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2 09:53: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资产投资办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债投资；经济效应；绩效评价
一、引言
1998年以来通货紧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通货紧缩直接导致投资不振，消费不旺，经济增长减慢，失业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激活内需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最大的难题。1998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启动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倒逼机制”下形成的过度依赖银行信用扩张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以国债政策为核心的财政政策首次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担当起了拉动经济的主力军。一般认为财政主体进入市场存在着支出效率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以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弊端。因此，如何评价国债绩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多马投资双重效应理论认为，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有效需求（投资产生的收入效应或需求效应），同时也能增加资本存量（投资产生的能力效应和供给效应），提高生产能力，加速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指出，在高储蓄率的基础上，为保证增长率接近自然增长率，必须提高边际资本系数。假定各部门资本系数保持不变，那么提高资本系数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资本系数高的部门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比重。从中国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各部门资本系数高低依次为：出口部门＞政府部门＞民间部门。但在出口不景气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部门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比重显然无助于整个宏观经济资本系数的提升。因此，增加政府部门在资本结构中的分配比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中国国债减税性和生产性特征分析
国债能否产生拉动效应主要由3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是否具有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资产替代性如何。中国发行的国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国债。据统计，1978－1991年国企留利额年均递增33.5％，同期国债余额年均递增33％。减税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刺激企业的投资。假如因发债而引起市场利率上升时，也未必会真正引发投资下降。格鲁斯曼（Grossman，1972）和巴罗（Barro，197Q等认为，虽然发债短期内会导致市场利率上扬，通过投资函数I（r，Y）使投资I下降，但发债引起的国民收入Y的上升却可以拉动投资I增长。因此，即使在市场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投资的最终增减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中国民间利率的低弹性和经济的高成长都决定了债务融资所产生的是正的拉动效应。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有价证券市场风险极大，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单一，证券类型的资产所占的比重较低，其资产组合调整的余地不大。根据2000年第一季度央行对全国城乡储户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储蓄仍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居民选择意愿中储蓄占70.2％，国债8.3％，股票仅为7.6％。此外，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上升，广义货币和GNP的比率在下降的现象也说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非常单一。降息和开征利息税虽然降低了储蓄收益，但中国居民储蓄资产仍然保持着较低的利率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进程较慢，市场缺少被居民广泛接受的安全投资工具。因此低风险的公债发行产生拉动效应的可能性相当大。新凯恩斯模型（Benavie，1976）和新古典模型（Park，1973）研究也证明具有资本性的财政赤字并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亦证明生产性财政支出影响生产潜能。因此，判断国债是否产生拉动效应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研判中国国债资金是否具有生产性。中国国债从性质上可分为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两大类。赤字国债主要用于平衡财政收支。理论表明，赤字支出对社会需求的贡献程度要大于财政盈余下的政府支出。因为赤字支出是没有财政收入支撑的政府支出，它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是100％。而有财政收人支撑的政府支出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只是把居民收入转化为财政收入时，居民原本用于储蓄的收入部分才转化为政府投资，所以后者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取决于社会平均储蓄倾向。建设性国债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从1995年国债支出结构来看，在3300亿元国债余额中，约2650亿元即占国债总余额的80.30％的国债投向财政性建设领域，占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5380亿元的49.25％。由此可见，中国国债支出结构具有典型的生产性特点。
国债用于扩大总需求的途径包括：（1）政府购买支出（投资支出或消费支出）直接形成现实总需求；（2）通过转移支付影响不同消费倾向的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来提高总体（高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即可述为c＝c1y1＋c2Y2，其中：c1＜C2，y1＞y2，c1、c2表示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两条途径的乘数不同因而影响效应也不同，转移支出是通过y2cAD，其乘数为b／（1－b）（1－t）（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0＜b＜1，0＜t＜1）。政府购买支出乘数为1／（1－b）（1－t），将直接形成生产能力。因此，途径（1）的扩张效应大于途径（2）的扩张效应。所以中国国债的建设属性对国债经济效应的发挥十分有利。
三、对若干领域国债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国债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和趋势性分析
在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因素中除了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等外，投资始终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90年代“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取代了80年代“超前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和贡献率的增速开始大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贡献率。研究证明，在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资本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1952－1978年间，其贡献份额为58.36％；1979－1995年间为40.40％。资本投入的增速与GDP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参照国际上的经验，情形也大致如此。1979－1997年间中国总投资与实际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68，与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85.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间的相关性已经由1978－1990年的0.628上升到1991－1997年的0.891.1989年投资仅下降343.4亿元，总需求减少达1000亿元，GDP比1988年下降7.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先期快速增长往往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通过对1982－1996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也可见一斑。1982－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经济的高速增长均是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先增长之后出现的。1982－1988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1.4％。而固定资产投资在1982年就率先启动，当年现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8％，可比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6％，分别比上一年现价及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19和8个百分点。1991－1996年可比价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达19.2％，高出同期GDP增幅7.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形成的信贷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1984－1996年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贷款增长率的变动基本与M2增长率变动同向。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往往随着M2起落而变化。1989年M2增长率减至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下跌为7.2％；随后各年的M2增长率从27.29％一直攀升到3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直线上升到1993年的最高水平61.8％。1995年开始，M2下降到30％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随之递减。从1997年到现在，投资增长率持续低于15％，1997年至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分别为8.8％、13.9％、5.8％。其中非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呈负增长态势。这种状况是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后劲的要求都是不相适应的。
国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支撑力量。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量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强化了国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地位。从1982－1997年数据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国债发行增长与固定资产增长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在此期间，1984、1989年的实际固定资产增长大幅回落均与该年度国债发行额减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两者比率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扣除1984，1983年外），国债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国债发行增长额÷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100％）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而后趋于稳定的过程。
内容提要:1998年以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国债规模与日俱增。在民间资本增速下降、消费增长持续低位运行、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出口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国债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显得举足轻重。从中国国债的特殊性出发，着重通过对国债在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和经济波动等几个方面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力图对近年来国债投资绩效作一简单评估。
关键词：国债投资；经济效应；绩效评价
一、引言
1998年以来通货紧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通货紧缩直接导致投资不振，消费不旺，经济增长减慢，失业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激活内需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最大的难题。1998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启动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倒逼机制”下形成的过度依赖银行信用扩张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以国债政策为核心的财政政策首次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担当起了拉动经济的主力军。一般认为财政主体进入市场存在着支出效率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以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弊端。因此，如何评价国债绩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多马投资双重效应理论认为，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有效需求（投资产生的收入效应或需求效应），同时也能增加资本存量（投资产生的能力效应和供给效应），提高生产能力，加速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指出，在高储蓄率的基础上，为保证增长率接近自然增长率，必须提高边际资本系数。假定各部门资本系数保持不变，那么提高资本系数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资本系数高的部门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比重。从中国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各部门资本系数高低依次为：出口部门＞政府部门＞民间部门。但在出口不景气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部门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比重显然无助于整个宏观经济资本系数的提升。因此，增加政府部门在资本结构中的分配比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中国国债减税性和生产性特征分析
国债能否产生拉动效应主要由3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是否具有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资产替代性如何。中国发行的国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国债。据统计，1978－1991年国企留利额年均递增33.5％，同期国债余额年均递增33％。减税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刺激企业的投资。假如因发债而引起市场利率上升时，也未必会真正引发投资下降。格鲁斯曼（Grossman，1972）和巴罗（Barro，197Q等认为，虽然发债短期内会导致市场利率上扬，通过投资函数I（r，Y）使投资I下降，但发债引起的国民收入Y的上升却可以拉动投资I增长。因此，即使在市场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投资的最终增减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中国民间利率的低弹性和经济的高成长都决定了债务融资所产生的是正的拉动效应。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有价证券市场风险极大，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单一，证券类型的资产所占的比重较低，其资产组合调整的余地不大。根据2000年第一季度央行对全国城乡储户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储蓄仍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居民选择意愿中储蓄占70.2％，国债8.3％，股票仅为7.6％。此外，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上升，广义货币和GNP的比率在下降的现象也说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非常单一。降息和开征利息税虽然降低了储蓄收益，但中国居民储蓄资产仍然保持着较低的利率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进程较慢，市场缺少被居民广泛接受的安全投资工具。因此低风险的公债发行产生拉动效应的可能性相当大。新凯恩斯模型（Benavie，1976）和新古典模型（Park，1973）研究也证明具有资本性的财政赤字并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亦证明生产性财政支出影响生产潜能。因此，判断国债是否产生拉动效应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研判中国国债资金是否具有生产性。中国国债从性质上可分为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两大类。赤字国债主要用于平衡财政收支。理论表明，赤字支出对社会需求的贡献程度要大于财政盈余下的政府支出。因为赤字支出是没有财政收入支撑的政府支出，它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是100％。而有财政收人支撑的政府支出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只是把居民收入转化为财政收入时，居民原本用于储蓄的收入部分才转化为政府投资，所以后者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取决于社会平均储蓄倾向。建设性国债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从1995年国债支出结构来看，在3300亿元国债余额中，约2650亿元即占国债总余额的80.30％的国债投向财政性建设领域，占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5380亿元的49.25％。由此可见，中国国债支出结构具有典型的生产性特点。
国债用于扩大总需求的途径包括：（1）政府购买支出（投资支出或消费支出）直接形成现实总需求；（2）通过转移支付影响不同消费倾向的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来提高总体（高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即可述为c＝c1y1＋c2Y2，其中：c1＜C2，y1＞y2，c1、c2表示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两条途径的乘数不同因而影响效应也不同，转移支出是通过y2cAD，其乘数为b／（1－b）（1－t）（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0＜b＜1，0＜t＜1）。政府购买支出乘数为1／（1－b）（1－t），将直接形成生产能力。因此，途径（1）的扩张效应大于途径（2）的扩张效应。所以中国国债的建设属性对国债经济效应的发挥十分有利。
三、对若干领域国债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国债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和趋势性分析
关键词：创新资本工具 权益工具 债务工具 可续期债券 永续中票 优先股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与成熟，金融创新日趋深化，国内创新资本工具不断涌现。2013年10月，武汉地铁集团成功发行了“13武汉地铁可续期债”，标志着酝酿已久的中国版永续债正式诞生；12月，国电电力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成功注册并发行了永续中票。与此同时，2013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6号），以期进一步丰富企业融资工具和拓宽融资渠道。今年4月以来，广汇能源、浦发银行等上市公司先后公布了优先股发行预案。
本文拟对上述三种最典型的创新资本工具――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与优先股的特点、财税处理及适用的发行人等问题进行介绍和探讨，并就市场对三种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进行详细分析。
概念与特点
（一）可续期债券与永续中票
可续期债券，是指在传统企业债券基础上嵌入续期选择权，并设定若干年为一个周期，发行人可无条件选择在某一周期末将债券续期的债券。理论上，发行人可无限续期以使该债券永久存续，这与国外的永续债券类似。
永续中票，是指无明确到期期限，并在某一年或几年末赋予发行人赎回选择权，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将永久存续的中期票据。
可续期债券及永续中票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版的永续债，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无固定到期期限，即在发行人赎回之前，债券将持续存在；二是可续期债券可以补充项目资本金；三是通过特定条款设计，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可以分类为权益工具或金融负债。
（二）优先股
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
优先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优先分配利润，即优先股股东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股息；二是优先清偿财产，即优先股股东的清偿顺序先于普通股股东，而次于债权人；三是权利受到限制，即优先股股东一般没有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而仅在个别情况下享有投票表决权。
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问题
（一）会计处理
根据《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创新资本工具会计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发起人将其初始确认为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同时投资者的会计处理通常应与发行人的权益或负债属性分类保持一致。
1.发行人对创新资本工具的会计处理
创新资本工具的会计分类，核心是判断其发行条款中的一些约定是否使发行人承担交付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义务，若有该义务，则金融工具分类为负债，否则分类为权益。
（1）权益类创新资本工具的会计处理
如果发行人不承担支付义务，则应将其分类为权益工具。在账务处理时，根据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等科目，贷记“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优先股”科目。同时，在存续期间分派的股利或支付的利息，作为利润分配处理。
（2）债务类创新资本工具的会计处理
如果发行人承担支付义务，则应将其分类为债务工具。在账务处理时，按其面值贷记“应付债券――永续债、优先股（面值）”，面值与实际收到价款的差额计入“应付债券――优先股、永续债（利息调整）”。在存续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对债务工具进行后续计量；对于当期支付的利息或分派的股利，作为借款费用处理，即资本化的部分计入相关资产成本，费用化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对于公开发行的优先股，要求强制分红，按照相关规定应将其分类为金融负债。同时，对于具有强制付息条款的可续期债券和永续中票，发行人承担了支付现金的义务，也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2.投资者对创新资本工具的会计处理
投资者在考虑持有的创新资本工具是权益工具还是债务工具时，通常应与发行人的权益或负债属性分类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对于发行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或优先股，投资者应将其作为权益工具投资进行会计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规定，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若发行人将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或优先股作为债务工具，则投资者应将其作为债务工具投资进行会计处理，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于期限不确定，一般不划为持有到期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或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二）税务处理
现阶段，有关部门还未针对创新资本工具的税务处理问题出台具体的规定。2013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对混合工具的企业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定。该公告规定，符合一定条件（如固定利息、有明确的投资期限或特定的投资条件、不具有选举与被选举权等）的混合金融工具，发行人支付的利息，应该在应付利息日确认利息支出，并按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根据上述规定，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可将应付的利息金额作为利息支出，进行税前扣除。目前，优先股的税务处理办法尚未明确。
适用的发行人
（一）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适用的发行人
正如前文所述，与普通企业债券相比较，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的特点包括无固定到期期限、可用于项目资本金及通过特定条款设计可以分类为权益工具等。
鉴于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的基本特点，其符合三类发行人的需求：一是处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发行人。投资规模大、运营周期长、资金回流慢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地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企业）的主要特征，而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的无固定到期期限正好符合该行业的经营特征。二是项目资本金不到位或到位不足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武汉地铁可续期债券的批复，可续期债券募集资金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所以一些资本金不到位或者到位不足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发行可续期债券来补充资本金。三是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通过特定条款设计，发行人可以将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分类为权益工具，所以拥有降低资产负债率需求的企业（如某些国有企业有通过资产负债率考核标准的需求）也是潜在需求主体。
（二）优先股适用的发行人
企业发行优先股，旨在改善财务结构和拓宽融资渠道；同时，优先股的特点和政策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对优先股的发行需求。根据《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的，除商业银行补充资金之外，要求固定股息率、强制分红、股息可积累且不能转换为普通股；而对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仅强调优先股不能转为普通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具体规定。
根据优先股的发行规定，并结合财政部对优先股会计处理的规定，只有商业银行用于补充资本金而发行的优先股，可以不强制分红和股息不累积，并分类为权益工具，而其他公司公开发行的优先股，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鉴于此，四类企业更适合发行优先股：一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尤其是资本充足率较低的商业银行，出于满足资本监管要求的需要，对发行优先股具有较大的需求。二是现金流充裕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如电力热力、土木建筑、石油石化等企业具有良好现金流，但资产负债率较高，其可以非公开发行固定股息率的优先股，在吸纳更多资本的同时，能够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三是资金不充裕且具有并购重组需求的企业。其可以根据并购双方的需求灵活设计，解决企业并购重组的实际困难，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活动。四是发债额度用满的企业。其可以通过发行优先股进行融资。
投资需求分析
目前，债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主要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鉴于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不同，各类投资机构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商业银行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银监会令2012年第1号）规定，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而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1250%（见表1）。由此可见，现行资本监管办法对商业银行投资权益资产有较大限制，而对投资债权资产的限制相对较小。因此，对于分类为金融负债的创新资本工具，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权重的考虑，或将具有更大的投资需求。
表1 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权重表
投资资产 风险权重
1.对一般企业的债权 100%
2.对符合标准的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债权 75%
3.股权
3.1 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 400%
3.2 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 400%
3.3 对工商企业的其他股权投资 1250%
但同时笔者认为，投资者购买优先股与普通股所承担的风险有较大区别，建议监管部门制定更为明确、细致的风险权重标准，以区分评价投资者对于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投资行为。
（二）保险公司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
保险公司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运用比例、保险偿付能力指标的限制。
1.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的限制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保险资金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30%，且重大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净资产；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不受投资比例的限制。同时，投资单一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的账面余额，均不得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因此，从资金运营比例限制的角度看，保险公司投资分类为债务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小。
2.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的限制
保险公司投资不同会计属性的资产，会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保监会令〔2008〕1号），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即资本充足率，是指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比率，其中实际资本为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的差额，最低资本根据保监会《关于实施有关事项的通知》来确定。公式如下：
其中：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2号：投资资产》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6号：认可负债》对保险公司投资资产及负债的认可标准进行了规定，具体见表2。
表2 保险公司投资资产及负债的认可标准
项目 分类 认可标准
认可资产 金融债券 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债 100%
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债 90%
AA级以上（含AA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 100%
AA级以下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 90%
企业债券（含可转债） AA级以上（含AA级）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 100%
AA级以下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 90%
资产证券化产品 AAA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100%
AAA级以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90%
权益投资 未被证券交易所实施特别处理的上市股票 95%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权益工具 0%（另有规定的除外）
认可负债 一般负债 100%
对外担保/保证形成的或有负债 50%
次级债 剩余年限在1年以内的 80%
剩余年限在1年以上（含1年）2年以内的 60%
剩余年限在2年以上（含2年）3年以内的 40%
剩余年限在3年以上（含3年）4年以内的 20%
剩余年限在4年以上（含4年）的 0%
根据表2，保险公司投资创新资本工具时，其会计分类直接影响着保险公司认可资产的计算，从而影响偿付能力充足率，即保险公司投资分类为债务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影响较小；而投资于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可能会减少认可资产，从而降低偿付能力充足率。
根据保监会《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及《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对其投资行为有较大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保险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或投资时上季度末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50%，则不得投资股权；如果保险公司上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20%，则不得投资无担保非金融企业（公司）债券，已经持有上述债券的，不得继续增持并适时减持；如果保险公司上季度末偿付能力处于120%和150%之间，应当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严格控制投资无担保非金融企业（公司）债券的品种和比例。
（三）证券公司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
证券公司投资创新资本工具，受到证监会《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的规定（2012年修订）》的约束。
根据表3，在计算净资本时，证券公司投资企业债券扣减的比例明显小于投资股权时应扣减的比例。基于此，与投资权益工具相比较，证券公司投资债务工具受净资本的约束更小。但是，划分为权益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并不属于股票的范畴，现行的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办法没有就其扣减比例进行明确规定。
表3 证券公司计算净资本扣减比例
项目 扣减比例
1.股票
1.1 上海180指数、深圳100指数、沪深300指数成分股 10%
1.2 一般上市股票 15%
1.3 未上市流通的股票 20%
1.4 限制流通的股票 20%
1.5 持有一种股票的市值与该股票市值的比例超过5%的 40%
1.6 ST股票 50%
1.7 *ST股票 60%
1.8 已退市且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 80%
1.9 已退市且未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 100%
2.企业债券（包括公司债券）
2.1 有担保 5%
2.2 没有担保 10%
（四）基金公司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
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相比较，监管部门对基金公司投资行为的限制相对较少。根据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6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股票的，为股票基金；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的，为债券基金；仅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为货币市场基金。因此，股票基金倾向于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而债券基金倾向于分类为债务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
（五）社保基金对创新资本工具的投资需求
社保基金是证券市场的重要投资者。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1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理事会直接运作的社保基金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其他投资需委托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并委托社保基金托管人托管。
对于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暂行办法》对其投资行为进行了限定（见表4）。表4显示，《暂行办法》对社保基金投资企业债限定了较小的比重，而对投资股票限定的比重较大。基于此，社保基金或许对流动性更好、收益率也相对稳定、股性更强的优先股具有更大的投资动力，而对可续期债券、永续中票的投资需求相对较小。
表4 社保基金投资资产及投资比重
投资资产 投资比重
1.银行存款和国债 ≥50%
1.1银行存款 ≥10%
2.企业债、金融债 ≤10%
3.证券投资基金、股票 ≤40%
4.单个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保基金资产投资于一家企业所发行的证券或单只证券投资基金，不得超过该企业所发行证券或该基金份额的5%；按成本计算，不得超过其管理的社保基金资产总值的10%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基金公司在投资创新资本工具时，其投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工具的会计分类属性。其中，商业银行受到的限制最大，出于资本管理的考虑，应更倾向于投资分类为债务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创新资本工具时受到一定的资本约束，但影响不大；基金公司及社保资金受到的约束最小。
[摘 要] 根据目前调查，银行理财产品可降低风险，期限较短，逐步发展成为上市公司闲置投资的首选，根据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账务报表显示，目前资金管理部门准则没有明确提及。此篇将会阐述上市公司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根据有关企业的实际经济水平进行估测，就上市公司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做出评估和分析。
[关键词] 上市公司；闲置资金；银行理财产品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5. 023
[中图分类号] F275；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5- 0041- 02
1 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现状
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是企业家对理财、投资的一种常见理财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理财产品需求越来越大，据调查大部分的银行理财产品占预期年收益总比重的40%至50%，这远远高于银行一年的存款利息，为能得到更多的便利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同时将资金存在银行的活期账户里，因此银行理财产品成为了上市公司中最热门的投资种类。
2 上市公司闲置资金的产生
筹集资金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上市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现金，在上市公司中对于固定资产以及资本投资等相关业务活动进行之前，会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一般闲置资金的来源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在企业中募集的项目资金中多余的以及暂时不需要的资金；在银行中的长短期贷款；长短期融资券等金融活动所累积的资金。企业需要制订一个合理的融资方案，使融资方案与资金使用期限量保持一致，对于闲置的资金可以在合理的安排下进行理财管理，可以达到增加财务收入的目的。
3 理财投资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的发展情况来说，闲置资金只占财务总比重的小部分，闲置资金是上市公司持有的自由资金，是没有限制范围的，为此国家对于涉及银行贷款和募集资金的使用，会采取严格的管理和控制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对闲置资金的使用有以下明确规定：一是在合理运用闲置资金的情况下确保规范性，在规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闲置资金，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监管指引条例―上市公司资金募集管理及其使用监督办法》中要求在确保闲置资金的安全使用以外，还要开展正常的募集投资项目，二是保证资金的流动安全性，募集资金以及资金回收的安全性是可以控制的，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流动，要将对外投资金额进行按时、足额收回，还需根据投资的自身风险承受一定的风险能力，在承受风险能力的同时还能争取一定的资金效益。
4 关于上市公司限制资金购买银行产品的几点建议
4.1 当前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账务报表及处理方式
现在由于理财产品多具有风险性，大多数理财产品是不保本的，也没有公开市场的正常报价，所以有业内人士观点认为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同时可以提供售金融资产值，可以提供参考。然而，在上市公司中的财务处理方面却大不相同，除了提供售金融资产值以外，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是将银行理财产品归入财务流动总资产当中，如果上市公司进行了某些银行的交易性资产投资，在年末进行财务总结时会发现资产负债表中存在较大的金额差距，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确定资产流动情况，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明确指出其他流动资产的财务报表，在理财产品购置的同时银行会⑵渌资产流动余额作为闲置资金和暂时闲置资金募集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4.2 增强上市公司企业财务风险意识
改变旧的理财观念，尤其是陈旧的理财观念“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论市场的经济发展和缺乏调研调查，只认为有产品就不怕销量。其次就是要改变企业的从众心理，避免出现当前哪里的产品好就换做那种产品，没有企业的产品风格，为此还给设备带来了巨大压力，要更换不同的设备，选择不同的技术，为此遭受一系列不适的反应，同样也给上市公司提了个醒，对于理财投资产品是要寻找适合属于自身发展的融资方式，不能盲目跟风，要将融资效益最大化，了解市场发展经济，做到合理融资理性投资。
4.3 建立健全财务预警机制，及时防范财务风险
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构建一个有效稳定的空间，在构建有效稳定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了解企业发展现状，结合公司的财务报表评估与预测未来的资金效益，还需建立健全财务的预警机制，提高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识，也可避免在财务风险上手无足措，无法应对的情况。要根据每个公司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关的财务预警机制，但必须要遵守三个准则：实用、简便、适用。根据这几大准则建立实施一个可行的方案，助于公司财务效益收入，当然，还应结合客户的相关评价情况和合同审批制度归入管理财务方案。
4.4 严格遵循银行融资规则
上市公司之所以运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为了获得高于银行利息回报，市场上一般不会出现银行理财产品，因此银行理财产品不属于金融资产的交易物。银行理财产品一般不会活跃于市场经济，为确保收益的理财产品不属于储蓄金额，银行理财产品会有明确的标出，会区别于投资和储蓄关系，因银行对于理财产品具有不确定性，银行将预期收益作为银行理财产品中的模拟收益，确保银行金融融资的风险。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项目主要是贷款与应收款，这是企业通过商品销售以及提供劳务作为相关媒介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因此贷款和应收款在市场上没有报价也不会活跃于市场，对此银行采取相应的“贷款和应收款”作为银行融资规则。
4.5 上市公司应加强企业成本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上市公司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加强对公司的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者需着重注意的，在关注的同时应探索更好的方法确保提高银行效益。在看似不是管理环节的时候，更加要注重管理，科学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者首要遵循的条件之一，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将评估与预算相结合，科学合理管理企业财务，利用财务报表和现有、历史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在预算同时应该还需制定相关管理计划，排查管理中所存在的漏洞，在资金的运营与比对下要将企业资产效益最优化，利用理财平台，推广企业资金流转运作，还需要管理成本效益，减少资金投资风险，就可以实现促进企业利润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罗小鹏.上市公司闲置资金投资方式及会计处理[J].中外企业家，2014（30）：51.
利用外资化解不良资产的优点
首先可理解为在资金量上的优势。据悉从四大国有银行沉淀下来的不良资产有2万亿元，中国现在至少有一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金融资产需要进行重组或处置，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各只有100亿元注册资金。而且，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再加上我国近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上已经是捉襟见肘，政府已无力支援国企脱困了，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不应该干涉企业的运行。在这种形势下，就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在利用资金问题上广开门路，利用外资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再则由于国家为了发展战略的需要，建立了许多资金密集度很高，资金需求规模很大的企业，这和我国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利用合资或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直接利用国外较为廉价的资金，避开国内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限制，就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也会随之传入我国，可以达到加速不良资产重组与处置进程的目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盘活蚌埠热电厂不良资产就是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蚌埠热电厂是安徽省最大的区域性热电联产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严重不足，负债过重，管理欠佳，该企业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9月从中国建设银行接收了对蚌埠热电厂的17294万元债权后，在反复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案，并于2000年3月与外方签订了包括中外合资、合作经营、资本重组、资产重组等内容的一揽子协议。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给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促成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为企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手段的优势，有助于最大限度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和化解金融风险。目前，蚌埠热电厂项目取得显著成效，合作公司新源热电成立后经营良好，一举扭亏为盈。信达公司的债权也得到了较好的处置，到今年4月，信达公司已回收债权本息8512万元。由合作公司承担的保留债权，由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贷款正常收息，加上以企业的资产做抵押，已转变为优质债权。蚌埠热电厂项目的成功运作，充分表明引进外资是筹集资金处置不良资产、增强实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按国际惯例组织生产、经营和管理，支持国企改制脱困的一条有效途径。
此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独秀星投资基金下属的独秀星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就建立中外合资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也是一次很有益的创新。根据合作协议，外方将以现金、信达公司以非现金资产投资组建合资公司，处置信达公司拥有的不良金融资产。这种合作形式在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中尚属首次。业内人士评析，通过合资的方式批量处置不良资产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独秀星亚太投资公司的合作，将是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与境外金融业第一次通过建立合资公司形式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有益尝试。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有效途径。
而且我国在诸如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部门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很多行政官员又为了政绩或是某一国家战略的需要。把一些高新产业引入那些本身就有很大问题的国有企业。于是经常可以看到某某药厂新引进生产线搁置，某某酒厂发展的生物制药厂房被用作了仓库之类的报道。这类高新生产线非但不能为企业赚到利润，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行政干涉而造成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当，设备的闲置，给国家的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外资在这一点上则正好弥补这一劣势，从事专门生产领域的外资在某些行业的运作中在技术，管理经验，信息资源上都具备较强的优势，这样企业的资源也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企业的竞争力就可以得到增强。
无论如何，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向外资放开是有效而现实的选择，也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外商也对中国的不良金融资产抱有浓厚兴趣，在他们眼中，通过购并金融资产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自然资源优势和现有营销网络，享受中国低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的优势，扩大生产规模，是件一举多得的美事。现在,国际资本市场有大量资金，而且他们都是做中长期投资，对我国企业重组上市很有信心。同时这对我国国有经济也是很有益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日下，国有资产的经营不善，再加上现今国有经济规模过大，而质量却不高，这不利于确保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国有资产退出可带来一大比可观的资金，有利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方案。
二、1999年，我国政府推行国有企业"债转股"改革，同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管理由"债转股"而形成的国有资本。这是漫漫国企改革长路上的又一创新之举。采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同时，债转股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国有企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次债务重组行动。
在最近的一些关于债转股的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频出重拳，开始利用外资化解不良金融资产。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债转股也是较为热门的一个话题，德，法正在积极与俄商讨利用债转股化解俄的国际债务纠纷，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正在积极利用外资化解本国不良金融资产，这些举措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目前操作方式是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与外资进行资产置换，这是相对简单且安全的方式,此外还有更多的操作方式在考虑之中。但对此问题金融界仍有分歧，更多的担忧来自于中国不良资产的国家债权性质，及中国二级市场不成熟等，这些难免使人在选择处理方式时有所顾虑。
然而鉴于外资在过去的20年中对中国经济强劲的推动作用，及对中国深化改革的催化作用，在不良资产这一问题上引进外资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就针对此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三、难点及一些问题分析
虽然在利用外资推动债转股上有很大的好处，然而由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保障经济稳定、推动国企改革意义深远，具体操作必须慎之又慎。再加上一下子让那么多的国有资本退出生产领域转让给外资，这不是件轻而易举能办成的事。在这其中也必然会遇到很多的阻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下面我对主要的难点及问题加以分析研究：
1、不良金融资产自身的问题。"不良"二字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些资产的处置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取得经营所需的资金有两种方式：股本或债务。长期的情形该是企业给股本拥有者的分红要高于债务的利息，也即支付给股本资金的平均回报中有一个风险贴水。因此国企如果连银行利息和本金都无力偿还，则只能说明企业本身效益差，资产回报率低。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间的资本移动与一国内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本流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资本总是对应着更高的预期收益率从一个旧的地点转移到新的投资地，经济个体都追求其最大化。因此，外资来到中国的目的也觉不是为了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相当一部分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没有了多少价值，由于种种原因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债务关系都无法理清，这些都给利用外资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有外商就表示害怕在投资这些不良资产中遇到一些黑洞：企业大量生产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库存严重，社会负担沉重，财务状况混乱等。
2、权与利的问题.记得当初刚传出债转股消息时，有一部分企业"狂轰滥炸"国家经贸委，希望被选中。而随着资产管理公司在债转股后可以行使股东权利的信息传出后，一部分已经被幸运地列入到债转股名单的企业又悄悄想退出债转股改革。企业当初的想法无非就是想着债转股是一顿"免费的午餐"，通过一场数字游戏后完成一次债务的顺利大逃亡。而事实上债转股是一味苦药，特别是对外资转让的时候。那样随之而来的是管理权的让出，而且以往利用外资的实践让我们感受到外商控股欲望之强烈，这势必会牵涉到企业内部的强烈阻挠。还有那些企业过去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不良资产转让给外资，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成新的合资公司，那就意味着部门行政权力的削弱。另外，国有资产退出后，所得资金是归中央还是某部门（或地方政府）或是企业，这涉及到中央，部门（或地方）及企业三方的利益问题，影响到各方的积极性。
3、制度法规的问题。目前，我国还未制定专门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特别法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很不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某些运作方式甚至还和现行法律有所抵触。比如《担保法》第61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而最高额抵押的债权在银行中运用比较普遍，金额也较大，这种规定限制了该类债权从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的转移。实际上，大量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已经从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如果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此种做法是违法无效的。再比如，资产管理公司作为金融企业应受到《公司法》的规范。《公司法》第24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但并没有明确可以用债权方式出资。第12条中规定："公司对其他公司投资的，其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而以信达资产公司为例，其注册资本约100亿元，但与其正式签约的企业，信达出资已超过了50亿元，这明显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此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金融资产公司收购、承接、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一切税费应予免征。但究竟采取直接免征还是先征后返？在具体操作上尚不明确。还有根据《全国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44、45条规定，国有企业厂长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须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但债转股后，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资产公司将以股东的身份加入，并可行使选举、更换人事的权利，如果同国企的主管部门在人事任免上发生"碰撞"，那么企业究竟该听哪个"婆婆"的指挥呢？而目前资产管理公司至少要受到《商业银行法》、《公司法》、《担保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及《税法》这五种现行法规的限制，这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留下了诸多隐患。在这种法律制度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就给外资的进入增加了风险。境外的投资者不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无法从法律上得到明确的保障，不知道自己对这些不良资产有多大的处置权，对承接不良资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表示担心，这将直接影响到不良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
4、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在选择对外资转让的方式上就存在一个经济安全问题，从现在的案例来看，最近的操作方式只是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进行简单的资产置换行为，这当然不会影响到经济安全。但随着股权转让的深入及进一步加速不良资产处置的需要，会形成更多的对外引资方式，其中更多的考虑将在资本市场。如发行债券或可转换债券，这种方式虽然操作简单，并能在短期内筹集大量的资金。但如果到时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权仍无法摆脱"劣质"的命运，则债券持有者将向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按全部面值要求兑付其债券，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将陷入国际债务危机。再如利用证券市场吸引外资会否冲击我国的证券市场体系等。
四、对策分析
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或还没出现或还没有显露出来，这些问题都阻碍了债转股的深入，不利于外资的引进。下面我想就对这些问题的对策进行简单的分析，希望能对此有所帮助。
在不良资产的问题上就需要资产管理公司在向国外投资者推销这些项目之前先想一下怎样使"不良"资产更有"卖点"。如有以负债1.54亿元人名币的煤矿企业，经打扮摇身变成"当地的龙头企业，市场潜力巨大，技术全国领先，有稳定的市场"等，当然资产管理公司在虚的地方作好文章后更因在实的地方下好工夫，资产管理公司更应当向那些进外投资者介绍些他们所关心的种种优惠条件。普遍的比如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资产可以享受部分或全部税费减免；政府有关部门即将出台吸引外资的相关政策，对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购买公司股权、债权和实物资产，组建外商投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等方面加以明确，在外商投资待遇，简化审批程序，外债额度，外汇汇出上将给予政策扶持等。另外据悉，4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都已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承销资格，其中，信达公司的证券承销业务经营资格已获批准，准备在自己资产管辖的范围内做上市承销、A股增发等工作。国务院有关文件已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在资产管理范围内从事股票承销、资产证券化等工作。那么如果外资进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范围内的项目进行并购或重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效益良好，达到国内上市发行A股的资格，那就可以由资产管理公司推荐上市。另外，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债权人中有不少国有企业是A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本身就是上市企业，如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就有11家上市公司的债权，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手中有20多家，如果能参与这些不良资产的处置，就有可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上市公司的债权人。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通过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率先进入我国的A股市场，其中机遇和前景对他们来是说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事可行，那他将是这些不良资产的最大卖点。当然在追逐这些卖点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用折价的办法给境外投资者以优惠，来吸引外资进入，在美国就曾有过一美圆购买几十亿美圆企业的事情。
在部门权力的问题上我认为这正好顺应政府的体制改革，削弱部门的权力有利于政府机构的缩编整改，且市场经济体制应顺应"大社会，小政府"潮流。在利益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可参照税制改革中的"分税制"，即同时兼顾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在保证中央利益的前题下最大可能的激发地方（或部门）的积极性。不过此问题要显得负杂些，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与地方（或部门）在对企业的扶持上力度有所不同。因此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划分各方所得的比例。但国家利益应放在首位，为此在此问题上还是应采取强硬的态度。这就需要强化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赋予其相当大的权力，让其在运作过程中不受地方及部门行政力量的干预，让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尽可能市场化。虽然以中央的行政力量排除地方的行政力量，这仍然不能摆脱行政干预的影子，但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也是非常可取的一条途径。
对于政策法规的问题不少人士建议尽快起草《债转股特别法》或《投资银行法》，并制订有关条例，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免、减税的范围和具体方法，会计核算和财务处理的操作方法以及其他相关事宜，为其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使债转股真正成为推动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一项突破性的政策措施。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增加了操作的透明度，有利于海外投资者减少购买不良资产的风险。
1998年以来通货紧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通货紧缩直接导致投资不振，消费不旺，经济增长减慢，失业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激活内需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最大的难题。1998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启动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倒逼机制”下形成的过度依赖银行信用扩张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以国债政策为核心的财政政策首次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担当起了拉动经济的主力军。一般认为财政主体进入市场存在着支出效率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以及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弊端。因此，如何评价国债绩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多马投资双重效应理论认为，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有效需求（投资产生的收入效应或需求效应），同时也能增加资本存量（投资产生的能力效应和供给效应），提高生产能力，加速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指出，在高储蓄率的基础上，为保证增长率接近自然增长率，必须提高边际资本系数。假定各部门资本系数保持不变，那么提高资本系数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资本系数高的部门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比重。从中国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各部门资本系数高低依次为：出口部门＞政府部门＞民间部门。但在出口不景气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部门在资本分配结构中的比重显然无助于整个宏观经济资本系数的提升。因此，增加政府部门在资本结构中的分配比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二、中国国债减税性和生产性特征分析
国债能否产生拉动效应主要由3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是否具有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资产替代性如何。中国发行的国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国债。据统计，1978－1991年国企留利额年均递增33.5％，同期国债余额年均递增33％。减税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刺激企业的投资。假如因发债而引起市场利率上升时，也未必会真正引发投资下降。格鲁斯曼（Grossman，1972）和巴罗（Barro，197Q等认为，虽然发债短期内会导致市场利率上扬，通过投资函数I（r，Y）使投资I下降，但发债引起的国民收入Y的上升却可以拉动投资I增长。因此，即使在市场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投资的最终增减取决于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中国民间利率的低弹性和经济的高成长都决定了债务融资所产生的是正的拉动效应。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有价证券市场风险极大，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单一，证券类型的资产所占的比重较低，其资产组合调整的余地不大。根据2000年第一季度央行对全国城乡储户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储蓄仍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居民选择意愿中储蓄占70.2％，国债8.3％，股票仅为7.6％。此外，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上升，广义货币和GNP的比率在下降的现象也说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非常单一。降息和开征利息税虽然降低了储蓄收益，但中国居民储蓄资产仍然保持着较低的利率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进程较慢，市场缺少被居民广泛接受的安全投资工具。因此低风险的公债发行产生拉动效应的可能性相当大。新凯恩斯模型（Benavie，1976）和新古典模型（Park，1973）研究也证明具有资本性的财政赤字并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亦证明生产性财政支出影响生产潜能。因此，判断国债是否产生拉动效应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研判中国国债资金是否具有生产性。中国国债从性质上可分为赤字国债和建设国债两大类。赤字国债主要用于平衡财政收支。理论表明，赤字支出对社会需求的贡献程度要大于财政盈余下的政府支出。因为赤字支出是没有财政收入支撑的政府支出，它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是100％。而有财政收人支撑的政府支出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只是把居民收入转化为财政收入时，居民原本用于储蓄的收入部分才转化为政府投资，所以后者对社会总需求的贡献率取决于社会平均储蓄倾向。建设性国债绝大多数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从1995年国债支出结构来看，在3300亿元国债余额中，约2650亿元即占国债总余额的80.30％的国债投向财政性建设领域，占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5380亿元的49.25％。由此可见，中国国债支出结构具有典型的生产性特点。
国债用于扩大总需求的途径包括：（1）政府购买支出（投资支出或消费支出）直接形成现实总需求；（2）通过转移支付影响不同消费倾向的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来提高总体（高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即可述为c＝c1y1＋c2Y2，其中：c1＜C2，y1＞y2，c1、c2表示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两条途径的乘数不同因而影响效应也不同，转移支出是通过y2cAD，其乘数为b／（1－b）（1－t）（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0＜b＜1，0＜t＜1）。政府购买支出乘数为1／（1－b）（1－t），将直接形成生产能力。因此，途径（1）的扩张效应大于途径（2）的扩张效应。所以中国国债的建设属性对国债经济效应的发挥十分有利。
三、对若干领域国债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国债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相关性和趋势性分析
在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因素中除了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等外，投资始终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90年代“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取代了80年代“超前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和贡献率的增速开始大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贡献率。研究证明，在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资本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1952－1978年间，其贡献份额为58.36％；1979－1995年间为40.40％。资本投入的增速与GDP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参照国际上的经验，情形也大致如此。1979－1997年间中国总投资与实际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68，与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85.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间的相关性已经由1978－1990年的0.628上升到1991－1997年的0.891.1989年投资仅下降343.4亿元，总需求减少达1000亿元，GDP比1988年下降7.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先期快速增长往往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通过对1982－1996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也可见一斑。1982－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经济的高速增长均是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先增长之后出现的。1982－1988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1.4％。而固定资产投资在1982年就率先启动，当年现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8％，可比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6％，分别比上一年现价及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19和8个百分点。1991－1996年可比价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达19.2％，高出同期GDP增幅7.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形成的信贷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1984－1996年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贷款增长率的变动基本与M2增长率变动同向。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往往随着M2起落而变化。1989年M2增长率减至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下跌为7.2％；随后各年的M2增长率从27.29％一直攀升到3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直线上升到1993年的最高水平61.8％。1995年开始，M2下降到30％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随之递减。从1997年到现在，投资增长率持续低于15％，1997年至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分别为8.8％、13.9％、5.8％。其中非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呈负增长态势。这种状况是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后劲的要求都是不相适应的。
国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支撑力量。固定资产投资与货币量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强化了国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重要地位。从1982－1997年数据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来看，国债发行增长与固定资产增长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在此期间，1984、1989年的实际固定资产增长大幅回落均与该年度国债发行额减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两者比率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扣除1984，1983年外），国债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国债发行增长额÷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100％）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而后趋于稳定的过程。
（二）国债投资平抑经济波动的福利绩效分析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剧烈的经济波动将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总体绩效和社会总福利。短期超速的经济增长的往往被随之而来的低速和负增长所带来的痛苦所抵消。经济增长的巨幅波动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潜在运行风险。据统计，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中曾发生8次大波动。波动频率高达3－6年；波动幅度前7次最高曾达66.1％，最低8.4％，平均22.6％。部分时候波动幅度甚至高于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时的波幅。1960－1989年中国经济波动系数是美日等国的2－3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对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十分有利。彼得?林德特和直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曾指出：“价格稳定是一种明显的净利益”。布坎南也认为，积极的财政介入可以减低过度非均衡，也同样有利于福利的提高。运用国债减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还有利于全民福利的增加。从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债的发行促进了经济的平衡增长，对消除经济剧烈波动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性质已经发生本质改变，由原先总量型波动转变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基本一致，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需求方面带有较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特征，而在供给方面又表现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特征。从国债实践来看，国债规模上升并不构成引起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下降的直接或间接原因，相反，国债资金的介入有助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1993－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分别为4.72、2.51、1.94、1.51、1.00、1.83和0.72，呈现依次下降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大幅度降低，一方面说明单位投资所支持的经济增长能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增长波动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提高。随着财政（国债）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介入的加深，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也日渐减小。1977－1999年经济周期波动振幅平均为7个百分点（波动振幅＝波峰水平－谷低水平），1977－1999年波动系数（波动系数＝实际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的幅度／长期趋势）为0.3148，大大低于1952－1976年1.6751的水平。特别到了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波动收敛性日趋明显。经济周期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为增强。经济平均扩张速度（扩张期经济波动的振幅／扩张期时间长度）为4.6％，与1981年以前相比明显减缓；平均扩张长度为2年，与改革前基本持平；同期平均收缩速度呶缩期经济波动的振幅／收缩期时间长度）为2％，平均收缩时间长度为3.5年，比改革前延长了0.9年。
（三）国债对技改投资增长的贡献性分析
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都离不开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利用国债投资对关系到实体经济长远发展的技术装备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求进行扶持，将十分有利于把财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90年代以来，技改投资由1993年的50.31％回落到1997年8.25％，1999年甚至回落到1.1％的水平，并且增幅持续下降的趋势一直未得到扭转。1998年开始为扭转技改投资下滑的局面，财政部陆续在国债中安排了国债技改项目资金，从实践结果来看成效十分显著。1998年90亿元的国债贴息技改贷款，据测算，拉动约1000亿元的企业技改投资；1999年90亿元的技改贴息国债使2000年第一季度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了15.8％，全年带动1800亿元技改投入；2000年4月财政部再次宣布在新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中安排90亿元的技改贴息国债。2000年约880个技改项目得到银行贴息，累计投资达2400多亿元。从技改资金来源构成分析，与国债技改投资的增长相反，自筹资金以及利用外资占技改资金来源的比重出现下降。据统计，2000年1至6月，占企业技改资金来源2／3的自筹资金虽然增长22.8％，但其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却由1999年同期的70.8％下降为66.1％。利用外资技改资金增幅下降15.6％，其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也从去年同期的5％下降为3.2％。自筹资金以及利用外资所占比重的下降将会构成技改投资稳定增长的制约因素。由此可见，国债在技改投资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0年1至6月全国技术改造完成投资1399.74亿元，比1999年同期增长22.9％，远远高于1999年全年1.1％的水平，也超过“九五”前4年1－6月技改投资增长最大的1997年15％的水平。技改投资的增幅远远超过了同期其它投资项目的增长（如基建投资完成4188.81亿元，增长6.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622.60亿元，增长22.4％）。
国债技改投资还带动了银行、企业相关配套技改资金的投入。2000年1－6月，工行在基础设施和国债技改项目等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发放的项目贷款已累计达540亿，比1999年同期增长47％，其中投向公路、电力、城建等基础设施262亿元，占49％，投向企业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278亿元，占51％。受理国债贴息技改、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城建项目635个，贷款需求730多亿元；承贷项目440个，贷款额430亿元，其中，承贷的国债技改项目占全部国债技改项目的70％以上。截至2000年底，财政已累计投入195亿元国债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贴息，安排重点技术改造国债资金项目880项，拉动技改投资2400亿元（其中贷款1459亿元），国债贴息资金的拉动效应达到1：12.这对中国产业升级和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国债投资的经济增长绩效分析
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历程充分证明了，国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的增支国债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通过国债投资与GDP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也可证明一点。从1981－1999年间国债与GDP增量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和居民储蓄余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均表现为负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居民储蓄余额的增长将间接导致民间投资增长下降。因此，适当降低居民储蓄余额，引导其进入投资领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M0和国债发行额对GDP的增长起到正促进作用，其中每增加6.789个单位的国债发行额可带动GDP增长1个单位，即国债投资对GDP净增量的贡献率高达14.47％。
郭庆旺、史永东等分别对增发国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而逐步得到强化。对经济增长的总效果和总贡献率已经由1981年的1.32、13.08分别提高到1996年的2.01、19.57，年均增幅分别为4.3％和40.56％；相机抉择政策效果和相机抉择贡献率也分别从1981年的2.36、23.39上升到1996年的3.80、37.00，年均增幅也分别达到9％和85.06％。有关研究也证明，财政赤字在1981－1996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3％，相机抉择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5％（郭庆旺等，1999）。1981－1996年间中国国债发行额与GDP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0.995），而且国债发行额与GDP呈现出同向波动的特点。国外同类实证分析也基本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国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R?S?平狄克、D?L?鲁宾费尔德，1997年分析了美国1970－1981年间国债发行量与GDP的关系证明，美国12年间国债发行量的波动与GDP的走势保持高度的同向运行态势；崛内昭交1998年通过对日本1975－1985年间数据分析也得出近乎一致的结论。
关键词：同业业务 同业拆借 市场监管
2013年12月7日，人民银行了《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同业存单正式推出。同业存单的推出增加了金融机构同业负债的管理工具，也有利于规范近年来迅猛发展的金融机构同业业务。2012年以来，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带来的市场剧烈波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以辽宁省为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的新特点
同业业务是商业银行之间及其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放、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同业借款等1。新形势下，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不稳定性增强
近年来，同业业务由于资金使用效率高、盈利空间大、资本消耗低、无拨备要求等优势，受到银行机构的普遍青睐而得以迅猛发展。以辽宁省为例，2012年末，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负债方余额较2010年末增长了92%，高于同期各项存款增速63个百分点；同业业务资产方余额较2010年末增长了67.9%，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近30个百分点。
但由于同业业务有别于一般存款业务，其游离于实体经济，流转于金融市场，乘数效应显著，具有一定的虚拟特性，极易受市场事件、预期因素及政策环境影响骤升骤降。2013年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同业业务萎缩。2013年9月末，辽宁省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负债方余额较2012年末缩减了7.3%；同业业务资产方余额较2012年末萎缩了11.8%。特别是，同业负债期限主要以3个月以内的短期为主，不稳定性较强，使得同业负债占比较高的金融机构较易在同业负债批量到期而市场整体资金紧张时出现困难，如2013年6月债市风暴中某股份制商业银行首先出现违约。
（二）业务衍生形式多元化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商业银行之间及其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行为都可以称为同业业务，既包括无担保的同业拆借、同业存放、同业借款，也包括票据的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从辽宁省的情况来看，同业往来（包括同业存放和同业拆借，下同）和买入返售分别是同业业务负债方和资产方的主要形式。在负债方，2012年末，同业往来占金融机构全部资金来源的7.15%，卖出回购占2.92%。在资产方，2012年末，同业往来占全部资金运用的5.35%，买入返售占7.79%。同业往来中同业存放占绝大部分。从负债方看，2012年末，辽宁省金融机构同业存放占同业往来的93.8%，同业拆借占5.84%。从资产方看，2012年末，存放同业余额占同业往来的85.39%，拆放同业余额占比为9.27%。这主要是由于同业拆借有明确严格的监管规定，为规避监管，金融机构不断创新拆借之外的同业业务形式。
笔者发现，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系统内以“协议存款”的方式通过“存放同业”科目将闲置资金上存，之后通过“调出调剂”来运用资金。另外，金融机构通过同业拆借进行的同业业务也不全是监管范畴内的同业拆借，比如，辽宁辖内某城商行同业拆借项下开展的业务实际上是同业代付2。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同业代付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12〕237号）规定，同业代付记录在同业拆借项下，但实际监管上并不适用《同业拆借管理办法》。
（三）功能发生本质性改变
同业业务逐渐由清算工具演变为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工具。在同业存款利率放开之前，同业存款主要期限为活期，用途是清算，同业存款利率放开以后，特别是近几年，非清算性质的同业存款大幅增加，其清算功能逐渐弱化，资产负债管理功能进一步突出。
以辽宁省为例，2012年末，满足清算需要的活期同业存款余额较2011年末下降2.4%，2013年9月末较2012年末又进一步下降70.9%。同时，作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工具的定期同业存款急剧增长。2012年全年定期同业存款累计发生额较2010年增长了270.4%。同业业务中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成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渠道，与公司业务、零售业务并列成为许多银行的三大主营业务。2012年，辽宁省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增量中同业业务占比为15.64%，较2010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资金运用增量中同业业务达到22.90%，较2010年提高了22个百分点。
（四）机构主体分层化明显
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部分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为主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经营较为活跃，创新性强，属于相对风险偏好型，其主要通过在同业市场吸收资金进行高盈利性运作，同业业务以负债方吸收资金为主。全国性大型银行资金相对充裕，区域性中小型银行资金运用渠道相对单一，这两类机构是同业市场资金的主要供给方，同业业务以资产方运用为主。
以辽宁省为例，2012年，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3同业往来负债方增加额为99.13亿元，同业往来资产方增加额为206.54亿元；中资区域性中小型银行4同业往来负债方增加额为16.33亿元，同业往来资产方增加额为149.12亿元。两类金融机构合计资产方增加额是负债方的3.1倍。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5同业往来负债方增加额为768.61亿元，同业往来资产方增加额为249.29亿元，负债方增加额是资产方的3.1倍。2013年前9个月，辽宁省中资全国性大型银行同业往来负债方增加额为-119.22亿元，同业往来资产方增加额为215.21亿元；中资区域性中小型银行同业往来负债方增加额为79.99亿元，同业往来资产方增加额为111.22亿元。辽宁省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同业往来负债方增加额为252.72亿元，同业往来资产方增加额为-422.05亿元。
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存在的问题
（一）放大了市场波动
目前，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一是借短放长的利差，二是巨大的同业业务发生额和较高的流动频率。前者势必形成资产负债的大量期限错配，后者在金融机构相同的考核周期下，同质化的资金需求和不稳定的资金供给极易引发市场共同的乐观和紧张气氛，特别是大量关键期限同业资产到期的资金紧张时期，如果发生违约事件就会迅速在同业中引发恐慌情绪，并蔓延传导，放大市场资金波动和价格波动，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
（二）游离于市场监管
现有法规对同业拆借制定了较为详尽的监管办法及实施细则，但对同业借款、同业存放、调入调出调剂等资金往来的规定较为简单，甚至模糊。金融机构为规避监管，基本上采取同业存放、同业代付等性质相同但形式不同的业务方式来取代同业拆解，规避监管。近些年，辽宁省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占同业业务量不到10%，没有同业借款发生，目的就是规避人民银行的监管。
（三）规避了信贷调控
目前，同业业务不仅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成为银行将表内信贷资产转移出表外，规避信贷调控的重要手段。据对辽宁省城商行的检查，途径有以下几类：
1.票据买入返售
部分城商行通过票据买断转贴现，与贷存比较低的农信社和农商行合作，将应归于贷款项的票据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下。
2.信托计划
个别城商行通过自营资金对接银信合作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将信贷资产转移至资产负债表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项下。通过上述腾挪，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融资行为被掩盖为银行与金融同业之间的金融资产投资关系，不占用信贷规模，降低了风险资产规模，又能够绕开存贷比监管和信贷政策导向的约束。
3.资管计划
个别城商行通过同业存放资金对接银证合作的资管计划，将融出资金转移至资产负债表的“应收款项类投资”项下。
（四）脱离了市场监督
市场的监督主要取决于信息的透明。《同业拆借管理办法》规定，同业拆解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进行。对同业存放等同业业务没有相关规定，目前金融机构间同业存放普遍采取网下交易。从辽宁省的情况看，九成以上同业往来采取网下交易。大量的网下交易容易产生期限不透明、信用不透明、机构不透明，给银行运作、市场监管和金融系统稳定都带来隐患。
政策建议
（一）修订《同业拆借管理办法》
将金融机构间同业存放、同业代付、同业借款等无担保的资金融通业务全部纳入同业拆借监管范围，完善监管制度，杜绝变相拆借行为的发生。同时，纳入同业拆解监管领域后，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进行交易，有利于同业市场的透明、监管及交易主体之间市场行为的发现。
（二）完善对同业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
按照现行的监管规定，同业资产的风险权重为20%-25%，同业往来资产无拨备要求，同业存款大部分无准备金要求，这些监管规定无法全面衡量同业资产负债业务风险，刺激了同业业务冲动发展。建议修改监管标准，促使金融机构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发展同业业务。
（三）改革商业银行考核机制
目前，利益驱动下的商业银行考核模式既包括时点考核，也包括规模考核。时点考核人为设置了易引发市场波动的关键时点，规模考核加剧了同业业务规模过度虚拟性的特征。建议改时点考核为日均考核，规模考核为单位指标的盈利水平考核。
（四）丰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工具
近年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模式主要是资产带动负债下的发展，这种同业资产发展的模式使得市场资金紧张成为常态。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主动负债管理应该成为商业银行日益重视的资产负债管理内容。同业存单的推出，为拓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促进货币市场发展提供了标准化的主动负债工具。建议加强对标准化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监管，进一步丰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工具。
注：
1.《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 同业代付是指受托代付行根据代付申请行的委托，在规定的代付起息日，向代付申请行指定的企业支付相关款项，代付申请行在约定的代付到期日归还代付行有关款项的业务。
3.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在辽宁辖内的分支机构。
4.包括鞍山、抚顺、丹东、营口、阜新、辽阳、盘锦、葫芦岛、铁岭、朝阳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营口银行除外）。
5.包括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进出口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平安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盛京银行、大连银行、锦州银行、营口银行、哈尔滨商业银行、吉林银行。
作者单位：赵 越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货币信贷处
【关键词】现代企业；投融资；新会计准则；改革战略
一、企业投融资的概念
所谓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指的就是企业的资金投入机制、融通机制及其管理监督机制等投融资管理制度等，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运行机制，与经济体制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投融资体制要与经济体制的基本属性相匹配，它是经济体制的中心内容，其改革将涉及到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多个方面，会对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所谓投融资，事实上，它包含了投资和融资两个方面的含义，隐含了投资与融资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投资与融资分别来解释下各自的内涵。就投资来说，它可以根据企业投资时间的长短来划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所谓长期投资，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长期资产的投资，即资本资产的投资，包含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金融资产（证券）等方面的投资。所谓短期投资，主要指的就是流动资产的投资，包含了现金、应收账款、短期有价证券、存货等方面的投资。应该来说，在企业的财务管理当中，尤其是投融资概念中更为关注的是长期资产的投资，也就是资本预算，它涉及到的是企业的整体经济价值，是企业价值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主要依靠资本预算来创造。就融资而言，它主要指的就是筹资问题，我们同样可以依据时间长短来把融资划分为长期（资本）融资和短期（资本）融资。长期资本融资主要有债权人权益的长期负债，包含了长期借款、长期债券、融资租赁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所有者（股东）权益，包含了所有者投入资本、股票、留存收益等。与之密切相关的有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负债期限结构这三个重要的概念。短期融资方式主要指的就是企业的流动负债情况，包含了短期借款、短期债券、商业信用等。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营运资本。因此，企业的投融资概念包含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预算、长期资本融资、资本结构、股权结构、负债期限结构以及投资与融资的互动关系。
二、企业现行投融资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应该来说，自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投融资领域中的某些问题提供了指导性的解决办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对传统的投融资体制进行了改革之后，间接调控就成为了主要的投融资管理手段和内容，把对投融资的管理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利用各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投融资。改革之后的投融资体制中，投资主体变得更为多元化，已经基本形成了由各级政府、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人和个人投资者构成的多元投资主体格局，使得原来单一和高度集中的中央决策制被分散的、多层次的决策格局所取代。此外，由于对传统的投融资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为融资渠道开辟了多元化的局面，投资使用也转向责任化，投融资活动具有了浓厚的市场氛围。
以上这些都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后取得的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但是，我们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任何事物。由于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非常深刻，改革之后的投融资体制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印记，因而，改革之后的投融资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投融资市场体系发育较为迟缓，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还不够灵活，投融资风险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政府对投融资的宏观调控尚未实现科学化、系统化；投融资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由于我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不够充分以及投融资市场不够发达，因此，就造成了现代企业投资发展方向和重点不明确，投资总量不足，投资方式较为简单原始，融资类型较为单一，融资结构不合理。
三、基于新会计准则的企业投融资改革具体策略
首先我们来谈谈新会计准备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一般来说，企业的投资决策是指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为投资的根本指导原则，然后再对各项投资方案进行选择。应该来说，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的投资越来越普遍，产权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化。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降低营运风险，必须加强对于投资决策的选择。在新会计准则影响下，现代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无形资产、债务重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都会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为进一步规范了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建立，维护对外投资资产的安全与完整。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为在投资领域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对有条件适用此方法的上市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无形资产准则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为，它提升了自行研究开发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而提高了企业对自行研究开发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积极性。债务重组准则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可以因此而获得利润，另外一个方面又规定了公允价值的使用，优化了经济资源的配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为可以帮助投资者更直接地了解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情况，及时察觉企业潜在的风险。此外，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融资决策也存在着影响，主要是政府补助、借款费用、租赁、金融资产转移等准则的实施将对企业的融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策略：（1）首先从投资方面来说，企业应该构建出一套较为成熟可行的投资体系。具体来说，企业应该首先做好投资的投向选择工作。这主要包含了终端投向、服务投向、实业投向、资源投向和前沿投向。投资的方式应该实施多样化的战略，因为投资方式不同，其也具有不同的优点和适用情况，企业应该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投资方式和组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投资效果。一般来说，企业可以实行并购投资，参股方式投资等。企业还可以采用稳妥的战略来改进投资体制，比如说渐进式战略和循环式战略。（2）企业还要从融资方面来考虑，构建出一套成熟可行的融资体系。具体来说，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外融资环境，实施综合运用各种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融资战略，实现科学融资。要拓展股权融资方式，一方面可以努力寻求上市融资，另一方面，还可以采用私募股权融资，引入金融投资者或战略投资者。通过吸收股权融资，以较分散的方式进行权益融资，弥补企业权益资金的不足。企业还要打通长期债权融资通道，视时机和条件积极进行项目融资，努力探索新的融资方式。此外，企业还要注意运用低成本的融资战略。（3）企业还要为了解决投融资领域的各种问题，努力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就要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力度，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具体来说，企业应该规范投融资立法，严格执法，打破目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努力培育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尽快形成市场竞争机制，政府部门彻底转变职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确立独立的投资主体地位，建立投融资风险约束机制，并最终加强和完善投融资的宏观调控。
总之，现代企业在新会计准则的影响之下，应该尽快深化对于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构建出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投融资体系来，多渠道多方式的来拓宽投融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1]李闻一，徐磊．新会计准则的四大改进[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
[2]吴珊，新会计准则与财务决策论坛综述[J]．会计研究．2006（9）
[3]夏成才，邵天营．公允价值会计实践的理论透视[J]．会计研究．2007（2）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证券或资产不存在从国际流动中获利的机会的一种市场稳定性,这时,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一种静止平衡的状态。其形成条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即期汇率,F表示远期汇率,以r、r*分别表示本国货币利率与外国货币利率(投资收益率)。假设从国内筹措的资金为一单位本国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抛出得1/S外国资产,再把1/S外国资产投资于一长期投资项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币资产,再到外汇市场上兑换本币,可得(1+r*).F/S本质币资产。同样道理,投资者也可以从国外筹措资金,投资于本国资产,最终可得(1+r).F/S单位外币,两种投资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方向取决于两种投资方式的最后收益率与投资成本的比较。以第一种方式为例说明,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入,远期资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资于本国资产与抵补后的外国资产收益率相等,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如果以f表示远期贴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经过转换,得出r+r*f=(F-S)/S。其含义与上三式相同。
从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资的最终收益与资本不一致时,国际金融市场就失去均衡,资本流动就会产生。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是变化莫测的,如果一国的经济基础、金融监管手段或金融市场建设等不相适应,就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并有可能传染、扩大成国际金融风险。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酿成风险的呢?下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其本身的内生变量进行分析。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与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下面是具体分析。
(一)主观预期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作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主观预期对国际金融非均衡性的内生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通过对汇率的主观预期产生预期差异,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
我们知道,“价格大幅度的急剧变化和持续易变性是证券化票据市场的特点,由可以觉察到的有关风险与利润的变化来驱动投资也是市场的特点。”“当进行汇率是否呈无偏性波动实验时,有效的汇率预测者能更容易地解释远期汇率的情况,同时,也能更容易地判断呈什么趋势变动及其左右因素”。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决定于两国资产之间的有效收益与成本差,而“外国资产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币利率加上汇率的预期变化”。如果把远期汇率F加上预期因素,就是预期未来即期汇率,可以表述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对r-r*f=(F-S)/S式两边同时减去汇率的预期变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升水或贴水(F-Et+1)/S,即国内外两种资产的收益差取决于远期汇率F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远期汇率成为未来即期汇率的有偏预测指标。假设即期汇率不是按随机走动方向式运动,那么即期汇率St可以表述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种其他变量,如货币存量,α、β、γ、δ是参数,U。是预测随机误差)
因为S和Z的过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个时期的合理预期远期汇率也根据过去的S和Z值来推测,可以用Et+1St来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现将B式减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风险中立,则D式左边表示:在t-1期签订一个按合理预期远期汇率(即Et-1St)买进外币的远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将该外币即期卖出所得到的收益。这种预期投资收益的大小由预期汇率Et-1St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正是这个由预期远期汇率决定的投资收益决定国际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当不同投资者在同一时期的预期大致相同时,这时大量国际资本就将同时流入或流出一国金融市场,增加该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性。
2.对利率的预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
按利率平价理论,利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相对的利率在影响金融分配别重要,促使资金从利润率低的地区或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按照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r=I+π,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I与预期通货膨胀率π之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可以将其分解为本国和外国两个方程式,分别为r=I+π和r*=I*+π*。
如果国际上的实际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义利率r和r*仅因预期的通货膨胀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与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国内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差(F-Et+1)/S由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π*、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和即期汇率S共同决定。这种收益率差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波动性成为国际金融风险的一个助长因素。
现实中,当利率和远期汇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时,两国利率的差距等于远期升水或贴水。远期汇率经常被看成是未来即期汇率的市场预测,利率差也大约等于即期汇率的预期变化。因为,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时,预期高利率货币会对低利率货币贬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会趋于一致,因此,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的唯一办法就是预期高利率货币贬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观察到的利率r,因为预期货币贬值,即F
另外,主观预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决定因素,而具有长期性。本文不作具体论述。
(二)交易成本机制分析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投资的交易成本是买卖价差。买卖价差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国内借款利率rB,国内投资收益率rL,国外借款利率rB*,国外投资收益率rL*四者之间构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汇买卖价差。投资主体必须考虑利率差和外汇价差,以调整其资金投入方向及投资规模。这种交易成本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性的一个内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
1借一单位本币(美元),投资于外国,再卖出远期外汇,最终得(1+rL*)。F/S美元,这时报酬率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资者作反向投资,此时报酬率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国而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4在外国借一定资金,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投资者对四种投资方式进行不同的效益比较,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
以1和2的比较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步,假设银行外汇买卖价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项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设投资者同时面临四种利差和买卖价差构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别表示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的买价(ask)和卖价(bid)。那么(1)式将转换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对其进行变形移项,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据同样方法对其他五种投资选择进行比较,得出其余五种结果,分别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资者可以对上述六种投资结果进行比较,取出最优解,作出投资选择,从而决定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向和规模。而且两种价差引起不同投资方式的效益差别大小直接影响着资金流动的波动及幅度,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别表示未来即期市场的外汇买价和卖价,以1.a式作为分析对象,并把它加上预期因素,列括号内容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资本流动正好相反。
所以说,不同国家的存贷利率以及外汇的买卖差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当两者产生变动以及投资者对其变动的预期估计产生偏差时,就必然有大规模的不稳定性流动资金,当其波动幅度超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监管能力时,就有可能酝酿成金融风险。
(三)投机行为分析
国际金融投机主体经常以各种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现,其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游资(HOTMONEY),投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机手段,获得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利益。当投机基金非常庞大,达到对特定的汇市形成和汇率趋势基本控制的程度时,投机行为就会给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导致一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
投机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在预测到经济政策或诸如汇率和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维持时,突然进行大幅度的资产重组,“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测经济政策不一致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不一定要将投机性冲击视为市场的反常行为,相反,它被看作是竞争性市场在预测到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后的典型反应”。投资者的大幅度资产重组还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种:第一,投资者为避免损失,在即期市场上卖出外汇;第二,投机者为获取利润,在远期市场中卖出外汇的空头头寸。
在投机活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下列因果关系:基本经济因素的错位程度、收支衡的频率和严重性引起资本流量的增加,资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流量的增长,外汇需求规模扩大,不稳定性出现增强,发生动荡的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外汇具有作为一种理想资产的特征的话,那么,随着外汇价格越来越大的波动,从中投机的机会也将增加,只要投机主体存在,就会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
投机活动量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三个效应:第一,投机活动量的上升直接导致外汇需求规模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金融动荡增加;第二,投机活动量的增加造成汇率没有稳定点或者基本走势不能独立于投机影响的状态;第三,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增加。与传统银行业务获利性减少相联系,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重点越来越倾向于货币投机,随此重心的转移,外汇市场的任何波动更有可能引起投机性的买进和卖出,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复杂化。
(四)市场因素
1.信息传递与预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约了市场主体对汇率、利率或其他金融变量的预期。劳伦斯·科普兰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闻”,市场主体对新闻作出预测性反应。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即期汇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汇率由前一时期的远期汇率ft+1、目前到期的远期合同在当时签订确定的风险报酬-ρ(t-1)和关于对基本因素的所有未来值(即“新闻”因素的影响)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作为市场主体预期之外偶然出现的事情而导致的随机误差因素,包括内生影响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等,也包括外生影响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兰认为,基本变量中使人吃惊的成分能否解释汇率波动的百分比,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资料,也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货币和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新闻”事件对汇率的影响有一定范围,“外汇市场对市场的反应不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比预期是‘更好’还是‘更坏’,预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现在的市场汇率之中,汇率只对未预料的信息作出反应。”比如,当政府公布货币供给、贸易差额等统计数字之后,市场汇率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这些数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差额,只有这种“新闻”才会影响汇率的变化。
其次,“新闻”信息的滞后是金融风险的一个内生因素。“滞后”是指新闻变量的发生日期和实际公布日期之间缺乏同步性,市场主体不能对其资产进行合理的组合调整,导致滞后摩擦成本。这一点决定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对信息的反应灵敏度。
再次,信息约束还表现在市场的进入障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奥德和威斯等认为:由于市场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资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他们以国内信贷市场为例加以证明。假设有A和B两组投资者,其投资预期收益为Ra和Rb,由于A组的工作特点或银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银行看来,对A组进行贷款的预期收益Ea相对于Ra来说大打折扣。相反,银行对B组熟悉,而且B组的工作稳当,风险较小,因而在银行家眼中,对B组的贷款预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对于B组而言,A组投资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贷市场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国际信贷市场中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充分问题,严重影响了国际借贷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加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
2.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交易约束
首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投资主体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远期市场交易中,客户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保证远期市场交易人履行承诺。这笔保证金将使交易人承担机会成本,因为它不能被用来投资以取得收益。这种机会成本有碍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正如劳伦斯·科普兰说:“国际货币市场均衡必须有充足的套利资金作为条件,换句话说,某个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资金以驱使相应的比率达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资产单一化使国际金融投资者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加上主观预期,资产无法在国内金融工具之间进行转移,这时只有大规模地逃离本国市场,从而诱发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越不足,金融资产转换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只有汇率预测贬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资产的转换成本,一旦在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上售出大量金融资产,就会因供求关系导致市场价格下降,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严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外国投资者大约拥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失去信心,就出现了因流动性不足而找不到买主的现象,需要进行金融资产转换的投资者面临严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预期变得更坏。
3.金融市场垄断的存在有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
金融市场的垄断者往往拥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资金以及高明的投资或投机技术,操纵市场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中,集中与垄断现象相当明显。根据英格兰银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调查,在伦敦外汇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的交易集中在少数大银行之间,前20家银行控制了整个伦敦汇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场主体的集中与垄断,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势必增加汇市的波动,酝酿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完全开放一国的资本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这里是指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在交易制度和监管体制上还不完善,市场信息传递不畅、金融工具短缺,投机操纵行为等非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对几万亿美元的巨额国际游资“开绿灯”,无异于“引狼入室”。东南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加上金融市场管理混乱,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的条件和机会。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穆斯地塔法·纳布利说得好:“一个国家应该寻求国内金融体系及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但进行这些改革的时机选择和次序安排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和风险是关键。”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机制,是在不考虑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证券或资产不存在从国际流动中获利的机会的一种市场稳定性,这时,国际金融市场处于一种静止平衡的状态。其形成条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即期汇率,F表示远期汇率,以r、r*分别表示本国货币利率与外国货币利率(投资收益率)。假设从国内筹措的资金为一单位本国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抛出得1/S外国资产,再把1/S外国资产投资于一长期投资项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币资产,再到外汇市场上兑换本币,可得(1+r*).F/S本质币资产。同样道理,投资者也可以从国外筹措资金,投资于本国资产,最终可得(1+r).F/S单位外币,两种投资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方向取决于两种投资方式的最后收益率与投资成本的比较。以第一种方式为例说明,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资本流入,远期资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资于本国资产与抵补后的外国资产收益率相等,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如果以f表示远期贴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经过转换,得出r+r*f=(F-S)/S。其含义与上三式相同。
从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资的最终收益与资本不一致时,国际金融市场就失去均衡,资本流动就会产生。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和规模是变化莫测的,如果一国的经济基础、金融监管手段或金融市场建设等不相适应,就有可能酿成金融风险,并有可能传染、扩大成国际金融风险。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酿成风险的呢?下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其本身的内生变量进行分析。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与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下面是具体分析。
(一)主观预期机制
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
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作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主观预期对国际金融非均衡性的内生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通过对汇率的主观预期产生预期差异,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
我们知道,“价格大幅度的急剧变化和持续易变性是证券化票据市场的特点,由可以觉察到的有关风险与利润的变化来驱动投资也是市场的特点。”“当进行汇率是否呈无偏性波动实验时,有效的汇率预测者能更容易地解释远期汇率的情况,同时,也能更容易地判断呈什么趋势变动及其左右因素”。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投资者的未来收益决定于两国资产之间的有效收益与成本差,而“外国资产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币利率加上汇率的预期变化”。如果把远期汇率F加上预期因素,就是预期未来即期汇率,可以表述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对r-r*f=(F-S)/S式两边同时减去汇率的预期变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升水或贴水(F-Et+1)/S,即国内外两种资产的收益差取决于远期汇率F与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远期汇率成为未来即期汇率的有偏预测指标。假设即期汇率不是按随机走动方向式运动,那么即期汇率St可以表述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种其他变量,如货币存量,α、β、γ、δ是参数,U。是预测随机误差)
因为S和Z的过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个时期的合理预期远期汇率也根据过去的S和Z值来推测,可以用Et+1St来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现将B式减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风险中立,则D式左边表示:在t-1期签订一个按合理预期远期汇率(即Et-1St)买进外币的远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将该外币即期卖出所得到的收益。这种预期投资收益的大小由预期汇率Et-1St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正是这个由预期远期汇率决定的投资收益决定国际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当不同投资者在同一时期的预期大致相同时,这时大量国际资本就将同时流入或流出一国金融市场,增加该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性。
2.对利率的预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均衡
按利率平价理论,利率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相对的利率在影响金融分配别重要,促使资金从利润率低的地区或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或部门。”按照欧文·费雪提出的费雪方程式r=I+π,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I与预期通货膨胀率π之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可以将其分解为本国和外国两个方程式,分别为r=I+π和r*=I*+π*。
如果国际上的实际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义利率r和r*仅因预期的通货膨胀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与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国内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差(F-Et+1)/S由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π*、预期未来即期汇率Et+1和即期汇率S共同决定。这种收益率差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波动性成为国际金融风险的一个助长因素。
现实中,当利率和远期汇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时,两国利率的差距等于远期升水或贴水。远期汇率经常被看成是未来即期汇率的市场预测,利率差也大约等于即期汇率的预期变化。因为,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时,预期高利率货币会对低利率货币贬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会趋于一致,因此,一国利率高于他国利率的唯一办法就是预期高利率货币贬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观察到的利率r,因为预期货币贬值,即F
另外,主观预期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决定因素,而具有长期性。本文不作具体论述。
(二)交易成本机制分析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投资的交易成本是买卖价差。买卖价差由二部分构成:第一是国内借款利率rB,国内投资收益率rL,国外借款利率rB*,国外投资收益率rL*四者之间构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汇买卖价差。投资主体必须考虑利率差和外汇价差,以调整其资金投入方向及投资规模。这种交易成本是国际金融市场非均衡性的一个内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
1借一单位本币(美元),投资于外国,再卖出远期外汇,最终得(1+rL*)。F/S美元,这时报酬率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资者作反向投资,此时报酬率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国而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4在外国借一定资金,投资于外国,报酬率为rL*-rB*
投资者对四种投资方式进行不同的效益比较,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
以1和2的比较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步,假设银行外汇买卖价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项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设投资者同时面临四种利差和买卖价差构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别表示即期外汇和远期外汇的买价(ask)和卖价(bid)。那么(1)式将转换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对其进行变形移项,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据同样方法对其他五种投资选择进行比较,得出其余五种结果,分别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资者可以对上述六种投资结果进行比较,取出最优解,作出投资选择,从而决定国际金融资金的流向和规模。而且两种价差引起不同投资方式的效益差别大小直接影响着资金流动的波动及幅度,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别表示未来即期市场的外汇买价和卖价,以1.a式作为分析对象,并把它加上预期因素,列括号内容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资本流出,远期资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资本流动正好相反。
所以说,不同国家的存贷利率以及外汇的买卖差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当两者产生变动以及投资者对其变动的预期估计产生偏差时,就必然有大规模的不稳定性流动资金,当其波动幅度超过一个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监管能力时,就有可能酝酿成金融风险。
(三)投机行为分析
国际金融投机主体经常以各种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现,其资金具体表现为国际游资(HOTMONEY),投机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机手段,获得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利益。当投机基金非常庞大,达到对特定的汇市形成和汇率趋势基本控制的程度时,投机行为就会给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导致一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产生。
投机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参与者在预测到经济政策或诸如汇率和利率等经济变量不能维持时,突然进行大幅度的资产重组,“投机性冲击是在市场预测经济政策不一致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不一定要将投机性冲击视为市场的反常行为,相反,它被看作是竞争性市场在预测到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后的典型反应”。投资者的大幅度资产重组还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种:第一,投资者为避免损失,在即期市场上卖出外汇;第二,投机者为获取利润,在远期市场中卖出外汇的空头头寸。
在投机活动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下列因果关系:基本经济因素的错位程度、收支衡的频率和严重性引起资本流量的增加,资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伴随着资本流量的增长,外汇需求规模扩大,不稳定性出现增强,发生动荡的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外汇具有作为一种理想资产的特征的话,那么,随着外汇价格越来越大的波动,从中投机的机会也将增加,只要投机主体存在,就会引起投机活动量的增加。
投机活动量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三个效应:第一,投机活动量的上升直接导致外汇需求规模和不稳定性的上升,金融动荡增加;第二,投机活动量的增加造成汇率没有稳定点或者基本走势不能独立于投机影响的状态;第三,金融机构在外汇交易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增加。与传统银行业务获利性减少相联系,投机活动量的增加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重点越来越倾向于货币投机,随此重心的转移,外汇市场的任何波动更有可能引起投机性的买进和卖出,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复杂化。
(四)市场因素
1.信息传递与预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约了市场主体对汇率、利率或其他金融变量的预期。劳伦斯·科普兰认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闻”,市场主体对新闻作出预测性反应。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即期汇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汇率由前一时期的远期汇率ft+1、目前到期的远期合同在当时签订确定的风险报酬-ρ(t-1)和关于对基本因素的所有未来值(即“新闻”因素的影响)三个部分组成。“新闻”作为市场主体预期之外偶然出现的事情而导致的随机误差因素,包括内生影响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等,也包括外生影响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兰认为,基本变量中使人吃惊的成分能否解释汇率波动的百分比,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资料,也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货币和观察到的其他因素。“新闻”事件对汇率的影响有一定范围,“外汇市场对市场的反应不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比预期是‘更好’还是‘更坏’,预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现在的市场汇率之中,汇率只对未预料的信息作出反应。”比如,当政府公布货币供给、贸易差额等统计数字之后,市场汇率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这些数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差额,只有这种“新闻”才会影响汇率的变化。
其次,“新闻”信息的滞后是金融风险的一个内生因素。“滞后”是指新闻变量的发生日期和实际公布日期之间缺乏同步性,市场主体不能对其资产进行合理的组合调整,导致滞后摩擦成本。这一点决定于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对信息的反应灵敏度。
再次,信息约束还表现在市场的进入障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奥德和威斯等认为:由于市场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资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场之外。他们以国内信贷市场为例加以证明。假设有A和B两组投资者,其投资预期收益为Ra和Rb,由于A组的工作特点或银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银行看来,对A组进行贷款的预期收益Ea相对于Ra来说大打折扣。相反,银行对B组熟悉,而且B组的工作稳当,风险较小,因而在银行家眼中,对B组的贷款预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对于B组而言,A组投资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贷市场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国际信贷市场中也存在、甚至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充分问题,严重影响了国际借贷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加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
2.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和交易约束
首先,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投资主体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远期市场交易中,客户必须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保证远期市场交易人履行承诺。这笔保证金将使交易人承担机会成本,因为它不能被用来投资以取得收益。这种机会成本有碍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正如劳伦斯·科普兰说:“国际货币市场均衡必须有充足的套利资金作为条件,换句话说,某个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资金以驱使相应的比率达到均衡”。版权所有
其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资产单一化使国际金融投资者无法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加上主观预期,资产无法在国内金融工具之间进行转移,这时只有大规模地逃离本国市场,从而诱发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越不足,金融资产转换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只有汇率预测贬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资产的转换成本,一旦在流动性不足的市场上售出大量金融资产,就会因供求关系导致市场价格下降,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严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外国投资者大约拥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失去信心,就出现了因流动性不足而找不到买主的现象,需要进行金融资产转换的投资者面临严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预期变得更坏。
3.金融市场垄断的存在有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
金融市场的垄断者往往拥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资金以及高明的投资或投机技术,操纵市场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当前的国际外汇市场中,集中与垄断现象相当明显。根据英格兰银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调查,在伦敦外汇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的交易集中在少数大银行之间,前20家银行控制了整个伦敦汇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场主体的集中与垄断,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势必增加汇市的波动,酝酿金融市场的风险。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完全开放一国的资本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这里是指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在交易制度和监管体制上还不完善,市场信息传递不畅、金融工具短缺,投机操纵行为等非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对几万亿美元的巨额国际游资“开绿灯”,无异于“引狼入室”。东南亚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加上金融市场管理混乱,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的条件和机会。世界银行经济顾问穆斯地塔法·纳布利说得好:“一个国家应该寻求国内金融体系及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但进行这些改革的时机选择和次序安排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和风险是关键。”
关键词：流动性膨胀；宏观经济困境；人民币国际化；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4－0014－06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国内流动性膨胀，各类资产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走高；二是国际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国内当前宏观政策目标主要是调节国内CPI，防止经济过热，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则缺乏有效措施。笔者认为境内流动性膨胀和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持续都根源于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和全球经济的失衡，所以，解决国内的宏观经济困境须从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局出发，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解决办法。
一、国际流动性膨胀和国内流动性膨胀的根源与机制
由于中国的强制结汇措施，外汇储备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影响国内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表1反映了我国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逐年增加，如果不是对冲票据的影响，从2006年底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的被动大幅度投放，再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见表1中货币供应量M2及其增速)。
考虑到庞大的外汇占款是由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累计导致，追溯到国内持续的双顺差必然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目前全球经济的失衡0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重点探讨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机制。认识流动性膨胀的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但可以显示出流动性膨胀的真实规模，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新规则。国内由外汇占款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只是标，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国际流动性膨胀才是本。全球流动性膨胀完全是美元本位货币体系引起的，欧元的崛起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膨胀。
1973年，当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世界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在三十多年后引起的严重后果。黄金的非货币化虽然保住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商人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集中在官方的外汇机构或央行手中，然后由官方外汇机构向美国联邦储备兑换黄金。这个时期，美元的支柱就是它的黄金储备。美元外流意味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外流，黄金储备就构成了美国对外提供美元的约束力量。当美元不再承诺兑换黄金之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便不能在美国兑换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替代黄金成了支撑美元国际货币的支柱，美元不再需要黄金储备作支撑，只要有足够的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资产，就足可以替代黄金以应付来自境外美元回流的压力。境外美元的支柱从黄金储备改为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之后，境外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美元流往境外也就不再有约束。失去了约束，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6年已经达到8115多亿美元，24年间增长了大约148倍，任何国家的GDP和实际资产都不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表现为用美元支付进口的货款减去经常项目收入后的净支出余额，再考虑到美国的外汇储备基本没有变化，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美元现金的外流。因此，当中国出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的时候，商品流入美国，相应也会有1000亿美元流入中国。如果中国顺差1000亿美元而且全部结汇，按汇率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计算，国内将会增加7000亿人民币。一般情况下，央行会为对冲流动性而发行央行票据，假定为4000亿人民币，于是中国就多了4000亿人民币的央行票据和3000亿人民币的现金。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之后，美元现汇便会流到外汇储备局。当外汇管理局购买美元债券的时候，美元现汇流回美国，替代现汇的是外汇储备局手中持有的国债和联邦机构债券等等。于是中国的流动性价值就获得了双重存在。在上述的例子中，一是1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二是按当时汇率增加的同价值量的人民币现金和央行票据(即3000亿元人民币现金和40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至此，1单位的境外美元已经创造出了2美元的广义流动性。
表2列出了世界官方外汇总储备的膨胀情况，官方外汇总储备已经从1999年的1.78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12月末的6.4万亿美元，翻了近两番，正是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90％的美元、欧元国际本位货币的高速增长导致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但流动性膨胀整个过程到此还没有结束。中国外汇管理局购买了美国债券之后，会导致同量美元流回美国，美国央行和政府也会采取对冲的方法，减少回流美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是流动性不会减少，美国最终也只能靠增大国内虚拟经济的规模来占用大量回流的美元现金。最终流回美国的美元一部分会聚集到各类基金机构和银行中作为投资和贷款再次前往亚洲、拉美和美国境外的其他地方，另一部分会聚集到政府和美国居民手中通过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再次流出美国，全球流动性膨胀将继续进行。
通过美元流动机制可以看出：第一，在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每一美元经常项目的逆差，将导致世界扩张大致2～3倍的流动性，这其中还不包括银行乘数扩大的货币量。这造成了国际性的流动性膨胀，直接导致了贸易顺差国(比如中国)通货的增加，增加了顺差国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的上涨，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转型。第二，在现代黄金非货币化条件下，虚拟化的货币没有自动的退出机制，发行票据等短期金融资产的方法来对冲流动性，本质上是创造出流动性较弱的虚拟资产来代替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这会使得广义虚拟资产进一步膨胀，因为票据和债券等虚拟资产不会凭空蒸发和消失，“流动性替代”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第三，在国内资本市场没有开放条件下，当外汇占款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后，除非有相反的情况(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流动性膨胀是不可以避免的。
二、当前中国应对宏观经济困境措施的分析
由于我国流动性膨胀的根源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目前从战略上来看在封闭我国资本市场，使其与外部隔开的思路下来解决流动性膨胀只能是短期策略，不能长久。目前国内应对宏观经济困境有如下政策：
1、采用“堵”的策略。海关、外汇监管局、银监会
联手控制热钱进入中国，企图从源头上减少流动性膨胀。由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加上最近国际本位货币美元汇率的不断下跌，全球膨胀的流动性越来越多地涌向中国。在此情况下，国内采取“堵”的策略控制投机性热钱进入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考虑到我国顺差主要是由经常项目顺差产生，根源于我国依据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建立的加工制造业，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所以“堵”的策略只能少量减少我国顺差额度，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我国顺差的总规模。而且在人民币升值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的双重利润刺激下，国际热钱会通过更加隐秘的方式进入国内。监控国际游资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目前除了健全监控网络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2、采用“藏汇于民”和鼓励持有美元的企业和机构投资于境外国际市场的策略。在国内对于非官方持有的外汇来说，它也不过两种结果，一是通过金融机构贷款给从事进口或对外投资的企业和商人；二是购买外国的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产。但目前情况下如果中国资本市场不开放，民间就不会吸收太多的外汇头寸，因为外币不能在国内直接媒介交易，藏汇于民的规模肯定有限。在流动性膨胀的情形下，鼓励和引导境内资金流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政策思路中疏导的不是人民币，而是设法输出美元，这实际上是“推出美元”或“挡住美元流入”的政策，效果也极其有限。因为人民币汇率是由人民币的供求决定，现在设法向外输出的是美元，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并没有看到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不能缓解升值压力。
3、采用信贷紧缩的方式控制流动性。当前中国的流动性膨胀与1987～1989年和1995～1996年流动性膨胀是有重大区别的。以前中国的流动性膨胀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过热所致，这种流动性膨胀往往是伴随着央行通过再贷款进行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存量上升带来的，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往往很有效，只要控制好财政和信贷规模就一定能够使得经济过热减缓甚至进入紧缩，遏制流动性；但是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膨胀则不同，因为其根源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际。计划调控信贷的政策在短期内会产生紧缩作用，但持续使用效用递减。而且传统的信贷紧缩调控是以整个经济受到压抑为代价。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时期，汽车、装备制造业、造船、太阳能、新兴材料等高端制造业正在迅速成长，它们是自主产权大幅度增加的希望。因此，如果不是从根源上消除流动性膨胀，而是从抑制国内信贷来解决问题，不但不会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任何帮助，还可能对新兴产业的初期形成金融压抑，延缓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综上，目前国内所有的政策实际上都是延续“堵住流动性”、“推出美元”或“挡住美元流入”的思路，都属于被动的减少或计划控制流动性的政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本不起作用。在这种思路下人民币境内贬值压力和境外升值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不会根本上得到改变，内外不协调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考虑长期和根本性的解决途径。
三、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根本解决措施
目前情况下必须打开人民币流往境外的出口，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供给，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才是正确“疏导”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只有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才可以减轻国内流动性不断膨胀的压力；第二，只有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人民币供给，才能大幅度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第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对冲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使得中国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在不受太大冲击的前提下解决目前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困境；第四，如果增加人民币对外供给量，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世界货币体系也将因此增加一个更有实体经济作基础的硬通货，国际货币体系也将更加和谐和稳定。
(一)日本和德国的历史经验
目前中国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引致的流动性膨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面临的情况类似。由于日本和德国两国政策选择的不同(日本采取的是“推挡”政策，而德国采取的是“疏导”政策)，日本走上泡沫经济道路，而德国则平稳增长直到以马克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国际硬通货“欧元”。这个经验对当前的中国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和德国两者同时从战后崛起，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本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在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上，日本由于害怕完全放开日元资本项目后，日元汇率急剧波动可能引起对外收支恶化和日本经济的动荡，所以对日元国际化持消极态度，直到1980年才完全实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而原西德早在1956年就在贸易顺差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德国由于较早地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其充分利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合理运用国外居民对马克的升值预期(表3数据显示马克兑美元汇率从1972年的3.22上升至1.79)，同时西德将累计的外汇储备当作平准基金，主要目标是调节马克的汇率，从表3可以看出马克平稳升值，没有较大波动。这段时间德国采取“疏导”的政策，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向外输出马克，其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累计向外输出了近681亿美元的马克。德国通过有效向外输出马克通货，首先是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的通胀压力，1970～1980年德国CPI年均增长5％(较日本9％的增长率温和得多)；同时，由于马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大幅度增加，大大降低了马克升值压力，且用缓慢升值的马克购买外国资产会避免用正在贬值美元购买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个政策使得马克迅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大规模向外输出马克通货后，马克成为了重要性仅次于美元的三大国际货币之一，其占世界外汇储备比重从1970年的2.1％上升至1980年的10.2％。
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日本采取的是“堵”和“推挡”政策，没有充分利用境外居民对日元合理的升值预期，对资本账户的控制限制了日元对境外的供给，错失了向境外输出日元积累日元储备的最佳时期。在1972～1980年，日本资本账户累计的逆差约为30亿美元(见表3)，这意味着其对外输出日元的上限就是30亿美元，这么小的数量自然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日元国际储备“堵”和“推挡”的政策使得当时日元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偏少，没有压制住日元升值的趋势，而日元升值后严重打击日本的出口，导致日本国内实体经济衰退；同时日本国内资金充斥的状况因日元流出日本的数量不够而没有得到缓解，其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形成泡沫经济。
今天中国与日本、德国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口，两国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具有较强升值预期的这一段黄金时期，顺势开放中
国的资本账户，在政府和货币当局主导下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向外流出，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和日本一样，在本币不断升值压力的逼迫下，国内不断累积流动性，而又没有及时向外输出本币，最终导致国内经济进入泡沫化，承担泡沫经济破灭的苦果。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增加人民币通货和人民币资产的向外输出量，将有效改变国内流动性不断膨胀的局面，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四，而人民币国际使用量为零的不对称情况。
(二)美元危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遇
目前中国经济状况与全球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而美国对世界经济状况具有重大影响。近24年来，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将美元输往世界各地，然后通过资本项目输出美元债券等虚拟资产回收流出美国的美元通货，最终世界各国机构持有美元债券等储备资产。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任何信用货币都缺乏长期的退出机制，大量美元(现在还有欧元)进入经济领域之后，短期可以靠各种对冲办法减少流动性，中期可以靠流往国外减少国内膨胀的流动性(仅对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货币)，但从长期来讲，如果实体经济不够强大，长期累计起来的流动性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贬值。截至2006年底，非美国居民持有美元金融资产的存量已经达到16.3万亿美元，而2006年美国GDP不过13.2万亿美元。美国通过债务经济不断消费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而各国得到的仅仅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储备。“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果还是正确的话，美国就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元危机因此不可避免。
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大量充斥，另一方面是美元实际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美元的购买力最终是用其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商品和劳务来决定的，用单位货币能买到多少吨小麦、汽车以及技术等等实际财富的数量来决定的。货币的购买力是不能用能买到多少张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来决定的，因为货币的价值只能用非价值的单位来衡量(物量指标)，也就是不能用价值指标(债券类虚拟资产)来为货币定价。战后，美国GDP从占世界总量的50％下降到现在的近25％(当然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但是美国制造业GDP占其总量GDP的比例却从战后50年代的25％下降到现在的12％左右，而其地产、金融等服务占比却从50年代的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1％。显然，支撑美元最终购买力的美国实体经济正在不断被削弱。现在正常条件下，美国境外大量美元储备的对应物不仅仅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而且也是各国在国际间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以及美国提供的大量国际性虚拟资产。但是如果有一天，某种投机活动引起的某种事件突然使得人们对美元丧失信心，就会形成抛售美元金融资产的狂潮，这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必须用美国自己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美元的根本风险就在这里。
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元的信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美国的实体经济之上，而是建立在其虚拟经济之上，特别是国际投资基金对美元及美元虚拟资产的售心上，一旦投资者对美元及美元虚拟资产发生信任危机，就可能引发全面危机。目前全球官方外汇管理机构控制的财富基金大约为1.9万亿美元。如果在金融动荡、汇率波动加大的时候，这些政府投资建立的基金为了自保就一定要参与投机活动。因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数额巨大，它们是用本国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和劳动者血汗换来的，一般都要进行保值性的操作。越是金融危机，官方就越是难于替货币大国背负损失。当美元金融资产持续下跌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都必然会为“自保”而参与投机，一定会抛售弱势货币美元及其资产，其会成为远远大于对冲基金的超级金融大鳄，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性。
目前正在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美元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它会将美元金融资产的危机引向更大规模。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膨胀而不是流动性的短缺，因为按照信贷资金放出的顺序，风险小、收益最安全稳定的最优先获得贷款，依次是信用级别逐渐降低，风险不断增高，当次级贷款市场发展起来的时候，恰好表明美国的流动性膨胀已经到了最低收入阶层都可以获得大量贷款的地步，显然，美国次级信贷市场的发展已经是流动性充分膨胀的最终结果。现在美联储除去注入美元流动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想，而从根源上来讲次贷危机不是美元流动性过少，而是人们不再信任美元资产，并对美元未来逐步丧失信心所致。美国人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可以预见，美元的全面危机即将爆发。
一旦美元危机深入发展，美国自身将不会有任何办法来支撑对美元的信任。美国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和外汇储备，更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美元汇率。唯一的支撑就是各种金融资产，现在，之所以这些资产尚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中有一部分与高增长的地区经济以及高增长的行业有关。但是当美元资产持续下跌，美元汇率持续下跌的时候，这些资产是挡不住这个巨大的风潮的。唯一的办法是寻求欧洲、亚洲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用本国货币购买美元，购买美元资产以便支撑美元汇率。这件事发生不过是时间问题，到时经过谈判，一定会有国家出来支持美元。因为美元完全崩溃将导致全世界减少8000亿美元的需求，而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每100亿美元的就业人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损失外部需求，中国经济也会进入衰退，而中国目前是承受不了经济增长下降以及就业率的下滑。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中国都面临巨大的困境，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中美可以谈判和合作一起来解决问题，中国将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力量，适当输出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来支撑美元资产及美元汇率，这将缓解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同时这也将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平稳增长和缓解国内高涨的流动性，取得双赢。
自然，欧盟、日本也可以用大量本国货币购进美元支撑美元汇率，但是目前来看，欧洲内部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且由于其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考虑到其在国际本位货币的份额，其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而日本由于经济复苏乏力，且日元在国际市场的疲软(升值潜力有限)，我们暂时对日元也不必考虑太多。在美元危机中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和中国，所以，中国和美国本着互惠的原则是最有可能一起合作的，其相互合作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三)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可能引发的冲击以及解决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目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可能引来的最大问题是：大量的国际投机资金涌入国内，导致中国的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CPI进一步提升，通胀进一步加剧。
对于投机热钱冲击问题，必须在深刻认识虚拟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来考虑应对，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建设与调控的重要性。虚拟经济的国际化交易平台将是防范外部热钱冲击
的一个重要屏障。在当代经济虚拟化的条件下，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其为流动性储备池，大量货币会滞留在虚拟经济系统中运行。而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调节着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虚拟经济规模越大，股市、债市、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以及收藏业市场等就会滞留越多的资金。当流动性与虚拟经济一同膨胀的时候，就不会构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1997～2005年物价水平一直很低，而广义流动性却空前膨胀，除去其货币美元有国际出口外，其虚拟经济的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虚拟资产的国际化交易平台具有足够的规模和深度，大量投机资金就会进入平台，这个交易平台就会成为挡在外部冲击与本国实体经济(及人民生活)之间的缓冲器。
即使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广度和深度足够，国内很多学者仍然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后，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然后撤资可能会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过金融危机，唯独中国没有经历过。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来看，西方金融危机中最明显的表象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而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呆坏账大幅度增加。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与呆坏账是并行的，中国并未发生过金融危机。因此，客观总结和认识处理呆坏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在西方，呆坏账是通过金融危机，通过失业、经济紧缩和衰退的巨大代价才得以消除，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而中国则不是，中国剥离呆坏账，单独处理。在没有引起危机的情况下，消除了呆坏账，避免了危机。虽然存在“应该谁买单”等道德风险的争论，但是整个政策对预防和缓解金融危机的有效性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对次级贷款危机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中国的经验虽然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调控的自然延伸，但是十分有效。这里想说明的是，在资本项目放开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中国实践经验累积的处理呆坏账方法实际上是最后一道防线，保持最后化解金融危机的最后屏障。
(四)搭建金融风险试验区作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过渡措施――实现人民币和人民币虚拟资产的向外输出
推进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向外供给是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困境的最优方案，但是放开资本项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内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采取局部放开一尽快成立一个金融风险局部试验区(类似于经济特区的金融特区)来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虚拟资产，作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放开之前缓解宏观经济困境的过渡措施。
>> 提振股票市场以提振实体经济的政策可行吗？ 提振实体经济 以实体经济提振经济增速 提振股票市场必须完善制度建设 提振实体经济的“双轮驱动” 实施“四大”工程 提振发展实体经济 大力提振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提振 基金经理情绪提振 市场期盼政策放松 惠农政策提振东北粳稻市场 4万亿投资提振市场信心 提振股权投资重在市场复位 降税能否提振焦炭市场？ 用行动提振下级市场信心 发展通用航空提振低空经济 日本：用消费券提振经济 IMF：低油价不能提振经济 注资提振信心 奔驰提振术 消费提振在途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题为“股市震荡不改慢牛趋势”的文章，指出：专家普遍认为，股市连续上涨本身有调整需求，短期风险释放后仍将随中国经济步入健康的“慢牛”通道。人民网：《股市震荡不改慢牛趋势》，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风口上的中国股市”一文，重复17天前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所说的近期股市上涨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托底”的表述，表达了对股票市场价格上升的乐观情绪。新华网：《风口上的中国股市》，2015年4月7日，http：//.
2015年4月10日，《人民日版（海外版）》发表了题为“经济降速股市为何任性上涨”的文章，文章借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的话说，此轮牛市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企业低成本融资，产生财富效应以刺激消费。2015年4月22日，《人民日版（海外版）》再次发表了题为“股市有望演绎空中加油行情”的文章，文中指出尽管当前股市仍然面临持续调整的风险，但是从长期来看，在资本和政策双轮驱动下的此轮牛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新华网，《股市有望演绎空中加油行情》，2015年4月22日，http：///2015-04/22/c_1115047523.htm.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央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重大发展战略，蕴含着很大的改革红利、很多的政策红利，将继续为股市提供持久动力。
2015年4月15日，新华社又发表了题为“高层频繁关注资本市场，给了股民乐观预期”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人们觉得A股市场几乎从不反映经济，而是资金、信心、政策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去年由中央铁腕反腐和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信心，到今年货币政策微调释放的大量资金，再加上高层对资本市场的频繁关注，这一切给了股民足够的乐观预期。新华网：《高层频繁关注资本市场，给了股民乐观预期》，2015年4月15日，http：//.在这段时间，新华社还发表了下述讨论股票市场的报道和文章：3月26日，“创业板遭遇当头棒喝警醒了谁”；4月2日，“创业板三月涨千点 估值超纳斯达克巅峰引争议”；4月6日，“新股发行提速不影响牛市势头”；4月7日，“经济面临较大压力，尤需股市提供有力支持”；4月8日，“政策红利释放催生改革牛，期待成为健康牛”；4月9日，“阔别七年又见4000点，估值是否只在半山腰”；4月10日，“对市场应保存敬畏之心，股民且行且珍惜”；4月13日，“市场的蓬勃向上将进一步助推经济发展”；4月14日，“A股告别破净时代，市场关注资金流向”。新华网：http：///.而在新华社的这些文章或报道中，除了个别文章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基本上都是表达了乐观的情绪。
政府部门和政府媒体如此密集地力挺股票市场，并暗示高层领导对资本市场的关注，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正是政府部门和政府媒体的推波助澜，造就了我国股票市场的亢奋情绪，有的非中央媒体出现了“国家牛市”的提法，不少投资者喊着“跟着政府走”的口号跑步进场，新开设的股票投资账户不断创造历史记录，股票市场日交易量不断创造历史记录，创业板股票平均动态市盈率也在不断创造历史的记录。
在这个过程中，证监会也在不断提醒投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2015年4月16日，证监会主席肖钢说：“我们提醒广大投资者，特别是新入市的投资者，参与股票投资要保持理性、冷静，决不可受‘宁可买错，不可错过’等观点误导，要充分估计股市投资风险，谨慎投资，量力而行，不跟风，不盲从”。和迅网：《证监会主席提醒新投资者》，2015年4月16日，http：//.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4月28日，证监会共发出过9次股票投资风险提示。证监会：《投资者风险提示与防范》，http：//.但是，进入到5月份以后，我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变得更加严重，这本来应该是更加强烈地提出风险警示的时候，但是证监会却失声了。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2015年，我国政府在实行一项政策：提振股票市场以提振实体经济。
二、政策的依据
1.政策的初衷
如果从逻辑上推导，提振股票市场以提振实体经济的政策是有道理的：
第一，我国政府一直在为一种现象感到苦恼：在我国中央银行投放货币以后，货币往往是在金融市场内打圈圈，难以进入到实体经济。一方面，我国中央银行不断投放货币；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又感到资金短缺。因此，如何盘活货币存量，就成为我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很自然就得到下述逻辑：如果能够提振我国的股票市场，使股票市场火热起来，然后扩大上市公司再融资规模以及股票初次上市（IPO）规模，不就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不就可以解决盘活货币存量的问题？
从政府部门的实际操作来看也是如此。以IPO为例，从表1可以看到，在2015年4月以前，证监会每月核发一次IPO批文，IPO的公司数约为20余家。由于1月份第二批核发的IPO是在月底，2月份没有核发IPO批文，因而可以将它视为2月份核发的IPO批文。但是从表1可以看到，在2015年4月以后，也就是在政府媒体不断地宣传“政策牛市”以后，IPO出现了明显的加速现象。证监会每月核发两次IPO批文，IPO的公司数是以前的两倍以上。
第二，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我国出口几乎是零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传统产业生产过剩，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淘汰或被转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现下降。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就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也很自然得到下述逻辑：如果能够提振我国的股票市场，使股票市场火热起来，股票价格趋向上升，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获得收益以后将增加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从而会产生财富效应，不就可以提振实体经济吗？在这里，所谓财富效应是指在股票价格趋向上升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股票收益增加会增加消费支出，企业投资股票收益增加会增加投资支出，从而将导致产值的增加。在《人民日版》（海外版）发表的文章中，也曾经借用学者的话提到了这种财富效应。罗兰：《经济降速股市为何任性上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10第2版。如果政府媒体反映了政府部门的意愿，这说明政府部门也在关注股票价格上涨对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影响。
2.政府的禁忌
在分析提振股票市场以提振实体经济政策是否可行以前，有必要先来讨论政府是否应该管理股票市场的价格。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政府对于股票市场的职责都是对股票的发行和交易的行为进行监管，以维护股票市场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规则，保证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转。另外，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不应也不会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动向发表议论。很显然，股票市场价格变化莫测，股票市场从来不存在“股神”，政府官员对股票市场价格发表意见有可能对投资者起到误导的作用。如果股票市场的变化与政府官员的预测不同，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如在美国政府官员谈论股票价格是禁忌，在克林顿总统执政的时期，美国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曾警告克林顿总统不要谈论股票价格，否则一方面会对股票市场造成引导性影响，另一方面若股票价格走向相反会影响总统的信誉。2009年3月3日，奥巴马总统曾提到：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市盈率已经到了一个怎么买都是好买卖的程度。结果，奥巴马总统的话马上在美国引起普遍的争议。大公网：《奥巴马打破禁忌谈股市惹争议》，2009年3月5日，http：//.
在我国，政府官员谈论股票价格也是禁忌。在以前，几乎没有听到政府部门讨论股票市场的牛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2015年3月以后，政府官员和政府媒体不断地发出所谓“改革牛市”的议论。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官员和政府媒体发表这些议论是在股票市场泡沫已经开始形成的时候。即使在2014年8月我国股票市场价格被低估的时候政府官员也不应该议论股票价格，何况到了2015年3月股票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泡沫，此时政府官员就更不应该议论股票价格了。
政府官员谈论股票所以是禁忌，是因为股票市场的变化并不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股票价格并不是按照政府官员所说的方向变化，将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如果股票价格在相反方向上发生大幅度变化，政府将无法面对广大的投资者。如果政府不珍惜公信力，那么政府日后的言论和政策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政府部门和政府媒体自2015年3月以来发表的言论并不是错误的，问题在于这些言论不应该由政府部门和政府媒体来说。党和政府应该像保护眼睛那样维护自己的公信力。股市市场价格的变化不是政府所能掌控的，政府部门和政府媒体应该尽量不要发表对股票价格未来变化的看法，这样会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3.政策的可行性
本文认为，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分析提振股票市场以提振实体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是否成立：
第一，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提振股票市场然后加速IPO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对经济的复苏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在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正向效应有多大？即使在我国股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由于新发行股票的市盈率偏低，投资者购买新发行股票的热情仍然高涨。这意味着即使不去提振股票市场，尽管不能大量地扩大再融资和IPO的规模，适度加速再融资和IPO也是可行的，因而提振股票市场的正向效应仅是可以净增加的那部分再融资和IPO。
其次，负向效应有多大？如果提振股票市场，将会产生一种负向效应。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把资金投放到股票市场以获取短期收益，这样资金不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反而会离开实体经济。在2015年2月到5月我国股票市场火热的时候，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家就将大量的资金投放到股票市场。
再次，提振股票市场前景如何？股票价格不是只涨不跌的。如果提振股票市场导致股票市场泡沫形成再到破裂，那将不是简单地影响再融资和IPO的问题，有可能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不利影响，从而有可能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尽管没有精确的数据可以证明提振股票市场的正向效应大还是负向效应大，但从我国股票市场2015年4月以后加速再融资和IPO的规模来看，提振股票市场的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但是，如果考虑提振股票市场有可能导致泡沫产生的因素，这样做的风险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如果股票价格大幅度上升并出现泡沫，那么泡沫或迟或早都要破裂的。一旦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将会导致再融资和IPO的暂停，从而削弱了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所具有的融通资金的功能。人们可能争辩说，如果股票市场处在“缓慢的牛市”，提振股票市场的政策不就可行吗？当然，如果股票市场的变化一切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提振股票市场的政策在一定的时期是可行的。但是，问题是政府能够完全控制住股票市场吗？显然这是一个脱离股票市场现实的虚幻前提。
第二，如果不考虑结构因素，提振股票市场将导致投资者的金融财富增加。个人金融财富增加将导致消费支出增加，企业金融财富增加将导致投资支出增加，这样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但是有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首先，投资者投资结构如何？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5年5月，我国股票的市场价值是627465亿元；2015年6月，我国的居民存款是537500亿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统计数据、2015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http：//.居民存款与股票市值相当。由于我国股票主要被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持有，个人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比例很小。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家庭财富报告》表明，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占全部资产的8.1%。在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等无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62.1%，股票债券等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24.3%，外借款占金融资产的13.6%。在风险资产中，股票占50.2%。这意味着股票在金融资产中占12.6%，在总资产占1%。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家庭财富报告》，2014年12月12日，http：//.因此，股票价格上涨不会带来明显的消费效应。
其次，投资者阶层结构如何？如果将人群分为低、中、高收入人群，那么我国股票投资者主要是中、高收入人群。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家庭财富报告》的统计资料，资产居全国前1%和5%家庭持有股票的价值与他们持有金融资产价值的比例分别为24.8%和20.0%，远高于全国家庭12.6%的平均水平。另外在我国，不仅人们消费倾向偏低，而且收入越高的人群消费倾向越低。同样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年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净值家庭财富报告》的统计资料，资产居全国前1%和5%的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47%和51%，远低于全国家庭73%的水平。③可见，即使股票价格上升导致中、高收入人群的金融财富增加，短期的消费支出也难以增加；即使他们消费支出增加，也主要是对进口奢侈品的支出增加。
再次，企业投资融资结构如何？从融资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分为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内源性融资包括折旧和存留收益，外源性融资分为股权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在我国，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比例是很低的。由于寻找不到最新的数据，如果以2000年为例，我国企业内源性融资约占总体融资额的19.19%。国信证券课题组：《上市公司为何偏好股权融资》，《上海证券报》2002年5月14日。另外，由于股票投资属于风险较大的投资，企业一般不会将较大比例的存留收益用于投资股票。由此可见，股票收益对企业的内源性融资贡献很小，而内源性融资对企业投资的贡献又很小，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投资效应就更小了。况且，企业投资不仅存在能否融通到资金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是否存在投资机会问题，即投资的预期收益问题。在我国目前经济不太景气的条件下，股票价格上涨不会带来明显的投资效应。另外，企业一般是在预测股票价格趋向上升的情况下才进行短期股票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资金反而离开实体经济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表明，股票价格上升导致正向财富效应不大。另外，股票价格不是只涨不跌的，一旦股票价格下跌，将产生负向的财富效应。尽管我国负向的财富效应也不大，但是在股票价格上涨的后期，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将进入股票市场，而这部分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最高的。一旦股票价格爆跌，他们的消费需求将出现下降，负向效应将会增大。同时实际情况也证明我国的财富效应不大。表2反映了我国2015年各个月份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在2015年1-6月我国股票价格爆涨的时期，我国的消费支出不但没增加，反而下降了。
三、政策的检验
1.股票价格泡沫的破裂
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6月，我国股票市场的亢奋情绪一直在延续。由于我国宏观经济不景气，我国股票价格上升缺乏经济面的支持。另外，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对各种有关改革政策的消息作出了充分的甚至过度的反应，我国股票价格上升所得到的政策面支持也在消失。当时唯独支持我国股票价格上升的就是资金面，我国2015年5-6月股票价格的上升基本上是由资金支撑的。除了大量资金蜂涌而至以外，场外配资和证券公司融资的规模也在迅速膨胀。据申万宏源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在2015年6月前后，场外配资规模达到17000～20000亿元。网易网：《申万宏源：场外配资市场规模约为1.7万亿-2万亿》，http：//.另外，2015年6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融资余额为14536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数据》，http：//.cn.深圳交易所的融资余额是7671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http：//.两市的融资余额达到22207亿元。这种纯粹资金推进的股票价格上升本身就是股票市场泡沫的特征。
到2015年6月12日，沪深300种股票平均动态市盈率是19.31倍，估值尚属正常。但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的平均动态市盈率为82.44倍，已经出现严重的泡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的平均动态市盈率达到162.96倍，泡沫已经十分严重。
股票市场泡沫的世界纪录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创造的。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达到5048点，平均动态市盈率达到170倍。关于纳斯达克市场在泡沫最严重的时候的平均动态市盈率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本论文采用的是笔者认为比较可信的平均动态市盈率。但接着，纳斯达克市场泡沫破裂，从2000年3月10日到2001年4月4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8%。这意味着2015年6月，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的泡沫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了。
然而，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终于发生了作用。2015年6月12日，我国股票市场泡沫终于破裂。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从6月12日的5166点跌到7月8日的3507点，下跌了32.11%。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从6月12日的3900点跌到7月8日的2364点，下跌了39.38%。
之后，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阻止股票价格的下跌，我国的股票市场才暂时地稳定下来。但是，在我国政府暂时停止对股票市场的“托市”以后，从8月19日开始，我国股票价格又剧烈下跌。到8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下跌到2927点，这意味着与6月12日阶段性高位相比已经跌了43.3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下跌到1890点，与6月12日阶段性高位相比已经跌了51.53%。我国股票市场疮痍满目，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在8月27日以后，政府再次托市，我国股票市场才稳定下来。接着，我国的股票市场处于低位震荡的状态，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从9月初到11月底一直在3200点到3650点之间震荡。
2.股票价格暴跌的原因
在我国股票市场下跌如此惨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找其中的原因。
有人说，境外机构投资者狙击了我国股票市场。笔者认为，这个原因是难以成立的。我国人民币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不可兑换，我国股票市场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外国机构投资者只能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身份，在证监会的监督下使用一定的额度参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因此，从制度上不存在境外机构投资者大规模狙击我国股票市场的可能性。
当然，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股票价格下跌肯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不是采用公开狙击的方式而是采用散户隐蔽的方式实现的。2003年以来，国际投机资金即所谓“热钱”开始以灰色的或黑色的途径如“地下钱庄”流入我国，然后借助于我国居民的投资账户，参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李：《我国境内的“热钱”问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热钱”分属于许多的投资主体，他们都是以散户的形式投资我国股票。
即使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或者“热钱”操作者在抛售我国股票，仍然存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在2013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处于2000～2200点的时候不抛售我国股票，在2014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处于2600～3100点的时候不抛售我国股票，而是在2015年6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上升到5166点的时候才开始抛售我国股票呢？很显然，正是我国股票市场产生如此严重泡沫，才给他们创造了抛售我国股票的机会。
这就是说，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暴跌肯定起了助长的作用，但不是我国股票市场暴跌的主要原因。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进入我国股票市场以及在不违反《证券法》的前提下卖出我国股票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但是，对于“热钱”来说，他们进入我国境内以及借助别人的投资账户投资我国股票市场是非法的，应该依法严肃阻止和取缔。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公安部门最近加大了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就是要制止“热钱”对我国金融和经济的扰乱性影响。
也有人说，对现政权的仇视者攻击了我国股票市场。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仇视者有多少呢？他们持有股票的数量又有多大呢？显然，在党和政府整治腐败现象受到全国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情况下，这个仇视现政权并且活跃在股票市场上的群体不可能人数众多。因此，部分现政权的仇视者通过制造我国股票市场的动荡来发泄私愤肯定是存在的，但大批现政权的仇视者勾结在一起，试图通过大规模抛售股票的方法打击我国股票市场几乎是天方夜谭。况且，我国证券交易所已经采用大数据进行管理，如果如此勾结起来明目张胆地做空我国股票市场，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这也是说，现政权的仇视者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暴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仍然不是我国股票市场暴跌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股票指数期货交易是我国股票市场暴跌的“元凶”。确实，在股票市场出现暴跌的前夕，投资者们在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上纷纷卖出合约，股票指数期货合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贴水。但是，要分析这个原因是否成立，有必要先来探讨股票现货和股票指数期货的关系。
股票指数期货合约在到期的时候是根据股票指数结算的。因此，在接近到期的时候，如果期货合约的指数与股票现货的指数存在差距，人们就会进行套利，最终使期货合约的指数与股票现货的指数趋向相等。因此，股票现货的指数决定了期货合约指数的最终走向。当然，股票指数期货合约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期货合约升水或贴水，表达了投资者对股票现货价格未来走向的判断，从而反过来对股票现货市场投资者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股票现货与股票指数期货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股票现货对股票指数期货的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
在理解了股票现货和股票指数期货的关系以后，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股票现货市场基础稳固，投资者会在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上大量卖出合约吗？即使投资者在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上大量卖出合约，股票现货市场会出现暴跌吗？真实的情况是：正因为股票现货市场上出现严重的泡沫，投资者成为惊弓之鸟，期货合约大幅度贴水才引发人们大量卖出股票现货，导致股票现货市场大跌。
如果投机者在股票指数期货市场卖出合约的同时在股票现货市场上卖出股票，在规模足够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对股票现货价格造成很大影响。但是，这种做法在我国是触犯法规的。根据2013年8月30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影响期货市场行情囤积相关现货，以及操纵相关现货市场价格而影响期货交易价格，均属于违反法规行为，将予以处罚。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违规违约处理办法》，http：//.cn.这意味着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同时在股票现货市场和股票指数期货进行跨市场做空属于恶意做空。但从事后证监会查处的情况来看，在我国股票市场上也没有存在大量的恶意做空的情况。
应该指出，股票指数期货还具有投机和套期保值的功能。如果投资者持有大量的股票，在他预期股票价格将下降而又不能大量减持股票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股票指数期货来套期保值。即使投资者没有持有股票，在他预期股票价格将要下降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利用股票指数期货进行投机，这都是合法合理的。做空和恶意做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合法的，后者是犯法的。这意味着股票指数期货合约大幅度贴水可能是诱导股票价格下跌的因素，但是根源在于股票现货市场价格本身已经严重高估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我国股票市场2015年暴跌的基本原因是股票市场形成泡沫并最终破裂。股票市场泡沫的破裂使投资者产生恐慌心理，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抛售股票，持有基金份额的投资者要求赎回份额，通过融资买进股票以及利用场外配资买进股票的投资者被强行平仓，从而导致股票市场暴跌。在这个过程中，“热钱”操作者从中渔利，对现政权的仇视者发泄私愤，市场操纵者试图利用股票价格下跌获得暴利，都起了加剧股票市场暴跌的作用。
实践是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标准。应该指出，2015年我国股票市场的泡沫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高杆杠率的大规模场外配资等等，但是提振股票市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对股票市场泡沫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振股票市场在初期对提振实体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的财富效应不大，提振股票市场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加速再融资和IPO向实体经济增加资金的输送，这种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资金流向股票市场所抵消。但是，股票市场泡沫破裂以后，再融资和IPO不得不停止，投资者遭受损失，对实体经济反而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3.简短的结论
我国2015年股票市场的急剧变化给投资者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股票市场泡沫破裂的代价是惨痛的：除了在2015年6月以前撤离或大量减仓的投资者以外，其余大多数投资者损失惨重；我国政府不得不暂时停止IPO，股票市场融通资金的功能受到不利影响；我国政府不得不采用持股超过5%的股东不得减持股票这样的非市场手段来阻止股票价格下降，股票市场机制受到一定的破坏；我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买进股票以避免股票价格恐慌性下跌，有可能造成政府的损失；如果真的存在“热钱”操作者或者对现政权的敌视者，他们却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对提振股票市场以提振实体经济的政策进行反思，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政府的职责是管理股票市场的行为而不是股票市场的价格。政府严格执行《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股票市场健康发展，就是对实体经济最大的支持，也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除了在股票市场估值过高的情况下对投资者发出风险警示以外，政府应该避免对股票市场价格的走向，特别是应该避免对所谓“股票牛市”发表意见。
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至今的欧债危机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中国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并从制度构建角度预防金融危机的产生。
中国金融脆弱性分析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对于贷款人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防范责任制并没有落实，导致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过程中不考虑预期收益和成本；对借款人而言，不偿还贷款的惩罚力度小，对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这加剧了借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商本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储蓄者选择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避免受到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有助于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减小银行的脆弱性。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中存在定性披露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现象，主要是公司治理、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方面的披露，而对经营风险的信息披露不足，并且大量信息只向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提供，而不对社会公众披露。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不完善加剧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脆弱性。
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对筹资者的信息缺乏全面了解。中国证券市场上缺乏权威的评级机构，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导致金融信息作用受限，证券市场上存在信息操纵的行为，并且信息披露法律不健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投资受损和证券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
政府对经济存在不当干预。首先，中国的金融资产价格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中国的存贷款利率不是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决定基准利率，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同时，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中国政府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控制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偏低的实际利率增加了经济泡沫的风险，一方面，低利率导致大量社会闲置资金不愿存入银行，而是投入到证券或房地产市场上以获取更高收益；另一方面，低利率又导致投资者从银行借款，将借款投资于收益较高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这两方面共同作用，导致中国经济的泡沫成分增加，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中国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风险：第一，中国汇率制度较为僵化，这为国际投机者投机人民币创造了条件，为避免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的冲击，中国不得不对资本账户实行管制。尽管当前的人民币没有引致国际投机，但这种脆弱性深埋在金融体系内部，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旦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高，非市场化汇率必然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第二，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阻碍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账户的管制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抑制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缺乏竞争和效率，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第三，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这增加持有外币资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外汇风险，一旦人民币升值，持有外币资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手中的外币资产贬值，金融机构和企业将遭受损失。
其次，政府过度投资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用过于频繁、持续时间过长，导致政府投资规模过大。除财政收入、发行政府债券外，很大部分的政府投资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非生产性、期限长、收益率低的项目，而且政府部门对投资的调控偏重于项目审批，决策者利益与项目效益没有密切联系， 导致投资决策与风险责任不对称，投资效率较低。大量的政府投资不但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给发放贷款的银行带来巨大风险，加大了银行的脆弱性。
合理的制度有助于减小金融脆弱性
政府在经济中应以提供制度为主。政府缺乏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是金融脆弱性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是界定和实施产权、并提供制度，而不是干预经济。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不以行政力量干预金融发展，能有效减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造成金融脆弱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宏观经济冲击，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显现的宏观经济冲击多种多样，如国内经济增长停滞、国际收支不平衡等，虽然合理的制度安排不能完全避免这些因素出现，但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却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国内经济不稳定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减小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金融体系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还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带来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合理的制度（如法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都能有效地解决金融体系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小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减小中国金融脆弱性的制度安排
完善金融体系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使金融体系中的监管者、金融中介、投资者、筹资者、储蓄者获取更充分的信息，减轻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金融脆弱性。促进中国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促进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评级技术，建立科学的信用评级方法，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监管机构，对评级机构进行技术指导。第二，完善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健全信息披露的法律体系，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缩短信息披露时间。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法律法规方面，应明确量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数学模型，增加对银行利率风险进行披露的要求，依法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衍生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和承销等业务信息进行披露，使信息披露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强化信息披露的民事和刑事责任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构建。一是以法律形势界定政府干预。通过《宪法》和《行政法》限制政府权利，界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边界，防止经济法所确定的国家干预被行政化；制定产业政策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政府调控行为。
二是避免长期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实施会导致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加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中国应避免长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应以中性财政政策为主，即财政政策不给经济运行带来扩张性的影响。
三是实施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利率市场化，通过市场利率的波动影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避免央行直接制定和改变利率引发的金融脆弱性。中国还需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使汇率真实反映人民币的价值，避免人民币低估带来的低效益国外投资以及外汇占款急剧上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小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四是政府以供给制度为职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供给法律和制度，并为经济运行提供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应注重改善社会治安秩序，提高社会安全感，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保护公众安全及契约的履行，加强社会稳定。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一是建立存款保险机构，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首先要建立专业的存款保险机构，中国应建立两级存款保险机构：第一级是政府存款保险机构；第二级是存款保险公司。二是对国内银行采取强制投保的方式，自愿投保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对中国国内的银行应实行强制存款保险，即有参保资格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加入存款保险体系，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存款保险体系的健康发展。而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可以采取自愿投保方式。三是建立保险基金，实施差别保险费率，存款保险的保险基金最初应由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出资建立，此后则以存款保险机构以收取的保费为来源。对于保险费率，存款保险公司应制定并实施差别费率。差别保险费率的制定应根据银行的风险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