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4: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产生的根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萧条经济学 需求不足 经济危机 泛金融化
克鲁格曼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金融危机就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应对衰退的传统政策已经失效，我们需要重温萧条经济学。所谓萧条经济学，就是专门讨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
一、克鲁格曼为什么提出“回归到萧条经济学”
“回归到萧条经济学”这一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是克鲁格曼基于对近30年来世界各国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另一方面是缘于克鲁格曼作为一个反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否定。
二、克鲁格曼对近20年来金融危机的分析
（1）克鲁格曼对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的分析。1991年日本“大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衰退期。从历史来看，金融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一个衰退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像日本一样持续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日本是跌入了可怕的“流动性陷阱”，要从衰退中走出来，日本政府有几种基本方法可以选择。一是降低利率，然而日本已将利率削减至零，仍然没有使衰退缓解。二是赤字开支，增加政府投资。日本曾经设法刺激经济，可是并未起到持续的作用。以上两种传统的方法对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日本都没有起到作用，对此克鲁格曼主张要用预期通货膨胀来解决“流动陷阱”的问题。日本的经验应该引起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1999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中发表的“萧条经济学东山再起”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的经验不仅证明，现代经济发达的国家可能掉入流动性陷阱，而且证明，认为财政政策能够使经济摆脱这种陷阱的轻松假设实在过于乐观了”[2]。
（2）克鲁格曼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在1994年克鲁格曼就严厉指出亚洲经济体存在严重的问题，其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大量投资来驱动的，它的全员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或者只是稍微有所提高，以这种增长方式增长的经济是注定不能持久维持的。对于1997年泰铢贬值引起的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危机的机制，危机如何发生以及蔓延的；二是政府为何没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危机的蔓延基本覆盖了大部分亚洲经济体，让人费解的是一些发展很好的经济体比如韩国也难逃其害，一并陷入危机的深渊。克鲁格曼将危机的发生与蔓延过程称为投机冲击产生的“自我正名的恐慌”，而亚洲经济体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对这种“自我正名的恐慌”缺乏抵抗力。
（3）克鲁格曼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分析。克鲁格曼没有孤立的去看此次经济危机，他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言”，而现在的美国与90年代的日本又是何其的相似。同时他也将此次危机看做是美国80年代末的储蓄信贷危机、90年代末的股市泡沫破裂以及这次房地产泡沫的继续和发展。在金融危机的原因方面，克鲁格曼认为，一方面是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废除之后，政府对传统银行的监管太过薄弱，商业银行涉足风险较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另一方是“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所有人都未能完全理解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指的金融国际化的兴起以及“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这次危机的主要诱因，并不是放松监管的机构冒了新风险，带来了问题，而是从未受过监管的机构冒了大风险。
在危机处理方面，克鲁格曼提出了近期措施与长期措施。近期措施方面，克鲁格曼认为“全球决策者需要做两件事：让信贷重新流动，支持消费”，具体到政策其实就是迅速大量注资以及采用凯恩斯财政刺激手段。远期措施他提到要进行金融改革，努力思考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同时克鲁格曼还指出，救助要体现多国联合救助。关于经济复苏，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认为经济很快就能复苏。克鲁格曼则更担忧全球会面临日本问题，在前不久克鲁格曼通过对美国实际GDP与潜在GDP的比例分析认为经济尚未如愿复苏，希望伯南克能够以90年代日本长期衰退为鉴实行一些有效的行动。
三、评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
克鲁格曼将近30年来不断发生在各国的金融、经济危机，以及美国90代之后的大衰退的根源解释为有效需求不足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他所谓的萧条经济学其实就是主张回归凯恩斯。我认为：一方面，他对金融、经济危机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另一方面囿于他的凯恩斯主义立场，其视野有一定的局限性。
克鲁格曼只是提出危机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应该实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措施去解决衰退问题，却并没有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需求不足，正所谓对症才能下药，如果不清楚需求不足的原因，只是一昧的加大公共开支恐怕未必能真的解决问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事实上，克鲁格曼在不止一次的提到美国是个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经济危机》中说到：“财富和收入的不均都上升到了自《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在《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将美国现代史勾画出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一个是政治之弧。遗憾的是，虽然克鲁格曼对美国贫富两极化问题有很深刻的分析，却没有将其与需求不足联系起来。
克鲁格曼在分析经济萧条的时候似乎还忽略了一件很重要事情，以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背景下美国经济的“非工业，泛金融化”的危害。他在《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明确表明，不该为诸如“非工业化”的问题担心。而事实上，美国贫富两极化以及工业部门的生产过剩都与泛金融化有莫大的关系。一方面在泛金融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的增长脱离了收入驱动的轨道，变成是由资产价格、财富来驱动。另一方面以金融体系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变的更容易犯资本配置的错误，使低利率的工业部门在繁荣期更加的生产过剩。
由于当今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已然有很大的不同，克鲁格曼试图照搬凯恩斯那一套萧条经济学来拯救世界经济的衰退恐怕不能如愿以偿。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东山再起[J].朱雅文,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04）.
[2]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关键词: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逻辑起点;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25-02
一、理论基础浅析
何谓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不是一门学科所涉及的所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都可以认为是这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理论及理论基础作必要的界定｡从知识形态的角度上,将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那么所谓的理论基础,就是“理论之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构成了一门学科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一｡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二:将教育经济学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的科学[1]｡
二、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背景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的｡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变｡许多国家将实现经济增长作为致力的目标,积极探寻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人力三要素增长的结果,其中人力部分是指人的数量｡但是经济学家在运用传统计量方法计量增长额时出现剩余因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开余数之谜｡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劳动者的质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传统计量经济增长中被忽略的因素,从而推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假设,由此奠定了教育经济学的立论前提[2]｡
三、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
显然,教育――劳动者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者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为理论核心｡而提高劳动者质量,教育自然责无旁贷｡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导致了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
四、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1.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
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强调人力资本有投资性､时间性､产权性､生产性､边际收益递增等特性｡认为人的质量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特别指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教育还可以促进社会分配的平等趋势｡对教育与社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教育――生产率――工资正相关的经典链条｡并把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等问题作了计量分析[3]｡
2.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看成是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把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信号｡个人在教育中获得的是信号而不是能力｡由教育的信号作用来解释教育和收入的正相关｡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教育程度与收入相关关系,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表现｡
(3)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作用首先不在于提高能力,而在于它的社会化的作用――训练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力的个性特征[4]｡
(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一方面是教育的经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资源｡2.学校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好资源,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最终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5]｡
因此,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所及,应该包括这样几者的关系: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及制度系统､市场系统等｡审视社会系统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将属于教育经济学视角范围的基本问题再细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的经济价值｡(2)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3)市场､政府､第三组织对教育的调控问题｡(4)教育投入及成本问题｡(5)教育领域内资源配置､有效运行问题｡(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效能发挥问题｡
(三)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1.从人力资本理论内容上说,人力资本理论只给出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宏观粗略的指导思想｡教育――劳动力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工资正相关的线条过于简单化｡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配置､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是跨多个系统复杂的相互协调的过程,受制于很多主客观约束因素｡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作用到底能不能达到正相关,都需要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考察衡量｡
2.从人力资本特性的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然人”的人力资本研究,没有全面地概括出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本内涵｡事实上,人力资本除了指“以自然属性的人”为基础的,表现为健康､技能等形式的资本存量外,还应该包括以社会属性的人为基础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存量部分｡
3.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强调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人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关注教育的人文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资源节约､效率最优的情况下,实现个人全面最优发展的培养目标｡
4.人力资本理论片面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缺少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审视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全局观念｡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上说,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利用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研究教育系统､经济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多个相关领域协调关系,涉及资源配置､教育教学､经营决策､制度激励等多方面问题,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是比较粗略且有缺陷的､尚未形成一个逻辑一贯的､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仅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显然不能涵盖和支撑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局限｡
五、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构想
(一)从逻辑起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因此应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对人力资本的内涵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为“全人资本”,增加其表现在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情感价值等“文化资本”特质,以及作为社会人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特质｡
(二)从学科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上,将教育经济学定位为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
1.现代系统理论｡现代系统理论是由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所组成的系统分析理论｡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中的经济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教育与其他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只有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高度,整体协调各系统的关系,实现教育的最佳社会经济功能｡
2.经济学基本理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计量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经济运行问题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应将经济学基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劳动市场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等,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深厚的理论根源｡
3.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而制度是教育经济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把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操作,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
4.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力图解释公共部门中政府及市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在教育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教育的融合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的理论根源｡
5.教育及心理学｡教育学体现了在教育活动中应该遵守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科学,是研究人际关系,调动人积极性的依据｡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才可实现人力资本升值｡产业组织要采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才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将教育及心理学作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善迈.教育与经济的交叉理论与应用的结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2] 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关键词：公路项目；造价概算；造价控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1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式下行压力增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公路项目造价中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关系到社会资本合理配置的大事。不难理解，我国公路项目作为基础建设工程，其资金往往来源于财政拨款。这就意味着，财政资金在合理配置下将增大自己功能的正外部效应。
从业内应对造价中存在问题的手段来看，习惯于从工程技术领域寻找根据；甚至许多同行将造价概算的不准确性，归因于造价人员的能力方面，从而强调岗位能力培训。诚然，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造价问题，但在信息不完美和团队作业模式的特征，仍须从经济学视阈下来考察造价问题的产生根源。唯有这样，才能在低成本条件下最有效的实现造价合理化目标。
一、公路项目造价中问题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读公路项目造价所存在的问题。这里需要明确，以下两个方面则是同行经常忽略的方面。
（一）造价概算中的信息不完美
信息不完美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指因人的有限理性使然和对象物信息的非完全性，导致主体难以做出准确决策。将其具体到公路项目造价中便是，造价人员因专业知识存量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公路项目的诸多信息无法获知（如不确定性信息），从而使得造价人员在造价概算中难以做到精准。由此，这也是当前“三超”现象产生的经济学根源。从中可知，试图强化造价人员的岗位能力培训，乃至优化工程造价技术，都无法消除信息不完美的干扰。
（二）造价控制中的团队作业模式
公路项目造价问题还存在于造价控制中，即针对施工人员成本控制的监管领域。众所周知，团队作业（生产）模式已成为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常态，而这种模式却为造价控制监管带来了挑战。公路项目施工中因存在着技术的不可分性，这就使得难以测算员工个体在成本控制中的努力程度。在此情形下，必然激励员工实施“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其结果则是对施工成本控制的漠视。实践表明，团队作业模式还存在着磨洋工现象，这都成为影响造价控制的经济因素。
二、经济学分析下的反思
信息不完美现象普遍存在于工程建设领域，而信息化平台的搭建也只是减轻了这种现象的干扰。团队作业模式也因技术的不可分性，使得监管单个员工的工作努力程度成为徒劳。那么就没有方法来有效规避它们的存在吗。实则不然，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针对信息不完美现象的反思
该现象主要干扰造价概算，又因干扰的方面分别指向主观（有限理性）和客观（对象性的信息传递），因此可以在减少有限理性方面下工夫，从而借助知识存量的增加和计算能力的增强，来降低因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的概算失真概率。就具体的实践途径而言，则可以优化造价团队的成员组成结构。
（二）针对团队作业模式的反思
这里需要指出，上文在提及团队作业模式所出现的问题时，实则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即参与公路项目施工的员工存在着自利心态。当然，这与实际并不符合。但从需求层次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线员工仍倾向于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从而能侧面印证经济人假设的相对正确性。尽管难以测算单个员工的成本控制程度，但将成本控制任务落实在人头上并伴以物质激励，则能有效强化他们的成本控制意愿。
三、反思基础上的对策构建
（一）提升造价信息有效传递
信息传递的实施主体仍是各部门成员（公路项目勘测人员、工程制图人员、造价人员等），而信息化平台无非加强了这种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前提下来确定引入信息化平台的程度，但应通过制度设计来增强项目小组成员间的信息互动程度。对于诸多文献提到的全流程负责制度，其核心点就在于：造价控制各环节的成员对其工作的好坏不仅负全部责任，还对因工作的缺失而导致的下游损失负相应责任。这样一来，成员间信息传递的内生驱动力便形成了。
（二）提高团队作业成本控制
具体而言，需要针对公路项目下的各分项目负责人合理授权，授权的对象就是将分项目施工预算资金额定后交由负责人控制。这样一来，实则就完成了事权和财权的平衡。然后，通过进行施工成本逆向分解来落实到分项目员工头上，此时就建立起明确的个体成本控制目标。分项目负责人根据个体成本控制效果给予绩效奖励，而奖励的经费来源便是额定资金的剩余部分。不难理解，这就在激励兼容的原则下解决了造价控制中的团队作业监管问题。综上所述，以上便是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本文无法穷尽所有有关的对策要件，但笔者仍从独特的视角下对文章主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四、小结
本文认为，在信息不完美和团队作业模式的特征，仍须从经济学视阈下来考察造价问题的产生根源。对策包括：提升造价信息有效传递；提高团队作业成本控制。最后，上述对策在实施中，仍须配合工程技术和岗位能力提升措施来共同应对。这里，十分感谢笔者所在部门领导对本文思路的指导。最后，本文权当抛砖引玉之用。
参考文献：
[1]高晶晶.高速公路造价管理及控制[J].北方交通，2012（6）.
关键词：双重标准；经济学原理；管理学理论
自从2005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超过720亿美元，中国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跨国公司在华赢得了巨额利润。然而近年来国人逐渐注意到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行的是与国外不同的双重标准。根据相关媒体披露，诸如强生的医疗护理产品的巨头仍在华销售早已在海外停产的含有致癌物质的婴儿洗护产品。这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是极其不公正的对待。因此，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对我们督促跨国公司规范在华标准显得很有必要。根据相关经济学原理和管理学理论，作者尝试剖析其产生原因。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将概述外国企业在华双重标准的历史发展，之后讨论产生该标准的原因。最后一部分将是本文的结论。
一、政府政策存在缺陷
自从中国加入WTO，其开放的市场以及诸多优惠条件极其有利地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或者建立子公司，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超国民待遇条款。另外，一些当地政府为了其政绩的成功例如GDP的快速增长而出台了另外的优惠政策来吸引跨国企业。这样一来，跨国企业拥有了一系列特权，例如跨国企业基于其良好的口碑免于日常的质量监督，或者当地政府无偿提供土地。因此，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而且给予了政府利用职权寻租和向企业收受贿赂的机会。同时，企业为了获得市场份额以及防止竞争对手对己方利益造成损害，也会向政府行贿或变相行贿。根据近年来的相关报道，在华跨国公司商业贿赂案件大都与政府官员有关联。基于此，作者认为一系列宽松的政府政策使得一些跨国企业拥有特权从事实施双重标准。
二、知识转移效率不高
当然，知识转移在跨国公司对华双重标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而言，知识是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Grant，1996）。知识给予企业组织的运行力以及创新力（Inkpen，1998）。然而，通常来讲，大型外资企业在经济转型国家建立的子公司的知识基础都相当薄弱（Lyles&Salk，1996）。因此，如果缺乏了外资企业母公司的成功的知识转移，对于子公司而言重新建立知识基础，改进公司实力，加快管理地方化以及占领市场份额从而赢取利润等一系列举措都是相当困难的。
根据Pien Wanga，Tony W.Tong 以及 Chun Peng Koh（2004），母公司向子公司的知识转移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母公司知识转移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子公司接受知识的能力和意愿，而每一大因素又受不同要素的影响。根据Pien的理论，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知识基础越丰厚，其传递给子公司的知识范围越广；派外人员越具有竞争力，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的知识传递越浓厚。除此之外，母公司知识转移的意愿还受三大要素影响，一为子公司的重要性，二为子公司的所有权类型，三为中国特有的合资公司类型。同时，子公司接受知识的能力受其员工的质量和其对员工受训的重视度影响，而子公司接受知识的意愿则受员工学习的意愿度和奖惩制度影响。
由此看来，母公司向在华子公司转移知识的有效率对于外资企业在华是否执行双重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三、机会成本低廉
根据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为把一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放弃的另一些产品生产上最大的收益。基于一些原因，我国政府在对违规行为的惩罚上显得尤为手软，而有效的政策实施会使潜在的违规机会成本极高，即违规成本远远大于违规收益。对在华外企而言，相较于其在中国赚取的巨额利润以及母公司在海外未执行相关国家标准所付出的的代价，其违规的机会成本极低，例如“家乐福”销售不合格商品仅被处罚五十万元，而这不过是这个超市巨头的蝇头小利。大量的外企发现在华违规成本如此低廉，逐渐变得肆无忌惮并且无视相关规定。因此，低廉的违规机会成本推动了外国企业在华实施双重标准。
结论
本文仅讨论了其产生的些微原因，从前文可以看出，不完善的政策制度，缺乏效率的知识传递，以及低廉的违规机会成本均给予了在华外企实施双重标准的机会。因此，只有不断完善我国市场政策法律环境，监督并督促在华外企内在发展，以及相关执行、监管等方面独立公正的强制性机制的建立形成才能从根源上遏止双重标准的产生。（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治中：《在华跨国公司双重标准与国家制度缺陷的分析》，《国际贸易》2012年第6期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生产力；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47-03
一、目前学术界对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解析的主流观点
作为现代化农业的重要载体——农业合作社广泛地分布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领域，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国家重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因而对农业合作社的研究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中，对其产生发展原因的分析是农业合作理论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是合作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逻辑起点。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在农业合作社的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为西方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同时这一理论分析范式也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对国内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及发展演进的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如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委托理论、博弈论等）将农业合作社分别视为单独的厂商（Dobrin，1966）、厂商联盟（Hendrikse，2001）和经济主体的一系列契约关系联结形成的合约集（Zusman，1994），并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概念，说明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利用层级制度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N.ilsson，1998）。当人们通过构建一个组织能够在市场外以更低的风险和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时，合作社就产生了（Hendrikse，2002），并在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博弈中，驱动合作社的发展完善。
二、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起源论”的质疑
新制度经济学将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归结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冲动”。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1）合作社为什么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得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阶段？而没有出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中，这两个制度下的农户同样需要降低交易费用；（2）合作社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合作社偏要节约农产品的交易费用，而不节约其生产费用？（3）新制度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为什么要组织合作社，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假定合作社和市场可以互相代替。按照新制度学的理论，只有合作社内部交易费用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合作社才产生。这意味着市场曾经是没有合作社存在的市场；（4）合作社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合作社的产生意味着市场的部分交易内化到了合作社，企业与市场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这与事实不符。历史事实是，合作社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兴旺发达，并未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随着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市场的交易从总量上没有减少，反而使市场的疆域扩大了。这说明合作社和市场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澄清农业合作社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有必要简要回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史前人类以部落或族群为单位，集体进行农业生产，这主要是生产工具非常落后和进行生产时危险程度很高。随后，发明了金属工具，私有制产生，家庭出现。奴隶制度产生后，绝大部分奴隶在奴隶主或其人的组织管理下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当时以人力、畜力为主要代表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庄园制产生了——这一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确立的基础是生产工具的进步，畜力牵引农具逐步取代人力，人数众多的集体生产可逐渐让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佃户制。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推进，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家庭农场出现。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工业化进程中所提供的先进生产工具及技术，生产效率及产出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时如何解决农户家庭农场小生产与经营大市场，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矛盾就成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这内在地要求农户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横向联合、纵向发展，即组成农业合作社，以强大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以弱小的单个家庭进入市场。除合作社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演化出农业中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农业工厂。农业工厂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实践中只有极少数一线生产获得生物技术突破的农产品实现了工厂式生产，创新的生物品种可以不再依赖其祖先生存的自然环境，适应了钢筋水泥厂房内的工厂制流水线作业，生长周期也缩短并适应了人造供养系统。结果，技术上的突破引发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些产品的生产组织形式也由家庭农场制演变到工厂制，由家庭农场制下的简单协作演进为工厂制下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农业领域绝大多数生产对象由于生产技术难以突破，其生产无法进行专业化分工（因其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受雨水、温度、土壤等的影响，生产要根据上述因素随时改变，所以一线生产难以进行专业化分工），再加上农业生产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散性，从而决定家庭依然是农业生产一线高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了保持这种高效率，农业就必须另辟蹊径来实现现代化，这就是由家庭农场单独生产经营演进到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制生产经营。合作社建立后，部分生产经营工作（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与农产品的销售）分离出去，农户可以集中精力专注农业一线生产，从而使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可见生产力水平决定农业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即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产生、演进最终是由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
综上，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它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起源说”忽略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因素，将合作视为没有生产方式差异的交易或博弈模型，就只能基于成本（风险）——收益视角来分析合作社的产生发展，这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本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对经济组织发展演进的决定作用，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三、马克思理论视角下的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原因分析
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和阐述了人类生产经营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得出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关系的科学结论：基于生产力视角，马克思从简单协作及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出发，沿着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历史逻辑，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说明其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轨迹，阐述导致它产生和促进其制度变迁的现实因素；基于生产关系视角，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经营组织是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变革的结果；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和矛盾运动的角度，马克思把生产经营组织的起源与演进置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指出生产经营组织的制度演进受制于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其制度作为具体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都受制于生产力的变化，在人类生产经营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体现出其生产社会化的趋势。
基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矛盾运动的三个视角来综合分析农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
生产力视角：农业生产经营分工协作的结果。从合作社产生的历史轨迹来看，其起源在组织形式上，首先是与简单协作相联系的。传统农业生产主要面临自然风险，农户家庭作为个体小生产，在生产效率上的局限性，导致了简单协作这种联合生产的最初形式的产生。生产相同或相近农产品的农户联合起来互帮互助共同抵御自然风险，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不同程度地协助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这种简单协作在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之后就存在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过大多数协作仅在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农户家庭间进行。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市场经济萌发，农户生产逐步趋向于商品化。农户将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为抵御双重风险，同时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与竞争，需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内在地要求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取代简单协作。而这时（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合作制原则出现并被很快引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农户按合作制原则构建合作社，使得更广泛的农户能参与分工协作的农业生产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合作社以其巨大的经济性取代了简单协作：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供、销等服务工作从农业生产经营中分离了出来，由合作社专业人员来完成，这些工作原来是由农户家庭任一成员担任，而现在由农户拥有的合作社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或者由农户中拥有这方面禀赋（如技术、信息、责任心等）的人脱离田间劳动专一从事这些工作（欧洲农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大多来自于组建合作社的农户，而北美农业合作社则大多外聘专业人员），大大节约了生产经营成本（其中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交易费用”，可见降低“交易费用”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获得分工、协作的规模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观察到了合作社的出现和所谓市场及组织交易费用之间的变化关系，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对合作社产生发展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将合作社建立之后，降低了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以及生产经营等费用（所谓交易费用）视为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由于新制度学忽视了合作社所带来的分工协作上的生产效应，没有看到合作社给分散的自给自足小生产农户首先带来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后才产生生产经营费用的节约和风险的降低，导致了他们把节约所谓交易费用——合作社产生的结果视为其产生的原因。
生产关系视角：产权关系演进的结果。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怎样才能使由于分工而彼此独立的农户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这就需要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合作社就是应农业生产分工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样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由于合作社既是劳动的技术组织，又是劳动的社会组织。合作社中的农户还需结成某种关系（如财产所有制、管理、分配等制度）来不断地促进分工协作效率的提高，这种关系的总和就是合作社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社也是生产关系演化的结果，但这种生产关系的演化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还是来自生产力进步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农业生产社会化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经营转变为由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社会生产经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发展是农业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适应性调整。首先农业生产力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不可能再由个别劳动者及其家庭单独完成，而是按照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合作制构建合作社，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共同完成整个农业生产与经营。这就内在要求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众多的农业小生产者出让各自部分财产的使用权到合作社，即部分生产资料从单个家庭使用的生产资料变为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成为社会化生产。因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生产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也从单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性的产品。这样，合作社将各个农业生产单元都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其再生产过程只有依靠各生产单元间的商品、劳务交换和密切协作才能完成。可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将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的结果视为其出现的原因，是来自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但部分研究者运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合作社产生发展的原因时，其结论也值得商榷。如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合作经济产生发展的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和阶级与社会矛盾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上述两结论来分析：第一，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就应具有成为生产经营主要形式的趋势，但事实不是；第二，公有财产制度下的、集体农庄就应该是最优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实事也不是。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农业合作社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其次，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看，才是所有制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做的变革。即在决定合作社产生发展的问题上，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旦将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农户家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农业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那么调整生产关系就成为了重心，可能使我们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这也正是前苏联集体农庄、中国产生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将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农业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这将导致一旦我们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特点及其生产方式的判断失误，那么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可能是灾难性的。
综上所述，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生产方式的特点，而将农业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视为是农业合作社产生的根源，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将这种调整理解为消灭家庭生产经营单位，建立纯粹的公有制，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背景及原意理解上的偏差。
四、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农业合作社“交易费用起源发展论”过分夸大了节约交易费用的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是合作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因为其方法论的错误而将农业合作社建立后的结果视为其出现的原因。而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展演进历史轨迹的分析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方法基于历史事实创造性地运用动态和矛盾的观点进行研究，因此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同时我们还要防止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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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根源，主要表现为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没有施行分类培养的模式，学术性人才培养模式占主导，甚至完全取代专业性的人才培养模式，这就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术性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的根源所在。
1．1人才培养目标的泛化导致与其相配套的培养方案存在落差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设置的初衷与高校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错位。从理论上说，学术性人才培养模式是授予理论性人才的，相对应的，专业性人才培养模式是授予应用性人才的。而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只注重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或者将学术性人才的培养模式生搬硬套到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上，这种培养目标的混乱，必然导致教育经济与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配套方案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学术性与专业性人才培养导师的界定模糊与实习基地的极度匮乏。
1．2招生入学模式的单一导致与其相协调的生源质量较低
招生入学模式与生源质量是一对互为影响的因子，优质生源的增多会优化招生入学模式，高标准的招生入学模式又能保证生源质量良好，进而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长此以往，循环往复。教育经济与管理的两对关系也遵循上述规律，招生人学模式“单一”与生源质量不佳辩证地表现在入学要求的非专业限定和招生入学统一考试两个方面。
1．3人才培养目标的错位导致与其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流向的逆反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前景，从根本上都取决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而且，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本身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还有待于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得到检验、充实和发展。因此，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性，决定了其专业设置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学术延伸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
2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改革与出路
针对我国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适应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要的多元化和人才需求层次上移的客观要求，必须对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进行修正和调整，准确界定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归属问题，合理调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口径，注重加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内涵建设，以实现从教学科研型取向向学术延伸型取向转变和从单一的院校行政管理型取向向复合型教育事业应用型转变的目标。
2．1明确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经济与管理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作为管理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必须坚持学术延伸型和复合应用型硕士的双重人才培养目标，建立以“复合应用型人才为主，学术延伸型人才为辅”的分流教育培养机制。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术延伸型硕士生的培养是为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优秀生源，补充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和科研队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用型硕士生主要是面向实际、面向教育一线，掌握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突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较强的组织管理及协调决策能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培养一线的管理人才，加强教育事业专业化管理队伍的建设。从目前社会需求和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来看，今后一段时间应当适度发展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从硕士生中选拔博士研究生），大力发展应用型硕士研究生。［3］
2．2促进招生入学模式多元化，提高生源质量
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自我改造，首当其冲的是严格控制生源的数量与质量。近几年来，研究生的扩招应限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数量的提升，教育经济与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发展还很不成熟，加之学科归属界定模糊，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的考虑，其招生硕士研究生的人数不宜过多。
2．3多渠道挖掘就业之路，转变人才培养流向
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古典经济学和现代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及各学派之间的交叉互补深刻地揭示了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机制。在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andYang,2〇01)看来，经济发展或者说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drivingforce)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外生比较优势，二是内生绝对优势。2这正是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斯密认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过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产生不同产品生产率的差异，贸易产生的根源即在于这种不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所必要的，他强调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在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因此更关注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和贸易实践的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相同或相近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量要远大于发达国与不发达国之间的贸易量，即“林达尔”(Linda)贸易模式，这一现象对李嘉图理论提出了挑战;二是在李嘉图贸易理论中，人们只能利用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本身不能被内生地决定和发展演进，而且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其边际的和平均的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不存在报酬递增，这使其难以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三是李嘉图理论虽然被当作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关注，突出表现在比较优势理论很少被纳入到正式的数学模型中去，因为李嘉图理论在模型化中会涉及角点解，3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用于这类模型。
针对李嘉图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论思考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在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发展。在强调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古典经济学之后，马歇尔将“规模经济”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而提高时，就称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体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作为无法对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的一个替代物，4马歇尔建议使用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现象很接近于当代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当作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经济学家利用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模型中，有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容易看到，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折衷上述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前提是要求统一大市场的形成.D-S模型的独特方法和有趣结果推动了当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双方并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却产生了后天的绝对优势.而克鲁格曼(Knigman，1979)正是利用这一方法，用规模经济解释了国际贸易为何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比较优势较多的发达国与欠发达国之间的所谓“林达尔”贸易模式。人们发现，利用规模经济概念可以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模型，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单一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总体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定，从而能够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并将某些重要的经济增长变量内生化。埃蒂尔(Ethier,l979)就利用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将机器种类数、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内生。机器种类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受到这一点的启发，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将外生规模经济引入模型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运用规模经济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杨格、I克尔(Becker)、杨小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研究报酬递增和内生经济增长，因为按斯密的理论，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提高生产率这一原理的。可见，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一个十分基本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递增报酬实现的源泉是什么?是规模经济还是专业化与分工?把生产函数从新古典的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修改为报酬递增时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规模经济角度;二是从专业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种更为科学和根本，两者的关系如何?
杨格(1928)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即“分工和专业化是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的大小”，“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铜板的两个反面”。杨格定理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从经济网络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问题。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应当从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观察，将产业的运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递增报酬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分工，而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进一步地看，专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者对供给其生产的产品而对其他产品的产生需求，从而产生交易，需求和供给都源于专业化分工。分工的发展会带来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应。专业化分工才是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的根源。
与分工和专业化紧密相连的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交易起着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但是交易行为本身是需要费用的，是有成本的。这样，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主体之间更多的交易行为，进一步拓展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而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促进人们之间通过交易获得来自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加速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行为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概貌，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此消彼长的两难冲突(tradeoff)及其有效折衷则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相结合的新兴古典框架正体现了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可能更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同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地方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更有解释力。
当我们审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应当从上述发展的一般机制出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由其所处的经济网络的分工水平所决定的，一个地区分工的形成及其演进就是其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网络的过程，而网络的规模是同市场规模同步发展的，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
三、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上文已经谈到，现代经济学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点解，而这是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难以解决的。幸运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成功地解决了对角点解的处理问题，使我们能够抛开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框架，而将经济主体看作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来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显然，这样的假设更符合现实，从而大大增强了超边际分析对地区间贸易行为的解释能力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S，SachsandYanS，200°)、萨克斯和杨小凯(2001)以及张定胜(1999)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研究我国的地方贸易保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就利用一个简单的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方贸易保护问题。
关键词：劳动；历史；法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37—03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进行一项长期的、大规模的、深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工作，但是马克思在1843年匆匆写就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之后就转向了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批判，并一生致力于此项工作。那么，问题在于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自己为自己设置的任务，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为什么不把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工作继续下去，而是转向了对经济学的批判呢？
本文试图以“劳动”为切入点揭开内蕴于马克思哲学中的这一转向。马克思之所以要转向经济学批判，目的是要研究劳动，而研究劳动的真实原因是要研究“历史”，“劳动”是“历史”的秘密。马克思坚信，历史不是抽象的，而要使历史回到自身，即把“抽象历史”还原为“现实的历史”。就必须从“抽象劳动”走向“现实劳动”。“抽象历史”的根源是“抽象劳动”，而对“抽象劳动”的揭示和批判恰恰是经济学批判完成的工作。经济学批判揭示了私有财产、剩余价值和异化劳动对人自身和人的本质的掩盖，从而把“人的世界的关系还给人本身”，而人的世界、人的关系就是人的历史，是不同于“抽象历史”的“现实历史”。“现实历史”实现了人与世界否定性的统一，彰显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一、作为“抽象劳动”的历史：从“法哲学批判”到“经济学批判”
在诸多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非常重视斯密的经济学，这不仅是因为受到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冲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源于马克思本人，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给他带来的理论冲击是绝对不至于让他如此坚信斯密经济学，这种坚定不移的理论信仰来源于“马克思自身内部的，即心理学家所谓的readiness的”因素。在马克思的头脑中，斯密的经济学分析无疑是最适合那个时代的，或者说，只有斯密的经济学才能真正揭示“历史自身”的发展逻辑。而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意识恰恰来源于深刻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通过“法哲学批判”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黑格尔的法哲学与斯密的经济学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像广松涉在《唯物史观的原像》中说的那样“斯密的体系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学体系，黑格尔法哲学也不是所谓的法律哲学……斯密的经济学，作为广义的法学的一环……黑格尔的‘法哲学’可谓是斯密的‘广义的法学体系’的德国版”。黑格尔法哲学作为斯密经济学的德国版，诉诸于抽象的“伦理总体性”，这使马克思认识到法哲学批判仍然无法拒斥“抽象的历史”，必须转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走向了“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要拒斥“抽象历史”、“抽象人”就必须拒斥造成这一切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抽象历史”的根源。“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针对不同材料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因此，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对马克思来说，“对不同材料进行单独的批判”指的就是经济学批判，所以他才特别的强调他的批判“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
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是劳动，“我的结论是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批判是劳动批判，或者直接地说是对斯密经济学的批判。斯密在《国富论》中分别以“论劳动工资、论资本利润、论地租”为标题对劳动进行了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剩余价值”，但他只是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剩余价值”的存在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这种理解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抹杀了劳动的真实本质，劳动抽象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即劳动成了工资、利润、地租的代名词，除此之外，无法用任何东西表示劳动。
劳动抽象化的实质是：从事劳动的人抽象化。人的本质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形式”——工资、利润和地租，即享有工资的是工人，享有利润的是资本家，享有地租的是土地所有者，仅此而已。人的不平等也不过是因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用途不同而产生的。“在劳动中，个人活动的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为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及其所从事的劳动被死的资本统统抹杀了。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劳动自身的真实本质、劳动本身的丰富内容都没有成为他的问题、都没有进入他的研究领域。
丧失真实内容的劳动以及从事劳动的抽象的个人表征是作为“抽象劳动”的历史。
二、作为“异化劳动”的历史：经济学批判
一、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1.运用理论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一直发展下去，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引起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无法正常运行。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引发生产过剩的情况，一旦生产过剩越加严重，加上经济体运行不协调，积累到一定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的虚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诱因。
2.从美国金融体系制度的方面研究
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让美国人形成了超前消费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成就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在发展的背后潜伏了巨大的泡沫和坏账隐患。其次，美国的大部分金融机构将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巨大的泡沫转嫁给投资者。加之美国经济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过高，制造业所占比例很低，使得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一直以来依赖进口，贸易逆差大，居民储蓄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最后，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展业务范围，致使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美国本土本来就缺乏实体制造经济，而在这种环境下，信息科学技术成为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金融危机的相关论述
（一）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现阶段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解释。
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和爆发。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和贷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从马克思危机理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分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危机理论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决定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
关于金融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我们用马克思危机理论对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行系统分析后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华尔街里贪婪的资本家和最大限度盈利的欲望，使其借助信用关系和房地产行业相互推动以及信用链条的衍生功能，从而掩盖了生产无限扩张和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此，借用马克思的逻辑：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金融危机。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金融危机的产生过程。
三、《资本论》对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启示
（1）要一如既往的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前所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己任，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保证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2）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应该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正确确立企业的发展目标等，这样才能构建起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这是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疏通和扩大融资渠道、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
（3）不断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是影响社会有效需求的直接因素，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两级分化严重，劳动者收入过低，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过小，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了。因此，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经济活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有效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着自身的一些缺陷，如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不足，防止市场失灵，我们就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另外，我国国民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观念，具备应有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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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异化劳动；类存在：劳动；异化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07-02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提出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类的力量外化为对象的活动，人通过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确证自己的类本质。但是在现实中劳动者却不能占有自己所创造的财富、对象。这引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现实的思考。
一、马克思对劳动和人的关系理解及与现实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一种对象性的类的存在。人的劳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人们的劳动产品就体现出了人的这种的类的本质、类的存在，“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重要的对象。”正是通过劳动，人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并在这个对象世界中证明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的价值；也正是通过劳动，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自身。作为主体进行劳动的人，也自然地要求占有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也就是他的劳动产品，并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体现自己的生命本质。人自身对象性的创造物、劳动产品越多，就越能证明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身存在的价值。人们的劳动产品也因此理所当然地归生产它的人们所占有。
然而在现实中马克思所看到的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一方面，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对象成为了一种外部的存在；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予了对象，但是这种对象却与他相对立。劳动的对象化却变成了对象的丧失，对对象的占有变成了对象对自身的外化和对立、奴役。“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已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已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这样，一方面“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工人用自己的生命力用努力地生产着劳动产品，但他们却仍然一无所有，他们不能占有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自己的劳动产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根本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
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这些经济事实与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是相矛盾的。因为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为劳动者所占有，人并不能够占有自己生产的对象世界，相反它却反过来成了劳动者的对立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马克思引出了“异化”的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劳动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劳动本来作为一种确证人的自身力量、证明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生命活动，现在却成为了使人丧失其生命本质力量的活动，成为了与人相对立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对象性的活动的思想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关于私有财产的思辨理解，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人的本质在异化劳动中被否定的历史性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再能够通过自由、自主和能动的劳动来实现对自我的创造，因为劳动已经变成了异化劳动，正是异化劳动制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现实。
二、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改造使用
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劳动的异化导致了工人同他的产品之间的异化、对立。“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般来说主要指分离、疏远等意思，所以它包含着对立的意思。黑格尔认为异化的含义主要有：自然界脱离绝对精神、观念向自然界的倒退。或是绝对精神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对象世界，或是劳动的异化即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总的说来，黑格尔认为“异化”只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的自我运动、是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认为宗教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但是他的异化只是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观念是从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的分析得出的。在马克思之前，莫泽斯?赫斯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异化现象进行了关注。他通过对货币的异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异化同私有财产的关系。他认为人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具体的活动，并因为这种活动人才获得自我意识并成为人，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人的真正的自由的活动，存在的只是人的非人化。赫斯的经济、金钱异化思想对马克思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一节中说：“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从这些论断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赫斯等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定的马克思自己的异化观。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深入分析来考察异化的根源，因而看到了现实社会异化现象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从对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的关注出发，他认为所谓异化就是异已化，就是对人来说那种相对立、相违背的现象、状况、力量等，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物质或精神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支配和统治人，它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界也有异化。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因而是个历史的范畴。如果它对人的支配和控制与人的活动没有联系，那么也不构成异化。马克思从对现实、对人的关注出发，将异化与人、人的劳动结合了起来，这也是与他考察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有关的。马克思在批判研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内存矛盾，通过哲学的批判和经济学的批判，找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根本即劳动的异化，从理论上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从而揭示出了异化的真正内容。在马克思这里，异化就是指劳动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人同自身相对立、是人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是工人的劳动，但劳动资料、生活资料等却被资本家所占有，因此劳动也就变成了是和劳动资料、生活资料等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劳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必然会走向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其实质就是异化劳动。正是劳动的异化导致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导致了人类社会各种异
化现象的出现。
三、异化劳动的四个内在规定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事实出发，从工人方面来看，他认为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它的第一个规定就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异化劳动使工人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奴役、统治自己的力量；它毁灭了人的个性，使人的个性的自然性、完整性、和谐性等受到损害；它使作为体现人的生命本质的、原本属于自己的、丰富的劳动产品，不但不能使人感受到自身的能力和价值，相反却被贬低成为了人保持最低生活条件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所以，劳动产品的异化，只是劳动本身异化的一个结果，劳动自身的异化才是社会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即劳动者同劳动过程本身相异化，这就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之间的关系。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些情况表明，工人的劳动过程是同他相对立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只不过是劳动过程异化的结果。
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就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最根本的现实的活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的东西。作为对象性的类的存在的人。他的存在就是通过占有劳动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证明的。但是，劳动过程本身和人之间发生了异化，这就会导致人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和类本质。劳动作为人确证自身、发展自身的活动，作为把人和动物直接区别开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却变成了劳动者维持生存的手段。这种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实际上也就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却不能被人所占有，也就是说，人不再能够占有自己的类本质。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存在物。因为劳动已经不再是人的自由自主的、能动的活动了。
最后，由异化劳动以上的三个规定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这也就是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必然要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出来。劳动发生了异化，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就会产生对立。马克思经过分析认为，“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已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与人的异化。这样。马克思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得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对立。
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已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总之，正是异化劳动生产出了对人来说异已的产品、异已的人，产生出了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劳动对象，夺去了他的类生活。也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它使劳动者一无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已经完全被异化劳动所代替，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矛盾的社会现实的根源。“这种异化的状态不能达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只有异化的彻底扬弃，人才能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中，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只有消除劳动的异化状态，才能真正消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现实，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叫‘拉美化’。”记者听到江时学研究员的这个回答，非常吃惊，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拉美化”，这样一个流行一时的词汇，竟连最专业的学者也弄不懂它的确切含义。这个简单的概念身上究竟附着什么，让它既脍炙人口，又难解真意?
臆想出来的提法
“拉美化”几乎是个万能形容词。江时学说，它可以形容一个组织，比如“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可以形容一种产品，比如“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还可以形容一种场景：“中超赛场拉美化，‘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
最正经的使用“拉美化”的场合是在各种论坛上，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中国利用外资的时候。“拉美化”概念的第一个含义不妨认为是指外资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
但江时学经过长时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到20世纪，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江时学说，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拉美化”，首先要弄明白两点，一是拉美是否真的一团糟；一是打击拉美经济的究竟是什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债务危机，经历了痛苦的“失去的十年”；但从90年代开始，经济开始好转，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2．4％。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拉美经济受到打击主要因为高外债，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外债还本付息额都超过了GDP的5％。
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于外债过度，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拉美国家当时形成高额外债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再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为什么要制造“拉美化”概念
社科院拉美所经济室主任吴国平认为，尽管中国国内对于“拉美化”这个概念，有种种不同的思路、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拉美国家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剩余价值被外资掠夺，导致国内贫困。
沿着这个思路，就可以控诉全球化不公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吴国平告诉《望东方周刊》，专业研究者并不认同拉美出现种种问题全部归因于外国公司的掠夺。
实际上，拉美国家的问题是它们长期发展进程中累积的、原因极为复杂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又有不同。
一段时间里“拉美化”成为热词，与媒体片面强调某个原因有关，后来人们经过进一步的认识，了解到拉美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热潮就渐渐退去了。
吴国平说，在专业人士看来，“拉美化”现象能否成立，还很难说。因为事实上，拉美国家的经济一直在发展。拉美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完成了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到了90年代，又有新的有发展。
说到外资冲击，吴国平说，实际上在1982年之前，拉美国家都是采取限制跨国公司、保护本国工业的做法，不直接利用外资，而是借了不少外债，形成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些做法实际上刚好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相反。
如果“拉美化”指的是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中国根本不可能遇到那样的危机。
1982年之后，拉美国家大力引进外资，外资介入拉美经济的程度很高。1990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500家大公司销售额的25％；至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1990―1994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200家大公司的25％。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42％。
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到底会对拉美国家的和人民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从拉美借鉴什么
吴国平说，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短暂困难，问题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存在着片面追求增长、忽视发展的问题。这样，经济的可持续性没有保证，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等社会学指标也没有跟上，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拉美地区，占总人121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H5％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
吴国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与拉美发展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有相似之处，现在提“拉美化”，如果不故意偏移方向，全面理解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更透彻地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甚至预防问题的出现，还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美学；视听；马克思；对象化；数字虚拟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28-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强调正是在“对象化”和直观自身的过程中，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才得以不断展开，能感受音乐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也才由此产生。美的根源，在他看来，是从人的对象化的世界中去寻找。然而，在当下数字影像构架而出的虚拟时空中，人的对象化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声画演绎出新的视觉认识。在热衷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解构中，人类对于美的探索却永不停止，这是发现，是表达，更是不断趋于对象化的个性需要。
马克思也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他说：“游镏皇前凑账所属的那个物种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可究竟什么是美的规律？人们也根据不同时代下的不同认知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指美的事物的本质，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美自然也是客观的。也有人认为，其含义涉及广泛，也许在艺术本身中就存在着关于美的规律。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人能够自觉地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认识和运用对象本身的规律特性来进行生产，这就是“真”；而人根据需要通过事物的进一步对象化，表达情感，抒发感情，这便是“善”；所谓美的规律也就是遵循人性真和善的统一。
而笔者认为，这样的美学认知同样在视听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电影《小鞋子》用亚里士多德的“美在形式”来说，是一双被对象化的鞋子；用狄德罗的“美在关系”来看，是兄妹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来定义，则是一段贫穷生活中，人性对于未来，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电影围绕着“鞋”，生动形象、感染人心地演绎了一个贫寒家庭中珍贵亲情的故事，整部影片主题深刻精微，饱含人间真情，更是用“美的规律”将人性的真善尽显而出。
一、以物传情：物质对象化
物质对象化传递亲情之美。电影《小鞋子》的开场用了长达1分45秒的长镜头，画面中只有一只手在修补着一只破旧的粉色小鞋子，这双破旧的鞋子在镜头细致地描写下，被渐渐对象化。导演把鞋子作为对象化的物质，用鞋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兄妹之间深厚的感情，当被对象化的鞋子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的贫困与不易时，人们似乎开始对于这双鞋子赋予了更多的寓意。
这样来看，被物质化的对象体在这里借助影像的视听效果，将细节充分扩大化，直击观众的内心世界，使观众产生对电影主题的共鸣：“这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这里的物质化是被视听效果对象化后的鞋子，而在这个美体表现之上的亲情，则是通过这样细小的镜头细腻地表达，耐人寻味，不言而喻，这样真实朴素的画面更打动人心。
被对象化的鞋子在美学的意义上来说，就像吕荧所认为的美是主观的，是人的一种观念和意识的理论那样，电影中的小鞋子是被对象化的物质，这种物质也可以看作是在观众大众审美中的一种主观反映、一种观念。被对象化的镜头所表达，可以更直接地给观众主观的传递。因此，在众多电影中，这种将物质对象化的表达方式似乎司空见惯。或许，这样的聚焦方式，更容易让受众在众多冗长的繁杂元素中尽快捕捉主体，引发其具体关注。如果说，艺术需要用手段来引人注目，那么电影艺术用物质被对象化的聚焦模式呈现而出的镜头语言，是不可忽视的表现方式之一。
二、表情达意：人物特定化
人物特定化尽显生活百态。盲人收废品时收走了放在菜店门口的黑塑料袋，被对象化的物质――鞋，在这里成为推动情节叙事的纽带。而人物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里，不断被塑造和特定化。这里的美体巧妙地从鞋子过渡到人。因此，影片的情节在意料之外的发展同时，又得到情理之中的解释。在这样一段塑造人物内心感受的电影片段中，声画演绎的方式确实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位不谙世事的小男孩，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但是他却明白，自己要尽全力帮助亲人实现愿望。在亲情的背景下，导演似乎更擅长通过这样被塑造化的人物形象告知观众：什么是人性的美，美在贫穷中熠熠生辉。情节与深刻精微的主题相辅相成，物质被对象化的说明，人物被塑造化的阐释，用视听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对象化的事物使人深刻、令人感慨。也正因为如此，影片《小鞋子》的情感表现极具张力，感染人心。
往往这类被影像特定化的人物，在美学的传递与表达中承担着核心的作用。众所周知，人之美被分为身体美与内在美，内在美指的是人的精神之美、心灵之美。对于人而言，内在美才是最根本和更持久的美。在这里，电影艺术往往会将受众的内心揣摩清楚，在特定人物形象的同时又能够游刃有余地“投其所好”，忽略不必要的外在之美。
三、共鸣所需：情感深刻化
情感深刻化彰显感性之美。贺拉斯曾在《诗艺》中提出：“艺术应当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的确如此，美育对人性情的陶冶，情感的净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视听演绎中，通过镜头与剪辑的不断重复，将导演所要寓教的美不断传递、不断熏陶和浸染。以至于审美体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发酵成精神层面的生长。在被虚拟的影像中，被对象化的物质、被塑造化的人物巧妙地将情感深刻化，诠释和流露出所谓的人性之美，这便是美在当下数字时空里的传递形式之一。这种形式的发生却似乎更容易被审美体所接受。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曾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列夫托尔斯泰说：“人们用语言相互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熟不知，电影作为迅速发展而起的第八艺术，在这个虚拟数字影像化的时空中，早已成为承担人与人之间情感共鸣的一种载体。毕加索曾说：“艺术是时代的索引，任何一个时期的特殊感情都会诱导出与这些情感一致的艺术形式。”
在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作为第八种艺术，它所具备的美学价值和应该诠释体现而出的美学观念更是需要不断探讨与发现。视听结合的动态影像在喧嚣社会中结束了心平气和、一字一句的斟酌与图文并茂的猜想和假设，这样的传递也正在用最直接的方式直入人心。但也不得不提及，为了迎合市场而产生的泡沫化电影，在关于美的体现中就会产生关于电影专业水准的伯仲之分。在艺术创造中，情感的体现往往会因创作者的生活轨迹更进一步体现出来。也正因此，声画艺术能够自由穿梭时空的特点，才能带给观众一种更长久的情感认知，以及感性或理性体验。
四、结语
视听艺术的出现，也让美在虚拟与数字建构的信息时代中，进行着重新定义。然而，声画演绎的动态呈现，在打破时空平衡的基础上将物质对象化，将人物塑造化，将情感深刻化。借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来阐明，所谓美的根源，只能从人的对象化的世界中去寻找。视听，用感官作为传输情感的第一纽带，无外乎是一剂表达情感的催化剂，这类情感的共鸣和追逐人性真善的体验，还需要用更多优秀且赋予深刻内涵的视听作品去阐述、去唤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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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