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6: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思想简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规范的学校教育中，课程设置问题无疑是教育教学的基本问题。调研中就思想政治课设置问题对于学生所做的调查，反映出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课学习的要求。在征求学生对初一年级政治课的意见时，农村学生绝大部分（占91．3％）认为有必要学习，只有5．7％的学生认为要精简。这与他们中许多人仍把政治课做为获取社会生活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密切相关。而城市的学生中，认为有必要学习的占58．1％，有37．7％的人认为应精简，只有6．9％的学生认为不必再学。
在征求对初二社会发展简史内容的意见时，两次调研城乡学生意见大体一致，88％的同学认为需要学习；有10％的城市学生认为可以不学；农村则有2．8％的学生认为可以不学。在教学内容的要求上，也大体如此，农村有2．8％的学生认为可以不讲古代的事，多讲现代的事；城市持这一意见的学生比例9．3％。从学生们的反映看，他们还是希望学习简史课程，但应注意解决好与历史课的区分。
对初三年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课程，大部分学生都要求开设，但城乡学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较大。农村有93．9％的学生要求开设此门课程；城市有相同要求的则为68．2％，另有10％的学生认为可不必专门开设此门课。在问卷中反映该门课程“知识过深，难于理解”的占14％。
在调研过程中，许多处于第一线的政治教师和教研同志都对思想政治课的命运乃至青少年道德品质的滑坡问题深表忧虑，他们尖锐地指出：目前思想政治面临的是严峻的生存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效就是一句空话。作为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迫地希望了解当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而学生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又从来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目前学生和学校教育受社会上“下海经商”形势的影响很大，德育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育有被逐步淡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并承认，市场经济大潮在冲击着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可信度产生着负面影响，使得教学实效有所下降，导致少数学生对学习这门课程产生怀疑甚至抵触情绪。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这块阵地。
1936年，在中央关于改革思想政治课的精神指导下，广大师生和教研人员共同付出了许多努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好不容易才取得了一定成果，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效真正有了突破性的提高。但92年突然另起炉灶，全面使用新编教材，而新教材与原来的改革实验教材比较，又不很成熟，差距较大。这种对新编教材不经实验就全面推开的做法，搞得下面的师生无所适从，措手不及。
这个冲击波对于广大政治课教师和科研人员为提高教学实效所做努力的影响也是负面的。调研中，师生和教研人员一致反映：思想政治课改革历时多年，这期间教师年年备新课，年年是“老兵新传”。一些多年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和科研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及教研人员特别指出，教材不是形势报告，不能跟风赶形势，这样做既不严肃，不利于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和威信，也不利于思想政治课教材的编写。教材紧跟形势走，一旦形势发展变化，又要不断增删改动，显得十分被动。这一点已经被实践的发展所证明。
调研中通过调查问卷和召开不同层次、不同形势的座谈会，征求了师生对现行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的改革要求。城市学生中有57．4％、农村学生中有28．6％的人认为“课程设置是好的，但教材内容引不起兴趣”。结合教师及教研人员在历时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反映教材不成熟的问题。说明这一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并尽快研究解决。否则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效就无从做起。
为了解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调研中专门针对已经学完初中全部课程的学生设计了知识问卷。让他们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测试。以检验知识的获得和巩固情况。测试数据表明：现行设置的四门课程中，道德部分得分率最高；其次为法制部分；简史93年为16．57分，95年上升为18．94；而社建由93年17．11分降为95年的15．64，考虑到不同课程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具可比性，因此不能仅从各门课程得分的高低排序断定其教学效果，但各门课程持续调查的排序情况，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整体上看，城市的平均分为81．3，农村为67．1，相差14．2分，两次调查变化较大的是简史与社建的排列次序与平均分数的差距：93年测试，社建为17．11分，排第三位，简史为16．57，排第四位；两者平均分相差仅为0．54分，到95年简史为18．94分，排在第三位，而社建为15．64分，排在最后，且平均分相差达3．3分。
值得注意的是， 93年在武汉市某学校参加测试的总共3个班级中，其中高一 年级有两个班级，高一（1）班47人为通过中考升入高中的常规班级，而高一（2）册则为由初中直接升入高中的实验班，从测试数据看，两个班级的平均得分都在8O分以上。平均分仅相差3．05分；最高分之间相差2．5分；最低分之间相差5分，均不到一个分数段，差距并不明显，这说明93年以前思想政治课改革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调研中，学生们对课程改革热情很高，对道德法制、简史、社建等课程提出改革要求的学生，分别为总人数的36％、11．5％、13．9％（因三项可同时选择，因此总体大于1）。对各门课程改革的具体要求如下：
1、对道德及法制常识课程改革的要求：（1）理论联系实际要更多些，要能回答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问题；（2）加强传统美德教育；（3）内容更简化一些，多介绍一些新制订的法令；（4）单独开设法制课程，请专门人员来讲，应多选择一些案例；（5）讲课内容更生动一些，在数学方法上，多开一些讨论课。
耐人寻味的是，城市学生中有30％以上提出在教材中增加一些关于传统道德的介绍的要求；而农村学生则有25％以上提出要增加肃清封建影响的相应内容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改革进程中，不同社会环境对学生思想的不同影响。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一些弊端特别是道德的滑坡现象，如竞争中的虚假、人际关系的淡漠等，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道德的某些积极方面，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而农村经济文化的不进步和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则迫切要求打破束缚其进步的某些落后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也从一个侧面使人看到，在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化作用，有着其独特的双重意义。强化、优化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效，对于培养中华民族跨世纪的新一代劳动者和接班人，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必定远远大于其知识意义。要增强实效，就应该在教材内容的改革上有的放矢，注重针对性，加强科学性。
2、对社会发展简史课程改革的要求：（1）应以现代社会的知识为主，着重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说服力的讲资本主义情况，特别是认真介绍总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原因；（2）应着重讲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周期性；（3）注重联系实际，并改变一些传统提法，更客观一些；（4）应重点突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对历史课程中已经学习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关知识简单了解即可；（5）内容太多，应简化一些并更灵活一些。
3、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课程改革的要求：（1）内容太多，简化一些，也要更生动一些；（2）应多介绍一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使人更容易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应多分析我国目前的不足，以提高危机感；（4）开展社会实践等调查活动，对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应具体分析；（5）农村学生有人提出要求加强精神文明的有关内容。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初中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结构要求的调查，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以下的排序按统计人数多少）（1）市场经济知识；（2）宪法及法律知识；（3）道德知识；（4）国情知识及国内外形势；（5）社会发展规律。
调查中反映的学生要求了解国内外形势的要求，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节 奏加快，学生更加关心时事，希望尽快获得更多的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有关。也有学生明确提出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识理论。
在93年调研中，有关市场经济知识的学习要求按顺序被排在第四位，而时隔两年之后，这一要求被排在了第一位。这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日益深入人心，学生对于市场经济知识的了解更为突出和迫切；也说明目前思想政治课改革落后于形势发展，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加强。调研中还反映出学生法律意识增强，希望学习宪法和法律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这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也不断增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目前全社会强调普法教育有关。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学生中法律意识增强，要求学习了解法律知识，都是好现象。
与前一问题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征求学生从思想政治课学习中最希望得到的信息，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并不等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可看出，学生们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可依次分为：（1）国内外大事；（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3）现代社会状况及其发展趋势；（4）法律知识；（5）改革开放成果；（6）就业或升学指导；（7）重大的社会事件。
在“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应如何进行教改”这一问题上，城乡学生的意见比较一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堂教学要生动一些，教学形式和手段要多样化。课堂教学不要只讲条条，也不要让学生死背，可多开设一些讨论课，让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学习。
（2）联系实际，多开展一些如社会调查之类的实践活动，进行立体化教学，使社会、课本、学生成为一体。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正看到并检验学习成果。
《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简史（3.0版）》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何帆等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7
定价：58.00元
《日美文化冲突》
[日]三好将夫著；李宝洵，
王义国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7
定价：26.00元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陈平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
定价：24.00元
《人民记忆》
宋强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6
定价：38.00元
《公共人的衰落》
[美]理查德・桑内特著；
李继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
定价：45.00元
《符号的角逐》
南帆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5
定价：28.00元
《红纱灯》
曹文轩著
接力出版社 2008.8
定价：28.00元
《反热钱战争》
张庭宾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8
定价：38.00元
《起诉教育》
傅中国著
新华出版社 2008.8
定价：29.00元
《山楂树之恋》
艾米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8
定价：25.00元
《世界是平的
――21世纪简史（3.0版）》
“世界是平的”，它不仅告诉我们当今人类的空前彼此接近，还承载了更深的意义以探讨平坦世界对独立文化、传统与等级的冲击。
《日美文化冲突》
历史并不缺少对某一细节的详细考证，但是严谨而有趣的个案研究却不多见。此书可谓是这“不多”中的翘楚。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阅读北京，最好兼及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漫游者的好奇心。陈平原正好具备了这三种身份，一至于他的文字就如同“从记忆里抄出来的”那么亲切自然。
《人民记忆》
这是一部中国人集体记忆的编年史，泛黄画页、照片、歌谱，清晰勾勒出半世纪中国百姓求生存、谋幸福的岁月。
《公共人的衰落》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在哪里？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失衡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此书中，与哈贝马斯和阿伦特齐名的桑内特解答了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符号的角逐》
本书集结了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化思想界各种问题的争论与思考。深刻清算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重新认识历史和大地。
《反热钱战争》
要避免世界因为贪婪而毁灭，必先折服西方资本精英，使他们掠夺财富的才华转变为替人类文明突围的智慧，反热钱就是当下中国要做的第一步。
《红纱灯》
幻想的本质，应该是“奇思妙想”，而不是“胡思乱想”。曹文轩的“大王书”之“红纱灯”让幻想回归了本质，并真正成为一种文学。
《起诉教育》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制度性缺陷场域中，孩子怎样才能逃脱由此带来的失败宿命？本书讨论的家教方法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
关键词：传统仁爱思想 大学生 仁爱观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五常”之首，“爱人”是“仁”的最高原则，而“忠恕之道”又是“仁”的精神的体现形式之一。“仁爱之心”是当代大学生最应该有的精神品质。在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代，如果要我们批判地继承传统伦理道德的话，那么“仁”的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抛弃的。
1.传统仁爱思想
在中国古代，仁被列为“四德”、“五常”之首，被称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关于仁的字义，《说文》载：“仁，亲也，从人从二。”即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就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范畴。
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仁的观念由来已久。《国语・周语下》载：“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晋语一》载：“爱亲之谓仁”；《国语・齐语》载：“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 《左传・成公九年》载：“不背本，仁也”。
仁的概念虽然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过，但是从孔子开始才以“仁”名其学，并以此来统属其整个的思想体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①“仁爱”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对“仁”作了阐释，这就为现代人了解仁爱观的历史内涵提供了很大帮助。作者从《论语》中摘出七处孔子对于什么是“仁”所作的回答。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②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③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⑤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⑥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⑦
・子路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⑧
以上是孔子在《论语》中针对仁的概念所做的解释，在他看来，所谓“仁”要满足以下条件：先利他后利己；按规章制度办事并且要合乎礼仪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话做事要谨慎；爱护他人；对家人恭敬庄重，对别人忠心诚意。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到五德，即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
受孔子仁者爱人及泛爱众思想的影响，墨子形成了兼爱理论，兼爱理论其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立论基础方面。墨子倡导建立一种“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平等的爱，即爱无差等理论。第二，在本质内容方面。墨子的“兼相爱”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交相利”的思想，《鲁问》中载：“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
承接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继承发展了关于仁的思想。《孟子・尽心下》载：“仁也者，人也。”即仁就要把人当成人看待，要爱人；《孟子・离娄下》载：“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上》载：“人之实，事亲是也”。关于孟子的仁爱思想，学者张永桃认为“他反对墨子的兼爱，认为首先是爱自己的父母。”⑨孟子提出了“不忍人之心”及以“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的四端说。其中，“仁、义”是根本，并首创以“人伦”概念作为仁义之道的思想前提。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应遵循“五伦”原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除此之外，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善良的，建立了他的性善论学说，性善论是孟子仁爱思想的理论基础。
到了战国晚期，另一位思想家荀子，他批判的总结了孔孟仁学学说的优劣短长并形成了自己的仁学理论。他的理论以礼为核心，强调隆礼重法、以礼释仁。《荀子・儒效》载：“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但与孟子截然不同的是，荀子主张性恶论，在他看来，人的礼仪是靠后天的训练、教化而习得的。
以上只是先秦时期的仁爱思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论释仁，认为天就是仁的化身，人的“仁”是因天人感应而形成的。董仲舒的仁爱思想以爱别人为根本，否定了只爱自己的思想。隋唐时期的思想家将仁学道统化，比如，韩愈的著作《原道》以仁义释道德，对仁的阐释也是围绕着一整套“先王之教”的礼教思想。
总之，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赋予了“仁爱”太多的历史内涵，这些值得我们深深挖掘、细细品读、慢慢回味。
2.当代大学生“仁爱意识”之现状
《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即为“人之初，性本善”，虽然历史上不乏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但多数人坚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当代大学生善良的本性被弱化，其最突出的表现为“仁爱之心”的缺失。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其内涵主要包括爱人、同情、忠恕等思想”⑩，而这些恰恰是当代大学生所缺少的品质。所谓爱人包括爱亲人、爱众人。“爱是一种愉悦的激情，恨是一种郁闷的激情。” 爱人，不仅有利于他人，而且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每个人都想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是“80后”的一代，多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个人为中心的意识极其强烈，往往过多的爱自己而忽略了对他人的爱，何以顾及亲人与众人？那种传统的“爱人”思想在当代大学生身上显得极其匮乏，更达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境界。“仁爱”还要求我们能够同情他人，美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是人的一种天性。可是在当今的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似乎过多的同情他人、过多的慈悲为怀被看作是一种软弱，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势。即使有同情之心，但在行为上也很难付诸实践，无法完成从道德之知向道德之行的转变，往往造成知行不统一的局面。“仁爱”还要求我们做到忠恕，所谓“忠恕”即要求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要真心诚意，处处为他人着想。自己想要某样东西时要想到他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施予他人。要将心比心，宽恕待人。“忠恕之道”的精神在当代大学生身上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很难找得到。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甚至是亲友之间往往因为利益问题而反目成仇。人与人之间比的不是谁奉献的多，而是谁得到的多。
3.取传统仁爱思想之精华，强化当代大学生仁爱观
我国历代圣贤、哲人对仁爱思想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对其内涵也作出了充分的解释。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爱思想在当代仍意蕴丰富。面对新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我们有必要去重新审视仁爱思想的普世价值，让其在当代大学生仁爱观的形成中熠熠发光。
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仁爱思想要求人们要“爱人”，这对当代大学生就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给予了一个很好的解答。如今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常常被一些世俗的东西所羁绊，人与人之间不仅仅需要相爱，还需要相互理解，通过相互理解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以此达到相融相通、和谐相处的目的。
儒家的仁爱思想还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切勿硬推给他人，这样很容易破坏与他人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要心胸宽阔、宽恕待人。除此之外，要抛弃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思想。
其次，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人，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人，而是人群这个庞大的群体中的一员，更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人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人。《论语・颜渊》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告诫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对自己的亲友仁爱，更要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仁爱。《孟子・梁惠王上》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我们不仅要对自家的老人、小孩施以仁爱，更应该对社会中的每一位老人、小孩都施以仁爱。
再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提倡爱人，同时也包含着爱物、爱自然的思想。《春秋繁露・仁义法》载：“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这就是说，要做到仁爱，光爱人是不够的，还要爱鸟兽昆虫等，要爱大自然。新时期，我们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儒家关于爱物、爱大自然等仁爱思想的新的诠释。
崇尚仁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爱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即是仁爱精神的化身。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更是发扬光大，孔子、孟子等一代贤人赋予了“仁”丰富的内涵。到了现代，仁爱思想仍意蕴丰富、意义深刻，它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的一剂良方。现如今，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西方文化的侵蚀等诸多原因，当代大学生道德出现了危机，尤其是“仁爱之心”的缺失，导致一些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败德行为有增无减，大学生仁爱现状实在令人担忧，这就使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重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育人功能。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38页.
②刘宗志：论语・雍也[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15页.
③刘宗志：论语・颜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6页.
④刘宗志：论语・颜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7页.
⑤刘宗志：论语・颜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10页.
⑥刘宗志：论语・颜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15页.
⑦刘宗志：论语・子路[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⑧刘宗志：论语・阳货[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55页.
⑨张永桃：儒学源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第25页.
⑩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39页.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2011，第10页.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8.
[2]刘宗志，论语・颜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6-15.
[3]刘宗志，论语・子路[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36.
[4]刘宗志，论语・阳货[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55.
[5]张永桃，儒学源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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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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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儒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一分子，人的性情与整个宇宙是相通的，所以他人之心即为我心，一人之心即为千万人之心。我之所欲所恶即他人之所欲所恶。
“忠”从积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在《雍也》篇里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恕”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得好，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
第一段孔门师徒的回答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归纳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其意义深长，不仅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对于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乃至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仁学的“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是“忠恕”。“忠”与“恕”实只一道，即二者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而“恕”更为基本。循此“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
孔子希望人类社会能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能够“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看来，“均无贫”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尽管“自由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若能“均而不贫”，就需要有一定的“自由竞争”；若使“自由竞争”不致贫富悬殊，就须引入“均无贫”的政策调控维度。只有这两个维度“趋近于平衡的中点”，社会才能“安无倾”。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原则，那么也有望逐步走向全人类的“多元一体”。世界和平离不开忠恕之道。发达国家要“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所不欲饥寒、劳苦、衰乏，就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负起更多的责任，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亦能得衣食、安逸、富足。
经典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读书，更不要说阅读经典。其中，教师不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社会缺乏阅读的缩影。我们想让每一个孩子在经典中汲取人生的养分，那就意味着每一个教师都应该一直走在经典阅读的路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成长、发展、快乐的养分，均可以在经典中获得。
记得我第一次讲授《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时，只是将文章进行详细翻译，分析四人的志向和性格，分析孔子u判学生的标准。因为我并未广泛深入地从阅读中汲取养分，只是就选文讲选文，也就导致了学生对孔子理解的肤浅。全班学生都不喜欢孔子，甚至认为孔子周游列国只是为了求官。在第二次讲授《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前，我首先硬着头皮啃下了《论语》，又在高一下半学期带着学生每天读一点《论语》，写一点感受，使这一部经典慢慢走近学生。再向有兴趣的学生推荐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让学生从中国哲学家的表达方式、中国哲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冯友兰先生对诸子百家的阐释中，重新认识孔子。最后，全校举办了《百家讲坛》。通过这一轮全方位的阅读，学生赏析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大到“治国的道理和方式”“礼乐在社会中的作用”，小到谈论“孔子的行事风格、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等，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仰望孔子。高二我再次讲授《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时，学生在课堂上一改以前对孔子的态度，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角度去理解孔子。有的学生甚至能够谈到，春秋之末，天下大乱，孔子不能不去思考百姓的疾苦，否则他以“仁”为本的思想就无从得以体现。。
学生的变化和进步，让我认识到，经典著作不太好读，因为其中牵涉太多的历史知识，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很多经典读上去味同嚼蜡。因此，学生惧怕阅读经典。对此，我也心有惧惧焉。但是，如果连老师都不去阅读经典，每次布置作业时只说请在什么时间段读完《红楼梦》《论语》《呐喊》《四世同堂》等，那学生又怎会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区认真阅读呢？如果教师不阅读经典，那学生的经典阅读必然是浮光掠影，经典中最有分量的价值就会深深掩埋，而到了成年之后更是懒于开卷，疏于阅读。
教师应该一直走在经典阅读的路上，因为一个好的教师绝不是用荣誉证书堆砌起来的，反而是在经典阅读的道路上“读”出来的；当一个教师像一本经典著作那样的时候，我们的人格魅力就会常读常新，就会日久弥新，那么慢慢地，班级里就会有很多学生爱上阅读的。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为了把本书的主题、性质和范围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所提的“电视批评”的具体含义与研究范畴。2000年6月，著者在《电视批评论》中认为，电视批评就是指“以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1]此后，经过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结合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状况，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电视批评学》中，对这一概念修订为——“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背景，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2]。在此前后，胡智锋、周安华、时统宇、徐荃乐、王君超、刘建明、李道新、应天常等各位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重于艺术或侧重于传播对电视批评的概念规范问题进行了论述。[3]
从总体实践来看，这些论述都侧重于从批评本身进行界定，而对其在电视研究中的学科定位与自身谱系却均缺乏必要的观照与清晰地梳理。在本书中，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问题，著者借鉴刘若愚先生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方法[4]，主张把电视研究从宏观体系上整体划分为电视史和电视批评两大门类。这里的电视批评，实际上包含了具体的电视批评实践和电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见图1-1）。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叙述范围，即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对电视批评整体进行历史向度上的梳理、统纳与评点。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的主要指向是历史的，其次则是分析和评点的（参见图1-2）。
二、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原因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学科建构上，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已成为中国电视研究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完善电视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虽然自2000年欧阳宏生教授的《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有关电视批评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但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学术视野对电视批评进行纵向梳理和系统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
在这些著作中，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曹祖龙的《影视批评学大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上海大学出版，2003）、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晔原的《电视剧批评与欣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沈义贞的《影视批评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欧阳宏生等人的《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张文娟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王艳玲的《在无序中探索有序：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研究的最新状况和最高成果。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侧重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内容体系，但正如上文所说，真正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向度上，对中国电视批评现象和理论探索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历史性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刘建明教授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工作虽已基本告竣，但其重点却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思想状况的研究而不在对具体媒介领域的分析上，其作为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也要远远大于其作为具体媒介批评史的意义）。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早已拥有自己批评史的状况相比，中国电视研究领域批评史建构的滞后与缺失已经让电视批评实践和学科建设在现实发展面前遭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和身份质疑。丧失了扎实深厚的史学生长平台，电视批评实践的辉煌也就失去发展的镜鉴和检点的基础，而理应由其承担的指导现实、瞻望未来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这种状况下随之宣告失位，这已经成为令实践者和研究者倍感忧心的问题之一。
（二）研治中国媒介通史尤其是广播电视通史的需要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研究从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出版以来，逐渐步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郭镇之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以电视媒介发展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国电视媒体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间的发展历程。之后，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钟艺兵/黄望南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张庆/胡星亮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陈志昂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04）、乔云霞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等以广电通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纷纷问世。这其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也在1997年简编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但是，这些以“简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学著作却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专题史研究不足的尴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广播电视专题史研究的匮乏与薄弱“使得大部头的‘简史’、‘通史’的内容显得先天不足”，通过对“通史”或“简史”的阅读，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记录，而不能对诸如体制的变迁、制度的建设、节目形态的递进和沿革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构电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性专题史（包括文化史、批评史、传播史、艺术史和各种具体形态具体领域内的研究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电视批评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实践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长远切实的层面上对电视媒体传播实践活动形成指导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电视批评现存史料的需要
作为一个有始无终的开放现象，电视批评已经完成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批评史实和相关资料。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一年，全国就出版和发表有关电视研究的书籍与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261部/4419篇，5年内增幅达到150.96%和50.41%。无论是从“鉴古”的层面上，还是从“知今”的层面上，对这些史实和资料进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经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为。美国媒介批评家RobertLShayon曾说，媒介批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还要重要，[6]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建构，也有着超越电视批评学术研究狭隘一隅的普泛性社会意义。
三、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视野维度
中国电视批评实践一向分为业务性电视批评和理论性电视批评两个大的域畴，业务性电视批评多就业务实践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展开，诸如对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电视广告等具体节目形态的批评、对节目主持人的批评、对节目传播艺术和传播效果的批评、对电视媒体具体管理和运营环节的批评等；理论性批评则多就电视自身建设和本质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它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本质理论发展的研究；二是对电视外部关系理论的研究,包括电视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三是对电视本体理论的研究。电视本体理论包括电视传播学电视艺术学电视语言学电视心理学电视美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7]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撑起了电视批评业务与理论研究的多重维度，从而也成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必须直面相对的对象和场域（参见图1-3）。
广义的电视批评还包括了电视评论，电视理念批评、电视现象批评、电视节目形态批评和电视创作主体批评等均是其在不同发展向度与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作为电视批评的主要内容之一，电视理念批评承担着对电视研究理论既建构又解构的任务，它既要从鲜活的具体批评实践出发，又需要超越单纯的口头批评实践，将其中的批评意识抽象升华为具有普泛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念形态。电视现象批评，则以其纷纭变幻、富有时代气息的特点，成为电视批评家为关注的另一项批评内容。所以，对电视现象的批评必须认识到电视现象与电视批评的关系、电视现象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电视节目也是电视批评的主要对象和立论基础，电视节目的形态是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因此，分析电视节目形态与电视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是电视批评的主要表征。电视创作主体作为电视传播和艺术创造的基源，同样是电视批评所要涉及的重要对象之一，对电视创作者的批评可从技术专业、艺术美学、思想政治、市场商业四个价值取向来进行；从批评实践来看，又可从社会系统、电视系统、创作主体、文本系统四个角度来进行。
从电视批评的空间与范畴来看，电视批评又涵盖了批评的基本理念、批评的审美阐释、批评主体的内在意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文本等内容。电视批评的基本理念有选题视角的针对性，方法理念的科学性、知识的综合性、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性及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等。电视批评具有艺术审美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对包括电视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现象、审美表现以及审美理论等在内的内容进行证述阐释。另外，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本人也是构成电视批评研究的一重重要维度，批评家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包括明确的导向意识、开放的美学意识、民族的文化意识敏锐的语言意识、成熟的思维意识、多元的知识结构等，都应该也必须纳入到电视批评史的研究视阈中来。
四、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理论范式
（一）以批评理念变迁为线索的结构体系
理论范式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所必须首先重点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就是指赖以对电视批评活动和理论研究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一同遵守的批评理念与逻辑架构问题。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批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架构学科结构的理论体系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思维逻辑却会保持相对地齐整和统一。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电视批评理念的变迁和传播形态的沿革具有着贯穿历史古今的线索意义。
以此为基点，观照中国电视批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1993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几个阶段。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批评理念、精英文化意识主导的历史审美批评理念、本体建构意识主导的学术批评理念、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织就的文化批评理念、产业主管部门与媒体经营者联合缔造的产业批评理念相对齐整地占据了各自相应时期的主流话语位置。五个阶段、五种批评理念之间的演进与嬗变架构勾描出中国电视批评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中国电视批评诞生之初，电视批评的主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实践领域的从业人员。早期的广播电视刊物《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批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等，几乎都是创作者和一线操作人员的经验总结。此外，最早期的中国电视批评主体还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极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电视观众，像、吴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学界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接过实践者手中的批评火炬，成为从事电视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批评文章占据了相关刊物批评文章总量的50%以上。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电视理论研究，拥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积淀，其批评也较通常的业界批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他新闻业者和广大电视观众也是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来自政府管理层的批评。他们是电视观众群体中的“特殊受众”，因为他们的批评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电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受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批评意识与发言欲望也很强烈，对于这部分群体，需要注意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
（二）以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为结构框架的批评模式
现象－系统－模式－概念是建构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所有的现象梳理和历史勾勒都必须纳入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整体观照系统中来。在这个系统下，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每一种具体批评理论和对每一个具体批评家的历史评述都必须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批评模式，即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的模式。在这重模式中，批评标准、批评目的和批评方法三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它们以电视批评实践中的相关概念和话语体系为支撑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批评系统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讲，这重批评模式实际上也是维系主客体之间恒定批评秩序并保持其相应批评关系的手段和方式。电视批评史中所有的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问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问题、批评家的理论见解和批评对象的实际发展问题、批评整体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问题、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有时会重合）之间的斥合互动问题都有赖于纳入这重模式的沟通和整理之下，这个问题主导着批评史历史叙述的基本姿态和叙述效果，也主导着批评史话语表达的基本特征和理论维度。
（三）以叙述立场的辩证选择为出发点的阐释方式
任何一种历史叙述，尤其是批评史叙述，都无法回避叙述立场的选择问题。叙述立场的选择，反映在具体的建构层面，实际就是指学科建构过程中创构者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问题。历史绝对主义观点、历史相对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构成了这种叙述立场选择的三分视野。
历史绝对主义以追求历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机械呈现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割裂著述者主观介入既成事实的方式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历史观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着悖论，而且对于实践特色极为明显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也明显无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学建构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观因素的渗入，机械的校勘和考订并不能完成批评史所有的历史叙述任务，也更无法达到其助益现实的最高追求。历史相对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现象和事件，均可以摆脱原有历史情境的制约和规范进行随意阐释和发掘。如果说历史绝对主义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发展的观点的话，那么相对主义则是故意削平了历史发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发展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兼顾了客观性原则和逻辑性原理的统一，在阐释描述历史时不但注意了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透视距离”（即既要考虑到阐释客体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要兼顾到阐释客体出现以后一切时代的价值观）问题，而且还考虑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辩证关系的存在问题，从而相对完整地实现了电视批评发展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的互通与融合，成为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话语阐释方式和叙述立场。
五、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方法
（一）学理审视与历史体认交融
“批评史研究并不是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也不是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思考”。[8]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所面对的时间段落虽不算长，但由于电视传媒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批评群体的多样性与活跃性，却资料浩繁，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自然就成为研治电视批评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史学门类，电视批评史必须接受历史发展前存在、学理审视后跟进的治史通则，这就产生了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过去，对其原初情境进行体认；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批评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又需要立足当下，作现时地观照。解决过去和现在、回望和前瞻难以并行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历史情感的培养和造就。“历史情感是一种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强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学情感那样，通过虚构和浓缩，表现得夸张而热烈……历史情感的力量来自它的真实……”[9]这种历史情感的培养和形成会为我们在过去与现时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为我们的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建构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台。
（二）宏观论述与微观阐析结合
建构电视批评史和做任何学问与研究一样，既要有宏观层次上的理论、观点、方法、模式等系统的支撑，也要有对具体批评家、具体批评理论和具体批评事件的观照。如果说历史时空和理论维度是一个大的逻辑性建构，那么具体的材料和史实便是支撑起这座大厦的砖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当、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个系统工程的完美建设。
叶兢耕在上世纪40年代评价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时曾说，“研究文学批评就得先从文学批评的本身——批评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寻中间的脉络，也即是史的发展，然后贯穿起来，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学批评史的间架”。[10]这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电视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史实资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会自发地给建构者提供研治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术链条和内在逻辑，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论”的构架里来考察，才可能揭示出电视批评发展错综复杂的面貌。例如对于1979年年初中国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第一则电视广告的争论、对于1988年电视纪录片《河殇》播出后所产生的社会大讨论、对于1990年末播出的电视剧《渴望》所引发的不同批评声音等现象，如果脱离开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我们就很难彻底理清它们对于电视传播观念本身、对于电视批评者群体和对于电视制作者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无法给它们一个恰切的历史定位。反之离开了这些具体生动的个案，历史视野和理论维度也会失去脚踏实地的依著，显得空茫并塌缩。
（三）主次分明与详略轻重并行
由于中国电视批评史所涉及的层面和领域横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诸如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等等，再加上电视媒体领域本身理论研究的细分，使得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平均用力，这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事实上，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总”，选择与删减是其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当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批评史具体领域内的深入研究，诸如文化研究、经济技术研究、艺术理论研究、本体美学研究、产业与传播研究等则需要更为专门的批评史的出现。
（四）史德与史识兼容共生
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由于所牵涉到的评述对象大都还与建构者处于同一时空之下，而且有可能还是自己的师友或亲好，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坚持批评标准实事求是的难度。要做到既不随意吹捧贬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为自己或师友谋取声誉与利益，没有良好的史德无疑是行不通的。史识同样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建构过程当中建构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史识，就无法做到去芜存精、辩伪存真，也就无法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真实地有意义地总结，也就更无法为电视批评的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提供镜鉴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德与史识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先决条件。中国有“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在电视批评中，我们与其对电视实践做出一个结论性评述，“捧杀”或“骂杀”，反而不如给实践者以一个切实可行的反思与审视逻辑，帮助他们学会自审，真正让电视创作者“明辨”而“笃行”起来。
“批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11]，美国著名批评史学家雷内•韦勒克的这一观点正好切中了中国电视批评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研究体系中，批评史应该是一个富有提问并具有应答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当下及未来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实践，而不应该只是以一个单纯的被动者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学研究除了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即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现实联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12]电视批评本身就是实践性和目的性极为明显的社会文化活动，它对电视文本的阐释与解析、对电视传播的监督与匡正、对电视功能的引导与疏通，无不同社会现实发生着密切地联系。以电视批评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对电视媒体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多维观照与系统梳理，无疑会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文化调整、媒介解体重构关键时期的中国电视实践，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参考，为其当下的改革和未来的发展带来指导意义和助推作用。关键词：电视批评史建构维度范式方法
[摘要]：
本文以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为依据，参照相关学科的建设情况，首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设想；并进一步从学科的观照维度、结构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理框架与内容安排等问题。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相关论述参见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路径——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天常《电视批评：在探索中前行》（《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静郁《多生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批评》（中国传媒大学2005年学位论文）。
[4]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国广播电视史要应对的八种关系》，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6]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7]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
[8]杨冬：《批评史的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郭镇之：《历史与情感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6期。
[10]张国风：《清华学者论文学——《新生报》副刊选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导语】
宁夏吴忠2019年4月自考时间：4月13日-14日。
2019年4月宁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课程时间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4月13日(星期六)上午 4月13日(星期六)下午 4月14日(星期日)上午 4月14日(星期日)下午 公共课 12656 *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31 心理学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0015 英语（二） 02199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3709 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729 大学语文 00420 物理(工) 00020 高等数学(一) 02198 线性代数 00022 高等数学(工专)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英语顶替课 00318 公共政策 00031 心理学 08046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0203 会计 专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46中国税制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57 管理会计（一）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56 成本会计 00043 经济法概论 00041 基础会计学 20207 市场营销* 专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00177 消费心理学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0181 广告学（一）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041基础会计 30112 法律* 专 05679 宪法学 00245 刑法学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05677 法理学 00242 民法学 00223 中国法制史 00243 民事诉讼法 00244 经济法概论 00247 国际法 00261 行政法学 40101 学前教育* 专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50114 汉语言文学 专 00535 现代汉语 00536 古代汉语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06 写作（一）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0207 英语* 专 00596 英语阅读（二） 00831 英语语法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00795 综合英语（二） 00595 英语阅读（一） 00794 综合英语（一）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50212 阿拉伯语 专 06755 阿拉伯语综合技能（二） 06756 阿拉伯语语法 06758 阿拉伯语阅读 06761 阿拉伯文化概况 100701 护理学 专 02997 护理学基础 03179 生物化学（三）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02901 病理学 02996 护理*学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00488 健康教育学 03000 营养学 02113 医学心理学 02899 生理学 02903 药理学（一）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90110 葡萄与葡萄酒* 专 02731 酿酒微生物 02735 葡萄酒工程学 02738 葡萄植物保护学 02736 葡萄酒工艺学 20115 经济学* 本 00139 西方经济学 00141 发展经济学 20204 会计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160 审计学 00158 资产评估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20210 旅游管理 本 00058 市场营销学 00198 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00191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053 对外经济管理概论 20218 人力资源管理 本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06091 薪酬管理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30106 法律 本 00230 合同法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05680 婚姻家庭法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 00249 国际私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167 劳动法 00226 知识产权法 00258 保险法 00233 税法 30302 行政管理学 本 00318 公共政策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1848 公务员制度 00034 社会学概论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40102 学前教育 本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00385 学前卫生学 00402 学前教育史 00401 学前比较教育 00387 幼儿园组织与管理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60102 历史教育 本 00774 史学理论与方法 40112 小学教育* 本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50105 汉语言文学 本 00037 美学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00540 外国文学史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本 02324 离散数学 02326 操作系统 04737 C++程序设计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7 Java语言序设计（一）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02331 数据结构 82218 电子政务 本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90115 园林* 本 02662 植物生理学 07894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07427 园林生态学 07899 园林建筑设计 90202 林学* 本 04215 观赏树木学 04216 森林规划与设计 100702 护理学 本 03006 护理管理学 03200 预防医学（二） 03201 护理学导论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03007 急救护理学 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03008 护理学研究 100805 药学 本 05522 有机化学 03023 药物化学 03034 药事管理学 02173 无机化学 03031 药物分析 03050 药理学（三） 80307 机电一体化工程* 本 02194 工程经济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02200 现代设计方法 20208 市场营销 本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00183 消费经济学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本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00152 组织行为学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80806 建筑工程* 本 02448 建筑结构实验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50201 英语* 本 00087 英语翻译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50408 音乐教育* 本 00730 中外音乐史 00732 简明配器法 90403 畜牧禽医* 本 02678 农业推广学 02794 动物遗传育种学 06698 牛生产学 05945 禽生产学 说明：带*号专业为宁夏高职高专在校生衔接自考本科、中职中专在校生衔接自考专科课程而开的，不接受社会生报考。 带的专业助学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限定的报考条件招收新生。 ？？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又光出生于河南光山的一个塾师之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先生。他在先秦儒学、楚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上都有不凡建树，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等学术论著。
图为2004年12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院涂又光教授在研究生活动中心进行“家国·事业·人生”讲座
在参加一次文化沙龙时，一位学友告诉我：涂又光先生于十一月四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五岁。那是2012年11月30日，周五晚七点。
坊间有一种说法，涂又光1949年从清华哲学系毕业，恐怕是以讹传讹。华中科技大学讣告中，说涂又光1947年入清华哲学系。纵使涂又光少年颖异，也不可能两年就完成大学学业。可见涂又光先生遽归道山，已经成为一个“传说”。《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记载，涂又光1948年入清华外国语文学系。
涂又光先生说一生有三个老师，分别为家庭老师、学校老师和社会老师，幼承庭训，造就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在清华由外国语文学系转入哲学系，与“乡贤”冯友兰先生结缘；在改天换地的年代，将改造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毛润之，奉为社会导师。涂又光在1987年离休之前，面对的是短缺的环境、不公的境遇，仅有短暂时光在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工作；离休之后，1993年返聘到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有一间独立的研究室，被认定为“校宝”。
涂先生的课已成为传奇，被学子们届届相传。他夏季不用空调，而是手执蒲扇；上课不用多媒体，而是沿用黑板、粉笔。涂先生上课从不带任何的书籍和教案，拒绝照本宣科。更让学生惊叹的是，研究古代学问的涂先生，在讲课时竟常常用中文与英文相互释义，板书更以英文为主。其实，老先生的心境是苍凉的，他也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但从不招生，理由是明摆着的：没有人可以与先生的思想对接。
老先生的心思，单凭写作《楚国哲学史》，翻译《中国哲学简史》，整理《三松堂全集》，就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哲学史上，可涂先生偏偏又没有任教于哲学系科；返聘于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写出《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这样经典著述的涂先生，逸闻趣事口耳相传，但是高等教育学界认定的“大师”是门生故旧遍布的潘懋元先生，涂又光先生在高等教育学界，属于典型的非主流。
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高屋建瓴，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史梳理成私学、太学、书院和大学四种形态。最可贵的，先生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将中国高等教育史分为三大阶段，先秦至清末为“人文阶段”；清末迄今为“科学阶段”，将来为“人文·科学阶段”，真是别开生面，独辟蹊径。
先生秉持自己的大学理念，那就是著名的“泡菜说”。我们知道，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先生就近譬喻，学友的成色，取决于学校的熏陶。散步、吃饭、读书、上课，处处皆是先生的“课堂”，随时都在调制“泡菜汤”，散发出君子的光辉。华中科技大学深怕把握不住特立独行的涂先生，所以有很多事体，主事者不愿让老先生与闻，还不是怕较真的老先生“拍桌子”？别看涂先生耳背，但是内心澄澈，对于时代具有深刻的洞见。老先生将政治、经济、文化，换算成中国特色的语言，便是力、利、理。“三LI”说，是涂又光先生的又一创获。在老先生看来，将“力、利、理”配以“仁、义、诚”，那么就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谐，老先生又站在文明研究的前沿了。
关键词：高职教育；通识课程；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时间较短，但规模扩展迅速，长期以来，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其就业能力为目的，重技能轻人文，目前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型就业形式的发展需要。加强通识课程教育和公共基础课程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拓展他们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好把握当下的就业新形势，有利于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现在很多高职院校也都逐渐意识到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性，除了专业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和公共基础课程教育也得到了大家的一定重视。
一、教育方法要体现人文性
教学方法要体现人文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提高学生的思想、精神境界，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学习通识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的重要性，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认识到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对他们今后发展的帮助。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找到学生感兴趣和关注的知识点，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尤其要重视对学生思想情感的疏导，注重传达积极、正能量的思想，帮助他们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教学方法讲究艺术性
为激发学生对通识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的学习兴趣，老师在授课时要注意教学方式的选择，多采用幽默有趣的教学形式和富有感染力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了解所学知识的欲望。多采用灵活的授课方式，把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
三、教学方法追求多样性
现在的教学方式有专题式、启发式、研究式、参与式、案例式等多种形式，老师在授课时，可以灵活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除了讲课本知识，老师们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如利用案例教学法，把某一具体的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探讨，培养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在进行案例教学时，还可以把启发式和研究式方法综合在一起，通过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主动研究、探讨问题，达到启发学生思考和训练其思维的效果。
四、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
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老师在讲课时要注意介绍课程背后蕴含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让学生不仅能学到科技知识，也能感受到蕴含在科技背后的人文精神，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当技术的机器。例如，老师在传授科技知识时，不仅要传授技术，也要把这些技术背后的发展史讲给学生听，让他们了解技术的来源和发展过程，从中领悟到如何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比仅仅掌握一门技术更有意义。如学习数学课程时，很多高职院校只重视各种数学知识的讲解，而忽略了数学历史和知识背景的学习，事实上，这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其学习过程也索然无味。改革的方法是，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也可以穿插理论背景知识的教学，通过介绍数学家、数学典故和案例以及数学发展简史等，自然地过渡到有关理论知识的学习，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及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使他们将来无论在学业还是职业发展方面都能更具竞争力。
总之，高职院校必须改变高职教育重技术轻人文的教育模式，针对目前的就业形势和人才需求，不断探索通识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改革中适应当下教育模式的发展，培养出社会需要且具有综合性、高素质的特点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语文；小学教育；国学；素质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09-00
近年来重新兴起的国学热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社会需要在传统文化和中华思想文化中寻找和汲取精神文化营养的表现。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家国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体现和概括，是国家民族的性格表现和智慧结晶。中国人最早在课堂上接触国学是在小学的语文课堂上，而在小学课堂上较早对学生教述国学的思想对于养成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建立起学习热情，弘扬国学文化都非常重要。
一、语文教育的特点
语文是学习组织和传达语言知识和文化的统称，是学习其他文科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交流思想和保存传递知识经验的载体。哲学上对语文的认识是：进行表述、记录、传递的口头或是书面的文字言语的物质存在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事实、引证思维、陈述思想、表达意志、抒怀等。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简称。在系统地训练和教育小学生时，不仅要进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更要注重蕴含在语文中的文化和哲学教育。语文的概念是解放后，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将“国语”和“国文”两门课合二为一而称为“语文”。
二、语文课堂与国学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一般是概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广义的国学是我国历史所有文化与学术的集合，包括思想、哲学、戏剧、琴棋书画、数术、中医、星相、农艺、宗教、礼教、伦理、文学、史学等等。而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接触到的国学是以文学为基础的凝练着国学思想和道德文化的文学作品。
三、适合小学语文的国学内容
（一）三字经
三字经是宋朝时期创立的，至今已经七百多年了，是家喻户晓的国学经典入门文章。其三字一句的经典形式朗朗上口、极易成诵，是公认为的国学入门教材。其中包涵了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文、地理、民间传说等。
由于三字经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初学的儿童，因而历朝历代都是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的入门教材。三字经虽然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但是其引经据典、引用扩展的知识非常多，其本身是优秀的小学语文教材，其引申出来的典故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更是扩展小学生知识面和稳固道德观、价值观的经典教材。三字经可以说是小学生国学教育的启蒙和宝库。三字经不仅可以是国学的入门经典还是儒家思想的入门经典，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更是小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学基本思想的重要启蒙知识。
（二）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时期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的一千个字做成的文，其中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据考究，重复了一个“洁”字，实为999字不同），千字文中以999个不同字写成的叙事性很强的启蒙性文章，是以999字勾画出的一部完整中国地方文化简史，是我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最高水平。千字文的文风和目的就是指引儿童的行为习惯，按照我国传统文化的塑造素质行为，进而为小学生的人格养成灌输我国传统国学的营养成分。
（三）千家诗
现代概念中常提到的国学启蒙教育读本是“三百千千”即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其中的《千家诗》为明朝时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著，其实际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格律诗，其中大多为唐宋名家诗句，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我国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唐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千家诗作为我国诗歌文化的入门教材在小学生国学入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同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叙事性文体，千家诗是精选的唐宋名家名句的精华诗篇，是小学生欣赏传统文化魅力和古典文学魅力的启蒙之作，更是培养小学生文学素养和提升对国学关注的重要经典。
（四）论语
论语是教师之祖孔子的言行语录，由其弟子整理完成，是儒家思想的入门材料。其中以语录的形式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同时论语也是教育学的经典教材，其中提起的因材施教、学而时习等教育思想也是教育的经典理论。
论语作为儒家四书五经中四书的第一部，也是四书五经中写的较为浅显、句子较为简单的书籍，是最适合小学生学习阅读的国学经典教材。其中朗朗上口的句式也适合作为小学生早读诵读和背诵的段落。
（五）史记
史记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不朽明珠，由司马迁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史记由于其纪传体的特点，与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历史性、文学性和故事性都较强。其中可以采取“糖葫芦”式的教学方式，引入史记纪传体的小段历史故事在给小学生讲故事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传递蕴含在传记中的民族性格、道德观念、做人道理。
（六）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思想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我国春秋时期各派别的总称，其中最为显赫的派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在我国的国学教育中儒家思想传播广远，但是诸子百家中其他的一些流派如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也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诸子百家的精神也相互渗透，共同在我国传统文化留下了精神的烙印。
（七）西游记、三国演义
我国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中，较为适合小学阅读并且广受小学生喜爱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具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其中的故事学生早已通过电视剧熟悉了知。老师们需要做的是在熟悉的故事情节基础上提点出故事中蕴含的道理和文化。把故事情节扩展既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又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
[2]田立君.小学阶段国学教育及其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成因[J].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3（04）.
是十师推进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办公室经受考验，面对繁重工作任务的一年。我作为新任办公室主任，能够在师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主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扎实的工作态度，创新务实的工作作风，注重团结实干，参到点子上，谋到关键处，真正履行了“参谋助手、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的工作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现简要述职如下：
一、重协调，强进度，信息化工作有了新成果
成立了农十师信息中心，调配了人员，配备了设施。完成了《北屯在线》系统升级和数据库转换，内网外网全部开通，覆盖了机关36个部门、8个团场和师直52个企事业单位，共建设接入点483个，综合布线21公里，内网计算机配置460多台，建成视频会议室10个，基本可实现无纸化办公。另外，外事、侨务、法制工作有条不紊，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二、抓学习，重廉洁，自身素质取得新提高
面对新形势对干部队伍的高标准、严要求，特别是我刚走上办公室主任工作岗位，我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加强理论学习，撰写读书笔记，不断提高理论和政策水平。坚持原则，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做到顾大局、识大体，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维护班子的团结。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革，敢于负责，严格管理，勤奋敬业。办公室处在众人瞩目、比较特殊的位置。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始终摆正位置，不做先斩后奏、越位犯规的事。我始终坚持严格自律，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目标要求自已，始终做到廉洁、奉公、守法，干干净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办事，把思想和精力集中用在工作上和事业上，做一个廉政勤政的领导干部。
三、创思路，订制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一是找准位置，理清思路。在进一步明确办公室工作职能和性质的基础上，我积极借鉴成功经验，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围绕工作大局，调整工作方法，进一步理清了办公室工作思路，即政务工作要坚持“参政有方，谋略有度，言之有时”;事务工作要“坚持工作原则，灵活掌握方法，提升服务水平”，使办公室能够全力做好以文辅政、以谋辅政、以会辅政、以查辅政，确保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加强了对基层办公室的工作指导，开展了基层办公室主任到师办公室挂职锻炼和组织办公室同志到团场考察活动。二是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办公室工作千头万绪，但我坚持做到忙而有序。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我十分注重思考和探索，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全师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特别就如何当好办公室主任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三是健全制度，改进作风。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办公室及党支部各项工作制度，做到职责明确，纪律严明。
四、抓业务，重实效，开创办公室工作新局面
紧紧围绕师党委的中心工作，站在全局的高度，多层次协调，全方位服务，有效的推进了各项工作，完成了年度责任目标确定的任务。
(一)着眼全局，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将办公室的各项工作纳入为师党委中心工作服务的轨道，站在全局的高度，抓重点、抓大事，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和层次。充分发挥信息的主渠道作用，及时为领导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依据;组织协调师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结合各自的分工写出调研报告;科学安排领导活动，对全师的重要会议和师党委常委的活动，办公室能够提出意见，统筹安排，为领导集中精力抓大事，抓落实创造了条件。
(二)明确分工，充分搞好统筹协调工作
按照办公室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了办公室领导的分工，大力支持并积极配合副主任抓好各项工作。
1、强化管理，搞好办公室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对办公室的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以支部牵头结合文明部局创建开展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工程。改进学习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干部队伍的能力和水平，树立了办公室良好的对外形象。二是建立齐心协力的工作机制。要求办公室全体人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要有齐心协力的工作作风，要有按规距程序办事的意识。做到了人人心中有工作，人人身上有担子。三是尽最大努力为大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完善了制度，配备了必要的工作设施和办公用品，保证了工作的正常开展和任务的完成。
2、高效规范，抓好文秘工作。紧跟师党委意图，不断提高以文辅政水平。积极主动地了解和掌握全师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情况，按要求高质量完成了师党委及师领导要求起草的各种重要文件、重要讲话等各类文稿的任务。严格执行《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对办文程序等有关事宜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充实，行文工作做到了及时、准确、严密、规范。
3、高度负责，做好机要保密工作。高度重视机要保密工作，做到通信绝对畅通，密码绝对安全。密码设备更新和传输升级平稳过渡。全年共各类电报5841份，没有发生压误和丢失电报等失泄密事故。大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保密宣传教育，组织了大规模的保密案例展和计算机保密安全检查，购置了必备设备。健全和完善了规章制度，加大了督促检查和工作指导。
4、协调推进，做好 档案、史志工作。重点抓了档案目标管理考核工作，加大了计算机档案管理软件的普及和运用，全年共立卷归档2093卷，接待和调阅档案资料785人次，加强了国家重点档案和保护工作，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顺利通过兵团审批。扎实推进史志工作，181团简史已通过三级年审，184团、188团简史初稿复审已基本完成，师简史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即将进入撰写阶段。
5、积极稳妥，做好工作。工作头绪繁多，情况复杂，事关重大。进一步强化了工作领导责任制，认真开展职工重复上访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确保了党的十七大期间无重大赴京上访事件。全年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1515件(人)次，与去年相比有大幅度下降。
6、严格要求，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制订并完善了机关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做到了机关事务管理有章可循;在提高服务质量上，我们不断学习借鉴外地、外单位的先进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努力实现后勤服务工作的优质高效运转;在接待工作上，我们坚持热情友好、勤俭节约的原则，全年共接待来宾2.85万人次。在财务管理上，我们完善了财经纪律，实行了部门预算，简化了办事程序，改革了财务弊端，严格了报销审核，同时统筹运作，确保了机关部门预算的正常执行。在车队安全管理上，加强了安全管理和驾驶员的素质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为师领导和机关部门的服务水平。在加强机关消防、安全工作上，我们实行了节假日轮流值班制度，加强了技术防范措施，确保了机关安全。同时对机关会议室和老办公楼进行了改造装修，改善了办公条件。
7、提高质量，做好信息工作。信息工作是影响师党委制定和实施决策的重要因素。今年在提高信息质量、确保信息时效、拓宽信息来源、发挥网络优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的措施，全年收集、反馈各类信息40期，上报兵团信息165条。
8、紧跟进度，做好督查工作。紧贴师党委的工作思路、圆满完成了师党委重大事项，重点工程及重要批示件的督促、检查及反馈工作;对全师各级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全年下发督查通知9份，整理督查情况12期，督查专报19期，为师党委和师领导了解决策落实情况提供了参考。
，办公室将围绕“内部和谐、外部顺畅、运作规范、高效一流”的工作目标，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管理水平、服务水平，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协调综合、督促检查和日常运转的职能作用，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狠抓各项工作任务落实，为促进和实现师党委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再做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