样去抓好文化，让农民享受基本文化权益的愿望得到更好的落实。
2、健全机制，促进农村文化健康有序发展。要强化考核，像抓经济工作一样抓农村文化建设，用制度保证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要加强激励，对长期在农村一线工作并做出一定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应给予适当奖励和职评等方面的倾斜。要加强管理，在抓好农村文化繁荣的同时，要进一步管好农村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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