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1 17:27:19
关键词：财政体制；县域经济；影响；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02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主要是指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按照税种的不同把税收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从而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来源。具体到县一级，又因各省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管理体制，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以辽宁省为例，现行的财政体制仍然是以分税制为基础，同时在2010年省政府又对省与县之间的财政体制进行了一定调整。主要内容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分配体制基本不变，但在省与县之间，将原来属于省县共享税种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全部下划为县级收入，同时县需要向省上解税收以保障省级财力。为了弥补县级财力不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央到省、市均给县安排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资金。此外，还有各种收入增量返还等奖励措施，用以激励县级政府大力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则是通过明确划分事权来确定支出范围，县级事权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事务管理等事项，近年来又增加了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共卫生应急等事权。县级政府要利用现行体制下取得的财政收入来为上述事权买单。
一、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总体上看，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既存在很大的促进作用又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
1.分税制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分税制财政体制壮大了财政收入规模，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激励作用明显，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现行财政体制，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来源，激励地方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高税收规模。例如辽北某县从本世纪初提出“税源经济”的理念，通过发展陶瓷、绿色食品加工、风力发电、轻工家电、牛产业、通用航空等实体经济培植税源，使县域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驶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8.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31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2000年的0.38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7.8亿元。
二是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地方财政实力逐步增强。分税制财政体制确立了以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入为辅的的收入结构，上例中的辽北某县通过加大对税收收入的征管力度，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实现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同时把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控制在80%左右，提高了收入质量，增加了地方可用财力。
三是转移支付调节了地区间收入差异，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分税制体制下从中央到省、市均给县级安排了大量转移支付资金，有效促进了县级发展。本世纪以来，辽北某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连年高于预算收入，财政自给率在最低的年份仅为38%左右，在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70%，大量的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农田水利、植树造林等项目均靠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给该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
2.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体制上未能更多让利地方。首先从整体上看，中央在分税制中占大头，地方占小头，而在地方收入中按照省、市、县的层级层层递减，县级收入处于占比最小的地位。这就造成了财力高度向上级集中，县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支持才能保证财政正常运转。其次从税种划分上看，税源集中、稳定性强的收入大都划为中央和省级收入，而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增收潜力小的税种则属于县级固定收入。
二是在共享税种分配上划分比例不合理。例如在工商税收中县级分配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例均较低，而营业税则达到了70%。但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县级主要支柱财源应为实体工业，所产生的主要税收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主要存在于服务业中，而县级受城镇化程度、人口规模等因素影响，服务业远不如城市发达，营业税税源十分有限。此种分配方式，造成了县级政府辛苦招商引资，企业落户带来的税收却大部分被上级拿走的尴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在现行财政体制中，涉土四税全部属于县级收入，而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是县级财力的主要来源。县级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选择增加涉土税收的发展路径，这也就形成了“土地财政”、大力发展房地产行业等状况，造成了许多县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负担沉重，商品房库存高企等问题。
四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县级虽然处于收入分配的最末端，但其事权却一样不少，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最主要的支出事权包括供养全县行政、事业在职及退休人员，保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保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支出，供养五保、低保等优抚人员，弥补企业养老保险缺口等。对这些事权，县级概括称为刚性支出。而在这些支出中还有许多“上级出政策、下级配套资金”的支出项目，例如义务教育的“普九达标”，在上级出台政策后县级只能自行投入资金进行校舍改造，形成了沉重的“普九债务”，再比如公检法公用经费达标、调整工资标准等均由县级政府安排资金，造成了县级财力紧张，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五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不科学。一方面转移支付缺乏固定约束，分配规模往往由上级说了算，一直以来饱受诟病的“跑部钱进”就是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的体现。县级财政部门也往往是把向上争取资金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不仅牵扯了大量精力而且存在一定的权力寻租隐患。另一方面转移支付的构成不够科学，近年来县级财政收到的转移支付资金多为有固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少有可以自主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这就造成了县级财力难以集中，想办的事情受财力制约往往办不成。
六是县级财政状况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本身分配的财权就少，2006年中央又全面取消了农业四税，导致县级财政更为艰难，而乡镇一级更是处于收不抵支的局面。为保证乡镇正常运转，县级往往还要负担乡镇的工资、运转等支出，再加上各类刚性支出，公建支出等，使财政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现行财政体制下的收入规模，仅能保证县级的必要支出，即所谓的“吃饭财政”，不足以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为了筹集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部分县级政府近年来进行了大规模融资，造成了负债率攀升，债务负担沉重，而几年之后的今天，偿债支出又占用了大量县级财力，使本来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二、对现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培植税源，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扭D县级财政状况，提升县级财政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
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应当遵循有利于增加县级财力，有利于激励县级政府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有利于县域发挥自身发展优势，有利于保障县级基本服务，有利于化解和防范财政风险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一是要财力下沉，增加县级在分税制中的分配比例。具体包括将消费税等中央税种转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给予县级一定的分成；提高县级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中的分成比例；合理划分总分机构税收归属，将石油、电力、通信等大型国企所属的县级分支机构所产生的税收划为县级收入。使县级拥有较为优质、稳定的税源，增加县级财力保障水平。
二是要调整涉土四税的分配。在给予县级一定财力补偿的情况下，中央和省可以在涉土四税中享有一定的分成。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央及上级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另一方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盲目发展“土地财政”的冲动。
三是理顺财政投入关系。当前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负担的事权过多，刚性支出压力大，制约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可以考虑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由中央及省对县级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进行直接投入。在降低地区间的差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解放部分县级财力，促进县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
四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一方面要提高转移支付的刚性约束，规范转移支付的安排流程，降低上级在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要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方便县级依照自身发展优势自主支配专项资金。可以考虑在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放宽专项资金使用限制，例如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允许县级打捆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等，这样更加有利于县级政府依据自身产业发展目标安排资金，集中更多的财力快速促进产业发展。
五是帮助化解政府债务。当前政府债务沉重成为了制约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还本付息支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上级财政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并不是简单的代为偿还，而是首先解决偿债负担重，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可以考虑由上级财政部门出资对县级到期债务及高利息债务进行置换，待县级财政状况好转再逐渐偿还给上级财政。一方面减轻当前的偿债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减少利息支付，节约财政资金。
六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按照我国“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管理原则，县级政府虽有本级财政的管理权，但税收管理的权力却较为弱化。在现行体制下，国税局为中央直管单位，地税局为市管单位，从行政隶属关系上说，税务部门并不属于县级政府序列。县政府对税务部门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也较低。这就导致了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税务部门与县级政府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有些强化税收征管的政策由于难度大、成本高往往难以执行，造成地方税款的流失。今年，中央充分向基层下放各类管理权限，辽宁省的工商、质监等部门均已完成下放，可以考虑在今后的改革中下放地税管理权，进一步理顺县级税收管理体系，更好的凝聚全县力量做好财税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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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是在我国即将完成“十五”计划，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明确了我国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一次民主、团结、务实的会议，是一次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继续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迈进的会议。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五”时期是不平凡的五年。我国成功应对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战胜了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强。这些都为“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建议》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建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坚持“六个必须”的原则，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这“六个必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十一五”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实践证明，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才能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发展目标。综合考虑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趋势和条件，《建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这一目标，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愿望，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阔步前进必须明确主要任务。《建议》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紧紧围绕上述主要任务，把握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处理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紧密结合实际，求真务实，狠抓落实，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而兢兢业业地工作。
胜利实现“十一五”规划，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做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要全面分析和正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把握当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确定农村工作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农村工作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能力。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增强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坚持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忠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大力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时期。“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贯彻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东亚； 发展型国家； 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 国家形态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日本及新独立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挤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成就斐然，在制度建设上亦具有特色。当然，这些国家的发展之路绝非平坦，在发展的进程中充满了挑战，有时候甚至是遭遇挫折。从 20 世纪90 年初开始，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失去的二十年”弥漫日本社会；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相继袭击新加坡、韩国，虽然受打击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迫使两国进行调整。笔者以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不但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而且也是检阅与丰富制度建设理论的机会。
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国家形态
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研究国家转型时提出了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型国家、发展型国家、自主型国家和工具型国家等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形态，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的。具体来说，国家形态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 治理结构) ，以及由此政治形态而产生的政治过程和治理绩效。〔1〕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典型的发展型国家。〔2〕根据查默斯·约翰逊对日本经验的总结，发展型国家的构成要素有： 第一，存在着一个规模不大、薪金不高，而又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队伍，其职责是识别和选择需要发展的产业( 产业结构政策) 、促使选定产业迅速发展的最佳方案( 产业合理化政策) 、在指定的战略部门中监督竞争以确保在经济上的正常运行和效率。第二，具有一种官僚队伍拥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实施创新和有效办事的政治制度，即政府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得超越“保险阀”的功能。第三，完善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国家必须注意保持竞争，但竞争的程度不超过经济优先的目标。第四，具备一个像通产省这样的导航机构。〔3〕阿图尔·科利从三个维度概括了发展型国家： 第一，在国家结构的变迁上，具有清晰变迁议程的中央权威的建立； 权威的非人格化； 经由纪律严明的官僚的建立，国家权威自上而下的渗透到社会之中。第二，国家首次建立了许多经济机构，而且提高了国家指导经济的能力。第三，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 在农村和城市，国家与有产阶级建立了联盟，一方面，国家欲求并成功地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增长，有产集团得到了足以保证持续盈利的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采取成功的压制劳工的策略控制农民和工人。〔4〕
结合约翰逊和科利等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发展型国家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出现，是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上的重大转型。一是治理权威的确立。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存在树立以发展导向的中央权威问题。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国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要解决的是更新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了这一任务。对韩国和新加坡而言，则是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威或者最高国家权威，改变过去国家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变迁等问题上无所作为，或能力低下的状态，使国家拥有调控社会势力、将自己的意志渗透进社会之中的能力。二是在治理体制上，限制、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作用，突出行政机关在发展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设立新的经济机构，作为国家落实经济发展议程的最重要的组织载体； 建立纪律严明的、精干的官僚队伍，保证其不受党派政治的左右，使其能够根据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提出并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 国家与城乡有产集团结盟，国家支持有产集团发展经济的活动，有产集团则对国家压制工人和农民的行为予以支持。三是在治理的内容上，国家将发展经济视为第一目标、第一任务，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发展经济展开。
要理解东亚发展型国家形成后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去考察。对于东亚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美国学者康明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东北亚融合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建设”的意涵是，首先是国家的出现，伴随而来是自觉不自觉的建立工业、大商业的尝试( 比如韩国财阀就是国家扶持的特权) ，随后而且只有此时才会产生“社会”，即适于当代“现代性”想象所要求的群体。〔5〕康明斯所说的“国家”，是指能够推动发展的一整套国家组织及其权威，即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这一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首先是建立以满足发展“工业、大商业”即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经济指挥机构、管理机关，同时建立若干连接政府与企业的制度，协调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的发展与实现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保证发挥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在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安排上，突出行政机关的地位，抑制或弱化立法、司法机关的功能，将立法、司机关法的作用限定在保障行政机关在“安全阀”内活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个基础建立在工业发展之上的“社会”诞生。新社会的出现，要求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逐步由偏重于指导经济发展转向重视社会发展、政治建设。当经济成长到无论是经济的总体水平还是产业的技术水平都靠近欧美国家的时候，东亚发展型国家面临着国家治理上的又一次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
所谓平衡型国家，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国家的作用与社会的作用实现了均衡，国家的力量与社会( 包括企业、个人) 的力量平衡推动发展。“英美的社会主导模式已经走向了社会与国家的平衡，法国—德国的官僚体制主导也走向了国家与社会的平衡。”〔6〕转向平衡型国家，东亚国家在制度上需要进行新的建设。第一，在治理权威上，中央权威有赖于为企业、社会，也包括为政府自身运行提供有效的制度及环境，而不是直接介入企业、社会的活动中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发展型国家是通过国家力量渗透进社会，对社会进行改组或改造而确立起中央权威，又通过行政机关及官僚为国家设定发展目标，确定发展议程维护中央权威的。向平衡型国家过渡，必须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长期模糊不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中央权威。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承认伴随工业化而诞生的新社会，并调整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这一社会的发展，国家需要放松那些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规则，甚至予以废除，同时在更高的起点上构建新的制度、规则。国家的权威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创建新制度、规则以及执行、维护这些制度、规则的能力。这样，法治自然会被推到制度建设的最重要位置上。第二，在治理体制上，形成能平衡国家与社会及国家组织内部各部分的体制。随着工业化而生成的新社会的成长，表达诉求是很自然的事情，国家必须在制度上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开通表达要求的通道，以便将它们的诉求纳入国家制度之中，使制度发挥整合新社会势力的功能。作为公民表达其诉求最根本的制度———代议机关或立法机关必然要凸显其作用。随着立法机关功能的增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立法机关不再满足于扮演“安全阀”的角色，而是以民众的支持为基础，以维护民众的利益和平衡民众( 社会) 与国家( 行政机关) 为目标。为此，立法机关必须将有关国家事务的重大决定权掌握在手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对行政机关提出的决策案只是在形式上加以通过，而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或给予修改通过，或予以否决。与此同时，司法机关的作用也相应加强了。这样，在中央一级，以突出行政机关引领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为立法、行政、司法相对平衡的结构所代替。在地方层面上，中央政府开始将权力下放，推行地方自治，从而使原来的中央—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三，在治理内容上，维护公民权利，进行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成为重要的内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家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依靠一系列的制度将资源强制集中起来，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把资源分配给那些它认为最有希望、最有能力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产业、企业。换句话说，发展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转向平衡型国家，就必须改变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纠正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结构失衡问题，保证社会各阶层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国家要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建立保证企业能自由进入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使经济的增长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化解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 推进政经分离，从根源上防治腐败。
二、发展型国家阶段的制度建设
日本战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型国家的实质，甚至变得更为牢固，〔7〕韩国和新加坡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分别成为发展型国家。在发展型国家，经济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围绕发展经济，这些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首先，在中央权力结构上，实行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为了保证经济决策能够得到迅速贯彻、执行，东亚发展型国家建立起迥异于欧美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结构。从宪法的规定上看，国会是日本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切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国会的审议通过。但正如约翰逊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国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真正办事的国会”，即不是“一个通过不断参与行政部门的工作而实施监督的国会”。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在别处完成，国会只是批准这些工作方案。〔8〕它表明，国会并不具有对政府经济决策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履行使政府经济决策合法性的手续而已。日本形成强政府、弱议会的局面，还在于自 1955 年起，自民党在国会中长期占有多数席位，政府为自民党控制。韩国进入发展型国家阶段后实行典型的强政府、弱议会体制。在朴正熙统治时期，为了保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而又迅速的执行，采取了限制国会的会期，剥夺国会的国情监督权和国情调查权，修改国会议员的产生办法从而保持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等方式。结果，国会沦落为“行政部的侍女”和“通法部”，丧失了作为宪法机关的地位，变成了“举手机”。国会的职能仅局限于，对由于政府主导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责难和冲突，在政治圈内进行缓和与稀释。〔9〕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利用内部安全法打击竞争对手社会主义阵线。1965 年 12 月，社会主义阵线 13 名议员被迫退出国会。第二年，其中的 11名议员正式辞去职务。〔10〕经过打压，人民行动党确立了在国会中的绝对优势。随着人民行动党“霸权”地位的形成，国会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议员实际上不能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实质性的辩论，国会无法对政府构成真正的监督，强政府、弱议会的特征突出。东亚这几个发展型国家，采用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不仅是因为政府能快速对经济问题作出决策和执行，而且还在于，经济起飞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即发展经济而不是分配经济成果。议会作为公民的代议机构，它的基本功能是利益表达，或分配经济发展成果。显然，强政府、弱议会的体制更适合这些国家这一时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建立经济决策权力集中的国家机关，主导经济的发展。根据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内阁应当是日本经济决策的最高机关，但实际上通产省、大藏省才是主导经济发展的指挥机构，尤其是通产省，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那些国家认为应当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韩国，朴正熙于 1961 年设立了经济政策核心机构———经济企划院，由一名副总理任企划院长官，负责制定国家经济开发计划。与此同时，朴正熙在总统府设立秘书室，在指导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亚于经济企划院，有“青瓦台小内阁”、“政府之上的政府”之称。〔11〕在宪政体制上，内阁决定新加坡的经济政策，但扮演核心经济制度角色的是经济发展局( 1961 年成立) 。它不对国会负责，享有很大的运行自主权，并把众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个实体中。〔12〕该局在确定先驱产业和吸引外资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东亚发展型国家建立权力集中的经济决策机关主导经济的发展，是基于这一基本的事实，即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处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为了缩小差距，甚至赶上欧美国家，有必要由国家来规划经济追赶的目标、步骤、方案及采取相应的措施。显而易见，由国家出面作出部署，比起企业的“无序”竞争来说，更有利于推动国家经济基本结构的形成和产业的升级。这样，经济决策机关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就极为重要。东亚发展型国家采用的做法是，将国家的资源首先用来满足经济决策机关的需要，因而经济决策机关云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在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官员主要来自东京大学等名校。在韩国，进入经济企划院的优秀技术官员在发达国家接受教育，具有从事制定经济政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良好的教育使身居经济决策机关的官僚们具备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
再次，成立官方和民间人士参与的协调机构，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在日本，政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审议会”。审议会隶属于首相办公室或政府各部，其成员由大臣挑选的各界专家组成，负责调查和审议政府提出的政策和立法提案。审议会的作用巨大，在审议后，国会能做的也只是盖个图章而已。〔13〕从实际效果看，民间人士参与审议会保障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把民间发展经济的具体要求带进政府中，形成官方民间合作推进经济发展的格局。在韩国，设立了经济科学审议会议、政府政策评价委员会、长期资源对策委员会、重化学工业促进委员会等机构，由总理统管。同时，形成总统主持的各种会议制度。如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季度审查分析报告会议、月度经济动向报告会议。这里以经济科学审议会议和出口振兴扩大会议的构成略作分析。经济科学审议会议由常任和非常任委员共 37 人组成，其中 15 人是经济和科技部门的教授，14 人是前任长官或高级官员，8 人是财政金融界人士。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在 1962 年是由 8 个部门长官、两个主要经济团体负责人和另两人组成。1965 年扩大到 25 人。1977 年出席者范围再次扩大，出口企业代表参加。〔14〕从成员的构成看，涵盖了经济、科技和商界的代表，反映了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推进经济发展的努力。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呈现出“融合性”的特点，而这种融合性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过国家建立由官方与民间代表组成各种审议会、委员会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现的。
最后，国家直接掌握一定的资本，保证资源的分配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经济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政府依靠金融和货币手段，引导和控制私有企业活动”。〔15〕作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进入起飞时都面临资本相对稀缺的问题，〔16〕一旦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家再好的发展计划也无法实现。因此，将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成为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战后日本对金融的控制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金融规制体制。主要内容有： 银行与证劵市场分离、长短期银行业务及普通银行与信托银行业务分离、设立专门的外汇银行管理外汇、严格控制存贷款利率及市场准入和金融机构的活动范围。二是建立财政投融资体制。支撑这一制度主要是大藏省存款部( 后改为资金运用部) 、日本输出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等。〔17〕韩国在 1961年军事政变后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改革。对于私有银行，政府没收用非法收敛资金购买的银行股份，限制银行大股东的投票权； 同时新设立或改组开发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国民银行、外汇银行、信托银行、住宅银行等，形成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动员体系，确保资本投向国家希望的产业。
三、转向平衡型国家阶段的制度建设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面临着新的转型。在转向平衡型国家的过程中，东亚国家正在或应该进行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形成与工业化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即议会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相对平衡。伴随工业化而诞生的新社会，必然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且，这种诉求需要有稳定的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显然，以往那种弱化议会与地方政府功能的制度安排和做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在中央一级，就是要提升议会的地位，使之能够承担起整合社会各种利益、平衡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功能，而不再是政府政策的通过器。因此，必须调整议会与政府( 行政机关) 之间的权力配置，将中央政府内的一些权力从行政机关转移到议会，具体表现为议会立法功能的强化和对行政机关的牵制能力增强，实现议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某种平衡。作这样调整，是因为“在大众参与型分权体制中，多种异议来自市场，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应通过集体决策机构———议会最终得到解决”。〔19〕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实现中央与地方合理的分权，使地方政府能及时满足社会提出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韩国、新加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努力，推进形成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改革。
第二，构建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新关系。官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功劳巨大，政治家依靠他们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出台并执行各种经济政策，而政治家本身则“不参与政策的立案过程”。〔20〕官僚以才干和行动为自己赢得了推动国家发展火车头的美誉。〔21〕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形成了官僚拟定政策草案，政治家负责保证其在议会通过的关系格局。但是，当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接近欧美国家或者说基本完成追赶欧美国家的任务时，官僚们便不再享有往日的荣光，成功主导经济发展的光环消失了。以前，正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上与欧美国家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比较认清国家努力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赶超战略。而今，当东亚国家站在新的起点上，几乎是与欧美国家在同一条线上向前迈进时，官僚们仍对企业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干预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官僚由经济发展的规划者、推动者变为阻碍者。究其根源，在东亚发展型国家跨越赶超阶段之后，国家需要的不是官僚们的“聪明睿智”，而是市场的竞争，官僚们的“聪明睿智”往往阻碍着市场竞争。因此，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工业化社会成长起来，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原有的关系模式需要重新构建。政治家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是在官僚提出政策方案后提交议会辩论、表决，而是必须根据社会的要求形成政策，即具备提出政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家提出政策，官僚负责执行的新模式。这就要求强化两方面的组织建设。一是政党。政党的主要作用由原来保障官僚们提出的政策议案在议会中获得通过，转向独立形成政策并争取在议会中得到通过。这需要加强政党有关政策形成能力方面的制度建设。二是议会。在新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中，议会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政党提出的政策都要经过议会的同意，议会的立法功能、牵制政府能力的强化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党不依赖官僚独立形成政策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议会建立相应的组织，健全相关的制度。政党正是依赖议会的这些制度和自身的组织系统达到独自提出政策这一目的的。
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东亚发展型国家是在经济起飞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属于格申克龙所称发挥国家独特作用的时期。〔22〕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社会中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投向国家选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从而实现产业的快速成长和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这种大量的资源由国家来配置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它是以国家落后并且能够从欧美国家大量引进技术，建立和扩大本国产业为前提的。当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产业水平接近欧美国家时，与欧美国家发生激烈的竞争无法避免，这种主要靠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便难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本国的企业在发展中成长起来，它们要求按照市场规则自主投资，而不是由政府来为它们作决定。正如池田信夫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成熟之后，日本开发主义体系就日渐保守、僵化，市场中的规制过多，阻碍了市场的发展。〔23〕因此，围绕保障企业自主决定权推进改革，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成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选择。具体说来，改革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应按照自由化、解除管制、重新建立管制的思路进行管制改革。〔24〕自由化就是放松管制，在条件尚不具备而政府的规则又不能废除时，放松对企业的管制，给企业宽松的发展空间； 解除管制是指政府的管制措施已经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必须予以废除； 重新建立管制是指在新的基础上，政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外部的制度保障，即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活动过程，而是为企业提供公正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的竞争，促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二是将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控制的大部分资源公平合理地转移到私人企业手中。国家直接控制并配置大量的资源本属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即本国的私人企业弱小、无力担当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重任的无奈之举，一旦本国的私人企业成长起来，政府就应当逐步将手中掌握的部分资源返还给私人企业。所谓“公平”，就是政府转让资源时把促进市场竞争放在第一位，勿使个别企业形成垄断地位。而“合理”则意味着政府应遵循市场规则，使转移出去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
第四，真正实现市场要求的法治。东亚发展型国家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实际上是官僚主导国家的发展政策。结果，有关限制政府集中、分配资源权力的法律不可能提出，即使偶然在议会中获得通过也很难执行。池田信夫认为，日本官僚擅长“将法律偷梁换柱改成政令，葬送改革的成果，让通过的法案成为实际的废案”。他忧心忡忡指出，现在日本好像已然是法治国家了，但只要还有这些官僚存在，接下来的 50 年，法律还是会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我们也将仍处在“官治国家”的格局之下。〔25〕东亚发展型国家应遵循改变国家作用的方式，政府将属于市场的权力归还给企业，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一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制定或修改法律，将政府的作用从直接配置大量资源转移到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上来。唯有如此，法治才能真正实现。
四、结 论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兴起及向平衡型国家的转变为我们考察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景式的图景，而工业化、市场、国家( 政府) 是图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化必须依靠市场来实现，但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市场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经济起飞或发展的初级阶段，东亚发展型国家鉴于与欧美国家的巨大差距，在承认、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突出国家动员资源、引导发展的能力，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国家因此强烈渗透进社会之中。制度建设围绕国家如何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集中资源、配置资源，加速工业化展开，国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市场，强政府，官僚主导发展的地位势属必然。然而，当东亚发展型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企业、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之后，整个国家需要依靠企业、社会、个人和国家的力量协同推动发展时，原来以突出国家作用为特色的那些制度就变成了发展的桎梏。东亚发展型国家需要进行转型，转向平衡型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在发展中作用的方式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要实现平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实践表明，从发展型国家转向平衡型国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径依赖阻碍着转型的实现。但是，发展型国家毕竟不是常态的国家，而是体质不健壮的政治经济体，在更高的起点上是无法与欧美国家进行长期竞争的。要想获得与欧美国家比肩的资格，就必须果断地舍弃已经阻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和社会的自主性、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建构适应国家新阶段发展要求的制度。
注释：
〔1〕〔6〕杨光斌： 《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年，第 150，245、242 页。
〔2〕本文所说东亚发展型国家，是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从国家形态看，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除非有特别说明，文中涉及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或东亚国家，均指这几个国家。
〔3〕〔7〕〔8〕〔13〕〔美〕查默斯·约翰逊： 《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 1925 － 1975)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 351 －356、38 －39、53、51 页。
〔4〕〔5〕〔美〕禹贞恩： 《发展型国家》，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第 154、107 页。
〔9〕〔19〕〔21〕〔韩〕郑德龟： 《超越增长与分配———韩国经济的未来设计》，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0、254、250 页。
〔10〕T． J． Bellews，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New Haven，1970，pp． 96 － 97．
〔11〕〔14〕〔18〕〔韩〕赵利济： 《韩国现代化 奇迹的过程》，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9、72 －75、77 － 79 页。
〔12〕〔美〕斯蒂芬·哈格德： 《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 122 页。
〔15〕〔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 《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64 页。
〔16〕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7 页。
〔17〕崔岩： 《日本的经济赶超———历史进程、结构转变与制度演进分析》，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第 169 － 171，173 页。
〔20〕〔23〕〔25〕〔日〕池田信夫： 《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第 77、76、78 －79 页。
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通过提案履行职能。截至2010年3月7日下午2时，共收到提案5430件，参与提案的委员1987人，占委员总数88．82％。经审查，立案5163件，占提案总数95．08％；作为委员来信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参考128件，占提案总数2．36％；与提案者协商后并案、撤案139件，占提案总数2．56％。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案4848件，占提案总数93．90％；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提案268件，有关人民团体提案3件，界别、小组提案42件，政协专门委员会提案2件。
本次会议提案内容丰富，涉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既有事关战略性、前瞻性、宏观性问题和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有事关解决群众切身利益具体问题的对策。总体来看，提案质量普遍较高，充分体现了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言献策的政治责任感和参政议政水平。
一、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共提出提案2200余件
涉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提案836件，主要建议有：
1、建立长效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统筹协调国内外市场，运用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积极扩大民间投资，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大节能减排监管力度
3、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倡导城市绿色交通，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涉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提案489件，主要建议有：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调整；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总体水平；加快经济转型，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贸易摩擦，稳定外需市场；改善融资环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防范过度负债风险；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4、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价机制，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涉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338件，主要建议有：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沿海沿边地区开放步伐和环渤海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加强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区域合作。
5、涉及“三农”工作的提案506件，主要建议有：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完善农产品价格调控体系，加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稳步推进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和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
二、围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共提出提案1700余件
1、涉及教育、科技事业的提案510件，主要建议有：增加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改善高等教育整体布局，改革高校办学和管理体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加强公益性研究；加强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完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管理体制和经费管理办法；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2、涉及文化事业的提案160件，主要建议有：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大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向基层和农村倾斜力度；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积极扶持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有效整合对外文化交流资源，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3、涉及医药卫生事业的提案367件，主要建议有：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建立分级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公立医院管理、运行、监管、补偿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国民身心健康。
4、涉及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提案200件，主要建议有：实现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良性互动，切实解决部分地区招工难和总体就业难问题；抓好高校毕业生各项就业政策落实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资金支持和指导力度，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尽早、全面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
5、涉及住房保障的提案438件，主要建议有：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宏观调控，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有效抑制部 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调整和完善土地供应结构，提高保障性住房在房地产市场中的比例。
三、围绕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共提出提案1100余件
1、涉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提案514件，主要建议有：尽早出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总体方案，将一些硬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城乡、行业收入差距，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关心、支持、发展残疾人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
2、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提案182件，主要建议有：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建立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纠纷调解机制；做好三峡库区移民后续工作。
3、涉及民主政治建设的提案204件，主要建议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畅通民众政治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涉及司法公正的提案166件，主要建议有：完善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惩治司法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大行政信息公开和监督力度，有效预防职务犯罪。
“十一五”规划目标的时代背景
准确把握“十一五”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科学确定发展目标的前提。
“十一五”规划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明确了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阶段性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经过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十一五”发展目标的确定，既要体现承继前一阶段良好发展势头的要求，又要体现为后十年的发展打好基础的要求；既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衔接，又要体现五年时期的阶段性；既要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给市场良好的预期，给人民以希望，又要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充分考虑发展阶段和各种瓶颈约束条件，充分估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使提出的发展目标经过努力能够实现。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理念和治国理念的升华。“十一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发展目标的确定必须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引导各方面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做到“五个突出”：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突出人文的、社会的目标；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突出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突出结构和效益的目标；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突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突出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目标。
“十一五”规划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又不够完善的体制背景下编制的规划。“十一五”规划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规划，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胶着状态下的规划。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特征，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就要减少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企业自主决策的一些产品产量目标。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特征，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上，就既要把改革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明确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又要突出政府履行职责，体现政府承诺的发展目标。
“十一五”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即将结束背景下编制的规划。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受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在加大。“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主要产业和产品的过渡期将结束。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必须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谋划未来的发展，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我国全面开放条件下谋划发展的能力，妥善应对扩大开放过程中面对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确定的发展目标，既要体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又要充分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可能遇到的新挑战，考虑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能带来的风险。
“十一五”规划是在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编制的规划。从经济发展周期看，从“十五”中期开始，我国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升期。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部分产业低水平盲目扩张、生产能力过剩等不良后果，在“十一五”开局之年很可能显现。确定“十一五”的发展目标，既要考虑到尽可能延续前两年增长的好势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考虑到消化盲目扩张带来的生产能力过剩、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等不良后果，努力化解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引导各方面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十一五”规划目标的主要内容
《建议》指出，综合考虑未来五年我国发展趋势和条件，“十一五”时期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这是党中央对“十一五”发展目标的总要求。同时，《建议》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自主创新、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民主法制等七个方面明确了“十一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体现了“十一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年翻一番。这是根据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充分考虑“十五”时期发展的实际，从产出方面提出的代表性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综合实力的代表性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确定其他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明确要求，到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年翻一番。“十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8.8％，超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要求的7.2％的速度。据此测算，“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左右，就可以实现经济总量十年翻一番。这样一个目标明显偏低，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十一五”时期，我国具备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市场空间、物质基础、体制保障和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建议》在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只要达到7.5％左右，即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从需求和供给条件分析，7.5％目标的实现是可能的，与“十五”时期年均增长8.8％的速度相比也是比较稳妥的。为避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倾向，《建议》还明确要求，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从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投入方面提出的重要目标。我国资源禀赋较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支撑经济增长的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都严重短缺，又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必须较大幅度地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的较快发展，这样才能有效化解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建议》要求，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年降低20％左右，这意味着“十一五”时期年均节能率要达到4.4％左右。1980年至*年，我国按*年价格计算的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4.29吨标准煤下降到1.58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为4.1％，基本是用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撑了经济总量翻两番。虽然这几年我国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也说明我们节约能源的潜力还很大。“十一五”时期，只要我们进一步强化能源节约的政策导向，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开发和推广应用节能技术，加强能源生产、运输、消费各环节的管理，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建议》还针对这几年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土地特别是耕地减少过多的情况，要求基本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有效控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节能、生态环境、节地三个目标，充分体现了《建议》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导向。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使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具体体现。破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瓶颈制约，改变单纯靠资源投入、靠资金投入、靠简单劳动支撑经济发展的局面；实现产业结构由高消耗向高效率、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的优化升级；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企业创新，走出一条掌握更多核心技术、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涌现更多世界知名品牌的发展之路。企业是市场竞争和创造财富的主体，也是实现自主创新的主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左右世界竞争格局的跨国公司愈加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我国只有形成一批这样的企业，才能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科技竞争的形势，才能有效化解科技瓶颈和资源瓶颈制约，也才能逐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从单纯的技术引进、加工组装向自主创新、自主制造转变，从单纯依靠低价优势、数量优势向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转变，逐步改变单纯依靠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也是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体制机制障碍依然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发展，改革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这一问题不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就难以化解，发展不仅难以全面和协调，而且也难以持续。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发展到把提高开放水平和质量放在更重要位置的阶段。我国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综合优势，具备继续较大规模承接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条件。“十一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既孕育着机遇，也潜伏着风险。近几年围绕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外部压力逐步加大，今后来自国际社会的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反倾销等贸易摩擦也会增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还会继续出现。在这种形势下，《建议》明确“十一五”时期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目标，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转向突破体制瓶颈、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上。
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这是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提出的导向性目标。发展义务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促进就业、扶贫减贫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口享有的公共服务有较大差别；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主要在于公共服务分配不公，导致了人们参与发展的起点不公、就业机会不公。因此，健全并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是“十一五”时期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发展教育既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根本途径。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尽管总体上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仍有部分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没有完全、真正享受九年义务教育，辍学率很高。所以，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仍要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就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难题。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三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就业矛盾十分尖锐。要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既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国内消费需求增加的基础上，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不适应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要求。要通过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各项保险制度、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和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扶贫减贫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扶贫减贫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即使按年人均纯收入不足668元的低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人，全国还有2200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人口。“十一五”时期，必须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努力减少贫困人口。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既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议》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努力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这既体现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扭转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价格总水平既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也是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前提，必须在经济发展中稳定价格。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型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也从传统的吃饱穿暖，转向提高居住水平，改善出行条件，丰富文化教育生活，追求环境优美等。《建议》适应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这种变化，突出强调要改善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这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使发展目标更贴近百姓，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情。
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始终追求和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经过长期奋斗、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有不同的具体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营造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群众十分关心，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所以，《建议》在发展目标中，着重就民主法制、精神文明、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提出了目标要求。
“十一五”规划目标的突出特点
《建议》提出的规划目标，全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在目标体系、目标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具有鲜明的特点。
紧扣主题。“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规划。确定导向清晰的发展目标，对于引导各方面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模式至关重要。《建议》确定的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主题。紧扣立足科学发展的主题，明确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提出了单位能源消耗降低20％的具体指标；紧扣着力自主创新的主题，明确提出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紧扣完善体制机制的主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的目标要求；紧扣促进社会和谐的主题，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以及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目标。
统筹兼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任务，需要妥善处理的各种十分艰巨复杂的矛盾问题，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少有先例。《建议》确定的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长期坚持的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七个方面的发展目标，既反映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愿望，更体现了正视问题、科学发展的要求；既提出了经济发展目标，更突出了自主创新、资源环境、改革开放、社会和谐、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目标；既符合《建议》的定位，提出了战略性、方向性的目标，也提出了两个具体的、量化的指标。特别是，既从产出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指标，也从投入方面提出了约束性强的能耗指标。这在党中央历次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议》中还是首次，表明我们党驾驭推动发展的能力更加成熟和理性。
区分功能。《建议》提出的目标按其性质和功能，分为导向性、预期性和约束性三类。导向性目标是政府希望的发展方向，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向，使其与政府希望的发展方向尽可能保持一致。预期性目标是凝聚了人民意愿的国家战略意图，是在导向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实现意愿的目标，政府要综合运用经济政策引导市场资源配置，努力争取实现。约束性目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实现意愿的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同时，《建议》提出的目标，对不同地区要求的程度不同。上述考虑，将在国务院编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落实。
主要议题：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取得的成果：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以及“”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审查和解决了中共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意 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
主要议题：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取得的成果：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了党在经济理论上的突破，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意 义：《人民日报》社论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的新局面。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但向全党、全国人民展示了全面改革的蓝图，而且对于城市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和措施，把城市改革这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具体化了。《决定》表明我们党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大问题上，冲决“左”的思想束缚，打破旧的传统观念，抛弃长期视为正宗的清规戒律，澄清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前一个三中全会使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这一个三中全会将使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一个大的突破。
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至30日）
主要议题：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取得的成果：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椐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全会还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意 义：会议强调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并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使有条件的企业真正放开经营，二是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和发展企业集团试点。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
主要议题：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取得的成果：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必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意 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
主要议题：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开创农村工作新局面。
取得的成果：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坚持十条方针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全会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意 义：本届全会是一次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的重要会议，对于开创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
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讨论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问题。
取得的成果：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思想，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并决定提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意 义：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全会的第一项议程，表明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要历史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的意义。文章称《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形成，标志着我党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行动纲领。
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日至12日）
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讨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讨论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探讨应对世界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
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这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历史方位所在,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命所在。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这是在我国即将完成“十一五”规划,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会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奋斗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三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
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的基础
[整体框架]
定调“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把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推动文化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解读]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历史发展时期的定位“稳”、“准”、“全”
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一个定位,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这个定位“稳”、“准”、“全”。
“稳”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未来五年历史性阶段的把握比较稳,稳了就不会盲动。五中全会强调,要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速度上是用“较快”,淡化了经济增长速度,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要“好”,即经济结构要取得重要的战略性调整,社会建设要明显加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明显改善。
“准” ――“十二五”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的时期,前面有”十一五”,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后面是“十三五”,即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十二五”定位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的基础,这个定位很“准”。
“全” ――“十一五”总的来说是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以人为本作为目标,重视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十二五”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规划,因为“十二五”规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所以在对经济规划之后,就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最后要落实到三个力的加强: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要显著提高。
“这是一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党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行动纲领。目标清晰,催人奋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这样评价。
主线:明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路径
[五个坚持]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解读]
转变发展方式是更深刻的变革,中央将引导地方淡化GDP观念
全会用“五个坚持”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明确部署。“五个坚持,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定了明确的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指出。
围绕“五个坚持”,全会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卢中原认为,经过“十一五”规划的实践和进一步认识,我们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也暴露出一些不足,这样就使大家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鲜明提出来,“十二五”规划纲要要以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分析,“十二五”规划给中国找到了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两大路径:产业轮动和区域轮动,这将构成中国未来立体式的发展框架,更能够发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一些经济学家形象地称之为“换挡”,其核心是“又好又快”,这就需要改变以GDP为目标和考核办法的传统方式。公报未提到“十二五”的GDP增长目标,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对此认为,“这跟之前业界预期的一致,‘十二五’的根本任务在于调结构,中央将引导地方淡化GDP观念。”
主题: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
[四个注重]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解读]
如果说,前十一个五年规划的主题主要是“国富”,那么从“十二五”期间,国家的发展主题开始由“国富”转向“民强”。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顺应民心,各项政策都是“实招”。全会提出,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这就是从出发点保证整个规划都围绕着改善民生来进行,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作为今后工作的重心之一。
全会对中国进一步推进“民生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国务院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理论分析】
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
1. 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供需结构有效匹配、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
2. 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即对内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世界金融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3.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4. 经营管理好、经济效益好的优势企业，兼并那些相对劣势的企业，可以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增强优势企业的实力，以优带劣，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有益于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5.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
6. 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进政策协同配套，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要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7.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8. 要推映窍绶⒄挂惶寤。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文化的根本途径；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要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
9. 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
10.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扩大开放，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赢得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
1.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2. 我国政府具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加强社会建设等职能。国务院总理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了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强调要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3. 要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强预期引导，提高政府公信力。
4. 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要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5.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了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了2017年经济工作。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
三、从《文化生活》的角度分析
1. 一定的文化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优秀的文化能够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要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3. 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前面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做好经济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思路和方法，知难而进，朝着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尽心尽力把经济工作做好。
四、从《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
1. 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
2. 意识对物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要求我们要发挥正确意识的指导作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
3. 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自觉选择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4.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调整，经受了实践检验，是符合实际的。
5. 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部分影响和制约着整体。要求我们要重视部分的作用，搞好局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
6. 系统优化的方法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7.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要求我们要用全面的观点和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肯定了2016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
8. 矛盾具有普遍性，要求我们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勇于揭露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9. 矛盾具有特殊性，即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要求我们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去库存方面，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
10. 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要求我们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善于抓住重点和关键，集中力量解决好主要矛盾。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1.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q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2.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新能够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创新能够推动人类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1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要求我们要坚持从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出发。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深入调研，加强学习，提高本领，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
14.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要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意识。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15.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6.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案必须落实。
17.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解决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8.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要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能力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4分，共48分。）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要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据此回答第1―2题。
1. 图1是某农产品的变化曲线图，P和Q分别表示该农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需求曲线D到D1移动表示农产品的需求变化趋势，供给曲线S到S1移动表示该农产品供给变化趋势，E到E1表示农产品的均衡价格变化趋势，一般情况下，可以推断出引起下图变化趋势的原因可能有
①越来越多农民外出务工
②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
③城镇人口和总人口持续增加
④该农产品种植面积扩大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③④
2.如图2所示，粮食产品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于E点（均衡点）。农业部为支持农业发展，将推动完善种粮补贴政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图像信息解读合理的是
A. 实施政策粮食产品供给增加需求保持不变E移动到E′均衡价格下降
B. 实施政策粮食产品供给减少需求保持不变E′移动到E均衡价格上涨
C. 实施政策粮食产品供给增加需求同幅增加E′移动到E均衡价格上涨
D. 实施政策粮食产品供给减少需求同幅减少E移动到E′均衡价格下降
3.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经济意义是
①对内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 ②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③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④有利于世界金融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4. 2017年中央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进经济发展的传导路径是
①减税降费――企业经营成本下降――生产扩大――经济增长
②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减少――抑制经济过热
③提高赤字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投资需求增加――经济发展
④优化支出结构――满足消费需求――内需扩大――物价回升
A. ①② B. ②③ C. ①④ D. ①③
5.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下列选项中能够引起商品房需求曲线出现图3中变化的因素可能是
①房贷首付比例提高 ②实施购房契税减免政策
③商品房价格降低 ④实行购房补贴政策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②③
6.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主要受需求不足影响的当下，要想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国家应实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的传导机制正确的是
A. 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支出增加国内需求扩大经济增长
B. 紧缩性财政政策国债发行减少市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
C. 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供应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经济增长
D. 紧缩性财政政策基准利率下降企业成本降低经济增长
7. 国务院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上阐述了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强调要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要更好统筹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其政治生活依据是
①我国政府具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 ②中国共产党积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 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④对人民负责是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
A. ②③ B. ①④ C. ③④ D. ①②
8.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引导企业发扬“工匠精神”，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品牌建设，增强产品竞争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其文化生活依据是
A. 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能够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
B. 优秀的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C. 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D. 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对经济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9.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体现的辩证唯物论道理是
A.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B.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C. 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自觉选择性
D.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10.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蕴涵的唯物辩证法道理是
①要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②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③系统优化的方法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 ④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 ③④ B. ②③ C. ①② D. ①④
11.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给我们的唯物辩证法启示是
A. 要坚持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B. 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
C. 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善于抓住重点和关键
D. 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12.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使制定的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必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案必须落实。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看，这是因为
A.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B. 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
C. 认识对实践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D.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
二、非选择题（共52分）
13. 阅读材料，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材料一：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材料二：国务院总理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了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2017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强调2017年经济工作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下供给侧存在如下问题：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有些产业的发展已达到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峰值；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等等。
（1）结合材料一，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分析说明当前我国应该如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分）
（2）根据材料二，从政府职能角度说明我国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该如何作为。（12分）
14. 阅读材料，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材料一：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注：工匠精神，是现如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材料二：党的十以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扶贫脱贫现实状况，中央提出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宏伟目标，并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总体谋划和顶层设计。2015年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要创新扶贫攻坚新机制，实施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6个精准”举措，要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施策，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恕⒖喔墒蹈桑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1）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一的正确认识。（10分）
（2）结合材料二，运用意识作用的知识说明中央为什么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14分）
（3）结合材料二，请你就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出两条方法论建议。（4分）
参考答案
1. B 2. A 3. C 4. D 5. C 6. A 7. B 8. D 9. C 10. A 11. B 12. D
13.（1）①消费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更好地满足需求。②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要素市场，打破垄断，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④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每小点3分，共12分。）
（2）①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②要积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加强市场监管，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中高端产品的生产。③要积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技术创新。④要积极履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每小点3分，共12分。）
14.（1）①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给经济以重大的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3分）②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魍巢业，着力振兴实体经济。（3分）③中华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工匠精神”是当今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发扬“工匠精神” 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巨大作用。（4分）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各位代表：
我受市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的工作。请予审议。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市各项事业实现新发展的重要一年。一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在市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委工作大局，依法行使
职权，突出工作重点，高度关注民生，促进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圆满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年来，共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26个工作报告，作出6项决议、12项决定，检查5部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任免64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我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依法实施监督，增强监督实效
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贯彻实施监督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按照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
（一）加强常规监督和专项监督，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重点审议了工业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工作报告，分析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政府做好相关工作。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的有序发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常委会分别在6月和8月份认真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报告》和《200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分析我市经济状况以及金融危机对我市实体经济的影响，指出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对此，市政府采取了得力措施，抢抓我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机遇，突出在工业经济发展上以经济开发区为重点，积极发展产业集群，在项目编制和重大项目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蒲圻电厂二期项目、晨鸣100万吨林浆纸一体化等一大批项目进展顺利，蒲纺工业园、陆水工业园、赤马港工业园正在有序推进，等等。这些项目的顺利推进，为我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增添了活力。 （二）贴近群众，围绕民生热点进行监督。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解决民生问题，一直是常委会工作的重点。一年来，我们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保护、医疗、住房保障、社会治安等热点难点问题强化监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一年来，市人大常委会从分析我市医疗卫生现状入手，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列入审议课题。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认真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报告。常委会调查组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了解我市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市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及预防保健网络建设，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积极推进卫生体制改革等建议。
住房保障工作是人大常委会关注的又一重点。为了确保城区低收入困难群众住有所居，得到国家住房保障实惠，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情况的报告。指出了我市住房保障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此，市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安排了2500万元廉租房建设配套资金，加快了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工程建设进度，我市住房保障建设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社会治安状况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我市黑恶势力有所抬头的治安突出问题，市人大常委会把维护社会治安工作列入重点议题，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治安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全市政法公安机关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建立打黑除恶工作长效机制和预警机制，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方针，做到全力以赴，险恶务尽，确保打黑除恶工作落到实处，市政府和政法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健全网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扎扎实实在全市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涉黑犯罪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4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起，狠狠打击了各类涉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目前，我市社会治安总体状况较好，人民群众安全感普遍提升。
（三）围绕宪法法律实施，开展执法检查。
2009年，常委会重点组织了对《城乡规划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招投标法》、《水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常委会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做到统一部署，精心安排，邀请有关专业人员和相关部门一同参与，深入调研，找准问题，提出审议意见，跟踪督办，督促执法机关认真办理常委会审议意见，解决检查中存在突出问题，使执法检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由于存在城乡二元体制上的矛盾和高额利益驱动，我市城乡结合部违规建筑状况十分严重。针对这一情况，常委会组织了对《城乡规划法》执法情况的检查。检查组在对违规建筑较集中的地段及陆水湖周边现场检查后，写出了调查报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重点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城乡结合部违规建筑情况的报告》。建议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对《城乡规划法》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整合力量，组建一支由城管及其他部门参与的拆违队伍，对正在翻建的违章建筑全面叫停，坚决制止新的违章建筑的产生；进一步完善制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防范于未然等建设性建议。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下半年我市违规违章建筑情况有所遏制。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了组织好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执法情况的检查，常委会检查组深入到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等地方，重点调查了学校周边网吧、娱乐场所、非法出版物等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在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了我市未成年人保护氛围不浓、执法主体保护未成年人措施滞后等问题。对此，市政府高度重视，在宣传上加大了力度，在管理上落实了举措，在打击上强化了手段，一个由政府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安全网络初步形成。
为了开展好《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工作，全面了解我市妇女参政议政状况，女性受教育程度、妇女就业保障、女性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常委会在组织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的同时，在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认真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客观指出了我市女性权益保障工作存在的诸多方面问题。会后，市政府和妇联组织迅速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对策，采取措施，认真落实人大提出的建议。目前，我市已开展了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服务站创建及关爱单亲特困母亲等活动，建立了妇女权益保护长效机制，营造了有利女性发展的和谐社会环境，使妇女权益保障法在我市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落实。
（四）围绕社会公平正义进行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2009年，常委会还加强了对重点城建项目的审议，作出了将××市新区路网建设项目资金、陆水河橡皮坝建设资金和新××火车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等5项决定，为加快我市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依法加强对财政预算调整、预算审计、部门预算调整情况的监督。
二、突出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
代表工作是人大工作的基础。为了充分发挥好人大代表主体作用，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常委会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争取咸宁市人大代表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召开，同时，我市代表述职评议工作得到了咸宁市人大和兄弟县（市、区）人大的肯定，多数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一）抓好述职评议，创新代表履职形式。
开展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加强选民对代表履行职务的监督，促进代表依法履职是新形势下搞好代表工作的重要课题。一年来，常委会把人大代表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促进代表履行好职务。一是健全代表网络。利用代表小组这一网络优势，抓好代表小组向选民述职，然后普及到每位成员述职，在述职测评前，代表小组成立专班到选民中进行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参选选民对照调查报告逐一评议，使评议工作具有针对性和真实性。二是完善代表制度。制订了《××市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方案》将评议工作制度化，常委会规定本届人大代表任期内至少述职评议一次，述职内容上统一规范，明确述职重点放在履行代表职务和完成中心工作上，各代表小组根据常委会的部署制订相应的述职评议工作计划，确定评议对象、评议时间、参评人员、工作程序。三是促进代表履职。我们认真采纳选民提出的意见，督促代表进行整改提高，对口帮扶对象 50余人，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120余件，赢得了选民一致好评。整改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市代表履职水平和效果明显提升。
（二）征集代表意见，拓展代表履职渠道。
人大代表分布在全市各个行业、各条战线和乡镇农村，他们是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和贴心人，他们的呼声和建议最真实，最有代表性。为广泛收集和采纳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首先，形成了工作制度。每次例会邀请与会议议题相关的代表列席会议，参与常委会委员一同视察、座谈，收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每年常委会工作要点、建言与督办等都要广泛采纳代表们的意见。其次，建立了工作平台。通过不定期召开代表座谈会这个平台吸纳代表的建议；常委会领导、各位委员每年年中都要就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到各战线和基层组织召开代表座谈会，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第三，实现了工作联动。常委会领导每年都坚持深入基层看望走访代表，送去关心和问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人大工作动态，征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常委会领导通过大接访和人大工作，接待基层代表、群众来信来访、获取社情民意，了解人民的诉求。第四，开展了代表培训。2009年6月，我们邀请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亚平作《监督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辅导报告，通过以会代训和座谈会等形式帮助代表学习履职的相关知识，提高代表整体素质，收到了一定效果。
（三）督办代表建议，提高代表履职实效。
常委会从健全工作机制入手，努力提高议案建议办理质量，促进代表履职。一是落实建议承办责任。人代会后，常委会要求市政府及时组织召开代表建议交办会议，明确办理期限和办理质量，并指导各承办单位建立议案建议办理责任制，做到领导督办，专班负责，专人具体落实。二是加强建议过程督查。对议案、建议承办大户和重点议案建议，常委会领导按照分工，分别到联系的单位进行指导和督办。听取代表对议案建议办理意见，及时掌握办理进度，增强办理工作的针对性。三是突出建议办理实效。常委会在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议案建议交办会和工作进度会后，在12月份的例会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市政府在本次人代会上向全体代表书面报告落实情况，并虚心听取代表意见。
（四）表彰先进典型，激发代表履职热情。
一年来，常委会十分注重优秀代表典型引路作用，在工作中培养和挖掘典型事迹，以点带面，激发广大代表履职热情，调动工作积极性。在经过民主推荐，综合评定的基础上，评选出了优秀人大常委会委员、优秀人大代表，先进代表小组。本次大会将对5名优秀市人大常委会委员，26名优秀市人大代表，5个先进代表小组予以表彰。
三、加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身建设，提升人大工作的规范性
加强常委会和机关自身建设，是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提高人大常委会和机关的整体效能、决策水平和依法行使职权的能力。一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履职水平。2009年，我们继续深化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做到认识提高，工作落实；继续加强与兄弟单位的学习与交流，认真开展专题调研和培训，把学习贯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始终。二是完善制度，促进各项工作规范化。常委会和机关继续把制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认真学习贯彻《监督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暂行办法》、《关于报送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程序》、《关于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规定》、《人大代表持证视察暂行规定》、《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公民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暂行办法》、《关于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暂行办法》等九个议事工作制度，使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同时，进一步修改完善现有的机关管理制度，加强机关管理工作。三是改进作风，不断增强工作实效。常委会组成人员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做好市委中心工作，配合完成蒲圻古城墙拆迁，××新火车站，城市景区建设等工程；同时，常委会领导还带头接访和阅批件，督办案件，机关认真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源头。
各位代表，回顾去年的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工作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持依法履职，人大工作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只有坚持科学发展、开拓创新，人大工作才能不断发展。回顾去年的工作，我们深切地感到，常委会的工作之所以取得一定成绩，是市委正确领导，“一府两院”密切配合，人大代表大力支持和监督，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的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监督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跟踪督办工作还缺乏措施和力度；与代表的联系不够密切；对乡镇办人大工作的指导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切实措施，认真加以改进和提高。
各位代表，2012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五五”普法教育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一年。新年度的人大工作，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工作大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在服务大局上求突破，在改善民生上下功夫，在促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上有作为。不断推进我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一、坚持党的领导，把握人大工作方向
一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贯穿人大各项工作的始终。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开展工作，维护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促进市委的各项决策落到实处。二是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我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坚持落实中央9号文件、湖北省委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和咸宁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决定，努力开创我市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二、坚持依法履行职责，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在新的一年里，人大常委会一是要更加关注工业经济发展，抓住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开展对发展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建设、传统产业改造、做强县域经济、强化节能减排的调研、视察和检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增长方式，增强经济实力。二是要把“三农”工作摆在首要位置，促进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新时期农村改革发展各项措施的落实，推动农民持续增收。
三、突出监督重点，促进法律实施和民生保障
人大常委会要以促进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为重点，积极探索执法检查的有效形式，切实发挥好法律监督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改进审议方式，提高审议质量，增强审议意见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积极开展跟踪监督，督促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处理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确保监督工作取得实效。要强化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认真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调研，重点检查执法部门的监管情况，督促做好依法行政工作。要高度关注民生，加强对市政府承诺的全年十件实事的监督。要加强对被任命干部的监督，行使好人事任免权，维护和实现好党委的意图。要加强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推动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程序，增强工作实效，提高公正司法水平。
四、密切联系代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代表工作是人大工作的基础和活力所在，常委会要把代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年中岁末开展集中视察，重视代表在视察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加强代表的学习培训交流，提高代表的履职能力，加强对闭会期间代表小组活动的指导，继续在代表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健全制度、优化服务、提供保障，发挥代表小组在代表活动中的组织和引导作用。要完善代表联系制度，为代表执行职务创造良好的条件，继续坚持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参与执法检查、视察、专题调研等做法，全方位、多渠道的听取代表意见。要完善代表监督机制，组织好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认真做好优秀市人大代表先进事迹的宣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履行职责的能力。
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工作水平
一个国家的发展蓝图，总会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显示出重大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我们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建议》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谋定而后动。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出实现全面小康新的目标要求，《建议》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问题意识谋划未来，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体现了十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全会通过的《建议》，标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定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建议》紧紧围绕这个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特别是强调要以新的理念推动发展，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目的就是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后5年党和国家各项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会通过的《建议》，彰显了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战略思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败。建议稿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全会通过的《建议》，体现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我们党要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更好地发挥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这个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岁月的执着梦想，今天已经触手可及。展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将由我们亲手完成。承接历史、开创未来，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后冲刺阶段，跑好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一棒，把《建议》描绘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就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更为扎实的前进基础。（文：人民日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喻 丹）
一、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
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不仅指严格意义上按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的议案，而且包括对地方立法的项目提出建议的机制。地方性法规的提出与立项是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工作，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对于整个地方立法工作至关重要。
从一个地方来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地方立法来保障和推进；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地方立法来规范和调节。因此，地方立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紧紧围绕本行政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需要用法规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现在，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快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促进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应当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主体就越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变化就越大。原有的利益格局打破以后，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这些都需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我们在制定地方立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和安排地方性法规具体立项的时候，都要把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为原则。要由以往“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模式转变为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制定一个。凡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规，就要积极立项，加快起草制定，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中亟需用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应该采取“急用先立”的办法，及时立项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子在加快，在地方立法中，不仅要注重法规的规范保障作用，而且要发挥法规的导向功能。地方性法规的立项和制定，不能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矛盾进行规范和调节，而且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展望，对发展过程中即将或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预测，对发展市场经济中应兴应革的事情超前立法，积极引导。因此，要加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加强立法预测，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趋向，要有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预先考虑安排立法规划。
改进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要发挥好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继续发挥好政府及其部门在地方性法规提出机制中的作用。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肩负着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了解全面，尤其是经济综合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哪些方面需要及时运用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掌握更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更有针对性。要把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或议案作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调动他们这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其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强化政府这方面的职责。二是权力机关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执法检查、调查视察等行使职权过程中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面比较宽，了解情况比较多，而且具有比较超脱、不受部门利益局限的优势，因而能够及时客观地提出立法的建议或者议案。要改变以往在地方立法中被动等待政府提出议案的局面，发挥权力机关主动提出立法议案的职能。三是发挥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提出机制中的作用。人大代表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为关注，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最深，因而也最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好的立法建议。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建议和议案最主要的途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都能提出很多好的立法建议。如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建议，要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地方立法的重点，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并建议就企业改制后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城市下岗事业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保障、公共建设中被征地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问题，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都是改革和发展中需要及时通过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重要问题。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就要对人大代表关于立法的建议和议案，高度重视，认真采纳，积极实施。四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地方立法中的意见和建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对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对于用地方立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要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对于地方立法不乏真知灼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和立项时，要认真听取和采纳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要畅通这方面的渠道，广泛地听取民意、集中民智，通过人民意见征集、、走访座谈听取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于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注意多听取弱势群体对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在制定地方立法五年规划时，更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可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询地方立法的建议项目。
二、改进地方立法的起草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立法的步伐难以跟上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跟不上。现在，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起草部门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或是迟迟拿不出法规草案，或是可能更多地站在本部门的角度，在法规草案中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由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部门享有很大的权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涉及到权利的再分配，而一些部门往往倾向于把本部门原有的权利和利益合法化。而且，几千年来“人治”的传统和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立法就是用法律法规来“治民”的思维定势，在法规草案的起草中还存在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政府部门起草法规草案，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急需的法规难以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应当在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在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改进法规草案的起草机制。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地方立法权是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法规起草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应增加自主起草法规草案。目前，地方性法规草案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规草案，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还比较少，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和作用都非常好。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时，考虑到这一地方性法规事关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一工作涉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决定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带队，组织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的同志，深入基层，走进农户，不仅听取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法规草案。由于情况掌握得准确、全面，规定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保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这一法规制定颁布以后，得到了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施行以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多年来，地方人大积聚了一大批立法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发挥“挑大梁”的作用。二是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要提前介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提前介入到政府部门的法规起草中去，把大量的工作做在法规起草过程之中，把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这样，既可以保证法规草案的质量，也能够提高立法的效率。
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地方性法规起草中的作用。在地方立法中，有很多事项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起草这类法规，仅有一般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远远不够。为了保证这类法规草案能够及时、准确地起草，必须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可以邀请专家对正在起草中的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有些专业性很强的法规，可以打破常规，采取委托起草或者招标起草的方式，直接把法规草案交给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地方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等法规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湖北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省社科院起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
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不仅指严格意义上按照法定程序提出立法的议案，而且包括对地方立法的项目提出建议的机制。地方性法规的提出与立项是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工作，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对于整个地方立法工作至关重要。
从一个地方来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地方立法来保障和推进；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地方立法来规范和调节。因此，地方立法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紧紧围绕本行政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通过地方立法，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需要用法规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现在，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快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促进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应当成为地方立法工作的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主体就越趋多元化，利益关系变化就越大。原有的利益格局打破以后，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这些都需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我们在制定地方立法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和安排地方性法规具体立项的时候，都要把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为原则。要由以往“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模式转变为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制定一个。凡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规，就要积极立项，加快起草制定，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中亟需用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应该采取“急用先立”的办法，及时立项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子在加快，在地方立法中，不仅要注重法规的规范保障作用，而且要发挥法规的导向功能。地方性法规的立项和制定，不能仅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矛盾进行规范和调节，而且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进行展望，对发展过程中即将或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预测，对发展市场经济中应兴应革的事情超前立法，积极引导。因此，要加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加强立法预测，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趋向，要有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预先考虑安排立法规划。
改进地方性法规的提出机制，要发挥好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继续发挥好政府及其部门在地方性法规提出机制中的作用。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肩负着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了解全面，尤其是经济综合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哪些方面需要及时运用地方性法规来规范和调整掌握更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更有针对性。要把及时提出立法建议或议案作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调动他们这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其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强化政府这方面的职责。二是权力机关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执法检查、调查视察等行使职权过程中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面比较宽，了解情况比较多，而且具有比较超脱、不受部门利益局限的优势，因而能够及时客观地提出立法的建议或者议案。要改变以往在地方立法中被动等待政府提出议案的局面，发挥权力机关主动提出立法议案的职能。三是发挥人大代表在地方立法提出机制中的作用。人大代表是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与人民群众朝夕相处，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为关注，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最深，因而也最能从实际出发提出好的立法建议。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建议和议案最主要的途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都能提出很多好的立法建议。如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建议，要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地方立法的重点，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并建议就企业改制后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城市下岗事业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保障、公共建设中被征地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方面问题，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些，都是改革和发展中需要及时通过法规来规范和调整的重要问题。改进地方立法的提出机制，就要对人大代表关于立法的建议和议案，高度重视，认真采纳，积极实施。四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地方立法中的意见和建议。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对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对于用地方立法来规范这些问题要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对于地方立法不乏真知灼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和立项时，要认真听取和采纳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意见。要畅通这方面的渠道，广泛地听取民意、集中民智，通过人民意见征集、信访、走访座谈听取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于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注意多听取弱势群体对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在制定地方立法五年规划时，更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可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询地方立法的建议项目。
二、改进地方立法的起草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立法的步伐难以跟上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跟不上。现在，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起草部门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或是迟迟拿不出法规草案，或是可能更多地站在本部门的角度，在法规草案中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由于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部门享有很大的权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都涉及到权利的再分配，而一些部门往往倾向于把本部门原有的权利和利益合法化。而且，几千年来“人治”的传统和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立法就是用法律法规来“治民”的思维定势，在法规草案的起草中还存在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政府部门起草法规草案，工作是难以做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一些急需的法规难以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应当在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在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改进法规草案的起草机制。
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地方立法权是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而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法规起草工作中，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应增加自主起草法规草案。目前，地方性法规草案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规草案，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的还比较少，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和作用都非常好。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时，考虑到这一地方性法规事关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这一工作涉及到政府的多个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决定由人大常委会自主起草。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带队，组织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的同志，深入基层，走进农户，不仅听取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法规草案。由于情况掌握得准确、全面，规定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保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这一法规制定颁布以后，得到了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施行以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多年来，地方人大积聚了一大批立法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完全有能力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工作中发挥“挑大梁”的作用。二是对政府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要提前介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可以提前介入到政府部门的法规起草中去，把大量的工作做在法规起草过程之中，把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法规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这样，既可以保证法规草案的质量，也能够提高立法的效率。
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地方性法规起草中的作用。在地方立法中，有很多事项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技术问题，起草这类法规，仅有一般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远远不够。为了保证这类法规草案能够及时、准确地起草，必须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起草工作。可以邀请专家对正在起草中的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有些专业性很强的法规，可以打破常规，采取委托起草或者招标起草的方式，直接把法规草案交给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地方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等法规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将《湖北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省社科院起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