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2: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债券市场；债券品种；企业债券
1.我国公司债券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1.1国债市场的发展，为公司债券的定价提供了基础
当前，我国国债市场已初具规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债利率的期限结构曲线已经形成，基础利率逐步稳定，为公司债券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1.2相比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而言，公司债具有以下优势
（一）融资规模大，成本低。
公司债券可为企业在当期融入上亿资金，而从银行难以一次性贷入如此大量资金，且在融资成本方面，企业债券相对于同期贷款利率更低，可更节约融资成本。
由图1-1可以看出，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较同期债券的发行利率更高
图1-1 2007-2011银行三年期贷款利率与平均票面利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二）融资期限多样化
企业债有多样化的融资期限，可分为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和20年期等
（三）资金使用灵活
企业债券发行后，资金融资到位时，可以用于补充项目资金，调整财务结构，
兼并重组，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2.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现状
根据迈尔斯的融资顺序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选择是：第一，内部融资，然后发行债券，发行股票，但我国的现状是：第一个国家投资，那么企业发行债券，最后，即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债券，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直接投资，同时，企业债券在政策的促进作用的发展走上新的。然而，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
表2-1 我国企业债券历年发行额及占GDP比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0-2011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从表2-1可以看出，从1987年起，我国开始探索企业债券，2004年以前，我国企业债券发行额仅350亿元以下，占GDP比重不到0.1%；2005年-2009年间，随着我国政府提出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鼓励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2007年8月14日，发行额从04年的327亿元跃升至09年的15864亿元，占国债市场发行额比重也从5.7%跃升78.33%，最高达到98.57%，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Study on Korea’s Corporate Bond Marke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hina’s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January 2004
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而言，我国企业债券发展仍然相对落后。2008年美国新发行企业债券达到7024亿美元，而我国仅133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2001年韩国公司债券市场的发行额；从GDP占比来看，到2010年，我国公司债券占GDP比值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仍然仅占3.89%，尚未达到其他亚洲国家2001年的水平。日本拥有亚洲最大的企业债券市场，韩国紧随其后。在全球企业债券突破万亿美元的今天，我国公司债券市场规模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3.发展我国公司债券市场措施
3.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我国应放松管制，建立评级，信息披露和公司债券市场信用体制，与发行人信用责任机制为核心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他配套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和投资机构的职能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3.2 加速公司债券利率市场化
需要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充分分析和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投资风险等因素，由承销商和发行人确定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利率，利率可以反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3.3 增强公司债券流动性
把公司债券计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的企业债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阻碍了公司债券。目前，大多数的公司债券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债券的上市不高。其次，培育机构投资者。银行为企业债券的投资者队伍，壮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
总的来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使结构性问题在中国金融市场得到很好的改善，提高资本市场的供给，抑制资产泡沫。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减少金融风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建国：关于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几点思考[J].武汉金融， 2007， （04）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让世界在一次次惊骇之余还是那样地手足无措。
对爆发于2007年春天的美国次贷危机，当许多经济学家还沉浸在反思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尝试着逐本溯源的时候，次贷危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的十几千月内，演变成了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这场威力被称为超过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风暴中，美国总统布什面向世界惊呼：“我们身陷其中，我们将共同渡过”、“我们想同你们合作”。
与国际资本特别是“热钱”的疯狂涌入而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表面上是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系统缺乏有效的国家监管而导致的次贷危机，但最根本的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结果，但危机的结果却是一致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区域性经济的长期持续低迷和艰难复苏，而本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国家将有多少、区域将有多广，损失将有多大，在短期内还难以预测，而其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是局部性的金融灾难，而次贷危机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战争。
今天，一个世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金融战争”时代已经随着美利坚的次贷风暴而全面到来了。
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拿破仑滑铁卢战役依靠的是金融资本原始积累之初的卑鄙、残酷和血腥，索罗斯击垮英镑，挑起了亚洲金融危机则更明显地体现了资本无所不在的逐利性和现代国际金融大鳄深邃的战略眼光与高超的投资手腕，那么，此次发源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最重要经济体的金融风暴则将“金融战争”推进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世界各国主动或被动地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为国家战略的当务之急。
面对这场新型的“战争”，中国准备好了么?
今天的中国，正乘着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风，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起航，全世界也都把目光投向中国。笔者认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真正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的最主要隐患，恰恰是来自于“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系数将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而与日俱增。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场前景尚难以准确预知的特殊“战争，中，我们也完全可以说；“金融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根据对近年来美国一系列对外军事政策的分析，由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没有达到理想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效果，进而转变战争观念，思路和方式，打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战争就成为美国当局必须的和必要的举措，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极具可比性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成功地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换而言之，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地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转移走了!反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香港保卫战”，正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屈服于世界的舆论压力而坚决运用“宏观调控”进行入市干预，成功挺住了索罗斯的进攻，保住了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有学者称，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这个比喻虽然不太恰当，但非常深刻地揭示了“金融战争”对中国经济安全防务战略的巨大挑战，而问题是 未来中国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在中国金融界的人才库中，能否找到钱学森和邓稼先式的能够挺身而出的栋梁?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区内贸易；FDI投资；东盟五国地缘经济格局
东盟五国的经济发展在本时段内可谓是起起伏伏，并不是一帆风顺。首先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随即影响到其他东盟四个国家，进而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蔓延至整个亚洲地区，使东盟五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接着是“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欧盟与日本的经济也开始进入缓慢发展时期，世界三大经济体出现经济不景气。而对于对外依赖较强的东盟五国来说，严重受到世界经济局势的影响，经济严重受挫，有的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盟五国也清楚的见证了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危机中，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就越小。东盟五国中，新加坡受到的影响最小，马来西亚拒绝接受外界的援助，依靠自身勉强渡过难关，而泰国和印尼仅依靠本国力量无法使本国经济迅速走上正轨，最终只能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五国地缘经济格局出现了以下新特征：
（一）区域外贸易稳定与区域内贸易得到加强
东盟五国区外贸易情况没有多大变化，区外贸易大国一直是美日欧以及中国和印度，且近几年来中国的影响逐年增大，但在此仅对区域内贸易情况进行分析。为了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东盟五国开始降低关税和逐渐去除贸易壁垒。截至2003年7月，新加坡基本实现区内CEPT清单商品贸易的零关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则分别有98.2%、93.7%、92.1%的商品关税税率在5%以下。[49]1997年以来，东盟五国区域内贸易总额占其贸易总额的20%以上。同时，1997-2007年期间，东盟五国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均超过50%，对外依赖性大。因此，只要外界出现一点小状况，东盟五国的经济必然受到影响。
从区内贸易总量来看，1997-2007年期间，进出口贸易金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除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世界欧美日主体经济衰退的影响，贸易总额出现严重减少。1998年，东盟五国区内出口贸易总额为69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区内进口贸易总额为510.13亿美元，同比也出现了20%的负增长。经过一年的经济恢复，到2000年区内进出口贸易总额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东盟五国的贸易再次受到影响，出现小幅回落，出口额由2000年的841.59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826.89亿美元，进口额也2000年的712.69亿美元跌落至2001年的646.84亿美元。这次贸易额的小幅下跌，经过一年的时间也恢复至之前的水平。从2002年到2007年，东盟五国区内贸易大幅上涨。200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54.95亿美元，到2007年增长到3683.43亿美元，是2002年的2.37倍。
从贸易方向来看，新加坡是东盟五国的最大贸易国。东盟五国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相互贸易量最大。2007年，在各国十大贸易国中，东盟五国具体情况如下：马来西亚是新加坡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印度尼西亚是其第三大出口国、第五大进口国，泰国是新加坡第七大出口国、第进口国；对于泰国来说，东盟五国中新加坡是它的第四大出口国、第六大进口国，马来西亚是其第四大贸易进口国、第六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是第出口国、第九大进口国；新加坡和泰国分别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五大出口国，其第三、五、进口国分别是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是印度尼西亚第三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马来西亚是其第六大出口国和第四大进口国，印度尼西亚的第九大出口国和第六大进口国是泰国；就菲律宾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是其第六、七、十大贸易出口国且分别是其第三、七、十大贸易进口国。
（二）FDI资金额波动式增长
东盟五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最具发展活力的国家。1998-2007年东盟五国GDP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因此也是吸引外资最集中的区域。1997-2007年间，东盟五国吸引的对外投资金额占整个东盟的89%，由此可知，绝大部分进入东南亚地区的FDI资金是流入到东盟五国。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经济严重受挫，外界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信心也受到一定影响。从整体来看，1997-2007年东盟五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情况如下图所示，呈波动式增长。一直到2004年FDI资金流入东盟五国的金额才达到并超过1997年的水平。在此期间，1999年，FDI资金流入金额有所增长但并未达到1997年的水平，此后便一直走低，2002年吸引FDI金额为154.25亿美元达到最低点。
然而，进入东盟五国的FDI资金并非均匀的散布在这五个国家。新加坡是东盟五国中吸引对外投资资金最多的国家。在1997-2007年期间进入新加坡的FDI金额除了1998年和2002年的占流入东盟五国FDI资金总额低于50%，其他9年里均超过50%，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07年流入新加坡的FDI资金金额为315.5亿美元，是1997年流入金额的2.3倍。其次，吸引资金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1997-2007年间流入FDI的总金额占东盟五国FDI总金额的比例分别是21%和14%。泰国在2007年吸引对外投资金额是112.38亿美元，是1997年的2.89倍，其余三国吸引的FDI资金增长速度均低于新加坡和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东盟五国中吸引对外投资资金最少的国家，1997-2007年间流入FDI的总金额占东盟五国FDI总金额的百分比均仅为5%。此外，在东盟五国区内投资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加坡是主要的投资者，2000年向区内投资的金额仅为6.41亿美元，至2007年新加坡向东盟五国内部投资金额达到72.31亿美元，投资金额增长了10倍。其余四国向区内投资金额总额11年期间从未超过新加坡的投资金额。2007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向区内投资金额仅为新加坡的16%。
从东盟五国吸引的FDI资金来源来看，其吸引区内和区外对外投资金额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区内和区外流入东盟五国的投资金额总量相差悬殊，区外FDI资金金额远远大于区域内部的相互投资金额，如2007年区外投资金额为536.46亿美元，而区域内的相互投资金额仅有83.88亿美元。东盟五国吸引的区外投资金额在1997-2007年间为“W”的增长方式，在1998年和2002年间收不良内外经济形势影响出现了低谷，在2002年是118.7亿美元成为该时段的最低值。东盟五国区内相互投资的情况则是以2002年为界线分为两段，FDI资金金额增长趋势均是先递减再递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五国经济严重受挫，各国忙于用资金恢复本国国内经济，因而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金额有所减少。而在2001年国际三大经济体出现衰退的形势下，区内投资却大大增加。这是因为，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五国意识到，单纯依靠欧美日等大国资本主义资金是不会使本国及本地区经济繁荣起来，唯一依靠自身和本地区的力量才是发展经济的出路。因此，在外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东盟五国扩大区内投资，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减少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区域贸易和FDI资金流动中，一国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决定作用。经济实力越强，在区域贸易量和吸收FDI资金量就越大，对区内经济发展的贡献就越大。因此，区域内各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是区域总体实力增强的前提条件。只有区域内各国经济均得到快速发展，该区域的整体实力才会得到增强，才能出现“共赢”的局面走向国力的共同富强。
[关键词]金融危机；菲律宾；经济影响；比较
[作者简介]段东南，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8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Fll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033-0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菲律宾经济也同样深受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对我们深入认识金融危机的危害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1997年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菲律宾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菲律宾经济受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金融危机迟滞了菲律宾经济的增长，通胀压力加大。自1993年开始，菲律宾经济就已经持续增长，但是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菲律宾经济的正常发展，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期，将1998年的增长率从6％调为4％，后又调整为2.5％～3％。实际上，1998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5％，增长幅度低于1996年的5.9％和1997的5.2％。1998年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08％，远低于1996年和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7.2％和5.2％。1998年菲律宾的通胀率达到9.7％。比1997年的5.9％高出3.8个百分点。而在1992年到1997年之前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通胀率平均为8％左右。突然而至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菲律宾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菲律宾金融危机中比索大幅贬值，股市动荡，国家财富损失惨重。1998年的平均汇率为40.89：1，这比1996年的26.22：1贬值了55.9％，比1997年的29.47：1贬值了38.8％。由于菲律宾的外债多数以美元计算，比索贬值使菲律宾国家的大量财富化为灰烬。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股市，律宾股票交易综合指数由危机前的3447点一路下跌到1998年9月的1092点，股价平均下跌61.8％。菲律宾几年的股市繁荣景象连同繁荣带来的利润全部损失殆尽。
第三，金融危机影响投资，加重了债务负担。金融危机给外国直接投资也带来了风险。菲央行数据显示，1998年菲律宾的外国实际直接投资为8.8亿美元，分别比1996年的12.8亿美元和1997年的10，5亿美元下降了30.9％和16％。同时国内外私人投资也变得谨慎，1998年菲律宾批准的私人承诺投资为3751亿比索，但实际投资只有2033亿比索。同时菲律宾债务负担加重，1997年底菲律宾外债为454.3亿美元，1998年底外债比1997年增加5.2％，达478亿美元，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3.4％，其债务远大于菲律宾的外汇储备。
第四，企业经营困难，出口增长减缓，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比索贬值、利率上调以及市场疲软，使本已陷入困境的菲律宾企业雪上加霜。据统计，1998年菲律宾共计有3072年企业停产或缩产，比1997年增加了166％。危机加重了企业经营困难，出口减少，1997年菲律宾出口增长率为22.8％，到2008年出口总额295亿美元，增长率下降为16.9％。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菲律宾政府采取了扩大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菲律宾的财政赤字接近500亿比索。而在1996年菲律宾政府财政盈余达到62.6亿比索，1997年也有15.6亿比索。
第五，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失业率上升，失业人数激增。在经济危机的“海啸”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普通民众了。货币贬值和高贷款利率使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百万人失业。1998年菲律宾的失业率达到10.1％，比1997年7.9％高出2.2个百分点，共计有314.4万人失业。菲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90％的1350万家庭认为自己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生活水平下降。危机导致失业增加，贫困人口数上升，影响菲律宾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以及长期的发展。
二、2008年金融危机对菲律宾经济的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金融业发达的美国，危机波及的范围特别广，菲律宾经济在本次危机中也未能幸免，具体来说菲律宾经济受到的冲击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菲律宾金融领域受到冲击，股市汇市动荡，投资减少，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危机影响下，菲律宾比索持续贬值，到2008年10月24日，比索汇率收于48.99：1，创21个月的最低记录。而在2007年比索曾是亚洲地区表现最好的货币，升值达20％左右。在金融危机下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据菲律宾投资署的数据显示，2008年菲律宾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5.2亿美元，比2007年的29.16亿美元减少了一半。受美元贬值、国际市场粮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2008年菲律宾通胀率高达9.3％，远超出2007年的2.8％。随着应对措施的实施，2009年菲律宾全年通胀率降低为3，2％。但是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菲律宾经济仍面临通胀的压力。
第二，进出口贸易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压力增加。菲律宾等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奉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商品出口、资金和技术都依靠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依存度较高。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容易使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受制于人，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菲律宾出口减少，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调整压力。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菲律宾进口总额同比下降24.2％，为430亿美元；出口额比2008年的491亿美元下降了21.9％，为383亿美元。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发达国家经济放缓，需求减少，这也影响到菲律宾经济的增长。2007年菲律宾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2％，但统计部门的2008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为3.8％，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0.9％，是菲律宾自1998年以来的新低。
第三，财政赤字攀升。2010年2月菲财政部数据显示，由于菲政府部门和国有机构借贷热潮持续，截至2009年6月底，公共部门的未偿债务上升至5.6万亿比索。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外国投资和需求减少，出口减缓，本国消费不振，菲律宾政府只有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不足。因此，菲律宾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2008年和2009年财政赤字达681亿比索和2985亿比索。
第四，影响菲律宾的劳务经济，失业人数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外劳经济是菲律宾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2008年的外劳汇款达164亿美元，同比增长13.7％。2009年菲律宾外劳汇款增长5.6％，达173亿美元，与2008年相比下降不少。由于菲律宾的大部分外劳从事的都是低端产业，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外劳面临的失业压力加大。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预测，2009年800万外劳中将会有59万人面临失业。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菲律宾失业人数为238万人，失业率达7.5％，比2008年的7.4％略有上升。但2010年3月经济学家预计菲律宾贫困人口可能从2008年的33％增至2010年的38％。
三、两次金融危机下对菲律宾经济影响的比较
由于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同，给菲律宾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各异。
第一，两次危机对菲律宾经济影响的相同之处。首先，两次金融危机都使菲律宾金融体系遭受刨伤，比索汇率出现大幅贬值，股市都出现大幅波动，外资纷纷撤离菲律宾市场，给菲律宾经济带来沉重冲击。同时两次危机后菲律宾的通胀率迅速上升，远高出危机前的水平。其次，两次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贸易，进出口额减少，同时外国投资下降，内需不振，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数增加，失业压力增大，国民生活水平下降。虽然具体的数字不同，但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方面的影响是切实的。再次，亚洲金融危机使政府外债增加，1997年底外债总额为454亿美元。政府采取的扩大财政开支，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1998年就接近500亿比索。在目前的危机中，菲政府也在2009年实施了3300亿比索的刺激经济计划，财政赤字达2985亿比索。
第二，两次危机对菲律宾经济影响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影响程度不同。1997年亚溯金融危机由于直接发源于东南亚国家，所以受到最先和最沉重的打击的是亚洲国家，在危机中菲律宾经济损失惨重。而在目前的危机中，菲律宾经济受到较大的影响，且长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如果说菲律宾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的是急性病，那么此次菲律宾得的将是慢性病，其后果可能会更严重更长久。其次是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情况不同。1997年金融危机菲律宾短期外债比例过大，外汇储备的不足造成在面临国际游资的冲击下没有足够的资金抵御危机。而目前危机发生时，2007年底菲外债为549亿美元，其中87.1％为长期外债，美元占51.8％，日元为25.2％。短期外债比例减少。外债构成发生了变化，尽量多元化而不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危机从1997年1月的泰国开始，又迅速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东南亚各个经济体蔓延。索罗斯和他所代表的量子基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危机制造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共同基金们在东南亚各国的股市、汇市、期指市场左冲右图，攫取了大量财富，也带来了所在经济体的经济灾难，“游资”或国际炒家的恶意攻击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直观原因。但是，在表象背后，让危机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别处、在一国开始又在多国蔓延的原因，还在于该地区经济体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表露的体制和经济运行缺陷，正是有缝的“鸡蛋”，引来了炒家蜂拥而入；由于自身的缺乏防范，而使攻击演变为现实的危机。
过度负债――国家和银行体系的不堪承受之重
现代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是危机产生的大背景。相关历史数据显示，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在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信贷资金余额与GDP的比率高达115%以上甚至20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银行信贷支持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
造成过度负债的根源主要分两个方面：其一是东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和经常项目赤字逐渐走高。从1995年上半年开始，东亚有五个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快速下跌，到1996年，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警戒值，其中印尼为3%，韩国为约5%，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约为9%；其二是过快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信贷规模剧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分析1997亚洲金融危机时曾将其原因归结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
在危机发生前，亚洲经济的强劲崛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开足马力向发达国家经济队列跑步前进。然而，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愿望刺激下，透支性经济增长和不良资产的加速膨胀已经是深植于亚洲“四小”体内的“毒丸”，正在等待机会爆发。当高速增长所需的资金资源在本国范围内被过度开采后，为了继续保持前进速度，这些国家靠转借外债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必然影响，19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亚洲国家已基本不具备还债能力。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企业生产的盲目扩张等，在银行体系内聚集了高比例的信贷风险；同时，由于过度扩张、对不良资产的担忧和出口的下降，投资者信心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米什金认为，“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他在对比了以往的几次金融危机之后分析，“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剧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
由于当时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于借款类型和利率上限的规定十分模糊，银行处于追逐利益的要求，信用借款急剧增加，并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种信贷扩张的高速度不仅带来了潜在风险的提高，也造成了信贷的提前透支，在危机发生时，这也是银行在需要贷款时而无钱可贷的直接原因。经济理论证明，与证券投资者相比，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主要力量，并且事实上也是危机发生时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体制缺陷――防火墙缺失和机制僵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建立起同步的经济防火墙机制和对金融业缺乏监管，是当年亚洲新兴国家所呈现的“赶超型”通病。首先，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企业仍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而由于经济运行中政府主导色彩浓厚，裙带主义盛行，银行的信贷往往并不主要依从经济规律，而是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数据显示，危机前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该国当时GDP总额的近40%。
其次，东亚各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远远没有跟上现实发展速度，相关法规严重滞后。例如，泰国、韩国等经济体在当时经济货币化尚未完成时就匆匆开始了证券化；在证券市场还未发育成熟之前，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又快速上马，市场机制、金融工具、制度建设等都未能跟上。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时，监管的弱化和过度的政府担保体系造成了银行系统过于追求冒险的局面，国际资本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获取高收益的可能加上隐含的政府担保使国际资本供应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
再次，盯住汇率制度被认为是泰国等东亚经济体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虽然危机与资本流动有关，但国际经济学界对危机原因的分析得到的共识是，外汇管制对防范危机的作用不大，相反，盯住汇率制度却使新兴经济国家更易发生金融危机。
由于自身经济规模偏小，发展中经济体在起飞的过程中一般倾向于盯住一个大型而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来确定汇率变动区间，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降低对外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并在有些时候能够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但在危机爆发前，它事实上也成为积聚风险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具有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时，采用盯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一位经济学家评论说。一方面，盯住制度造成泰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竞争力下降、形成经常项目巨额赤字，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另一方面，盯住制度屏蔽了汇率风险，使货币投机成为一件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的事情，在危机爆发前的经济繁荣时期，盯住汇率制度成为鼓励资本流入的诱因；在危机发生后，为了应对游资的冲击，受到攻击的政府（例如泰国、印尼）等被迫放弃了盯住汇率，转而加剧了资本流入发生逆转，货币贬值进一步恶化。
在危机过去十年之后，2007年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关于东亚经济的研究显示，1997～199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对脆弱性管理不善的潜在成本。在十年中，东亚各经济体奉行两个降低危机风险的宏观战略。一是保持经常项目盈余，建立了大量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保障。世行评论认为，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现在甚至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相反，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能会造成自身的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者资产市场的投机泡沫，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二是各经济体寻求加强基础要素，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在受到上次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银行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利润率。金融系统随着股市和债券市场的成长而向更加多元化发展。同时，东亚改进审慎监管和监督以加强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若干领域还需要向国际标准靠拢。
最终借款人――国际合作与救助机制的缺失或反应迟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融危机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无论是在危机发生时的干预还是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都需要金融系统的重新启动。在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由该国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来完成。然而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通常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借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先后有泰国、韩国、印尼等国接受了IMF的备用贷款计划，同时也接受了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改革国内经济等的一揽子条件。
在1997年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的5月份，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曾联手入市，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但也只是暂时保住了泰铢的地位；8月份，深陷危机漩涡的泰国，不得不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获得总共160多亿美元的融资款；随后，国际清算银行（BIS）又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1997年12月3日，韩国被形势所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援助协议，获得210亿美元备用信贷；另外还获得了世界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40亿美元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200亿美元援助，总额为550亿美元。但这种援助的条件却极其苛刻，这一计划的签订几乎等于向国际上承认韩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自的丧失，韩国媒体甚至将这一天与1910年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国耻日”相比。
1998年4月印尼也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一份经济改革方案。最终借款人的介入使东南亚汇市暂告平静。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投机资本对一国的投机性攻击的成功会引起对另一国的投机性攻击，这可能导致更多的货币被击垮。为避免单个的货币危机发展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全面金融危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同时有专家认为，最终贷款人应坚持把危机国家改进调节和监管体系作为贷款条件，这将在重建信心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验表明，成功的最终贷款提供越及时，实际需要的数额就越少，效果越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机构的谈判和决策过程往往要花掉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情况常常变得更糟，结果是为应付危机，需要更多的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已有提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紧急贷款办法，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能做出快速反应。
经济全球化和羊群效应――危机的助推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是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的十年，也是全球经济更加一体化的时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了投机资本有机可乘的条件。东亚经济在危机前的腾飞过程以显著的外向型为特征，既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又曾得益于这一期间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然而，在这种一体化进程中，东亚经济体就像一个被时势裹挟前行的孩子，充满了积极的姿态，却并不具备基本的自我防护能力，在面对别有用心的庞大资金冲击的时候，突然地束手无策起来。
因此，加强对金融危机治理研究，挖掘危机产生根源，强化防范意识，建立有效危机治理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传导和影响评析
（一）生成根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围之广，消极影响之深，确实是世界各国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盛行的“超前消费”模式为危机产生积累了不稳定因素。
长久以来，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习惯是：少储蓄，多消费，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政府长期保持外贸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经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以及全世界资本来拉动的。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种模式的流行，即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型：依靠个人财富增长，其基本消费不以个人收入水平为基准，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将个人预期未来收入转化为可以增加财富的资本，然后把这些资本变成个人消费来源。这样不仅可能透支现存的资本，而且容易透支未来可能取得的财富①。
而这种严重地透支未来的投资消费模式，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股票等公共领域，还是个人资产领域都表现无疑。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经济可持续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机的产生风险。
作为20世纪金融创新之一的资产证券化在这次危机爆发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资产证券化，即以打包的贷款抵押资产为标的物发行债券向投资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贷款机构将流动性较低的贷款资产以现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加强多方面投资收益②。这种金融创新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贷款，它们在投资银行帮助下实施资产证券化，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据美国经济分析局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发行了近两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③。由此不难看出，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过度，就加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更为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缺乏透明度，危机发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产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变动促使危机显现。
这是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鉴于美国经济长期的高负债、低储蓄特征，为应对新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困局，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之从6.5％降至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使得银行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但是，2004年以来美联储多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产泡沫，使得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加重，一些放贷机构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④。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拖欠债务比例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转而上升，造成房贷市场更加混乱。
第四，金融监管的弊端为危机滋生提供了“适时”环境。
美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标榜通过最低政府干预和最大程度竞争建立弹性宽松的经济体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之中。
其流动性注资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为许多国家央行效仿，这就助长了市场对央行的依赖心理，从而使金融机构放松了对风险防范的控制。虚拟经济扩张的幅度大于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创制中，危机隐患逐步扩大。同时，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无疑对危机的加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指引起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继发效应。它不仅由一国影响到另一国，而且也造成区域间的连锁反应。
就此次危机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汇率传导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持续走低，导致作为世界主要清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断贬值，使包括资产价格、货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等在内的整个国际价格体系陷入失衡。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逃离债市、股市，资产市场迅速下跌，损害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粮食等大宗基础性商品期货爆涨，并带动现货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由一国波及全球。
第二，机构传导
机构传导有两种方式：一是危机延发国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影响与母国同一系统的分支机构或总部的支付；二是一国的债务机构出现支付困难，而另一国的债权机构因对其借贷比重过大，可能被拖入债务危机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属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债券，而雷曼的最终破产导致其不能迅速回笼资金而影响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传导
此次金融危机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机构和个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动。这种恐慌心理切实地反映在股市、债市、汇市的不正常表现上。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产生后，市场走低给投资者心理沉重打击，股票市场持续大跌。从实践上讲，对于股票投资，投资者会根据掌握的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期，当其对持有资产的安全性产生怀疑，会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极易转化为集体行为，即所有投资者都将采取相同举措，形成蛊惑性传言使市场产生波动和震荡②。
（三）实际影响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巨大，不仅影响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而且将对今后国际金融秩序起到极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深刻影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和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当大比重。同时，美国为主的商行、投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把握主导权。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美元资产，推动其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发展，使得金融市场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不断积聚。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资产及其金融产品的吸引力和价值下降，其依赖资本账户支撑国内赤字和消费融资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反思。
国际金融格局和秩序转变的趋势可能加快。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游戏规则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广泛参与，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场肇始美国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现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够反映金融运行的普遍规律和原则，也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要求和特点。当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机破坏程度和影响领域不一、各利益相关方对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体措施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最终形成体现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参与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中国经验与策略的价值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因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金融危机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效验来探索金融危机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体策略，成为现今研究的重点。
（一）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的经验借鉴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
其爆发根源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而且各国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造成各国之间相互传递和影响，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作为在亚洲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能够把握机遇，从容应对，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从而赢得多方称许，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治理此次危机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对其开放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亚洲金融危机中，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中国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较小，原因在于国家对资本项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将使一国与国际资本市场联为一体。
但是由于单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与巨额国际游资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监管不健全、宏观调控薄弱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国内经济极易受资本大量流动和投机的影响，进而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汇率大幅波动。一旦单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危机扩散难以避免。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应与该国整体经济实力和金融调控水平相适应，采取渐进方式。同时，考虑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可能性，对资本实施暂时控制也是很必要的。这包括数量控制，也可通过征收交易税或要求金融机构在借用国外资金时缴纳准备金，以此加强对资本流动性监控①。
第二，实施较为灵活且稳定的汇率政策。
经验表明，一种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汇率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保障出口企业保持竞争力，也保证其顺利开展业务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干扰。众所周知，经济状况恶化是产生危机的土壤，汇率制度的优劣则是危机压力积聚的关键原因。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一旦产生波动，就会带动本币升值，从而加剧本国出口困难，在经济状况本身欠佳的情况下，使经济越发恶化。而本币币值高估，客观上为短期游资投机创造有利可图的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根据形势变化，改变以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汇率波动顺应市场变化且在一定可控区间内进行正常波动，从而较好的稳定市场，保证币值相对稳定，从而为抵御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坚定和提升民众对于应对危机的信心。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方面稳定了市场波动的局面，化解了游资冲击对于进出口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民众战胜危机的信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信心，某些情况下的危机是由公众信心危机引发，因此，对其治理必须以维护公众信心为先导。维护公众信心，首先要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稳定公众信心的紧急救援机制，包括如何迅速调集资金给予救助，如何迅速决定金融机构退出等；再次，公众信心的稳定离不开政府信誉，因此，政府信誉的护持、政策执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机现实策略的价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间推移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挑战。面对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使得对危机进行有效治理，进而研究出相应策略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建设，构建经济发展新思维。
近年来，基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导致一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然而，随着市场机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价格受到全球市场调节程度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成本增长阶段。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赖和资源消耗基础上的。
过于依赖外需状况，未能摆脱“三高一低”的束缚，产业竞争力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上，产品最终定价权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且总处于产业链低端③。
因此，依赖于低成本优势，着力发展低技术含量产业的传统思路难以维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金融危机为中国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
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沿海一些从事外向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使然。需要改变的是，一是选择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培育核心竞争力；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扩大规模，使价值链在原有基础上延伸至更高的产业环节或移向新价值链；三是使用高新技术对原有产业进行改造和创新，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抓住当前原材料下降的优势，掌握产品定价权，使产业发展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此外，着力拉动内需，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例如，中国政府通过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和多个产业部门的“产业振兴规划”的举措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选择①。第二，加强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依托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构建稳定有效的金融体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汇率调整的市场化是切实可行的。事实上，中国采取对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论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不仅有益国内经济的稳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稳定，在这次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中应当继续坚持。为此，在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金融创新要与实体经济增长相适应，要能够有效控制金融中介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金融管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利率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前提下放宽贷款额度管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机治理和调控机制，明确和强化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地位，加强危机风险意识的构建。
鉴于此次危机的复杂性，应全方位化解危机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模式。实现金融危机的转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为主体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参与金融危机治理。对政府部门而言，积极转变职能，加强调控和监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宏观管理；对非政府部门而言，主动参与，调整对象和策略以保证具体举措的应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强化金融危机治理的过程监管。实际上，金融危机治理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过程，分为不同阶段。如在预防阶段，启动金融危机预防机制，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风险意识，建立常设预防管理机构；在生成阶段，建立金融危机实时处理机制，收集相关信息调查研究，制定应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续阶段，进行金融危机调研评估，调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复阶段，建立危机善后处理机制，加强心理干预辅导，对危机结果和影响进行评测等。
第四，加强国际间合作，构建新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行，遏止和防范危机产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一国的金融危机跨越国界传播成为全球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冀望携手应对危局。2009年9月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建议，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尝试，既表明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共识，也会对危机的治理起到显著作用③。事实证明，符合时代潮流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务实性。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鼓励世界各国自身和整体国际利益相互协调，加强协商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寻求共同利益；新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要求在尊重彼此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要求相关利益方共同承担责任、共享政治经济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和促进作用。
四、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国际金融机制体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复杂性，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机的爆发而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牵涉面比较广，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必须各方达成共识才能有所突破和作为。有鉴于此，中国的作用应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中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为其他国家的危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则，在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基础上，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协作，遏止危机蔓延，为受这次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增加对受危机冲击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为减轻债务做出适当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中的地位，扩大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等；加强对IMF、WB等组织功能和政策设计的改造，使表决权及援助份额的分配和安排体现大多数国家合理意愿。
关键词:东南亚传导;金融危机;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2-0051-04
一、问题的提出
亚洲金融危机前,很多东南亚经济体都存在货币高估(以泰国最为典型)、经常项目赤字和外汇储备规模不足等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后,其在汇率政策、资本账户、外汇储备、债务结构和地区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东南亚经济体不但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且在很多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应对可能的金融市场波动。如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国际储备值分别为650、2292、51639、622、89756百万美元。 随着东南亚区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体的崛起,东南亚已经能够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中“脱钩(Decoupling)”的乐观情绪普遍存在。[1]但事实证明,受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各国经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甚至萎缩。无论是金融渠道、还是经济渠道,当前这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都深深影响着东南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二、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金融渠道
(一)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国际金融危机下东南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了显著下降,资本充足率基本上达到或者超过国际水平,资产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见表1)。除菲律宾发展银行等少数商银行外,东南亚的商业银行很少持有次贷相关金融衍生品。据路透社统计,东南亚国家持有的次贷相关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9月底的市值总额约为4.89亿美元,从而使得东南亚免遭巨额损失创伤。[2]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无论在国际货币体系或国际金融市场中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其经济衰退或放缓势必通过全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调整和金融资产重新估价对东南亚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就东南亚的商业银行本身而言,其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等都与国际性大型商业银行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东南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较弱的金融创新能力使得其难以与欧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展开充分的竞争而幸免于次贷危机。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去杠杆化”的问题,东南亚资本市场也面临重新估值的问题。2008年,东南亚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普遍呈现下跌的走势,而雷曼事件导致东南亚资本市场大幅度下跌,其中越南胡志明股市跌幅最大,全年跌幅达到66.02%,跌幅最小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指数跌幅也达到39.38%(见表2)。从东南亚上市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走势看,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股价下跌幅度普遍大于一般的工业股票,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投资者对东南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执怀疑态度。因此,即便是东南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没有出现较大问题,国际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却在下降,国际投资者减持东南亚的风险资产,甚至一些东南亚本土的投资者也更多地将资本投向更为安全的美国国债。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08年从亚洲资本市场流出的资本净值达到200多亿美元,超出了前两年的净流入。
(三)对汇率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中除新加坡外, 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在波动中趋于贬值成为大多数东南亚货币的基本态势。其中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最大,2008年全年贬值16.25%,其次是菲律宾比索,贬值14.7%(见表3)。
三、金融危机影响东南亚的经济渠道
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贸易、金融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问题都将通过对外贸易、市场预期等各个链条向外传导扩散。当前国际经济面临着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弥漫着较强的避险态势,从而影响到东南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而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衰退导致东南亚外需市场急剧下滑,使得东南亚长期以来依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一)进出口贸易下滑严重
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2009年8月24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菲律宾进出口总额为375.86亿美元,较2008年同期551.8亿美元下降32.8%,其中出口为172.21亿美元。同比下降32.8%,进口203.6亿美元,同比下降31.1%;根据越南统计总局2009年8月31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前8个月的进出口总额分别同比下降28.2%和14.2%。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第一季度,印尼出口贸易额为229亿美元,同比下降32%。进口190.7亿美元,同比下降36%。根据泰国商业部的最新数据,2009年上半年泰国出口总额共682亿美元,同比下降23.5%,进口总额572.2亿美元,下降35.4%。根据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石油贸易同比萎缩39%,非石油贸易减少24%,上一季度石油及非石油贸易分别下滑4.4%和11%。综上所述,东南亚对外贸易渠道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二)FDI流入加剧下降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时,东南亚的FDI流入仍然呈现出大规模流入状态。2008年雷曼事件以后,东南亚的FDI流入呈现出加剧下降的态势(见表4),这一方面反映出在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步入衰退和金融体系面临“去杠杆化”背景下,投资者本身面临诸多问题以及出现风险规避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经济发展前景的不乐观。以2009年泰国和越南的情况为例,2009年1-7月,泰国有588个项目申请,低于2008年同期的701个项目,投资额仅为2223亿铢,而1-7月共批准促投项目482个,低于2008年同期的666个项目,投资金额1153亿铢。另外,越南外国投资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1-8月,越南共吸收外资104.53亿美元,同比减少81.6%。
(三)海外汇款流入放缓
东南亚是全球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众多的东南亚侨民每年通过汇款支持其国内家庭或者亲属的日常生活、就医以及学习。在部分比较贫困的家庭收入来源中,海外汇款占据50%以上的份额。而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海外汇款流入放缓甚至减少,以此恶化了东南亚的社会贫困问题。以东南亚地区海外汇款流入最多的菲律宾为例,2008年下半年以来,菲律宾的海外汇款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见图1)。
四、金融危机再次冲击东南亚的反思与启示
(一)从短期看:包括东南亚经济体在内发展中国家难以与欧美发达经济体“脱钩”
金融危机导致欧美经济衰退,并通过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动荡等多种渠道影响到包括东南亚在内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欧美经济衰退导致进口下跌,使对欧美消费市场严重依赖、并对全球经济周期高度敏感的东南亚和我国等出口国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东南亚经济体与欧美发达市场的金融联系非常重要但又难以量化,欧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导致全球性金融动荡对东南亚经济体融资状况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另外,次贷危机诱发初级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因此严重恶化,进而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总而言之,在短期内,东南亚经济体系的增长模式难以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驱动型经济模式,实现与欧美发达经济体“脱钩”。[3]
(二)从长期看:次贷危机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凸显出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时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调整压力
东南亚经济体依托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巨大消费市场、通过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次贷危机也显示出美国“寅吃卯粮”消费模式调整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从2008年的数据看,美国的储蓄率也在不断上升,反映了美国消费模式正在朝着预期的方向调整。对于我国而言,我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过去几年东南亚区内贸易比重以及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上升只是反映了全球供应链中纵向一体化的深化,并非东南亚地区本身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在增强。考虑到以我国为核心的生产纵向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欧美的消费市场,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东南亚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容易遭受发达经济体波动的冲击。对于我国而言,东南亚的教训启示我们实施内外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
(三)从外汇储备看:需要重新审视外汇储备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以正确规避金融市场的波动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东南亚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导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此后,东南亚国家实施了较为保守的汇率政策,并追求外汇储备的最大化来规避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本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伤害。而此次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再次冲击启示我们,面对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外汇储备并非万能的。从金融角度看,在雷曼事件引发全球性金融恐慌的时候,东南亚的外汇储备的确有助于应对危机,减轻了美元短缺的压力,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的紧张仍然通过信贷市场条件收紧、资本外流等多种渠道影响到东南亚。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东南亚经济体积累的大规模外汇储备最终流向美国,东南亚过度积累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对经济增长资源的浪费,间接减少了可用于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增长的资源。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唐德科就东南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中指出,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未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适宜的外汇储备,而不是简单且单纯地追求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张。就当前的情况看,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美联储实施“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虽然这有利于美国抵抗经济衰退,但可能会使美元进一步贬值,使得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的东南亚经济体的外汇资产状况大幅恶化。
(四)从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角度看: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反映出东南亚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进展落后于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
从历史看,东南亚地区性货币金融具有明显的危机推动性质,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建立的。十年来,东南亚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推进地区性合作,包括各国货币互换协议和外汇储备集合等。但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东南亚的地区性货币金融合作进展不够快、力度不够大,且明显缺乏战略性和前瞻性。对于我国而言,需要加快推进东南亚当前货币金融合作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地位和作用,例如通过构建共同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提高东南亚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综合分析,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到东南亚经济金融发展。由此我们得到启示:一方面,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随着生产纵向一体化发展,各国经济增长都是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极具消费潜力的大国,要增强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必须更加重视均衡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Gabor Pula, Tuomas A. Peltonen: Has emerging Asia decoupled? An analysi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linkages using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DB/OL].ecb.europa.eu.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规范
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 Uniform 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 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3]王棣华,花婷婷.事件推动会计准则的完善[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摘 要: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东亚范围内探讨金融合作成为政策层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文分析了东亚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我国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东亚;金融合作;问题;对策
“东亚”是一个泛指,一般指“10+3”国家(地区),即东盟十国(asean,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加上
(2)进一步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国内经济进一步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的规模,提升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整理
参考文献:
[1]谢世清.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m].北京:
关键词:统一债券市场,亚洲债券基金,金融监管
一、引 言
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深刻意识到加快亚洲金融一体化进程、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开始加强区域内的对话与合作。但由于亚洲各国的经济水平相差悬殊,金融市场及配套设施发展不平衡,加之历史、宗教、文化及立场上的差异,亚洲的全面金融合作存在较多困难,目前难以展开。
在全面推进亚洲金融合作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债券市场的合作具有客观上的便利条件,相比其他金融工具,债券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优势,债券市场也就具备了较强的风险抵抗能力。因此,在包括债券、股票、货币等领域的亚洲金融合作进程中,统一债券市场就成了风险最小的安排。此外,债券市场的区域内合作对各国货币政策的冲击较小,操作起来也较为简单,容易被各国接受。基于上述原因,可以通过设立统一债券市场作为突破口。创造一种长期对话协调机制,推进亚洲的全面金融合作。
二、亚洲统一债券市场的进程
从类似欧洲货币同盟的亚洲货币联盟和类似欧元的亚元设想,亚洲各国政府和专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区域金融货币合作建议O.基于亚洲地区的现实情况,各项合作建议中有些还不具备付诸实践的条件,并且各国之间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于尽快建立亚洲统一债券市场已经达成共识。
目前为止,亚洲统一债券市场的主要进展如下:(1)2000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通过了“清迈协议”。这一协议为后来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2)2002年6月,泰国在第一届亚洲合作对话(ACD)中首先提出建立亚洲债券市场的倡议。同年8月,泰国在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上提出建立亚洲债券基金的设想,构建了亚洲债券基金的雏形。(3)2002年9月,中国香港在第九届APEC财长会议上提出“发展资产证券化和信用担保市场”,以此促进亚洲地区债券市场的发展。(4)2002年11月,韩国在“东盟10+3”非正式会议上建议: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各成员国国内资本市场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完善区域性的信用评级、担保、清算等方面的制度和机构建设,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5)2003年2月,在“东盟10+3”高层研讨会中,日本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启动方案”,并提出相应的启动措施。(6)2003年6月2日,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宣布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合作建立第一支亚洲债券基金(ABFI,Asia Bond Fund I)。ABFI的成立标志着统一亚洲债券市场进程的正式开端。(7)2004年12月16日,EMEAP宣布亚洲债券基金二期 (ABF2,Asian Bond Fund 2)即将启动。与ABFI相比,ABF2有明显的进步:规模由10亿美元扩大到20亿美元;投资方向由八个经济体的主权和准主权美元债券拓展到主权和准主权本币债券;确定了向私人部门开放的原则。
目前,如何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在五个区域合作论坛上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议题,它们分别是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APEC金融首脑会议(APEC FMM)、亚洲合作对话 (ACD)、ASEAN+3以及亚欧会议(ASEM)。这五个论坛共同致力于研究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设计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洲债券市场的融合与发展。
三、当前的困难与挑战
与欧洲联合相比,亚洲债券市场的统一仍然困难重重,其面临如下主要问题。
(一)各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政策协调
理论与欧盟的实践表明,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会阻碍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的统一进程。因此,亚洲各国和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过大,被认为是区域合作的最大障碍。此外,亚洲各国在货币、财政、利率、汇率等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存在较大问题,缺乏必要的合作机制,成为债券市场统一乃至金融合作的一大桎梏。
(二)各国(地区)债券市场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完善
就地区债券市场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发展债券市场方面卓有成效,成为除日本和中国以外的亚太最大市场。但除了日本、中国、韩国,之外,亚洲其他经济体债券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发展也较为缓慢。这种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必然给亚洲债券市场的联合带来阻力。
除了市场规模的差距较大,亚洲很多国家(地区)的债券市场在结构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突出表现在政府债券占绝对统治地位,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次之,公司债券的比重过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结构相差甚远。此外,各国债券市场的不完善还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不完备以及投资者的基础薄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较深,而且亚洲金融市场中的共同基金不发达,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相对弱小。同时,由于购买程序的复杂并可能涉及一些额外的税收,使海外投资者的参与程度不高。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各国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基础十分薄弱。
(三)各国立场存在差异、短期内动力不足
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所受的影响来看,泰国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因而在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过程中也最为积极,新加坡、韩国的积极响应也是深感加强区域合作、协同防范风险的重要性。中国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已公开表示积极参与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为亚洲的区域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日本希望通过亚洲债券市场的统一,并逐步发展到以日元为主的区域内货币计值,进一步确立其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并加强在世界的地位。
虽然亚洲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但在第一个亚洲债券基金成立之初,各国的不同立场就已显现出来。对于未来亚洲债券基金的发展方向尤其是统一债券市场的记值货币问题,以及下一阶段推进债券市场合作的速度,为此投入多大的资金与力量等问题,各国立场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亚洲债券市场统一的过程中,各国(地区)之间协商对话,相互磨合,最后达成共识尚需要很长的时间。
(四)相关配套制度与机构的缺失
1.缺乏有效的跨国监管协调机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意识到金融监管不适应金融业的高速发展是造成这场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普遍对监管体制和法律体系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但是,亚洲统一债券市场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跨国监管协调基础之上。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分别对自身金融体系的监管制度大力改革的同时,却没有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监管体系,并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2.区域性的支付清算、评级、担保等配套机构的缺失。一个完善的亚洲统一债券市场需要一个安全高效的多边或双边支付清算体系,一个区域性的评级体系,一个区域性的担保体系。但目前来看,上述配套机构基本处于缺失状态。首先,落后的证券结算系统不仅使交易者面临风险,还可能引起登记结算体系的混乱。目前,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清算支付体系发展迅速,但就整个亚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支付清算体系仍很不完善。其次,由于亚洲本地缺乏权威性的国际性评级机构,导致美国的评级机构基本垄断了亚洲的主权信贷评级业务。考虑到亚洲债券市场的统一进程必然会扩大企业债券的市场规模,并提高区内货币的计值范围,此时区外评级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更多地暴露出来*.因此,亚洲地区迫切需要区内评级机构的建立,并提高其权威性,这样才能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日本的信用保证协会、韩国的信用保证基金、香港的信用保险局、台湾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等本土担保机构的建立,为企业融资和债券交易提供了便利。但是,同支付清算、评级机构一样,亚洲同样缺乏一个亚洲范围的担保机构来促进跨国的债券交易。
3.缺乏有效的避险机制。要实现金融市场的融合,能够运用诸如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风险规避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在亚洲地区,除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较好之外,其他国家的衍生市场在规模、品种、制度等方面还很不完善,目前尚不能起到有效规避风险的作用。在亚洲债券市场成立以后,避险工具的缺乏将使各国的债券市场处于难似衔接到位的尴尬地位。
(五)面临欧荚债券市场的有力竞争
欧美债券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已日趋成熟,其主导性和吸引力仍在不断强化,成为国际金融领域规避风险的重要场所。在市场的规模、结构、稳定性、流动性和成熟度等各方面考察,欧美债券市场都使得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望尘莫及。与区内资产相比,大量的亚洲投资者更愿意持有区外资产,亚洲国家依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因此,对于亚洲债券市场的统一进程而言,来自强大的欧美债券市场的竞争是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四、推进亚洲统一债券市场的策略
(一)加强汇率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协调
欧洲的经验充分表明,各经济体之间汇率体系的稳定以及有效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是实现金融合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亚洲各国稳定自身经济的同时,应注意发展相关国家货币间汇率的稳定以及汇率制度的协调,并加强经济政策的对话与协作,从而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统一。
考虑到亚洲地区的多元化特征,以及各种次区域组织和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不断出现,只有由各国政府出面进行经常性地、实质性地沟通和协调,才能使汇率机制的协调和债券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在亚洲地区形成稳定的统一汇率体系之前,可通过逐步扩大亚洲货币互换机制来平抑汇率的异常波动。根据《清迈协议》的安排,日本与韩国、泰国、菲律宾,中国与泰国和日本,已经分别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积极研究磋商之中: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2013》报告更新版预测显示，受国内需求疲软影响，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放缓至7.6%和7.4%。这一预测值较今年4月和7月的报告均有所下调。
《亚洲发展展望》负责分析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前景，是亚行的主要经济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摆脱过去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更加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报告认为，经济稳健增长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变得更健康、更可持续。新加坡大华银行经济分析师全德健表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进口需求下降，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促使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之一。
报告还指出，中国内地需要继续采取结构性措施来提振经济并且掌握平衡，既要通过改革和刺激方案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要管理好货币政策以减少金融业的风险。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认为，要想鼓励更多的本地消费，需要加大在健康、教育及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共开支，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下，财政改革有必要保障充足的资源来满足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报告还称，疲弱的经济环境有利于缓解中国未来的通胀压力，因此将中国今年的通胀预期从4月预计的3.2%下调至2.5%，明年则由3.5%下调至2.7%。
受区内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加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亚行将亚太地区2013年整体经济增长预期由4月的6.6%下调至6.0%，并呼吁区内经济体提高警惕维护近期的金融稳定。而因猜测美国将逐步削减债券购买规模，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撤出亚洲。该行还将2014年亚洲经济增长速度从6.7%下调至6.2%。
美联储削减量化宽松的预期给亚洲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受到较大冲击。但报告认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会重演。新加坡大华银行经济分析师全德健认为，亚洲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很多国家都保持着经常账户盈余，并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了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管理和公司治理，美国削减量化宽松的预期对亚洲国家的实体经济影响不大，但热钱撤出对金融市场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展望未来，报告警告，亚洲国家面临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双重挑战。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表明亚洲国家急需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支持经济增长。亚行认为，亚洲国家应优先加强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亚洲国家还应该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到未雨绸缪。
报告还表示，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将从2012年的3.7%下降到今年的3.6%，区域经济增速放缓和相对稳定的大宗商品价格是通货膨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报告中指出，亚洲经济放缓“凸现亟需推进在很多领域已经受到拖延的一系列改革，这些领域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基础建设、巩固财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亚行指出，这些改革将是保持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