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7:24: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今年的股市犹如一匹脱缰之马，不知停息。短短4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的涨幅已高达50%。期间个股表现异彩纷呈，低价股、题材股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的股指犹如空中芭蕾，精彩又刺激……
再精彩的演出也终有谢幕，中国股市存不存在泡沫的争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多空阵营形成
多头：有泡沫也是结构性的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千万不能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武断结论伤害市场，错过机遇。”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近日的表态显然比较乐观。
他认为，当前市场总体上没有出现太大问题。由于金融模式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一些学者用当初日本泡沫经济、股灾来简单比对当前中国市场的方法站不住脚。
不过，吴晓求也承认，“目前，市场存在的是结构性泡沫。具体而言，就是一些迹象表明某些资产的价格存在高估，这种高估也与投资者的结构特征相关――当然，是否真的高估，也要由市场来检验。”
空头：泡沫很大需要调控
作为本轮行情启动以来一贯的“唱空者”，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日前撰文指出，“市场明显已经开始出现失控的迹象。”
她认为，目前中国股市这种筑建在资金堆砌之上的“收益”有很大的泡沫成分，短期股市被推得越高，风险积累越大，泡沫破灭后的跌幅也越深，最危险的是，股市泡沫破灭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对于政策调整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不应想当然而不以为然。”左小蕾说，“如果市场刻意淡化政策的影响，不断推高市场泡沫，从防范经济危机、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也许会有更严厉的政策出台。我们不应误判政策决心，更不应低估政策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FDI逆流：留存收益：经济危机
JEL分类号：F21中图分类号：F8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4-0026-06
一、引言
FDI(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传统理论也将FDI看作稳定的资金来源及先进技术的引进渠道，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吸引FDI长期持鼓励态度。但随着FDI实践的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以FDI为代表，传统上归于长期投资的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明显提高。其对东道国国际收支、汇率稳定甚至宏观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正在迅速增大，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显著。
以Vernon(1966)、Kindelberger(1969)、Hymer(1976)、Buckley和Casson(1976)、Dunning(1981)等为代表的传统FDI理论主要从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FDI。对FDI波动性关注不足。但从企业融资的视角着眼，FDI并非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的工厂、公司等经营实体，FDI只是外国投资者为其在东道国的投资进行融资的一种渠道，与企业的其他融资形式并无本质区别。FDI不应被看作企业的有形资产，而应被看作企业的一种负债形式，虽然企业的有形资产是很难移动的，但是以有形资本支持的债权却能够很容易地流出东道国。
历史经验表明，资本的国际流动很不稳定，而且国际资本流动经常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长期健康发展，在华融资已是外资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FDI对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积极意义已基本消失，必须充分认识FDI波动性加剧。特别是FDI大规模流出的潜在风险。
二、FDI逆流风险的理论根源
传统观点认为FDI属于长期投资。不容易在国际环境和东道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短期波动时撤出东道国，因此相比证券投资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对东道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小(Chuhan.Perez-Ouiros和Popper,1996；Chuhan，C1aessens和Mamingi,1998；Claessens，Dooley和Warner，1995：Dooley，Claessens和Warner,1995；Sarno和Taylor.1999)，因此，对FDI波动负面影响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从资本外逃的角度认为FDI和中国的资本外逃存在联系(陈伟国等，2006；韩福荣等，2006；谢建国等，2007；邬红华，2007)，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如何利用母子公司之间的内部渠道便利收益转移和规避外汇管制，并未深入探讨FDI本身的稳定性问题。
(一)国际收支失衡与FDI转移
Kalecki和Sachs(1966)较早指出FDI利润汇出规模的增大可能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稳定构成威胁，并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没有利息支付压力是传统理论认为FDI优于证券投资和海外借款等资本流入形式的重要依据。表面上看，东道国的确不必为FDI的资金注入定期产生外汇支付压力，但从整个国家的层面着眼，FDI的所有权完全属于外资，其投资利润的汇出在资金流动上非常类似证券投资和海外借款，从这个角度看，FDI与对外举债无本质区别，是一种典型的准债务。Kalecki和Sachs认为，为了避免因FDI利润汇出导致国际收支逆差，东道国必须确保每年新增FDI的流入不低于利润汇出，但这会使得FDI存量过快膨胀。其增长速度可能远远超过东道国GDP和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FDI给东道国带来的债务负担迟早将超过其偿还能力。一旦东道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新增资本流入不足以支付FDI利润，就有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危机。
Reis(2001)肯定了FDI在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上的功能，但认为FDI可能击垮东道国的竞争对手，使得东道国自己不再具备长远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最终将使利润从东道国流回母国，从而损害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在国际收支危机初露端倪之时，出于对东道国货币贬值的悲观预期，资本流出一般有加速趋势，这已经在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Hausmann，2000)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Lipsey，1999)中得到反复证实。即使是长期看好东道国经济的FDI投资者也可以暂时转移资本规避风险。FDI流出东道国并不一定采取出售厂房、设备等手段。这种抛售资产的手段也不利于外资获得较好的出售价格(Williamson，1998；Shleifer，1992；Acharya,2007)。Hausmann和Femdndez-Arias(2000)指出，外资可以将企业资产作为抵押向东道国银行融资，然后再将资金通过内部贷款等方式转贷给其母公司，或者将所借资金用于投资海外项目，偿还外币借款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外资在维持企业表面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资产转移。
关键词；金融海啸；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3(c)--0066--01
一、金融海啸的定义
金融海啸，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全球金融海啸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华尔街次级债危机或次贷危机。
目前，金融海啸已不再仅仅是次级抵押贷款问题，优质贷款拖欠率也在上升，对遭受重创的楼市和疲软的经济构成威胁。据行业统计和经济学家透露，随着房价下跌，银行严格执行贷款标准，拥有良好信贷记录的人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拖欠房贷、汽车贷款，并出现信用卡透支。
二、公允价值路在何方一是走还是留?
金融海啸中，会计准则该承担什么责任?公允价值是海啸的元凶之一吗?会计上取消公允价值能救市吗?
(一)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指以市场价值，即熟悉情况的当事人在公平交易中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作为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的会计模式。相对于国际会计准则来说，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使用范围还比较谨慎，主要体现在投资性房地产、金融工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方面。
(二)公允价值与金融海啸的关系
1 公允价值不是海啸的根源。从本质上看，金融海啸导火线是金融界制造的房地产泡沫及用过度的金融创新使这一泡沫的放大，政府迟来的监管客观上导致了这种不透明的资产证化做法的放任自流。可以说，金融海啸是一个系绕性的错误。那种认为公允价值是‘危机元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不会有助于海啸的根本化解，可以设想，倘若没有采用公允价值会计，投资者可能会被长期掩盖在金融界所创设的虚幻泡沫中，一旦泡沫破灭，危机会更深，投资者的损失会更惨重。
2 公允价值虽不是危机的元凶但也并不是无责。公允价值自身并非完美无缺，它所呈现的也并非资产或负债的真实(或内在)
“价值”而是“价格”，而价格肯定会经常背离“价值”。经济危机发生后，市场扭曲，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程度加大。这种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金融海啸的放大作用。从这点看，公允价值对金融海啸确实有推波助澜之嫌。这其实也是会计界面对金融界指责显得底气不足的主要原因。
三、次贷危机影响下的公允价值走向
(一)次贷危机使公允价值暴露出缺陷
次贷危机也暴露出美国第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些缺陷。FASl57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假设将一项资产出售可收到或将一项负债转让应支付的价格”。这个最新定义假设所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存在着一个习以为常的交易市场。但次贷危机表明，这一假设并非永远成立，例如因为投资者过度恐慌和信贷极度萎缩，CDO的市场交易已经名存实亡。对于需要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估值的公允价值而言，由于要求管理层对市场情况做出大量的假设、估计和判断，其可靠性确实令人生疑。同样地，FASl57也没有考虑流动性缺失的资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问题。不幸的是，次贷危机中的ABS、MBS和CDO由于信贷萎缩大都变成了流动性缺失的金融资产。
(二)SEC和FASB就公允价值处理发新指导意见。2008年9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了针对第157号会计准则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并没有暂停公允价值的使用，但是其指出在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定价，包括合理的主观判断来确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SEC强调，不能简单依赖不活跃市场情况下的交易价格，公司需要更多地通过对价格下滑时间长短、跌幅以及市场流动性的判断，借助内部估值模型和假设条件，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指导意见还涵盖了在确定一项投资是否出现非暂时性减值时应考虑的因素。
(三)公允价值准则不会被中止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货币美元比索
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发生在2001年，之前，新自由主义作为拯救拉美国家的灵丹妙药被引入，各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普遍使用了新自由主义。阿根廷以这种经济主张为指导制定政策，放松了对进口的管制，使得大量商品从外国进入阿根廷市场，因为阿根廷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国那时属于强势美元时期，美元对大多数货币升值，所以其他国家商品在进行兑换后价格普遍便宜，大量的进口使得阿根廷欠下巨额外债。同时，由于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比索相对其他货币也处于升值周期，本来不值那么多钱的商品被高估，这样就导致阿根廷出口受阻。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使得外债也越来越多。而在那段时间，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都极度缓慢，经济增长的缓慢导致政府得不到足够的税收，也就说政府没钱还外债。最初的导火线是3月一次小的偿债高峰，债权人催促阿根廷还款，但是阿根廷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还债。这使得负债累累的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阿根廷政府信誉受到严峻质疑。 2001年危机爆发前，阿根廷公私债务的总规模大约为2110亿美元，而就阿根廷当时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来看，阿根廷是绝对还不起这一数目的，于是债权人陷入恐慌，不相信比索的偿债能力，各银行或国际组织也拒绝给阿根廷贷款。大量外国投资资本外逃，这些资本撤出阿根廷时必然要拿走美元或者本国货币，这就导致阿根廷外汇市场上比索被大量抛出，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人们普遍预期比索会贬值，在这样强大的预期和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下，存款人纷纷抛出比索换取其他值得信任的货币，最终，阿根廷的联系汇率制度再也维持不下去，比索大幅度贬值，而阿根廷的外贸合约，政府公债等等都是以美元标价签订，这一贬值，就使得阿根廷外债从本国来看急剧扩大，阿根廷陷入危机。
这就是本国货币不是国际支付货币的悲哀。
美国在今年也遭受了193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一次由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整个陷入萧条，按道理说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也应受到质疑，美元应该贬值，美国应该遭受跟阿根廷一样的遭遇，可是没有，美元甚至还升值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就在于美元是世界最值得相信的货币，它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世界很多国货币几乎都是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这是由美国长时间保持的世界第一大强国的地位决定的。
美国近年来的贸易逆差使美国欠下大量外债，但这些外债大都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因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签的都是美元合同，因为美元是最可靠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不存在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而且美元是世界性流通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用于支付，比人民币等货币方便许多，而收到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也是最安全的，如中国就是由于常年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持有了巨额的美元外汇。二来美国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发行了大量国家，许多国家都把美国国债当做是风险极小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在美国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国力下，美国国债基本不存在偿付危机，世界上比之更安全的国债似乎不存在，因此许多国家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
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元确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贬值，可是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美元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继续贬值，而是奇迹般的大幅升值。因为在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势下，即使这危机已经使美国损失惨重，可世界上已经没有比美元更安全的货币了。由于大量的外贸合同都是以美元标价，若美元大幅贬值，那么出口国们都要遭受巨大的外汇损失，同时，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们也会由于美元的贬值遭受利息减少的损失。再者，除开美国，许多国家间的贸易合同也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签订，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用太广了，以至于若是美元大幅贬值，或许整个世界支付体系都会出大问题。这也是人们预期美元不会大幅贬值的原因，或者说没有人希望美元大幅贬值。
从供需来说，世界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并没有因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减少，各国之间的支付仍是大量使用美元，对美国的信任使得人们普遍预期美元还会再涨回来，持有美国资产是有利可图的，因此美国并没有出现类似阿根廷的资本抽逃，相反，大量投资涌入美国使得美元需求大幅上升。而且美国政府也开始实施各种各样的救世计划，为保持威信，美国政府也必然不会允许美元大幅贬值，这也是美国实力雄厚的表现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国货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是多么保险的一件事。但是要使本国货币成为世界性支付货币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持，美国有这样的国力，但是阿根廷没有。这就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发国债有人买，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逼迫的（这也是美国强大的表现之一，它可以给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用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但阿根廷发国债无人问津，因为人们不相信阿根廷能够偿还债务甚至只是支付利息。美元贬值可以吸引大量投资，而比索贬值只会加速资本抽逃也是这一原因。美国不用担心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萧条会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因为美元没被高估，并且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用美元来衡量本国货币，它们几乎都只考虑本国货币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而不会考虑度量单位的问题，在出现高估或低估后，它们也只是调节本国货币而不会联合起来调节度量单位，但阿根廷做不到，所有人都看到比索被高估，因为就阿根廷的国力和外汇储备，它不可能跟美元1：1。从实际出发的预期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部分人对美元的预期是乐观的，即使美国现在经济衰退，几年后也一定会恢复，况且若美国经济陷入大规模衰退，相信没有国家可以不被殃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时，美国仍是相对最发达的。这就是强大国力在世界人民心中建立的威望，但阿根廷做不到，毕竟它的经济比不上它的足球，那时大概没人预期阿根廷境况会好转，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一项风险投资。
参考文献
[1]沈安.阿根廷经济跨国公司化及其后果——阿根廷金融危机探源之一.拉丁美洲研究，2003，2.
所谓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在美国，住房按揭贷款按照贷款人的信用和其他因素分为优级、中级和次级三个等级。次贷就是次级按揭贷款，是给信用状况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一般而言，受自身条件的制约，次级按揭贷款被迫比优级的利率要高，还款方式也更严格。放贷机构为早回笼资金，又把贷款打包发行债券，当然次贷的债券利率更高，进而受到投资银行对冲击等投资机构的追捧。信用扩张，虚拟经济引发的泡沫经济破裂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次贷危机是导火线，美国次贷款使投资银行倒闭，加之美国经济的逐步下滑，这些机构和个人收入水平逐渐下降导致还款能力逐渐下降，日积月累引起不能按期还款的现象大量发生，造成银行收不到应该收到的钱进而出现资金周转困难，银行业受到冲击，影响实体经济。
2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金融证券业、劳动就业、外汇储备、房地产业、旅游业等层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蕴含着难得的机遇。
2.1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最为重要的目标。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减速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不仅降低中国的出口增速，而且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加速了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国出口形成挑战。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就是金融危机对中美双方贸易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二是间接影响，即金融危机可能会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金融危机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其生存环境愈加恶化。
2.2对金融证券机构的影响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投资银行等金融、证券机构尚不发达，资本项目还未完全放开，这就决定了这次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一方面，在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另一方面，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国内的运行机制和市场环境。当前让金融机构更为担心的是因为整体经济衰退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的联动、汇率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产生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可能对银行信贷业务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会传递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股价波动及它对投资者投资收益和对证券机构业绩、经营的影响；股价波动对市场融资功能的影响以及其对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的影响。今后我国仍然会坚持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创新的发展渠道，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的加强。
2.3劳动就业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影响，就业增速明显放慢。国内新增失业有所增加。先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大量关闭，导致约15%以上、2000多万农民提前返乡、流动就业或失业。与此同时，内地一些企业、特别是为大企业做配套生产的中小企业，也出现岗位流失。此外，民营金融、房地产等部门也有减员的情况。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失业的金融从业人员很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因此，我国即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才竞争对我国金融、证券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4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在全球市场动荡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下滑会造成我国外部需求减弱，也会在今后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态势，由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是美元，从短期来看，我国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来规避美元贬值以及美元资产违约率上升的风险，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尚未减持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大量的美元储备投资于低风险的美国国债，而结果却遭受汇率损失。与国债相比，公司的债券与股票等收益率较高，但风险也相对较高。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格局下，管理这样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并保证其保值增值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中国一向缺乏在境外投资成功的经验。金融危机形成后，全世界金融市场较为动荡，波动性增大，显示出对外投资的风险进一步扩大。
2.5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这次危机从源头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国内的房产市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从中央到地方都寄予厚望。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美国金融政策的失误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产生原因是美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失误和美联储利率调节不恰当，其崩溃又直接引起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最终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心理预期、资金层面和购买角度发生影响。从心理预期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对房地产这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由于害怕金融危机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新的房地产项目投资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如果大家都裹足不前，显而易见，市场的萧条景象就会随之来临。从资金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使大投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损失惨重。从中国收缩资金是他们的选择之一，高盛、摩根斯坦利都在出售他们在中国原来购买的房产。但另外还有一些在危机中没有受到世纪冲击的私募基金、投资基金，他们在危机过后把眼光聚焦到了中国的一些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通过设立房地产投资基金的方式来进行股权投资，签订回购协议，把抄底房地产作为一种机会，因此，影响是复杂的。从购买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家可能推迟消费，投资性购买也会相应的推迟，这样就有可能使房地产市场经历长时间的调整，即使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对刺激消费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刺激投资性的需求几乎没有作用，是因为房地产投资是看其未来的升值空间怎样，而不是看房子的成本是多少，而这时前景很模糊，有这部分需求的人就进入了观望阶段。
2.6对旅游业的影响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关连性强这两方面的作用，因而在面对外界环境的改变时，表现出了较强的敏感性。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的旅游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旅游市场前景与全球经济走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欧美洲作为主要客源市场受到的影响最大，亚太地区虽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仍会保持小幅度增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旅游业也受到了严峻考验，特别是入境旅游市场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受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和国内经济下滑压力加大的影响，居民旅游消费预期下降，旅游企业困难加剧。
由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速的必然变化，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的
中国经济已走进了与过去30年不同的增长阶段，由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速的必然变化，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的。不然会误判形势，误导政策。防止货币政策围着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转动从而加大货币“堰塞湖”决口的风险，是近期最应该避免的“黑天鹅”事件。
近日有外国媒体基于中国欠佳的经济数据发出“预测”说，中国和韩国可能会跟进全球降息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一个阶段以来，一些外国媒体和机构一直在加大推动中国政府出台短期刺激经济政策的舆论攻势。他们对中国最近的经济数据有很多评说。评说之一是当下的经济增长与预期不合；评说之二是中国经济呈现弱复苏态势；评说之三是经济下滑态势确定。基于这样的分析结论，中国经济形势堪忧，接下来就会释放政策刺激的“预期”，特别是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过去几年已经印发了很多钞票，流动性过剩又无处可流，相当于形成了高水位的“堰塞湖”，一旦决口，巨大的水量借助势能将引发势不可挡的灾害。居民存款从2007年的14万亿增加到2012年底的41万亿，5年增加了27万亿，无序发展的理财产品和地方债务的大幅攀升，都隐藏巨大的金融风险，若处理不当，这些都可能成为“货币堰塞湖”决堤的推力。特别是当下美欧日央行都在强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而热钱流入必然会加剧“货币堰塞湖”的风险。因此，正确判断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防止政策资源特别是货币政策围着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转动从而加大“堰塞湖”决口的风险，是近期最应该避免的“黑天鹅”事件。
由此观之，中国经济当前显然不是危机状态，所以“复苏”之说很容易造成误解。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已走进了与过去30年不同的增长阶段，对“增长速度”当然需要重新认识，不然会误判形势，误导政策。
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当前的增长速度？7.7%的增速与前30年平均两位数的增速长相比确实是放缓了，但这不完全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由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速的必然变化，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的。
首先，经济高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以往30年高增长的外部“红利”和内部“红利”正在改变。贸易顺差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最高超过3个百分点，而最近三年贸易顺差增长对GDP的贡献是负。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其他要素比如石油价格的国际接轨，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既然原有高增长的环境和条件已改变，经济增速放缓就势属必然。
其次，产业结构正在变化。经过了30余年的粗放式发展，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等问题，以及环境和资源约束都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都在制约这些行业有效投资的增长，而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在新产业结构还未形成的时候，新的有效投资需求增长还无法补缺正在调整行业的投资减少，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太正常的现象么？
根据经济学有关充分就业与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的基本结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5%左右并未出现大规模失业，足以说明当前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至少对当前的宏观政策有两方面参考作用。
其一，人为刺激更高的增长是反规律的行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内生稳定性，没有必要刻意出台“稳增长”的短期政策，“平稳”货币发行，对防止近期最大可能的人为改变增长态势加大金融风险的“黑天鹅”事件非常重要。当前增速处在潜在增长速度的判断还告诉我们，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比也在进入规模递减状态。在劳动力供给减少不能配合投资增长的情况下，更多的投资只能加剧规模递减效应，更多的货币投放使货币“空转”比例更大，加剧本已在高水位的“货币堰塞湖”的风险，一不小心刺激政策可能成为“堰塞湖”决口的导火线。
其二，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等于政策不作为。虽然潜在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但这并不说明当前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等于已被“蓄”在“货币堰塞湖”中的巨大流动性就没有风险了。
因此，短期内政策资源需要更务实地配置在有效投资需求的创造上，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以有序释放“货币堰塞湖”中的流动性。最近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如铁路部分建设项目对民营企业开放，营改增税收试点范围扩大，中小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延续等等，都在原来政策基础上向前跨进一大步，若进一步细化可操作性，或将对改善经济运行状态有更直接的效果。
从根本上来说，按照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在规模递减状态下，更高的增长是靠加大技术进步来推动的。也就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突破增长瓶颈。
关键词：经济战争及战略战术；金融手段；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法规的控制；政经结合特色经济；计消市产模式；经济平稳工薪高利润小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怪圈，其根源来自二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越来越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利进入中国，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中国资源财富；借中国加入WTO和迷信国外权威之机，在全球推行其经济理论经济法规，以企控制中国经济灵魂；控制抢夺中国市场，挤压中国出口。所以，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一、国际如何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毛病，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适应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对中国发动了经济战争。首先是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是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走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1］。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从而美国实现了奈账；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二、经济战争的性质
美国等国家害怕中国经济快速超越自己，又觉得军事能力不够，于是就专注经济侵略，其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资金）［2］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精神战：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中国搞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问题，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清醒过来，建立自己的符合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
譬如，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一个处方一年就开了十几次，还不见效就不应再模仿下去。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
（二）货币战：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
1．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
2．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
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是地道的货币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3．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
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颠覆中国经济的。据说通过上市国企，资产已外流2万亿元啊。
（三）市场战：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四)公关战：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三、战略原理
（一）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3］
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用计消市产模式［4］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
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三）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
解放思想认可升官发财的积极一面，鼓励每一位士兵当将军，使升官发财与法治行为结合实施。但同时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5]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6]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作前提的升官发财作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稍微泡沫式繁荣。
除上述创建特色自然理论、制度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四、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洗走。
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救市治市维护沪指在4000～8000点间运行（注：本文写于奥运前，现已错过时机，参数应修改为止跌而缓升）
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奥运行情的出现意味着战胜了国际敌对势力，维护沪指在4000～8000点间小幅波动，不给外资下抄底上套现的机会，使其进退二难。股市是虚物质的而不是影子，是可以救起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是必须救市的。目前救市是一场同外国颠覆中国经济势力的较量。就目前来说，空方近乎耗尽，没多少可卖的筹码了，中国有党领导的十亿人民，是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因此救市必成，如果政府想要有奥运行情就会有。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三）稳定楼价的重要性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四）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五）将盲目的流动性过剩转化为有计划的社会基础投资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回笼的货币不能搁置仓库，否则就是将人们的能力信誉束缚废弃，就是打包欲望压缩消费。因而，我们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徒然。
（六）划分生产币与消费币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七）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7］的思路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在分工合作的社会关联经济条件下，劳动成果的储备基本是富人权利，天天劳动仍衣食难保是穷人无法自控的事。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搞垮中国经济的机会。
（八）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
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九）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
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网.美不顾一切再次降息给中国设圈套破解难度大[EB]..
[2]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129～134.
[3]［5］金小明.531系统理论[J].马庆国.2005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报告[C].
摘要：本文从审计的视角下分析了基层医院“无形成本”的产生以及对医院和谐发展的影响，笔者主要从建立资讯平台、和谐医患关系、建立健全制度等措施来建设和谐医院，从而达到化解“无形成本”的目的，保证了医院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院；无形成本；产生原因；解决措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医改政策的推进及医院财务制度的改革，收支透明度的增加，支出项目不断被细化，其中，无形成本在基层医院的支出比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明显，某些基层医院的无形成本甚至高达约1%-2%。可以想象，“无形成本”的失控对医院行业的健康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如何从根本上化解无形成本对医院带来的经济危急？
一、“无形成本”的产生
医院无形成本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是指因疾病引起的或因实施医疗服务引起的患者及其亲人在肉体或精神的痛苦、不便、紧张、担忧或不安等，以及引起的医院声誉受损或社会不安定等因素。无形成本通常很难赋予货币价值，但是无形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医院强调的是公益性事业，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当无钱医病与救死扶伤产生矛盾的时候，患者无法支法或者拒付的医疗费就形成了基层医院的无形成本支出；医院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医患矛盾，医院为了声誉不受损伤，最终选择妥协医疗赔款，这也是无形成本支出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二、 “无形成本”对医院和谐发展的影响
通俗说，成本就是费用的总和。有形成本是指能计算的成本，有一定的预见性，可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无形成本”也叫“或有成本”，是指不具有任何实物形态的可能存在或发生的成本，不能预算开支。如信息、人的素质、时间、各项规章制度和人际关系等，没有预见性而常被忽略。
由此可见，无形成本的增加，预示着医院要加强和谐医院建设的力度。反之，良好的医疗氛围是医院无形成本减少的必然。如何有效的控制无形成本，笔者认为：建设和谐医院是解决无形成本的重要手段。
三 、化解“无形成本”的具体措施
医院“无形成本”的加大，标志着基层医院的负债经营状况的风险在增加，极不利于医院的和谐发展，如何建设和谐医院来化解“无形成本”给医院带来的压力？追根求源主要有：
1.关注弱势群体，寻求媒体资讯平台
医院是与疾病与死神抗争的地方，医院每天收治的患者原因很多，而基层医院面对的多数都是农村患者，教育程度相对低下，总有一些患者刻意装懵懂逃避治疗费用，还有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有时医院不但代垫其所有的医疗费用，还得在支付住院期间为其支付生活必须品和伙食费。这些费用，都形成了医院“无形成本”的支出。
医疗改革不仅仅是政府与医院的关系，它是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关系，把医院建设成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的医院，应根据基层医院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应实现资讯与媒体共享，建议政府按层级，成立专门的医疗救助基金，对于基层医院的确无法收回的医疗款，定时由专门机构审核无误后，统一由政府救助机构结账，从根本上缓解基层医院支出的压力。
2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矛盾
各种医患矛盾的产生，是导致“无形成本”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形成本“的支出，主要依附于医疗中的误诊、盲目创收，开大处方、服务质量不高等工作中，是 “无形成本“支出的导火线。
搞高医疗质量，加强医德教育，是解决医患矛盾之根本，医疗质量是医院存在的根本，核心在于治病救人，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学习。然而当今流传着 “有学历没文化”，指的是极少部分医师队伍中的名牌大学生，学历较高，但在工作中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自以为是，言行轻浮，不求上进，整天抱怨待遇太低，却只字不提自己的技术水平，而导致误诊现象。
这是造成“无形成本”支出直接原因。加强医德教育，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患者、关心患者，将“仁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
尽最大的努力把治疗费用、药品费用控制在患者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让患者真正体会到自己的消费“物有所值”。 既照顾患者的生理状况，也考虑他们的心理需求，也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医生的治疗解除症状，另一方面在医疗过程中能得到医务人员的精神的安慰。需要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积极履行知各义务、对有可参存在争议的检查项目，要主动和患者进行沟通，并在不影响诊疗的前提下给予其充分发挥分的考虑时间，然后结合诊疗实际需要以及患者意见，作出最为适当的选择。体现对患者的理解和尊重。
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真心善待每一个患者，为患者提供尽可能的便利与服务，把医患关系变成一种真正的双方都尊重对方，依赖对方的一种亲和关系。根据相关患者满意度调查，有患者坦言，心里感觉这“医疗消费”不是等价消费。有些医生不了解病人的需求，不主动与病人沟通，对病人的内心诉求爱理不理的态度，这些都是病人对医院医疗服务产生不满的原因。
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形成，取决于精益求精的细节管理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要让患者明白虽名优医学科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治愈，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医院都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在治疗过程中有一定的流程，需要患者的配合与理解；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需要了解病并提出来最适合的治疗方法，如果交流中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医患关系。
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断提高沟通技巧和水平，改善服务态度，注重细节服务满足患者需求，提高患者满意度。推行出院患者随访，了解患者的愈后情况并给出相应的指导，使其更好恢复健康，开展各种义诊、志愿者活动，提供医疗服务，更好地回馈社会。建立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互尊重的医患关系，让患者感到亲切可信。
3.加强医院规章制度建设
规章制度是医院一切活动的标准，是做好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一直以来，医院都比较注重职业道德这个问题，但仍有个别医生在职业操守、医德、医风方面缺失自律，如个别医生收受红包，小病大处方，大检查，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医院的规章制度以上，使医患关系蒙上了微妙的金钱色彩，给医院的声誉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强化内部管理机制，严格处方用药，进口药品能不用坚决不用。对同级别医院的检查报告通过会诊后可以鉴别的疾病不做重复检查。保护医患关系的双方利益。
可根据基层医院自身的特点，建立《医德医风考核制度》和《医师文化核心价值观行业为规范量化考评实施方案》主要从仪表仪态、爱岗敬业、团结协作、严谨求实、高尚医德和廉洁行医、规范行为等方面进行量化考评，一切按制度办事，医院才能把各种潜在的成本支出消灭在萌芽状态。（作者单位：高要市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风光还在继续，但如今成为“出头鸟”的阿里巴巴的一举一动都会惹来各方纷争。一连串的争议，以及自身企业架构不断的“革新”，将阿里巴巴曾经给人的“悄然生长”印象彻底打破，自从2007年完成上市，聚光灯下阿里巴巴的“折腾”就没有间断过。
这些“折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为早期阿里巴巴的理念局限弥补制度漏洞；一类是为阿里巴巴扩张时期以放弃控制权为代价引入资本的欠考虑“粗暴埋单”；最后则是当阿里巴巴在触碰到发展的阶段性天花板后，逐步摒弃一些原来的想法，开始主动求变。
或许阿里巴巴每按照马云的设想向前迈出一步，都会引发一系列意外的问题，但马云懂得，用不断变化迎接这个动荡的时代再好不过。阿里巴巴似乎从未执着。
欺诈推倒了金字塔塔尖机制短板注定的“本命年危机”
2011年是阿里巴巴成立的第12年，恰好也是虚岁48岁的马云的本命年。这似乎印证了中国老百姓“本命年多不顺”的观念，这一年，注定马云与他的企业麻烦缠身：2月B2B上市公司涉嫌欺诈，阿里巴巴CEO卫哲离职；6月支付宝深陷契约门，媒体纷纷指责马云有失“契约精神”，马云同阿里巴巴的大股东关系一度紧张；10月从淘宝网新分割出来的淘宝商城因收费涨价引发网商“十月围城”；更糟糕的是，“本命年”的坏运气似乎还在延续，2012年，关于“淘宝小二”集体腐败的事情再次被媒体曝光。
马云曾坦言说之前已经有预感，“但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么痛，这么苦”。但如果仔细回顾这个企业所走过的路径，就会发现问题在集中时间里发生井喷并不奇怪——阿里巴巴做到了积聚中小企业使之发出了巨大的商业能量，却也受困于中小企业的不规范所带来的诚信黑洞。
马云最初在确定阿里巴巴的服务对象时，力排众议认定中小企业是服务对象。根据他的实践经验，要说服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至少要谈10次以上，而对于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来说，顶多跑3趟就可以搞定。而在盈利模式上，马云同样也是力排众议，锁定了当时人人都认为不妥的“中国供应商”会员收费模式。
正是因为阿里巴巴建造的B2B平台，浙江、福建一带众多的中小企业家迅速挺直了腰板，阿里巴巴也很快成为拥有上千万客户的大网站。然而，当阿里巴巴的游戏规则被人搞清楚之后，鱼目混珠的风险随之发酵。
2007年马云看见了经济危机的苗头，为阿里巴巴“匆忙”完成了上市。虽然有了过冬的资本，但资本市场的盈利魔咒，还是让阿里巴巴对经济危机表现出了一种焦躁。为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保证客户的增长，卫哲推出了“金牌供应商”这样的低价会员模式，却在日后成为了骗子的金字招牌。
以当时阿里巴巴在泉州的业务推进为例，几十名业务员根据公司规定，每人每天要拜访8个客户，每家的拜访时间不能超过40分钟。许多业务员往往需要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11点，而交通费、请客户吃饭等这些开展业务的成本，均不能报销。每个人3个月内至少要发展一个公司成为阿里巴巴的会员，如果6个月内一个客户都拉不到就得走人。新招募的业务员每月的基本工资是 1500元，如果没有业绩，加上每月扣除的保险和公积金等，反倒可能会欠公司300元。当业绩的压力转为生存的压力，一些人迫于生计和业绩的压力，让一些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混进阿里巴巴，与“供应商”里外勾结，欺诈海外买家。
于是就有了“马云挥泪斩卫哲”。一位阿里巴巴的业务员说，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这样一种底层行骗模式，会把坐在金字塔尖上的人扯下来。
但即便后来阿里巴巴不惜下狠手整治欺诈，甚至关闭了类似泉州、莆田这样仿货扎堆的地区的业务，但仍然架不住一些欺诈者异地注册，继续利用阿里巴巴的平台行骗——马云只能提高会员门槛去保障会员质量，2010年底阿里巴巴宣布，从2011年1月开始，“出口通”的会费提价1万元涨至2.98万元。
但这个思路的产品用在“天猫”的前身淘宝商城时，最终引发了中小商家“十月围城”。虽然马云再次果断应对，但转眼，已经又快到了一年前那些妥协的合约到期之时。
如同古代的开国皇帝要如何面对一同打江山的老兵这一千古命题一样，阿里巴巴如何解决中小企业客户为自身带来的问题，是加以制约还是逐步抛弃？人们只能从阿里巴巴现在所走的每一步中去判断。
转移支付宝的蝴蝶效应为摘掉“紧箍咒”却引爆了火药桶
阿里巴巴与雅虎从“蜜月”到“婚姻破裂”，本质上与近期的雷士危机相同，同样是投资者与创业者对于企业控制权的争夺问题。所幸的是，马云、杨致远、孙正义都保持了应该有的绅士风度，选择了用利益分割来解决问题。这其中，马云与这两位“中国通”的私交，既在当初为“阿雅之争”埋下了糊涂账的因子，也在最后为保证阿里巴巴、雅虎、软银达成妥协提供了一定保障。
而引发“阿雅之争”的导火线，除了接替杨致远的雅虎CEO巴茨的强硬让马云失去了控制阿里巴巴的安全感，支付宝的单飞无疑更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马云“私下”将支付宝转移为纯内资企业，虽然对阿里巴巴自身发展是必须的一步，但因此引发的公众非议，以及事件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带来的整体影响，可能都在马云的预料之外。
由于“违规”转手，导致雅虎股价大跌，致使雅虎董事会“大怒”，而支付宝股权重组，又带出了雅虎股价被人为抬高的问题，致使雅虎遭遇雅虎股东的集体。
马云说：“我自始至终认为这是一个公司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搞得美国的大使馆、中美战略谈判都卷入到这个里面了。”
支付宝单飞，加重了中国概念股的信任危机。让马云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指责VIE（协议控制）模式不合乎中国法律制度之后，致使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的诚信危机雪上加霜。自2011年 3月以来，中国有24家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师提出辞职，或者被曝光审计对象的财务问题，19家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遭到了停牌或摘牌。接二连三被爆财务欺诈，直接导致国外机构大量做空中国概念股。美国投资者发现，十多年来一直惯用的境外壳公司通过VIE协议控制国内公司的模式存在不可控的风险。这加速了投资者抛售中国概念股。
而马云坚持终止“协议控制”模式，也让一些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在国内的经营面临是否合法的问题——与支付宝同批获得央行发放的第三方支付行业牌照的27家企业中，腾讯财富通、盛大盛付通都是VIE结构的企业。易观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撰文指出，马云“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确”，把中国数以百计的采用VIE结构的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让本来已经被报表造假等问题和对冲基金搞得风雨飘摇的中国概念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雪上加霜。
这个被引爆的火药桶已经不是靠马云和阿里巴巴一个人或一家企业所能扑灭的，马云能做到的，只是能用利益去平抚合作者。不过，支付宝股权框架协议签署后，支付宝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以尽快赎身，以防若干年后再次被自己所签署的协议条款套牢。这个协议，会不会成为阿里巴巴未来的一个不安定因素，现在尚不好判断。
尽管阿里巴巴与雅虎的纠纷目前大局已定，但如何修补为自己独立发展的执念而破坏的商业诚信和商业生态，恐怕也是阿里巴巴面临的一个课题。
打造商业生态捅破天花板不停寻找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作为一个信息和推广服务平台，无法参与到结算物流营销品牌等后续环节，马云及其他的高管们其实非常清楚这种商业模式的短板所在。
早在2007年11月阿里巴巴上市之前，马云就提出了未来5年将阿里巴巴从信息流延伸到物流和资金流的战略，就是所谓的从“Meet at Alibaba”到“Work at Alibaba”。让中小企业除了能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找交易对象，还能实现资金流和物流等后端环节。马云当时给了阿里巴巴一个“大于贸易”的定位，意思是，一般的贸易只是完成一个交易过程，“大于贸易”是使中小企业同时还可获得管理、人力资源培训、法律顾问以及营销等增值服务。但几年下来，这种战略并未落实得尽如人意。
原因很简单：新会员的增加是有天花板的，不可能无限增加。十几年前，阿里巴巴就是这个模式，但十几年间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阿里巴巴仍然有生命力，但其平台已无法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活力的客户。
至今阿里巴巴所有的“折腾”，归根结底都是在试图为自己找到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只有在“漫长的冬天”里向前发展，给自己打造一个与现实商业社会相比更加诚信、健康的商业环境，才能去解决问题，避免衰落。
2007年阿里巴巴华丽上市的记忆还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但在刚刚过去的6月20日，阿里巴巴B2B公司经过巨额的股权回购，终于正式从港交所私有化退市，阿里公司从此也无需再向外界披露财务业绩和公司架构等信息，这也为公司接下来的整合与调整奠定了基础。
一个月之后，阿里集团宣布调整架构，马云宣布分拆阿里巴巴，B2B变为阿里国际业务事业群和小企业业务事业群，内部人称为“国际站”和“中文站”。两个事业群中，国际站主要负责中小企业的海外发展，中文站主要负责国内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马云表示，阿里巴巴B2B要从销售驱动型公司转变为服务型公司。马云在员工邮件中表示：“我们需要加速推进One Company的目标，把阿里巴巴的中小企业和淘宝市场体系有效地结合。”
而阿里集团另外的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云，都继承了原有的完整，直接变身事业群。
8月，阿里巴巴已经开始对销售人员进行大规模裁员，并开始引入会员的第三方信用记录，而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按照马云的设想推进。
“就算马云有一天不管事了，新的架构也能保证阿里巴巴稳健地应对飞速增长带来的挑战。”在阿里集团宣布新“七剑”架构后，一位阿里巴巴高管说。
关键词：风险特征；风险隐藏；风险治理
一、引言
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与经济低迷期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隐蔽性的特征。经济高涨期的风险容易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所忽视，这是因为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资产价格上升对市场主体的投机行为具有刺激性，并对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这些风险在经济低迷期间表现为金融机构庞大的不良资产的积聚，企业大面积的资不抵债，国民财富明显缩水，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经济低迷期容易形成共识，从政府到企业普遍采取收缩性的措施。由于这此措施是滞后的，加之宏观调控部门和微观市场主体存在过度反应，化解风险所付出的成本是巨额的，超过了任何一家机构投资者所能承担的限度。为此，央行或政府采取最后贷款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救市(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降息)，以及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等多种方式，以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这种事后的处置风险方法让央行和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弱化了市场的约束力，并向市场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不动用公共资源会诱发大面积的企业破产、金融机构倒闭、失业率提高，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比风险的事后处置更为有效。在经济高涨期要揭示风险，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化解风险。为此，要深入研究经济高涨期间的风险特征，研究风险隐藏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制度性的措施，加快改革，建立起让投资者承担风险的金融体系。要密切关注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对负债率上升的市场主体和高杠杆化的金融产品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制度约束。本研究试就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特征，风险隐藏的原因以及治理对策作一探讨。
二、经济高位运行期间的风险特征
(一)资产价格加速上涨，且与投资品、消费品价格指数呈现“共振”现象
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伴随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突出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上证综合指数在短短2年内上升了接近3倍，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在2007年11月5日达到33.62万亿元，比2002年底增长了7.77倍，“股票总市值/GDP”这一比例在140％左右。这对于主要由银行体系承担融资功能的经济体来说，非常值得关注。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较快，近几个月来更呈现加速上涨态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7年4月份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5.4％、6.4％、7.1％、7.5％、8.2％、8.5％、9.5％，环比涨幅呈逐月扩大趋势。
资产价格与投资品、消费品指数的“共振”，是当前经济运行所处周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按照“波谷一波谷”的经济周期划分方法，198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三次经济周期，现在正处于第四个经济周期阶段。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的运行同步性往往较小，甚至出现背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价格同步波动对于经济体系的损害。而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出现了实体经济的过热迹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二)银行信贷扩张行为约束乏力，期限错配风险上升
银行的经营行为往往具有“顺经济周期”倾向。当经济运行呈上升态势时，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强，社会资金需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而当经济运行开始逆转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对外负债水平较高、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按期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开始逐步暴露，并产生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步入低迷。据央行测算，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发放的贷款所形成的坏账占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三分之一。
(三)市场主体风险偏好增强，经济行为出现高杠杆化倾向
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主要决定于收入状况以及对收入状况的预期。在经济上升期间，未来收入预期向好，居民往往在当期消费决策中考虑了未来收入因素，甚至不惜用信贷行为支撑当前消费。
企业预期整体经济向好，市场需求旺盛，为了加大供给，倾向于增加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在自身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因为预期投资回报率会高于市场利率，不惜举债经营，使企业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
金融业本身便是一个高负债经营的行业，而各地金融机构近年来存贷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营中的高杠杆化倾向。
高杠杆化的出现，与资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有关，也与市场主体本身的行为特征有关。以金融资产为例，它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一般商品的定价，通常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价格机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边际收益递减。而金融资产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其价格是预期收益贴现到当前时点而形成的，受投资者预期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市场主体的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特征。在现实中，由于“繁华预期”的存在，居民和企业等主体存在“乐观心理”与“过度自信”，随着经济的高涨，对未来的期望也不断上升，从而愿意选择性地忽视风险，而对投资对象给予更高的风险溢价。
三、经济高位运行期间风险隐藏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涨期的金融风险是极易被隐藏和忽视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金融危机发生具有突然性，非常关键的原因是金融风险很具有隐蔽性。而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资产价格上涨时期对企业投机的刺激，以及资产市场吸收流动性造成通胀效应不明显等原因，导致风险被隐藏和忽视。
(一)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影响
消费和投资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来影响实体经济的产出，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不对称性。
1、资产价格变动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分析。
F.Modigliani(1986)等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其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是：
C=a·WR+b·YL0＜a，b＜1
(1)式中wR为财产收入或称非劳动收入，a为财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b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该理论，一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收入，而且取决于终身财富，包括工资收入YL，家庭财富WR。于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促进(或抑制)消费增长；同时由于人们的预期作用，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中，促进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之为正的财富效应，抑制消费增长的效应称为负的财富效应，且这种财富效应是不对称的。以美国为例，股市财富每增长1美元，会使相应的消费支出增长0.04美元，即正财富效应约为0.04；而股市下跌造成的财富萎缩促使消费萎缩的幅度远大于上涨的效应，负财富效应达0.07(刘建江，2002)。
资产价格通过托宾Q值效应影响企业投资。托宾Q值表示企业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的重置成本之比。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提高企业的托宾Q值，使得投资新的工厂成本低于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价格，因此企业就会增加投资。反之企业则会更愿意通过在资产市场上购并的形式扩张规模，从而减少投资。
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企业投资。企业投资资金的来源除了自身积累和证券市场融资外，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贷款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银行对企业净资产的评估以及银行自身的状况。若资产价格不断上升，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得到改善，促使银行加大放贷规模，刺激投资。若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净资产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那么一方面企业还贷困难，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风险增大，双方都会趋于谨慎，于是信用收缩，投资减少。
2、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们借用上证综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来分别代替资产价格、消费和投资来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以1998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来讨论。1991年至1998年，股市总体处于下降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处于下降阶段；1999年至2007年9月，股市总体处于上升阶段，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处于上升阶段。这说明我国资产市场价格对消费和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性，同时消费和投资下降的速度快于上升的速度。
进一步，我们分别对两个阶段的上证综指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证综指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做相关性分析。在资产价格总体下降阶段，两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8、0.822；而在资产价格总体上涨阶段，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312、0.626。这更进一步说明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下降时的敏感度远大于资产价格上涨时的敏感度。
消费和投资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必然导致社会总产出对资产价格变化的非对称反应。以1998年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同时，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性分析反映，1990年至1998年上证综指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805；而1999年至2007年9月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两个阶段表现出高度的不对称性。
(二)资产价格上涨对企业投机行为的刺激
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过程中投机性和庞兹性(ponzi－financing)企业的增多容易积聚和隐藏金融风险。Minsky(1982)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补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大于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预期的收入流也大于到期的债务本息。第二类是投机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虽然预期的总收人大于债务额，但是在借款的前一段时间内，预期收入是小于到期偿还的债务本息的，这类企业需要通过变卖资产或借新债务来偿还旧债务。第三类是庞兹性的借款企业，这类企业将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很长的项目，而在短期内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债务本息的，而且偿还债务的能力也是建立在未来较远的某个日期有高利润收入的基础上的。
在经济繁荣期，经济参与者的预期收益上升，市场融资条件因为对经济个体的良好预期以及贷款人之间的竞争压力而放宽，大量资金就流向了投机性的企业和庞兹性的企业。在未来预期良好，资产抵押物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于是这两类企业的贷款风险会被隐藏和疏忽，从而使得风险被隐藏。
我们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额和固定资产折旧来代表企业的现金流，我们发现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的比率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这说明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不断增多，且现金流中长期贷款比的波动基本与上证综指增长率波动一致。进一步，比较现金流与中长期贷款比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两者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资产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投机性和庞兹性企业的增加。
(三)资产市场对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具有吸纳效果
货币具有执行资产的职能。货币数量理论表明，当货币的流动性高于经济的需要时，会抬高物价水平。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则物价指数往往会保持稳定(B0rioandLowe，2002)，美国历史上最大两次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前期间(1923－1929年，1993－2000年)都存在着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而这个期间也正是风险被隐藏和不断积聚的时期。贾玉革(2007)研究说明，居民持有货币不仅是用来执行货币交易媒介职能，也用来执行资产职能，研究发现涵盖交易媒介与资产双重职能的货币需求在1997年开始更拟合我国M2的年度实际增长率，这说明我国的货币需求中执行资产职能的部分正越来越明显。
资产价格上涨吸纳流动性，导致低通货膨胀。我们用修正的费雪等式来表示货币的资产职能为：
MV=PT+S(2)
即货币需求不仅满足实体经济PT的需求，也要满足资产对货币的需求S。对式(2)求导数，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得：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增长率+资产价格增长率。在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未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会吸收流动性，而造成低通货膨胀的现象。我国的CPI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增长率也基本呈此消彼涨的关系，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15，表明两者是负相关的。
四、经济高位运行期间治理金融风险的对策措施
(一)构建信贷市场与资产市场的防火墙，防止虚拟经济风险向实体经济扩散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左小蕾，2007)。我国近期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价格的持续膨胀，已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
由于金融本质上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只要这种传递是市场化的、公平的、自由的。因此，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来说，建立一个良性的、互动的、有防火墙的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资金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在理论上，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存在着有效的流通渠道。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在金融市场各子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协同发展，提高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设立风险过滤机制，建立风险的防火墙，用法律手段确保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和资金的合理流动，防范资本市场的风险无约束地传递给信贷市场。因为大量信贷市场资金违规无序地进入资本市场，会出现股价的放大机制和信贷投放的自强化现象。一旦股价暴跌或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信用的“链条”会断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而且金融风险很容易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传播，当这种金融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要建立风险能足够地被过滤，使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有效的事后纠错机制，将虚拟经济泡沫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降至最小。
(二)向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增加风险管理工具
从世界金融结构变迁的历史、类型、功能看，不管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还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均呈现出机构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工具多样化等特点，经济金融化、证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资产证券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资产证券化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它能打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通道，构建金融结构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机制，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期限结构，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社会融资渠道，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加投资者的选择，推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优化。因此，推行资产证券化是一项银行、投资人、政府和资本市场共赢的金融创新。
从我国金融市场情况看，在当前经济高涨期间，资产证券化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环境的变化使其所产生的收益无法满足投资人的需要，特别是对银行来说，缺乏生产、出售和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因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全部从贷款收益中产生，目前，我国贷款利率受到管制，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是完全市场化的过程，投资人会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对其提出收益率回报要求。在市场普遍存在升息预期的情况下，投资人对收益率要求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资产池产生现金流的实际增长幅度，因此，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需求明显不足。所以，当前的关键是要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与运作提供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使银行有发展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内在动机，使机构投资人有购买产品的利益吸引。
(三)培育更多的货币持有者为机构投资人，给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没有市场主体对金融工具的自主选择权，就没有资金的优化组合，没有风险分散的有效渠道(吴晓灵，2006)。财富的增值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风险的管理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可以说，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沉淀着庞大的货币资金持有者，金融体系应为广泛的货币资金持有者搭建一个能够提供多种选择的平台和机制，使其在实现自我财产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资金的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高。特别是要推动非银行货币持有者进入货币市场去认购优质的金融资产，比如国债、央行票据、贷款证券化资产等。因为，购买货币市场的产品对银行与非银行投资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对货币持有者来说投资货币市场比银行存款更有盈利空间，而且风险更能有效控制。
货币持有者自主选择权增加，给金融体系带来深层次的变化。对银行来说，货币持有者进入货币市场，加快了银行存款的分流，这使银行以存贷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了挑战，负债约束逼迫银行出售贷款资产，促使其创新金融产品，增强其生产并出售金融产品能力。对利率制度来说，随着货币投资者资金配置和管理能力的增强，货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也得到了推动。对银行间市场来说，由于银行主动创造了更多的证券化产品，丰富了市场品种，并进一步吸引更多货币持有者进入市场，包括银行自身也更多地作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既出售产品也购买产品，形成市场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
20年里，他不停地飞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旅途中有辛劳，有美景，更得到了自己最丰盈的那对翅膀。而岁月，始终清澈如水，照耀他的前行。
鄂立新，一个温和的财务总监。将金融和会计完美结合，配上勤奋的脚步，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人生。
让我们循着时间的脉络，追寻故事的起起落落……
从香港到北京，成为专业人士
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国际金融专业的他进入到了中国银行总行，被分配到财会部。“当时，我还有些情绪。因为，觉得财务并不是自己的专业，不觉得那是很好的部门。”谈起20年前的起点，鄂立新仍带着淡淡的笑意。
“命运之神很眷顾我。”鄂立新时常这样说：“命运把我推上这条专业人员的路，在财会领域，让我的专业性和职业性靠得更近。”从此，在财务的道路上，鄂立新开始了前行。
1993年，国务院智力引进办公室和香港会计师公会联合进行一个培养专业注册会计师的项目，鄂立新把握住了机会，成为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员。
“那三年，真苦。但是，那一次的机会，为我后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那三年，就没有现在的我。”鄂立新说，言语间有感恩也有回望。
“我在那里考取了ACCA，当初并没有考虑证书的含金量。事实上，很少有年轻人具备前瞻性的眼光，去设计一下自己的前程和道路。因为有良性的晋升机制，基本上，5年是可以做到经理的。在事务所，会强迫自己考取相关资格，因为职业发展需要相应的职业资格，所以说，考取资格是必要的程序。”
“在香港德勤的三年，是我今天的基础，学到了很多东西，得到了系统的培训，由于客户和行业的不同，让自己得到快速的成长。知识的实用性更强，并且能够学以致用。德勤使我的想法不再那么简单，而是学会了从好多选择中挑出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得到最佳的答案。勤于思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让自己的工作能力飞速增长，达到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三年后，履行着合约的鄂立新回到了中国银行。一个月后，正苦于无法施展本事的鄂立新接到了一个香港同事的电话，现状得以改变。
摩根斯坦利在国内的投资银行需要一个财务经理。“企业”的环境正是他想要的。于是，从审计部门走出来，一脚迈进了企业。这是1996年的春天。摩根斯坦利与中国建设银行等五家股东联合成立了中金公司。在鄂立新看来，“在中国银行，是有年头没经验；在德勤，是有经验，但是行业不同，审计范围不同。在中金，可以弥补缺乏企业经验的缺陷，知道真正的公司环境是什么样子了。从摩根的同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诸如看问题的角度以及方式。以前是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能够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为什么。有人带你，启发你，有经验的人可以指点你，对企业的和财务的运作了解得更快。对企业内部的财务运作有了清晰的了解。”
“我只能说，专业化的脚步始终不要停歇。”
从新加坡回北京的路，只需三年
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三年会成为一个坎。由于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缺乏更多的新鲜感。要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要么，面临一个瓶颈。对于鄂立新来说，同样如此。
经过三个3年，如果没有变成全面的财务人员，每个人都思考怎样更好地建设自己的未来。1999年，鄂立新接到了猎头的电话，得知一家电信类的企业将要成立。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是职业生涯的一个转角。
“在和公司高层交谈过以后，我就决定加入。这家公司的理念很好，同时，是一个创业型的公司。可以有施展的空间，也有可以学习的空间。”说起那段岁月，鄂立新仍满怀激情。“虽然财务有很多共性。但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特点。在新公司里面，有很多流程要确立，会很有成就感。将一个企业的规矩立好，使之既简化又高效。”鄂立新享受创造性的感觉，在他看来，最好的流程就是既有控制又有效率。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的。
这家公司就是后来俗称的“小网通”，而鄂立新作为财务总监则和小网通一起成长。
在小网通的财务设计上，鄂立新有着自己的理念。无论是核算系统，还是ERP系统，都具有前瞻性，使整个公司的财务达到了集中控制，效率很高。全国30多个分公司统一会计流程和会计制度，每个分公司的财务直接报告到总部，管理上财务人员比较独立，执行政策就有效率，财务资金集中管理，有利于高效率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沉淀资金。
“这种系统的高度统一，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成就。因为它既符合内部的需求，也达到了外部的合规，是一个高质量的系统。”
“审计经验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对内部流程和控制的感觉比较强，对建立企业的流程和系统大有益处。”鄂立新坦言。
2002年中，中国电信北方十省与网通、吉通合并，成立新的网通集团，接着就在2003年初开始了境外上市工作。网通上市确立的三项有别于其他电信运营商的战略是：宽带战略、奥运战略、国际战略。2002年，网通收购了知名的拥有亚太海底光缆系统的亚洲环球电信公司，收购后将其更名为“亚洲网通”，从而使网通集团大大增强了国际电信业务的实力。2003年筹备上市时，鄂立新是集团上市财务组的副组长，主要负责集团境外重组以及亚洲网通的财务工作。这个时期，鄂立新有机会接触了大量国际业务，包括跨国企业的财务管理，跨国企业不同国家财务人员的管理，资产债务重组、IPO等。
在网通上市的过程中，鄂立新即转战新加坡，成为亚洲网通的财务总监。这里有亚洲网通的财务共享中心。“共享中心”是当今跨国企业管理的新理念和趋势，正在被很多大型跨国公司所实践。对于一家跨国公司来说，成功建立和运营一个共享服务中心能为公司在财务和管理方面节约大量的资金。而对个人收获，则接触到了更多的财务业务，不同国家的税务筹划，不同国家监管方式的差异等等。
好像每到一个三年，鄂立新就会有一个新的身份。这次也不例外，三年后，因为ANC的重组离开，回到北京。
在北京、香港、新加坡三地的工作经历让他不断进步。
财务知识是我的最大价值
一直从事财务工作的鄂立新，还有过两个其他的头衔：公司秘书（通常所说的“董事会秘书”）和首席财务官助理，这是在中国网通集团（香港）公司的期间。事实上，在香港，公司秘书主要是由三种身份的人来担任：拥有香港注册的律师资格；拥有国际认可的资格证；拥有香港公司秘书资格。工作内容主要有两块：负责内部董事局的日常工作，以及香港联交所的日常沟通。理论上，香港上市公司这个职位相当于公司董事或副总裁。
这之后，鄂立新又有过两次短暂的职业生涯。一个是软件业的美国公司设立在亚洲的亚洲区财务总监，另一个是房地产行业的财务总监。最后由于企业文化的差异而离开。这两次，只是事业的插曲。“命运的驱使让我接触到了很多，丰富了我的产业经验，包括房地产和软件产业。”
成为现在的宽带产业基金财务总监，则带着更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宽带产业基金的老总就是以前网通的老总田溯宁，人事负责人也是之前的同事。一句“接着一起做事吧！”使得绕了一个圈子后，鄂立新回到了金融产业。但是，这时候的鄂立新已经满身武艺，只待有片宽广的天空翱翔。
再回首，20年弹指一挥间。“今后，也不奢望去做综合性的管理人才。我的强项是财务知识和经验，兴趣爱好也是财务，别人觉得我的最大价值仍然是财务经验，我当然要用自己的长处为企业做贡献。往更深、更精的目标发展。”
以自己20年的财务知识和经验积淀，鄂立新对于企业在经济危机中的生存策略有自己的见解。在整个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企业是否要守着钱不投呢？鄂立新的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低谷的时候，正好是基金或者企业发现优质资产进行投资的好时机。很多企业可能对投资理念非常保守，出于稳健经营的思考，现金在银行账上而不去投资。相反，一些企业可能非常激进，他没有钱，但可以通过资本运作，扩张得很快。”
对于企业普遍面对的资金紧张问题，鄂立新说：“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管理理念，企业资金管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行业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资本市场比较箫条或者说很多企业不太景气的时候，对一个企业现金的管理，我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稳健和保守的方式。另外，企业内部现金管理有很多工具，比如经营租赁、承兑汇票等等，都可以使企业在短期内避免大量的现金流出，这些工具如果利用得灵活，可以大大改善公司的现金结构。”
危机是冲击更是高要求
这个冬天，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危机。怎样破解“危”和“机”，让财会人员从容面对市场的变化和挑战呢？
鄂立新认为，目前，各个公司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做费用控制和紧缩，包括有一些人员的调整或者优化，这种优化虽不只是对财务人员，但对于财务类这种“后线”或“二线”人员来说，这个时候是否成为综合复用型的人才就显得很关键了。比如过去可能会计人员专职只做记账工作，现在还要做一些财务分析工作，乃至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这不仅是出于节约人力成本、一专多能的考虑，也是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导火线就是信贷风险管理出了问题。
其实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时候，财会行业会明显地体会到对自身要求的提升。因为企业和雇主希望招聘人员以后，不仅仅有核心的专业能力，而且还希望有战略思维，应对各种变化。比如这次金融危机是绝大多数人之前所预料不到的，但是当危机发生后，应对变化的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鄂立新认为：“知识是可以通过在校的学习或者通过获取专业资格的过程学到的，但管理意识和敏锐性需要通过各种机会和途径来培养，尤其对于财会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财会工作虽然最本质的是把记账、财务分析这些基础工作做扎实，但在当今的商业环境里，它一定要和所在公司的业务结合起来，如果财务工作与公司的经营业务相脱离，财务也不可能帮企业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软性的素质和能力必须在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在招聘各级财会人员的时候，越来越看重软性方面的素质，而不仅仅是看有多么高的财会学位或财会资质等硬性条件。软性条件其实就是如何把你的财务数字表述出来，让非财务人员也听得懂，影响老板的决策。财务预警问题和发现问题还不够，还要提出解决方案。而要把这些东西表达清楚，让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对的，又需要沟通方面的能力和技巧。另外，团队合作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工作要出色完成的基础是团队合作。”鄂立新说。
在香港的时候，“我时常会阅读那些招聘信息的报纸。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看招聘条件和技能，查漏补缺。比如，团队合作、细致心、相关专业资格、企业工作经验等等。看自己还欠缺什么知识，需要增加哪些能力，时刻让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与社会要求的距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采取这个方式来认识自己。”鄂立新笑着补充说。
一、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双刃剑
(一)资产证券化的条件
资产证券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资产证券化是将资产或资产组合转化成证券资产这一价值形态的过程与技术。从狭义上来说,资产证券化是指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成一个资产池,并通过一定的结构重组与信用增级,发行以该资产或资产组合为支撑的证券的融资行为[1]。本文重点研究的是狭义的资产证券化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行第一张住房按揭贷款支持证券开始,资产证券化迅速发展起来,在转移市场风险、扩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以及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资产证券化在为金融机构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特别是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全球金融系统之中,其风险可能会被无限放大[2]。因此,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必须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
第一,发展程度相对成熟的金融市场。资产证券化产品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金融产品,经过金融工程技术加工之后所派生出来的衍生品结构更加复杂,比如说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线———CDO[3]。处于起步阶段的金融市场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去承担结构如此繁杂的金融产品,而且市场上的投资者单一,缺乏数量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去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因此,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才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第二,健全的信息披露机制。资产证券化核心环节之一就是信用增级与信用评级。由于现实经济中总会存在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甚至是监管者都可能对资产池资产的情况了解并不充分,因而信用评级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的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此次次贷危机中,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评级机构对次级按揭贷款支持证券不公正的评价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对解决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至关重要。
第三,运行良好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矛盾性。金融监管催生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发展又反过来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次贷危机告诉我们,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金融工具的结构与风险特性越来越复杂,如果监管的步伐没有跟上创新的步伐,那么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很可能会成倍扩张。美国次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监管的缺位造成的[4]。因此,只有建立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注重监管方式和理念的改进,才能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效益分析
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二十多年发展如此迅速,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给参与各方带来好处。就商业银行而言,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也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第一,降低融资成本。资产证券化属于直接融资方式的一种,当商业银行出现暂时性资金短缺时,可以通过传统的融资渠道———向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在银行间的同业市场拆借来获取资金,但是这种间接融资方式的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融资缺乏主动性。相比之下,银行通过主动将自身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证券化,并辅以破产隔离机制与信用增级手段,能够大大降低融资成本。而且,在证券化过程中,商业银行往往同时扮演发起人与中介服务商的角色,服务费收入也可以弥补一部分证券发行费用。第二,优化资产负债管理。传统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借短贷长”的现象,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匹配失当,隐藏着流动性风险。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银行通过将长期资产提前变现,相应减少负债,化解了长期资产与短期负债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同时由于将资产证券化多数采用表外融资的方式,银行还可以释放相应资本,从而达到改善资产负债表结构的目的。第三,增加了流动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三大基本经营方针之一。流动性不足会导致银行经营风险增大,在危机时期可能还会造成银行的挤兑危机。资产证券化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负债的前提下,把银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换成可流通证券,增加了商业银行流动性,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
(三)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举凡一个金融创新产品,带来收益同时也会带来风险,资产证券化亦是如此。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样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也称违约风险,是指债务人无法按时支付利息和本金的风险。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渠道分为真实销售与担保融资。如果商业银行采取的是表内融资方式,即担保融资,那么债务人是否按时还本付息就关系到资产证券化参与各方的利益,也包括商业银行。
2.利率风险
利率与证券化产品的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利率升高时,一方面存款利率的升高将会吸引投资资金流向储蓄机构;另一方面证券化产品价格将会降低,收益将少,最终使得证券化产品的吸引力下降,流动性降低,这对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3.经营风险
在资产证券化初期,为了吸引投资者及增加证券流动性,商业银行通常会将一些优良资产证券化。这种做法在初期有利于推广资产证券化,增加市场接受性与流通性,但是也会使商业银行在其优质资产流失的同时使不良资产状况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由此增大经营风险。
4.政策与法律风险
一国的政策与法律是不断变化的。在债券的发行期限内,原有的政策和法律条款很可能发生变化。一旦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事实,对商业银行来说损失难以估计。在新兴国家,金融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政策与法律的变化会更加频繁。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一)后危机时期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经营环境分析
1.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数额激增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打击。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1.4%,而2008年GDP增长率呈逐季下降态势,第四季度增长率一度下降到6.8%。2009年初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第一季度增长率仅为6.2%。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成功使中国经济走出了谷底,GDP增长率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年增长率为8•7%。但是现阶段的经济复苏带有脆弱性,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刺激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首当其冲,内需和出口则相对疲软。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2009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数额巨大,仅上半年就增加了7万亿(图1是2008-2010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变化情况)。当国家经济刺激计划效力过去之后,仅靠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经济增长很难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经济形势的恶化,但是,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因此,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巨额贷款中很可能存在部分难以收回的风险,而资产证券化恰恰可以有效解决银行可能将面临的难题。
2.刺激政策过后,可出现暂时的流动性压力
通常情况下,一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之后都会采取超常的宏观经济政策(图22008年以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情况)。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实体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宽松的政策会遗留许多经济结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以及信贷过度等。因此政府下一步必然会考虑政策的逐步退出,即逐步回归中性的货币政策———从我国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可见一斑。2010年起中央银行连续多次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逐步收紧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逐步收缩或退出,必然会回笼货币,使商业银行收紧信贷,从而出现暂时性的流动性不足。为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尽可能拓宽获取资金来源渠道,适度进行金融创新,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3.外资金融机构逆势扩张,中国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阻碍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步伐。截至2008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数为558家,比2007年增长26•82%,总资产达134448亿元。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不降反增的主要原因在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外资金融机构的入驻必然导致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加剧,中资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被挤压。与外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绝大部分来源利息收入,在新产品与新业务的创新方面相对逊色,特别是在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等附加值高的环节。为了应对竞争,我国商业银行今后不仅要在传统业务方面继续保持优势,更重要的是应当主动开拓新市场、新领域,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
4.银行监管日益完善,为资产证券化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自2005年首批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律的不断完善与细化,监管机构的不断成熟以及监管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2006年12月6日,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具体细化了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客户利益保护、风险管理等内容,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危机爆发之后,在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基础上,银监会明确表示允许我国商业银行继续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但必须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并于2009年12月23日,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量化了对资产证券业务的监管标准。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首批资产证券化产品推出至今已有五年时间。实践证明资产证券化在中国是可行的。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国内业界纷纷对金融创新持观望态度。危机过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如何?如何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项金融产品是否具有发展前景,既取决于市场的供给,也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资产证券化也不例外。资产证券化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在中国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因为金融机构对资产证券化有着强烈的供给动力;二是因为市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有着旺盛的需求。从供给方面看,金融机构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管理战略可不尽相同,业务拓展重点也将有所区别。但从总体上来说,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对于资产证券化的供给动力是强健的。这种动力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匹配失衡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复苏时期,我国商业银行所发放的巨额贷款主要投放于大型基建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这类贷款的回收周期长,占用资本大。将这部分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解决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问题,还可以达到释放资本的目的;(2)有利于资金的筹措。资产证券化作为直接融资方式,具有融资成本低,灵活性大等优点,对化解商业银行可能出现的流动性不足具有重要意义;(3)有利于转变商业银行的盈利方式。后危机时期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增大,如果盈利模式仍依赖于存贷利差,将会集中过多的信用风险。从需求方面看,在金融危机时期我国GDP仍处于增长状态,居民储蓄不断攀高,社会财富不断累积,市场投资热情高涨,但是我国金融产品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投资者投资渠道不畅。资产证券化产品一般为中长期证券,期限在5年以上,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在中等状态,这就为投资者增加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证券。我国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商业银行等)资金实力日渐雄厚,监管当局逐渐放宽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限制,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证券化产品的主要需求者。但是在资产证券化的初期,考虑到我国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比较薄弱,对证券化产品的了解甚少,不宜立刻向个人投资者发行证券化产品,应该先努力培养他们的投资判断能力。综上所述,商业银行的供给动力与市场的强烈需求,是我国证券化能够继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鉴于次贷危机的教训,在证券化资产的选择和证券化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必须保持谨慎,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资产证券化发展道路。
三、后危机时期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证券化资产的选择
资产证券化实质是以资产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为支撑发行证券,但并非所有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选择,证券化资产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资产流动性,资产未来现金流收入的稳定性可预见性,资产的损失率和违约率,资产同质性,以及资产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我国商业银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营环境,银行可供选择的证券化资产主要有:
1.传统贷款业务
在银行众多资产业务中,贷款业务特别是占用大量资金的中长期贷款,以其流动性差、利息收入比较稳定、同质性高等特点成为是证券化资产的首选。现阶段,可供证券化的贷款业务主要包括:
(1)住房抵押贷款。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已经累积了一定的资产基础。截至2009年末,我国个人消费性住房贷款累计新增1.4万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47.9%。与美国不同,住房抵押贷款属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具有预期现金流稳定、历史记录良好、贷款契约标准化高、贷款同质性高,易于分解组合等优点,非常适合作为证券化资产。
(2)中小企业贷款。银行可以挑选同一地区规模相当的、与银行有稳定业务往来的、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当地中小企业有抵押担保的正常贷款构成资产池进行证券化。这样既可以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润,又可以保证经营的安全性。
(3)信用卡应收款。近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迅速增长。截至2009年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上市银行的信用卡发卡量达到1.11万亿张,比2008年末的8400万张增加了32.26%。但巨大发卡量埋藏着活卡率不高,坏账风险大的隐患。信用卡逾期未偿信贷总额的不断累积也将会对银行造成一定的流动性压力。将部分持卡达到一定期限以上、还款记录良好、信用级别中等以上的信用卡应收账款予以证券化,不仅有利于盘活资金,还能够增加收入。
2.表外业务
表外业务中有一部分形成了银行的或有资产,与银行传统存贷业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表内的资产业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在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这将会在某些或有资产积聚大量资金。为了缓解流动性压力,可以选择适当的表外业务证券化。
(1)票据发行便利。确切来说,银行证券化的不是票据发行便利本身,而是企业未能顺利发行的商业票据。这类票据有几个特点:第一,票据发行人一般是与银行有着业务往来的企业,银行对其经营状况比较了解,从而能准确预测出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性与票据的违约率;第二,票据发行便利实质是一种中期融资,在此期间所发行的一系列票据的集合可看作是中长期资产。
(2)融资租赁。融资租赁本身是一项中长期业务,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到期还可以变现资产,确保了证券化资产未来持续的稳定现金流。而且,租赁资产几乎都是大型固定资产,损失率与违约率都保持在低水平。因此,融资租赁合约应纳入证券化资产的选择范围,准确地说是把租赁合约证券化。
(3)国际保理业务。保理业务同样具有证券化资产的基本特点:首先,单笔保理业务应收账款是银行的短期资产,把一定时间内相同或类似行业的保理业务集中起来,就构成了具有大量同质性资产的资产池;其次,银行保理业务有着严格的资信审核程序,对进口商有一定的了解,保证了应收账款的收回,增加了未来现金流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
根据不同的证券化资产的特性,相应的证券产品设计应有所差别。但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1.关于证券类型设计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仍欠发达,证券品种还比较单一,过于复杂、陌生的金融产品还难以被投资者接受,所以在资产证券化初期,采用结构简单的过手证券更加合适。过手证券的特点就是将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在扣除了有关费用之后按投资比例支付给投资者。等到资产证券化发展成熟后再设计更为合理的证券品种。
2.关于发行期限设计
证券发行期限应与资产池的现金流一致,一般为中长期,在5年到10年之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票据发行便利支撑证券与国际保理应收账款支撑证券都是以由一系列短期资产整合成中长期资产所支持发行的证券。
3.关于利率结构设计
利率一律采用浮动利率,在上一次付息日之前按照市场利率的波动调整证券利率。利率水平应介于同期国债收益率与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之间。至2010年5月末,我国5年期国债利率为2.7%,7年期国债利率为3.01%,10年期的国债利率为3.25%。而现阶段公司债券的收益率一般在7%左右。故商业银行存在足够的利差空间来确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收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