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1 09:45:06
(一)脱钩模型本文研究主要基于Tapio脱钩模型。公式(1)中tco2，gdp表示脱钩弹性指标，分别以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正负状况、弹性值大小来说明经济增长是否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状态。脱钩指标体系见表1。
(二)二氧化碳脱钩弹性分解量化模型1.脱钩链式因果分解模型为解决Tapio指标缺乏对二氧化碳“脱钩”内在机理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的缺陷，以便能为评价和制定准确、全面的低碳经济发展措施、政策及战略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可以加入适当的中间媒介，将公式(1)进行链式因果分解［8］［9］。由于工业在甘肃省国民经发展的特殊地位，故将全省能源消费量和工业产值指标作为中间变量，将弹性值分解为减排脱钩、工业节能、产业发展三个指标，公式为。公式(2)中，ΔCO2为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量，ΔE为能源变化量，ΔGIO为工业总产值变化量，ΔGDP为历年地区总产值变化量。虽然通过分解可以找出影响甘肃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相关因素的脱钩弹性状况，便于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碳减排。但该式应用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很难将其他指标如城镇化等纳入分解式中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故第二步我们引入LMDI分解法。2.LMDI因素分解脱钩模型本文根据扩展的Kaya恒等式将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并参考已有文献［10］的LMDI(Log－MeanDivisiaIndex)分解方法，根据甘肃省实际情况加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因素后，构建甘肃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分解模型。根据CO2排放量的基本公式可知。公式(3)中，CO2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指化石能源的排放量;E为能源消费总量;GIO为工业生产总值;GDP为地区生产总值;PC为城镇人口数量;P为地区总人口;F=C/E，为能源结构碳强度;I=E/GIO，为能源强度;G=GIO/GDP，为工业化率;A=GIO/PC，为城市人均工业产值;Z=PC/P，为城市化指数;P表示人口数量。公式(4)中:ΔCf为能源结构碳强度因素;ΔCi为能源强度因素;ΔCg为工业化程度因素;ΔCa为经济发展因素;ΔCz为城镇化因素;ΔCp为人口因素;ΔCd为分解余量。它们分别为各因素变化对CO2排放总量变化的贡献值。根据Ang［11］提出的LMDI方法。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研究采用的基础数据如GDP、人口、能源消费量、工业总产值等均来自历年《甘肃省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了使得出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分别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表示。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一)脱钩横向对比分析总体上来看(表3)，甘肃省历年的脱钩弹性平均值为0.629，低于中国总体平均值0.708，二者均为弱脱钩状态，而陕西、宁夏、青海分别为0.958、0.845、1.147，均为增长连接状态。只有新疆为1.719处于增长负脱钩状态。从时间段来看，在“十五”期间，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分别为1.048、0.452、0.823、0.636，而甘肃省为0.792，脱钩状态良好。“十一五”期间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分别为0.944、0.847、1.333、2.897，甘肃省为0.385，只有甘肃省和陕西省脱钩指标值降低。从甘肃省来看，甘肃省脱钩弹性由“十五”期间的0.792下降到“十一五”期间的0.385。同期中国总体脱钩弹性也由“十五”期间的0.835下降到“十一五”期间的0.569，这说明甘肃省脱钩状态与中国总体水平同步变动，且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到2011年间，甘肃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总体上处于“弱脱钩”状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该期间甘肃省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54%，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34%，GDP增速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速，这使甘肃省总体处于“弱脱钩”状态。其中2009年为强脱钩状态，即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往年降低了。在甘肃省总体脱钩弹性值降低的情况下，在2011年反弹到1.030呈增长连接状态，即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快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率。
(二)脱钩链式因果分解根据公式(2)，计算可得到减排脱钩、工业节能、产业发展三个脱钩效应指标，结果见表4。从减排脱钩指标来看，总体呈增长负脱钩和弱脱钩状态，说明甘肃省能源消费量的变动率低于能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速率，能源碳强度脱钩状态不理想。这一方面是因为甘肃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工业，而工业主要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另一方面也与碳减排技术利用不理想有较大关系。从工业节能指标来看，总体呈现弱脱钩状态，说明甘肃省能源利用效率状况良好，不是影响脱钩指标的主要原因。其中，2009年工业节能弹性为－45.543，为强负脱钩状态，这是因为这一年工业总产值增速远低于能源消耗的增速。从产业发展指标来看，总体呈增长负脱钩状态，工业总产值增速快于甘肃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表明了甘肃省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过大是影响脱钩指标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与减排脱钩指标计算的结果相一致。
(三)LMDI脱钩弹性分解根据公式(7)计算出能源结构碳强度、能源强度、工业化、经济发展、城镇化以及人口六个效应对应的分解脱钩弹性指标，结果见表1和表5。从历年各指标贡献率的平均值(表5)大小来看，影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脱钩弹性指数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其中经济发展脱钩弹性指标影响为正值为0.827、而能源强度脱钩弹性指标影响为负，贡献率均值为－1.086。这说明甘肃省在能源的利用效率上较高，即单位工业产值的能耗指标良好。城镇化、工业化、能源碳强度指标对总体脱钩弹性贡献均值均为正值，分别为0.689、0.402、0.232，而人口数量脱钩弹性的影响不大，仅为0.036。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加快对甘肃省二氧化碳的排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对于城镇化与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关系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城镇化有利于碳减排，另一种却持相反态度。其争论的关键在于城镇化是否真正起到了规模经济效应［12］。2011年底甘肃省城镇化率为36.1%，西部地区为43.0%，全国为51.27%，甘肃省城镇化率水平过低。此外，由于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矿产资源、经济实力和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甘肃生产力布局和城镇分布不均衡，城镇化水平全省差异很大。甘肃省城镇体系不突出，具有单一的行政职能和资源型小城镇过多，基础设施不完善，对区域辐射带动作用较弱，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优势。故在碳减排上，资源消耗型的小城镇难以负担高昂的成本。故总体来说，甘肃省城镇化质量不高是抑制了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的一个重要原因。工业化效应指标贡献率历年趋势不明显，但其均值为正，说明总体对脱钩状态具有抑制作用，这与链式因果分解的结果一致。能源碳强度效应指标均值为正，说明其对脱钩状态具有抑制作用，但其从2001年到2011年对脱钩弹性的贡献率一直在下降，说明甘肃省能源碳排放强度效应对脱钩弹性的抑制作用正在逐渐削弱，反而正在成为有利于脱钩的因素。通过LMDI分解法得出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脱钩的主要原因，且能源碳强度效应正在成为促进脱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与通过因果链式分解方法，得出的能源强度弹性处在弱脱钩状态、碳强度脱钩弹性和产业结构弹性处在强负脱钩状态一致。
四、结论及建议
全球气候变化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IPCC明确指出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引发的温室效应造成的。长期以来，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商业部门、交通部门等，这种“部门”的碳排放研究忽视了个人消费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忽视了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生产活动终端需求的家庭的生活消费。目前，从研究成果来看，家庭的碳排放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如比娜(Bina)等运用CLA模型对美国居民消费行为和环境影响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超过80%的能源使用和CO2排放是由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满足其需求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根据社会学基本理论，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居民消费多以家庭消费方式展开。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997年家庭消费行为占全美能源消耗的28%，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美排放量的41%;王彦等研究中国家庭碳排放，结果表明，家庭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比例由1995的19%上升到2004年的30%。由此可见，家庭碳排放对全社会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与此同时，“部门”碳排放研究不能解释家庭活动的碳排放结构特征、影响因素，也无法解释同一个城市或社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等)差异而产生的碳排放的差异。因此，基于家庭消费视角的碳排放研究对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基本特征和家庭能源消费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外学者帕乔里(Pachauri)借助家庭微观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杰克逊(Jackson)的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住房面积、成员结构、消费水平等家庭特征是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弗林格尔(Vringer)等发现，户主年龄在40－50岁的高收入群体，其家庭能源消耗最大。杨选梅等以南京为例认为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积是影响家庭碳排放的显著因子。杨瑞华等对全国不同地域9个城市的家庭碳排放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对城市家庭碳排放特点和不同地域城市碳排放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碳排放量与家庭经济文化水平和家庭常住人口数呈正相关，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高于内陆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威尔森(Wilson)等研究了家庭成员的环境认知、能源消费行为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二是家庭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阿尔蒙德(Almond)等研究发现，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由于需要家庭集中供暖，其碳排放量特别高。卡恩(Kahn)通过使用1993年美国居住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住郊区化对能源消费的显著影响以及其环境后果。黄茹等通过广州市3个不同区位类型社区家庭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郊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最高，市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居中，城乡结合部家庭碳排放最低。张馨等研究了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果表明，从2000－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碳排放都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碳排放逐年增加而间接能耗碳排放有所下降。三是从时间序列分析家庭规模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蒋耒文等认为，相对于个人而言，家庭是消费的主要单位，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家庭规模变化导致的家庭户总量的变化有可能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影响。陈佳瑛等就中国1978－2007年家庭模式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家庭规模与总户数对于碳排放具有较大影响力，家庭户单位体现出对人均单位未能包括的家庭消费行为模式的包容，因而可能成为更合适的居民能源消费产生碳排放的分析单位。王钦池认为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应该存在一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家庭规模，称之为最优家庭规模。当家庭规模大于或者小于最优规模时，都会导致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和碳排放量的增加。总体说来，家庭碳排放的研究视角从开始较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家庭微观层面。随着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人们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城市生活能耗消费量将不断增长，导致城市家庭能耗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对某一区域或省域的家庭碳排放特点及变化特征做详细调查研究，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研究区域的家庭特征、低碳消费行为分别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社区及微观家庭成员的减排政策。本文将以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江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性，并分别对调查城市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成员低碳消费行为与家庭碳排放的相关性作回归分析，最后得出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2013年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调查”研究小组对江苏省城市家庭活动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按照江苏南北区域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等特点选取了苏南的南京市、苏中的南通市以及苏北的连云港市，由于三个城市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最接近，且南京市是江苏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南通市是苏中地区三个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连云港市2012年人均GDP排在江苏13个地级市的倒数第二位，因此，选取这三个城市体现了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典型代表性，可以代表不同区域的城市家庭碳排放基本情况。研究在每个城市选择三个社区(市区社区)，为了使数据收集更具广泛性和灵活性，并且提高问卷收集速度，在每个社区选择150户家庭采用入户随机发放和现场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要求每个家庭18周岁以上成员填写调查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13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88份，问卷有效率为95.4%。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家庭基本特征、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和家庭碳排放结构。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消费特征(居住面积)、出行特征、文化特征、经济特征(家庭收入)五个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包括家庭成员的每周购物频率、在外就餐频率、垃圾分类情况、空调温度调控、自备购物袋以及“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六项内容。家庭碳排放结构包括家庭能耗(家庭用电、水、天然气或罐装液化气)、交通出行(飞机、火车(动车)、长途汽车、地铁、公交车、小汽车、电动车)、家庭生活垃圾三个方面。
2．研究方法
比娜等提出了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LifestyleApproach，CLA)，该方法是从家庭外部环境、个人决策因素、家庭基本特征、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行为产生的后果五个方面研究家庭碳排放。该模型首先被用于美国家庭碳排放研究中，随后该模型被众多学者引用。此模型中消费者是指为满足其生活需要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家庭的实体;生活方式影响并决定了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该模型的目的是通过理解消费者的个体行为以便制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交织，并且其中一些因素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了解“消费者”变得很复杂。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绘制了基于家庭消费行为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技术路线图。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1.1研究方法
1987年Enger和Granger提出了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指出一些经济变量虽然是非平稳序列，但变量间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当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时，还可以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13－14］。
1.2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1)指标选取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影响我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因素可能有交通发展水平、交通能源强度、交通运输结构、人均GDP、居民收入等因素。根据蔡博峰等人的研究，和国外不同，我国交通部门CO2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并不显著相关(判定系数R2=0.214)，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交通领域的CO2排放主要受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驱动，而不是家庭收入的驱动;我国道路交通CO2排放与居民收入的相关性很低(判定系数R2=0.147)，这可能是我国道路运输的CO2排放并非像一些发达国家以私家车排放为主，而很可能主要以货车、出租车、公司商务车和政府用车为主［15］。因此人均GDP、居民收入不是影响我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由于如何量化交通运输结构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交通发展水平和交通能源强度对我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选取交通运输业碳排量为因变量，交通发展水平和交通能源强度为自变量，用能源消耗法计算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交通发展水平用换算周转量指标表征，交通能源强度用单位换算周转量的能源消耗表征。(2)模型构建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和指标，本文构建了交通运输业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y=u+αx1+βx2，(1)式中，μ为随机误差项;y为交通运输业碳排量值;x1为交通运输业换算周转量;x2为交通能源强度;α，β为回归系数。
1.3数据处理
(1)交通运输业碳排量测算模型及结果根据《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移动源(交通部门)的CO2排放核算方法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是自上而下，基于交通工具燃料消耗的统计数据计算;方法二是自下而上，基于不同交通类型的车型、保有量、行驶里程、单位行驶里程燃料消耗等数据计算燃料消耗，从而计算CO2排放。由于获取我国不同类型机动车行驶里程和油耗等数据比较困难，因此基于公开数据完全采用第2种方法的可行度较低。考虑我国成品油生产和供应的垄断性很高，因而采用第1种方法基于交通工具燃料消耗的计算精度高。本文根据第1种方法构建交通运输业CO2排放测算模型:EQ=EQp+EQc+EQg+EQe+EQh，(2)式中，EQ为交通运输业总CO2排放量;EQp为消耗石油燃料的CO2排放量;EQc为消耗煤炭的CO2排放量;EQg为消耗然气的CO2排放量;EQe为消耗电能折算的CO2排放量;EQh为消耗热能折算的CO2排放量。①消耗石油燃料的CO2排放量交通运输业中使用石油燃料的主要有汽油、煤油和柴油等。EQp=∑(不同燃油消耗量×CO2排放系数)，其中燃油、煤炭、燃气等各种能源CO2排放因子取《IPCC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2卷能源中的表2－2所规定的值。终端电的消耗不直接产生CO2，但电厂发电过程中会产生CO2，属于间接碳排放。在火电、水电和核电3类电厂中，水电和核电厂产生很少的CO2排放，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本文主要计算火电厂产生的CO2排放。(2)交通运输业换算周转量计算公式及结果交通运输业换算周转量TR为客运周转量和货运周转量之和。采用客/货运周转量转换系数(如表2所示)，将客运周转量转换成货运周转量，并与原来的货运周转量相加，最后得到换算周转量，如表3所示。各运输方式周转量数据来源于我国历年的统计年鉴。(3)交通能源强度计算公式及结果交通能源强度EN用单位换算周转量所消耗的能源量表征。由于能源的种类众多，因此能源消耗按发热量折算成标准煤表示，即:交通能源强度=能源消费量换算周转量。
2实证结果分析
2.1数据预处理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对EQ，TR，EN数据进行对数变换，这种处理不会影响数据的统计性质，对数变换后的序列分别用LNEQ，LNTR，LNEN表示，检验均由EVIEW6.0完成。
2.2单位根检验
本文的平稳性检验采用常见的ADF单位根检验，得到相关数据序列的单整性阶数如表5所示。原序列和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表明，LNEQ，LNTR，LNEN均为一阶单整序列I(1)，满足对其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变量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3Johnsen协整检验及标准化协整方程
(1)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对3个变量LNEQ，LNTR，LNEN进行Joh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表7所示。表6和表7的结果均表明，LNEQ，LNTR，LNEN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接受了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这说明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序列LNEQ，LNTR，LNEN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能够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2)标准化协整方程Johnsen协整检验除给出协整关系的检验外，还给出了协整关系式。本案例的无限制条件下的协整关系如表8所示。为了使序列间的更为明显直观，一般将排序第一的序列前的系数标准化为1，这样表示的协整关系称为标准化协整关系，如表9所示。因此，最终的协整方程为:LNEQ=1.429165×LNEN+0.985885×LNTR，se=(0.07462)(0.01502)。(3)式(3)揭示了LNEQ与LNTR，LNEN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交通能源强度每增长1个单位将导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上升1.429165个单位，交通运输换算周转量每增长1个单位将导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上升0.985885个单位。
2.4VECM模型及检验结果
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各序列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分析EQ与TR和EN的短期动态关系，需要建立将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联系在一起的误差修正模型(VECM)。通过Eview6.0估算出误差修正模型:D(LNEQt)=－0.681440×ECMt－1－0.467110×D(LNEQt－1)+0.249810×D(LNENt－1)+0.200329×D(LNTRt－1)－0.064671，(4)式中，LNEQt，LNEQt－1分别为第t年和第t－1年交通运输业碳排量的对数变换;LNENt－1为第t－1年交通运输业换算周转量的对数变换;LNTRt－1为第t－1年交通能源强度的对数变换;ECMt－1为误差修正项。由式(4)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短期波动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1部分是前一期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第2部分是前一期能源强度和交通发展水平的影响，第3部分是前一期碳排放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上年度LNEQ增加1个单位，本年度LNEQ反方向变动0.467110个单位。上年度LNEN增加1个单位，本年度LNEQ正方向变动0.249810个单位。上年度LNEQ增加1个单位，本年度LNTR正方向变动0.200329个单位。上年度的非均衡误差以68.144%的比率对本年度碳排放增量做出修正，即以－68.14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
3结论
目前，工程建设碳排放计量尚无通用的国际或国家标准，可参考产品碳计量标准进行工程建设碳排放的计算。如ISO/CD14067、英国PAS2050:2008规范以及IPCC国家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指南等，这些规范在碳排放的范围核算和计量方法上都较为成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现有规范和参考文献进行总结，得到工程建设领域可借鉴的几种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1)实测法。通过标准连续计量设施对现场燃烧设备有关参数进行实际计量，得到排放气体的流速、流量和浓度数据，据此计算碳排放。实测法结果较为准确，但耗费的人工和费用成本较高，一般应用于量大面广的碳排放测量。
(2)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法又称物料衡算法，它的原理是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即生产过程投入某系统或设备的燃料和原料中的碳等于该系统或设备产出的碳。投入产出法可用于计算整个或局部生产过程的碳足迹，但其无法区别出不同施工工艺和技术的差异，且获得结果的准确性有偏差。
(3)过程法。过程法在工程建设领域又叫作施工工序法。它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整个过程的物质和能源流动消耗来测算碳排放量，其思路是将施工阶段进行划分，列出分部分项工程的机械清单，然后用单位量乘以量就得到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碳排放。过程法简便易行、精确性较高，但基于过程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数据不易获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4)清单估算法。清单估算法采用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的《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计算碳排放，主要原理是用各种能源的实际消耗量乘以碳排放因子加总得到总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因子指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的CO2的当量值，根据正常作业及管理条件，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艺和规模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加权平均得到，可在相关数据库中查得。清单估算法简单可行、应用面广，关键是要确定温室气体的排放清单并选择适当的碳排放因子。几种碳排放计算方法对比。本文的工程建设碳排放量计算是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将过程法和清单估算法有机结合而成的混合计算方法。具体过程为:首先，采用过程法，按照工程图样列出材料机械消耗清单，也可直接采用清单计价时的分部分项工程材料机械清单;其次，采用清单估算法，将各个材料和机械的消耗量进行汇总并选择合适的碳排放因子;最后，将消耗量数据与对应碳排放因子相乘并加总，即得到整个工程建设阶段的碳排放量。基于工程造价的工程建设碳排放计算。这种混合碳排放计算模型集合了过程法和清单估算法的优点，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能够方便地应用于实际工程。同时，采用的工程量清单数据可直接套用工程造价数据，大大减少了碳排放计算工作量，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还可随工程造价进行碳排放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2案例实证
本文选取铁路工程某建设项目进行工程建设阶段碳排放实例分析，由于该工程的特殊性质，在此不便对工程概况进行介绍，只运用工程造价数据进行计算分析。
2.1清单汇总
按照工程造价文件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汇总出本工程材料和机械消耗量，用大写字母Q表示。根据工程造价文件中的机械台班消耗量和2005年《铁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中的单位台班消耗指标，二者相乘即得到总的机械能源消耗量。汇总后，本文选取燃料和电力消耗总量最大的20种机械列举。
2.2碳排放因子确定
碳排放因子(CarbonEmissionFactor)是计算碳排放的基础数据，指消耗单位质量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转化为二氧化碳的量。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包括了单位质量能源从开采、加工、使用各个环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转化为二氧化碳量的总和。目前，关于碳排放因子的选用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国家、组织和地区算得的碳排放因子往往有很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总结并借鉴了现有碳排放因子，选择其常用值或平均值作为工程建设阶段碳排放计算的参考，各能源或材料的碳排放因子用F表示。
2.3碳排放量计算
根据上文数据，可利用以下公式求得工程建设不同阶段总的碳排放量CE。工程建设不同阶段碳排放量汇总。
3结语
论文摘要：介绍了国际碳权市场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在发展CDM项目的巨大潜力，并对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等各方面影响进行了着重分析和阐述，碳权贸易带给中国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 论文关键词：碳排放权国际贸易；CDM经济增长 1 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现状 碳排放权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贸易产品，它的目的在于以较低成本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权国际贸易以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或减排信用额为主要商品形式。企业是这一贸易主要的参与实体，在特定范围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框架进行贸易。 按照《京都协议书》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要求，2012年前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50亿吨至55亿吨，其中一半减排量由发达国家内部完成，余下超过25亿吨则需要通过通过国际市场，主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CDM项目合作以实现减排目标。而据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全球范围已签约的减排量还不到3亿吨。在今后五年的时间内，可以预计，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将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尽管《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并未获得批准，但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止式启动，并获得蓬勃发展，潜力巨大。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2012年全球碳交易需求量为7～13亿吨，交易值可为每年140～650亿美元。另据欧洲气候交易所称，一旦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在期货期权市场展开，仅欧洲市场每年的规模就将达到580亿美元。 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碳排放权国际交易的迅速增长，附件一中的发达国家是碳排放权的主要买家，用以充抵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责任，或者作为一种投机手段在今后出售来获利。而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该商品的主要卖家，与发达国家进行CDM项目的合作，并将产生的CERs通过合同规定的方式出售给发达国家。 2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影响分析(1) 在发展CDM项目，进行碳权贸易上，我国有较强的禀赋资源。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表现出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率较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我国减排潜力很大。另外，设备及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具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较好的政策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所以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一般高于我国，如美国减少1吨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大约是100美元，而在中国只有20美元。 因此，我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信用额提供者。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EB)的统计信息，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已经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总数为890个，其中我国已注册成功的项目数量为147个，占项目总数的16.52％，仅次于印度(33.82％)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国已注册项目的减排量规模普遍较大，因此在总减排量上，我国以90.956，948吨二氧化碳当量雄居榜首，占全球预期年减排量的48.38％。根据亚行环境专家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中国每年将提供近1.5到2.5亿吨的CO2当量。市场份额约占全球一半。 2.1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碳权贸易对我国的意义不仅仅是我国又找到一种新的贸易商品。根据联合国的定义，CDM项目应遵循以下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相一致；促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先进、高效、环境友好的技术转让，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环境的改善等。 因此，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贸易，有助于我国获得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的转让，开发由于存在技术或资金障碍而仅凭借自身的能力难以实施的项目，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 碳排放权国际贸易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碳排放权贸易作为排污权交易的一种方式，参与其中无疑对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排污交易制度的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通过CDM项目的国际合作，我国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积累宝贵的碳减排项目合作经验，这对我国在日后不得不承担起减排责任时无疑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CDM项目的监督、审核、减排量监测等， 都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和方法，以保证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不造成新的环境破坏，对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进行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而且，CDM项目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监测制度和第三方审核等体制，也为我国进一步治理国内环境污染，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2.3 碳排放权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 《京都议定书》所产生的碳排放贸易机制在短期内除给我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正在向世界传输这样一个市场信号：利用大气资源是有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外都已基本加入京都体系，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加人，其在国内也正在建立类似的体系。虽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碳减排三种灵活的履约体制，但毕竟还是会产生成本。而聪明的西方人选择了一种一箭双雕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从这些国家进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半成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发达国家自己的排放量，实现他们单个的排放目标，而且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指责发达国家高消耗的声音减弱，并且挥舞起政治和经济的大棒，强烈要求碳排放量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减排的责任。 无疑，中国正面临这样一种情形。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了中国碳排放增长。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更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引起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并且很有可能在201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京都议定书》下一个履约期的谈判中，我国将面临着国际上极大的压力要求承担起减排责任，再想如第一期中逍遥自在恐怕不再可得。 而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厂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且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源消费强度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比较高，而技术和设备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和更新的。一旦在这个时期承担起减排责任，这无疑是给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踩下了刹车，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强的负面作用，影响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长和粗放式地生产方式还会给中国带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国际竞争对手可能会利用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设定“绿色”贸易壁垒，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手中的武器。中国高排放、低产出获得的产品，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因子，引发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 2.4 碳排放权贸易的局限性 令人忧心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流通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权交易市场流动性差，发展不完善，被各种交易类别分割成了多个封闭的市场，各市场间缺乏流动性。其中最典型的是CDM项目的交易市场和国际其他交易市场之间的流动性问题。CDM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实施的碳减排项目，发展中国家只能将减排额度出售给发达国家的中介机构，却不能拿到国际市场去进行出售，导致这成为一个明显的买方市场。相反，国际买家却可以将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减排额度拿到国际市场去出售，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交易中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期望用自己的CDM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来抵扣自己的份额，并且也无法从中获取较大收益。 3 结语 由此观之，碳排放权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复杂和巨大的，它表面上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事实上，这涉及到一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等各方面。对此。我们要富有远见，未雨绸缪。积极参与CDM项目的开发和建设，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对当前我国相对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和匮乏的国内投资，这是有着其积极帮助的；借鉴国外的范例和组织架构。构建出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和相关制度，明确对内交易和对外贸易 的划分，推动一个统一流通的国家碳排放权市场的形成；制定新时期气候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框架，加强国际谈判，明确谈判策略，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赢得必要的发展时间；制定长期稳定的产业转型战略和能源发展战略，加快低碳排放能源技术的开发，鼓励提高能效与节能，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低碳经济的浪潮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
(一)基本模型
1.生产活动和需求模块
对常规部门，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之间存在替代，通过多层的常弹性替代生产函数(CE5)描述;其他非能源商品则具有列昂惕夫函数(LEO)关系。对能源加工转换部门、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之间存在替代，但能源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居民的收入来源于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来自其他机构的转移收入，支出分为税收、消费、储蓄和转移支出，消费结构按线性支出函数(LE5)分配。企业的收入来自资本、土地和转移收入，支出分为储蓄和转移支出。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营业税、生产税、所得税、关税、出口税和碳税)，此外还有资本、土地和转移收入。
2.进出口模块
作为单区域模型，本模型假设世界商品市场价格是固定的，但汇率随政策情景变化。本地生产的商品通过常弹性转换函数(CET)分为本地消费和出口两部分。本地消费的商品总量通过本地生产消费的商品、进口商品并通过阿明顿函数合成。
3.温室气体模块
本文只考虑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COZ气体，排放量可由能源消费量乘以排放因子获得。COZ的减排措施包括碳税、碳排放限制、碳交易、碳捕获和储存技术(CC5)、自主能效提高(ADEEI)等。
4.模型动态化设计
动态CGE模型是在静态CGE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和模拟多时期(不同年份)的经济变动。
1)劳动力增长率
劳动力的变化和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人口的变化是外生的。
2)资本增长率
每一年新投入到生产活动的总资本等于上一年的总储蓄，然后按照各个生产活动拥有的资本比例分配到各个生产活动中。式(1)中，QFNO (A)表示生产活动A的新投资;QINV表示今年的总投资QF(A)表示A目前的总资本。
这是新资本的初始分配，再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校正:
一是按资本的回报率校正，资本回报率越高的生产活动，投入的新资本就越多。式(2)中，L}F(F,A)表示生产要素F在生产活动A中的价格;L}F(A)是生产要素F在所有生产活动中的平均价格;二是效率系数。
二是按宏观政策校正，2035年之前政府会对电子设备业、服务业等新型战略产业增加财政支出。同时适当降低对煤炭发电的投资.鼓励天然气发电和新能源发电的投资
经过校正后的新资本毋1V0 (A)需要做归一化后再乘以总投资口INV，保证新资本总和不变。
5.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TFP)由劳动力、资本、GDP增长率等决定。式((6)中，。。表示TFP ; QVA万‘(l+脚二，)表示今年预期的增加值;脚二，表示GDP增长率血州表示生产要素的增长率。
(二)数据来源及部门划分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雾霾污染的加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全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并在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将节能减排、推行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仍采取“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在会计核算上没有专门的制度约束，在财务管理上更是以补偿思维来进行后期支出，且企业收益和贡献严重失真，社会责任被忽略和曲解。低碳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低碳经济条件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如何通过这些财务会计制度促进企业低碳经济的发展，以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达到社会责任和相对高度，这是一个关系到企业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建设和实际操作中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只有建立一套科学的、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才能对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判，找出其在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校正企业发展方向，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碳会计应运而生。
一、我国碳会计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2002年后，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的发展，研究学者开始广泛关注企业碳排放交易及节能减排等问题的会计处理问题。国外学者对碳会计的研究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会计处理、碳排放相关风险核算与报告、碳排放相关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而我国碳会计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2009年才出现完整的介绍国外碳会计进展的文章[1]。此前在讨论环境会计时也有涉及到排污权会计的研究，近几年研究者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碳会计的确认、核算体系、计量和披露等方面。本文就典型观点梳理如下。
碳会计是对会计领域的拓展，将企业或有关组织涉及对碳的能源消耗和排放以科学的、量化的计量方式予以反映，从而来评价企业或组织的应当履行的环境责任，由此来规范企业或组织的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行为。它是以碳预算、核算和绩效为核心内容，通过建立以计算社会、企业和团体的碳足迹，实施“碳预算”制度、保障“碳交易”模式、核算“碳排放”要素、解析“碳解锁”成本、支撑“碳金融”运作、披露“碳相关”信息、评估“碳风险”状况，以及考核“节能减排”绩效的一种专门的核算工具、信息系统。碳会计的基本假设相较于传统会计来说更加丰富，需要特殊的会计原则进行指导。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汇的资产确认和碳源的负债确认问题，如碳信用或碳排放配额表内记录和披露问题。此外，针对其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和损失作出反映即核算和报告，这种不确定事项需要会计人员在概率估算的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以负债或其他方式在报告内客观及时地进行反映[2]。在账务处理上，可根据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不同用途进行有区别的会计处理，把企业从政府免费取得的碳排放权按公允价值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设置“碳排放权”账户，设“自用”和“出售”两个明细科目[3]。碳排放权应该确认为资产，把与碳相关的资源与支出都归结到碳的排放权，与碳相关的资源与支出都归结为碳信用，采用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方式计量[4]。目前适合我国的披露方式为建立独立的碳会计报表以及低碳报告[5]。
通过梳理当前理论界对碳会计的研究，本文总结如下几点。一是与碳会计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其学科基础尚未明确，因此有关碳会计的分析深度不够。二是构建完善的碳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体系，需要有完善的测量机制和开放的碳交易市场为前提的，然而如今碳会计所需要的完备测量机制和碳排放权市场都还未形成，这大大限制了学者的深入研究。三是碳会计的核算、确认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在对排污权交易的计量上，究竟是以历史成本、现行成本还是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尚存争议。四是碳会计核算所反映的信息以哪些内容、何种形式披露还没有统一。综合来说，这项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二、我国碳会计发展的启示
碳会计属于新生事物，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虽在理论和实务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理论与实务差距较大。因此，在推行碳会计时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可操作性的碳会计准则、计量属性的选择尚无定论、外部支撑缺失、碳会计专业人才缺乏等等。基于此，本文提出几点启示。
1.充分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对于碳会计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和实践，而我国对于碳会计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在理论探讨层面，企业、社会团体包括政府对“碳会计”这一词汇还很陌生。我国应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我国实情，加快实现环境财务会计体系与FASB、IASB的逐步趋同，为中国碳会计的体系构建奠定相关基础。
2.尽快制定可操作性的碳会计准则
制定和健全碳会计准则能从制度层面上确立碳会计的地位和作用，督促全社会以减少碳排放而自觉增加相关的支出，使会计确认、计量、信息披露有规可依。
3.加快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
我国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积极推进符合我国的碳会计交易的试点，加快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低碳经济的发展。
4.建设碳会计实施的外部支撑条件
国家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碳排放的标准，从制度上促使低碳经济意识深入人心。调整税收制度，对企业的低碳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向高碳排放的企业征收碳税，激励企业走低碳发展之路。
[关键词] 向量自回归（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7- 0047- 05
1 引 言
能源消费与环境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由于过多地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在过去的100年（1906-2005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0.74℃；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升高1.6℃～6.4℃。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至少在90%的可能性以上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多所致。[1]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人类的责任，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在联合国的历次环境大会的推动下，缔约国先后共同制定并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在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属于《京都议定书》中的附件Ⅱ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2008-2012年间的第一承诺期内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给中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加速了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但同时也对中国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相应地与经济增长共同增加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到2011年，我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达到欧洲水平。从全球的角度而言，碳排放量在2011年增长了3%，达到了历史的新纪录――340亿吨。我国也因碳排放总量而成为了2011年全球最大的污染国，全球29%的二氧化碳是我国排放的[2]。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会持续增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而能源的消费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以至于研究能源的消费、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当前中国碳排放的相关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研究我国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制定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基于宏观和动态的视角，运用VAR模型对我国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进行分析，并进行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是对“3E”系统理论实践运用的积极探索。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能力；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又要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良好，从而做到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是在可持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初把环境问题归结为道德原因，并用道德解释保护环境的必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构建了经济能源环境（3E）系统理论模型，多以国家为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展开研究。考虑到实际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借鉴由宏观经济子模型、能源子模型和环境子模型构成的3Es-Model（Macroeconomic， Energy and Environments-Model）的思想，并将模型系统指标简化，即分别以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碳排放量衡量能源、经济和环境，通过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来预测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2 样本选择与碳排放量的测算
“3E”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为简单起见并结合实际需要，本文将用能源消费量ENE代表能源指标，碳排放量GAS代表环境质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经济增长指标。基于这一简化的“3E”系统，分析我国能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样本区间为1990-2010年，其中能源消费量ENE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GDP是按照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所以需要采用不变价。计算方法：1990-2010年的GDP是按照1990年不变价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本文采用的碳排放量是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公布的碳排放量计算指南缺省值，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得到：
式中，GAS为碳排放量，单位为104（万吨）；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为104t（万吨标准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为（万吨/万吨标准煤）；k为能源总类，取为4类。
我国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已将能量单位转化为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0年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②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量[3]。
3 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
3.1 理论描述分析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经济发展；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14日
一、文献综述
所谓碳排放权交易问题，其实是经济学范畴外部性问题的延伸，污染问题在经济学的逻辑框架下其实是外部性的问题，因此用市场手段来治理污染问题在理论上是可行的。Coase（1960）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在产权可以明确规定权属的前提下，外部性问题在理论上都能进行内部化处理。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Dales（1969）创新性地提出了污染权交易理论，该理论对碳排放权交易的实现起了巨大作用。Montgomery（1972）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交易许可权理论，并论证了市场化手段治污的有效性。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能够有效率且合理对碳排放权资源进行配置是建立合理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前提。Kijima等学者（2010）在对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归纳，建立排放权交易相关模型，并提出严密的定价公式。
在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也在蓬勃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最初的治理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现在碳排放权交易的意义已经外延到提升企业价值、促进经济增长等经济、金融领域。笔者简单归纳整理了近年碳排放权交易与经济、金融领域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与经济发展。Azomahou et al.（2006）认为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传导主要是基于能源的消耗，而能源消耗与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和消防两个领域息息相关。
钟世和、曾小春（2014）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了我国能源价格和芝加哥环境交易所碳价两者波动的动态相关关系，发现后者波动构成了前者波动的原因。
严成拧⒗钐巍⒗嘉埃2016）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进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从而二氧化碳强度越低；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越多。上述两种作用之间存在一个权衡。
（二）微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率的关系
1、碳排放强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Koch & Bassen（2013）发现碳排放强度越大的企业其价值越低，两者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因为碳排放资源的稀缺性，低排放企业的富余碳配额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上增值明显；相反，碳排放强度较大的企业其购买配额的资金成本比较大，其企业价值损失也相应较大。
Chapple et al.（2013）以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碳排放数据为基础，研究了资本市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相关关系，发现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定价。
操群（2015）通过比较我国七大碳交易试点不同标准差异，结果发现：各试点省市碳配额及碳交易的标准差异对短期企业价值有较大影响。从碳配额看，按照湖北的标准短期企业价值最大；从碳交易一级市场看，按照广东的有偿标准短期企业价值最小；从碳交易二级市场看，按照深圳、上海的标准短期企业价值波动幅度最大。
2、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股票收益率之间呈正向关系。刘维泉、赵净（2011）以EUA期货价格和全球主要股票市场股票现货价格为数据标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市收益率和碳期货收益率存在明显的动态相关关系。
张秋莉（2012）以法国Bluenext环境交易市场的碳配额现货价格和我国股票市场现货价格为数据基础，对两市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两市呈正向相关关系的结论。
秦天程（2014）构建VAR模型和CAPM-GARCH模型，分析检验了2010年7月初至2013年底期间传统能源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国内新能源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及新能源股票收益率的波动特点，研究发现：国内煤价对新能源公司股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国际油价的影响不显著；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也是引起新能源上市公司股价变动的重要因素；新能源公司股价指数对高科技股价指数并不敏感，反映出国内新能源上市公司科技含量不足，资本市场关注更多的是新能源的概念而非技术优势；国内新能源股票整体的系统风险在1.125～1.131之间，利好消息比利空消息能引起新能源股票收益率更大的波动。
陶春华（2015）通过建立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检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与样本行业股票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碳排放行业股票市场收益率与上海碳排放权市场价格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而对于低排放行业股票收益率，影响没有体现规律性。
朱东山、孔英（2016）通过对深圳碳排放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低碳经济概念及新能源公司股价与能源价格、碳交易价格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深圳碳交易价格对低碳经济概念的股价有正向影响，但是对新能源公司股价没有显著影响。
3、碳排放权交易在短期内对企业是负向影响，长期内是正向影响。饶蕾、曾骋（2008）认为碳排放交易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短期内，碳排放交易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会减少企业盈利，其对企业是负向影响。但是在长期内，碳排放交易促进了技术更新，企业减排成本不断下降，能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利润，其对企业是正向影响。
二、文献评述
碳排放权交易的问题是外部性问题的延伸，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治理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人类子孙后代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简单归纳、梳理了近年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研究方向，将这些研究思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即碳排放权交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微观层面即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价值、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总结归纳以上文献，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的研究都是基于欧、美金融体系，研究国外碳排放权交易相关问题的较多，而立足我国国情的本土研究较少。再进一步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定价的文献较少；大多文献研究方向集中于股票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较少文献同时研究大宗商品、股市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多个市场间的动态关系。而且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在蓬勃发展，各试点也积极对接即将建立的全国统一碳排放市场，因此也可以立足我国碳排权交易的试点积累数据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与微观企业主体之间的相关关系，还可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对相关产业、社会福利、我国宏观经济等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朱东山，孔英.低碳概念及新源公司股价与碳交易价格相关性研究[J].生态经济，2016.1.
[2]严成牛李涛，兰伟.金融发展、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J].金融研究，2016.1.
[3]操群.碳配额、碳排放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影响分析――基于我国碳交易试点省市不同标准的比较[J].研究与创新，2015.16.
[4]陶春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5]秦天程.传统能源及碳交易价格与新能源股价――基于VAR和CAPM-GARCH模型的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2.
[6]钟世和，曾小春.碳排放权价格对我国能源价格及物价波动的影响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4.6.
[7]刘维泉，赵净.ECX碳排放期货与欧美股市联动性研究――基于DCC MV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J].兰州学刊，2011.5.
[8]饶蕾，曾骋.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的经济影响分析[J].环境保护，2008.6.
企业的迅速发展，大量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对我国环境带来严重的危害，所以针对企业碳排放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对企业的碳排放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了解，提出了目前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通过简要分析，构建了一套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体系，最后做出了总结。
关键词：
企业碳排放；碳会计；会计核算；成本核算
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温室气体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低碳生活成为国际各国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会计理论体系，并结合我国当前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的发展情况，构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进而实现会计理论的实现。
一、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定义及可行性分析
（一）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定义1、已有定义中的模糊性。在已有的定义当中，对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理论界定上还有一些模糊，主要是对碳排放和碳排放权两者的区分上。在早期的对碳会计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财务的角度着手，而且在很多资料中对碳排放和碳排放权两者的概念推出时间距今都不是很长，很多学者就认为其概念和原理与排放权、排污权等概念是相似的。所以在对碳会计的讨论只是在碳交易活动过程当中排放权的授予、交易以及取得的会计确认、计量等问题。而对碳排放会计的叙述则很少提及，随着会计的日益发展，以上的模糊性就愈发严重，因此目前对碳排放会计与其他概念的区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2、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定义界定。美国会计学教授曾将和碳排放及交易等相关会计的问题称为碳排放以及碳固会计，也就是碳会计，而且也提出了规范碳会计的思路，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碳排放的会计概念属于碳会计范畴中。企业在引入碳排放会计核算这一概念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碳排放会计属于碳会计范畴，和碳交易区别开来。本文综合相关理论将碳排放会计会计核算的概念定位：企业内部的会计专业人员，借助已有的专业水平，对相对独立的企业进行控制、监督碳的产生来源，并对其排放量进行确认、计量以及披露过程。
（二）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可行性分析企业在碳排放会计核算理念的普及需要首先对其进行可行性的分析，也是为了为碳排放会计核算寻求更多地理论依据。主要是源自三方面理论基础作为保障，分别是：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这是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实施的基础，企业能够很好地实现碳排放会计也是对相关法律政策的积极响应；其次会计理论的完善，也是其实施的基础，目前我国对碳排放会计的理论还不够完善，现阶段企业对碳排放的事项进行核算和管理，只能依据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因此尽快完善会计理论基础至关重要；最后则是技术性的基础，技术保障也是企业实施碳排放会计核算的关键之一。
二、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问题
（一）原有会计核算假设的局限性原有会计核算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碳排放的计量方式以及对环境价值的假设两方面。在我国碳排放会计核算的主要对象是温室气体，其具有独特的物力特点，并且碳排放和传统意义的经济事项不同，我们不能将碳排放只给予单纯的货币计量。除此之外碳排放和企业的周围环境紧密相连，在考虑碳排放对环境污染贡献值以及对企业经济影响的问题时，不得忽略环境的价值，但是在传统的理念当中，人们只是关心对环境的使用上，因此使得核算范围疏漏。
（二）企业碳足迹核算中的问题表现首先是对碳排放会计核算时怎样进行转化，碳排放会计核算的对象主要是含碳的化合物，那么怎样将含碳的物质转换成将会制造出多少二氧化碳，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文献明确指出；其次是核算标准多样性，由于现今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的核算标准，企业在实施碳排放会计核算前要将其余标准进行确认，但是由于标准很多，很难找到切实适合自己情况的范式，这为以后的核算工作的进行带来很多不便；再次则是对核算范围的界定，由于核算范围的界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并且学者之间各持己见，理论上的冲突，对以后的会计核算影响很大，并且也影响着最终的碳排放会计核算的结果；最后则是核算方法的选择问题，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核算方法，需要企业确立一定的核算标准以及工作人员对企业实际碳排放量的理解以及分析。
（三）成本核算的问题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问题的来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成本的确认以及分类。碳排放成本的确认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由于目前企业对碳排放成本核算概念的不成熟，从而造成成本在流程和原则确认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直影响到了整个碳排放的成本核算。一般对碳排放的成本分类包括时间、空间、成本的发生指向以及环境效果四种维度。选取不同的分类方式将会面临不同的复杂程度以及不一样的结果。企业碳排放的外部影响造成的内部化问题，比如说，怎样将企业的碳排放对其环境的影响程度或价值转换成企业经济运行的成本，并以货币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基于对碳排放成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
（四）信息披露造成的问题信息披露造成的问题分为三部分。第一没有确定的信息披露的框架进行指导或作为标准，造成信息披露框架的缺失；第二是信息披露的内容缺失，这一问题的来源主要是因为信息披露的整体框架缺失所造成的；第三是对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上，企业在对信息披露的方式进行选择时，主要依据两种思路：补充与独立报告。怎样选择企业的碳排放信息的披露方式也是目前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的问题分析
（一）核算假设局限性的分析对会计主体的假设，会计主体的立足点可以是一个企业的某个微观系统，而不能是宏观的全社会的会计系统，其反应的是有关碳排放的事项不能超越会计主体，除此之外碳排放会计主体不仅包括会计人员日常核算时所处理的主体，还需要保证和报告期的主体相统一，碳排放会计主体的假设是对其所描述的内容边界的界定。对持续经营的假设，这与会计主体的假设紧密相关，在碳排放会计核算的正常程序及方法来说，应该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一定的计量范围内，碳排放的会计主体应当在保证自然环境资源充沛以及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二）碳足迹核算问题的分析对核算对象的计量转化问题，可以参考IPCC中给出的有关GWP的定义，将核算对象进行标准的转化，这样就可以预测出二氧化碳的释放量。对核算的标准进行分析，现今较为标准的核算主体分为三类，分别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WRI和WBCSD联和开发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以及英国标准协会的PAS。经济主体的特定标的物二氧化碳排放造成大气当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净增长量为零的一种状态，这样的标准为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一定依据，用于检测企业实现碳中和的程度。碳排放会计核算的方法的选择尤为重要，企业会计人员应当试着量化整个企业运营过程当中的碳足迹，从而使得核算体系更为细化。最后是对核算范围进行规范，要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量进行核算。
（三）成本核算问题的分析在碳排放成本确认上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源于对其定义的界定上。我们需要根据研究内容与目标，再做出合理的定义，对以后的计量奠定基础，对与碳排放成本分类的问题上，综合几种维度的优势，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成本的概念进行合理划分，此种划分方式对现阶段企业的发展较为有利。其次成本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也应该有益于碳排放成本内部化，目前存在两种成本核算方法，全生命周期法和作业成本法，全生命周期的方法的过程更为细化及量化，其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工作量大，并且阶段的划分也容易产生误差。而作业成本的方法则是根据不同作业的动因对其进行分配，这一方法更为适合成本的分配。
（四）信息披露问题的分析信息披露框架的设定问题，是决定整个信息披露工作的关键因素。在很多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有些事项仍集中于文字性描述上，这种核算手段的缺失造成信息披露框架的形式单一，其次在对信息披露的内容设定的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依据国外的相关理论，再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作出相应的反映。披露的形式的分析，从碳排放会计的角度，补充报告是将现有经济缺失补充到碳排放会计信息的账户中，独立报告则就将碳排放的信息和传统的财务信息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兼容性考虑进来，因此独立出来，编制独立的碳排放报告。
四、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的构建
（一）核算的对象及内容不同学者对碳排放成本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但是碳排放成本核算的对象和内容大致上相同的，主要涵盖了四个部分。1、碳排放成本的确认。当企业所处理的业务与碳排放具有一定联系的时候，企业需要按照流程对碳排放成本进行确认；2、企业经济业务所涉及的碳排放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定有其产生的原因、环节和流程，因此就需要进一步的对碳排放产生的原因、环节和流程进行分析；3、根据实际情况对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进行选择和确定；4、碳排放成本的信息披露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最后一步就是将记录的碳排放成本通过报表披露出来。
（二）碳排放成本的确认确认碳排放成本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企业的该项业务必须与碳排放有一定的关系；二是该项与碳排放有关的业务必须能够造成企业经济利益的损害；三是损害的经济利益是可以利用货币计量的。与此同时，企业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损害的经济效益能否予以资本化，当损害的经济效益能够在未来生产运营过程中能够再次流入企业，那么予以资本化，反之如果损害的经济效益在未来不能够再次流入企业，那么应该予以费用化，其具体流程如图3-1所示。
（三）企业碳排放成本的计量一般情况下，企业碳排放成本的计量主要内容由核算步骤和核算方法两部分组成。企业碳排放的核算主要分为以下三步：首先，要解决的是组织及运营边界的确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当属组织边界的确定问题，不同的企业对组织边界的界定是不同的，股权比例法和控制权法是现阶段最常用的界定方法，股权比例法比较适用于包含很多下属公司的企业，而控制权法的优势在于对组织实际控制的资源可以了解的更加清晰；与组织边界的界定相比，运营边界的界定要简单一些，运营边界界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企业产生的来源进行确定；其次，数据的收集整理。现阶段碳排放量的计量并不是直接测得的，而是由碳排放系数和企业的活动强度计算得来的，具体公式为：碳排放量（GHG）=排放系数（EF）×企业活动强度（A）。碳排放系数的实质是一种比例系数，指的是使没使用单位燃料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企业活动强度的实质是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其中必须要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代表性；最后就是碳排放量的计算。
参考文献：
[1]陆颖.“史上最重”雾霾袭击东三省今日影响还将持续[N].北京晨报,2013-10-22(08)．
[2]汤晓冬,张白玲.资源价值流转视角下的碳排放成本分析[J].商业会计,2013,4:17-20.
[3]杨博.国际碳会计述评[J].江西社会科学,2013,08:223-226．
[关键词]碳排放；碳关税；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4—0020—04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CO2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CO2排放国。从经济学角度看，碳排放产生的负外部性不仅破坏大气环境，还会造成经济损失。为减少全球碳排放，避免碳泄漏现象，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碳排放驱动的碳关税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出口贸易数量及改善全球福利有较大影响。
国内外相继开展了碳排放及碳减排政策对环境和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产生深远影响。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政策，我国部分学者进行了碳排放、碳关税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的隐性碳含量显著上升，高碳产品出口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减少能源消耗，但却增加了全球的CO2的排放。国际贸易中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发达国家高碳排放产业转移的“避难所”。针对碳关税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碳关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造成负面影响。
过度碳排放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而且影响他人的生产和生活质量，碳排放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但较少有研究利用外部性理论分析碳排放的外部性问题。因此，本文在跟踪国内外最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分析碳排放外部性成因，并探讨碳排放内部化措施——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二、碳排放外部性
（一）外部性成因
外部性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外部性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中低效率资源配置的根源，为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外部性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现象。正外部性经济活动给其外部造成积极影响，引起他人效用增加或成本减少；负外部对外界具有一定的侵害或损伤，引起他人效用—隆低或成本增加。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一国碳排放污染不仅影响本国大气环境，还影响到他国大气环境；不仅产生碳排放负外部性，而且发生了跨国负外部性。这种跨国负外部性既破坏了环境，又造成经济损失。过度碳排放问题的根源在于碳排放成本外造成了产品价格扭曲和市场各排放企业之间通过货币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排目的。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转让、储存、出售剩余排放权，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增加排放的企业则必须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排放权，付出成本代价。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减排手段，使碳排放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2.碳交易运作模式。目前碳排放交易机制主要有两种模式，即欧盟采取的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nn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ETS）与美国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Cap-and-Trade）。
（1）欧盟排放交易体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排放交易体系，从2005年1月起开始交易，是欧盟内部的交易体系。欧盟ETS运行的关键是对温室气体高排放部门在排放量上实施强制约束，使碳排放权成为具有市场价格的稀缺资源。EUETS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机制，将《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各成员国，再由各成员国根据计划分配给各企业，企业或部门可以在配额规定的限度内排放二氧化碳。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进行配额交易，配额有剩余的可以将用不完的配额卖给其他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超量排放的需要另行购买配额或者是接受罚款。EUETS覆盖范围包括12000多座电站、工厂及其他工业设施，几乎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2）美国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2009年6月美国通过了《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确定了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2020年前，美国的排放总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7%，到2050年则要降低83%。根据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对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拍卖所得资金部分用于支持清洁能源开发。
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激励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在全球范围内施行的CDM项目，使发展中国家有望减少27亿公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经济收益近40亿美元。该机制的缺陷在于：第一，市场无法预计实际碳排放量。第二，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产生的配额价格极不稳定。实践证明，不稳定的化石燃料价格影响配额价格，决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再次设定总量限额，由此而来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使价格的不稳定性变得更为强烈。
（二）碳关税
碳关税是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其理论依据是庇古税。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拟通过征收碳关税，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的国家高耗能出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及碳排放问题。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和碳关税相关条款，拟于2020年开始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法国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征收碳关税。欧盟宣布2012年1月对出入欧盟的国际航班征收15%的航空碳排税。按欧盟碳排放征收方法，2012年中国航空公司需要支付7.43亿元的碳排放税，到2020年需向欧盟支付超过30亿元，9年累计支出176亿元。中国飞往欧洲的航班每增加一班，一年将增加1500万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
从保护环境角度看，碳关税征收内部化了碳排放污染负外部性，避免发达国家厂商为了降低高耗能产品的减排成本，将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碳排放的避难所，从而达到抑制碳排放、减少碳泄漏的目的。
四、碳关税的经济效应
尽管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在碳减排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从产品竞争力角度看，碳关税增加了没有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国家的产品成本，短期内会抑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品的贸易数量，恶化贸易条件，成为绿色贸易壁垒，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从而提高发达国家国内相似产品的竞争力。
（一）积极作用
图1表示征收碳关税后的局部均衡。当进口国除了应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ETS外还征收碳关税时，碳关税减少了进口国国内需求和全球需求。由于征收碳关税，全球需求曲线D1向左下移动为D2，均衡点由A点移动到E点，新的均衡价格低于原均衡价格。
国际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出口国厂商将减少产量，因为国内产量被ETS限制，全球产量将会下降，国内和外国消费量也将下降。由于征收碳关税造成消费量的转变，使国内和国外消费者面对不同的价格。
图中ADE表示征收碳关税产生的福利损失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损失。生产的全球外部性也会增加福利，平行四边形ABCE表示生产者剩余，净福利为ABCD，这说明碳关税能改善全球福利。由此得出，在征收碳关税的情况下，产品x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均衡的贸易量减少，抑制了高耗能产品出口贸易数量，达到减排目的。
从理论上看，全球福利因为碳关税而增加。如果碳关税政策能够被正确实施，就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
（二）消极作用
征收碳关税前后的高耗能产品贸易数量，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高耗能产品进口需求曲线和出口供给曲线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图2中产品x为高耗能产品，D为世界市场产品X的进口需求曲线，S为世界市场产品x的出口供给曲线。征收碳关税之前，世界市场产品x的均衡点为E，此时世界市场均衡价格为P1，贸易量为Q1。如果征收碳关税，世界市场的均衡将发生变化。由于征收的碳关税由企业承担，损失的成本从产品本身扣除，产品x的出口供给曲线s向左上方移动至s′。短期内产品x进口需求变化不大，需求曲线D不发生变化。因此，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市场产品X的均衡点将由E点运动到E′点，均衡价格为P2，出口贸易量由Q1减少至Q2。因此，征收碳关税会减少出口国的出口贸易数量，影响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因素不仅成为决定消费质量的因素之一，还成为了生产投入要素之一。如果实施碳关税政策，则将增加碳要素投入成本，导致高碳产品价格上升，需求萎缩，加强对高耗能产品生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保护环境；同时，碳要素成本上升，会激励生产者选择成本更低的替代要素投入，并加大投入节能减排技术，促进环保技术发展。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气候变暖和能源压力的客观角度看，美国、欧盟对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碳关税作为对高耗能产品所征收的一种惩罚性关税，短期内会增加产品的出口成本，降低其竞争力，导致贸易数量减少、贸易条件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及出口贸易的发展，也说明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种新型贸易壁垒。
五、结语
二氧化碳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抑制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和目标。虽然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气候变暖和能源有限的角度看，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短期内，碳关税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因此，我国应积极寻求建立应对碳关税的短期与长期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应积极开展碳关税外交活动，反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引进与创新，促使企业主动参与国际碳交易；实行出口贸易多元化战略，调整贸易结构，开辟新的出口市场；采取贸易反制等措施保护我国出口贸易。从长远来看，碳关税的征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的根本措施，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问题，还可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应该着眼于未来长期发展目标，研究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1]杨继.碳排放交易的经济学分析及应对思路[J].当代财经，2010，（10）.
[2]刘伟，魏杰.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唐志.环境成本内部化实现途径探讨[J].改革与战略，2010，（2）.
一、模型分析
（一）Kaya恒等式及LMDI因素分解法
Kaya恒等式是日本的YoichiKaya教授在IPCC的研讨会上提出的。
碳排放量的基本公式C＝∑ci=∑■■■■P①
其中，E为一次能源的消费量；Ei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Y为（GDP）；P为人口数量。其中，能源结构因素Si=Ei/E，第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份额；各类能源排放强度Fi=Ci/Ei，即消费单位i能源的碳排放量；能源强度I=E/Y，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经济发展因素R=Y/P，代表人均收入。
由此碳排放量公式可以写为
C＝∑ci=∑SiFiIRP②
人均碳排放公式为
A＝C/P=∑SiFiIR
其中，A为人均碳排放量。
ΔA=At-A0=∑SitFttItRt-∑S0iF0iI0R0=ΔAS+ΔAF+ΔAI+ΔAR+ΔArsd③
ΔAS＝∑W′iln■，ΔAF=∑Wtiln■，ΔAI=∑Wtiln■，ΔAR=∑Wtiln■
（二）数据整理
由于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相对稳定，故ΔAF=0，DF＝1。胡初枝综合了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徐国泉等的数据对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做了简均。本文引用胡初枝计算的碳排放系数，本文采用煤炭碳排放系数0.7329，石油碳排放系数0.5574，天然气碳排放系数0.4226。
二、吉林省碳排放因素分析
（一）吉林省人均碳排放的一般规律
从图1可以发现吉林省人均碳排放的一般规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1-1989年间，人均碳排放平稳上升；在1989-2002年间呈现，状态，甚至某些年份人均碳排放下降，；2003年开始上升出现加速状态。
（二）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吉林省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根据因素分解法，我们把影响吉林省碳排放的因素归为3类，分别为能源强度因素、能源结构因素和经济增长因素。根据公式①-③，本文计算出具体影响数值，如表1所示。
其中，ΔAs为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ΔAI为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作用，ΔAR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作用，三者之和为ΔA，即三者人均排放的变化量。由表3的分析结果，绘制相应的曲线图，如图2所示。
1.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如图2所示，1981-2009年，对吉林省人均碳排放起抑制作用的是能源强度的下降。
2.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如图2所示，1981-2009年，能源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不大，对碳排放呈现微弱的减少作用，在某些年份还会促进碳排放的增加。吉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近30年内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煤炭消费占50%以上，很多年份达到70%以上，从2003年开始，煤炭的消费量呈显著上升趋势，这加速了吉林省碳排放数量。
3.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如图2所示，1981-2009年，对吉林省人均碳排放起促进作用的是经济增长（人均GDP）。
1981-2009年，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没有抵消掉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因此吉林省仍旧显示出碳排放连年增长的态势。
三、结论及对策
（一）结论
1.通过以上模型和计算结果，发现吉林省人均碳排放在1980-2003年间呈现比较平稳的状态，从2004-2009年出现加速状态。
2.1981-2009年，对吉林省人均碳排放起抑制作用的是能源强度的下降。
3.1981-2009年，能源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不大，对碳排放呈现微弱的减少作用，在某些年份还会促进碳排放的增加。
4.1981-2009年，对吉林省人均碳排放起促进作用的是经济增长（人均GDP）。
5.1981-2009年，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没有抵消掉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因此吉林省仍旧显示出碳排放连年增长的态势。
（二）对策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1.改善能源结构，发达国家如法、德等国近年来碳排放的下降主要源于能源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逐渐向以核能、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发展，在法国核能的比重较高。针对吉林省的特征，要逐渐降低煤炭的比重，适当增加石油、天然气的使用，尽量开放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
2.加大运用碳减排技术，燃煤的碳排放多，因此应研发和使用碳捕获技术，特别是煤炭领域，加强清洁煤的使用，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继续提升能源强度的作用，能源强度的下降是吉林省碳减排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AngBW,ZhangFQ,ChoiKH.FactorizingChangesinEnergyanEnvironmentalIndicatorsthroughDecomposition[J].Energy,1998(6).
2.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5[J].中国人口・资源环境,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