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1:59
关键词 经济危机；制度创新； 大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2－0068－04
自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经济危机理论历经100多年的历史演变，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迄今为止鲜有对经济危机与制度创新、大国崛起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从制度视角解读经济危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危机，并为通过制度创新应对经济危机，促进大国崛起，转危为机提供思路。
一、经济危机的制度分析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危机
任何经济活动都在一定的制度中进行，研究经济危机离不开制度分析。在制度经济学看来，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无效率的制度则抑制乃至阻碍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危机就可以看作是无效率的制度抑制乃至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制度变迁中的突变。试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危机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才会产生。如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就不可能形成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危机。经济危机的形成是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生产与消费日益脱离，各种矛盾累积集中爆发的结果。
第二，经济危机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紧密相联。人们的经济活动离不开经济制度。集中的工业化生产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使相关的商品交易制度、银行信贷制度、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等形成并发生变化。如果出现经济结构失衡，就可能诱发经济危机。
第三，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危机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如经济政策错误、原油危机、自然灾祸、金融泡沫破灭，等等。但这些原因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只有在市场经济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即市场失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激化时，才会发生经济危机。
第四，经济危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经济危机的发展要经历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具有波动的周期性。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贯穿危机始终。其中，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制度创新是市场复苏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也是带动市场进入下一经济波动周期的前提。可见，经济危机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过程。
(二)经济危机若干问题的制度分析
以制度经济学重新解释经济危机，还要对经济危机若干问题进行制度分析，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危机”。
第一，经济危机起源于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分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危机产生的一般历史形式。而并非深层次根源和唯一形式。随着工业化大生产推动近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二者的分离程度升级，导致交易费用较快增长，经济危机也就周期性地发生。这个过程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终结，生产与消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向新的有机结合而结束。
第二，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是生产过剩，但也有可能是生产不足。科尔内等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现象”的分析就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既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经济危机，那么其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也就没有必要了。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既符合历史现实，也有利于我们增强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第三，经济危机在性质上具有的两重性，在过程上具有的周期性促进了近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发展与完善。熊彼特曾说，创新是对1日经济秩序“破坏性的创造”。因此，也可以说经济危机是对旧经济制度“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发展本身对于人类由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惩罚和强制性纠错，是市场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推陈出新和制度变迁。
(三)交易费用在经济危机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制度运作和各项交易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因此，当交易是有费用时。制度就会起作用。制度不仅具有分配财富的作用，还具有减少不确定性，为合作创造条件以及节约交易费用等重要功能。于是，交易费用也就成为经济发展或危机的内在因素。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易费用变化及其所引发的制度变迁。
当代世界经济史证明，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国际价格暴涨，将导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费用大幅提高，从而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初级产品国际价格暴涨，促使进口初级产品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交易费用不断上升，货币支出大幅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人们对货币流动的偏好增强、经济发展陷入“流动性陷阱”。最终将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造成社会投资和消费水平迅速下降。导致经济危机。
这个过程可以从石油危机得到验证。20世纪70年代，产油的阿拉伯国家为了对抗西方发达国家，以石油为武器结成同盟，采取减产、禁运、提价和国有化等政策，控制产量，减少石油出口，导致国际原油的交易费用大幅上升。进口石油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供应量增加，不得不提高利率，结果引发通货膨胀。与此同时，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导致工业品价格普遍走高，抑制了进口石油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降低了产出，从而引发了由发达国家开始，进而传导至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国际经济。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持续时间约两年，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可以看到，在石油危机中，交易费用的急剧上升是导致危机产生与经济动荡的重要原因。
当然，交易费用的作用不仅限于初级产品，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次级贷款是美国面向信誉较低客户的贷款，贷款条件较为宽松和优惠，客户可以其贷款购买房屋抵押贷款，并且不用首付。如果房价上涨大于利息上涨，次级贷款是安全而有利可图的；但如果房地产市场回落，利率上涨大于房价涨幅，就会导致借款人偿债压力陡增，使放贷机构产生金融风险。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允许贷款利率浮动，并允许机构收取较高服务费用，创造了宽松的法律环境，刺激了机构发放贷款的心理“灵活偏好”；导致房地产价格多年持续上升，强化了购房者贷款买房的“消费倾向”。2001年“9・11”事件后，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把基本利率从6％降到1％，交易费用降低，使房地产商增强了“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
资本预期利润率趋高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次级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从2003年的4000亿美元，迅速增长为2007年的20000亿美元，形成房地产过热和次级债券泡沫。
然而，2004年开始美联储连续17次提息，使交易费用上升，导致房地产市场从2007年开始降温，房价下跌。利率升，房价跌，房地产泡沫破裂，预期资本边际利润率迅速走低，机构的心理“灵活偏好”和投资商“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也都看空。大量贷款者无法还款，致使房贷机构和银行的资金链断裂，坏账增加，金融市场动荡，债券发行萎缩。从2006年春季开始，“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通过多种路径传递，至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发展为世界性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发展的过程说明，交易费用变化是引发经济危机与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房地产等近代产业，因其资本的内在冲动、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市场交易费用降低，需求扩大而急剧膨胀。然而，近代产业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随着交易费用变化而灵活收缩。交易费用变化会影响生产规模的膨胀或收缩，激化市场供需矛盾，导致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所以，交易费用变化是生产规模跳跃式膨胀转为突然收缩的主变量，是解释经济危机的关键。
二、经济危机推动大国制度创新
一般看来，经济危机是坏事。然而，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为好事。经济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就是因为市场失灵。而要让市场从危机中走出来，单靠市场自身不行。因此，解决经济危机最终必须依靠政府。如果政府顺势而上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使国家走出危机而崛起。反之，如果政府墨守成规，不进行制度创新，那么在危机的打击下，再有实力的大国也可能衰落。
19世纪初、中期的数次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创新已乏力的经济大国英国，使之衰落。然而，在此期间，德国优先发展科技，建立了劳工保险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社会经济制度；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发展义务教育、先进科技和工商业。建立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废除农奴制度，以国家立法鼓励专利，创新发展工业，赠地给地方兴办大学发展教育，并赠地给居民发展农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经济安全。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危机，但却通过制度创新，在19世纪超越当时最强大的英国而崛起成为经济大国。
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在危机中就任总统的罗斯福果断采取措施，大规模制度创新。联邦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支持人们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同时，联邦政府迅速通过立法应对经济危机。比如，颁布《紧急银行法》整顿银行秩序，颁布《农业调整法》帮助恢复农产品价格，实施《国家工业复兴法》为经济恢复注入资金，等等。因此，虽然经历了战争与经济危机的冲击，美国却通过制度创新，在20世纪赶超英国、德国和日本，在困境中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上述事实说明，经济危机虽然是伴随大国崛起的危难，但制度创新却可以使大国迎难而上，转危为机，抓住机遇而崛起。可以说经济危机和制度创新，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契机。
三、大国经历经济危机而崛起的主要制度创新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大国通过制度创新克服经济危机并实现崛起的经验值得总结。这些经验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是出台新政，让利于民。经济危机使社会矛盾加剧，人民生计艰难。这就促使政府更多地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经济，出台新政，让利于民。
二是完善经济立法，改进和健全产权制度。这些立法包括：调整金融关系的金融法、证券法、票据法、担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投资法、税法、公司法、破产法；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产品责任法；保护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法、技术转让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等。这些经济立法措施有效地改进和健全了产权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克服市场缺陷，推动经济复苏。
三是创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使得就业问题凸显，因此，促进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各国政府的目标。例如，二战后英国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承担促进公民就业的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发表文告。宣布其施政的重要目标是保障公民充分就业；美国则通过《就业法》，宣告政府有责任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
四是强化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在经济危机的萧条阶段，面对严重市场失灵，强势政府应运而生。国家更多地强化政府干预，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来纠正市场失灵，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以防止和克服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比如，大萧条时期美国颁布的《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保障法》等多项法律，强制性地干预社会经济，使美国经历严重经济危机后快速复苏和繁荣。再如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加速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发展风险投资制度，增强经济活力。从1978年至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5个重要立法，创建了全球化的NASDAQ股票交易系统，使其成为全球风险资金的金融交易中心。并培育出微软、戴尔、英特尔等大批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为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繁荣奠定了基础。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具有很强的国际传导性，因而国际合作应对经济危机极为重要。比如，针对劳工问题，各国通过协商制定《国际劳工公约》，并相继成立国际劳动法协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协调劳动关系。针对资金问题，各国协商共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帮助修建道路、港口、码头和其他基础设施，在危机后帮助各国恢复和发展经济。
美国的次贷危机，形成了一场影响全球、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这场金融风暴的发生，带来了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也可能会引起全球格局的新布局和新变化，它可能会对人们的市场信心和信念产生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市场实在地带给人们的益处，让人们充分确信市场的能量。自从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来，看不见的手就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理念和法宝。后来，虽然这一观念因为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挑战，但自从美国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又高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里根经济学的旗帜，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事实，又进一步树立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我们充分体验了一回市场失灵的恶果，它必然会迫使人们重新反思市场是不是万应灵药，反思市场和市场化的限度。
这场经济危机也让人们认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观念中，政府管制职能的扩大，被人们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和走向奴役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以这样的书名，来反思类似的问题，尽管他的反思，还有其他所指。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总管家。尽管如此，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仍然深怀戒心。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各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出现了政府间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对公民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现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场体制下政府的作用?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内国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内国政治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必须重新反思、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国际关系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质疑和反思，多年来人们期待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条件，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再者，这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国际经济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配。特别是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育、成熟和完善，他们寻求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话语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四国元首会晤，提出了可能取代美元的新型硬通货币的建议，便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与此同时，在文化的发展和主导上，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大家知道，自近代以来，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事实上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独大地成为文化的输出国和领导者。美国的文化殖民现象令世人担心。但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以欧美或者美国为中心的文化殖民现象，必然会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受到世人强烈的反思和质疑。因此，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中主导权的争议，也就不难预期。
以上由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种种现象或可能性，都期待着法律人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审视，寻求法律的对策、调整或规制。否则，如果法学学者找不到相关的法律对策，国家或国际社会无法针对这种情况作出法律的因应，金融危机只能导致进一步的混乱、失序，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将进一步受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经济危机不但推出了凯恩斯经济学，而且推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大家知道，那次新政的核心是针对经济危机，建立因应的法律体系。今天我们面对的这次金融危机，也亟需法学家从多视角提出因应对策，需要政府和国家从多方面提供法律对策。
美国的次贷危机，形成了一场影响全球、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这场金融风暴的发生，带来了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也可能会引起全球格局的新布局和新变化，它可能会对人们的市场信心和信念产生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市场实在地带给人们的益处，让人们充分确信市场的能量。自从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来，“看不见的手”就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理念和法宝。后来，虽然这一观念因为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挑战，但自从美国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又高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里根经济学的旗帜，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事实，又进一步树立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我们充分体验了一回市场失灵的恶果，它必然会迫使人们重新反思市场是不是万应灵药，反思市场和市场化的限度。
这场经济危机也让人们认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观念中，政府管制职能的扩大，被人们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和“走向奴役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以这样的书名，来反思类似的问题，尽管他的反思，还有其他所指。关于金融风暴与法律因应，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总管家”。尽管如此，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仍然深怀戒心。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各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出现了政府间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对公民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现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场体制下政府的作用?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内国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内国政治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必须重新反思、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国际关系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质疑和反思，多年来人们期待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条件，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再者，这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国际经济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配。特别是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育、成熟和完善，他们寻求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话语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四国”元首会晤，提出了可能取代美元的新型硬通货币的建议，便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与此同时，在文化的发展和主导上，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大家知道，自近代以来，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事实上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独大地成为文化的输出国和领导者。美国的“文化殖民”现象令世人担心。关于金融风暴与法律因应，但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以欧美或者美国为中心的“文化殖民”现象，必然会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受到世人强烈的反思和质疑。因此，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中主导权的争议，也就不难预期。
以上由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种种现象或可能性，都期待着法律人从法律的视角进行审视，寻求法律的对策、调整或规制。否则，如果法学学者找不到相关的法律对策，国家或国际社会无法针对这种情况作出法律的因应，金融危机只能导致进一步的混乱、失序，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将进一步受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经济危机不但推出了凯恩斯经济学，而且推出了着名的“罗斯福新政”。大家知道，那次“新政”的核心是针对经济危机，建立因应的法律体系。今天我们面对的这次金融危机，也亟需法学家从多视角提出因应对策，需要政府和国家从多方面提供法律对策。
摘要：万解秋教授认为，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白永秀教授认为，欧债危机从深层原因来看，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责任与权利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钱津研究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危机，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机。传统的陈旧的货币理论直接导致了经济相对脆弱的一些欧洲国家在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自家政府财务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货币理论亟需转换和推进的问题。余斌研究员则认为，欧债危机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危机，它更多地是一场人为的危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大量持有欧债，那么欧盟和德法金融寡头必然会以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如设置人权话题等手段在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样贬值所持有的欧债，借机掠夺中国人民。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欧洲联盟；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债务危机起因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
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
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
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
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
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 000~30 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
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
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三、欧债危机的不同解读与启示
欧债危机的爆发已是事实，但如何看待其爆发却出现了不同的解读。这对于分析其影响冲击和经验借鉴也存在分歧。一种分析结论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国的债务危机，是一国财政扩张和赤字预算导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债务清偿危机，按此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危机解读，这与货币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收缩支出，恢复财政平衡，包括实施国际救援和债务重组。这一解读单纯化看待债务危机的爆发，无法解答为何在欧元体系国家中同时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解释为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扩张行动后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种解读是将欧债危机看成是一种欧元区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欧元区的爆发冲击转化为了债务危机。在欧元货币政策体系内，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调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货币贬值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转而只能使用财政杠杆扩大预算支出来避免经济的过分收缩，财政支出的失衡引发了一部分经济弱势国家的债务危机。按此解读，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衰退只要应用货币贬值就可能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观点，因为那些经历债务危机折磨的国家，岂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吗？从实际看，一个国家用自贬货币的方法是嫁祸于人，也不能自救，因为这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报复性贬值，这样的货币汇率战根本不能解救一国经济的衰退危机，而且混乱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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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政府；市场；宏观调控；均衡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6－0026－04
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其阴霾。危机爆发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探寻乃至反思应对之策。在这股热潮中，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考察因其视角的独特性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甚至发展趋向的相关性更是成为社会舆论、学术研究和会议讨论的热点。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巴里博斯沃思所言，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为反思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这种反思也必然会为我国改革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思想养分和经验借鉴。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市场失效抑或政府失灵?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歇，由于这项研究涉及拯救方案的选择乃至意识形态的判定，至今也尚无定论。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金融危机根源的认识因其关注侧重点和研究专长差异，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有学者从微观经济层面进行解释，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消费需求过度，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背离，华尔街金融过度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也有学者从体制运行角度进行考察，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还有学者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因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更多学者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从“风险一监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作出本质上的把握，必须作“马克思的追问”，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其根源。此外还有个别学者将危机爆发归结为“缺乏诚信”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性根基。
以上看法从不同侧面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诸种认识皆有利于加深对于危机根源的认识。在更普遍意义上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说，还是监管体制说，抑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都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框架。学界基于政府与市场视角也进行了深入探索。如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失灵，是市场自由主义罪恶的铁的证明。而持政府失灵论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祸因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长期被扭曲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除单方面追究政府和市场的责任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和市场都对金融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证明自由市场万能论的破产，另一方面，政府不恰当的言行、产业政策的失误、垂直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对引发、扩大危机难辞其咎。
笔者认为，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考察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方面不应孤立、静止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应割裂二者的整体联系，追究单方面的责任。事实上，政府干预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在西方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论争、演变史。18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应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分散主义的不利影响，保护贸易；到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的神奇力量，市场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并将政府定位于“守夜人”，职责就是提供安全和秩序；这种思想对后来各国发展战略选择、政策制定以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围绕计划经济实践展开的“冯・米瑟斯VS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争论，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到来，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神话，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取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主张，广泛推行私有化，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更是达到了“原教旨主义”的程度。直到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各政府采取一系列具有政府干预色彩的经济政策，甚至采用了收购部分金融企业股权的“国有化”措施。政府干预再次成为主要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普遍选择，凯恩斯主义也重新成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渊源。
综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说史，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方面，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成了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并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互为因果。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派都没有绝对地否定或拒斥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而是争执于政府与市场谁更有效的问题。因此，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以及如何促成政府、市场的双有效才是应有之义。因此，在笔者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置失误引发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效。正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乃至废除金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放纵金融衍生品，使得监管失控和金融风险累积；上世纪末美国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采取的产业政策酝酿了IT泡沫，本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与利率政策成为滋长房地产泡沫与次贷危机的温床；美国政府对投资银行、对冲资金和保险公司监管缺位造成了危机局面。
二、拯救危机：“回归市场”还是“拥抱政府”?
检视金融危机爆发根源，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甚至预防危机。因此，学界对于如何走出危机的探索与其对于危机爆发原因的判定紧密相连。在“制度论”者看来，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拯救危机根本在于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
在“市场失灵论”者看来，市场具有先天缺陷，获取信息的成本及交易的外生性、社会成员竞争的残酷性、市场主体不对称性都需要市场外的力量进行调节。无论新旧自由经济论者如何为市场辩护，但“历史天平总会在应对危机中向政府倾斜”。朝而在“政府失灵论者”看来，摆脱危机最终还得依靠市场的作用。“政府只能依靠市场，为市场提供条件，并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市场运作，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繁荣，并改善人民福利”。选择政府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完全服从，政府应尊重并立足于市场，遵循经济规律，以间接性的调控方式为主，刺激市场，由市场来引
导市场主体。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诚如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人指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政府不是一个外生于经济体制的负责解决失灵问题的中立的全能机构，政府对于危机的干预，不管其形势如何，是一种对于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危机之后的补救行为，是一种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恢复投资者信心的行为。危机之后，还是要回归本源，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应引入“第三只手”――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缓冲地带。
本文认为，主张回归市场论者和加强政府干预论者都是从理想的政府和市场出发界定二者的职能。过去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纯粹的市场放任主义和绝对政府控制演绎的都是一部部“血色浪漫史”。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任何一方的缺陷在逻辑上并不必然保证来自另一方的替代一定是合理的选择。政府和市场都是现实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二者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公民社会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政府而享有公共权力，也不能代替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必须建立在政府与市场的基础之上，是对二者的补充。因此，要科学透视政府的经济角色，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必须抛弃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逻辑思路，寻找二者效用均衡关系的黄金分割点。其实，政府与市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人之行动且非意图或设计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基础都是交易行为。市场交易决定的是私人物品的归属，政府交易形成的是协定、契约和规则等公共物品。政府通过宏观把握市场的政策导向、制度、法规的出台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市场的运行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在遵循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选择
本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并通过其掌控的国际经济体系波及全世界。中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危机既已爆发，关键在如何应对。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在于以制度与规范、道德与情操为结合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须靠全面深化改革，让权于民，让利于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杨承训则认为需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不能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还有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政府应对市场失效的战略和政策，并对中国政府干预绩效的基本内容、指标体系、主体及程序、提升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讨论为中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具体对策。但是必须注意到，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不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开的药方也不同。美国在危机发生前政府失位，所以要加强政府调控和监管，限制市场的过度自由；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悠久的重商和市场经济传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市场一直作为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存在。并没有获得目的性地位”，中国的问题大多是自己的问题――也即，市场化进程在半途遭遇重重阻击和障碍，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仍大量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在中国应更加重视法治型、服务型、科学决策型政府建设，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更加强调焕发市场的活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再造政府：从革命一建设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事实上冲击不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贸和外汇上。外贸下滑则需扩大内需来应对，而外汇贬值也可以采取对外币相应贬值的办法来回应。为此，一方面我国外汇保持自2009年以来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为启动内需，我国政府采取了4万亿元的巨量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和9.58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为主要内容的宽松货币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逆势上扬，率先复苏的作用非常明显，同时又挽救了地方财政危机，可谓成就斐然。但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低质量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国内投资、消费结构；国民财富进一步向体制内部门集中，市场机制退化；而高速推升的房价，也酝酿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风险。可谓利弊兼具。
那么，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症结何在?在这里，笔者同意陈剩勇老师的观点：中国的问题在宏观上可以表述为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双失衡，且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次分配不合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导致的居民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分配不公也是中国经济的另一症结。而以上两个问题都是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造成的，表现为社会政策中的政府缺位和市场政策中的政府失灵。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政府在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同时失灵，是体制性缺陷和障碍使然。要扭转中国经济的被动局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缺位和在市场领域的缺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政府在社会和市场领域的缺位体现的是公共性的缺失，在市场领域的越位体现的是经营性和建设过度。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缺位和在市场领域的缺位越位，其实质是政府角色的错位。因此，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症结在政治，政府角色应当重新定位，建设一个为社会和市场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领域，政府要承担起市场制度即法治建设之责，并从经营性领域逐步退出，把经济建设的角色赋予市场。在社会政策领域，政府要承担起社会公平之责，让公共财政“取之于民而用于民”。
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策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从1949年到1978年第一个三十年，称之为“革命型政府”，它奠基于巨大的革命功绩和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巨大号召力，为巩固统治和满足治下民众生存和安全，实行增量增长为主；第二种是1979年到2009年第二个三十年，称之为“建设型政府”，它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以GDP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取得，主要以行政命令方式寻求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富裕；这两种类型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同样带来了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体制僵化等
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阻碍下一步发展甚至葬送前面发展成果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依赖于政府转型：即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它强调政府作用的公共性、职责的公正性、服务对象的公共性、权力的有限性。协调利益矛盾、解决结构失衡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首先需从改革“建设型”或经营型政府出发，为市场竞争中的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均等的机会，并必须保持利益立场的超然性。而这三点的取得有赖于推进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有效制约政府的方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
2 中国宏观调控：多元困境下的出路
如上所述，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因此，就有学者主张加强宏观调控，并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的取向。危机促发改革，改革拯救危机。这种以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实的做法值得警惕。美国把金融自由化走到了极致，而我国过分偏重政府的调控，严重束缚了市场的发展。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突出的问题：
首先，宏观调控权力缺乏法律基础。目前并没有法律来严格界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概念被滥用，调控的范围随之被扩大，经济管制与宏观调控混同，行政调控与经济调控不分，难以追究责任；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不清晰，有时地方政府也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甚至是县级以下的某个街道，这也导致地方政府顽强对抗中央的调控。
其次，宏观调控政策波动性大，权威不足。目前我国关于宏观调控的规定较为随意，未能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严肃性。在具体宏观调控措施方面，有的措施甚至是一夜之间决定的，让人们自然对其合理性产生担忧。政府投入4万亿元，不禁让人疑问这4万亿元的来源和安排，政府是否有权力来决定这4万亿元的用途。又如央行太过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等，使市场处于不稳定的因素中，让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受到质疑。
再次，宏观调控目标的制定和调控工具的使用。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目标是进一步采取调控措施的依据。为了应对危机，我国将当前的调控目标主要定在保增长，并从扩大内需着手。各个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可能冲突，如何有效运用各种调控工具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至关重要。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三大法宝影响范围广但作用有限，缺乏差异性。调控权力主体应关注其他一些选择性的政策工具，如不动产信用控制等，对某些特定调控对象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政策工具。
应该看到，与西方相比，中国意境中的宏观调控手段不仅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涵盖法律手段和土地控制、信贷控制、节能减排市场准入标准等行政手段；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不仅在于传统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还夹杂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不合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各类问题的妥善解决。由此也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需要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失灵，而在于多重目标追求。
如上所述，要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先明确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分工，否则即使走出了金融危机，也会引发其他的可能更大的问题；政府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宏观调控，否则与其相关的都处于不确定中；应由中央集中行使宏观调控权，政府在调控过程中要遵循程序正义，合理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有效运用调控工具，逐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处理好政府缺位与干预过度、投资乘数效应与体制放大效应以及短期的应急干预与长周期调控的关系，警惕短周期干预措施刚性化、长期化，导致旧体制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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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3－0013－04
2013年高考文综全国课标卷选择题第31题，针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中的胡佛和罗斯福进行设问。题目如下：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总统胡佛并不是自有放任政策的典型代表，他对经济进行了有限的干预，且为后来的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借鉴。胡佛采取的干预措施是
A 斡旋劳资双方达成保持工资水平和不罢工的协议
B 通过霍利——斯幕特法以提高关税和保护国内市场
C 发起自愿减少耕地运动以维护农产品价格
D 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向一些银行和公共工程贷款
答案：D
一、试题分析
在世界近现代经济史中，1929－1933年经济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各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对此次经济危机有不同描述，绝大多数都主要叙述经济危机背景以及罗斯福新政的内容和影响。人民版教材必修二以专题六两节来阐述罗斯福新政，其中第一节《“自由放任”的美国》叙述了经济危机背景以及胡佛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和方法。
31题以胡佛反危机措施为切入点，联系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该题是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基础知识的考查，但又涉及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具体理解和应用，要求很高，学生易出现知识混乱和理解错误。该题A、C选项，学生根据课本知识相对比较容易排除，对于B、D选项容易出现知识盲区。
根据人民版必修二的描述，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胡佛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功能，继续奉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让经济进行‘自我治疗’”。课本还叙述了胡佛力图依靠经济自我治疗，只是在大选年为了连任，而采取了两大措施(成立复兴金融公司和签署紧急救济与工程建设法)。这种描述通常会让学生认为，胡佛是一个无能的总统，在经济危机下毫无办法，经济危机之所以最终克服，完全得益于罗斯福新政。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印象。我们在教学中，除了课本知识外，应对胡佛反危机措施以及罗斯福对胡佛政策的借鉴加以拓展和研究。
二、教学过程中的处理
(一)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关于胡佛在大萧条中的表现，笔者认为从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后，他在主观上还是想力挽狂澜的。胡佛为了控制经济衰退，采取了多方面的反萧条措施，这些措施需要引导学生了解并分析：
1 稳定农产品价格
1929年6月，胡佛敦促国会通过了《农产品销售法》。根据这项法律，1929年至1933年，新的联邦农业局将主要农产品生产者，以形成全国性的合作社，并建立了公司，试图通过大众市场，平抑物价，稳定农业。直到1931年，这项措施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后开始的欧洲金融危机使美国农产品的国外市场需求下降，价格大幅下跌，联邦农业局宣布，它已经丧失对局势的控制，他们放弃了保持农业价格的努力，转而对付其储存的农产品，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到1932年，联邦调查局在市场上的农业活动，最终的损失高达3.54亿美元，并停止活动。胡佛稳定农产品价格计划措施以失败告终。
2 号召自愿联合互助
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崩溃后，胡佛政府便召开一系列会议，在自愿基础上，提醒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和财政、产业、贸易、建筑行业的领导者，保持生产性投资和现行工资，同时要求劳工界领袖合作，放弃增加工资的要求。1930年12月，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提到：“问题是经济不景气，不能使用立法或行政措施来解决问题，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细胞——生产和消费者——自我的治疗，这两个方面的合作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并减少不良副作用。”
3 创建复兴金融公司，稳定信贷
胡佛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复兴金融公司，该公司1932年1月由国会通过。公司拥有5亿美元的资金，有权借贷3倍于资金的15亿美元的证券，在全国30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以拯救银行，铁路和金融信贷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主要目的。193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紧急救援与工程法》，因此，复兴金融公司增加到33亿美元的借贷能力。在胡佛任期，复兴金融公司借出贷款总额的80％给金融机构和铁路部门。
4 通过扩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国内购买力
胡佛总统在四年内使美国政府公共工程的支出达7亿美元，是1900年至1929年2.5亿美元总和的近3倍。在联邦政府资助下，建成的道路达37000英里，增长了40％的国家公园，国家森林面积增加了250万英亩，亚利桑那州胡佛水坝于1930年开始建设等等。
5 “霍莱－斯姆特法令”
为了保护美国国内市场，1930年6月17日，胡佛不顾1028位经济学家的恳求，签署了“霍莱－斯姆特法令”以提高关税税率，使美国在此后的3年中遭到了33国家反关税政策的抵制。1930年通过的“关税法令”再次提高已经很高的关税，“新关税法令”中所有税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三分之一的征税项目变动了，有890种增加了税率，其中包括由免税改为征税的有50种……”其结果是加速了美国对外贸易的下降，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抗，但实际税收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这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大萧条时期胡佛反危机的重点。不难发现，当时胡佛试图做的是，帮助经济体制实现自我恢复的目标。由此，让学生认识到胡佛政府并不是一味的自由放任，他的作为为后来罗斯福的成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胡佛政府经济思想的变化以及对“罗斯福新政”的影响
胡佛政府反危机措施，在学术研究中日益增多，对其评价也在逐渐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胡佛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认为他在经济危机中无所作为的偏见，把他视为过渡人物。例如，韩铁指出，胡佛既不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典型代表，也不是20世纪30年代主张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新政派先驱。胡国成认为，胡佛并非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学说的盲目崇拜者，但胡佛的反危机措施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意义上的政府干预；胡佛的干预，是自由放任中的干预，其实质是干预中的自由放任；胡佛是美国经济自由放任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但绝不是国家干预时代的第一位总统。王义全提到，胡佛的反危机政策虽然失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激化，并为罗斯福新政奠定了基础；否则，罗斯福新政不会很快奏效。
威廉·艾伦·怀特在1933年对胡佛如是评价：“因此历史站在那里犹豫，等待时间来作出判断，就为社会指明复兴的道路而言，胡佛是新时代总统中的第一人，还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人。事实上，他两者兼具。”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评价仍颇有见地。我们可以看到，胡佛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了过渡性的特点，他是习惯了任经济自由运转的美国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统，而当信心崩溃以及当时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动荡使萧条持续发展的时候，其政策更多的是在放任与干预中的摇摆。虽然从白宫会议到扩大联邦公共工程建设到建立复兴金融公司等，都说明了他在萧条中一直没有放弃政府对经济复兴的责任，有些措施为后任也提供了某些借鉴。但他却又是无为的，因为他的这些政策都使政府始终与经济组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所认为的政府责任并非意味着对经济活动的全面介人，而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态，这种摇摆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胡佛应对政策的失败。
因此，在教学中，胡佛不应作为一个被贴上“放任”“无能”标签的历史人物，更不应作为以“无为”突出罗斯福“有为”的对照物。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真相，关注胡佛、罗斯福等人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心态及思想来源，关注社会环境对这种心态的影响。具体到这一专题的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胡佛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试图挽救经济后，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罗斯福如何借鉴和吸收了胡佛政府的经验和教训，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果断行事，采用新政策推行新政。
1 胡佛反危机政策措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胡佛任期正值大危机的主要过程，他的前任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曾任前任总统主要经济助手的胡佛上台后，同样推行自由放任政策是很自然的。胡佛在任期内采取了组建复兴金融公司等一些减轻大危机严重后果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的确起过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没有摆脱单纯自由放任的旧模式，反危机措施并没有从总体上缓解大危机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减轻人民群众的生活困境，从而为历史所否定。
2 胡佛反危机措施失败，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思想的变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学生在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经济学理论是否仍然是自由资本主义有迷惑。通过1929－1933年经济危机以及两位总统的反危机措施，可以深入了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的变化。胡佛赞赏市场的自由调节，认为其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干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政策可以解决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需要，渡过经济困境。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这种思想显然不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危机的方法。西方经济理论界也由此开始了新～轮的变革，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再流行。这为后来“罗斯福新政”实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成为二战后欧美主要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机会。
3 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意义上的自由放任政策，这是垄断资产阶级在原有轨道上的试图摆脱危机的最初尝试。
从这个角度来讲，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是由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到罗斯福国家干预主义的过渡。在教学中需要突出胡佛的经济思想的变化。在胡佛四年任期内，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如稳定农产品价格、号召自愿联合互助、创建复兴金融公司、扩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等。这些政策表明，胡佛政府在开始尝试干涉经济的发展。我们看问题要从事物发展的趋势去看，而不能单纯地从表现出来的问题看。如果只从1929年10月至1932年7月美国经济危机恶化的情况看，危机的确是加深了，但从美国经济危机恶化的趋势看，危机加深的步伐在减慢，因为美国经济危机“到1932年7月到达最低点”，在这之后经济危机总体已经却步并有所缓解，这正是胡佛反危机措施实行三年后取得的成效。这也说明胡佛政府时期的政策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他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和改变。
4 胡佛反危机措施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胡佛任期内成立的复兴金融公司，虽然最初效果一般，但为“罗斯福新政”采纳和发展。胡佛任内复兴金融公司对铁路、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大型企业贷款占公司贷款总额的80％，罗斯福则增加了该公司的贷款额，并且扩大了贷款范围，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等；1932年胡佛任内签署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法令为1933年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房产贷款法令和1934年的修正案所补充，发放的贷款和低息债券额由1.25亿美元增加到30亿美元。
虽然胡佛和罗斯福在总统竞选时同时将追求财政平衡作为竞选纲领，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都出现了赤字，如1932年度财政赤字为2735万美元，在1931－1939年度间的财政收支方面占第5位。这有助于缓解当时美国的大危机，同时这也是胡佛的政策措施转变的一个体现，说明胡佛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而影响到了罗斯福时期的政策。
在社会经济救济方面，胡佛政府采用自愿联合政策，效果不佳。罗斯福彻底地抛弃了胡佛的自愿联合政策。通过举办大型公共工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制定了《农业调整法令》，以加强政府同农民的合作来稳定农产品价格，增加失业福利和失业保险等，积极主动地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
【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媒业 口红效应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使它的次贷危机迅速扩大化，蔓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进口国，在对美贸易方面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正是由于中国与美国经济这种紧密的关系，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影响程度必然颇深。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月22日召开的新闻会上公布初步核算的数字：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中国的经济是处于一个放缓的趋势。在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媒业无法独善其身。
一、面临挑战的传媒业
传媒业的传统盈利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广告获得资金，另一种是通过贩卖内容获得发行收入。对于我国和大多数国家的传媒业，大部分都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取得盈利。这种盈利模式，被《时代》杂志的前主编，CNN的前董事长沃尔特・艾萨克森称为“独腿模式”。单纯从经营角度看，这样的盈利模式最大危险在于对传媒业外部的经济环境依赖过大，不稳定的因素更强，经济情况好则媒体收益大，经济情况下滑传媒业必然随之衰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传媒业深受影响，很多国际大型传媒集团都削减了日常经营项目的支出以压缩成本，2008年10月《洛杉矶时报》裁员一成，哥伦比亚公司压缩项目经费，NBC环球公司宣布2009将减少3%――约五亿美元的预算开支。
在金融危机中很多广告主选择了减少广告的投放或者更谨慎集中的投放方式来压缩宣传成本。毕竟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企业的性质始终不变，它是一种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目的是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时，很多企业减少或者放弃了广告方面的投入，或者转投互联网广告。传媒业广告市场面临的是大幅缩水，据法国实力传播公司（Zenith Optimedia）在2009年2月预计，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广告市场增速将大幅放缓，2007和2008全球广告市场增幅为4.3%和4%。该数字低于其在2008年6月份预计的6.6%和6%。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北美和西欧，广告市场增速放缓幅度最大。
由于广告主投放广告缩水，依靠广告维持的中国传媒业也面临考验。由于有很多企业都在2007年暂时控制广告投入准备在北京奥运会上大量投放，因此即便在情况复杂的2008年，中国传媒业依然在北京奥运会的带领下从广告上获利颇丰。然而2008年底开始，金融危机形势更加恶劣，媒体广告收入开始下滑，最大的广告主――房地产业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一直处于低迷，广告投入也大不如前。中国传媒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二、“口红效应”带来的矛盾
在压力和挑战下却隐藏着另一个机会――“口红经济”。“口红经济”这种现象最典型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在经济困难时很难买得起一些除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商品，口红由于既非生活必需又相对奢侈品较为廉价，既在人们的经济负担范围之内又能给人们带来一点消费的快乐，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口红的销量不降反升。“口红效应”的实质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往往想逃避开现实生活而转投到一些既能负担得起又能带给自己一些慰藉的非生活必需的活动中去。自从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妆品产业的口红、面膜等低端消费品的消费同样逆势上升。
“口红效应”在人们对媒介的使用方面同样体现出来。社会学家拉斯韦尔和默顿早在1948年所著的《传播研究》一书中就对大众媒介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媒介主要除了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之外，还具有“麻醉功能”。现代人能够在大量的媒介信息与通俗娱乐中逃离现实生活的痛苦，暂时忘记生活中的不如意。大众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能够带给人欢乐带来“麻醉”的效果，可以说“麻醉功能”是大众媒介娱乐功能的延伸。在经济遭受寒冰的环境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消费受到了限制，于是有很多人选择回归到家庭中看电视、看报纸或者上网这些既省钱又带来欢乐的娱乐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早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卓别林的电影备受人们追捧，童星秀兰・邓波儿成为最走红的抚慰人们心灵的良药。当时并没有普及电视机，因此电影产业就成为逆势上升的“口红”。这次的金融危机稍有不同是，由于中国电影比较高的观看价位，电视、报纸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低收费和易获得使它们代替电影成为这一波金融危机中的“口红”，因为媒介的使用率是和获得的费力程度是成反比的。
传媒业能够呈现出“口红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作为信息的提供者。金融危机下的人们比较急切地想获得经济方面的信息来消除一些不安定心理，信息的功能就是消除不确定性，人们在变动的环境中更加希望获得更多的有关信息来消除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来稳定自己的心理，做出正确决策。比如在2007年中国股市“牛市”中有大量的普通老百姓从过去的对证券市场的不闻不问而变成了“股民”和“基民”，以为可以在“牛市”中挖到一桶金。金融危机到来，股市迅速由“牛”转“熊”，很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就已经被套牢，于是有更多的人开始更加关心金融危机怎样发展，股市何时“回暖”等等，结果就是过去不太关注经济信息的普通人也急切地搜集各种信息，最主要的方式自然就是通过大众媒介。大众媒介的经济信息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在金融危机中有很多人失业或者工作减少，产生了大量剩余的时间，这些时间的打发有一大部分也转投到了对媒介的使用上。
正是以上三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传媒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口红效应”，使用率并没有随着经济下落而降低，反而得到了提升。
当然，“口红效应”给传媒业也带来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出现萎缩，广告主开始削减广告投放量，另一个方面却是媒体的使用率上升，资金萎缩必然要求压缩成本，前期投入减少，媒介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难免受到影响。尤其是报业，中国报业除了极少的比如《体坛周报》等几份报纸外绝大多数都是以低于报纸本身成本的价格在发行，在发行渠道中报业多数是挣不了钱的，靠的是大发行量引来广告所带来的资金来填补，广告市场萎缩带来的危险是直接的。本来在“口红效应”的作用下，传媒是该大有所为的，却因为广告市场萎缩而无法作为，这是摆在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传媒业面前的一个矛盾。
三、缓和矛盾
金融危机并不会永远存在，但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是数不清的不确定因素。随着将来全球金融危机慢慢消退，“口红效应”也不会一直在经济中体现出来。然而，从这次的金融危机带给中国传媒业的矛盾中能看出中国传媒业明显的软肋，太依赖广告市场，无法依靠有价值的传播内容来从发行方面获得利润，这个弱点一直存在于中国大众传媒业当中，只是在经济比较景气的情况下不易被人注意。这次金融危机虽然给传媒业带来了一些利益上的损失，但对于资金链条发育非良性的中国传媒业并不一定是坏事。大浪淘沙，只有经过锤炼的中国传媒业才有可能更加健康的发展。
对于目前情况下传媒业体现出来的矛盾，可以有一些缓和的办法：
1、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看：扩大内需。
中国经济长期是一种内需不足的局面，金融危机之所以对中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了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中国早就出现过果农让水果烂在树上，奶农倾倒牛奶的事情，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但在外部需求也萎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真正受到比较大的影响。GDP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GDP增长也并不是越快越好，这次金融危机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扩大内需”成为2009年开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国家果断地拟定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并且扩大内需在中国尚有非常大的空间，若能调控得当，把内需在GDP中的百分比提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乐观的。
在扩大内需方面传媒业也并非只能袖手旁观，作为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传媒业也大有可为。作为第三产业的传媒业必须要做好产业调整，生产出更多价值，传媒业要做好创意产业这个角色，占领价值链的顶端，才能有效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意义是巨大的。扩大内需能够使中国经济更加良性运行，在全球化浪潮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经济基本面的良好传媒业才能有好的土壤。
2、从传媒业本身看：改变盈利模式。
我国传媒业抗风险能力的弱点就在于过于依赖广告收入，而无法回归信息传播业的本质――贩卖有价值的信息给受众来获得收益。这种盈利模式太单一，就如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不稳当的。
改变盈利模式的重点应该在于让传媒业靠内容取胜，把内容贩卖给受众，获得收入。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条清晰简便的让观众收看收听和付费的渠道，比较好的办法是发展“三网融合”，它并不仅仅是指电信网、互联网和电视网这三大网络的物理联合，主要是一种业务层面的媒介融合，比如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观众如果想要收看电视节目和互联网上的信息，通过电信网就可以轻松用电话或者手机付费，数字电视就是“三网融合”的开始。
摘要:金融危机已经进入尾声,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表面来看是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引起的,但是本次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一次金融投机家的投机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打压美国证券期货市场赚取高额的利润差价。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没有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大规模的战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由此证明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原因不是市场自身造成的,反推证明本次金融危机是一次人为投机因素产生的。另外,通过大量分析推论世界范围内本年度第二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将好于第一季度。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投机;机遇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风暴已经进入尾声,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金融危机的成因谈起,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表面来看是由于美国的次级贷危机引起的,但是笔者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一次金融投机家的投机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打压美国证券期货市场赚取高额的利润差价,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可以确切地说金融风暴已经结束,由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现象也将进入底部,由此可以推断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本年度第二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将好于第一季度。
一、金融危机成因分
笔者之所以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是一次金融投机家们的投机行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本次金融危机不是市场自身原因造成的,查看历史数据,2008年9月以前世界范围内经济一片繁荣,各国经济指标大多为历史最好,而2008年9月雷曼公司宣布破产保护以后,金融风暴犹如海啸一般短时期迅速席卷全球并迅速影响到实体经济,2008年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指标迅速变坏,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没有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大规模的战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由此可以证明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原因不是市场自身造成的,由此反推出本次金融危机是一次人为投机因素产生的。
下面再通过一些间接现象来分析证明本次金融危机是一次金融投机,要通过直接现象证明本次金融危机是一次金融投机是比较困难的,此次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有很大的不同,1997亚洲金融风暴有明确的挑起者——金融大鳄索罗斯,而且投机过程非常明显,因此很容易通过直接现象证明亚洲金融风暴是一次金融投机,而此次金融危机其金融投机过程非常隐蔽和周密,很难从表面现象直接看出这是一次金融投机家们导演的一场大戏。只能从一些间接现象判断本次金融危机是一次金融投机。首先看这些投机分子选择投机的时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正是美国总统换届之前,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忙于换届,是应对危机最薄弱的时期;再看金融投机家们针对的对象,此次金融投机的对象是美国证券和期货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股市已经连续上涨了五年,美国股市已经出现高市盈率高风险现象;再看本次金融投机家们利用的工具,本次金融危机金融投机家们利用的直接工具是次级贷和次级贷衍生物[1],间接工具是宣传媒体。为了使本次金融危机能够达到金融投机家们的预期效果,可以说他们是挖空了心思,实际上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化解次级贷危机本来是不难的事情,但是金融投机家们根本不给美国政府机会,甚至不惜以牺牲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为代价,利用媒体导向制造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恐慌来打压美国证券和期货市场,利用了大约半年时间将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2000多点砸到6000多点。石油期货从143美元左右砸到38美元左右,有报道称专家估算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造成了十多万亿美元资产的蒸发[2],那么金融投机家们通过做空美国证券期货市场赚取的利润保守的估计也应当有万亿美元以上。至于说这些金融投机家们在美国证券期货市场通过抄底在未来的市场上赚取的利润更是高得难以估计。
二、预见经济即将好转的根据
文章开头笔者为什么说本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了呢?其实这很简单,既然本次金融危机是针对美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一次金融投机,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高抛低吸来赚取差价,只要美国证券期货市场见底了,金融危机也就结束了。根据道氏理论,股市的趋势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从2009年3月10日起美国股市已经连续上涨三周,根据以往的统计数据可以推断美国股市的上涨趋势已经形成,因此即使金融危机造成的危害还会有一定的延续,但是今后一段时间金融投机家们将会利用其资金实力不断推出有利于金融形势好转的消息来刺激美国股市的上涨,这当中可能有小的反复,但是大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预见经济即将好转的根据有三点:(1)美国的经济基本是与证券期货市场同步的,美国证券期货市场见底,经济下滑也应当见底。(2)美国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破坏很小,只要金融形势好转,经济会迅速跟上。(3)世界各国提出了振兴经济的计划,特别是中国已经实施了经济振兴计划,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正在实施多项刺激经济和消费的方案,根据本人在《试用量价时空关系式分析当前金融危机》[3]一文中的论证,目前世界各国提出的宏观振兴经济计划多数将刺激经济的增长。
根据以上三点本人推测全球经济3月份见底,四五月份将开始复苏,最迟6月份各项经济指标将明显好于3月份。转三、面对机遇的措施
1.避开政治阻击,抄底矿产资源。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抄底机遇,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更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低价获取矿产资源的机会。众所周知,2008年之前只要是中国准备购买的物资国际炒家都会哄抬物价,但是目前如果中国大量购进矿产资源一般不会遇到国际炒家的价格阻击,这是因为如果国际炒家用哄抬物价的方法实行阻击,必然会推高美国证券期货市场,而目前正是国际炒家吸筹阶段很显然对于金融投机家们而言不希望迅速推高美国证券期货市场,所以国际炒家不会用哄抬物价的方法阻击中国收购世界矿产资源。但是国际炒家会用政治手段阻击中国抄底世界矿产资源,3月份澳大利亚否决中国五矿收购案就是政治阻击,因此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要学会灵活运用政治手段,避开政治阻击,抄底世界矿产资源。
2.适度参与美国股市。一般来说股市的底部区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形成,因为国际炒家需要慢慢吸筹,以获取暴利。因此短时间内美国股市不会迅速走高,它会慢慢推高或震荡走高,这正是中国资金抄底美国股市的好时机,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中国资金参与美国股市最好以民间资金的形式参与,如果以国有资金参与美国股市很难获得发言权。中国资金可以学习日本资金参与美国股市的方法不求控制上市公司,只求影响上市公司。
3.做好准备,迎接外贸发展。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企业出口影响很大,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也会迅速复苏,中国的外贸企业此时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及时了解西方国家下一步的需求动向为新的出口做好准备。
四、金融危机后的反思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中国的在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先后有8只QDⅡ基金陆续发行并走向海外市场投资[4],其所选时间正是世界证券市场的高点,等于将资金拱手送给国际炒家。而当前应当是参与国际证券期货抄底时间了,我们的QDⅡ基金却一点募集的迹象也没有,这说明中国的基金管理者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样在2008年中国的许多银行和大公司在国际证券市场参与了证券期货的买卖,买了个最高点,但是现在当世界证券期货市场出现了极好的机遇时,大多数中国的银行和大公司却不敢参与了。比较中国实体经济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中央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可以看出中国实体经济应对世界危机的能力远远大于金融虚拟经济应对世界危机的能力。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的金融虚拟经济带来的效益远大于实体经济带来的效益,发展金融虚拟经济,提高自身金融虚拟经济的能力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
最后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但是它带来的危害还会影响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因此虽然今后金融形势会有所好转,全球经济也会逐渐回暖,但是,全球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放慢,企业要以长远的目光看待经济回暖,调整好自己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外汇通.次级贷危机的过程[EB/OL]./html/2008-03/871173.htm.
[2]环球网.美专家称金融危机让美国损失15万亿美元[EB/OL]./roll/2008-11/279106.html.
[3]胡小平.试用量价时空关系式分析当前金融危机[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3).
[4]经济通新闻.[QD追踪]表列去年至今8只QDII基金发行情况[EB/OL]..hk/gate/gb/.hk/we
有人说，美国这次所谓的“金融危机”是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危机，而我个人认为，虽然这次危机很严重，影响很大，但是还没有严重到不得了的程度，当下对次贷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似乎夸大了。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美国华尔街出现危机，这些实际影响的是金融领域本身，而对美国实体经济以及整体实体经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之所以说夸大了次贷危机的影响，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说的。一方面是对华尔街自身影响的夸大，华尔街把这个事情看重了，超过了实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全球金融业影响的夸大，而我们可以说是目前将影响夸大最严重的。
如果我们近期关注美国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那么可以发现，此次破产倒闭的都是规模较大的“百年老店”，它们一旦倒闭，影响必然很大，也必将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并不能说是实际意义上的破产倒闭，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重组的概念。
举个美国银行收购关林的例子来说，当时美林在市场上的股价仅17美元，但最终美国银行却以每股29美元的价格对其实施收购。为什么美国银行要这样做呢?因为其中有很大的价值匹配战略在里面。往来的资金，暂时流动性成问题，对企业公司而言都比较麻烦，但不至是说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个重组的概念，并不是破产就啥也没有了。应该说，“金融危机”这个词、这个事件，我认为在中国的整个教育中，在我们读的书当中，包括我们当学生期间，被夸大了。
金融危机本身是自我调整的方法，并不是灾难性的。譬如1929年大危机，不过是从1925年、1926年，特别是1927、1928年股价涨的保障，在1929年底的时候，忽然连续跌了大半年，又跌回了原来的水平。在这个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股市的大跌，1929年大危机最严重的是失业，也就是说，金融危机里面并没有大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大量的工厂失业，带来很大的危机。
当然，此次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敲了一次警钟，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也敲了一次警钟。现在的金融，已经演变成一帮人在自己炒作，意思就是美国的市场已经很发达了，投资消费已经到了一个很发达的社会层面。它不再搞社会实业，热衷于在资本的层面虚拟的做。那么，它一定存在危机，但没什么损害，也不会有更大的问题。
美国市场现在已经很发达了，投资消费水平也很高。美国发展到今天出现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调整的一个过程，它像发高烧一样，还不能说美国社会现在整个就不行了。这还不是拐点，美国还是很强大的“经济”。
我个人不是很认同“金融发展战略要大发展、重金融”的说法。在我看来，金融从当初不完全被重视，被看得一塌糊涂，现在的作用已经被高估了。金融是一个核心，作用很大。但仍然应该是实体经济在先，还是应该把实体经济，真正的福利，真正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看看电影、看场音乐会要比炒股票、搓麻将要好一些吧?所以重视金融轻其他，我不赞成。
与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金融危机相比,随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开始时并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仍然将注意力放在美国经济何时触底反弹、迎来复苏之上,其分析其建议令人闻之,不免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起作用)的经济体。
当欧债危机一步步深化、蔓延,到了不容人忽略的程度,媒体上、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专家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从欧元形成机制及隐患、欧洲国家高福利体制对经济发展形成的阻碍、欧洲人口(劳动力)危机等角度展开,由此来解读欧债危机。这些角度的解读都可以说是准确的,也很及时和必要,但却忽略了一点,也就是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任何一种主流货币、任何一个融入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主要经济体,都存在与其他货币、经济体的密切互动。更重要的是,全球政治、军事、社会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市场,这种影响的发挥既包括公开事件的推动,也有不那么直观的相关经济体政府、金融机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利益方展开的博弈。简言之,欧债危机的形成与蔓延,绝不能单单从欧洲国家经济层面上找原因,而需要扩展视野。
知名财经评论人、经济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所著的《时寒冰说:欧债真相警示中国》,就是一本打破了国内外许多同类图书研究分析视角,将地缘政治、国家政策、金融市场现状与历史进行了精心梳理,试图更深刻更全面解读欧债危机的著作。
这本书首先提出一个设问,当今,“凡是触碰美国最核心利益的国家,不是遭到军事打击,就是遭到严厉制裁;不是发生动荡,就是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这种规律一再被验证,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时寒冰指出,欧洲联合、欧元问世都对美国最核心利益构成威胁,造成美元结算货币-定价权被削弱、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减收、开始出现许多国家和地区以欧元为储备货币,欧洲联合、欧元走强的每一个时间点上,都会出现干扰欧洲国家的地缘冲突及由此带来人道主义危机(如难民潮)等问题,发挥拖累欧洲的“作用”,这些显然也不能说是巧合。
书中回顾了中外古今历史上货币霸权的多个成败案例,分析了欧洲特别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衰落的原因和过程,介绍了法德这两个欧洲大陆上的领导国家从对抗走向和解的情况,也说明了当代欧洲必然走向同化联合道路的原因;以及这种崛起、联合过程中,美国的利益立场及行为逻辑。了解这方面的历史背景十分重要,否则很难理解欧债危机前后,美国和欧洲诸国的政策立场,比如,为什么同为欧元区、欧盟核心,法国和德国在救助南欧诸国的政策立场上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为什么美国会采取拖后腿的方式,千方百计让欧债危机维持下去而非尽快解决;为什么作为援助国,法德会表现出十分犹疑的态度,而希腊等受援国对接受援助所附带的政治、经济条件也表达出强烈的不满·
时寒冰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其他学者、图书作者(编著者)就欧债危机提出过的原因,即前述的欧盟制度缺陷、欧洲国家高福利体制带来的拖累、人口(劳动力)危机(老龄化)等几方面,进行了历史、现实、制度演进等多视角的评述分析,并就欧元区国家、欧盟今年以来的政策应对作了评价及预测。
这本书的书名是《时寒冰说:欧债真相警示中国》,自然需要从欧债危机出发,提出对中国的警示及政策建议。时寒冰指出,欧债危机中的巨额负债,主要体现为欧元区国家为民众高福利而背上了包袱,民众手中仍有大量的财富积累;但在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是进行政绩经营的低效投资而积累的,惠及民众的实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既然欧元区国家政府都会受困于债务危机,那么中国一旦出现债务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将无法想象。
《鲁莽濒危》
[美] 格莱金·摩根森、约书亚·罗斯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纽约时报》财经记者格莱金·摩根森和从事金融顾问工作的约书亚·罗斯纳,凭借多年的经济金融行业工作经验和阅历,以200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为描写对象,以房利美公司作为一个叙述主体,对整个金融危机的潜在根源和变化过程做了全面的梳理,而且还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是它逐步指出了那些因为鲁莽行事加剧经济危机的管理者们的失误;二是它将此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全方位探析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
本书备受好评和关注,被称为是:“努力了解美国如何步入了金融混乱新时代的必备读物。”“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并应该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必读书。”
《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美] 尼古拉斯·拉迪 著 中信出版社
金融危机之后,批评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加深了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并阻碍国内消费的增长。还有人怀疑,金融危机之后,诸如中国这样的低消费、高储蓄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时宜·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可能不够强劲,出口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归宿将是走向衰退。
但作者认为,中国针对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策划。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将使中国变得极其脆弱。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令人吃惊,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始从世界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全球重要经济体。
《看电影读小说,你就能懂经济学》
[美] 米丽卡 Z 布克曼、亚利桑德拉 S 布克曼 机械工业出版社
《看电影读小说,你就能懂经济学》一书,并非一本介绍经济学的纯理论著作,而是从电影和小说片段入手,将精妙的经济学原理引入其间,尽得“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精髓。我们深信,本书在扩展读者学习思维的同时,寓教于乐,让读者从日常生活中所观看的电影和阅读的小说中发现学习经济学的乐趣。经济学的新鲜观点,生活中司空见惯而又难以解释的现象,在这妙趣横生的阅读之旅中与你邂逅。
《印度,去十次都不够》
《对话金融危机》(权元七梁启东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是一部剖析“金融海啸”的书,是一部视角独到、警示浓浓的书,是一部青年学者精诚合作、形式新颖的书。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影响深刻而深远。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危机,不是类似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那种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言: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这场危机影响深、蔓延广,由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且这场“金融海啸”已经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演变成为对全球的实体经济造成直接伤害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幸免。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分析系统、全面。作者从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出发,揭示了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探讨了危机的深刻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立足于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中国的楼市、股市,分析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作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甚至文化原因。金融危机在什么时间爆发,以哪个银行出问题为标志,这有偶然性;但就危机爆发本身而言,有着一种必然性。这次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的蔓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金融创新工具过度发育,资产证券化大行其道,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都是金融危机发生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不能忽视“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美国凭借发行货币的优越地位,不断扩展“货币战争”的影响。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作者还探讨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很重要的环境因素――美国民众的消费观、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我们看到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背后却是美国的文化危机。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视角非常独到,分析非常犀利,观点非常鲜明。针对国际上(也包括国内)的一些官员、专家学者、实业家看到2009年上半年国际经济运行态势出现一定恢复的迹象,因而呈现出过于乐观看法;作者明确指出,现在即判断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为时尚早,现在的经济恢复只是一定程度的“反弹”,还不能断言国际经济已经复苏,还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书中集中了大量笔墨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蔓延的普遍性、危害的深刻性、影响的长期性。两位青年学者还对金融危机的走势作了预测,认为危机呈现“W+L型”走势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2009年年底、今年年初国际经济将呈现新的一轮波动,这个波动将影响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
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上本书也很有特色。这体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相结合上。不仅一般性地研究金融危机的历史和形成机理,更侧重研究危机的走势及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影响;不仅一般地分析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侧重对危机走势的预测和判断。同时,本书以对话形式写作,一问一答,侃侃而谈,像是作者两个人聊天,又像是作者和读者讨论,循循善诱,丝丝入扣,紧扣读者的思考历程,随时照顾读者可能想到的问题,尽量把话说明白,把理讲清楚,形式新颖、别致,语言生动、活泼,内容紧凑,逻辑性强,把读书活动由枯燥的理性思维变成生动的艺术享受。这实在是难能可贵!采取对话的形式,以实在的语言,以朴实的文风,进行一部学术味道很浓的著作的写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风格。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活跃在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优秀青年学者。我和他们是忘年交。20多年来,眼看着他们在学术园地里不断地成长、进步,我十分欣慰。早在1985年我就与权元七博士相识。那是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改革论坛期间。他当时就读东北大学,是大三学生,作为东北大学两名代表之一参加那次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讲,引发了他对改革理论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对理论的孜孜追求。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学术友谊”。后来元七在东北大学毕业,先后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担任国企董事长5年。199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攻读法学博士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大学东北亚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同时权元七在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方面也非常成功。他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走势非常准确,这和他特殊的经历和学识不无关系。梁启东是我的学生,在我任辽宁大学校长时,他在历史系读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思维敏捷、奋发向上的优秀学生会干部。大学毕业后,他到省直机关工作,还到基层锻炼。实践使他养成了理论思考的习惯,为他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可贵的基础。之后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为他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他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辽宁省情研究,是辽沈地区为数不多的知名优秀青年学者之一。他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省内外做了500余场报告、讲座,被称作“省情演讲家”。近年来他在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述颇丰。
作为热心宏观经济和现实问题研究的青年,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是理论基础扎实,基本技能全面,知识视野广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风格和学人品格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而且还是负责任的学术公民,保持着学者的良知;他们在关心自己前途的同时,更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程,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总之,这是一部好书。语言朴实,形式新颖,研究问题有战略高度,研究内容针对性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走势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的论证,发表了许多有见地、有价值、有深度的真知灼见。当然,书中的一些分析是否合宜,某些预测是否准确,还有待观察和深入探讨。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在关注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的专家学者中引起共鸣,会对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有所启迪,也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评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 金融危机 历史回顾 启示
经济学发展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论的核心问题。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受此双重打击，世界范围内多国经济陷入持久性衰退，我国虽未受危机严重冲击，但如今也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提振经济、加快复苏纷纷伸出“看得见的手”来救助市场。因此，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温市场与政府关系话题，对深入剖析金融危机成因、深度解读各国救市政策都具有特殊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需要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盛行的市场自由谈起，回顾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的兴起，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在二者之间的争执交替。概括起来，市场与政府关系经历了自由主义盛行，政府干预和市场与政府争执交替三个阶段。
（一）自由主义盛行阶段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以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代表，崇尚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后来，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运用“均衡价格”理论从微观上证明了市场竞争机制下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自由主义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历经辉煌。
（二）政府干预阶段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持续恶化，失业日益增多，衰退持久而复苏无望，“看不见的手”束手无策，政府干预理论即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当时面对全球大危机，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深入分析了经济衰退的原因，开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药方，主张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动，实现充分就业。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一书，集中阐述了国家干预的理论，由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全面推行了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干预理念，大大强化了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开创了国家强力干预社会经济之先河，结束了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此，美国经济复苏，失业下降，劳资冲突趋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逐步走出危机的阴影，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充分显示了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巨大作用，随使政府干预理论备受推崇。
（三）市场与政府争执交替阶段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问题，这一反常现象使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陷入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经济自由主义重新抬头，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又握紧拳头打了回来，发起对凯恩斯主义的阵阵讨伐。以英国奥地利裔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美国犹太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凯恩斯主义才是导致“滞涨”恶果的罪魁祸首，证实由于国家干预政策阻碍了市场带来的高效率，导致了失业增加；而为减少失业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高额赤字，又加剧了通货膨胀。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要制止这种恶性循环，就要抛弃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重拾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还市场以自由和秩序。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和1980年执政的美国总统里根秉承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号进行了一系列跨度深远的改革，核心就是重回市场导向，用企业精神改造公营部门，从而达到“提高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支，提高服务质量”之目的。改革卓有成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悄然回归。
二、市场与政府关系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体现
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彻底摧毁凯恩斯主义的根基。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性经济衰退，特别是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人们重新认识单纯“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性，各国政府又开始频频高举“看得见的手”来化解这场危机。
美国当局在危机爆发后提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借联邦政府之手救助金融市场；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即于当年签署政府主导下的全面医疗改革法案，结束了美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次年又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此法案被称为“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重塑了政府监管框架；美国联邦储备局则连续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延长所持国债期限，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这在市场上也引起了激烈争论。纵观欧盟诸国，在本轮欧债危机中以受害最深的希腊为代表，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内各国政府财政紧缩措施频出，甚至英、法、德等传统的经济强国也不例外。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的普遍担忧。欧盟诸国与美国在应对本轮危机中的相同之处是都相应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再次风光重现。
然而，市场自由在人们心目中仍有相当空间。在本次欧债危机中，政府惹的祸却又要靠“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因此，市场与政府之争是场永无结局的战争，彼此交替，交织持续。
三、市场与政府关系在我国的体现
我国在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也是历经反复。建国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帮助国家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基础的经济积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后历经十年，行政手段充斥到一切领域，计划弊端逐渐暴露无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之路的尝试。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由此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最终确立并不断深化。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我国政府及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干预成效极其显著。此后，我国经济领域政府干预身影频现。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及时推出了两年内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确保了我国经济在危机重压之下的快速增长，但如今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有鉴于此，2012年5月国务院启动了一批重大项目，再加上此前的证监会新政和铁道部2万亿银行授信，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呼之欲出；而最近一些地方政府为保增长更是出台了累计高达17万亿的投资规划，引爆了新一轮投资竞赛热潮，导致我国市场化之路在本轮危机中加速向政府干预方向倾斜。
耐人寻味的是1998年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确保了我国近十年的快速发展，而2008年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两年内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却仅确保了才四年不到的持续增长。由此可见，政府经济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长期运用必然难以持久，甚至会问题不断，这可能也是近几年我国经济周期加速缩短以及经济在通胀通缩、过热过冷中快速切换的原因所在[3] P17。对此，我国政府应予以高度警惕，应在危机过后快速启用市场重新适度取代政府，这对经济良性运行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四、启示
通过对市场与政府关系演变的历史回顾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分析可知：
第一，合理确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协作关系已成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早已不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 计划和市场都是国家经济发展中长剑的选择，当今社会一个政府与另一个政府的最大区别或许仅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不同，而如何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合理确定二者之间的平衡协作关系已成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第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同时并存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市场缺陷危及经济良性运行时，又需要国家干预主义；当政府干预阻碍市场效率实现时，就呼唤经济自由主义。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需要政府干预毋容置疑，但也决不能因此否定市场机制。那种政府能依变化主动干预的体制的确比只能被动适应环境的市场机制操作应对性更强，但实践中能否顺利实行则考验着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
第三，市场与政府都并非完美缺，需相互补充。毋容置疑，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主要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所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一定审视自身缺陷、慎重行事，其无法弥补市场缺陷时要学会并善于容忍，不能做的更好时要勇于退出，这可视为享受市场巨大收益时所需付出的一定代价和成本。当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缺陷时，既要注意由于干预不足致使市场无法正常运作的问题，从而产生诸如由于政府金融监管不力所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也要警惕干预过度造成市场进一步失灵的问题，从而产生诸如由于政府长期负债福利所致的欧洲债务危机；还要避免由于干预不当而产生的新问题，使政府干预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而又招致“政府失败”问题，这对我国政府来说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竺乾威.公共行政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苏雪串.新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理论与政策实践的演变――金融危机后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再思考[J].学习与实践，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