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5: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文化的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关键词：人的社会化；大学生社会化；内涵界定
准确把握和界定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有益于对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理论把握和实践把握。以下是对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内涵界定的理论综述和初步探索。
一、人的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学中的社会化跟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及的生产社会化、后勤社会化、保障社会化中的社会化不是同一个含义。后者主要是指人们某方面活动的集中化、统一化、标准化；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趋势。而社会学所讲的社会化则是指作为个体的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
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于1895年最早运用了人的“社会化”概念，他在《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用“社会化”来形容群体形成问题。此后，对人的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学本身的重要课题，而且也逐步成为与社会学关联的很多交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如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的社会化问题。由此，伴随社会学和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定义性理解，如美国社会学家c·库利和美国心理学家G·米德把人的社会化看成是形成和发展有个性的社会人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W·奥格本将其理解为接受、承传社会文化和延续社会生活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S·萨金特和T·帕森斯则将其理解为通过角色学习使人更具社会性以实现角色承担的过程；我国社会学家认为它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我国学者杨心恒、宗力、黄育馥等人则将其看成是被社会诱导去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过程。
上述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定义都没有论及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只将人的社会化看成是个体被动地接受社会教化和适应社会的过程，忽略了个体因素对自身社会化及对他人社会化的影响；只看到个体可以同既有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相一致的一面，忽视了个体可以选择、创新、发展社会文化的一面。因此，上述定义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人的社会化仅仅只是把既定的社会文化、规范、技能内化为个体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并且只要这个过程顺利完成就会使生物的人成为社会的人，那么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
事实上，也有不少学者已发现了这些定义的局限性，并力图通过重新界定去克服这些局限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是陈录生和王芝云的看法。陈录生认为：“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学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去认识社会、适应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调适心理、发展和完善个性的目的的过程。”王芝云的看法是：“社会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包括：一是个体加入社会环境、接受社会文化和行为模式的教化、发展自己的个性；二是个体作用于社会、发展社会文化与改造行为模式、变革社会。这就是说，社会化既有社会环境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也有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它既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接受现有的社会关系、成为其中一员的过程．也是创造社会文化、改造现有社会关系的过程。”
综合上述，关于人的社会化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所谓人的社会化是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学习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再现社会经验，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新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过程。具体讲，人的社会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内化而习得社会知识、技能、规范、价值观念和发展个性、完善心理品质，以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传承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二是个人通过能动地释放、外化自己的社会属性、本质力量，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创新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因而，人的社会化是个人学习、适应社会和参与、影响社会的统一。
在目前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出现了这样的倾向性理解，即认为在以往研究中把社会化的个体视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人会使社会化研究难以具有社会意义，由此，认为现在的个体概念既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有社会意义的群体和社会单元，像一代人、大学生群体等。显然，这种理解有助人的社会化内涵的界定更趋合理化。
【关键词】农业旅游 社会文化环境 可持续发展
21世纪是强调协调与共生的时代，人们期望人类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开发之间能够达到完美的协调，因此我国旅游界正式提出“农业旅游”概念。农业旅游将农业生产活动资料和生产活动本身作为观光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方面满足城市人返朴归真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土地利用率，目前已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开展起来，并与环保、健康、科技等主题紧密结合，更加注重参与性、娱乐性和知识性，旅游项目不断多样化，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农业旅游充分利用和突出农业资源原始、纯朴的自然美，它的吸引力在于充满自然生机的田园风光和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在于那种不同于城市的自然特色。在农业旅游中，农村社会文化环境是构筑农业旅游产品体验价值的重要要素，以文化丰富农业旅游产品内涵能使游客得到更深的心灵体验。
一、农业旅游概念的界定
“农业旅游”在我国正式提出来是2001年。根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颁发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中的定义，所谓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
此外，关于农业旅游的概念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界定。吴必虎、魏小安仅强调“农业旅游是产品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一种新兴的业务旅游产品；王莹在1997年提出：“农业旅游是以大农业资源为依托、以旅游内涵为主题开发的主要以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农事劳作及农村特有的民俗和风土人情为内容的、具有极大参与性的旅游活动”；毛勇在2004年提出：“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活动、农村聚落及农村传统的生活习俗为资源，融观赏、休闲、参与、娱乐、学习、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杨涛在2006年提出：“农业旅游，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并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等等。
农业旅游的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农业旅游不包括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的游览活动，而仅指以农业资源为依托而萌发出来的一系列旅游活动，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二是与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相结合的一些参与性较强的农事活动；三是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
二、农业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在国外，农业旅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以上，但是农业旅游真正兴起还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远离城市的乡村作为度假地。一些贵族、富商在度假地盖别墅或第二住宅度假，还有更多经济状况并不很富裕的城市居民或者联手购房、分时度假，或者住到当地农户家里度假，于是一些农户适应这一需求，把自家房屋改造装修成家庭旅馆，接待观光度假的旅游者，这就是最早的农业旅游。
我国农业旅游的萌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旅游走向兴旺发达之后。1998年，国家旅游局在对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验收中，对北京“锦绣大地”和上海孙桥农业旅游的肯定拉开了我国农业旅游的序幕。1998年我国国家旅游局推出的旅游主题是“华夏城乡游”，其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看农家景”的农业旅游是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国家旅游局为落实“国发［2001］9号”文件，把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工作列为当年旅游工作的要点，通过对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调研形成了《农业旅游发展指导规范》，并于2001年底公布了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候选名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该项工作的开展。2002年国家旅游局颁布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极大地刺激了农业旅游开发活动，随后海南、湖北、江苏、云南等地纷纷筹措巨资打造农业旅游。
目前农业旅游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业态之一，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在许多国家的旅游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中都占有可观的比重。例如，美国每年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次数达2000万，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2%；意大利20个行政大区，已全部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大约有1.15万家专门从事“绿色农业旅游”的经营企业，一个夏季就可以招徕120万本国旅游者和20万外国游客到各地的“绿色农业旅游区”休闲度假，超过全年国内外旅游总人数的2%；法国农业旅游的收入占旅游业总收入的1/4；澳大利亚旅游业总收入中农业旅游收入超过35%，等等。
三、农业旅游开发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问题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地域性的、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正在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急剧地消失，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正在加速丧失。多年来，过分地关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宣传使中国人认为，所谓富裕就必须像西方一样，因此，我们的现代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模仿西方。同时，城市相对农村，又总是处于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农村体现自己的现代化和富裕程度的方式以城市为榜样，不仅有现代文明标志的汽车、电器、家具，而且民居也模仿城市的钢筋水泥楼房，经过媒体宣传，后起的中国农村富裕村镇也纷纷仿效他们的模式，导致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民族文化遗失。这种情形使我们认识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有地区特点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大问题。
我国农业旅游发展较晚，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农业旅游使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得到复苏和重整，带动了农村传统文艺的复兴和农民文化自豪感的加强和巩固，打破了农村封闭的社会文化氛围。异域文化的良性示范效应改变着农村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村民们的社会心态、文化观念，加速了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步伐。而与此同时，农业旅游的经营活动本身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有可能使其过分商业化从而丧失其本性中善良淳朴的一面。农业旅游对于农村社会文化环境的破坏，如地方特色的弱化、节庆活动的商品化、民俗的庸俗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淳朴民风的消失等，已经为旅游界所公认，这使得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水平的提高，村民必然会采用先进的生活技术和更加便利的生活设施，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不能阻挡这种趋势，但是这又与旅游者“求异”的要求相背离，使农业旅游成了游客“在异地的城市生活”，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因此，在城乡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在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选择的同时，尽量避免现代文化污染，保护当地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本地乡村文化进行挖掘，丰富文化休闲项目，利用不同的区域文化打造农业旅游精品，在保持农村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文化的发展，这是保持中国农业旅游良好的发展形势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
四、农业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的方法
1、倡导正确的文化观念，保护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政府在帮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要大力倡导正确的文化观念，避免过度城镇化，保护特色民居，保持淳朴的民风民俗，维护自然的、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在真实生活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延续，因此，政府要大力宣传提倡当地农民的务农传统，并提倡在不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前提下保持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政府政策应有利于部分农民安于农业，吸引有志于农业的人才，以此来为保护自然的、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真实的“土壤”，保护“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在保护农村特色民居时，可采取保持民居的外观，同时改造内部功能的方法，使之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在建设新建筑时，应保持与当地原有建筑格调的一致，避免求新求大，追求洋味；对于农村传统民风民俗的保护，要注重激发农民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根深蒂固的原始感情，并由此激发他们对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的自觉的传承，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重现一些历史场景，或一年举办几次节日庆典，或定期举行几场民俗风情歌舞表演，使传统文化流于形式，成为了一场场生硬的、没有感情的“秀”。农业旅游只有达到保护文化生态的高度才能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促进旅游业与农业经济的繁荣，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重视对当地旅游人才的培养，使农民成为农业旅游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
在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当地农民中的旅游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举办旅游专业知识培训班和旅游管理人员培训班等，使农民成为农业旅游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一方面，这些培训班可以集合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灵活开展。可以在高中等农业院校开设农业旅游人才特色班，可以由企业在民间开设的各类培训服务机构提供培训，也可以由各级农民协会举办旅游人才培训班。这种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全方位供给系统，能够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旅游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网络教育这个有力的工具开展远程培训、网上交流示范等，让有条件的农民更方便快捷地进行自我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各种有关农业旅游开发管理的正确理念和实施方法得以传播，这些土地的主人们将真正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获益，农民们将真正成为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守护者，而只有作为农业旅游资源核心的农耕文化生生不息，农业旅游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说的是，农业旅游产品设计应突出自然朴实、健康向上、特色鲜明的原则，“乡土性”是农业旅游产品本质属性，但是也要避免走向“越土越好”的极端。这种极端观念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文化观念，是对农业旅游的极大误解，这种误解的结果使一些低级甚至庸俗的东西被搬到农业旅游中来，导致游客的反感，同时也有悖于旅游作为一项高尚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最终将使农村失去对城市居民的旅游吸引力。
五、结论
在农业旅游活动中，资源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农村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者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充分尊重，同时也要求提高农民对所在地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一个成功的旅游开发必须能将旅游地的文化融入其中，同时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传达给旅游者。所以，在中国农业区域资源丰富、特色突出的地方，致力于农耕文化内涵的发掘和提炼，以给旅游者带来关于古老东方文明的文化体验才是农业旅游永续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孙钢：在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验收工作会议的讲话[N].中国旅游报，2004-4-7.
[2] 魏小安：中国“三农”旅游的发展[DB/OL].深圳市委党校网上图书馆，2005（8）.
[3] 王莹：对发展我国农业旅游的思考[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7（16）.
[4] 毛勇：关于我国农业旅游开发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2004（4）.
过程性评估，又称为对学习过程的评估(sessmentforlearning)，对应终结性评估或对学习成绩的评估(sessmentforgrading)。前者是指通过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之最终达到期望目标，并消除学习者现有水平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同时，过程性评估还通过对话协作以及学习者的学习反思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过程性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者的标准化测试成绩(Black＆Wiliam，1998)。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self－regulation)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Bandura(1997，p．174)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Zimmerman，2000)。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formativefeedback)，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formativeinteraction)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internalization)。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
3．学习和发展维果茨基对学习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发展是指学习者心理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学习则只是获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变化过程(引自Black＆William，2009)。恰恰是发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帮助学习者成功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最终实现“良好的学习状况”。而这也正是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差异所在。前者着重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最终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某一阶段的表现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虽然通过终结性评估，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问题，但无法了解其问题根源以及内在发展状况，因此无法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出相应的反馈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馈形成性反馈(formativefeedback)是指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其学习目的或出现的问题给予清晰的评价标准或评论(Blacketal，2003;Marselletal，2006)。研究者认为，形成性反馈相对于传统的成绩评定，能够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形成元认知策略，如目标设定、行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过实验发现，相比原先评分或仅仅表扬的传统方式，来自教师的详细的书面反馈，包括评价和建议，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写作测试的成绩。社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形成性反馈体现出给予学习者必要支架帮助的特性，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处理，帮助学习者由他人调整转向自我调整，并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Vygotsky，1978;1987)。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过程性评估的实施
尽管过程性评估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但在课堂教学的实际操作中仍然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Hall和Burke(2003)在研究中发现，尽管教师们意识到过程性评估的重要性，但如何在课堂有效实施仍然存在学生人数众多难以进行个性评价、实施策略过于繁杂加重教学负担等障碍。那么，阻碍教师有效实施过程性评估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概念的不统一造成教师无法有效地掌握过程性评估，也无法获得明确的指导。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师对于终结性评估有着明确的定义，但是对于过程性评估的含义还存在混乱的认识，需要统一的课堂教学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其次，教学模式有待改变以及缺乏有效的教学用具也是阻碍过程性评估的难题。如传统教学观念只看重学生的阶段性学习结果，而忽视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学习变化。同时，教学用具也无法及时有效地记录学生的学习活动和表现。再次，教育部门在学业标准的制定上仍然倚重终结性评估，而在过程性评估方针的制定和指导意见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
鉴于此，美国数学教育委员会(2000)认为，教师应当逐步推行过程性评估措施并和终结性评估实现有效结合。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过程性评估，要有明确的理论支撑，对过程性评估给予清晰的界定，并伴有明确的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以便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加以有效实施。因此，通过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看待过程性评估，可有效地解决过程性评估定义混乱的问题，特别是学习与发展、内部认知和外部环境的交互问题等等。同时，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应当明确过程性评估的实施策略及指导原则。针对这些问题，相关教育机构和研究人员在研究基础上，纷纷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与指导原则。Black和William(2009)提出了以下实施策略:(1)教师向学生清楚地阐释学习目的和成功标准;(2)实施有效的课堂讨论以及其他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3)提供形成性反馈，帮助学生了解如何有效完成任务;(4)激发学生相互帮助，互相提供支架帮助;(5)激发学生逐步实现自我调整。芬兰教育委员会也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提出过程性评估的指导原则:(1)过程性评估要着重个体差异和多元发展;(2)形成性反馈要能够培养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和较强的学习动机;(3)鼓励学习者建立终身学习观念，并展示如何建立各个阶段的学习目标;(4)过程性评估重在过程，而非结果。要培养学习者自我评价的能力。当然，相关的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还有待进一步细化，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习者进行量体裁衣，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三、结语
第一章 综论。本章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母语为中文者的英语教育（EFL作者认为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EFL教学方法使母语为中文者学习英语事倍功半，原因在于EFL教育过于 注重表层语意，忽视学习外语所应培养的直觉和语感，忽视外语在实际情境中的应用，只把英语看做是一个科目，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拚除实际社会文化的EFL教学法，阻碍了语言的全盘性理解；第二方面：语用学与词汇语用学。语用学研究语言在实际情境|语境中的运用。语用学着重研究话语，它必须从当下的情境来理解，它没有固定意义。解读话语要靠推论和沟通合作的一般原则。语用学是动态的，它研究言外之意以及听者如何能够了解言外之意。语用意义的研究重在话语发生时的情|语境如何赋予词汇真实的意义和效力。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范畴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单字意义功能的交互作用：不同地方的认知系统，会有不同的词汇分类；说话者凭直觉所运用的语意模式，要把字词放在不同的情|语境来看，才可以察觉各种词汇意义；母语人士能对意义随机应变。由于他们对母语的的格式塔机制能凭直觉弥补词汇空缺。词汇语用学是从词汇语义学发展来的。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Bluter 就语用视角讨论语意模糊；Wilson提出了词汇语用学的特点及以多元面向来探究原型意义的延伸；描述和分析词汇在情|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形；用动态而实际的方式来建构意义。词汇语用学的开创学者提出的原则和外语理解息息相关。他们认为词汇语用学具有非典型性，非组合型，它还包括了简练原则；第三方面：EFL教学种忽视语用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外语语用缺乏认知，很容易造成跨文化沟通的失误。学生最大的理解问题来自英文字词用发的常规和创新，当然包括目标语语区中的语用负迁移；第四方面：每章内容概述。
第二章 意义建构。探讨如何结合惯例和创造力来产生意义，以及母语人士如何透过对情|语境的直觉，运用推敲参照的机制和其他技巧，一贯而自然的建构意义。情|语境主要有三种类型1.语境（上下文）；2.当下的实际情境（包括时间和空间）;3.社会文化情境。其中社会文化情境对外语学习者最具挑战性，情|语境的功能在于有效制约语境。成功的外语学习者能把字词和情|语境相连，这样才能了解字词在不同情|语境中产生变化，延伸意义。作者认为外语学习者要弄清楚信息意义，必须识别语境、情境和社会文化状况，并把语言特征和情|语境统整起来。广泛接触外语并且采取有效地意义建构策略是成功理解的关键。紧接着讲述了意义的特征：惯例和创造力，稳定性和变异性。母语人士对惯例和创造力的模式，他们能随机应变，而EFL学习者则倍感困难。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就需要关注外语的沟通模式及说理方法；第三方面：作者分别从蕴含语意，意图意义和譬喻性意义三个层面来分析间接语意。但这三个层面意义有他们各自的特点：蕴含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只用绕圈子的方式传递信息；意图意义指信息发出者传递一个信息，希望用这个信息让接收者做某件事；譬喻性意义源于字面意义但也是应情|语境而生的。在意义推论这一节作者认为推论要成功，要具备两个条件1.听者认为信息喻情|语境以及掩着的意图有关；2.听者运用情|语境信息找出最具关联最合理的解释。能够运用多层次的背景知识是母语者能凭直觉、透过推论来察觉语意及替语意解码的关键。指称意义表示语码和外在物体的关系，它带有感情是主观的，同时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关联性越大，认识就越快，越容易。关联性对于推理行为至为关键。外语学习者会把话语联想到与自我经验最相关的事物，这会导致理解错误。
第三章 外语教学中的语用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到影响EFL学生语用能力的几个方面1.社会文化结构或者是社会文化情|语境。社会文化知识架构不同，母语和外语在理解上会产生隔阂，导致无法理解或者错误理解外语。社会和文化是语言的内嵌要素，同时语言的本质是鲜活动态的。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提高语用能力。2.基模知识。它是人类从经验中所获得的背景知识。它组织经验，制造预期，促使行动，并提供让人们得以记忆、描述、重构事件的框架。基模知识产生指涉点，由指涉点找出关联和意义，然后组织起文化观念和个人经验。而人类沟通是根据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由此可知基模知识的重要；3.认知成熟度与概念流利度。认知成熟度是推敲蕴含|譬喻意义所必须的思考辨识能力，找到语用意义需要认知成熟度，而认知成熟度是与外语的社会与世界不断互动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流利度是信息接收者能了解话语和其语用含义的思维能力。在语言转换中，概念流利度需互通基模和概念，只有具备概念流利度才能破解外语语码，达到正确理解；培养多种类型的认知成熟度在文化上重新定向，才能准确理解在不同情|语境中所传递的信息。
第四章 观察和调查研究。这一章深入探究东亚EFL的教育现状，并提出不重视自然语言实际使用的教育缺失。学生不加审视的背诵课本，笔记，还有单字翻译的教学方法，忽视培养学生敏锐察觉字词灵活变化的潜能，使得学生缺乏概念流利度。针对这种弊端作者提出EFL课堂应该把那些能够利用原有知识和激发学生兴趣的外语媒体资源作为学习工具。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显示：即使是东亚的进阶学习者，对于日常英文的修辞|语用策略进行解码时，大都仍然相当困难。
第五章 英文语用策略中的修辞技巧。这一章以描述性的方式配合许多实例来探讨英语语用策略。同时发现间接性和意图性在外语中难以掌握，尤其是相似性转换语（similarity），反意转换语（opposition），替换性转换语（substitution），这也是这本书题目中的SOS的来源。相似性转换语包括譬喻和互文；反意转换语包括反语、矛盾句、矛盾语；替代性转换语包括委婉语、夸张和淡化。在实际情境中修词语的使用通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对学习者而言，设法理解外语修辞的过程有助于逐渐建立外语的社会文化知识。在语意推敲时所下的功夫，通常会在脑海中形成外语联想的基模网络。抢眼词|流传语，宣传语和文字游戏常用突显性策略来透过情感来传递和强化意义，用来增添幽默。这些对于EFL学习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修辞在使用过程中的融合及EFL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传统及面向的不熟悉所致。这章提供大量的词汇语用实例有助于协助教师和学生开始培养对情|语境线索的敏感度和主动进行推敲的能力。
第六章 结论：展望与新方向。在这一章里面作者对前面几章内容总结的基础上期许发展有效教学策略，重新定位EFL教学观。在全球化以后，经由一种文化沟通模式编码的信息，需要在一种文化种透过另一种文化的沟通模式来解码，为了避免曲解，必须看出情|语境的语用层面。文章再次强调充分基模知识和语用理解的必要性。语用效力是建立在外语社会文化的观念和基模上的。为了能在现实环境中有效沟通就该培养学生循着情|语境的线索去理解语用指涉解读能力。对于EFL教育的缺失，作者提出要学会推敲及使用一些媒体资源来协助老师营造自然语言环境的多种真实素材。最后从学习目标、教材、方法、学生活动方面提出了作者对EFL教育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2.评价
首先：它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从本书的编排上来看，除了作者阐述的主题内容外，作者为每一章都设定了问题讨论、活动和计划，在本书的最后还添加了两个附录：第一个是关于语用学和语言教学方面的各个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成果，还有关于特定言语行为已经做过的一些研究。第二个附录是一些关于语用学的主要教科书和参考书。这对语用学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从内容的选择上来看，作者从词汇语用的角度来分析词汇的教与学。首先来说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学科；在《国内词汇语用现象研究十五年之评述》中作者介绍了修辞的词汇语用问题。“修辞研究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人们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文化等不同层面对修辞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涉及委婉、幽默、双关、移觉、隐喻等修辞语用现象，探讨内容主要有：一是语用修辞的策略研究，如实现英语、日语委婉表达的策略。二是语用修辞的构建方式研究，如创造双关的手段、隐喻的常见表现形式、英语委婉语的构建方式、英语幽默的形成、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语用修辞特征、词类转换的语法化、语言词汇层面的修辞手段等。三是外来词的语用修辞特色研究。四是语用修辞的效果与功能研究，如极限表达与修辞效果、移觉的认知机制与认知功能。”可见英语词汇语用模式的研究是非常新的一个话题。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五章，对于修辞技巧的分类，作者首次把意义的转化分成similarity, opposition, substitution, 即 SOS.
其次：特别强的实用性。
本书介绍SOS英语词汇语用模式是以东亚的EFL教育为背景的。我们作为EFL学习者，流畅顺利的在实际情|语境中进行沟通是我们的最终母的，也是EFL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EFL教育它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说只注重目标语的语法和概念意义；由下而上，逐字翻译；把自然语言仅看做是一个科目；缺乏融会贯通的思考和学习，学习缺乏关联性；拚弃实际社会文化，脱离语境；很少见到一些英语系国家的沟通|行为模式等等。这些缺陷使我们的沟通目标难以实现，常会出现跨文化交际的失误。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目标语的一些沟通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使我们在情|语境种学习词汇。
对于EFL学生来说，词汇学习在英语学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词汇学习只是死记拼写及相对应的汉语解释。但是由于英语词汇和汉语并内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英语词汇具有变异性，也会造成EFL学习者对英语词汇的使用错误。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情景和语境。本书为我们EFL学生的词汇理解和记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再次：全面的跨学科性。
英语词汇的语用意义是运用语用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来研究的。在SOS 英语词汇语用模式的研究过程中设计了大量的学科，如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以及词汇语义学。归根到底这些都是由意义的惯例和创造力，稳定性和变异性以及语意的非组合性决定的。
论文摘 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映在其语言的各个层面。具体到词汇层面，会出现由于母语词汇和第二外语词汇表达意义不对等而造成交际上的障碍。学生在外语学习中倾向于将母语词汇与相对应的外语词汇一一对等起来，忽略了蕴含在词汇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使得他们在实际中无法有效地运用语言。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语言是由一定的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必然要以该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为重要的学习内容；但是，在更高层面上，一种民族语言是该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也在语言的不同平面上有所反映。具体到词汇平面，学习者在对外语词汇理解上的跨文化问题主要发生在：“目的语的词汇跟母语词汇表达的意义不对应，词语附带某一民族独有的文化概念等”，［1］（P265）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同一事物或概念，在一种语言中可能只用一个词来表示，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有几个或更多的词来表达。通常说来，“表示同一概念的词越多，词义就区分得越细”。［2］（P78）如，对于沙漠之舟骆驼，在阿拉伯语中有近四百个词表示骆驼，可以区分不同年龄、品种、性别和大小的骆驼，因为骆驼是阿拉伯人的重要交通工具。相同的例子还有表示亲属称谓的词，当来自汉语文化背景的人与来自英语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时，涉及亲属称谓的词语常常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因为不是所有的称呼都能在另一种语言中一一找到对应的词。如对于下句的翻译，着实让人为难：Mary’s brother married my sister.因为不知道句子中的brother究竟指哥哥还是弟弟，sister指的是姐姐还是妹妹。与英语相比，汉语中对亲属关系的称谓要丰富得多了。像嫂子与弟妹、侄子与外甥等诸如此类细致的称呼方式，西方人对其无法理解。
另一方面，即使在两种语言中都存在指示同一事物或概念的词，它们之间也并非是一一对等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情感。如，peasant一词翻译成汉语指农民。但深入考察这两个词的涵义，则发现英语的peasant是带有贬义的，根据《韦氏大字典》，peasant除农民外，还指1.乡下人，乡巴佬；2.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粗鲁的人。但汉语中的农民一词却没有此类的负面意义。相反在中国，农民、工人含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反映了不同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阶层的不同态度。无论个人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只有承认这种语言事实，才能使交际双方彼此间真正相互了解。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对词义的理解往往是把某词翻译成母语的某种形式，然后根据母语词语的意义去理解外语单词的意义，教科书上通常也采用这种办法。许多“跨文化现象就出现在这符号的转换和意义的转注上”。［3］（P132）因为这种办法往往使某些词的意义走样。所以说，要使学生准确把握外语单词的意义，单靠符号转化和意义转注是不够的，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全面了解与外语某些词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才能解决这种跨文化问题，但在实践中，教师在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传统的英语教学，偏重词语运用在语法方面的正确性，却忽视了词语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影响，学生尽管掌握的词汇量很大，语法知识也很详尽，但由于缺乏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常常会引起误解，甚至闹出笑话。把milk way翻译成牛奶路，rest room理解为休息室，senior citizens认为是指社会地位高的公民。而实际上，senior在该词组中属于委婉语的用法，与西方文化中对青春的崇尚有关。虽然在中国等东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的传统，但是西方国家的人们却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害怕变老，因为老年意味着孤独和无力，所以就避免使用old，而冠以senior这一堂而皇之的字眼。对于身处汉语社会文化背景中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来说，掌握英语语言社会文化知识与掌握词语的概念意义、语法知识同等重要，不深入了解英语和汉语的文化差异，就谈不上真正学好英语。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就要注重介绍英语词语的社会文化意义，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举措。
1.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在教学中传授文化知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化方面的知识包罗万象，从广义上讲，它包括所学外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宗教、道德、伦理、心理、习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狭义上讲，日常用语、专有名词、成语典故、民间谚语都能反映出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向学生提供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地表达。因此，身为一名外语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只有这样才能胜任跨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这一职责。
2.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同时并举，紧密结合。后者要为前者服务，而不是取而代之。因此，在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时必须优先考虑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和交际性原则，做到相辅相成，形象生动。
3.随机讲授。因为目前学校里还没有开设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专门课程，所以只能按现有教材，涉及什么讲什么，重点是要讲解那些具有背景意义的词汇和交际用语，除讲清其概念意义部分外，还要扩展其知识内容，讲清它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以及与其相关的外国风俗习惯和交际常识等。教材中有很多与文化相关的词语可以挖掘和讲授。以最基本的breakfast为例，人们总是立刻就把它与汉语中的早餐等同起来，殊不知摆在餐桌上的东西却是截然不同的。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稍微扩展一下，把中式早餐和西式早餐加以比较，则将词汇的教学置于文化背景中，一举两得。又如，在讲floor一词时，应告知学生，它除了指地板，还可以指楼层，而表示楼层的时候，又涉及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不同，美式英语和汉语表达相似，而英式英语则把一楼称为ground floor，而二层成为first floor，以此类推。在讲到数字的时候，应提及西方人对数字13的禁忌，来源于宗教的影响。再如：我们熟悉的“足球”一词，英式英语为football，但美式英语则用另外一个词表示soccer，football在美式英语中指的是橄榄球，或美式足球，是橄榄形而不是圆形，用手而不是用脚玩，等等。这样将词汇与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学生掌握的就不会是中式英语，而是地道的英美英语。
4.寓教于乐。学习语言的目的在于应用，而学习外语的难题之一是缺乏语言环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千方百计为学生创造语言环境，并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和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从而提高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或课外活动时间对话、表演、唱歌、学习谚语和成语等多种形式，为学生创造学习环境，使他们在活动中学习和提高。
参考文献
［1］顾祖嘉等.语言与文化（第二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跨文化交际
Abstract：Over the years， English teachers mainly focus on grammar explanations and teacher-centered translation methods. Teachers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gnor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use English， which leads to students’ inefficiency in communicating with foreigners. The students at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school， have to go abroad. They have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foreign teaching methods and handle daily life in another country. Therefore， the school must emphasize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Semantic pragmatic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由于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的不同，因而各自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等诸语境因素，造成人们不同的说话方式或习惯话语。这就可能使交际双方对对方的话语做出不准确地推论，从而产生冲突、误会或交际的故障。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针对文化冲突提出来的，它是一种在理解、掌握外国文化知识与交际技能的基础上，灵活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
大量事实表明，传统的“就语言教语言”的模式不能适应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要求。跨文化交际能力把交际因素引进到英语教学中来，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揭示那些隐伏在语言背后的，易引起误会和冲突的文化因素。英语学习不再局限于掌握语法、扩大词汇量，更要考虑到英语母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之外的规则。此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处理好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产物。语言的构造有文化内涵支撑，使用某种语言必须遵循该语言的文化规约。中外合作办学教学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灌输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部分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态度（attitude）、知识（knowledge）与技能（skill）三方面构成。为达到互相沟通的目的，交际者需要对交际对象的社会文化持有好奇与开放的心态，有意识地发现其它文化的特征，并主动通过与交际对象地接触与社交加深对它们的认识。Knowledge指的是交际场合需要的社会文化知识。它包括两方面：一是本人与交际对象的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知识;二是在交际过程中运用社会文化准则控制交际进程的知识。文化内容可以概括为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Skill强调该语言的使用者必须十分了解文化习俗，熟练程度尽量向该语言的母语使用者靠拢。只有娴熟掌握了该语言，对语言背后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背景了熟于心，才能较好适应该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技能的获得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学习与反复练习才能掌握，学生不能无意识地习得。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虽然能通过教师课堂教学或课下自学等途径获得一些教义理论，但学生必须在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获得技能。
在教学中，语言交际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教师应该着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对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的渗透，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际英语的敏感。语义文化是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和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英语教学中应注意语义文化内容教学。词语在不同的文化含义上具有不等值性。不等值性是文化差异的语言表现，也是英语教学的重点之一。语用文化指语言使用的文化规则，即把语言同社会情景和人际关系相联结起来所应当遵循的规则。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大组成（态度、知识、技能）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在培养社会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也需要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化的欣赏态度和使用技能。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一个新概念，教学方法也仍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中。由于学生对国外社会文化知识没有亲身感受，仅依靠阅读书面材料或讲解抽象的概念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实验表明，充分利用学生已掌握的本国文化知识与相应的外国社会知识进行对比，是社会文化知识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激发学生兴趣，培养交际能力，使得知识、态度与技能三结合，全面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虽然外语教材主要是为语言教学编写的，但是它们都包含丰富的外国社会文化知识，通过比较它们与本国文化的异同，既可学到生动的文化知识，又可加深对外语的理解。角色扮演是一种模拟语言情景的英语教学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学生扮演不同人物角色，并把在一定情景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用语言和动作表示出来。它大大有利于交际能力的发展，如听能、应用能力、语感、观察力、灵活性、想象力和即兴表达力等，而且角色扮演肯定会对学生的认识兴趣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兴趣能促进他们的学习，促使他们自觉地掌握英语。此外，教师还可以推荐一些健康的英美影片，影片的内容是文化的缩影，演员的表演可以使学生了解和学到许多非言语交际的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外教，鼓励学生与他们对话，这样学生往往能学到许多生动的课堂上学不到的有关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东西。
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态度的教育分成以下几个阶段：初级阶段仅要求培养积极的态度，对外国民族文化的一些产物和行为表现形式产生新鲜感与喜爱，教师可向学生介绍他们感兴趣的外国歌曲、短诗等;中级阶段在扩大外语知识的基础上激发对外国文化的好奇与兴趣，教师可让学生与本民族文化进行一些简单的比较;高级阶段则在观念、价值观等方面有意识地加强理解，进行发现与对比的教学，提高对所学语言国家社会文化总体特征的认识。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众多外语教学工作者和外语教学研究人员更深层次地探索与研究。要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两点应贯穿中外合作办学教学过程：⑴、文化教学内容应该是外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⑵、社会文化知识、技能及学习的态度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辅相成、密切相关。（作者单位：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高一虹.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M].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关键词：文化适应；文化导入；文化定型
一、文化导入的理论依据
在外语学习中，社会文化因素对学习者及其学习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构建了各种理论。其中很具影响力的是Schumann提出的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model)。Schumann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为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变量，认为二语习得者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融合程度决定着二语习得的成败。文化适应模式理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心理过程和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交际领域中一个探讨较多的概念，它是“对一种新文化的适应过程”［1］，是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过程”［2］，是“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的社会和心理结合”［3］。Schumann认为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社会距离指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另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同或不同。群体之间或社团之间的社会距离影响着他们之间的交流，还会影响一个群体学习另一个群体的语言方式。社会距离由许多因素决定，如：1)社会显性，指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领域里，学习者社团与目的语社团的地位是平等的，不是一方优于另一方的；2)结合方式，指学习者社团是被目的语社团同化，还是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或是既适应目的语文化，又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沿袭自己的文化方式；3)封闭性，指学习者社团与目的语社团被各自的学校、教堂、医院等社会设施隔离的程度；4)凝聚性，指学习者社团以圈内交往还是圈际交往为主；5)学习者社团规模的大小；6)文化和谐性，指两社团文化是相近还是相异；7)社团的态度，指两社团对彼此所持的态度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8)打算居留时限，指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社区居留时间的长短。
心理距离指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影响它的因素有：1)语言震惊，指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所体验的困惑和恐惧；2)文化震惊，指学习者在接触一种新文化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失落感；3)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目的以及为达到该目的而做出的努力；4)自我渗透，指学习者的语言自我塑性和僵化程度。
二、文化导入
1．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中，Schumann都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这一影响外语学习的重要因素。“学习外语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学习外语还是不同文化系统沟通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的碰撞、理解、吸收和融合的过程”［4］。而文化知识和文化适应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的四个重要参数——合语法性、适宜性、得体性和实际操作性，其中适宜性和得体性的实质就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某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知识是不能与该社团的人顺利地进行语言交际的。语言交际能力实际上是获得进一步的文化知识的必要前提和手段。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进一步学习外族文化的能力。要消除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之间存在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即消除由于缺乏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而造成的心理障碍，就应该把文化融入教学，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文化导入的主要内容
知识中心模式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模式之一，目前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占主导地位。“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是如何在目的文化情境中适宜地使用目的语的知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可称为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由此视角来看，跨文化交际能力突出了交际能力的核心部分，即有关谈话规则和适宜性的知识。下面的公式可以概括这种观点。跨文化交际能力(目的语社会文化能力)＝目的语适宜性＝目的文化知识”［5］。知识中心模式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测试，即文化导入。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似乎是某种外在的物质存在，需要被人为地导入语言教学之中。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它包括以下内容：1)一个民族文化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与语义上的呈现；2)不同语言中指称意义或语面意义相同的词语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内涵意义；3)词语在文化含义上的不等值性；4)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5)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惯用语，主要包括成语、歇后语、俗语、谚语、格言等。
3.文化导入的局限
知识中心模式的文化导入集中于认识层面。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和测试等各个教学环节都易于操作，但往往灌输性强，启发性弱，学习者本人缺乏切身的体验。另外，这一模式难以处理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性，所传授的文化知识往往流于文化定型。
三、文化定型的建立与打破
Dodd(1991)提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与三个因素紧密相关：第一，情感因素，指拥有积极的态度，包括自我肯定、自尊意识、信赖、安全感等。第二，认知因素，指跨文化接触中的感知与认识，包括期望、定型观念、不确定感等。第三，操作因素，指所采取的行为与交际技巧，包括言语与非言语技巧。作为认知因素之一的定型观念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它指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或跨文化交往中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成员的笼统的、简单的看法。文化定型对跨文化交际影响很大，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文化定型被认为是人类应付复杂的外部世界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基本认知策略［6］。
1．文化定型的建立
定型最早时由Lippman作为消极概念使用的，他认为定型是错误的、非理性的。但更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定型是一个中性概念，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合理的认知心理过程。文化定型是贯穿群体之间实际差异的结果或媒体、学校、家长、同辈群体等社会影响的结果［7］。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必须要了解目的语文化，因为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习得主要来自于家庭、学校、朋友以及大众媒体。我们对一个群体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人们会采取更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概括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这样的定型可以帮助我们加快信息加工过程。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存在的事物和现象的认知总是建立在“假设证伪否定假设建立新的假设再证伪再假设直至逼近真理”［8］。为了更好地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和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必须建立一些文化定型来概括文化差异。只有给某种文化贴上了标签，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其他民族的特点，加速信息处理，加强跨文化间的交流。比如我们了解美国人交谈时一般不会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问题。在文化学习过程中，如果不建立这样的一些定型，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根本无法了解和认识异国文化。2.文化定型的弊端
(1)夸大群体差异，忽略个体差异
文化定型往往是将群体的文化特征强加在个体身上，给交际者带来困惑，妨碍对他民族文化有更深的了解，甚至形成偏见。其极端形式是，群体之间完全不等，群体内部的个体完全相等，也就是：中国人甲＝中国人乙＝中国人丙；美国人A＝美国人B＝美国人C［9］。定型思维顽固的人常以群体的概括取代对个体的具体观察、分析和判断，常给人贴上固定的标签，比如：凡是英国人一律保守，凡是犹太人一律精明、勤奋，凡是法国人一律浪漫等。
(2)产生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
在所有的定型观念中，种族定型观念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种族定型观念导致种族偏见，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一种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最终造成跨文化交际距离或交际中断。种族中心言语源于种族中心主义意识，种族中心主义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用自己群体文化的准则、社会规范、行为方式来解释和评判其他文化群体的行为，总是认为自己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自己群体的价值具有普遍性，适应于任何人，否定其他群体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跨文化交际中便产生了种族中心言语及偏见言谈，用特有的语速、语调及用词以表示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
(3)忽略文化的动态多变性
文化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否则我们先前形成的一些正确的观点和概念就会变成一种文化定型，影响我们成功的交际。文化定型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发展变化中的人和事物，高一虹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一文中举过这样的例子。《讲给年轻人听的东方故事》(YoungPeople''''sStoryoftheOrient)是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教科书，其目的是让英语国家的年轻人了解“东方文化”或“东方人”的特征。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文化内部亚文化的多样性，使任何有关“A文化如何如何”、“B文化如何如何”都难以称为正确的概括。有关中国物质贫困的描述，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不失为典型特征的话，在21世纪的今天则早已过时了。美国文化也是如此。美国是一个由多文化群体组成的社会，多元文化群体并存，文化内容丰富复杂，美国人曾经用“大熔炉”(meltingpot)来比喻他们的多元文化社会，而现在他们用更为恰当的“色拉盘”(agardensalad)来比喻自己的文化。我们平常所指的美国文化只是针对某一文化层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偏概全的，忽略了文化动态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3.文化定型的打破
在承认文化定型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应大胆而谨慎地建立定型，进而向定型挑战。
(1)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
在对不同文化差异进行概括或同目的语社团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我们应对可能具有的文化偏见保持清醒的意识，警觉那些整齐划一、忽视个性的文化定型，注意个体之间的差异，充分意识到定型给人们带来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2）保留独立探索的空间
在讨论问题时，应介绍尽可能多的观点和看法以及研究的方法。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对象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可以刺激人的思维，以便独立探索。介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评价标准和分析手段，甚至可以鼓励他们自己做一下文化对比研究，从而更多地意识到文化的异同，更坦然地接受差异。
（3）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其他文化应该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要更多地与有不同文化的人接触，广泛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尊重对方的习俗，与对方建立平等的关系，尽量改变已经形成的偏见，克服种族中心意识，避免在交际中因为定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living(1986)指出，设有文化，我们不能观察，有了文化，我们却永远都是盲人。在文化导入过程中，在文化意识没有被充分唤醒的情况下，对文化特征的过分强调可能会使学习者误以为这些特征就是事实本身，从而在交际过程中生搬硬套，忽略个体特征。这样，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所建立的不是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桥，而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墙。而建立定型又是必要酌，不是一开始就应该避免定型，关键是如何向定型挑战，拆墙搭桥，解决定型的建立与打破这一矛盾。
参考文献：
［1］Brown,H．PrinciplesofLanguageLearningandTeaching［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0.
［2］Ellis,R.Understanding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3］Schumann,J．TheAcculturationModelfor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inR.Gingras(ed.)［C］．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andForeignLanguageTeaching.Artington,VA:CenterforAppliedLinguistics,1978．
［4］黄晓红．外语学习心理和心理训练［J］．厦门大学学报，1992(1)．
［5］高一虹．距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
［6］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7］文卫平．跨文化交际中的定型观念［J］．外语教学，2002(3)．
关键词：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系统；当代翻译理论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关键词：动态系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互动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3）03-0010-0006
二语习得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语言处理过程必须运用基本的认知能力已经成为主流观点（DeKeyser&Juffs，2005）。但二语习得不是一种脱离语境和语言使用的孤立活动。认知视角过分强调个体与思维过程以及语法能力的发展，忽略语言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忽视学习者作为活动主体受到内在积淀的文化、历史、规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Kramsch，2000）。很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以往各种理论对二语习得的解释都各具合理性，却又未免偏于一隅。如何将看似矛盾的各种理论融合起来，阐释二语习得相关的纷繁变量，建立一个核心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System Theory，以下简称DST）和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以下简称SCT）两种理论框架脱颖而出，成为研究者们近期关注的焦点。
动态系统理论源于应用数学，是关于系统状态转移的动力学过程的理论，其中心课题是把握系统的演变规律。Lassen Freeman（1997）首次将其应用于二语习得。她提出，系统科学与二语习得间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都关注无序到有序问的转化等，因此可以尝试将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在此理论框架下，语言被视为一个动态系统，语言发展则是一个动态过程。语言学习者作为一个子系统，亦是一个动态系统，由记忆力、注意力、动机等次子系统构成。这些次子系统互相影响，学习者与社会生态系统又相互关联，继而构成了各级系统互相影响关联的整体体系。DST主要由四个核心概念组成：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s）、非重建平衡态（attractor states）、变异（variation）以及非线性（non—linearity）。随后的研究者们利用这四个核心概念阐释了一系列二语习得中的争议问题。
社会文化视角代表性理论包括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和Bakhtin的对话理论（dialogism）。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思维发展过程分析、人类思维的社会渊源以及符号系统在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中的作用。其核心概念有临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中介、私语/内语以及活动理论，对话是Bakhtin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对话关系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白春仁，2000：164）。尽管Vygotsky和Bakhtin的理论分别从发展心理学及文学文化的角度阐释语言，他们对语言与文化的很多基本观点却不谋而同，即两大理论均在语言使用、文化发展及自我形成三方面对二语习得有所启示。因此将两者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可以更好地阐释二语习得中的语言发展及交际互动。
DST和SCT虽然之初不是基于语言教学，但两者都试图将认知与社会视角融为一体，构建理论框架模型，为二语习得理论实践所用，阐释那些单个理论视角未能解决的问题。两者在二语习得中的具体应用、理论背景、研究视角以及方法等方面各有异同。下文将逐一进行比较，希冀从比较中得到二语习得发展的新启示，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1 DST和SCT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本章将从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学习环境以及教学启示四个方面讨论比较DST和SCT两个理论框架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1.1学习者语言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学习者在二语习得发展中的语言特征进行的解释验证。
Larsen-Freeman（2005）认为石化反映了DST中的非重建平衡状态。在二语习得过程中，语言系统的有些状态反映了学习者母语的结构特征以及他们对目的语的过度概括，还有些状态（即非重建平衡状态）则是由学习者内部相互影响着的各种变量形成的。它们不断发展变化，具有不可预知性。石化是学习者习得过程中的一个非重建平衡状态，而非终态。因此以往的研究者把它当作静止的现象对待，必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描述。DST倡导以动态的视角研究与石化现象相关的各个发展变化、相互影响的变量（语言的、心理语言的、神经语言的、社会语言的等）。另一方面，SCT（Vygotsky，1978）从心智发展的角度解释石化现象，认为石化的产生根源在于语言学习环境的社会本质，即社会互动。Washburn（1998）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比较18名被试大学生的习得状况，发现具有石化特征的学生与其他学生间不存在本质差异，只有定量差异，而且并不明显直接。这验证了Vygotsky（1978：64）对石化现象的分析，即“它们已经丧失了原貌，无法从其外部特征判断出内在本质”，因此我们要通过实验寻根溯源，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中找寻石化的本质，而Washburn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假设的可取性。此外研究还表明，与其他学生相比，具有石化特征的学生需要不同类型的外部协助。因而可以从学习者早期的外部协助情况研究他们后来石化特征的产生。总之，SCT强调不要拘泥于学习者现有的语言表现或学习者内在的习得因素，而要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中、在学习者的社会互动中研究石化的根源本质。
1.2习得过程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二语习得发展的非线性、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以及母语的影响进行的解释验证。
以往的研究者常试图从学习者杂乱无章的自由变异中找寻系统性，剔除异质的数据或“杂音”，得出二语习得呈线性发展的结论（Dulay&Burt，1974）。研究者们从DST角度出发了Dulay与Burt提出的语素习得顺序呈线性的结论，发现学习者本人、学习者间都存在着语素习得顺序的差异。这是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例如语言输入中的出现频率（Larsefl-Freeman，1976）、话题以及学习者的情感因素等。不同研究者各执一词，侧重不同因素，而DST则认为这些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现象，只有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描述现象背后各个交错复杂的动态因素。SCT则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构建假设进行验证。Dufva与Alanen（2005）融合Vygotsky的中介与Bakhfin的复调（polyphony）理论，研究了儿童在外语学习中的元语意识，结果发现儿童的元语意识既是个体认知现象，又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意识习得并非认知流派所描述的那种从无到有、逐渐递增直至成人期便停止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从社会化实践到自我运用话语的质变。儿童不是一点点地构建起一座“准确系统”的语言大厦，而是内化吸纳各种言语，搭建成自身对外语学习认识的一座座关联度松散的小房子。这一发现与Bakhtin（1981）的主张一致。因为儿童元语意识是一种多元异质的构建，不仅体现了不同的方言、语域与风格，还有在各种环境（家庭、教室、媒体）中积累的价值信仰等。有的构成因素还互相排斥竞争，造成了意识习得的异质动态性。这也体现了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
DST也强调习得发展的复杂多变体现为学习者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研究者们解释了语言磨蚀（at-trition）现象，认为语言磨蚀的发展不是线性过程。Meara（2004）利用网络仿真（network simulation）研究了词汇网络中的磨蚀现象，证实了语言磨蚀的发展过程呈非线性的假设，而且还凸显了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其他研究也表明，受蚀者的外语磨蚀的速度并不均衡，有的人语言能力仅在二语环境中生活几年就耗损很大，有的在20几年后仍能保存完好（De Bot&Clyne，1994；Waas，1996）。而在数据分析方面，Meara（2004）研究的结果中整体平均模式为稳步下降，而个体情况则无一例如此。因此DST倡导语言磨蚀研究不要只关注平均值，更要注意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
若要研究二语习得进程，就要先确定其初始条件，接着才是影响习得进程的各个因素。以往的很多研究忽视了初始条件的因素，无法准确评定习得效果，也难以合理解释习得进程。DST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初始条件敏感性，即蝴蝶效应。动态系统的运动和变化完全由初始条件确定；初始条件相近，运动和变化也接近。近年来一系列研究都证实了DST的假设，即二语习得中存在蝴蝶效应。例如，Sparks与Ganschow（1991）发现具有母语学习困难特征的学习障碍（语言发展迟缓、短期记忆与认知困难、学习不易专心、组织摘录重点困难等）是外语学习困难的主因。语音记忆（phonological memory）及母语读写能力会影响外语学习能力。学习者对母语的语音意识cal awareness）及词汇识别能力可以转移到其二语习得能力上。因此，DST从蝴蝶效应的角度解释了母语对习得效果所起的重要作用。而SCT认为，个体通过外部交往活动，将外部言语逐渐内化和思维结合形成内部言语（Vygotsky，1986）。二语习得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母语则是其中重要的心理工具。具体来说，母语可以协助学习者相互解释学习任务，建立维持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Rommetveit，1985）。学习者间相互提供支架时，母语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Ant6n与DiCamilla（1999）总结了母语在学习者进行协作型任务中的作用，并提出其在内在言语外化中的中介作用。因此，SCT从中介的角度揭示了母语在习得过程中（尤其是协作型任务中）的必要性。
1.3学习环境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学习环境的解释及主张。DST认为语言习得环境包括学习者的认知语境（工作记忆等）、文化语境（该文化中的师生角色）、社会语境（与老师及其他学生的关系）、物理环境以及教学语境（教学任务、材料）等，是学习者内部及外部动态因素的集合。学习者与环境作为独立的系统，各自变化发展，又不断相互调整，以维持相对平衡。学习环境的变量中，研究者们尤其关注对话互动（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以往研究发现它对学习者听说能力（Gass&Varonis，1994）、词汇习得效果以及语法习得进程（Gass，1997）等都具有促进作用。它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可理解性输入，增强他们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输出以检验中介语的假设，且互动的过程也符合DST“学习者通过与其所在环境的互动来习得语言”（Larsen-Freeman，2002）的主张。SCT以社会文化视角著称，因而对社会环境的解释更为系统完善。社会环境不仅是学习者语言输入的来源，也是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源泉中。与DST类似，SCT承认学习者与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且相互影响的。外部世界影响改变思维机制，思维机制也会影响改变社会文化环境。但SCT更侧重环境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把社会文化环境放在习得体系中更为核心的位置。SCT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二语习得的具体应用分为支架式教学与协作交互（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支架式教学为学习者在践习获得技能、概念和理解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Gibbons，2003）。学习者间的支架不仅有助于语言输入的交换，而且充实了学习者自身的语言知识（Donato，1998）。
1.4教学启示
本节主要讨论DST和SCT对外语教学的启示。DST认为语法是有意义的动态系统，是语言技能和动态应用的过程，故称为语法技能（Grammaring）（Lars-en-freeman，2003）。准确、达意、适当地使用语法结构的能力是一种需要产生式训练的技能。这种训练要求学习者参与某些交际任务，而学习者必须使用某些结构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因而，语法练习应尽量避免那些纯粹形式的无意义的单项练习。教师应让语法在语篇中“动”起来，在使用中“活”起来，即在语境、语篇的基础上把握好“时”（何时教）和“度”（教多少）。还在此理念上构建了包括形式、意义和使用三方面的三维语法（Three-dimension—al Grammar），已在国内外语教学界应用。SCT则非常重视认知的社会性与文化的反拨作用，体现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测试形式等层面上。课堂作为学习者对话互动的社会文化场景，应采取日常对话的形式（Johnson，2000）。互动是具有真实交际活动特征的对话，与其他形式相比，具有权利的平衡性，给予个体平等机会，有利于发展学习者自主性。在现代外语教育技术的环境下，把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创设较真实的语言情境作为教学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学内容要广泛吸取图片、音响、网络课件等多种素材，使教学内容的呈现与获得从单调的文字形式转变为多种直观生动的形式，使学习活动摆脱了纯文字的单一化呈现，充分刺激学生的眼、耳、手等各种感官，改善人脑获取信息的感官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这种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感知新知识的速度，使学生更有效地理解所讲内容，提高课堂效率，而且会扩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促进学习者言语体裁的多样化发展。在测试环节，教师可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测试软件，如WebCT、Hot Potatoes等，汲取测试软件丰富的多维语境信息的即时展示和快速加工的特点，以模拟真实场景下对话形式的多项选择题的形式，从而大幅提高测试的真实性，有利于测试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考察学习者的潜在发展层次。
2 DST与SCT的异同
首先在理论背景上，DST与SCT都不是基于语言教学的理论，最初分别用于解释物理系统和人的高级心理机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广阔的理论背景使两大理论比那些语言教学的“本土”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Lantolf，2006）。二者都试图解决Saussure与Chomsky的两分法在语言教学应用中的问题，如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但处理方式又不尽相同。Ellis（1997）认为二者都源于环境中复现的模式频率。能力是对使用的综合总结，使用是能力在动态语境中的激活。过去的种种两分法的界线不应那么泾渭分明。两分法是非此则彼，但二语习得应该是共存共生。一个以规则为基础，另一个以记忆为基础，都不能偏废（桂诗春，2004）。SCT则主张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有机结合起来。二者之间是辨证的互动关系，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Johnson，2004）。该理论强调语言运用，因为二语习得不是普遍语言习得能力，而是一种行为。二语能力的获得并不源于语言习得机制，而在于社会环境，在于语言使用。
两大理论对习得过程的理解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强调习得发展的复杂多变体现为学习者个体语言发展的变异性。数据统计中的平均值可能蒙蔽这些个体变异性，因此要注意个体因素。而且二者都认为习得发展不是简单的叠加，或是新旧更替。例如，新的语法出现了，旧的体系不会消失，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再次作用。Vygotsky将这一特点类比为地质学中的地层，新旧共存，旧的埋于地壳中，特定条件下可能再次显露出来。二者都反对二语习得线性发展的观点（Lamen-Freeman，2002），但却是从不同角度解释非线性。DST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理解，系统中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指非线性作用，它是系统存在的内在根据，构成系统全部特性的基础。SCT则是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和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角度出发。以往的某些理论将社会文化环境视为先验的稳定特征，SCT则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动态发展，以及语言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间的相互作用。
在理论视角方面，DST与SCT都试图融合认知与社会视角，反对Chomsky的天赋论，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但社会文化环境在两个理论框架中的分量各异。前者将语言习得视为个体与他人在社会环境中的互动，社会文化环境是整个动态系统的重要部分。但DST并没有明确指出它与其他要素的主次伯仲。SCT不仅将社会文化环境看作认知发展的要素，更是人的心理机能发展的起源（Newman&Holzman，1993）。在SCT的二语习得模型中，社会文化环境具有明确的位置和作用。还有，DST更多是从历时和系统（例如蝴蝶效应、非重建平衡状态）的视角看待语言系统及其发展，因此还突出了其自组织功能。而SCT最初侧重关注人与社会文化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主要从对话的角度解释语言、文化和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说，SCT更突出人本性，强调人的全身发展。
再次，DST与SCT都将语言与学习者视为一个动态系统，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二者组成一个更大、更高等级的系统。但前者对系统概念更为宽广，包括语言、学习者、环境等各种相关（历时与共时）的子系统。其中各要素的数量及相互关系都是变化发展的，具有不确定性。而SCT构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系统，如活动理论，包括学习者、师生、家庭媒体等社会环境、工具（语言、教学资源等）、目标、结果、劳动分工及规则。他们之间相互作用，都与学习者及社会文化环境相关。二者都突出语言习得中的互动作用。Larsen—Freeman（2002）曾强调，学习者通过与其所在环境的互动来习得语言。SCT（Johnson，2004）认为二语习得的起源是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对话互动。但它们对互动的理解又是不同的。DST的互动是各级系统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自身历时发展的综合。因此，这种互动是多极多向的。而SCT的互动受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更多表现为两两间的对话或对立统一，学习者与语言、语言与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等。
研究方法方面，两者都反对纯粹的定量研究，语言习得不是计算机程序，不能仅靠数据支撑。前文提及，二者都不是基于语言教学的理论，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一种是用于解释或重新阐释研究结果，另一种是构建假设或理论模型，进而论证二语习得的规律。两者在具体研究手段上又各有千秋。DST强调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有时通过数学公式推导、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有时则通过类比隐喻等构建模型（例如“双人舞”，De Bot etal.，2007）。SCT强调从定性角度开展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日记、个人叙述等可以更好地洞察一个人的认知发展过程。研究对象的诸多本质在言谈、日记或其他显示主体性的媒介或工具中无意识地流露、敞开、展示或显现出来，研究者因此能够认识二语习得过程中诸多被遮蔽的社会文化本质和现象。个人行为观察比通常对一群体行为观察更能代表调查的科学性（John—son，2004）。
教学的社会文化取向，强调学习的多样脉络，探索文化的、历史的、或是制度因素对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反对思想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英语教师除了学习语言学习理论、语言发展理论和各种英语教学法之外，对于教学领域的社会脉络也必须了解。
全球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全球化与在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不是全然抗拒，而是将全球化与本土化都视为全球化的特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并未见到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反而看到各地文化异质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因此“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是可以共生共存，不应简化为霸权和抗拒的关系，或陷入拥抱和排斥的两极观点。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来回应全球化趋势，正是我国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只是生产力的竞技场域，以第三空间的观念，容纳多元思考主体的空间，在此空间里融合西方理论基础，同时互为主体和融合。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所依靠的力量，不仅只是经济与物质的层面，更需在左右个人行为的文化思维层面，权力的维持不仅依赖经济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层的思想信仰。
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而社会共同的主流文化又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影响利益的认同。人是被观念，而不是武力所统治，统治阶层通过主流文化中潜藏的意识形态而达到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文化霸权。霸权的建立有赖于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与道德的领导”，会将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概念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力量的影响，是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者的信仰体系、社会文化、道德的价值观。“宰制”并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对应的话语，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的复杂交换而形成的，进而剥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独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全球本土化”的意涵指的是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本土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地特殊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机，所以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观点，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其本土文化仍可与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但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都是相对的观点。现今通行的英语教学法原本是英美社会文化的产物，但现在却成为不同脉络国家的主流教学策略。从英语为国际沟通语言的立场而言，英语的所有权应该“去国家化”，英语不再属于某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资源，英语文的教材教法和文化标准也无须再以英语系国家如英美为权威，而是依据当地的各种情境因素（contextualfactors），包括语言政策、教育资源、文化态度、教学目标、师资素质和学生背景等来做形塑调整。
既然英语已被认定为国际流的语言，英语教与学的环境趋向多元化与复杂化，英语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应该跳脱以西方社会文化脉络与学习背景的主流思考，建立以不同社会脉络为考量英语的教学观和教材，扩展英语教育和课程的发展设计。西方的教学论述是以西方的教学情境、历史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英语教学方法，无法顾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英语教学也应该针对本土英语教学的特殊性和需求，随着不同文化区域，建构出具有本土风格的英语教学文化主体。教育单位、学者专家和实际教学的教师们，应该诉说自我教学实践的经验，建构一套适合我国环境的英语教学观及教材。
作者：薛守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会计文化；会计文化建设
会计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远古时期简单的绳结和石刻计算已经标志着会计文化的产生。虽然会计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从理论和实务对它的研究却是一个短暂的历史。
一、会计文化的概念
1．文化的含义。
对于文化的概念，有很多种解释，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角度，不同的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按照的文化观，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个组成内容，即：①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生理需要、物质享受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创造的文化；②精神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敬的需要，以及参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化；③规范文化是为了协调人类社会关系的需要和协调人的活动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化，比如：社会组织、制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等。
中华民族拥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文化曾为人类文明演变发展过程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并存组成，以儒家文化为支柱和基础，以道家和佛家文化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方面都有深远的意义。
2．会计文化的含义。
会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受到社会形态、经济状况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哲学、和人类价值观对会计的影响又是综合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计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会计管理哲学，相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又是一种亚文化。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都以人为出发点，以文化形式实现会计人员群体的凝聚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
会计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为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会计文化这四个基础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
二、中国文化对会计文化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会计文化中，英美会计文化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英美会计文化具有如下的特点：①强调职业个人主义；②会计信息公正透明化；③倾向于激进主义。英美会计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精神和会计信息的真实透明。
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渗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会计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会计文化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
1．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文化。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伦理文化主要侧重于德治而轻于法制。伦理道德问题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会计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计人员的行为始终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制约，以无私奉献、廉洁奉公为核心思想。主要以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会计人员的行为，依靠会计‘人员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这也就造成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无章可循，规章虚设，德治重于法制。
2．中国文化的环境是政治文化。儒家提倡“克己复礼”，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欲念；墨家忧世风日下，要遵道利民，最终尚同于天下，法家主张为“圣人执要”出谋划策，更是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这些，对中国传统会计义化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政治环境决定着会计的地位、性质和职能的作用发挥以及会计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甚至决定着会计文化的社会文化的地位和发展方向。
3．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人事文化。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必须管理、管理必须核算，然而核算离不开会计，最终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但是人事文化作用表现比较突出，主要为会计行为本身常常为了处理好人事关系不得不牺牲会计的科学性，伦理道德性。
中国会计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观念与市场融为体，相得益彰，相互发展，摒弃民族虚无主义，重新解释儒家思想观念，将之有机地融人我国的会计文化建设中去。
三、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民主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我国的文化必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构成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会计文化建设也必须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1．适应会计环境发展。会计文化需要会计环境中形成和发展，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现在我国大力建设和发展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会计文化也应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从而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
2．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中国会计文化是对中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的传承和延续，体现着中西现代管理文化的精髓思想。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对于中国目前的会计行业中不良的会计行为，应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改革中国会计管理体制，加强中西方会计文化的融合，提高会计职业人的素质，从而积极引导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前进方向。
3．加强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会计文化在会计实践过程培养会计人的基础和中心。当前，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侵袭，会计领域中一些人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守不住道德防线，以做假账、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来提高会计人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会计的发展提供了的基本方向和行动指南。中国会计文化建设是会计环境变化发展的必要性，是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是加强会计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之一。因此，会计文化建设既要吸取我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精华，又要善于借鉴国外会计文化的先进之处，对于我国会计文化的创新，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