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3: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好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本科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特点．内容繁多，教学时间紧凑经济学和管理类本科生在入学第一学期便需要学习微观经济学课程。目前各高校常用的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有曼昆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萨缪尔森等著的《微观经济学》和高鸿业著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这三本教材分别有22章、19章和10章，每本教材的内容均十分繁多，涵盖了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消费行为、生产行为、市场分析、外部性，有的还涵盖了简单的博弈论、一般均衡分析等。而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由于入学时需要参加近一个月的军训，第一学期的学时被大大压缩，一般高校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学时只有36个学时。在较短的时间内需要向学生教授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无论是给老师还是给学生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数理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采用了大量的数理分析方法，包括统计方法、图形和数理模型。经济数学、统计学等数学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微观经济学中也大量使用了这些方法，即使在初级微观经济学中也包括了边际分析、最优化方法等。这对于刚进入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而言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他们同步学习的高等数学中还未学习到极限、微积分等相关内容，很多知识无法用高中学习的数学知识进行准确的解释，对教师授课造成了一些困难。
．学生需求各异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需求是不同的。大部分管理类学生在本科阶段只会学习初级微观经济收稿日期：2012—04一学，但是如果需要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同学需要掌握的则是中级微观经济学。初级微观经济学虽然与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章节是类似的，但是各章节内容的深度和分析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对这类学生只教授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将给这些专业的学生深造、继续研究生学习造成较大的障碍。
二、本科生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针对以上微观经济学课程和授课对象的特点，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科生微观经济学进行教学改革：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大部分学校对于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生均开设的是初级微观经济学公共课，即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生均采用同一本教材学习初级微观经济学。由于经济类的学生还需要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因此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对管理类的学生就会有学习与考察脱节的问题。因此，对于管理类学生而言，应该在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适当将内容拓展到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要注意初级内容和中级内容的衔接。
虽然中级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比较数理化、讲授内容也比较深入，但是可以以初级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的本质内容、内在核心解释给学生，便于他们今后自学和考试。
．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繁多，概念也较零散，几大块理论之间的联系性也不算特别强。因此如何在较短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全面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打破老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可以通过情景教学方法讲授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用案例分析方法讲授市场的结构，分析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的特征，用参与式教学讲授初级博弈论的概念。同时还可以通过讨论课将课程中所学习到的各种原理用来分析国内和国际经济热点现象。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加强学生对各种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初步体会到如何利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由于学时安排有限，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安排助教为学生的课程作业进行讲解和答疑，帮助学生在课下更好的学习和消化。
．尽量采用双语教学，与国际接轨微观经济学的大多数经典教材均是国外经济学家撰写，很多学校也采用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利用原版教材和双语教学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学生知道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原始表述，这种表述比翻译后的表述更加准确，也便于学生以后阅读国外文献，同时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可以加强对英语的学习。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灌输二十多章的经济学内容，利用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很有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除了采用闭卷考试方法，还可以采用随堂测试、学生分组讨论、课程论文等方法多方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2003年全美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年收入平均约为14万美元（按一年52周计算）。至于“明星”经济学教授，收入要高得多，大约在15万至25万美元之间，而且每年只有九个月的工作量。若你是一位“超级明星”经济学教授（比如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年收入则超过30万。相比之下，一流高校有名望的英语或者历史学教授每年的收入鲜有超过17万美元的。
究其原因，近百年来，世界经济学研究重心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也逐步完成了从欧至美的转变，美国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国家，经济学长期被认为是“显学”。当今美国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前列，社会对经济学科的需求更大，“显学”的地位也由此更为彰显。市场看好，经济学教授的收入高也顺理成章。
与美国教授的薪酬相比，中国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们要“寒酸”得多。不过，这不包括中国的“明星”经济学者，如果将他们的所有收入加起来，年薪几十万乃至百万者不在少数。如果再考虑到四年来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走强的事实，虽然他们还没有达到美国同行的水平，但其实际购买力和财富增长的速度不会逊于别人。
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不像美国同行，再怎么出名，也只是个大学教授而已，中国的经济学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常常自称或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能冠以“经济学家”头衔，同时“经济学家”的队伍如此庞大，这不仅令国内其他学科望尘莫及，也令国外学者自叹不如。
这里不试图就彼此的研究水平进行对比，但从中、外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领域中还是可以领会到某种治学风格的不同。在目前美国一流大学经济系正在争抢的“明星”经济学教授中，有三位引人注目：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休・拉宾（41岁），主要研究人类经济行为为何常常不理性，哈佛大学目前正在挖他；二是哈佛大学的凯洛琳・郝克丝碧（38岁），主要研究学校改革、教师工会及学生行为的经济意涵，斯坦福大学正考虑将她挖过来；三是前麻省理工学院的桑德希尔・穆拉那森（31岁），主要研究人类个性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哈佛大学刚刚将他收在帐下。
由上可知，由于美国经济学发达，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技巧变得越来越复杂，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被逼到十分具体、微观的层次。实际上，上述分析技巧加在一起并形成一种连贯的、可靠的经济科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美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不过，总体看，美国经济学教授为了“有饭吃”，不得不守住自己的一“点”。
同样，中国的“明星”经济学教授无形中把自身看成是全能型，这也是为了“有饭吃”。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教授是“多大的云下多大的雨”，中国的经济“明星”们赶上了经济学成为中国“显学”的好时代，更吃得开。上至国家经济决策，下至市场体制改革、企业改革重组甚至个人理财，到处都有他们的论述，各种利益与好处当然也就跟着来了。
然而，教学的不站讲台，搞研究的坐不住板凳，就那点东西到处讲，时间长了，好比关公卖豆腐―――人硬货软。无论叫得多好听，也只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大杂烩，只是给中国引进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与术语。换言之，中国至今还从未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经济学体系，即使中国气势磅礴的改革为国人特别是经济研究者们提供了绝好素材和活生生的样板。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突出存在的浮躁。
去年，我院一位长期从事世界经济研究的学者（现已退休）撰文批评对我国经济改革理论有较大影响的三名著名经济学家，从学术、理论、事实甚至是道德层面上反驳他们所谓的“制度创新”，认为这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这位学者的做法，体现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治学作风与社会责任心，曾引起不少反响。
世界经济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当代国际社会、理解古今变化、探讨未来趋势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认识工具。21世纪经济学的重心将会从数理经济学转向其他方面，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同样，世界经济中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与西方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东亚、印度、非洲等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研究的领域也将转向社会制度等方面，并将扩大到不同的文化范围。
基于以上认识，无论思考、学习还是搞研究，基本路子必须既要保持民族传统，又要融入世界的发展方向，才能使我们的世界经济观、中国经济观更趋客观与合理。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 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 还讨论了市埸结构，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 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 所谓规模经济， 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 所谓市埸结构， 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 而技术选择， 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 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 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 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 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 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 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 也就是说， 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 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一、资产评估学科归属争议
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及理论积累可以看出，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目前理论界对其学科归属还存在着分歧和争议，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在学科归属流派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归纳综述：
(一)管理学说
一些学者认为资产评估是会计学、审计学和财务管理学的延伸，应归属管理学。唐振达(2009)认为，资产评估学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应当与会计同属管理学，并主要从资产评估与会计的研究依据、计价基础、研究理论与准则体系均相互借鉴与利用，以及两者的研究对象、职业监管部门等方面的相似性上进行了论证。李光洲(2007)认为，资产评估作为应用性学科，应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资产评估的跨学科特性，将资产评估归属于管理学学科更为合适。教育部2005年在少数财经院校恢复资产评估专业设置，并将该专业归属于工商管理学科。一些高校不仅进行了本科层次的专业建设和招生，还将其教学延伸到了研究生层次。这些院校主要包括南京财经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武汉经济学院等。
(二)经济学说
由于我国的资产评估是为适应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专家及学者认为资产评估应隶属于财政学，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厦门大学评估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代表。陈鹏(1998)指出对评估值概念理解不够导致对资产评估方法的误用，使评估结果产生差异。而这种症结只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才能获得答案。指出市场经济的导人是资产评估产生的原因，资产评估是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运用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根植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市场法和收益法是评估一个持续经营企业整体价值的有效方法，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供求平衡价值理论的体现(高波,2001)。罗建强(2002)认为，股份制改组上市时的资产评估其最终的目标是确定净资产的价值和股票的发行价格也就是产权交易的价格，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了产权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的节约，从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河北省的几名学者也认为资产评估理论研究依附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王建中、王淑珍等，2002)。鉴于资产评估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要环节之一的原因，一些院校将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专业发展为资产评估专业方向或专门建设了资产评估方面的专业方向，以及2005年以后教育部批准设置的资产评估专业也隶属于财政学院(系)，如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学院等。
(三)综合学说
一些学者认为资产评估在对象及实施过程中渗透着工学的知识，因此，资产评估应该是多学科融合的综合学科。王开田等(2007)认为，资产评估是一个以会计学为基础，经管交融、文理工渗透的复合型、集成型新兴学科，是一个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又高度综合、需要广泛学科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学习和扎实应用实践能力培养的专业。张艳(2009)认为，资产评估是一个源于会计学、集经济管理学与工程机械学为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是一个新兴智力密集型中介服务行业，它同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特点。综合智力密集型特点决定了资产评估课程设置要体现以会计学课程学习为基础，经济与管理类课程交融学习，文理工相互渗透三个方面的要求；较强的实践操作性特点要求专业教学中必须加强实践实验教学内容。它的主干课程，应该包括资产评估学、建筑与工程识图、机电设备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资产评估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专业，它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也包含相关法学与工学的知识，但由于资产评估专业或专业方向多数是由财经类院校或相关院系进行建设的，这些院校或相关院系都缺少工科方面的专业或专业背景，所以此类观点并未在高校学科设置上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可见，资产评估学科归属之争的焦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上，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学与管理学进行解读。
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
1776年3月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经济学自身体系的形成以一百二十多年后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刘源张，2006)。经济学是对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或经济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的学科，通俗地讲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和使用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产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和集团的科学。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应在各种选择中使目标达到最大绩效。管理学逐步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是以1926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为标志。它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因此，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在所拥有的现实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有效整合。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研究目的不同
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以回答“是什么”作为学科使命，侧重于帮助人们解释世界，它强调均衡、趋势与发展，注重对有限资源的配置行为提供逻辑思考。相对而言，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以解决“怎么办”为自己的学科使命，侧重于“如何改造世界”，强调过程，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与目的性，注重为组织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提供有效手段和方法。
(二)对“人”的认识不同
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把人看作成是理性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理性地区别两个或若干个经济决策哪个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管理学中经过理论界多次的讨论与改善，由起初泰勒的“经济人”到霍桑的“社会人”再到马斯洛的具有层次需要的“人”，都是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展开的。管理学细化了人的各种需要，考虑人除经济方面之外的其它因素，比如人的地位高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
(三)操作思想不同
经济学在分析某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所要研究的经济变量进行定义，提出一些假设条件；然后根据这些定义与假设提出一种假说，运用这种假说对未来进行预测；最后，用事实来验证这预测是否正确。如果预测是正确的，这一假说就是正确的理论；如果预测是不正确的，这一假说就是错误的，要被放弃，或进行修改进入下一轮的假设研究。管理学是通过实践活动，从中发现有效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从而
在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领导、激励、协调等职能上进行改进和优化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前者是从逻辑或理论上预期的模式到观察检验预期的模式是否确实存在，是公理化的演绎体系，经济学研究大都在已有的数据基础上建立假设，以假设开题。后者是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出发以达到一般性，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其理论为了解释具体的管理活动。
(四)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
经济学一直以来发挥着其基础学科的作用，供求问题是研究的根本，它用详细的模型理论分析提供方会以何种价格出售，该价格需求方在哪个阶段是可以接受的。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经济学可以运用经济模型等工具从静态、比较静态以及动态层面进行分析；也可以运用实证的方法或规范的方法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可用文字说明(叙述法)，也可用数学方程式表达(代数法)，还可用几何图形式表达(几何法、画图法)。管理学在数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等方面更加注重实际应用。
三、资产评估学科归属界定
任何一个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它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学科体系区别于其它学科之所在，也是我们分析学科归属的出发点。我们认为，资产评估作为一项产生于经济需求，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经济行为，总的来说是偏重于经济学的，属于管理经济学的范畴。
(一)研究目的
资产评估最终目的是在分析资产评估环境与评估对象特征的基础上，对特定时点及约束条件下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为决策方提供一定的价格尺度或合理资产价值咨询意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委托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直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只能转而追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提供相关专业信息的资产评估师，可以为相关各方提供实现目标的价值信息。资产评估服从了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为行为各方提供资产价值咨询服务并不过多地考虑管理，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注重均衡，主要回答资产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二)对人的理解
资产评估的行为过程中评估方仅作为经济关系中的第三方，单单是把人看作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注重资产质量，在效益大与小中当然选择有价值的。服从经济学上节约成本思想，最大经济利益原则。评估学中不存在管理学认知的地位高低不同的人，不涉及公司经济实体内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拥有平等地位买卖方的售买心理。
(三)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的三项基本评估方法有着各自的理论依据，而这些依据均源自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如劳动价值论是成本法评估的理论源泉，是对评估对象特定时点价值的重置模拟，用现行资本价格重新购置资产并使之处于在用状态所耗费的成本，它探究的是评估对象的内在价值，而这样的重置基础又是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决定的。再如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评估方法中的应用就是收益法，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主观感受(边际效用)在商品(或资产)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强调单位成本的付出与收益的比较。而收益法则是通过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并将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资产的预期效用越大，获得能力越强，它的价值也就越高。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在两种或多种选择下进行边际分析方法、供求论在资产评估中也到处可见。
(四)对象特点
资产评估的对象是客户委托评估的资产主体拥有或控制的物质实体上的经济权益价值。一般而言，被特定权利主体拥有或控制并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如机器设备、土地、房屋等)都是资产评估的对象，渐渐地企业的组织结构、整体价值也被列入评估的范围。因此，评估就要把对象放在经济的大环境下运用各种相关的经济分析理论对评估对象进行多方面的考查。它与审计鉴定反映表内价值有一定的区别，以无形资产为例，专业评估师在确定评估对象时，不仅考虑账面价值所体现的取得或研发成本，还注重无形资产的机会成本、转让内容、市场供需状况及国内外该种资产的发展趋势换代情况，在考虑无形资产能够带来的超额收益和垄断利润情况下，对不同的市场情况，通过利润的测算来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
(五)理论基础
资产评估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等多项知识理论，但究其根本应从经济学中寻找。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无法全部归纳在一个模型中，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石。如房地产评估是建立在建筑学、机械学、商品学、工程学等基础之上，它自身及价格构成均比较复杂，且各项房地产的性能、结构、磨损程度、通用性能差别也非常大。但各具体的房地产项目在评估过程中都是依赖地租理论、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购买者行为理论、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理论、替代原理以及收益递增递减原理、生产要素组合的均衡原理、收益与分配原理和投资原理等。在估价过程中，还广泛涉及到规划、建筑、结构、概预算、法律、金融及经济等有关理论和知识。经济学的这些原理，以及对经济运行和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都为资产评估行为提供基础理论。
考生在选择经济类专业时，大多都会在经济学与金融学中间举棋不定。在财经报道中耳熟能详的两个词要放到专业的选择中去，两者其中的含义，恐怕很多人会傻傻分不清楚了。
金融学同经济学有什么区别呢？一直以来，我们国内的金融学都在经济学科下面，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学专业主要偏向学术研究，它并非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是研究如何赚钱的专业。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是在国家层面的经济问题上。如房价上涨到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哪些好处、如何能够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等。其研究的面很广，所以一般不针对具体实用的经济学科领域。该专业的学生通常要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熟悉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经济学的学术动态，并具有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经济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金融学主要是对金融货币流通市场上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如期货、股票、债券、保险、银行、风险投资等），相对于经济学，金融学的实用性更强，是一定意义上的“点金之手”。金融与我们的生活关系密切，你去银行存款、去保险公司投保、到交易所买卖股票等都是在进行金融活动。该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银行、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并具有在金融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在运用方面，两者也有一定的区别。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是一般均衡分析，进一步细分下去是供求分析法。微观经济学第一章就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在各种决策下推导出消费者函数，最后在厂商理论中推导出供给函数，供给需求确定均衡价格的数量。在后面讲市场的时候，讲到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供给曲线是类似于抛物线，这意味着在价格和厂商的最优产量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而在金融学上，虽然也用一般均衡法，也有一般均衡模型，但是供求分析法在金融领域中用得非常少。因为金融行业的最大特点是金融产品的同质性（股票、期货、债券尽管名字不同，但都有收益、流动、安全三性）。这就决定了在金融学中均衡点没有任何意义。在一个充分发达市场上，供给和需求曲线将是两条水平线，不会是经济学中的曲线。所以金融市场均衡只有在两条水平线重合的时候才会均衡。而一旦这两条曲线离开的时候，价格就会出现偏离，就会出现套利，套利又迅速使两个曲线重合。所以在金融上只有均衡线没有均衡点。
在经济学中，现实可能与你的预期不符合，不符合就是你错了。但在金融领域只要是你的计算没有错误，而现实不符合你，那么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对的，市场错的。”如果用无套利做出来的东西，在扣掉税收和成本后还不符合（允许有一定误差），那么市场就给了你一个套利的机会，套利是不用花钱不用冒险就有可能赚得到的利润。这就是金融学赚钱的秘密所在。
在就业市场上，经济学的毕业生可以在经济决策部门担任经济预测、分析人员；在外贸公司从事寻找货源、组织国际贸易等工作；或是在各行业从事销售工作；还可以在一些一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
而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相对来说门路更广一些。他们可以到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也可以到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控股集团等金融公司工作，还可以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担保公司等单位工作。另外，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社保局、上市股份公司也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想考公务员的可以报考财政、审计、海关等相关部门。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高校；专业设置
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然而当时并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第一次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并且将新制度经济学和旧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如下区分：1、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经济行为；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以“交易”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埃格特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又进一步做出了如下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模型引入经济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价格和数量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度；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推进了古典经济学大众化的愿望[1]。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芮切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分支：(1)产权分析；(2)交易费用经济学；(3)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4)经济历史的新制度分析；(5)经济学；(6)合约经济理论[1]。芮切特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已经非常成熟。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制度领域，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研究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主要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合约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制度的变迁往往由交易费用引起，因此本论文主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理论即合约经济理论的相关理论。
1.1产权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并没有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为产权明确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对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具有重要贡献，科斯关于产权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对于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定义产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德姆塞斯是对产权理论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说明了产权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内在机理，产权通过引导人们使外部性内部化来引导资源配置；2、产权的归属有两个极端，即公有制和私有制，私有制天然具有较高的效率；3、产权的界定有无限性和相对性，产权包含无限的潜能；4、产权迁移发生的原因是新产权带来的收益，大于改变旧产权所造成的损失[1]。在以上两者的论述中都谈到了产权的意义、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等，但是都没有指出产权应当配置给什么人。波斯纳指出：“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其抑制了交易，产权应当赋予最珍视它的人。”科斯强调了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优势，但是其并没有说明国家和产权界定之间的联系，诺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1、国家作为经济人，其对产权进行原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2、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3、国家的权利过大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可能损害产权主体的利益。
1.2交易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来源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康芒斯将“交易”定义为和“生产”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生产”是人与自然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认为交易分为平等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科斯在康芒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交易理论，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交易费用。研究交易费用的视角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在此也只对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进行简单的介绍。交易费用的微观层面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事前费用，主要是指交易发生之前的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的费用；二是，事后费用，即为确保交易完成所产生的费用[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的有利了。制度的变迁受到成本、收益、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虽然交易费用对制度的变迁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存在时滞。
1.3委托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因不满足于阿布德布鲁体系中的“黑箱”理论，开始研究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委托理论随之产生。委托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基础：（1）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2）委托人和人都是“经纪人”。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拥有较少相关信息，人拥有较多相关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治理机制问题，也就是激励和约束问题。
2高校专业设置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系的机理分析
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的发展要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专业设置的问题就是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能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也就是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人能否满足委托人政府要求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出：“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也在于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产权和交易，产权的安排对于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2]。
2.1专业设置与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含义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是各个相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权利的总和”。具体到教育产权也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应当明确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边界，确保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实现；第二应当明确出资者和学校法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第三教育产权的各个权利主体是有边界的。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作为主导者时，有其边界效应。当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运营时，其有正外部性的特征，在权责不明确的情况下会产生“搭便车”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中产权的界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3]。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即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主体。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中央-地方-高校的三级管理体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在高等教育的举办中，存在政府或公众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委托关系[3]。政府、公众、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的倾向。高校作为人一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不可能把保证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也就不能把保障专业设置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追求。产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产权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但产权的明确并不能确保高等教育运行的高效。因此除了明确高等教育的产权，还需要有必要的激励，必要的激励就是剩余价值的索取。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产权设计中，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所有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因此剩余价值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和高校就丧失了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因为政府和高校也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各个层面，各个参与主体，都存在通过某种不正当途径获取好处的欲望和动机。权利和责任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才会对产权所有者形成反向激励。当前我国的高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政府财政和学生收入，而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基数，也就是说学生的基数决定了高校的收入。在这种拨款模式下人才培养的质量，专业设置的质量不会影响到高校主体的收入，也不会影响到委托关系末端教师的收入。而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并没有产权或是剩余价值索取权，这种权利的缺失又导致了责任的缺失。
2.2专业设置与交易成本
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就是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是改变当前的高校专业设置的动机，其实质是促进新的专业设置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节约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也就是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一种收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这种制度的变迁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导性变迁都涉及到旧制度的去除和新制度的维护，无论是旧制度的去除还是新制度的维护，都要确保费用或交易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有效的激励，使人享受到交易费用降低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要确保高校提高专业设置的质量，就必须降低交易费用，并使高校主体享受到其带来的剩余价值。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1)买卖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学生购买高等教育服务；(2)管理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3)限额的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政府组织。在教育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包含：(1)信息搜集的费用，即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为了搜寻和教育有关的特性所花费的成本；(2)签订契约、谈判、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费用；(3)履行契约和收回教育成本的费用；(4)排他的费用，即防止其他不付费者享有教育的费用；(5)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6)避免违约的费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或家长和高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学生和家长难以对高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当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人作为信息的拥有方为牟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必然会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使的质量持续下降。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缺少必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导致我国的高校质量参数没有准确的获取渠道，以致个别低质量的培养单位滥竽充数。因此在合理的产权安排下，高校能够获取剩余价值，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3影响高校专业设置的相关因素及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3.1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
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由于教育具有经济的属性，因此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教育的功能包含人本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体制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还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中介，二两者之间的中介就是教育资源[4]。教育资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资源，它从属与社会资源，其配置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教育资源又不同于其它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教育不仅仅有社会化的功能，还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母体制即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还应当尊重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4]。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主要追求的是办学规模，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办学规模的急速扩张和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在这一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二、努力挖掘高校的办学潜力，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在这一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问题，其实质是高校的办学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得出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影响生均成本和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和这一理论密切相关。上述理论的实质是运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决教育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综合+专项”的基本拨款模型。这一拨款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宏观影响，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影响也已经深入骨髓。在这一拨款模式和高校资源来源渠道的影响下，生源量成为影响高校资源获取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因此导致了学校的盲目扩招和师生比例失调等问题。高校扩招的过程，实质上是用经济的规律来指导教育发展的过程。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子领域，其不仅要尊重其母系统的运行规律，其还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违背其自身运行规律必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资源配置是连接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桥梁，因此，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实质是：“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用怎样的方式和模式将资源配置给人的问题。
3.2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是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高校具有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的，这种真正的法人地位，确保高校拥有高校自身的部分产权，这一部分产权可能包含了人事权、专业设置权、财权等。产权的拥有者是具有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的，而剩余价值是建立在所获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下，资源的获取量是建立在委托人对人成果评价的基础上。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专业的设置没有充分的考证、不充分考虑自身条件、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决定了委托人对人的评价，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下，我国大部分高校作为独立产权主体或是人是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的，更不可能取得剩余价值的。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假设下的高校，其作为经济人是不可能忽视自身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政府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委托-”关系中，充当了主要委托人的角色。与其他“委托-”关系并无区别，作为人的高校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多，而作为主要委托人的政府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少，因此在我国用专业目录来约束高校的办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在合理的“委托-”关系中，第三方评价以及由评价决定的资源配置水平，才是约束人的主要力量。制定专业目录的管理方式，虽然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高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却约束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广度。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在现今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下，高校为了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或是拨款，他们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中，有强烈的违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委托人意愿的倾向。因此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3.3学生或是家长的选择是高校专业设置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学生或是家长选择高校或是专业的过程中，信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息的获取难度也决定了高等教育举办的交易费用。在高等教育的委托关系中，学生或是家长是最终委托人，委托人往往是信息掌握的较少者。学生或是家长往往只能通过高考志愿书、学校网站、亲朋好友的介绍等有限的渠道来了解高校或是专业，这种信息的取得方式比较容易导致选择的盲目性，如果学生或是家长想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做出更准确的决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追求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委托效率，促进人和委托人的意愿一致，在信息获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提高委托效率等问题。学生或是家长不仅是最终委托人，还是教育资源的需求方，也是信息获取的较少方，因此为促进高校专业设置和学生或家长选择的一致性，信息的交流就十分必要，而信息交流的基本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5]。
作者:张文杰 卓翔芝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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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说，一个领域最有意思的时间是其跃迁阶段，投资金融学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德加・E・彼得斯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和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以表彰他们在处理经济时间序列方法上的开创性贡献，因为他们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们对金融和宏观数据的认识”，这也显示出当前金融工具的重点研究方向以及计量经济学科的国际水平。
金融计量经济学屡屡受到诺奖的青睐，这并非偶然。尽管这一领域颇受微词，但在实务者眼里，金融计量经济学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就，却真实地反映了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从这一领域的进步也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研究和认识金融市场的阶段和状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一领域往往因为实际运用中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故”而孕育、改造和进步，而在瞬息万变近乎残酷的金融市场中，目睹日本住友、英国巴林银行以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纷纷折戟沉沙，人们更希望用理性工具来应对风险偏好过强的市场。因此，涉及金融计量领域的课题频频获得关爱自在情理之中。世界是复杂的，人类需要用更好的工具和方法来认识世界或对实践工具进行改造，尤其对于处理大量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金融市场来说，工具和方法的先进，显得尤其重要。此次诺奖评委会的意见也正是如此―罗勃特・恩格尔研制了处理风险评估的“改进方法”，克莱夫・格兰杰的工作则改变了经济学家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方法。
事实上，经济时间数列如此受到看重，不仅与其有强大的预测特质有关（尽管与该领域密不可分的艰深数学问题令人畏惧），更是因为大批顶尖学者汇集于这一领域。随着分形几何学以及混沌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不断被人类认识，对于线形和非线形的研究成果便很快运用到实际之中去。简单而言，该领域的突破，总体意义上是看问题方法的问题。起初的数十年中，金融经济学一直为线形范式所主宰。但是，越来越多的事例告诉人们，以前的一些假定有误。比如，即使系统有非线形性质，线形限制也不会影响模型的有用性。很显然，线形模型的好处比其局限性所带来的潜在弊端要大。而现实生活却告诉人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次获奖者在1980年代已经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许多经济时间数列中两个关键属性，即随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上述两个属性正是金融和经济实务者必须面对的关键，而且也是探究金融炼金术的一把钥匙。
冗长的数据往往令人头大，但这却是预测家们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比如江恩在其名著《华尔街四十五年》中便有大量的关于股市高点和低点的时间表。恩格尔的ARCH理论能够精确地获取很多数列的特征，并对能将时间变化的易变性进行统计模型化的方法进行了发展。格兰杰的发现更反映出现代金融计量经济学的高度。此前的分形理论研究者认为，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数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一次暂时的失调会产生持续的影响。用耳熟能详的股市语言表达就是，股市出现了阶段性的转折点。用混沌理论语言来表达，就是说分形研究或者说是非线形研究，说的是“少量的大变化”。而正态研究或者说是线形研究，说的是“大量的小变化”。相对而言，前者的研究工作对于金融市场实践者或者说是股民来说，意义更大。
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后，格兰杰认为，当用于稳定时间的数列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其解决之路是采取类似于“对冲”的方法，把两个以上非稳定的时间数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稳定性。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共和体”。金融市场此前出现的事例表明，如果是简单的线形组合，其结果将不能起到完全规避风险的作用。
据剑桥证券研究员邓清泉介绍，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自2000年来第二次授予计量经济学家，而在此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因计量经济学课题而获得殊荣的经济学家不胜枚举。“这两位经济学工作者的工作既有极为明显的实务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学科交叉的优势。”邓清泉这样认为。
计量经济学一词“Econometrics”最早由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h）于1926年提出。它以数学、统计学为方法，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数量规律及其应用，核心目的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计量经济学的真正兴起始于1970年代初期，这与当时美国出现了第二次金融灾难有很大关系。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届获得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之后，因直接对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获奖者达10人，这10人中属“主流计量经济学”的有6人，“非主流计量经济学”的4人。在非主流计量经济学的三个分支上，已有两个分支获奖，即微观计量经济学，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就是因此而获奖，另外一个分支就是今年获奖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而“非参数计量经济学”则因尚在发展中、应用较少，至今还没有获奖。
计量经济学与数学甚至物理学科的发展进程较为相似。在金融市场中，该领域的发展也是层出不穷。二战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登峰造极，因为在研究中应用计量经济方法而获奖者占获奖总数的2/3，在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应用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博弈论(Game Theory)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钱颖一教授认为，使用模型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能使假设清楚、逻辑严密、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因而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得出定量性结论。 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界一度存在滥用数学的现象，在“奇怪的60年代”，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而非数学的行为经济学等则长期被认为是“非主流经济学”。但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在研究方法、领域和学科交叉上进行扩展，增加了经济学的包容性，也使其更富魅力。
关键词:西斯蒙第;生活福利;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09-02
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是发财致富的学问,增进国民财富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致看法。而西斯蒙第则一反主流经济学家的唯财富生产论,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从而开创了经济学人本主义的先河。
一、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
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人类,或至少是人类的物质福利,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应该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它不能只考虑财富本身而忘掉人类。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表征,是人们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他说:“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
西斯蒙第批判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把手段和目的颠倒过来。他批评斯密所谓的拥有财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认为斯密没有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西斯蒙第也指责李嘉图忽视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费,过分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思维推论的空论。他说:“李嘉图先生被英国人认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无数学生今天还以盲目的信任一再宣扬他的英明论断,这位先生跑得更远;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1]对于李嘉图这种只注重财富生产的观点,西斯蒙第质问道:“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1]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实际上是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
西斯蒙第把人的生活福利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伦理准则,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深刻把握,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他对主流经济学家唯财富论的这样一个修订,突显了他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这对中国当前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具有重大的启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切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为准则,实现人的愿望、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利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次彻底纠正。传统发展观的错误在于它片面地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把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当做目的,看不到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论曾经广为流传,这种发展观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人的需要,致使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即经济有了较快增长,但普通民众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实惠,反而带来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腐败严重等社会问题,有的甚至引发政治动荡。所以,我认为西斯蒙第追求人的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当前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二、经济学要关注所有人的生活福利
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的致富问题,更要关注大多数、乃至所有人的福利问题。“如果立法者既不忽视少数人的发展,又不忽视所有人的幸福,如果他组织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不但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保护、受到教育、精神焕发、物质充裕,那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天下最崇高的一项任务。”[1]这就说明了他对政府的要求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幸福。他认为,政府是为所属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所以,它必须经常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他看来,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匮乏,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断伤,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不民主、不完善的国家。所以, “一般说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它。”[1]他认为,财富既然是人的物质享受的表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西斯蒙第批判斯密的经济学是只利于富人更加富裕的学说。他认为,斯密只是考察了富人财富总量的增加,没有区分富人增加财富的方法,“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有时窃取原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产。”[2]这样,在西斯蒙第看来,斯密的学说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它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因此,为了纠正斯密的错误观念,他主张应该维护弱者的切身利益。他说:“我们是从经验中感到需要我们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保护这种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保护这种权力才能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计算范围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温饱的增加,实际计算只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各个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温饱。”[1]
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关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不仅从道义上批判了那种只让少数人获得永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贫困和痛苦的国家,而且,还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出结论:要增加人们劳动产品的销售额,不在于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必须增加穷人的收入。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要以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为目的的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伦理准则,对以后的经济学家影响极大。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力图在经济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所有人福利关注的精神。陈岱孙先生认为,这是受了西斯蒙第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约翰・穆勒指出:“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的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2]约翰・穆勒甚至还呼吁:“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须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西斯蒙第关注所有人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经济学家影响也极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如果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境况有所下降,是不能认为实现了一定社会改进的。他主张要对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给予关怀,认为经济学家不能只关心财富的增加,更要关心财富的公正分配。收入和财富如何公正分配,罗尔斯在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中认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3],在他看来,“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3],这些思想都与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出一辙,可见西斯蒙第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在中国当前,社会收入差距还很大,基尼系数严重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还很艰辛,有些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还难以完全保障,这都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向他们倾斜,只有做到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才能落实为了所有人利益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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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寥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
On Sismondi’s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about Welfare for Everybody
LIGu-xin
(Department of Law, Hunan Int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425, China)
关键词：中级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课程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127-03
《宏观经济学》是财经类相关专业本科生的基础性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则是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是专科生、本科生《初级经济学》和研究生《高级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过渡性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国外一般是致力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高年级本科生必修课程；国内则对《中级宏观经济学》安排各不相同，在师资力量较强的高校，如“211”和“985”高校一般在大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开设这门课程，选用的教材多为国外原版英文教材；师资力量一般，但拥有硕士点的学校通常在研究生一年级阶段开设这一课程，选用的教材多为中文版的国外教材；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大多没有在经济学专业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这一课程。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中级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培养本科生的经济学直觉和提升科研兴趣的基础性课程，也是一门让学生更为深刻的认识经济学方法论和解读经济现实的实践性课程，还是一门提升经济学认知能力和为进一步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先导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与《初级宏观经济学》相比较而言，在教学中更注重知识体现论证的严密性和实证性，更注重宏观经济知识的适用性；与《高级宏观经济学》相比，《中级宏观经济学》更具体，与现实经济连接的更紧密。笔者所在的学校经济学专业为国家第二类特色专业，《中级宏观经济学》是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本校经济学专业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尽管在教授《中级宏观经济学》之前，经济学专业学生已经学习过初级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但是考虑到学校经济学专业属于文科和理科兼招专业，而且生源较广，不同的背景的学生对《初级宏微观经济学》的体会不尽相同，因此中级宏观成为了本专业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经济学、培养经济学专业学生经济学直觉的核心课程。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基于《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特点和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将《中级宏观经济学》定位为培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经济学直觉和科研兴趣的基础性课程、后续高级宏观经济学学习的先导课程、为研究生阶段学习创造条件的补习课程以及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课程。笔者就《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经历对最近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做一个总结，谈谈《中级宏观经济学》在教学当中定位的体会，希望能为随后本校将要进行的本科阶段《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中级宏观经济学》是《初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过渡性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初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过渡性课程。《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国内著名专家和学者们编撰的经典教材。这些教材所涉及的内容、确立的理论体系、章节构成基本一致，因此教材特点也相似。一般认为《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重点在于经济学理论的传授、解读经济学章节之间的关系，厘清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强调经济学原理的融会贯通。在这一教学目标的要求下，加之教材所具有的严谨性特点的约束之下，《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严格且丰富、教学手段单一、有较强的数学化倾向。《高级宏观经济学》一般直接选用国外原版英文教材，目前国内只有极少数“985”高校针对本科生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多数学校的这一课程是在研究生阶段或者博士阶段开设，选用教材各不相同，但多为英文原版教材。《高级宏观经济学》除了有系统性、连续性强的理论外，还有若干的宏观经济学学专题问题的研究。因此，《高级宏观经济学》与《初级宏观经济学》所涉及的理论研究方法、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理论体系完全不同。《高级宏观经济学》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注重学科前沿性问题的探讨，授课内容多以专题的形式展开，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授课方式上相比《初级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是多样的，较多的采用presentation和seminar形式。《中级宏观经济学》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中级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宏观经济规律，从而实现从具有“基础理论”到掌握“系统理论”的飞跃。如果说《初级宏观经济学》是让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认知宏观经济现象，那么《中级宏观经济学》就是让学生获取一种解读经济现象的能力。通过《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使得学生能够在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时总结归纳出一定的规律，并结合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到该现象的合理解释。相对于《高级宏观经济学》而言，《中级宏观经济学》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逻辑更加严密，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能够弥补其理论完整性的不足；《中级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与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其现实意义更明显，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更加直接明显；《中级宏观经济学》研究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相对《高级宏观经济学》而言比较简单，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不至于经济学过分的“贵族化”。如果说《高级宏观经济学》对多数经济学本科生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那么《中级宏观经济学》就是低调的奢华。
二、《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解读其他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解读其他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课程。经济学专业特别强调学生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这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由于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样，譬如《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课程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充满着复杂的数学推导，缺乏现实经济背景的融入和经济学内涵的解读；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所研究的问题专业而深入，既可能有复杂的数理模型，又可能有论证严密且极其抽象的理论描述，也可能有复杂实证分析，还可能有充满争议的案例。学生若没有学习《中级宏观经济学》，若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身经济学修养，一般理解起来就相对困难，不能够了解数学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或对经济学的真实世界背景了解不深，同时也容易被数学公式和符号所迷惑，从而影响学生的其他课程学习效果，同时还会降低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也可能使得少数学生对自己过度自信，在解读问题时容易出现理解的偏差，从而产生知识应用上的偏误。
三、《中级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科学研究的基础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笔者所在学校经济学专业学生科学研究的基础课程。作为国家二类特色专业，科研是本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的一大特色。本院对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和申报科研课题给予奖励，并专门针对本科生制定了科研计划和奖励办法。笔者认为科学研究必须由兴趣使然才能持久、才能出成果，科研兴趣是学生从事科研的基础和动力。《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学生的科研兴趣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在涵盖的内容上，《中级宏观经济学》比初级和高级宏观经济学更为广泛，《初级宏观经济学》更注重宏观经济理论的一般性，缺乏深度和广度，而《高级宏观经济学》更密切的关注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前沿性问题，虽有深度，但太难问题也比较专一。其次，从《中级宏观经济学》提供的理论供给来看，要远多于《中级宏观经济学》。再次《中级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现象结合更为密切，留给学生解答和提供思考的空间要大于初级课程。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重在解释现实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谁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于西方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中国现阶段需要迫切解释的经济现象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不需要运用到高深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所提及的主流经济学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但是又并非初级经济学理论知识轻易能够解释清楚的。若忽视《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往往会导致学生无法将已经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应用到分析和研究实践之中，这样的脱节当然会影响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四、《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课程。目前，经济学专业招生过程中绝大多数学校更愿意招理科生。因此，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多数为理科生，这一类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时相比《微观经济学》要难度更大一些，因为微观经济学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基本理论都是从行为主体的理性出发，运用最优化的方法推导出各个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这一思路与理科生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宏观经济学》则不然，在其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往往无法达成统一的认知，意见分歧大，争论激烈。也就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众多流派，这些学说基本都无法做到同时具备逻辑一致性、与事实保持一致和成功预测的要求。这就容易使得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产生困惑，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就能够比《初级宏观经济学》更为深入地学习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更细致地了解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经济背景，更清楚地了理解宏观经济学的演进和发展。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过程中，学生将接触到不同的分析方法，如归纳、演绎、经验检验和历史的分析等，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学习过程也是学生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学习、适应和掌握的过程。
五、《中级宏观经济学》是为研究生阶段学习创造条件的补习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还是为研究生阶段学习创造条件的补习课程。随着大学本科教育的普及，本科层次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需求，研究生教育就成为了很多学生的必然选择。笔者所在的学院经济学特色专业学生学习的热情高，学习积极主动也卓有成效，按照特色专业建设的要求，经济学专业本科生考研录取率要达到一定的要求。要保证这一研究生录取率，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如《初级宏观经济学》必不可少。当然，《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和学习主要是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现象，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点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所指定的教材直接为中级教材，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难度很大，而且与现实关系紧密，如果不系统地学习《中级宏观经济学》，难以在专业课程上取得优秀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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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第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贸易的原因和基础的创造在国内和国际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论能够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给出统一的解释并能解释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演变。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国际统一的“贸易理论”而不只是“国际贸易理论”。
劳动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但对劳动的理解只是到古典经济学中才真正体现出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斯密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认为是劳动创造财富。斯密的这一概括，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业过渡时期产业资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特征。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这个社会本质的直接表述。所以当马克思从劳动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人本学的解读时，他以异化劳动概念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确实切中了问题的根本。
一、一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斯密形成的一般性劳动的概念具体体现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这部著作的“序论”开篇就指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取决于获得这一物品实际上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劳动这种代价；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用货币或货物购买或交换到的物品，实际上就是用劳动去购买或交换的，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的一样。因此，“劳动是第一性的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实际上这也就表明了作者的理论主旨：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值同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成正比，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商品内部凝结的劳动时间。这就牢固地确立了劳动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基础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任何劳动或劳动的产品，都可以表现为相应的价值关系进行交换，因此，一般劳动的概念才能在国民经济学中历史性地出场，这就为马克思哲学的劳动范畴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和认识的条件。只有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创造一切财富、决定商品的价值，以及转化为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问题，才首次得到科学地、实证地研究，除一般劳动的概念以外，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与财富、劳动与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及基于谋生的劳动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经济范畴的阐释，对产生于谋生劳动的市民社会的理性基础，也就是经济人的利己主义的特点的分析和描述，都被马克思批判地吸纳于劳动范畴对谋生的、异化的劳动的规定性中。
二、经济人视域下的分工与交换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经济人的思想，阐发了经济人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即试图以最小的牺牲或代价获取更大的收益。他认为，在实行分工的商品经济社会，利己是“经济人”的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人性中的彼此交换的倾向源于人性利己的动机，在交换过程中，人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工作所取得的好处，要比自己包揽一切工作取得的好处多，于是就专门从事某一工作，从而形成了分工。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随时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他分析了分工、交换和分配等经济范畴的形成，“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由此，他进而分析了分工及其原因。分工的好处是“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原因是“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免除了因工作转换所损失的时间，有利于简化劳动和劳动的机械的发明。所以，分工虽然使劳动者“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失去劳动感受的丰富性，但大大增加了他的收益，按经济人的理性或逻辑，劳动者选择了分工。这种由劳动者谋生的目的或利己心驱使的分工，就是异化劳动的表现。马克思评论说：“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斯密认为分工的结果是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使劳动者个人发展了某方面的技能。
按马克思的观点，“经济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经济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个人，是一定社会物质利益的承担者。无论个人动机好坏，无论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历史，实际上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总之，“经济人”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可见，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属性出发来说明人性及人的本质，同时认为人是“经济人”、“社会人”和“道德人”三位一体的综合体。
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斯密把劳动仅看作谋生的活动，也就必然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范畴视为永恒的现象；既然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只要让人们以他们的劳动或资本去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自由地永远发展下去，而且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所以，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所谓的自由，仅是扬弃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定在的自由，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肯定，本身不具有对这种关系的否定性。但是，它对劳动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帮助马克思从劳动中发现了对这种关系的否定力量。
三、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思路的批判与超越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般劳动的概念，这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基础的劳动范畴得以形成的基本的认识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一般劳动概念的形成和在认识上的意义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足以看出这一概念对马克思学说的意义。马克思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马克思接着论述说，货币主义把仅把财富的来源与货币联系起来，视为在主体活动之外的客观的东西；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都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劳动来加以探究，但它们所说的劳动，并未摆脱劳动的具体形态，如商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等。“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古典经济学家们尽管各自的思路不同，在当他们在讲“实践”时，其实只是在讲市民的实践，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的内涵在其理论中是缺失的，当他们在讲“主体”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讲市民主体，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主体，即处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的类似于工人、资本家这样的现实主体却被他们遗忘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完全立足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线索，一种内在历史性的批判线索。在其他思想家只看到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关系，只看到抽象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内容，看到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内在矛盾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实践不是市民的实践，也不是单方面的工人改造外部自然界的实践，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实践，它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具有真实社会关系角色的主体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推进着社会关系的发展的整体过程。在私有制社会阶段，现实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作为主体性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性的劳动力商品而存在的；资本家也不是作为主体性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资本的化身而存在。而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发展到顶点时，社会实践过程就不再表现为这种物质性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是表现为自主主体（即无产阶级）的能动实践过程，此时，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不但不表现为物化的社会关系性，而且还是对这种物化关系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