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3: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家的经济建设就已上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而加强国际之间的贸易合作显然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国之路。因此，与各国的贸易往来逐渐成为我国一些地区的支柱产业。我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发展对外出口贸易有极其便利的条件。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自身的产业也都趋于饱和。在相对较为严峻的大环境下，农产品外贸发展过程中诸如金融危机等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基于此，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农产品外贸发展起到一定的参考帮助作用。
关键词：
亚洲；金融危机；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提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外出口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我国农产品对外出口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并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开辟了我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化道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会在今后继续不断扩大，我国也会继续发掘自身优势来全面提升新的贸易增长点。本文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形成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洲金融危机下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机遇，提出促进农产品对外出口贸易、扩大农产品对外出口贸易规模的对策建议。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形成因素
对亚洲的金融危机而言，其主要是起源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泡沫经济体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大部分依靠外资纳入，并且注重劳动密集型方面的产品进行贸易。东南亚的国家对科技教育方面的事业资金投入量相对来说较小，其管理与教育方面的人才却比较匮乏。近年来，由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受到限制，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依赖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所生产的大部分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所以出口贸易也主要针对这个方面。并且，在产品出口方面，产品十分单一。对外资过分依赖，致使经济呈现出飞速增长的趋势，由此产生了泡沫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部分国家的宏观调控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造成出口下降。1998年的1-5月，我国的农产品主要针对亚洲进行出口，出口金额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与1997年进行比较，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其中，对菲律宾口总额出口下降12%、日本出口总额下降16%、泰国出口总额下降46%、香港特区出口总额下降13%、新加坡出口总额29%。并且，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产品的影响还有很多，如因为一些农业相关产品的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样的现象直接导致国内生产企业有效利润产生下降趋势，且这些企业的出口订单受到影响，一些已经商谈完成的合同无法签定；还有一些国家的客户或者是企业，将东南亚国家由于金融危机导致货币发生贬值现象作为理由，所以就要国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对其出口的商品进行降价，不然就换其他的进口渠道，令我国的农产品外贸企业在国际化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进而降低了我国的农产品外贸出口获益。
1.对贸易方式的影响针对我国对进口材料及原材料需求较大的相关经营企业和单位来说，在材料出口及加工业务需要进一步整合贸易出口方式。我国很多对外出口贸易企业实行的都是亚洲出口贸易模式，即对出口数量更为注重，对材料的选择和材料的成本较为轻视，且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针对东南亚地区来说，我国原材料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对产品的需求度明显降低，变化程度最为明显的即为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商品。由于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很多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企业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一减再减，同我国出口度最大的1997年及1998年相比，在对来料的加工出口比重中，亚洲地区的出口份额下降了24%，不同的是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出口份额增加速度明显加快，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2.对出口商品的影响首先，由于受到货币贬值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产品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得到了很大提升，为企业生产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就会对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消极影响，造成需求量大大降低。同1997年相比，在1998年的上半年中，以我国的水产品为例，针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量分别下降了7%和28%，造成很多出口贸易企业濒临破产边缘。并且，以冷冻家禽产品为例，针对东南亚地区的产品出口量与往年相比下降了41%。在全球肉类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亚洲金融危机对其影响能力较小，影响范围仅局限于全球局部地区。就算如此，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能力依旧不容小觑，给货币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并导致其贬值。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亚洲农产品中的肉类大部分被销往亚洲、非洲等国外市场，同时逐渐呈现扩大化趋势。国际肉类市场由于受这种趋势的影响，致使其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对油料和奶制品采取抑制措施，致使市场需求减少，同时由于食用糖不是其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进出口产品，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市场供求状态基本持平。东南亚地区的油类产品出口量将大幅度增加，尤以印尼和马来新亚为主。
三、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产品贸易的机遇与对策建议
（一）农产品贸易在金融危机当中的机遇
1.对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十分有利西方一些国家以及IMF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各国家的金融援助策略方案,都是将“开放贸易的改革”作为基础的条件。如此一来，就会加大这些亚洲受援国家的农产品贸易量。例如韩国，把对大米和牛肉的价格保护在一定范围内，小幅度下降，泰国将贸易过程中的关税降低措施等。一旦我国加入了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世贸组织），那么我国的贸易环境将会在一些地方进行有利改变。并且，对我国而言，存在着地理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由此就会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方面带来更多的效益。
2.有效带动了农业的技术进步亚洲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的农业设备及技术“供大于求”，造成了该方面的市场需求不足，令一些新研发出来的农产品相关的技术和设备价格下滑，如新型种子、饲料、添加剂及新型播种机器设备等。所以，一旦我国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引用，我国就能有效带动农业的技术进步。
3.提升了东南亚地区龙头企业的进入概率亚洲的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大部分国家的股市出现下跌现象，大部分的企业出现了破产倒闭的现象，并且进行了设备拍卖，如此就致使地区性的食品和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的整体资产产生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更加容易对国外企业进行兼并，提升了东南亚地区龙头企业的进入概率，同时也为我国收购倒闭企业的二手设备提供较好的条件。
（二）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发展策略
1.将农产品生产产业化，优化贸易环境从传统的农产品发展水平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打破原始农产品发展的瓶颈，只有将农产品发展产业化才能将农业发展一体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省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他产业快速全面发展，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做好坚实后盾。并且我国政府需要对世界各国的不同贸易壁垒特点对农产品行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从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条款进行有针对性地制定贸易准则，并采用谈判和协商的办法，与产品进口国进行协商，旨在突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从而有效维护合法权益，降低亚洲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2.建设农业基础设备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建设农业基础设备，提升农业基础能力，进而提高金融危机“抵抗力”。用以前的旧观点来定义农业，就是靠天吃饭的产业。现如今，农业生产设备更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还适当建设了大量的农业耕地设施，如近几年水库和发电厂陆续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在种植农产品上面遇到的水、电，耕地等难题，在根本上抓好农业基础设备的建设是提高农产品水平的根本保障，为现代农产品发展打好基础。并且需要政府进行从中协调、律己，进而营造更为良好的农产品贸易环境，有效预防了金融风险。
3.培育特色的农产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常规的蔬菜水果进行特色农产品培育，在相关国家政策法规的规定下，建立优秀的农业生产工业产园，将传统的蔬菜水果进行更加系统化的管理和培育，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加大研究力度，尽可能发展特色农产品，在保证农产品生产水平的同时，为以后的农产品发展奠定好坚实基础，如将传统的水果山楂做成美味的山楂饼等，形成多样化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产品贸易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的“存活率”。
4.大力支持和发展绿色农产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我国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客观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出口贸易产业的进行。随着国际贸易对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加大绿色农产品的发展和开发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绿色成为现代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的主要色彩，健康无害、营养丰富是绿色食品的主要特征，绿色食品逐渐成为国际化食品进出口的主要发展方向，绿色食品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农业发展良好的生产环境和规范的生产技术，在食品加工时需要安全无污染，通过提高工艺水平提升相关产品的生产质量，在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条件下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经济的发展，有效降低了金融风险。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贸易产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贸易的增长每年呈现递增趋势，自由化和灵活性是其主要特征。根据近几年的相关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重视，新的政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农产品出口的现状，为我国外贸产业提供了最新挑战，也是当前局势的全新机遇。首先，在提高自身农产品质量和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应时刻关注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走动趋势，在维护旧市场的同时，开展新的客户群和开拓全新的国际市场，将我国农产品的优势发展到最大。另外，对国外农产品局势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农产品选择上的优势，这样的优势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将大大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存力及竞争力，避免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提升国有产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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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打了投资者、政府和IMF等国际组织一个措手不及。韩国、泰国、印尼与马来西亚经济曾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奇迹”，1970年以来，连GDP年均增长率最低的印尼也达到了6.9%，而韩国则高达8.4%！东亚经济体各政府历来有颇为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记录，避免了过度的财政赤字，外债负担不重，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外向型经济政策下，这些国家出口成长在大部分年份表现较好，同时有能力吸引较多的国外私人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是亚洲各国始料未及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果的严重程度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汇率体系的瓦解与大幅贬值，利率的飙升，资产价格的缩水，使得私人公司部门平衡表急剧恶化，显著增加了债务负担，流动性困难迅速演变为清偿能力问题。企业的破产，银行坏账的激增，又进一步加剧了信用紧缩，导致投资与消费需求萎缩，打击了真实经济活动。危机后的第一年，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深重的衰退。印尼的GDP下降了15.3%，泰国为负8%，马来西亚为负7.5%，韩国为负7%。
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之广也出人意料。泰铢的贬值，不只是波及了经济发展水平或结构颇类似的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扩散到了已经实现工业化，当时属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的韩国，甚至香港都惨遭连累。大致而言，东亚经济体之间较强的贸易联系，较大的资本流动，地理的毗邻，加上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和“羊群效应”，大大增加了金融传染的发生概率、传播速度与杀伤力。
起因探究
探究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从实证的角度，有几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线索可以追寻：汇率政策的不当，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企业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错配。
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快速成长，贸易与资本日趋开放的环境下，当时的亚洲各国仍然继续维持固定的或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基本面发生逆转时，这种固定汇率制度就会承受极大的压力。在1995年至1997年上半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与韩国的经济过热，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曾达到了占GDP8%的高水平。央行为了苦挺人为高估的汇率，不惜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即期与远期市场。当央行外汇资产不断下降而基本面并无改观时，央行维持固定汇率的可信度也就相应下降。市场投机者的累累攻击最终导致固定汇率制的崩溃。
固定汇率制还给私人部门造成了一个“道德危害”，即政府为本国企业、金融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债权人提供了汇率风险的隐含担保。尽管与拉美国家有别，东亚国家政府国际债不多，但在泰国和韩国，私人部门大量境外举债，企业与银行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币种错配，而且以外币短期债务为主，用于本国非贸易部门尤其是房地产的长期投资。当本国货币被迫贬值而利率上升时，债务负担显著加重，就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导致银行坏账激增，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经验教训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初大萧条以后所发生过的最严重，波及面最广的经济危机。对于新生市场国家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最主要的教训需要认真吸取，它们涉及到汇率机制、金融体系与资本账户。
首先，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无论是采取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汇率制度的可信度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宏观政策与经济基本面必须与维系该种汇率制度的条件相一致。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重要，外部冲击因素增加，美国、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经济大国货币自由浮动的环境下，大多数新生市场国家更宜采用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无论如何，当经济政策基本面与固定汇率制的要求背道而驰时，市场压力往往会导致固定汇率制的瓦解。尤其在初始外汇储备有限或不足时，试图干预汇市以捍卫不可持续的固定汇率极可能徒劳无功。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金融体系稳健的特殊重要性。它暴露出金融部门是亚洲经济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泰国、韩国和日本的制造业水平在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名列前茅，但金融发展普遍滞后。资本市场缺少效率，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透明度低，信贷决策不当，导致资本过多流入房地产，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严重欠缺，外部审慎监管无效。宏观经济环境稍有逆转，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立即扶摇直上，危及金融的系统稳定性，加剧了汇率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而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但是其银行体系最为稳健，成功地接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正是因为汇率危机与银行危机的相互交织与相互加强反应，加快了亚洲危机的传播速度，也使得其破坏力大为增加。这种所谓“双危机”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
亚洲危机的第三个主要教训是资本开放的复杂性。东南亚国家在全球新生市场中最先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尝试，也获得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巨大好处。不幸的是，较自由的资本流动与相对固定的汇率成为了一对不自然的政策搭档，而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意味着这些国家不能有效地管理资本波动性增加后的风险。所以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必须事先或同时进行金融改革。金融的稳健可以使一国获得开放资本账户最大的惠利，同时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中国为何能独善其身？
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中国不但能够幸免于难，而且在亚洲危机平息的后续年份里经济蒸蒸日上，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所谓天时，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而非1993年。这期间，中国成功地实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外汇机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严重过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常账户扭转逆差为持续盈余，国家外汇储备由区区2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00亿美元，经济基本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
地利就是尽管亚洲周边国家的危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冲击，使出口需求与FDI流入严重下降，但与东南亚小型开放经济体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体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与调整空间来应对亚洲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受“美元荒”的影响，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是基于国际贸易和稳定固定汇率为目的的外汇储备充足性问题。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多元国际储备体系的出现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迅猛发展，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研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变得较为活跃，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又相对沉寂下来。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汇储备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普遍大规模囤积外汇储备的趋势，有关外汇储备理论特别是针对亚洲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研究重新活跃起来，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追溯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传统理论向现论的发展
外汇储备需求理论包括两大分支: 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和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理论。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是外汇储备规模理论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在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更大。
传统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建立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满足国际交易需求和预防性需求的功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汇储备不仅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而且也是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凯恩斯最先特别指出外汇储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1953 年，IMF 首次对国际储备充足性进行研究，但诸如此类的研究仅出自于简单的经验判断。现代外汇储备需求研究始于 Heller，他认为一国外汇储备需求受制于持有储备收益与机会成本间的均衡。［1］Heller 和紧随其后的学者脱离了储备 / 出口的传统经验主义，主要从外部支付( 国际收支) 、出口边际倾向、规模变量( 如进出口) 和机会成本等角度研究外汇储备需求，因此外汇储备需求被视为具有一种积极职能。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真正的浮动汇率制难以实现，而且资本账户自由化增加了对国内金融安全的担忧，提高了外汇储备需求，因而使全球外汇储备总量有增无减。
西方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40 年代，经过 60 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外汇储备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单一因素理论的比例分析法、成本 － 收益分析法和多因素影响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研究主要采用比率分析法，Robert Triffin提出的储备 － 比例法，将储备与进口的比率( R/M) 作为衡量一国储备充足性的标准。［2］
这一理论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只考虑了商品交易的对外支付需要。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这一弊端越来越明显。Machlup 提出有趣的“衣柜效应”，认为一国货币当局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类似“夫人对其衣柜中的时装需求”，即越多越好，并不存在各国通用的适度规模标准。［3］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西方学者开始利用模型对储备需求进行定量研究。其中以Heller 和 Agarwal 提出的成本 － 收益法为代表。Agarwal 模型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必需品进口的不可压缩性、闲置资源等特点，较全面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影响力较大。［4］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货币主义学派的Brown 和 Johnson 等经济学家认为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供应量来决定，并在特里芬比率基础上分别提出国际储备与国际收支差额比率和国际储备与国内货币供给率等。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预防性与重商主义动机对弈
( 一) 国外研究
近 20 多年里，混合汇率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被采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积累缓冲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在研究外汇储备需求的众多理论探讨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是认为储备应达到足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规模。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都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针对这一发展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些学者强调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预防机制，即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新兴经济体缓冲外部冲击、屏蔽金融危机，代表学者是 Aizenman。Aizenman 以韩国为例，解释东亚国家出于预防性动机囤积外汇储备，目的在于降低因短期资本流动突然逆转而引起的高昂产出下降成本的发生。［5］
进一步地，Aizenman 和Lee 对发展中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的预防性动机和重商主义动机进行比较，并通过实证验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出于预防性动机积累外汇储备。［6］特别地，Obstfeld、Shambaugh 和 Taylor指出，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和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也从保证国际支付转向防范异常资本流动。他们基于资本双向流动考虑构建了一个金融 － 稳定模型，并验证该模型能比传统模型和基于外债与“突然停止”的模型更精确地估算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积累外汇储备的行为。［7］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重商主义角度出发进行解释。Dooley、Folkerts － Landau 和Garber 指出新兴经济体将积累外汇储备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展战略，旨在维持低估的汇率来刺激经济增长。［8］并且，他们认为外汇储备可以作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抵押品，一国“重商主义囤积”会诱发他国“竞争性囤积”。根据 Aizenman 和Lee 的观点，预防性动机和重商主义动机对国际储备囤积需求的解释可能实力相当，但这两种外汇储备需求观点存在两个不同之处: 一是与不同福利效应相联系; 二是预防性动机决定外汇储备的“最佳”规模，而 Dooley 等重商主义方法将外汇储备规模视为一个未解问题并且不尝试确定其最优规模。
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为研究对象，一些学者研究指出政治稳定因素在解释外汇储备需求上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外汇储备积累需求的影响，但自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政治因素的关注才明显增加。Aizenman 和 Marion 从风险角度分析外汇储备预防性需求，实证发现政治经济因素，如领导层变更与政治腐败都会影响外汇储备需求，因此外债/储备比率作为国家脆弱性指标或许没有作用。［9］
遵循这一思路，Aizenman 以拉美国家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提出政治不确定性是影响产出冲击、负债与外汇储备间关系模式的关键变量，硬型( T 型) 决策者选择负债和外汇储备来缓解征税成本，而软型( S 型) 决策者选择负债和外汇储备是为了获取特殊集团的当前资源。［10］
( 二) 国内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有关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吸引了大批国内学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对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从国际收支角度来进行，并通常侧重于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来分析外汇储备适度性。
总体上看，2005 年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充足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量的，如武剑、吴丽华、时建人、王国林等。王国林分别运用国际比较分析以及 IMF 的 3 个定量指标( 储备/进口率、储备/短期外债率、储备/广义货币率) 来估算 1991 年 ～ 2000 年中国外汇储备适度值，结果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大大超量。［11］
另外一些学者与之对立，认为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提高到适度水平。刘斌以货币供应量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并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比较，来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外汇需求的诸因素，提出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指标和安全界限值，并认为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12］
刘莉亚、任若恩运用回归技术与协整方法，建立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需求模型并分析了近 20 年来外汇储备规模的失调情况及其主要原因。［13］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静态研究思路，为今后外汇储备的动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路。遵循这一思路，一些学者从动态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认为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具有阶段性。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采用外汇储备需求因素法和信号灯模型分析我国 1990 年 ～2005 年的外汇储备适度性，并用 ARMA 模型对 2006 年、2007 年两年的外汇储备进行评价和预测，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即 1990 年 ～ 1993 年不足，1994 年 ～ 2004 年适度，2005 年 ～ 2007 年过度。［14］
游碧蓉、周丽萍运用改进的阿格沃尔模型测算 1996 年 ～2005 年的外汇储备规模并得出结论: 1996 年不足，1997年 ～2002 年适度，2002 年 ～2005 年过量。［1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李扬、余维彬认为，外汇储备功能因时而变，只从传统功能角度来讨论外汇储备规模没有意义。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过多论”被更多认同，一些研究便试图从更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的外汇储备。巴曙松、朱元倩利用广义可加模型讨论了内外利差和汇率弹性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作用。［16］
刘兵权则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而导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结果。［17］
四、2008 年金融危机后:研究新进展及未来研究方向
( 一) 研究新进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囤积外汇储备的国家获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早期对大量囤积储备的担忧已被证明夸大了。此次危机深刻说明外汇储备自我保障作用的重要性，使那些吸取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而大量囤积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幸免于难。当然，这次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对外汇储备新问题的讨论: 如何积极运用外汇储备来应对危机? 外汇储备积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防御危机的效用? 中央银行间互换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职能是否能替代未来外汇储备积累需求?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研究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Aizenman 和 Yi 追踪了 21 个新兴市场国在2008 年金融危机窗口期的调整行为来分析外汇储备“清偿力”程度，发现各国表现纷乱复杂。［18］Aizenman 分析了 2007 年 12 月后生效的互换协议所涉及的 24 个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认为，由于中央银行只在有利本国利益时才提供流动性支持，因而互换协议对外汇储备的取代很有限，并建议通过深化区域储备池( 如 CMIM) 和延长互换协议期限来减小预防性外汇储备需求。［19］
更进一步地，Aizenman 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运用储备的模式及选择动因，发现 2008年 8 月 ～2009 年 2 月期间这些国家平均汇率贬值率都约为 30%，他解释可能的原因是“害怕浮动”国家比“害怕损失储备”的国家受到的危机冲击影响更大。［20］Mendoza 实证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 5 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同危机脆弱性指标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各国政策当局为预防危机而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21］
我国也有个别学者探讨了外汇储备的危机预防及屏蔽作用，对未来外汇储备需求的调整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谷宇等人基于外汇储备预防性动机建立了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模型，应用受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法证明我国外汇储备起到了屏蔽、缓冲金融危机的作用，并建议在后金融危机下，短期内应增加汇率灵活性，长期内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根本上降低经济体对外汇储备的需求。［22］
( 二)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关注储备积累负面激励效应。尽管近期研究基本上肯定了外汇储备可以作为当前危机的一种稳定力量，但也应该提出警告: 长期内这些好处可能被外汇储备自身创造的负面激励效应所抵消。因为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到政府的紧急援助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借贷决策，则外汇储备积累可能增加私人银行系统过度举借外债的道德风险。实际上已有学者证明外汇储备对减轻危机冲击的效用是递减的。
2． 关注储备运用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研究，是否和如何运用储备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是国家脆弱性。例如，在新兴市场国中，韩国资本自由化程度很高，危机刚发生时约一半的外汇储备是韩国国内银行以硬货币借入的外债和外资股，“去杠杆”风险很大。巴西和智利“去杠杆”风险较小( 外资股比重较低) ，但却面临着商业贸易恶化的高度风险。因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储备运用模式，前者大量运用储备来减轻危机冲击，后者则避免运用储备而宁愿选择贬值货币来应对危机冲击。随着全球流动性危机的继续深化，内部积累有限的国家会更不愿意损失储备。其次，运用储备也受限于储备自身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可能借助于其它工具得以增强，如互换协议等。此外，还存在其它一些潜在影响因素。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外汇储备需求还有待观察，不过在这里需强调的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时需重视一个关键问题，即各国应动态调整其政策框架和宏观经济策略以适应危机挑战。
3． 关注储备的削减机制。互换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可选择信贷额度与外汇储备的“稳定”作用相得益彰，但却不能据此而抵消之前囤积储备的好处。因为在长期内，导致这些互换协议产生的全球性极特殊事件，不可能适用于更局部的特殊情况，而且这些互换协议自身也存在缺陷，不能完全替代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功能。因而，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来探讨未来外汇储备削减机制。
4． 关注人民币问题。中国保持着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金融体系远远滞后于实体经济，因此中国将巨额储蓄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大国的崛起为人民币积累了内在价值，特别是人民币可以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如果中国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则人民币支付在许多国家会大规模增加。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国的中央银行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因而逐渐推广的人民币互换协议增加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亚洲国家外汇储备需求政策。
近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该市参与调查的25个小区居民中，有26.55%的购房者是出于投资或投机。人们所熟知的温州炒房团，更是这方面的典型。民间的说法是，其炒房资金高达1500亿元左右。许多城市的高房价已远远超出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国家有关部委和许多经济学家虽对时下股票过热一再发出警告，但股票仍一路飙升。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华商留下了太多的伤痛。
谁了多米诺骨牌
1997年，对东南亚各国来说是最不堪回首的一年。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偏居世界一隅的它们，虽然，这种关注有点苦不堪言。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一下子给搞垮了。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7年他移居英国，并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1956年去美国，在美国通过他建立和管理的国际投资资金积累了大量财产。
索罗斯采用的是立体投机策略，即采取各类金融工具同时进行投机性冲击的策略，利用即期外汇交易在现货市场上进行投机，利用远期外汇交易在远期外汇市场进行投机，利用外汇期货和期权交易进行冲击，利用货币当局干预进行投机。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 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纽约道琼斯指数、伦敦和东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漩涡。
华商深陷泥潭
邓普顿泰国基金是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在1997年6月推出的一支专门投资于泰国的新兴市场基金，管理该基金的基金经理是被《纽约时报》尊称为新兴市场教父的马克・莫比尔斯博士。该基金当时的发行面值为10美元。在该基金发行日，有位泰国华商陈姓客户办理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每个月固定投资1000万美元于邓普顿泰国基金。
然而在陈先生买入邓普顿泰国基金的隔月，泰国就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泰国股票指数下跌了40%，各类国家工程建设被迫延误，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整个泰国以及其他亚洲金融市场更是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在整个市场损失惨重的时候，邓普顿泰国基金也未能幸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陈先生所购买基金的净值随着泰国股票指数一同下跌，起初10美元的面值在15个月后变成2.22美元，陡然减少了80%。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像陈先生这样受灾的华商不在少数。在泰国商界和华侨华人社会，提起刘暹有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经营着泰国惟一一家制作军警徽章的出口企业、泰国最大的热处理加工厂、泰国最大的文具批发企业、一家世界水准的高尔夫球场，以及其他10多家企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让他损失惨重。“那场灾难让所有的在泰国华商都蒙受了损失，有的富商几乎是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太可怕了。” 刘暹说。
林绍良，印尼林氏集团董事长，印尼政府经济顾问，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和金融家，一度超过美国的超级资本家杜邦、洛克菲勒等人，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
1998年，林绍良家族遭遇空前危机:其旗下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挤兑后被国有化，为清偿对政府的9亿美元债务，林氏将在印尼的3个最大企业(世界最大的方便面食品企业“印多福”、亚洲最大的水泥厂之一“印多水泥”和汽车工业“印多汽车”)―一出卖。其中“印多水泥”和“印多汽车”后被政府转售给外资，“印多福”则由第一太平动用6.5亿美元出面收购40%的股份，控制权仍然在林氏家族手上。林绍良回忆说，当时根本谈不上企业发展，只能求生存下来，这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集团把资金转向中国内地投资后，才渐渐挽救了局面。
2007，与1997太多相似表征
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惊人，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之变最为突出――谁能想到，2006年12月25日，工行市值达到2142亿美元，已经超越汇丰银行，成为全球第三大的上市银行。29日，工行市值跃升至2511亿美元，再赶超美国银行，晋级“亚军”，距离市值“冠军”――花旗银行2740亿美元也仅一步之遥。
与十年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对于时下可能出现的经济泡沫提出过多次警示。
谢国忠在接受《华人世界》记者采访时说，1997年初，当印尼的贸易顺差仍然很高，出口增加20%多，财政也平衡的时候，他就发表报告说印尼的经济会崩溃。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懂得印尼经济里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谢国忠说，印尼的财富是虚的，里面其实都被掏空了。等到外国人不愿意把钱放进去的时候，空架子就会倒下。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 年10 月30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3.87%下调至3.60%，下调0.27 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6.93%下调至6.66%，下调0.27 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央行二度降息在于“稳预期保增长”
我们认为，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降息的主要目的在于稳定社会预期及力保经济平稳增长。正如我们在《力保经济增长，提升股市信心―基于利率下降周期下的投资策略》所指出的，在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保持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已经成为管理层今后一段时间的核心要务，我国降息周期及刺激经济增长的大幕已经启动。
综合国内外金融经济形势来看，投资者对未来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趋势依然非常悲观，而且这种悲观情绪明显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导致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股指大幅下挫。尽管在此期间，各国在包括亚欧会议等国际场合明确表达协调一致救市的意愿与决心，但丝毫不改投资者的悲观情绪。
在这种悲观氛围依然浓厚的情况下，在微观经济层面，居民和企业必然紧缩开支，以备度过“经济严冬”。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导致社会计划总开支减少，从而社会总需求减少，导致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动力匮乏。
从中国经济来看，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这将拖累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对外经济贸易对维持我国经济增长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回落，未来保增长的需求不断加大。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回落至10%以下，达到9.9%，环比上半年已经回落0.5 个百分点。从内需来看，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从消费来看，尽管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名义与实际增速保持平稳，但考虑到随着经济放缓居民收入的放缓进而导致消费意愿减弱，未来我国消费持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难度很大，短期内消费难以在国内外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担当稳定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角色。
从投资来看，未来通过投资拉动增长依然令人担忧。首先，从前三季度看，尽管我国前三季度名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达到27.6%的增速，但考虑到前三季度高位运行的价格水平，我国名义与实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开始放缓。其次，从开工计划投资项目来看，我国新开工计划投资仍仍保持低位徘徊，这预示着未来投资的增量处于贫乏状态，未来投资下行风险较大。
在全球经济危机下，我们需要大的政策刺激力度
显而易见的是，从降息的频率与力度来看，管理层力保经济增长的意愿和决心非常明确，这也在向市场与社会传递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社会整体预期悲观的环境里，力保经济增长必须有力度更大的政策刺激力度，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在社会需求疲软和居民预期悲观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充足的流动性，以恢复经济系统的活力。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悲观预期同样必要。因为只有社会预期的改变，才可以加大经济主体计划开支的力度，从而增加对流动性的需求，进而将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恢复经济活力。
其次，次贷危机可以认为是全球经济系统的“心脏病”。这次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比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经济系统的核心在减弱，经济下行的风险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力保金融系统健全和流动性充裕外，也需要力度更大的政策力度来挽救。
从上个世纪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来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与目前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有一些相似，这些相似性主要表现在：
（1）国内面临的形势与当前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正是我国以激烈的货币、财政及行政手段应对1994 年高通胀之际。当时随着这些手段的实施，我国宏观经济随着物价水平一起下行，国内通缩压力加大。而目前所处的环境，也是在去年为应对高企的通胀水平采取信贷控制、6 次加息和16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际，也同样的是，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国内经济增长与物价呈现双降的态势。
（2）出口都遭受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在东南亚国家货币普遍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对削弱，我国的出口遭遇很大的冲击。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我国出口形势也呈现比较严峻的态势。
但是不同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美国及欧元区经济仍处景气上升阶段。从这一点来看，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比亚洲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出台力度更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稳定社会预期及保持经济增长。近期，总理表示，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通过近十项经济刺激计划力保经济增长。特别是铁路投资有望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增长的源泉。由此看见，政府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已有相关的预案并做好一定的准备。我们有理由相信管理层会推出进一步的刺激计划来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股市走向稳定和恢复性上涨的必要条件在逐步积累
正如我们在《救市行情能走多远―基于历史与多因素的分析》所指出的，救市后的行情走势主要取决于救市政策、国外外经济及政策形势、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国际经济环境、国际股市及市场估值水平等指标的综合表现，而且拯救经济与拯救股市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
当前，股市走向稳定和恢复性上涨的必要条件在逐步形成，但市场形成稳定向好的预期仍然需要保增长的政策显示出效果。按照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滞后性，当前我们需要耐心寻找更好的投资时机。
亚洲金融的历史教训
为什么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亚洲金融业表现如此出色,可以从亚洲历史中思考分析。对于亚洲来说,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道分水岭。当时,亚洲金融业已经经历了2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从而纵容了松懈的借贷和草率的投资行为。当外来投资(当时仍然数额巨大)趋缓且政府无力支撑本国货币时,亚洲地区开始见证到一场巨大的崩溃。
这一次亚洲能够成功地走出风暴,并不是偶然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1990年那场深刻而严峻的危机,让亚洲国家学到了几条至关重要的教训,它们决意不再重蹈覆辙。从那时起,亚洲就未雨绸缪,为抵挡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所以,当其他地区面对冲击措手不及时,亚洲却是胸有成竹、有备而战。
举例而言,自1997年以来,亚洲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对财政纪律的重视度增强,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也得到提升。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前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亚洲经济体累积的负债水平。事实证明这一点非常关键,它确保了由债务引发的西方世界危机没有传播到东方。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教训,就是各国政府需要按照适合内需的步伐前进,逐步放松对本国金融行业的监管。1997年之前,一些亚洲经济体过快地放松监管,导致泡沫增长。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这样做无异于引火烧身。而近期出现的危机表明,亚洲经济体已经走出了1997〜1998年金融风暴的阴影,监管环境更加稳健。
众所周知,对于政府出手干预使亚洲经济免于承受更严重衰退的做法,很多人都表示赞赏。的确,亚洲各国政府均坚决地支持本国经济,为此公布了规模和范围不等、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激励政策,包括推动内需、降低利率、稳定货币以及终止贷款配额。亚洲各国能够推出这一系列措施,应归功于它们由于相对较低的公债水平、高外汇储备以及健康的外债结余而拥有的坚挺财务实力。
亚洲银行业硕果累累
然而,在亚洲强有力的危机对应措施中,也许最被忽视却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当地银行与西方同行相比的状况。在亚洲,我们完全看不到预期中的银行利润下滑。例如,在2008年,亚洲银行业的利润总额比全球银行业的利润总额高出27%(全球很多银行出现亏损,导致全球利润总额走低),而亚洲银行资产仅占全球银行资产总额的14%,一级资本的份额仅为17%。相比之下,拥有全球大部分银行资产的欧洲银行业所遭受的亏损,相当于全球银行业利润总额的14%。美国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它在全球市场的资产份额为20%,亏损却相当于全球利润总额的80%。
这些数据虽然只能说明近期金融危机的概况,但是在思考并对比1990年所发生的事件与本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表现时,它们就成为谜底的关键部分了。有目共睹的是,亚洲银行业表现抢眼。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看到多家外资银行抽身,导致当地企业信贷短缺,而亚洲本地银行(它们同样是受害者)力不从心,无法满足本地需求。但是这一次,亚洲的形势迥然不同。亚洲本地银行的财务实力大大增强,并向本国企业提供了更强力的支持。它们现已因此而主导国内市场,除在城邦国家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之外,外资银行在亚洲各国家或地区所占市场份额几乎不足10%。在继续前进和进行扩展方面,中国的银行业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显著,包括证券上市、国际银行收购战略性股权以及经济强劲的增长。中国银行业已经跻身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列。
立足本地是关键
虽然机遇众多,但银行业将要承受的影响也很大。一旦企业开始为本地市场进行生产,其银行业务需求会有重大改变。起初,当企业业务限于工厂进行出口生产时,基本的借贷和一般的跨境交易服务(主要是基本现金、贸易融资和外汇)已经足够。但如同渣打银行已经在遍布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1.7万家分支机构中所看到的,由于企业运营更加本地化,渣打银行需要提供具备充分本国货币能力的国内交易服务,而且由于企业开始在本国而非国际层面开展对冲、基金和结构交易,还要提供更具增值性的服务。
“立足本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人可能认为区域性银行的资源少于“大型银行”,因而境况更堪忧,但是规模固然重要,分支机构数量和本地整合水平同样不可忽视。考虑到多变的监管措施及其影响、截然不同的体系、语言和本地运营要求所带来的挑战,这一点尤为真切。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打造本地业务,并使其具备足以抗衡亚洲本地银行的技能。渣打银行在亚洲的经营历史已经有150多年之久,根据我们所积累的经验,我们相信一家银行要取得成功,必须根据本地需求开展业务,并且在多个小型市场同时提供一致。这种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渣打银行的亚洲全球产品团队的经营方式,即在所有市场管理具备多语种系统的标准化平台。有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现在人们比以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其他银行必须同样改变经营重点,在主要国家变得更加本地化或者找到一家可以为其做到这一点的合作伙伴。
关键词 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经验模态分解：能源政策：预测
中图分类号 F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2-0007-06
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和高风险金融创新引发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投资者对全面信贷危机的担忧，造成股市和信贷市场剧烈波动，并迅速蔓延殃及许多国家。由于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我国做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国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能源作为工业的血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种外部经济环境下，能源生产会受到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的影响、未来能源生产将走向何处，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了应对这场复杂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至2010年底约投资4万亿元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能源局将拨付超2 000亿元建设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增加清洁能源比重，调整能源结构，填补西南地区无炼油厂的空白。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法，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因素分解和提取，着重分析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特征的影响，研究政策出台的实际效益是否能对冲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引导能源生产继续稳定发展。
1 我国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及其特征分析
为了研究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本文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演进特征入手，提取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
1.1能源生产演进态势测算方法选择
关于能源方面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Jia HaiYuan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和能源使用水平，并指出总体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双边因果关系；Xun Zhang用经验模态分析法，提出影响原油价格的3种因素分别为日常供求不平衡或其他市场活动导致的短期波动，显著性事件的震荡和长期趋势。Alloer Unler经过对算法的优劣比较，提出粒子群优化技术能有效降低预测误差，并对土耳其2025年的能源供求进行了预测；Murray G.Patterson总结了传统意义上能源效率的内涵，从热力学、物力热力学、经济热力学、经济学的角度对能源效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能源效率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总结。《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总报告》根据煤炭的资源条件开采技术和供需关系，采用系统动态模型，考虑储量、需求、投资环境和运输等因素，对煤炭生产进行动态模拟预测。《世界能源展望2007》根据经济增长、人口、能源价格和技术设想的变化，分参考情景、可选择政策情景、高经济增长情景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的供求进行了长期预测。
文献[4]中提出经验模态分解可用于分析非平稳数据，进行特征的提取，对提取的因素可根据数据本身的含义给予合理的解释，其中显著性事件震荡效应分析和长期趋势预测，和本文研究内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选择经验模态分解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进行演进特征因素提取，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危机背景下能源生产态势进行预测，这在以往理论研究中仍属空白。
经验模态分解(EMD)是Hilbert-Huang变换中的一种信号分解方法，经过这种信号自适应的分解方法处理后，原始数据(Signals)即可由本征模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分量及一个均值或趋势项(res)组成：
目前EMD分解在交通、医学、电力等许多领域都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1.2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特征分析
1982年“十二大”确定了“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的重大方针，有力推动了能源事业的发展，1986年国务院颁布《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国技术政策・能源》蓝皮书，要求把节约能源作为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挖潜、革新、改造的重点来抓，自此我国能源生产才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本文选取了1986―2007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进行END分解，所得分解结果见图1。
2 我国能源演进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数据通过EMD分解后，得本征模函数IMF1，IMF2和趋势RES，下面将对每一项的演进特征所对应的现实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详细分析。
2.1金融危机和能源政策对IMF1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由于投机攻击的力量，突然间爆发，并通过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信心的感染等渠道在不同领域、不同地理空间快速传导和扩散，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由于我国1992年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82年、1983年和1992年的金融危机都未能殃及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同年迅速引发新加坡元、台币、韩元的贬值和一大批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破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理和人民币不贬值，最大限度地抵御了外部冲击，虽然如此，还是出现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问题，能源行业也受到一定影响，能源生产作为能源行业的重要供给，当能源消费、能源价格、生产成本、能源运输等方面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已下行2年的IMF1进一步下滑，并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危机席卷了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最终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年IMF1跌至近10年的最低点，其恢复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2000年才基本恢复至危机发生时的水平，2003年开始才进入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恶化了能源生产态势，对于我国能源生产发展产生了“雪上加霜”的影响。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是否会加剧原本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趋势，对能源生产的影响将持续多久，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当然也要看我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
(2)我国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演进的影响。能源政策对我国能源生产的导向作用，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论述，文献[15]提出征收资源税有利于减少国有垄断石油企业的垄断租金及因垄断获得的超额利润，使企业自觉改进
低效生产，提高稀缺油气资源的开采效率。文献[16]指出对于节能环保，清洁技术的发展，政府起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家有政策规定，有节能减排的目标，企业就会依照政府建议的模式进行。
从图3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发展的态势受我国能源政策引导，在每一次IMF1转折点，我国都有相应的影响能源生产的政策出台。
转折l：1992年建成大秦线，是雁北等地煤炭外运的重要通道，年运量可达1亿t，对西煤东送，煤炭外运具有重要作用，1993年底国务院做出“三年放开煤价，三年抽回亏损补贴，把煤炭企业推向市场”的重大决策，将能源领域推向了市场。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能源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转折2：为了保持能源与国民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从1996年开始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并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转折3：1998至1999年全国实施关闭破产65个煤炭项目，核定生产能力4 000万t左右，1998年，我国能源生产降至近几年的最低点。转折4：实施继续扩大开放并加快西部开发的能源政策，我国能源生产增长率节节攀升，能源生产总量逐年递增，2005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升至187 341万t标准煤，是2000年的1.45倍。转折5：我们把节能降耗作为工作重点时，能源生产又开始了缓慢下降。
2008年，国家投资超2 000亿元进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在未来5年进行资源开发性西部干线铁路建设，政策的出台是否能使我国的能源生产发展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取决于这些政策的执行程度。
综上所述，IMF1中所表现的1993至1994年的小幅调整，1996年急速下滑，2001年的平稳增加，至2005年后缓慢下降的特征，揭示了我国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的影响。
2.2经济周期对IMF2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经济周期是推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走势总的特点就是“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从图4中可看出，IMF2和GDP增长率有基本一致的周期变化，在9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稳，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1993年进入发展的高峰，到1997年之后增速减缓，2000年之后开始复苏，但是增加的水平不及1993年，2007年发展的速度开始减慢，这也与文献[19]中我国经济走势特征一致。
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和其中的人口统计学趋势，引发了革新、新技术的推广、GDP增长、通货膨胀、股市繁荣和下跌、贷款、投资和买卖房产。能源生产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份子，势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能源生产态势变化基本保持了和经济周期一致的脚步，从图5中可以看出，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和经济周期变化有同样的趋势，经济低迷时，能源生产总量水平低，经济快速发展时，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也呈现较快的势头，2008年是否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拐点，目前一致看法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GDP增长有可能放缓，但是放缓不等于说就是“拐点”，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克服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对于能源生产稳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3能源生产发展自身规律对RES特征的作用机理分析
国务院能源办副主任徐锭明在《新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政策解读及新能源机构战略定位》的主题演讲上指出，能源发展转换的规律是从高碳到低碳，最后走向无碳。能源开发利用的规律是从低效到高效，煤碳发电效率从30％到40％，天然气发电效率从55％到58％，从不清洁到清洁，从不集中到集中，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根据这样的规律，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能源资源不足问题和能源供需矛盾，在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从1986年至今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控制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伴随着我国能源生产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能源技术进步，节能降耗政策出台以及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庞大的能源生产总量基数，虽然能源生产总量仍呈现平缓增长态势，但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呈现非常缓慢的下降规律。
3 次贷危机与政策出台对我国能源生产影响态势预测
至2008年8月，我国的能源生产增长率与2006年和2007年同期相比并未出现异常变化，说明到2008年8月次贷危机对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的影响还未显现，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11月的《中国经济季报》(以下简称为《季报》)中指出，2008年秋季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次贷危机给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带来的影响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否一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是否会在危机中跌到谷底，危机结束后何时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并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稳定发展。
依照EMD分解结果的分析，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我国自身能源政策的调控作用，经济周期和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自身发展趋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分析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我国能源生产态势，以1997年和200"1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进行对比，可得到以下结论：
(1)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能源生产趋势基本一致，但2007年的整体发展要好于1997年，减缓的幅度也低于1997年。
(2)两次危机发生时，国家出台能源政策的关注点不同。1998年我国能源政策主要关注点在治理国内的非法矿藏开采，国有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97年有所下降。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能源局也做出积极响应，加大能源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项能源政策的出台对能源生产发展有促进的作用。
(3)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伟教授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指出，宏观政策显效有时间的延误性，有些短期政策出台后7个月能见效，有的政策则要用2年时间才能陆续见效。从图6中可以看出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发展态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每次能源政策的制定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的影响都历经很长时间。
(4)金融危机对能源生产冲击作用是暂时的。文献[22]指出由于我国资本实行管制，市场开放度还尚待提高等，使得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传导渠道受到一
定阻滞，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对能源生产的冲击也是暂时的，到1999年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就已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高速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季报》中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通过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不能逃脱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各大银行对与次级贷款相关的资产涉入不深，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使得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危机仅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了有限的直接影响，并且目前这些影响都是可控的。由此看来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在危机的作用下会有所下滑，但下滑的幅度不会很大。
(5)政策出台对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对冲作用。政策防御外生负面冲击的作用不可低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政府坚持严格资本管制和人民币不贬值，经济发展实现了软着陆，宏观政策对熨平中国经济波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提出了增内需、保增长的十点方案，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季报》中指出近期宏观政策立场迅速转向刺激性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更高的政府主导性支出将在2009年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政策对于危机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对冲作用，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下滑的时间不会超过1997年的水平。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将1997―1999年作为参照(见图6)，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变化态势给出如下预测：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将在2009年继续保持和前5年一致的下行趋势，并跌至近6年的最低水平，但是跌幅不大，不会超过1997―1998年的跌幅水平，不会出现负增长，2010年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生产增长率有所上升，升幅也不会很大，不会超过1999年至2000年的幅度，但会恢复至2006年的水平。综上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后，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但我国能源生产总量仍会呈现平缓的增长趋势。
4 结语
本文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分析了能源政策和金融危机，经济周期，自身发展规律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态势特征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特别地从危机和能源政策层面对比1997年和2007年危机和能源政策对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演进特征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2007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本身趋势下行，下行趋势缓于1997年。
(2)金融危机加剧我国已经下滑的能源生产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持续了18个月左右。
(3)我国能源政策在引导能源生产发展上发挥着长效作用。
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向以美元、欧元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通胀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热烈讨论。本文在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过程进行反思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试图探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欲寻求区域货币合作成为东亚各经济体的共识。1997年，日本提出组建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用于解决危机发生时的资金短缺问题。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关于东盟各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CMI）签订。货币互换的总金额为10亿美元，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蒙代尔基于最优货币理论，提出建立亚元。2003年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BF）正式启动，2004年扩大亚洲债券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2008年，“10+3”达成了CMI多边化协议。2009年，“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此次会议还要求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 “10+3”财长会议公布， 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三、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的思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脱美元化”，合作的目标是什么，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虑“美元体制”的持续性
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经济，反过来又稳固了“美元体制”的地位。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元的比值稳定的前提下，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广泛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肆意将金融危机的损害转嫁到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原因主要有：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都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已经形成，但是短期内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美国通过其强势的进入霸权实现了对那些向美国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国家的绑架；其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终市场提供者。近年来东亚各经济出口产品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美国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再次，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是在人们一直讨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每当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机爆发时，不论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地点，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资产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最终选择，这里就有对选择美元的无奈，也有对未来美元依旧坚挺的预期。欧元诞生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强势美元的性子更加凸显。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远超过2007年2303.30 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 亿美元的顺差。因此，现阶段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二）需改变现有的合作路径设计思路
一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的思路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和防范东亚经济体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两个危机的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产生原因不同。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东亚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金融体制建设的滞后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的依赖出口拉动，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为避免本币贬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从而催生泡沫经济，当泡沫爆炸时，外资大量流出时，本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本国汇率时，本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产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步伐，忽视了对创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的监管，金融监管系统漏洞难以及时发现，影子银行过度膨胀，当资产价格下降时金融体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其次，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再次，应对之策不同。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其应对之策主要是如何解决东亚各经济体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困难的问题，清迈协议（CMI）以及之后的清迈扩大协议（CMIM）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应加强其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及时与完备，这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无法解决的。当然，全球层面的相互合作是度过此次危机的必然选择。最后，危机发生时外部环境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这也是东亚各经济体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欧美经济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应是危机的防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于此同时，本文认为那些把“脱美元化”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除的。历史上所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一种霸权更替的结果。目前，东亚各经济体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还不具备直接变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因此，若将“去美元化”或者说变革“美元体制”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会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美元体制”的持续性仍将是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大背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变革“美元体系”，而应该是在“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体制对东亚地区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谋求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
东亚各经济体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具备“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条件，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所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多层面进行的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健全危机防范体系。
继续扩大和强化“清迈多边扩大协议（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主要负责设定共同基金执行标准、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的紧急救助资金、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各国的出资份额与该国在组织内表决权和可以申请的经济救助资金之间挂钩；建立一套早期预警指标，以便于及时发现和协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整体对危机的防范能力。同时，为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可以依照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投资区域内金融资产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此外，组建2个独立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评级的非政府机构评级机构，这样既增加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第二阶，组建东亚次区域地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相似性相近的次区域构建一个共同货币篮子。在已经开启东盟自由贸易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构建分别盯住各自共同货币篮子的制度，实现次区域内的汇率联动，限定东亚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波幅以防范价格不稳定带来的投机行为。次区域货币篮子的构建以“亚洲货币单位（ACU）”作为主要参考目标。这既可以增强整体区域对外汇率政策的协调性，又可以避免价格环境不稳定造成的区域内各经济体间非良性竞争。
第三阶段，建立东亚地区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组建东亚中央银行。
首先，在次区域范围内，实现货币的一体化，即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共同货币篮子制度。接下来，建立各次区域固定汇率与ACU的关系，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货币联动机制。最后，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依据最优货币理论（OCA），就可以建立统一的东亚中央银行，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按照“充分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分阶段多层面地进行，其最终结果还有赖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敏.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构建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0）.
[2]郭媚.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实践与展望[J].财政金融，2011（15）.
[3]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 2010（06）.
【关键词】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
1 老挝利用外资的现状
2013年老挝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58名成员，随之老挝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到关键时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指外国投资者在老挝境内通过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伙企业、与老挝投资者共同进行能源开发以及设立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方式进行投资。外国投资者可以用现金、实物、技术等进行投资。自1986年老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商企业到老挝投资的金额不断地增加，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老挝的外资项目达1348个项目。2011年的FDI总量超过了3亿美元，人均FDI47美元，占到人均GDP的7%。2011、2012年流入老挝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13.4%、11.1%，而越南的这一比重分别为21%、20%，相对来说老挝利用外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老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量最大的行业是发电行业，其次是采矿业，服务业，农业和手工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泰国，越南和中国（三个国家投资加总占到60%以上），尤其是来自越南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增加趋势。泰国的投资直接进入的是能源行业；越南的投资主要进入服务业，主要包括运输服务，汽车租赁服务，以及职业培训；中国的投资主要是采矿业与纸箱制造，装配电子产品等工业。
图1 老挝人均FDI与人均GDP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1]
图1可知老挝人均实际GDP从1988年到2012年翻了一番多，年平均增长率为5%。而期间FDI经历了两次波动，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剔除这两次波动，总的趋势是逐年增长，FDI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
2 老挝利用外资的经济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视为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原因之一。FDI理论认为，FDI作为一种资源或要素，FDI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可用于投资的储蓄，有利于弥补现实存在的储蓄缺口，其中一部分转化为东道国的投资，从而直接增加东道国资本积累和形成，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FDI 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与GDP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Markiw， Romer， and Weil （1992）， Borensztein， Gregorio， and Lee （1998）， De Mello （1997）， Flexner （2000）， Zhang （2001， 2006）， Khawar （2005）， and Li and Liu （2005）[2]。黄华民（2000）、范迪军（2005）、 张晏（2007）三位学者对中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研究，发现FDI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同时带来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与外溢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但是FDI会挤出国内投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是高污染行业向中国转移，进而表现为负面影响。所以有必要衡量下老挝的FDI对老挝经济带来怎样的效应。
利用老挝1988-2012年的数据检验下二十五年来，FDI在老挝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这里使用道格拉斯生产方程：y=AKαLβ，在α+β=1的条件下，左右两边除劳动力L，并取自然对数，则LN（Y/L）=αLN（K/L）+■+ε，这里的■代表经济中的重大事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ε是常数项。LNRJGDP人均GDP取自然对数，LNRJFDI代表人均FDI取自然对数，LNRJFDI（-1）表示滞后一期， LNRJGDZB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取自然对数。
表1 回归结果分析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从以上回归表，可以清楚的看到，FDI对GDP的作用具有滞后的作用，因为带有FDI滞后项的回归方程，R2得到了改善，而且FDI滞后项的系数比FDI的系数显著度高。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FDI一阶滞后的作用最为显著，甚至超过了当时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力度。而在1998-2008十年间的FDI一阶滞后的作用处于10%以下的显著，这一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处于1%以下的显著，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FDI的作用不显著，固定资本投资的作用明显。总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在老挝FDI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大，在1998年之后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FDI的作用力度有所下降，而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FDI的作用力度不显著。
另外，FDI 对老挝不仅促进老挝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善。2006年老挝的外商投资带来的就业人员仅为455个，到了2008年就增加到接近万个。
FDI 与贸易相辅相成。外资企业中很多生产属于“两头在外”，也就是材料和主要零部件进口，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因此FDI带动了老挝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2010、2011年老挝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占GDP分别为56%，57%。外资企业对老挝出口结构的改善起着主导作用，外资企业在服装产品出口中的比重2005年为40.87%，2007年到了50.14%。外资企业在电力出口中占比重2005年为57%，2007年到了63%。
老挝的产业结构得以升级。老挝85%以上的FDI都投资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老挝的制造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老挝的产业结构调整。FDI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市场经济经营理念以及人力资源的提升，减轻了老挝经济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约束，有力地推动老挝经济前进的步伐。
由以上分析，FDI 的引入能带来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外贸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有力的影响。
3 合理、有序地利用外资的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FDI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再结合索姆吉特（2009）的研究：老挝应该在旅游业、采矿业、林业、发电业、邮电通讯业、交通运输业重点领域吸引外资。首先是大力引导外资进入旅游业，1999-2011年到老挝国际入境人数增长了18倍，而旅游收入增加了46倍，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其次是在老挝最有前途的项目之一是采矿和石油勘探。老挝的矿藏丰富，品质高，大量的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结合起来，将给老挝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号称“森林王国”的老挝，森林覆盖面积达50%，这里有名贵的树木出口日本、欧洲等地，利用老挝的资源禀赋，加大优质树木的育林，实现出口创汇。第四，在老挝，水电工业产值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约50%，属于老挝的支柱产业。老挝利用其丰富水力资源，向中国，泰国，越南进行电力出口，水电工业在政府与外资的支持下，不少于20个大项目已建或在建。第五，云海（2012）研究认为老挝国内的能源运输不便利，劳动力素质不高，通讯成本过高等不利因素，阻碍了老挝经济发展。因此，以增量优化带动存量结构的调整，努力改善外资投资的产业结构，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破除经济发展的瓶颈。另外，协调老挝南北部经济差距，避免盲目引进外资，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落户老挝北部，缩小地方之间的差距，促进老挝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http：///en/Pages/Home.aspx[OL].
从20世纪90年代起菲律宾银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上的一个尤为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大的开放性与更加激烈的竞争。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银行业准入的自由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影响了银行的表现并导致银行业的重组。在政策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两部重要的银行业机构与监管法律获得通过――外资准入的自由化与新《银行法》的通过。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银行业开始从80年代时的一个封闭的、静态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向一个开放的、主要由私营部门主导的产业转变。
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包括：一个由众多小型银行和少量大型银行构成的脆弱的结构性基础、大型公共部门的出现、由高昂中介成本导致高利差――这种高昂的金融中介成本又是由较高的准备金和强制性信贷要求以及较高的营运成本与利润率导致的。同时，银行业准入政策使这些大型银行与小型银行免于面临竞争，这就使这些大型银行能够获得畸高的利润而小型银行能够在高昂的运营成本水平上运营。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的利率自由化并没有伴随着银行业准入的放松，而对于提高银行业的竞争水平来说这是利率自由化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在1992年拉莫斯当选总统后，政策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他制订了一项经济计划，这项经济计划包括实施经济改革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行经济民主化以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程度。这些改革通过消除垄断来提升经济的开放度，因为垄断通过政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寡头政治使竞争扭曲并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拉莫斯政府要通过改革来放松某些关键经济部门与行为的管制、实现这些部门与行为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这些改革包括以更加中性的关税政策为目标关税改革，公共事业部门的私有化与私有经济对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外汇交易与外国投资的自由化，电信、交通、金融、石油和水泥等关键行业的放松管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这些改革对经济的恢复与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也凸现了强化市场主体、鼓励竞争的辅政策（这也是鼓励竞争政策的一部分）的重要性。
在银行业，准入的自由化是一项关键的改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内新银行成立就开始施行暂缓审批的政策。从那时到20世纪80年代，只发放了很少的商业银行牌照而且这其中大部分是储蓄或发展银行的升格。这种状况直到1989年才有所改变。因为1988年世界银行就菲律宾的金融部门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银行业持续缺乏竞争并建议给新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以及银行分支机构发放牌照以增加银行业的竞争。因此，菲律宾中央银行宣布将不再就新牌照的发放设置限制，但依然保留了对银行分支机构的限制。实际上，在1990年新的进入者仅仅是两家存款银行升格到商业银行，而该政策转变仅仅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了完全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3年商业银行及分支机构的准入管制得到了显著放松，而相关准入政策在1995年进一步简化并在各银行之间得到统一。随着第7721号法案的通过，从1949年原中央银行成立时就开始实行的外资银行暂缓审批政策在1994年5月被取消。该法案允许外资银行通过以下模式中的一种进入菲律宾经营：第一，收购或持有已有国内银行至多60%的股份；第二，在菲律宾注册成立新的子公司并持有至多60%的拥有投票权的股份；第三，成立拥有完全授权的分行。第三种模式有落日条款（sunset provision）即只有5年有效期，而且这种模式仅限于10家外资银行、每家外资银行至多设立6家分行。申请者必须是世界前150大银行或者本国前5大银行，并且至少拥有2.1亿比索的资本。
同时政府也对菲律宾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融和经济危机后被政府接管的6家银行中的5家进行私有化，从而减少其对银行体系的直接介入。成立于1916年并主导银行业的菲律宾国家银行于1989年开始被私有化，其私有化是通过上市并对外出售30%股份的方式进行的。在1996年这家银行中的私有股权开始占据多数。与此同时，三家向特定部门或经济活动提供融资的政府专业银行在90年代中期被升格到商业银行。
为了帮助国内银行更好地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菲律宾中央银行也制定了一项从1995年到2000年增加最低资本要求的计划。对于全能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从1990年的10亿比索提高到1995年的25亿比索和1999年的49.5亿比索；对于商业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也相应地从5亿比索提高到12.5亿比索和24亿比索。这项资本增加计划的最后阶段是在2000年底将全能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分别提高到54亿比索和28亿比索。在采用巴塞尔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后，菲律宾中央银行决定取消最后阶段。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菲律宾央行鼓励银行间的并购以减少银行的数量、扩大银行规模。因此，菲律宾央行在1998年推出了各种鼓励性政策，包括延缓法定2%的贷款损失准备的确认，净值风险资产比率要求的临时性豁免，遵守房地产贷款风险暴露要求的1年宽限期。
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银行表现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导致了少数小银行的破产。这导致了一些政策逆转――央行再次就新银行的设立和现有银行的扩大设立延缓期（微观金融导向银行除外）以减缓银行体系的急剧扩张。虽然2000年通过的新《银行法》为延缓期政策设立了三年的上限，但该法案正式确立了延缓期政策。相对于银行更愿意通过收购小型银行再申请新牌照的方法扩张，该法案鼓励投资者收购现有银行而不是申请新的经营牌照。另外，新《银行法》取消了第7721号法案第一种模式中的外资银行60%持股比例上限，但该政策的有效期为7年。该政策旨在鼓励外资收购由于金融危机而境况不佳的国内银行。
菲律宾央行在2000年4月还下发了另一通知，整合并明确了银行并购的政策，并且增加了相关鼓励性政策，包括重新评估银行建筑物、改进设备；延缓评估准备金的确认；对一些谨慎性要求（如净值风险资产比率）与限制（如分支机构、持股比例限制、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同时任职）的临时性豁免。
重新实施的准入延缓政策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持续强制性增加反映了菲律宾央行推动银行兼并收购以减少银行数量和扩大银行规模的战略，并希望整合能够反过来带来银行体系的优化与稳定。同时，观念也开始向有利于外资银行的方向改变，而这也是菲律宾央行整合银行部门战略的一部分。更大程度的整合和对外资银行更大的开放度被视为提高银行体系效率与稳定性的积极因素。尽管如此，放松外资银行准入的法律和新《银行法》都包含了规定整个银行体系70%的资产应由菲律宾人控制的银行持有的条款。对于个人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的外国资产，新《银行法》将外国资产在一国内银行中的投票股权比重上限从30%提高到40%。
银行体系结构与表现方面的变化
菲律宾金融体系的结构。菲律宾金融体系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银行分为全能银行（也称为扩大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存款银行（包括储蓄与抵押银行、股票储蓄与贷款协会以及私有发展银行）、农村银行、合作银行和伊斯兰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投资公司、金融公司、证券交易商与经纪商、基金经理、债权投资者、养老基金、典当行以及非股票储蓄与贷款协会。
图1表现了从1980年到2006年菲律宾金融体系的总资产情况。金融体系总资产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02%提高到1983年的117%，随后由于80年代中期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该比重持续下降到1988年的66%。这一比重在1988年的水平与1970年大致持平，然后持续上升到1997年的140%。但是这一趋势又被亚洲金融危机逆转，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1980年的102%的水平。因此，在过去35年里菲律宾金融业的规模并没有保持显著而持续的增长。
菲律宾金融体系一直由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主导。实际上，商业银行的重要性甚至还在提高。2006年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资产中的比重由1970年的76%上升到81%，商业银行所占的资产比重也从1970年的大约57%上升到72%。缘于20世纪90年代最低资本要求持续上升和政府专业银行升格为全能银行以及新的内外资银行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在此期间显著增长。特别是全能银行，其在商业银行中的资产比重在2006年达到80%。相反，农村银行的资产比重则由70年的3%下降到2006年的2%，而存款银行的资产比重也仅仅是从1970年的4%上升到2006年的7%。另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资产比重从1975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19%，而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保险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保险部门在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从1980年的47%上升到2005年的近80%。但是，约60%的保险部门资产是由两家政府保险公司（政府服务保险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持有。
因此，菲律宾金融体系并未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一个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一定是不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结构是市场主导的结果还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菲律宾金融体系的情况很显然属于后者。银行部门始终是金融部门政策、发展以及改革的焦点，而致力于改革和发展其他金融部门的努力则仅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为，银行部门首先能够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然后其重要性就会随着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发展而下降。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中，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张与结构的优化（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活动）。同时，如果金融中介没有相应地进步，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这也被最近的实证检验所证实。
银行主导金融部门的现象并不是菲律宾所独有的。虽然东亚国家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有所进展，但是在东亚大多数国家银行仍然是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部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决策者已经将焦点转向发展股权和债券市场。表一体现了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的结构状况。从整体上来看，菲律宾金融部门的发展落后于该地区的同类国家，尤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
商业银行体系。准入限制以及后来对内外资的开放的效应是明显的。这种效应可以通过表2看出，表2列出了1990年到2006年商业银行的数量。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由于对内外资进入的限制，商业银行的数量比较稳定；而90年代商业银行体系在准入、退出和整合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在1990年到1995年期间，商业银行的数量增长了超过了50%。在那段时间里，7家国内银行私有银行进入商业银行体系――虽然同期银行间的并购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一趋势。另外，3家政府专业银行被升格为商业银行。
同时，1995年10家外资银行分行进入商业银行市场，这表明第7721号法案的第三种模式得以全部实行（后来星展银行改变了其进入模式。它在1998年收购了一家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处于困境中的商业银行，并相应地从第三种模式变为第一种模式。中国银行在2000年通过第三种模式获得了一张牌照以取代星展银行，并于2002年开始运营）。后来，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要么通过第一种模式要么通过第二种模式。90年代后期总共有7家外资银行在菲律宾成立子公司，其中4家是通过第二种模式，3家通过第一种模式（其中两家是收购了因亚洲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国内商业银行）。最终，三家外资银行子公司被国内银行收购，而其他外资银行则将其在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60%提高到100%。此外，两家最大的外资银行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收购了几家存款银行。
国内私有银行的数量在1997年增加到33家后，其数目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里一直在下降。这开始是因为一些小型商业银行由于亚洲金融危机陷入困境而导致其中几家被外资银行通过第一种模式收购，后来尤其是2000年则是缘于银行间的并购。并购主要是发生在小型银行之间、小型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以及超大型银行之间。前两种形式符合菲律宾央行鼓励并购以满足更高的资本要求或者扩张的战略，但是最后一种形式似乎更多地是以保持市场份额为目标。最后，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被收购的银行中有10家（包括三家外资银行子公司）也是在那一时期成立的。
就所有权基础上的商业银行资产分布而言，图2显示商业银行大部分是由私人部门所有。在过去，国有的菲律宾国家银行以30%的资产份额主导了这个部门，这家银行因80年代中期的危机而陷入困境并被重组，后在90年代中期被私有化，它的资产份额也下降到了2006年的6%。三家在90年代中期被升格为商业银行的国有银行占有商业银行体系14%的资产份额。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分行和子公司的资产份额则从1994年的9%提高到2001年的19%，然后因几家外资银行子公司被国内私有银行收购而下降到2006年的15%。因此，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国内私有银行一直持有整个商业银行体系总资产的至少70%。
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中更大程度地参与在国内私有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中也得到了反映。到2003年不到一半的国内私有银行完全由菲律宾人所有。在那些位列前20大银行的国内私有银行中，只有6家依然保持由菲律宾人完全所有。但是，外资只在4家中持有超过20%的股权。因此外资持股40%的上限还远未构成一种限制。
对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银行业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有限，大部分的研究发现仅对竞争、效率以及盈利性有轻微的影响。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内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银行业的竞争，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然而，把银行分成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银行显现出不同的竞争趋势。特别是那些最大的银行更可能面临更小的竞争而表现出更大的垄断性竞争优势，然而那些小型银行则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另外，合并后的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显现出竞争更趋激烈的趋势。总之，竞争的更趋激烈大部分是针对小型银行而非大银行而言的。
下面探讨商业银行部门的其他结构性指标。
集中度的测度。图3是菲律宾银行体系集中度情况。虽然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的值很小的情况下，其实际值对不当集中可能并没有具有指标性意义，但是对这一趋势的观察仍然很有帮助。赫芬达尔指数在90年代上半叶在下降，显示商业银行体系的集中度随着新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的进入而下降。这一趋势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被逆转，这意味着那段时间内发生的并购也导致了集中度的上升。当我们观察前3大银行、前5大银行以及前10大银行的资产比重时，类似的趋势也同样明显。在1995年外资银行准入政策放松以前，前5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比重达到50%，这一比重在1997年下降到37%，随后这一下降趋势便被逆转。另外，排名最靠前的10大银行与最靠后的10大银行的资产比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总的来说，菲律宾银行体系将继续由少数大型全能银行和大量小型银行所主导。过分集中的担忧来自于可能产生的垄断。
表3是选取的东亚经济体的银行部门整合化与分散化情况。结果显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银行业的整合度有显著提高，这可以通过各国尤其是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的银行的平均规模大幅提高表现出来。这一趋势在菲律宾银行体系上也得到了反映，但程度则较轻――菲律宾的银行的规模要明显小于同类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银行。虽然银行所提供服务的范围是很难系统测度的，但是收入多元化指数显示银行已经开始扩大它们的服务范围，以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对它们借贷业务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尤为明显。
盈利性的衡量。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菲律宾银行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商业银行存贷的巨大利差，而这又是由隐性和显性税收（比如较高的准备金和强制性信贷要求）、较高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小型银行）以及较高的利润率（尤其是大型银行）等形式的高昂金融中介成本造成的。这一点在同其他国家比较时就会更加明显。有人也指出存贷的高利差并不仅仅缘于税收，同时也是由某些大银行的垄断地位造成的。
菲律宾银行的净利差与总资产的平均比率在1988～1995年期间是4.2%。同期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比率分别为3.5%和3.1%。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菲律宾的银行运营成本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管理费用，菲律宾银行的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平均比率在1988～1995年期间是大约4.4%，而同期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比率分别为2.9%和2.0%。虽然承受着较高的运营成本，菲律宾银行的盈利性似乎更好。在同期其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大约为2%，而这一比率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分别为0.9%和1.1%。因此，世界银行指出“高成本下的高利润现实缺乏竞争，这也被银行业的高集中度所证实……”。图5显示了1995年到2006年期间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向盈利性更强的零售借贷的转变使菲律宾银行在1995～1997年期间保持了利差和净利息利润率――虽然这可能也是由其他宏观经济和监管因素造成的。外资银行通常在公司贷款和非分支机构的金融服务上与国内银行进行竞争。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使国内银行关注其他细分市场，因为这些细分市场能够产生较高的利润。因此，国内银行将他们的焦点转向为中间和零售客户开发产品和服务。国内银行对零售业务的更大关注也可能缘于他们较高的运营成本，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分支机构、设备和人员为零售客户提供服务。因此较高的运营成本就会转化为较高的利差。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利润率下降了较大幅度，同时也持续了较长时间（直到2002年才有所恢复）。银行利润率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衰退。
宏观审慎性指标。菲律宾银行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破产，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银行表现得要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相关改革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银行业审慎监管上的进步。事实上，危机前菲律宾银行业的制度性框架的评级要比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银行要好（表4）。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菲律宾银行业并没有出现“繁荣”，也就无所谓“萧条”了。
由于最低资本要求的持续提高，菲律宾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危机之前甚至比较高――在1997年大约为16%。因此也有人提出菲律宾银行的高利差是由于其过度资本化。从1997年开始公司破产和提交到证交会的检举不断增加，但这并没有像其他处于危机中的国家那样普遍，同时菲律宾也未出现家族集团的破产。
当1997年菲律宾比索开始贬值时，菲律宾中央银行也给银行体系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但是由于后来的经济萎缩，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也从危机前的3%大幅提高到危机期间的15%并且在2001年达到17%的最高值。虽然不良贷款比率是央行真正担心的，但是菲律宾央行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银行并没有处于危机状态。相反，提高他们资产质量的责任留给了银行，比如央行尤其鼓励银行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他们的不良资产。但是，《特殊目的公司法》迟迟没有通过，该法案直到2003年才通过并推出一些税收优惠和减少成本的政策以鼓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私人投资者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因此，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的显著降低是在近年才出现的。但是商业银行的信贷仍然不振，直到2006年才有所恢复。
菲律宾商业银行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菲律宾银行业已经从80年代时的一个封闭的、静态的、政府主导的产业转变为90年代时的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并且由市场决定的产业。毫不奇怪地说，新的商业银行结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化的改革政策，而这些改革政策也凸现了监管框架本身作为产业结构决定因素的地位。这包括准入与设立分支机构的自由化（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以及后来的一些政策逆转和伴随着鼓励银行并购政策的审慎性监管的强化。
总的来说，菲律宾商业银行体系将继续由少量主导性的全能银行和大量小型银行所占据，这构成了其基本结构特征。但是即使90年代通过资产分布体现的产业集中度保持了相对稳定，集中度变化的结构仍然是动态的。尤其是银行整合的浪潮，它导致了更多规模相当的大型银行的出现，而这是有利于增加竞争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私有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97年33家（包括18家全能银行和15家一般商业银行）的高点下降到2006年的19家（包括11家全能银行和8家一般商业银行）。但是整合带来的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那些最大的银行带来更高的利润率。
关键词：对冲基金 金融自由化 风险监管
一、对冲基金的涵义及发展
对冲基金意思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起源于50年代初的美国。它的操作宗旨在于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和化解证券投资风险。
对冲基金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基金，以其特殊的投资策略而命名。自其建立以来其投资策略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保守的避险向作势转变。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 年LTCM倒闭事件后，广大社会公众才开始重视对冲基金。不少人将东南亚的混乱归因于对冲基金，LTCM事件更是对西方金融自由主义思潮产生冲击。国际社会就是否应当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加强监管是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以及如何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措施对国际投机资本活动进行限制。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在2010年4月之前，A股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尽管一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会参与类似基金中基金形式的套利策略，但其规模及深度均有限，无法进行典型的“对冲”业务。
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标志着A股市场从此摆脱只能做多，难以采用杠杆的限制。中国即将迎来对冲基金的发展时代，只要政策允许，做多/做空型基金以及偏做空型基金将越来越多，而投资者也将不再单一的只能于市场整体环境上涨时才能得利。投资渠道的多元化，虽然丰富了资本市场，但同时，对冲基金也不可避免的会对市场带来一定冲击，并引发风险监管问题。
三、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对冲基金带来的风险
对冲基金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对金融市场上存在的“市场失败”的认定和“市场失败”回归“正常”的必然趋势。其运作机理是利用不同金融市场价格之间内在的近乎函数对应的数学公式的逻辑联系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杠杆效应，以及价格大幅度变动导致的恐慌心理作用，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某一金融市场的价格，从而引起另一个金融市场价格的相应变化。毫无疑问，对冲基金运作所形成的环环相扣的联动效应，可能存在巨大风险。
虽然，对冲基金对一国（地区）甚至是世界政治经济可能产生破坏性，但对于对冲基金，我们应当辩证性的来认识它。对冲基金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经济制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的试剑石，同时，对冲基金也具有降低市场风险、维护经济稳定的作用，因此，对冲基金的产生、发展、运作具有市场经济的内在必然性。
对冲基金这类的国际投机资本，逐利是它们的天性，它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但绝对不是根本原因。对冲基金的发展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像所有的市场博弈过程一样，它最终一定存在一个最佳解。
对冲基金的跨国活动，主要带来了国家与经济安全、法律冲突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加强对冲基金的国际监管合作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
四、我国金融背景下，如何进行对冲基金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在中国，对对冲基金的了解，基本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狙击港币，其掌握的量子基金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激战一个月，最后一败涂地。虽然最后的结局是失败，但仅凭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地区政府，量子基金所带来的震撼异常巨大。曾经一度，对冲基金被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然而，这种建立在未知基础上的恐惧会带来更大的威胁，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人们对次贷和对冲基金等新型金融产品的畏惧放大到了极致。政府对金融开放面临的风险持保留态度，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开放金融市场，将承担巨大的风险。
中国市场逐步放开金融将是一种趋势，对冲基金在我国的发展既有可能性，又有必然性。滞后的立法只会试原本可以正常发挥的市场，因缺乏法律的扶持而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因此，对对冲基金的监管进行前瞻性的立法刻不容缓。宏观上，需要确立科学的监管体制，合理安排对冲基金监管的立法体系，明确对冲基金监管立法的原则、确立对境外对冲基金的防御对策，并积极参与对冲基金的国际监管合作。微观上，应当在解决有关对冲基金监管难点问题的前提下，从对冲基金的成立、运作、信息披露、退出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体系等方面设计明确的法律规范。
任何事物都有规则，对冲基金也应制定游戏规则，只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运转，不允许越轨。我国在开放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应预先制定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规则。对基金规范管理设定游戏规则，这对于稳定市场维护公平环境、保持基金平稳运行都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际金融界对中国在金融开放问题上颇有微词，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太谨慎。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及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再次证明我们渐次开放资本市场的决策是明智的。如果缺乏适当的基础和准备，这金融自由化的快速进展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因此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步伐不能过快，而要适度。
总之，在金融风险的巨大威胁下，我们要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回避或尽量减小风险。对冲基金是一把双刃剑，金融业的开放必然会引来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带来的风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陈高翔.《对冲基金投机冲击对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研究》
近期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
卢布、雷亚尔今年均呈现断崖式下跌
首先来看“金砖五国”的货币汇率表现。2014年底至今年初，俄罗斯卢布曾一度大幅贬值。受国际油价企稳、俄罗斯外债负担和经济运行压力减轻影响，卢布今年2―5月出现升值小，卢布汇率逐步恢复其基础价值。但好景不长，随着国际油价再次下跌、俄国内美元需求上涨、外汇市场投机行为及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等因素影响，自5月20日开始卢布贬值卷土重来。三个多月来，卢布兑美元贬值42%，兑欧元贬值47%。
2011―2014年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连续4年贬值，幅度分别为12.7%、9.6%、17%和10.8%，2015年继续呈现“断崖”式下跌，今年以来贬值高达29%。
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调整，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下调至6.2298，贬值幅度接近2%，至8月26日，累计跌幅达4.7%。
2015年南非和印度货币也呈现贬值趋势，分别贬值12.6%和5.4%，相对于俄罗斯和巴西，贬值幅度较小。
不仅仅巴西，拉美其他国家目前货币贬值也很严重。2013年和2014年，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分别为32.6%和31.2%，截至2015年8月24日，今年又贬值8.3%。2014年7月至2015年8月25日，哥伦比亚比索汇率跌幅达70.6%。智利比索兑美元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其主要出口产品铜同样出现暴跌。即便是被认为新兴货币避风港的墨西哥比索也在近期遭遇压力，美元兑比索汇率跌破16，截至8月24日，汇率为17.0975，创历史新低，通常认为合理汇率是1美元兑12.8比索。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在黑市汇率已经暴跌至1美元兑616玻利瓦尔，官方价格则为1美元兑6.3玻利瓦尔，今年已贬值70%以上。
亚洲各国货币之前表现相对稳定，但近期货币贬值也一发不可收拾。8月20日下午，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汇率波幅限制，当日该国货币坚戈兑美元大幅贬值30%。马来西亚林吉特成为今年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8月25日汇率跌至4.2395，年内兑美元跌幅已经达到20.8%，兑美元汇率创下17年来新低，逼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历史最低位。2015年1月6日，越南央行年内首次宣布将越南盾兑美元的基准汇率下调1%，降至1美元兑21458越南盾;5月7日，越南央行再次将越南盾兑美元的参考利率下调1%，至1美元兑21673越南盾;8月19日，越南央行年内第三次主动促使该国货币越南盾贬值，将参考汇率设在1美元兑21890越南盾，相当于让越南盾贬值1%。
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的四个原因
美元加息预期愈演愈烈，资本外逃。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随着2015年底的逐渐临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大量资本开始撤出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下降，汇率承压，货币大幅贬值。
竞争性货币贬值。部分国家货币贬值引发了全球新一轮的货币战争，很多国家都希望贬值各自国家的货币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各国竞相贬值货币，使得出口竞争加剧，从而更多国家加入货币贬值潮中。
经济增速放缓。根据最新一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将由2014 年的 4.6%放缓至 2015 年的 4.2%，这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稳定带来了压力。
贸易收支逆差扩大。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过于依赖资源能源出口，受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贸易收支逆差严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后欧美各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对新兴市场国家进口产品需求较少，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为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模式，因而导致贸易收支逆差扩大。
中国将如何应对？
对外可多用人民币结算
2015年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汇率大幅贬值、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资本外逃、股市崩盘等风险。与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以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内部因素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能源和大宗商品出口，政府工作效率低，腐败严重，基础设施落后等现象长期存在。外部环境面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元升值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等因素的困扰。
一旦新兴经济体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将对我国贸易、投资以及银行业的海外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从贸易角度看，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有利于我国减少大宗商品进口支出，缩小对俄罗斯、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等能源出口国的贸易逆差，但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也会抑制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对我国出口不利。
从投资角度看，由于我国在部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领域、投资项目相对集中，风险敞口过大，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将严重冲击我国在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项目投资和信贷回收。同时，由于商品需求量大幅减少，市场相对萎缩，增加了中资企业赢利难度。
从银行角度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参与了众多投资项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也在其他新兴经济体设立了分支机构，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恶化，将使行业风险敞口暴露，银行不良贷款和信贷违约将增加。
面对新兴经济体潜在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威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应对：
一是维持人民币汇率中长期稳定，发挥人民币稳定器的作用。越是在危机的时候，越要发挥人民币在岸汇率避风港的作用，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信心，缓解了亚洲“美元荒”问题。
二是对外经贸活动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目前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已占到中国对外贸易的25%以上，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人民币使用国家达到200多个，巴西、韩国、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已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国内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应尽量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既可以规避外汇结算带来的汇率风险，也减少了兑换外汇带来的交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