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3: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魅力，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经济学以逻辑繁复严谨，充满大量数学推导著称。但繁冗的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为书斋里的纯粹学问，既无法应对社会现实的挑战，又不能真正使人们获得人生幸福。追求幸福，这本是萧伯纳对经济学的定义，也是加里・贝克尔在诺贝尔受奖演说里的承诺。然而，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并未兑现这一承诺，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和增长停滞，经济学家们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即使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传统经济学也遗留了不少缺憾。
结合心理学与经济分析方法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如行为经济学学者卡默勒所说，“20年前，经济学家普遍怀疑乃至反对把心理学引入经济学，而今这一趋势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从预测芸芸众生的消费行为，到确定最优的组织激励方式，上至预测和应对金融危机，下至描绘黑猩猩的争食夺偶，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与魅力。20多年的时间，行为经济学从稀疏的零散研究，扩展成一片广袤的理论丛林，既包括了一般的理论与实证方法，又包括了田野调查、电脑仿真、脑科学实验等新领域。由于议题的广泛与发展的迅速，任何“趋时”的教科书都有迅速“过时”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教科书。
《行为经济学讲义》的副标题是“演化论的视角”。读者在读这本大书时，也许会被它讨论问题的广泛性震撼，仿佛进入了一条道路纵横交叉的园林――脑神经元仿真、企业家精神、拉美模式、中国的家庭伦理、加来义民、维基百科。这还仅仅是本书第一讲所讨论话题的一小部分。然而，以上话题不是凌乱的堆砌，其中有“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可以说，“演化论的视角”是解开作者论述的钥匙，是内隐在全书中的伏线。
总体而言，此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可称为“社会经济学前沿”，它的关键词是“网络”，上述所有看似散漫而随意的话题，可以无一例外地落入这一关键词的涵摄。人类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展开合作，而合作秩序既取决于社会网络的整体性质，又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智力与品性，两者之间通过制度下的交往行为，不断地相互塑型；于是，自然地过渡到了第二部分，可称之为“个体行为的经济学”，这一部分介绍了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经济学应用，引述大量核磁共振脑扫描和神经心理学的实验成果，而其关键词，大致可以用“幸福”来涵括。
追寻幸福感，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真正的人生幸福，不能不与“自由”和“道德”等核心价值相连结。本书的第三部分可称为“演化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从人的社会情感的心理基础出发，逐步过渡到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重在讨论“合作秩序的演化”。
在作者看来，合作秩序的演化漫长绵远而又日进日新：合作，源于有机大分子基于互补性而形成原始生命的时期，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演化，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合作行为已经至为精密和复杂多样。原始人的合作，培育了宝贵的情感能力，从中演化出的“社会脑”不但延续了种群的繁衍，还发展出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理性。
今天，人类不再是仅仅为了合作而合作，“德性的首要维度不是合作秩序，而是心性自由”，于是，对合作秩序的演化所做的讨论，使得我们又回到了“幸福”这一经济学的原初承诺。作者在全书结尾处指出：幸福，是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合宜状态，以东方传统的语言说：幸福是一种君子之道。
在这个社会充满危机、心灵饱含冲突的时代，对于那些足够敏感的学者而言，经济学已经处在一场“范式变革”的前夕。经济学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的“问题意识”能否贴近真实，能否由外在的机械的“解释”，转入内在的深入“理解”。经济学需要发展出一套直指人心、深入剖析决策心理的理论，同时也需要一系列描绘社会生活的方法。
本书引用的资料是全新的，基本是2010年发表在前沿经济学与科学期刊上的文献，但讲解深入浅出，多有来自现实的例证，以及来自思想史和哲学著作的印证。作为一部行为经济学的读本，此书更像是一张心智地图，引导着爱智者在“行为经济学”的密林小路中寻道前行。尽管已经是600页的大书，但它仍然是一部“导论”，一部值得与之对话和反复深思的导论。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关键词： 应用经济学 支撑定位 学科教学
一、学科定位的前提
应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学科分支，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内容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充、不断充实的；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指导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应用经济学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特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必将在决策咨询、加强产学研研究和服务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应用经济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都以应用经济学科为基础。应用经济学科支撑定位分析是进行应用经济学科建设和使命的前提。
二、应用经济学科支撑定位分析
1.凝练学科建设方向，明确学科支撑定位。
应用经济学强调理论与方法的实践与应用，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确定学科建设方向时，既应考虑本校学科的现有基础条件，又应以适应学校学科建设需要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注意服务学科的实际需要，并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确定学科建设方向时，注意结合学校传统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优势，凝练应用经济学学科的学科方向，明确学科支撑定位，构建学科支撑作用机制，力争办出应用经济学的学科特色，真正扮演好支撑学科的角色。
2.融合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手段支撑。
应用经济学是一种政府管理价值判断的规范取向与一般管理效率判断的手段取向的结合体，它把法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融合到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是一门科技整合的应用型学科，不同类型定位的大学由于培养的目标不同，在研究方法取向上也相差很大。应用经济学学科把政策分析、政府管理、经济学知识和各种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与技术融合在一起，注定会对经管法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撑。
3.积极改进教学方式，加强特色教学支撑。
教学方式是学科建设的具体手段，教学方式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达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而采取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将就教师更新陈旧的教学思想、树立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念、摈弃照本宣科的陋习、树立教会学生学习的教学观念和采用开放性教学等教学改革方面展开研究，使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课堂教学与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从内容到方式进行融合与交叉，使经济学的学生切身感受应用经济学课堂教学的特殊魅力，发挥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特色教学支撑作用。
根据应用经济学人才多样化的特点，教学方法的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培养对象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全面提高培养对象的素质和能力。因此，教学中应采用灵活多样、新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法、开放式教学法、专题讨论、情景模拟和经验交流等。
由于经济类课程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特点，因此教师必须密切关注应用经济的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这无疑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及教学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教师的压力和动力，促使教师不断努力提高理论知识水平、积累案例素材、提高教学技能。
4.鼓励科学科研，突出优质成果支撑。
为实现科研引领，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实现应用经济学学科的支撑使命，应鼓励教师积极从事科研课题申报与论文写作，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会大大促进教师对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全面把握，科研更多的是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将学科理论与经济社会实践相结合，将学科理论真正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再在实践过程中，升华为新的学科理论，鼓励科研以课题申报为载体和依托，形成有凝聚力与创新力的科研团队，不断提升科研水平，多出优秀科研成果，实现学校申博所需的优质学术成果的支撑要求。
鼓励论文课题科研，突出优质成果支撑可以建立起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应用经济学把东西方经济学、法学、工商管理学、政策科学、政治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原则、方法及技术融合进国家经济部门管理的研究之中。应用经济学以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的运行”作为核心主题，汇集了来自于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因而是一个更广泛、综合的知识框架。
5.加强跨科学术交流，建立高层平台支撑。
学科间的严格分界曾被视为现代科学发展到较高水平的重要标志，现在学科间严格的分界逐渐被打破，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和渗透性。在传统学科版图之外的交叉学科不断出现，以问题导向、政策和产业驱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特征的新的科学研究模式日益受到关注，推进跨学科研究也成为大学提高科研竞争力、保持领先优势的有效路径。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应该加强跨学科学术交流，建立高层次支撑平台，使应用经济学学科在跨学科研究中寻求新发现，在发挥支撑作用中寻找新亮点。
6.加强学科队伍建设，优化学科教学内容。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核心。一所大学、一个学科要办出特色，师资队伍是关键，它直接影响该专业的声誉和发展。教师队伍的质量决定了专业建设的水平和专业教育的水平，没有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经验丰富、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的学科队伍，是不可能发挥好应用经济学学科支撑作用的。
应用经济学学的教学内容要新。应用经济学必须反映应用经济学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要求。首先，要反映我国应用经济学实践的需要，注意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实践，并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尤其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管理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进展。其次，要关注国外应用经济学学发展的新动向，研究新成果，并及时体现在教学内容中。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它能够创造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对感官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综合刺激，以更快的速率、更丰富的内容、更生动的教学手段，达到经济政策的教学目的，经济政策教师必须善于充分利用这一良好环境，合理选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提高应用经济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通过应用经济教学与科研的锤炼，拥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对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前沿动态有了初步理解。为了真正体现应用经济学科支撑定位作用，迫切需要加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努力把握学科基础理论，紧密跟踪学科前沿发展动态，推动应用经济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实现支撑学科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周青梅.专业建设视阈下本科院校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6.
[2]王劲屹.应用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3.
[3]高昊，对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的思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23.
我把离开麻省理工学院（MIT）以来自以为较好的文章都收录于此书，可以说这是我从事经济研究的一个小结。同时，我也想由它来介绍我所理解的经济学。书稿的内容相当庞杂，既有经济评论和政策分析，也有严肃正规的学术论文。
我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尤其是批判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因此，本书也不乏这种精神的体现。例如我觉得，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应该学好微观经济学，而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去套中国经济并不合适。微观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构建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样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来分析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用来分析欠发达的经济制度。而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局限于对发达的西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运行规律的研究，其微观基础仍很薄弱，其理论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仍有距离。
再比如，不少经济分析喜欢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尤其喜欢套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回归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无论观察数据如何多变，其分布必须相对稳定（stationary）――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环境大致不变。而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经济数据不一定符合稳定分布这个统计学的前提，所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其结果一定错率极高。
另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不过是讲管理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但是，今天它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了，很多经营管理问题也被装进公司治理这个筐里。
“公司治理”这个经济学术语最早应该是由吴敬琏老师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1997年到1999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如今收录于此书。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说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本质。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比如合同理论、厂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有用，因为现在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学关于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越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的魅力就会越强。经济学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大道理。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对市场运作的内外部条件和机理进行分析和界定的一门学科。市场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是企业，它们主要应在资本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经济活动，由此组成了复杂的、彼此依存的市场群落，就像是大量的细胞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样，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至于政府，则应站在市场之外，为它的稳定运作提供一个基础框架，比如法制环境、社会服务体系、引导性的经济政策等等，以防止市场运作机制出现崩溃。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数10年甚至上百年的摸索形成的一种比较完善和平衡的经济运作模式。
不过，中国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还没有形成一种清晰有效的市场规则，各种利益主体往往是相互交叉缠绕、颠三倒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职能错位，使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变得一片混沌。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解决的问题，但我想，目前至少应该从观念上帮人们理清思路，即明确资本权力在市场活动中的中心地位。行政为资本服务，政府为企业服务，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必须受到高度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没有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出现具有很高市场价值的企业。因此，国企改革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塑。这轮企业重组活动的导演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资本市场。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定要有社会的关怀。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了个横幅，是我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写的“经世济民”四个字，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时时注意保持经济学家对民生的关怀。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其实也是我这些年来用专业方式表达出来的这种社会情怀。我们这一代人无论身在何处，其实在精神上都无法走出这种家国梦想。
一是努力改革和创新经济学教学管理制度，使之与国际接轨。中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管理制度，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一定程度上还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要加快中国经济学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必须努力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教学监控制度和激励机制，如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规范成绩考核，实施全程式培养；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等等。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部门共同参与方能取得好的效果。
二是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教师队伍。一方面应着力引进在国外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优秀学者，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努力打造一支熟悉现代经济学、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师资队伍，提升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整体实力。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国内受教育和训练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尽可能为其创造到国外研究型机构继续深造的机会，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国际学术合作与竞争，努力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提高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是充分利用国际学术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教育资源是开发和发展教育的基本保障和基本条件。发达国家与地区有着丰富的教育和学术资源，而且大多都有国际化的需求和愿望，应该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抓住全球化条件下物质、人力、信息等要素跨越国界流动所提供的机会，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最大限度的争取和利用国际教育资源(如资金、设备、教师、师资等)为我服务，弥补我国高校经济学科资源的不足，加快促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海外博士的大量回国，人们对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意义的认识越来越趋于一致，但随着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等问题的大量出现。国际化并非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要实现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本土化，要使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其中国际化是基础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归宿，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
强调本土化是由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形成的社会环境与我国的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且还可能引入误区，而本土化就是要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出发来破解中国的现实问题。本土化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必须要真正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从现象的背后中归纳、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只有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才能培养出学生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进本土化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
我国经济学国际化最重要的目标便是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经济学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在努力实现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进程中，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国际化进程中迷失方向，才能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彰显中国经济学的魅力。
(二)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
在教学过程中，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案例和习题，要尽可能地挖掘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素材，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机会。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初识“经济学”
多年前，父亲朋友的女儿丹丹姐从复旦毕业，出国后进入摩根土丹利工作，年薪数十万元。人们告诉我“经济学”是“最有前途”的专业。于是，“考名校的经济学院”成为我中学时代的梦想。当我倦怠之际，这个简单的梦想，能让我静心学习。
几年后，我考进复旦大学。那天傍晚，我来到了经院。学院大楼的玻璃幕墙晚霞中熠熠生辉，发出炫目的光彩，梦一般近在咫尺。眩晕中，我有了目标：争取进入经院“热门”的金融系。
我每天穿梭在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如饥似渴地汲取专业知识。同时，一如既往地研习数学，以助专业提升。我的生活很忙碌，忙得没空看望百里之外的父母。
第一个学期匆匆逝去，寒假我到一家券商实习。公司的职员大都出自名校经管专业，但他们的工作似乎并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他们或推销产品，或陪客户聊天，或里外打杂，每个人都机械而忙碌。
“你天天重复工作，不觉得单调么？”某天午休时，我问同事小王。
“还行。高薪工作难找，枯燥一点算什么？”小王满足地答道。
“你所学的知识对工作意义大吗？”我追问。
“意义不大也不要紧。反正文凭已经证明了我的实力。”小王轻描淡写道。
小王的话，令我思索。十余载寒窗苦读，结果是抛开知识，从事一份机械的高薪工作？我不禁问自己：职业理想唯高薪是求吗？
思考“经济学”
为解疑惑，我拜访了正休假的丹丹姐。她已在高盛的香港分公司工作，年薪高达70万。
“丹丹姐，你的工作需要哪些专业知识？”我径直问。
“我主要负责金融产品的设计和检验，用的仅仅是C语言，以及《微观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许多的工作用不上专业知识，技能大多在工作中学习。”丹丹姐耐心解释。
“据说，投行的工作很辛苦。”我探询道。
“没错，工作到一两点很正常。薪水高，总要有所牺牲嘛。”丹丹姐很坦然。
我隐隐感到失落：“如果工作能发挥自己的知识和特长，就更理想了。”
“做经济研究挺好的。中国经济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引领实践的先进理论。你可以去数理经济班，那个班有名师指点，研究氛围浓厚。”丹丹姐建议。我知道，国家迫切需要高端的经济人才；我也清楚，挣钱远不是我的梦想。
我渴求知识，并希望运用知识有所建树。但是，庞大的经济学大厦建构至今，已经相对完善，我能有所作为吗？一人静处，我问自己：你的梦想到底在哪里？
选择“数理经济”
大一第二学期，我提前自学经济学的专业课程，并继续强化专业数学知识。同时我广泛阅读经济学文献。我深感经济学的博大精深，体味个中精妙，甘之如饴。经济学的魅力，不仅能让一个人充实，更能推动一个民族昌盛。
时光滑去，“旦园”春红渐落，夏叶始发。我读过的书日渐增多，从《宏观经济学》《博弈论》等专业课本，到数学系的重要专业书《集合论》等。此时，梦想若隐若现。
大一期间，校园里噩耗不断传来。从经学宗师朱维铮到几何巨匠谷超豪，那些我景仰的大师相继辞世。徘徊校园小径，看着静默的千纸鹤，我的心底陡然升腾起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学术研究应该薪火相传。每一个时期都该有年轻人站出来，勇敢地接过先辈的事业，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弘扬严谨的治学精神。小则为校争光，大则为国出力。那一刻，我豁然开朗。
找到梦想
我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一刻，主席的嘱托，遥远而清晰地在耳边响起。如此朴素而真实，热切而凝重。
二年级专业分流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数理经济”。我的“天命”是“经济强国”？
坚定“经济强国”。
夏去秋来，校园的梧桐枝叶零落。大二的第一学期倏忽远去。数理经济班的生活紧张充实，我接触了精深的技术理论，见识了丰富的学术思想。我赞叹经济学体系的完备，忧虑自己能否有所建树。我试图学习更深的数学理论，从而“更完整地理解经济学”，却不能在抽象的数学与精微的经济学间找到更多契合；我设想通过重复实验，总结出像“物理学定律那样的经济学定律”，却很快陷入经济学繁多又难以驾驭的变量之中。
“经济理论真的难以突破了？怎么才能找到研究的切入点？”这些疑惑一直盘桓在我的脑际。
元旦期间，我偷闲读完了袁志刚教授的著作《非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此书以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双轨制经济实际，对现有经济理论作了大胆的扬弃与创新，成功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的诸多现象。
掩卷沉思，我醍醐灌顶：一切经济研究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经济，让人们生活更幸福。只要还有亟待改善生活的人群，经济学家的使命便没有完成。经济建设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就是经济研究最好的突破口。
我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现状。我对“市场经济改革关键期”的概念，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虽然，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反复试验，可是中国经济转轨期相当于人类历史中一次经济学实验。作为一名经济学子，能够身临其境，面对大量涌现的经济学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为了亿万同胞生活更幸福，上下求索，何等幸运！我的“天命”就是“强国富民”啊。
我找到袁志刚教授，交流了对经济学的思考，恳请他做我的学习导师。袁老师愉快地答应了，让我参与他组织的每周五的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袁教授的激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参与讨论，让我受益匪浅，我尝试用自己的知识分析我国的经济动态。今年4月初光伏巨头――“无锡尚德公司”的骤然倒闭，让我意识到，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对新兴行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危害，而危害形成的机制可以用“委托――模型”以及“博弈论”的知识加以刻画。如能深刻地认识这一机制，我国的产业政策将会给经济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我将想法变成了正式研究课题，成为复旦“曦源项目”。
或许，我的研究不能给自己带来财富，但研究与我的祖国密切相连，与我的同胞休戚相关。春秋时期的冉求追求“富国足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论语》）如今，成为经济学家，强国富民，是我的梦想。
目前，中国经济史是财经院校普遍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既是经济发展与教学的需要，又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要求。经济史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但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相比，对于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经济史课程，不仅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够浓厚，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亦逐渐减退，课程存在日益被边缘化的趋势，很多财经院校已将中国经济史调整为选修课。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国经济史本应在财经院校的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课程教学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教学急需改革。如何有效组织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经济史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笔者主要结合教学经验在中国经济史的教学改革上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供同仁参考。
一、明确定位经济史的学科性质
只有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史教学。当前经济史教学深陷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专业教师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综合来看，经济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经济科学，是一门兼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特征的交叉性学科。首先，经济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济部分，是历史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史）。但是，经济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还有明显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史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历史学的方法，又有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经济史具有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历史部分，是经济学科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划分学科或是确定学科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历史分析和经验归纳方法的使用，仍是经济史区分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史特定的学科交叉属性，决定了经济史教学方法的交叉性，即经济史教学需要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教师在讲授经济史时，单纯使用历史学方法或经济学方法教授，都会使经济史教学偏离应有轨道，导致课堂沦为单一的历史课堂或经济课堂，学生兴趣不浓厚在所难免。因此，明确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是搞好经济史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史一般分为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学概论三部分。实证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史实的叙述，分析性经济史侧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总结，经济史学概论侧重于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的探讨[1]。基于财经院校的学科特色，中国经济史的教学至少包括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两部分，尤其要加强分析性经济史的教学。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仅限于讲授实证性经济史，而不注重分析性经济史，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就会抱怨。经济学理论是把分析性经济史条理清晰地讲授的重要工具，因此，一些中国经济史教师呼吁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实现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学理论的对接，但现实是不少中国经济史教师在授课中仍倾向于使用历史学的教学方法，忽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经济史教师在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要多一些，运用得要好一些。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教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让学生体会经济史的学科魅力，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注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尤其是加强统计方法、数学模型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应成为今后努力改革的方向。
三、发挥教师情感因素对经济史教学的影响
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很多，教师情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教师积极的情感投入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动力，是发挥德育陶冶感化作用的催化剂”[2]。因此，中国经济史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充分认识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学会适时调控情感。为此，一要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心境；二要提高个人修养，提高人格魅力；三要提高情绪涵养，保持良好的心理势态和情感势能；四要提高业务水平，切实领会教材；五要控制不良情绪，保持适宜的情绪状态。
四、注重研讨式教学在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
研讨式教学是一种将教师研究性讲授与学生研究性学习、规定教材与广泛查阅、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课内外相互讨论等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研讨式教育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使学生掌握系统扎实的学科知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3]。财经院校注重研讨式教学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培养经济类专业学生的历史感，更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经验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意识，这对经济史充分展现学科性质和更好地履行学科使命显然具有重要意义[4]。为在中国经济史教学中更好地开展研讨式教学，教师应积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环节：首先，课前要选准问题，精心组织。在选择研讨的问题时，教师应做到“两要两不要”，即选题要紧扣教学内容，不要四处“海选”，选题要专、不要博。其次，课中要把握主题，做好“导演”。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应通过制定并执行研讨规则，提高“导演”能力等方式对研讨的进程进行调控，避免研讨偏离主题和出现冷场、偏激的尴尬局面。最后，课后要画龙点睛，精练得当。研讨会结束后，教师应以简练准确的语言对研讨会的情况进行点评，并以鼓励为主，提高学生后续研讨的兴趣和积极性。
【关键词】博弈论，发展，前景
一、导论
博弈论理论的发展为很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研究思路。但是博弈论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受到大家重视的、它的未来发展前景又是如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对博弈论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博弈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有所了解，对我们更好的掌握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好处。
二、博弈论的早期研究
很多学者想追溯博弈论的起源，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如果按照把博弈问题应用到决策问题和对决策问题的研究标准，那么可以说博弈论的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常常都会进行博弈分析。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具有博弈思想的事例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我国的“齐威王田忌赛马”、一千五百年前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问题”等。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经常引述的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文献标准，古诺1838年关于寡头之间通过产量决策进行竞争的模型可以看做博弈论早期研究的起点。1883年伯特兰德的通过价格进行博弈的寡头竞争模型也是包含博弈思想的经典文献。对博弈论问题比较系统密集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齐默罗和波雷尔对象棋博弈等的系统研究可以代表系统研究博弈理论的开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一九二八年给出了扩展形博弈定义。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完成博弈论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研究还是对博弈论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博弈论的形成
对于一个理论的真正发展来说，仅有一些零星的研究还是不足以发展出博弈论的理论体系的，更重要的不是谁曾经有过零星的研究，而是谁的工作或者文章发表以后，它的思想或方法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就像哥伦布并不是到达美洲的第一人，但却因为他的发现新大陆没有“失落”过，所以哥伦布享有发现新大陆发现者的荣誉。同样的道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应该被看做博弈论历史的真正起点。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中引入了博弈论的扩展表示和正规形表示，并定义了极小化极大解，指出这种解在所有两人零和博弈中都存在。该书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博弈论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术语和表述方法，提出了相对系统的博弈理论。尽管现在看来该书某些地方还不全面，但是，其对博弈理论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博弈论的成长和发展
博弈论第一个研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弈论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推动作用下，这时博弈论的研究队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纳什加入到博弈论的队伍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纳什在1950年将博弈论扩展到非零和博弈，并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和证明了纳什均衡存在性的纳什定理，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基础。除了纳什的研究成果以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博弈理论家和博弈论研究成果。例如，囚徒困境博弈的实验。五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七十年代也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中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阶段。例如：“微分博弈”的概念、“强均衡”的概念、关于重复博弈的“民间定理”。这个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有赛尔腾1965年提出的在博弈方选择“相机计划”的博弈中不是所有的纳什均衡都是合理的，因为可能存在空头威胁的问题。1975年又提出了“颤抖手均衡”的概念。70年代博弈论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还包括“进化博弈论”的发展。此外“共同知识”在博弈论中的重要性也受到重视。
五、博弈论的成熟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
80、90年代是博弈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进展包括“顺退归纳法”、“序列均衡”的概念、《进化和博弈论》的出版、“完美贝叶斯均衡”的概念。正是这个时期，博弈论受到经济学家真正的广泛的重视，并被看做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方法。也正是这个阶段开始，博弈论的思想、词汇开始在经济学杂志上大量出现。博弈论之所以会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上升的这么快答案首先是现代经济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性越来越强，因此，经济活动的博弈性越来越强。其次，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人们认识信息的作用和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要求。因此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博弈论的发展前景
由于博弈论本身优美深刻的本质魅力，新的博弈分析工具和应用领域的不断发现，一定会吸引大量学者加入。而且随着博弈理论的发展和博弈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这种理论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方面还存在一些没有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充分保证了博弈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发展潜力。在金融、贸易、法律、政治等领域不断提出新的博弈论应用课题这也是今后博弈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且，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大博弈中，非合作博弈是博弈的主流，但是，合作博弈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要比非合作博弈理论更加复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博弈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也会对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以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相续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八门共同核心课程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计量经济学方法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定量分析。本科阶段进行计量经济学教学，对于本科生提高应用定量思想分析实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培养研究基础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将计量经济学课程引入到经济类专业培养体系的时间比较短，另外，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知识，是经济类专业所有开设课程中学习和教学难度最大的一门课程之一。特别是对于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来说，其学习和教学更是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因此，关于如何让学生扎实地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高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国内各高校任课教师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此，国内各高校的任课教师在总结自己多年授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学校的具体情况，从各个方面对该门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
经过对这些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大致可以归纳为:
(1)关于教学模式的探讨。主要的研究有何剑提出了“三维”教学模式、薛贺香提出了实验教学模式、张益丰等提出了“问题导向型”教学模式、李磊提出了“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雪合来提•马合木提出了EDP教学模式、李莹等提出了案例分析教学模式。
(2)关于教学内容的探讨。主要的研究有张长青、李子奈、姚寿福等。经过近年来国内高校各任课教师对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孜孜不倦的努力和探索，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得到大幅的提高。但是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少的差距。笔者根据多年来任教计量经济学课程所积累的经验，以重庆某高校为例，在深入分析和总结该校经济类专业本科生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高该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具体措施。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基于笔者多年来从事计量经济学教学所积累的教学经验，对重庆某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
(一)先行课的衔接问题该高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三上学期开设，其要求的先行课程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统计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但是该校经济类专业本科生主要以文科生为主，这些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理科生来说比较薄弱。通过与讲授微积分、统计学等课程的任课教师的沟通，大部分的任课教师均反映这些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都比较吃力，每年在这些课程上的补考率都比较高，有时候补考率甚至超过30%。另外，对于宏、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也比较差。由于宏、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而且这两门课程在该高校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进行教学，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学生对这两门课的学习难度。还有就是与先行课程内容的衔接问题。由于该校的微积分、线性代数、统计学等课程是由其他系部的教师来任教的，而计量经济学课程则是由另一个系部的教师来任教的。由于两个系部的相关任课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一些先行课的讲授难度和讲授内容难以与计量经济学讲授内容很好地衔接
。(二)实验教学环节的缺失计量经济学课程在本科生阶段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应用计量经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重庆某高校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到目前为止，还是难以为计量经济学课程提供开展实验教学的相应条件。因此，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基本上采用单一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无法开展实验教学。由于无实验教学的配合，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理论知识。又由于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本身又比较抽象，最终导致大部分学生难以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三)案例教学的忽视案例教学由于能再现案例情景，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经济类专业各专业课程中。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相关的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而且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受讲授课时的限制，通常在一个学期中只能安排1－2次的案例教学课，另外由于通常采用合班教学(一个教学班的人数通常超过100人)，以及缺乏经典案例库的建设，导致所安排的案例讨论课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并且由于所采用的案例趣味性不足，通常难以激起学生的共鸣。为此学生通常对案例讨论缺乏热情，参与积极性不高，更多的时候是由授课教师从头至尾地对自己所提供的案例进行讲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应用软件讲授不足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离不开软件的使用。因此，对于相关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的讲授，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熟练地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对教材上的相应案例进行演示，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在重庆某高校的计量经济学讲授过程中，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的讲授并未安排专门的讲授课时，受讲授课时总数的约束，教师通常只能在课堂上粗略地介绍个别应用软件的基本操作方法。通常的计量经济学应用软件都是采用英文界面，而学生通常又缺乏对相应专业术语的掌握。因此在对相应应用软件的简单介绍后，根据了解学生通常不知所云，其实际教学效果也很差。
三、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措施
(一)夯实先行课知识首先是提高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这需要对培养方案进行重新修订，主要有:一是加大基础宏、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学时，从原来的每周3课时，增至4课时。这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基础宏、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增强学生对经济学问题的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二是增开中级宏、微观经济学课程。通过中级宏、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进一步夯实学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能够增强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这可以为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以及模型结果的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是夯实微积分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统计学等课程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与相关的授课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并通过领导的协调，提高这些课程的讲授难度和扩大讲授范围，以满足计量经济学教学的需要。
(二)开展实验教学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实验室建设的相应资金目前已基本到位，并且实验室的建设场地也得到学校领导的批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成实验室的建设。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来开展实验教学活动。为配合开展实验教学的需要必须对以前的教学方案进行修订，修订的目标就是让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具有的措施是:在理论教学的环节上淡化烦琐的推导和证明，重点突出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应用的思路，强调各种方法的具体用途和相关检验的步骤。在理论教学环节后，马上安排实验教学环节，为了能够很好地体现实验教学对理论教学的呼应，应该针对理论教学环节讲授的知识，组织编写相对应的实验教学内容，并以此来指导学生进行上机操作活动。这一方面可以在讲授理论知识以后马上应用于实验教学，可以有效地加深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能力。
(三)基于问题驱动的案例教学为了实施好案例教学，确保案例教学的质量，高质量典型案例库的建设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案例库建设必须考虑案例的典型性、时效性和趣味性等，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或实验室里选取案例库中的相关案例，演示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建立过程及其结果分析，并与学生进行互动性的讨论。这可以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让学生真实地体会到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分析现实问题方面的魅力所在，从而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在案例课堂上要结合问题驱动式的教学模式，以经典案例中的热点问题为中心，从中提炼出要讨论的主题，让学生带着任务，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同时在案例讨论的时候要尽量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让每个学生都能够真正地融入案例中来，激发学生产生解决问题的兴趣和冲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游劝荣；法治成本；经济分析法学；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23－03
一、前言：我国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又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或“法律经济学”（Legal Analysi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进而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的法学流派。其理论核心是将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法学研究中，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效果，并进而改革法律制度本身]1]。其代表人物及著作主要有科斯（R． 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波林斯基（M． Polinsky）的《法律和经济导论》；波斯纳（R． 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正义的经济学》等。经济分析法学派作为新兴的法学流派，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势头却极为迅猛，甚至达到了与传统的新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流派分庭抗礼的程度。更有甚者，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曾一口气任命了三位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学者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并通过第12291号总统令要求对所有新制定的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该学派在西方的盛行可见一斑。
与其在西方法学界受到极大追捧的局面全然不同，我国对于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的探求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首先，由于我国学者单一知识结构的局限，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将经济学方法熟练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其次，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偏见向经济分析法学的蔓延；最后，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移植或借鉴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理念，尚须一段较长的适应过程。因此，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研究领域、研究深度、研究规模都十分有限，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第二，现有成果介绍性有余而指导性不足，尚难以言及系统化，更遑论对实践给予有价值的指导；第三，研究成果分散，缺乏总纲性的理论架构，学者们在相对狭小的领域内自说自话，理论间缺乏相互沟通和联系。第四，大多数研究只是局限在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套用到法学研究领域，在“成本”、“效益”、“边际”等概念表述的背后，难寻系统的经济学模型分析，说服力十分有限；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任何方法论的移植，都涉及到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在该问题上有所关注的学者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即使是目前这些为数不多的学者的成果，也大多集中在宏观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和谐社会等宽泛的意义上，缺乏与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具体案例的分解和剖析。①（参见前页注释①）
令人欣喜的是，兼备法学和经济学研究背景、并具学者和官员身份的游劝荣教授的力作《法治成本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不足。②（参见前页注释②）
二、总结与超越：中国特色经济分析法学的前言
笔者认为，案头的这本《法治成本分析》的价值，可以从如下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在理论分析上，体现出浓重的经济分析法学气息。凭借深厚的经济学修养，作者对于法治的成本进行了深入、细化的分析。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成本理念系统的引入到现代法学的解构中来。在笔者视为全书精华所在的第二章“法治成本”部分中，作者对法治的成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剖析。首先，把法治成本分为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四类。具体到法学的论域中来，认为生产成本是指制定并实施某一单位的法律所应支付的费用。边际成本是指法律的供给达到社会需求的饱和状态之前，每制定和实施一部新的法律，由于与其他法律规范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边际成本递减。机会成本则具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否选择法律作为调整方式；其二，在选择法律作为调整方式的前提下，具体运用何种法律手段。而交易成本又被进一步划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救济成本、执行和监督成本]2]。其次，从构成的角度来看，又把成本分为静态成本和动态成本。一般学者之把法律实施成本的焦点聚集于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等问题上，而这一切在游教授看来只是法治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的静态成本。进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作者提出了法治的动态成本，即所谓的效率的消解、公正的流失、体制失灵、观念失衡、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等。①在笔者看来，这种法治成本动态化的眼光，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领域，是相当独到的。一来拓宽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二来把一些法理学、法社会学的问题兼容进来，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经济分析法学在我国法学界纯粹的工具主义色彩。再次，在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两种关于法治建设的错误论调予以了坚决的驳斥。游教授认为目前存在两种错误论调，即无成本论和高成本论。无成本论“就是对法治本身及其进程中可能带来的负面东西……没有足够的认知，也没有理性面对的心理准备，‘天真’的认为法治及其进程一片光明、一片坦途”]3]。这又与后文的“速胜论”相互照应。而高成本论就是“认识到法治及其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路坦途，其间社会包括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此付出成本和代价，并且认为这种代价和成本很高，以致普遍超出人们的负担能力”]4]。这又与后文的“悲观论”相互照应。这种理论向现实的过渡，正体现出作者在钻研理论问题的同时又对实践有着足够的关怀，极大凸显了著作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在案例遴选上，显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得益于常年位居相关领导岗位的关系，游教授对于现实中典型事例的关注有着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敏感性。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事例中的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特色”。例如，在论述违法成本的部分，作者所举的某青年针对天安门广场吐一口痰罚款五角的规定而在支付了一元钱后吐了两口痰的事例，使读者对于适度的违法成本所带来的收益有了明确的认识。又如，在论述法治与效率的部分，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严打”期间出现的个别地方一味追求在“快”、“重”、“严”等方面的攀比，甚至出现七天就把犯罪分子送上刑场的事件，使读者不得不对严格程序对于法治效果的价值陷入深深的反思。再如，通过对我国普遍存在的遇到矿难就下令全省煤矿一律停产安全检查、遇到网吧大火就让所有网吧一律停业等事例的诠释，作者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习以为常的“专项斗争”和“运动性执法”。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无不烙着“中国特色”的印记。倘若不从这些切实的案例出发，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法治发展又岂能仅仅凭借一种观点的借用、一个理论的移植而轻易实现？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了经济分析法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缺陷，而这本《法治成本分析》，恰恰在这一个极为重要却又极少人问津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表率与示范。
第三，在论证模式上，表现出浓厚的前言色彩。了解微观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微观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将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以从中发掘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规律，进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而经济分析法学正是由于秉承了微观经济学的这一特点，故而在法学分析的条理性、客观性上，都有着其他法学分析方法无法具备的优势。但是，这本蕴涵着浓重的经济分析法学色彩的《法制成本分析》的谋篇和行文，却大大出乎笔者意料。其一，通篇几乎没有经济分析法学基本定理的踪影。从科斯定理的第一律、第二律，到波斯纳定理的“模拟市场”理念，游教授全然不予涉及。其二，可以称为微观经济学标志之一的经济模型分析，也在该书中遍寻不着。作者也在后记中谦虚地指出：“本书只是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笔者认为，这与游教授对该书的定位有关。其一，本书只是提出了一些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概念，诸如各类成本、效益等，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专题性分析，如需求弹性、价格弹性、边际成本等。这可以称为前提目的。其二，本书的另一意旨，在于将这些经济学概念引入到法学领域，并积极寻求与具体的法现象的对应关系，进而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法学研究奠定基础。这可以称为过渡目的。其三，本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如何将我国的法治实践状况融入到具体的经济分析中来，为所谓的“第二次飞跃”提供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可以称为终极目的。综上可以发现，该书的用意，实际上是在于提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言，或者为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划定出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围。游教授所谓的的“抛砖引玉”，大概意在于此。
三、反思与突破：法治成本分析的理论困境
虽然《法治成本分析》一书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法学有着独到的见解，然而下列问题所带来的局限性，依然是游教授乃至所有经济分析法学人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首先，来自于经济分析法学本身的困境。毋庸置疑，经济分析法学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的解构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但是，其理论本身的困境，也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其一，和微观经济学一样，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提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但在实践中，是否所有处于某种法律关系中的人都是纯粹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行为标准的“经济人”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无疑对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前提构成了挑战。其二，经济分析法学以微观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又以定量分析为逻辑起点，而现实中诸多足以对法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现象（如道德、社会联系等）是难以进行量化的，这无疑构成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盲区。其三，微观经济学的诸多定理、推论，都建立在复杂的假设前提之下，故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理论推导。法学作为一门联系广泛的基础社会科学，在实践中极难产生完全符合某一经济模型所有假设条件的理想状态，因此，单纯的理论分析在复杂的法律实践问题面前往往表现出些许苍白与无奈。其四，经济分析法学的最终落脚点都集中于投入产出比――即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也就是法学领域中的“效率”问题。但是与经济学的单一目标不同，法学除了追求效率外，更注重对公平的关怀，甚至某种条件下承认公平优位于效率。理念的差异也成为了用经济犯法分析法现象的巨大障碍之一。
其次，在经济分析法学植入我国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可能诱发排斥反应的因素。其一，在经济学与法学的差异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大量引入了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限于意识形态对个学科的影响程度不同，法学则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中国特色”。因此，作为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我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必须调整好两个基础学科之间的差异，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张力关系。其二，两大法系的差异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多地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理念与制度，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滋生于美国这一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这在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上体现出差异。例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互相忍让，为彼此提供方便，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所不同的是，在英美法系中只有财产法而没有物权法，因此也没有相邻权法律制度，相邻方之间发生的干扰、妨害行为是用财产权规则来调整的――首先进行产权界定，分清哪是‘你的’，哪是‘我的’，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产权造成妨害和损失，就应当予以赔偿。”其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人”假设，从根源上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私有制观念。这使得该学科在试图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时，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能够在这一鸿沟之上建立起一个坚实的支点，无疑会对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游教授的某些论述本身也存在可斟酌之处。例如，在论述法治的边际成本的时候，游教授指出：“当法律的供给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制定和实施一部新的法律，由于与其他法律规范相互支持和相互作用，其边际成本呈现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法律的供给充分而不饱和的情况下，法律的消费越充分，法律的成本就越低。”这是对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成本递减”规律的直接化用。问题在于，这里的结论是否会因为忽略了机会成本的影响而产生偏差？按照游教授本人的说法，在法治的机会成本中本来就存在选择何种法律的问题。笔者认为，为了调整某一关系，立法者首先要选择是否采用法律作为调整手段的问题；倘选择了法律，则又要选择订立何种类型的法律（诸如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单行法律还是综合性法律？等等）；倘确立了法律的类型，又要选择制定何种层级的法律（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在以上三个阶段中，任一阶段的选择出现偏差，都会导致额外的机会成本的产生，也就会影响到实际表现出来的边际成本。这似乎又反证了笔者在论述经济分析法学本身的困境的时候指出的“过多单纯的前提假设导致该学科本身难以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论断。
四、结语
著名宪法学家林来梵教授将其代表作《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称为“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而在笔者看来，游劝荣教授的《法治成本分析》无疑也将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一种前言。在经济学概念对法学领域的渗透、把经济分析法学的一般原理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等问题上，游教授凭借深厚、扎实的法学和经济学素养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而这，无疑是经济分析法学这一方兴未艾的法学研究方法论在我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宝贵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振东．现代西方法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0．
]2] 游劝荣．法治成本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34．
关键词:行政法;制度经济;交易成本;效用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DF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056-02
科斯定理的形成,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过去数十年,无论是在法学还是在经济学界,制度经济学都大行其道。其中像科斯、诺斯、布坎南、贝克尔这样杰出的制度经济学学者相继获得诺贝尔奖,形成“诺贝尔境界”。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创新及未来发展;而后者主张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着重从制度和结构方面分析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经济学与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科斯定理与霍布斯定理
(一)科斯定理的引出――深度剖析一经典的案例
庄稼的一边是牧羊场,法律如规定,种菜人有权利不让羊吃蔬菜,则牧羊人就会考虑,我是花钱买些栅栏防范羊的活动范围呢?或是给对方一些赔偿有利呢?二者完全可以协商,以求双赢之局面。法律还有可能规定,牧羊人有权利放牧,则会出现种菜人主动来协商,建议提供部分资金帮其建立防范措施,或自己在田地周围围些栅栏,或者干脆出资将牧羊人的资产全部吞并。可以看出,不论法律在事先如何界定产权、责任,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双方总能够使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使资源能够配置到对它评价最高的人手中,著名的斯密定理曾有描述:自愿交换对个人总是互利的。但在现实的世界里,交易的费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为零,一般包括私人之间谈判、签约、监督执行协议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较高的进入门槛,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法律制度将能够节省私人交易费用并防止争议进入诉讼,促成交易的形成。就这样,科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将法律制度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为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石。科斯定理之完整表述: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同的产权、责任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有效率配置的结果;反之,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责任界定会导致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法律使资源配置到对该资源评价最高的人手里,该定理还说明了法律应以消除私人之间协议的障碍为目的,积极促成交易的形成。需说明的是,所谓行政主体对资源评价及效用,应做这样的理解,即原先的行政行为能使公益得到更为有利正效益。我国现行司法体制、行政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所确定的规则,尽管尚不完善,但应该说体现了公平的精神,基本符合进行博弈的平台的要求。当事人可通过、应诉、法庭辩论、举证、质证、认证过程进行博弈。在这个平台上,理性的原告和被告既可以进行对抗,也可以进行合作和交易。
(二)政府产生的经济分析及霍布斯定理的引出
让我们假设一个只有人、土地、农业与军事技术的世界。在这个假想的世界里,人们对其先占的土地要进行保护,每个个体都要支出大量的财富与精力用于保护他的土地。这样对于整个系统来说是没有效率的,他们倒不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产权体系,操作与维持这个产权体系的成本将远远小于N个个体用于防御的成本。并把节省下的精力与财富用于改善农业的产出。通过税收,承载这个产权法律体系的形式――国家就能够得以运转。
在无法律体系的自然状态下,私人之间的谈判与协商如果不能够顺利进行,其中的一个人会常常威胁用非常手段来达到其目的。但在一个法制社会,这些非常手段往往是违法的,法律防止了主体之间因协商不成而用非常手段带来的惨重后果。霍布斯认为,即使谈判中没有严重的障碍,人们也极少有充分的理性能在合作剩余的分割问题上达成协议。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迫使他们同意,否则他们天生的贪婪将引诱他们争吵不休。这就形成了有名的霍布斯定理: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后造成的损害达到最小。对行政法学界来说,其意义就是,积极建立完善的行政诉讼诉讼制度,以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协商交易失败后造成的损失最小。
科斯定理与霍布斯定理在法经济学的研究中具有广泛的运用。它们促使我们把问题指向:建立什么样的公法规则以助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谈判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率的转移。并在司法审查中设法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损失最小。
二、行政法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结点
根据科斯定理,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那么,如何理解行政法背景下的交易成本呢?我们要对一个完整的行政过程分为三个步骤:1、适法状态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进行的日常的互动沟通,目的只能是互通信息以促使行政效率及质量或是预防相对人的违法活动。2、发现违法活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予以纠正或给予惩罚。3、相对人不服行行政行为后的权利救济,包括行政诉讼。笔者认为,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只能发生在第一个过程中,因为行政职权不得放弃与处分,如果违法行为已经发生,就不存在双方之间的交易问题。第二、三步骤都是双方因第一步骤所产生的成本太高而放弃使用后才发生的,只是解决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方“交易”失败后升级的问题。如果行政法制度得到了突破,采纳学者提出的行政诉讼中的和解与调解,那么以上三个阶段都将出现致使效率最大化的交易。笔者认为,行政权也应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允许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和权限中根据情况可以处分。一些国家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程序,似值得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和借鉴。依照一定程序进行博弈,进行交易,基于合意,出现和解。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原告申请撤诉或放弃某项诉讼请求,法院就没有理由不予以批准。近年来,我国30%左右的行政诉讼案件是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的。尽管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案件事实上是通过原告和被告之间协商、调解结案的。与其允许当事人在法院的背后进行交易,还不如将这种交易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并为其设置公平的规则和程序既然美国的刑法制度里还存有控辩交易,一国的行政法制度也可适当考虑一定的弹性,行政权的弹性范围应以不损害公益与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为原则。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过程中的计划行政、财政预算行政、促进行政以及行政指导,其活动主要由政策调整,总体上要承担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受司法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主要是那些直接涉及公民权利和利益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可以进行进行协商处置。
现在可以得出评价行政法制度有效率的两个标准:是否减少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双方违法前沟通交易的成本;当违法行为出现后,行政法制度是否减少了因处理违法行为及监督救济而产生的成本以使双方在适法状态下协商失败后的损失降为最小。这两个标准分别是科斯定理与霍布斯定理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运用。可以自豪地说,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行政法的经济分析将会成为一个更为严谨的体系,并能加速经济学方法在行政法领域内的广泛运用。
三、此问题的一个完美例证
最近,有关的新闻多了起来,人命案不断。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城管法者与小商小贩之间关系,达到良好的执法效果,恐怕还要从违法前的阶段的沟通协商做起。请看一则来自sohu网的消息:乱摆乱卖、噪音扰民、违章建筑、“牛皮癣”乱张贴,面对城市管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队长王国如日前应邀做客《沟通无界限•行风大家谈》栏目,与小贩、网友和市民们进行面对面交流,直面市民的问责。在三个多小时的节目中,王国如不断接受市民提问,尖锐的问题涉及、小贩暴力抗法等方面,在广州做了6年走鬼的湖南益阳籍人士秦先生更是在节目中现身说法,倾诉了一名小贩的难处,与城管队员进行了一次平等的对话。王国如表示:市政、工商、街道等有关部门经过沟通协调后,应该考虑给小商贩划定固定的区域摆卖,从而解决因乱摆乱卖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应媒体的邀请,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坐到了一起,开始了科斯交易费用为零的沟通与协商并达成了一双赢协议。做到了资源的最大化配置,达到了效率的目的。此时,无论城管法规有什么规定,双方之间的协商与沟通总能够达到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当然,这是在媒体的撮合下达到了交易费用或者说科斯费用的零成本。正常状态下的交易成本不是为零。行政实体法、程序法、诉讼法的规定,应努力体现出诱导双方进行良好的协商即科斯所说的交易的一种价值取向。行政主体应营造一种宽松的协商氛围,努力做到对双方的零交易费用。当这种交易破裂后,救济程序也应努力做到使双方所损失之和达到最小。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决定与判决也应考虑资源配置到对它评价最高的一方。
四,行政法视野下的科斯费用――交易成本之构成
一个对交易成本较为流行的公平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事后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协议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协议而发生的成本;它不同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是原产料及生产力转移到产品中的成本上。结合行政法的特征,交易成本主要有:
(一) 获取有效相对人的信息成本
在行政处罚与强制行为中,相对人在违法前是不易识别的,只有识别出“高危人群”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二) 因相对人“畏官”而产生的退缩成本
中国国情下的相对人不愿,也不敢和行政主体平等地坐下进行所谓的零成本的科斯协商。行政主体必须长时间主动地来消除此种心理倾向。只要诸位联想一下我们的小商小贩见到城管执法部门后的情景就能够得出城关执法人员在相对人心目中的形象了。
(三) 官员腐败导致的相对人的心里防范成本
部分相对人总是以一种对立的思维考虑与行政主体的关系。不相信其发出的“协商要约”是为相对人所考虑。在向零交易成本方向努力的过程中,行政主体无疑是应扮演主要的角色,以消除相对人因长期的封建历史而形成的“畏官”心理。由于法官与原被告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信息成本,也要求法官在进行调解过程中的行为不同于审判,要尽可能地充当协商沟通的主导方。
参考文献:
[1]钱弘道. 经济分析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05年.
[2]钱弘道. 法律的经济分析.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3]罗伯特. 考特 法和经济学 张军 译. 三联出版社 2002年.
[4] 王麟, 王周户. 行政诉讼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