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10: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国民经济的增长,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如果考虑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又按人口平均增加的产品数量和服务数量来计算。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经济增长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表现为一国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在人口和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说经济增长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最简单最明了的定义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增加。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或只有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现实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相适应。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当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这一时期的投资量、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关系。即投资量和劳动量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就越多。反之亦然。
经济发展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持续高级化及其人均实际福利不断提高的过程。包括国民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与投入产出对比、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改善及提高等。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的内涵比较广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或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同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且稳定地增长,充分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国民财富的增加。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机制不断建全,国民福利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人和各种生态环境自然、协调、和谐,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备,国民工作稳定、生活安逸、心情舒畅,享有极高的满意程度和安全感。三是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如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劳动者在其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得到提升。各类客体投资要素如资本、物质资源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充分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增长。四是经济结构科学、合理,呈现持续向高级化演进的过程,包括国民经济和企业生产的组织制度性结构、产业经济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社会产品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等。五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合理,财富分配充分体现社会平等,不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居民个人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渐缩小,社会各领域及其国民生活呈现和谐状况,没有严重的或普遍的对抗行为和现象。六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相适应,
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保护三者之间呈现良性循环与相互促进状况,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小,并且有能力快速消除由经济增长给社会和环境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七是人文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社会陋习在经济发展过程逐步革除,而陈旧观念则得以更新。人的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产生和形成新的人文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思想。八是经济运行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相适应,并在不断调整过程趋于完善。政府职能定位准确,政府行为适当、规范,对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有效、有序,并且其管理能力不断得以增强,对经济运行的调制能力、综合平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等等。
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经济增长仅仅是指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收入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了产品和劳务产出的增加即经济增长,还包含了伴随着由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人文质素、国民福利、劳动就业等结构的变化和进步。同时,经济增长又是一个单纯的数量概念,是从“量”的角度来衡量与评价一国经济发展状况,但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所着重研究的经济增长或其高增长率并不能真正体现和说明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而经济发展则刚好能回答这个问题。与经济增长相比,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和“量”相统一的综合性概念,是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反映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包含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国民生活质量、一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状况和进步等。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说明经济发展了。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是GDP,而GDP增长快慢的本身不能说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如,A、B两个国家都生产钢材,A国每生产1吨钢材需要投入2 吨煤作为燃料,而B国每生产1吨同样的纲材只需投入1吨煤,如果单纯从从GDP或经济增长角度来说,A国的GDP等于1吨钢材加上2吨煤,而B国的 GDP为1吨钢材加上1吨煤。从表面上看,A国的GDP或经济增长大于B国,但是实际上是A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B国。也就是说A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来推动的,而B国的经济增长则侧重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显然,B国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优于A国。
虽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其区别,其侧重点及其经济学意义也不同,但两者又有其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既包含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则内涵于经济发展之中,是经济发展的一分部份,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手段。因此,经济发展不能脱离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而是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可见,经济发展及其过程是经济增长与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但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只有那些经过质态升级和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进步。如果只是单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无意义的,这种增长其实只是有经济增长而无经济发展罢了。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各个角度设计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于判断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均国民人均收入状况、一国文盲率的高低、国民平均寿命的长短、人均每天蛋白质消耗量的多少、医生在千人中的比例如何、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变化等等,极大的丰富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内涵。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因此,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首先,是制度变革。制度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社会准则。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也提供经济激励,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内容。对于我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化动力应该是综合性的。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劳动力资源又包涵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统一,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本是劳动力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口反过来约束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同时,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要求资本的增加数量要大于人口的增加量,即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只有实现人均资本量的增加,才能实现人均经济产出的增加,从而实现人均国民财富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要求投入大量的资本,这时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此后,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而取代资本作用的是技术进步。但是也有许多事实证明,大凡储蓄高、资本雄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是较高的。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国情,资本积累和投资仍是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力,只不过我国目前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的应该是投资结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如何优化投资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投资效率问题。 再次,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其重点是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于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说,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现在已达到80%以上。应该努力加快我国技术进步进程,通过技术进步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加速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基础。
因此,对我国来说,应该努力完善制度、开发资源、加速技术进步,激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两者也不是对立或矛盾的,而是有着更多的联系,也有多种组合模式,如“高增长、高发展”、“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等。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高增长、高发展”模式了。我们应当避开“高增长、低发展”怪圈,警惕掉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吃人陷阱,力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最佳组合,即在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低耗、高效、适度、效益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且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荣华主编《西方经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一、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
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不仅为工业生产提高能源动力、能源产品和能源科技,而且为工业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保障和改革创新,避免工业经济增长对工业能源形成过分依赖。现代工业发展要求工业能源利用创新来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的电气化、机械化和能源的均衡利用是实现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关键。
作者：金维祥 单位：包钢(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所实现的增长。总产出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但是，由于GDP只是衡量总产出的概念，并不包含伴随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含义更广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现代化演进过程。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过程而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 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量的增加和扩张， 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 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 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无论从字面含义、还是深层含义都是有联系的，这点不难理解。只是二者的区别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有人干脆就会混为一团，不加区别。普通人不知二者区别或干脆认为二者可互相代替，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国内经济主管部门人员、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也没有一点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恐怕就使区域经济甚至国家经济陷入只追求增长，而没有了发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能离开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失调、经济大起大落和社会不公及社会剧烈动荡。使企业陷入蛮干，导致社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倒退，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受害者的命运。
掌握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的区别，刻不容缓。20世纪50-60年代前，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60年代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若干国家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未得到相应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况仍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增长与发展分为两个问题。增长研究发达国家长期中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问题，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发达的问题。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渐从世界角度来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涉及物质增长，而且涉及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演变。既着眼于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还着重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改进。同时又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进化过程。
首先，二者是“量变”和“质变”的不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财富“量”的变化，经济发展则是“质变”。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社会财富在数量上的变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增量与上年所实现的经济总量的比率，即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再次，二者相互作用不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如果有些政府官员为了夸耀、突显个人政绩，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置生态环境于不顾或者根本没有环境保护意识，不但经济不会发展，严重的会导致社会退步。相反，如果经济发展了，必然已经产生了经济的增长，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保证。
近十年来，我国17个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受到了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我们对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推动资源型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
（一）经济变量的特征分析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一，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增速均快于全国水平。我国17个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我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17各地区年均增长率超过20%的地区有4个（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增长率最慢的黑龙江省的年均增长率为14.24%，如图1所示（17个资源型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与全国GDP年均增长率对比）。从人均GDP的增速看，17各地区年均增长率为16.8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其中内蒙古的人均GDP的增长率最高，为23.37%，云南的人均GDP的增长率最低，为13.99% ，如图2（17个资源型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与全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对比）所示。
第二，资源型地区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近些年来，我国的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然而17各地区的区域间发展差异表现显著，地区GDP增长率高于地区GDP平均值的地区只有5个（山东、安徽、河南、辽宁及四川各省）。此外，宁夏自治区是地区GDP 总量最低一个区域，该地区的产出只相当于资源型地区GDP均值的12.4%，而山东省是GDP增长最快的区域，该地区的产出是资源型地区GDP均值的3.26倍，由此可见，我国17个资源型地区的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第三，第二产业对地区GDP的贡献率偏高、第二产业偏重。资源型地区三次产业分布不合理，第二产业的产出对地区GDP 的贡献率均在40%以上，山西省最高，达到56%，最低的贵州省也达到了40.3%，这说明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偏高，这些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煤炭业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产出对区域GDP的贡献率均在35%左右，并且，近十年来没有显著的变化，这说明资源型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第一产业的贡献率维持在15%—20%的水平，多年来不仅没有提高且有下降趋势明显。由此可见，我国的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二、三、一的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型产业增长，但是，这样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有必要探索有效地经济发展方式以便于获得经济增长的持久性驱动力。
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的17个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领跑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这些地区存在着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单一且偏重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就业率偏低、生产要素投入比例不合理等问题，导致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因此，探索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影响因素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二）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可分为粗放式和集约式增长特征，下面通过实证分析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主演方式。
图5 TFP增长率走势图
综上所述，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粗放式增长，即经济增长依赖于要素的高投入，但是要素的使用效率以及技术水平却没有相对提高，反而随着要素的投入增加有所下将，导致经济产出与要素投入成反比。此外，资源型地区的高产出是以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的条件下，目前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粗放式的要素支撑型的增长转变为技术支撑型的内涵式增长。
二、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表明，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是粗放式增长方式，相对于集约型经济增长，其弊端表现为：一方面对能源的过度开采使得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环境的污染导致环境的承载能力急速下降；另一方面粗放式经济增长条件下的资源使用效率低下，造成资源供给不足问题突显。因此，探索高效、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显得尤为突出。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的替代导致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随之改变。经济发展初期，注重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对资源的开采、使用高度依赖，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经济增长的成长期，注重资本的原始积累，因此投入大量的机器设备代替手工操作，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为重化工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为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期，注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全社会大量进行研发活动，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个阶段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这个阶段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主导产业为信息通讯产业。见下表：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阶段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处于重化工业向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阶段过渡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随之由资本、劳动的大量投入向技术进步转变，产业结构也必将进行调整。
2000年以来，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依赖于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大力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在技术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要想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只能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进入到经济快速发展期后，那种粗放式经济发展不仅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效率低等问题，而且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重化工业等第二产业偏重，农业及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产业间发展的不协调反过来有影响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因此，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探索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这种产业形式不仅依托第二产业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同时带动了相关产业（服务业、中介也、法律咨询等）的发展，那么，只有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能够实现服务与制造业的一体化发展，通过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实现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从而使资源型地区的资源型产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三、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影响制约因素及政策措施
资源型地区依托于丰富的矿产、煤炭、天然气、油等资源发展本地工业，但是大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生产的产品附加价值低，且对环境破坏较为严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型地区的这些诸如产业结构单一、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外部环境脆弱等等因素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将逐渐得以体现，一些学者已经发现，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并不能够带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由于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阻碍资源型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即所谓的资源诅咒现象。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世界各国的资源丰裕程度与其经济发展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从资源的比较优势当中获益而加速经济增长，反而容易陷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导致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甚至衰退。导致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生产要素的制约
首先，资源相对匮乏。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在重化工业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大量不断地增加，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支撑着制造业的产出，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然而，经过多年的开采、使用，资源相对匮乏的现象突显，资源的约束越来越显著，这已经阻碍了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同时带来了生态问题及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的学者研究表明，如徐康宁、韩剑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这也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证明了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资源型地区的发展速度普遍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 。再如邵帅、齐中英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 。
其次，忽视人力资本的培养。由于我国资源型地区处于工业化的成长期，注重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分偏重物质资本积累，忽视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长期以来，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明显偏低，一般劳动力大量过剩与人力资本短缺现象并存，阻碍了区域经济质量的提高。
再次，技术进步迟缓。从整体看，我国产业发展不平衡且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从区域看，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依靠数量的扩张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落后的技术水平不仅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而且阻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型地区的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过程中，技术进步将成为关键性要素，无论是原有地资源型产业的升级还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都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所以，技术进步是制约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产业结构制约
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失衡并存。轻工业及重工业结构不合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结构性经济过剩、消费需求的“结构转换缺口”等等。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关键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消除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探索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如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密集型、进而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换；市场化进程中企业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调整；产业整体上实现技术水平升级问题，等等。
（三）推进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资源型地区经济成长的区域创新系统。
区域创新平台的搭建是地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区域创新活动中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形式为发展提供条件；产业的地理集中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专业化分工、人才培养、学习效应等似乎区域创新实现的途径。地区产业特别是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网络系统是一个跨越多个部门、机构的经济，如研究和教育机构、技术服务中心、金融服务、生产者协会、地方龙头企业和专门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等，他们相互信任、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区域创新。
第二，营造有利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通过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的成长，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先，必须营造有利于区域产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降低产业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其次，通过制定具有约束或激励条件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有利于区域产业发展的实施机制，从而使制度功能与绩效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消费 出口 投资 经济增长
一、引言
江苏是我国经济发达省份，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省域内经济发展又存在较大的地区不平衡性。2011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人均GDP分别为61823、33735和19555元，苏南地区人均GDP是苏北地区的3.16倍。从地级市层面看，这种差异表现得更加显著，2011年江苏经济最发达的苏州人均GDP为106863元，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宿迁仅为12289元，前者是后者的8.7倍之多。由于江苏各市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差异，具有发达地区经济增速较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的特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将一直处于发散态势，只有积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缩小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理论及文献回顾
消费、出口和投资从需求方面共同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其中，消费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消费的机理表明，消费运行的良莠，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功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投资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但从长久来看，投资如果得不到消费导向和支持，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谈不上有效率。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
出口增加意味着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国需求增加，从而导致产出增加；出口增加会推动出口产品生产专业化，增加出口部门生产力，使资源从相对无效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出口部门，这种生产力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会带来规模经济的扩张，有助于经济增长；出口增加可以增加外汇，使出口国可以购买更多进口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产出扩大的需要；出口也有利于高新技术的引进，获取“干中学”的收益以及更好的管理能力，从而通过刺激经济中的技术溢出来增加产出。出口的增加不仅可以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且可能通过带动投资的增加，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否则，就难以解释出口下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巨大影响。
消费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现有文献中，单独就两者之一进行研究的文献不胜枚举，而将消费与出口两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在使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结论上存在很大差别。李占风等（2009）利用联立方程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影响，而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影响逐渐增强。卢万青等（2010）在VAR模型的基础上，用同样的方法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出口波动会通过影响投资、消费而放大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短期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而长期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
在众多文献中，对江苏市际经济作比较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吴康等（2007）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江苏沿江8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并得出结论，同属沿江发达地区的8个地级市，其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差距依然比较显著。叶依广等（2002）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苏省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综合分析，并重点比较了苏北与苏南的薄弱之处和影响因素，认为应该江苏各中心城市实力存在较大差异性，各城市应结合本城市的特点，分别有针对性地采取增强私企实力、扩大对外开放等策略。
与以上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在于将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差异性，为江苏各级政府更有效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三、江苏13市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实证分析
鉴于江苏省宿迁市成立于1996年，本文采用1996～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文中，GDP是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本文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变量；CON为我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它将作为消费变量；EX为出口额，将它作为出口变量；INV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它将作为投资变量。以上数据来自于1997～2011年《江苏统计年鉴》。出口额在统计年鉴中是以美元为单位，我们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度平均人民币汇率，将其转化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出口额，同时将地区生产总值、出口及消费的现价数据用以1996年为100的定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物价调整，得到可比数据以消除物价上涨的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则使用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另外，本文对经过以上处理的数据再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同时也使序列更易平稳。在模型形式上，本文选择最简单模型――线性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江苏13市经济增长对消费及出口等变量回归结果
注：（1）根据1997～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回归得出；（2）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统计量；（3）a、b、c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1、0.05与0.10。
由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消费、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13个地级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性，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1）消费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极为显著。除无锡与连云港两市达到0.10的显著性水平外，江苏其余11市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均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2）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较大。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有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而其余7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使0.10的显著性水平也未达到。另外，各市出口对经济增长回归结果的符号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在13市中有9市的符号为正，其余4市符号为负，说明从统计学上来说，出口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3）固定资产投资对江苏大多数地级市县级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仅有连云港与南京两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分别达到0.05与0.10显著性水平外，其余各市均不显著。这说明从统计学角度分析，江苏绝大多数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并没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江苏各市消费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江苏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一）消费对江苏各市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但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存在较大差异
江苏13个地级市消费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江苏各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将提高消费需求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政策。消费是社会生产的终点，是社会生产的目的，同时又是社会生产的起点，增加消费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决定消费需求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水平。近年来，江苏各市的财政收入增速远远地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小于消费。各市可采取减税、发放消费补贴等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
在江苏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影响的同时，各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却表现出较大差异。笔者将各市边际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后发现，13市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3个市依次为盐城、淮安与徐州，而消费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小的3个市为无锡、苏州、常州。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明显呈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大，而经济发达地区则较小的特点。江苏省内相对落后地区，更应该将增加本地区居民消费作为促进本地经济追赶苏南、苏中地区的重要手段。
（二）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差异性较大，多数地级市通过应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来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江苏13个市中，有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其中苏南5个市均名列其中，其余的市中仅有宿迁的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将影响显著的6个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排序，最大的为常州，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为0.3506，而边际贡献最小的镇江为0.0812。除了这6个市外，江苏其余各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笔者进一步挖掘数据后发现，出口对各市经济增长影响的较大差异性与各市的出口商品种类与结构有关。总的来说，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更显著，边际贡献更大。因此，各市应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以增强本地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江苏省在外贸及投资方面应采取向苏中、苏北地区倾斜政策。要有效缩小江苏的区域差距，就必须给予落后地区更优惠的外贸与投资政策，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高科技企业到苏中、苏北等相对落后的地区投资，通过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来提高落后区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缩小与发达的苏南地区经济差距。
出口与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要求江苏各市应根据本市的具体特点，有的放矢地制定经济发展策略，以更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同时省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增长因素对各市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在制定刺激消费、出口与投资政策时，对各市采取差异性策略，促进各市经济谐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龚云腾.2007：江苏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5）
[2]李占风，袁知英.2009：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
关键词：寿险业；经济增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由于使用方法和数据不同，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尚缺乏统一的实证研究结果。肖文、谢文武（2000），栾存存（2004），饶晓辉、钟正生（2005），胡宏兵（2007），钱珍（2008）等运用VAR或ECM方法实证分析保费收入与GDP的关系，得出了经济增长推动了保险发展，但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显著的结论[1-5]。任燕燕、徐晓艳（2008）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的作用远大于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对作用大小进行了量化[6]。张连刚、李兴蓉（2008），张淑英（2008），高树棠、周雪梅（2009）等分别利用成都市、河北省、甘肃省数据，实证得出了保险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7-9]。张颖（2010）的实证结果显示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影响[10]。张风科（2011）利用VEC模型研究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为保险业发展和消费增长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保险业发展有利于消费增长，而消费增长对保险业的影响较小[11]。以上都是针对整个保险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单独验证寿险业或财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少。卓志（2001）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保费增长的收入弹性较大，GDP增长是影响中国寿险消费的重要因素[12]。谢利人（2006）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对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财产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人身保险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13]。李明（2010）以新疆1980—2008年的财费保费、人身险保费和GDP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短期内经济增长是财险和人身险发展的单向Granger原因，从长期来看，寿险的增长可能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14]。张玉凯（2012）利用2000—2010年季度寿险保费和GDP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为GDP是寿险保费的Granger原因，寿险保费并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15]。
发达国家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一般都比发展中国家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寿险业的影响。同时，经济发展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寿险业的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刺激了寿险业的发展。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其经济增长相对趋缓，发达经济体寿险业的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国外关于保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以来有了较大发展。Ward&Zurbruegg（2000）对OECD九个成员国的研究表明，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某些国家的保险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在其余国家则相反[16]。
二、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寿险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但贫富差距较大，占比高的中低收入阶层用于寿险的支出有限。短期内GDP拉动寿险保费的增长主要是高端保户消费所致，由于寿险保单期限长，具有耐用消费品特征，高端客户一般不会持续购买，这也是GDP增长仅在短期拉动寿险发展的原因。由于新型寿险占据保险市场绝大部分，其保费较高，保障程度有限，对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均是奢侈品，而中低收入阶层占比大，导致GDP在中长期拉动寿险业发展的作用不显著。另外，经济增长并不能直接导致寿险业快速发展，寿险业的发展还受居民保险意识、社会保障程度、家庭规模等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对保险业的发展作用较小，说明寿险业发展更多是依靠自身创新、提高经营效率等措施所产生的结果，这也间接说明了我国寿险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促进寿险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寿险保费收入与许多经济因素相关，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等。寿险作为无形非渴求性商品，收入或财富低于一定程度，消费者无能力购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财富也会增加，寿险消费越大。因此，可以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寿险需求增长的先决条件，也是拉动寿险需求的主要动力。把经济增长作为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已成为保险经济学界的一般共识。
为发挥经济增长对寿险业发展的正面影响，建议在加快和规范寿险市场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寿险有效需求；鉴于寿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提高对寿险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建议降低纯保障寿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对商业养老保险实行税收递延的优惠政策，加快寿险业发展步伐和覆盖面，扩大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加大对寿险业的有效宣传和有效引导，转变微观经济主体对保险的守旧看法，以将社会的储蓄转化为寿险保费，使寿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互动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肖文，谢文武.中国保险费收入增长的模型分析[J].上海金融，2001（4）：27-28.
[2]栾存存.我国保险业增长分析[J].经济研究，2004 （1）：25-32.
[3]饶晓辉，钟正生.保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5（12）：14-19.
[4]胡宏兵.中国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1999-2007[J].山东经济，2007（11）：74-30.
[5]钱珍.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与保险发展的长期联动效应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7）：50-54.
[6]任燕燕，徐晓艳.中国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8（1）：91-96.
[7]张连刚，李兴蓉.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6）：263-264.
[8]张淑英，燕.河北省保险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研究[J].河北金融，2008（3）：62-63.
[9]高树棠，周雪梅.甘肃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60-61.
[10]张颖.中国保险发展的周期性与影响因素的计量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95-109.
[11]张风科.中国保险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研究[J].保险研究，2011（12）：18-23.
[12]卓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 .保险研究，2001（5）：10-13.
[13]谢利人.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求索，2006（8）：45-47.
[14]李明.区域寿险和非寿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0（1）：36-39.
[15]张玉凯.我国寿险保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12（7）：7-8.
关键词：中小企业 经济增长 区域差距 经验分析
中小企业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2001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提供的权威数字，我国中小企业以其48.5%的资产，安置着69.7%的职工就业，提供着57.1%的社会销售额，还为国家创造了43.2%的税收。特别是小企业，以其32.7%的资产，承担着52.7%的就业岗位，为社会提供了42.6%的销售额，为国家创造了28.7%的税收。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中小企业不仅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中小企业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其成长性总是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紧密联系的。大量事实表明，中小企业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地方也正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从微观经济层面来看，是该地区产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由此而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作，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西部的中小企业发展相对落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2002年，东部中小型工业企业单位数比重、工业总产值比重两项指标分别为68.47%、78.07%，其中，小型企业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68.84%和79.39%，占了大部分。中小企业最多的六个省（市）分别是：广东（21674个）、浙江（21615个）、江苏（20797个）、山东（12469）、河南（9350个）和上海（9248个），除河南外，全部为东部沿海省（市），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量的55.08%、总产值的65.56%。从近10年来的发展经验看，中小企业发展越快的地方，经济越发达。中小企业单位数和总产值排名前10名的省份，基本是GDP发展最快的10个省份。
中小企业与区域经济增长
中小企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这种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以及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中小企业的贡献大小是多少，我们希望能够有效地、定量地测算出来，这样，我们可以从数量上更明晰地看出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模型设计
我们假定，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三类规模类型，经济增长由它们三者的产出来决定。于是我们就用工业总产值恒等式来考察各类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Y=L+M+S ………（1）
式中，Y、L、M、S分别代表工业总产值、大型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中型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和小型工业企业的总产值。
对（1）式两边分别对时间求导，可得：
Y`=L`+M`+S` ………（2）
其中，Y`=dy/dt，其余类似。对（2）式进行整理，有：
Y`/Y=L`/Y+M`/Y+S`/Y ………（3）
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Y`/Y分解到小型企业的部分为S`/Y，通常称为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该部分占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百分比，即S`/Y`，称为小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其余类似。我们可以用（3）式测算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总产值增长在工业总产值增长中贡献的大小。
利用（1）式，我们假设Y1为甲地的工业总产值，Y2为乙地的工业总产值。则两地的工业总产值的差异等于两地各类企业的总产值差异：
Y1-Y2=（L1-L2）+（M1-M2）+（S1-S2）
………（4）
则（S1-S2）/（Y1-Y2）是小企业在两地总产值差异中的贡献大小，其余类似。
结果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2年在三大地带的工业经济增长中，中小型企业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大型企业，贡献率达到60%，小型企业的贡献率超过了50%。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大型企业，但仍占了将近一半的贡献份额。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小企业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的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规模类型的工业企业对三大地带工业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无论是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之间还是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是造成工业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在东部与中部经济差距构成中，小型企业的贡献率最高达55.13%（1995年），最低为42.70%（2001年）；在东部与西部经济差距构成中，小型企业的贡献率最高达54.63%（1995年），最低为42.96%（2001年）；在中部与西部经济差距构成中，小型企业的贡献率最高达52.49%（1995年），最低为44.39%（2002年）。总的来看，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构成中，小型企业所作的贡献超过大型企业。可见，小型企业在我国经济增长差异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小企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使东部地区经济以快于中西部地区的速度增长，从而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的差距。
结论性评论
本文从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角度，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定量地研究了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我们发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无论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亦是如此。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是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要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实现区域产业组织合理化，各地区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而促使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必须大力实施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地区之间的中小企业合作。
参考资料：
1.苑鹏，乡镇企业产业组织与区域发展的结构变迁与调整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2
2.许庆明、黄晖，工业企业规模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J]，生产力研究，2003
3.程玉春，对我国工业组织的区域比较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
4.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
作者简介：
【关键词】经济增长 工业化 投资
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选择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资本积累必须达到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依靠投资启动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应适度降低以避免生产能力过剩，必须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提高投资效率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投资启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机选择应特别注重经济周期性影响。
投资启动扩大的是生产性需求，而消费启动扩大的是消费性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消费成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应当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资本相对匮乏，可以考虑选择消费或同时选择消费和投资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但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的启动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
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净出口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扩大总需求或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小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可以是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机制，但对于经济大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种辅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至2014年，中国C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当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第三产业从2004年以来快速发展，到2013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46.8%，与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一产业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个百分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至2013年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的31.4%，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因此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改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后期阶段就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换句话说，源自经济系统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
三、经济增长的动力
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宏观调控的目标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1）2001年的时候消费对于我国GDP的贡献更大一些，之后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资的动力作用增强。（2）到了2002年之后，投资拉动GDP的百分点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2009年达到了最高值为8.0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87.6%，这主要来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的四万万亿投资计划。（3）净投资的波动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一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严重受阻，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出现了负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资拉动GDP百分点比消费拉动百分比高。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结论，2000年以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资和消费为主，投资的动力作用更强。
四、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己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笔者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都离不开投资。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是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关元，居世界首位。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水平较低，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现在不仅拥有难得的投资机会，还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所以中国应该继续主导依靠投资的增长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时兼顾消费的动力作用。
参考文献：
[1]2013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3.
[2]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J].社会科学，20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77）
作者简介：孙嘉尉（1987-），女，河南鹤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经济学、医疗保障；顾 海（1965-），男，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学、医疗保障、卫生事业管理；马 超（1987-），男，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经济学、医疗保障。
摘要：根据包括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运用我国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两类人力资本对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弹性更为显著。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考察以及分位数回归分析显示，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不同区域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3-0001-06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1997～2010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 in China
SUN Jia-wei， GU Hai， MA Chao
（Center for Health Management and Care Security Policy Research，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production function including health human capital and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using the provincial data during 1997～2010. From fixed effect panel models，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types of human capital have played active roles on promoting Chinese economic aggregate growth and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The health human capital has more significant and bigger coefficients. Comparisons among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 that， the two types of human capital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provinces with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health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及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并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和生产技能等，而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进行相关探讨时，常常仅将人力资本简单地视为教育人力资本，而忽略了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受到相关数据的局限，关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比较少。同时，由于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两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复杂；并且就人力资本本身而言，健康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1]，从而对理论模型设定合理性的要求更为严格。另外，健康人力资本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它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而增加产出；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也能够通过延长寿命而影响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进而可能带来人均产出的减少[2]。那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受到健康人力资本怎样的影响呢？包含健康和教育两方面内容的人力资本近年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如何呢？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包含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经济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进行整体考察和分区域考察，并尝试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层面的考察等，以更为全面地探讨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1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Romer指出了以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认为知识也是生产要素，能够通过投资获得，且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后者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3]。然而，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健康、工作经验和生产技能等，而教育和健康则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4]。但由于健康数据的收集、测量指标的选取及计量方法所限，早期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只考虑了教育人力资本。学术界对健康人力资本在宏观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考察起步较晚。
Barro首次构建了含有健康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对1960～1990年100个国家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初期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对其后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5]。Bhargava等运用1965～1990年相关数据，研究了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的健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成年存活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低收入国家非常显著[6]。尽管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有所差异常用的包括预期寿命、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成人存活率和成人死亡率等。 ，考察的时间和空间及数据处理方法各有不同，后期的大部分研究仍然广泛支持了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7，8]。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相关考察更是如此[9]。
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我国学者关于教育人力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10]。由于相关数据的局限，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在本世纪初才开始逐渐增多，且大多肯定了健康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1，12]。有学者认为该积极作用的发挥还依赖于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其他变量（如教育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之间的平衡关系[13，14]。同时，关于我国东中西部的比较研究显示，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对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不同[15～17]。但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已有研究较少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总量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对人口总量的假设，人力资本的显著性在两者间也有可能产生差别。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在该方面做出改进，更全面地探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贡献。
2 理论模型
本文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为：
Y=KαHβ（AL）Φ，α∈（0，1），β∈（0，1），∈（0，1），且Φ=1-α-β（1）
其中，Y为经济产出，K为物质资本投入水平，H为人力资本水平，L为劳动人口，A表示技术进步，且满足At=A0egt。α、β和为相关边际弹性系数。将和A的表达式带入，用相邻两期经济产出之比表示经济增长，并表示为对数形式，则有：
lnYt+1Yt=（1-α-β）g+αlnKt+1Kt+βlnHt+1Ht+（1-α-β）lnLt+1Lt（2）
可见，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增长、人力资本增长和劳动人口增长的函数。所以，用经济总产出来考量经济增长时，生产函数中任何要素的投入都是越多越好。然而，当用人均经济产出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时，该结论未必成立。
根据生产函数，人均经济产出y为Y/N以往研究大多将人均经济产出的分母N等同于L，y实际表示的可能是人均经济产出，本文则将两者区别开来，这样更加符合对现实情形的理解。 。当用相邻两期的人均经济产出来衡量经济增长时，有：
lnyt+1yt=lnYt+1Yt-lnNt+1Nt=（1-α-β）g+αlnKt+1Kt+βlnHt+1Ht+（1-α-β）lnLt+1Lt-lnNt+1Nt（3）
与式（2）相比，式（3）的等号右边多了最后一项，使得人口（式中包含L和N的两项）对于人均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生了不确定的变化。在L等同于N的研究中，式（3）的后两项相当于：
-（α+β）lnLt+1Lt（4）
从而得到了通常认为的（劳动）人口增长不利于人均经济增长的结论。而现实情况是，由劳动力创造的经济总量不仅仅由劳动人口享有，而是由劳动人口和所有非劳动人口共同享有，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劳动人口增长和总人口增长。将式（3）适当变形可得：
lnyt+1yt=（1-α-β）g+αlnKt+1Nt+1KtNt+
βlnHt+1Nt+1HtNt+（1-α-β）lnLt+1Nt+1LtNt（5）
可见，劳动人口占比是人均经济增长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证分析中缺失该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变量的作用结果。
关于人力资本，考虑到健康与教育两者非完全替代又非完全互补的关系，本文也将其设定为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形式，即：
H=μMθEλ，λ∈（0，1），θ∈（0，1），且λ+θ=1（6）
其中，M表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E表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水平，θ和λ分别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弹性。由于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未必能够1比1地转化为人力资本，因此非负系数μ就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化系数。
综上，本文实证部分考察的模型可表示为以下两个简化形式：
lnYi，t+1Yi，t=flnKi，t+1Ki，t，lnMi，t+1Mi，t，lnEi，t+1Ei，t，lnLi，t+1Li，t（7）
lnyi，t+1yi，t=g2lnki，t+1ki，t，lnmi，t+1mi，t，lnei，t+1ei，t，lnli，t+1li，t（8）
其中，i表示省份，小写的变量表示关于总人口N的人均水平。
3 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被解释变量均为比值形式，因此模型的时间跨度实际为1998～2010年。 ，考察的各变量如表1所示。
3.1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以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1 模型指标选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已进行可比价格换算；本文中各比值的单位均为%
表2 以lnYR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p
表2中模型（1）显示了仅考虑物质资本投资的估计结果，模型（2）显示了加入人力资本投资后的估计结果。两列相比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模型（3）又加入了劳动力变量，其显著性表明经济增长还依托了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同时，各解释变量的符号也与预期相符，表明在本文的考察期内，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均能够明显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本文对这三个区域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2后三列所示。可以看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对于东部的作用优势更为显著。健康人力资本对于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以非体力劳动为主，西部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以体力劳动为主，在劳动活动基本同质的情况下，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效果的显现。与此相比，中部地区的经济生产活动较为混合，从而削弱了健康人力资本作用的显现。
教育人力资本仅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显著，但其弹性系数明显小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有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更多地受到初级或中等教育资本投资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则更多地受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影响，这从东中西部高校的数量和规模的差异中可见一斑。
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中部地区，其经济增长仅显著依赖于这两项投入，显示了物质资本与劳动力的强大推动作用。与东部地区相比，劳动力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西部地区的弹性最大，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5倍；这部分地表明了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带动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
3.2 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均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均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与表2相比，人均教育资本投资此时表现得更为显著，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t值同样突出了所有资源投入的重要性。另外，劳动人口占比的作用极为显著，这意味着只有劳动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时才能够带动人均经济增长。否则，将导致过多非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成果的稀释，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难以体现经济增长的人均效果。可见，以往的分析大多将L和N等同，忽视了这一重要作用。表3 以lnYC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 p
表3的后三列是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别考察。除东部地区外，人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中部lnMC的P值为0.105，可认为微弱显著。 ，可见总人口的较大基数可能抑制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人均物质资本投资的增长和劳动人口占比的增长更大幅度地影响中西部地区的人均经济水平，其弹性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劳动人口占比，中西部lnLC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东部的2.4倍和3.6倍。通过考察各地区的就业人口变动，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较为稳定，且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差异相对较小。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就业人口占比的起点较低，近年来呈现幅度较大的增长趋势，因而也更容易在模型中显现效果。
3.3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总量增长及人均经济增长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由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可能存在独特的特征，各生产资料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而普通回归得到的是整体的均值，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内容。尽管已经把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但该划分主要以地域为主，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划分还是有差别的。因此，本文在控制省份和时间的基础上进行了各十分位上的分位数回归，以了解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以lnYR为因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几乎不显著，尽管在第20分位数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弹性较小，作用发挥十分有限。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也较弱，主要对处于第70分位数左右的省份的经济增长发挥正向作用，且在第70分位数时，其弹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相当；可见，尽管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在各个阶段皆有显现，但其潜在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视。物质资本投资始终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其弹性逐渐增大，表明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仍普遍依靠物质资本投资的推动。劳动力在第10分位数时显著为正，且弹性在所有自变量中最大，其后便不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投入在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发挥了较大作用，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其重要性便会让位于其他资源。
表4 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p
以lnYC为因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自第40分位数处开始逐渐发挥作用，且弹性系数经历了由大变小的过程，这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于处在中等及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的影响程度更大；在该阶段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弹性还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成为促进人均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人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左右的省份，尽管其弹性系数偏小，但始终显著为正，也是人均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动力。人均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人口占比几乎始终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能够显著带动经济增长。当达到一定水平时，通过健康和教育投资来获得的人力资本将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以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和提高劳动效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可以暂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该投资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其投资效果不是立即显现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在较低经济水平上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保障劳动力供给等发挥作用，如果有所偏废则可能对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分位数回归结果仅仅说明了人力资本及其他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的阶段，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认为在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下可以忽略或者放弃对某些要素的投资。
4 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但在分区域分析中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较不明显，尤其是中部地区不论对经济总量增长还是对人均经济增长其影响均不显著。分位数回归显示，健康人力资本主要作用于中等及以上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同时，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弱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在分区域分析中教育人力资本仅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分位数回归中则主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左右的省份。此外，劳动力投入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且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十分显著，而物质资本的作用则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投资是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劳动力投入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保障适龄人群充分就业将有利于加速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健康人力资本对整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它对经济水平较低省份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如此，这些地区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仍将有助于为其经济崛起和后期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方向基本为正，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健康而讨论人力资本很有可能会低估人力资本整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偏废，两者相辅相成，为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芬，何艳.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J].经济评论，2011（4）：5-13.
[2]Acemoglu D， Johnson S.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Lif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6）： 925-985.
[3]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10）： 1002-1037.
[4]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1）： 1-17.
[5]Barro R J.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nior Policy Seminar on Health， Human Capital and Econnomic Growth： Theory， Evidence and Polcies”[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 C， 1996.
[6]Bhargava A， Jamison D T， Lau L， et al.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Z]. GP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0：33.
[7]Lorentzen P， McMillan J， Wacziarg R. Death and Development[Z]. NBER Working Paper， 2005：11620.
[8]Weil D. Accounting for 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3）： 1265-1306.
[9]McDonald S， Roberts J. AIDS and Economic Growth：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1）： 228-250.
[10]高素英，赵曙明，王雅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 84-90.
[11]罗凯.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中国分省数据证据[J].经济科学，2006（4）：83-93.
[12]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10-18，34，171.
[13]余长林.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扩展MRW模型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12）：117-125.
[14]王弟海，龚六堂，李宏毅.健康人力资本、健康投资和经济增长——以中国跨省数据为例[J].管理世界，2008（3）：27-39.
[15]董亚娟，孙敬水.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9（3）：14-21.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建翠.川西民族地区旅游业推进城镇化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2] 刘嘉汉.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3] 王格芳.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4] 李敏飞.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5] 王佳.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机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6] 潘加顺.城市体系结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4.
[7] 周小刚.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0.
【关键词】 物流产业;经济增长;因子分析;计量经济分析
彼得·杜克拉(美)曾预言,物流业是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黑大陆”;魏杰提出,物流产业被喻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吴邦国副总理也指出,物流业是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利用1988~2008年的统计数据,选取人均gdp等13个指标建立物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出物流产业综合产值,然后对物流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物流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发展趋势一样,即经济增长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而物流产业的发展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2)物资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物流产业综合存量与gdp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都能推进经济的增长,其中,物资资本的推动作用最大,物流产业的推动作用较小,可见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但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目前物流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对物流业提出的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可以采取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统一规划物流业发展、加快物流信息化进程以及加强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措施使经济与物流进入更加良性互动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德鲁克.经济领域的黑色大陆[j].财富,1962.
[2] 魏杰.物流业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eb/ol].news.beelink.com.cn/20040225/1528468.shtml,2004.
[3] 吴邦国.现代物流发展国际研讨会举行[eb/ol].web.peopledaily.com.cn/zdxw/19/19991125/199911251911.html,1999.
[4] 刘南,李燕.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7(1):151-154.
[5] 王纪勋.物流产业发展与江苏经济增长[j].价值工程,2007(3):69-71.
[6] 孙敬水,黄蕾.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以浙江为例工业技术经济[j].2009,28(1):53-59.
[7] 孙敬水.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8] 张晓峒.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唐晓云,2002;韩品,2000;黄晓兴,2002;范方志、李军波 2003)等等。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分析的文献还有: 舒元、徐现祥(2000) 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 K 模型的, 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也有人对C-D 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 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 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 李升, 2004)。
三、现有问题之我见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驱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增长的桎梏。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使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我国FDI等的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三)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1、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第一,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制度变迁。在经济得到发展后,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并且社会上的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同时为了使自己代表的经济连续得到发展,必然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推动体制变革。
第二,经济增长不断对制度变迁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对权利界定、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提出新的需求;当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多过制度创新的供给时,两者就失去了均衡,供需的矛盾必然要求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总之,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具有推动作用。如果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
2、 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达到足够强大时,就会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对权利的界定、利益配置等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社会上的统治集团,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就对制度的变迁失去了热情,进而使制度变迁处于刚性状态。第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创新利益集团与原有利益集团的实力大致相当时,就会导致制度变迁处于相对僵持阶段,使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这种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也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