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9 17:31:13
【关键词】高校德育工作；经济伦理教育；价值取向
高校德育工作是指高校根据被教育者的需要和特点进行操作演示以熏陶涵养被教育者，被教育者通过模仿仿效教育者和练习模仿仿效的内容而对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则有所理解和遵循的活动，它具有时代性、多样性、人文性等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赋予了高校德育工作以新的内涵与课题，要求高校德育工作开展适应构建设和谐社会的人生观教育、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教育等，以真正实现高校德育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高校德育工作中，针对市场经济要求及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要求开展的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高校德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新形势下开展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的德育工作其意义非常深远。
一、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与时代诉求
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问题是高校德育的核心问题，它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德育工作的成效与价值。科学的价值取向应与时展相契合，应与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保持一致，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发展、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了高校德育工作以新的内涵与课题，明晰时代赋予高校德育工作的新课题将有利于德育工作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
（一）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
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指的是人们对高校德育之价值的期待、设定以及据此而展开的价值追求的总和。它表现为人们希翼什么、撷取什么、弘扬什么和规避什么、拒斥什么、限制什么等。它既是德育的预存立场、指导思想，又是具有明确价值指归的德育实践，是高校德育的核心问题。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规律和发展完善的要求为依据，从德育价值主体角度谈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德育价值主体即德育的服务对象，从德育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以社会与个人相统一为价值主体取向，即追求社会发展价值的同时，满足大学生个体个性发展的人格完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要。然而目前我国还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个人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反映在高校德价值追求方面即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这种矛盾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以社会发展进步为基础，才能实现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因此，认为应坚持社会发展价值至上的价值取向原则，兼顾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实现，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个人自由发展之目标逐步实现的必然要求。
（二）高校德育工作的时代诉求
经济全球化、科技国际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多元化，对高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赋予高校德育工作新的内涵与课题。高校德育工作只有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出发，结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开展工作才能拓宽思路、拓宽视野，取得实效。需要开展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生观教育。胡锦涛同志曾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和谐的。”高校德育工作能否培养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才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进程。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应加强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自豪感。
需要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教育。在社会转型阶段，高校德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去适应和引导目前的转轨，这是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课题。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必然高校德育工作加强对学生进行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制观念、效益观念、风险意识和质量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以使学生形成市场经济所需的各种意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道德行为不同于市场行为的特征在于它具有利他性，着重精神道德的高尚而不是经济利益，这要求德育工作注重培养学生的奉献、服务意识。如何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与奉献意识相结合的价值观，在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显得非常重要。
二、经济伦理教育的价值功能与高校德育的趋同性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其具体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精神功能、经济功能及在个人发展中发挥的导向、服务功能。
（一）经济伦理教育的价值功能
1.精神功能：经济伦理教育工作的精神功能就在于经济伦理教育工作是一种精神生产的活动，它把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理想、信念、意识、道德等提供给人精神需要，并使这些产品，通过人内化为崇高的精神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意识，成为人的精神源泉，从而在人的市场行为中产生强大的力量和精神支柱，推动物质财富的增长。一是它培养人们服务奉献、共同富裕的意识。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必然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唯利无义“的观念，通过经济伦理教育培养人们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奉献的意识，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二是它培养人们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平衡意识。经济伦理缺失的社会，人们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以损害、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可培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平衡意识，以做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培养健康的职业道德。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职业道德的支撑，需要敬业奉献的精神，需要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信念。
2.经济功能：是指通过人才素质的培养、人力资源的开发推动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知识、技术，要有一种为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努力的进取精神、敬业意识。经济伦理教育对进取心、敬业意识的促进和激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经济伦理的实质意义不再是将伦理道德与最大利益根本对立起来。作为一种功利伦理，经济伦理是充分肯定人们经济行为的物质利益动机，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从道德上肯定正当利益的追求，可以使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因从事着既“光荣”又“有利”的工作而激发出一种不断进取的意识，尽职、尽责的工作热情，从而推动经济数量、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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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向功能：是指经济伦理教育为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价值观念定向导航。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足交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经济伦理教育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教育以及知识经济理论的教育，帮助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行为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自主性原则和竞争原则，跳出“金钱至上”、“个人至上”和“享乐主义”的思想误区，正确处理好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自我价值、奉献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而达到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4.服务功能：是指经济伦理教育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的发燕尾服和价值实现提供服务。一是理论服务。就是用科学的义利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如果没有科学的义利观作为指导，人们就可能滋生“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舆论服务。经济伦理教育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和价值实现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奋发向上、敬业爱岗的舆论环境。三是信息决策服务。经济伦理教育以遵循等价、自愿、公平的原则进行兼顾他人、社会利益的教育，为市场经济主体在复杂、意识激烈的市场经济行为中保持清醒，做出科学决策。
（二）经济伦理教育与高校德育工作的趋同性
从以上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与经济伦理教育的价值功能论述可行，经济伦理教育与高校德育工作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有着一定的趋同性。具体体现为它们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高校德育工作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人们正确、健康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心理素质，从而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伦理教育旨在培养人们以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为指导，以健康的经济行为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它们都是为了服务于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高校德育工作寻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两者都不偏废。经济伦理教育倡导肯定正当利益基础上服务奉献的意识，以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
三、高校德育工作应加强经济伦理教育的现实性与原则途径
经济伦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精神功能、经济功能及在个人发展中发挥的导向、服务功能说明经济伦理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及个人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德育工作与经济伦理教育的趋向性表明经济伦理教育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部分，为市场经济培养健全市场主体。然而，目前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因此，高校德育工作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高校德育工作应加强经济伦理教育的现实性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社会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这些严重影响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原则途径
经济伦理教育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奉献伦理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递进”来实施。
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但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经济伦理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要使（下转第37页）（上接第4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的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结合经济伦理教育的实施原则，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途径开展：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深入教育活动。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通过氛围熏陶影响教育。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充分发挥媒体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栓心教育。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中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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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运行形式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应着一定的人格。那末，市场经济对应的是何种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铸就什么类型的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塑造又必须经历怎样的过程?都需要深入研究，作出科学而明确、系统的回答。
一
要研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格问题，就要首先明了人格的内涵及结构。从社会学观点看，人格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按照伦理学观点，人格是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善恶程度；从法律学观点去认识，人格是指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人格表示个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看法只是表现了人格本质的一个锥度、一个侧面，而关键是要从哲学的层面把握其一般本质。
我认为，从哲学层面界说人格，必须从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着眼。人格是人作为人的资格，这种资格直接源于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具有了人的本性才成其为人、才具有作人的资格的。人的本性确指人的“内核”，人格指谓人的“含核之果”。因此，在我看来，人格是人作为人的资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在讨论人的本性时，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些人往往把这段当作马克思给人的本性下的定义，其实这只是揭示了研究人的本性及其发展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本质或本性，要从人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要从人的实践关系去着眼。因此，马克思在与上述一段话相同的那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以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不是从外在的事物，而是人人自己的活动去理解人的本质、人的特性，才使马克思确定不移地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CD2〗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的一些系列论述启示我们，正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的本性。实践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造就了人的矛盾的、超越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以实践本性乃至矛盾本性、超越本性为特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需求和社会规范的否定性统一。显然，依据这种“否定性统一”的不同性质、状态，可以将人的本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依附性类型。在这种类型中，适应对象、依附对象的自然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对自然、他人、社会的依附倾向。第二，主体性类型。此种类型中改造对象、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追求自主发展和追求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倾向。第三，反主体性类型。这种类型是主体性类型的异化，是人的主体性的破缺和失衡，在这种类型中，阻碍改造对象和改造自身的“属人性”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个体阻碍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倾向。
从上述的人的本性及其类型的分析，必然合乎逻辑的引出人格的结构问题。人格是人的本性的统一的、综合的表现，由人的实践活动造就的任何人的本性，都潜在着依附性、主体性、反主体性这三种属性。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其三种本性的综合、统一的表现，而统一的结果必然是其中一种本性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其基本发展自身，只能依附他人和社会的人格，其基本性质包括惰性、奴性、依赖性；而主体人格是自主发展自身和发展的人格，其基本属性有破坏性、施虐性、反进步性。
界说人格的内涵与结构，是深入揭示市场经济与人格特定联系的前提。与前市场经济形式对应的是个人依附人格。历史向我们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的前市场阶段，由于力量软弱，人们不得不通过血缘和地域关系成某种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去对付强大的自然。这种实践活动和社会状态要求和造就的必然是族群主体人格，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自主地面对对象世界和自身，只能依附族群，所以，个人这种性质使他只能具有依附人格。因而马克思把人的最初的社会形态称为“人的依赖关系”状态。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它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依赖物的社会经济形势，这个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的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依赖物也就是人对对象化的自身本质力量的依赖。相对于基于自然联系的“人的依赖”，这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这种经济形势中，个人必须吸纳社会的生产能力，变革对象创造商品，并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与他人平等地参加与商品的交换，在这种独立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我行为负责的活动中充实和发展自身。因此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有了新的本性的个人，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所以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这里的“独立性”不是一般的独立性，而是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它势必要冲破与血统、地域等自然性相关联的他人、族群的束缚，作为一定的意义上的活动主体，独立地发展对象和自身。因此独立的人，也就是主体的人，即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市场经济对应个人主体人格。这里的对应，一方面是人作为手段与市场经济的适应，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具有主体人格的个人作它的承担者。没有个人主体人格存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存在。因此而个人主体人格的发展程度，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成熟程度相对应。另一方面，作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个人人格，又以人自身为目的，标志着人自身相应的发展程度。人作为手段，推动社会经济形势乃至社会整体的发展，作为目的，又实现自身的发展。在市场经济阶段，个人可以也必须铸就为具有主体人格的人。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既有性质的共同性又有性质的不同性，两者各自对应的人格亦处于此种关系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个人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分离。它对应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是片面的、非普遍的。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基本经济事实”表明，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伐价(“物”的地位高于人的地位)第9这一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以“人依赖物”为本质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依赖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成为独立的主体；另一方面依赖外化的相对独立的人的本质力量而变成物的奴隶、金钱的附属物。
这也就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资本主义以制度的形式维护个人私有资产和利己主义，必然强化市场经济对人的负效应，从而抑制人的发展；注重“社会标准”而蔑视“人的标准”，使物的世界增值人的世界贬值，形成“物”统治人的畸形现象。由此，必然导致个人主体人格的片面性和非普遍性。主体人格本来是既发展对象又发展自身的，但“物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了普遍的人的对象发展统治和制约人自身发展的特殊性质。人通过充当获取“物”、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来片面发展自己，而忽视和压抑积极的人的价值追求、独立创造精神、高尚的德性等主体人格素养的培育和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全社会的个人私有财产至上和利己主义主导，使竞争必然普遍导致一些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些人的发展为代价。因而，片面的个人主体人格，是不能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此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物的依赖”与维护公有财产为主的财产体系和包含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相结合。这样，“物的依赖性”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它既能使人充分地通过物来实现和确证自己，表征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能使人不再盲目地受物的支配，从而使物由于利于人的发展而显示其意义，这就必然导致“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人的自主创造在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即通过社会财富的联合占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确立、集体主义的弘扬，促进每一个人的本性及其人格的重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应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使个人主体人格具有了对象发展与自身发展相统一的性质。人不仅能过充当手段、通过创造物、占有来确证自身的力量、表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以人自己为目的去全面发展自身，表现人独立于物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
社会主义求实现人对物的自主创造、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集体主义精神和每个人自由而平等发展的诸方面的统一。因此，每一个人主体人格建构和全社会一切人主体人格建构是互为前提、彼此一致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不仅是社会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象，而且是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形成。
如果说那种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表现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则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确立，既是对片面的、非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历史性超越，又是对共产主义阶段的，排除了反主体人格干扰的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健全主体人格即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历史性准备。
我认为，依据“社会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也就是发展对象和发展人自身的统一，人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统一的原则确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完整体系，当有以下六种人格构成要素：
1.博大的人格。它确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人生意义层面。主要包括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博大的人格，表现着发展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人，基于世界历史性联系的，观照世界和人生的特殊视角。它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作为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寄托。它有着既占有对象又超越对象的功利意义，既完善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崇高境界，表现着心灵的博大和精神的深邃。事实也雄辩地说明，没有普遍的博大的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发展也难以达到它应有的历史高度。
2.独立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个体价值层面。市场经济和人的相应发展内在需求的最根本的个体价值包括自立、自主、创造。自主的人，是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占有类的本质，即运用人类获得的能力、财富来武装自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以独特的个性和功能，独立自主地创造物的主体。正是普遍的独立人格才能共同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与人的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个人独立人格的普遍形成，意味着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展现人作为人的无限潜在创造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人的一定程度的解放，我以为，首要的就是独立人格的形成。
3.自律的人格。它指谓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化层面。主要包括人依据规则、规范、规定所形成的自我约束、自我负责、自我尊重的意识、品格和行为。市场经济不仅是自主经济，而且是规范经济、竞争经济。它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规则、契约来规范行为主体，使不同的主体在共同的规则中自主地、公平地竞争。这就需要行为人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自主参与竞争，时刻思忖自己的行为后果，并能确认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力及人格尊严。这是维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譬如，再完备的市场规则也不会是没有漏洞的，倘若没有有着自律人格的人的自觉遵守，而仅仅依靠对违规行为的惩戒作保证，那是不堪设想的。至于人格尊严，如果没有行为主体的自我维护，仅仅依赖社会保障，那也是易于落空的。所以，自律人格的普遍存在，是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人的现代化，也需要自律人格的形成，这正是人与社会统一达到成熟程度的一种表现。
4.高尚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道德层面。主要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集中表现为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它表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特殊的要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利己主义坚持个人利益至上，以个人利益否定集体利益。传统的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以个人自立、个人发展为集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坚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当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既不背离的方面，又有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的交往方式，一方面既有利己的(个人是目的)也是利他的(个人又是手段)，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正是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利己和利他有时又是对立的，因而，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利己主义，导致道德沦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它是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自觉抑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使然。因此如果不造就普遍的高尚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难以切实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5.健康的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社会心理层面。主要包括个体内部的心理协调和外部的心理协调。健康的人格，能自我协调，形成自信、向上、坚韧的特质，并能坦然面对顺利和挫折，能积极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具有豁达性、兼容性、融合性，能多角度看待人和事物，自觉的处理人际关系，努力做到对社会多样性的事物的认同。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是处于世界性联系的网络状的多向性经济。现代化的人亦应成为有着开放性、发散性思维和性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6.审美人格。它是指个人主体人格的审美层面。主要包括创造美、欣赏美和发展自身。具有审美人格的人在自主创造对象时，不仅能观悟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亦能感到作为主体的品性和力量，进而美化、塑造和发展自身。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可能克服劳动的异化，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形成审美人格。同时，审美人格的普遍形成，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前提。
以上，是在纯粹的或理想的意义上探讨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格的对应性质和关系。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进一步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人格塑造问题。
三
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社会是在相互制约和作用中生成的。高素质的人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向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人是能动的主体，我们应该也可能通过人的自觉塑造来推进这一历史过程。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是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那么我们在现阶段，就应该自觉地把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作为人格塑造的目标。当然这里谈的只是一般目标、“理想目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讲还需要具体化、层次化，而具体实施时，尚需过程化、阶段化。同时，还必须指出，社会历史规律其实是一种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和造就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健全普遍的个人主体人格必然支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同样只能是一种趋势。我们只能也必须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现实的人格基础上自觉认识和推进这种趋势。
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我国特殊的前市场经济转化而来，并将经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体人格又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中获得各自的发展。
基于此，我们来探讨目前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途径。如前述，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一系列论述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就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造就人的本性。因此，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的塑造，亦即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归根到底要通过体现新的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活动去实现。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上取得的崭新突破是，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三结合”，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同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的基本政治制度相结合，而且要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这种“三结合”就是具有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的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而自觉推进这种实践活动，也就是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途径的根本前提。
从此前提出发，我以为，我国目前普遍的、健全的个人主体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有三：其一，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其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其三，社会教育活动途径。
所谓经济政治活动途径，即全社会应自觉引导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向健康的方向转化，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是这种“引导”的首要要求。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结合尚不完善的阶段，经济不正当行为、政治不正当行为极易发生，不是因噎废食，而是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经济〖CD2〗政治〖CD2〗文化”三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经济、政治行为的不正当法。上述“引导”的又一要求是，培育和倡导社会主体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主体人格精神心理。这也就是创造条件，引导社会主体从正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中“生长”出适应这种行为而又超越这种行为的主体人格素质。
而制度规范活动途径就是，全社会应引导外在规范作用向社会主体内在规范素质乃至主体人格素质的转化。这一引导的前提是制度规范的有效性。要致力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三结合”的各项规章、制度从制定到有效实施的过渡期的缩短。制度规范的有效实现，直接训练、陶冶社会主体的规范意识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体有了相当的“规范”素质基础，才可能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规范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生成主体人格的自律素质。具有此种人格素质的社会主体，不仅不会钻法律、制度、规范的空子，而且会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自动地而不是受遏制的守法、守规、守纪。
主体人格塑造的社会教育途径，主要是以正义经济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为中介，在文化上突出三大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造就社会主义的主体人格素质。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01
一、引言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经济学是其中一个发展历史比较悠久的分支。尽管如此，劳动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经济研究领域中非常活跃的一门学科。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劳动者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劳动的经济过程。劳动经济学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现象的分析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二、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经济学为劳动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劳动经济问题几乎贯穿于人们的整个生命，对于劳动者的现在以及未来生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劳动者在日常劳动经济过程中就会逐渐发现：一个国家能否推动自身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劳动管理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要想实现社会劳动关系的良好发展，不断优化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科学解决劳动经济纠纷等问题，首先应当具备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体系，而劳动经济学正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充分体现，为劳动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二）劳动经济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产品的生产或者劳务的供给，从而实现了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广泛需求。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状态下，国家都应当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通过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规范对社会劳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分配。例如，在劳动者参与劳动的过程中设计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行为进行规范，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劳动报酬的分配，不同公众之间应当如何开展合作等等，上述这些行为的规范都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劳动经济政策。国家进行上述政策的制定时，就需要依照一定的劳动经济理论，而其理论来源则主要是劳动经济学的科学原理以及研究成果。通过人类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所执行的劳动经济方面的政策法规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探索创新性，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经济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三）劳动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发挥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重要突破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积极研究与探索，才得以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非常明显。不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我国当前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的逐步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中，以及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里，都不止一次地对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突出强调。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所以说，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的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科学运用这一理论体系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当前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型期，正确认识劳动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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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一）经济发展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领域，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导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必然决定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工作由国家统揽。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并逐步走出了特色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带动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大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产力的解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精神生产并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的工作中去，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因此，我国经济发展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了物质基础。
（二）经济发展有助于我国公民意识的塑造
公民的概念属于法律范畴，一般说来，具有一国国籍之人即为该国公民。所谓公民意识，就是指作为公民的个人，作为处在国家这个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一员，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抱有的一种基本看法。这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解释，价值体现的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因此，价值评价是以主体需要为尺度，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的多元性，这里的主体多样性不仅指作为主体的个体的差异性，还包括当个体的人隶属于不同共同体时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因此，当个体进行价值评价时，其必然会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权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比重，最终形成系统的价值观。个人利益既包含于公共利益之中，又不同于公共利益，二者都具有逻辑局限性，极端追逐一方而摒弃另一方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其在承认和尊重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对于我国公民意识的塑造具有关键作用。而公民意识作为个体对自身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身份的自我认知和基本看法，其直接决定了个人价值观的方向，因此，公民意识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三）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断规范着我国公民的职业道德，从更深层次来讲，这对于社会公德的提高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职业道德中的敬业、诚信等规范，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被强化，而这也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道德进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仅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道德意识中的优秀成分，也要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道德意识中的优秀成分，以达到自我完善。
二、经济发展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一）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都有大幅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表现为多个方面，如地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通过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尽管低于2013年的0.473，但是仍处于0.4这条社会不安定警戒线之上，今年1月份，人民日报发文称，“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因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紧迫。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不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则是诱发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贫富差距扩大也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会引发社会不信任感增强。
（二）经济发展导致一些不和谐因素的产生
经济发展不仅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给我国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给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巨大活力，但是也给维护社会和谐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了价值导向的一些变化，价值导向逐渐有了市场化倾向，一些人受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影响，逐渐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一些人诚信缺失，道德堕落，恶意经营，破坏市场秩序；有些人理性不足，行为粗鲁，动辄大打出手，破坏社会秩序……这些现象的产生，尽管都是改革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但也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给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三）多元社会思潮兴起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大，大量西方思想进入到中国社会。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逐渐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爆炸所带来的大量信息不断更新着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由此，一些社会思潮逐渐兴起，在这些社会思潮中，有一部分是健康的、向上的、值得肯定的，但也应该注意到的是，有一部分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社会来说是不健康的、值得警惕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增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社会思潮对于国家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那些不健康的思潮不仅阻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多元社会思潮的兴起，也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诱因之一，这也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提出了挑战。
三、新形势下我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探析
（一）加强“顶层设计”
所谓“设计”，就是为达成一种目标而寻找有效的路径；所谓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就是应该统筹考虑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各种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它需要理性、统筹、战略眼光与全局观念。同样的，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也需要完善“顶层设计”，要统筹考虑工作中的各层次和要素，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更要统筹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发展的各部分和各环节之间的关系，有条不紊地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同时，要更新观念，树立更加宏观的眼光和大局意识，明确各责任主体的职责和责任范围，利用好各类资源，充分发挥各级机关和各类组织团体的积极作用，使其共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服务。
（二）完善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假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保障既是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就是要保证一切活动都在法律的框架和维护下进行，落实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更是如此。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做到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将造谣、侮辱他人等蓄意破坏社会和谐和团结的行为纳入到法律体系中来，依靠法律进行规范和制止，通过法律引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保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良好成效。
（三）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一个有序的、健康的、良性竞争的市场就变得尤为重要，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有序的市场经济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体系，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首先，要依靠法律手段，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其次，要加大监管力度，对于那些破坏市场秩序、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严惩。最后，要加强宣传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贯穿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中去。
（四）重视学校教育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还必须注重学校教育。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更新并最终形成的，而青少年时期则是价值观变化最大也是最受外界影响的时期，且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该发挥其重要作用。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到中小学教材中，同时，还要创新课堂教育内容，增强课堂教育的趣味性，避免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最后，要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内容，让学生在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尺度。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主权，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16)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如果说私营经济理论属于研究的“核心”或“中心”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必定有一个提供足够“生态”支持的理论所形成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被我们称为理论环境(此处借鉴了私营经济研究专家潘石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国化实践 意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导推进了中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此定义的内涵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同其他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环境、并被新的环境所接受、认同以至发扬光大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不同的历史实践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形式和内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论断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是什么”，而应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梳理后，探讨“怎么样”和“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历史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经历有几个鲜明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选择这几个阶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一是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具有开拓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肇始于此，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实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深度和形式各有不同。
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革命或者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旋律。而马克思主义最广为人知的理论就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且马克思曾依据唯物史观大胆地假设，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正在为中国前途命运上下求索的志士仁人一下看到了希望，所以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引导中国革命事业、甚至引领中国未来的指南针。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还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这个“民族形式”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式。“具体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是其他的形式或实践，这是由当时中国那个风雨如晦、战乱纷飞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化。而中国经济实践只能在革命实践的笼罩下散乱地、碎片式地存在，即使如延安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活动，也不能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了。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仍然是混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及社会学的中国化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以“计划经济”为手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绩得益于我国有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从整个时期来看，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忽视了其发展规律，且对当时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管得太死，统得太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羁绊和限制，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曲折。与其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真正开始，倒不如说只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立足中国国情、集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来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如、、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的冲动行为。1956年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言：“长期以来，不从具体实际出发，用一个标准来要求社会主义的实践，采取了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历史条件的政策措施，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还使已有初步基础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①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时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长足发展，这同时也是中国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首先，我国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期任务；其次，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再次，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并积极探索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路，指明了中国要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我们都坚持了唯物史观，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此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深刻地、生动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在曲折发展中创造着新的辉煌。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真正价值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结合，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起着重要推动作用”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深刻探索和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能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要，始终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以后，我们不仅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丰富其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深刻、最全面、最生动的中国化。
秉承了与时俱进品格。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马克思曾经指出，他所提出的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据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中国计划经济发展的17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要进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相继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第一，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新发展。实践证明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依据这一论断和中国国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全国上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任务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一重要论断的确立符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在中国的具体化，堪称是一次巨大的理论创新。
第二，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任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正确论述，及时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党的工作重心确定为经济建设。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市场经济，严重排斥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人们固有思维的误区。邓小平突破了这些固有思维，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这些论述如闪电划破夜空，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在经受了“”浩劫后，我国本就薄弱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受重创，生产力亟待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历史决策。党的十三大又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并将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阶级斗争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诉求；另一方面，我们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再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两项重要工作提上日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竭动力。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绝对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这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潮流，试观当今世界各国，哪个不是在努力改革自身陈旧落后的体制，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我们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实现了从指令性计划到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发展等等，都在改革的大旗下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还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甚至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扩大市场资源；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潮流，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新的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后，计划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出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且这种互渗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得日益广泛化、深刻化，以至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从西方“凯恩斯革命”以及苏联引进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的改革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邓小平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并最终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为社会体制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并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颠覆，而是按照其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飞跃，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邓小平曾经强调，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好在哪里？好在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描绘的能够把人类引向平等、自由和富裕的道路；好在我们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好在它的顶层设计是为了消灭贫穷、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只有建立制度自信，才能保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建立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促使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抒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还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开放朝着多元化、深刻化方向发展，这些经济实践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开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贯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错误认识，找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佳结合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最终实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推动下，我们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成功应对了东南亚经济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十大经济政策，使中国沉着应对了这次金融危机。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创造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危机处理方式、社会运行方式等等。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实践，引领了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中能够为我所用的学术思想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共同培育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面对这一创举，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不止，则影响不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中国化实践还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李铁映：“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邓小平经济思想体会”，《求是》，1996年第23期，第3～9页。
②裴小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第64～76页。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 年7 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 年11 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 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 年7 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论文摘要：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探索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学资源，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确实具有发展经济学需要的丰富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经济学创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义。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属经济学最为突出。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受到的考验也最为巨大。对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西方经济学被不断地引进，因此，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出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包含了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三是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3］。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统一或普遍认同的迹象。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学取向怎样的前途，有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决不能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最大的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丰富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无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流行，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背景。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努力想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且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寻求合理性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之后的不断发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后，需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离开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也难成气候。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活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得益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的这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根据。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为了避免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须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使命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解剖，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学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历比较曲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新的发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以上经验表明，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一定蕴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
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的重大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机会，而且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经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相互角逐，都想为这种巨大成绩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且努力争取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权。虽然这种竞争还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蕴藏了一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巨大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此，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为根据，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化作为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一种前途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性，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被一般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当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仅我们的决策者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且那些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其他国家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被质疑能否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二种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恪守着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标准化”的评价。如1995年到1997年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上万言书，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仍应该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4］。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比较理论逻辑的完美性问题。代表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指导。只有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具体体现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把财富的生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传统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对象构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密认为，生产力增长需要拓展分工和积累资本。前者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地讲，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协调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功能；资本积累不仅是逐利的资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质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逐步把生产力增长的问题边缘化，越来越集中于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一直到现代，作为与自由市场机制研究并列的宏观经济学中才又出现了生产力增长的问题，不过，它被赋予经济增长这样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为其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分工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前者集中于对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怎样通过计划来协调分工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步发展起了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市场机制不利于分工，而计划是协调分工的有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呈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私有制主体地位，不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相径庭。结果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不曾见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能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加以解释。第二，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虽然在取向上是市场化的，而且改革后的体制也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具有鲜明的特点。市场虽然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不过，基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而且，这种控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而且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更是具有主导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不同于任何国家的，但这种不太符合标准的经济运行，却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对此，西方标准经济学认为这与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而会限制市场经济正常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太标准的市场经济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也需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予以解释。第三，经济发展的地区战略调整，引起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后，虽然经济增长也持续了三十年，但并没有看出这种地区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在标准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必需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富有成效的探索，也都面临着渴求理论解释的期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它迫切需要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对这种模式加以概括。而在这种模式中确实也包含了大量可以引发经济学创新的材料。简单说来，特殊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5］；而特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又可以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构建中国政府经济学。现在，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是，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创新，决不是一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经济学。
四、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表面上，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问题重重，似乎说明中国改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就只能是一个国别性的经济学。而这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相互借鉴的趋势下，经济学理论仅仅局限于一国的实践，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经济理论。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一国的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在世界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其仍具潜力的增长，可能在未来起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此，一些世界性研究机构作了预测，如高盛公司预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果，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世界强国。对于有着如此前途的大国经济，它的成功与一个小国甚至是中等国家的成功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它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也代表了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完全值得经济学加以理论总结，并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部分。其次，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努力在实现经济学两大体系的融合。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自古典经济学以后，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体系，一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二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这两个经济学体系相互对立，各自为自己倾向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加以辩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对立，从而使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难有互相借鉴的迹象。然而，进入当代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些内容开始融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开始渗透。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基础，这种融合和渗透相对缓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局面上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私有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配置资源独有的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机制也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分配制度，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改革的方式，而且也为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建立在这一伟大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国别性质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杨承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N］.人民日报，2003-08-22.
关键词：市场经济；个体价值；人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指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或人文关怀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过程中，存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开发，而忽视其个体价值开发的偏差，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它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倾向，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个体价值，只有促进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才智的展现，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就生力军。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体制为实践基础上价值理念的人本回归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或状态。历史赋予市场经济的意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培育个性的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与自主能力，为更高的历史阶段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从人学角度看，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成就就在于促进独立个人的形成，它能全方位培植人的独立人格、主体地位，提高人的自主活动能力。从哲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最大、最直接的作用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体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主体性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前提和广阔的空间，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迫切的要求个人主体性的高度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市场经济的平等性，要求人们破除一切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增强平等意识。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计划经济中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市场走向开放。全面开放的市场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市场经济的这种开放性，要求人们打破自然经济下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即增强开放意识，积极参与竞争，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的这种自主性，要求人们摈弃一切依附关系和依附观念，增强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运行模式，是凭借竞争来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竞争性也强烈要求人们破除一切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和习惯，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对自身素质的理性认识能力。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我们必须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2塑造健全人格，构建精神家园
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以往恪守坚信的价值观、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和冲突，一些人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惘、信仰危机的现象；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竞争的加剧，贫富差距的拉大，制度建设滞后引发的社会震荡，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心灵的宁静，产生了诸如焦虑、紧张、浮躁、孤独、愤怒、无奈、受挫、相对剥夺感等负性情绪和心理失衡问题，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而在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长。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物质生活的增长和丰富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并给予深刻的影响。但是，物质生活的丰裕并不等于精神生活的进步，更不能自然而然的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物质财富，而贫乏精神财富，一个是有重大缺陷的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无法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蕴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承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最终价值所在，总而言之，对人的精神需求予以终极关怀和积极引导，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人们的精神走向，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供精神支柱，激励着精神作为动力因素的发生程度，为个体实现价值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3创新教育理念，促进全面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社会的发展最重要体现并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自由程度。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信息的不断膨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也不断增加，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之一就是努力培养个体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创新精神，关键在于培养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而创造意识来自于个体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要在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个体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创新精神。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给人提供了发展的自由，民主的条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依赖性与模式化，增强了人的主体性与竞争性。我们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开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人的主体性和健全人格，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关键词：市场经济；个体价值；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302-01
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指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或人文关怀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过程中，存在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开发，而忽视其个体价值开发的偏差，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它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倾向，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具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个体价值，只有促进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才智的展现，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就生力军。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经济体制为实践基础上价值理念的人本回归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或状态。历史赋予市场经济的意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培育个性的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与自主能力，为更高的历史阶段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从人学角度看，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成就就在于促进独立个人的形成，它能全方位培植人的独立人格、主体地位，提高人的自主活动能力。从哲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最大、最直接的作用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体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主体性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前提和广阔的空间，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迫切的要求个人主体性的高度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市场经济的平等性，要求人们破除一切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增强平等意识。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计划经济中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市场走向开放。全面开放的市场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市场经济的这种开放性，要求人们打破自然经济下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即增强开放意识，积极参与竞争，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的这种自主性，要求人们摈弃一切依附关系和依附观念，增强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运行模式，是凭借竞争来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竞争性也强烈要求人们破除一切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和习惯，增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对自身素质的理性认识能力。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我们必须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2 塑造健全人格，构建精神家园
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也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以往恪守坚信的价值观、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和冲突，一些人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惘、信仰危机的现象；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竞争的加剧，贫富差距的拉大，制度建设滞后引发的社会震荡，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心灵的宁静，产生了诸如焦虑、紧张、浮躁、孤独、愤怒、无奈、受挫、相对剥夺感等负性情绪和心理失衡问题，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而在精神生活领域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长。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物质生活的增长和丰富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并给予深刻的影响。但是，物质生活的丰裕并不等于精神生活的进步，更不能自然而然的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物质财富，而贫乏精神财富，一个是有重大缺陷的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 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无法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蕴着社会主义的价值承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最终价值所在，总而言之，对人的精神需求予以终极关怀和积极引导，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人们的精神走向，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提供精神支柱，激励着精神作为动力因素的发生程度，为个体实现价值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3 创新教育理念，促进全面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社会的发展最重要体现并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自由程度。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信息的不断膨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也不断增加，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之一就是努力培养个体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创新精神，关键在于培养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而创造意识来自于个体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要在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个体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形成创新精神。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给人提供了发展的自由，民主的条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依赖性与模式化，增强了人的主体性与竞争性。我们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开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人的主体性和健全人格，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论文摘要：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探索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学资源，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确实具有发展经济学需要的丰富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经济学创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义。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属经济学最为突出。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受到的考验也最为巨大。对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西方经济学被不断地引进，因此，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出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包含了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三是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3］。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统一或普遍认同的迹象。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学取向怎样的前途，有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决不能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最大的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丰富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无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流行，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背景。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努力想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且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寻求合理性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之后的不断发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后，需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离开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也难成气候。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活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得益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的这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根据。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为了避免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须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使命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解剖，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学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历比较曲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新的发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以上经验表明，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一定蕴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
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的重大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机会，而且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经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相互角逐，都想为这种巨大成绩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且努力争取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权。虽然这种竞争还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蕴藏了一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巨大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此，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为根据，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化作为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一种前途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性，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被一般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当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仅我们的决策者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且那些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其他国家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被质疑能否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二种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恪守着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标准化”的评价。如1995年到1997年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上万言书，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仍应该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4］。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比较理论逻辑的完美性问题。代表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指导。只有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具体体现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把财富的生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传统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对象构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密认为，生产力增长需要拓展分工和积累资本。前者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地讲，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协调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功能；资本积累不仅是逐利的资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质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逐步把生产力增长的问题边缘化，越来越集中于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一直到现代，作为与自由市场机制研究并列的宏观经济学中才又出现了生产力增长的问题，不过，它被赋予经济增长这样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为其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分工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前者集中于对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怎样通过计划来协调分工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步发展起了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市场机制不利于分工，而计划是协调分工的有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呈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私有制主体地位，不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相径庭。结果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不曾见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能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加以解释。第二，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虽然在取向上是市场化的，而且改革后的体制也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具有鲜明的特点。市场虽然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不过，基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调控。
而且，这种控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而且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更是具有主导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不同于任何国家的，但这种不太符合标准的经济运行，却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对此，西方标准经济学认为这与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而会限制市场经济正常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太标准的市场经济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也需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予以解释。第三，经济发展的地区战略调整，引起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后，虽然经济增长也持续了三十年，但并没有看出这种地区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在标准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必需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富有成效的探索，也都面临着渴求理论解释的期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它迫切需要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对这种模式加以概括。而在这种模式中确实也包含了大量可以引发经济学创新的材料。简单说来，特殊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5］；而特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又可以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构建中国政府经济学。现在，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是，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创新，决不是一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经济学。
四、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表面上，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问题重重，似乎说明中国改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就只能是一个国别性的经济学。而这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相互借鉴的趋势下，经济学理论仅仅局限于一国的实践，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经济理论。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一国的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在世界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其仍具潜力的增长，可能在未来起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此，一些世界性研究机构作了预测，如高盛公司预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果，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世界强国。对于有着如此前途的大国经济，它的成功与一个小国甚至是中等国家的成功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它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也代表了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完全值得经济学加以理论总结，并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部分。其次，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努力在实现经济学两大体系的融合。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自古典经济学以后，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体系，一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二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这两个经济学体系相互对立，各自为自己倾向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加以辩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对立，从而使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难有互相借鉴的迹象。然而，进入当代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些内容开始融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开始渗透。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基础，这种融合和渗透相对缓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局面上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私有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配置资源独有的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机制也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分配制度，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改革的方式，而且也为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建立在这一伟大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国别性质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刘国光.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 经济研究，,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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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承训.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n］. 人民日报，2003-08-2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2
我国是在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是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后通过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是我国自主创建的，符合国家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发展需顺应整个社会的前进脚步，同时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好，将个人意愿与大众意愿相互结合，按照求同存异的发展方针，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本文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尤其特殊性，还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与人的发展相互协调。但是，由于区域的作用和限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关系，表现出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分析这些关系有助于在日后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帮助。
（一）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
人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发展过程，也受到人的主观性影响，打上了人类选择的印记。纵观人类的发展史，虽然形成了社会、国家、部落等群体，但所有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发展事件，都是以人为主体而发展的。因此，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人类发展所诞生的产物，需要按照人的意志来发展。第二，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已经得到明确，那就是帮助人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断的满足各种需求，实现主观上的更大进步。第三，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不可逆转。因此，人的发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人的发展要求
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它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因此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符合人的发展要求，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当下的人群更加渴望舒适的生活环境、便捷的交通、爽朗的天气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为人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借助物质基础，才能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的多样化需求。人的进化从未停止过，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在不断的进化后，人的需求变得多样化，个人需求差异也愈加明显。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才能保证经济不会垮塌。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有力的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是人所创造的，人在该条件下发展，该条件就必须满足人的各种要求，才能保证条件的继续健全。
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径
（一）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对于人的发展而言，终究还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进行，因此，为了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更加顺利，需要不断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很多人认为现代市场体系已经完善，其实不然，面对庞大的人群，现代市场体系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只能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不断的去完善。本文认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积极抵制垄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差别，垄断将直接造成经济紊乱、价格不稳，甚至是造成严重的金融问题。第二，促进竞争的优良化，避免恶性竞争，蓄意抬高、压低价格，保证人的发展顺利。第三，健全经济体制，加大处罚力度，提高经济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不仅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还能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
（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作为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必须理顺其关系。当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错综复杂，很容易陷入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宏观调控并非硬性规定，而是在宏观上对经济纠正方向，减少不利因素，市场人员应积极配合。第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市场的庞大，在于其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合理分配资源。人的发展固然有其主观因素，但市场经济的客观资源配置是不可逆转的。将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相结合，为人的发展，创造出更加优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不断的消除各项问题和矛盾，实现和谐进步。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结合，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计划机制作为宏观调控起辅助作用。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不断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的更大发展，创造出更加优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第一，保持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人的发展在于获得较大的自由空间，保持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可以告别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历史上，时期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以此来获得更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第二，解决政府缺位、错位、越位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必须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制，必须公开自愿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当政府的权力和规模在超出其法定的边界时，要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四）培育社会力量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需要不断培育社会量，以此来获得更多的便利条件，并且实现客观上的稳定进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本文认为，根据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以及人的发展成果，培育社会力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是人的团体结合结果，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对于人而言，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能够创造的价值也是有限的，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人的力量，并且将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创造的更好。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人都要为将来考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一直努力建设的部分，并且通过多项政策颁布和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加强了人的后续保障，这也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前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在现阶段的建设当中，不仅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而且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重视，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帮助。未来的工作重点在于，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实现以市场化促进社会现代化。该目标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建立更多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大众提供更多的保障，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我们应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加倍努力：第一，以市场化推进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推动工业结构升级。第二，以市场化推进民主化进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泛认同，告别时代，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脚步。
四、总结
本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发展展开探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人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不仅要顺应客观发展趋势，还要积极的纠正发展方向，不要刻意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未来的各项工作，需要以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为自己创造出更理想的发展环境，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1]柯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13-18.
[2]柯健.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