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11:40:00
[关键词]KAYA模型；碳排放；驱动因素；青岛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84-04
一、引言
与同类城市相比，青岛的农村大、城市小，农民多、市民少，县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0%，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0%。2011年青岛市的万元GDP能耗0.71吨标准煤，已居全国前列；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4.6：47.6：47.8，能耗较高的工业比重依然大于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46.8%。因此，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考量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状况，分析驱动碳排放量增长的因素，及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
目前我国对二氧化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集中于某个区域或省份二氧化碳及驱动因素。李卫兵、陈思（2011）对中国中、东、西部三个经济带的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区域对比研究发现，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在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1]。叶晓佳、孙敬水、董立峰（2011）测算了浙江省1996—2008年碳排放及各驱动因素对碳排量的贡献[2]。张超、任建兰（2012）利用1990—2009年的数据对山东省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及驱动因素分析[3]。王兆君、李婷婷（2012）利用KAYA模型，分析了2001—2010年黑龙江国有林区碳排放量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单位能耗碳排放、单位GDP能源强度的关系，提出了减少林区碳排放的建议[4]。本文利用KAYA模型对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青岛市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二、碳排放模型的构建及指标解释
（一）模型构建
KAYA模型是由日本学者Kaya Yoichi（1990）提出的，专门用于研究二氧化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揭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推动力[5]。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量受到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源强度以及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四个因素的影响，反映的是碳排放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和能源利用的关系。利用KAYA模型，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碳排放量驱动因素分析，以找出降低碳排放的有效措施。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1）
在KAYA模型原始表达式（1）的基础上，构建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及驱动因素分析的模型：
其中，CO2为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量，P为青岛市人口数量，GDP为青岛市生产总值，E为青岛市单位GDP能源强度，K为青岛市单位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文基于上述模型，测定青岛市2001—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变动趋势，分析各个驱动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1年《青岛市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这10年正值国家“十五”计划（2001—2005）和“十一五”规划（2006—2010）的重要时期，也是青岛市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二）指标解释
1.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是影响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增长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会增加。
2.人均GDP（GDP/P）
人均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一般来讲，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人均GDP越大，碳排放量越多；而在低碳经济模式下，人均GDP的增长可能不会带来碳排量的增加，低碳或无碳能源和低碳产业是推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3.单位GDP能源强度（E）
单位GDP能源强度是指每单位GDP消耗能源的数量。单位GDP能耗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强，它是衡量能源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
4.单位能耗碳排放量（K）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是指每消耗一单位的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是衡量碳能源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热值和燃烧效率有所差异，不同的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大的不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Ui表示第i种能源消耗量，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n表示能源的种类。参照2001—2010年的山东省能源消费结构，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不同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到各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及单位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
三、青岛市碳排放计算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计算结果
为了保证数据的前后可比性，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对GDP数据进行处理。在完成模型构建和原始数据收集汇总工作以后，利用Excel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和分析。
根据模型（2）得到青岛市2001—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增长速度（见表1）。可见，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呈降低趋势，10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7.16%，排放总量缓慢增加。
（二）结果分析
1.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与速度分析
由表1可知，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期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16%。从发展轨迹上来看，青岛市二氧化碳排放大致经历了三轮的螺旋式攀升阶段：2001—2004年环比增长速度较高，2005—2006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2007—2010年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2001—2004年正处在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青岛市GDP（可比价）平均增长速度维持在14%左右的高水平上，能耗水平较高的工业比重在47%～51%之间，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在17%～24%之间，此阶段人们对高碳排放的认识不足，单位GDP碳排放水平较高，这种高能耗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耗能设备技术，是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05—2006年，工业经济比重依旧在51%～52.4%的高水平上，但增长的速度明显放慢，增速在20%左右。2007—2010年青岛市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能耗高的工业比重由2006年的52%，降低到2010年的48.7%，工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放慢，在15%上下波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强，青岛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使碳排放增长速度趋于平缓。
2.碳生产力分析
碳生产力是衡量碳排放效率的重要指标，指一段时期内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创造了多少GDP，反映了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率，因为涵盖了“低碳”和“经济发展”两大目标，所以它成为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碳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单位物质能源消耗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碳生产力的增长率也常被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根据原始数据，计算2001—2010年青岛市、山东省碳生产力及增长情况（见表2，图1）。
由表2、图1可见，2001—2010年青岛市碳生产力在循环波动中不断提高，2001—2010年碳生产力增加总量1.28万元/吨，年均增长速度约为7.57%，其中，2004年、2007年、2010年的增长速度最快。碳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3年），青岛市碳生产力缓慢提高，增速在2.2%～3.5%，即每吨碳排放产生的经济效益增加额为246.66万元；第二阶段（2004—2010年），青岛市碳生产力增速不断提高，增速最低的2009年也达到4.18%。从总体趋势来看，10年间青岛市碳生产力不断提高，意味着碳排放效率不断增强。
与山东省总体水平比较，不管是碳生产力还是其增长速度，青岛市的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青岛市的产业结构优于全省的产业结构。2010年山东省工业比重为48.2%，其中重工业比重高达67.61%，青岛市工业比重为48.7%，其中重工业比重为61%。同时，青岛市在节能减排、生态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成绩比较突出。
3.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因素分析法计算可得，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源强度以及单位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对青岛市二氧化碳排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见表3，图2）。
由表3、图2数据，可以对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源强度以及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四个因素做以下分析：
（1）人口效应。人口数量对青岛市碳排放量基本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程度总体来看相对较小，2003—2006年相对显著。从原始数据来看，主要是青岛市10年间人口总数波动不大，不会造成碳排放量的显著变化。
（2）经济发展效应。人均GDP的变化对碳排放量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在四个影响因子中，人均GDP的影响程度最大。其历年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从比重上都是最大的，且每年影响程度除2003年、2004年为87.85%、97.77%外，多数年份的影响比重均在116%以上，2008年达到顶峰值246.31%。10年经济发展共产生了增量二氧化碳4508.16万吨，占10年二氧化碳增量总量的近146%，这主要是由青岛市目前发展的高碳产业结构导致的。据相关研究，第三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远低于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先进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远低于以电力、石油加工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加工转换部门以及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因此，青岛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通过不同层面的结构调整，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实现低碳发展。
（3）单位GDP能源强度效应。该指标对青岛市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单位GDP能源强度的降低对抑制碳排放量有着重要意义。从GDP结构上来看，2001—2010年第二产业在青岛市GDP中的比重大致在47%—52%之间波动，2004—2008年都在50%以上，高碳经济的特征明显。因此，青岛市如何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低碳和零碳能源的开发利用，加快高能耗设备的技术改造，直接影响到青岛市低碳城市和蓝色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4）单位能耗碳排放效应。该指标对青岛市碳排放有正向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大，只有少数年份出现负影响。这主要是受当年的能源结构变化的影响，从青岛市2001—2010年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原煤和原油的消耗量占近99%以上，天然气比重不到1%。这种能源结构不仅会增加碳排放还会制约经济发展。因此，如何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和利用新能源成为青岛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KAYA模型，对青岛市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2001—2010年青岛市碳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碳生产力不断提高，以煤炭、石油为主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观。四个影响因素中，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单位能耗碳排放三个因素对青岛市碳排放量基本为正向影响，即如果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不变，人口增长、人均GDP增长、单位能耗碳排放增长都会导致青岛市碳排放量的增加。单位GDP能源强度则主要为负向影响，体现出青岛市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排放水平。从影响程度上看，经济发展和单位GDP能源强度是影响青岛市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而人口数量和单位能耗碳排放对碳排放影响较低。从最终结果来看，总的正向驱动效应大于总的负向驱动效应，从而使青岛市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青岛市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未来青岛市低碳经济的发展应依据长期的碳强度控制目标，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突破点，改变目前的高碳发展模式；提高低碳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通过机制创新和相关政策体系的完善，营造良好的低碳经济发展环境，并逐步建立起“低碳交易市场”，在政府、企业、市场“三位一体”监管机制的约束下，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李卫兵，陈思.我国东中西部二氧化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1（3）：111-116.
[2]叶晓佳，孙敬水，董立锋.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4）：13-23.
一、制度创新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制度创新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更，其直接结果是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其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的涌现，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低碳经济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现行的制度环境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是优化发展低碳经济制度环境的核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就是指经济主体的所从事的各项经济活动会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但不为这种影响进行补偿或者得到补偿。发展低碳类型的经济主体，其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正效应，即社会受益大于企业收益，企业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相反，高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社会成本高于企业成本，社会承担了治理环境的大部分成本，而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补偿不足，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无疑制约了更多的经济主体参与到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解决其外部性问题。
从外部性的解决途径来看，要使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获得补偿，使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主体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就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营造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AHP分析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但现行制度存在许多制约和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中，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进行层次分析，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路径。
（一）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图1 影响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
（二）构建判断矩阵
1.创新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的判断矩阵
评价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水平，主要从政府的宏观干预制度、产业发展政策、碳排放交易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进行综合分析，利用AHP层次分析软件，对影响影响因素进行两两比较，以此判断甘肃省建设和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哪些因素对其影响是最主要的。
经过比较，低碳经济制度创新的判断矩阵λmax=5.2402，对应于λmax的正规化的特征向量为：
通过对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因素的分析，说明低碳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
2.决策层判断矩阵
3.一致性检验
前述计算的理想消费水平的最大特征值：λmax=5.1667，
查表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从而可检验矩阵一致性：
理想消费水平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4.层次总排序
经过对判断矩阵的比较，创新碳排放制度的权重为0.4315，为4项措施中权重最大。其他各项措施的权重排序如下：
路径 P1 P2 P3 P4
权重 0.1574 0.0833 0.4315 0.3278排序 3 4 1 2
计算结果表明，甘肃省发展低碳经济在制度创新上要先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其次要积极创新产业政策；第三，政府部门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和帮助；最后建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
三、甘肃省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路径
（一）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排放交易制度是建立在科斯提出的排污权交易基础之上的。碳排放交易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交易的标的物，通过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和制定污染企业的碳排放量，允许企业将未使用的碳排放配额转售与碳排放超出配额的企业，以减轻温室气体对环境的破坏。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甘肃，逐步建立碳排放制度可以减轻高耗能企业的负外部性，有效地敦促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调整企业的生产工艺，降低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二）调整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明显。甘肃省是西北老工业基地之一，“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现状使得甘肃省经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因此，要实现低碳化的经济发展，调整甘肃省的产业政策，优化现有的产业结构是极为必要的。首先，对于省内“三高两低”的高污染企业，实行“关、转、并”，加大对现有高耗能企业的设备改造，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特别是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有效降低高碳对环境的污染；其次，通过在省内投资建设一批低碳产业园区，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投资目标，通过对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和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效降低低碳排放，并对全省碳排放形成示范效应。
（三）建立完善的行政干预制度
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所应发挥的作用是协调和指导，通过税收、补贴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干预全省生产企业的碳排放。首先，建立健全财政补贴制度，对于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以保护生产者继续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对于高耗能、高污染型的生产企业，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对其生产进行调控和指导；对于产生正外部性的低碳企业，政府可以在设备折旧、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给予企业优惠政策。
（四）健全碳排放的相关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发展与减少碳排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低碳经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足以保障低碳经济的顺利进行，因此，应健全碳排放的相关法律制度，由城管、卫生、环保等部门协同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约束企业及个人的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以减少碳排放量。
【关键词】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到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再到英国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人们渐渐对低碳经济思想有了认识，催生了低碳经济理念的迅速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低碳经济被认为是继信息化革命之后第四次产业革命，但低碳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何为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究竟会带来“毁灭性的创新”还是“包容性的增长”，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追溯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综述，并做出简要评论。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一）低碳经济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大气中高温气体浓度积聚。《斯特恩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生态以及灾难的损失每年可能达到全球GDP的5～20%或是更多。
低碳经济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产生的。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转型，标志着人类对过度损害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高碳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以摆脱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加以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矿物燃料消费，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出现和不断加剧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不明智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持续的因素，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必须解决好能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形成的正相关性。很显然，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兼顾两个目标，即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未来要求温室气体排放刚性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低碳经济是一种可行模式，这是为了适应自然界环境发展变化趋势的一种长期的战略性选择。
（三）低碳经济与金融危机
应对危机的过程，是一个思索和应变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发现机遇的过程。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促成科技创新的重大飞跃。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席卷全球，催生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增长点和动力。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一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英国并没有界定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没有给出可以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指标体系。随后，理论界从不同研究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低碳经济概念有认识上的分歧，有学者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减缓气候变化。其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徐承红（2010）对低碳经济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改造传统能源生产和需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另有学者提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潘家华（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碳生产力指的是单位CO2排放所产出GDP，碳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人文发展意味着在经济能力、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报告也指出[1]，“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旨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以防止各国及其国民受到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并最终保障可持续的全球人居环境。”
尽管低碳经济从不同的理解出发，被认为是经济模式或者是经济形态，但其实两者是共存的。低碳经济是具有包容性、兼容性的新经济形态，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的是发展模式。因此，低碳经济是指通过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使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不仅包括技术的作用，还要强调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低碳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增长，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改善相互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三、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
所谓碳，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排放到大气中温室气体所含的碳，其排放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因此，世界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威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如何控制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以及碳排放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Kaya公式所揭示的人口、人均GDP、GDP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CO2排放强度，还包括国际贸易，两国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
（一）人口规模、结构和消费模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多。从某种角度上讲，人口的增长速率、数量和规模是一种自然过程。人口因子难以通过政策和投资来调控，新增的人口必然需要额外的碳排放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人是资源和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消费者，如果没有人口的增长，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和对产品的需求增长将主要来自于现有人口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研究表明，由于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消费模式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居民消费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人均GDP均超过了3万美元，在消费排放上却存在较大差距。以家庭部门的交通排放为例，由于对私人汽车的依赖，美国家庭人均出行排放约4t左右，是其它国家的2倍[2]。
（二）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对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Ramakrishnan Ramanathan（2006）采用DEA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同时分析了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只分别分析了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或者能源消耗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没有对三者的联系进行分析。该研究以1980-2001为时间段，在DEA分析效率指标构建中，将GDP和碳排放量作为产出，非化石能源消耗作为投入。结果显示效率指标在1980年时最高，接下来的7年急剧下降，随后呈现反复震荡下跌趋势，1996-2001年逐渐回升。
另外，Xing-Ping Zhang，Xiao-Mei Cheng（2009）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发展方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资本和城市人口指标的多元模型，根据1960-2007年的实证结果显示，GDP对能源消耗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能源消耗量对碳排放量也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可以推行渐进的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这并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经济。也就是说，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消耗。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碳排放量随国际贸易而转移
关于碳排量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国内因素，国际贸易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Yan Yunfeng，Yang Laike（2010）提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提供了一种转移路径，不仅使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1997-2007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导致的，而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和9.05%。世界其他国家因转移机制减排的CO2从1997年的150.18Mt增加到2007年的593Mt，而中国在该期间因出口产品而净增的CO2达到4894Mt。该研究为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激增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同时这些数据也说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
朱启荣（2010）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然后实证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揭示了出口贸易中的高碳产品转移问题。“入世”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CO2排放量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我国高碳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使得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研究还表明，一些高碳产品正在向我国出口行业转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由贸易导致生产和消费环节相分离，要素流动性加强会促进国家间的产业转移。虽然这必然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但这会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同的福利效果，也会给发展低碳经济过程带来不同的影响。
四、小结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乃至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发展低碳经济而努力。围绕低碳经济，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地方进行了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①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消费模式、能源消耗、技术水平等，而两国间的商品贸易也可以导致碳排放的转移；②目前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能源消耗来实现的，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该降低能源强度及碳强度，逐渐由化石能源过度到清洁能源的使用；③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有着显著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从总体层面上规划产业发展，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投入产出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等，值得国内学者的借鉴。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各国都致力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才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这一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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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SJD6300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78）。
作者简介：
【摘要】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 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本文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梳理分析能源与经济的关系，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 低碳；能源；经济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应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期望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或者公约证明了人类已经认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期望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良方，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京都议定书》为通过国际合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开了一个好头，但是美国以承担减排义务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为由而拒签，使得《京都议定书》遭受严重的挫折，国际谈判在解决国际气问题上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即成为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热点名词，由此引发了对低碳经济研究的热潮。世界各国都开始纷纷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低碳经济的含义，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目前低碳经济被广泛引用的定义是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的阐述，“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朝高能效、低能耗和低排放的模式转型”。
Yoichi Kaya教授在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Kaya恒等式，通过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将人口、经济、能源消费等因子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联系起来，具体表述如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二人口x人均GDP x单位GDP能源消耗量x单位能耗排放量Davis等分析了美国1996―2000年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原因，认为能源结构调整不是主要原因，天气变化才是主要原因。Greening等采用Divisia Index De Composition的方法对10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生产部门、货物运输、居民们终端服务部门、私人交通的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其 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能源价格等一些因素也会对碳排放强度有很大的影响；货物运输部门碳排放强度的增长主要是受交通模式向碳密集型模式转变的影响，燃料价格及对购买交通工具征税等措施都不能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费；居民终端服务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发电的燃料构成、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是终端用能方式对其下降却是起了相反的作用；私人交通部门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较大，但是未来仅仅依靠降低能源强度的政策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还是不够的。
徐玉高等分析我国1970―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增长是我国20多年来碳排放量迅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变化量占总量的94%以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1998―2000年GDP与碳排放数据进行拟合，得出1998―2000年间我国碳排放量的变化和GDP的增长显著相关的结论。张雷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导致国家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减缓，而能源消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则导致国家碳排放水平下降，两者结构多元化的演进最终促使国家发展完成从高碳燃料为主系向低碳为主的转变。因此，要研究我国未来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出发，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金继红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韩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与碳排放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韩国在1980年代后期的内需主导型模式带来了环境负荷的减少；1990年代前期的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带来了环境负荷的增加的结论。徐国泉等通过建立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各因素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是拉动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对抑制我国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较低。胡初枝等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分解方法，构建我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1995―2005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变动具有增量效应，是推动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碳排放差异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减量效应，但抑制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技术效应波动性较大，总体上具有正的效应，从减少排放角度来看，现行技术降低碳排放并未发挥优势。
上述研究大多是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分析，能切实的反映出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状况。依靠能源的巨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能源消费不仅强力的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也为其他的产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
关键词 二氧化碳排放;区域差异;影响因素;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 X2/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02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05
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气候变暖除了自然因素外,更大程度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1]。二氧化碳是一种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因此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经济水平、技术水平、能源结构等都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对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York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口之间的关系[2];Cole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收入之间符合库兹涅茨曲线[3],而杜婷婷等人却认为两者之间是“N”型曲线关系[4];Wu等利用LMDI方法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研究了中国1980-2002年碳排放的变化[5];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s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6];Coondoo还从Granger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因果关系[7]。上述文献集中于探讨整个国家的碳排放,缺乏对不同区域碳排放的测算和比较,因此本文利用1995-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划分和比较
1.1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根据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1],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燃烧(化石燃料燃烧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4 年占世界总排放将近 95.3%)。因此本文根据各省份历年能源消费量数据来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口径,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9类(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气、煤油、燃料油、原油、电力和焦炭)。在计算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时采用9类能源消费总量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η,如式(1)所示:
Cit=∑(Eijt• ηj)(1)
其中Cit为i省第t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Eijt为i省第t年第j种能源消费量;ηj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于原始统计时各种能源的消费均为实物统计量,测算碳排放时必须转换为标准统计量,2008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给出具体换算方法为:煤炭为0.714 3 kg标煤/kg、焦炭为0.971 4 kg标煤/kg、原油和燃料油为1.4286 kg标煤/kg、汽油和煤油为1.471 4 kg标煤/kg、柴油为1.457 1 kg标煤/kg、天然气为13.300 t标煤/万m3、电力为1.229 t标煤/万kWh。由式(1)可知,能源碳排放系数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影响很大。本文借鉴徐国泉的研究结果,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煤炭为0.747 6 t碳/t标准煤、汽油为0.553 2 t碳/t标准煤、柴油为0.591 3 t碳/t标准煤、天然气为0.447 9 t碳/t标准煤、煤油为0.341 6 t碳/t 标准煤、燃料油为0.617 6 t碳/t标准煤、原油为0.585 4 t碳/t标准煤、电力为2.213 2 t碳/t标准煤、焦炭为0.112 8 t碳/t标准煤[6]。利用式(1),可以测算出我国各省1995-2 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1.2 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划分
我国各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相差较大,碳排放量比较大的主要包括那些人口较多、资源丰富和经济发达的省份。表1按照1995-2007年各省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小到大的顺序,给出了我国30个省份1995年、2007年及1995-2007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对表1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的东中西部区域的划分标准不适合对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区域分析。如东部地区海南省1995-2007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12万t,明显低于东部地 区其他省份;中部地区的山西省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2 452万t)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也较西部其他省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高。从表1可以看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能够反映各省近年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本文按照1995-2007年各省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重新划分二氧化碳排放区域,具体如下:①低排放区域,指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4 000万t的省份,包括海南、青海、宁夏、重庆、广西、江西、天津、甘肃、福建、云南、北京和新疆共12个省份;②中排放区域,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介于4 000万t和8 000万t之间的省份,包括陕西、吉林、贵州、湖南、安徽、四川、内蒙 古、上海、湖北和黑龙江共10个省份;③高排放区域,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8 000万t的省份,包括浙江、河南、江苏、河北、辽宁、山西、广东和山东共8个省份。因缺乏数据未纳入本文分析范围。
1.3 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比较
按照上述划分区域的方法,表2给出了1995-2007年我国低排放、中排放和高排放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的变化状况。
由表2可知:①三个区域的碳排放总量均逐年增加,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增速均呈阶段性特征,1995-2002年增长较为平缓,而2003-2007年增速较快。从总体增长速度看,低排放、中排放和高排放区域的碳排放量年平均
李国志等: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表1 中国30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104t碳)
Tab.1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30 provinces in C hina
省份ProvinceIn 1995In 2007平均值Average海南*246.821 480.82712.10青海*549.561 614.97900.89宁夏*929.083 683.651 896.90重庆*1 916.633 964.962 784.52广西*2 011.245 095.182 874.13江西*2 438.384 901.603 001.01天津*2 486.364 859.143 324.05甘肃*2 774.215 566.433 643.21福建*2 025.147 076.153 733.92云南*2 278.506 758.453 777.07北京*3 069.945 125.293 790.54新疆*2 608.916 215.373 834.47陕西**2 997.188 084.924 396.97吉林**3 934.786 906.244 720.97贵州**2 787.507 963.114 779.59湖南**4 558.899 213.545 307.51安徽**3 902.158 137.735 355.58四川**5 120.629 864.836 229.33内蒙古**3 071.2814 149.676 288.83上海**4 608.878 895.506 477.17湖北**4 922.3810 370.156 639.63黑龙江**6 090.559 558.087 022.58浙江***4 392.9416 267.458 475.19河南***6 522.4719 011.1410 130.97江苏***7 993.9622 320.4112 143.02河北***8 404.4220 862.1512 155.88辽宁***9 689.3318 260.3012 439.42山西***9 394.2519 932.7212 452.03广东***7 170.5421 883.6012 482.75山东***9 172.5229 725.7715 008.57注:*,**,***分别表示属于低、中、高排放区域。平均值为1995-200 7年共13年的平均碳排放量。
增速分别为7.62%、6.86%和8.57%,说明低排放、中排放区域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而高排放区域与低排放、中排放区域之间的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②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总量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低排放区域碳排放比重约为20%左右,中排放区域比重为30%左右,而高排放区域虽然只有8个省份,碳排放比重却高达50%左右,且呈现上
表2 1995-2007年3个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差异性
Tab.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ifferences of three regions from 1995 to 2007
年份
Year碳排放总量(104t碳)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低排放区域
lowemission rigions中排放区域
midemission rigions高排放区域
highemission rigions变异系数
CV人均碳排放量(t碳/人)
Per capita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低排放区域
lowemission rigions中排放区域
midemission rigions高排放区域
highemission rigions变异系数
CV199523 33541 99462 7400.4620.8690.9701.2630.198199624 62443 82364 9990.4540.9081.0031.2990.191199725 11844 90665 7120.4490.9181.0151.3020.185199825 51344 14066 0720.4490.9230.9901.3000.188199926 36543 86967 7040.4510.9460.9781.3220.193200027 86745 56073 5680.4700.9881.0271.3780.190200129 33447 87479 2470.4841.0291.0521.5090.226200234 28151 22686 4970.4651.1911.1221.6380.213200335 87859 49797 9920.4861.2361.2951.8450.230200440 79467 522116 0130.5101.3941.4632.1600.253200545 59676 004136 8840.5391.5771.7072.5060.261200650 50184 276152 3480.5421.7291.8912.7660.262200756 34293 144168 2640.5391.9092.0873.0290.257注:变异系数由作者计算而来,计算公式为CV=S/E(S和E分别表示标准差和均值)。
升趋势。③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总量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在研究时序内,碳排放总量变异系数逐渐增加,1995年为0.462,而2007年为0.539。④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三个区域的差异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高排放区域远远高于低、中排放区域,且这种差异性也是呈逐年扩大趋势,变异系数由1995年的0.198增加到2007年的0.257。
2 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
目前,有部分文献利用“I=PAT”方程来分析环境变化的决定因素[8],该方程将环境影响(I)与人口规模(P)、人均财富(A)和对环境毁坏的技术水平(T)联系起来。但是,该模型存在一些局限性,即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等比例的。为了克服该模型的不足,本文利用STIRPAT模型来分析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非比例影响,即I=aPbAcTd。在进行计量分析时,模型将采用对数形式,这样既可以降低异方差,还可以直接获得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弹性,具体如下:
lnIt=lna+blnPt+clnAt+dlnTt (2)
其中t表示年份。为了考察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将式(2)中的lnA分解为lnA和(lnA)2两项。另外考虑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即二氧化碳的排放惯性,本期排放量与上一期排放量有关),进一步在上述模型中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最终得到如下动态模型:lnIt=lna+hlnIt-1+blnPt+c1lnAt+c2(lnAt)2+dlnTt(3)
根据模型中h的大小可以判断二氧化碳排放惯性的强弱,如果h较大,则表示本期二氧化碳排放与上一期排放量关系密切,即碳排放惯性较强。另外,根据模型中c1与c2的符号,可以判断出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几种典型关系:①c1>0且c2=0,表示伴随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急剧增加;②c10且c2
2.2 方法和数据根据Friedl的观点,各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仅具有时间维度特征,同时也具有截面维度特征,即二氧化碳排放不仅与同一区域人口、经济和技术有关,而且与不同区域间的影响因素也有一定关系[9]。因此,结合时序和截面信息的面板数据更能反映出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综合影响。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首先需要判断采用常截距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本文使用协方差分析方法对此进行检验,构造F统计量进行面板模型的判定。F统计量具体公式如下:
F=[(SSEr-SSEu)/(N-1)]/[SS Eu/(NT-N-k)](4)
其中,SSEr和SSEu分别表示有约束模型( 常截距模型)和无约束模型(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a下,如果F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分别说明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I):为了和其它文献保持一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单位转变为以碳为单位,其转换率为单位碳等于3.667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一般用来反映环境的变化,单位为万吨碳。
人口规模(P):用各省的总人口数表示,单位为万人。
人均财富(A):用各省的人均GDP表示,用来衡量各省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准对二 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单位为元(1978年价格)。
技术水平(T):用能源强度表示。能源强度即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消费, 能源强度越低,表示经济活动的能源效率越高,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越少,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该指标一般用来反映技术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所使用的原始数据中,各省人口规模和GDP总量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费量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其他数据经测算而来。
2.3 结果与分析根据研究方法中所述,首先对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判断,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3。
检验结果显示,各区域和全国整体的数据均比较适合 固定效应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将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可能会出现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动态GMM方法来消除解释变量内生性的影响。根据设定的模型形式,利用EVIEWS6.0,得到回归结果见表4。
从总体来看,四个面板模型的R2都比较接近1,F值也较大,DW值显示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所有的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四个面板模型均拟合较好。
估计结果显示,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①就人口弹性而言,中排放区域的弹性系数为负,而低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域和全国整体弹性系数均为正。笔者以为这可以解释如下: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增长对资源产生了压力,增加了能源消费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会促进技术改革,这样就会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所以有的区域人口对环境正面影响超过负面影响,回归系数表现为负,有的区域则刚好相反。其实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双向性,只不过所有区域的负面效应均超过了正面效应,所以系数均表现为正。②就经济弹性而言,在四个模型中,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均是三个弹性系数中最大的,说明我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是非常敏感的,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这是符合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③就技术弹性而言,四个模型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说明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另外低排放区域技术弹性系数明显高于中排放、高排放区域和全国平均值,说明低排放区域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同时中排放区域能源效率也明显高于高排放区域。
根据表4中c1和c2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我国的二
表3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形式检验结果
Tab.3 Panel data model form test results
项目
ItemF test resultsHausman test resultsF值F value临界值threshold limit value结论condusionX2值X2 valueP值P value结论condusion低排放区域3.092.44变截距模型29.090.000***固定效应模型中排放区域27.242.75变截距模型38.920.000***固定效应模型高排放区域12.753.28变截距模型59.550.000***固定效应模型全国整体4.751.66变截距模型108.790.000***固定效应模型注:F检验中临界值为5%显著性水平;Hausman检验中***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
表4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Tab.4 Panel data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系数
Coefficient低排放区域
Lowemission rigions中排放区域
Midemission rigions高排放区域
Highemission rigions全国整体
Total countrya-16.547
(-5.312***)-8.378
(-3.852***)-14.047
(-4.149***)-12.501
(-5.505***)h0.374
(5.011***)0.427
(7.907***)0.504
(6.754***)0.341
(7.089***)b0.638
(8.194***)-0.371
(-1.654*)0.649
(2.722***)0.672
(3.813***)c11.946
(3.330***)2.179
(6.024***)1.679
(2.769***)1.125
(3.995***)c2-0.067
(-2.271**)-0.087
(-4.338***)-0.068
(-2.031**)-0.025
(-1.655*)d0.592
(6.499***)0.472
(10.914***)0.406
(4.927***)0.535
(8.480***)调整后R20.9710.9950.9860.980F值964.031491.39595.02536.50DW值2.2022.0801.6232.172注:括号中数据为相应系数的t检验结果;*、**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初期, 二氧化碳排放量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急剧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进一步增长将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根据公式lnA*=-c1/(2c2),可以求出四个模型中倒“U”型曲线的拐点分别为14.52, 12.52,12.35和22.50,即低、中、高排放区域的人均GDP要分别达到193.5万元、26 .3万元和22.2万元,这是需要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的。而全国整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要达到拐点,其人均GDP要高达55亿元,这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四个模型中h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我国各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现象,其中全国整体的路径依赖效应最明显,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区域的路径依赖效应逐渐减弱。需要指出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滞后项系数的大小不仅反映了空气质量路径依赖的程度大小,而且反映了当期的经济发展对未来环境质量的影响。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不难看出,当期经济增长至少对未来2-3年的空气质量将产生影响,其中全国整体为2.93年(1/0.341),低排放区域为2.67年(1/0.374),中排放区域为2.34年(1/0.427),高排放区域为1.99年(1/0.504)。这也告诉我们,虽然从短期来看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可能并不显著,但我们却要为其付出长期的、沉重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对整个国家来说比单个区域要更大。
3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我国低排放、中排放和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差异非常明显且逐步扩大,这主要是由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不同所引起的。其中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空气质量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达到转折点。另外,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还呈现出较强的排放惯性,当期的经济增长会对未来几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
面对我国严峻的碳排放问题,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变暖和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二氧化碳减排刻不容缓。2007年9月,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结合本文上述内容,我们认为要发展低碳经济,我国需要在能源效率、能源体系低碳化、低碳技术创新和社会价值观念等领域开展工作。
第一,提高能效和减少能耗。面对能源供应趋紧的现状,整个社会迫切需要在保障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减少对能源的需求,进而减少对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尤其作为重点用能部门的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更是迫切需要提高能效的领域,通过改善燃油经济性、减少对小汽车的过度依赖、提高建筑能效和电厂能效等措施,能够实现节能增效的低碳发展目标。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并减少排放。降低能源中的碳含量和碳排放,主要涉及控制传统的化石燃料开发利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通过以相对低碳的天然气来代替高碳的煤炭作为能源,通过捕集各种化石燃料电厂以及氢能电厂和合成燃料电厂中的碳并加以地质封存,能够改善现有能源体系下的环境负外部性。此外,能源“低碳化”还包括开发利用新能源、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非常规能源,以更为“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体系来补充并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能源体系。
第三,建立和完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走低碳发展道路,技术创新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不断促进生产和消费各个领域高能效、低排放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不断促进节约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领域的产业化发展。同时,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制定行业的能效和碳强度的标准、标杆,开展自愿或强制性标杆管理。
第四,推行低碳价值理念。低碳发展模式还要求改变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引导实现全面的低碳转型。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从单纯依赖资源和环境的外延型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构建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全社会建立更加可持续的价值观念,不能因对资源和环境过度索取而使其遭受严重破坏,要建立符合中国环境资源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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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LI Guozhi1,2 LI Zongzhi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 China; 2.Business School, Jiang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关键词：城镇化；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杨晓军，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3）；陈浩，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3）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1-0032-06 收稿日期：2012-10-26
一、引 言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据统计，1949年城镇化率为10.64%，2010年城镇化率为49.95%，年均增长率为2.56%，估计今后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1]（P28-39）。城镇化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城镇化快速增长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是增长速度快和能源需求刚性。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一般同步进行，工业化发展体现为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因此城镇化发展会增加能源消费速度；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会伴随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剧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从我国现有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主要是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然气为辅，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较低。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49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比为68%，石油消费量占比为19%，天然气占比为4.4%，其他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8.6%。在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过程中会伴随着大量二氧化碳（CO2）排放。因此，城镇化发展是驱动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在研究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另外，STIRPAT模型也描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此，在结合STIRPAT模型和简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建立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实证模型，利用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
二、文献综述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高耗能增长特征，是影响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Parikha等[2]（P87-103）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York等[3]（P351-365）运用1996年146个国家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呈现非线性关系。Cole等[4]（P5-21）利用1975―1998年全球86个国家数据分析人口因素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发现高城市化率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Fan等[5]（P377-395）利用1975―2000年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最大，依次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York[6]（P855-872）通过选取1960―2000年14个欧盟成员国数据分析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较大，进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Liddle等[7]（P317-343）利用修改后的STIRPAT模型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总体上呈现正相关。Poumanyvong等[8]（P434-444）运用1975―2005年9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对能源利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在低收入国家城市化会减少能源利用，而在中高收入国家会增加能源利用；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在所有收入水平国家上均显著，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Martínez-Zarzos等[9]（P1344-1353）运用1975―2003年发展中国家数据分析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城市化和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相关文献。Wei等[10]（P46-50）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将引起总能源需求增加1%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1.2%。孙慧宗等[11]（P32-38）采用1978―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城市化与含碳能源消费发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协整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林伯强等[12]（P66-78）引入城市化因素对Kaya恒等式做出适当修正以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说明城市化的确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加入城市化变量可以更为准确地捕获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对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城市化进程本身对碳排放的影响。许泱等[13]（P1304-1309）根据1995―2008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碳排放增加速度高于城市化本身的增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会继续放大碳排放量的增加；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数越低，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地区的城市化推进速度越快，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肖周燕[14]（P139-145）认为虽然1949―2007年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改革开放前后城市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呈现出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现有研究中关于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多种多样，包括总量指标（CO2排放总量）、人均排放指标（人均CO2排放量）、排放强度指标（单位GDP的CO2排放量），这些指标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同时采用这三种指标来研究城镇化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确保获得更加稳健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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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经济增长；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B
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落幕，加紧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和世界各国共识。甘肃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国内外大背景的要求，更是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甘肃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并加大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规划等项目的实施力度。
2009年12月，《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目前，甘肃省经济发展过程中高耗能、高排放、资源依赖性的特征比较突出，全省既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扰，低碳发展的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在“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加大对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命题的研究力度，对于全面落实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王中英、王礼茂[1]（2006）、巴曙松（2010）从时间序列角度，通过计量经济方法进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互影响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过分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第二，王锋等[2]（2010）从驱动因素角度，通过指数分解和结构分解方法，分析经济与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第三，易艳春、宋德勇等（2011）从经济学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碳排放产生的部门，模拟和预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变化；第四，郑长德等[3]（2011）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各省域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的自相关性，以及各省域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已有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碳排放（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一些学者还对甘肃省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较为简单的定量分析，提出或评价了相应的低碳政策。李端（2010）选取甘肃人均生产总值、碳排放总量为指标，对1994-2008年间的碳排放与甘肃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到结论为：甘肃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既不是“倒U型”，也不是“N型”，而是线性图。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为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基本集中在国家或若干跨省区域层面上，可能由于相关数据的缺失，有关我国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地区及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动态演进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以描述性方法或传统的时间序列相关分析为主，且对碳排放指标的选取以及具体的建模形式还有着不同见解。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成果，根据1985-2010年甘肃省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甘肃省科学制定低碳发展整体方案和管理指南提供若干有借鉴意义的理论与实证基础。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指标选择、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对结果的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指标选择、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水平。本文主要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甘肃省经济增长水平，其数据来源于历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部分数据来源于历年《甘肃统计年鉴》公布的当年地区生产总值，以1985年为基期，单位为亿元，用GR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给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带来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生产总值指数平减甘肃省1985-201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2.碳排放量。目前，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各异，主流的计算方法为IPAT方法，但因难以体现技术进步影响、不能确定各地区减排责任等原因，IPAT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4]。本文主要借鉴其他两种方法，即Kaya恒等式模型法和碳化学燃烧公式法来核算碳排放量[5]。
第一，Kaya碳排放恒等式模型法。由日本能源经济学家茅阳一（Yoichi Kaya）[6]在1989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会议上率先提出。Kaya恒等式通过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将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与经济、政策和人口等因子建立起联系。Kaya碳排放恒等式为：
在式（1）中，C为碳排放量；C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一次能源的消费量；E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P为人口数量。式（1）的右侧将主要碳排放驱动力分为乘法因子，而左侧对应于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式（1），碳排放量主要是由人口、生活水平、能源使用强度（即为Ei与E的比值）和能源的碳排放强度（即为Ci与Ei的比值）决定的。
第二，碳的化学燃烧公式法。根据碳的化学燃烧公式：C+O2=CO2，可得碳在完全燃烧后，碳的燃烧值约为34 070kj/kg，而每吨标准煤释放的热量为7 000千卡，即约为29 302kj，这就可以粗略的计算出每吨标准煤完全燃烧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考虑以上两种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并结合构成标准煤的元素，还有氮、硫、磷、氟、氯、砷等和不完全燃烧因素，因此采用这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每吨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介于2.277和2.72之间，本文取两者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每吨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为2.499[3]。碳排放量主要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甘肃统计年鉴》的“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单位：万吨标准煤）”所列举的甘肃省数据乘以2.499，得到的数据即为碳排放量“Carbon”。
（二）VAR模型的设定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在方程两端都可以出现使得估计和判断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80年西姆斯（C.A.Sims）[7]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的广泛应，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在式（2）中，yt是包含碳排放、经济增长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Φ1，…，Φp和k×d维矩阵H是带估计的系数矩阵。ε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之间相互同期相关，但不与本身的滞后值相关且不与式（2）右边的变量相关[8]。
三、实证研究
（一）平稳性检验
计量分析采用Eviews7.0软件，为了确保变量的平稳性，先对单个变量运用标准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由SIC准则确定。为了消除在计量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等因素，对1985-2010年甘肃省GRP、碳排放量Carbon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计为lnGRP、lnCarbon。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lnGRP、lnCarbon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中。如果某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为了较为清楚地解释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可对序列lnGRP和lnCarbon进行滞后长度为4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在滞后长度为2期时，经济增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甘肃经济增长对其碳排放具有较为显著的Granger影响，即存在从序列lnGRP到序列lnCarbon的较为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
（三）VAR模型滞后阶数p的确定
VAR模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p时，一方面欲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够完整反映所构建模型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多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这里将采用LR、FPE、AIC、SC和HQ等准则，检验VAR模型最佳滞后阶数p。表3的结果显示，在LR和SC评价准则下滞后阶数p应为1，而在FPE、AIC和HQ评价准则下滞后阶数p应为2。Paulsen（1984）[9]指出AIC评价准则倾向于选择过大的滞后阶数，滞后阶数p为2，即VAR（2）。
（四）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Juselius一起提出的，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是一种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较好方法。在滞后阶数为2，假设模型中无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情况下，对lnGRP和lnCarbon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4给出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根据迹统计量和λ-max统计量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nGRP和lnCarbon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lnGRP对来自lnCarbon的扰动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lnGRP在第一期的响应为0，随后这种冲击对lnGRP的影响缓慢增大，且有发散的趋势，表明甘肃省碳排放量的扰动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且一直为正向效应；lnCarbon对来自lnGRP的响应扰动立即作出了响应，第一期的响应为0.009209，随后对来自lnGRP扰动的响应有所下降，在第4期左右达到最小值，且为负向的。之后lnCarbon对来自lnGRP的响应缓慢增加，也为负向的，在整个前10期的响应期内，lnCarbon对来自lnGRP扰动的累计响应值为-0.133594，表明在绝大部分响应期内，甘肃省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会产生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先逐步下降，后略有回升。但总的来看，甘肃省经济增长会导致碳排放量的缓慢下降，而碳排放量的增加则会在较长时间内推动甘肃省的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VAR模型中的变量lnCarbon、lnGRP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甘肃省经济增长预测方差中有39.54%的部分是由碳排放冲击所引起的，60.46%的部分是由自身冲击引起的；在甘肃省碳排放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中，碳排放预测方差中只有10.46%的部分是由经济增长冲击引起的，89.54%的部分是由碳排放自身冲击引起的。综合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前10个预测期中，甘肃省碳排放的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而碳排放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度较大，且在40%以内。方差分解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的结论。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通过1985-201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VAR模型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较短的滞后期内，存在从经济增长序列到碳排放序列的较为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即甘肃省经济增长是导致其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而能源消费所带来的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对全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第二，从长期来看，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碳排放量增加对甘肃省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且一直为正向效应，碳排放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度较大；反过来，甘肃省经济增长则会导致碳排放量的缓慢下降，但经济增长冲击对碳排放波动的贡献度较小。这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随着甘肃省快速的经济增长，碳排放量在短期内有所增加，而碳排放量的短期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双变量经过短期的微调后，从二者之间的长期动态演进关系来看，碳排放量的增加是甘肃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之一，甘肃省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大量的碳排放作为基础，而且碳排放量波动对来自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较小，说明这种“高速增长、高碳排放”的“双高”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较强的“刚性”。
第三，究其原因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水、电、煤、气等生产要素和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仍主导甘肃省经济发展，而优质资本、创新、核心技术、自主产权、研发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2010年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1.801吨标准煤/万元，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2.2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2.1倍。2010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67.03%，工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3.89%[10]。另外，甘肃省是以工农业为主的后发地区，工业是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以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为主的重型工业，如有色冶金、石化、机械、建材等传统行业，是甘肃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11]，但这些产业多为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是甘肃省节能减排的压力所在，也给本省的低碳转型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针对以上结论，为推动甘肃省低碳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重视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快实现能源低碳化。从结论部分中不难看出，碳排放是甘肃省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发展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是甘肃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的内在需求，这就使得甘肃省石化、机械、冶金等大型、特大型重工业项目比例持续增长，但这些产业的发展又势必造成能耗增长需求难以减缓，工业高能耗、低能效的格局短时间很难改变。如果此时一味要求上述所有企业降低能耗，无异于踩了甘肃省经济前进的“刹车”。因此，在求发展的今天，能源低碳化对甘肃保持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低碳能源是朝阳产业，前景广阔，但也因为技术落后、耗资巨大、电价高等因素制约了它们的发展。要增强低碳能源的竞争力，使其进入甘肃寻常制造企业，就必须重视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利用技术创新来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使其与传统能源在价格上具有可比性，从而快速推广使用，成为未来能源消费的主力。
2.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低碳投融资体系。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甘肃省不仅应着力推进能源低碳化，还应充分拓展融资渠道、引导其他要素资源向低碳产业集聚。
首先，多渠道拓展促进全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直接融资途径。积极通过各类债权融资产品和手段支持低碳产业发展，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低碳企业的资本支持作用，大力支持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上市融资。
其次，全面改进和提升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对由国家、省级低碳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支持的节能、节水、节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和“零”排放等减量化项目，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产品的再制造和轮胎翻新等再利用项目，以及废旧物资、大宗产业废弃物、建筑废弃物、农林废弃物、城市典型废弃物、冶炼废水、污泥等资源化利用项目，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综合考虑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机制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要重点给予信贷支持，通过动态监测、循环授信等具体方式，积极开发与低碳经济有关的信贷创新产品。
再次，加大利用国外资金对甘肃省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鼓励低碳经济主体申请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甘肃省综合管理部门应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低碳经济项目申请使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相关职能部门还应加强对低碳经济项目投资企业的辅导，帮助其熟悉CDM项目基本规则和运作流程，同时引导一些潜在企业开展CDM合作，并支持开展相关的方法学研究。
3.低碳示范先行，鼓励全社会参与。借鉴国内外城市低碳发展的成功经验，宣传低碳经济，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工作，全面提高甘肃省各个社会层面的低碳发展意识和能力。重点建设低碳科技示范区、低碳产业示范区和低碳建筑示范区，发展低碳产业研发、低碳化生产和低碳化支撑体系三大板块的上下游低碳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观念是行动的前提和先导，推行低碳消费方式必须从培养市民观念入手。除了从消费习惯入手提高社会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地方政府还应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大力推广低碳产品，培育低碳消费市场，形成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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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压力分析；发展路径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低碳经济一词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是在2003 年2 月英国贸工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序言中，是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深入剖析这四种当前主流的经济发展理念，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站在“资源、环境、经济”相协调发展的高度，强调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资源、环境的重视及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协调，资源节约是其理论前提，经济、环境友好发展是其预期目标，而节能减排是其核心技术手段。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出发点、落脚点及技术指标考核方式，循环经济侧重于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及提高资源利用、循环效率的技术手段； 绿色经济强调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水平及相应的污染控制技术； 可持续发展侧重于经济发展、生态承载力平衡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注重在生态承载力平衡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寻求资源、环境系统在物种、代内、代际之间的长期平稳持续性发展，是这四个概念中包容性最强的概念； 低碳经济着重强调碳排放量的减少，即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整体长期发展的威胁在人类活动各个环节严格控制碳排放量。整体看来，绿色经济的具体实施形式主要是低碳经济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同时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式。因此，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针的必由之路。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持和实现，具有紧迫性和客观必要性。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生产、生活行为的结果，其反过来影响着全人类的发展，中国也不例外。据国家相关气候变化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未来在二氧化碳浓度加倍的情景下，南方地区将升温2～2. 5℃，北方地区将升温2. 5 ～ 3℃①。这种变化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生产、气候灾害、健康与环境等。此外，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相关统计数据，继2007 年中国以60.7 亿吨的CO2排放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以来，中国的CO2排放量呈现逐渐递增趋势，2010 年中国消费化石能源而排放的CO2增至大约72. 6 亿吨，而同期美国的CO2排放量已经从2007 年的约57. 7亿吨逐步下降至2010 年的53.9 亿吨②。这意味着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逐渐成为主角，碳减排在中国义不容辞。在国内，资源的数量限制、再生能力限制以及污染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传统的以“高能耗、高污染、高产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每年因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有数据显示，如果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加入负的污染产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经济发展并不乐观③。与此同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全球贸易方式、国际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消费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首当其冲。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压力分析
低碳经济的中心及重心均在于“低碳”，即减少碳排放。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必然选择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会面临来自宏观经济哪些方面的压力，应该如何应对，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与宏观经济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 来自结构调整方面的压力。这里的结构调整在生产上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消费上同时包括中间消费结构和最终消费结构的调整。在生产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一路飙升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中工业部门平均消费了80% 的全国能源，其碳排放量占比高达84%，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节能减排的首要对象。王锋（2011） 的研究表明，1997～2007 年间中国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CO2排放量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平均贡献为1. 14%。76张友国（2010）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因此，从理论上讲，发展低碳经济，降低CO2排放量，必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发展第三产业逐步降低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时，在部门经济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部门内部，中间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由使用高碳排放能源转向使用低碳排放能源、零碳排放能源） 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低碳经济下中国化压力为动力的发展路径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及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将来自于宏观经济各方面的压力转化为动力，从而实现低碳经济的成功转型，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1） 以低碳政策、制度促进结构转变。多年来，中国以重化工业尤其是钢铁、能源、建材、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对资源的强烈依赖，投入产出比高而技术效率低下及政治干预度强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最终消费品结构的转型需要宏观政策、经济制度的推动，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言，适当的制度环境是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外因。通过结构调整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变，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度构建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应将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使制度和政策成为原始推动力，形成强大的政策导向。正如前文分析，在影响中国CO2排放的诸多因素中，城市化、人口规模、经济增长等是促使CO2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而有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的，如经济结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等。尽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低碳政策及相应激励制度能够加速结构转变的速度。尤其是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应引导全民消费模式“低碳化”，如从终端产品需求方面入手，通过低碳教育、低碳理念、低碳文化倡导绿色消费模式，从终端遏制对能源的需求，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倒逼型结构。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经济活动重要主体的企业必将受到冲击，亟需作出改变。文章以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环境、法律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低碳经济对企业财务管理宏观环境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了企业的应对策略——进行低碳财务管理，并对相关具体措施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
低碳经济；财务管理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已经引起全球普遍关注，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在此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应运而生，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愈加重视，通过各类国际性会议达成了若干应对措施。而气候变化引起的会计问题也开始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尤其在西方会计学界，“碳会计”已经成为当前环境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前沿。国内，关于碳会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引进、介绍国外碳会计的发展，关于低碳经济条件下会计和财务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低碳经济下企业绿色财务管理、绿色会计的研究，如吴丽健（2012）、徐亮（2014）等，主要介绍了绿色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实施的必要性以及需采取的措施，但实际上是绿色会计冠以低碳经济之名，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深入研究；②低碳经济下企业低碳财务管理、低碳会计的研究，如瞿凤云（2013）、鞠成晓、肖文锋（2014）等，主要介绍了低碳经济对现代财务管理的影响及要求，低碳会计的基本理论、实施意义、发展现状以及发展措施，但大多流于表面的探讨，分析不够深入，且针对性不强，提出的对策也较粗浅。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关于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不够深入，没有对低碳经济给财务管理带来的影响进行详细梳理，提出的对策也较空洞。基于此，笔者探讨低碳经济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具体影响，并基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低碳经济对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宏观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这将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产生较大影响。财务管理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政治环境、法律环境、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
（一）政治环境的变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多次召开气候大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之一，我国也积极响应全球号召，采取多种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正是这种政治导向使得大多数企业积极投入到发展低碳经济的热潮中。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影响主要有：①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文化。传统的财务管理文化追求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只考虑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因素，而发展低碳经济使得企业必须重视环境因素，实行可持续发展。②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节能减排的最终承担者和落实者实际上是各个企业，这就使得企业在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时需要引入碳排放、节能减排等指标数据进行业绩评价。③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向。在低碳经济条件下，政府将会鼓励企业向低碳、环保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流入，加大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的支持，因此企业的投资方向将会有所转变。
（二）法律环境的变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障低碳经济的有序推行，其中“碳关税”是重要手段之一。我国为切实推行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制定的法律有《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以及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节能中长期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这些法律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产生如下影响：1.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碳税的开征会增加出口企业的税负，降低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企业需重新考虑如何获得较大的税收优惠。2.增加资源使用成本和碳排放成本。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企业可使用的原材料将会减少，使用成本将会增加，若碳排放超标，碳税和罚款的双重压力将会使排放成本显著增加。3.影响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现金流。企业会倾向于往节能环保产业靠拢，而现有设备的更新升级和低碳设备的购买也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向。
（三）金融环境的变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低碳经济条件下，“碳金融”应运而生，泛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金融环境的变化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资金投入倾向于低碳项目，传统项目的筹融资难度将会加大，风险增高；其次，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将会丰富企业的筹融资方式和投资方式；另外，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产组合也会因为低碳经济的到来而有所调整；最后，企业的资金营运范围、利润分配激励方式等也需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
（四）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社会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逐步增强，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在实际购买中，更青睐于低碳环保产品。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具有内在促进作用。首先，低碳消费的价值观要求企业财务管理文化必须作出改变，适应低碳大趋势；其次，企业要想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就必须关注消费者的低碳需求，调整产品策略；另外，因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运输等过程中须控制好能耗和碳排放，这可能会增加产品总成本，须考虑如何降本增效；最后，企业在经营中须树立节能环保的品牌形象，重视对环境的贡献。
二、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财务管理应对对策
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变化巨大，机遇和风险并存，只有迎合经济市场的需求，趋利避害，积极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的自主创新和调整，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总的来说，就是要顺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进行低碳财务管理。
（一）树立低碳财务管理理念财务管理理念是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核心，只有转变传统的财务管理理念，树立低碳观念，才能科学有效地指导企业的财务管理手段和行为，实现低碳发展的财务目标。一方面，企业应加强对管理者和财务人员低碳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建立企业的低碳文化，提高他们的低碳管理意识，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使其决策时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企业应树立低碳风险观念、低碳税务筹划理念和低碳财务预算观念等，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使其具备低碳财务管理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生产、经营和管理全过程中关注企业的低碳发展动向。
（二）完善低碳财务管理制度基于低碳经济环境的企业财务管理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工作更加复杂，因而需要对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和完善，以为低碳财务管理提供支持和保障。首先，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应由局部的、分散的管理向集中的管理模式转变，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财务工作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还能促进各部门间的有效沟通，保证企业低碳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其次，应加强信息化建设，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管理平台来提升低碳管理的可靠度，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控制，使财务信息得到及时反馈，从而更好地整合企业的生产资源、生产环节和管理目标，达到低碳管理的目的。另外，应建立健全企业的低碳财务管理预算制度，重点关注收入、费用、现金流等指标，综合考虑低碳发展可能引起的收入、成本费用的变动，制定详细的成本费用预算计划，严格执行，控制支出，以保证低碳项目资金的供应和合理使用。最后，还应建立灵活的低碳激励制度，实现员工自身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统一，保证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关注生态环境因素。
（三）从事低碳财务管理活动财务管理目标是通过财务管理活动来实现的，而低碳财务管理活动包括低碳筹资、低碳投资、低碳运营和低碳分配四个方面。1.低碳筹资企业由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低碳技术和设备，而且低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的时间也较长，这就决定了企业的低碳融资不仅需求较大，而且资金使用周期较长。因此，要想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企业需要做好完善的低碳筹资计划，多开发低碳环保项目。在筹资过程中，还应充分利用国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扶持政策和法律保护，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把握发展先机。2.低碳投资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除考虑常规影响因素外还需着重考虑低碳经济因素、低碳政策因素、能源市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进行低碳项目投资时，企业可以从低碳技术开发、低碳产品生产以及整体低碳项目施行等方面做好发展低碳经济的全面项目规划。因低碳项目投资投入大、时间长，企业在进行低碳投资决策时，应考虑投资的财务风险，估计可能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全面评估投资项目的盈利性；但是，也应持发展的眼光，避免忽略那些短期效益不明显但长期效益显著的投资项目。另外，除项目投资外，企业还可进行碳金融产品投资，抢占碳金融市场。同时，企业自身也可参与国际以及国内碳市场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3.低碳运营低碳运营就是要保证低碳项目所需资金的合理调配，保证资金的流转顺畅，同时最大程度降低企业因环境问题所发生的资金支出。因此，企业应做好全面的低碳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时刻掌握一定时期内资金的流入、流出情况，合理安排资金，保证资金供应充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外，尤其要加强低碳成本的控制，降低因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所带来的资金支出的增加幅度。对低碳成本的控制应贯彻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供应的全过程，充分考虑各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要避免发生诸如违反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受到处罚，因环保形象差销售额减少等情况，降低企业环境成本。4.低碳分配低碳经济时代，企业在进行分配时除了要考虑国家、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更应该考虑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企业应按低碳收益的多少以投资比例向投资者分配利润，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后续低碳经营所需资金的储备，还要看哪种分配方式能够更加促进投资者在低碳项目上的投资。因此在分配时，需要处理好积累和分配之间的关系，保证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来抵抗低碳项目发展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风险；在股利分配时，企业可以相对优先支付低碳项目的股份，从而给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促使投资者更加积极地支持企业在低碳方面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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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经济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大,即商品和劳务产出量的增加。其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总量指标。近2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经验数据测算,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4%[3]。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GDP增长水平总体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碳排放总量也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从可以看出,1980—199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时期,碳排放量增长也很快,到1997年后才逐渐降低。
由于碳排放受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通过研究各主要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析未来中国的碳排放趋势,并选择合理的温室气体减排途径。据徐玉高等[3]分析中国1970—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中国20多年来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占总量的94%以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变化和GDP的增长呈显著相关(R2=0·9581)。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中,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较大,这与中国刚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并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相关。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增加,投资的增加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引起对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随之增加;其次,由于经济的增长,人均GDP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对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环境破坏,使得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
但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会引起技术、制度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演进,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时期减少。张雷[4]研究了国家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导致国家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减缓,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则导致国家碳排放水平下降,两者结构多元化的演进最终促使国家发展完成从高碳燃料为主向低碳为主的转变。因此,为研究中国未来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需要从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出发,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2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的原因
2·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着眼于短期经济总量的增长,重视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结果是对资源、环境形成无形的巨大压力。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可以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成就,但经济结构并未取得明显改进,工业所占比重约为40%~50%,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仅占33%,服务业比重低于巴西约20%,并低于发达国家约35%~40%(图4)。因此,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这与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并一度强调重工业发展战略不无关系,而重工业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目前仍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要走漫长的道路,未来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还很大。
2·2能源结构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必需的能源看,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未改变。2001年,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洁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气等所占比重不超过11%[5]。计算表明,单位标准煤炭燃烧产生的CO2是等标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标量天然气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较大,故中国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国家。从能源利用效率看,虽然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了GDP翻两番、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但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减少碳排放量,中国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3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不转变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且继续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未来还要持续增长,将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一般来说,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EKC曲线),说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恶化会得到遏止并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6]。但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本质上是人们的生存需要所决定的,且受人们的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尚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地区增长不平衡,满足基本发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经济增长远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的阈值点,碳排放还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分析各国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钱振为[7]探讨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增长较快的时期,单位GDP的能源消费难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单位能源产生GDP的空间并不大,说明未来碳排放量还将继续增长。
据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估计,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Kuznets曲线关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们接受转折点远远高于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Kuznets曲线,那么经济发展达到转折点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已远远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9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间。尽管1997年后中国碳排放量有所减少,但要达到Kuznets曲线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阶段,仍然有一段距离。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条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是衡量减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0]。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国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强度为1·56kg碳/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国的6倍,日本的16倍[11]。这与中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水平还比较低下不无关系,而中国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技术会得到改进,经济增长依赖于大量投资和能源消耗的现状会得到改善,在改进人们消费偏好的基础上,选择一条低碳发展的路径,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强度总体上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形成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平均年增长率为4·3%,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6%,能源消费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在此期间,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基本未变。因此,1980—2000年,中国GDP的CO2排放强度平均年下降率为5·6%[12]。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未来中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阶段,对能源、交通的需求还很大,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的空间还比较大。
3结论
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模式,中国碳排放量将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中尤以工业增长排放CO2最为显著。根据国际经验,一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能源的消费需求增加,碳排放量将很快增长。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沿着一些发达国家的老路去发展,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益,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未来碳排放量的首要选择。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大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是中国的自然社会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和中国的能源利用技术落后有关,因此,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技术,改进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低碳经济；外部性；政府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问题正在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发展低碳经济是改变目前这种局面的重要途径①。目前，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识，众多专家、学者都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如何发展低碳经济上。但首先我们要弄清低碳经济的外部影响及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问题，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低碳经济更具有外部性，是一种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其应用涉及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研究低碳经济的利益主体及其外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政府调控问题。
二、低碳经济的外部效应分析
外部性问题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所谓外部性，也叫外在效应或外在性，它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根据作用效果可以把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类。其中，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益而无法从后者获取报酬；负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损而后者无法获得补偿。
低碳经济旨在围绕整个经济活动，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体现在对能源生产和消费作出更加有效率的选择，以求达到最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②。低碳经济是通过系统地调整体制从而激励节能技术创新、低排放技术应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进而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之间的旧的高度相关关系，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也存在外部性，例如：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这就是正外部性；与之对应，一些生产企业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福利，这就是负外部性。
（一） 资源环境的外部效应分析。
低碳化是全球趋势，也是中国目标。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实现低碳化的、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然而，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就是高碳、以煤为主的能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像中国的煤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以煤为主可能有成本优势，成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在低碳经济中却变成了比较劣势。因为低碳工业必须是建立在低碳或无碳能源基础之上，而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建构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有较长的建设周期。因此传统的能源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很难有颠覆性的改变。③低碳经济在注重开发新能源的同时，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结合，采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遏制化石能源总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经济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低碳经济正外部性的表现。
（二）国家政府的外部效应
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作为低碳经济的最大利益主体，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减缓气候变化对其现实经济利益和发展权益意义非凡。特别是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他们早已认识到高能源、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给本国的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趋势。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
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碳经济对国家政府具有正外部性。
但是，目前全球重化工业等高碳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集聚度在不断地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而发达国家掌控着高新技术产业、低碳能源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技术、设计、标准、专利、品牌等主导权，掌握着金融、保险、物流、销售网络等低碳经济主要领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碳产业，为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高碳产业转移后的20-30年，将背负高碳经济所带来沉重的资源环境负担。因此，围绕碳排放权和经济发展权问题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焦点。④这是发展低碳经济负外部性的表现。
（三）企业的外部效应
从长远来看，企业在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向低碳发展战略转型，将影响到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从而对公众、地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企业的外部性表现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讨论。
一方面，中国是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发展高能源、高排放的产业来拉动经济发展，这些企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效益、效率的问题上，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将外部成本转嫁给社会，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严重影响。发展低碳经济势必要对这些传统工业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这就有可能提高企业成本、增加企业运营风险、影响企业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具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要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和调整的问题，产业因素可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低碳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良性的产业发展不仅能够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成本问题，同时，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在低碳环保方面发展较快的先锋企业更承担了探索和表率的作用。这是低碳经济在企业方面的正外部性表现。
（四）公众的外部效应
民众是低碳经济发展最庞大的利益主体。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源消耗迅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在时间层面上，属于人类的那部分自然资源其实也并非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它同样也属于我们以后千千万万代的人。人类对资源的肆意掠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高能耗的企业排出大量温室气体，其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异常，严重威胁全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异常气候影响、保障民众身体健康。此外，发展低碳经济还会对公众消费产生巨大影响。 低碳经济能优化消费结构，给消费带来正的外部性，具体表现在消费的重点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环保型产业转移；消费者的偏好也将随生产的布局变化而变化，更加青睐于低能耗的产品。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通过对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方式的影响，也将改变消费者现有的观念，在工业社会下形成的“快捷消费”、“一次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消费观念及习惯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学习性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消费观念将逐渐形成，以追求健康消费作为消费的倾向，追求消费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同时也有利于大自然的健康。⑤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低碳经济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带来资源环境以及人们消费方式的改善，产生较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改善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而资源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使投入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来充分补充，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因此，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明确角色，强化职能。
二、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是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他们的选择和偏好就决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⑥但是，由于目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公众参与意识还比较低，对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不够积极，所以社会公众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主要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力量博弈的选择。其中，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效应，其生产创造的经济收益不可能完全归企业所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社会收益而溢出。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收益明显高于政府投入，能够产生社会净收益。低碳技术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它还对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因此低碳技术具有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功效。政府针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力度、发展途径所制定的政策将会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公众的消费方式和身心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私人部门对低碳技术研发投资的收益常常低于其成
本，而另一方面，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给全社会带来的效益又往往大于私人部门的成本，这就使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一）树立低碳经济的战略意识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密切联系，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⑦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低碳经济要求进行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经济一次全新变革，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目前我国面临社会经济发展与节能、气候变化的多重任务，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仍存在问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中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因此，国家政府对低碳经济的认识一定要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到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⑧
（二）加强企业激励机制建设
由于企业生产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致使企业对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性不高。目前，企业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应对其建立激励机制，激励企业进行低碳科技创新。⑨激励机制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因和直接动力，是政府引导企业从发展低碳经济中得到经济效益的方式和手段。政府可通过诸如价格、税收、信贷、收费和保险等的手段激励企业进行低碳生产，例如在具备条件能够明确界定产权的地区、领域，政府可以推广完善符合中国市场特点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即在实施排污许可证管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节约污染排放指标，这种指标作为“环境容量资源”、“有价资源”或“储存”起来以备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之需，或在企业之间进行有偿转让，⑩激发企业参与低碳经济实践的积极性。
（三）坚持国家利益
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客观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11)同时，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国家合作中，要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对技术和项目严格把关，并准确合算减排成本，增强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洁发展机制等项目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四）提高公众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如何激发公众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政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媒体等宣传工具，加强低碳经济理念宣传，提高人们的资源意识、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普及教育、培训、论坛等方式促使各级政府和民众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低碳经济能够实现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不断提高，认识到反正低碳经济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刘伟力.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辽宁建材,2009(11).
②柏林.低碳经济辨析［j］.企业技术进步,2009(12).
③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④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⑤陈春晓,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4).
⑥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⑦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⑧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⑨谢军安,郝东恒,谢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j］.2008(12).
⑩曹明德.排污权交易制度探析［j］.西北政法学院院报:法律科学,2004,(4):102.
(11)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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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6］陈春晓,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4).
［7］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8］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关键词城市化；能源消费；碳排放
1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排放及由其引发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包括政策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就数量而言，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研究显示，2004年度，二氧化碳大约占总的人为气体排放量的76.7%.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在于减少碳排放.碳排放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伴随着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系开始引起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关注＼[1＼].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被成为城市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高速城市化的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0年全国常住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已非常接近，城镇人口为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进行到了中期阶段，今后20年内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城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城镇化建设也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党的十之后，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城镇化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1978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增长5.7%，电力9.1%.2003年至2008年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双位数.数据表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阶段，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而且此阶段的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因此该阶段的碳排放增长也最快.如何在充分认识城市化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现阶段的节能减排政策，是中国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城市相继出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现有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共同影响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具有双向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的总量；城市化导致了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的合理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资源使用更加合理，单位能源消费具有下降的趋势.利用城市化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回归关系来预测未来50年我国能源需求和供给.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将是能源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从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来看，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的研究文献就多，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多差异.二是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由于各产业对于能源需求存在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将反映到能源消费上，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也补完全一致.我国在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也将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的强度.三是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技术进步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能源效率，改善了能源消费结构，另外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促进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
对于城市化、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城市化是一国由低收入迈进高收入的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与工业化保持一致，目前对我国城市化阶段的认识有：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加速经济增长时期），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快速增长（刘霞辉，2003）＼[2＼].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却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涂正革，2008；张红凤等，2009）＼[3，4＼].二是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研究.Parikh 和Shukla（1995）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 并针对如何避免这期间的温室气体过量排放提出政策建议＼[5＼].国内学者的研究有：王锋等（2010）研究了1995～2007 年间中国二氧化碳 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6＼].林伯强等（2010）就节能与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下中国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问题提出政策建议＼[7＼].
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阶段性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和刚性问题，而其对中国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和政策抉择最为重要，由于没有针对阶段性发展问题，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现实意义.城市化的人口转移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高耗能增长特征，是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准确描述现阶段中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影响因素，需要对城市化阶段的影响有一个把握.为了捕捉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排放的特征，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各个省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指标，数据来源《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能源消费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该指标是观察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力，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利用.本文各省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也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碳排放的数据来自于陶长琪和宋兴达（2010）的数据[8].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数据是1995年到2007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了研究的方便，记城市化水平为Lcity，能源消费总量记为Energy，碳排放记为Carbon.
3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方法来分析我国29个省市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三者原始序列线性图如图1所示
3.1面板单位根检验
3.3模型形式确定
在表2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拟合了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得到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13.454 84、S2=1.819 439、S1=1.784 417.进一步计算得到F2=203.213，F1=0.406 551.查F分布表，易知在α=0.01显著水平下，拒绝假设 H2，接受H1，即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3.4Hausman检验
在确定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之后，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还需要进行Hausman 检验.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见表3：
表3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
从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对于本文中29个省市来说，虽然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系数相同，但是1995～2007年间其自身城市化水平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吉林最高，北京、上海分别位于第二、第三位，而最低的是安徽，其次是河南.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份、老东北工业基地省份城市化水平位列前面，而中部省份城市化水平也与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格局还是比较吻合的.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1995年至2007年我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为城市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所以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 man检验的分析结果，确定研究模型的形式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最后，通过对拟合模型的结果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各省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只讨论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而从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也存在影响.尽管从本文拟合得到的模型中，能源消费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微，但是能源消费在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佐证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面临着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简单地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方向演进.我国目前粗放型增长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驾齐驱.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减排潜力巨大，各省市应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强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是为了控制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的增加，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碳强度上.通过制定扶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控制高碳能源、高碳工业、高碳产品的市场机制、管制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相关措施，促使社会各界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使我国城市化道路向新型的低碳城市化道路前进，从而保护生态环境，让经济发展模式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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