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2:32
[关键词] 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CMIM最新进展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推进了清迈倡议的多边化进程。2010年，区域储备库正式成立；2011年，相关决策程序被确立下来，并成立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作为监督机构。2012年，多边化进程又有多方面的新突破。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于2012年1月31日正式成立运作。AMRO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和分析区域经济、加强风险早期跟踪、迅速实施救援行动和实现区域储备库的有效决策。该机构首任主任是原中国外管局副局长魏本华先生，他负责了整个筹备过程和初始运行。2012年5月后，接替他的是原日本财务省副相。目前，则有三位高级经济学家分别负责该机构中财政、货币与汇率、金融市场三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自成立以来，该机构按季度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
“10+3”财长会议机制转变为“10+3”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从2012年5月的第15次“10+3”财长会议开始，该机制转变为“10+3”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此前，“10+3”机制下的金融合作以财长为主导，央行只能参加副手会议和相应的工作会议。在金融危机演进时期，讨论金融合作问题缺少央行的积极参与是不现实的，效果也将有限。从初期的“七国集团”到现在的“二十国集团”，都一直延续财长与央行行长的会议机制。具体到本区域的金融合作机制方面，区域储备库的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都需要央行的积极参与，央行专业资源的加入将大大提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区域储备库规模增加，与IMF脱钩比例提高，危机预防功能得到增强。2012年5月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宣布：一是将储备库规模增加1倍，即由原有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2400亿美元。二是与IMF的脱钩比例在2012年由原来的20%提高到30%，到2014年视情况推进提高到40%。三是延长融资期限，将与IMF条件挂钩的部分融资期限由原来的90天延长至1年，并按照原来期限续期3次，实际支持期限由原来的两年改为3年，同时，将与IMF条件脱钩的部分融资期限由原来的90天延长到6个月，实际支持期限由来的1年延长到2年。四是创设具有危机防范功能的危机预防安排——区域储备库预防安排（CMIM-PL），原有的危机救助安排则被称为区域储备库金融稳定设施（CMIM-SF）。预防信用额度由区域储备库决策机构的执行层，根据如下五方面因素灵活考虑采用事前的资格或是事后的条件，即外部头寸状况与在金融市场融资的可能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部门的稳健性、监管和数据的充分性。
此次会议规定的预防安排提款期为6个月，可以续期3次，从而使整个提款期最长达2年，每两年审查一次。既然对预防安排有提款期的设计，相应地要求用款国交纳0.15%的承诺费。非挂钩部分和挂钩部分的贷款期限分别为6个月和1年。同时还规定，任一成员体都可以灵活选择这两种安排，但总额不得突破对该国的最高限额，并严格限制两种安排的同时使用。一旦执行机构认为某一接受国已经面临危机冲击并需要额外支持，就应当以金融稳定设施来替代预防设施。区域金融稳定机制由单纯的危机后救助提前到危机防范，从而使有关国家提前获得了某种承诺，使区域储备库的资金成为随时可用的资源，进而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
未来完善之策
亚洲区域储备库究竟能否发挥作用，仍尚待检验。长期以来，亚洲国家面临的冲击主要是外部冲击，即应对资本的大量流出。当前，亚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仍然很大。短期来看，正面临欧美发达国家危机和自身为恢复增长而采取刺激政策的溢出风险；长期来看，亚洲国家还会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能带来的内部风险，这种风险也需要提前防备，未雨绸缪。
增强储备库资金的放大效应。从规模来看，这一基金已经扩大到2400亿美元，欧洲稳定机制的初始规模是5000亿欧元，相对于经济总量，本区域的基金规模似乎仍不算太大。实际上，这一规模是外汇出资额的规模，也是整体可用资源的总量，按照现行的分散管理模式显然不够。欧洲稳定机制以及IMF的可用资源，除了会员认缴的份额外还有外部借款，而本区域分散管理的储备库模式无法具有类似的杠杆效应。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需将分散管理的储备库转变为集中使用的基金或类似安排。将区域储备库转变为亚洲货币基金或类似机构的实体，应是方向之一。不论是取名为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还是亚洲货币组织（Asian Monetary Organization），抑或亚洲稳定基金（Asian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具体落实问题都不大，其关键是要实体化。只有变成真正的实体，将一部分资金集中管理，才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成为类似的亚洲货币基金或实体后，这一组织本身不仅会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作为份额，且可以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向成员国借款等方式筹措资金，进而增加这一稳定机制的金融资源，使其具有杠杆效应。
处理好与IMF条件性关系的同时，增加融资种类。为防止该储备库成为不堪一击或徒有虚名的“纸老虎”，需要在制度设计时提高有效性。为此，首要任务是提高自由使用比例（即与IMF贷款条件性脱钩比例），从而能快速对危机作出反应。
关于与IMF脱钩，我认为：
第一，适度脱钩是有必要的。摆脱IMF的条件性约束是当初清迈倡议得以达成的初衷，对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希望脱钩比例越高越好。如果没有该规定，东盟国家可能会缺乏相应的动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Eichengreen.B.）认为，亚洲国家具有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传统，要指责别国国内政策上的失误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潜在债权国不会因为借款而指责对方，而出于道德风险的担心，在没有可靠保证的情况下一般不愿借出太多。
第二，需要迫切提高AMRO的监督能力。道德风险的存在需要强化监督机制，这需要一定的约束安排，如果不与IMF的条件挂钩，就需要确立不同于IMF的自身标准。其前提，是AMRO的监督能力得到迅速提高。
第三，即使AMRO的监督能力得到提高，也未必需要完全脱钩。很多情况下，救助通常是区域稳定机制与IMF的联合救助行动。特别是当大的危机到来时，更需要联合行动，正如墨西哥金融危机时，美国与IMF联动，以及欧债危机下的欧盟、欧元区与IMF的联动。即使此后成为亚洲货币基金或类似其他安排，都需要与IMF保持较好的关系。基于上述分析，2012年5月召开的“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通过的：将脱钩比例先提高至30%，后提高到40%，以后是否调升视AMRO的监测能力而定，——我认为这种考虑是合适的。
第四，提高效率的关键不仅在于提高与IMF条件性的脱钩比例，更重要的是形成不同类型的救助安排。众所周知，全球金融危机后，IMF已在反思其贷款的条件性和决策效率，并创造了灵活贷款安排（Flexible Credit Lines）等不需要条件的紧急贷款。如果东亚区域储备库无法创造出比这种安排更灵活的融资，则这种区域储备库的吸引力会大大降低。有人建议，对前6个月内的贷款可以无需与IMF条件挂钩，但6个月后如果继续借款，则需要按照IMF的相应贷款条件来约束。另有人主张，要将IMF的灵活贷款安排与区域储备库很好结合起来，——这种意见可以考虑。但我认为：可以考虑另一种安排，即在本区域储备库中设计不同种类的贷款安排，包括不需要先决条件并在紧急情况下可动用的自由紧急贷款、根据AMRO自我开发和成员同意的条件性贷款、与IMF条件挂钩的贷款。
切实提升亚洲区域储备库的危机防范功能。根据2012年5月达成的协议，要新设立预防功能的融资安排，——这当然是有用的。但对危机的防范不在于资金，而在于如何消除危机的根源和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一方面取决于成员体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灵活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危机的早期预警能力。为提高早期预警能力，需要切实提高AMRO的监测能力。而增加成员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需要加强监管部门的合作，即加强相关技术援助。中长期来看，亚洲金融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及时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金融稳定的长期隐患，亚洲国家必须走出一条立足于本地需求的发展道路。为保持可持续发展，可在未来亚洲货币基金下建立结构调整贷款。这些结构性贷款可以由各成员国以本币缴纳一定的资金，并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集。此外，由于亚洲地区积累了大量以美元和欧元等计价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和欧洲经济的低迷，使亚洲承受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因此，消除亚洲金融安全隐患的另一个办法是去美元化。为此，需要推进本币在本地的使用，以及加快本币清算体系的建立。
做大做强AMRO，充分发挥其功能。区域储备库要真正发挥作用，AMRO是关键。
首先，要强化AMRO的监测功能。AMRO不可能承担所有的区域研究任务，应将各国宏观经济分析和成员国资本流动分析作为重点，及时提出风险警示，进而制定预防性措施。为此，需要提高AMRO的研究分析能力。尽管AMRO可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分享数据和研究信息，但AMRO的研究重点在于区域储备库的成员体经济，侧重资本流动分析。当然，汇率机制合作也是重要的方面。即便如此，AMRO目前仅拥有10多名经济学家，人员过少，无法承担繁重的研究任务。因此，增加研究人员成为必然。
其次，将AMRO建成东亚金融合作的总平台。目前，东亚区域储备库建设与经济评估、政策对话机制已经归在此平台下，下一步应将东亚债券市场倡议、监管机构合作机制等都纳入进来，从而提高金融合作的效率。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和监管机构的合作都有助于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促进全球一体化。AMRO应当成为东亚金融合作的秘书处，统领现行及未来的合作任务。
再次，作为监督机构，AMRO不应只停留在危机到来后的救助，应介入危机预防、危机预警、危机应对和危机后评估等多个环节。从危机预访角度来看，要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坚持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并采取适合自身情况的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开放政策。从危机预警角度来看，要在监督过程中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及时预警，发挥“同行压力”作用，并加以监督。通过加强技术援助，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消除风险隐患，提高各成员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避免出现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从危机应对角度来看，要在发生危机时立即动议对危机进行评估，立即作出是否需要救助、救助多少及如何救助的决定。从危机后评估来看，需要被援助国在事后进行反思，对危机发生的原因、救助过程及救助效果进行评估，尽力预防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
最后，AMRO从名称上来看过于保守。作为独立的监督机构，虽然研究是很重要的任务，但其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本身，而是预警、提出条件、对成员特别是用款国进行监督。针对此，现有这种平和的名称显得有些底气不足，需要更改名称。当然，这似乎是AMRO在发展初始阶段保持“低调”的表现。
要处理好与区域内双边互换安排的关系。目前，该区域内还有一些双边的互换安排，而这种双边安排正是区域储备库的补充。双边互换有其灵活和高效率的一面，同时，基于本币的双边货币互换也是促进本地区减少对美元依赖、规避美元汇率风险的一种良好设计。双边互换安排可以减少当前区域储备库成立初期，各方面尚未完全成熟的压力。不可否认，双边货币互换与区域储备库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由此，会促进区域储备库在申请、使用和还款等方面做出更好的设计。为与双边货币互换相比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需要在程序、借款种类和条件等方面更具灵活性。当然，区域内的双边互换也可以促进各成员国间的了解和双边监督，这些交流和监督正是区域储备库在运作中所需要的。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 科学 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 发展 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 总结 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 历史 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 经济 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 金融 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 发展 。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论文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一、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初步探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早日走出危机的阴影、恢复经济发展是东亚国家所急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进行货币合作、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各主要国家政府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和努力。
在泰铢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日本于 1997年9月召开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希望能够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向货币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信贷，以避免危机的蔓延和扩大，但遭到美国、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反对；这个建议在同年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再次遭到反对而不得不搁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次危机的实质是美国对亚洲的经济侵略，而亚太经合组织（APEC）对此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他于 1999年8月访华时重新提出建立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在内的“东亚经济论坛”的主张。同时，马来西亚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盟各国在国际清算中使用统一货币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在1999年11月28日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韩国、日本领导人的非正式高峰会议上，东盟成员国认为在区内建立共同市场及单一货币是“有可能”的，并且共同市场及货币一体化的建议可延伸至中国、日本、韩国这3个非东盟国家。
2000年3月27日在文莱召开的东盟“10+3”财政部长会议宣布，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同意扩大现存的货币互换协定，以货币互换协议方式共享外汇储备。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泰国清迈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协议。这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2001年11月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基在东盟“10+1”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并开始行动。与此同时，在“10+3”合作的框架下，中、日、韩三国已建立首脑会晤机制，并正在深入研究三国合作问题。
2001年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根据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央行可在必要时向泰国银行提供最多达 2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作为对国际金融机构援助资金的补充，支持泰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日本也与韩国、泰国签署了货币交换协定，对韩国、泰国的融资限额分别为50亿美元、25亿美元，融资期限最长为3个月，前提条件是由IMF实行融资，在限额的10%以内，即使不接受IMF所制定的严格经济改革计划，也可以领取融资。
2002年1月9日至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了东南亚五国，提出在东盟和日、中、韩三国（“10+3”）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东亚扩大共同体”。2002年1月13日，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经济合作协定”，这是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将取消94%的新加坡进口关税，新加坡将取消现存对日本商品所有关税。日本希望以此为模式，建立“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即从建立“日本一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扩大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10+3”），并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
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协定书将两国融资金额限定在相当于30亿美元的范围之内，同时规定人民币和日元可以互相融资。由于两国外汇储备分别占到世界第一和第二，为此，实际上相互融资的可能性非常低。从现阶段来看，签订这样一份协定书的现实意义旨在加强两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协定书以亚洲金融危机为教训，它实际上是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共13国于2000年5月通过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构想“清迈协议”中的一项内容，根据这个构想，日本已经分别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签订了协定。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将从2003年9月正式启动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东亚货币合作已经不仅仅限于金融领域，而是在向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迅速扩展。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经济受到重创，而在危机发展过程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及时地拿出解救方案制止危机的蔓延，反而还有趁火打劫之嫌，借援助之机胁迫危机国家开放金融市场，这与美国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使东亚国家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在东亚地区内部寻找解决的途径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选择。
二、几种初步可行的方案
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框架来进行货币合作、加强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不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虽然提出的建议与对策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为了早日走出危机以及为了防止危机的再现，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这次危机首先爆发在金融领域，或者直接说就是因为货币汇率的急剧波动，其后才演变为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因此从金融领域（货币合作）上想办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下面主要根据货币合作的不同层次进行展开。
1.货币互换机制及其扩大
通过东亚各国政府的努力，在“10+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逐步形成，这种现实已经表明，该方案是可行的。虽然其尚属于货币合作的初级层次，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操之过急只会引起混乱。
东亚国家虽然具有良好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但差异也十分明显“，再加上其他政治、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原因，区域合作也面临许多困难。这也是目前只推动和扩大”10+3“货币互换机制这样一个低层次货币合作的原因。
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10+3”机制于1997年建立，在2000年取得重大进展。 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在泰国清迈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协议，也称为“清迈协议”。该协议的未来目标是建立更大的“亚洲储备基金”，以便在亚洲国家货币遭受攻击时可以相互支援。其具体内容包括：（1）扩大与加强目前仅在东盟五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货币交换协定；（2）中、日、韩三国相互缔结交换协定；（3）中、日、韩分别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交换协定。东盟“10+3”会议发表的声明表示：“货币互换协议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资本流动和在东亚建立一个充分协调的经济和财政监督机制。”
此后，在“清迈协议”的指导下，东亚各主要国家积极展开双边磋商，分别签署货币互换协定。截止2002年3月底，中日、中泰、中韩、韩泰、日韩等主要国家都已经签署货币互换协定，“10+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初步形成。
但是现阶段的成就毕竟是十分初步的，双边过渡到多边也还需要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沿着这样一种方案，下一步则应该是进一步完成“10+ 3”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并逐步过渡到多边合作，发挥区域合作的潜力。而且，签订的协议的效力还有待于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同时，随着货币合作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其他方面的区域合作，如自由贸易区、投资区等，也需要配套推进。
2.亚洲货币基金
货币互换机制只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一种承诺来维护各国的货币稳定，更不用说具有任何常设机构，所以说货币互换机制是初级层次的货币合作。比之层次稍高一些的但仍然属于初级层次的货币合作形式还有：设立基金组织、建立为成员国服务的金融机构等。这里笔者主要探讨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这一方案。
亚洲的货币合作正随着“10+3”货币互换机制的不断扩大而在缓慢而稳步地前进，这意味着更加体制化的地区货币合作形式也许就近在咫尺。亚洲货币基金与上面的“清迈协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舆论甚至认为，后者不过是迈向“亚洲货币基金”的一个跳板。
日本于金融危机之初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但遭到欧美国家的反对。日本等东亚国家认为，亚洲货币基金可以在不附加任何严格的改革要求的条件下向货币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信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亚洲货币基金贷款将会产生“道德风险”和“双重标准”，使不负责任的国家采取更加不负责任的行动；另外，亚洲货币基金可能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调节过程的影响，并阻碍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由于美国的阻挠，这个计划不得不搁浅，虽然美国提出了很多看似十分合理的理由，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尤其是维护其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主导权。作为东亚国家来说，为了确实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本地区的稳定，必须具有一定的勇气。
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其资金来源可以考虑由区域内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认缴一定份额，以及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亚洲货币基金必须是一个常设机构，必须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所不能取代的。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紧急融资功能，二是监测和预警功能，三是分析和咨询功能。第一个方面的功能自不待说，这也是其基本功能，不过鉴于其刚刚设立，还离不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以其紧急融资功能应该主要限定在不能从 IMF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获得融资的时间和场合。第二个功能主要面向本区域，尤其要为本区域各成员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做出尽可能及时和准确的监测，并在危险的时候提出预先警告信息。而这个功能的发挥需要注意：（1）建立科学的指标预警体系，这需要理论与实证研究上的进一步深入； （2）建立协调运行的监测和预警机制，例如让各国的经济金融信息提高透明度，至少在本区域内对本组织。第三个功能主要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思考，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IMF的药方为什么不能阻止危机。现在很多分析表明，IMF的药方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很简单，一个指标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临界值，如果不管具体环境而盲目套用固定的标准，只会带来灾难；而且IMF还有被人操纵的迹象。所以，新建立的亚洲货币基金需要加强其研究分析功能，为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合理的尤其是切合本地区实际的咨询建议。最后，作为一个地区的常设金融机构，需要能够为该区域所有成员提供一个讨论和协商的场所。
亚洲货币基金相对于简单的货币互换机制来说，层次稍高，而且鉴于其与货币互换机制之间的联系性，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作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一种备选方案也是有益的。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都是希望提供一种支持或信心，来维持各成员国货币的稳定；只不过一种是双边承诺，一种是多边组织。通过推行上述两个方案，东亚国家可以试行在区域内实行可浮动的周定汇率制，以此为区域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3.建立亚洲中央银行及亚元
上述两种方案都是在现存的情况下进行货币合作维护货币稳定，如果时机成熟，区域经济贸易融合到一定程度，也可以仿照欧洲中央银行的形式逐渐建立亚洲中央银行。其实，亚洲中央银行并不是完全与上述方案相分离的，而可以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造而成。这也体现了本方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方案，有更高的货币合作程度。
亚洲现在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但是现有的亚行组织买行的是基金份额制，投票权、决策权基本上取决于各国所认缴份额的多少，这使它无法摆脱大国的控制。因而需要建立新的亚洲国际金融组织，充当亚洲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组织不要资本金，因为中央银行是无须资本金的。它独立于任何国家，其决策运作机制类似于现有一些国家的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区域的货币政策，它的首要职能是稳定物价，以此推进亚洲经济增长。
建立亚洲中央银行以后就应该由亚洲中央银行发行亚洲通货，暂且就叫“亚元”吧。亚元是亚洲地区各国的通用货币，也是惟一合法的货币。由于现代货币是完全的信用货币，无须货币发行准备，所以根本用不着各国认缴资本金。亚洲中央银行完全根据世界经济增长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决定货币发行量规模。为了慎重起见，亚元的推进进程可以考虑分为如下两步走：第一步是扩大和改进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为此，要改变特别提款权分配不均的现象，应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进行分配，或按照各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进行分配，并逐步放宽对特别提款权（SDRs）运用的各种限制。各国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维持固定汇率，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波动。对超过波幅的波动国，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使汇率回到波动幅度内。这种固定汇率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调整的，但调整主动权不能单方向放在波动国，而应由有关方面通过亚洲中央银行等区域组织协商确定。第二步则是逐步向单一的亚洲货币过渡，通过亚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亚洲货币，取代特别提款权和各国货币。实现这一步的关键是在亚洲各国推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化过程，严格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界线，限制货币政策向财政直接融资，促进各国相互开放市场，加快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
亚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应是保持亚洲物价稳定，在保证这一目标的前提下支持世界经济尤其是本地区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它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制定和实施区域性的货币政策；促进区域支付体系的顺利运行；促进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主要借助公开市场业务、存贷款便利和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公开市场操作应是亚洲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以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为了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亚洲中央银行应向金融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即要求银行把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存在中央银行账户上，供亚洲中央银行稳定利率和币值之需。但准备金可以按市场利率计息。
而且亚洲中央银行的决策咨询机构可以考虑分为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理事会两个层次。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世界著名专家、学者及各国政府的首脑组成。理事会成员由专家咨询委员会投票推荐，由理事会投票推选行长及副行长。理事会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行长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理事会与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起监督行长们执行货币政策的情况。为保障货币政策在各国的有效实施，亚洲中央银行在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可以以现有的各国中央银行体制为基础进行适当的合并和改造。相信通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亚元”也许不再是纯粹的梦想。
4.宏观政策协调
上面的几种可行方案，笔者并没有按照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固定程度来说明，而只是从政策协调的角度，主要原因是政策协调最重要也最根本。在前面已经探讨了为什么要进行政策的协调，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种种探索，其中不论是什么机制，最终都要靠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来实现。
在货币合作的较低层次，例如货币互换机制及其逐步扩大，政策协调还表现得不是太明显，还只是一个辅的因素。根据货币互换机制，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受到攻击时，其他国家要以其自身的外汇储备进行协助，以整体的力量来对抗投机性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宏观政策的协调只是发挥一种辅和预备性的作用。
在货币合作的较高层次，例如对各国之间的汇率进行相对固定，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将发挥关键性作用。在当今的开放经济时代，汇率这个变量也将对一国经济发挥重要影响。而在区内进行汇率的相对固定，则必然要求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争取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在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例如“亚元区”，那就不仅仅是宏观政策的协调问题，而是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政策给超国家的区域权力机构，由这些机构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汇率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各国国内经济的平衡，宏观政策协调更显重要。
总之，正是通过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才能实现货币合作，也才能由低层次的货币合作向高层次的货币合作不断发展。
三、前景展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宏观背景提出了加强和扩大区域合作的客观要求；在全球区域经济集团化不断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加强和扩大本地区的区域合作才能保持本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与欧美相抗衡；在东亚诸国经济开始复苏、不断走向繁荣的形势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开拓国外市场、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利用本区域的整体力量，增加和欧美谈判的筹码，争取尽可能有利的经济贸易环境，而且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使东亚各国更加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产生了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观要求。所以进行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但货币合作是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推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包括各种不同层次的合作，而且货币合作应该处于哪一个层次基本上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这一客观因素决定的。已有的研究表明：从静态角度来看，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而且还在不断地加速提高；从动态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整体上经济冲击相关性较弱，只是存在一些“子货币区”。所以说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只能是十分初步的。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货币一体化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不仅如此，进行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加强区域货币合作还存在一些其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10+3”中既有十分发达的国家即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日本，也有很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老挝等，还有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即使是东盟10国内部，其差别亦是十分明显，例如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96年新加坡和文莱分别为26041美元和17377美元，而越南和柬埔寨仅分别为312美元和301美元，相差六七十倍之多o.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各国在经济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在接受外部援助及其附加条件方面各国政策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为扩大“10+3”合作与协调带来许多困难，比如在发展自由贸易过程中，尤其是在敏感商品和非贸易壁垒问题上难免存在分歧。
——历史上的积怨。主要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亚洲各国的野蛮侵略使东亚各国在心理上总是对日本心存戒惧；而日本恰恰又不愿意或者不敢承认自己的侵略历史，为此和东亚国家矛盾重重。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东亚地区第一大经济实体，本来有实力在“10十3”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加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历史的积怨使之难以成为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中国”的传播也使东亚国家包括有些东盟国家对中国有些疑虑。这些都会严重干扰和阻碍“10+3”合作的扩大。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10+ 3”框架里，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或转轨经济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国家之间的隔阂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而且不同政治体制影响经济体制以及决策机制。但是为了扩大合作，必须加强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这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经济结构的趋同性会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在“10+3”区域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在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这必然会带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如果处理得当，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键是这样的问题很难协调和处理，而且极容易产生矛盾，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现阶段组建货币区、实现统一货币这样一种高层次的货币合作是不现实的，而应该循序渐进，从最初步的低层次货币合作开始。目前，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的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所以在近几年现实可行而又必要的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建立区域紧急救援机制。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出现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清迈协议在这个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目前，东亚地区拥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携起手来，则对抗国际投机者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而且随着更多的磋商，相互信任度也会不断提高，东亚国家在紧急救援方面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2）区域汇率安排，这属于相对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前各国货币主要是盯住美元的，但近年来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如果仍然让美元在货币篮子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是难以保持货币稳定的。从短期来看，恢复美元本位制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从长期来看，为了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东亚人口近2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3，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各国经济互补性强，东亚国家可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吸收有益的经验，妥善解决相互间的矛盾、问题和分歧，增强信任和诚意，加快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现阶段应积极着手初步的区域货币合作，比较低层次的货币合作也必将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向更高层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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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务危机 银行危机 货币危机 成因分析 共性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经济局势一致处于动荡状态。在2000年至2014年间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频频爆发，而这些爆发危机的国家涵盖了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体。学者在这些危机爆发的原因、救助以及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导致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否存在相同之处，这都是本文将要研究的内容。本文首先对21世纪以后已经发生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做了简要回顾，然后根据学者的研究归纳这些危机之间存在的共性。
二、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成因分析
在分析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成因的共同点之前，首先要对这几年来已经爆发了危机的国家或地区，引发这些国家或地区发生危机的原因进行简要的文献回顾。
2002年阿根廷再次爆发了危机，其影响不亚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波及货币、银行以及债务。是什么导致这个能源和自然资源丰富被誉为“拉丁美洲粮仓”的国家发生危机，学者对此进行的探究。郎晓龙（2002）认为阿根廷发生的是货币危机，他在研究中发现，造成阿根廷货币危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实际工资下降；债务结构不合理。不仅如此，阿根廷货币危机的爆发也其实施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息息相关，杨斌（2003）指出全球化、金融领域开放与资本外逃失控加剧了阿根廷的金融风险，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对此，江学时（2002）从深层次对阿根廷这次危机进行的研究，他认为阿根廷2002年发生的是债务危机，而非货币危机或是金融危机。
继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再次饱受货币危机的困扰。2008年5月货币危机在越南率先发生，蔡则祥、林峰（2008）对越南货币危机的成因作了分析，发现政府财政赤字高、信贷投资过多以及高物价水平等是造成越南货币危机的根源。复旦大学985课题组（2008）通过与发生危机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比较，他们发现越南货币危机有其独特的形成机理：来自外部的货币与价格冲击和存在于内部微观结构的问题。实际上，越南货币危机爆发只是东南亚地区新兴经济体现状的一个缩影。孙兆东（2008）指出高外汇导致金融系统脆弱，高外资利用加剧通货膨胀，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承受力不匹配，这都是越南发生货币危机的原因。而这也是新兴经济体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初由美国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发酵，首先在美国华尔街引发世人瞩目的金融风暴，进而在全球蔓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此之后，一系列的危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爆发。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由希腊扩散到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拉开了危机爆发的序幕。导致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研究方面，罗雄杰（2013）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分析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投资银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掩盖财政状况等是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外部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欧元区危机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等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王辉（2010）、陈西果（2010）和邓小华（2011）等众多学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作了分析。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后续发生的危机，如2013年爆发的塞浦路斯银行危机，被认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延续。郭春松、侯哲（2013）指出塞浦路斯由于对希腊危机的重视程度不够，在银行业监管方面的警惕性不高导致了银行危机的发生。丁程道金、刘晓燕（2013）认为塞浦路斯银行危机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历史原因、希腊债务危机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局势的恶化。另外，塞浦路斯对银行业依赖程度较高，缺少实体产业的支撑，也是导致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货币危机其成因是怎样的，徐小茗、赵一朗（2013）对白俄罗斯货币危机研究发现，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聚降、货币贬值与通胀聚升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白俄罗斯爆发货币危机。马宇（2011）认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和不当的国内政策导致了白俄罗斯的货币危机爆发。作者认为从白俄罗斯货币危机发生的时间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2014年的最后几天，卢布大幅跳水，俄罗斯发生货币危机。许树泽（2015）指出俄罗斯经济结构单一，对石油出口具有较高的依赖，国际油价下挫严重影响的俄罗斯的经济，导致汇率下跌和资本外逃，继而爆发卢布危机。董光耀（2015）认为卢布危机爆发有深层次的原因：国际矛盾碰撞后的结果。
三、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成因共性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成因差别是主要方面的，但是共同点也是存在的。新兴经济体发生危机的共性更多，2002年阿根廷债务危机和2008年越南货币危机都收到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以及国外资本流入的影响。从2002年阿根债务危机和2011年白俄罗斯危机来看，新兴经济体经常项目赤字增加也会导致危机爆发。从近几年欧洲地区发生的危机来看，产业结构单一是众多欧洲国家面临的现状之一，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3年塞浦路斯银行危机、2014年俄罗斯货币危机都是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引起的，虽然仅有几个国家爆发的危机，但提高警惕性是非常必要的。总体看来，无论是债务危机、货币危机还是银行危机，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国际环境变化是以上所有危机的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以2008年以后的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来看，首先全球金额危机爆发引致全球经济低迷，而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希腊等国爆发债务危机，继而塞浦路斯银行外汇资产受债务危机影响大幅缩水爆发银行危机。2014年底受国际石油下挫影响，俄罗斯汇率下跌，卢布贬值，发生货币危机。除此之外，这些危机之间还存在哪些关系，是否存在共生性，又是怎样进行传导的，对此，笔者之后将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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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2． 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
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
1. 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3.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
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单一货币区
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这也将是亚洲金融合作努力的最终目标。单一货币区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相近的工业结构，开放度，相近的经济政策偏好，有利于区域联盟的历史文化等。
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优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
一般认为，一国参与货币区最显著的最大好处是货币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其中包括最优货币区域内汇兑、储备和支付成本的降低（mundell,1961）。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其他收益还包括：地区间的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而迅速得到融通；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的国家可将区域内固定汇率安排当作内部名义锚（internal nominal anchor）而减轻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降低官方储备以及消除投机性资本流动等等。而参与货币区的主要成本就是该国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而导致经济稳定性上的损失。
建立单一的货币区的收益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给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地区间经济依赖的加深有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地区间合作的加深还有利于增加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三、亚洲金融合作的最新进展
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消极态度。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构想，讨论的焦点是紧急救援机制的建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亚洲的金融合作获得了实质进展, 清迈协议的签订及其实现和拓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1． 促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构想：
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
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 。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amf主要从三种方式筹集资金：（1）从成员国借款。其机制类似于imf的总借款协议（cab）。成员国要从外汇储备中划出一部分随时准备提供给亚洲货币基金支配。成员国依然对这笔资金拥有所有权，并将其视为外汇储备的一种形式。（2）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由于资金是从资本市场筹集，提供这种资金的利息率会相当高。成员国应把自己未使用的外汇储备拿出来作为亚洲货币基金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担保。（3）扩展对成员国借款的担保。由于有亚洲货币基金的担保，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可以凭借较高的资信等级和较好的条件筹集到资金。
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方式上的强烈不满。amf的构想提出后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
新宫泽喜一构想( new miyazawa initiative )
1998年10日本又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 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遭受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arai,2000）。
东亚货币基金(east asian monetary fund )
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他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它亚洲国家或地区。他倡议建立的“东亚货币基金”规模比国际货币基金小，是一个完全属于东亚地区的基金。
东盟10+3 监督进程
东盟10+3 集团于1999年11月正式成立，东盟10+3 监督进程的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是2000年5 月亚行年会之后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为了促进持续的增长，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还包括资本流动的监管，自助和支持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改革。东盟10+3 的监督进程与东盟的监督进程相似，在监督进程的框架协议下，13个国家的财长和秘书长将一年集会两次讨论政策协调问题。
aab 亚洲借款安排（asian arrangements to borrow ）
韩国经济学家（tae-jun kim, jai-won ryon and yunjong wang 2000）提出了亚洲借款安排（asian arrangements to borrow，简称aab）的建议。根据此建议，每个成员国可以根据其贷款协议的上限获得贷款。aab的运行机制类似于imf 的借款总安排（general agreements to borrow ，简称gab）。aab 是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借款协议，它不需要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而是以参与方的信贷安排为基础。为防止道德风险问题，aab将把借款的上限与各方签订的信贷协议相联系。
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
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东盟10+3 财长会议公告中提到了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实行一种技术上的援助，以便支持东盟10+3 的合作力量从而促进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并有助于及时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这种援助将支持：（1）以目前imf、学术团体和各国现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发展，（2）确定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相关的宏观谨慎指标的“核心”。（3）确立、和实施东盟10+3标准模型的研讨会。
2． 从构想到现实：亚洲金融合作的里程碑 — 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
亚洲货币基金由于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有力支持而被搁置。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由于东亚国家政府特别是中、日、韩、之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协商。东亚国家政府之间的货币合作逐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99年11月，东盟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1）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2）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它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3）截至1999年底，东盟10+3各国的外汇储备合计额超过7000美元，如果能够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这对于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另外，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货币间的交易。
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定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于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热情，一年以后，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实质的进展：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ian swap arrangement，简称asa）和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s and repurchase agreements，简称 bsa）。
1.东盟互换安排（asa）
1997年， 5个东盟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同意建立互换协议对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2000年11月，互换协议已扩展到所有的东盟成员，并且总额已经从2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互换协议下的货币，除了美元，还包括日元和欧元，其适用的基准利率分别是欧洲日元和欧元的libor（伦敦同业银行的拆借利率）利率。参与国提供的资金按照支付能力可以分为两组。互换安排的基本机制是每个参与成员的最大的借款额限于在asa下其承诺金额的两倍。互换交易的到期日不超过6 个月，展期期限也不超过6个月。
2.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bsa）
bsa是以美元与参与国货币互换的形式提供短期的流动性援助的一种设施。参与国可以动用90天期限的bsa。首次提款可以展期7次，对于首次提款和第一次展期的适用利率是libor加150 基点。其后，每两次展期的附加利率要另加50个基点，但是不超过300个基点。 bsa 是对那些从设施中提款并需要接受imf贷款条件性援助的补充。然而bsa则允许占最大提款金额上限至10％部分可以自动支付，与imf的计划和条件无关。2000年11 月东盟10+3 财长会晤后，中国，日本、韩国开始与东盟国家商讨bsa事宜。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和各个东盟国家的3个bsa已经发表，其他的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4个bsa已经进入谈判的高级阶段。东盟10+3 互换安排的基本机制是：第一，互换安排是对目前imf提供的国际融资的补充。第二，原则上，金融援助与imf提供的设施是相互联系的。提款权最大金额的10％与imf提供的便利是无关的。第三，每次安排下提款的最大金额由双方磋商决定。第四，支付额将根据提供互换国家之间的磋商以一致的方式实行，各国要协调磋商进程。
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表明了亚洲国家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各方参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热情。清迈协议之后，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各方对这一合作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欧洲联合相比，亚洲金融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欧洲货币合作不仅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而且欧洲联合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传统。这种类似的传统在亚洲仍未出现。除了政治因素外，目前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难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相互缺乏信任，是亚洲金融合作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asean成立。asean的成立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地区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亚洲区域合作朝着经济合作的方面发展，1992年asean倡议建立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1989年出现了apec。在亚洲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这种亚洲传统由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lewis,1999）。西方国家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所遵循的原则与此恰恰相反。谈判者强调的是彼此立场的分歧，并通过正式的制度确保利益的妥协和合作的实现。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并不适合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各国需要部分让渡制定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尽管东亚经济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并防范下一次危机，但asean和apec至今在这一领域毫无建树。一家曼谷报纸《民族》曾经失望地谈到，“过去12个月中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正在使已有的区域组织摇摇欲坠”。
2． 亚洲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是发展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障碍。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是相近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近，区域货币合作才可能使各方在应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获益。否则，在区域内部货币对外联合浮动的时候就可能在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出现种种矛盾，很可能使合作流产。目前亚洲各国的现状阻碍了在亚洲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1）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计）除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与亚洲的四小虎为第三层次，其他国家入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各个层次之间有较大的差异。（2）亚洲各国与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其中人员流动的限制更严格，流动性最强的资本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进一步得到加强。（3）各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很大。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较大的相似性。（4）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东亚的金融市场中除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之外，其余的都限于本国范围内，亚洲美元市场不发达，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较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
3． 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欧洲货币一体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强大稳定的德国和强劲稳定的马克。伴随着日本贸易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日本在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急剧提高，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核心和主导。然而，日元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不仅无法和美元匹敌，而且与欧元出现之前的马克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比重较低。尤其是，目前日本经济的软弱状态和日元的不稳定状态并无好转的迹象。因此亚洲的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五、 亚洲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
目前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的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在21世纪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 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
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
清迈协议是在这个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根据清迈协议，东亚十国将在现存的东盟货币互换协议基础上建立个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的协议安排体系。目前，在一些东亚国家之间，一些双边协议已经签订或正在谈判之中。亚洲金融危机已充分显示，在巨额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面前，任何一个单独的东亚国家都难于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目前，东亚地区共持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携起手来，则对抗国际投机者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通过更多的磋商和相互间信任程度的提高，东亚国家在紧急救援方面的合作是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2． 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东亚的汇率安排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危机的发生和危机之后的经济重建使区域的汇率管理成为讨论的热点。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国家的货币是钉住美元的，这种联系是为了给国内的价格水平提供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失败的。对于东亚汇率安排的选择有两派观点，
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汇率稳定，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东亚国家和经济的汇率制度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恢复美元本位制和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麦金农等（1999）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和地区又回到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钉住美元制。这是因为，东亚国家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他们害怕本币升值，因为这样不利于资本流入和出口；同时他们也害怕贬值，因为这会增加其美元债务。麦金农认为亲密贸易伙伴间的共同货币本位优于无约束的浮动汇率, 因为这种制度比浮动汇率能够更好地缓解不对称冲击，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地维持贸易伙伴之间汇率的稳定性。关志雄（2000）反对麦金农的建议。他认为，钉住美元有许多的内在缺陷，这种安排对美元－日元的波动是极为脆弱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将导致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特别是当美元对日元贬值之后，东亚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消极影响。因而他主张实行钉住日元占有相当高权数的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政策。从短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了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改变了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这一赛局中的支付结构，亚洲金融合作的收益凸现出来，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所认识，并积极地参与亚洲金融合作的讨论；亚洲金融合作提供了亚洲合作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亚洲合作的僵局。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早于货币合作，而在亚洲，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金融与货币合作的步伐一度加速。但是，在最近一两年，亚洲金融合作的步伐出现放缓的趋势。而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似乎又有所加快。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亚洲金融合作大有丧失势头的危险。但是，只要亚洲领袖具有足够的政治远见，足够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接触，开诚布公的谈判，亚洲各国是可以逐步加深理解，加深信任，使亚洲金融合作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亚洲也将在21世纪出现。
参考文献：
关志雄（2000）：《亚洲告别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麦金农和大也健一（1999）：《美元与日元》，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
秦朵（2000a），《过度负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世界经济》，第5期，第9－18页。
秦朵（2000b），《外贸与金融传染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世界经济》，第8期，第8－18页。
arai, koiciro. 2000. “framework for regional monetary stabilization in east asia”,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tokyo.
lewis, jeffrey. 1999. “asian vs. international: structuring an asian monetary fund”,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ⅲ, no.4.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普遍意识到正是金字塔结构使得那些最终控制人利用所控制的企业去大量融资，做出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
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即最终控制人通过设立中间层公司去控制许多上市公司），盛行于美国以外的国家。超过90%的中国上市公司有最终控制人，金字塔结构在中国也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金字塔结构让最终控制人能以较小的资本投入获得对大量资产的控制。在制度不完善的营商环境下，这样的股权结构能够营造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内部金融市场，通过集团内部的企业在资金上互通有无互相支持，弥补外部融资不发达和市场不完备等缺陷。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普遍意识到正是金字塔结构使得那些最终控制人利用所控制的企业去大量融资，做出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金字塔结构在亚洲的普遍使用被看成是形成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的微观机制。这一观点，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已被保罗•克鲁格曼在他那篇关于亚洲企业最终控制人“道德风险”的惊世骇俗的文章中详细论证。克鲁格曼紧紧抓住了因金字塔结构而产生的“道德风险”，成功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战成名。
研究公司治理和金融危机的学者往往惊诧于一个事实，那就是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在美国企业中并不流行。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上市公司并没有最终控制人，股权结构也相对比较分散。此外，美国企业多不采用控股公司的形式，通过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和金字塔结构来营造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它们大多采用比较扁平的组织架构。美国企业为什么不用金字塔结构已经成为一桩历史公案。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发现，控股公司这种组织架构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流行，金字塔结构曾被美国企业中广泛使用。
美国金字塔的倒塌是一系列的事件，其肇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仔细比较美国1929年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乃至更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共同点――它们形成的微观机制是一样的。正是因为企业不负责任地举债投资，最终造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脱节，从而在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形成灾难性的后果。金字塔式控股公司结构的泛滥性的使用是造成企业不负责任的重要结构因素。
1929年大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思想界开始对危机形成原因进行彻底反思，很快在思想界形成共识，并将矛头指向了金字塔。格拉汉姆和道得（Graham 和 Dodd）在他们1934年出版的被后来无数投资者奉为圣经的《证券分析》一书中甚至有一个章节被命名为“金字塔结构的邪恶。” 美国新政的制定者们将美国企业制度的基石追溯到关于美国梦想的最初描述，即“没有一个国家的长久繁荣是建立在少数控制人手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财富并不源于少数控制人……它发轫于那些无名男女的发明、创新、和对梦想的追求。任何一个国家的锐意进取都取决于那千千万万无名的男男女女，绝非少数有权有势的企业控制人” 。显然，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与美国梦是矛盾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参议员威廉•博拉于1934年提出议案，建议通过税法改革去瓦解美国的金字塔。美国国会最终于1935年通过这个议案，开始对企业间的红利发放征税。最终控制人建立金字塔的一个最大考虑是营造一个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在自己控制的企业内自由调配资金。在新税法下，此类资金转移被视为企业间红利发放，需要由联邦政府收所得税。企业间资金转移的成本因而大大增高，使得那些最终控制人觉得建金字塔得不偿失……该法案沿用至今，从制度层面界定了美国企业公司治理的微观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
金字塔在美国的倒塌，给纠结于如何完善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和正忙于建设金字塔的中国企业家们诸多启示。其一，要相信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的重要性。对1929年大危机的大量研究促使美国学界和思想界形成共识，决定通过立法瓦解金字塔。其二，要提高立法者的素质。博拉提案通过之后，沿用至今，绝非朝令夕改。他的提案凝聚了学界和思想界的共识，对金字塔结构有相当深刻的剖析。而我们国家的立法者在每年春暖花开之际所提出的无数议案，有多少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深入分析的基础呢？其三，决定一个经济持续性发展的，始终都是制度建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机遇;原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它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业的大规模衰退，还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自2008年9月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股市已下跌一半；美国由此导致的损失已达3.6万亿美元，其中金融业的损失占到一半；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样损失惨重，如苏格兰银行和瑞士银行分别损失了41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此前，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罗宾尼准确预测了这次危机的爆发。2009年上半年，罗宾尼教授再次预测，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并未见底，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欧美的银行业将继续亏损，实体经济也将继续遭受损失。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的损失已高达30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全球资本还将缩水20%。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国家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由于过度依赖对欧美的出口，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以我国为例，200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五年来首次跌破10%，甚至降至6%以下。沿海地区已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倒闭，几千万工人瞬间失业，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尽管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力图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举措扩大内需，但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的急剧下降仍严重减缓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而由出口锐减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凸显。
如此严峻的形势难道说明这场危机将终结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场危机对亚洲国家而言，挑战中也孕育着机遇。一直以来，亚洲新兴市场对于欧美国家的依赖被媒体和外界过于放大。其实，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靠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贸易来维持。尽管2009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而言异常艰难，但我们的复苏较之欧美国家也会更快。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首先，作为原材料进口国，我们将从其价格下跌中获益；其次，印度除外，亚洲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例较小，有利于经济的复苏；另外，我们人口众多，可以借助巨大的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尽管将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大规模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国很可能是2009年唯一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的国家。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曾试图以阴谋论来解释其原因。但事实上，其中掺杂了人们的盲目投资、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放纵等各种因素。
我们看到，在危机爆发初期，政府就开始积极援助，而越来越糟的形式迫使政府今后作出更多努力。我们应明确，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失职之处不是缺乏监管，而是监管不足或监管错位。事实证明，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前布什政府所倡导的那种“小政府”理念和市场自我监管体制是无效的，在当今的资本市场上，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不可或缺。在不放弃自由市场的原则的基础上，政府应和私有企业携手合作，构建新型的监管体制。同时，各国政府和央行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民众重树对市场的信心。另外，企业管理层也存在管理不充分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如何加强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将是管理层今后的努力方向。
在这次危机中，受害者不仅是股东和投资者，还包括纳税人，甚至政府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美好幻想随着虚假繁荣景象的破灭而破灭，纳税人的储蓄、退休金大规模缩水，而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援助最终也是由纳税人来买单。
其实，这场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问题始终存在，并且终究会凸显。虚拟经济的繁荣容易然让人们沉迷，容易让投资者丧失理性而陷入无穷无尽的逐利游戏当中。归根结底，这是由人性的贪婪造成的。
面对这场由非理性造成的危机，我们应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去总结。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所起的警示作用。经过这次危机，各国政府应重新审视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也应积极思索如何构建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同时，作为投资者的广大民众，不能因为这次危机而完全丧失信心，而应对资本市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学会理性地消费和投资。
参考文献：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2、王雪磊：《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