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2 09:16: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案件的纠纷，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保证合同成立的认定1.保证人与债权人就保证问题依法达成书面协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2.保证人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表示，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并为债权人接受的，保证合同成立。
3.保证人在债权人与被保证人签订的订有保证条款的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或者主合同中虽没有保证条款，但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视为保证合同成立。
二、有效保证合同保证人的责任4. 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后，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范围、方式和期限承担保证责任。
5.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责任的，经债权人请求被保证人履行合同，被保证人拒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请求保证人履行。保证人不能代为履行合同，且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
6.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当被保证人到期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既可向被保证人求偿，也可直接向保证人求偿。
7.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请求被保证人清偿债务。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
8.保证合同对保证范围有明确约定的，保证人在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责任；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范围或者对保证范围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被保证人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9.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作出该项保证的人，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连带责任。
10.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的，保证人在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限内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11.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如果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书面要求债权人向被保证人为诉讼上的请求，而债权人在收到保证人的书面请求后一个月内未行使诉讼请求权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12.债权人与被保证人未经保证人同意，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如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如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与被保证人未经保证人同意，在主合同履行期限内变更合同其他内容而使被保证人债务增加的，保证人对增加的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
13.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限内，将债权转移给他人，并通知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向债权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
14.被保证人经债权人同意在保证责任期限内，将债务转移给他人，未经保证人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追认的除外。
15.债权人在保证责任期限内，尤正当理由拒绝被保证人履行债务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吐责任；债权人放弃抵押权的，保证人就放弃抵押权的部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仟的除外。
16.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免除被保证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保证人相应的保证责仔得以免除。
三、无效保证合同的认定及保证人的责任17.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同意，为他人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人的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赔偿责任的，由法人承担。
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尤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18.法人的内部职能部门未经法人同意，为他人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由法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9.主合同债权人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恶意串通，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责任。
20.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无效而仍然为之提供保证的，主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在诉讼中为当事人提供的保证2l.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决定对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时，保证人为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提供保证的，在案件审理终结后，如果被保证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裁定执行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的财产。
22.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为被执行人提供保证的，被执行人逾期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裁定执行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的财产。
五、被保证人破产后保证人的责任23.被保证人被宣告破产的，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受偿后，对受偿不足的部分，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24.人民法院已审理终结的设有保证的合同纠纷案件，在执行终结前被保证人被宣告破产的，债权人可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数额作为破产债权申报；债务已部分偿还的，以未偿还的部分作为债权申报。对经破产程序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们应承担保证责任。
25.保证人代被保证人偿还债务后，尚未从被保证人处获偿被保证人即宣告破产的，保证人可以其代为清偿的数额作为破产债权申报。
26.被保证人被宣告破产，债权人不申报债权的，在确认保证人的责任时，应当扣除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中得到清偿的部分。
六、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7.保证合同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的，债权人应当在保证责任期限届满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
28.保证合同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但在保证责任期限内，债权人仅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而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不中断。
29.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的，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
3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
七、其他3l.本院以前关于保证问题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但已审结的案件，不得适用本规定进行再审。
一、认真分析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纠纷起因和诉求内容多元化。前几年所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是因为企业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而引发的，多为劳动争议、借款、集资款等案件。但最近两年纠纷的起因日趋复杂化，民工工资、劳动争议、借款、非法集资、物业管理、房屋拆迁安置、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成为了群体性纠纷多发领域。同时，群体一方诉求的内容亦显多样化，在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的传统诉求上，又具有关系到生活质量的诉求。
（二）多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矛盾集中点。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是当事人多、涉及面广、矛盾复杂激烈。从受理的这些群体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情况来看，95%以上的原告个人总体上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缺乏权利救济的能力，只好企望非理性手段如集体上访来引起社会和党政部门的关注。
（三）群体性纠纷的组织形态逐渐从零散型转变为有组织型。在过去的群体性纠纷中，尽管人数众多，但“群龙无首”，近两年的群体纠纷呈现有组织、有负责人、有分工的特征。一些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阅历经历丰富、号召力强的当事人往往成为组织者。
（四）群体方依法维权意识由被动变主动。在众多的群体纠纷中，群体方总是希望通过群体的力量，引起政府重视或社会关注，从而促进纠纷的解决。但因各种因素事与愿违，迫使他们丢掉幻想而拿起法律的武器参加诉讼，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原始目的从而转化为“要说法，要权利”的维权意识。
二、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一）司法权的有限性往往无法解决夹杂于群体性纠纷中的其他社会矛盾。法院的审判功能是定纷止争，但有些群体性纠纷表面上是涉及群体一方的民事利益，背后实质是群体方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或对所有单位的不满而借诉讼途径进行控诉，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本文来源：文秘站 能，但法院审判并不能解决群体方控诉的实质矛盾。
（二）审判的程序要求难以解决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效率要求。从化解矛盾角度讲，最有利的时机是越早越好。第三者越早介入，双方立场往往越容易调和。而纠纷诉至法院时，双方的矛盾已经濒临激化，再调解起来难度非常大。再加之案件到了法院后，必须按照诉讼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矛盾经过无数的诉讼流程更加尖锐，法院审理更为棘手。
（三）法院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往往难以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平衡点。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反之，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法院不得不在正常司法程序和手段之外寻求解决途径，或将不属于法院主管的纠纷纳入诉讼轨道，以化解对大局稳定形成的压力，最终工作的压力和群体方的指责只能由法院、法官独自承担。
三、妥善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建议及对策
（一）健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审理机制。一是组织保障。成立审理群体性案件的应急指导小组，应急指导小组应当由立案、审判、法警部门人员组成。指导小组的职责包括负责督促、指导此类案件审理，并讨论决定其中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二是效率保障。建立立案、审判快速通道，及时、优先办理，防止纠纷极化。三是措施保障。选派有经验的法官承办此类案件，及时发现和疏导其中的争议焦点和不稳定因素，并将法制教育贯穿在立案、审理和执行的整个过程。
（二）坚持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基本做法。由于群体性纠纷案件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单纯的判决不仅可能遇到于法无据的尴尬，还可能起到激化矛盾的负作用，因此应将调解工作贯穿于此类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在调解前，充分调动有利于调解的各种因素，积极促进调解进程；在调解过程中，注重调解方式方法，尽可能地实现调解结案。
（三）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在我国，除了审判，还有人民调解、仲裁机构仲裁、制度、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形式多样、经济便捷、处理灵活、程序简便等特点，能够有效弥补审判机制在处置群体性纠纷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具体做法有：强化人民调解功能，将群体性纠纷纳入司法调解的范围，并在认同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进 一步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改进处理方式，对重大疑难的案件邀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和群众代表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议，为妥善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建议将法律援助引入，动员律师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提供知识和道义上的支持，有效提升公民的质量，增强的法理含量。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 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一、案件受理情况及分析
（一）案件受理的数量、类型及分析
截止到今年11月份，我庭受理的二审票据纠纷案件共8件，约占全庭收案总量的1.4％。其中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件6件，票据损害赔偿纠纷案件2件。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部分的票据纠纷案件为付款请求权纠纷，占整个票据纠纷案件的75％；其次为票据损害纠纷，占整个票据纠纷案件的25％。从整个受理的案件来看，涉案票据纠纷的数量不大，类型也比较单一。
（二）受理案件的特点
1.从诉讼主体看：
我庭受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7件是原审被告上诉，1件是原审原告上诉。
2.从案件来源看：
原审法院 宣武 海淀 昌平 房山 大兴 西城 石景山 门头沟 延庆
案件数量 3 2 1 1 1 0 0 0 0
从上表可看出，今年上诉到我庭的票据纠纷案件主要来源于宣武法院和海淀法院，其他基层法院上诉的该类案件相对较少。
二、案件审结情况及分析
我庭受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均已结案，其中6件案件维持原判，1件案件调解结案，1件案件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按撤回上诉处理。
（二）审结案件特点及分析
1.从涉案当事人的性质来看：
我庭审理的6件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上诉案件的原审原告均为持票人，原审被告均为出票人。其中4件案件的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票据已业经转让；另外2件案件的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票据还未经转让。2件票据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件的原审原告为出票人，另一件的原审原告为被伪造签章的人；2件的原审被告均为付款人银行。由此可见，在票据纠纷案件中，75％的案件是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的纠纷，25％的案件是被损害人与票据关系人之间的纠纷。比起往年涉案的当事人基本都是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人的情况，当事人的性质有所变化，并且可看出银行作为被告的案件有所增加，案件当事人的情况逐渐复杂，但总的来说，涉案当事人的性质还比较简单。
2.从涉案票据的种类来看：
我庭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上诉案件所涉票据的种类，其中7件案件诉争的票据为转帐支票，占整个票据纠纷案件的86％，1件为汇票，占整个票据纠纷案件的14%.由此可见，票据纠纷案件中所涉票据的种类还比较单一。
3.从审结案件的基本案情来看：
我庭审结的6件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件中，其中3件为空白支票被盗，丢失支票人未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或向法院起诉，恶意取得人将支票转让给善意第三方，该善意持票人在被银行退票的情况下，向出票人请求付款遭到拒绝，遂向法院起诉；其中2件为出票人与持票人之间为直接债权债务关系人，出票人给持票人签发空头支票被银行退票，持票人在请求出票人付款被拒之后向法院起诉；其中1件为出票人签发空白支票被转让后，合法持票人被银行退票，向出票人请求付款遭拒，遂向法院起诉。在我庭审结的2件票据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均是付款人银行未尽审查义务，错误付款给被损害人造成损失，被损害人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从以上受案案件的基本案情可看出，和往年相比，票据纠纷案件的案情越来越复杂，引起纠纷的原由越来越多样。
4.从结案方式看：
我庭审结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其中6件维持原判，占整个受理案件的75％，从审理情况和结案方式来看，基层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案件处理也是公平合理的，说明虽然票据纠纷案属于新类型案件，但只要法官勤于研究，扎实办案，新型案件也一样能办好。
三、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我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 社会制度 法系
目前，大陆地区关于处理涉港、澳、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两个。分别是：1986年6月12日印发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1987年10月19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除了该两规定外，没有其他规定。
而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涉港、澳案件也是关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经济纠纷的范围以及法律适用规定如下：
关于案件的范围问题之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
1.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同胞或在香港、澳门地区登记成立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在香港、澳门地区的；
3.经济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在香港、澳门地区的。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之规定
1.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
2.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实体法方面，如果适用我国法律时，应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外资企业法等涉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我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3.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可予适用，但以不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4.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遇有我国和香港、澳门地区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时，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从该规定关于案件的范围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尚未对涉澳身份关系等案件的处理，出台相关的法律解释。该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指涉港、澳经济案件，可以参照相关的涉外法律来处理。以该规定为背景，暂不讨论涉澳身份案件的法律适用，我们必须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是于1987年10月19日印发，而当时，香港，澳门并未回归。然而，现在情况是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目前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后，内地与涉港、澳纠纷是属于一国范围的内的案件，不能简单的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未规定涉港、澳案件参照该法律处理。因此，在目前制定统一的区际实体法条件善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应尽快该结合内地与港、澳、台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澳门与内地一些法律规范规定不经相同，因此就出现了法律上的冲突，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制度之影响
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州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而葡萄牙在社会制度上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影响下，对澳门的法律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以上关于宣告死亡的时间不同的规定以及结婚年龄与规定存在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澳门，由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由于生产私有制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上层建筑）来调整其生产关系。而大陆内地，在建国之初实行的是公有制，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从而与之配套并调整在经济制度的法律规范与澳门的法律规范必然存在不同。一言以概之，两地之所以存在法律上的不同很大原因是两地经济基础之不同而决定的。
二.法系之影响
在澳门被殖民时期，由于殖民者葡萄牙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而中国内地，在建国后，废除了的六法全书，大部分法律取之于苏联，经过自己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而法系是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它是一种超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现象的总称。由于澳门属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总称，大陆法系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的很多罗马法的原则制度，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编排系统化，概括化，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造法，法学家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对于中国内地，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不仅吸收借鉴了大量苏联的法律制度，而且，从现代中国法的传统来看，中国法的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法的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验；②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③中国古代法的传统。所以，通过对比，内地与澳门分属不同的法系不难发现，由于二者法律体系建立之根源不同，二者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必然存在不同。而当后，由于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此时，需要注意界定，一国两制不仅指经济上的两种不同制度，而且还赋予了澳门高度的司法独立权，即澳门对于发生在其领域内的案件享有司法终审权，此时，若一个案件同时涉及中国内陆与澳门地区，由于两地法律制度之不同，出现区域法律冲突，在案件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时，就有可能得出相反地结论，从而影响到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总之，解决冲突最好的方式是统一实体规范的途径，它可以直接避免和消除发财冲突的发生，但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的到的，许多年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都在趋同、接轨，何况一国之内的各地区之间呢！因此，待时机成熟时，在我国四法域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加接近、相互之间更加理解的基础之上，根据需要逐渐采用一些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民商法规范，在一定领域里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也是有可能的。有些领域，由于与各地区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道德习俗有关，其统一的可能性很小，就不应强求统一，解决这些方面的区际冲突，仍要靠区际冲突法。
自世贸组织1995年1月1日成立至2000年9月底，其争端解决机制共受理了205起国际贸易纠纷，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案件有22起，占同期受理纠纷总数的10.73%.从世贸组织受理的各种类型的纠纷所占比例来看，它排在第三位。这些案件中，有6个已经或正在通过专家组程序处理，5个案件经双方蹉商取得和解，其余案件都在蹉商过程中。
这些案件呈现下列一些特点：
1、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其知识产权法律要求的有力工具
世贸组织处理的22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全部由发达国家提出。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极力倡导者，最积极地运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推行它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22起案件中，由美国提出申诉的就占了15起，其余7起案件分别由欧共体（6起）和加拿大（1起）提出。
知识产权起源于欧洲，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给予权利人对其发明创造和作品的独占权利，激励人们更多地创造，同时以独占权利换取发明创造内容或作品的公开，促进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保护程度与这一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国内的发明创造数量也较多，这就需要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同时，科技水平的发达也为保护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作品的创作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作品的版权保护却有赖于技术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历史长、保护程度高、制度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多数历史比较短，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制度也不够完善。
在18、19世纪，虽然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当时已经有了知识产权制度，但由于国际经济交往不太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基本上一国的国内事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技发展速度加快，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含量也上升。由于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程度的差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尽管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就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进入20世纪之后，各国又制定了不少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但这些国际条约大多数只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原则或最低保护标准，都没有规定达不到这些标准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没有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罚措施。
为了解决国际条约不能对本国知识产权提供有力保护的问题，发达国家制定国内法，力图通过国内法的适用来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的特殊301条款。美国政府多次运用这一条款，对它认为未能对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发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些国家列入“黑名单”，迫使这些国家修改自己的知识产权法。美国的这一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目的，但却不利于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发达国家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国际裁判所”。美国1974年贸易法在1984年增加了特殊301条款之后，当年美国贸易代表就对台湾对电影的进口限制进行调查，从1990年到1994年，美国贸易代表平均每年发起2起特殊301条款调查，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说三道四，而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之后，美国贸易代表仅在1996、1997、1998年各发起一次调查，美国在世贸组织提起的其余14起知识产权纠纷都未经过国内的特殊301条款调查而直接向世贸组织申诉。这些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达到原来通过适用国内法想达到的目的。
2、知识产权国际纠纷不受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
从提起申诉的时间看，知识产权案件的提出呈均匀分布。从1995年到2000年9月中旬，除了1995年没有提起一件知识产权纠纷外，每一年提出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都在4至5件.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反补贴协议和反倾销协议纠纷相比，后者呈现明显的不均匀分布。可见，知识产权更少受到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倾销、补贴、进口限制、保障措施等等贸易措施都与商品进出口直接相关。一国国内的经济运转状况、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决定了一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较开放的态度还是较严厉的贸易保护。此外，如果某种产品对一国的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这个国家的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都会影响这一国家对这种产品实施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各国实施上述贸易措施的时间是不会均衡的，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从时间上看呈现比较明显的峰谷态势。但知识产权纠纷则不然。尽管从理论上说，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也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国内经济运行良好而不提出关于知识产权的申诉。
3、申诉方举证责任轻，而胜诉率极高
所有的纠纷都是针对某一成员方的知识产权法律，而且可以说是每诉必胜。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与其他贸易纠纷（特别是关于反补贴、反倾销协议的纠纷）在这一方面的区别非常明显。大多数贸易纠纷都是因某一成员方的国内具体措施引起，如关于反倾销协议的纠纷，或是因某一成员方对其他成员方的进口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或反倾销调查；又如关于反补贴协议的纠纷，则可能是因一成员方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或一成员方指控其他成员方对某个产品提供了补贴。而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则不是针对某项具体措施，更不涉及某个权利人的具体知识产权。
在世贸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纠纷：一种是违反世贸组织各项义务之诉，另一种是损害或剥夺某个成员方在世贸组织可享受之利益之诉。在前一种类型的申诉中，申诉方必须明确指出被申诉方所违反的协议。由于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的要求不同，申诉方实际上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比如在涉及反倾销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必须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而在涉及TRIPS协议的纠纷中，申诉方只需要指出被申诉方的法律规定不符合TRIPS协议某一条的规定，不需要提供其他证据。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结案的知识产权纠纷看，所有的案件都以给申诉方败诉告终。其中典型的案件是欧共体针对美国修改版权法提出的申诉：美国1998年10月27日修改了版权法。欧共体1999年1月就提出要求蹉商，经过各项程序，专家组于2000年5月作出报告，争端解决机构于7月27日通过专家组的报告，确认美国在版权法修改中增加的“商业豁免”不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要求美国使其版权法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美国的一项法律在修订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必须重新修改，而所有这一切只需要申诉方做一些法理上的分析，无需任何事实证据。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比较晚，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尽管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必须承认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与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规定还有差距。我们应当认真分析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根据我国的需要和可能，主动去弥合这一差距。
注：
1、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郑成思教授的《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知识产权法》，见《中国知识产权报》2000年2月18日、25日第二版。
3、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贸易纠纷中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案件，总共26起。
4、排在前两位的是有关反补贴协议的34起案件（占16.59%）和反倾销协议的25起案件（占12.20%）。
5、笔者认为，我国1992年对专利法的修改和1993年对商标法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美国通过特殊301条款施加的压力有关。
6、其中1996年的一次，美国在对印度调查的同时也在WTO申诉，美国胜诉，遂终止了国内调查。另两起调查分别针对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以两国分别与美国签订协议告终。
目前，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方式方法上与实际需要之间存在严重的不相适应：一是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经济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纠纷，对这类纠纷的防范和治理缺乏有力的指导和协调。二是环保部门在污染纠纷的防治上缺乏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力量薄弱，手段单一。三是污染企业往往是重点保护的纳税大户，环保部门经常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时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保证公正性。
为此，建议尽快采取措施，完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环境污染纠纷的综合治理机制。具体建议：
一、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
着重完善协商和仲裁的机制建设。一方面，健全协商机制，建议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同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另一方面，健全环境仲裁机制，加强相关立法，建议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设立专门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级环境仲裁委员会，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逐步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二、完善环境诉讼机制
建议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继续探索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三、环境治理部门和社会综合治理部门要履行监督职能，防范环境污染纠纷
一是政府要切实贯彻落实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三同时”政策法律原则，从根本上控制和减少污染纠纷隐患，并将环境污染纠纷的综合治理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协调指导。二是政府要推进环境信息公开，造成环境污染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群众与政府、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壁垒”，群众难以及时、完整地获得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信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使各方在良性互动中达成共识，而不是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产生纠纷冲突。三是环保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协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综合治理各类环境污染纠纷的制度，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四是社会综合治理部门应吸收同级环保部门负责人参加，并将环境污染纠纷的防范列为社会治安的专项治理内容，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五是建立基层（乡镇）环境监察队伍，并加强管理与业务学习。
庭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回顾上半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办案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抓紧，尽快转化出调研成果，为大局服务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创新等等。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下半年的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
院党组和分管院长的正确领导下，2010年上半年。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守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
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2010年截止6月30日。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局部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局部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激进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置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置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发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抵触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债权转让顺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顺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发明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动身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示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置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水平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处置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满意公司不分配利润，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采用诉请又有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维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抵触。三是以平等维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涉及合同撤销、变卦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卦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卦或者解除。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依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安排，一是紧跟省委决策安排。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证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证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依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法，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证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证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守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平安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平安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平安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庭推动下，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料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平安公司联合座谈会，就平安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平安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平安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守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守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掌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协助企业掌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证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平安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安排，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问题调研，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平安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演讲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资/料来.源,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进去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平安合同纠纷中关于平安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平安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于:gzu521学;习/网]gzu521.com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演讲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保证公正廉洁执法
使民商事审判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强化审判管理，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项审判管理制度。庭进一步修订了民二庭审判管理细则》完善了从收案到结案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顺序要求和时限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工作严格控制时间进度，提高案件审判各环节的运转效率。其次为保证庭务工作能得到及时安排，有序开展，有效落实，制定了民二庭庭长办公会规则》明确了庭长办公会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明晰了内部任务分工和决策程序。再次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庭继续坚持并完善庭务会疑难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长指导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庭务会的作用，集中全庭的智慧，为合议庭处置案件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评议，及时指导和监督合议庭审判，强化管理。二是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综合素质。一方面我庭结合院机关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争议、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了全庭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庭通过选派人员参与最高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业务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开阔视野，更新商事审判理念。上半年，庭选派了1名同志参与国家法官学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司法培训合作项目的学习；2名同志参与全国法院民事证据实务培训班；1名同志参与破产法论坛研讨；1名同志参与全国商事审判研讨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的意识。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商事审判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商事法官处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第一线，容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侵蚀。庭特别注重抓好法官队伍的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不时加大教育力度，引导全庭人员加强自我约束，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司法行为，拒绝贪婪之心、不伸贪婪之手、不做贪婪之事，固守淡泊，严格自律。
庭还积极承担最高法院和本院党组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5月份我庭承办了最高法院在Xx召开的全国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研讨会会务工作，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尽管人员有限，庭领导的周密安排、精心安排下，全庭同志齐心协力下，较圆满的完成了各项会务工作，保证了会议顺利召开，得到最高法院的肯定和其他兄弟法院的一致好评。根据院党组安排，庭承担起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的对外联络和资料报送工作，及时向七个系统改革办报送了本院相关工作动态和信息。由于我庭在全省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中突出的表示，庭被评为全省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先进集体。
（一）我国现行仲裁受案范围立法规定综述
我国现行法律对仲裁受案范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民事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外，《著作权法》等也对仲裁受案范围做了相应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调解，也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著作权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解决。”2000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因产品质量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各方没有达成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此外，2004年3月17日，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做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证券期货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证券期货经营交易有关的纠纷，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商事纠纷，适用仲裁方式解决。
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对不能仲裁的规定有：1、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
（二）我国现行仲裁受案范围立法规定评析
就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主要存在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和规定的受案范围过窄的问题。
1．规定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对仲裁的受案范围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规定不明确。导致了在实务中人们对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例如：有人认为仅仅财产纠纷可以仲裁；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应仅仅局限于财产纠纷，关于婚姻、抚养、继承等涉及非人身内容的民事案件，有关商标侵权及专利权纠纷也应当可以仲裁。原因在于：财产权益的概念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不仅包括物权、债权，还包括知识产权、继承权等财产权益。甚至未被法律确定为权利的财产权益，也应当属于财产权益的范围。[1]
2．规定的范围太窄
我国法律对仲裁受案范围的规定主要在于合同纠纷和财产纠纷，另外，著作权法和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也对此方面发生的纠纷进行仲裁做了相应规定。单就现行的这些法律规定来看，存在规定的受案范围过窄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越发频繁，仲裁在我国作为一种纠纷的解决机构，其相对于诉讼有其特有的优势，然而由于在实务中仲裁的受案范围过窄，导致许多的纠纷被挡在了仲裁的大门之外。这样既不利于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也不利于仲裁制度本身的发展。
二、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
（一）影响仲裁受案范围确定的因素
1.仲裁机构的民间性
仲裁的民间性是仲裁的基本属性，主要反映在仲裁自始自终贯穿着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志；仲裁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通过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授权仲裁庭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仲裁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定或委托仲裁机构指定而产生；之所以能够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并不仅仅在于仲裁本身具有强制力，而主要在于争议主体对仲裁公正性的渴望和信任，使得仲裁具有了非国家意志的权力属性，并进一步体现了其民间性的属性。[1]仲裁机构并非是国家权力机关，使得仲裁权与国家审判权在权力强制性上存在差异，造成仲裁不可能触及到所有的纠纷类型，如非平等主体间的非民事性质的纠纷就不属于仲裁的管辖范围之内。仲裁机构的民间性还反映在，仲裁争议双方必须为平等主体且合意的情况下才能提请仲裁，这样就大大限制了仲裁的受案范围，使得仲裁机构只能受理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意提请仲裁的争议。
2.仲裁自身的优势
（1）仲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或裁或审。选择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应在合同中有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仲裁协议。这给了当事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这使得当事人可以更加灵活的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
(2)一裁终局。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将有利于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3)程序有较大的透明度和自主性。即纠纷的当事人从申请立案，组成仲裁庭到开庭审理的每个程序都能提出决定性建议。[2]就组庭来说，双方当事人在合意情况下可以自主选定仲裁员审理案件，而在法院这是不允许的。
(4)仲裁员有较高资望。从仲裁员和法官各自的资格限制上来看，对仲裁员的资格限制更为严格，仲裁员一般都是在各个领域成绩比较突出，在各自的领域具有相当的经验的人，比如仲裁员大多是大学法学院教授、优秀律师、政府部门的优秀官员等。相比之下，当前中国法院法官的素质就显得良莠不齐，基层法院法官整体素质偏低。所以，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就有当事人明确表明其更相信仲裁员对案件裁决的公平性，而对法官的判决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仲裁员中，特别是教授之类的人在社会中的名声是比较好的，社会地位也较高，其裁决更容易使当事人信服，执行裁决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是前文述及当事人更愿意选择仲裁的一个重要因素。
(5)仲裁原则上采取不公开审理。这将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商业信誉。
（二）确定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考量因素
1.纠纷主体的平等性
所谓平等主体是指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是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民事主体，即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是平等的。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在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有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的主体，只要他们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属于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畴，那么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也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1]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同时还必须签订有仲裁协议，只有符合这两个基础的争议才是我们讨论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基础。
2.争议的可争讼性
争议具有可争讼性。即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时，若该纠纷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那么也可以在纳入具有“准司法”属性的仲裁的调整范围。争议可争讼必须包括两点：首先，存在双方当事人。其次，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2]以此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仅仅有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不存在争议而只是要求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比如宣告公民死亡（失踪）之类的非讼案件就不能进行仲裁。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
可处分是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的实体权利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置，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行使权利、主张权利、放弃权利。[3]也就是说，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共秩序及道德良俗的情况下，可在合意的情况下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即此类纠纷可以提交法院，也可以和解或在双方处于平等主体的情况下合意提请仲裁委员会仲裁。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诸如行政纠纷这类的案件，纠纷双方是不平等的主体，像这类的案件我们就不能提请仲裁委员会仲裁。同时，仲裁委员会只受理合意且平等主体下的民事纠纷，也就是说刑事纠纷案件就不能进行仲裁。
三、我国仲裁受案范围的完善
（一）扩大仲裁受案范围的必要性
1.有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仲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相对于国外是比较滞后的，发展也比较缓慢，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相适应的。仲裁机构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民间机构，其应当是相对独立的，但在我国现行的条件下，真正能独立于政府的仲裁机构非常少。这主要是由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现状决定的，仲裁机构的独立首先应当是财政上的独立，但是财政的独立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做保证，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案件来源来保证足够的经济来源，这样仲裁机构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
仲裁与诉讼相比其案件来源相对单一，影响了仲裁机构的发展。仲裁与诉讼作为纠纷的两种解决方式，二者各有其特点。但就受案范围来讲，诉讼要宽泛的多。仲裁机构可以受理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人民法院不仅可以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而且可以受理他们之间发生的人身关系纠纷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仲裁委员会可以仲裁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受理，对于此类案件，我国法律规定纠纷只能选择仲裁委员会和法院中的一个提讼或提请仲裁，即或裁或审。这样仲裁委员会与法院之间就产生了竞争关系，这对于仲裁机构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势必要求在合理的范围内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来促进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同时，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决定了其在财政上是自收自支，仲裁机构自身的发展需要提高案件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上诉讼和仲裁的巨大区别使的仲裁的案件来源渠道相对单一，有案源的保证是仲裁机构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现实运作中，除了法律规定的仲裁受案范围是影响案件来源的一个主要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诉讼和仲裁在案件受理费用上的差别。就2007年最新修改的仲裁收费标准来说：仲裁机构在大额标的上相对于法院较小，但在小标的额的收费上相比之下还略高一点；另外，仲裁委员会在仲裁费的收取上也不如法院灵活，比如法院在办理房屋产权的的案件时只收取固定的一小部分费用，而仲裁委员会则需要按标的收取案件处理，这较之于法院的收费而言就非常高了，这样就影响了仲裁机构的案件来源。但我们不能通过降低案件受理费来扩大仲裁机构的案源，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仲裁机构本身是一种自收自支的民间组织，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仲裁员的费用，仲裁庭的组成都需要一定的成本。人民法院属于国家机构，其财政源于国家划拨，在经济上就没有后顾之忧，而仲裁委员会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其只能是自收自支性组织，不能靠降低仲裁收费标准来增加案件量。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来增加案件量，并充分利用仲裁一裁终局、灵活、快速的优点来吸引更多的纠纷提请仲裁，这才真正有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2.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
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对法律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也愿意将纠纷提交法院解决,这对我国法制建设是一件好事，同时对我国法治化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这给我国法院系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诉讼爆炸”的到来，审判任务繁重与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已成为制约我国绝大多数法院工作的“瓶颈”。尤其是2007年国务院出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诉讼压力进一步加大。就拿重庆市巴南法院来说，2007年4月份该院新受理案件522件，比上月增长了157%，其中仅交纳10元诉讼费的案件就达19件。[1]诉讼费下调给打官司的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但同时法院收取的费用却大幅下降。在法院财政保障机制未改变的情况下，案件激增而作为法院赖以运转的诉讼费收入减少三分之二，法院工作因此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律资源是很稀缺的，在甚至出现一个县只有一名法官的尴尬境地。面临当前情况，一方面要加强法院自身的建设，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的法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仲裁作为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解决方式，应当充分发挥仲裁机构的作用，适当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将更多的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让越来越多的纠纷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从而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我们不应当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法院面临大量的案件数量而面临诉讼压力。另一方面仲裁机构由于案件来源的稀少而影响其生存和发展。
3.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
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诚信度相对较低的国度，这一点基本上是不可否认的，有学者也有这方面的调查研究。[2]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如此，司法界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更是让人失望，人们对法官、对法院的信任度也有所下降，这就导致了在纠纷发生后人们由于对法院的不信任而可能不将纠纷提交法院来解决，而是采用其他的解决方式，比如说私力救济。[1]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信誉著称的礼仪之邦，法院的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诚信度的指针。人们对法院的不信任无论是法院体制的原因还是其他社会原因造成的，总的说来这都不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常态。之所以说仲裁制度的发展能够加强社会的诚信建设，是因为仲裁制度的发展让纠纷主体在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多了一条渠道，在仲裁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仲裁机构与法院就好比市场上的两种功能近似的商品，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有自由的选择权，这就从实质上在法院与仲裁机构之间产生了一种竞争，尽管可能从短期来看，法院优势明显。但如果就长远来看，法院的这种失信（从当事人角度来看，尽管法院角度并没有失信）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那么仲裁这样一种社会型救济的优势将会凸显，而这时，无论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对当前中国基层法院来说，这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会迫使法院对自身信誉的重建，而基于前文的逻辑，这一转变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重大的。
（二）完善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方案
1.明确现行法律规定
我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受案范围包括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应该说，对合同纠纷可以仲裁并无太大争议，而对于“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争议则是比较激烈的。在立法上对仲裁的受案范围的规定有待于明确化和具体化，应将“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即具体哪些纠纷是可以仲裁的。同时，对于我国现行的仲裁实务中所普遍适用的仲裁受案范围，我认为是过于狭窄的。我认为我们应在允许的范围内将仲裁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立法上具体的扩大我认为应与国际公约大体上一致，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制定一项立法，一定要关注到社会的接受程度。各国国情各异，世界通行的不一定是中国受用的，因此仲裁受案范围的扩大也要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相符合。
2.将更多知识产权纠纷纳入仲裁
在立法方面，《仲裁法》对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的可仲裁性未予以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仅有《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侵权可仲裁的规定，其他如《专利法》、《商标法》等均未作规定。而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纠纷主要包括：（1）专利商标许可协议（主要是使用费问题）争议、有关转让协议争议；(2)专利商标的有效性以及专利强制许可协议争议；(3)专利商标的侵权纠纷。[1]对于有关专利、商标转让合同的纠纷按现行法是可以仲裁的，但有关专利、商标侵权纠纷是否可以仲裁我国相关法律并未规定。我认为将有关知识产权的商标、专利侵权纠纷纳入仲裁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企业的商业信誉日益成为其一种无形资产；同时大多数知识产权如专利都有一定的商业秘密，企业当然不希望将诸如知识产权的纠纷公开审理，这将不利于他们商业利益得到维护。仲裁审理的不公开性恰恰符合企业的心理，有利于维护企业的商业信誉和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商业秘密。其次，与法院由法官审理不同，仲裁机构由仲裁员裁决。仲裁员一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大学教授，对该行业一般都有较深的研究，而法官在法律实务方面可能比较精通，但就知识产权相关的领域的知识可能就不如仲裁员研究的深，而且仲裁员的资格审核也比法官更加困难。同时仲裁机构相比法院在立案审理过程中也更加灵活，纠纷双方可以协议选定对该纠纷领域有较深研究的仲裁员来审理该纠纷，从而使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再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可以使双方的知识产权纠纷得到快速的解决，这也符合商事活动高效的特点。最后，仲裁虽然具有非官方性，但它与诉讼关系密切。仲裁制度中有相当数量的具体内容可准用民事诉讼制度，如仲裁程序的具体步骤、仲裁员的回避、财产保全、证据规则等，这种特点使仲裁机制在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明确的依据。[2]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而在纠纷解决上，我们在重视诉讼等已有的解决方式的同时，也应当大胆的引入仲裁机制。因此，仅仅将著作权纳入仲裁到仲裁是显然不够的，应进一步扩大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如专利权、商标权等进入仲裁。
3、增加有关专业纠纷的仲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使得像医疗纠纷等专业性的纠纷呈上升趋势。目前我国诸如医疗纠纷这类的专业纠纷的案件主要是通过行政裁决和通过法院诉讼这两种途径解决的。但是，行政部门和法院在处理专业纠纷这类案件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案件久拖不决、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欠缺导致判决不够公正等等。因此，在结合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起公正、高效、低成本的专业纠纷的仲裁制度，无疑是解决诸如医疗纠纷等专业纠纷的重要方式。[1]
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近年来，医疗纠纷成为我国老百姓越来越头疼的问题，在解决医疗纠纷时，当事人往往采取自行协商和解或通过律师等调解解决，而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的纠纷则相对较少。因为诉讼途径成本高、程序复杂、效率低，而且由于绝大多数法官医学知识缺乏，对有关证据的效力和诉讼进程难以把握，使医疗纠纷的定性和处理困难，相对于其他类型案件的审理显得苍白无力，案件久拖不决，判决结果也常常是纠纷纠纷双方都不满意。而且，在医疗纠纷中，除少数重大医疗事故外，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均为民事纠纷，且纠纷的最终解决也都落实到经济补偿上，因此解决此类纠纷宜采用半官方的公断方式。仲裁较之于诉讼，其审理的程序简单，效率更高，服务更好。同时，仲裁员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在组成仲裁庭时，可以选择对医疗领域比较了解的仲裁员来审理，这样仲裁员对该纠纷的定性和处理更加容易，有利于该纠纷更好的解决，也就相对节约了诉讼成本。而且医院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机构，在产生医疗纠纷当然不希望将该纠纷公开审理，这对医院的声誉是非常不利的，仲裁的不公开审理有利于医院声誉得到维护。[2]为此，我建议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将医疗纠纷纳入仲裁范围。
此外，像金融、体育、证券等方面产生的纠纷都可以纳入到仲裁中来。可以建立专门的仲裁委员会、聘请对相关领域精通的法律专家来处理这些案件，从而保证案件的公正性。
我们还应注意到，对仲裁的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应只体现在《仲裁法》上，在其他的相关法律中也应当有所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上对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制定和完善上予以重视。比如说在有关知识产权法律中规定商标权和专利权的侵权纠纷可以仲裁，还有像在金融、证券相关法中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其也可以进入仲裁等等。
结语
根据笔者对银行内部诉讼流程的了解，从信用卡欠款产生到民事立案，发卡银行一般会经历银行自身催收和外包催收两个环节，时间也不会少于三个月，从表面上看超过起刑金额的信用卡纠纷案件都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因此信用卡纠纷案件高发的背后是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案件的逐渐增多。激增的信用卡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更是社会和媒体眼中焦点中的焦点。如何处理该类案件，成为民事法官在受理该类案件之后最为棘手但又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被界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格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该类犯罪行为的起刑金额、规定期限和几种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的行为，使“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定罪量刑上具可操作性，但是该类透支欠款行为同时具有民事债务性质，是必须将刑事前置还是民事、刑事可以分开处理根据现行法律的应然规定似乎不存争议，但是司法实践做法对该原则的突破却会使问题复杂化。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共同确立的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即“先刑后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得到沿用。（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因此，法院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对于标的额本金超过一万元的案件，都应当按照上述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的，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实践做法
1.对于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案件民事审判庭不予受理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持卡人透支本金1万元以上，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要件。部分地区的法院对于该类案件会要求发卡银行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该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未作刑事立案的，才受理债权银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这样处理虽然能够避免刑民交叉时的问题，使得该类犯罪避免出现“刑民交叉”时的矛盾，但是明显不利于银行诉权的行使。
2.审判实践中直接忽视移送环节，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
笔者根据对全国十几家法院面对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实践中他们在受理该类案件后，并未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处理，而是对该类案件依照民事案件审理的程序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至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是否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责任，由发卡银行自己是否报案来决定。
（三）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相冲突的现实表现
1.受害银行不知其案件已被刑事判决仍继续追偿信用卡全部欠款
因现代通讯手段变更很快，笔者在参与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过程中，初步联系持卡人时，发现如果持卡人未及时通知银行变更联系方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直接联系到持卡人，此时我们会继续联系持卡人留在申请表上其他联系人的电话，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反问：持卡人已经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了，法院怎么还继续追究他的责任？询问发卡银行，发卡银行竟然也不知道持卡人已经因“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判刑，因刑事判决已经处理过欠款本金部分，其诉讼请求再继续请求偿还本金部分，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在无法详细核实持卡人是否涉嫌犯罪被追究责任时可能导致银行债权被司法重复确认
目前，“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查询系统，且银行在对持卡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大部分案件都无法有效联系到持卡人或者确切了解持卡人的现实状况，导致信用卡纠纷案件的民事承办法官无法针对每一件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是否因信用卡诈骗罪已经立案侦查或者已被刑事判决均进行核实，此时民事承办法官如果仍按照信用卡纠纷的司法审判经验在穷尽其他送达手段公告送达后予以判决，如果存在该笔债权本金已经被刑事判决确认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刑事和民事的重复司法确认，使银行就同一笔债权本金享受重复债权。笔者及同事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在收到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卷宗后，首先进入系统内部的判决书查询系统查询持卡人就该案是否已经受到刑事处罚，虽然这在一定程序上能够减少重复判决，但是对于虽然做出裁判但是文书尚未生效的刑事判决无法有效获得，该类情况依然无法完全避免。
3.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
根据笔者查阅的众多的不同法院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发现，该类判决书只针对本金部分做出了追缴发还的处理，对于利息、滞纳金等银行仍享有债权的部分并没有予以确认，但是，该部分债权银行又不会主动放弃，因此银行为追讨该部分欠款必将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即是同一法律关系又是同一法律事实的信用卡纠纷发生两次诉讼。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一）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的理性分析
1.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信用卡纠纷案件，即使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其民事部分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无须经过刑事侦查就能确认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如果受制于“先刑后民”的应然要求，将该纠纷移送公安机关，且不说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侦查，根据某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经验，无法联系到持卡人公告案件的比例一直很高，即使该类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亦无法很快将持卡人逮捕归案，反而可能因此导致民事诉权长期拖延，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2.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现代法律的分析，在考虑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时，往往离不开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的诸多领域，如“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而效率作为经济理性的一种追求，在法律领域同样适用，如果一项制度缺乏效率的支撑，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挑战。对于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其民事部分的审理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刑事责任的追究只是对其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民事责任完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认定，首先必须区分一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区别，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通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确定民事中的适合被告及其行为的可追责性。
这既不会影响刑事判决的结果，也不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即刑民分开处理并不会危及司法公平原则，此时如果仍严格坚持应然要求，则会将本可以高效、便捷处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尤其是无法联系到持卡人的案件陷入长期拖延的境地，加上现在针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现状，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导致应然要求根本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3.危害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的来源在于公正的司法以及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在现今部门之间配合并不流畅的状况下，如果出现债权的司法重复确认，那么对于判决既判力的损害不言而喻，而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怀疑将会更加深化，并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
（二）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1.侵害债权银行的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发卡银行的符合其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之时应当予以立案，对于信用卡纠纷是否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不应当在立案阶段进行实质审查，更不应当对于该类纠纷给银行提讼设置法律之外的前置门槛，加上透支欠款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观认定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可能将本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强制启动刑事审查，导致银行不但增加启动刑事诉讼的成本，而且侵害了发卡银行的民事诉权。
2.可能侵害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标的额超过1万元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一律强制设置刑事审查程序，对于本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透支持卡人是不公平的，因为随着信用卡信用额度的不断提升，透支消费金额越来越大，如果持卡人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拖欠银行欠款不还，只是消费后可能短期经济状况恶化或暂时经济困难无力偿还，银行在追偿之前必经刑事程序可能会造成这一部分人无辜经受刑事侦查程序，存在侵害该部分持卡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更进一步分析可能隐含着对持卡人“有罪推定”的意思。
3.存在违反规定的问题
实然做法与应然要求的冲突本身就是对现有规定的突破，因此认定法院忽视移送侦查环节，并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应无疑义，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实际上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但是，在具体个案中的突破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一类或者某一个法院，例如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企业资产遭侵害的刑事案件过程中，打破我国司法“先刑后民”的惯例，在犯罪嫌疑人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支持企业先行民事，成功地帮该企业索回了被侵占的财产（陈杰人：《打破“先刑后民”是私权回归的要求》，载《法律与生活》2005年1月下半月。），亦是突破规定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成功典型。但该行为违反规定的性质依然不能排除。
三、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与出路设计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
1.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
“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至今仍有争论，法律也没有做出修改，笔者在本文中无意探讨先后问题，只是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前面已经论述了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主要特征，民刑处理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牵连关系，民事责任的承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之间没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于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恶意透支行为，民事判决并不洗脱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亦不妨碍公安机关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侦查，出于尊重银行诉权和司法效率及现实的考虑，如果能够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直接建构一种能够及时沟通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联络平台，将银行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以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进行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法院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法院已经以信用卡纠纷案件立案的持卡人，公安机关亦暂缓刑事立案，双方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处理结果再做出相应的司法行为，不但能够解决沟通不畅问题，而且对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没有违反，应该是一种较好的出路
2.应充分考虑我国持卡人的现状
信用卡在我国的日益普及使得持卡人越来越多，信用卡纠纷的涉案主体低龄化现象渐趋明显，该部分人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且消费意识更趋于超前消费，即使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自身经济状况产生波动，尤其是恶化的情况下，在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还款且透支本金超过1万元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对该种情况一律视为“涉刑”并予以立案侦查，基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于持卡人及其社会评价影响较大，如果进一步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可以说对于持卡人的不利影响将持续其一生，其在服刑期满后的生活轨迹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现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起刑点较低，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将会使很多持卡人均要接受刑事侦查，明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刑法预防、教育功能的实现。
3.充分考虑现阶段信用卡纠纷案件持卡人到案审理情况
对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未确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前尽量不要急于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因为虽然刑法规定了严格的客观条件，但是银行在催收过程中能否严格做到，以及做的方式会不会激化社会矛盾，并进而借助合法刑事手段逼迫持卡人还款无法具体审查。而根据某法院司法实践经验，信用卡纠纷案件如果能够有效联系到当事人，无论金额高低，很多当事人都能够直接还款，并请求银行撤诉或者与银行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该类案件的到庭调撤率较高，说明直接启动刑事侦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刑事犯罪的主观要件，同意还款的行为足以支持不能够认定持卡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近几年到庭调解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仍占据绝对比例。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出路设计
“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在我国确立后就饱受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从理论上和现实中进行论证，也有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案件来确定到底是适用“先刑后民”、“民刑并行”还是“先民后刑”，笔者限于学识无法得出定论，因此试图探讨一种能够绕开上述论题，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并解决信用卡纠纷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出路。
1.建立公民涉信用卡纠纷信息查询系统
笔者认为，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民征信系统为基础，对于信用卡欠款的公民是否在接受刑事侦查或者参与民事诉讼由公安机关或者法院将其录入征信系统，并对公安机关立案部门和法院的立案庭开放，使其在接受银行报案或者立案时能够直接通过查询系统获得持卡人的涉信用卡纠纷的实际状况，法院对于银行未进行刑事报案且公安机关未予刑事立案的信用卡纠纷视为民事纠纷，并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对于已经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且已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才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是应然的，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一律裁定驳回，移送公安机关。系统的设立即可以有效的防止重复判决，也可以预防“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为滥刑的可能性，又不会对银行的诉权产生影响。
2.健全民事法官对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甄别标准
民事法官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直接接触到当事人，对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便利的判断条件，因此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民事法官须通过和持卡人谈话的方式来判断主观恶性，对于确实因经济困难，无法及时还款，但是又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持卡人继续民事审理，可以避免这一部分人极易接受刑事侦查的弊端;对于确实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持卡人遵守“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再沿用目前实然的做法跳过现行的法律规定一律按照民事审理，那样可能会放纵部分触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逃脱刑事处罚。
3.改变刑事判决的传统做法
前文已经述及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每一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面临二次诉讼成为必然，起因在于刑事判决对于银行的民事债权只处理本金部分，而对于利息和滞纳金等费用不予处理。刑事立法是以本金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因此刑事判决如此处理并无不当，但是如果能够修改刑事判决，定罪量刑仍以本金为准，只是在刑事判决民事追偿部分做一下简单技术处理，借鉴民事判决的处理方式，将利息、滞纳金等费用包括在内并非难事，这样做不但可以有效避免刑民二次诉讼，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比起修改法律来说又能够节约巨大的立法成本。
四、结语
一、“民转刑”案件基本情况
2013年，齐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民转刑”案件22件38人。故意伤害案14件23人。其中因“欠债不还”引发2件11人；邻里纠纷引发6件6人；“酒后口角”临时起意引发5件5人；“第三者”插足引发故意伤害1件1人。非法拘禁案3件10人。其中因感情纠葛引发2件5人；因“欠债不还”引发1件5人。放火案3件3人。其中感情纠葛引发2件2人，“不服城管”引发1件1人。故意杀人案2件2人。其中对法院民事判决不服继而将仇恨转至法官，杀害法官引发1件1人；同学矛盾引发1件1人。
二、“民转刑”案件类型
（一）家庭问题产生的纠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但精神生活相对空虚。因为家庭纠纷引发犯罪的事件愈演愈烈，夫妻感情不和、第三者插足、非法同居、谈恋爱不成、继承问题、离婚导致抚养问题等“因情”引发的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大，且女性犯罪较突出。
（二）邻里矛盾产生的纠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利益主体分化，农民个体利益逐步突出，一些农民遇到矛盾纠纷，不找政府解决，往往是采取过激行动，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
（三）经济利益导致的纠纷。突出体现在因借钱索债遇到困难，萌生报复念头，从而伤害他人，也有些债权人利用非法的手段比如非法拘禁追讨债务。
（四）道德缺失引发的纠纷。日常生活中，个别人法制观念淡薄，受所处社会环境、风气等影响，人们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丑陋现象抬头，往往因喝酒、娱乐、出口成“脏”、斤斤计较等生活琐事产生伤害。
三、“民转刑”案件特点
（一）案件突发，诱因简单。“民转刑”案件多属偶发性犯罪，也有矛盾存在已久情况，但犯罪分子事先并没有杀人、伤害等动机和预谋，有的当事人因一句话、一棵树引起纠纷，有的当事人为水流、通道、采光、通风等问题引发纠纷，先是争吵、谩骂、恶语相伤，继而拳脚相加，持械行凶，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酿成人命。
（二）涉及人员多，导致。在纠纷发生过程中，当事人常常呼亲唤友，全家出动，形成户斗、族斗，甚至地方性械斗，成为导致多人受伤的。
（三）犯罪主体呈现“两低一高”态势。在“民转刑”案件中，作案人员一般年龄低，90%为40岁以下青、壮年；文化程度低，多为小学毕业；男性比例高，占到80%以上。
（四）案件可大可小，具可转化性。可大可小体现在纠纷的细小和繁琐，当事人双方往往是熟络人，犯罪往往在一念之间，而原因却是愤懑积压已久。倘若能够及时以正确的方式和途径将矛盾化解于萌芽之初，犯罪便无从发生。
四、“民转刑”案件的成因
“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齐河县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的情况，引发的原因如下：
（一）道德教育缺失。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经济和文化的不协调发展，特别是忽视了人的自身建设。部分人利己主义盛行，心理浮躁、斤斤计较。个别人员心理偏执，出现纠纷不是找有关部门调解，而是武力相向自行解决。
（二）法制教育滞后。特别是社会底层群体，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法律知识的能力差，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够，即使发生问题寻求法律渠道处理的很少。而发生问题之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很差。还有的“民转刑”案件是由受害人的过错引发的，有的受害人得理不让人，胡搅蛮缠，往往使小矛盾激化成了大矛盾，进而导致故意伤害等案件的发生。
（三）基层调解组织调解不力。个别单位、部门对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即使制定了应急预案，运行机制也不健全。还有一些基层调解组织，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态度，对发现的民事纠纷不是积极调解，放任扩大结果的发生，或认为司法部门都解决不了，自己更没有约束力，既然不能达到双方满意，就干脆直接让其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四）客观原因导致司法不及时。当前司法部门因人员、经费等原因，不能及时对民事案件做出处理，或做出处理也难于执行到位，使司法权威在群众中丧失信心，因此出现纠纷也不愿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五、关于“民转刑”案件的法律适用
（一）要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民转刑”案件，在处理纠纷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注意将纯属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而引发的伤害犯罪和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引发的伤害犯罪区分开来。要注意把有预谋、有准备的加害与因琐事矛盾而一时激愤而引发加害进行区别。要注意嫌疑人行为与责任关联的审查，防止因果关系脱节而引发案件质量问题。要准确适用法律和强制措施，既要查明是否构成犯罪，又要把握有无逮捕必要，能否进行刑事和解，能否暂缓。
（二）做好对轻伤害的调解工作。对于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案件，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尽其所能的做好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双方做好赔偿协商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执法人员应当尽量消除以办案数量来衡量工作绩效的观念，努力把由于民事纠纷有可能转为刑事案件的情况引导到以民事方式去解决。
（三）坚决打击恶性刑事案件。对“民转刑”案件中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案件，要坚决依法打击，同时，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益，以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六、预防“民转刑”案件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要给予基层调解组织以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和经费上的保障。民事纠纷的起因大部分是一些小事，特别在农村，村民之间、邻里之间常发生小纠纷、小矛盾，作为基层组织，发挥基层调解民间性、自治性的优势，在村民间发生纠纷、矛盾时及早进行调处，使纠纷、矛盾得到及时解决，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二）加强普法宣传。针对不同层次人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使普法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小区、乡、村，做到家喻户晓，增强广大农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形成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合力，把法律、道德和心理学教育纳入学生课堂，注重对留守儿童、问题少年的生活关怀、心理疏导、行为矫正和困难帮扶，减少青少年犯罪。
（三）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建立和完善区、乡镇（办事处）、村（社区）、组四级情报信息网络，落实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排查化解本单位存在的矛盾纠纷，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和矛盾纠纷报告制，把排查化解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人，确保矛盾纠纷早预防、早发现、早调处，实现“小纠纷、大调解”，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聘用合同在签订时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签订一般合同的条件，但其一旦生效则具有单独的特点。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体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通常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用人单位。另一方主体是一个或数个劳动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体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劳动者即成为聘用单位的一名职工，接受聘用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者与聘用单位形成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按协议或国家规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权利。
第三，劳动者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劳动者只要按合同，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数量、质量指标或任务，即可以取得报酬。该报酬与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挂钩。
第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不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础工资，而只可能影响奖励工资。
实践中，聘用合同与联营、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认定案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聘用合同与联营合同的区别
联营是平等的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中法人与个人的联营合同容易与聘用合同混淆。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主体、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面。联营合同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联营各方按约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聘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生产及经营风险则由聘用人承担。紧密型的联营还将成立新的法人体，聘用则无此特殊要求。例如，个体经营户王某与某热水器厂签订一份协议。协议言明热水器厂聘用王某为产品推销员。王某自费为热水器厂推销产品，并按销售利润的30%取得报酬。这实质上是一份联合销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产品的推销费用，并承担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热水器厂则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联营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尽管这份协议中有“聘用”字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规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式的条款，可以看出它的联营合同的实质。
2、聘用合同与合伙合同的区别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按约获得的协议。个人聘用个人的合同关系在表面上与个人合伙相比，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现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上，聘用人以工资形式支付被聘用人报酬。聘用人独自承担风险，而各合伙人则以共同劳动按约分得报酬，共同承担风险，且各合伙人之间对外承担无限清偿的连带责任。法律形式上合伙与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经营必须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而聘用则无此要求。
3、聘用合同与承包合同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