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依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我国公民在申请变更抚养权而提起诉讼时，如果确实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委托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二)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经济困难标准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根据有关公益福利组织或公益事宜举办者的申请，决定并提供法律援助。
（来源：文章屋网 ）
当事人请求法律援助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申请，按规定格式和内容填写，并注意递交下列材料：自己的身份证、户籍证或暂住证，有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申请援助的基本情况，法律援助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申请人确实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填写申请表格、提供书面材料的，可以请求工作人员予以配合填写、记录。
【法律依据】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七条公民申请、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来源：文章屋网 ）
法律援助打官司是免费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 刑事 法律援助 律师队伍
作者简介：李霞，青岛市黄岛区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费用的公民给予免收费或者由当事人分担部分费用的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宪法依据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本质上是以国家力量来保障公民平等的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从权利义务的关系角度来讲，现代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一方面，为社会的贫弱公民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国家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是社会贫弱公民的权利。但实际运行中，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不少问题，急需完善。具体来说：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制度设置上的问题有立法层次过低，指导思想不明确、不统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明显对其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受援条件中的经济困难标准不够具体且实际适用的标准不符合当前社会实际，援助的覆盖面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存在问题有责任主体不明确而引起很多负面效应，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刑事法律援助需求量与供给能力之间差距较大，刑事法律律师发展很不平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缺乏物质保障基础，严重阻碍其发展等。
针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状况，本文从以下几点对策做出完善性分析。
一、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体系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刑事法律顺利实施的重要方式，对于整个刑事法治程序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健全立法体系则是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比较系统完整的规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状况的法律只有《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其余的规定都散见于相关的政府规章当中，因而法律援助依旧存在着体系单一，规定的原则过于模糊、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丛立法构建的角度来看，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补充和完善。
首先，从理论上应重新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只规定其内容为提供刑事辩护或，其中以辩护为主。辩护权固然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一个最需要保护的权利，但是诸如调查取证权、申请鉴定权等权利也需要得到重视。现实中有些案件的进行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技术鉴定，而有些科学技术鉴定的费用相当昂贵，严重超出了当事人的预付能力，这就可能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或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可见，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内涵过于狭窄，限制了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概念应重新界定为：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中，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当事人，提供、辩护、鉴定、取证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如果这么界定，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将得到扩充，而其立法及制度建设也需要重新作出相应调整。
其次，将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由于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公民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所以无论是低位阶的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唯有将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入宪，才能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也才能保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将权利入宪以后，还要加大对这项权利的宣传力度，使广大公民真正了解其享有这项权利，并理解其权利的内容和行使方式。刑事法律援助有了强大的法律依据并被人们深刻理解后，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与普遍实施。
最后，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层次并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无关系，这也表明我们要加快法律援助立法步伐，尤其是将法律援助制度单独立法。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建立上到宪法规定，中到单行刑事法律援助立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下到地方法规、规章以及特定地方的变通执行规定的一整套的法律援助立法。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部科学的单行法律援助立法。只有完善了立法，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也才能真正有效保障人权，使司法公正成为使然。
二、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援助机制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供给保障制度。资金不足是阻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这造成了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得不到应得的刑事法律援助。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仅仅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很少的民间机构的捐赠，而且同国外的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财政拨款要比同期的很多国家低很多。法律援助资金状况反应了各外国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视。当然，现阶段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全由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承担法律援助的全部开支，既不实际又是不可能的。而大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赞助、发行福利彩票、通过经营使原有法律援助资金合法增值等方法都可以有助于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资金的问题。同时，我国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实践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例如，西欧的德国、瑞典、芬兰等国广泛使用的以法律援助保险来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可鉴之举。 其次，整合刑事法律援助资源，导入激励机制。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责任主要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虽然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是按案件数量发放，这就无法满足不同的案件对办案资金的不同需求。对于较复杂的案件，如果承担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尽职尽责的完成援助任务的话，很可能不仅得不到任何收益，甚至还要倒贴，而且办理刑事案件还有一定的风险。这就导致了执业律师对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没有兴趣。如果对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产生的费用进行实报实销的同时还能给予律师适当的补贴，使刑事法律援助能以市场机制运作，将会大大改善我国现在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最后，重新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防控体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是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检查法律援助人员在结案后提交的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等材料以实现对法律援助人员进行监督。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既是管理者，又是部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实施者，这样就导致了职责设置的混乱，由自己监督自己，那么其监督的质量就不想而知了。笔者建议，具体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全部交由公职律师或委托社会律师办理，而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专门负责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查和监督工作。这样就既有利于实现有力的监督，又可以使各个主题职责分明，利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开展。
三、建立和完善旨在解决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问题的制度
我国目前的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刑事法律援助并不完善，所以供需矛盾突出。目前，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制定较高的行事法律援助标准，控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这种规定，并不能解决这一矛盾，而且从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来讲，这种规定也是违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目标，这将不利于法治的发展。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且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界定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改变套用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做法，采用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仅要考虑政府的可承受能力，还需要考虑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并力求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国家设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要促进司法公正、维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目前我国实际采用的经济困难援助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由于这个水平实在太低，根本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所以导致了很多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但却迫切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的贫弱公民得不到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这严重违背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初衷，使其价值目标难以充分实现。目前采用国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的标准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做法。因为这一标准不仅可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时调整，而且与党和国家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第二，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庭前审查机制，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效益的最大化，由于调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经济困难受援标准，实行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征收起点标准以后，会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大增，超出我国当前的承受能力，那么就需要制定其它的相应制度予以适当控制，减少数量，使没有必要提供援助的案件排除在受援范围之外，具体做法是，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庭前审查机制以审查并决定对某些案件是否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一方面，参照死刑复核制度的价值理念，适当放宽刑事法律援助提供标准，另一方面也适当从严，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独使用附加刑的案件，由于我国目前国情所限，则原则上不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但是也必须严格规定其适用标准，实践中可由立法机关对其标准进行细化。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61590;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61590;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 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61590;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61549;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关键词：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 弱势群体
目录
中文摘要 ………………………………………………………………………1
引言 ……………………………………………………………………………4
一、法律援（对法律援助概念的认识）………………………………………4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5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5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6
三、法律援助重要意义… ………………………………………………………6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对学生的重要意义…………………………6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7
四、结语 …………………………………………………………………………8
注释 …………………………………………………………………………… 8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2003年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一”、“六 一”、“十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
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我们中心每年举办的各种法制宣传活动，有利于进行普法宣传，分担了国家的职责，为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联合乌鲁木齐一所高校的法学会共同开展“124宪法宣传日”活动，得到了兵团电视台的特别采访，受到了乌鲁木齐市民的一致好评。同时，我们中心提供的无偿的法律援助，帮助了那些真正经济上困难，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为我国司法部门减轻了工作负担。
总之，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经历证明了它存在的意义，证明了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用它的付出饯行了“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淋社会底层风雨，方知书本知识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薄；睹众生艰辛的生存挣扎，才会真正明白法制、法律这些字眼与现实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堑距离。“民为本，法为器”，“学法、用法、普法、援助”，本着心中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每一个法援学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学识投入到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无偿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会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训，用我们最真诚的心和热情服务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更少的人陷入权益无从救济的困境，让社会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们每个人最亲近的守护神。风雨成长路，我们携手走过；坎坷未来路，期待你的关心和支持！相信在我们所有法律援助组织的不断努力之下，相信我们笑傲挫折的年轻，相信我们的明天不是梦，法律援助的队伍会更大、更强，法律援助的明天会更好！
注释：
《法律援助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翻印 . 2003年7月21日.
练琪，欧阳梅，陈建军 .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期刊网 ，第5期，
拖欠工资的事，现在国家政府有法律规定“拖欠工资属于违法犯罪”，应该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告发，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解决问题，可以打电话12345热线电话，也可以打电话12348法律援助热线电话，通过这个12348电话可以要求政府提供免费律师，免费律师会提供法律咨询，来帮助进行投诉举报告发的进展过程，或者调解，或者打官司，这样便于顺利解决拖欠工资的事。
【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九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来源：文章屋网 ）
遗产继承费包括继承权公证费用、房地产价值评估费用、房地产继承过户税费、契税，具体金额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法律依据】
《公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支付公证费。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公证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减免公证费。
第四十六条规定，公证费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来源：文章屋网 ）
讨薪难，一个沉重的话题
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不畏严寒酷暑，居住的是临时帐蓬，工作条件极差。本来用人单位应当事先签订合同，并及时发放工资，可是，许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连合同都不签，只是一个口头协议。
农民工讨薪难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几年，党和政府始终把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框架中，把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一系列强有力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讨薪提供了很大的政策、法律空间，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否认，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阻止欠薪的产生。一边是清欠，一边又有新的欠薪产生。以至于出现年年清欠，年年欠薪的怪现象。
调查显示，农民工讨薪面临的是高昂的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讨薪农民工为了讨说法，往往要到有关政府部门去几次甚至十几次。从调查的典型个案来看，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出几百元至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农民工维权成本已经超出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农民工讨薪难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在制度层面上形成对欠薪企业具有约束力、惩治力，对政府具有责任性、监督性，对农民工具有操作性、保护性的长效机制。
讨薪难顽疾究竟由什么原因而造成
据报道，中国有1.2亿农民工在城市、8000万农民工在乡镇各类企业打工。农民工面对欠薪企业种种的推脱，每到年关便进入高峰期。讨薪难，难于上青天，讨薪难，不仅奔波辛劳，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专家指出，农民工之所以群体性出现讨薪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自身维权意识淡薄，用工单位不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以致年末被拖欠工资后，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导致讨薪之路十分艰难。即使有个别农民工多次讨要欠薪最终取得成功，但是为此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是得不偿失，走法律途径的维权成本高，让很多农民工不愿走这条路；二是，很多农民工根本就不知道该到哪里投诉，如何投诉，维权意识的淡薄让侵犯农民工权益者得不到有效惩处，法制监管的软肋使得用工者敢于继续采用押薪、欠薪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手段；三是，个别政府部门在农民工权利保障方面，管理存在一定漏洞，责任出现一定缺位。显而易见，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彻底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现象就无法得到根本遏制。
2007年底，江苏省一些法院与当地有关部门就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了一项基层专题调查。调查显示，至少有三种情况可能导致“欠薪”高发，而带来不可避免的纠纷。一是建筑类企业不能及时兑付工资；二是部分企业主观上以“欠薪”的方式留人；三是企业因经营不善客观上无钱兑付工资。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部分经济效益不好、运转困难的企业。此类企业平时维持自身的正常生产经营就缺少资金，年终再足额兑付农民工工资基本不可能，种种原因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纷。
有关专家认为，农民工至今仍然难以享受到与其他城镇职工一样的权利及其保护、我国立法对欠薪行为没有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缺失与劳动市场供求不平衡、劳动管理部门监察不力、缺乏组织来代表和保护民工的权益、企业信用机制不完善等等都是当前存在农民工讨薪难中重要原因。
农民工讨薪难作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完全解决它，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应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第二，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第三，缩短诉讼周期，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速裁庭，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诉讼周期，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负担。第四，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救助力度，真正让农民工打得起官司。
农民工讨薪案虽然胜诉比例不断提高，但仍存在无书面劳动合同、农民工不懂法、请不起专业律师等三个难题。为此，北京市一中院法官建议，要畅通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的渠道，建立专业法律援助人员库。
法律援助，农民工讨薪不再难
当遇到讨薪的农民工时，很多老板常常拿这句“我也没有拿到钱，我拿什么给你”的话来应付。海淀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谈到，农民工讨薪案件审理的难点在于“人多且影响面大，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从该院受理的案件看，涉及农民工的数量至少在10人以上，多则近千人。案件关系着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就医、子女上学等民生问题，并且常常在春节前后爆发。
据海淀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法院从权益被侵害到向劳动部门举报或仲裁，这期间农民工有的要等十几天，有的要等上几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而政府部门同样也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如果走完一个完整的程序，至少需要13天至25天的时间。农民工讨薪的巨额成本，给本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负担。
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援助农民工讨薪，是破解农民工讨薪难困境的重要“法宝”。一是会弥补农民工讨薪过程中的“法律缺陷”，使农民工讨薪的方式和途径都在合法的框架内展开，大大保证维权的成功率和降低维权成本及维权时间；二是通过法律制度的跟进，同时也会督促、监督相关公共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能责任，确保农民工维权路径的畅通。
“农民工问题是具体的民生问题。他们所遭遇到的欠薪、工伤等问题，能否依法得到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合谐与稳定，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实现。”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佟丽说，“律师行业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宗旨所在。”
对恶意欠薪的企业给予法律上的惩戒和处罚，形成市场“禁入”机制也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的重要建议。有专家指出，我国应当对现行法律作进一步完善，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作为法律惩治的对象，形成法律的威慑力。一旦企业违反了此种法律规定，将有可能受到罚款、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甚至刑事处罚、直至行业永久禁入的处罚，让欠薪企业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
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所以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更重要的是，将“农民工讨薪可申请法律援助”纳入法律条例明确规定施行的范畴，具有典型的标本示范意义，这不仅是广大农民工的福音，也是公共社会的幸事。由此，昭示着公共管理和法律制度的责任担当――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种责任担当逐渐会普及到更多、更广的民权民生领域。
农民工法律援助当务之急，是加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协调救济机构，畅通救济渠道。
近日，在北京昌平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记者了解到，用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在这里可通过申请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索回薪水。
前不久，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与和平里街道七区社区居委会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进社区”的开始。按照北京市司法局的要求，今后每个社区、村庄，都将有一名律师提供定向的专业化公益，对律师力量不足的远郊区县，市司法局和市律协将采取市区与郊区对口支援的方式解决。
“按照协议约定，我们会定期派人到签订协议的社区坐班，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法律援助。”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爱明告诉《北京科技报》，社区居民可以前来进行法律咨询，他们会为居民提供法律文书、法律建议服务，定期还会举办社区法制宣传讲座，协助社区管理部门解决社区内各类矛盾纠纷。而且，这些法律援助都将是公益性质，社区居民不用为此花任何费用。
事实上，律师进社区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在我国早有先例，全国许多律师事务所都有服务社区的经验。在北京西城区，多家律师事务所与白纸坊街道18个社区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协议书》，牛街街道10个社区还开通了“中高盛律师信箱”；在上海，先后有180多家律师事务所与社区签约，为社区居民提供涉及社区服务、老年维权、妇女维权、接待等法律方面的服务。
“在这个活动之前，我们与和平里七区就做过一个法学名家的活动，他们提供办公室，我们派律师在那里值班，免费为周边的百姓提供法律咨询，至今也有5年了。”刘爱明表示，社区居民对律师资源有很大的需求。
在他看来，尽管各个社区的街道办都有民事调解员，但从具体接触的状况来说，这些“民调”掌握的法律知识比较有限，更多的时候是“和稀泥”，遇到关键问题还是需要律师的帮助。另外，许多老百姓的法律常识还很有限，尤其是部分老弱病残的居民，不懂得自己的正当权益应该如何去争取。加上律师一般都在法院附近、高档写字楼内办公，很多老百姓会误认为律师的收费很高，也就不会去找。
“对于律师本身来说，进社区服务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刘爱明表示，社区居民遇到的各种难题、矛盾，让律师来引导解决，能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律师本身的业务水平。别小看老百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拆迁、“煤改电”、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遗产继承等引发的各种矛盾，都可能会引起许多不稳定因素，如果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就能把事态在第一时间控制住。
比如一楼窗前的绿地长期被某人占用，不是种植花草，就是晾晒衣物，邻里间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刘爱明说，对于这种事，他们会告诉矛盾双方，从法律上来看，窗前绿地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但也没有明确具体归到某个人。被占用的事实又摆在眼前，对于这样的矛盾，一般建议双方各退让一步，至少保证在一楼的全体住户都享受有合理的生存空间。如果没有社区律师的引导和调解，两家人因此结怨，吵架、打架都时有发生。
刘爱明同时还承担着东城区接待的任务，他发现其实许多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理性化的解决。比如东城区前段时间有的地方在进行“煤改电”工程，需要在一些胡同临时放置大型设备，附近的居民就反映这些设备对人辐射强，威胁健康，不让施工方动工。“对此我们就跟相关政府部门说明情况，后来在这些设备旁边都安放了屏蔽屏障，事情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刘爱明说，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说不定这些居民会去居委会、街道办抗议，那样事情非但得不到解决，还会因为扩大并产生不良影响。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相关要求，“法律服务进社区”将全面覆盖北京市2600多个社区和3900多个村庄，而通过这项活动，80％集中在城八区的律师资源，也会得到合理的配置，平衡城区与郊区的法律服务资源。将按照每100户设1名人民调解员，每50户设1名信息员的标准，确保村居调解组织建设覆盖率达到100％。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在缺少法律援助的情况下，遇到不平等的事，要么把苦往肚里咽，要么出现过激行为，真正找律师解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相比过去人数少、居民类型单一的社区，现在社区范围扩大之后，涉及法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快后带来的老人赡养争议、旧小区的拆迁补偿纠纷、房产继承纠纷、居民和小区物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等等。
居委会传统的矛盾调解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传统的社区工作人员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不能为居民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更多的是表达自身的主观看法，不足以让双方信服。
一、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概念、作用、产生依据
(一)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调查者,对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客观、全面、综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二)产生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有公诉人、辩护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
(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缺陷之处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体,依照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的规定,由于是“可以”,而非“应当”,故从立法的角度,控辩双方、审判机关、以及受审判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形式,1、由控方或者辩方以访谈的形式,形成规范性的社会调查报告。2、由审判机关以问卷式或访谈形式,形成问卷调查表。3、建立一支特邀社会调查员队伍,这些社会调查员由熟悉青少年特点,热心青少年帮教工作的社会人士组成。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这项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院执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情况看,开始这项工作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形成书面材料,随着97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执行,法官居中裁判规则的确立,开始改变以前单纯由法官调查的情况,同时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通过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作,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由该机构完成其接受的援助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或庭审中将报告提交给法官予以参考。如果案件被告人自己聘请了律师,这项工作就由律师去完成。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但是这样做毕竟只是辩护方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性。而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工作,认为是其检察工作之外的工作内容,态度消极。即使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了解也是在审查起诉时通过案件了解的情况,很片面且不详细。
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上述几种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二)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法律没有给予确定,由此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有可无。
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意义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有无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应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其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故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制度在法院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履行,而且对社会调查报告没有作相应规定,加上缺乏制度进行监督,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程序之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施情况不好。既然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没有确定,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可有可无。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法律没有规定,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以和种方式出现、怎样展示,控辩审三方均感困惑。存有争议:
1、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有两种观点:(1)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从证据的概念来看,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的范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然而社会调查报告只是对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的综合评定,并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从证据的本质特征来看,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交往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出具最终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调查报告只是与其犯罪的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
从证据形式来看,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质证,其性质应属于品格证据。但随着调查报告在实际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其性质也越来越接近证据的范畴,为此,法律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
(2)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完善法律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106-02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法制进程也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各国环境法律体制机制逐渐成熟，在保护生态环境上，我国也同样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然而，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却不完善，环境法律制度保护存在许多漏洞和弊端，致使环境法律一些方面在很多时候成为一纸空文，达不到法律规制和救济的作用，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政府在环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手段过于强硬，掌管环境监管权力的国家机关一方面作为环境法的制定实施者，另一方面又作为监督管理者，很容易在承担执行环境法的公共职能，又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存在时，发生权利与利益冲突的政府失灵现象，逐渐演变为环境法中执法主体与守法主体共同违法现象。环境法律实施主体行政权力任意扩张，而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公众环境权得不到保障，公民环境权私力救济司法途径不畅通，环境破坏现象愈演愈烈。这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诞生了，这是一种致力于维护公众参与环境公益建设的，新型且正当的环境权益的有效制度。通过学习国外较为成熟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已取得很大成效。
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现状
1.法律现状
最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1] ”最新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讼。”这些有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新条款，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2.司法实践现状
环境信息公开不透明，很多环境污染信息公众不能够及时明确地知悉，不利于维护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损害了公众权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因为搜集证据困难、诉讼渠道不畅通的原因，大部分思想意识积极的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均因为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而不能够立案;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使得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立案过程极其困难，最终不了了之。 这样在具体法律设置过程中就要借鉴美国较为完善的先例，这对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现状
1.法律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经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领域中的公民诉讼制度，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普遍认为该制度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法，均是零星存在与各种法律法规中，与我国不同的是，美国主要的环境法律、判例法以及宪法中都有规定公民诉讼的内容。美国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就对其作出了有关规定，任何公民都能够以直接或间接受影响者和“保护公众环境权益”的名义，对企业或个人等民事主体提讼;任何公民都能够对不遵守排放标准或环保局不履行职责的民事行为提讼。[2]以此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便正式确立起来。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被叫做“公民诉讼”，突出强调了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之中的重要性，其内涵是公民依照法律，能够对公司污染环境、违反法律规定的环境保护义务、主管部门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提出诉讼。[3]美国的公民诉讼诉讼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和排污者，其目的是为了使个人可以用保护环境的名义提讼，这样就令公民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均成为环境保护主体，既保护了环境资源，又使得环境法律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调动了全社会的环保积极性，以此达到监督和强化政府职责履行情况、更好地实施环境法律法规的目的，这被称作美国环境法的“核心元素”。这种制度很快便取得了很大成效，第一、有利于分散于各地区的民间组织和个人可以针对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更好地实施诉讼。第二、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具有广泛性，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政府和企业利用职权，运用政治手段而放纵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并且疏忽其法定职责的行为。第三、公民可以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自主的对其自身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第四、公民诉讼极大程度上促进美国立法的发展进程，更好地保护了资源及环境。
2.司法实践现状
在司法实践上，美国遵循判例法，公民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逐步扩张与其法律制度发展进程相匹配，美国法院最开始遵循的是“法律权利原则”，即首先必须要原告主体自身能够证明其合法权益已经或者正在受到侵害，不然便不具备资格。法院现在遵循“事实损害原则”，原告主体只需证明其受到经济上或非经济上的“事实损害”就能够提讼。[4]说明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污染环境行为提讼，并且不需要原告主体对该污染损害事实作出任何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证明。可见，在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原告主体可以是任何个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
环保团体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也是美国公民诉讼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相比有其特殊性，法律规定环保团体可代表其有资格的成员提讼，但其诉求内容必须与团体成立的宗旨和目的是相关的，该诉求设计到团体成员自身利益时，个人可以选择是否参加诉讼。[5]20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有关环境方面的重要法律法规都有明文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权利，放宽了原告主体的条件。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弊端
（一）原告主体资格范围限制
原告主体资格的限制阻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仅仅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作为原告主体之一的环保组织的资格作了规定，为了使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首先要做的就要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进行扩张，制定比较严格的标准，从法律层面上规定具体原告主体资格的实施设置程序，规定明确的条件，明确法院管辖权限，确保该制度被较好实施。
（二）法律规定不完善
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较成熟的美国相对比，我国环境法仅仅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了初步设想和构建，但是并没有对诉讼主体、诉讼行为、诉讼程序等作具体规定，法律规定范围狭窄，而且规定的笼统、过于原则，不够具体细化，也不够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具体履行，因此要以法律形式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设置程序，明确细化法律规定，以便更好地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三）司法实践执行困难
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规定不完善，没有规定、受理、审理上的具体法律程序设置;环境信息公开不力;取证困难;诉讼渠道不畅通;法律机制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均不能够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司法实践中执行困难，公众会遇到很多，例如没有资格、诉讼管辖权不明、案件审理困难、原告主体诉讼资金不足等原因直接导致公益诉讼难以执行，环境污染无人维护的可怕状态。
三、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
（一）扩大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规定范围过于狭窄。首先，法律仅仅限定诉讼主体为社会团体和组织，而且没有明确具体到何种机关和组织，那么，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能否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值得确定，国家检察机关这一主体，是否可以对环境侵权案件主动提讼等等，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的很大争议点，这种情况下，就应对这种国家权力机关的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具体设置，该方面法律的执行情况是否良好，会很大程度上决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情况。现行环境法规定的环保机关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但其执行程序设置还需要具体细化完善。社会团体保护公共利益是自发和主动的，其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用法律条文形式对其权力进行具体设置，可以极大程度上节约诉讼资源，促进环保事业发展。其次，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应有权为保护个人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法律并没有规定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情形。公民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环境污染对公民自身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使得公民对环境公益有着很高的的敏感性和热情，亟待用法律来确定公民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明确和细化法律条款
环境法上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过于原则，亟待法律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包括、受理、审理上的具体法律程序设置。还需要用法律解释明确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与集体利益在内涵和外延的区别;区分公益诉讼、非公益诉讼和政府行为的区别;[6]关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何种污染环境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讼、公益诉讼的被告如何承担其责任等问题需要尽快颁布法律法规来明确;公益诉讼适用审判程序类型、预防滥用诉讼行为、取证等问题还存在很大争议，需要进一步具体确定。
（三）完善受案范围及管辖法院
环境法没有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对此类案件的法院管辖范围是应以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确定，法院设置诉讼程序类型，直接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应用立法方式明确法院的管辖范围和程序，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由于我国处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探索起步阶段，对各人员要求都较高，此类案件案情以及涉案人员的情况都复杂、取证困难、涉案金额大，需要一定规模和能力的管辖法院，建议管辖法院级别最低应为中级人民法院。完善法院的受案范围和管辖权标志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更好协调。
（四）是否适用调解原则
法院处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协调，这样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运用协调手段解决原被告矛盾，处理结果却与公众所期待产生社会效果有落差。民事诉讼与公益诉讼的不同在于所保护的客体是个人私利还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7]公共环境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共利益，公民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若是绝大多数的调解结果相当于让原告当事人放弃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就是有失公平的，因此在这一点上仍旧需要法律对此进行规定说明和组织协调。
（五）设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该对已经或可能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样，这种规定如果法律实施不够理想有导致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诉讼旨在最大程度上清除和预防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的非法侵害，如果能够在诉讼之前达到了这个目的，就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美国环境公民诉讼规定了诉讼前置程序，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60天前应告知有关环境执法机关和程序。我国可借鉴美国，设置60日诉前告知前置程序，给予环境污染者规定法定期限，超过期限没有停止环境侵害或和原告达成和解再提讼。但在环境执法部门已经对污染者采取措施纠正其行为，或者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就不能提讼。法律设置这种诉讼前置程序，规定一定的法定期限，无需提讼就可以达到包胡工以环境的目标，是司法的一大进步。
（六）建立司法援助机制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往往诉讼时期长、诉讼投入大，若不能得到相等的补偿，会严重打击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公众在寻求司法救济往往遇到的两大阻碍是缺少相应专业知识和经济困难。因此，对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司法援助会激发公众参与执法与监督的积极性。
1.专业知识援助
环境公益诉讼要求极大地专业性，来公民个人提起该诉讼是一大挑战。美国的一些环保基金会帮助聘请公益律师援助环境公益诉讼，减轻了民众面对巨额律师费的顾虑。我国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是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援助机制创制平台。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法律援助事项进行补充，由此，法律援助可以扩展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援助。
2.经济援助
美国有很多受政府、企业资金援助的公益性法律机构，为了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典型代表是“公私共分罚款之诉”。[8]胜诉原告可以获得一定物质奖励。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援助制度，相应减免原告的公益诉讼费用，对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和胜诉案件的原告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金额，原告诉讼费、奖金、被告赔偿金由被告承担。政府鼓励企业、组织等援助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还可以试行民事侵权诉讼制度中的“双倍赔偿”规定这一激励机制。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经济援助有待突破，鼓励民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李 媛.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3.
[2] 薛艳华.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J].科技与法律，2012（6）.
[3] 宫 静.中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比较[J].法制与社会，2011：35.
[4] 徐陈军.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原告资格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3.
[5] 张 颖.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中的原告资格[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6] 张树兴. 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A].2013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C].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13（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