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7:00: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借鉴参考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0506-00000114-0102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 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学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 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2003年，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结，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参考文献：
[1]宫敬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性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32（11）
[2]郑吉伟.“西方”与经济学——-兼谈我国西方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J].教学与研究,2010（5）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时,中国记载管仲经济思想的《管子》一书中,已有关于市场价格变动的论述:“物藏则重,发则轻”,“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也有关于谷米、货币和万物三者间价格相互关系的论述:“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公元前六世纪时,范蠡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主张在不急需某种商品时预为收储,等待时机高价出售 。这说明范蠡已懂得供求和价格的关系,利用价格变动谋取利益。公元前五世纪时,李悝提出平粜说,主张政府在粮价低时收购、粮价高时抛售,吞吐粮食以稳定粮价和调剂供求。
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价格理论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由于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价格理论一直局限于政府如何稳定物价的平粜、平准理论的探讨。
西方封建社会时期,价格理论也并不发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品关系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恬的每一角落,探求价格形成基础的价值论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通常是以对价值的不同认识来区分的。
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等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分开来,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而形形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以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等来反对劳动价值学说。
同时,对于价格运动的规律性,对于商品供求和商品价格关系,对于完全竞争条件下以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供求对价格的不同影响,也基于不同的价值理论而有着不同的价格理论。近代西方的价格理论已逐步向计量化发展。
现代的价格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 、正在发展和完善的学科。价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价格形成规律、价格变化规律、比价和差价以及怎样运用价格杠杆为生产经营服务等。
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经济学要从理论上阐明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及其历史演变。商品价值虽然创造于生产过程,却要通过交换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市场供求各项因素的制约,因而商品价格很难同价值完全绝对一致,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因此需要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阐明在交换中价格与价值相一致与相偏离的运动的规律性。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价格相互之间具有系列衔接关系,既有纵向联系的差价关系,又有横向联系的比价关系。价格运动不仅会发生水平的变化,还将引起种种连锁反应。要认识这种关系,须研究适合于计划商品经济的合理的价格体系。探索价格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价格运动的规律性,以便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为生产经营服务,从而使价格经济学研究对象同研究目的统一起来。
摘要:在竞争力研究中,静态分析法难以准确描述竞争力的动态发展过程,而动态性又是竞争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需引入动态性对竞争力进行研究。本文选取经过审计的年报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高校上市公司动态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以便对我国高校上市公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Abstract: In the competitiveness study, static analysis can not be accurately described the dynamics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dynamic nature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competitiveness, therefore, it should bring in dynamic to study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paper, we select the annual audited data with the usage of grey incidence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of dynamic competi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of listed companies, so that it will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on China's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of listed companies.
关键词:高校上市公司;灰色关联聚类分析方法;动态竞争力
Key words: universities of listed companies;grey incidence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dynamic competitiveness
中图分类号:N9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9-0032-03
0引言
高校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是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和活跃的力量,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起着战略性作用。一批高校上市公司,连接着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这两个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尤其在我国近年风险投资发展不顺利的背景下起着事实上的风险投资作用,其自身竞争力的强弱将直接关系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与效率。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争力是企业战胜对手的根本武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基础,任何企业都必须重视自己竞争力的培养,高校上市公司也不例外。然而,高校上市公司要培养竞争力,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先识别自身的竞争地位。因为只有在识别了自身的竞争地位后,才能知道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差距,进而探索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途径。关于竞争力有许多定性研究文献,不同理论学派有不同的理解。PRAHALAD C K等人认为企业的新产品和核心能力是企业增强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1];PORTER M从企业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理论角度,研究了企业如何在产业中进行定位、选取合适的战略以获取竞争优势;企业能力学派认为企业竞争力由企业自身能力决定[2]。但是对企业竞争力进行定量研究则相对较少,且时间也主要是在近年,如日本学者应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价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竞争力不多的定量研究成果中,王建华等人在企业竞争力形成机制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竞争力的系统评价指标体系[3];刘叶云从企业外部运行环境和内部整合能力两个方面介绍了衡量企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测度方法[4];金碚结合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分析对企业竞争力测评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5]。企业竞争力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献中,虽然对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很多文章只是探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建立初步模型而没有采用实证数据,或给出一个简单的使用例子。而一些方法在具体运用方面往往存在难以把握的困难,如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会存在层次划分的科学性、指标过多,评价者难以给出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存在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由于行业的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不同,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也会不一样。目前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解决以上问题。在我国,由于二板市场建设滞后,风险投资发展相对缓慢,高校上市公司是将高校科研成果与资本市场直接相联的最重要媒介,成了事实上的风险投资业主力军。而同时竞争力是企业经营绩效的反映,企业竞争力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动态性是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显著特征。采用动态分析法评价企业竞争力更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动态分析法在企业竞争力评价中已经有较广泛的应用,如胡旺盛运用动态集对分析和动态因子分析法评价了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动态竞争力[6];徐二明等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Malmquist指数(生产率指数)对我国钢铁企业竞争力进行动态分析[7];张扬等人动态因子分析法分析了我国零售业上市公司动态竞争力[8]。显然,以动态分析法取代静态分析法,研究我国高校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对促进这些高校企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研究高校上市公司的文献还比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针对发展高校上市公司的意义与展望,但对于高校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用数据作实证研究的则更少。本文希望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经过审计的年报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聚类方法对我国高校上市公司的动态竞争力进行了聚类分析。
1研究方法
聚类分析是一种常用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对指标是空间静态类的聚类问题研究较多,而对时间动态类指标的情形研究较少,在现实工作中也经常要求根据指标在多个时段内的总体发展态势进行聚类分析。例如在确定的期限内,对反映各时段企业或部门管理效果的诸多指标进行综合考核,评定等级,这是一类多维聚类问题。处理这种动态多指标的聚类分析方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分两次聚类,即首先截取相同时段内的指标,进行分阶段的聚类,然后再采用适当的并合技术,给出总体聚类结果;另一种是根据动态指标多时段总体变化趋势,采用一定方法作多时段、多指标的综合,进行一次性聚类。前者合并的是结果,可称为后置型聚类;后者合并的是因素,可称为前置型聚类。一般第二种方法比较容易处理,本文运用动态指标序列灰色关联分析法来探讨这种一次性聚类问题。
而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著名的学者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是处理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论,少数据不确定性也称为灰性,具有灰性的系统称为灰色系统。相应地,信息完全的系统称为白色系统,信息缺乏的系统称为黑色系统。灰色关联分析提供了一种定量分析两两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程度的方法。灰关联分析是通过对系统统计数列几何关系的比较来分析系统中多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即认为因素变量所表示的曲线的几何形状越接近,则因素发展变化态势越接近,因而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大[9]。灰关联分析的实质就是比较若干数列所构成的曲线与理想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几何形状的贴近度,列出关联序,即评价对象的优劣次序,评价标准是灰关联度越大,评价结果越好。由于灰关联分析对数据分布类型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无特殊要求,适用于信息不完全确知的小样本系统。因此,将灰色关联分析聚类用于高校上市公司动态竞争力聚类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历史感；经济史理论；类型化；故事
《经济史理论》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大师约翰・希克斯于晚年（1969年）撰写的一部著作。希克斯于1972年曾凭借比较静态新古典分析的贡献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一生的最爱正是这本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这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大贡献。英国经济学家布赖恩・摩根（Brian Morgan）曾经对此评论道：“希克斯的早期著作没有引起争论，是因为他的开创性努力几乎被同行们接受了，但他的后期著作也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则主要是因为这些著作被人们忽视了。”
约翰・希克斯早年主要致力于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典范创建，涉足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周期理论、市场理论、核算理论、创新理论等领域。然而，这位经济学大师并不满足于静态的经济分析方法。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是带有强烈历史感的学科。这种历史感既有传统的继承性，也有不断创新发展的变动性。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日益陷入追求完美的数学逻辑推演和模型建构的公式化世界中，与现实的世界渐行渐远，本质上就是缺乏历史感。希克斯认为再完美的纯粹逻辑建构，如果脱离现实世界的考量，于经济学而言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是十分危险的。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觉，他从李嘉图开创的逻辑世界中重拾始祖斯密开创的历史传统，在比较静态体系中加入时间矢，进而发展出动态分析法，从而实现平面化向立体化的转变。动态分析理论的反思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基于此，希克斯创作了《经济史理论》。
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与其他历史的区别在于它是用经济学的立场、信念、理论和方法指导史料的整理和呈现，进而试图获得有体系化的关于经济的历史。这里有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理论”和“经济史”。“理论”代表某种价值取向，试问以此作为指导史料选择的标准，是否能够获得真实的“经济史”。历史包揽了过去时间范畴内的一切客观实在，马克思・韦伯称之为“无边的实在”。史料则是史家及其他人对“无边的实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记述，在记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客观或主观因素（如当时信息获得技术水平、时代的局限性、个人知识结构、个人价值取向等等）的影响，因此即使是第一手史料也是不全面的，而是客观与主观参半的，甚至是有意歪曲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以“如实直书”为毕身治学宗旨的史学大师兰克也无法“在历史著述中超然物外、消灭自我”。试想作为书写历史主体的人，如果要得到纯粹客观的历史，首先必须要消灭自我的主观意识，而意识是人区别其他生物的特征，失去了意识无异于自杀或谋杀。假若所有人都如此，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而历史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灭亡即是历史的终结，又何来编史一说。可以说主观性是史学的内在属性，“纯粹的真实”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其次考虑史料的流传，受诸多因素的作用不可避免存在“断流”，因此流传至今的“无边的实在”又减少一部分。而现今的学者所能到手的流传，其史料至今也是有限的。最后是现今史家对史料选择治史的过程，同样受其自身的价值观、理论等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又一次远离了“无边的实在”。这样分析来看，现今的经济史已在多个层面上“失真”了。
上述的史学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启发：一是“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无法企及的，相反，“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经济史”也一样。二是与现代史学方法论相关，即史料总是有限的，仅仅靠史料做不出真正的历史研究，而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史料，对历史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与经济史学方法论是一致的，即采用经济学的信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理论模式对史料进行整理、分析和阐释。希克斯清楚地知道历史认识的这一局限性，“在我看来，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历史――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在他的经济史学范式中，以“经济人”为经济假设前提，采用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和体系，更多是经济理论模型，特别是动态的分析思想，并用“统计一致性”规范运用理论的史料范围，以商业专门化为线索，试图呈现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动态化市场的历史模型。希克斯认为“统计一致性”能使“理论”和“经济史”的结合成为可能。他认为“把能够根据“统计上一致性”这个概念进行有益讨论的历史问题与不能那么做的历史问题区分开来”即是把“一般现象”和“个别历史事实”相分离，关注史料中的“一般现象”，但允许特例的存在，这是与理论的运用要求相统一的。而19世纪史学大师兰克则不同，他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辨伪，提倡“史料即史学”，可见其对“个别历史事实”是十分重视的。兰克的史料批判法是建立在对“人性中的可能”的假设之上的，相对于经济学“人性不变”的假设，理应更客观、更有历史感，但有趣的是，这里两者都不缺乏历史感。希克斯虽然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研究经济史，却绝非要刻意回归这个假设而反推出一个符合经济理论的经济史。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模式中的‘行动者’（如果这些模式实际上是有用的）至少应该具有现实人的一种特征……但是当我们发现与模型相异时，模型将启示我们问一个‘为什么?’如果它是一个好模型，这个‘为什么?’（至少有时）会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坚持“理性人”为出发点的同时最终并未放弃“人性中的可能”，希克斯认为在这一点上自己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实际上R.M.索洛的经济与他也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希克斯试图在一个自己划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使经济学理论模型普遍化（非泛化），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有赖于对经济史的类型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将其研究对象类型化并使之不断改进的过程。在方法论上，类型化具有双重意义，它即是理论形成前资料整理的必经阶段，又是以“理想类型”或“规范”的形式表达为某一理论思维过程的最终成果。在马克思・韦伯那里，“理想类型”是个人的“思想图像”，是经过“类型化”了的一种思想表达。希克斯首先将他的“经济史”类型化为“动态的市场化过程”的“理想类型”。在建构了“大类型”后又具体细分为几个包含于“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之中的“小类型”（见图1）。
这些“类型”是高度抽象且相对独立、分散和静止的，希克斯把“商人、商业、市场专门化”和“自由放任与集中干涉的相互作用”贯穿其中，在“类型”之间的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类型”变得相互关联，连成一个整体，实现一个“动态的市场化”的“图像”。希克斯十分重视动态的历史分析，特别体现在“类型”转化的过程，他认为：“商人和商业的专门化”和“公共品的保护”在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发挥作用；“公共品的供给不足”促进城邦经济向贸易中心经济的转变；“市场渗透”使贸易中心经济最终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见图2）。
类型化的动态市场的逻辑在此已清楚显现。可以看出，简洁的类型化分析造就了较高的形式化程度，增强了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这或许就是经济史与其他历史的不同之处：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理论检验的平台。然而，应该看到，越是纯粹、概括和完美的类型化范式，就越缺乏历史感，这对于经济史同样是危险的――它变得和经济学一样了。希克斯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正常的发展，所以不必适用于全部事实；我们应当乐于承认例外，不过应当设法说明这些例外。”而“这些例外”包括“有些社会在成为交换经济之后倒退回去，而在倒退以后又将这同一的故事从头经历一次。有一些欠发展的国家只是在最近期间才经历了转变，有一些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一转变。”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理想”照进“现实”的窗口在于把“理想类型”外化到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找回复杂而生动的风采。所以当希克斯努力寻找并留下经济史与政治学、宗教、科学以及工艺等其他社会领域的线索时（尽管未深入），类型化的世界又将重拾部分失去的历史感。
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大致呈现两种观点：“解释论”和“理解论”。这个争论至迟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解释论”者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去把握的，历史学的科学化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归途，显然“类型化”的思想属于这一类。而“理解论”者更强调一种“人文关怀”，强调今人对古人的“移情理解”，很明显“历史感”的说法更倾向于这一类。其实这两类论调都是理想化的判断，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势必要找到平衡，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法论。希克斯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权衡。然而一种更为强烈的声音来自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关于“当代性”与“历史记忆”的极具内在和谐性的复杂的动态关系――人们的“历史记忆”受到其对“当代”理解的影响，而其对“当代”的理解，又受制于“历史记忆”。两者相通的两个基点在于：历史是用可理解的凭证叙述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治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两个推论：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预期发现的凭证；一切兴趣都是当代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解释论”和“理解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只是发现他自己预期发现的兴趣所在的历史，只是方法和手段的不同，才会有“类型化”和“历史感”的分歧。希克斯自己也认为，因为相距历史太远，今天的经济理论和观念，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而他的历史演进的叙述，首先是服从于他的经济理论需要，与此关系不大的则被舍弃掉。可以说，任何历史都只是书史者认为是历史的体系化的故事，差异只在于故事的风格是偏重“类型化”还是“历史感”。在这个意义上，希克斯的这本书也只是关于动态市场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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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卫东,陈春良.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与演进:一个经济史的理想类型――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J].财经论丛,2004(6).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经济数学是一种严密、精确、实用的思维工具，是一门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以解决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科学。基于资源存量与流量的可度量性，为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效率更高，经济必须借助于数学。经济活动的实践证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量，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运用数学的程度与数学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数学的概念和结论极为抽象，但是它们都是从生产实践来的，并且能在其他学科中、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应用数学来发展现实世界的这种可能性根源在于：数学从这个世界本身提取出来，并且仅仅表现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关系的形成部分，因此能够一般地加以应用。
由于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经济学中定量分析有了长足的进步，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分方程等已引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经济控制论等分支，这些新分支统称为数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客观经济过程的数量规律，以便用来指导客观经济实践；在经济应用数学中，“成本函数”、“收益函数”、“需求函数”和“供应函数”等，得到广泛的应用，把“二次函数”和“分式函数”扩展为“多项式函数”和“有理函数”，并用它们构造了总成本函数、收益函数、利润函数、库存总量函数、边际函数等。所有这些函数思想在大学的应用数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利用，并且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相结合，集中体现了经济数学思想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以下论述中我们针对企业管理的特点，重点阐述企业管理中的若干经济数学思想，以求对企业管理实务工作者有所裨益。
二、企业管理中的若干经济数学思想
在企业管理中，成本利润、收入需求、价格等经济量是决策中必需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价格最合理，就要把握最佳产量、最佳销售量，最佳销售价格，这常用到求函数的最大、最小值问题，即经济学中的最优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求得能够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值时的选择变量的代数值。
1、成本与利润函数
企业成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成本的特点是短期内不发生变化，即不随商品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固定成本(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者的固定工资等)；第二类成本的特点是随商品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变动成本(通常有能源费用、原材料费用、劳动者的工资等等)。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之和为总成本，即TC(q)=FC(q)+VC(q)，其中q为企业的产品产量，这就是企业的成本函数。利润就是生产者收入扣除成本后的剩余部分，即收益与成本之差，L(q)=R(q)-C(q),这就是企业的利润函数。
生产者提供商品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决定生产规模也是获得最大的利润。对于生产者来说，成本总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因而生产决策者不能只盲目地追求产量，还需要根据利润的变化情况确定适当的产量指标。利润函数L(q)=R(q)-C(q)=0时，此时生产者既不赢利也不亏损，即收支相抵，我们将满足收支相抵的点称为盈亏平衡点(又称为保本点)。盈亏分析常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种定价或生产决策。
2、边际分析
在经济研究中，若以原函数代表成本、收入、利润等，通常称之为总函数，如总成本函数，总收入函数，总利润函数等，而对应的导数就称之为总函数的边际函数。边际是对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进行数量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边际成本在经济学中，把产量增加一个单位时所增加的总成本或增加这一个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定义为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就是总成本函数在所给定点的导数。边际成本在一定产量水平以下，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在一定产量以上，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此时，成本会随产量的增加越来越高，这是由于在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后，要再增加生产需投资新的设备或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造成成本的增高。因而在生产管理中，边际成本的分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需求弹性分析
在经济学中，把某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称为弹性。需求函数弹性就是物品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需求弹性Ep为需求变化百分比与价格变化百分比的比值。需求弹性有其实际的经济含义是表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或上升)百分之一时，其需求量将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经济学中，当Ep<-1时，称需求量富有弹性，也就是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需求的较大变化，这时需求量对价格的依赖是很大的，换句话说，适当涨价会使需求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收入；当-1<Ep<0时，称需求量是缺乏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小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小，在适当涨价后，不会使需求量有太大的下降，从而可以增加收入；当Ep=-1时，称需求为单位弹性，这是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即商品的涨价或降价对商品的销售基本无大的影响。
在企业管理运用弹性进行经济分析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1）考虑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主要有：商品的性质，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小，奢侈品、可有可无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商品的替代性强弱，可替代的物品越多，性质越接近，弹性就越大；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一种商品其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越小，则其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商品用途的广泛性，用途越广泛，需求价格弹性就可能越大；时间因素，同样的商品，从长期看，其弹性越大，从短期看，其弹性小。（2）考察价格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在产品富有弹性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反而使销售收入减少，降价却能增加销售收入。但随着价格的下调，需求价格弹性也随之降低，因此降价促销是有限度的。近几年的彩电大战、VCD大战实际上是降价大战，其结果是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弹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而有效的实战依据。（3）考察需求交叉弹性。交叉弹性Exy是指一种产品的需求量对另一种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当企业的产品有互补关系时，就其中一种产品，定价较低可能会减少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若其互补品的销量迅速增加，导致企业总的利润增加，则此降价方案可行。Exy越大，说明竞争越激烈。因此，企业决策人员应了解掌握本企业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除了采用灵活的价格策略外，更应把功夫放在开发产品、改进市场、降低成本等方面上，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4、最优化问题
在经济管理中，常常要寻求经济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的最大、最小值，这就是最优化问题。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最终目的，选择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是经济数学在经济管理中最显著的应用。设利润函数为L(q)=R(q)-C(q)(q≧0)，为求出使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首先必须满足必要条件，即利润函数的—阶导数等于0，此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次，还必须满足充分条件，即当利润函数的—阶导数等于0时，二阶导数小于0。满足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的产出水平将使利润最大。最优化问题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也经常碰到。
三、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企业经济管理决策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确处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门科学，二者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是迥然不同的。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模型化，使之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能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数学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提高了经济理论的实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然而，经济学不能变成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堆积，因为经济活动的规律纯粹用数学公式是推导不出来的，而且，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相当复杂和多变，同时还可能会遇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工作的发展。相反，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允许，盲目地生搬硬套各种公式和模型，把错综复杂、或明或暗的经济现象设计成一堆庞大且难以处理的数学符号，可能导致经济学成为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这样，无论对经济理论研究，还是经济实践过程，都将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2、正确处理好经济分析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经济学是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融合的严密科学。经济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任何量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量以质为基础，而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经济理论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上，势必导致经济理论的抽象化、空洞化和理想化，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如果只片面强调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而没有把经济理论作为依存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理论的简单化、模型化和僵硬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理论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在企业经营决策中，我们也应该处理好决策中质与量的关系。
目前我国正统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关于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阐述都采用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式。该等式指出，在宏观经济中，储蓄与投资是恒等的。但是在讨论有效需求时，有的经济学家则在讨论储蓄小于或大于投资的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减。为什么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储蓄投资恒等，而有的经济学家却在分析储蓄与投资不等时的情况呢?储蓄与投资有没有绝对的数量关系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尤其在凯恩斯提出储蓄投资恒等理论后，经济学家的观点各不相同。勒纳、庇古、斯图尔特和克莱因等赞成这一观点；霍特里、罗伯逊、希克斯和俄林等人反对；汉森、罗宾逊和阿克利等人则是折中派，认为储蓄与投资的“恒等说”和“不等说”都是对的，因为在储蓄投资理论中，任何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给储蓄和投资下定义。要围绕这些观点进行分析，就需要首先对储蓄投资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历程进行回顾。
本文主要对既存的储蓄投资理论进行回顾总结。本文的回顾从维克塞尔最早提出的储蓄投资理论开始，到对凯恩斯的储蓄投资理论及其重新建立的储蓄投资恒等理论的回顾，并简要介绍让・里瓦尔在其专著中相关的分析。本文还将简述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理论所引起的储蓄投资是否恒等的争论。
二、维克塞尔的储蓄投资理论
维克塞尔是第一个把储蓄与投资相联系的人，他的储蓄投资理论把洛桑学派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同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相结合，把储蓄作为借贷资本的供给，投资作为借贷资本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储蓄等于投资为核心的货币均衡方法。
维克塞尔严格地区分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他指出，所谓货币利率，又称银行利率，是指以货币形式来表现的借贷资本的利率，决定于银行部门。货币利率是由资本家或银行按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制订并由现实市场来实现的，因此，又称为实际利率或市场利率。
在现实经济中还存在一种与货币利率对应的自然利率，就像社会中货币与实物商品对应一样。维克塞尔指出，自然利率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他同时指出，自然利率虽然产生于生产过程，但却需要随资本供求关系即市场上储蓄和投资这一对对立力量的变动而变动。当实物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边际生产力或正常利率便是自然利率。所以，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的完整概念是：假定在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储蓄与需求相一致从而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利率。
当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时，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便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生产既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从而价格水平稳定不变。因此，这时的货币是中性的，它既不会使价格上涨，也不会使价格下落。
维克塞尔进一步发展了庞巴维克的积累过程理论，并以货币均衡为基础进行分析。他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只有在经济均衡实现时，货币才保持中立。在该理论体系中，通常情况下储蓄与投资是不相等的，只有在经济均衡时二者才相等。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关系决定着储蓄与投资的关系，银行系统可以通过改变货币利率从而改变储蓄量，同时被改变的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差改变价格，从而通过价格变化来调节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如果银行系统通过调整货币利率，使之高于自然利率，则这一过程与上述过程相反，从而形成生产萎缩物价下降、经济下降的累积过程。
因此，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是实现经济均衡的重要条件。只有当银行系统通过调节货币利率使储蓄与投资相等时，经济才会处于均衡状态，物价也会保持稳定。如果储蓄与投资不相等且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就会形成经济积累性扩张(竞相投资)；反之，则形成经济积累性收缩。维克塞尔通过累积过程理论，指出了货币数量变动通过利率而对实际经济活动和价格产生影响。
三、凯恩斯的储蓄投资理论
1．凯恩斯早期的储蓄投资理论
凯恩斯借鉴了维克塞尔的储蓄投资理论，并在其著作《货币论》中加以阐述。他首先分别给收入、利润、储蓄和投资做如下定义：
凯恩斯认为收入是生产要素的报酬，也就是生产成本。而社会实际销售收入则包括如下项目：①付与雇员的薪水或工资，②企业家利润(因为企业家本身也是生产要素)，③资本的利息，④垄断的利得、租金等等。利润是本期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实际销售收入之间的差额，是收入减去①、③、④后的部分，即企业家利润。所以利润不是上述定义下的收入的一部分。
对于储蓄，凯恩斯认为，储蓄是个人货币收入和他的本期消费支出的总差额。于是结合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利润既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也不是社会储蓄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等式更清楚地看到储蓄和利润的关系。
国民总产品-收入＝利润
将等式左端变形可得：
(国民总产品-支出)-(收入一支出)＝利润
即：社会财富增值-储蓄总额＝利润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财富的增量等于储蓄加利润。
凯恩斯定义投资为“企业家的活动，其内容是发起或维持某种生产过程，或是保持流动资本等积极行为”。从另一方面来说，“投资正是用财富的净增量来衡量的”。于是结合前面关于储蓄和利润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社会财富增值＝投资＝储蓄＋利润
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与投资二者是不相等的，其差额是利润，并以此建立了他的货币经济理论的新体系。同时他指出，央行可以通过对货币数量的调节，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从而使储蓄与投资相等，以此消除利润，稳定物价，实现经济均衡。
2．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恒等理论
1930年英美等发达国家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也使经济政策的重心由物价稳定转移到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重新建立了储蓄投资恒等理论，采用收入分析的新方法，倡导投资决定储蓄的新储蓄投资理论，用以挽救经济危机。
凯恩斯重新定义了收入、净收入、储蓄、投资的含义。他认为收入是本期所销售的产品价值(A)减去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使用者成本(U)与要素成本(F)的和。从全社会考虑，由于社会其他人的收入与生产商的要素成本(F)相等，所以全社会的收入就是A-U。为了定义净收入，凯恩斯给出了补充成本(V)的概念，即预期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因此，净收入就等于收入减去补充成本，即A―u―V。
关于储蓄的定义，凯恩斯认为储蓄是收入超出消费支出的那部分。对于消费，凯恩斯认为任何一个时期的消费支出是在该时期中卖给消费者的物品价值，即(A―A1)，其中A是一定时期的总销量，A1是生产商之间购买量。而且由上面对收入的定义可
知，收入＝A-U。
于是，储蓄＝收入消费＝(A-u)-6(A-A1)＝A1-U。
另一方面，现行投资是生产商现行的生产活动(即使用者成本u)和消费活动(即资本设备的购买A1)对资本设备造成的递增价值，即(A1-U)。净投资则需要再减去补充成本V，即A1-U-V。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储蓄＝A1-U＝投资。
简言之，收入等于现期产量价值，现期投资等于没有用于消费的现期产量，而储蓄又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那部分。于是：
收入＝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因此，储蓄＝投资。
四、储蓄投资恒等之争
凯恩斯提出的储蓄投资恒等理论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内容有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非均衡价格状态时，储蓄与投资怎样相等；第二，投资的资金来源于信用时，储蓄与投资如何相等；第三，存在现金窖藏时，储蓄与投资怎样相等；第四，存在消费支出落后时，储蓄与投资怎样相等；第五，存在预期分析时，储蓄与投资怎样相等。针对上述五个方面，我们将逐一加以论述。
1．关于在非均衡状态时储蓄与投资相等的争论
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是指经济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时的情况。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很少处于均衡状态，是不断波动的。那么此时的储蓄投资是否恒等呢?对此，斯图尔特认为，储蓄与投资是建立在国民收入水平之上的，如果二者不在均衡经济环境中则任何国民收入的水平都不能持久，它将会一直变动直到家庭需要的储蓄量等于企业家需要的投资量的水平为止。在此水平，全部经济在均衡中――储蓄或投资将不再进一步变动。
2．关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于信用时储蓄与投资相等的争论
对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于信用时储蓄与投资相等的问题，凯恩斯认为，银行的信用创造增加了投资，从而增加了收入，新的收入被分配于储蓄和消费，其结果是企业家实现了举债增加投资的目的，并且由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储蓄使这个投资速度总是不会大于公众所决定的储蓄速度。因此，从整个过程来看，储蓄与投资是相对应的，也是相等的。
不过如上文所述，凯恩斯定义的储蓄与投资都是时点概念，指的是同一时点的储蓄与投资相等。在上面信用创造情况下，凯恩斯所分析的投资是本期发生的，而收入和储蓄的增加则需要在下一期实现。也就是说，储蓄与投资两者发生的时期不同，这与凯恩斯定义的同一时期的储蓄投资恒等相矛盾。
3．关于存在现金窖藏时储蓄与投资相等的争论
邓映翎在《西方储蓄理论》中提到一种解释，认为如果出现窖藏，至少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由于一部分储蓄被窖藏使投资减少，原来可以出售的生产资料积压为库存，形成存货投资，最终储蓄与投资相等。第二，由于一部分原来用于消费的收入被窖藏，降低了消费需求，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影响了投资行为。二者的减少程度相等，结果总的储蓄与投资仍然相等。这一说法从价格变化影响收入角度出发，提出收入的减少使储蓄和投资减少并且幅度大致相同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影响储蓄的因素很多，并且储蓄并不是收入的线性函数，因此无法直接肯定储蓄与投资的增减程度相等。
4．关于存在支出落后时储蓄与投资相等的争论
罗伯逊指出，收入和支出是有时滞的，因此应该用时期概念定义储蓄和投资。他认为，今天的可支配收入是昨天赚得的收入，今天赚得的收入是明天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当天的收入只能在第二天使用。今天的储蓄等于昨天的收入减去今天的消费，今天的投资等于今天对新投资品的实际支出。于是储蓄和投资存在差异，并且当投资大于储蓄时，表示今天的收入大于昨天的收入，经济会产生通货膨胀；当投资小于储蓄时，表示今天的收入小于昨天的收入，经济会发生通货紧缩。
对此，凯恩斯认为，根据上述定义，“储蓄可以超过投资，即昨天的收入(在我所说的意义上)超过今天的收入。由此可见，当罗伯逊先生说，储蓄超过了投资，它的意思在实际上就等于我所说的收入在下降，而他所说的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正好等于我所说的收入的下降部分。如果今天的预期果真总是由昨天实际的结果所决定，那么，今天的有效需求会等于昨天的收入”。他认为罗伯逊所用的方法虽然与己不同，但二者都是想将收入与有效需求区别开。
不过，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说既不适合静态分析，又不适合动态分析，只适合比较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只研究储蓄与投资怎样从一个旧的均衡状态过渡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的变化，而对从旧均衡状态发展到新均衡的这个真实过程忽略不谈，只提供各种变量变化的方向和大小。也就是说，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是一个事后概念。
5．关于存在预期分析时储蓄与投资相等的问题
凯恩斯把预期引入了比较静态分析，对此，汉森认为，“在凯恩斯所有基本的函数关系中，预期起了作用。预期成为投资需求表、灵活偏好以及乘数的基础”。不过瑞典学者从预期出发，引申出了“事前”、“事后”的时期分析反对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理论。
阿克利在其著作《宏观经济理论》中认为“事前储蓄或投资与计划储蓄或投资内涵不同。在事前意义下的储蓄和投资，是指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变量既包括受经济主体控制的变量，也包括不受经济主体控制的变量”。因此，即使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相等，也不能说明事前储蓄与事前投资相等，因为有一部分预期因素不包括在计划中。并且在现实中，储蓄计划与投资计划来自于不同的经济主体，一般是很难相等的。
对于事后储蓄与事后投资是否相等，米尔达尔、俄林、希克斯、哈伯勒、克莱因和阿克利等人都认为二者必然相等。因此，从预期角度又再次说明了凯恩斯从国民收入角度定义的储蓄和投资实际上指的是时候储蓄和事后投资，这二者实际上是相等的。
五、总结与结论
以上对储蓄投资恒等理论的发展及所引出的争论进行了回顾。首先回顾了维克塞尔的以自然利率等于货币利率、储蓄等于投资为核心的货币均衡方法。然后回顾了凯恩斯早期的储蓄投资理论，他认为物价水平的稳定取决于储蓄与投资是否相等，储蓄与投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相一致的理论。央行可以通过对货币数量的调节，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从而使储蓄与投资相等，以此消除利润，稳定物价，实现经济均衡。但是经济危机使凯恩斯放弃了早期储蓄投资理论的古典基础，将目光集中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而不是价格稳定方面。他在《通论》中重新建立了储蓄投资恒等理论，倡导投资决定储蓄。本文还分析了让・里瓦尔的带有修正项的储蓄投资恒等公式。最后简要归纳了储蓄投资恒等之争。
关键词：工程项目 招投标 工程经济学 应用
工程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用以研究工程技术实践活动经济效果。目前，随着工程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越来越多的工程经济学理论被用于工程项目的分析中，从而指导工程项目进行资源的高效利用，经济效益的加倍回收。对于工程招投标而言，经济学理论主要应用于工程的报价。分别从影响项目价格定位的动态因素、静态因素、风险因素和实际投标影响因素入手，实现最佳的项目报价，保证承包商的最佳利益。
一、影响工程项目报价的因素分析
运用工程经济学理论，充分考虑工程项目中的各个因素，优化工程成本，从而获得最佳效益。在工程项目招投标中，工程经济学应尽可能考虑工程项目施工时会遇到的问题，将影响因素归纳到成本报价体系中，减少突发的事件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减少成本支出。
（一）动态性原因分析
对于工程项目招投标的利润的评估具有一定的计算公式，但工程在实际建设中存在一些可变因素，只有将这些可变因素考虑到利润评估中，才能保证工程保价具有准确性。工程工期延误问题。投标人员应在报价中考虑工期延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系数。在施工中有两方面原因会造成工期延误，一是自然天气的影响，属于不可抗力，其所造成的损失可以归纳到项目报价中，由业主承担主要责任。对于这一系数变化应按误工所损失的劳务费、管理费等计算。二是由于承包商管理、施工效率问题所导致的工期延误，主要由承包商自主承担利润损失，同招投标没有直接关系。如，2013年，某地的工程承包商，由于缺乏对整个工程队的管理，导致在工程进行一半，有一半的员工离开施工队伍，最终导致该工程施工队缺少员工，延误半年工期。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只能由承包商承担。物价和工价上涨问题。在投标过程，投标人员应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物价和工价上涨系数变化问题，同时要考虑这一变化因素对于整体报价的影响程度。通过实地考察，投标人员初步掌握未来工程实施时的物价上涨趋势，从而确定相关系数，做出准确的报价。其他可变因素问题。影响报价的可变因素还有银行利率的变化、国内相关政策出台等。所以应该在报价中采取动态分析方法对可变因素进行计算，提高报价的准确性。
（二）静态原因分析
工程招投标的静态分析是投标人员从丰富的投标经验积累中所得。主要是各个环节的成本数据呈现比例关系，投标人员只要进行相关数据计算即可得到合理的报价。
1、报价结构比例问题工程项目费用主要由管理费用、劳务费用、材料费用、设备费用组成，其报价结构的合理性是通过各种费用的比例验证的。例如，劳务费实际消耗100万，材料费实际消耗200万，实际中两者的比例为1:2，而在报价计算主要以1.5:2来计算，可以得知报价结构存在不合理。因此在计算时，应适当考虑当地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2、工期和报价比例问题工期是影响工程效益最主要的因素。投标人员根据报价和时间计算员工的实际收入，根据经验，投标人员分析这一指标是否属于正常标准，如若超出了标准，投标人员应适当缩短施工工期。材料价格和材料使用数量比例问题。这是与同类工程比较所产生的数据。例如，同等工程项目中该施工项目的材料价格和使用数量都有所增加，则表示该工程的报价不应用同等工具报价一致，应重新计算。可行性问题。当一个工程项目开始投标时，应对于工程项目整体统筹分析，个体进行精细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得出每个数据，抛弃其不利于成本控制的环节，深入分析有利于成本控制的环节。实现工程项目各个环节的节约成本的可行性分析。
（三）风险原因分析
报价所要承担的风险是指在项目投标到项目竣工这一期间，社会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问题所造成的不可抗力事件。例如，经济危机到来，导致经济萧条，工程项目在实际实施中所产生的费用多于报价，最终影响工程的工程利润后实施工期。
（四）盈亏因素分析
竞标时应该严守盈亏分析所得的报价。由于盈亏分析主要计算出工程的最大利润和最小利润作为竞标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盈余问题分析。报价取得盈余的标准是，投标人员要对相关费用进行最低花费计算，得出最高可能盈利数额，将其作为报价的最低标价。亏损问题分析。报价保证零亏损的标准是，投标人员对施工过程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进行最大损失计算，得出最低可能产生亏损的数额，将其作为竞标时最高报价。
（五）投标现场报价因素分析
投标是工程报价最后的更改机会。同行业现场发挥的状态，直接影响该承包商在现场所做的最终报价。工程招投标具有透明性和公开性，主要是各个承包商的利益最大化的比较。在投标中，投标人员只有经过合理、科学分析，才能得到最合理的报价，与业主所出的最高出价保持一致性，从而获得投标成功，顺利承包工程项目。
二、工程经济学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应用的积极意义
（一）提高了工程项目投标报价的准确性，增加承包商经济效益
运用工程经济学，充分考虑影响报价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计算、微调，从而得出同业主最具一致性的报价，赢取最终工程的施工权。
（二）提高对工程项目招投标各个工序的配合度
工程招标是对工程项目整体成本的管理分析，它由工程项目的各个部分和工序组成。工程经济分析贯穿整个工程项目的发展，对于工程项目中各个工序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统筹兼顾，从而成功提升各个工序的和谐性，提高工程项目报价的整体性。
（三）为工程项目招投标方面提供专业化的工程经济人才
在工程项目招投标中，投标人员利用计算机进行相关数据和系数的计算，同时随着投标经验的增多，投标人员加快了对相关数据的处理效率，同时，基于经济成本考虑，投标人员对于经济政策、工程材料等的掌握上升到专业化的程度，在必要时，能够快速的调动思维，为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经济学方面知识的支持。
（四）提高对工程项目招投标的认同感
工程经济学有目标地对工程项目招投标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可以对数据进行经济化分析，实现分析数据的全面性和一致性。从而提高标书的刻度性，提高业主对标书的认同感。
结束语
工程经济学对于工程招投标的报价的准确性计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提高承包商经济效益的主要做法是结合影响报价的动态因素、静态因素、风险因素中的具体问题，通过彻底分析，得到投标的基本价格，最后在竞标现场对于基本报价调整范围应该在盈余和亏损两种情况的报价之内。在未来的各种工程活动中，都要充分发挥工程经济学的积极作用，提高工程质量和保证工程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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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前言
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假设个人行为以自利为动机，以利润（含效用）的极大化为决策标淮，建构出可操作的分析模型，去理解、预测和影响经济现象。但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的新竞争情势压迫各国厂商追求持续创新，该理论的适应性逐渐遭到质疑。当创新转为活跃时，传统上假设为不变或缓慢地随所得和消费变化的商品结构、生产结构、价格结构等都出现密集和巨幅的变动。也因此，诚如罗默（2015）的诉说，建立在均衡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成长理论“在过去二十年来并未获得任何科学上的进展已成共识”。
均衡理论的困境让我们想到一句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下简称“奥派”）圈内甚为流行的话：百年来，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进步都是来自对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应用。本文认为，均衡理论已丰硕地完成了静态分析的发展，唯有进一步纳入主观的企业家精神才可能踏入（真正的）动态理论的范畴。虽然企业家精神是奥派的核心概念，但他们也尚未成功地发展出完整的动态理论。论其因，除了学者在阐释该概念时的不一致外，或许更该归因于这些论述将行动人之功能假设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之实际企业家的能力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提出以企业家精神建构完整之动态理论的一种可能途径，不论是放在奥派典范或是新古典学派的典范之内。
本文架构安排如下：除作为前言之本节外，第二节将回顾均衡理论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发展及面临的难题，第三节讨论奥派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上所遇到的局限，第四节将从文化演化论视野去建构完整的动态理论，第五节为本文结论。
均衡分析下的动态理论
经济学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运作，而非记录过去或现在的运作。若以当时的重商主义背景论，《国富论》的确是这样。这传统经由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当前的均衡理论。均衡理论利用数学重新陈述对自由经济的追寻，以数学关系式去表达未来景象的均衡条件。它充分发挥数学的可操作性，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以可操控变数去影响均衡配置的科学手段。该理论关心均衡的存在条件，也讨论这些条件是否符合柏瑞图最适配置条件，因为这一致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文字陈述的“看不见之手定理”。
早期经济学者相信个人偏好和生产技术无法在短期内变动，只有个人期初拥有的资源配置和政府权力才是可操控变数。其中，上一期的窖藏种子不仅是个人的期初资源，也把个人的决策连结到下一期。只要给定种子的发芽几率，静态的均衡理论就可以轻松地延展到两期或无限期。种子可以改为资本财，只要添加一条关于资本财存量的累积方程式。但资本财不同于种子，非个别经济单位能自行生产取得，必须仰赖资本财市场。遗憾的是，均衡理论放弃了繁复又异质的资本财市场，简化为以货币为交易标的之资本市场。只要将个人效用改为跨期效用，均衡理论就可以探讨多期的均衡配置，也就是经济成长理论。在经济成长理论中，可操控的变数多了货币供给量和重贴现率。
索洛（1956）在最早的经济成长模型里接受外生给定的生产力（包括技术）参数，仅视个人储蓄率为可操控变数。之后的发展有二，其一是将个人储蓄率转化为个人决策的内生变数，其二则是将外生给定的生产力转化为可操控变数。直到罗默（1990）提出的内生成长理论，才进一步把生产力从可操控变数转化成模型的内生变数。除了给定的期初资源和个人效用仍为外生参数外，新的经济成长理论只剩下政府有能力透过资本市场的可操控变数去影响经济成长。然而，经济现实却是，各国的一连串宽松货币政策和接近于零的利率并无法有效地带动经济成长。
诚如科兹纳（1973）所说的，均衡理论是沿着严谨的轨迹发展。若其会失灵，其原因必然隐藏在其假设里。让我们就均衡理论现有假设的四点隐性假设加以讨论。
首先，均衡理论为了重述看不见之手定理，不得不采取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决策者。他们继承了亚当・斯密，以自利作为独立自主的决策标准。以自利为动机的个人不会主动限制自己的发展方向。然而，该理论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把个人限制在单一商品的交易。不论这单一商品是不具替代的特殊商品或是不存在替代的总合性商品，都让个人决策只剩下数量的选择，排除了创新商品的空间。商品创新遭限制后，超额需要就只会反映到价格以及衍生的供给数量的增加。超额需要是催生新商品的有效力量。如果创新不受限制，超额需要会催生新商品，并会带走大部分的超额需要。这样，原商品的价格就未必会上升，甚至会下跌。反过来说，当生产者看到商品价格下跌时，除了担心需要减少外，或许更担心新商品的出现。
第二，均衡理论的均衡绝非资源的最适配置。当社会的知识被限制去生产同质商品时，没有理由可证明这配置会胜过被迫放弃的生产选择。该理论为了强化均衡的最适性，常在教科书中论述选择与放弃的对偶关系，也就是强调最高效用的最适条件与最低机会成本的最适条件是相同的。的确，人们在选择时会评估所有知道的机会，明确地从中挑选。但在讨论机会成本时，人们只有能力臆测被放弃之机会的可能效用，却毫无能力去判定尚未认识以及尚未出现的机会。语意上，选择就等于放弃，但这两种行动所牵涉的知识范围并不相同。均衡理论讨论已知商品的最适选择数量，不思考明天可能出现的选择。但在动态理论中，以今天的知识去决定明天的选择，就等于假设明天不会出现更有用的知识。
第三，均衡理论无关于经济成长。当同质商品的消费数量增加时，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会递减，这不利于消费的持续成长。迟滞的消费成长也不利于投资的持续。只要消费的边际效用不递减到零，内生成长理论依旧可以维持消费、产出与所得的固定成长率。然而，这只是数学游戏，因为在没有其他消费选择的情况下，持续增加的消费所能增加的边际效用已极其微小。若能抛弃同质商品的设定，持续递减的边际效用会吸引生产者提供创新商品，让新商品和新效用接手去推动经济成长。只有不断出现的创新商品，才能支撑持续带来实际福利的经济成长。
第四，为了合理化对商品种类的限制，新古典学派进一步以简化方式扭曲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提出“代表性个人”的概念，让“他”代表一般化的个人；这样，“他”的偏好和选择就可代表社会的偏好和选择，而“他”的供给也就代表社会的供给。由于“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偏好，也仅知道“他”的偏好，这样就不必去思考其他替代性商品的需要。再者，在代表性个人的假设下，“他”的效用成为一般化的社会福利。利用这社会福利为指标，不同的均衡就可以比较，也给操控找到说辞。当模型抽出外生参数的线头后，就不难顺着逻辑去比较可操控变数在不同数值下的均衡状态和社会福利。然而，代表性个人以“他”的自利目标作为社会选择的标淮，把社会选择化约到“他”的选择。换言之，代表性个人的假设并非在强调“他”的普遍性，而是隐藏同质性个人的假设。当个人的行动成为社会整体行为的缩影后，我们将无法辨识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个人还是社会整体。个人的自主性也就被扭曲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抽走。
边际效用学说是自利假设的诠释，因逻辑上只有主观的个人效用才能展开自利论述。新古典学派利用边际效用学说的潜在数学特质，将探讨个人在多商品选择的均衡计算发展成市场的均衡理论，以及阿罗和德布鲁（1954）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此后，均衡就从市场交易的可能状态发展成理想状态。如上段第一点的讨论，学者们在寻找均衡成立的数学条件过程中，逐渐地把自利当成了为探讨均衡条件而存在的假设。
第三点已指出，均衡理论若要建立真正的动态理论，商品市场必须存在异质竞争。但这样还不够，因为不论异质商品的种类有多少，只要事先给定，就可以加总成为单一的总合商品，又回到单一商品的论述。为了让异质商品可以持续且非预料地出现，动态理论必须解决“谁带来这些异质商品”以及“如何带来这些异质商品”的问题。
谁带来这些异质商品？要回答这问题就必须放弃代表性个人假设，因为作为代表性个人的“他”能带来的商品都已经是“他”所熟悉的。所以，在“他”之外，至少要存在一位在消费知识或生产知识上不同于“他”的人。如果只存在一位“另一个人”，就得假设“他”能于每一期创造出新的商品；否则，就假设社会存在不少这样的人。个人与商品存在普遍的异质性，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得以成立的前提。
自利假设能否推演出异质商品的结论？这答案跟自利假设的内容有关。对亚当・斯密而言，自利只涉及个人直接利益的计算，并不期待可预见的社会效果。看不见之手定理陈述的是预期外的结果。如果个人在行动时就能预见预期外的结果，这定理就不具价值了。因此，自利的范围应限制在：在个人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所及范围内，自己计算行动效果能带来的净利。在此定义下，自利者只会关心自己于短期内或可预见之利润。当然，任何行动对不同期限的未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定义只是说：为了建立动态理论，我们必须于自利假设外另立第二项核心假设。这可有不少的选择，但本文仅讨论奥派强调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论述奥派的企业家精神得从米塞斯说起。他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为行动学（praxeology），并假设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意志的行动人（acting man）。行动人拥有的功能之一是企业家精神，负责审慎盘算行动的利润。除此功能外，行动人也拥有交易、投资、劳动等功能，和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和未来的能力。他分别抽出这些功能虚构出各种仅具单一功能人，如资本家、劳动者、地主、投机者、企业家等。譬如，企业家的单一功能就是，直接面对个人被预先设定的能力与环境，尤其当他发现这些预设条件不利于实现个人目标时。为了避免文字混淆，他称此为纯粹企业家（pure entrepreneur），并改称世俗通称的企业家为促进者（promoter）。于是，资本家同时存在单一功能的资本家和真实世界中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劳动者同时存在单一功能的劳动者和真实世界中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地主等亦然。在行动学中，功能是无数量的差别，但真实世界的资本与人力资本都存在数量的差异。不同于资本家或劳动者，纯粹企业家除了作为功能人外，在真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数量差异的对应分类，这带给奥派学者不少的争执。
另外，在真实世界，有些人会因创造能力平常而选择与预设条件妥协。因此，若不追随米塞斯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个人对预设条件的态度（接受或未必接受）和创造能力（一般或超越常人）去观察真实世界的企业家，然后发现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接受预设条件但能力较强的企业家。值得注意的，米塞斯不讨论能力较强又不愿接受预设条件的企业家。由于米塞斯探讨的是作为行动人而存在的企业家精神（或据此虚构的企业家）而不是真实世界的企业家，又由于他在奥派中占有导师的地位以及他不够彻底的论述，导致后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时陷入不少的混战。
科兹纳早期在论述均衡理论的危机后，曾试图植入企业家精神。他继承米塞斯以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之功能的假设，同时也以主观评估去看待预设条件的约束。他认为企业家都会预估明天的市场供给与需要，但每个人主观预估的均衡数量与均衡价格各不相同。当个人发现市场的交易价格不同于预估的均衡时，属于行动人的警觉性立即感知利润机会的存在。感知并不需要以拥有资源为前提，也不需要投入成本。但由警觉到投资是需要资源的配合。科兹纳的论点遭受不少其他奥派学者的批评，主要是反对他无法放弃均衡的概念。批评者认为，均衡概念一旦进入企业家的大脑，就会局限他的思考方向，一如把战马戴了眼罩，只能看到趋向均衡的方向。企业家的视野远大于这类的警觉和行动，没必要朝向虚构的均衡收敛。就本文而言，我们关注的只是朝向均衡收敛的行动未必会创造异质商品。如上一节提到的，只有连续出现新商品，动态理论才能表现出真正的经济成长。
和科兹纳不同，熊彼特（1911）描述的企业家拥有强烈的胆识、毅力和决心。他们和米塞斯的定义很接近，其行动不受预设条件的约束。不过，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只有少数人具有，并非行动人之普遍属性。但如前述，利用成功企业家的个案可以发展出一套创业管理学，却无法建构出经济学的动态理论。科兹纳（1999）在接受同僚的批评后，纳入米塞斯与熊彼特的开放性，提出将早期的警觉性论述修正为前瞻型警觉（Forward Alertness）。前瞻型企业家是市场的开创者，计划打造一个比蓝海市场更宽广的新市场，若借用熊彼特的话，他们具有企图开创属于其自己的商业帝国的雄心。他们着眼的利润原本就不存在，而是随着企业家的开发才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也不是早期强调的趋向均衡的利润机会。
前瞻型警觉让科兹纳回到米塞斯的纯粹企业家假设。纯粹企业家只是功能性人，并非在真实世界进行创新、投资、经营的促进者。科兹纳的确可以让企业家停在功能人以专心探讨财产权理论，或让企业家精神停在行动人属性以专心探讨警觉的内容，然后如莱文（2015）的建议，将真实世界的活动交给可以同时拥有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真实世界的资本家。奥派动态理论的缺陷并不在企业家是否真实存在、抑或他们是否必须拥有资本，而在于：真实世界的企业家是如何获取正的利润的？他们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正的利润？即使个别企业无法持续，整个社会是否能长期维持正的利润？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成长
当行动人都拥有上述创业精神的两种警觉时，他们不难发现或创造利润机会。当他们以企业家（促进者）的身份进入市场过程，是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将警觉落实为创新与经营。在落实过程中，前瞻型警觉相对于回顾型警觉需要更为自由开放的制度条件。本文假设已有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开放市场。于是，只要拥有足够资本，能力较强的企业家就可以展开新的事业。新创事业会面临市场竞争的检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的也可能很短暂或相当长久。成功指的是赚得正的利润。当整个社会获取的总利润不断增加时，就是奥派意义的经济成长，也就是经济学动态理论探讨的对象。详言之，动态理论探讨个别企业家为何会成功？为何成功的企业家会多过失败的？为何社会能接续地出现成功的企业家？
个别企业家为何会成功？让我们考虑一位能力较强又拥有足够资本的企业家。如果他落实的是回顾型警觉，就会循着均衡收敛方向行动；如果落实的是前瞻型警觉，行动方向就很难说，但离不开个人拥有的资本。资本愈多，可以落实的警觉就能离现况越远。他的行动也可能介于这两种警觉之间，选择与现行商品具有部分替代的方向，毕竟边际行动能同时拥有容易被接受和开创新局两种特征，虽都只会是一小步。利润规模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实际行动。成功的创新必须赢得消费者的足够购买。由于警觉和落实都是主观的，企业家必须成功地说服消费者愿意购买其产品。
说服是主观间的互动行动，互动的另一方是消费者。企业家必须说服消费者对新商品产生效用，尤其是购买之前的预期效用。普遍的做法就是传递消费知识，让消费者获得该商品的相关消费知识。在企业家方面，科兹纳认为警觉不同于知识；这对消费者也成立。消费知识不等于购买行动，而其间可以切入的行动就是说服。两人之间或许可以情感为诉求。在多人的社会，说服该如何进行？科兹纳曾讨论过这类行销与广告，反而成为管理学界感兴趣的议题。
为何成功的企业家会多过失败的？当每位企业家成功的机会提高后，成功的企业家自然就多过失败的。这结果可能来自于每位企业家都努力在提升消费者的消费知识和说服他们。罗默（1990）认为个别厂商的研究发展知识会扩散到其他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效果而形成产业的报酬递增。事实上，厂商在提升消费知识方面产生的正的外部效果强于他们在生产知识方面的扩散效果。只要少数几家企业家的行动，就足以形成消费知识的外部效果，而不必需要大多数的厂商去进行类似行动。不仅如此，消费者之间相互模仿与暗地竞赛，不仅加速消费知识的扩散，更会激起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提高个别消费者勇于尝试新商品的意愿与勇气。
从外部效果去论述企业家成功的机会会多过失败的概率，并不要求每一位企业家去行动。若每一位企业家都采此行动，效果自然更大。如果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企业家精神减弱，或是企业家从扩散消费知识的行动中退缩，可以预期，成功机会多过失败的概率就会下降。我们说，企业家的警觉与落实都是主观的，基本上可以假设他们的行动是独立的，只要他们用以计算利润的外部资讯不受操控。若外部资讯受到操控，即使各自在主观下判读，企业家也会出现集体性的偏误。米塞斯认为这种判读的集体性偏误，只有在政府为确切目的而操控外部资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最后的问题是，为何社会能持续出现成功的企业家？超额利润会吸引新的创业者，即使他们只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提出替代品，也必须在商品的某些特征方面优于原商品。不少潜在竞争者会来自于消费者从该商品的爱好者转变成新的供给者。他们或许在生产知识方面不如原创业家，但能拥有更贴近消费者的消费知识。他们提出的替代性商品只属于边际创新，但新商品会继续诱导出新的边际替代性。只要在这连续的创新过程中出现少数的具前瞻型警觉之创业者，商品的演化路径就会脱离任何可预知的方向。科兹纳认为对利润机会的追寻也会创造新的利润，其意思必须以存在少数具前瞻型警觉之企业家为前提，而这前提在自由开放的市场下并不算苛求。
商品的持续创新未必要完全仰赖生产者，奥派学者的动态理论过于强调生产者角色。动态理论可以视为奥派文化演化论的应用理论，其演化过程是在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互动下发展的。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只是虚构的功能人，若反映到真实世界，真实的消费者可以转身为真实的创业者，而真实的创业者也是在真实的消费中寻找创新的灵感。为了建构一个能持续出现新创业者的动态理论，我们必须赋予真实的消费者两种警觉的能力，而不是强调真实创业者的特殊能力。让真实的消费者拥有两种警觉并不惊讶，毕竟警觉只是行动人的部分功能。这意思是，我们必须从行动学的角度视自利和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的两项功能假设，而不是把企业家精神视为真实创业者的特征，才能建构出真正的动态理论。
结论
经济学家非常坚持自利假设的普遍性，即使行为经济学家也只否认它的独一性。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强调自利假设在理论建构上优于其他假设。我们经常在报章上读到讽刺自私自利假设的文章，当然，经济学家会加以驳斥，一则是经济学家只在方法论上假设了自利，二则是人们常把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利与极具负面意义的自私相混淆。的确，自利只是理论假设，毫无影射真实个人的行为动机。有意思的是，企业家精神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却也深受他们的喜爱，只因企业家精神在语意上带有强烈的正面意涵，让人不愿也不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亚当・斯密比喻中的面包师或屠夫的自利都是真实的，但布坎南（1997）认为他强调的乃是此天性表现的交易倾向。米塞斯也以边际效用为例，说明那只是对消费行为的普遍性假设，并非指生理或心理的真实状态。当我们视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的一种功能假设时，应关切的是其普遍性，而非真实内容。
内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其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其异同源头及鲜明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清晰可见。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分析框架为划分依据，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论的源头、评价其共性与个性特征。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院校经管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使得目前在许多学校都存在教学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因此，应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等方面加以改革。
《经济学基础》是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内容进行分析取舍和优化整合、在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普遍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学习《经济学基础》课程可以使学生提高对现实现象和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因此，根据《经济学基础》的课程特点以及高职院校学生特点，在总结教学实践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切合实际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课程特点及地位
《经济学基础》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包括供求和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和分配理论、国民收入核算和决定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理论。在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中涉及许多图形、公式和模型，使用到许多数学分析方法，《经济学基础》可以说是一门对思维能力要求很高而且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和市场营销、生产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财政与金融等学科都有一定联系，因此高职院校低年级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觉得理论抽象难以理解，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
它同时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它的很多理论来源于经济管理活动，同时与社会生活中许多经济现象密切相联，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能够对发生在身边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能正确认识政府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教学现状及问题
2.1经济学基础课程抽象而难以理解
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作为理论经济学，经济学偏重于理论分析，再加上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使学生理解起来感觉比较抽象。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涉及面广，而且每一个结论的成立都包含着严格的前提假设。学生很难理解这些数学化理论和模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再加上概念、定律、原理、方法很多，相互之间又极易混淆。特别是刚刚接触时，经常会觉得迷惑不解。比如在生产者理论中，为何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推导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
2.2分析方法对于高职学生而言颇有难度
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以及数学分析等方法论，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数理基础和逻辑推理能力。教材中针对一个研究对象，先介绍理论，再构造函数，其次画出图形直观描述，然后再形成一般的数学推导。这对学生数学知识的熟练运用是分不开的。但是，作为高职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数学功底比较差，逻辑思维能力比较欠缺，而且高等数学的铺垫不是很及时，导致知识的学习都是前学后忘，不甚理解，课程学习的难度系数自然比较大。
2.3课时安排明显不足
经济学基础教材涉及的内容多而复杂，包括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部分，在本科院校都是安排两个学期的学习，而高职院校由于只有两年半的理论学习时间，不得不压缩课时。老师要在教学效果和教学进程之间不断地取舍和衡量，顾了前顾不了后，和学生良好的知识学习和掌握就形成了矛盾的局面。
3教学改革的思路
3.1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明确的把握
在对学生有清楚认识的基础上，制订出符合高职学生实际的教学目标。一般而言，对学生的要求应该是基本的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会运用所学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对于过于复杂的数学分析和理论证明就简要解释，甚至一笔带过。另外，在教学内容上，由于教学时间少、学生的掌握能力有限，这样就要求我们在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上有一定的取舍。在有限授课时间的约束下，需要我们对主要内容主要章节进行较深入的讲授，而一些章节可能会有其他课程再去详细探讨的，就简单的做介绍。我们可以把供求和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理论，把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作为重点内容，而宏观经济部分的理论作为选讲内容。
3.2尝试使用多种教学方法
为了加强学生能力培养，增强课程教学的效果，我们必须使用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笔者认（下转第152页）（上接第153页）
为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是案例教学法，通过引用案例和问题，引发思考，提高学习兴趣。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把现实的一些热点案例和事例融入到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这样学生对于经济现象和问题产生很大的兴趣，然后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提高了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课外实践教学法，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是教育部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同时经济学又和社会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由于课时有限，在课堂教学中完成教学任务，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可能比较困难，因此可以通过课外的实践和自学环节加以弥补。
3.3加强教学考核
教学考核是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最直接的方式。如何使用考核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产生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对学生的教学考核要打破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即常用期末考卷作为唯一的评价尺度，不注意对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的学习态度、参与热情做出全方面的评价。在考前给学生划定考试范围导致学生平时不下功夫，只需要在考前进行突击就万事大吉，考试结果难以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这样的考核方式和评价体系对学习积极性和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教学考核应采用平时成绩和表现、期中测试、期末成绩各占适当比重的方式获得总评成绩。这样，就加强了对学生全程学习状态的监控，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讨论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一、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国富国强”
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给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探求国富国穷的原因是一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傅军，2009）毋庸讳言，“国富国穷”是经济学最古老，但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这一主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命题，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将智力资源投入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88）曾感叹道：“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差异如此之大，以致于一个经济学家一旦开始关注经济增长问题，那么其他一切命题都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诚如卢卡斯所言，世界各国之间的增长绩效差异的确非常惊人。其实在更早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纳入增长模型（Solow，1957），并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全球经济最终会出现收敛。而现实世界中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之中，也即富国越富，穷国越穷了。内生增长理论试图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将技术和知识作内生化处理，这的确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根本上来说，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静态的均衡分析框架，而且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关注不够。
二、“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是发展经济学的切入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工业化的推进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工业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因此，发展经济学要以工业化和技术追赶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是一个历时变化的动态过程，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框架在解释这一动态问题时是有缺陷的。因此，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方法来阐释这一问题是更为合适的。作为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以埃里克·S·赖纳特（Erik S.Reinert）和张夏准（Ha-joon Chang）为代表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他们追随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传统，以生产、知识和创新为中心，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追赶理论、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匹配理论，可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发达国家在发展之初，都经历了一段通过保护国内报酬递增产业，以此追赶领先国家的发展历程。通过保护主义，实现本国工业化和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从早期的英国、美国、欧洲大陆、日本，一直到最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一模式一直得以复现。然而，同样采用保护主义手段推进本国工业化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如印度），却没有那么成功。因此，教师讲授时要特别强调，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虽然保护主义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通过对成功实现追赶和追赶失败两个组别国家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不难发现，虽然都是保护主义，但具体的政策工具箱是有区别的。如果上升到机理的高度，那么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和技术追赶进程中，要采用“好的保护主义”，远离“坏的保护主义”。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实施保护主义战略，随着国内产业部门的壮大，实现了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良性互动的局面。而在国家层面，通过产业保护而发展壮大的国内大企业建立起了研发制度，加上政府支持的国家实验室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等的完善，国家创新系统得以建立，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和技术追赶。
三、发展经济学要与时俱进和不断修正自身理论体系
虽然发展经济学能够较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型工业化，但该理论体系也存在着时空局限性，因此，对其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作进一步的厘清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讲授《发展经济学》时不能停留在用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层面，在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后发国家的追赶现象时，要同样注重对该理论体系的拓展和完善。发展经济学很好地解释了历史上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欠发达現象，但放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新背景下，进一步丰富它的政策工具箱是必要的。所以授课时必须讲清楚，在模块化生产和价值链断裂的国际分工新形势下，再加上TRIPS和WTO等国际规则体系的制约，传统保护主义的实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笔者提出的“选择性专利保护”策略，可以成为后发国家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有效手段。而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技术不断趋近世界前沿，制度也要做出不断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为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半程，技术也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因此，教师讲授时也要特别强调，中国应该转变发展战略，注重保护国内市场与鼓励技术创新并重，从而实现国内经济良性大循环。
在发展经济学学术传统中，保护主义之于后发国家工业化和技术追赶的重要性，是始终被强调的。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题中之义，在赖纳特和张夏准看来，选择和保护高质量（报酬递增）产业活动对经济发展而言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这也是其富国策中的核心观点。然而，这一观点成立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即作为实施保护主义和选择正确产业活动的行为主体——国家——必须具备较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发展经济学没有深入展开。因此，教师授课中有必要将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发展型国家论”和发展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尝试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等概念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对其隐含的假设前提作一个较好的补充解释。除此之外，也有必要对国家自主性进行对内、对外两个层面的阐述，并丰富国家能力的内涵，将其细分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力、产业甄别能力、寻租抑制能力和政策动态调整能力。将“发展型国家论”和发展经济学两个体系加以融合，笔者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四、《发展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其他问题
（一）比较经济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运用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对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进行简单梳理，发现保护主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必不可少的政策手段。无论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还是在追赶阶段实行高关税政策的美国，可以说保护主义是一以贯之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效仿和追赶同样体现为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德、法等国家除了运用关税手段，还禁止本国的技术人员外流，并向外国大量派出工业间谍以吸引优秀的技术人员。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同样是在一整套严密的保护主义政策体系下实现了工业化，并通过“逆向工程”以及“引进-消化-再创新”等手段，在很多技术方面实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赶超。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在早期也实行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进口替代”战略，但此后工业化陷入困境，追赶绩效远不及东亚国家。笔者在讲授时给出的解释是：保护主义政策要随着工业化深入不断做出调整，也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制度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追赶成功的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而追赶失败者往往都陷入制度僵化，产业政策被利益集团俘获等困局。因此，保护主义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和技术追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二）全球化时代专利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在讲授时笔者指出，在新的全球分工格局和产业价值链高度分解的大背景下，历史上使美国和德国实现赶超型工业化的传统保护主义策略对当今的后发国家已经不再适用，加之1994年在WTO框架内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更加剧了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难度。在现有的WTO和TRIPS等全球规则体系下，当年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技术追赶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和“反向工程”为主的追赶道路也已基本被堵死。因此笔者提出，后发国家必须在借鉴追赶型工业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背景，制定本国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战略。
（三）制度调整之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在课堂讲授中必须重视中国的政策实践。笔者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和政策实践为例，论证了工业进程中制度调整的重要性，进一步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拓展。笔者指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禀赋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大为降低，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也有相当大的提升，再加上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内市场空前扩大。中国正处于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业化战略和技术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技术追赶阶段向赶超阶段的转换期，在这个关键转折点上，国内市场保护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灵活的关税政策、非关税手段和FDI限制等措施成功地保护了国内市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发展适宜性的本土技术深入推进工业化，并实现良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参考文献】
[1]Lucas，L.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Monetary Economics，1988，22（01）：3-42.
[2]傅军.国富之道[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