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观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是学经济的，但却“不务正业”，从事了和经济毫不沾边的教育工作，不免心生遗憾。不过，在生了儿子后，我发现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来养育孩子，倒也蛮在理。
经济学观点认为，如果谁在某件事情上有绝对优势，就应该让谁来做这件事。
儿子出生后，我们聘请了在照顾新生儿方面有经验的月嫂来帮忙带孩子。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儿子满月之前，给他洗澡、换尿布、打疫苗、哄他睡觉等一系列事情均由月嫂代劳，我只负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喂奶及向月嫂学习。在这个阶段，孩子他爸由于没有任何特长而没有任何工种分派给他，他也乐得轻松。儿子襁褓期过后，教育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和他爸性格不一样，因此，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作了明确分工。我比较感性，情感丰富，思考多于行动，因此，我负责儿子的情感教育。我经常给他讲故事，带他到农村和孤儿院去体验生活，和他一起感受人生的悲欢和喜怒。他爸做事果敢，行动干脆，他负责儿子性格和意志力方面的培养。他经常带儿子去体育场观看赛事，和他一起玩战争游戏，带领他自己动手做玩具、修家电。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儿子的左脑和右脑都开发得不错，他热情、善良、睿智、坚强、勇敢、动手能力强，人见人爱。
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总可以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因此，我们对孩子一直采取“放养”的方式，只要他不做什么危险的事，我们就尽量放手让他去做，给他充分的自由和空间。蹒跚学步的他要取10米之外的“天线宝宝”玩具，我们一般不会主动帮他，而是微笑着看着他。孩子扶着墙壁慢慢移动脚步，用双手攥紧柜子的边缘，再然后倚着茶几前行，中间还要转个大弯……中途，他会停下来，用企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会拍拍他的身子，鼓励他：宝宝好样的！宝宝再努力！当他终于将心爱的玩具抱在手中时，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通过努力达到目标，这既是乐趣，也是成长，我们不能剥夺。我们家有个16平方米的大阳台，堆满了玩具，那就是儿子的乐园。对他的领地，我们一般不侵入，更不会干涉。儿子在他的领地里，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硝烟弥漫的战场，设计充满温情的童话森林，设计未来的房子和公路，快意无比，充满了自豪。
经济学观点认为，为了一件“好东西”而放弃其他好东西所付出的代价，叫做一件“好商品”的价格。
儿子读幼儿园时，我们让他参加了绘画培训班；8岁后，他不想学画画了，我们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位朋友不解：“你怎么能这样纵容孩子，学本领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其实，我们是运用了经济学上的商品价格理论。我们可以将绘画培训当作一件“好商品”，为了获得它，就要舍弃去游乐场、看书和小朋友交流等一些活动，这就是绘画培训的价格。幼儿园时期的绘画培训是涂鸦训练，我们认为：老师鼓励孩子自由创作，这对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想像能力、空间思维能力、色彩的敏锐力等都非常有意义，所以放弃其他娱乐活动而选择绘画训练，是值得的。但8岁以后的绘画培训开始注重基本功训练了，对于无意于在绘画方面有所发展的孩子来说，绘画培训就有些贬值了。而这个年龄段，选择健身、和小朋友交往、看书等活动，对孩子的成长帮助更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同意孩子放弃画画。
经济学观点认为，买一件商品，不仅要计算经济成本，还要计算时间成本。时间是有成本的，我们在做某种选择时，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所以，对儿子做任何事，我都要求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绝不能像他奶奶所说的“小孩子嘛，就是消磨时间”，即使是做游戏，也有时间限制。我非常反对孩子搞题海战术，数量的积累如果以不计时间成本为代价，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老师布置的海量的奥赛试题，我只是遴选有代表性的题目给他做。
我平时总是鼓励孩子多交朋友，经常邀请小朋友来家里玩，我也经常和家长相约，一起带孩子出去玩。孩子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合作，学会解决问题。只有提高孩子做事的效率，让孩子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接触更好的事物，扩大知识面，同时也获得更多的快乐
关键词：军民融合；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制度；产权
一、新旧制度学派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关系的不同
理解
自从熊彼特（ 1912） 提出“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理论以来，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制度经济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凡勃伦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动态因素。凡勃伦指出：物质环境（ 技术） 决定制度，因而制度必须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物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制度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 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强调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但他并不否认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制度的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商业制度导致新技术的引进，导致新技术在私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基础上的
利用。
诺斯1973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斯通过对经济史中两次经济革命的重新解读，对产业革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只有制度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充分论证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革命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提高私人收益，产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认为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都有较大的影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技术和制度是由某些共同原因所决定的创新过程。
二、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视角分析
就竞争性市场制度视角而言，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纳尔逊十分强调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它的多元化是对付技术创新内在不确定性的唯一有效办法。
我国学者柳卸林也指出，市场制度最大的功能，在于自发地培育创新，使技术创新成为一种自组织过程。他认为市场本身便是一个创新过程，它能够自动地使企业或个人甘冒创新风险，通过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形成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竞争环境，从而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国防工业很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国防工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把国防科研生产单位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主体。实行军民融合，就是要建立军品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自成体系， 条块分割”的局面， 实现市场功能和计划功能的有机统一。军民融合，要求非军事专用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把眼光转向更为广泛的市场，民用企业也可以更多地进入国防工业领域，与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展开公平竞争。这就要求在国防工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必须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防工业科研生产领域，扩大军品市场的竞争范围和程度。竞争压力的增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会促使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环境， 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从而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此外，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法人地位所带来的追求利润动机，还将促使其更多地将可以转为民用的技术通过自我发展或技术转让的方式应用到民用领域，而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蓬勃兴起，它们机制灵活、起点较高、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可以将其比较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国防工业领域，及时有效地为军工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弥补军事装备技术出现的断层从而加速技术创新扩散，使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军民融合有助于国防科技工业市场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乃至整个国内产业界的技术创新。
三、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产权制度视角的分析
以激励性产权制度视角而论，激励机制的形成，依赖于产权制度的安排。技术创新通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和生产经营系统，推出新产品和新工艺、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供给或建立新的企业组织，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与创新有关的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从而离不开激励。正如布罗姆利所说：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由此鼓励发明、创新和勤奋以及对别人的信赖并与别人进行合作。”产权制度之所以最能够给创新者以刺激，在于它直接规定了创新者与创新成果之间的所有关系。因此，有关创新主体与创新成果之间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激励创新主体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目前， 我国国防科技创新的主体资源总量不足且结构单一，没有真正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由国家投资并所有， 军工企业、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和个人仅仅是国防科技创新的直接生产者，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使产权结构由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演进，可以充分调动各级投资者与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国防科技创新资源植根于整个社会。成功实施军民融合的关键就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不断调整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明晰责权问题，把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主体，提高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提高国防工业的总体效益。国家依靠国防科学技术提高整体竞争力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国防科技的军民融合程度，这需要促进国防科技成果在国防科技创新主体间的交易和应用。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成本较高，国防科技面临较大的外部性。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初始的产权界定就会影响交易效率，也就是说明晰的产权界定可以降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因此，包括有形资产产权、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将给我国军工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根本而持久的激励，从而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
四、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困境和制度障碍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军民融合不仅需要军民技术、经济兼容，也意味着体制兼容。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军事科技资源、军事科研活动相关制度安排与民用科技资源、民用科研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如产权制度、配置机制、价格机制、科研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因此，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是一项涉及多因子、多目标、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第一，背景的复杂性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首先面临着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军事科技资源开发中的军民融合涉及到军队科研单位、民间科研单位以及政府的方方面面，相关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成为构建军民相容的制度安排的主要障碍。首先是军事科研单位由于在科研设备、科研项目、科研人才等方面的沉积成本和互补效应，军事科研活动更愿意在原有基础上投入人力与物力，而不愿改变让民用企业参与其中破坏原有的状态与平衡。其次是民间科研单位在市场体制下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民用科研单位未必能够迅速树立起军事科研的保密意识、质量意识、时间意识、服务意识。再次是政府在军事科技资源的军民融合上政府发挥着制度供给、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激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势必要求改变原有的决策方式、管理模式，打破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
第二，主体的多元性
军民融合不仅涉及微观层面的军民科研单位，还涉及到宏观层面的政府与军队，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导致在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选择上以及在制度的运行上难以协调一致，可能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寻找成本、设计成本以及实施运行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军民制度相容的实质是彼此体制、管理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制度趋同，同时涉及军队和地方现行科研资源运行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适问题，即军队应借鉴、利用民间较为灵活高效的科技资源的开发、配置与使用制度，民用企业应能适应军事科研对保密、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军民融合不仅需要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调适，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需要修改或废弃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及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总之，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讲，军民融合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的技术创新体制，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军民融合的状况及其效率取决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的效率。因此，军民融合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范畴，更是一个制度范畴，它涉及一系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耦合而成的制度体系的变革。军民融合之所以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与军民有机联结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变革能够推动技术
创新。
参考文献：
[1]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美]R.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J].上海：三联书店，1991.
[2]袁庆明.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3]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4]龚国平.基于制度视角的我国军民结合技术创新效应分析[J].军事经济研究，2007.2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8-0078-01中国图书分类号：F091.348；F01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
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學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
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论文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科学纲领；硬核；保护带
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著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捍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各个领域探讨的加深和拓宽，出现了认识这个世界的很多新的视角和学科。而一个学科一个研究纲领不可能做到无所不包，也正因为这样，它就有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而它是否能发展，怎么发展，就要弄清楚这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弄清楚它的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形成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面启发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即矛盾，发展的观点。研究方向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然我国当今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宽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上。具体的问题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们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如何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进行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如何使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总量的，结构的供需达到平衡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反面启发告诉我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后来者不应该做的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当教条使用，硬搬硬套，以及不应该漠视人的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以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的范式分析，正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坚持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求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好的用了二指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要坚持的是唯物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即实事求是的观点，与时俱进的观点，以及始终重视劳动的价值，即以人为本的观点，来发展与现代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可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纲领完善推进的一个借鉴，但也只是一个借鉴，而不能本末倒置主客不分。
关键词：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近几年，以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在高职院校日益受到重视。高职经济学课程是学生了解和认识初级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作为整个经济学体系的一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同时又要认识到学生的学习特点，从学习的目标要求、内容的难易把握、教学的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与本科教学区分开来，同时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体现高职教学的特点。
高职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当前经济学学习和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学生很难接受。其次，本门课程经常用到数学知识，这使大部分学生感到措手不及。再次，高职的学生年龄较小，社会阅历简单，对社会实践的了解有限，这些都增加了教师讲授和学生理解的难度。最后，经济学课时少，内容多，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学科，不仅财经类专业的学生要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学。但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如果按照教学计划，用一学期56学时讲完微观、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的话，教学质量与教学任务就难以两全。
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高职层次的经济学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全方位塑造和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理念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是说，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也就是一种思维过程。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经济学理念的培养和塑造，引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各种问题。例如，在绪论讲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同时补充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关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及市场理论等章节的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往往比较浅显，而且在分析的角度上更多地倾向生活化，教师经过修正以后学生往往才恍然大悟。在讲到宏观经济学部分时，教师要密切关注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热点，准备一些最新的资料和学生进行交流，使他们既增加知识，又提高分析能力，同时对一些经济现象也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还应该尽量扩充学生的知识面，教师在教学中除了系统介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外，还要引入和介绍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例如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这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可以使学生对西方经济运行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有一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经济学所采取的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及增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可从另一个角度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通过方法的介绍，结合具体的事例说明，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尽可能得到锻炼和提高。
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的出发点体现高职教育以能力培养为出发点的教学思想，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有意识地加强学生能力的塑造。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探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课程。通过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教师要培养学生最主要的三种能力，即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具体组织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在每一个课程单元都界定相应的能力标准，使这些能力培养都有相应的载体。另外要求学生进行自学，并提倡学生广泛阅读和经济学相关的报刊书籍，以更多地了解基本经济理论及其在各方面的应用；提倡学生结合实际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讨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对于课程内容进行选择与整合作为经济学的入门课程，经济学主要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知识，不要求学生深入掌握理论的推导，因此教学内容应尽量简单明了。我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模块式的整合，在大框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经济学内容体系庞大、深奥，各种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各有不同，应从学生的专业特点出发对课程内容进行筛选，如经贸类专业涉及的内容应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等。对于不同的专业应各有侧重，注意基础理论的内容与专业课内容的紧密衔接，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很强，如果实行从理论到理论的填鸭式的灌输，学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所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当联系实际，尽可能结合一些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让他们感到经济学就在身边。结合现实案例，使学生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认识经济学、了解经济学。在讲授供求理论、市场理论部分时，可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研，让学生结合实际经历理解教学内容。在讲授机会成本的概念时，让学生计算和分析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可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而明确。除了多补充案例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更多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例如使用提问式教学，在讲述经济原理之前，先提出与之相关的现实经济问题，让学生主动去思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此外，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加深他们对原理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多做习题，这样才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卢崇高，季跃东.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费尔普斯：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它给了我长篇大论谈论自己的机会，但我不会这么做，或者至少要努力抵挡这么做的诱惑。上世纪60、70年代，我曾以为自己是一位相对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家。当时，我在研究中引入了不完全信息理论，并在思考，在不知道其他企业打算做什么的情况下，一家企业应如何做出决策。到了90年代，随着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以及其他新经济体的崛起，我开始思考经济体系。起初进展十分缓慢，但在2002年和2003年，我偶然碰到了两个课题，它们后来变得至关重要。我一直对于研究工作满意度课题兴趣浓厚，但到了这时我才开始扩充理
论，从而能够谈论工作满意度的话题。
在工作场所中加入新鲜事物有助于提升工作满意度，因此创新很重要。这很有道理，但既然如此，为什么经济学不是完全关于创新的呢？因为，经济学中所说的创新存在一个小问题：即便经济学家偶尔谈到创新，他们采用的也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11年提出的观点。当时熊彼特很年轻，他采纳了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后者认为，所有的新想法都来自科学家和航海家，至于经济和其中的企业家，是没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他们创造不了任何事物。他们所做的就是围坐在桌旁边喝咖啡边思考最新的科学成果，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我觉得要开发一下这个，我能开发出它的实际意义和用途。也就是说，企业家只能开发外部“思想扰动”的商业用途和意义。这是熊彼特的思想，而那些经济学家竟接受了。
我觉得这很荒谬。我们生活的世界早已发生变化。我们不再依赖科学家和航海家为我们改变世界，企业界本身在改变世界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企业界不乏创造力和想象力。这确实是革命性的变化。因为我意识到，我在思考一种之前从未系统存在过的经济学。
我的朋友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在上世纪60年代的论述显然已十分接近这一观点，但没有真正说透。近些时期，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过几本书，他认为企业必然具有新思想，但这一假设没有得到重视，与传统经济学之间的反差也不明显。因此当我意识到有一种无人系统论述过的思考经济学及其回报的新思路时，我兴奋极了。
张维迎：你提到了熊彼特，他的主要贡献是把企业家和创新引入经济学。现在，主流经济学却很少讨论企业家和创新，这与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非常不同。你觉得我们需要改变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吗？需要改变大学里所教授的经济学吗？
费尔普斯：没错。熊彼特的整个观点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从科学发现到新产品的转化过程是几近魔术般的、无成本、无缝的。而熊彼特的唯一贡献，是他提出了，如果你有一个新产品，那么你就需要一家新公司来生产它，得有人组织这一切，这就是商人、企业家的职责所在。顺便说一句，熊彼特甚至没有使用法语中的“企业家”这个词。他只用了“unternehmer”这个词，意思仅仅是“项目发起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赋予了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这一神奇的光环，不论它到底是什么，企业家必须具备许多技能和才华。并非所有企业家都是创新者，而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一系列才华和能力确实与创新者大不相同。当然，一些创新者也为自己充当了企业家角色：他们想出点子，在一定程度上指明如何开发，然后要么将点子交给企业家，要么自己开发。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与我喜欢称之为的“创新者精神”是两回事。
张维迎：许多人都觉得这两者是一样的，因为你要想当企业家的话，就必须创新。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一种经济学的流派叫做奥地利学派，或者说叫维也纳经济学派，他们强调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认为企业家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核心力量。然而，这种奥地利学派现在被大大边缘化了，主流的经济学家很少追随他们的精神。你觉得主流经济学应该从奥地利学派中学习一些东西吗？应该借鉴他们的想法吗？或者应该把他们的想法融入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吗？你也提到了，除了熊彼德的这种企业家精神，还有哈耶克（Hayek）所提到的企业家，哈耶克也是奥地利学派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你怎么看哈耶克呢？
费尔普斯：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史上十分重要，因为它率先尝试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第一个，哈耶克是第二个。他们的许多理论在经济学界广为接受，但如你所知，现在全世界没有多少经济体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点。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另一种重要理论，是关于经济波动和导致经济滑坡的过度投资。我认为，这一理论同样为经济学家们接纳吸收了。
因此，我不认为，还有空间可以留给来自奥地利学派的更多理论。
哈耶克关于企业家的观点非常独特有趣，他并不是真正在讨论创新，而是在讨论他所称的“适应”。在他的想象中，有一天，一名徒步上班的企业家，注意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于是，他说：“这个缺乏效率。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或许是因为它是新出现的，或许是因为经济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的公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调动资源去满足它，然后赚点钱。”
这种想法不同于构思一种之前从来没有人造出来、甚至想象出来的新产品。很明显，创新是一个需要想象力、远见以及大量试验的过程。在我看来，它与所谓的适应完全不同。
张维迎：就我的理解，哈耶克所强调的是企业家如何发现、创造和扩散知识。所以，企业家对市场过程趋向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哈耶克式的企业家也是创新的，因为如你所知，创新呢，必须以知识为基础。
不管怎么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谈谈历史。你说两百年前的价值观，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从英国开始，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两百年前，是什么促使人们转变了价值观？从传统的那种静止观念变成现代的、你所讲的这种“活力”。
费尔普斯：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在我的书（《大繁荣》）里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章。我在思考什么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发展出了新的价值观和理念。我所说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们关于希望如何生活的理念。这种新的思考始于文艺复兴，当时有人断言，人类拥有创造力，而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创造力。换言之，人们可以独立思考。
进而得到的一条价值观是，这种独立思考将获得丰厚回报。如果你独立思考，就能获得成功，你会比遵从别人的观点获得更大的成功。另一条价值观是，为自己奋斗。你不一定要为整个社会的福祉奋斗，只为你自己奋斗没什么不妥。
我认为，这些新价值观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不断涌现。有一套思想称为生机论。该思想认为，过一种充满生机、积极行动、活力四射的生活，与假想敌或者生活中的任何挑战斗争，将令你受益。塞万提斯（Cervantes）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到了19世纪，就出现了许多关于不确定性和未知事物的思想。
我在写完书（《大繁荣》）之前的两到三个月，才读到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的理论。他教给我的是，你当然会有焦虑，你或许会经历艰难困苦，但踏上驶向未知的航程，着实是一件趣事。这才是真正美好的生活，这才是生活的方式。
还有后来的尼采（Nietzsche）说，人们需要困难，因为这样他们才有东西去克服，他们的生活才有目标。所以，你应该去经历风雨，将自己置于面对艰难险阻的境地。
最后是20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谈到“生成”（becoming），对更早的蒙田（Montaigne）做出了如下附和与诠释：如果你度过如此丰富的一生，最终会成为与最初不同的人，这种个人成长本身非常令人满足且有趣。
这种新思想的发展鼓励了人们，让他们敢于与众不同，实现自我，尝试冒险。我认为，被我称为现代价值观的新价值观，在过去与现在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张维迎：你是说启蒙思想家吗？在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观点，有关生命的观点，似乎很类似于你刚才所提到的观点。更好的生活，意味着要能够真正地挖掘自己的潜力。
费尔普斯：是的。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美好生活是，你羡慕的、并愿意去效仿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观点里美好生活的意义。同样，这与道德无关。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多数人头脑中都有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他们敬仰楷模，并且想效仿他们。
亚里士多德在其伟大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Te Nicomachean Ethics）的末尾写道：“那么，美好生活意味着什么样的行为呢？你会做什么？幸运的人们所能过的美好生活是什么？”然后他指出，是学习。当然，这有点怪。我们并不都愿意在图书馆度过一生，给老旧的书籍掸灰尘，为了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但亚里士多德的方向是正确的。他深知美好生活意味着探索、研究和试验。因此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价值观方面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张维迎：最后，我想问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虽然你的书没有谈到中国，但却在中国出版了这本书，想必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中国有两个传统，一是中华传统，另一是社会主义传统，对创新都不是非常友好。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变？在不发生大的政治变化的前提下，中国能否像一两百年前的欧美国家，成为一个创新性的国家？如果需要发生变化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费尔普斯：我认为，应该乐观。即便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可取得许多进步，变得更有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创办公司，并且得到允许，能够得到一些融资，获得一定成功。这种自然演变是非常强大的。中国并不一定需要彻底的变革，才能实现诸多经济变革。我认为，私人部门是中国最大希望所在。
毫无疑问，政府政策和态度的转变将有极大的帮助。
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特征,可以把区域分为多种类型,常见的有三种类型:(1)自然区域。地表自然界存在着地区差异,其空间分布具有由量变到质变的性质。由此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系统,并按从属关系得出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区域自然环境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一个要素的区域变化往往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任何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是各自然地理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行政区域。行政区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行政区域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与自然区域相比,具有可变性和不稳定性。(3)经济区域。经济区域是指以大中城市为核心,以交通运输为纽带,以地区专门化部门为特征的经济地域。经济区是客观的,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说来,构成现代经济区域的要素,包括经济中心(指各级城市)、经济网络(指交通网、流通网和通讯网等)和经济腹地(指中心和网络的吸引范围)。经济区域内的各要素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经济区域的特征是由区内各要素共同综合作用形成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不是单指某一种区域类型。依据研究的需要,既可以是行政区域,也可以是经济区域,还可以是自然区域(如流域区域等)。从科学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应该是经济区域,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探讨区域运行的经济学规律。从实践角度看,按行政区域(地方)来探讨经济运行的逻辑,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跨行政区域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行政协调,所以大大削弱了区域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可见,从经济区角度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行政区角度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应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由于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历史短,理论体系尚不成熟,所以对其研究对象的表述差异很大,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诺斯(H.O.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2)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3)周业、刘再兴等(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也叫区域科学。它是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经济区域系统,并按照地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各区域中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布局,使之形成一个既能顺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又能最大限度发挥地区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以多层城市为结点,由运输网、信息网、服务点分布网等网络系统将全区城乡连成一气的经济有机体的科。”(4)艾萨德(WalterIsard)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等等”。(5)杜贝(V.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的观点,研究在资源不均匀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间的关系的科学”。(6)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7)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
通过对上述论述的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和(2)的观点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大同小异。区域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产业分布和经济地域系统的学科,而(1)和(2)强调的也是地理分布、经济空间秩序或地域组织规律。实际上,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第二,(4)的观点主要强调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即只重视区内经济的发展,未涉及区际关系问题。第三,(5)的观点与(4)的观点正好相反,它只强调地区差异和区际关系的研究,对区内经济发展问题未予注意。但是,得指出的是,这一提法没有把区际关系限制在国内,既可以是国内的区际关系,也可以是跨国界的区际关系。第四,(3)、(6)和(7)的观点既强调区内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强调区际关系的研究。但是在表述上也还是有所差别的,如(6)和(7)都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决策的科学;(3)和(6)都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7)则未明确说明这一点。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庞大，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务管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基础理论知识在卫生领域内的应用，课程考查非常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外的卫生领域实际本文由收集整理情况，要求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门课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同时需要教师不断探索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方法，引导学生对卫生经济学的兴趣，启发学生思考。
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新医改三年，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体现出来。目前我国新医改的现实情况，给卫生经济学教学带来了影响。
1 新医改对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影响
（1）大量新医改实践为卫生经济学教学提供了教学素材。新医改实施以来，各地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卫生改革案例频现。这些做法为卫生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大量案例，利于学生理解基础理论知识。虽然目前很难对改革进行评价，但利于学生直观感受，启发思考。
（2）新医改案例对学生的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医改实施以来，卫生政策的频率前所未有，改革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甚至不同地区改革的思路大相径庭。这些纷繁复杂的现状需要学生有很强的深入分析能力，分析改革措施的原因和动机，才能真正应用好卫生经济学基础理论。
（3）新医改给卫生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解带来了挑战。卫生经济学从国外传入，目前很多的基础理论知识是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各国的卫生状况、卫生改革差别很大，国外的基础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受到局限，需要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研究实际问题的方法。学生在学习课本的基本理论知识时，由于学习背景不同，结合我国实际会对基础理论产生一些疑问，更需要在教学中分析差异，让学生能力理解并更好应用基础理论。
2 卫生经济学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采取口述加板书或幻灯片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基本理论和观点。这种方式理论性强，易于教师系统讲授，但结合对学生的教学效果调查，存在一定缺陷。
（1）理论性强，学生不易理解。卫生经济学分析建立在其他学科庞大的理论系统上，学生对以前的知识掌握不牢固或有遗忘，学习效果差异很大。在教学中，教师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在理论知识的介绍上。这种纯理论的讲解抽象乏味，课程知识点非常多，学生更多扮演接受知识的角色，没有深入思考、主动研究，对知识的理解不透彻，影响他们利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2）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缺乏思考。卫生经济学理论知识点多，单一的老师讲授的教学模式，让课堂气氛非常沉闷，学生觉得学习过程很乏味，无法吸引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卫生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利用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单一教学模式下，学生不能理解学习的目的和以往学科的差别，不愿意深入思考。
（3）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卫生系统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学生综合各方面因素深入分析。在缺乏自身思考的情况下，学生面对案例，找不到分析的思路，缺乏系统归纳、综合思考的能力，大部分无法处理案例中提出的问题，达不到卫生经济学教学目的。
3 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方法
卫生经济学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卫生系统改革，为卫生经济学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素材，更要求学生学习时积极思考，因此，教学方式需要随时改进，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为主。
3.1 培养学习兴趣
在校大学生与卫生系统接触较少，对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点缺乏兴趣。上课之前，首先需要让学生了解学习卫生经济学的意义，学生反感简单的说教学习意义。在开始学习知识点前，通过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事件或案例切入，例如社会广泛关注的医患矛盾、食品安全、药价高等事件，吸引学生，并简单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分析一下，可以让学生直观地感觉到卫生经济学的作用，利于他们明确今后学习的方向和目的。
3.2 案例教学，启发思考
卫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需要和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卫生系统的运行状况结合讲授，案例教学有利于学生全面回顾、系统思考所学过的理论知识。
老师将报刊、杂志、网络中的热点事件和问题整理修改成为课堂素材，设计课堂案例讨论、设计案例问题，让学生按小组在课下准备，收集资料，整理观点，课堂上各抒己见，课堂上讨论观点冲突更能产生思考的火花，同时又活跃了课堂气氛。
3.3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目前高校都建立了较好的多媒体教学环境，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减少单一文字表述的多媒体课件，利用多媒体技术，以多种形式向学生展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往以文字板书和教师讲授的单一模式，对学生的刺激点不够，在多媒体课件中引入声音、视频等效果，促进学生提高课堂注意力。多媒体课件的信息量可以远远多于教师板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给以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信息。
本科学生没有工作经验，与社会接触太少，卫生系统的一些现状离他们日常生活较远，不能体会和理解一些具体问题，多媒体课件可以向学生展示卫生领域中的现实状况，让他们有直观感受。
3.4 角色扮演，引导学生思考
在分析卫生领域的具体问题时，会有很多相关因素的影响，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学生往往会想得比较简单，倾向于简单分辨是非，因此，引导学生分角色思考可以抽丝剥茧，让学生对问题分析得更深刻，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在课堂上交流观点，产生思辨，更利于学生理解和认识卫生经济学基本理论。这种换位思考，更让学生明白了问题分析和政策设计的难度，不再单纯提出一些“大、空”的建议和观点。
一、优秀经济学论文的特点
(a)选题
选题应该能够解释关系较多人利益的现实活动，如用激励理论研究中国农业问题。
解释范围太狭隘的选题写作意义也不大，但可以作为小品文(b)内容
利用简单而深刻的经济学模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利用分析证明自己的观点。
内容的好坏主要取决于(1)用同行通用的规范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2)语言清晰准确表达要表达的意思;(3)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c)写作形式
形式规范，内容才能规范。如必须有理论综述部分，就要求确实要了解该领域目前的研究进度。必须有模型的假设，就必须设计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有规范的实证检验，就不能随便
二、经济学论文写作的思维方式
一切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构造主要主体的利润函数和约束条件，求最大化解。 三、典型的三段式经济学论文
(a)基础理论，包括理论综述、现实意义
手段：具体钻研某一特定领域。
(b)模型，包括假设、界定函数式、求解均衡解、模型的推广如何提高模型：经典模型，了解其思想精髓。
手段：《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
(c)实证分析
[关键词] 经济法 公平 效率 法经济学
公平与效率成为经济法的两项重要基本原则，是由经济法的内在历史使命决定的。这可以从经济法兴起的原因，以及经济法的本质属性体现出来。本来公平与效率原则都应该因为实现经济法的功能这个统一的目标而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公平原则侧重于追求利益平衡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效益原则重在强调成本收益比例的最优化，因此两者在价值追求上必然存在内在性的张力。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就成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研究课题。但是如果仅仅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于法律的范围之内，也许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经济法本来就是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中的许多内容本身就产生于经济学的启发之下，甚至直接取自于经济学。而且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发挥以及近年来经济学的扩张也充分证明了其自身的重大实用价值。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解决经济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经济法的兴起的经济原因与经济法的公平、效率原则
1.经济法兴起的经济原因
经济法作为一个普遍的法律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度考察，可以认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法的兴起。在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时代以及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经济法不可能作为一支独立的法律力量活跃于社会舞台。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它的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法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在各国法律体系中诞生。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愈是向着社会化大生产方向或者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就必然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国民经济部门的不断增多。这必然要求国家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克服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等局限性，尽可能使资源配置优化、市场高效有序等，即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另一方面，要缩小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解决各种外部性问题，保障各种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平衡，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
2.经济法公平、效益原则的内涵
经济法上的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利益平衡。经济效率原则也称为经济效益原则，是指经济活动中占用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与所取得的有用成果的比较。 虽然是部门性法律的原则，但是这里的公平与效率很明显地受到经济学的影响而与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公平、效率的含义有所不同。经济法上的公平与效率当然符合法律公平与效益价值的共性，但是更侧重于经济利益。比如公平原则重在突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效益也主要是强调物质性收益的高效率。这就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解决两者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二、经济法范畴中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冲突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者们大多数都赞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所谓社会本位性一般认为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 这就要求国家和市场主体都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承担社会责任，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从而对效率的追求做出了有条件地限制。这比较清楚地表明了两个原则的内在价值冲突。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对于公平与效率冲突问题的处理，一般是主张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效率优先，难顾公平。从法的价值角度看，公平与效率都是法的价值目标。但是由于不同的价值目标有时会出现冲突，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就必须要做出取舍。法理上认为，法律的价值存在位阶性，即当不同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存在选择先后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又没有一个公认的通用标准可以适用，而各种价值的位阶在不同法域内各有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等背景下也存在差异。因此在确立一种价值位阶之前，选择一个视角是必要的。
三、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平与效率
1.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平和效率，经济学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认识。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安排下，只要生产者和需求者的交换行为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就认为二者的行为活动是公平的。并且认为，只要交换规则公平,经济活动就有效率。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率就是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在收入分配领域通过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使特定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有尽可能多的产出 ，而只有在市场均衡状态下，交换行为才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生产者和需求者的行为活动才是公平而有效率的。马克思通过扬弃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公平、效率和分配观,提出有公平就有效率的思想。他认为公平不是交换规则意义上的公平，也不是均衡规则意义上的公平,而是生产资料占有意义上的平等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意义上的公平。只要有了这两种意义上的公平，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经济活动就有效率。
2.公平与效益的经济学选择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表明，交换规则公平尽管能够提高效率，却出现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公平尽管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但由于缺乏财产和收入激励，会导致经济效率难以提高。面对这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在经济学的视角下，传统上一般都是选择效率优先。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在公平与效益的选择上，学者们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理论不同的观点。比如新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益的选择问题，都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情况以及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做出了新的阐释。因此在经济学领域内，对公平与效益的选择，也出现了新的选择，效益不再始终居于选择的最优先位置。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把科斯的企业理论引入国家行为的分析，认为统治者也是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而国家的决定权结构最终要对经济大增长、停滞或衰退等效率问题负责，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从而能够减少内耗，提高效率。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评价效益的唯一指标是同意的一致性，“同意”意味着经济当事人经过成本―收益计算，认为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交易对他是有利的，或至少是无害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公平与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公平直接带来效率。只有公平的制度才能带来经济的高效率，国家兴衰取决于制度的公平程度及由此所导致的效率损耗程度。由此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是把公平放在首位，认为公平的制度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坚持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公平效率观。
美国的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观念出发，提出了正义的公平观，根据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的获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受这种正义观的影响，福利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改进。他们提出用社会福利而不用其他指标作为衡量公平与效率的标准，并以此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分配和资源配置活动。
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率认识的方法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既不用古典经济学的交换规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规则，也不用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原则作为公平的标准，而是以社会福利，即用效用水平作为衡量公平的准则。这种认识公平、效率和分配的方法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的发展。无论是交换规则和均衡规则，还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原则，都只是实现公平的规则,而不是公平的评价准则。实现公平的规则很多，不能说一种规则是公平的，而另一种规则就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公平实现的规则作为公平的衡量标准，而是要用价值判断标准作为公平的衡量准则。福利经济学家用效用水平计量的社会福利作为公平与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交换规则和均衡规则作为公平准则的继承和发展。
四、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法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
公平与效率的“两张皮”现象不仅使法学与经济学面临着困境，也给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带来了困扰。这种困扰终于促成了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的诞生。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追寻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有效途径。
1.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不同观点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效率优先论，当然，这一观点通常会表明其兼顾公平，但是冲突情形下做出选择时，公平往往是难以兼顾的，因此实际是主张效率第一的，不少经济学家由于效率至上的思维定势，认为提高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前提和保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做蛋糕―分蛋糕”论。二是公平优先论，如前文提到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们就是坚持此观点，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美德。三是公平与效率无先后之分，比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 Okun)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分别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社会原则―效率是关于生产方式或生产资料分配的原则，公平则是关于生产关系或社会再分配的准则，两者并行不悖。
2.对“效率优先”论的分析
第一种观点，即效率优先论，是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传统经济学理论一向将效率或效益奉为最高价值和追求，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蛋糕是否做得大，其实与蛋糕是否分配均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那种认为蛋糕做大是分配均衡的前提之类的观点，只不过是纯粹理论的一厢情愿，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不公现象日益增多，贫富差距等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种负面效应。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反面说明，传统的效益至上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是存在缺陷的，更不必说它在面对伦理、道德等社会力量所受到的有力质疑。而经济学界对公平效率问题的不断研究和各种学说的出现，也说明即便在经济学界，许多学者也已经不再相信效益至上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学说不再可能成为广为人们信服的理论。
3.对“公平与效率无先后”论的分析
如果现实允许的话，人们在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选择上都将以折衷为佳。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完美的理论看似不偏不倚，却常常在应用时变得毫无用处。公平与效率之间，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可见两者兼顾当然是可以做到的，但这绝非适合于任何情况。因此，可以说，如果两者之间不发生冲突，因而可以做到兼顾时，“公平与效率无先后”的观点就会失去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而在两者的矛盾凸现以至于必须择以先后的时候，这个理论又将对于指导人们做出选择没有任何价值。
4.重新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确认识这种联系，对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必要的。就经济活动而言，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首先，公平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权利，体现着经济主体在经济地位上无歧视的平等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正义要求。因此，公平不同于强调分配结果均等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因偏离公平性而常常牺牲效率，而经济地位的平等性和经济发展的正义性，不仅是激励经济主体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内在诱因，而且也是避免社会动荡、稳定经济秩序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对公平原则的偏离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经济效率的否定过程。其次，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解释，广义的效率是指资源的“配置效率”，即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损害。当一个经济体不可能进行这种“帕累托改进”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社会经济福利总产出趋向于最大化。可见，资源配置效率是为平等与正义搭建更高平台的前提条件。最后，公平与效率具有相互包容性，表现为只有在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经济发展的正义性得以维护的条件下，自愿配置才是有效率的，而维护每一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合法权益，既是公平的要求，也是效率的体现。
五、公平优先：经济法价值目标均衡的应然取向
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均衡，显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置于同等位次，因为理论必须能为人们在面临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时的决策提供选择依据，否则就会成为公平效率选择上的平均主义。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相容性并不排除两者之间在优先性上的政策抉择。根据法经济学的分析，应当明确的是，所谓公平与效率的优先性问题，涉及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排序问题，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与经济法息息相关。而从政策层面看，在社会发展目标多元化情况下，受政策目标实施条件、实现手段乃至政府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多元政策目标的合理排序，就成为实现政策选择的有效方法。在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条件下，政策目标排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以公平促进效率，还是以效率促进公平。因而是对政策目标实现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目标的取舍。这种路径选择不仅关系到政策操作的效率，也直接关系到公平与效率原则相容性的实现程度。
价值目标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评价准则，而非发展目的。这也是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之一，即经济学的公平效率观应当是追求增加社会福利的，而非专指追求效率或者实现公平，这实际上就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均衡。虽然福利经济学只是在表述上使用了增加社会福利这样一个避免出现公平或效率字样的词语，但是仍然可以理解出其中的优先性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冲突时，公平优于效率。因为公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而机会的平等是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活动形成的，其效率无疑根本地来源于经济主体的平等以及经济发展的公平，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公平促进效率的最佳证明。但是相反的结论就不能必然成立，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常有的情况是，一部分人从社会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却获得不相称的较少利益，这时在社会整体收益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整体的福利反而是下降了。在法经济学看来，这恰恰导致社会的低效率。
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公平是过程的公平，认为过程的公平最重要。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是否受相同的制度规则调整和约束至关重要，过程的公平实质上是规则的公平，这种规则公平是指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规则，这套社会制度规则既能够保证使劳动者的贡献和所得是对称的，又能够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惟有在“规则公平”上下功夫，才能真正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够创造长久的高效率。规则的公平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无论是个人效率还是社会效率的提高，其依赖的都是“规则公平”。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公平即指规则的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归根结底统一于规则的公平。在规则公平没有实现的前提下提倡效率优先，往往成了不公正的特殊利益优先。只有规则公平了，市场才会导向效率优化。
反观历史，我国在确立效率优先原则时，面临的是沉重的经济发展负担，先富论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暂时选择，虽然之后取得了经济迅速发展的辉煌成就，但是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必须承认其局限性和缺陷性。近十几年来，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却在持续下降。据官方研究机构测算，中国东部最富的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差距扩大到10余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3∶2∶1。基尼系数从 1991年的 0.282到现在逼近 0.4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正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疏漏，解决日趋严重的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也已经上升到国家“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执政战略的高度。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让所有人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成为中国政府的面临的关键课题。
社会公平体系的重建已经成为效率改进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及时确立公平优先的原则，重点构建合理的社会公平体系，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积聚，甚至爆发。而历史证明，社会矛盾的大爆发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将导致一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积累的财富急剧减少，甚至化为乌有，所谓的经济效率根本无从谈起。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从“先富”论到“共富”论，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已经表明国家的政策取向正在悄然转变，今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将更加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在此背景下，经济法也必须在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之间的优先性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经济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其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作用的需要，也符合其社会本位的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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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均势理论
长期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现象称为“均势”，在无政府状态下与市场进行类比是均势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过沃尔兹的研究，我们发现，构建一种没有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构造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有关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这和市场经济是非常接近的，国际政治系统在根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也是个人主义的。与国际结构一样，市场的建立与维护也根源于每个单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个单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这种理论利用无形的手来调配市场资源，把国际政治构造比作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沃尔兹的理论假设有一条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系统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种领域当中都可以使用构造的含义。经过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在类似的领域中。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些独立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政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
四、结语
综上，结构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均势理论不应当完全排除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所提出的个体自主行为可以导致均衡不能建立以及均衡建立需要个体完全理性的假定，能够为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兴趣方向。
作者：刘思伟 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回答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我侥幸成为英文版《资本在二十一世纪》一书最早的读者。出版皮凯蒂著作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在这部书出版前曾给我寄过校样，希望我能写一份封底简介。我很高兴能有此幸运，因为这本书的广度、深度和远大目标都让我啧啧称奇。
我对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 Emmanuel Saez，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还有其他人在收入分配领域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当然非常熟悉。这项研究已经在超级富豪收入增长问题上做出了令人吃惊的新发现。研究表明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已远非20世纪初可比。这部著作本身就称得上是才华横溢。
但这部书又远远超出了实证研究的范畴，娓娓讲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财富发展耐人寻味的警世故事。皮凯蒂告诫我们不要被20世纪下半叶发达经济体长达数十年外表光鲜的繁荣稳定的共同经历所蒙蔽。在他的讲述中，其实不平等的破坏性力量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
让《资本在二十一世纪》值得一读的或许不仅是其观点本身，还有亲眼见证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试图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皮凯蒂重点诠释了收入分配的政治含义；他在资本主义一般规律和偶然因素两者间微妙的摇摆不定；他所提出的大胆（在不少人看来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弥补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挽救措施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在此之前很少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
因此虽然我很想说自己预见到了这部书出版后巨大的学术成功和民意成功，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准确地说，这本书引起的反响令我惊讶不已。
一方面，这本书阅读起来难度很大。整部著作差不多有700页长（包括注释部分在内），并且虽然皮凯蒂没有耗费大量时间探讨形式理论，但方程式和希腊字母却仍在整部著作中随处可见。书评家称赞皮凯蒂的引述颇具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的神韵；但实际情况却是除少得可怜的文学比喻外，读者看到最多的还是经济学家干巴巴的论述和统计数据。
经济学界也并不一致看好这部著作。整部书都围绕几个会计恒等式展开，试图量化储蓄、经济增长、资本回报与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皮凯蒂非常善于通过追踪历史变化状况并在实际数据和抽象关系之间建立联系。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关系。
皮凯蒂在上述会计构架的基础上稍作延伸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如果合理假设成立――即富人能够进行足够的储蓄――那么只要平均资本回报率r高于总体经济增长率g，继承财富与收入（或工资）之比将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皮凯蒂认为除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上半叶外，这种状况一直是历史常态。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测成立，我们将面对不平等状况前所未有的糟糕处境。
但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推断是非常危险的，并且支撑皮凯蒂观点的数据也很难确定是否真实。诚如很多人所言，如果经济领域资本相对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呈现过剩状况且创新速度开始减缓，那么资本回报率r将很有可能会开始降低。或者诚如其他人所言，全球经济可能在新兴和发展中世界的推动下呈现加速回升态势。我们要认真对待皮凯蒂的观点，但这种观点还谈不上是铁律。
或许这本书的成功来源于时代精神。即使全球金融危机刚结束时能够整理出同样的观点和论据，我们也很难相信同样的观点在5到10年前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平等状况愈演愈烈引发的担忧一直在美国积聚。虽然经济有所复苏，但中产阶级收入继续呈现停滞或下降态势。现在将不平等归结为美国的核心问题似乎颇有道理。这或许能够解释皮凯蒂的著作为什么在美国比他的祖国法国受到更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