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2 09:16: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吴春梅 石绍成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理论范式的更迭内在地包含了范式间的紧张关系，学术批判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外显。从行政思想史上看，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这一奠基性范式的质疑与学术批判蔓延达百年之久。它们在推动行政学说范式变迁的同时亦保留了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部分思想特质。本文试图运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以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实—价值二分再到决策—执行二分的演进过程为主线，深入地分析与这些过程存在紧密关系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一般状况，以期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质在学术批判所引致范式变迁中的“遗传生命”，亦展示出一个相对全面的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过程。
一、知识社会学①：一个思想史分析模式的引入
一般认为，知识社会学奠基于马克斯•舍勒，成熟于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经典定义认为，它“是一门探讨每一个知性立场对其背后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种立场的进化视为己任”［1］61。因此，思想是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它的目的之一在于揭示思想的演进过程，即在展现思想在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之时亦揭示出其中思想的“遗传生命”［1］35另外，它旨在揭示思想的起源与演化对一定社会群体的依赖作用。知识社会学虽然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怀疑论传统以及维科的《新科学》，但它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共同体中形成的。曼海姆在将知识社会学与哲学和史学比较的过程中确立了其独具特色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图略）：（1）知识社会学持着动态的思想观，它认为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会随着社会与历史的进程发生变化。与哲学倾向于将对思想史建立在没有时间性的和绝对的理性之上不同，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应该关注于思想的演化［2］4-5。故此，对政治—行政关系的考察不应局限于最早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应将视野延伸至这一范式变迁的整个过程。（2）知识社会学认为思想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对思想的考察需要借助社会—历史背景的视角。曼海姆认为，哲学与思想史学都始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而知识社会学对此持相反态度。因此，每一种行政理论范式的出现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3）知识社会学考察的是产生于群体的思想，它认为只有群体而非个人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思想。知识社会学所考察的是“从群体行动的背景产生出来的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3］3-4。知识社会学认为，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实际上是他所属群体的产物，也唯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因此，对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分析离不开对学术共同体的考察。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考察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该框架力图从纵向上展示出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迁，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质在此过程中的传承；并致力于从横向上较为全面地从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共同体的外—内双层结构中揭示出影响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主要因素。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时代的实际经验世界兼其精神气质两项内容，学术共同体则主要考察学术立场业已分化的学术群体或学派（为了表达的方便，亦可能选取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审视这些思想对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影响。社会—历史背景构成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条件约束，既间接促进范式变迁又设置了变迁限度；学术共同体亦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约束，它是推动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直接动因。用曼海姆的话来说，以上分析进路使得知识社会学拥有了对思想“精确论述”的能力［3］52。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为了发挥它的这一优势，从而相对完整地展现政治—行政关系范式的变迁过程，亦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在此过程中的“遗传生命”。
二、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
根据丁煌［4］、陈世香［5］等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分为：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与决策—执行二分三个阶段。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行政思想史中曾经被称为“美国公共行政的圣经”［6］，然而，对它的质疑与批判之声亦从未中断过，这种批判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的变迁。威尔逊是学界公认的行政学鼻祖，他于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作为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领域的价值中立性使得行政学的独立及其科学化成为可能。从发生的意义上看，政治—行政二分法主要是从工作性质与从业人员差异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活动进行区分［7］。古德诺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与行政》中从政府功能区分的角度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古德诺认为，政府存在着“政治”与“行政”两种性质不同的功能，“政治与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8］10。但是，古德诺认识到行政与政治抽象的、绝对的分离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政治必须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因为政治功能对民治政府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8］14-25。早期行政学者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是零散的，这种批判尚未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怀特的《行政学导论》为行政学科学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然而，就行政学研究旨趣而言，怀特认为：“公共行政研究需要与涉及正义、自由、服从和国家在人类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政治学相结合”［9］。古利克则拒绝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他通过对政治概念的再定义和行政人员角色扮演的分析指出，行政不应该也不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分离出来［10］107-109。行为主义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已经走向学术自觉，并且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故而促成了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1）行为主义行政学：方法论转向。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派尝试从方法论的高度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进行理论颠覆。该学派将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静态的原则、程序等转向了动态的行政行为。西蒙指出，行政行为本质上是组织不断决策的过程，而决策与政治紧密相关，所以政治—行政二分在理论上无法成立。作为一种理论替换，西蒙提出了事实—价值二分说，认为就政治而言，决策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价值因素，对于行政，决策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事实因素。（2）新公共管理：概念重塑。新公共管理扬弃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提出了决策—执行二分的新模式，该模式将其理论基础置于经济学之上，并在执行层面大量借鉴企业管理的理性模式。科尔巴奇认为，行政学主流的学术用语经过由管理到政策，再到治理的过程，政治与行政的边界已经模糊［11］，因此，语义更明确、外延更易界定的决策与执行分离的观点登上了历史舞台。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新公共管理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把政策制定（决策）同服务提供（执行）分开的体制”［12］。以上学术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行政学范式的更迭，但是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全然的断裂。从研究对象上看，它们一直都是在围绕政治—行政关系探讨两者的边界及其分离的可能与限度。从思维方式上看，外显为肇始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学科科学化的公共行政现代性思维贯穿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整个过程。这种理论层面上的科学化趋势及其内在地对经验层面的技术化要求，体现了普遍主义的、统一的、可通约的、整合的、总体化的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思维模式。
三、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共同体
由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实—价值二分再到决策—执行二分的变迁，是社会—历史背景间接推动与设置变迁限度的情况下学术共同体努力建构的结果。其进程展现了“行政科学”之科学性的三个面相：普遍性公理（原则）、自然科学化、公理性假设和数理逻辑。
1.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与普遍性公理之行政科学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为行政学现代性叙事的开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引致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存在直接经验关联，工具理性社会蔓延的时代精神气质为行政管理领域的分离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一范式下的行政学试图以普遍性公理（原则）为其科学性奠定合法性基础，这与唯理论哲学存在紧密的思想关联，它并不具备太扎实的科学哲学基础。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政治—行政二分提出了要求，既有的政府实践则赋予了它现实可能性。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对行政领域的专业化提出了要求。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政府职能与机构急剧膨胀，威尔逊认为政府活动的困难“正在堆积成无以伦比的高峰”，政府急需行政改革和行政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有一门行政科学……的理由之一。”［13］此外，政治领域中的三权分立和政党制度为行政与政治分离提供了制度基础。三权分立实际上承认了行政与政治的差异性，也意味着政治对行政的制约；政党政治与人事更迭所引致的政局动荡亦迫切地需要相对中立的行政系统。最后，欧洲的行政实践，如普鲁士的任官制度和英国的文官制度等，亦为这一范式的建立提供了一些借鉴。工具理性的社会蔓延作为那一时代重要的精神气质为行政从政治中分离提供了动力。贝尔甚至认为，一部现代文明史，就是工具理性高歌猛进而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14］。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导致了现实生活的计算性与数学化，进而引致计算型人格的出现［15］。同样的逻辑，人的工作领域亦面临着精细谋划和计算的侵蚀。从现象学的视角看，当“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浸没的时候，“意向性”发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信息，不仅符合逻辑而且也与经验相符。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为行政学科学化的源头与唯理论哲学有紧密关系。科学的内在品性是严格的数理推论和经验观察的对立统一，如巴伯所言，“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又是经验的”［16］。就本质而言，科学的内在张力更多的体现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上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行政学科学化之路长时间表现为这两种路向的分离。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偏向唯理论一端的。首先，它表现了行政学对普遍性知识建构的冲动，对普遍性（一般性）行政原则的研究构成了那一时期行政学最重要的表征。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践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上”［7］。古德诺认为：“人类毕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人类，人们的各种政治组织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会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取同样的方式。”［8］4其次，行政领域价值中立使得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最终上升为普遍性的“效率原则”，而效率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以理性主义为渊源的合理化逻辑［17］。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于政府如何能在花费最少的情况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行政活动［18］。在唯理论思想的影响下，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建构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知识论的基础。
2.事实—价值二分范式与自然科学化之行政科学事实—价值二分范式的建立是行政学科学化的一个新，它在批判前“行政科学”科学性不足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19］。与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相比，该范式拥有相对成熟的科学哲学基础，它试图以自然科学般严谨的逻辑与方法体系为其科学性辩护。需要指出的是，该范式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批判，没有太多的现实指向，它不作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职能区分的准则［10］174。故此，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学术共同体上。事实—价值二分范式确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科学决策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在二战期间，运筹学等建立在严格的数理分析基础上的决策技术解决了许多作战问题，显示了科学的巨大作用。战后，运筹学在工商业部门和军事部门等得到了运用，特别是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大大增加了运筹学的实用价值，使得决策过程增加了科学成分。另外，作为工具理性社会蔓延的继续，按照可度量、可通约、可计算、可预测的程序对行政活动进行改造、组织、管理的欲望得到了增强。事实—价值二分范式的建立与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紧密相关［20］77，主要反映在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两个方面。行为（behavior）是行为主义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其一般定义是：无目的的动作和自发动作的组合。故此，目的等价值因素并不在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围之内。行为主义行政学又称逻辑实证主义行政学。事实与价值分离，并关注于事实性命题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西蒙力图通过逻辑实证主义来建立行政科学，他认为：“和任何科学一样，行政科学也纯粹只关心事实性的陈述。道德论断在科学体中没有任何地位。”［21］253逻辑实证主义又名新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从思想源流看，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孔德、密尔和马赫等人的实证主义基本观点，受到了弗雷格、怀特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分析哲学的启发，也受到了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影响。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西蒙才会将行政学的研究置于事实性命题，即可被验证命题之上［21］45；受分析哲学的影响，西蒙才会在逻辑与语言上追求精确、明了与描述性［20］83；受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等的影响，才有了对建立一门纯粹科学的行政学的冲动。
3.决策—执行二分范式与公理和逻辑之行政科学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与政府的需要共同作用推动了决策与执行职能相对分离体制的出现。首先，新技术革命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极大发展，为政府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其次，私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以及良好业绩，为政府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再次，“福利国家”的发展，使得政府职能及其编制急剧膨胀，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低下，引发公众的普遍不满；最后，由于经济“滞涨”的影响，政府财政收入普遍下降，政府亟须通过改革转移部分政府职能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应属于“高级”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时期［22］3。伴随着高级现代性而来的，将是社会精神气质日益的高度理性化。“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22］4，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行动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和多样选择。在“我将如何生活”的追问下，个人在不断地进行“反思性建构”［22］15，而专家在进行知识的高度“反思性运用”，总之，他们都力图使知识“在总体上趋向于持续的内在完善或增效”［22］33。决策与执行分离是政府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积极回应的结果，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决策—执行二分范式试图以经济学的公理性假设和严密的数理逻辑为基础将行政学科学化之路继续向前推进。该范式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大多建立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都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我调节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和委托—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均认为，政府并不是公共物品有效率的提供者。决策与执行分离，将公共物品提供职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转移，准确界分政府与市场边界正是这些思想的体现。决策—执行二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治—行政二分的继承与发展，从管理思想上看，它们都属于管理主义。然而，欧文•休斯指出，管理主义的基础正是建立在经济学之上，因为管理主义的理性模式绝大部分来自经济学［23］。从思维方式上看，鲍尔格曼认为，管理主义中现代公司和官僚制的体系构造与管理流程，在设计理念上都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所确立唯理主义思维的基本规则。
[关键词]：江村经济 反思
自我国思想家严复对《天演论》算起，他第一次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带入了中国的浪潮，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着中国早年的学人，以此开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程。在学科传入的近百年间，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类学家与学者，而则是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同时也是西方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本文从先生的写作过程、《江村经济》的贡献以及最后讨论当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使命与责任，缅怀大师、追随步伐，人类学、民族学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与《江村经济》
先生的《江村经济》写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求学于马林诺夫斯基时的毕业论文，因此其还有一个英文名称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中文版《江村经济》的副标题;就像先生在题目一样，书中对位于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系统对该村落的现状进行了记录。
当我们翻开江村经济的扉页时，我们会看到一段话“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开了一段先生的奋斗史与不愿被轻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读书于东吴大学学习医学科，后由于各种原因求学于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深受美国社区研究的归国社会学家吴文藻从此开始了先生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发奋的努力后考入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其对体质人类学进行了细致的学习，为其大瑶山的花篮瑶的研究奠定了体质人类学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在恩师吴文藻的主持下，先生与自己比翼双飞的才女王同惠喜结连理，开赴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他们定期向吴文藻老师汇报调查状况。但事情有时充满了遗憾，在调查过程中前往下一个村落时先生与王同惠在向导的带领下掉队，因此迷失方面误入抓捕猎物的陷阱使先生受伤严重，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独自原路返回，却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或许是先生最难忘的时刻，新婚燕尔的夫妻就这样各自天涯。先生受伤后返回吴江养病，期间在开弦弓村边养病边挨家挨户的进行调查，这为《江村经济》的写成收集了资料。同时利用先生姐姐的费达生有力资源，并对该村新兴的近代工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生由于养伤的机遇，为其博士论文的写成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先生也曾有过表达，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经济》的书写，或许是命运的巧合与安排，让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况下，完成两人曾经的愿望支撑先生完成了调查，同时先生也完成了对花篮瑶数据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篮瑶社会组织》得以问世成为了王同惠的遗著。
二、《江村经济》及其贡献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布・马林诺夫斯基写到：
我敢于预言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①
因此该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人类学的发展史。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对异民族、异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异社会结构的分析，西方国家认为异文化是落后和野蛮的，希望由原来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来反观当重构今天西方的发展历程。而先生的《江村经济》便有所不同，是本土中国对自己所生活的本土社会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不仅仅要掌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主客观的转换中寻找制衡点，使民族志的写作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先生撰写并完成《江村经济》的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掀起了，各国反对殖民统治，驱赶殖民者，而人类学、民族学主要是以研究异文化以及殖民文化为基础的，此时的学科研究基点被打破，因此学科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而先生的著作正在此刻提醒并昭示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即本土人类学。
关键词：农村考察；传统图案；创意表现；课程改革
一、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各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育在教学内容结构上基本分为专业技法、专业理论和专业考察（实践）三部分，然而目前我国艺术类学生大学阶段的课程设置和专业培养过多关注了其专业技能的教育改革，而在专业考察方面的创新则较少涉及，这在很大程度影响到艺术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以及对自然美的感悟，而这是艺术创造性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把专业考察和下乡写生相提并论，其实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相对来说，专业考察是需要综合运用艺术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相关知识，采用社会调研的方法系统设计和严密组织，然而目前无论在艺术理论界和教育界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传统图案创意与表现是艺术设计专业大二的基础课，在很多高校都有开设。在授课过程中如何做出特色，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体会、认识传统图案的精髓是课程前期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创意设计的基础[1]。然而在很多高校，教师与学生过多关注创意过程和期待创意结果，而往往忽略了图案的历史背景。例如，曾有学生的月饼礼品包装作业，图案选用的是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棺椁上的图案。包装不论从结构、形式还是色彩的设计上，虽然都可称为上乘之作，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素材的文化背景和产品的使用功能。正如有些学生不无遗憾的说：“原来人们买的是装在‘棺材’中的月饼啊”。虽然，这只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小插曲，熟不知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由于设计师缺乏文化素养而造成的“可笑”设计。
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2]。虽然在一门为期五周的课上让学生们提高文化素养，看似天方夜谭，但进行认真、细致的前期调研则不失为一种周全有效的办法[3]。
本次课程调研地点选择了河北省易县清西陵，调研实行小组制， 3-4人为一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陵区的宫殿、石雕刻和石建筑，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作为依附于传统古建装饰艺术的砖、木、石雕、彩绘、琉璃以及装饰构件，虽然都不是作为单纯的观赏性对象而创作的，但它们在建造过程中所严格遵循的清代皇室建陵制度，则充分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阶级信仰、崇拜或纪念[4]。因此这对于学生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认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形式，以及提高人文素养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
文献收集之前首先将学生分成小组，然后根据教师提供的内容和建议，各小组对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调研项目进行初步的文献资料的收集。这一过程对于设计类学生来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过程，短短的几天内需要他们完成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查找和整理。因为，我们反对直接下载网上数据，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扎进图书馆和资料室，进行有关各种历史（清史、建筑史、艺术史）、工艺制作、研究现状等资料的查找。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要做好记录与初步的比对，这是在借鉴和参考前人成果的同时避免抄袭的一种简便又有效的方法。综合型大学的图书馆储备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跨学科的角度讲查找相对容易，而艺术类专业院校的学生则需要更多去公共图书馆或者书店进行查阅。这一过程既可拓展学生的研究和学习视野，又可在查找范越来越广，准确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日益增强他们的文献能力。由此可见，这种貌似不起眼的相关知识的涉猎和训练，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工作是对学生文献能力的必要培养，也是使学生养成良好调研能力的第一步。让他们学会看书、知道怎样看书，这也是很多教师在毕业论文撰写阶段反应最大与抱怨最多的焦点。老师们普遍反映学生摘抄他人成果过多，本科毕业论文学术价值不大，选题重复。在批评学生论文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反思：大学生在前三年的学习中并没有系统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他们并不清楚如何进行文献资料的查找与分析；如何去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一个研究内容找出新的范围和点子；如何去理顺思路，克服难题；如何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有效的去完成一项工作。发现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改变观念，如何采取尽可能的措施解决问题。大学老师不仅仅是“授业、解惑”的教书匠，更应该是学生社会角色转变的引路者和学生内在潜力的挖掘者。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应在课程设计和内容安排上有意识的加强学生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的训练[5]。
三、调查线路与调研表的设计
首先，每个小组可根据兴趣和前期资料搜集整理情况自由选择调查类别，可以涉及建筑彩绘、平棋、须弥座、雀替、华表、门券石、丹陛石、走兽、石五供、碑刻、琉璃墙壁、栏杆柱头、焚帛炉等各种建筑构件。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 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 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马尔凯(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图尔(Bruno. I，atour )、谢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摘 要：民族认同是当今社会多民族国家特别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回顾了民族认同研究的一些成果，但民族认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
关键词：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综述
建国后民族认同的相关研究一度沉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此类研究才得到开展。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展开探讨，对其逐步深入研究。民族认同的研究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民族认同的概念
对于民族认同的界定，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行为卷入情况等［1］。Carla曾对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族认同是指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2］。国内学者王希恩指出“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3］。不过，民族认同不仅是对自身所属民族的心理上的趋同，而且包括对“他族”的区分。教授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4］。孙九霞认为“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族群中的个体，从未接触过异质的文化，那么就无从产生认同，首先存在一种差异、对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认同感”［5］。可见，民族认同是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基础而产生的。
二、民族认同的理论
关于民族认同，当前学术界存在着“根基论”和“情境论”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前者认为民族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这种“原生性”在时间上是第一性的，是原始的。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对于个人来说，生长在一个特定的群体，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等是先赋的，因此，他从该群体中获得原生的情感联系，从而否定民族认同来源于社会互动。“情境论”又被称为“工具论”，其立场与“根基论”相反，它关注社会互动，强调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与竞争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是群体成员做出选择的出发点。随着情势、环境的变化导致民族认同的可变性、不稳定性，因而民族认同也呈现出多重性。
罗柳林通过对比这两种理论，指出“原生论将族性作为族群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从而成为‘多元的’社会。但是这一研究路径过度强调了族性的原生维度，没能理解民族认同的灵活性与工具性。因而，原生论被认为是一种静止的、自然主义的族性观，缺乏解释力”，而工具论解释了“一个群体为了适应多元社会中的经济生境，可能强调共享的族群认同作为增强协作的手段，将族性视为不同利益和地位群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族性被视为可以为工具目的而选择的东西”，“然而与族性相关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则被忽视了”［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原生论”和“工具论”组合起来解释社会中的族群互动现象。周大鸣指出“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是以族群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经过认同与运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7］。
三、民族认同的要素
对民族认同要素的分析也是学者们对民族认同研究的重要方面。周大鸣将民族认同的要素分为两类：基础要素和一般要素。基础要素包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一般要素包括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同时，家庭、亲属、宗族的认同也会影响到族群的认同［8］。王亚鹏、万明钢指出“民族认同有其一般成分和特殊成分，一般成分主要包括民族自我认同、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和民族卷入等（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而民族认同中的特殊成分则因具体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像民族文化，包括民俗、民族历史等，都是民族认同中的特殊成分”［9］。
张海超从微观层面对民族认同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族群认同的依据最少包含三个方面：文化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和天然边界；历史记忆为其提供合法性，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成为认同本身的组成部分；上述两者必须接受社会因素的改造”［10］。文化认同对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在民族互动中维持着本民族的主体性地位；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引导人们区分“我族”和“他族”。
四、民族认同的层次
一般来说，个人认同可以包含对家庭、社区、地区的认同，也可以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刘吉昌认为“民族认同的逐步发展过程，体现出民族认同的层次性，即由语言、地域、经济的认同发展到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道德、宗教的认同，由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扩大到异民族的认同”［11］。王鉴、万明刚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分别是族群认同，即最初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和广义的文化认同［12］。周建新、罗柳宁指出，多样性民族文化互动中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包括多样性接触中的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多重认同、超民族认同等四个层次［13］。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互动造就了认同的多重性。
我国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对民族认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表现为研究深度不足，理论及方法的运用单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另一方面与缺乏系统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有关。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发展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Phinney，J．S．(1990)．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2］ Carla J.Reginald J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 1998(01).
［3］ 王希恩. 民族过程与国家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140.
［4］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 北京: 中央民学院出版社, 1989 : 7.
［5］ 孙九霞. 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J］.中山大学学报，1998(1).
［6］ 罗柳林. 族群研究综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4).
［7］ 周大鸣.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
［8］ 周大鸣.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9］ 王亚鹏、万明钢. 民族认同研究及其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04,8.
［10］ 张海超. 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展［J］. 云南社会科学，2004(3).
［11］ 刘吉昌. 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J］ .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3(4).
关键词：翻译研究 权力话语 骆驼祥子
传统翻译研究把翻译界定为词对词、句对句的或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转换，但是随着研究者们广泛地从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汲取营养，不断地充实和构建更加全面而完备的翻译理论研究框架，翻译研究已经扩展到更加广阔而深远的领域，纯粹的语言学理论早已不能满足于对许多翻译现象的解释。在当今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中，“权力”和“话语”由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并引申出一系列“权力话语”理论，该理论最大的特点是应用范围之广：“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语境分析此译本，探讨权力话语理论制约下的暴力翻译。
一.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行为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3）是当代法国也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学著作至今不仅在哲学领域产生着影响，同时还在几乎每一个人文领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他的权力话语理论，为人文学科提供了富有刺激的思想动力。在福柯眼中，“权力”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像一个网络，弥漫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权力作用于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Geoff Danaher，2000）福柯的“话语”和我们一般概念上的理解有所不同，不是索绪尔的“言语”，狭义上讲，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王治柯，1999）。权力和话语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权力是话语的保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离开了权力的话语便不是真正的话语，权力如果争取不到话语便不再是权力，所以，话语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所以，翻译不仅仅是文本间的相互转换，也是受到外部各种力量牵制和影响的一项活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因为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郝吉环，2004）下面将以美国人Evan King对老舍先生《骆驼祥子》翻译为个案，探讨翻译是如何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的。
二.Rickshaw Boy译本个案分析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曾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但是，老舍先生本人并不是对每个译本都满意，伊文・金的这个译本是个典型的代表。
1.译者手中的话语权
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似一个观察社会的显微镜，洞察出制约人们话语的束缚之网。他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制约主体性的诸多社会因素，认为人是生活在纷繁交织的权力话语之网中，任何人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不能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来自于当下社会、主体生活环境的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权力话语对译者的操控主要有两种，一是限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时期，中国的译者在翻译题材的选择上的局限；二是要求译者发挥主体性，通过对原文的控制来迎合权力话语的需求。本文讨论的译者就属于后者。
伊文・金（Evan King）是Robert S.Ward的笔名，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根据《老舍自传》中的记载，伊文・金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老舍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甚至可能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十分不满。后来他又发现伊文・金在翻译《离婚》，并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删，以至面目全非，严重歪曲了原著。此时他感到无法容忍，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老舍，1995）两人交涉无效，最后合作关系破裂。伊文・金自己成立了“金出版公司”，强行出版经他篡改的《离婚》英译本。老舍被迫再组织一次《离婚》的翻译工作来和他抗衡以维护自己作品的纯洁性和声誉。这就是请郭镜秋小姐来重新翻译《离婚》的原因。不过，虽然伊文・金取得了美国的版权，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做广告宣传，也由于其它一些原因，郭的译本在美国的销路并不好（舒济，1995）。
理念、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要结合权力的组成来具体看待，文化现象的背后是即是政治权力的操纵（萨义德，1978）。Rickshaw Boy是1945年的译本，正是二战结束之时，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大国，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并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在二战中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并最终在二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在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统治霸权。东方和西方的权力不平衡带来了文化的霸权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丧失了话语权的东方成为了失语的“她者”。译者伊文・金的美国身份，赋予了其强大的话语权。在这个个案中，译者过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来迎合美国强权文化的需求，不仅是凌驾于原作的权威，更是凌驾于中国学者和中国文化的权威。由此看来，权力话语在翻译中可以体现为，代表着文化霸权的译者，并不是小心翼翼地呈现原作的风采，而是采取权威逼的“拿来主义”，翻译的权力，通过“话语”而得以实现。
2.对译文的操纵
东方应该由西方建构，附庸西方而存在，于是，被西方政治力量包装好的一系列东方概念被带入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了低等的和充满异域色彩的“她者”。萨义德表达了他的对西方叙事的担忧，即对东方的扭曲和不精确，而在伊文・金的译本中，这样的担忧成了现实，扭曲的东方被呈现在了译本中。
2.1译文语言的特点
该译本最大的语言特点表现在，译者通过贬损（degradation）和丑化（uglification）的手段在译本中呈现下等的、丑陋的东方人形象，究其原因，或是刻意的扭曲，或是带着既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的态度，不负责任地对原文妄加揣测，以致最后呈现给读者一个臆想中的东方。
例：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老舍，1962：3）译文：Before he came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nickname “Camel，”he was one of thos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ickshaw coolies.（trans.by King，1945：5）
coolie： （dated， derog旧，讳，贬）unskilled Asian labourer.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999：312
Coolie一词明显带有贬损亚洲劳工的意味，译者对此词的选用隐射了他对东方以卖苦力为生的穷苦百姓的蔑视。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是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温饱的生活，只不过在压迫人的旧社会下，被硬生生地夺去了生存的希望。这个角色本身是勤劳善良的、坚忍不拔的，作者和读者对他应该是同情和惋惜的，而不是蔑视与嘲笑的。“车夫”一词，具体到符合原文的“黄包车车夫”或“人力车车夫”，可以用“rickshaw puller”等词。译者避开中性词，刻意选取了一个贬义词，其凌驾于原作之上的肆意践踏之心昭然若揭。
其次，牛津~典中对“coolie”一词“unskilled”的解释也不符合原文的本意。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回忆起父亲时说到，老舍先生非常了解黄包车车夫的辛劳，因为他曾与那些穷苦劳动人民为邻，正是因为这样的了解，在他的很多作品，如《老张的哲学》、《黑白李》、《启哀》中都创造了关于黄包车车夫的形象。而且在《骆驼祥子》开头，作者花了1400多字详细介绍了这份职业，读者了解到拉车不仅是个体力活，还需要有灵活的头脑，同时，对祥子这个既有力量又有智慧却仍然艰难生存的车夫顿生同情与敬意。然而这个详细介绍车夫职业的部分，却被伊文・金在译文中武断地删掉，加以“coolie”一词的使用，使读者本该对主人公怀有的敬意荡然无存。
该译本第二个语言特点表现在过度的归化。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若是文化文本时，通常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从而采取归化策略。应当承认，当把翻译与历史、政治、权力、话语等要素结合起来思考时，译本也逃不过印上了主观色彩的权力之网，当把翻译动机、翻译过程和思维倾向放入历史背景中考察时，译者也不过是霸权主义之手操纵下的一颗棋子而已。
2.2译文内容的改写
《骆驼祥子》所表述的故事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然而，在伊文・金的译本中，这样的悲剧色彩已经荡然无存。原文中的祥子欲去妓院找到情人小福子，然而她却已经不堪忍受而自杀了，这使得祥子最后一点希望完全破灭，从此变自甘堕落下去。老舍先生通过这样的结局揭示在恶劣的大环境下，独善其身的想法是注定不能实现的。但是在伊文・金的译本中，结局却来了个大逆转： 在祥子找到小福子之前，他还是上了曹宅， 接受了曹先生所做的安排。并且最后从白房子中把绝食三天奄奄一息的小福子救了出来， 实现了美国式的大团圆的诗情与浪漫。究其原因，美国当时社会的权力话语干预着这种翻译活动。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中走出来，经历了家庭的悲欢离合、个人的痛苦磨难，因而对《骆驼祥子》这样描写人物命运的文学作品十分青睐。但另一方面，亲人的死亡、家庭的离散使得美国人渴望磨难后的团聚，害怕磨难后的毁灭。除此以外，美国社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倡导平等、饶恕、博爱，而新教文化也宣扬机会均等，肯定求利性，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使美国国民形成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即“美国梦”的民族信念。不难看出，原作中的悲剧结局与这样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为了迎合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潮流与读者期待，译者篡改了结局，掩盖了现实的矛盾与痛苦，让读者在所谓的和谐与欢乐中得到欲望的满足。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强大权力话语如一只无形之手在左右和支配着译者。
三.结语
权力话语理论本身就蕴含着历史的维度，认为任何知识的生产都不可避免地与历史上具体的权力体制紧密相关，文本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的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并不是中性的、远离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而是某个时期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评价一个译本时，仅从文本分析其优劣，也显然解释力不足。伊文・金《骆驼祥子》译本中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和贬损，对原文情节的改写和增删，正是其背后隐藏的历史背景、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等等显性或隐性的权力话语控制之下的产物。
参考文献
1.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78
2.Geoff Danaher， Tony Schirato， Jen Webb， Understanding Foucault[M]， ALLEN&UNWIN PTY LTD，2000
3.郝吉环，权力话语与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与翻译[J].2004，2
4.老舍，老舍自传[Z]，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舒济，老舍书信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关键词】舞蹈；艺术；空间特征
舞蹈是表演艺术，是人体内在的爱与外在的美神韵的再现，也是天人合一的协奏曲。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舞蹈构成于“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来看，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恰恰又是舞蹈艺术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的结果。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中华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范围内，依循艺术发展的时间线索来探究它的时空关照问题。
一、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
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附社会的发展，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所以舞蹈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文化靠不断积累、艺术要不断发展、创作要不断革新，整个文化的发展是随时代进程而发展的。纵观舞蹈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历史时期流行的舞蹈形式都不仅适应当时的时代潮流，还保留和发展了前代的舞蹈艺术，这就是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流动的时间概念的体现。在这个流动的历史过程中，舞蹈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不仅如此，舞蹈艺术的欣赏与创作也离不开舞蹈艺术的时间性的研究。如果不能把握好舞蹈艺术的时间性特征，就无法准确地去欣赏、创作和发展舞蹈艺术。
二、舞蹈艺术的空间特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过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人类的舞蹈艺术正是从这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要想使舞蹈艺术的欣赏、创作、发展达到较高的境界，仅仅注意舞蹈艺术的时间性还不够，还要注意到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性。
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它还反映生活，有历史背景。特别是民间舞蹈，它与各族人民风俗习惯、生产劳动、等紧密结合，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征。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艺术。如汉族的《秧歌》、《狮舞》、《龙舞》，藏族的《锅庄》，蒙族的《安代》、《查玛》，傣族的《孔雀舞》、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的《农乐舞》，壮族的《蟆拐舞》，满族的《太平鼓舞》，彝族的《跳左脚》等等。这些舞蹈形式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千百年来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各族民间歌舞，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传承发展。从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范围讲，这些舞蹈具有鲜明的空间性。恰恰是这些地方舞蹈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兼容，才使得我国舞蹈艺术的百花园姹紫嫣红、长盛不衰。透视舞蹈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此类现象俯拾皆是，屡见不鲜。择其典型，当推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舞蹈类型最具代表性。其时，国家分裂为两部分，乐舞也形成了南北两种鲜明特色：南朝继续保留着汉代的舞蹈传统，北方因为多是胡族统治地区，所以胡乐大盛。
三、舞蹈艺术发展的时空关照
舞蹈艺术的完善与发展，包括创作都离不开艺术的时空关照。靠一种单一舞蹈艺术的发展，或仅靠几种不同形式舞蹈的交流都是无法达到舞蹈艺术发展的完美境界。只有既注意到舞蹈的时空性，又注意到舞蹈的空间性，舞蹈才能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在我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乐舞也呈现了一个鼎盛局面。
当时隋朝的乐舞，基本上是把南北朝留下来的乐舞和百戏集中起来加以发展，隋文帝开国初年制定出《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文康伎》、《高昌伎》，到了隋炀帝杨广时，又增加《康国伎》和《疏勒伎》成为《九部伎》。这些乐部，每部都包含舞蹈，来自不同地区与民族。
四、舞蹈艺术的艺像和意境
舞蹈意象通过舞蹈语言和整体的舞蹈形象，来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优秀的审美意象应当具有比艺术形象本身更加深广隽永的内涵，这种内涵蕴藏在艺术形象内，只有凭借欣赏者的细心体察、玩味、感悟、领会，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艺术意蕴是优秀舞蹈意象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传达出的深刻的人生哲理或思想内涵。一般来讲，艺术意蕴还不完全是由舞蹈形象体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它是比主题思想更加形而上的东西，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越言象之外、自然含蓄、天机妙悟、悠然神会、绵绵不尽、余味无穷的哲理和诗情，它也是优秀舞蹈意象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
意境，主要是指抒情性舞蹈意象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意境分虚实，虚实相生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实境是指生动、逼真表现出来的景、形、境，即“如在目前”的“象”。虚境是指由实境引发的想象的空间，它一方面是原有形象在联想中的延伸和扩大的“象外之象”；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由具象引发的想象而产生的对情、神、意的体味和感悟的“象外之旨”，其意蕴虚涵，具有暗示性，只能领悟，不能直陈。虚境是实境的升华，它体现着实境创造的意向和目的，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居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无形君有形”。但再好的虚境也必须落实到实境的具体表现上，“真境逼而神境生”，“有形发未形”，虚境要通过实境来创造。就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看，意境创造又是情、景结合的艺术，“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与景会，景与情合”，意境是在景中藏情、情中见景和情景交融中创造的。借用王夫之的话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舞蹈艺术也是如此。韵味无穷，则是意境的审美特征。“韵味”，是指意境中所蕴含的那种咀嚼不尽的隽永的意蕴和综合美感效应。意境是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共同创造的多层次、整体的、动态的、空间的意象，是作者得于心、观者会于意的产物。艺术主体的创造是意境创造的基础和前提，欣赏主体在接受中的再创造，是意境创造的复现、衍生和深化。意境的整体性象征具有朦胧性、模糊性。创作主体的个性、创作的时代性与欣赏主体的个性、欣赏的时代性之间的差异，形成同一艺术意境在创造和再创造的时代、历史背景中的意蕴的变异性。同一艺术意境可以生发出多种不同的阐释，从而构成意境的多义性。意境美的创造是有抱负的舞蹈艺术劳动者刻意的审美追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的差异使舞蹈艺术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性，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舞蹈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历史的机遇。它必然会在不断交流中不改进、提高、创新，通过舞蹈艺术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使舞蹈艺术达到更完美的境界。
【参考文献】
[1]（美）葛罗莉亚・斯坦能.内在革命[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陆思贤.对甲骨文中舞蹈的若干认识[J].舞蹈论丛，1983（1）.
［关键词］科学；艺术；融合；SSK
一个多世纪之前，法国文学家福楼拜就曾乐观地预见：“艺术愈来愈科学化，而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孔子更是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将其运用到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上，说明它们可以融会贯通。尽管本质不同，但是趋势为“和”，即有差别的不同事物――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同”是指不包含差别的绝对同一）。对于科学与艺术的这种融合关系，具体的论证思路又可分为如下两种：
一、通过史实的交织，表明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首先，从历史来讲，科学与艺术在发展的早期通过工艺连结在一起。中国古代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瓷器、漆器，都是艺术与科技完美融合的例证，考古物品兼具着实用与审美的功能。这样，将艺术与工艺联系起来证明艺术与技术，从而与科学间具有天然的联系。然而，这种事实只能说明，艺术曾经处于一个与工艺一体的状态。而且几个世纪以来，艺术的发展经历的是一个与“联姻”恰好相反的过程，即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艺术才获得了独立和自律，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正是在于它不是手工艺。创作艺术品所需要的，并不只是技术。
其次，通过科学与艺术具有相同的繁荣时期来证明二者的融合关系。比如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等与科学共同繁荣。欧洲走出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诞生。
再次，通过科学家与艺术家身份的合一，证明科学与艺术共融。历史上存在着许多艺术的“科学家”或科学的“艺术家”，他们同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比如，宋朝的沈括，既是写有一手好词的大文学家，同时也是发明“报时历”的科学家；东汉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同时也兼备极高的文学造诣；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作为知名的艺术家人们熟知他的《蒙娜丽莎》，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解剖学家。现代的情形就更普遍了，比利时的物理化学家普里高津，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84年又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的荣誉称号。但是，只因两种活动集于一身，就证明了它们的融合关系，并不成立，好比一个人有时睡觉有时吃饭，但并不因此而证明它们是同一种活动。
二、科学与艺术在共同系统中的融合
将科学与艺术纳入共同的系统中，因而得以分出层级结构，科学在底层，进行物质层面的支撑；艺术在高层，是精神层面的引领。科学与艺术分别代表着有情感的逻辑和有逻辑的情感，艺术在科学的影响下产生丰富的联想，艺术美感激发科学的创新思维。如果人是一只鸟，那么科学与艺术就是助人高飞的翅膀。
在思想上，庄子的《天下篇》有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表明艺术和科学可以融于人的活动之中。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这种结合，远非仅仅是各门艺术中如何使用了高科技，也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中如何渗入了艺术的因素，而是指科学与艺术在学科内容、表现形式、概念表达、思维方法、研究方法以及追求目标等方面的相互渗透、借鉴和启迪。
将科学与艺术统一于人的系统中，它们的融合关系如果按照主观与客观二分的标准，科学偏向于客观，艺术偏向于主观，那么其论证方式又可分为两类：
1.偏向科学、客观的一极，是艺术向科学的靠拢，强调艺术的情感实在性，它们都是认识，二者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艺术，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不同自然现象的普遍性，它的真理性根植于外部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它根植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李政道以公元8世纪李白的《把酒问青天》与公元11世纪苏轼的《水调歌头》为例来证明诗歌的普遍性――他们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依然引发强烈的感情共鸣。这种融合关系是通过艺术向科学的靠拢而达到的：颜色是不同的光波；艺术形式中的“天地一沙鸥”，追求科学上更高的速度；美声唱法，因为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唱法，表演三个小时而不知疲倦；芭蕾舞中的天鹅湖，美在重心的稳定，也是符合科学的观点等。与科学一样，“艺术也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将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关系点放置在偏向客观的一极，将对艺术的追求与对科学的追求看成是一回事，例子不胜枚举。许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天文学等各门学科与美的文章，论证的都是通过科学手段，揭示自然界先前所不为人知之美，如原子的构造、化合物的晶体图案、生命体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状等，均是美。它们实质是科学主义的形式美，是将美定义为客观。这与西方艺术美学中的形式主义有着密切关系。
西方艺术美学的形式主义传统由来已久：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弦的长度与音高有关，并且弦的比例与音的高度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将这种思想转到视觉艺术上来，就形成了关于比例、对称与和谐的关系，还形成了一个具体的、符合数学规律的所谓黄金分割的理论。这种思想将美看成是客观的，它由对象的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规律决定。
如果美真是客观这么一个向度决定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形状被人们感觉到是美的？美感是如何构成的呢？这就涉及到科学与艺术在人类共同创造力基础上融合关系的SSK进路：科学向艺术靠拢而达到融合。
2．偏向艺术、建构、主观的一极，是科学向艺术的靠拢，强调科学的建构性，SSK恰恰提供了科学的建构论观点，其中，社会约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艺术美学由客观走向主观的历程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形式主义美学，认为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人对于对象的接受谈论美，不能说明美的原因。他这样提及对象的尺度和相对应的人的感官接受方面的问题：“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因此，动物的个体太小了不美（在极短暂的观看瞬间里，该物的形象会变得模糊不清），太大了也不美（观看者不能将它一览而尽，故而看不到它的整体的全貌――假如观看一个长一千里的动物便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像躯体和动物应有一定长度一样――以能被不费事地一览全貌为宜，情节也应有适当的长度――以能不费事地记住为宜。”
完整而系统地阐释了人的审美感受特征的是康德（Kant）。他通过强调知解力与想像力的和谐运动来说明美与人的心理的关系。他探讨了圆形、正方形、正六面体等几何学合规则的对象的形式美并且指出“一切僵硬的合规则性（接近数学的合规则性）本身就含有那违反趣味的成分：它不能给予观照它时持久的乐趣。”美在于主观的合目的性，而不在于符合某一个客观规律或符合目的。美必须以人为中心，以人所具有的普遍人性为依托。
美学发展史中，有客观性向主观性的转变，进而，主观性中也有普遍人性向具体人性的转变，这里就涉及到对康德美学的批判。“从社会性方面来规定人的本质，并从社会性出发，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对改变人的本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的阶级属性等等包括进去，以此来批判一种不变的普遍人性。”在看来，人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永恒的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美。从这种观点看，美与社会具有对应的关系。
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进一步揭示出美与人的文化的关系，说明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美的观念。在一个民族和文化中被接受为优秀的艺术品，并不必然地被其他民族和文化接受为优秀的艺术品。不同的民族、文化、时代的人们之间，艺术标准与趣味的相同、相异之处是一并存在的，并且与人们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同异具有对应关系。从而美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中美的标准也很不相同。不同文化的美，绝不是同一张进化表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走着不同的进化之路，但它们之间通过相互影响与相互刺激，从而出现既有趋同又有趋异的复杂交错运动。
美学的发展表明，美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只有联系社会与文化，才能给予人的审美感受以准确而深刻的认识。
（2）SSK：科学客观实在论向社会建构论的发展
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实验程序和逻辑方法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哲学家在对这种传统科学观进行了反实在论的、反“镜式”知识的批判之后，费耶阿本德（P.K. Feyerabend）、库恩（T. Kuhn）、罗蒂（Rorty）等又转而对科学方法进行了批判。SSK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尔（David Bloor）的逻辑知识社会学思想，也是一种对于传统科学逻辑方法的批判。人们一向认为逻辑在科学知识合理性中处于重要地位，科学知识的普适性由逻辑推理规则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所保证，逻辑的基础在于实在的本性，它的威力来自于直觉，逻辑的发展是自身发展自身的过程，所以根本不许社会学对逻辑染指加以分析。
然而，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需要它们得到论证和证明。SSK的前身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指出，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以往的被证明的逻辑等标准本身也已成为争论的主题，人们不仅普遍怀疑观点的有效性，而且怀疑那些表明如此观点的人的动机”。
曼海姆指出，知识社会学“并不怎么关心由有意欺骗所造成的歪曲，而是关心客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以何种不同方式把自己呈现给主体。这样，思维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而，为对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可能，这与在知识社会学之前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社会学只可以分析思想史中错误的案例，而对正确的科学定律束手无策。
在打开了对于思想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大门之后，曼海姆继续论证道，对包括艺术和知识在内的大多数论断来说，历史、社会进程都具有实质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可以从这些论断中看出其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他将知识与艺术作了类比，指出：“艺术史已相当确定地表明，艺术形式可根据其风格而确定其时期，因为每种形式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并且它还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是如此，知识也是如此。在知识领域中，我们也可以愈来愈准确地探测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背景的视角。”
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视角”二字，通常人们认为，视角是观察、认识与实践主体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是外在于客体的，但是曼海姆却赋予视角以更为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视角’在这种意义下表示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怎样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所以，视角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形的决定，它也指思想结构中质的成分”，他也认为，一个特定发现带有认识者所处地位的社会、历史痕迹，这一点应该被看作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承认这些视角的存在，更要调查为何在承认这些视角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取得知识与客观性。他以空间物体可视的景象为例，指出我们本质上只能取得一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但这并非是错误之源。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不受视角限制的景象，而在于怎样可以通过把各种观点并列起来，把每一种视角都看作受视角本身，由此获得新水平的客观性，由此自然可以得出，视角并非外在于知识、无关知识内容痛痒的一个参数，相反，它是构成知识内容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布鲁尔发展了曼海姆的思想，将其知识范围扩展到了科学领域，认为并不存在着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即便是一向被认为硬度较强的数学、逻辑知识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的信念由旧的信念外加经验的合力所产生，并将科学基础还原为经验性的，同时也批判了逻辑推理的合理性，指出逻辑的威力来自于社会制度，来自于人们的约定。具体到逻辑知识这个对象，无论是其逻辑推理的规则，还是逻辑推理的基础，都与社会意象相关，社会因素是其不可剔除的组成成分，逻辑“知识的理论9成分就在于其社会成分”，从而否定了理性主义者的逻辑合理性这样的本质性概念，为其继续否证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者的普遍合理性标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布鲁尔的社会境况决定论有着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首先，它促使人们看到科学的建构特征，它不是由客体或对象决定的，而是深受主体的社会境况制约的。这就对科学是由对象内容决定的这一传统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其次，通过突出科学思想发展的非连续的一面，打击了把科学史看成纯理性、纯逻辑过程的传统理性主义。再次，他认为，一个时代的真理是围绕着该时代已经实现的东西作定向的，也产生于在一个特定时期流行的获得知识的具体方式之中，因此，“真理的概念并不是历经一切时代仍保持不变，而是卷入了历史机遇的过程之中”。布鲁尔的SSK具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倾向，“把认识活动同它所渴求的模式联系起来看待，不把它看作对‘永恒’真理的洞见，而是看作一种论述在某种生活条件下由某些有生命的生物支配生活环境的工具。”从而，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抽象真理观，为将非理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引入认识论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在SSK的科学建构论中，社会约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虽然可以浪漫地讲画画、写诗、歌唱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画画、写诗、歌唱。但却不能因此说艺术是每个人的话语，作品有差异而无所谓好坏之分。我们无法真正打破作为判断标准的价值体系。科学之为科学，艺术之为艺术，必定要具有其本质特征。当然，SSK的进路只是将这个本质特征的求索目光由客观转向了主观，转向了人们的主体间性、社会约定，它提倡的是一种社会认识论、集体认识论、集体美学。2006年11月在中华世纪坛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在收到的包括陶瓷、玻璃、纤维、漆艺、雕塑（含金属艺术作品）等在内的1000余件作品中，按照“观念新、技术娴熟、思想性强、尤其具有我国传统技艺而又有创新的作品”的评选原则，最后共计400余件入选。《小王子》里对于蟒蛇吞象这个意念的绘画，不能以“帽子”作为结尾，而是需要另外再画所谓的“透视图”，这都说明：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在被个性化地生产出来以后，依然需要共同体的认同。
总之，当前科学界与艺术界对于二者的融合关系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融合关系的标尺更为倾向于哪一极，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认识论立场将给予殊异的回答。SSK通过其对科学本质的社会、文化、历史维度的诉求，将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关系标尺向主观性一极做了推动，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于科学与艺术关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李政道.《科学和艺术――在炎黄艺术馆的讲话》[J]. 李砚祖.艺术与科学（卷一）[C].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
[2] 陈中梅.《亚里士多德.诗学》[M]. 商务印书馆，1999. 74.
[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C].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80－81.
[4] 朱光潜.《美学拾穗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75.
[5] 卡尔・ 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3－4.
关键词：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特色；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3－010－02
一、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特色的基础研究视角
(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视角
20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开始掀起教师专业化发展热潮，国外学者纷纷从社会学、哲学、教育科学等角度开展了对教师专业发展本质、专业标准、专业素质、专业化发展阶段理论以及外部保障促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对专业本质特征的研究，从最初“特质模式”到“权力模式”以及“历史发展模式”分析方式的演变，也揭示了教师专业发展不同于其他专业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规律。事实上，各行业均有本身工作及组织上的独特性，同时也因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不同的历史形态。以“历史发展模式”理解一个行业的专业化过程，必须从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自身的独特性等多种因素考虑，才可能对其专业化过程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历程来看，教师发展历经了组织发展阶段到专业发展阶段，以及“专业化”――“反专业化”――“专业化”争论交织历程。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领域重心也从群体的被动专业化转移到教师个体的主动专业发展，教师个体内在的能动性越来越被重视。众多研究论证表明：教师以其职业发展的特殊性正走向专业化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历经了外部专业标准建构到教师个体自主发展，且伴随各种教育制度完善与机制保障的发展过程。成人教育教师是较为独特的教师群体，教师来源的多元、教师成分的异质似乎更难以传统专业化理论来解读其专业发展过程。所以也不难理解学界对成人教师是否应专业化的质疑。“历史发展模式”的专业发展视角为成人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注入了活力。它诠释了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与成人教育历史发展相伴随，其特殊的实践性、多样化、广泛性，也促进了成人教师个体对专业发展主动寻求的内在动力。而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重心的转向，也为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化研究从过于追求社会专业化标准的困惑逐渐转向对教师个体专业特质，特别是以发展成人教师专业能力为目标取向的关注，以及对成人教师专业发展特殊路径的探索等，研究维度豁然开朗。
(二)成人教育专业化发展研究视角
成人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成人教育民众文化运动走向制度化建设，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以至在现代终身教育体系中拥有的“火车头”地位，均体现了现代大教育观下成人教育分支系列的独特性质。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学者就成人教育走向专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成为成人教育走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掀起的“成人教育专业化”大讨论中质疑者众，但是比较一致的观点则是：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比成人教育专业化更加重要，它是促进成人教育专业化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在传统专业化道路中可能会产生的弊端，诺克斯与麦克来胥于1989年(Knox＆Mcleish)对成人教育专业化提出了新的建议；一是重视继续教育实施的有效性，以提升专业内涵与标准；二是建立合理的评估制度，将继续教育与更换证书制度结合起来，动态地促进成人教育专业化发展；三是强调专业教育功能，增强学习者的专业能力。由于成人教育工作者不同于律师或医生“同质性”的特点，在其专业化过程中又面临更多需要被克服的障碍，如缺乏必备的专业知识体系、精熟的专业能力、实务工作者的工作指标以及大家共同认可的证书实施制度等。因此，在研究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中，可以延伸出更多角度展开研究，比如，成人教师专业发展内涵与标准研究；成人教师角色、功能与知能情意体系研究；成人教师继续教育与评估制度研究；成人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研究；等等。从成人教育专业化角度展开对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能使研究思路明确、维度清晰，并保证研究内容的“成人”特色。
二、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特色的多元研究方法
(一)以问卷法、量表法、统计法、访谈法研究不同维度的成人教师专业特质
研究团队通过调查问卷，就来自高校成人学员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评价数据，采取了频数统计与方差分析法，描述了成人教育教师在专业知识、教学技能与专业情意各单项维度的现状，以及不同职称、成教教龄的教师专业素质呈显著性差异结论；以诺尔斯(Knowles)《自我诊断等级量表》为基础，编制了《成人教育教师自我诊断等级量表》，对115名不同高校的成人教师进行调查，分析了成人教育教师专业特质自我诊断的表现并提出建议；以个案访谈方式，深度访谈几位优秀的成人教育教师，对成人教师专业素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方式或量化或质性，以多维实证方法努力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以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方法探究成人教师专业发展的特色路径
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仍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至真法宝。成人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不是一蹴而就或者标准化的过程，需要探究历史人物的成功秘籍、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以历史个案研究方法，对美国成人教育家诺尔斯的专业成长过程进行了历史解析；以生活史研究角度对美国名校中的教师与名人的教育背景、学术兴趣及职业经历进行分析，力图对我国成人教育学硕士点研究生导师专业队伍建设有所启迪；研究还借鉴美国高顿大学“学习合约”课程管理模式，提出对我国成人教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启示。这些研究方法的尝试，从纵深维度完善了相关研究成果。
三、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特色的重点研究内容
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来看，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专业化是内外不同的研究维度。研究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固然离不开对成人教师专业化标准、制度保障、社会地位、自等“外铄”方面因素的研究，但当传统教师专业化研究逐渐转为对“内发”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取向时，对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特色的研究似乎更与此相呼应。而成人教育专业化进程的加快，成人教育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对成人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建构，又有了相对充足的依据。从研究内容上看，较为重要的四个维度如下：
(一)关于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研究
对于教师专业、专业发展，社会学理论研究颇深，近些年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也有较一致的结论。但对于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除了遵循一般性规律，也宜从成人教育学专业维度来探讨其内涵与本质。由于成人教师专业发展是与成人教育专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因此，对成人教育“专业”理念、成人教育专业化的内涵、特质，成人教育专业工作者的界定与分类，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等均可从成人教育
专业发展角度进行厘清。
(二)关于成人教育教师角色与功能研究
教师角色与功能是教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科学的纵深研究视阈下，教师角色与功能转型也成为热门话题。成人教育教师则是较为特殊的教师群体，从众多学科维度都能找到科学立论，但是要突出其特色，仍然是与成人教育学交融。成人教育学及其他有关成人发展与学习的研究发现，成人及其学习特征有别于青少年儿童，于是逐渐突出成人教学的专业性及成人教师角色的重要性。成人教师的角色因此而有所转变，开始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按诺尔斯的观点，成人教育教师应该扮演“学习促进者”角色，其角色功能就是应用各种学习资源，帮助、促进成人学习，除了具备教育通才的角色功能，还应具备成人教育专才所有的角色功能与能力。此后，有更多学者拓展其角色功能，成人教师的专业角色也趋于多元化，如定位于知识传递者、团体领导者、过程管理者、沟通协调者、研究指导者等。笔者也从教师专业发展背景下探讨了成人教育教师对传统教师角色的超越，论证成人教师是推进专业性发展的反思型实践者、引导学生主动建构学习意义的促进者和帮助成人学习者实现生命发展任务的关怀者角色，其他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
(三)关于成人教育教师专业能力研究
以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为基础，从教师知、能、情意等维度呈现出成人教师的专业素质发展，此类成果较多，但可从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而以专业能力发展为重要取向则是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特色之所在，这也是诸多研究的热点。与成人教育教师角色功能相伴随，早在20世纪60年代诺尔斯就提出了成人教师的专业能力，70年代诺克斯也提出成人教育工作者的精熟能力。两位美国成人教育大师的研究突显了成人教育教师特有的专业能力。当然，由于成人教师的多元与异质性，要形成固定的标准有一定难度，但作为研究者，围绕专业角色功能与能力的动态适应发展，却是充满创新的丰富研究选题。目前，国内研究成果中对成人教育教师专业能力研究有些亮点，但形成体系还有待努力。
关键词：音乐和文化；音乐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8-0160-02
0引言
“中国音乐名作赏析”是为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这门课程是音乐与文化的结合，更是音乐和相关文化的集中体现。音乐和文化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分离的关系，中国的音乐史既是音乐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欣赏课程的教学不仅仅是对中国音乐的学习，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了解和学习，在中国音乐名作欣赏课中进行有关文化的教学，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
1音乐与文化的结合是课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中出现不同形式的音乐，这与各个时代的文化紧紧相连。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它又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而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特征也是“和”的精神。
在课程中，给学生介绍一部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要结合该作品所处的时代，讲解当时时代的文化脉络，该作品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等相关知识。现以宋代的词乐《扬州慢》为例。
宋词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它的起源虽早。据《中国古乐》记载，“楚声，即楚国民歌，是战国时代兴起的一种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音乐，其中包括利用其曲调而填词的作品。”这些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词调，但是具备了词调音乐的特征。但词在宋代最为昌盛，是宋代最为代表性的文学。宋词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其实就是音乐文学，可“依声填词”或可“因词度曲”。宋代词调歌曲就是中国古典的艺术歌曲。
《扬州慢》是南宋著名词人姜夔的触景生情之作。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汇西鄱阳人南宋音乐家和词人。他不但工于诗词，并能作曲，在音乐上自成一家。作自度曲《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其中《扬州慢》、《杏花天影》、《鬲西梅令》、《暗香》、《疏影》等曲词十七首，均有公尺字旁谱。他的自度曲技巧很高，在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有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四库全书》提要载，姜夔诗格高秀，词乐亦精深华妙，尤善自新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一时。
在他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和金朝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复杂。战争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使姜夔感到痛心，但他由于幕僚清客生涯的局限，虽然为此也发出或流露过激昂的呼声，而凄凉的心情却表现在一生的大部分文学和音乐创作里。1176年，他出游途经金人两次蹂躏、惨遭兵焚的扬州，看到昔日繁华的商业都城，已是“市尘尽荠麦，号角吹宵寒”，更显得空荡凄凉。眼前的景象和爱国的情思，激起他强烈的感情，用警辟对比的词藻度成此曲，传为佳作。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描写由于金兵入侵，自古繁华的扬州变得残垣断瓦，荒芜不堪。这首词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真实的史料。作者一生处在矛盾的心情中不能自拔。他对自己的幕僚生活感到厌倦，却又处处依附统治集团，留恋那种狭隘空虚的生活，因此，忧郁凄凉便成了他的音乐和文学创作的特色。我们也能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追忆和面临国势颓衰时的迷茫感伤。
在课程中结合历史背景、音乐史、作者音乐创作等诸多方面，为聆听《扬州慢》这首作品提供理论的支撑，文化的载托。让学生在听的同时，深入了解、学习背后的文化内涵，使得音乐不是空中花园，有深厚文化底蕴作为依托。可见文化承载着音乐，音乐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的氛围。
2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体现课程中音乐和文化的结合
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得在赏析课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思维具有创造性。
2.1 综合性的方法学习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中国音乐的欣赏以及相关学科专业文化的展示，利用图片、视频更为直接的传达给学生。在中国音乐的赏析中，不是单一的学习，而是综合性、交叉性的学习，不仅是学科内（绘画、雕塑、舞蹈等），也有学科外（文学、地理、历史等）。使学生听的同时，看的多，了解的多，思维更加的活跃。比如丁善德的《交响曲》和组歌《不怕远征难》再现了中国工农两万五千里的历史，可以从介绍的历史背景，播放电影、电视的片段，增加学生历史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展示历史文学家、画家的作品以及的诗词，使学生从心上感悟，在欣赏的过程中，音乐的曲调、和声、段落怎样表现这一历史，也要介绍给学生，帮助学生感受音乐中的深刻内涵。音乐虽然不是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但通过音乐可以使学生获得强烈的审美感受，同时了解到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课程中实现音乐和相关历史文化的有效结合。
2.2 探究性的教学方式探究性的方法就是不把现成的结论告诉学生，而是让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获得结论的学习行为和认知趋向。这个方法也是学习音乐与文化主要方法之一。在欣赏的课程中，教师主动的介绍知识，学生被动性的接受，长时间使得学生养成懒得思考、反正有老师讲解的固定思维模式。打破学生被动性的模式，学生成为主动。比如提前一节课给学生布置一首作品《春江花月夜》，在课下不仅要找到这首音乐作品，还要摘出该作品的相关知识，以及这首作品如何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特点。在下节课上先由某个学生对同学讲解曲目赏析，而后其他同学进行补充。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与学生一起探讨音乐，尊重学生的见解和感受，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听觉感受，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代替学生的体验，更不能压制学生的体验，在师生共同参与下，探究音乐。
2.3 合作模式的方法这种模式的方法在本人的课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生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合作模式的方法比较适用。比如提前半周准备一首中国传统合奏曲目《喜洋洋》，学生根据各自的专业在课下寻找曲目的不同声部练习、合作，在课上以合奏的形式展出，课上生动活泼，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在交流中学到了知识，增进了感情，提高了相互协作的能力。学生各自发挥所长，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使每个学生的价值都得到了体现，获得了成功的喜悦，也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从探寻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中，找到音乐和文化的适合的结合方式，并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这是一个崭新的学习领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如音乐与文化的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培养等，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但本人相信，音乐与文化的结合性学习必定会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音乐和文化的结合在课程中的作用
3.1 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在中国的音乐作品中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比如在中国音乐作品的“少数民族音乐赏析”课程中，教师带领学生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人文地貌、音乐文化、音乐的典型特征，通过演唱或欣赏这些音乐作品，可以使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文化。通过中国音乐作品的赏析学习，开拓了学生的文化视野，丰富了学生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学生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认识。
3.2 提高了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在课程中为了不使教学过程单一，借助多媒体设备展示相关文化的说明，运用图片、声音、动画等形象的展示音乐作品，不是简单的听作品，在听前动手动脑寻找相关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思维，增加对赏析课程的兴趣性和积极性。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给学生渗透音乐艺术之真善美，其中包括音乐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等内容。当然，这种渗透应该伴随着欣赏音乐来进行，而不是枯燥地讲解哲学道理，美学道理，社会学道理等。这种渗透，会影响学生的音乐审美观，也必将会影响学生的音乐审美情趣，从而使“音乐与文化”的应用真正的发挥作用。此外提高学生的全面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于音乐类专业学生学习其他相关音乐课程也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3.3 激发学生的开拓性、创造性创造是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思维潜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积累音乐创作经验和发掘创造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丰富的文化知识是创造的基石。因为创造的过程要有生活积累，再通过想象进行的过程。积累越多，创造性思维就越快，所以在学习课程中结合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们的文化修养，能够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在音乐教学中，随时都有发挥学生创造性的机会。
3.4 促使学生找到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合理的、适当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也很关键，音乐和文化的融合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多元化、交叉性的学习也是这个时代所需，由此引申出的其他课程的学习也需要借鉴这种学习方法，给学生自身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另外在课程中还应注意到几点问题，在课程中将音乐和文化的结合，音乐是主体，文化是辅的，涉及到的相关性、代表性、典型性的文化给予适当的介绍，不可喧宾夺主。在音乐的教学中，将音乐类学科及涉及到的相关学科充分融合、联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结语
中国丰富的文化孕育了本民族多彩的音乐。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过多地注重音乐学科本位的学习，忽略了音乐与文化的因素，也就不能深刻地领悟音乐的人文内涵，这是一种缺憾。正如刘承华先生在《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中所说：“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教育被限制在理论的知识性传授和形式的抽象分析方面，使音乐教育成为悬浮在表层的纯技术操作……在普及教育中，它只能使人民获得音乐的种种技巧，而很难得到对音乐的深层的鉴赏能力与美感趣味。造成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将音乐与文化分离。”从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我们音乐教学中重视音乐与文化结合的重要性。音乐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视出人类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所以，我们只有了解音乐才能更深层次的挖掘文化，让我们用文化激活音乐，让音乐擦亮文化的火花。
参考文献：
[1]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关键词：初中历史 多媒体技术 优势 误区 有效性 兴趣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8.105
历史教材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事件组成的，但是很多学生认为历史不是主科而忽略了对这门课的学习，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感受到历史知识的生动和有趣，是初中历史教师一直在探索的重要课题。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它通过形象直观的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帮助学生树立起历史的空间和概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了历史教学的高效性。本文将归纳多媒体教学的一些优势和容易走入的误区，以帮助更多的教师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一、 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势
（一）科学性强，实效性高
初中历史教材中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关的知识为主，更侧重于教学的趣味性，要求学生根据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要求不高，新教材的编写更符合初中生注重直观感受、逻辑分析能力不够的特点。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符合历史教材和学生的心理特征，把文字、图片、声音、动画融为一体更加符合人脑的科学使用，多信息的处理使人的左右半球同时工作，使学生的思维更为活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只重视向学生传授课本上的基础知识，很少考虑将历史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脱离学生的生活经验，教学效果不佳。而运用多媒体技术加大了课堂容量、加快了节奏、知识的呈现更为形象直观，通过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培养了学生积极探索的精神，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了主动探究，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通过学习历史学生开始思索人生、思考未来，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他们的人生发展轨迹。
（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历史知识更为生动、形象、直观
多媒体技术可以把一些珍贵的文物图片、资料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现象以动画或者纪录片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这些原本远离学生的抽象的历史概念和知识变得简单化、形象化。比如，在讲解祖国统一这一部分内容时，我播放了和的录像资料，通过视频的播放，缩短了历史和学生的距离，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对于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调动了学生热爱祖国的积极情感，优化了本课的教学目标，最终实现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的要求。
（三）多媒体技术能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
为学生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情境，使学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热情，把学生引入历史知识的殿堂，激发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在传统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有一张嘴、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的教学方法使原本生动有趣的历史知识变得枯燥无味，多媒体技术可以图文并茂地再现历史情境，使学生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更有利于学生将直观的历史形象和自己的思维融为一体。比如，在学习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然后播放了有关的几个片段，让学生更为真实地体味当时的中国所遭受的一切。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学生被这些惨烈的场面刺激，爱国主义情绪和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油然而生，继而，我又引导学生发表对当今中日关系的见解。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洗礼，进一步理解了历史知识。
（四）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
传统的教学当中，教师的板书虽然也经过了精心设计，可是教师的书写、时间的限制和黑板的局限性都会影响到教学的效果。而多媒体演示教学所呈现出的板书是教师可以提前准备的，字体的颜色、大小都可以进行设置，这样的板书更为合理、醒目和美感，学生在掌握本课知识点的同时，还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多媒体中穿插的一些图片和音乐都是经过教师精心挑选的，也可以给学生以美的熏陶。
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容易走入的误区
多媒体技术有着其独特的教学魅力和优势，越来越多的历史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但是如果教师不假思索地照搬照用，很容易走入一些误区，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低下。所以，我们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一定要避免出现这些错误。
（一）过分追求多媒体课件的美感，忽略历史知识的学习
多媒体技术能够呈现出形象生动的画面，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教师一定要明白，再好的教学手段的运用都是为了让学生学到真正的历史知识，多媒体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在运用多媒体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发挥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多媒体是不能替代教师的。
（二）向学生罗列太多的历史知识，反而导致学生无法掌握
历史学科是一门很严肃的社会学科，通过学习，学生要能够掌握基础的历史知识，形成一定的思维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教师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45分钟要效率，但是不能超出学生接受新知识的限度。多媒体技术可以使学生快速获取大量知识，但是盲目地加大知识的容量，会让学生没有思考的时间，反而会使学生一无所获。
总之，多媒体技术在初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有它独特的优势，也容易让我们走入一些误区，我们要扬长避短，使历史学科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李克东，谢幼如主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M].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2001.
[2]加涅主编，张杰夫译.教育技术学基础[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文化整体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5）：132－134．
［2］刘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体育与科学，2007（6）：21－23．
［3］孟林盛，李建英．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2（2）：75－79．
［4］张春燕，钟明宝，程静静．基于体育法修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体育科技，2013（3）：19－22．
［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6］王晓．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1）：72－75．
［7］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4）：27－39．
［8］张春燕，田振华，刘跃军．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民族传统体育分类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5－33．
［9］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1）：3－7．
［10］陈永辉，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J］．体育学刊，2009（5）：9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