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7:16: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动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准确判断各驱动因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经济增长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同时对控制各驱动因子从而使其满足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十年来，尽管受到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和挑战，湖南省的发展仍经受住了重大考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湖南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在1978年只有146.99亿元，而2012年达到了22154.2亿元，是1978年的150倍。但是目前，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湖南省仍处于较落后的地位，即使是在省内各市、州，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保持健康、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对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因子进行研究，同时对湖南省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着经济增长？经济学界从未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在国外的研究中，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制度变迁理论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最早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论述，斯密认为增加劳动者数目、加强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哈罗德和多马开始的，哈罗德和多马考察了动态均衡的增长问题，强调了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同时他们也认为如果初始的均衡状态发生背离，经济中没有内在力量能使经济恢复到均衡状态。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这个观点进行了突破，第一次强调了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作用。其代表人物Solow（1957）将技术进步因素加入到总量生产函数中，运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对美国1909-1949年间的情况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增长中只有12.5%能由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87.5%要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但不足的是他同时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
Romer（1986）、Lucas（1988）充分吸纳已有经济增长研究成果，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现实进行研究，抛弃了外生技术变化的假设并内生化了技术进步，认为内生技术进步、知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发展了结构分析法并利用其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该理论的代表人物钱纳里（H.Chenery）、帕西内蒂（L.L.Pasinetti）等经济学家认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互相影响。在产业结构变化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和劳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诺斯（North）等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制度这个因素的存在，并且认为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以及制度的安排、变迁、创新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比如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大，贡献相对较弱的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胡雪萍、李丹青（2011）运用索罗模型实证分析了1978-2009年间中部地区产出和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资本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技术进步和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陈友余（2013）基于2000-2010年的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组合分析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习惯、产业结构和国内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卫生水平、劳动力数量和城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许和连、赖明勇（2003）基于1980-2000年的数据，通过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法分析了12个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现除了人口增长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外，其他因素都起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居民消费支出的积极作用最显著。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经济增长驱动因子的分析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对经济增长驱动因子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同时专门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并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趋势进行预测的文献还比较少。本文利用2002-2012年的相关数据，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因子有哪些？它们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起什么作用？湖南省2013-201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如何？能实现湖南省“十二五”规划中的相关目标吗？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部分，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
灰色系统模型方法
灰色系统理论是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该模型利用序列算子的作用研究事物运动的规律，同时对数据不进行特殊的限制和要求，可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本文采用了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度分析、GM（1，1）模型和新陈代谢GM（1，1）模型。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
在进行系统分析时一般采用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数据的数量要求大、要求所选的样本数据服从某个典型的概率分布等。灰色关联分析则能弥补上述方法存在的不足，该方法通过比较参考序列和若干个比较序列的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确定其联系的紧密与否，联系越紧密，则关联度越大。本文采用邓氏关联度和广义灰色关联度对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
设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为：
X0=（x0（1），x0（2），…，x0（n）），
设比较序列为：
Xi=（xi（1），xi（2），…，xi（n））（i=1，2，…，m）
邓氏灰色关联度是在对系统行为序列和各比较序列进行无量纲化（进行无量纲化可采用初值法，即X`j=X`j/xj（1）=（x`j（1），x`j（2），…，x`j（n））（j=0，1，2，…，m）后，再求各关联系数的平均值从而得到的，即关联系数为：
其中ρ∈（0，1）为分辨系数，通常取为0.5。则序列X0和Xi的邓氏灰色关联度为：
广义灰色关联度有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灰色综合关联度。
灰色绝对关联度是在对系统行为序列X0和各比较序列Xi进行始点零像化X``j=（x``j（1），x``j（2），…，x``j（n））（j=0，1，2，…，m），其中x``j（k）=xj（k）-xj（1），k=1，2，…，n的基础上进行的，序列X0和Xi（i=1，2，…，m）的灰色绝对关联度为：
计算灰色相对关联度η0i（i=1，2，…，m），先对各原始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各序列的初值像X`j=X`j/xj（1）=（Xj`（1），x`j（2），…，x`j（n））（j=0，1，2，…，m）后，再求出各初值像序列的灰色绝对关联度，各初值像序列的灰色绝对关联度即为序列Xo和Xi的灰色相对关联度，这里不再赘述。
灰色综合关联度是利用灰色绝对关联度ε0i和灰色相对关联度η0i计算出来的，即灰色综合关联度：
ρ0i=ε0i+（1-w）η0i
其中∈（0，1），其通常取值为0.5，在这里，我们也取其值为0.5。
（二）GM（1，1）模型、新陈代谢GM（1，1）模型
GM（1，1）模型是在对要进行预测的某项指标的原始序列进行一次累加生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微分方程得到一次累加生成序列的预测值，再将此一次累加生成序列的预测值进行逆生成还原，从而得到原始序列的预测值。
设原始序列X0=（x0（1），x0（2），…，x0（n）），GM（1，1）模型通过以下步骤建立：
一是对要进行预测的某项指标的原始序列作1-AGO（一次累加生成处理），得：
发给
二是确定GM（1，1）模型的白化微分方程dx（1）/dt+ax（1）=b ，此微分方程能够近似地描述序列X（1）的变化趋势。其中，-a为发展系数、b为灰色作用量，a、b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求得：
三是确定模型的时间响应式。X（1）（t+1）=（x0（1）-b/a）e-at+b/a，（t=0，1，…，n-1） ，据此得到序列X（1） 的模拟序列X（1）=（x（1）（1），x（1）（2），…，x（1）（n）） ，再由X（1） 还原出X0 的模拟序列X0=（x0（1），x0（2），…，x0（n）） ，x0（t+1）=x（1）（t+1）-x（1）（t）（t=1，2，…n） 。
新陈代谢模型是指利用原始序列X0 建立GM（1，1） 模型，得到预测值x0（n+1） ，将此最新信息x0（n+1） 置入到原始序列X0 ，同时将X0 的最老信息x0（1） 去掉，从而得到一个新的序列X`0 =（x0（2），x0（3），…，x0（n+1）），利用序列X`0 建立的模型就称为新陈代谢GM（1，1）模型。
四是进行模型的精度检验。为提高分析和预测结果的准确度，本文采用绝对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当两种检验都通过时，才认为该模型是合理的，才用于预测。否则就采用残差GM（1，1）模型对原来的GM（1，1）模型进行修正，直到其通过检验为止。绝对关联度检验是指求出原始序列X0 和其模拟序列X0的灰色绝对关联度ε1，对于给定的ε0，当ε1>ε0时，则该模型为关联度合格模型。后验差检验通过对均方差比值C=S1/S2和小误差概率p=P（|ε（K）- ε|
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对于湖南省经济增长驱动因子的选取，本文根据相关经济增长理论和已有的相关文献，同时注意到各驱动因子数据的客观性、全面性、可得性，选取了10个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因子，即：消费水平、物质资本投入、对外贸易、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城乡结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为便于分析，本文以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Q1，GDP，亿元）作为衡量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指标；以湖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Q2，亿元）衡量消费水平；以湖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Q3，亿元）衡量物质资本投入；以湖南省的净出口（Q4，亿元）衡量对外贸易；以湖南省历年年末从业人员人数（Q5，万人）衡量劳动力投入；以湖南省普通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Q6，万人）衡量人力资本投入；以湖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Q7）衡量人口增长；以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Q8，项）衡量技术进步；以湖南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Q9）衡量城乡结构；以湖南省第二产业产值（Q10，亿元）、第三产业产值（Q11，亿元）衡量第二、三产业发展情况。
关于本文数据的来源，2002-2011年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湖南统计年鉴》，2012年的数据来自于《湖南省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文所有的变量均采用2002-2012年的年度数据或根据这些年度数据整理而得，如湖南省的净出口（Q4，亿元）是通过各年的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得来的。
（二）湖南省经济增长驱动因子分析
本部分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湖南省经济增长的驱动因子，计算出湖南省GDP对各驱动因子的四种灰色关联度，从而测算出这些驱动因子和湖南省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见表2）。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重点不在于各序列之间关联度的绝对大小，而在于各序列之间关联度的大小次序。对湖南省GDP和各驱动因子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排序，找出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子，从而为湖南省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对表2中的关联度进行排序时，四种灰色关联度排序的结果不一致，不利于分析。为将这四种关联度都考虑进去，提高排序结果的正确性和可信性，本文对一般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改进，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求出四种灰色关联度的平均值，从而按平均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平均值越大，关联度越大，如表3所示。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有四个轮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在这里，本文取其中的三个轮子（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进行分析，同时知道，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表3可知，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分别排在第7位和第5位，物质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分别排在第4位和第10位。可见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投入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小，其中劳动力投入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这说明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过多的依赖劳动力的投入，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得到提高，但同时技术进步的贡献小，从长期看，这将阻碍湖南省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步伐，不利于湖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物质资本存在边际报酬递减，人力资本有较强的边际报酬递增，从长期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物质资本。就湖南省目前来说，物质资本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人力资本投资，因此，从长期考虑，在不断优化物质资本的投资结构，提高物质资本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要下大决心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城乡结构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排在第2位和第1位，城乡结构排在第8位，可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而城乡结构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小。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解释作用最强，但是自2007年以来，湖南省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一直高于第三产业，这说明湖南省需要在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制约了湖南省经济增长，虽然近年来湖南省加快了城镇化建设，城乡结构有所改善，但是与全国相比，湖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仍偏低，2012年湖南省的城镇化率为46.65%，而全国为52.6%，湖南省仍然需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建设的质量。
在表3中，消费水平排在第3位，说明消费对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湖南省应该继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刺激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排在第6位，表明对外贸易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偏小，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湖南省要提高经济的外向型水平，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人口增长排在第9位，人口增长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解释作用很小，近些年，湖南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上升，从2002年的4.86%增加到2012年的6.57%，人口增长过快将导致失业率上升、教育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也表明湖南省应该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政策，继续降低人口增长率，提高人口的素质。
（三）湖南省经济增长预测
对湖南省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却又复杂的工作，本部分利用相关变量2002-2012年的年度数据，建立GM（1，1） 模型和新陈代谢GM（1，1）模型对湖南省2013-201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预测。由于篇幅所限，在对湖南省2013-201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预测时，只对GDP的预测情况进行详细介绍，人均GDP和三大产业的预测则不再详细介绍。首先对湖南省2013-201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预测，所建立的GM（1，1）模型为：x（t+1）=24638.791591e0.174311t-20487.251591，结果如表4所示。
运用绝对关联度检验法和后验差检验法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发现绝对关联度大于90%，C小于35%，p为1，模型精度为1级，两种检验均通过。因此可以运用上文的GM（1，1）预测模型对湖南省2013年的GDP增长情况进行预测。对2014、2015年的GDP增长情况进行预测时可以使用GM（1，1）模型，也可以使用新陈代谢GM（1，1）模型。从预测的角度来说，老信息的意义随着系统的发展而逐步降低，通过不断补充新信息和及时去掉老信息建立的序列更能够反映目前的系统特征。考虑到经济增长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在进行预测时，应尽量使用新信息，以提高预测的精确度。
从表5可以看出，在对2014、2015年的GDP增长进行预测时，通过不断补充新信息和及时去掉老信息建立的新陈代谢GM（1，1）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故运用GM（1，1）模型对湖南省2013年的GDP增长情况进行预测，运用新陈代谢GM（1，1）模型对2014、2015年的GDP增长情况进行预测。
同样利用GM（1，1）模型，如表6所示，对湖南省2013年的人均GDP和三大产业产值进行预测，并在GM（1，1）模型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新陈代谢GM（1，1）模型对2014、2015年的人均GDP和三大产业产值进行预测。所建立的模型均通过了绝对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模型精度为一级，因此可以用来对湖南省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的预测结果来看，可以预计到湖南省“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全省GDP总量将达到37766.36亿元，为“十一五”末期2010年的2.4倍。人均GDP从2013年的40240.84元增加到2015年的55775.33元，增幅达到38.6%。从三大产业来看，2013-2015年间，湖南省三大产业的产值都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和三产业增长较快，而第一产业增长较慢，从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来看，第一、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上升。2015年，湖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为12.15：51.09：36.76，与湖南省“十二五”规划中的目标9.5∶48.5∶42有差距。
结论与建议
对上述分析进行总结，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所选取的10个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因子中，第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和消费水平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显著，技术进步、城乡结构、对外贸易的贡献相对偏弱，人口增长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弱。在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中，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要大于人力资本投入。
根据模型的预测结果，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湖南省的GDP和人均GDP将分别达到37766.36亿元和55775.33元，较“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增幅分别达到135.48%和125、64%。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将分别达到4632.04亿元、19479.85亿元、14018.15亿元，较“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增幅分别达到99.18%、165.28%和120.09%，可见在2013-2015年间，经过努力，湖南省的经济可望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在对100多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进行分析后认为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是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但根据预测结果湖南省2015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2.15：51.09：36.76 ，这与湖南省“十二五”规划中的目标要求9.5：48.5：42存在一些差距，这预示着湖南省在未来几年必须重视产业结构优化问题。
前面提到，2013-2015年间，湖南省的经济是可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为使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二产业的发展质量的同时培育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支撑，降低对物质资本投入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度，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参考文献：
1.，郑京平，万东华等.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
2.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1957，39（3）
3.Paul M.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my，1986，94（5）
4.Robert E.Lucas，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5.胡雪萍，李丹青.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2）
6.陈友余.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及其预测[J].统计与决策，2013（3）
7.许和连，赖明勇.湖南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980-2000[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
8.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1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制度改进等原因引起的经济总产出规模和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范畴，它反映社会经济活动规模的变化方向和程度。历史上对增长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整个60年代，第二个时期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理论主要由拉姆齐（Ramsey，1928）、索洛（Solow，1956）、卡斯（Cass，1956）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56）建立的新古典模型组成。
第一个时期的研究创造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集中注意力于资本积累及其储蓄决策等的联系。罗伯特·索洛的最显著贡献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圆满地解释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许多现象，而且它在数学上也比较严密，因此它得以统治经济思想长达30年。然而在8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对该理论产生了不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长期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但未能解释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在稳定态是否无关联的预言出现经验性的偏差，数据表明，各个国家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理论家们认识到模型的这种缺陷，他们通常的修补办法就是假设技术进步以一种不可解释的方式（外生方式）出现。这种方法能够使理论符合人均增长率长期为正而且可能不变的事实。
解决新古典理论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问题，修正原先假定的生产函数，一定程度地容许自我持续——内生的增长，由此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雏形。当时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工作致力于为长期增长提供一种曾被遗露掉的解释。这种方法主要提供了技术进步理论，而技术进步理论正是被新古典模型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内生增长理论着重考虑了社会选择如何导致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内生增长理论也考虑了新思想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创新，这对于解释长期增长非常重要。保罗·罗默（PaulRomer1986，1987，1990）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1988）对此作过重要贡献。保罗的智能性突破在于将资本的私产报酬部分地与社会报酬分离。内生增长理论依赖于可积累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产生持续增长。作为内生增长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当厂商不能取得某些投资收益时社会报酬与私产报酬的差异。然而当前的经济证据表明，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增长率的国际差异方面不是很有力。正是存在这方面的不足，近期更多的内生增长理论学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跨国经济分析，特别是跨国技术扩散与产业集群这方面。
综观这两大学派的优劣势，不难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理论均有各自的适应范围，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因此这两种理论模型在西方发达国家广为应用，同时对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中国经济增长中主要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这里采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1980~2003）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1)模型、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果用G表示经济增长率，用GL表示劳动增长率，用GK表示资本增长率，用λ表示技术进步率，G＝λ＋aGL+（1-a）GK，这就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它表明经济的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带来的。其中，由劳动力增长带来的份额为a％，由资本带来的份额为（1-a）％。通过索洛基本公式间接推导可得：λ＝G－aGL+（1-a）GK。这使得以往难以估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由此得以估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A0emtLαKβ（1）
式中：A0-基期年的技术水平；m-技术进步系数，也称技术进步率；a-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β-资本产出弹性系数；Y-产出量（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L-劳动投入量；K-资本投入量；这里假设a+β＝1，即规模报酬不变。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lnY=αlnL+βlnK+mt+lnA0，将该式两边微分，并取dt＝1得经济增长率的函数模型：
■=α■+β■+m
其中，■-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由此可进行如下计算α■-劳动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β■-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m-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各因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所占的份额：
劳动投入变动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资本投入变动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技术进步变动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
本文所用的经济统计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其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和资本投入均除以当年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各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形式。
(2)回归结果。令ln■=Q，ln■=P，lnA0=α0，则有：Q=βP+mt+α0，用Eview5.0对该二元一次线性方程进行回归可得：
Q=1.7467+0.5983P+0.01818t
a0=1.7467β＝0.5983A0＝5.7362
se＝(0.1423)(0.07543)(0.004801)
t＝12.277.9313.787
R2=0.991R2=0.990F＝1203.26
则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Y＝5.7362e0.01818tL0.4017K0.5983
从拟合优度R2和F值上看，该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能很好地描述中国1979~2003年来的经济情况。实际上该模型对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亚洲等国家和地区都比较适合。这也说明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起步发展阶段，技术水平都较低，主要靠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特征十分明显。而其中的投资往往占了GDP的很大比例（1979~2003年的比例区间为32.1％～43.5％），大部分资金主要都投向了固定资产方面。
根据上面的计算公式和相关的回归与统计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得出：
真实经济增长率：■=8.16%（若采用名义GDP值计算可得1980~2003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4.55％）；平均劳动增长率■=2.41%；平均资本增长率■=8.84%；劳动投入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0.99％；资本投入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5.29％；技术进步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88％；劳动投入增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份额＝12.13％；资本投入增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份额＝64.84％，技术投入增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份额＝23.03％。
3结论
由上可见，我国在1980～2003年间，真实经济增长率为8.16%，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最大，占其中的64.84%，而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贡献是相当地低，分别为12.13％和23.03％，与发达国家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0％～70％相比，差距较大。说明这25年来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作用并不大，劳动力生产效率和劳动者素质依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人均劳动年产出也只是由1979年的973.6元/人增加到2003年的3815.8元/人（这里作为统计上的人只包括当年的劳动力）。而对经济增长一直起主导推动作用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年资本拥有量由1979年的352.3元/人增加到2003年代1616.1元/人，增长也极为缓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年产出和人均资本量均较小。这说明我国这种靠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依然没有向集约型转变。我国至今还在利用这种廉价劳动力与原料的比较优势，同时无法建立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因此，如何加强我国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驱动因素所占的比例将是我国今后长期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
[摘要]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出口产业的打击，使就业受到很大影响。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情况下，投资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短期的拉动效应。一旦扩大内需的投资结束了，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局面就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就有可能再次掉下来。当前形势需要我们把政策重点尽快调整到以内需为主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轨道上来，主要依靠城市化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带动。这应当是一个长期任务，而不应是权宜之计。
[关键词]国际经济危机 扩大内需 就业增长
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出口产业的打击。由于我国出口产业劳动密集度高，这种打击对就业的影响很大。当前，虽然扩大内需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已经显现，增长速度正在回升，但一方面，由于这种回升主要还是投资拉动的结果，增长的可持续性仍然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仍然乏力。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具有长期效果的扩大内需政策和积极的扩大就业政策。在当前，就业目标应当优先于增长目标。并非有增长就有就业。宁要较低增长率情况下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不要高增长低就业。
1、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中国在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带动因素有两个，即城市化和出口的超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加快，其中在1995-2005年期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在整个改革时期保持了年均24%的高增长(按现价美元计算)，其中在2001～2007年期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4%上升到8.9%，平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两个带动因素创造了大量的GDP和新增就业机会。
但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额由过去每年增长20%以上，今年1～7月份转变为猛降22%(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球经济危机还未见底，真正恢复很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特别是美国要从超消费调整到正常消费和储蓄，意味着今后若干年美国消费市场是停滞或收缩的。而我国过去对美净出口占了净出口总额的多一半。欧、日的情况也不乐观。这意味着我国出口产业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两个主要带动因素少了一个。这势必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造成深刻的影响，需要采取积极的、有远见的应对措施。
2、扩大就业首先要给规模以下小企业充分的发展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过去的0.4左右下降到0.1左右或以下。这固然有劳动力增长放慢的因素，但与增长模式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在出口下降带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投资带动增长但不能显著带动就业就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要促进就业，首当其冲的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在我国，小企业实际是就业的主要承担者，根据2004年底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末全国工业就业人员12209万人，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只有3508万人，占29%，小型工业企业和工业个体户的从业人员为870l万人，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71%。其中，所谓规模以下(即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加上个体户从业人员在5300万人以上，是小企业的主体，它们承担了全部工业就业的44%。在服务业中，规模以下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承担的就业数量和比重可能更大。因此可以说，规模以下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占了我国非农业就业的半壁江山。
但是长期以来，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和关心范围之内。我国目前的统计系统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情况，其中的小企业数据，实际上只反映了小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小部分。规模以下小企业不纳入正常统计范围，它们的经营状况怎样谁也不清楚，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尽管过去各级政府有若干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从这些政策中受益的基本上是中型企业，而且往往是中型企业中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小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则很少受益。它们在贷款融资方面，基本上不属于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其他方面，其面临的经营环境也远远比不上规模较大的企业。许多地方政府出于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和扩大地方税收的考虑，往往倾向于给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融资政策、土地供应、减轻企业额外负担、减少干预等方面吃偏饭，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通常是享受不到的。它们与较大型的企业往往不处在市场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其发展空间受到了明显的挤压。
各级政府如果不能把关注焦点从大企业转向小企业，我国的就业问题很难真正解决，启动内需也很难持续。
我的第一个基本分析是，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提速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流。无论政府政策进行怎么样的调控和矫正，都难以改变这种经济主流运行的基本趋势。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它是市场消费力聚集性增强、市场供给条件变化和经济周期三个因素合成激励起来的
为什么说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提速，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动因呢?
经过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长期积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工业化加速发展和逐步升级的现象。一个突出的实例是，在2003年GDP增长的9.1%中，制造业的增长贡献高达70%以上，其中40%—50%的增长又来自装备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部门的增长推动。对此，大多数人看到的都是不合理的宏观结构状况，比如说制造业发展势头过猛，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份额少得可怜等等。但是从另一方面分析，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又自有其客观的经济理由。这里一个最基础的推动力量，就是来自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发展与演进，以及这种发展和演进对市场消费力变化的巨大影响。
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特别是一大批城市居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4000美元甚至更高之后，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状况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和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计算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指标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中国现阶段，有实际经济意义的是，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消费水平及其规模状况。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核心消费群体或主体消费群体。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员，主要是指月收入超过3000元和年收入在40000元人民币左右，家庭金融资产或不动产在30万元左右的收入人群。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据各方面的分析估算大约有1亿5千万人左右。他们还是我国11万多亿元城乡人民币储蓄和6000多亿美元外汇储蓄的储户主体。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状况，其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进步和消费偏好的变化，以及成员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拉动中国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乃至于对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原动力性质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近十年来的发展情况看，这个社会收入阶层具有特征性的消费偏好，大量集中在购买商品房(包括住房更新和购买第二套住房)、家庭轿车、高科技电子产品和旅游消费等经济领域。这些经济领域的直接发展和产业联动性扩展，是拉动现阶段中国市场消费力增长、变化的主要引擎。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这种拉动市场消费力增长的主要引擎总是处于高热发动状态的。实际上，这些消费领域的市场增长也是时快时慢，市场购买力的扩展时紧时松，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发展、不断升级、不断强化的，而且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持续性和后续性。最重要的是，在长期积累和其他各种条件的引动下，这种市场消费力可能出现聚集性增强。
中国入世后发生的一系列市场供给条件的变化，对市场消费力的聚集性增强就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中国人世后大幅度降低进口汽车关税，境外电信行业和汽车制造等大公司的大规模入境投资，等等，导致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使原有消费主体结构几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社会消费群体大大扩展。同时，消费信贷制度的改进和消费信贷的倍增，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社会消费和市场购买活动的扩张。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或者说关键词，就是规模——消费总量的规模和市场购买力总量的规模。一旦这种消费领域及其市场购买力的总量扩张到一定规模，例如商品房的销售额达到每年数千亿甚至近万亿元，家庭轿车的购买达到每年二三百万辆，电话的增加达到1亿多部，而且增量每年持续大幅上升，这时，消费总量的规模和市场购买力总量的规模就会在产品的规模供给、规模效益和规模竞争的激励下，引起产品生产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扩张。这就是所谓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基础因素。例如，当家庭轿车的消费总量和购买力总量大规模增长时，作为生产装备制造的生产线和作为生产原材料的钢铁生产，必然随之大规模扩张当商品房的消费总量和销售总量持续大规模增长的时候，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水泥、钢铁、铝等行业也必然大规模扩张。此时，大量的社会投资和货币信贷也一定会因为这些领域、行业的投资即期收益和投资预期收益的吸引，出现大规模的集中投入。
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现象，完全可以证实上述分析。
现在各方面最关注房地产、汽车、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热度扩张，其中，房地产和汽车属于最终消费品，它们的情况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到直接解释。钢材、水泥、电解铝属于典型的原材料产业部门，它们的主要产业衔接也非常清楚。2003年，我国生产钢材2.5亿吨，其中线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产和建筑业，板材用途比较复杂，其中高端钢材的相当部分用于汽车制造；水泥消费的8亿吨中，约50%以上用于房地产和建筑业电解铝548万吨的消费量中，也有40%—50%是用于各种建筑材料的。
这种市场消费力出现的聚集性增强，以及由这种增强效应引动的基础产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的情况，在2003年后又适逢市场经济周期(短周期)的增长上升环境。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治理通货膨胀的原因，从1993年到1999年出现了连续7年的缓慢下降，大约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1999年下滑到接近衰退边缘的7.1%。2000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经济增长的上升拐点开始出现，当年GDP增长8%。在2001年的微小波动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第一季度，又分别上升为8%、9.1%和9.7%。这样，经济原动力的聚集性增强和经济上升周期环境的综合因素，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新一轮提速的客观条件，增长上升的曲线可能更加陡直一些。
可见，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若干产业部门的超常增长现象，反映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它源自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变化，又逐步传导到市场需求和市场销售的大规模扩张，再引动基础产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这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原动力聚集性增强的自然表现。当前人们集中议论的所谓经济“过热”现象，完全是事出有因的。只要这种内在动因继续存在，经济“过热”的状况就不可能真正停下来，而且一定会以各种方式继续扩展。如果硬要使用各种方式进行矫正，就可能使原本可以更有利推动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受到抑制。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确实出现了不可忽视的经济虚热现象，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继续发展，也确实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带来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但是，对发生经济虚热问题的原因，现在大多数人都在一般市场活动的过程中去寻找，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如果再寻此探讨政策调节的思路，就可能发生更多的偏颇。
二、经济虚热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政府公共产品低成本扩张和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增长加速的大背景下进行大规模发动引起的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在于，在由于市场需求活动的原因而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投资和货币规模也确实出现了“超常增长”的现象，或者叫经济虚热现象。这种“超常增长”或经济虚热如果任其自由扩张，也确实存在一种两重性的风险，短期内由于原材料等因素的价格大涨引发通胀风险，以及在一个时期后社会总供能大量过剩而出现新的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和增长下降。
然而，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是谁推动了投资和货币规模的“超常增长”，从而搅起了这一场经济虚热?
现在一种认同度很高的分析结论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基础产业部门和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投资增长过猛、货币信贷规模过大，进而供给规模过度扩张，带动了2003年和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的超常增长。这种分析结论自有其数据材料的基础，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根据我前面的考证，即使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它也是一种由市场活动激发起来的和受到市场约束的经济增长力量，尽管这种市场活动和市场约束并不健全，也存在着各种毛病。
在这里，有一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银行体系对企业的净债权每年增长10.4%，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每年增长61.5%，后者是前者的将近6倍。1998年到200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74%，企业的贷款增长48.6%，后者低于前者25个多百分点。根据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到2002年底，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约占全部社会信贷资金的65%。
我们从这组统计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中国经济的社会信用总量是明显向政府部门倾斜的，应该可以判定，政府部门和由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在这一轮投资和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LMDI模型；碳排放；一次能源；能源强度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A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Reduction
Approaches fo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LIU Yiwen1，HU Zongyi1，DAI Yu2
（1.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79，China；
2.School of Arts and law， Changsh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6，China）
Abstrac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has become a major strategic issue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global and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China i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is facing severe energy challenge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energy efficiency are our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the effects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on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factors decomposition model， the LMDI decomposition method was applied to research CO2 emissions and carbon intensity changes due to primary energy u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as mainly caused by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expansion. On this basis， we propose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Keywords LMDI model； carbon emissions； primary energy； energy intensity
1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最近30年以来，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于2003年超过欧洲并于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1997年到2010年期间，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42.99亿吨减少到41.43亿吨，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略有增长，从60.81亿吨增长到61.45亿吨，增长1.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同一期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从33.84亿吨增长到83.33亿吨，增长146.25%，并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对环境造成极大影响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胡宗义等，2012）[1].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将面临碳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因此，如何有效地降低碳排放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探求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关注此问题，并试图寻找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增长背后的驱动力[2-4].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碳排放或者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研究就成为国际能源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指标分解分析方法也被国际上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政策制定所广泛接受.20世纪70年代末期，指数分解分析方法首次被引入用于研究能源消耗的结构变化问题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Laspeyres指数的分解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Divisia指数的分解方法则受到能源研究学者的追捧，逐渐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指数分解方法.Ang（1994，2004）通过对当时指数分解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指出Divisia指数分解分析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5-6]，2005年Ang（2005）又进一步给出了应用Divisia指数（LMDI）对能源问题进行分解分析的应用指导[7]，此后，LMDI（指数分解分析方法的一种）成为最受欢迎的指数分解分析模型，为广大能源问题研究学者所使用，如Hatzigeorgiou等（2008）[8]， Zhang（2003）[9]， Fisher-Vanden等（2004）[10]，Ma和Stern （2008）[11]， Acho和Schaeffer（2009）[12]， Zhang等（2011）[13]， Zhao等（2012）[14].其中一些研究是针对特定部门的分解，如Acho和Schaeffer、Zhang等、Zhao等；更多的则是针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分解的.
而，虽然指数分解分析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这种方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性.首先，指数分解分析方法是基于GDP（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而GDP为最终产出，不包括中间产出，能源消耗或二氧化碳排放是由总产出发生的，这里总产出为中间产出与最终产出之和，所以原来的用能源消耗与GDP的比值来计算能源强度的方式是不准确的.其次，指数分解分析方法不能用来分析投入产出表右侧最终需求方面的结构问题，这一问题对能源消耗或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显著影响.第三，在指数分解分析方法中，能源强度作用（或被称为效率作用、技术变化作用）实际上是在分解过程中不能被结构作用所解释的残值，由于还存在其他作用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因此直接将结构作用的残值看作技术变化的作用是不准备的.相对于指数分解方法，结构分解方法引入投入产出理论，可以从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两个方向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因此，结构分解方法更适用于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问题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近几年来，由于结构分解方法在分解全民经济方面的优势，已经开始被一些学者用于分析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Wood（2009）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澳大利亚1976～2005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分解为以下10个驱动因素，分别是：产业效率、前向关联、产业结构、后向关联、最终需求结构、最终需求目标、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出口结构和出口量.该研究表明，产业效率、最终需求结构、最终需求目标和出口结构等因素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其他因素则起到了促进了温室气体的排放[15].Wachsmann等（2009）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巴西1970～1996期间的能源消耗量变化分解为8个驱动因素，分别是：能源强度、投入结构、产品结构、最终需求、收入水平、工业能源使用人口数、民用人均能耗和民用能源使用人口数.该研究表明：投入结构、产品结构、收入水平和能源使用人口数对巴西的能源消耗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其中收入水平和工业能源使用人口数这两个因素对能源消耗增长影响效果显著，达到了85.1%；而其他因素则对能源消耗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16].Lim等（2009）针对韩国1990～2003年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情况进行了分解分析，将该期间韩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分解为以下8个因素，包括：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经济增长、最终需求、出口、最终产品进口、中间产品进口和生产技术，结果表明：能源强度、经济增长和出口三个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其他5个因素则起到相反作用.在诸多因素中，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起到的作用最为明显[17].Cellura等（2012）[18]对意大利1999～2006年期间民用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为了保证结果准备，作者分别使用Sun（1998）[19]提出的完全分解模型和Dietzenbacher和Los（1998）[20]提出的两极分解模型将意大利该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分解为碳排放强度、里昂惕夫效用和最终需求三个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使用两种方法获得的分解结果比较接近，最终需求和列昂惕夫效用对二氧化碳排放起到促进作用，其中最终需求的作用最为显著，而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则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近几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应用结构分解模型来研究中国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Zhang（2009）首先应用结构分解模型对中国1992-2006年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投入结构、产品结构和分配结构6个驱动因素.研究表明：该期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了明显的下降，下降由能源结构、能源强度、投入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产生，其中以能源强度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其他两个因素则减缓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21].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应用的数据为2002年以前，而2003年至2006年的数据为作者估计所得，并非官方数据，因此，其准确性值得商榷.Zhang（2010）的另一个研究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应用了高斯投入产出模型和Dietzenbacher和Los提出的结构分解模型，Zhang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分解为经济活动、经济结构、需求分配结构和碳排放系数4个驱动因素，并指出经济活动和经济结构因素促进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22].Peng和Shi（2011）研究了1992-2005年期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并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分解为排放强度、技术、最终需求和贸易4个驱动因素，并指出最终需求和技术变化推动了该时期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排放强度则减缓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贸易因素的影响不显著[23，24].Xia等（2012）应用两极分解模型的乘法形式对中国1987-2005年期间的能源强度进行了结构分解，在他们的研究中，能源强度被分解为能源投入系数、里昂惕夫系数、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最终需求类型和最终能源消耗5个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中国能源强度在1987-2002年期间保持下降，原因在于某些产品的能源投入组合得到优化；而出人意料的是2002-2005期间中国能源强度有所上涨，主要是由于技术变化所造成的，具体到该研究中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该研究对这一变化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25].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有关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综合考量了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效率及经济增长等4个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因素分解模型，应用对数平均权重的Divisia分解法（LMDI模型）分析中国2000～2009年一次能源利用的CO2排放及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并量化其贡献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2.1 LMDI模型的构建
指标分解分析方法实质上就是将碳排放的计算公式表示为几个因素指标的乘积，并根据不同的确定权重的方法进行分解，以确定各个指标的增量分额.各种因素分解法对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一般使用扩展的Kaya恒等式（Kaya identity）形式（Kaya， 1990），将影响因素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类.通行的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指数分解方法IDA（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另一种是结构分解方法SDA（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 法与IDA 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投入产出表，以消费系数矩阵为基础，可对各影响因素如产业部门最终需求、国际贸易等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但对数据要求较高；而后者则只需使用部门加总数据，特别适合分解含有较少因素的、包含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Hoekstra等（2003）对SDA 法与IDA 法在使用条件与使用方法上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相比于IDA，SDA 对数据有着更高的要求，这是其主要劣势；但SDA 的主要优势在于可凭借投入产出模型全面分析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一部门需求变动给其他部门带来的间接影响，而这是IDA 法所不具备的.国内外大量研究实践表明，不论是理论背景、实用性、可操作性还是结果表达，对数平均权重的Divisia分解法（LMDI模型）都是一种极好的研究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方法.本文利用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因素分解法（LMDI模型），将碳排放因素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效率及经济增长等4个因素来分解一次能源的人均碳排放量.其中，经济的增长受到资源、技术与体制的约束.
2.2 数据来源
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包括化石能源终端消费碳排放与二次能源消费碳排放两部分.由于热力、电力等二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均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中化石能源的能量损失与能源转换，因此，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即为各类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二次能源转换化石能源及其能源损失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一次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由于水电占的份额相对较小，而且没有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本文中的一次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核电、其他能发电，将水电、核电、其他能发电归为一类，称为水核电.
碳排放计算中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采纳的碳排放系数，即原煤的碳排放系数为0.755 9，原油的碳排放系数为0.585 7，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0.448 3，水核电的碳排放系数为0.能源实物量数据的标准量折算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中的“一次能源生产量和构成”“国民经济和能源经济主要指标”和“综合能源平衡表”.并且，选定的数据按2000年不变价格折算.
从供应角度进行核算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一次能源产量+回收能+（进口量-出口量）+（期初库存量-期末库存量）=一次能源产量+回收能+净进口量+库存减少量.
采用“物料衡算法”和“经验计算法”计算能源的碳排放量：
其中，E（CO2）表示能源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E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Qi表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r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3 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LMDI模型，实证分析了2000-2009年中国一次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变化情况.
从计算结果来看，2000～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体呈增长趋势.从LMDI分解后的各影响因素结果来看，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增加表现出正效应，而能源效率表现为负效应.从图1的各分解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率情况可知，经济增长对我国该阶段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贡献率最大，达到139.6182%，人口规模的贡献率为6.791%，能源结构的贡献率为0.355 4%，能源效率的贡献率为-46.388%.
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我国该阶段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具体来看，1999～2009年，我国GDP由1999年的107159.78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84844.8亿元，增长了1.658倍，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1.6倍，与经济规模几乎是同步增长.经济规模扩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得变化量呈现上升趋势.
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微弱负效应，说明我国的能源结构优化初见成效.2000年-2009年我国能源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见表2），因此能源结构的变化因素对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较小.
人口规模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增长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绝对数量、劳动力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十分显著.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对能源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均有了更多或更高的要求，我国居民生产生活用能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快速增长[26].
能源效率变化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的贡献率表现出明显的负效应.尽管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能源效率仍然较低，能源效率绝对值与先进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无论是体现在能源开采、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
4 政策建议
为了解释中国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问题，本节应用LMDI分解分析方法中的因素分解方法来寻找2000～2009年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原因.本文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分解为4个驱动因素，分别是：能源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效率及经济增长等.本文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我国国民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所以，试图通过限制经济增长来约束碳排放量的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减缓CO2排放增长应通过降低能源强度、降低能源消费结构中高碳能源比例、增加低碳能源消费，以及控制人口数量来实现.
“十二五”期间明确提出把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并加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统筹国内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森林覆盖率等相关工作，这是体现长远利益和人民意愿的国家战略意图，也是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地方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责任的指标.同时，通过与国际间的对比发现，我国未来节能减排的潜力还十分巨大，而且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外部压力来看，我国都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应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控制和减少CO2排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本文碳排放计算公式、分解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等的不完善性，对一些隐含因素还不能做出完好的解释，仍需要相关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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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我们揭示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要，首先是对于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下经济增长的评估。 按照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很多人似乎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好像紧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从贸易顺差的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减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分析将证明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实质性的。
2007年贸易顺差增长率是47.7％。而2008年一季度，贸易顺差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贸易顺差的负增长显然对于一季度经济增长不再有任何贡献。
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2008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2007年实际增长12.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有明显的减缓，将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增长。
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但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8.6%。扣除价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实际增长幅度是14.7%（2007年实际投资增长20%），因此可以发现投资实际增长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2008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2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略有涨跌。可以看出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之外六个小类的商品与服务共同对于物价上升只贡献了0.2%。因此，2007年以来结构性物价上升的特征没有变化。
以上分析的一些结论可以归结如下：
1．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以从生产法进行核算，也可以从支出法进行核算。按照支出角度分析，在主要经济推动因素中，贸易顺差和投资增长下降是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导致减速的幅度是严重的，应该在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可以看出从支出方进行分析，目前经济增长大致为9%左右。
2．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为今后消费的增长蒙上了一定的阴影,而目前有一些消息,如春节广交会的结果预示着2008年的贸易顺差的发展趋势也是难以乐观的,因此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过大，将会导致最重要的后果是失业问题的恶化。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如果经济再大幅度下滑，就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应该避免这样结果的发生。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长期没有失业率的指标，使得人们的关注点一直在物价上，这是不全面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上,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置于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之上是不合适的。
4．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为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是关键。而目前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提供过剩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行业，如果这两个行业大幅度减速，对于就业形势会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直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而经济下滑的冲击通常主要由中小企业承担。
5.2008年的物价走势继续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通过有针对性地提高一些有关商品的供应（如食品）就能够缓解价格的上升。全面的总需求紧缩是不需要的，货币的全面紧缩也是不需要的。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支出结构的变化，食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并不大。而200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可以印证在目前的物价上升中，农民主要受到的是正面的影响。受影响较大的人群是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通过财政手段对他们进行补贴就能够缓解负面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度上升，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还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下滑中，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首先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竞争能力较弱。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物价将大幅度全面上升，为了防止这样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耸人听闻，完全误导的言论，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政策。
6.2007年以来货币紧缩的累积效应、后续效应会在2008年逐步释放。即便不出台新的从紧货币政策，2008年的货币政策环境仍然是从紧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下滑还会继续。
【关键词】经济增长 ；消费 ；投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在转型升级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651.8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911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85年的1053元增加到2011年的61649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二位。然而，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增幅不同程度回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对此，掌握江苏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探析其经济波动的内在规律，积极寻找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对于科学地制定江苏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实现“十二五”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驱动力现状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样本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为了更好地分析江苏省经济增长的现状，本节采用四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建立模型。该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均衡的国民收入不仅取决于国内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还取决于净出口。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方法：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它们各自的增长率与其所占权重之积。在这里，我们根据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区别于国家统计局核算方法，将GDP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细分为四个部分：S，I，X，N，得出经济增长率的核算方程：
gGDP=gs（S/GDP）+gI（I/GDP）+gx（X/GDP）+gN（N/GDP）
其中，gGDP、gs、gI、gx、gN是采用支出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S）、投资（I）、政府支出（X）、净出口（N）的增长率。S/GDP、I/GDP、X/GDP、N/GDP分别是S、I、X和N占GDP的比重。
具体研究江苏省的经济增长，江苏省GDP，消费（S）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投资（I）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政府支出（X）采用财政支出，进出口贸易净额（N）。其中，进出口贸易净额为出口与进口的差值，而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采用当年平均汇价（中间价）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进出口值。各项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1985年为基期，对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内的名义数据都除以GDP平减指数使之变成实际数据。GDP平减指数的计算，借鉴司春林（2003）的做法，按公式（1.1）进行换算：
Deflstor= ； ； ； ；（1.1）
其中，Deflator代表GDP平减指数，GDPi代表第i年支出法计算出来的名义GDP值，GDPiindex代表第i年的GDP指数，GDP1985index代表1985年的GDP指数（等于100），GDP1985代表1985年的GDP名义值。本文实证分析中用到的所有数据都是根据各名义数据除以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出的。
（二）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图1 ；各支出占GDP的比重
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如图1，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2007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整个样本考察期的最低值30.69%；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989年之后逐步上升，2010年达到最大值55.97%；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在7%―12%之间；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则由最初的平稳波动到2004年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直到2008年达到最大值18.79%，2008年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受阻下降至2011年的11.24%。
从年均增长率这个指标来看（见表1），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1.08%，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0.17%，相对于其他各项支出偏低，可能由于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导致的；政府支出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GDP年均增长率；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和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57%和14.19%，均高于GDP和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反映了江苏经济增长受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特征。
表1 ；各支出部分的年均增长率及其对GDP的贡献率
注：支出部分V从t1到t2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Vt2/Vt1）1/t2-t1-1〕*100%， 各个支出部分对GDP的贡献率的计算公式为：（Vt2/-Vt1）/（GDPt2/-GDPt1）*100%
从各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来看（见表1），在样本考察期1985-201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55.05%；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31.76%，仅次于投资，这主要由于消费占GDP的比重较高抵消了消费年均增长率相对偏低的影响；由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政府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也稳定在其年均增长率附近；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较大，但由于其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对GDP的贡献率相对较低。若对整个样本期进行分段考察，1985-1990、1990-2000、2000-2011，经过测算，净出口和投资贡献率都呈现出持续攀升的特征，而消费的贡献率则呈现走低态势。
综上所述，江苏省经济增长呈现出投资和净出口驱动的特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趋弱，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稳。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研究表明：江苏省经济波动主要源于自身因素，在各支出成分中，消费和投资冲击是造成GDP波动的最重要原因，但相对投资而言消费的贡献度较弱。改革开放后江苏省经济为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净出口作为外生需求，外在的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是明显的。相对来说，消费的经济稳定性作用还是具有解释力的，因为消费具有“棘轮效应”，扩大居民消费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外需可能的负面冲击会加大经济下行的风险，继续依靠高速增长的出口驱动经济已不现实的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更具有重要意义。1985-2011年，江苏省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消费增长也慢于GDP增长，说明总体上居民并未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存在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政府需要从相关的制度创新入手，构建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以利于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协调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推动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江苏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内涵。要重点支持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业的发展，构建生产业和生活业相均衡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种，丰富消费内容，完善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满足消费者对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服务的需求。
建立健全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推广、专利应用、农机服务、农资供应、加工流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等农业专业服务，加快实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三新”工程，努力构建和完善以科技、营销、信息、金融和技能培训等服务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大力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农村市场改造提升工程，积极开展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试点，加快建立传统交易市场与新型商业业态相结合、实体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的现代农村流通体系。加大对农村村镇建设、交通通信、安全饮用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环保等公共服务业的投入，完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管理功能，进一步改善农民居住、出行条件，丰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欲实现“逆周期”运行，只能激发“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以消除外部经济疲软带来的出口不畅。而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显著，将成为新的内需发动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健康的城镇化要均衡发展，在发展大城市群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要做大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具体而言，一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镇化质量；二要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解特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三要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能搞“空城计”和农民“被上楼”；四要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第三，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混乱的市场经济秩序会恶化消费环境，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政府要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提高违法和丧失职业道德的“犯罪”成本，为消费者创设良好的消费环境，使群众放心消费。制定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刺激消费者潜在需求，带动和引导消费需求。要创新金融服务，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不断扩大消费信贷规模。
第四，培育新的消费业态。要积极培育信息消费需求，拓展新兴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鼓励企业设立移动应用开发创新基金，推进网络信息技术与服务模式融合创新。丰富信息消费内容，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促进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网络艺术品等数字文化内容的消费。加快建立技术先进、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提升文化产品多媒体、多终端制作传播能力。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建设，实施网络文化信息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文化产品网络传播，鼓励各类网络文化企业生产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拓宽电子商务发展空间，完善智能物流基础设施，支持农村、社区、学校的物流快递配送点建设，各级政府要出台仓储建设用地、配送车辆管理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大力发展移动支付等跨行业业务，完善互联网支付体系。加快推进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实施可信交易、网络电子发票等电子商务政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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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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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将经历由消费取资，成为GDP增长驱动力的转折点。个人消费增长会持续加速，消费将在2020年以前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到2025年左右，个人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
中国经济将经历由消费取资，成为GDP增长驱动力的转折点。个人消费增长会持续加速，消费将在2020年以前成为GDP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到2025年左右，个人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GDP的最大贡献者。
在今后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长期下滑的趋势转变为增长并逐步加速。相反，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顶峰持续下滑。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也将从2008年的顶峰下滑，尽管出口将仍然作为经济的重要动力，尤其在沿海省份。
造就这种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劳动力队伍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政府效率的改进，以致工资水平以及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提高。
今后5年内，预计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可能开始回升。家庭收入增长的加速来自三大动力，政府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有可能提高工资水平；金融市场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刺激就业增长，从而产生新增收入；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可鼓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成本和增加家庭收入。
收入增长提振了消费者信心，预计将推动消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到2020年，中国城镇家庭的储蓄率预计将从占收入比例的42%分别下降至2020年的36%和2030年的29%，与亚洲其他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模式类似。在2012-2030年期间，中国城市个人消费总量将每年增长9%，全国总体个人消费将每年增长8%，平均家庭消费将增长接近三倍，从2012年城市家庭3.9万元人民币和全国平均3万元人民币增长到2030年的城市家庭11.2万元人民币和全国平均9.2万元人民币（以2005年人民币计价）。
城市最能集中展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以上趋势。超大型城市将不再是发展最快的城市。在未来20年间，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型城市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很多中小型城市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增长潜力巨大，其人口或将增至150-500万。到2030年，中小型城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其对城镇总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0%。现有人口在150-500万人之间的城市将贡献城镇总GDP增长的25%，而现有人口已经超过500万的城市贡献率约为35%。
中国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机遇。中国目前的GDP约为6万亿美元，到2020年可能达到11万亿美元，规模相当于德国目前的GDP规模的两倍。收入提高、储蓄率下降、贫富差距缩小，都有助于提高购买力，也就是有更多人购买更多的产品。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推动力，这是由于城市化除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变革，还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非农人口和第二三产业的集聚。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化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在城市集中是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产生的结果，城市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因。基于此，本文结合时间和空间分析了城市化对湖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对比的角度分析了运用经典线性回归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缺陷。
一、变量选择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一)变量选择由于要研究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需要选择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数据，而城市化常常伴随着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所以本文运用2010年湖南省各地级市中的县域GDP作为被解释变量、非农人口数、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分别对GDP占比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县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数据都来源于湖南省各地级市2010年统计公报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二)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检验1.全局空间自相关对于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检验，一般使用Moran所定义的全局Moran'I相关系数进行判断，其相关系数的定义为。其中，xi、xj、分别为i、j地区的指标值，x为各地区的平均值。ωij为二元空间权重矩阵的系数。在空间自相关的分析当中，邻近位置关系的度量是一定规则的，一般来说，相邻位置的度量主要有三种方法:直接四邻域邻近(Rooks)，对角线方向四邻域邻近(Bishops)和八邻域邻近(Queen's)。根据本文的需要，我们采用Rooks权重方法。因此，在上式中，空间权重矩阵W的定义为:如果i和j相邻，则令ωij=1，如果不相邻，则令ωij=0。Moran'I的取值范围为－1≤Moran'sI≤1。Moran'I取负值表示空间负相关，等于零表示空间不相关，大于零表示空间正相关。2.空间滞后回归模型(SLM)空间滞后回归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其中，y为因变量的观测向量，Wy是带有权重矩阵W的空间滞后因子，ρ为空间回归系数，β为回归系数，ε是独立的误差向量。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根据全局Moran'I指数，我们以湖南省122个县的数据为样本，计算了与的全局Moran'I结果，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的Moran'I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湖南省122个县的GDP和非农人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图1显示的是GDP的Moran'I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南省县域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表现为高—高和低—低占主导地位，即具有较高GDP的县与较高GDP的县相邻近，较低GDP的县与较低GDP的县相邻近。图2则给出了GDP的聚类图，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高、低—低县的比邻情况，其中较高GDP的县主要集中在湘东地区，以长株潭为主，较低GDP的县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以怀化、湘西州为主。这种现象形成了湖南省县域经济的空间“俱乐部”现象。非农人口数的Moran'I散点图与空间自相关聚类图如图3和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南省县域城市非农人口的分布具有高—高、低—低聚集分布情况，且大部分分布在中部县域。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湖南省县各县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在分析时不能忽视空间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在分析时经典线性回归的OLS估计不可行，必须运用空间计量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空间计量估计与分析根据前面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发现湖南省县域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空间依赖性，必须运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分析，因此，为了对比的需要，先利用湖南省2010年122个县区的GDP、非农人口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的数据进行经典的最小二乘估计，然后运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空间计量模型。1.经典线性回归的OLS估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OLS估计的F统计量值为41.98，在1%的水平上非常显著，说明模型整体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51.63%，说明拟合优度一般，这可能是由于忽略了空间相关性而导致的后果。SBZ、TBZ与LNRK对GDP回归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都显著为正，与预期的结果一样，说明城市化对湖南省县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由于前面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因此需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分析，但是到底应该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还是空间误差模型(SEM)。根据Anselin(2005)的观点，判断建立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可以通过拉格朗日乘子LM(lag)和LM(error)，以及稳健性格朗日乘子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来进行判断，如果LM(lag)和LM(error)只有一个显著，则选择显著所对应的模型，若两者都显著，这时候就要判断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选择Robust指标中更加显著的那一个构建模型。从表2中的空间依赖性检验可以发现，LM(lag)和LM(error)都显著，因此，要判断RobustLM(lag)和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从这两个指标的P值可以看出，RobustLM(lag)的显著性(P值为0.0000)要大于RobustLM(error)的显著性(P值为0.0698)，因此本文需要构建空间滞后模型。2.SLM估计与经典线性回归估计的结果比较从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SLM模型的拟合优度值为72.90%，高于OLS估计的51.53%，显然，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模型的拟合度变得更好。此外根据LogL、AIC、SC的比较来看，SLM估计结果中的LogL值(－77.8056)大于OLS估计的LogL值(－107.669)，但是SLM估计的AIC和SC数值(分别为165.611和179.631)小于OLS的AIC和SC值(分别为223.337和234.553)，由此说明SLM模型要优与OLS估计模型，引入空间效应明显增强的模型的解释能力。此外，两个模型估计解释变量系数的结果也有所差异，从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SLM估计的结果明显降低解释变量的系数，即SBZ、TBZ、LNRK的系数从OLS估计的4.43、3.01、0.73降低到了SLM模型的2.91、1.89、0.61，说明忽视空间因素的OLS估计高估了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结论
本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县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空间依赖性。从本文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结论来看，城市化过程中的非农人口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非农人口以湘中地区聚集。但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俱乐部”现象，表现为高聚集区域为以长株潭为主的湘东地区，而低聚集区域主要以湘西为主。此外，SLM模型估计显示空间滞后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湖南省的县域经济具有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不足，具体表现为湘东地区成为湖南省的“增长极”，这种状况可能会由于集聚效应使得湘东地区越来越发展，而湘西北地区则越来越落后。(2)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SLM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中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农人口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且第二、三产业与非农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促进湖南省县域经济分别增长2.91%、1.89%和0.61%。从以上的结论可以看出，当前要发展湖南省县域经济，应该加大城市化的力度，促进人口与产业向城市聚集，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其中必须加大对第二产业的吸引力度，使沿海更多的第二产业向湖南省聚集，同时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使第三产业成为推动湖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由于县域经济的空间相关性以及溢出效应的存在，还应加大县与县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降低湘东与湘西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湖南省县域经济和谐更好更快地发展。
作者：黄利文 彭丹丹 彭秀丽 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吉首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 经济 波动 政府 控制
房地产经济增长与人们对住房需求、国家对房产经济调控、房产附属产业对其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等有着重要关系。目前，国家房产市场在准入贸易市场机制的冲击下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一些实力雄厚的外资施工企业进驻我国市场后，由于其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精打细算的财务内控制度应用，以及对人力价值的开发应用等，都要比国内房产市场下的一些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高，所以关于房产经济波动因素研究应该是多方面的，应当值得地方政府主管单位予以深刻重视。
一、房地产经济对国民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影响
（一）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最为显著的重要功能作用就是拉动国家GDP增长，且其拉动GDP增长的直观贡献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参与房产投资对拉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直观性与积极性性影响；二是通过房地产投资行为市场下的关联、附属产业机构合作意向达成，使市场消费需求显著增强，进而推动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可以说，通过房地产开发市场中的市场投资行为逐渐增多，有效促进了市场中的消费需求与之提升，所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也进一步显著提升。
（二）房地产发展对其附属、关联性产业的主要影响
国民经济增长趋势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DP）能够直观体现出来。同样，推动国家国民经济增长并非只有房地产业，与房地产业存在密切、广泛、复杂的经济运作往来关系的还有能源业、金融业、物流业等等产业。只不过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而言，房地产经济占据的比重较大，属于其结构形态下的支柱型产业。也就是说，房地产业本身具有产业链条长、关联度广泛等产业特性，所以房产业相关附属产业包括建筑、建材、冶金、能源、运输等行业，在市场中促进了其他经济产业将近两千多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影响作用。
二、房地产经济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
主要指房地产开发视角下的市场投资行为相关经济因素，包括房地产经济产业下的经济宏观环境因素、周期性经济变量因素等。一般而言，分析房地产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考虑对经济增长率、市场消费需求、国民收入水平等指标参数的分析。也就是说，市场宏观经济因素属于房产经济因素中的重点组成部分，所以其分析参数指标也包括物价因素、银行利率调整、房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市场通货膨胀等。
（二）政策因素
主要强调的是和房产业经济发展关联密切的市场政策调控因素，比如财政政策、产业经济体制政策、区域性政府优惠支持政策、货币政策等。一方面，通过对房地产业的政策实施应用，具有一定市场调控作用，利于房地产业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策作用发挥，能够对其经济波动的周期性造成一定积极影响，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问题。
（三）房地产市场供给需求因素
供给需求因素属于房地产市场经济波中总体因素中最为活跃的变动性因素。由于房地产属于一个产业型规模较大的市场形态，所以其经济发展必然脱离不开广大市场消费者的充分支持。如此一来，激发广大消费者对房产市场诸多产品的应用需求十分重要，否则反之必然会使房产市场逐渐步入下行发展空间。同时，现阶段房地产供给需求会受到技术支撑、劳动用工、资金投入、组织管理等条件要素对其加以影响。所以，目前房产市场中供给需求变化十分明显且剧烈，解决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成为了热议话题。
三、政府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调控解决对策研究
（一）针对供求失衡矛盾问题的房产经济波动调控手段
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供需失衡的现象十分常见，即使供需达到平衡也只是暂时的，否则房产市场难以形成经济波动趋势。因此，对其供需失衡导致的市场波动予以调控，就是尽量控制其波动幅度。同时，但凭借市场本身的协调能力已经无法控制供需矛盾问题。基于此，这就需要在房产市场供需矛盾激化之前考虑各种供需矛盾问题的不同性质。比如因住房需求加大，考虑保障房体系政策调控；由于房价拉升造成市场供需严重失衡，考虑对税费成本、土地征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改革完善等等。
（二）针对宏观政策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房产经济波动调控手段
对于合理的宏观政策调控手段而言，即使会对短期造成房产经济出现抑制状态的经济发展趋势，造成一定经济下滑，但也应能坚持贯彻实施该政策，这是因为其保障了房地产经济走向了持续化发展模式。同样，对于不合理或者是已经偏离控制轨道的市场宏观运作政策，应能及时采取合理举措加以制止或者予以及时纠正。同时，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应能体现其持续性与稳定性，以避免重大经济决策对其政策运行环境持续作用的负面影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减少一些房产企业的市场投机行为发生。
（三）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化而采取的房产经济波动调控手段
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房价变化引发的产业经济波动，国家应予以正确、科学分析，同时要结合经济波动幅度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如果房地产价格变化处于正常调控政策允许的范畴内，国家及地方政府不应对其予以政策干预。事实上，房产市场中一定的产品价格幅度调整，可以刺激市场合理竞争，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状态与壮大发展规模。反之，比如关于房产市场中的地价与物业价格偏离了合理化运行路线，国家应能予以强制性调控。尤其是地价，其属于房地产价格因素控制中的核心要素，如果地价偏低，则可能造成国家资产权益无从保障；如果地价偏高，也会造成房价上扬，对消费者的住宅供给造成负担，导致市场通货膨胀压力过大的市场格局形成。因此，合理控制房地产市场产品价格较为重要，能够有效减少房地产泡沫经济的不良作用影响。
四、结语
房地产经济增长同其他产业经济一样，并非是一直处于螺旋式与可持续化发展状态中。但就目前市场现阶段而言，其经济增长处于波动性上升态势发展趋势，且这种经济波动性影响主要来自于市场供需因素、政策调控因素等，从而使其经济增长波动作用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对于控制房地产经济波动的调控手段而言，应能综合考虑经济、政策、市场供需关系等因素，以此才能为房产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促进其经济平稳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滕晓莉.关于我国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分析及对策[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16）.
[2]范和平.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与对策探讨[J].科学时代，201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