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3:17
论文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科学纲领；硬核；保护带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着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各个领域探讨的加深和拓宽，出现了认识这个世界的很多新的视角和学科。而一个学科一个研究纲领不可能做到无所不包，也正因为这样，它就有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而它是否能发展，怎么发展，就要弄清楚这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弄清楚它的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面启发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即矛盾，发展的观点。研究方向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然我国当今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上。具体的问题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们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如何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进行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如何使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总量的，结构的供需达到平衡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反面启发告诉我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后来者不应该做的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当教条使用，硬搬硬套，以及不应该漠视人的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的范式分析，正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坚持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求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好的用了二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告诉我们要坚持的是唯物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即实事求是的观点，与时俱进的观点，以及始终重视劳动的价值，即以人为本的观点，来发展与现代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可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纲领完善推进的一个借鉴，但也只是一个借鉴，而不能本末倒置主客不分。
[关键词] 库恩范式经济学范式
一、库恩的范式理论
1.库恩范式的含义
范式(paradigm)概念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萨缪尔・库恩最初是用“范式” (paradigm)来表示科学研究的共同信念以及科学成就和科学变革的基本单位。1962年，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独创了范式这个概念。“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1970)中写道:“群体信奉的全部或大部分对象,我在原版书中都称之为范式,范式部分或范式类的,就是这种专业基质的组成部分,而且作为组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起作用”。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套信念”，“概念、理论、仪器以及方法方面的成规”, “公认的科学成就”。他先后在《对我的批判的反思》和《再论范式》将范式修改为包括“概念、模型、范例在内的‘专业基质’”。库恩在《必要的张力》说：“‘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家集团所共有的“传统”,有时说是“模型或模式”,或“共同理论框架”,或“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他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等,它实际上是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有信念和价值标准。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家集团统力协作的基础。科学正是以“范式”或“共有心理信念”基础上的解疑难活动。“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有价值的集合”。
2.库恩的范式革命内容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他的科学革命模式,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科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以由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化的跃迁方式(科学革命)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讲，也存在范式革命:前科学时期通过竞争确立范式常规科学时期解疑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旧范式交替新旧共同体更替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1）“范式”形成前夕。在前科学阶段，尚未形成该学科“范式”。库恩认为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从事同类学科的研究者对共同研究的问题基本观点没有达到共识 ,各种理论长期争辩和竞争，各种范式处于相互竞争的阶段。
（2）“根据规范而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的工作研究者根据范式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方法以及基本框架解决科研中的难题,解释实践中的有关现象。同时,又通过解决这些难题,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范式。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争论,形成了同行公认的“范式”,并依靠共同信仰的范式把大家统一为一个科学共同体。
(3)范式反常阶段。科学家们发现现存范式难以解释一些新事物和新现象，范式反常现象。科学史表明,反常的科学发现必然包含了范式理论的更新和革命。
(4)范式危机阶段。当反常现象大量出现,并成为常规科学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人们开始怀疑范式,失去对范式的信任,科学共同体开始分化,这时才有可能打破旧范式的统治转向接受新范式。范式危机的出现蕴含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范式危机时期,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
(5)范式革命阶段。危机发生后,一些思想解放、具有革命批判精神的成员,就不再盲目迷信旧范式,而是勇于创新,去建立新理论、新范式取代旧理论、旧范式,以解释和吸收反常。在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各种学派的论争之后,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最终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进而取代旧范式,成为新的范式。新范式的产生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新常规科学的时期。他说:“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的过渡”。他还认为革命不仅是一种破坏,而且也是一种建设,它是“破坏和建设的统一”,“如果只抛弃旧范式,不建立新范式就等于抛弃科学”。
(6)新范式常规阶段。在新范式指导下的科学革命渐进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以范式革命为核心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周期性不断交替的过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向前发展。
二、经济学的范式探讨
库恩的范式论对研究各门学科的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学中的范式和范式危机,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经济学范式的概念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样存在着范式。经济学范式是从库恩的范式概念借用而来，“经济学范式是关于经济学规范性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是关于某个经济学科的研究人员对该门学科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共同掌握的信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范式不仅为经济学学者普遍认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它一旦形成,便规定着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空间。是唯一的关于基础性经济问题规范性的理论,同时在逻辑上蕴含着该历史时期中总的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公理性的理论特征。
2.经济学范式创新含义
经济学学科发展遵循着:范式形成范式应用范式危机范式转换新范式形成……。在经济学前科学时期,在纷繁众多的关于规范性经济学问题观点的论争中,最终会有一个流派的规范性理论为大多数同行们所认同,成为最早的关于规范性经济学问题的科学范式。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标志着系统而科学的经济学说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前科学时期的终结和常规经济学系统发展时期的开始。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地解释;原有范式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下降,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也日渐衰退。经济发展要求经济学理论也随之发展。“范式”危机,即表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无能为力，表明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对经济现象的本质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在科学革命时期,规范性经济学问题又重被提到争议的中心位置上。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论争,最终,仍是由一种较其它观点更优越的被学科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上升为新的经济学范式。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范式革命引发经济学革命，如马歇尔“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很少发生，更多的是范式的创新。经济学范式创新是新范式对前一个旧范式修正或补充，新经济学范式并不宣告旧范式生命终结。事实上，直到现在，各种研究范式长期共存，分别解释不同经济现象和解决不同的经济问题。因此，准确的说是一种经济学范式创新。
3.经济学范式变迁
（1）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范式，以价值论为基本概念的进行规范分析的“范式”。
（2）约翰・穆勒均衡分析的范式。他假定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市场自动均衡，采取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3）马歇尔边际范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广泛地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的范式。
（4）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在《通论》假设市场不能自动均衡，采取的是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得出市场需要政府干预的结论，引发“凯恩斯革命”。
（5）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自上个世纪70年代年代以来，西方传统经济学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针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合进行分析范式修正。萨缪尔森对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取综合分析方法，构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科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后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分析，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不完全信息，从而对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进行修正。
（6）马克思研究范式。它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范式。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创新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一个科学的、适合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应当包含以下要素：
1.以 “马克思范式”和邓小平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邓小平理论为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
2.坚持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发展问题的范式的基本观点之一。这对分析和解决现阶段发展问题提供基本思路和方法。其“五个统筹”的思想为解决经济社会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
3.借鉴国外科学分析方法
在坚持辨证唯物法，吸收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规范分析、统计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等等分析方法，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起来。
4.遵循科学经济研究范式
关键词:法经济学本土化;分析方法;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在特定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法经济学不同的研究范式反映了不同的哲学理念，东西方立法及司法活动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法经济学本土化取决于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选择，选择的实质就是对法经济学发展方向与前途的选择。本文试图从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出发，在范式层次上厘清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和思维方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附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西方法经济学理论。
一、边际分析:西方法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作为理论化的意思形态，托马斯.S.库恩(Thomas s.Kuhn)将用于描述和解释科学发展与演进的历史机制的“范式(paradigm)”概念界定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为科学共同体(community Of science)所接受的由特定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研究方法组成的被普遍承认或接受的思想结构，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角、材料的选择、合理性指标的确立以及问题的解决。分析范式不仅是理解法经济学的视角所在，同时也是其实质所在;不仅是理论本身所在，同时也是研究方法或研究途径所在，不同范式的存在、相互间的竞争，以及作为竞争结果的范式更替运动构成了学科演进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态与体系。
西方经济学最基本层面上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边际分析方法已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当人们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用其分析法律规则约束下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行时，实际上就是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了法律分析领域，边际分析方法也就成为了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本分析工具。西方法经济学以经济个人主义为分析的逻辑前提，以理性最大化为分析的理论假设，以主观效率标准为分析的基本目标，以对市场分析框架的比附为分析的技术模式，以经济人假定、选择及自发的社会秩序为分析的综合模型，以交易费用为分析的基本范畴，以包括完整的科斯定理组和衍生的科斯定理在内的科斯定理组为分析的基本根据，以法律市场为分析的基本框架，以法律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为分析的基本方法，以行为预测、效果评价、运用经济模型构造法律规则、历史解释和技术支持为基本问题，分别以新古典技术模式、科斯技术模式、谈判理论模式和博弈论模式为分析的技术方法，具有以标准程序规则和标准技术规范为内容的分析研究规则的法经济学分析范式，其实质乃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法的技术理性化运动最新、最具专业技术色彩、且社会及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发展形态。
按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化的实质是其所获得的净收益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条通往均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组合的收敛的路径，该收敛路径背后的决定机制则是供求机制。均衡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度约束下的所有行为人的最优行动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持久不变的可观察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正是关于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真实考量。西方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要想得到人们的遵守必须形成均衡的状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只有在该种法律关系实现了均衡才有激励去遵守法律。否则，当事人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违反法律。因此，西方法经济学在考察法律规范实施效果，以及如何改善法律制度时均以均衡为核心和落脚点，均衡是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理念。
毋庸讳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面临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选择，法律实施效果是否与该法律的真实意图相契合应该在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语境中展开。在波斯纳看来，所有法律事实上都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所有法律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的;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对效率的追求，公共政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了消费者剩余。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人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对特定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这是法经济学必须完成的使命。因此，波斯纳认为虽然公平、正义历来是法律的亘古不变的追求，但是理想的正义应是最大社会福利下的正义，法律致力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致力于社会福祉实现行为的正义。
西方社会福利最优状态的实现是以交换效率的实现为要件的，交换效率实现的前提又是对所有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西方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模拟或复制自由市场来创设法律，而自由市场的内在诉求又恰恰是自由和平等精神的张扬。因此，西方的核心价值均隐含在社会福利最优状态之中，西方法经济学主张“正义”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内在统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关联性。西方法经济学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法律的规范性目标，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统法学正义观的反动和抛弃。相反，效率和正义这两种终极价值在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实现了新的统一。
二、马克思与波斯纳:研究范式比较
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贯穿于整个唯物史观发展的全过程，它以探讨社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为主题，内容多是对法的本质、法的产生、法的演变以及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等宏观问题进行阐述。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衡量法律的基本价值标准等方面，马克思与波斯纳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的诺思指出:马克思法经济学思想“最有说服力的，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以往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法律相关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①。但是，马克思与波斯纳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绝对对立，相反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分析中的不足;而且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并不影响他们在衡量法律的基本价值标准——效率上达成共识。
1.不同的研究角度:宏观与微观。如果从研究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会发现，马克思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波斯纳却是从微观层面对法律经济型经济分析的。马克思着力于对法的发生、发展、演变、法和经济的关系等宏观的、整体性问题的论述，而波斯纳则注重详尽地对各部门法、某个案例或某条法律原则的研究。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没有运用成本——收益方法，而是更多地关注法律与经济的相互影响。马克思的分析最为人所指的是他演绎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因此，马克思对法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蕴含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
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最终都是由生产力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探寻了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马克思也探讨了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过他把自己分析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因素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上，以至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被称为是“经济决定论”。总之，从马克思对法律变化的历史描述中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足迹，从他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描述中发现法律发展的影子。
波斯纳将经济学从一种抽象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分析工具:在波斯纳看来，经济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认识和解释法律的结构、目的和一致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在“人是自身利益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前提下，波斯纳致力于运用经济学术语来考察法律问题，他对法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强调法律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循着“效率”这一主题，波斯纳从微观的角度对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等等各种具体的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探讨法律的制度构成是否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相一致。
由此而论，马克思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法与经济学研究，波斯纳的研究则可归结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把经济学作为典型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与经济学则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它注重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强调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因此，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只是狭隘地用某一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率来检验法律规则，而且考虑该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②。当然，马克思于波斯纳的分析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有的只是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恰恰是这种不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因此，二者都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
2.不同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波斯纳秉承了斯密的个人主义传统，他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提出经济学是关于“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他在关于“法律经济学运动”论文中谈到自己对“非市场”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时提出，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们在作非市场行为决策时……以其满足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事”③，他在《法理学问题》里明确表示“我将予以表述的用来指导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经济学假定是:人们总是理性地最大化其满足度，一切人(只有很小的孩子和严重智力障碍这是例外)，在它们的一切设计选择的活动中(精神变态的或其他因滥用毒品和酒精而产生类似精神错乱影响的活动除外)均如此”④。由此可见，把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狭义)法律经济学宗旨表述为一种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⑤是非常恰当的。波斯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之下构建起自己的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把自己有关法律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在法律变迁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之上⑥，他相信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他认为法律规则不僵化的法条，而是一种为人们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他提出法律规则的变化事实上为行为主体施加了不同的价格，促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作出决策时进行权衡，从而作出有利的选择。
与波斯纳不同，马克思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不排斥对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但是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⑦。马克思提出个人决不是抽象的、具有“类”本质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他批判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研究生产的做法，认为“越往前追述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而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⑧。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讲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⑨。在马克思看来，法律不再仅仅只是调节人们行动的准则与规范，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应属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立场蕴含的根本观念是法律反映的并非个人的愿望、要求，而是一种有阶级利益与阶级观念所决定的制度形态。
3.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的统一。尽管马克思与波斯纳在方法论基础及分析的角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是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在排除了阶级立场及伦理、道德或观念考虑之后，他们之间却得到了最大的统一，马克思与波斯纳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衡量法律价值提供了标准。尤其是波斯纳，他明确地把效率当作一切法律都应遵循的最主要的标准，波斯纳在凸显法律的效率价值方面是迄今走在最前面的人。波斯纳反复强调，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交易成本，法律在资源配置上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应该起到效率作用;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最大化为目的，判决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依照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⑩。
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衡量法律或法规的标准，马克思提出“法符合生产力标准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凡是符合进步的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就是进步的上层建筑。凡是进步的东西，就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值得赞许的，而且是不可被阻挡的”(11)。遵照马克思的标准，当法律维护并促进的经济基础是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时，法律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法律是进步的，也是有价值的;当法律所保护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腐朽的没落的生产关系，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法律就是反动的，应该加以抛弃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波斯纳，在排除了阶级立场，排除了伦理、道德或观念之后，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得到了最大的统一，“效率”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范畴，在波斯纳看来“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也往往是马克思认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法律制度。
三、法经济学本土化的现实指向
一般来说法学追求的终极价值是公平和正义，经济学的核心考量是理性选择和效率。从理论研究的特定意义来看，法经济学研究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法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上述两类分析范式相互竞争、演进的历程。基于东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学理环境的不同，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然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基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需要，东西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然具有明显不同的价值性和目的性。从研究范式应用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法经济学在中国迄今为止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1983-1992年的以法经济学概念的萌生和对学科地位的初步论证为内容的历时10年的第一次发展浪潮，1993年到2002年的以大规模地引进和学习西方主流法经济学理论知识为特点的第二次发展浪潮和2003年至今天的滞缓发展阶段等三个明显的阶段。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在范式上的矛盾、纠缠、羁绊和无所适从，根源在于哲学理念和研究范式选择的犹豫与彷徨，正是这种彷徨导致了法经济学本土化的混乱、肤浅和片面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思想为基础，以制度现象存在的客观现实为研究的切入点，以生产力的首要性为分析的前提，以现实的人为分析为出发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为分析的起点，以利益矛盾分析方法为分析的工具，以一定的社会法律规则的本质与结构为分析对象，注重的是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和长期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阐释以一般规律为基础的事物的特殊规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从特例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突出对经济人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分析，相对忽视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市场背景的分析。随着经济环境或约束条件的变化，研究范畴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正因如此，马克思强调不能把经济范畴“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2) 因此，英国法经济学家戴尔斯强调“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讨论应从马克思的法经济学思想开始”(13)。
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系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演绎出来的，检验法经济学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构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或Liberalism)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意识是按效益分配，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爱因斯坦在 1949 年写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中指出:“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14)。这表明资本越集聚就越就需要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由体制，新自由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分配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所以，在理论上要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内容区别开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附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法经济学理论。
目前，我国生效的法律已达231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223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出来的。正义原则是法理的基础，法律应该体现人们对正义的诉求。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差异，决定了中国法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经济分析、并作为重要标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经济学本体论。因此，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我国现有的各种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既是法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也是法经济学指导我国立法和执法的过程。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在中国法经济学界具有紧迫性，否则就无法做到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所以，法经济学本土化必须以解释、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始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要注重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理路、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独到性或特殊性，要体现中国法经济学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如果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拥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与方法，做了西方人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研究，取得具有自身特点的高水平成果，那么中国法经济学界对法经济学发展就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注释: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69.
② (美)罗宾保罗麦乐怡.法与经济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9.
③ (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907-908.
④ (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译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41-442.
⑤ (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
⑥ (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909.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
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
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⑩ (美)理查德R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5.
(11) 韩丽.马克思与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运用比较[J].政治与法律，2002(1):8-13.
(12)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
(13) 魏建，黄立君，李振宇.法经济学:基础与比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0.
(14)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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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冯玉军. 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4(1).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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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指导行动的基础，在农村经济的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法成为了研究方法的主流，其贯穿于对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从现状分析，到特征的探讨，到期绩效的考核等等，都离不开实证研究法的指导。
1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的主要方法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以下方面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被大多数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方法：①现状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属于这种“客观事实是什么状态”的研究，如农民收入现状分析、农业经济增长现状分析等。这种研究本身就决定了其研究的实证性质，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静态研究方法、动态研究方法等也大都属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范畴；②特征分析。在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原有事物的变化，新事物的出现，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对这些变化后的事物及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以使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特有存在状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而特征分析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如对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分析、农业产业化特征分析等。特征分析主要运用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等实证方法探询事物的特有存在状态，这无疑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③模式分析。由于我国地区差别较大，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许多地区在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做法，经过不断完善，形成特有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研究对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对诸城模式、苏南模式的研究等。这类研究主要运用归纳分析、比较分析等实证方法，侧重于对模式的特点、构成要素、形成原因、适用条件等进行客观分析，因而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④关系或原因分析。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事物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分析研究这种因果关系有利于寻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自然也成为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对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土地撂荒与土地制度的关系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分析等。这类研究实际上属于关系或原因“是什么”的实证研究范畴，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因果分析方法、因素分析方法等也大都属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范畴；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是牢牢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实证研究方法的特点。
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之外，也大量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阶段，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色彩。研究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特点，主要取决于其理论假设与客观现实的距离。
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尤其农民的有限理性、农村信息不充分、农村市场体制不健全等已是公认的不争事实，并成为农村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这就使经济学分析方法暗含的理论假设，即“经济人”、“充分信息”、“市场完全竞争”等假设，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应用中被大大放宽。理论假设的“现实化”为规范研究的实证色彩埋下了“伏笔”。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很多，如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等等，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关于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和相应政策建议，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2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2.1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
2.2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③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④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本文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进行了阐述，探讨了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对区域经济学的应用拓展的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希望能够从理论层面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点支持。
关键词：
区域经济学；范式演进；应用拓展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就本体论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之下，在区域经济研究后期，基于杜能模型的研究范式逐渐脱离开来，其中本体论对个体动机予以了强调。首先，它对物品稀缺性假设与理性人假设进行了建立，并基于消费者与厂商的均衡，对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进行了分析。在近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经济对象的微观均衡分析受到了广泛关注。就认识论而言，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起初，在区域经济学中，理论体系构建并得到重视，观察的重点对象主要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例，起初是针对企业选址问题，其特点表现为基于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在经验研究的结论应用之下，在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中区位论与区域科学得到了有效运用，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联系十分紧密。就方法论而言，描述性的研究与经验验证是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其研究主要涉及到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也基于计量分析与统计学的归纳法为主。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关联性是区域经济学的重点，基于此对区域政策进行调整。在特定空间上，产业的集聚是区域经济学的观察对象，在经验研究之下，对产业聚集与空间变量的关联进行探索，然而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关联却没有得到解释。而这种联系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内容，同时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与其有着密切联系。主流经济学对理论演绎有着高度关注，并意图基于精炼模型对经济运行整体现象潜在的个体理性动机进行揭示，计量分析基于理论演绎实施，换言之计量研究就是验证理论假设，然而计量研究并非理论假设的直接来源。站在市场经济系统整体认识的角度来看，经济系统在主流经济学之下向不同部分进行了划分，然而这些部分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关联并组成一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能的能力。换言之，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表现为自组织性，因此个体选择成为了关注重点。就传统意义而言，基于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系统能够对其组织系统加以运筹，因此整体布局与结构的优化成为的关注重点，然而其运筹结构并非完全符合个体理性。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
以杜能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例，杜能对位于均质平原上的孤立国进行了假设，其中制造品有中心城市供应，食品供给则由城市四周土地承担；孤立国内各区域具有相同的自然条件与运输条件。杜能提出生产地与市场距离成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业经营规模，成本与运费的偿还必须与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对等。基于一定的耕作成本，与城市的距离与追加运费、边际产量偿付量成正比，与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成反比。杜能对农业圈层理论进行创建，并认为差级地租为各区域农业布局的最优类型。杜能通过理论化与体系化形式验证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在其他研究领域中，这一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空间成为了经济物品，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杜能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分析具有双重性，与之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其相关性与普遍性也更强，可见基于杜能的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其思想提出后的一个多世纪，业内并没有对其予以重视。萨缪尔森则基于杜能的理论创建了空间市场均衡模型。在艾萨德的努力之下，主流经济学中逐渐接纳了区域经济学，并实现了杜能理论与均衡分析的有机结合。
三、区域经济学的应用拓展
1.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学解释力更强
在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的推进之下取得了重大突破，换言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逐渐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未来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则包括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等，然而基于发散下的理论范式中，这些理论的发散性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中，这些理论工具无法得到整合与归结，这使得区域经济学整体看上去并非精密的仪器，而是一个“工具箱”。当“问题区域”出现在国家经济中时，那么建立在空间分析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学则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在人们在探索中不得不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中时，那么区域经济学将会停滞不前。在区域经济学研究结论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整合之下使得其范式转化得以实现，进而基于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事实上，经济是社会全体成员个体决策之下诞生的。在传统研究中，区域经济学的规划性特点十分突出，换言之就是通过规范经济学对最优模型加以定义，然后对区域发展目标进行确定，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强调了政府干预的方法。然而，与政府规划相比，个体理性选择的综合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此就难以作出合理解释，进而导致上世纪70年代之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供给产生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中，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十分突出，“问题区域”逐渐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应用范围。由于对问题的解释缺乏根源性，不管采用的技术与方法如何，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区域问题的诊断的针对性与目的性并不强。究其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一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尤为突出，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这是受到规划模型中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缺失造成的，在政府干预之下，市场结构、规模报酬等发挥变化，使区域经济均衡状态迁移的预见性不够准确，政府干预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站在政府对经济政策加以干预的角度来看，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学是以区域经济为主要对象，这一点在建立在区域经济禀赋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规划十分突出，然而相关的政策手段并不明确，缺乏系统性。主流经济学则站在微观的角度来调整市场参数，以此实现对企业决策的限制，这显然已经属于经济规制。从中不难发现，当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那么就逻辑而言，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分支学科的一致性就得到体现，就政策供给而言，在理论方面的选择上就变得更加丰富。
3.与主流经济范式趋同的启示
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引入区域经济学，能够提高经济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区域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得到扩展，并不在单纯的针对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的制度机制、市场竞争、社会运行以及要素共享机制都能够通过区域经济学得到合理解释，进而使区域经济规划的合理性与全面性得到提升。传统单一的运输成本与比较优势分析饿逐渐向区域经济的全方位“扫描”转化。就理论体系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趋于严整，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干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范式逐渐得到统一，鉴于此，就逻辑而言其一致性得到体现。实践表明，这一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与包容性十分突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与区域经济学趋同的背景下，在区域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得到有效运用，对于学科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与意义。
四、结束语
在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演进中，我们不难看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与趋势。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可以向“范式”进行整合与归结，而研究基础与方法的不同则会引发区域经济理论的相关争论。基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补充，为人们对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观察与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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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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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治是指通过经济法调整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法治轨道，实现经济改革和发展法治化[5]。因对外开放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法治，属于政府推动下的外源性法治。虽然30多年来立法成就巨大，但法治运行效果不佳。有学者指出，经济法治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转变[6]。经济法治的完善对市场机制具有引导和保护作用，经济法运用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机制对市场主体进行管理，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证券法等调整和引导市场机制，防范市场机制作用与宏观调控作用的冲突。经济法治的建立和完善，能够鼓励市场主体的正当竞争行为、适度规模经营，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包容性的经济法治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的基础。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应注重宏观调控机制对包容性发展的保障作用。“包容性”一词是在收入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对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包容性经济法治倡导通过法治手段，纠正经济发展模式的偏差，强调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种种排除、歧视现象的纠正，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包容。针对当前经济发展所显现的制度弊端，需要通过包容性经济法治的保障作用，使贫富差距缩小，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和经济权利的保障[7]。由于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又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这就要求经济法治要注重通过包容性宏观调控机制的构建，从宏观角度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包容问题。在包容性的宏观调控机制的构建中，一方面，国家通过货币、财税等手段作用于社会总供给、需求、价格等国民经济总量，使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协调；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持续、规范、公平地对社会财富初分配，再分配，如预算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价格补贴制度、贴息贷款等，以经济法律手段矫正不合理的社会分配，避免两级分化的社会分层，使社会成员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应注重发挥包容性的宏观调控机制作用，保障包容性发展的实现。根据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要求，包容性的经济法治还要注重宏观调控与问责制结合。问责制是法治的新发展，表现为一种“三段式”①。首先是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及其权利设置的科学合理。就宏观调控而言，就是要完善调控主体间的权限划分，从制度上消除滥用权力等的基础。其次是动态问责，要求承担相关职责的主体对来自体制内外的各种监督、质询和疑问作出回应和说明。最后，是主体违背角色要求或经不起问责的，应承担其不利后果[8]。总之，包容性经济法治下的宏观调控是包容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包容的经济法治能够更好地解决“两个失灵”问题，重新定位经济法主体地位，实现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
二、包容一体的经济法学总论
（一）经济法基本范式的包容性分析
不同的基本范式影响经济法研究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决定经济法理论是否能够与包容性经济法治的核心内容相协调一致。经济法研究由于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而其研究范式、方法呈现多元化特点，这就要求经济法基本范式的确立要兼容并包学界的重叠共识。经济法学范式如何确立，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范式的确立不需要有特殊性，法学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普遍适用于法学二级学科。因为现实法律问题的研究通常是从整个法学学科研究的价值理念、研究范式和基本范畴出发，而不是预先划定部门法领域[9]。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范式的确立需要具备其特殊性，如仅具法学的一般研究范式，其理论解释力就会降低。因而经济法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基本研究范式[10]。实际上，前一种观点强调经济法学研究要具备法学研究范式的共性，后者则强调经济法研究范式的个性。中国经济法学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共同努力下，既包容“共性”也包容“个性”，形成对相关范式的有机一体整合，成熟、包容的经济法学范式才能成形。经济法具体范式应当确立哪些内容，学界也存在不同阐述。经济法研究由于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而其研究范式、方法呈现多元化。具体而言，有学者认为主要存在法哲学范式、经济分析法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法学史范式4种范式[11]。也有学者认为具体范式包含经济分析范式、社会分析范式、结构分析范式和功能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形成经济――社会分析范式，结构――功能范式等范式[12]。可见，就经济法具体范式的构成学界分歧并不大，从学者对兼容并包的多数观点可知，将经济分析范式和社会分析范式列为经济法研究范式是符合包容性的。事实上，经济法学的基本范式，学界大略已产生一些重叠共识：首先，经济法基本范式要能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当定位经济管理和协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国家的作用，因为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次，经济法范式也要能够避免经济管理和协调主体的干预过度，导致“政府失灵”[13]。过于强调国家权力而展开的研究进路易忽视市场主体权利，严重制约经济法理论的成熟发展。总之，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既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又防范过度干预的“政府失灵”，是诸多经济法学范式涉及的基本问题。强调国家合理、适当配置各类主体权利与权力，协调局部与整体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总体福利最大化是经济法研究的基本路径，也体现经济法价值、宗旨的包容性。因此，可以认为，强调国家与市场主体的协调适当地位，保护各类主体合法权益，作为一种共识，已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式，其体现经济法理论范式的包容性，夯实了包容性的经济法治理论基础。
（二）经济法总论的包容性分析
探讨经济法总论的包容性问题，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经济法总论的共享性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法总论关于权利保障的问题。经济法总论的共享性问题，不外乎经济法价值、基本原则等重要经济法基本范畴。就经济法价值而言，学界表述繁多，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诸如“社会整体利益”、公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安全等经济法价值。如二元经济法价值论将其归结为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三元经济法价值论将其定义为“发展、安全、公平”[14]；有学者将经济法价值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包括公平、经济安全和体制效率，目的性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15]。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诸如经济平等价值不次于经济效率价值。可以说，这些经济法基本价值体现了包容性法治理念的共享性要求，即经济法应为市场经济提供平等、自由机会的“良法”。就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从单一原则说到多原则说不一而足，其中也有很多原则体现包容性经济法治。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是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公平[16]。也有学者认为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应为经济法基本原则[17]。还有学者将经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社会本位原则、维护社会公平原则、平衡协调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18]。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这就要求经济法要以兼容并蓄之精神，竭力促进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福利最大化，使经济关系平衡协调，实现共享式发展。而这一要求体现在经济法基本原则上就是社会本位、平衡协调、维护公平竞争等原则。经济法总论的权利保障问题。考察国内主流经济法学说，纵横统一论、协调论、经济调节论、经济管理论、管理和协调论、调制论等经济法理论，尽管其派别分立，但都强调国家干预，承认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从某种程度上认同经济法理论主要就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法理论[19]。因为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法源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但学界也普遍达成共识：不能单纯地由此构建经济法理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学界也已达成共识：国家的过度干预也会导致“政府失灵”。而规范“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权利保障，才符合包容性经济法治的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主体的权利保障决定国家的权力实施，国家权力服务于市场主体权利，强调权利保障的权利本位代替国家干预理论下的义务本位，是经济法发展的趋势。换言之，应以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协调调整代替国家干预，体现对经济权利的保障。即便社会本位仍然主张权利本位而非义务本位，但与传统权利本位不同，它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权利，而非个人权利[20]。社会整体利益包括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发展权、健康和生态平衡的环境权、和平权与对人类共同遗产的所有权等权利在内的社会连带权利，这些权利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有，而非个人所独享。所以，社会本位的法律化结果，是在原有的权利清单中加入社会公共利益内容，而非削弱对权利的保障。虽然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强调共享性与权利保障，但也不能将经济法等同于社会法。在现阶段，包容性经济法治的倡导虽然也能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这在本质上与社会法还有很大区别。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在本质上仍然是确认和规范国家、社会和市场协同调整经济的法律，体现国家、政府的管理和协调作用，社会中间层的自治作用以及市场机制的自主性作用。而社会法本质是建立一种社会安全网或减震器，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保障社会秩序，从而体现国家的社会政策。有学者将社会法内容界定为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济法[21]。强调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法，并不等同于强调共享性和权利保障的经济法。
三、包容性的经济法实现
（一）经济法子部门体系的包容性分析
包容性经济法治的实现，客观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法体系的制度安排，即经济法子部门构成的包容性。关于经济法子部门体系安排或构成，不同学者主编的教材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法曾和民商法、社会法界限不清，使得各经济法部门体系呈现出不确定性。要实现包容性的经济法治，就要厘清经济法的子部门体系，对其进行包容性分析。教育部曾于1998年就经济法部门体系的内容安排制定了《经济法教学基本要求》，文件凝聚了当时国内众多经济法学者的勇气和心血，在“绪论”之后，分论分列“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3部分，共4编24章。参照这一制度安排，杨紫烜教授于1999年主编的《经济法》，将社会保障法单独分编，形成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5编体例[22]。这一子部门体系安排具有盖延性，该体系重视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权利保障，符合包容性经济法治的要求。近年来，主流经济法教材有了一些新变化，包容了更多的经济法子部门。李昌麒教授在其主编的《经济法学》一书中将经济监管法、经济责任与司法救济单列分编，将经济法分论分为5个子部门，分别为市场秩序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经济监管法和经济责任与司法救济[23]。史际春教授在其主编的《经济法》中，则将经济法分论分为经济法主体、公共经济管理法和经济活动法3个子部门，全书4编25章[24]。该教材分论部分以“公共经济管理法”子部门代替“国家干预”子部门，体现了对市场权利主体的尊重及学术新发展。顾功耘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将分论的子部门体系分为市场秩序规范法、市场运行监管法、国有经济参与法和对外经济管理法4个部门[25]。这一分编体系为体现国有经济主体的特殊情况，并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将外贸管理法化为单独子部门。张守文教授在其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中，首次采取3编体例，除总论外，分论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两个子部门，相对简洁[26]。该书并未将许多经济法分论研究的新领域单独分编，而是将很多子部门合并，如将社会保障法子部门并入宏观调控法子部门等。这一做法保留了传统二分法分论部门体系。可见，从经济法分论的子部门体系发展看，其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再由繁化简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子部门体系的包容性应不断增强。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研究的发展，经济法出现了新研究领域，如市场监管法、市场保障法、经济法律责任和经济程序法等。这些新变化都有对经济法分论部门体系的新要求，要求部门体系更加兼容并包，而不宜囿于原来的“教学大纲”。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教学大纲”的修改建议，其无非都是希望能够尽快形成一个“新大纲”，使之作为经济法子部门体系安排的新共识更具包容性。由此，可考虑从一元论的经济法研究范式出发，兼容并包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传统子部门体系，将经济法研究新领域根据具体情况合并到其中或单独分编。
（二）经济法运行机制的包容性分析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借鉴参考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0506-00000114-0102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 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学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 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2003年，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结，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参考文献：
[1]宫敬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性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32（11）
[2]郑吉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J].教学与研究,2010（5）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引言
计量学和经济学相结合对量值束源量值精度量值的基础理论分析，近几年来，计量对经济管理能力提高，定量分析经济问题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把计量经济学纳入了理论性提高。计量是用数字比对方法科学的理正数字的可靠性，经济活动都用科学有效计量方法进行有效数据统计，用“计量不确度”统一经济数据可靠性，同时告知经济管理者数据统计科学计量，而且对管理者也十分重要。另外，《经济研究》等国内的一些重要经济学市场分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范围更倾向于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及大量运用各种计量经济模型的内容，因此经管类经济管理者都意识到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这也有力地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知识在经济管理专业的提高。现在，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管理重要部份，在计量经济学基础建设上已经取得了的成绩，在充分肯定计量经济学对管理者也十分重视。在充分肯定计量经济学作用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多年的经济活动实践，我们对计量经济学作用的基础建设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管理者科学
（一） 计量经济学内容合理问题，层次明确以及计量专业数学推导的处理问题。由于计量经济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通常被人们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与应用计量经济学，并根据内容深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从经管类各专业来看，计量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的要求不同，有的以理论方法为主，有的以实际应用为主；且应用的领域、应用的程度、遇到的问题也有差异。目前计量经济学已经形成多专业、多层次、多种要求的格局。但是现在计量经济学的设置、规范。
（二） 方法合理，特别是关于计量经济学运用方法问题，由于计量经济学中存在大量数据矩阵推导，因此一般采用计量基础理论方式，时也增强了思维的强度和负担，增强了对学习内容的印象。
（三）实践环节。理论与应用结合，方法与实例的结合。传统模式“学”与“用”。发现其中在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缺乏系统性，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建模时，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可能不满足不相关的假定，但是他们最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而直接利用模型的结果进行经济分析。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不知道在理论上古典线性回归模型要满足“无自相关”的基本假定，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往往忽略了对模型基本假定的各种检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模型中变量选取、模型形式设定以及数据处理等问题。这些都说明培训模式导致“学”与“用”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三、计量经济学的探索
为进一步加强计量经济学，适应经济管理的要求，应当从多方面深化计量经济学模式以下几个方面：
（一）计量经济学目标。本对象为管理学和经济学各专业的普通管理者，使普通管理者管理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并能够建立和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结构分析和政策模拟评价，具体来说，一是使普通管理者具有扎实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功底，为经济学其他的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二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提高普通管理者经济计量分析能力和水平。
（二）制定适应满足需求的《计量经济学》体系，解决依据《计量经济学》各层次中的通识性（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性部分）与专门性（计量经济学的专门性部分）原则，明确刻画了不同专业《计量经济学》中的重点、难点、基本点，形成了能满足经济管理类管理者需求且具有特色的《计量经济学》体系框架。
（三）计量经济学方法。具体包括：改进开展计量经济学的建设、鼓励大胆运用所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针对国内计量经济学中存在的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对象划分不清晰；重方法介绍，能力培养。
四、结束词
总之随着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尝试和探索，用认识范式新视角分析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与决策经济事务前沿科学，《计量经济学》经济管理者必将会取得明显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宁向阳，刘延康.用认识范式新视角分析计量经济学未来发展趋势统计与决策，2005.（S）
[2]李南成，张卫东.《计量经济学》综合素质培养2003.（6）
[3]俞培果，高翔 计量经济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