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06
多科协作治重症 及时干预解心病
记荆州一医副院长、医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谭小平博士
提高重症患者、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也是难点。作为医院临床救治组组长，他积极整合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实行多学科联合协作、多学科专家集中会诊，尽最大可能抢救重症患者，降低病死率。
面对凶险的新冠病毒，一些患者、医护人员会产生恐惧、不安、焦虑等负面情绪，这既不利于患者治疗，也会减弱医护人员的战斗力。作为医院心理干预专家组组长，他带领一批精神心理专家，采用“走动式”服务，随时随地疏导患者、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增强抗疫信心。
他就是荆州一医副院长、医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谭小平博士。在荆州一医抗疫阻击战中，从1月19日起，他连续36天不下火线，每天在一线奋战14小时，带领临床救治组、心理干预专家组的专家团队，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抚慰医患的心理伤害。
多科协作集中会诊 提高重症患者救治率
“肺部炎症吸收很好，也没发热、咳嗽症状。今天再安排做一次核酸检测，没有问题，明天你就可以出院了……”2月23日上午，在荆州一医一间普通隔离病房内，35岁的刘先生正坐在病床上。听完查房医生的这番话，他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刘先生是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刚入院时，症状还较轻。可是没过几天，他的病情却进展得很快，先是稍微活动就会喘气，1天后又出现呼吸极度困难，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赶紧将病人转到重症隔离病房抢救，先稳定生命体征，再展开后续对症治疗……”谭小平在第一时间得知情况后，迅速组织医护团队，积极采取应急救治措施。
病人呼吸困难，赶紧上无创呼吸机;血氧饱和度低，马上经鼻高流量给氧，迅速纠正病人缺氧状态;肺部感染严重，丙种球蛋白、激素、血必清等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经过3天的紧张抢救，刘先生呼吸逐步平稳，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并于2月1日下午，从重症隔离病房转到普通隔离病房。
从“病危”到“病稳”，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后，即将出院的刘先生，对一医重症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赞不绝口。
作为荆州市首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荆州一医院党委迅速落实市委、市政府、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部署和要求，于1月19日启动应急响应，并成立了医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谭小平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全面负责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
在谭小平的带领和组织下，1月23日，首批重症隔离病房改建完成，可收治12名重症患者。1月27日，为提高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医院成立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专家组，谭小平担任组长。2月1日，启动新冠肺炎防控临床救治专家会诊中心，由谭小平主持、召集有关临床科室负责人，对重症患者实行专家集中会诊。2月19日，在谭小平的多方努力和对接下，广东省医疗队和荆州一医共建的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正式启用，来自广东的70名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专家，全面参与到一医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中。
荆州一医是中心城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最多、重症患者最多的医院。医院通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措施，把好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做到“不漏诊一人、不误诊一个”。采取“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最大程度的提高重症患者救治率，降低病死率。
谭小平介绍，将呼吸内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中医科等多个学科的优质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采取“临床医师诊治+重症监护抢救技术”紧密结合方式，实行多学科专家集中会诊的团队模式，共同为重症患者制订最优的诊治方案，这是一医救治重症患者的最大优势。
此外，在救治重症患者的过程中，荆州一医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在全市最先开展并推广“远程会诊”。多学科专家能通过网络实时查看隔离病房情况，让患者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还能降低医院感染风险。同时，“大数据”系统实时统计，能够分析疾病发生、发展规律，还能为周边地区基层医疗单位提供新冠肺炎的远程会诊和技术指导。
心理危机及时干预 既治“身病”也治“心病”
恐惧、绝望、孤独，这是重症患者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同样，战疫一线的白衣战士长时间工作在高强度、高负荷、高风险的环境下，也会产生焦虑、无助、疲惫等负面情绪。战胜疫情，既要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也要治疗“心病”。
“你们都让开，快点开门，快让我出去，我要回家……”2月15日下午，一医隔离病房里，一名中年男子痛哭流涕的哭喊，惊动了在场的医护人员。任凭大家怎么劝说，这名男子非要坚持出院回家。在几名医院保安的紧急介入下，男子虽然被控制，但情绪仍然失控，不停地叫骂。
“怎么回事?病人现在情况怎样?有没有医护人员受伤?”作为医院新冠肺炎患者心理干预专家组组长，谭小平立即带着几名精神科的心理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原来，该男子是一名确诊患者，刚刚接到家人打来的电话，告诉其父亲突然去世的消息，于是情绪激动地想回家，和老父亲见上“最后一面”。
“你先冷静一下。老人家去世了，我们也感到很难过。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没治好就回家，总要替家人着想吧?”谭小平的话，让患者渐渐冷静了下来。
荆州一医还是精神疾病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收治医院，共收治了4名患者。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都集中在一个单独的隔离病区。
一天，一名男患者突然暴躁起来，并多次试图冲出隔离病房。医护人员立即上前劝阻，可该男子不仅撕破了医护人员的防护服，还用头撞墙。谭小平得知后，组织医护人员为其注射镇静药物。待男子清醒后，医院心理专家及时跟进，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李培英：与很多只涉及产业发展，不能惠及甚至对民生带来负面影响的业务不同，彩虹鱼所从事的康复护理业务的发展集中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双重积极意义：
首先，康复行业能促进健康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促进产业升级，使医疗健康产业由产业链前端的急症医疗向产业链后端延伸，利用急症医疗的存量，发展产业链延伸段的增量。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上城区土地资源紧张，产业升级必须依赖于高端服务产业的发展。这里集中了杭州乃至浙江的优质急症医院，每年有近3000万的就医人流，但却缺乏急症之后的康复护理服务，导致人流资源没有充分发挥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依托优质的急症医疗资源和丰富的就医人流量，发展康复护理产业，上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具有对城市中心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示范作用。
其次，康复行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既包括医护、管理专业技术岗位，也包括康复治疗师、护理员、护工、康复工程技师等职业技术岗位。对于改善就业，促进传统低端人才职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养老是政府和社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形势。上城区是杭州人口密度最大，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区域。康复护理产业是养老产业发展最核心的技术支柱。康复护理是健康服务业体系中占比最大的板块，彩虹鱼推动康复护理产业发展，可以直接带动养老服务品质的提升。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养老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通过管理输出提高养老机构的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通过与政府PPP合作开展社区和家庭上门康复护理服务，可以真正实现老百姓居家养老的目标。
中国商人：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彩虹鱼康复护理院吗？
李培英：彩虹鱼康复护理院是以急症医疗后病人康复护理以及社区和家庭病人居家康复服务为主的医疗机构。医院曾被美国著名设计专业杂志 Interior Design （ID）专题报道，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医院”。医院充分考虑设计细节，环境、设施突出人性化、功能化与舒适性关怀，为患者提供贴心的就诊引导及高效的就诊流程，家庭病区的设计，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提供酒店式的餐饮客房服务。所有设施按照国际标准配备，拥有最人性化的温馨治疗环境和国际顶级康复设备。彩虹鱼康复护理院整合国内外顶尖的康复治疗和康复护理资源，致力于将国外先进的康复护理体系引入中国，为消费者提供完整连续的医疗服务。此外，杭州彩虹鱼康养护理站则侧重以康复护理院为技术依托，以居家养老、家庭上门康复护理和社区康复护理为主要服务内容。
中国商人：彩虹鱼在教育和科研方面也独树一帜，能介绍一下这两方面的大概情况吗？
李培英：彩虹鱼在构建康复服务体系之初，首先建立了人才孵化机制，成立了具有大专和本科学历教育资质的彩虹鱼康复护理学院和彩虹鱼培训学校，打造了源源不断的造血功能。2015―2016年，彩虹鱼在国际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6篇专业学术论文，其中2篇在SCI排名前10位的专业杂志。
中国商人：在您接触的客户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位？能给我们讲讲她与彩虹鱼的渊源和故事吗？
李培英：“宝妈”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海归，出色的设计师，业余时间组织史上最牛的TEDx演讲。“宝妈”是彩虹鱼的一位产后康复客户，这是她第一次当母亲，对于母亲的角色有着无限的期待，同时也对产后的生活有着各种各样的强烈诉求。像所有明星辣妈一样，“宝妈”希望产后仍然皮肤晶莹剔透，身材曼妙，要工作，要旅行，更要和先生永远甜甜蜜蜜。另外，她与先生（还有“宝爸”的妈）也在琢磨着二胎的事……
关键词：医疗记录片 叙事结构
近年来，国内各大电视台相继播出多部医疗纪录片，《生命缘》《人间世》等均以其真实、客观广受好评，引起行业内外对医患关系的审视和广泛探讨。无独有偶，2017年伊始，英国BBC播出了6集医疗纪录片《Hospital（医院）》，拍摄团队走入英国最大且最繁忙的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信托机构之一――帝国理工学院NHS医疗保健信托机构，记录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至关重要的抉择。
“你会如何选择？”
――主题明确 层层递进
在英国，急症服务由168家急症医院信托机构提供，帝国理工学院NHS医疗保健信托机构是其中最大的一家，拥有5家医院，每家医院专科各有所长，医疗设备尖端，汇集顶尖医学专家。但《医院》展示的主题并不是这些光鲜的一面，而是将镜头瞄准面对医疗资源不足时，医务人员的纠结与无奈。
圣玛丽医院是帝国理工学院NHS医疗保健信托机构最大的一家医院，也是伦敦4家创伤医疗中心之一，每天都治疗大量患者，包括择期手术患者和周边地区需急救的创伤患者。周一，患者Simon与妻子在这家医院等待做切除食管肿瘤手术，此前他已经有过因没有床位而取消手术的经历，若手术还不能进行，他将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正在此时，医院接到电话，救护车载着主动脉瘤破裂的Janice正赶往医院，急需手术。两名患者术后都需要重症监护室的床位，但床位只有一个。医务人员为了让他们都能够接受治疗，努力创造条件。然而最终只有Janice接受了手术，Simon的手术推迟到了第二天。
如果说第一集是“点”，介绍重症监护室的床位紧缺，第二集则由点及面，说明“等床位”已成为英国医生和患者的日常。接下来的镜头剥丝抽茧般呈现了床位紧缺对患者的影响、可能的原因、解决办法，更重要的是，展现医务人员在两难甚至多难之下，仍以患者利益为最大目的。
“无论患者来自白金汉宫还是公园躺椅，我们都会全力救治”
――细节呈现 事实说话
电视纪录片与电视剧最大的不同，在于纪录片运用新闻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客观地反映真人、真事、真情、真景。《医院》不仅真实，而且兼备艺术性，使得真实直指人心。
2016年寒冬，帝国理工学院NHS医疗保健信托机构年度最大型的手术即将进行，手术团队有13人，其中不乏各领域的顶尖专家从各地赶来，为了排出时间做这手术已经筹备了两个月。患者Peter有一个超大型主动脉瘤，随时有血管爆裂引起大出血的风险。
这样一项高精尖手术要开展，顶级专家却依然为给患者争取床位而焦头烂额。当时医院床位满员，符合出院指标的仅有两人：92岁双腿摔骨折的Dolly因要转去的社区医院没有床位而无法出院，流浪汉不懂英语，护士在确保其明白后续诊疗方案后才能让他出院。这两名患者的权益同样重要，Peter的手术不得不延期。正如片中一名护士所说：“无论患者来自白金汉宫还是公园躺椅，我们都会全力救治。”
虽然电视纪录片不应过多地依赖情绪渲染、气氛烘托等手段去营造浓厚的感彩，但《医院》仍通过客观纪实、白描等手法，抒发事实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情感。片中，Peter与妻子互相安慰的熟捻互动，等待一天床位的孤寂身影，即将上手术台前的紧张与期盼，都在镜头下完整呈现出来。
这样的细节描写贯穿全片，仅在需要介绍医院布局时，通过后期制作加入动画示意，极少用画外音叙述，让镜头的力量直观有力。
“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运气”
――设置悬念 环环相扣
《医院》采取多线叙事、多角度叙事的方式，让不同的主人公从各自的角度讲诉现行医疗体制下的感受，让观众全方位地了解医务人员工作背景及状态。
在叙事结构上，这部纪录片多数采用的是平行结构思维，版块之间保持平行并列的关系，版块之间既可以平行独立建构，又可以打碎进行交织处理。平行结构思维既保持了版块的相对独立性，又加强了版块之间的联系，使整部片子讲诉不同患者的故事仍然能保持较为完美的整体性。
如最后一集从多角度叙述了Elliot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过程。Elliot的肾脏只有5%的功能，他的妻子Jen希望能捐献自己的肾脏给他，但两人血型不合。在医生的介绍下，他们参与了英国活体肾脏共享计划。通过匹配，Jen将肾脏捐献出来，就能获得另一名需要肾脏的患者亲属的健康的肾脏。在此过程中，主治医师不仅圆满地完成手术，还多次在各类场所呼吁，若将来捐献者患肾脏疾病，应列入等待移植列表的较高权限。医、患、家属三方立场表露无遗。
《医院》通过叙事建构悬念，让纪录片曲折有致，激发受众进一步观看的欲望。这在讲诉Simon的故事时尤为突出。当他与妻子充满期冀地等待床位做手术时，不断穿插医务人员快节奏地飞奔各地点联系床位，铺设悬念“到底能不能找到床位？”当找到床位后被告知，情况更危急的患者Janice乘坐救护车在来医院的路上，若她到医院还活着，床位就归她，再设悬念“Simon能不能接受手术？”正如另一名患者等待床位时说的，“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运气，”将获得生的希望归结于运气，紧张的气氛让观众屏息等待故事的结果。
“我们也只是普通人”
――挖掘信息 深度追问
纪录片团队费尽心思讲好医疗故事，目的并不仅在于呈现医院里的人生百态，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将医疗体制内深层次的问题挖掘出来，引起重视，进而寻找解决方案。
第四集着重介绍了NHS体系治疗的非英国居民患者。NHS系统对于国内居民是免费的，而非国民则无法享受这一待遇，为此，医院设置了专门的岗位给国外患者讲解就诊收费事项。可是，由于医疗费用高昂，大部分国外患者无法支付，医务人员仍尽职尽责地治疗，一视同仁。来自尼日利亚的Priscilla在伦敦转机途中早产，生下的3胞胎都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治疗费用高达上百万英镑，Priscilla无法支付这一巨额医疗费，医务人员告诉她付费与否对于治疗没有影响。
2016年，帝国理工学院NHS医疗保健信托机构有400万英镑用于治疗非本国居民，仅收到160万英镑。医院管理者说，尽管这占用了我们大量的医疗资源，但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纪录片还揭示了人口老龄化带给NHS的压力，探讨新技术的开展实行日间手术缓解床位压力的可能性等。基于医院内发生的故事不断延伸话题的深度和广度，对我国医疗记录片，以及如何讲好医疗故事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看完这部纪录片，许多观众都表达了对医务人员崇敬，了解了医疗系统的局限性。正如这家医院管理者所言，“拍摄的这6周，你见到了最好的我们，也见过最坏的我们。但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们非常努力地试图做正确的事……说到底，我们也只是普通人，不是吗？”
参考文献：
[1]BBC Two： Hospital，（2017-03-03），https：//imperial.nhs.uk/about-us/bbctwohospital.
《中国医生》抗疫纪录片震撼故事的观后感
2月16日下午3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为新冠肺炎患者的第一个视频会诊正式开始。
“患者属新冠肺炎危重型，伴有急性脑梗塞和高血压。”安徽医科大学一附院高新院区副院长、医疗队领队张泓提出建议，诊疗不仅要关注肺炎，还必须有整体观念。
当时，这名92岁的患者，因“发热伴呼吸困难10余天，昏迷4小时”，已被收治进安徽医科大学一附院医疗队托管的危重症病区，病情不容乐观。
诊疗方案确定后，历经多小时连续抢救，到2月17日下午，这名高龄患者终于转危为安，血氧饱和度稳定在95%以上，各项指标明显好转。
与“疫”魔抗争，同生死竞速。一个多月来，像这样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安徽医疗队支援的病区每天都在打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安徽先后派出8批次医疗队1305人驰援湖北，他们入驻在5家医院、4个方舱医院。
截至3月9日，医疗队服务2508名患者，其中危重患者317名，累计治愈出院832人。除日常工作之外，医疗队还负责巡诊社区及隔离点患者、培训医护人员，目前共巡诊12个社区及隔离点，指导排查1000多名患者，培训当地医护人员4046人。
“第一批医疗队在进驻武汉太康医院时，条件非常艰苦。”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党委副书记邵东华介绍，在没有缓冲区、隔离带，甚至连速干手消毒剂都缺乏的情况下，医疗队克服困难，开设重症医学科，解决了东西湖区重症患者集中救治问题。
为推动援救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安徽医疗队及时总结，巩固成果，专门研究制定出“医疗队工作手册”，将党建工作、应急处理、物资分配、工作值班、后勤保障等工作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
“更重要的是，细化了医疗队员在一线工作生活中的相关防护措施，为援救工作加了一把安全锁。”邵东华说，后续医疗队整建制接管的医院病区，成功救治多名危重症患者，接管的方舱医院共计服务舱位近1000张，无病人死亡、无医护人员感染。
为加大救治力度，安徽第一批医疗队率先在接管的病区中使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疗。“通过观察近100例新冠肺炎患者，分析发现住院患者以痰湿阻肺、痰热蕴肺两型为主。”医疗队成员、六安市中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士安及专家团队，为住院患者制定了处方，在接管病区97%的患者中使用了中药汤剂治疗。“在近1个月时间里，接管协和东西湖区医院的3个病区，收治病人180多人，好转出院约160余人，其中重症转为轻症达80%，危重症转为重症达70%。”
危难险重中，也不忘暖心互助。疫情当前，口罩和防护服是白衣战士的战甲，但在关键时刻，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阜阳市颍上县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刘玲却脱下自己的防护服，给年轻的队友换上。
2月6日，是刘玲进入隔离病房工作的第八天。就在她准备换上防护服进入病区时，抬头看见一个年轻护士，“他已经穿上隔离衣，正准备套防护服，但他的防护服质量一般，防护效果可能不好。”得知他还要在隔离病区近距离护理患者6小时以上，刘玲没有多想，便脱下自己的防护服塞给他，“你先穿我的，我今天查房只需要在里面待两三个小时，把你的防护服换给我”。
同行队员问刘玲，怎么舍得把自己的“护身装备”换给别人，刘玲说：“大家都同在抗疫一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个年轻护士，在我眼里就是弟弟，应该的!”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近日，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党组织收到一封特殊的请战书，这是一批“80后”“90后”白衣战士们的请战书。“作为首批医疗队队员，我们已经在武汉奋战了一个多月，目前仍有患者需要治疗，我们请愿继续坚守疫情一线，坚守到最后一名患者出院，请组织批准。”请战书字字恳切，印在名字上的红手印，是这些年轻白衣天使的心声，更是他们必胜的决心。
《中国医生》抗疫纪录片震撼故事的观后感
2月9日，泰安市中心医院第三批驰援湖北医疗队到达湖北省黄冈市，战“疫”已经打响，时刻准备战斗。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更迅速地穿脱隔离服，更好地投入战“疫”，队员们做了同一件事：理发。急诊科主任医师张利与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薛建峰两人互相帮忙剃光了头发，轻装投入到抗“疫”一线。
“头发剃了以后还会长，剃光了干净利落。”2月8日，正在值夜班的张利处理病人时，突然接到医务部通知自己入选驰援湖北医疗队，八点下夜班后，东西都来不及准备，中午12点就匆匆出发了。“紧急集合，所以也没来得及理发。主要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尽可能减少感染发生的可能，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保护大家，因为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不论谁感染了，都会拖累这个团队，给组织添麻烦，影响正规团队运作，影响医院安排计划等等。疫情一日不除，长发一日不留!”张利说。
薛建峰也表示，“入驻病房后，势必迎来高强度的紧张工作，头发一定没时间再打理，剃光头，省事儿!在疫情面前，这些都是小事，重要的是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早日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
不光两位男同志轻装上阵，老年科主管护师尹凤也毅然剪短了自己的头发，她说，只要疫情控制，美不美不重要。为了“战斗”需要，再多困难她们都能克服。
《中国医生》抗疫纪录片震撼故事的观后感
2月3日10点，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第一批进驻发热门诊的四名医护人员，陆续从发热门诊的员工通道走出。他们刚刚结束14天的轮值，虽然有些疲惫，但看到在外面等候的同事，还是微微露出了笑容。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在全院范围内抽调骨干人员，实行“两医两护”制度。1月22日，第一批进驻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在开始轮值。第一梯队的孟凡鲁是第一个进入发热门诊的医师。
“大年三十是我的第一个班，值了24小时。当时正好是全国的疫情处于严重的时候，发热门诊白天的接诊数量在20多个，晚上也有十几个。” 孟凡鲁告诉记者，因为要穿防护服工作，穿脱困难，同时为了节约医疗资源，他们一般只吃主食，不喝水、不喝粥。
这一技术突破，使全球含砷饮用水及含砷工业废水中彻底消除砷成为可能。
这是25年以来，第一个通过此项认证的技术和产品。
“这是对中国医科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历时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的最好肯定，对于全球超过两亿还在饮用高砷水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环境与慢性病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儿基会砷中毒领域顾问孙贵范表示。
“NSF这种认证甚至可以说是很严酷。”微鼻滤料的创始人、夏威夷大学教授董良杰介绍说，NSF认证历时一年，在各地现场测试就耗时半年。不仅经过同行评议、权威机构认证，也是各地问题的现场解决，可重复，而且能够实现产业化。
凸显的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医科大学教授郑全美，这些年专注于地方性砷、氟中毒的发病及临床防治工作，她在一些砷中毒病区调查时发现，由于长期饮用砷含量较高的地下水，一些村民的身体已经出现初步病状，但他们自己并不知情。
“这已经是癌症症状了，严重的，整个内脏也该有癌变了。”指着会现场展示的一些严重砷中毒患者的图片，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地方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孙殿军表示。但对于砷中毒，当前并没有特效药。
20世纪90年代，孟加拉国爆发全国性因饮用地下水造成的慢性砷中毒。当消息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后，引起全世界的惊骇。在印度、中国、智利和其他国家也陆续发现砷中毒病区和污染区。
此后，砷的深度理技术和产品研发是多年来全球科学家研究的一项重点课题。
砷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类金属元素，主要与含硫的岩石和矿物结合。在某些特殊地质、地貌、气候和水文条件下，含砷矿物发生溶解，将砷元素释放进入地下含水层，导致地下饮用水的天然砷污染。
孙贵范介绍，几乎所有砷污染均来源于打井抽取地下水作为饮用水而发生。依据水砷浓度的不同，人们会在饮用后短短几个月乃至长达数年不等的时间里出现明显中毒症状，损害人体多器官和系统。
国际癌症组织（IARC）将无机砷列为人类第一类致癌物，美国毒物和疾病登记署（ATSDR）一直将砷列为危害人体健康的化学品毒物的首位。
十年磨一剑
工业对含砷废水的处理标准是每升不超过0.5毫克，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公共饮用水的最高砷允许浓度每升不超过0.01毫克。
在美国几个大型课题的支持下，2006年，砷吸附技术和材料在夏威夷大学被董良杰团队初步研发成功，当时主要针对美国工业的砷排放。
中国有那么多砷污染地区，能否把材料进一步研发，用到天然地下水砷污染造成的饮用水的除砷，而不只是针对工业。2006年，董良杰携带专利回国，寻找合作者，卫生部向他推荐了孙贵范，合作就此开始。
“我们俩的学科交叉。董良杰团队研发材料，在实验室先测试，我的团队拿着他们研发的材料到全国砷中毒现场的老百姓家去验证。”孙贵范介绍说。2006年做到2015年，恰恰十年。经无数次修改材料的配方和制备条件，终于获得成功。
孙贵范团队研究全国砷中毒问题近20年，有全国50万口井水的检测资料，2013年美国《科学》杂志就他在砷污染方面的研究曾发表封面文章。
此次NSF认证的这一技术和材料，经过孙贵范团队在我国山西、内蒙古、甘肃、云南、湖南等多省区砷中毒病区和污染区现场验证。
孙贵范发现，该材料克服了不同地质条件和不同水质化学元素组成的影响，在各种实际砷污染现场均获得高效吸附不同价态砷的效果，且不造成二次污染。当应用于工业废水处理时，该材料不但吸附砷，还可高效吸附铅、汞、镉等重金属。
同时，该材料使用简便、实用，不耗能、不用电，也不用压力和化学的方式，吸附砷更为彻底和有效。
饮用水安全行在路上
中国是全世界地方病砷中毒的一个比较大的病区，孙殿军介绍，这些年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很重视，主要措施是寻找低砷水源，搞改水工程。“十二五”期间，在砷中毒地区此类改水工程基本全覆盖，造价非常高。
“此技术对消除重金属对我国饮用水的影响是一个有力补充，尤其是对我国偏远地区，缺乏低砷水源的地区，不适合建集中供水的地区。它不仅除砷，也有其他作用，应该推广。” 孙殿军说。
NSF主任Rick Andrew提醒，如果消费者使用井水，在一个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水中砷浓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所在省市县的环境质量部门或供水系统的市政部门有具有检测资质的实验室名单。
一方面老百姓需要认识到砷中毒对健康的危害，另一方面，孙殿军也希望产品价格能便宜些，以便为老百姓所接受。
对于生的依恋，让一部分富裕的癌症患者选择了海外就医之路。
61岁的邓和（化名），在两年前因连续多日咳嗽、胸闷去医院，按肺炎治疗一个月后，不见好，声音也变得嘶哑，医生这时候考虑可疑肺癌，建议他做病理检查。
经过几次活检，还没有穿刺到肿瘤细胞，医生不能完全确诊。等待“宣判”的过程中，邓和焦虑担心，十分痛苦。最终得到了病理诊断：肺腺癌，伴淋巴结转移、肾上腺转移，属于四期肺癌，预后非常不乐观。
随后的一次化疗的痛苦经历和就诊过程中遭遇的各种不顺，让邓和与妻子动了去美国就医的念头。
像邓和这样，选择去海外就医的中国患者逐渐增多。一家海外就医中介机构介绍，它的客户大部分都在国内看过四家以上的医院。癌症患者的就医路径通常是在属地医院发现患病;继而到省城或市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或治疗;再到一线城市的著名肿瘤医院。到海外看病，是国内患者求医所能触及的最高峰。
海外就医的绝大多数是癌症患者。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以及能够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富裕家境。 治疗中的信任和关怀
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邓和去往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诊，这是美国最好的癌症研究和治疗机构之一。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接受了详细的检查，重新进行了病理评估和基因检测。他的主诊医生判断，声音嘶哑是肿瘤侵袭喉返神经造成的，接下来可能会影响饮水和进食，容易造成呛咳，强烈建议耳鼻喉专家进入治疗团队。
邓和的CT复查结果显示，病灶略微缩小，说明国内的治疗已经起效。主诊医生决定继续同样的化疗方案。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医生还建议在化疗期间口服叶酸，以减轻副作用，并详细指导他饮水和进食的方式，避免出现呛咳。
国内一些著名的三甲医院治疗癌症的临床水平不比国外差，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越国外同行，如肿瘤切除手术。
“癌症患者数量庞大，大医院的医生有更多诊疗机会，能积累临床经验。”新里程医院集团CEO林杨林对《财经》记者说。
这样的资质，却比不上美国医护人员所做的那些细节来得贴心。这也正是众多患者在国内就医的直接印象，国内医生在诊断治疗中的精准化程度不够，轻者导致患者就医体验不好，重者有可能影响到治疗方案和治疗效果。
王宪也先后在中美两国治疗肺癌。在国内时，他和家人带着厚厚的病例和影像资料，在医院的内科、外科、影像科、病理科、放疗科之间来回奔波，每位医生留给他的交流时间不足5分钟，即便对医疗方案的解释，也仅几分钟，这让他很不踏实。
最终，王宪选择到美国就医，门诊看病时间长达1个半小时，一半时间是医生在阐述疾病治疗方案，另一半的时间医生让王宪自由提问。
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危及生命，中国的医患交流时间少得可怜。从看病历、问诊、诊断、提供治疗方案这一套程序，^区几分钟。
“中国的肿瘤科医生是世界上最忙的，他们连吃饭和上洗手间的时间都很紧张，无法像美国同行那样做到精细。”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告诉《财经》记者。
罹患胰腺癌的吴寒，曾深深恐惧化疗。化疗药物摧毁癌细胞的同时，大量正常细胞也会被一起消灭，患者身体的正常运转受到干扰，会出现恶心呕吐、没有食欲、手脚麻木，以及头发脱落等不良反应。
然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吴寒的主诊医生告诉她，会根据她的年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用药剂量，同时耐心地向她介绍化疗方案中各种药物的作用和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还给她应用多种药物来减轻不良反应的发生，这样一来被国内患者视为“生不如死”的化疗，对吴寒的正常生活几乎没多大影响。
化疗在美国的门诊就能做，接受化疗的患者往往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很多美国患者在化疗后，直接开车去上班。
邓和的主诊医生也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以使治疗过程舒适，最大限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在美国进行四个周期的化疗后，邓和的影像复查结果显示，肺部的肿瘤大为缩小，而肾上腺上的肿瘤没有变化。主诊医生对国内肾上腺转移的诊断产生了怀疑，让邓和重新做肾上腺穿刺，活检证实为良性结节，并非肾上腺转移癌。
据此，主诊医生调整后续治疗方案，采用单药化疗，并同步对肺部放疗。这意味着邓和的肿瘤分期其实更早，相应地，预后结果也会更好。
最令患者焦虑的是，国内医生一般简单说明治疗方案，然后等患者自己来作决定。而医生和癌症患者共同对治疗方案作出决策，这在欧美是医疗的常态。
医生会详细告知癌症患者治疗方案的疗效、益处以及风险，而患者可以向医生倾诉自己对病症和相关风险的看法、疑虑，乃至个人的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职业等社会背景。最后，在医生的引导下，医患共同对医疗过程中的诊治问题加以解决。显然，这样的治疗环节更为合理。
在癌症医疗决策上，美国医院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多学科会诊评估。其核心是癌症的治疗完全以患者为中心，由多学科的专家根据每一个患者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全面的治疗方案。
邓和深感多学科会诊的好处，一个由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放疗医生、基因专家、营养专家等组成的医疗团队围绕着他。根据他的病情，进行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而且随着治疗进展，多学科专家还会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决定继续还是调整方案。
国内有医院在尝试癌症患者的多学科会诊，但在林杨林看来，癌症患者数量过于庞大，且都往三甲医院聚集，优质医疗资源太紧张，使国内一些医院的多学科会诊心有余而力不足。 降低海外医疗门槛
并不是每个有经济能力的患者都能获得去美国看病的机会，有时在预约时就会被拒绝，当美国医生看到发送来的患者病例，认同国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时，会建议他们不要去美国。
这是因为美国医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则，毕竟中美之间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像邓和这样到美国看病的患者，会经历两个过程，评估阶段和治疗阶段。在评估阶段，与一个多学科的专家团队做交流和检查，包括病理检查和基因检测，然后专家团队制定一个确切的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这是对病人最有价值的阶段。”蔡强说，通常这一阶段需要两周的时间，花费约10万元人民币，很多患者是可以接受的。
之后，美国医生会和患者贤ǎ如果治疗方案在中国完全可以实施，通常建议患者回到国内进行治疗，这样除亲属陪护方便，医保还可以报销一部分，以减轻负担。
只选择去海外进行病情评估和会诊，这相当于患者既享受到海外医疗的部分好处，花费也不高。不过，患者的体验感可能降低。
但对从事海外医疗的主流中介体系而言，这是扩大目标客户群体的一个机会，可以解决当下业内“讲故事的成分，远远大于实际去海外看病的人数”的症结。
“很多知名的跨境医疗机构每年的客户人数都是以百为单位，一些小的机构甚至是个位数。”林杨林说。
根据盛诺一家的统计，国内赴美重症治疗的患者，2012年-2015年间，从不足1000人增长至约3000人，2016年估计突破5000人。癌症患者平均的治疗费用为100万-150万元。
通过互联网或者地推来挖掘客户，难度很大，需要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并让客户产生信任。毕竟对客户来说，不仅花费不菲，且生死攸关。
在林杨林看来，除了让患者走出去，开发远程视频会诊方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降低费用，也免去患者舟车劳顿。然而，全球医生远程会诊这事，不是中介机构能够开展的，中介只能提供咨询服务，无法进行具有诊断意义的远程会诊，想做这事，还得依托于国内的医院积极参与进来。 新药决定生死距离
抗癌新药滞后，也是部分癌症患者选择海外就医的原动力。
绝大多数抗癌新药都是欧美制药公司研发的，由于监管等因素，这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往往滞后数年。
国外抗癌新药进入中国大陆前，需要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审批，要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这样一来，抗癌新药进入大陆的时间，往往比香港和澳门还要晚四五年。
这段滞后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如肺癌第三代靶向药在欧美已经上市一年多，大陆地区还是第一代靶向药雄踞市场。
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使用某种靶向药物一段时间后，体内的癌细胞会产生耐药性，使疗效明显下降，这时就要考虑换药了，市场上如果仅有一代药，意味着产生耐药性的患者无药可医。
前列腺癌，是全球范围内男性中第二位最常见的癌症，在中国男性发病率中排名第六位。用于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泽珂，2016年在中国大陆获批上市，此前，不少病人只能辗转去海外或者香港的药房购买。
有些药物在欧美价格高昂，免疫治疗药物更是非常昂贵，每年的药费在15万美元以上，于是一些中国患者另辟蹊径，不惜去印度购买便宜的仿制药，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被医学界看好的癌症免疫疗法CAR-T，未来一旦上市，花费会更高，绝大多数患者家庭根本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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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0 10:2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