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4: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预警，运管部门在协助政府处理此事件时陷入被动……而到2009年萍乡市“两会”期间的某天早上，10多名严阵以待的上栗运管所执法人员在319国道杨歧路段对两辆满载乘客的中巴车进行检查，准备消弭一场可能发生的不正当上访“两会”事件。原来是该所所长当天早上接到两名该所聘请的维稳信息员先后打来的预警电话，通报在上栗县某地有很多人集结在一起乘车准备到萍乡来，具体情况不明。“预警”也是命令，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上栗运管所一方面向市运管处紧急汇报情况，一方面立即组织人员北上拦截。最后证明这是一场误会，是上栗县某镇组织其镇村干部前往安源区某镇考察学习。
仅仅时隔三年，从突发事件发生前的茫然不知到社会各界人士主动“示警”，得益于萍乡运管部门历经摸索建立起来的维稳信息员制度。
不稳定因素仍存在
道路运输（包括道路客货运输、城市公交和出租汽车等）是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也是重要的服务行业，在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城乡客货运输需求、方便人民群众便捷出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萍乡道路运输行业历经数十年发展，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各型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一、二百辆发展到现在的近二万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的道路运输格局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此，维护正常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和谐稳定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运输行业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出现了一些影响道路运输行业健康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根据对萍乡道路运输市场的长期跟踪并经综合分析，笔者发现目前影响道路运输行业健康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主要集中于油价高企、运价低迷、过桥过路等收费多且高、无序竞争剧烈、服务质量差等方面。
道路运输实际融入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现实情况，使得这一行业如果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又不能及时发现和稳妥解决，将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及政府与运管部门的公信力带来消极影响，并因而制约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立维稳信息员制度
由于道路运输行业具有接触面广、波及面大、机动性强、流动性大、影响力深、反应时间短等独有特点，使得许多在其它行业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方法经验应用于道路运输行业时效果有限。
怎样使道路运输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及时被发现、使因之而来的不稳定情绪得到及早化解，从而促进萍乡道路运输行业健康稳定发展，进而促进萍乡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成为萍乡市公路运输管理处（下简称萍乡处）重点探索的一个课题。在综合综治维稳的基本共性原则和道路运输行业的独有特性，特别是在汲取几次因线路利益冲突而引致道路客运突发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萍乡处逐步总结出一套适合于萍乡道路运输行业社会管理的办法：建立维稳信息员制度。
维稳信息员制度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框架原则下，以营造和谐稳定的道路运输市场为目标，以维护道路运输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并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为宗旨，为预防和有效处置道路运输行业因各种原因引发的停运、争斗、不正当上访等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由各级运管部门从在本辖区从事道路运输及其相关业务的经营者及从业人员以及与道路运输行业有着较密切关系的相关人员中，按照邀请与自愿原则选拔产生一定数量的人士担任道路运输维稳信息员。维稳信息员一般都活跃在基层，平时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向道路运输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宣传相关道路运输法规政策；一旦某一区域的道路运输经营者或从业人员出现某种不稳定情绪并可能发生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事件时，活跃在基层的优势又往往使他们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即时传递给运管部门，从而使得运管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判断或将发生事件的性质、规模、层级并迅速做出应对反应。维稳信息员必须具有社会正义、热心、细致等特点；可以向社会公开身份，也可以依照本人意愿隐匿身份。
维稳信息员制度具有反应迅速、运用便捷、行之有效等特点，使运管部门在对道路运输行业进行社会管理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屡屡取得很好的社会与政治效果，很好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
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将维护消费者权益年主题活动确定为“消费与发展”。我区各级工商、卫生、农牧、质监、药监等部门要认真落实这一主题活动，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引导消费入手，致力于改善消费市场环境，提高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指导消费者特别是农牧区消费者科学文明合理消费，扩大内需，为促进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
一是加大执法力度，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各级工商、卫生、农牧、质监、药监等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始终把食品安全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置于服从和服务于全区当前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中谋划思考。通过切实加强食品市场监管执法和加大消费维权工作力度等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引导科学合理消费，增强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努力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市场环境。
二是加强农牧区市场监管。
加强农牧区市场监管，对于维护农牧区市场秩序、促进农牧业稳定发展、服务农牧区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着力解决我区农牧区市场的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农牧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是加大案件查办力度。
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依法严厉查处无证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销售不合格商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掺假使假等各类违法行为，强化对违法线索的梳理和分析，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四是加强社会监督，改善消费环境，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工商和宣传舆论部门要协调配合，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参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使企业、商家履行社会责任，真正成为诚实守信、自觉承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合法经营者。推进投诉和调解机制建设，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种消费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好务。
同志们，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涉及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关乎市场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为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摘要：阐述了文化因素在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表现，分析了文化建设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建设：农村；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把社会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中，社会稳定、安定有序是社会和谐的主要标志。所谓社会稳定，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内部诸要素如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内政外交等方面处于相互协调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虽然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绝不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有序、稳定、协调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贫乏。在我国现阶段，和谐社会的关键和难点在农村，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否，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没有广大农村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成为一句空话。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干百年来一向相对平静的乡村社会，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各项改革事业的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与日俱增。如何统筹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避免不稳定事件的发生，是目前乡土重建和新农村再造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1文化因素在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表现
当今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三农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村社会稳定事关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此，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对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会进程，营造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环境，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央有关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农村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推进，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整体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土地纠纷日益增多，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放，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盲点，民事纠纷此起彼伏，封建迷信大有市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核心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根本。
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农民接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认知事物和价值取向带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农民处在社会最底层，遇到事情心理上常常处于无助状态，人生的不幸感、自卑感非常强烈，遇到挫折容易导致极端行为甚至铤而走险。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矛盾和冲突，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心理失衡、现代大众传媒带来的多元文化，必然会对农民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伦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大量涌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礼俗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已不复存在，在农村老人无人赡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以自我为中心，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再加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薄弱，因此在围绕宅基地、承包田、农民负担、计划生育、投工投劳甚至一些琐碎的利益问题上，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的矛盾和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和化解，就可能激化为不稳定因素。正如有学者坦言：“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直接制约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全面发展，党和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
农民法治观念淡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在农村普遍存在。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维系和治理主要靠传统礼俗和风俗习惯。“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的乡土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融家族文化、礼治文化、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乡土文化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已发生变化。家庭意识的淡化、平等观念的强化、恋土情节的弱化和经济观念的显现化势必影响农村社会结构的和谐性与整合性，并在相当程度上滋生社会不稳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传统礼仪的批判，曾经对乡村社会调控起重要作用的传统礼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蚀殆尽，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精神文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扎下根。一些农民的精神世界往往处在真空地带：没有理想、没有追求，过一天算一天。加之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普遍存在人治现象；伴随着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客观上使传统道德的约束力逐步减弱。在市场经济浪潮和利己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一些农民攀比心理、仇视心理严重，对社会报有不满和反社会情绪。一些村民维权要求强烈而法治观念淡薄，动辄采取过激行为，往往抱有“小闹小解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保障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这方面的法制是否完备，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岗位，带来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和生活的困难，需要国家提供生活保障。社会成员在年老、体弱、疾病、伤残、遭遇灾害等情况下，也需要国家提供物质帮助或者给予救济，以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我国近年来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就业形式日益多元化等严峻挑战，为了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今后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看，社会保障最初只覆盖工业工人，随后依次逐渐扩展到商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公务人员和农业工人、个体劳动者和小业主，甚至工薪劳动者的配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使之逐步覆盖城乡所有劳动者，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必然要求。
合理确定支付水平，使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我国人口众多、年龄结构老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未来社会保障负担沉重的现实情况，再考虑到国家层面上的社会保障资源严重不足，经济不景气时社会保障支出反而会急剧增长，因此，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时候，支付起点应相对低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从整体上只能享受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广覆盖应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长期政策选择。
针对国民保障需求的多元化，建立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模式。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注重结合自己的国力与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国家建立的基本保障制度只能起到基础性作用，解决国民在遇到收入风险时的基本生活问题，尚无法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求。这样，补充保险或政府鼓励的基本保障以外的其他保障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模式由多功能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包括国家强制的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险、由缴费决定或自愿购买的补充保险在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构成。
要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以往主要采用现收现付制。这种模式既不公平，也不能筹集到足够的基金以备未来之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健康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要求社会保障既能体现自己养活自己的原则，又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备将来使用。
这就要求实行多样化的筹资模式，即实行以部分积累制为主体，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并存，个人账户制、捐赠、发行彩票和可降低管理成本的志愿者服务等形式相结合的多种来源渠道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新晨
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形成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依法办事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运行、管理只有以法律为依据，才能公平、高效、健康地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事关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建设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考虑增进公平与提高效率的有机结合。
从长期来看，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没有效率的持续提高就没有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高效率有助于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公平，而公平的增进也会为经济效率的提高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在短期内，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增进并非同步，任何一方的增加都会以对方的一定损失为代价。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中国模式；特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16-02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中国的改革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十多年，理论界将中国的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并已成为共识。“渐进式改革”既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集中表现为从“易”到“难”，从传统体制外到传统体制内，从传统体制内易于突破的到需要攻坚的内核的改革顺序。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等特点。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强调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尽管目标与现实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但为之进行的改革举措都在付诸行动。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中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 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按照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持续保持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改革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其复杂性、艰巨性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国模式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也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激进改革”，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特别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中国从实际出发，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循序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触及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本制度，而是以现有体制中薄弱的环节或不适应的地方作为切入点，从局部到整体，以一种试验的方式和逐步过渡的策略推进改革。循序渐进改革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以把改革的风险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在循序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针政策，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具体表现在：在改革开放顺序上，改革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政治文化社会其他领域，开放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策略；在改革开放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上，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渐进式改革的优点表现在：群众比较能够承受，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的震荡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途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平稳整体推进。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部门或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并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因此，要想消除市场扭曲，促进公平竞争，创造均等的机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这种“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有学者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2]。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3]。
三、“渐进式改革”在当下的困境与难题
有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提出了质疑，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撰文认为，“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4] 陈志武指出，先通过经济改革获得效益与财富后，改革的动力就会逐渐弱化，其他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越来越大了，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针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改革模式或方式都有其利弊，既不能认为激进式改革就一定是不好的，也不能以为渐进式改革就百好而无一弊，在这点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或好处，这是我们衡量改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实际来看，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有效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可以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回首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渐进式改革战略，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获得生长。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和益处通过“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逐渐在传统体制内渗透和扩散，从而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5]。当然，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首先，由于改革是渐次推进的，这就给旧体制以足够的时间来与新体制抗衡，双方在摩擦和较量的过程中，旧体制仍旧会在一些方面起作用，而且有可能会牵制或者侵蚀新体制，从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其次，由于采取边际演进的累积性的步骤，两种体制并存和僵持的时间比较长，这就为在两种体制之间“套利”提供了可能。那些可以从套利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这也将增大改革的难度。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基本都涉及到上层建筑和深层次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范围广，利益关联群体多，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比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财税体制，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所有这些继续采取以往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改革路线和方式，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一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也与以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当前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但在改革上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 [5]。实行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破解改革难题，找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创新发展思路，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改革，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为中国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创造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41.
[2]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3] 王磊，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0，(6).
【关键词】城市文化软实力 内涵 构成要素
作为城市综合实力的两大形态之一，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其功能发挥的间接性与隐性特征，使得人们长期忽视这一实力的存在而过于关注经济硬实力的增长。实际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发挥确不显见；然而当城市进一步发展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城市在诸多领域出现竞争时，城市文化软实力对经济发展的倍增作用便会得以逐步彰显。因此，随着国内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与城市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学界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迅速兴起。而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终究无法回避对其概念与构成要素的科学揭示。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渊源及内涵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源自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层面的软实力概念，是该概念在城市发展层面上的微观衍生与具体应用。
国家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的，后又不断梳理、扩展并完善而成的。约瑟夫·奈将国家的综合实力分解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部分，指出硬实力是一种借助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强制别人做其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与之对应的“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以及对外政策”。①
奈氏的软实力理论将国际政治领域中一直存在却又潜于无形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制度政策等方面“软力量”的较量明晰并理论化，从而激起世人关于软实力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起国内学界对之研究的极大兴趣。国内学者王沪宁1993年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一文中最先使用软实力概念，之后国内对软实力的研究迅速展开。与国外相比，国内学界更为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核心地位与根本作用，把软实力主要归结于文化实力。
随着在城市间综合实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人们对软实力认识的深化与丰富，国内学界对文化软实力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倍增效应日益关注，于是有学者进一步将文化软实力从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家层面类推到国内区域竞争领域的城市层面，从而衍生出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
自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当前学界主要是通过列举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或其资源基础的方式对其进行界定的。例如，张卫海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化特色、精神气质以及市民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它虽然是一种隐性的力量，难以具体衡量比较，但可以通过城市的精神面貌、文化事业的繁荣程度、广大市民的文明素养以及城市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状况体现出来。”②
而吴玲则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就是指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延续力、创新力、向心力、认同力、生命力和凝聚力以及在对外交往中产生的感召力和辐射力。”③这种通过列举构成要素或其资源基础来界定城市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方式，当然无法揭示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尚处于探索前进中的新兴学科的尴尬与无奈。
鉴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终究是源于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层面软实力的概念，本质上不过是该概念在城市层面上的衍生与映照，因此，我们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概念界定就自然要以奈氏的软实力概念为原本，以其精神内核与逻辑脉络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应把城市文化软实力定义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是指城市通过诉诸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式，激发和吸引城市内外的积极因素自愿参与城市建设以达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能力。这一能力实际上由对内、对外两部分构成：对内激发市民创造激情并发挥其聪明才智；对外树立良好城市形象并争取域外生产要素。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关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比较城市间文化软实力强弱的衡量依据，更能够有效指导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方向。因此当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成果也较为丰富，但见解各异。借鉴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从其表现层面来看应涵盖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即文化整合力、社会凝聚力、人口素质力、政府公信力、城市辐射力。
文化整合力。所谓文化整合力是指不同文化间相互吸收、融合而在形式与内容上逐渐趋于一体化的力量。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不同文化区域与文化习惯背景下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造成一个城市地域内各种文化间的激烈碰撞与相互交织，这也必然造成对原有城市主流文化的严重冲击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从而阻滞城市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文化整合力能够将城市内各种文化进行有效整合并纳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之中，加强市民间的沟通、理解与信任，有利于城市和谐的实现。文化整合力的发挥主要通过制度与文化的两种手段来实现。
社会凝聚力。所谓社会凝聚力，也称社会内聚力或社会向心力，是指基于共同的观念与目标而促使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在行为上产生协同性与合作性的力量。任何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都需要以强大的凝聚力作为基础与前提。而一个城市社会凝聚力的取得，追根究底源自于城市先进而合理的政策制度，源自于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治理，源自于复杂社会关系的及时而正确的梳理，也源自于城市特色文化的深沉感召，并由此实现民众团结、组织和谐、社会公平与城市稳定。
人口素质力。所谓人口素质力，是指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人口素质综合状况而在社会功能上展现的力量。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口素质在城市竞争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地位日益凸显。从城市内部来说，良好人口素质所蕴育的智力资源，能够推动城市由物本经济向人本经济的转变，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良好人口素质所提供的道德环境，能够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职业情操，打造高效工作效率，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良好人口素质所具有的公民素养，能够有效提高市民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水平，有利于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良好人口素质所展现的城市形象，能够产生对内部民众的凝聚力以及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政府公信力。所谓政府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基于对政府执政能力与履职情况的普遍信赖而产生的认同力与信服力，它是形成内部社会稳定发展、对外塑造良好区域形象的重要基础。政府公信力作为民众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主要来自于民众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对政策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认可程度，对政府施政的效率与廉洁情况的认可程度等。高度的政府公信力不是靠政治强力与过度宣传获得的，它需要通过良好的行政行为与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成就。良好的行政行为与合理的社会体制，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消除或及时梳理社会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能够切实保障社会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从而对内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对外塑造良好区域形象、吸引域外资源，推动城市发展。
城市辐射力。所谓城市辐射力是指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综合影响力与发展带动力。它既是一个城市内在素质、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也是该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向城市外的自然挥洒与自然表达。强大的城市辐射力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的向外拓展，而且能够吸引外部生产要素的向内流入。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辐射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为基础，以文化产业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努力打造经济强市，为城市辐射力的提升提供深厚的硬实力支撑；二是城市形象的塑造。要在正确定位城市形象的前提下，将城市形象的塑造纳入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部署之中，借助各种媒体资源的宣传，努力提高城市的影响力。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它需要岁月的积淀与镌刻，需要长期的挖掘与整理，需要更多的深入思考与精力投入。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的背景下，由文化整合力、社会凝聚力、人口素质力、政府公信力、城市辐射力等构成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与决定力量。我们必须通过发掘和整合城市文化软实力资源，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与效用，不断影响、推动并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者分别为辽宁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鞍山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张国祚：“张国祚和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4日。
②张卫海：“城市竞争背景下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解析”，《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13年第1期。
社会发展总支出直接影响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增强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2005年，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22380亿元，占GDP的12.2%，人均1717元，其中社会保障、福利支出为13427亿元，占GDP的7.3%，人均1030元，社会文教科卫支出8953亿元，占GDP的4.9%，人均687元。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明显偏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约为10%，低于美国、法国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等国20%左右的比例。
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过低。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额从1990年至2005年年均递增7%，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9.6%的速度。居民消费率从1990年的48.8%降为2005年的38.0%，已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从世界消费率看，各国消费率大致在60%~80%之间，高于我国20个~4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率从1990年的23.3%上升至2005年的47.5%，2006年预测将上升至54.5%；而每一单位投资的新增GDP，即投资效果系数，由1990年的45.1%降为29.8%，降低了34%。二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偏低。据调查，约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消费能力最低的贫困人口居高不下，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20%左右，比例偏低。当前中低收入者承受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的巨大压力。2005年，三项支出约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25%，约占农民消费支出的1/3。消费率较低和下降趋势，是长期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形成的。
三、社会公平和公正没有得到改善，各种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1．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它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据2005年城乡住户调查，20%的高收入与20%低收入的比较，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为5.7倍，比上年扩大了0.2倍；农民收入差距为7.3倍，比上年扩大了1.4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由上年的6.3倍扩大为6.6倍。据有关部门调查，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1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
2．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幅低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倍，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5年扩大为3.22倍，2006年估计将扩大至3.36倍。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享受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因此，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应为6倍左右。
3．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由于缺乏有效控制，垄断行业及一些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水平增速过快。其中，2005年金融证券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最高，达5.64万元，比上年增长11.7%；最低的是林业职工，约为7250元。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上年的7.5倍扩大为2005年的7.8倍，如果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4．地区差距扩大。近几年，国家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已达14040元，东部为22076元，为西部8822元的2.5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东部以上海人均GDP最高，为51474元，省区以浙江最高，为27703元，贵州最低，为5052元，两省比较，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
四、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为负增长，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秩序指数由警力、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按逆指标计算，2005年比1978年，社会秩序指数下降了32%，年均递减1.4%；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0.5%。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综合指数的增长。1979年~2005年，经济社会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5.3%，若包括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有关指标综合计算，则年均递增只有4.2%。可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影响经济社会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1%，其中1991年~2005年影响度上升为28%。这表明，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几点对策建议：
（一）提高社会发展总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从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实力看，已具备了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社会保障支出应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国家应重视发展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其作为硬指标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到2020年，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2%提高到20%左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2.5%提高到5%左右，社会保障覆盖面从目前的32%提高到60%。实践证明，增加社会发展投入不仅不会牺牲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二）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着力提高消费率
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从投资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导。提高居民收入，是拉动消费增长的根本措施。尤其应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水平。要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制度和政策上保障居民的消费动能。要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减轻农民消费负担。力争在近期内扭转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将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制度建设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一是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整工资和福利政策，在城乡有条件的地区普遍实施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保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和享有医疗、基础教育等权利。二是要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在财税政策上，要继续向农村倾斜，并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要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保障其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使他们融入城镇。只有减少农业和农民的比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三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用税收、价格政策调控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例，从目前的1.3%提高至2%以上，至少使环保投入能补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强化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为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允许一些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
中国工商银行7月22日表示，下半年工行将在信贷投放方面向小企业倾斜，同时积极探索通过小企业资产证券化、小企业集合债券等创新方式，多渠道支持小企业合理资金的需要。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全行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说：“要在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保证重点领域资金需要，小企业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是工行竞争发展的战略领域，要在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中保持小企业信贷业务健康发展。”
姜建清要求，工行全体上下对待小企业要动态分析、细分市场、有进有退、区别对待，对创新能力强、产品有竞争力、经营健康的优秀小企业，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对市场前景好而目前遇到临时性资金困难的小企业，则依据政策给予贷款重组、展期等多种方式帮扶；而对技术、产品一般，又不再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小企业及环保不达标的小企业则坚决退出。
他指出，银行要深入研究评估信贷从紧环境下小企业经营发展的状况，本着好字优先、发展与管理并重、科学平衡风险与收益的方针，完善小企业信贷政策和管理机制。
工行表示，下半年在信贷规模上将向小企业倾斜，适当增加小企业发展较快、管理比较规范地区分行的专项信贷规模，实行单独管理与考核。同时，工行总行明确要求，各分行不得调剂使用总行给予小企业的信贷规模。此外，工行还将积极探索通过小企业资产证券化、小企业集合债券等创新方式，多渠道支持小企业合理资金的需要。
工行进一步明确，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严格按政策把握信贷总量和投向，坚持有保有压、扶优限劣，大力调整信贷结构，更好地支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努力使全行信贷业务在经济周期波动中风险可控、质量稳定、经营稳健。
近年来，工行将小企业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其小企业贷款增量一直位居同业前列。在信贷规模偏紧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工行累计向小企业投放贷款1649亿元。有融资余额的小企业客户数量继续增加，小企业融资余额已达3218亿元，比年初增加300亿元。
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而“群”即“社会”。保险存在的基础，正是这种“群”，群是大数法则发生作用的先决条件。因此，保险是社会的产物，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对它的认识不能偏离人类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这个总体框架。而研究保险的功能，也应将其纳入社会管理框架中。我们认为，从广义上来看，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涵盖多种表现形式，既包括分散风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资源配置、生活保障和市场监督，也包括社会保障管理、社会风险管理、社会关系管理以及社会信用管理等，它是一个功能体系、一个有机整体，我们称之为“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体系”。在这里，我们采纳广义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有关界定，借鉴理论界和保险业内专家、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可以搭建这样一个“保险社会管理功能体系”的基本框架（见图1）。
保险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现实作用
近年来，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社会管理功能，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推动经济发展，稳固社会基础
1.保险业作为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稳健经营和创造盈利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且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银行、证券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1年，保险业保费收入达到1.43万亿元，行业市值位居全球前列。保险业保费收入由2000年的1609亿元到2011年的1.43万亿元，11年间增长了791.19%，保险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最快③、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为国家GDP的稳步增长做出了贡献。2.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其稳定资本市场和优化资源配置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支撑。保险业依靠积累的巨额保险金，“可以不因市场的一时一化而改变自己的投资行为”④，弱化游资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可以“进入债券市场，有力支持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入股票市场，可以将资本引入经营效益好的优秀企业；进入外汇市场，能有效支持国家汇率稳定等”。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1.参与社会保障经办，提高服务水平。保险业以委托管理型、共保联办型和保险合同型三种方式参与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各类补充医疗保险等保障项目的经办管理。2011年受托管理基金105.5亿元，保费收入82.3亿元，赔付与补偿116.6亿元，覆盖2475万人（次）①。以青海省为例，自2012年7月启动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基本医保服务试点工作以来,虽运行只有4个多月，但整体运行平稳，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医保服务工作效率、监督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方便群众就医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赢得了地方政府及群众的好评。以往异地住院或在定点医疗机构外住院的患者报销，按照原先的报销流程需要半月甚至更长时间，而委托保险公司经办医保后，患者只需携带完整报销凭证到经办服务中心当场审核后即可支付，大大方便了群众就医。
2.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保险，积极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保险业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市场机制提供范围更大、水平更高的保障，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目前，保险业共为人民群众未来养老和健康积累准备金超过3.4万亿元。在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保险公司发挥精算、长期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多样化产品和服务、养老金支付等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参与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2011年底，5家养老保险公司受托管理资产1376亿元，占企业年金法人受托业务的70%。同时，个人年金保险业务保费收入达到1077亿元”②。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也在部分城市加紧推进。目前，有近100家保险公司经营商业健康保险业务，涵盖疾病险、医疗险、护理险和失能收入损失险四大类2000个保险产品③。各地先后出现了一批代表性很强的经办模式。例如“湛江模式”是在居民缴费不变的情况下，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进行分拆，85%用于基本医疗保险支出，15%用于购买保险公司的大额医疗补充保险。再以青海省目前正在开展的大病医疗保险为例，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在城乡居民人均400元医保筹资经费中，按人均50元标准统筹建立大病医疗保险资金交由保险公司，对所有重特大疾病实行医疗保障，使大病患者个人自费负担超过5000元的，实际费用报销比例达到80%，民政救助对象再由民政予以医疗救助，使其实际费用报销比例达到90%。事实证明，保险企业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保险企业运行高效、保障灵活、服务全面的专业优势，对于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满足各类保障需求，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将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3.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分散农业经营风险，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一是保障农业生产。2007年我国启动中央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试点，到2011年末，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超过6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85%。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最重要、最活跃的农业保险市场之一。农业保险在承保品种上已经覆盖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各个方面，在开办区域上已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区。5年来，农业保险共计向7000多万农户支付保险赔款超过400亿元，户均赔款近600元④。二是保障农民生活。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村低收入人群，2008年启动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为农民提供保费少、保额低的保险服务。目前，试点工作已经由11个省扩大到全国，且保障对象扩大为全国范围内的低收入人群。三是支持农村信贷。通过开办小额信贷保险，为农民提供信用担保，形成保险与信贷结合，从而有效解决贷款农户和农村金融机构两方面的风险保障问题。随着银保合作机制不断巩固和完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的参与意愿明显增强，保险机制破解融资难的作用逐渐显现，初步实现了“客户叫好、政府满意、多方共赢”的政策目标。
（三）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保险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防灾防损工作，能够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尤其在重大自然灾害如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发生时，保险业全力投入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积极履行赔付责任，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认可，已经成为国家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保险作为重要的社会应急手段，通过参与各种社会突发事件的善后理赔工作，能有效降低事件的不良影响。如在“7.5新疆乌鲁木齐烧事件”、“7.23高铁追尾事故”等发生后，保险公司都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小组及时做好理赔服务工作、积极履行保险责任，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各类突发事件的扩大，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产生的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稳定。
（四）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保险业通过安全生产责任、医疗责任、公众责任等保险赔付机制，特别是近年来通过重点推进旅行社责任险、环境污染、安全生产、校方责任、医疗责任等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发展，化解民事纠纷、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带”。2010年保险业赔付支出累计3200.43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承担各类责任风险保障金额33.1万亿元，支付赔偿金44亿元①。
保险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存在的不足
（一）保险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费收入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2011年我国保费收入1.43万亿元，国际排名第六位，而我国GDP国际排名第二。截至2011年底，我国保险业总资产6万亿元，而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111.5万亿元。2011年，保险密度为1062元/人，保险深度为3%②，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相去甚远。虽然目前我国已跻身保险大国行列，但还不是保险强国。与银行业相比，我国保险业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保险宣传力度不够大，全社会对于运用保险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认识有待深化提高
我国保险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晚、基础差，面向公众的保险宣传还不够，全社会对保险的认识和理解还比较粗浅。各地区各政府部门在开展社会管理工作时，对运用保险等市场化手段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还缺乏经验。社会管理要真正得到加强，管理手段就必须创新。目前，一些政府部门也认识到，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保险企业作用的重要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从整体看，保险业参与社会管理的面还比较窄。
（三）保险企业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欠缺
近年来，虽然我国保险企业在为经济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但是与发达国家保险企业相比，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管理的复杂形势和要求相比，我国保险企业参与社会管理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不够，参与社会管理的经验还比较缺失，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参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对策
（一）国家从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方面加强对保险业参与创新社会管理的支持
1.转变行政管理理念。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管理体制的要求，树立科学开放的社会管理理念，积极通过委托或购买商业保险服务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能。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行业政策时，要重视运用保险这一有效的经济手段，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通过采取给予适当政策倾斜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手段，推进保险业在创新社会管理中作用的发挥。2.完善社保体系。将具备社会保障属性的企业年金、养老和健康保险等纳入我国社保制度发展与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统筹规划和协同发展。将保险业纳入应急处理机制和“三防”体系③。3.大力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推广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安全生产责任、医疗责任、校园方责任保险制度，构建公众权益保障和矛盾调处的市场化机制。针对地震等巨灾风险，研究建立由政府、保险企业、投保人共同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的基础上，推动立法工作。4.深入研究政策性保险。研究保险业在公众安全和社会应急体系建设中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森林保险等的财政补贴力度。在扶贫开发、公众安全和社会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充分运用保险这一有效的金融工具。
（二）保险企业要全面发挥社会管理功能
1.切实转变观念。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渗透，主动开拓业务，改变片面重视经济效益的错误认识，树立长远眼光，树立服务民生的理念。2.创新保险产品。要对市场进行细分，针对各类群体、各类风险的保障需求，制定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方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发保险产品，丰富产品体系，适应社会管理领域的要求。3.完善业务支持政策。应制定相关发展规划，业务费用适当向服务民生和社会管理领域的险种倾斜，适当提高该类险种的费用额度，提高基层保险机构的展业积极性。4.提高服务水平。针对不同的风险保障需求，量身定做风险管理计划。发挥专业优势，做好防灾减损工作。灾害和事故发生后，做好理赔服务，维护消费者权益。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 创业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3-0228-01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2008年9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提出了《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进行了转发。大学生创业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大学生就业，笔者在综合调研的基础上做出以下浅析：
一、大学生创业内涵
创业是指创业者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通过努力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或社会价值的过程。大学生创业群体主要由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组成，它是指大学生毕业后不通过传统的就业渠道谋取职业发展，而是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智慧和技术，以自筹资金、技术入股等方式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开办自己的企业，从而既为自己也为社会上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
二、开展大学生创业的意义
大学生创业可以有效缓解就业压力。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招生规模一再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十分沉重，仅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指导学生如何找一个工作，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缓解就业压力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源于越来越高的创业成功率。因此，开展大学生创业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缓解社会就业的巨大压力、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大学生创业可以造就创新型人才。创新是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历史重任。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技能，提倡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不仅是高等学校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也是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传统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增强大学生对未来创业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基础。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将创新能力运用到创业实践中，为社会创造价值。
大学生创业可以促进自我价值实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那些有创业欲望的大学生，创业是最感兴趣、最愿意做、最值得做的事情。他们创业的原动力是谋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期望在五彩缤纷的社会舞台中大显身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就是说，创业促进了目标的达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大学生创业的优势与劣势
优势。理论知识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大学生创业人群普遍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理论知识丰富。自主学习能力强，思维活跃，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创新能力强，对未来充满希望。大学生创业者普遍有着年轻的血液、蓬勃的朝气。他们有对传统观念和传统行业挑战的信心和欲望，而这种创新精神也往往造就了大学生创业的动力源泉，成为成功创业的精神基础；社会环境好，政策力度大。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高校都在积极引导、鼓励大学生创业。各级政府为大学生创业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平台。各高校也把大学生创业提高到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高度，为大学生提供了包括教育、渠道、资金、项目等多方面的支持，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有利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平台。
劣势。缺乏社会经验和职业经历。当前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对创业的理解还停留在美好的想法与概念上，喜欢纸上谈兵，许多创业设想经不起市场的考验。对困难估计不足，心理承受能力差。对于创业常常盲目乐观，对于创业中的挫折和失败预计不足，往往遇到挫折就会选择放弃。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只追求在短时期内获取高额回报而看不起蝇头小利，片面地追求创业过程中的“第一桶金”，而忽略了成功与资本的原始积累。缺乏创业资金支持。资金的缺乏是大学生创业者所面临的普遍难题，虽然政府和社会设立了一些创业基金，但这些基金普遍普及面不广，门槛较高，大学生获取难度不小。综合素质较弱。创业对创业者的领导力、协调力、人事管理、资金财务管理等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大部分大学生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或多项能力较强而综合能力较弱，从而影响了创业的进一步深入。
四、对大学生创业的建议
努力学习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创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需要有一定的投资、商务、税务、法律等知识。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沟通协调、团队合作、开拓创新等能力。这就要求创业者必须不断学习理论知识，不断充实并完善自己的各项职业技能，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应对在创业过程中所面对的各项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白领”似乎已经，大去原来的光泽和魅力。随着“白领”光环的退去，一个新的名词――“红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红领”其实也不是一种新的职业，只不过是对一小部分利用手中权力谋私的国家公职人员、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个新称呼。“红领”为人称羡，风头盖过“白领”。
“政治资本”成最大区别
在这场职业竞争中，为什么“红领”如此强势，为什么“白领”敌不过“红领”?原因很多，表现在不同层面，既有职业本身特点方面的，也有社会体制机制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职业本身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中“发财”的机会多，一些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根据市场原则确定，“白领”们成为社会高收入群体，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改革没有跟上，因此有些机关工作人员选择“下海”捞金。“白领”虽然有较高收入，但同时也具有高风险。很多“白领”经常需要加班加点，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压力越来越大，因而，在智力上、体力上、精神上更容易出现透支。与“白领”相比，“红领”们不仅有职有权，而且工作稳定体面，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有足够的安全感，特别是还有不少灰色收入，能够公费出国和进修，等等。如是，两者的“含金量”出现了明显变化。
其次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及知识和技术服务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白领”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物以稀为贵，东西多了不值钱，边际效益递减。随着人们的经济收入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财富积累增加，“白领”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其社会地位也就随着下降而“红领”，由于受到编制等因素限制，其规模相对稳定且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其稀缺性优势和社会地位不会随着阶层结构的变化而下降。
再次，这两个职业群体的社会资源和资本构成也不同，“白领”利用拥有相对多的知识资本和经济资本来获得相对优势，而这种相对优势只有在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下才僻以实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白领阶层的经济资本可能将受损，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弥补。“红领”却不仅拥有经济资本、知识资本，同时还拥有政治资本，也就是权力资本和更多的其他社会资小“红领”不仅能够得到体制内的保障，同时可获取体制外的某些资源。面对危机和风险，自然具有更大的安全度“白领”不敌“红领”的深层原因
从体制机制层而来分析，当前“红领”之所以强过“白领”，其具体原因有：
一是政府和国企改革不到位。首先是政府职能改革方面，当前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机会的控制还是很强，支配着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虽然我们反复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但是，个别地方官本位仍是政府组织运作的深层理念，从而使得某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享受不该享受的消费，获取不该获取的收入，这就使得“红领”虽然在表面上看工资水平并不比“白领”高，但其可支配的资源和机会是一般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国企改革方面，虽然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企业的活力不断增强，但是，国有企业的一些不该有的垄断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还在不断增强，此外，国有企业在低价使用国家资源的同时，由于利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其所创造的利润很大部分却留在了企业，加之在收入分配中缺乏必要的监管，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都较高，有些高管的收入令人瞠目结舌。
二是一些体制改革不到位。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公平。我国目前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执行起来很难，标准不具体，细则不配套，导致包括“白领”在内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第二次分配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国有单位职工能够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公务员更加独享完备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住房补贴、公费进修培训等等，而且极少承担缴费义务。而对于在非国有单位的“白领”只有在自身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险费之后才能享受社会保险。我国的现行的《劳动法》还是15年颁布实施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法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形势。同时，诸如保障劳动的权益的《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劳动者的利益受损而不能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对劳动就业的监管机制缺乏，对于不少公司企业对员工的侵权行为不能及时予以惩治和纠正，导致劳动者利益受损。加之政府如果对国有单位职工监管力度不够，导致个别官员大量的公款消费和灰色收入，“红领”的优势就更加突出了。
三是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分担机制不公平。现在人们比较关注的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但在现代工业化、全球化-日益深化的社会，社会风险和社会变革的成本分配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结构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这是我们现在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白领”和“红领”的不同影响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受影响更大的是那些受冲击的行业的低端劳动者。当风险和危机出现或者进行某种社会变革时，由谁来承受损失和应对成本，与社会体制机制紧密相关。
应当说，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不同职业之间存在差别，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当这种差别超过某种程度，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危及社会稳定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调整。当前，就我国而言，一方面是要加大对社会成员的公共服务和支持力度，提高社会风险保障能力，使得各个社会部门的社会成员都能具有相对平等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有关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未来的和谐社会。不管什么“领”，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只是服务在社会不同的领域，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能因为在不同的岗位而享受相应的特权，人为地将人分成三六九“领”，人为地制造差距和歧视。
白领与红领之比较
形成背景
白领：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 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这些拥有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
红领：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挥过巨大作用的少数垄断企业和个别官员利用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进行权力寻租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
生活状态
白领：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的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红领：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危机考验
白领：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浸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红领：与权力结盟的他们，丝毫不受影响。
谁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红领”与通常所说的“白领”、“蓝领”相对，他们在整体社会人群中的相对数量并不大，而且可能面容模糊，但是，作为权力异化生态中崛起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据着相当分量的公共话语权，他们操持着相当比例的公共资源，上可以影响公共政策，下可以改变公众生活。
所谓“红领”，是指那些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群体，他们既享受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权力资源，又享受着最为丰厚的经济发展成果。如果要问“红领”都是怎样一些人，也许很难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合法的身份名词来简单转换，但我们至少知道他们可能来自哪些群体，比如：公职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等：他们中间，用权力交换利益或者用利益换取特权的那部分，共同组成了“红领”；并且依据其所占权力资源的大小和财富势力的强弱，区分着其在“红领”内部的地位。
与“白领”价值的随行就市相比，“红领”不仅利益丰厚，而且异常稳固。他们通常以巨额腐败分子的面目被清理出“红领”。事实上，他们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自身对贪念的控制能力，虽然也可能因为小偷行窃之类偶然因素而无奈现形，但是像世界金融危机这种巨大的市场波动一般很难对他们固若金汤的利益堡垒产生影响。
“红领”所践行的是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权力经济，或者说权贵经济。它不像知识经济讲究刻苦卓绝的学习和矢志不渝的创新，它也不像商业经济讲究市场的眼光和辛苦的经营，权力经济更加讲究身份和权术。
我们知道，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它应该拥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开放而且不排外的“白领”无疑是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它为包括最底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预备了一条充满希望的上升通道。“我想成为一名白领”对大多数人而言，尚且是一个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红领”的崛起，所欲塑造的却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红领”处于风雨无忧的食利顶端，与接受风吹雨淋的“白领”和“蓝领”，以及出最多力拿最少回报的弱势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舒圣祥)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由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维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以及监督的职能。[1]它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活动”。[2]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确保无收入、低收入等社会成员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所给予保障的一种社会安全制度。其本质是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以及优抚安置等共同组成了社会保障。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保障资金，同时社会保障是由政府为主体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一种物品，其自身的公共产品的性质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有内在的密切的联系。社会保障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不能为丧失劳动力以及低收入的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即单靠市场分配是不够的。因此国家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保障人民的生活就要划拨一部分资金，通过财政的渠道以社会保障的形式来进行支付分配。而这部分资金的来源则是通过向企业征税、个人缴费等方式获取。这些资金都是来源于国民收入，反映了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因而从本质上看，社会保障本身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需要政府作为保障。从资金来源上看，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有着共同的来源。因此可以说在本质上社会保障就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
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国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比发达国家总体偏低。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发展模式和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状况，社会保障制度从开始建立到现在，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上升的发展趋势。尽管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其次我国公共财政下社会保障支出呈显著的地区性差异。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地方支出为主，而且对于不同地方政府来说其包含支出的具体内容也是有差异的，[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基本上有了保证，而相比之下农村的社会保障无论在社会保障覆盖面上还是在社会保障投入上都远远低于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不但没有体现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显然，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会因此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再次社会保险费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管理[4]。我国的社会保险费是由税务机关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来进行征收。待社会保险费存入财政专户之后，再由财政部门将社保机构存入财政专户的社会保险费返拨给社保机构，再由社保机构进行支付。因此，社会保险的收支管理基本都是由一个机构负责。社会保险费的收支应该要有两条线管理。收入和支出必须要在不同的部门进行分别核算，相互独立。这样才是科学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关于完善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和对策
社会保障是保障社会稳定的的安全网，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生产关系，同时也是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的助推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口老龄化加剧，离退休人员增速较快，这就使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得不面临收支失衡，入不敷出的困境。如何能走出这一困境，应对风险和突发状况呢？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要不断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要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科学化管理，并要强化政府责任。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水平低下。因此应该将社会保障基本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不仅要使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公开化、透明化、可操作化，而且要建立起严格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情况的监督。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者和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经济支持的强大后盾，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政府不仅要建立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预算，而且要建立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而进行适度调整，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使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充分体现其公平性、合理性。第二，要对我国现有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效率。政府应该着力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行政管理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使财政支出结构更加优化，更加合理。同时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要进行科学管理。要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程监督，使财政在社会保障的每一分钱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落实到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不能让每一分钱浪费。第三，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效机制，使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达到平衡。首先适度调整缴费水平，最大限度的激发个人参保动机，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长效机制的长期建设。其次发展企业年金制度，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长效机制的补充建设。再次提高社会整体的统筹水平。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长效机制的稳定发展。
作者:刘雅琼 单位: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馨,杨志勇,袁东,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25-49.
[2]张磬.比较财政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