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8: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出发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职；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近几年，以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在高职院校日益受到重视。高职经济学课程是学生了解和认识初级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作为整个经济学体系的一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同时又要认识到学生的学习特点，从学习的目标要求、内容的难易把握、教学的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与本科教学区分开来，同时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体现高职教学的特点。
高职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当前经济学学习和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经济学理论抽象、难懂，学生很难接受。其次，本门课程经常用到数学知识，这使大部分学生感到措手不及。再次，高职的学生年龄较小，社会阅历简单，对社会实践的了解有限，这些都增加了教师讲授和学生理解的难度。最后，经济学课时少，内容多，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学科，不仅财经类专业的学生要学，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学。但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如果按照教学计划，用一学期56学时讲完微观、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的话，教学质量与教学任务就难以两全。
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高职层次的经济学教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全方位塑造和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理念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是说，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结论性的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原理的形成思路，也就是一种思维过程。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学生经济学理念的培养和塑造，引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各种问题。例如，在绪论讲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同时补充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关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及市场理论等章节的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往往比较浅显，而且在分析的角度上更多地倾向生活化，教师经过修正以后学生往往才恍然大悟。在讲到宏观经济学部分时，教师要密切关注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热点，准备一些最新的资料和学生进行交流，使他们既增加知识，又提高分析能力，同时对一些经济现象也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还应该尽量扩充学生的知识面，教师在教学中除了系统介绍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以外，还要引入和介绍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例如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一些理论和观点，这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可以使学生对西方经济运行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有一定的了解，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经济学所采取的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及增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可从另一个角度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通过方法的介绍，结合具体的事例说明，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尽可能得到锻炼和提高。
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的出发点体现高职教育以能力培养为出发点的教学思想，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有意识地加强学生能力的塑造。经济学本身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探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课程。通过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教师要培养学生最主要的三种能力，即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具体组织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当在每一个课程单元都界定相应的能力标准，使这些能力培养都有相应的载体。另外要求学生进行自学，并提倡学生广泛阅读和经济学相关的报刊书籍，以更多地了解基本经济理论及其在各方面的应用；提倡学生结合实际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展开讨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对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对于课程内容进行选择与整合作为经济学的入门课程，经济学主要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知识，不要求学生深入掌握理论的推导，因此教学内容应尽量简单明了。我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模块式的整合，在大框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学生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经济学内容体系庞大、深奥，各种流派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政策各有不同，应从学生的专业特点出发对课程内容进行筛选，如经贸类专业涉及的内容应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等。对于不同的专业应各有侧重，注意基础理论的内容与专业课内容的紧密衔接，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很强，如果实行从理论到理论的填鸭式的灌输，学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所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当联系实际，尽可能结合一些贴近日常生活、浅显易懂的案例和事实，让他们感到经济学就在身边。结合现实案例，使学生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认识经济学、了解经济学。在讲授供求理论、市场理论部分时，可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研，让学生结合实际经历理解教学内容。在讲授机会成本的概念时，让学生计算和分析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可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而明确。除了多补充案例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采用更多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例如使用提问式教学，在讲述经济原理之前，先提出与之相关的现实经济问题，让学生主动去思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此外，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加深他们对原理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多做习题，这样才能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
参考文献：
[1]，卢崇高，季跃东.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 传统金融学 区别
一、传统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
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经济人”假定建立起来的。在金融市场与金融活动中，是基于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的。但是，人的行为又是不完全理性的，并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判断。因此，行为金融学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从而探求人类行为、理性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建立一套与实证研究相印证，描述在非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类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方式，以及在此方式下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的相关行为确定、价格决定等，从而形成了行为金融学的存在基础。为金融学距离一个成熟的学派也尚有距离。迄今为止，它还没能整合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其提出的理论框架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
二、行为金融学面临的困难
（一）该学科必须从目前的“批评者”角色转变成经济学的“建设者”角色
行为经济学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另类，其角色一直是指出“理性”经济理论中的不足。虽然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接受程度已大大上升，但它必须推出一套建设性的、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系统完整的理论架构，因为尽管“理性”金融模型有欠缺，可它们毕竟为华尔街和企业界解决了许多问题。否则，行为经济学无法在经济学领域中“执政”。《金融新秩序》一书是希勒教授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二）不能片面夸大行为金融学的对有限理性的基本假定，从而完全否定“理性”
有学者从股市上的破坏性很大的非理性心理行为中，从人们挣钱后非理性花费行为中（所谓“夸张贴现”），从广告起作用的机制中……，发现了主流经济学的弱点，即“正统理论未能认识到，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往往走捷径，实际上绕过了理性分析”，针对经济人理性这个“心魔”，他们采用“非理”这个旗帜来“灭佛”。连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也几乎被这种理论打动。片面夸大当然是不对的。其基本的“理性”假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同宗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做到为了利他而利他，即经济学的分析范围是不能突破理性人的前提假设的，黄有光教授的快乐的经济学，把理性定义为有有效用有目标，针对的偏好应该是显示偏好。“就如雷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经济学解释，这是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如果非要用一种基于快乐的利他偏好来解释，我也没有办法，我们首先要考虑这种偏好是否是显示偏好，再考虑模型的设计和可解性。”
（三）行为金融学以及行为经济学中，同样不能否认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基于自身约束条件的限制下做选择，这种约束条件可以包括外界给定的也可以包括自身的（如智力差异和一种信念的制约）
人的期望（或者说是目标）在很大程度与最终的结果存在着差异，虽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倒推得到自己现在应该如何决策，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又不得不不断修正自己的决策，这样距离自己的目标近了还是远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一种理性预期假设即结果和期望是一致的，在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是，由于这种选择保持一种路径依赖，即在一期内根据他的约束条件进行选择之后才能走到下一期，一期期地往下推。这既不是一种随机游走（random walk），也不是一种基于系统理论倒推得到的最优路径。[因为就算倒推也会出现有色混沌（color chaos）等情况，最优路径的决定与环境变量随着控制变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个体选择的测不准原理。]
三、在我国的金融市场理论中完善与发展行为金融学
经济学家樊纲曾经说，实验经济学与心理经济学对中国存在着现实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数钱的学问”，更是研究人们行为的学问。客观上讲，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金融市场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流动市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人的非理更为突出，因此在此环境中研究行为金融学是更有现实意义的。此方面阐述如下：
（一）体制与环境总是与人相互作用的
制度约束了人的行为，但人的行为反过来作用于政策与制度。特别是在体制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到人的能动性的作用，要善于引导健康的能动性，防止负面的能动性，也就是要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按樊纲的理论，只有制度与体制使人作出反应，同时促使新的制度、政策能够发生作用，这样的体制才是正常的。如果与之相反，一个体制、一个政策引起人的行为往另一个方面变化，说明政策、体制是失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行为金融学，其重点就在于考虑到市场投资者（也就是“人”）的思维，在此基础上使市场健康发展，是行为金融学存在的根本价值。
（二）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建立非线性模型
传统思路上，人们总是在线性思维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市场模式，而没有跳出这样的一个惯性思维来考虑金融市场模型的建立。传统的资产定价模型下，CAPM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考虑了人的心理因素、决策行为等非线性因素的影响，采用非线性或拟合方式来建立资产定价模型，可能对于产品定价更有现实意义。
（三）结合我国市场投资者的实际情况，来正确判断我国市场发展的态势
对于我国的宏观投资市场来看，中小投资者占了绝大多数，其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市场的不稳定。每次证券市场的火爆，无一不引起了大多数普通市民的积极参与。这也正是从现实情况下，进一步印证了行为金融学的相关原理。此外，证券市场的“过度反应”也可以用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解读。在我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上市公司行为的规范，以及金融指标的调整等都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引导投资者行为，使我国的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龙静，李延喜.行为金融述评：渊源、定位与在中国的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11（08）.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 Though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man criticized by different schools， it’s basic core is still reasonable. If we can overcome the assumption’s some limitations and make it perfect， it will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Chinese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an; the reasoned core; use for 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性行为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着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着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建新，1999：《“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亚当·斯密，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
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出版社
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
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
汪丁丁，1998：“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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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诺斯，1997：《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发展与反思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值扭曲
“经济人假设”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则虽然存在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但并不构成行为人处理经济活动的首要处理原则。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曾经说过，人们在处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并不总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们会出于善心去帮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钱却无法得到物资上的回报，只是看到受帮助之人感到快乐，便有足够的满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写的《经济分析史》中，特别论述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概念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种概念来阐述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逻辑，而只是一种能被现实运用的思维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其实有着“百家争鸣”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米塞斯与兰格之争”，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个更胜一筹，4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则是聚焦在当时困扰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该如何应对，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在如何有效分配资源上提出了两种主要路径，70年代由于滞涨困扰着全球经济，“滞胀之争”在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之前展开论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国家经济活力，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运动”(董志强，2016)。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假设上不断向个体的“价值”倾向。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对于博弈论研究的加深，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强调的利己原则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个档次。在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参与者对面临的经济活动所做出的策略决定会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影响，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理性经济人”中假设个体是绝对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识”现象存在的基础。鉴于这种共识的影响，博弈中的参与者通过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来研究和推测竞争者的策略，然后根据预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产生了双方在某一行动上的行为交流和“纳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动过程之中，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早已在实质上发生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论”现在将“个体”提出出去，从此其成为理论意义上的“个体”，并且获得了某种特定假设的“个人”——在一切的活动中做出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并将它转化成为自己的行动(叶航，2016)。众所周知“节约悖论”(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为了研究微观中的个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可以为个人增加储蓄，可以提高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对个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为，可从整体，国家的角度来说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当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会引起社会经济活动投资部分的减少，进而使国家的经济缺乏活力，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的地步。“节约悖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存在与实际经济行为严重不符合的现象，显示了新古典经济学不单单把“个体主义方法论”同“整体主义方法论”直接对立起来，并毅然地选择前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缺陷
1.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使经济学现实应用受到框定
阿里尔鲁宾斯坦(1997)认为当行为主体能够掌握所有的信息并能分析，同时能在任何情况下明确自己的喜好，最终根据这些结果的反馈做出符合理论上的行为，才能界定成为“理性经济人”。这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所有的变化是不需要存在的，形成了一个静止的过程。可想而知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是与现实的社会运行大相径庭。然而，包括经济增长、创新等在内的这些社会现象都是经济运行中的动态过程，基于“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来解释以上现象，便就存在明显的矛盾。
2.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稀缺性
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是要消耗资源的。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建立在物资稀缺性的基础上，资源并不可能根据人的需要无限提供，并且人们会因为先天的能力的束缚，无法自由的获得和处理信息。一般来说，信息总是会针对特定的需要而存在。信息的传递需要通过工具来获得，有些信息还要为其支付相关的费用，那么信息就成为一件商品了，它是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资源而存在，必定具备稀缺性。信息繁多的情况下，个人是无法来解析和分辨的，完全信息在现实中是一种无法达到的状态(赵志强，2018)。可见，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能够与稀缺性这一条件相符合，之间是矛盾的。
3.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抛开了市场和竞争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证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绝对地位，确立自由市场制度，通过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构造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会使市场的作用减弱。然而，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条件之下，理性经济人具备了现实世界中个体所不拥有的四种能力，他们知道市场供求之下运行的最佳点。为此他们可以不去了解别人的产能信息就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生产量。所以，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在理性人的计划之内，那么市场和计划的分配方式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此，以完全理性假设的角度来思考，资源是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达到最佳配置的，也就是不需要市场的作用。
二、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
理性的经济主体这一假设始终存在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中，通常称“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这样就刻画出一个简化而又便于描述其行为的经济主体，基于此进一步解释社会经济运行当有的现象。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便是被错误使用。最为常见的非合理运用，就是为了将复杂的现实问题通过理论来说明进行标准化，导致的与“理性”相背离情形，比如，起初新古典经济学对小农行为的分析和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描述。随着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现其实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源于理性行为的假设缺乏全面的约束导致的。这些问题也从侧面说明：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地将“理性”行为作为所有经济现象研究的出发点，要结合所分析问题的经济主体行为的特有约束条件进行合理的“理性”行为假设。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使得学科基础假设的约束条件得到放松。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若想通过理论来描述，则会遇到种种困难。正是基于实践的差异，经济学家所做出的解释一般基于这样的理由：首先，理性的论述是抽象化的概括，又或是经济主体行为上的平均，并不与现实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存在牢固的联系；其次，弗里德曼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理论假定的存在并不都是把现实因素包括在内，理性人假定与现实的不符，并不会影响根据这个理论所推导出来符合结论的结果。正是由于该假设的缺陷，赫伯特西蒙始终认为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是不能简单的接收，应该采用“有限理性”进行替代，但是，“有限理性”并非一些经济学家简单的认为约束条件下的完全理性，而应作为具有特定解释含义的理论。心理学作为研究经济主体个体行为的有效手段，通过实验、调查等方式挖掘一些行为人对待经济活动的偏好、认知和策略，而这些正是被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忽略的重要事实。行为经济学的这一学科通过将心理学和经济学实验方法有机结合，其实也是对理性人假定发出挑战，从而奠定了其作为经济学的又一重要分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跨领域的学科合作，往往会被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颠覆，但马修拉宾(2004)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不应形成新的一套研究体系，而是基于已有的研究理论的框架对其进行改造和丰富。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已有的主流假设，特别理性假设。虽然行为经济学无法完全接收完全理性假设，但并不就等同于认为经济主体始终是非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存在是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的，亦是包含了必不可少科学实践的成分，并且符合个体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经济主体在很多的场合下都是利己的，在经济活动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果否认这一点，经济学研究的框架将受到巨大冲击，研究意义将变得的黯淡无光(陈茁，2018)。对经济主体行为研究的成果表明，经济主体在所谓的“理性”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总是会受到认知及系统性的对完全理性的偏差。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对于“生态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将生态问题内生化，研究了生态问题的起源、本质和解决途径，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生态问题外生化，从生产和消费角度分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在剖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二者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结论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在：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一、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产权研究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 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
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就我国国企来讲,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
三、国有企业改革与产权理论
当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制度安排超越了某些人习惯的控制方式时,当改革本身有可能从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突围,通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时,以看似“合理”的理由去非议改革、阻挠改革,就会成为某些人的必然选择。他们拥护改革,只拥护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改革,如果改革使得他们习惯的利益安排出现不确定的情况,便立即阻挠改革。
主力军和阻力军的身份随着改革的进程始终在互换着,如果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进度、深度和调整好改革的“路径依赖”,支持改革的人还应是多数。国企改革既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还要进行身份的置换。固定资产是有折旧,无论何时,人力资本都是没有折旧,再加上还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企业实际上对那些老的职工负有“隐性负债”。最好的办法是给予老职工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历史上的这种“隐性负债”先有一个了结,然后再去签订新的契约关系。我们的改革、改制应该建立在为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基础上,这一改革在实践中其实非常艰难,但又是我们推进市场化进程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一、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
（一）个量研究方法
个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往往使某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无法观察到宏观经济问题对个量关系和个体经济行为的反作用。二是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通常是带有条件性的。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某些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排除了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然而在现实中，外部经济因素却常常是经济变化的重要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容忽略。
（二）总量研究方法
总量研究方法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只见树林不见树木，从而忽略某个重要经济个体对整个经济总量的影响，因为在这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中，经济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常常是不清楚的。
有些人会认为：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完美的研究方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首先，个量和总量并不是可以刻意无缝对接的，它是有条件的，然而这个条件是可变的，没有规律可以遵循。所以很难找到可靠的模型或方法进行自动连接；其次，个量研究方法和总量研究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有区别的。在不同的研究前提下，强行把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果。
二、实证和规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实证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由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经济后果是客观事实。保持价值中立是这种方法的核心和基础原则。然而，规范分析方法主要是研究经济的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通常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作为依据。
（二）缺陷分析
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明这两种方法是有机融合的，各有优缺。即便如此，这种分析方法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这种分析方法理论性和教条主义色彩浓厚，与现实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造成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极低。其次，实证研究力图用掌握的有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去证明普遍适用的经济命题，不可避免的具有概率性。这就会造成进行规范研究时，经济命题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和前提是错误的，错误的起点和前提自然很难得出正确的经济结论。最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可能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三、动态和静态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静态研究方法就是抽象掉了了变化过程和时间因素而静止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以及均衡状态的达到所需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所需的时间和形成均衡的过程。
动态研究方法则对经济体系的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分析。它是通过引进时间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和经济行为从前到后的变化过程。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从而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二）缺陷分析
静态分析完全抽离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静止的孤立的考察某些经济现象，忽略了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因此，我们很难把这种分析结果应用于生活，以知道我们的经济实践。
动态分析是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复杂难求，即使可以操作，也需要大量的假设前提，而这些假设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自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不出正确的研究结果。明显，它不仅与静态的分析方法有冲突，而且与现实不符，我们自然要对其结果存疑。
四、均衡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均衡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生活中的变量如何趋于均衡的方法。均衡分析方法通常分为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将经济现象分成经济部分，只对部分进行集中研究，而忽略其他部分。一般均衡侧重于通过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
（二）缺陷分析
（1）由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发生，以至于经济均衡是难以达到的。（2）均衡分析法忽视了过程与结果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因果关系，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往往忽视均衡过程与均衡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仅仅重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诸多经济现象。（3）均衡分析法最大缺陷的是只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因而，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
（一）研究方法描述
数据模型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步的标志，数理方法的应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经济规律，使经济具有了科学的形式。但是通过单纯的理论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很难去反映经济事实的。
（二）缺陷分析
首先，这种研究方法注重经济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依赖于统计事业的发展，然而现实中有很多经济数据是无法量化的，即使可以量化，其中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却无法模型化。其次，数据和数理模型的运用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很可能依附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从而造成不顾客观实际和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歪曲经济事实。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实践经验不同，人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验数据。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差异，滥用经济数据，滥用数理模型，随之而来必然是不切实际的研究结论。
六、结语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进行分析，是为了使人们在使用某种研究方法时，注意其却缺陷的干扰，在研究结果中剔除这些缺陷的影响。即使联合使用这些研究方法也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对于联合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应当慎重，以得出有效的可用的研究结论。（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马歇尔（英）经济学原理[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9.1
[2]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1
[3]强天雷，任保平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述评[J]经济评论2001年03期
[4]许纯祯试析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趋势[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05期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微观和宏观）[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政策选择以及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脉络下展开的，以至于我们谈及经济学，就盲必称“市场”、“产权”和“私有制”这类概念及以它们为基础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当我们谈及经济实践和经济政策时，就必然是英美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实践和市场模式，即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
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为中国理论界和一些政策制定部门人员所推崇，轻易地就被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与此相应的是，在当前种类繁多的经济读物中，多是翻译过来的英美经济学家的著作和以各种方式对之进行阐释的国内经济学者的作品，关于其他经济模式，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学译著和创作则少得可怜。对那些同样比较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像德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很多人知之甚少。
《社会市场经济辞典》由德国100多位顶尖经济学专家精心撰写而成，是一本系统介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辞典，是关于“德国模式”的百科全书，“旨在阐释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政治实施状况”。它并不深奥，也没有复杂的逻辑推理，文字简洁而有力，内容系统而全面，对于我们了解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形态颇有帮助。
作为“德国模式”称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虽然成型于二战后，但这种经济社会体制的产生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市场经济不过是为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经济社会体制找到了一个更贴切的名称。“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看到，19世纪的德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时的德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那时，英国的廉价工业品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德国的市场，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历史课题出发，从当时德国与英国相比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出发，建立了国家主义经济学。随后的历史学派继承了李斯特的历史使命，并针对当时国内刚出现的“社会问题”、“劳资问题”主张采取“阶级调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
19世纪70年代以后，新历史学派 (讲坛社会主义)形成，这时德国产业资本逐渐壮大，开始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也日益尖锐，劳资问题日益严重，讲坛社会主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他们持一种折中主义的立场，是“第三条道路”最早的思想渊源。当时的俾斯麦政府为了与社会和工会争夺工人阶级，推行所谓的“君主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二战后，德国战败，德国理论界围绕未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一派主张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另一派主张选择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最终，艾哈德选择经济自由主义者米勒，阿尔马克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以货币改革为先导，开始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米勒・阿尔马克在设计社会市场经济方案时，考虑到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公众中的影响，吸取了他们的一些主张，使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中间道路特征，从而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所以，德国很快就度过了改革的震荡期，步人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迥然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德国模式的运作，让我们感受到德国模式在二战后的逐步成型，德意志这个崇尚理性和思辨的民族在经济领域的独特创造。
中国的体制改革日益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出来，社会公正问题成为当前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前一阵儿炒得沸沸扬扬的“郎咸平事件”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较好地处理了自由与秩序、改革与稳定、发展和公正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当然，该书是以辞典的形式进行写作的，这就限制了作者对某些问题更深入地展开讨论。对于我们当前的问题和争论，《社会市场经济辞典》虽然开不出现成的药方，但它所捉供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逻辑――“自由+秩序?、“市场+公正”――对于这些争论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