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6: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 。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抛开社会制度性不谈，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全球性的，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通常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1、经济政策错误；
2、原材料涨价，尤其是原油危机；
3、自然灾害；
4、全球化的结果；
5、金融政策的错误；
这次危机很显然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金融政策的影响，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很多企业恐慌了，还有很多企业倒下了，老百姓也恐慌了，不知道这场危机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到底还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会不会“下岗”？口袋里有点钱，不知道应该消费，还是应该存到银行，甚者有人担心把钱存在银行，会不会哪一天银行提不出钱？再加上《中央二套》每天中午和晚上的《直击华尔街风暴》栏目，天天都在直播，一直在冲击人们的安全心里防线，笔者对此颇不赞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正确态度，正确的措施去防范，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时代最怕的就是昂天长啸，却不作为！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是逼迫我们练好内功的警示。当全球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并过度消耗能源时，经济危机让经济发展方式更理性，让企业更发展更规范，让行业发展更成熟，经济危机拖垮的是哪些本来就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和组织，让劣质的企业和组织去驱逐适合他们发展的方式！
笔者所从事的家电行业，像房产行业一样，较早的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当浙江沿海的许多小冰箱厂在7月份以后相继关门或破产后，国内几大冰箱厂家及外资品牌冰箱厂家也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某外资品牌冰箱进入中国市场以来，首次在各大连锁系统全面降价，希望尽快消化库存，回笼资金，但是市场反映却一般，殊不知经济危机已经真真切切的到来了。
恐怖的冰箱库存和原材料库存，生产力过剩的各大流水线和工人，沉重的上游负债，严重的连锁应收账款，干枯的现金流，不断降价的原材料，给国产冰箱的几大厂家造成了极大压力，导致这些企业一次次的裁员和精简机构。企业上下都在绞尽脑汁，采取措施共度难过，但是鲜有企业静下心来思考，经济危机给企业带来的警示：当2005年以后国内外冰箱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以来，许多企业进入了粗放式的经营和操作的误区，盲目求大，虽然量上去了，但却没有太多的利润，没有多培养一些职业的销售管理人才，没有后续和持续发展的各种储备，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便显得举手无措，只能进行最原始的方法：裁员、精简机构、关停生产线、降低员工收入。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行动来直面当前的这场危机呢？
直面危机：风景这边独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谈到本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本次危机何时才能触底，触底后的走势是“V”字形，“U”字形，还是“L”形？
很多人当然地希望它是“V”字形，但这种情况如果在几个月前还有人心存幻想的话，最近发生的一连串标志性事件，如美国政府实施区区几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案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经济的迅速复苏已不存幻想。那么，如果不是“V”字形，那会不会是“U”字形呢？我想也不太可能。尽管没有谁明确说过“U”形经济危机的低谷盘整期究竟有多长，但人们一般的心理预期大多在2至3年。目前仅仅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搞得如此狼狈，那紧随其后的次优贷款危机、信用卡透支危机、垃圾债券危机等一旦相继或同时浮出水面，现已黔驴技穷的发达国家恐怕就更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了。
这次经济危机预计将持续多长时间呢？回顾一下上个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即使有二战的全面爆发产生的强大需求动力的拉动，诸多经济指标也经过了30年左右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更何况目前的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面和深入程度要远大于上次，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不发生全球性的战争或与全球大多数民众生活相关产品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将持续10年以上的低迷期。
不过，与美国等早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要乐观得多，笔者认为全球经济再怎么不景气，中国的经济在未来10年内还将以不低于6%以上的速度增长。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所蕴含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的内在动力还远没有释放完毕，黄金时期至少还将持续10年以上。大家都知道，25岁~55岁是一个人最有可能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对环境控制力度最强的年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将陆续步入结婚期、生育期、储蓄期和消费期，对经济的拉动处于“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阶段。他们既是创造财富的主力军，又是拉动内需的主力。目前占我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婴儿潮”（1962年~1980年出生）人口约4.2亿，他们的年龄处于29岁~47岁之间，到2020年他们也才40岁~58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婴儿潮”一代全面进入生产和消费高峰期，消费市场必将更加繁荣。其中房地产、汽车、升级消费品、旅游、金融、健康产业都将获得蓬勃发展。预计蕴藏在“婴儿潮”体内的这种内在动力的不断释放，将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每年贡献1至2个百分点。
二是我国每年新生与新增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非常可观，且这种拉动效用还将至少持续10年以上。以2008年为例，我国新生人口为1608万，净增673万，全国人均居民消费3863元。如果按照一个新生儿的人均消费为平均水平的1.5倍计算，对GDP的贡献在9000亿元以上，对应每年大约2%~3%的经济增长，而这种趋势也将持续10年以上。
三是中国的乡村城市化建设进程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大有潜力。有研究表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每年将有1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由此衍生的房地产开发、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每年将拉动经济增长2至3个百分点。
四是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年年底，中央的4万亿工程，以及由此带动的各地方政府总计近20万亿的投资，将在未来5年内刺激经济增长1至2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看好，但至少在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将风景这边独好，每年保持6%以上的增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也是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最多的国家之一。
与成功同行：三维度夯实自己
按照就业增长率为经济增长率的30%的惯例，基于前面对我国本次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增长依然不低于6%的分析，今后我国每年仍然还会新增1000万个以上就业机会，其中城镇就业机会每年将新增600万个左右。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是如何抓住这1000万或600万个城镇就业机会中的一个或多个？抓住了又如何把它与个人的职业生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我认为有三点很重要：一要有组织接纳你，你需要有敲开机会之门的硬本领和软技能，就是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人；二要接纳你的组织能信任你，所以你需要具有高度的自我承诺感，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三要信任你的组织能委（以重）任你，所以你必须具有组织和他人值得信赖的品格和能力，就是学品兼优。
就第一个问题，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决定是否接纳一个新人时，由于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影响、人员考察成本时间与空间的制约，他们大都只能凭借新人少量的、但不一定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来决定取舍。在这样的情形下，往低了说，是新人是否自信、谦虚并给予了相关考察人员应有的尊重；往高了说，是新人的个人修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各位读者大都是大学毕业或就读于大学，智商都没有问题，都是聪明人，但聪明人往往有个毛病，就是看问题大都比较偏执，单线思维，所谓聪明反被。还有一点，聪明人老跟聪明人在一起，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很快就以聪明人的方式固化下来。而一旦与“不太聪明”的人一起交流和沟通，他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言行眼神之间总会透露出不耐烦，甚至鄙夷不屑。想想看，有谁会去接纳一个刚见面就对自己嗤之以鼻的准同事呢？即使是麻省的本科、剑桥的硕士、哈佛牛津的博士，都没有用。
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和培训机构，专门开设了训练学生们如何去面试的课程，无非是些衣着打扮要职业一点，回答问题时要平视评委，稍稍带点微笑，坐姿要自信一点等表面文章。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相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我并不否定那些冲刺性的训练的价值，但与功夫在平时的多读书、多学习，苦练内功，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相比起来，那些突击性的训练只能位列其次了。
有了学识、才气、尊重并欣赏他人的硬本领和软技能，机会之门对你就会敞开。进得门来的人有的是，但能得到组织信任的人却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十之八九是因为个人缺乏应有的自我承诺感。
自我承诺感就是个体根据自己的能力状况，与相关人员就个人拟从事工作在时间和标准上的相互协定与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偏离状况。很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实际执行时间提前，且任务完成标准高于预先设定，那就具有很强的自我承诺感，否则，自我承诺感就不高甚至没有自我承诺感。人们是喜欢与自我承诺感强的人打交道呢？还是喜欢与没有自我承诺感的人打交道？我想没有人会喜欢没有自我承诺感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说话不算数，在心理学上有习惯性人格分裂症倾向，与这样的人交往，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更不要说放心地把什么事交给他去完成了。如果一个人给他所在的组织和其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职业生涯上就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发展了。
现在人们一提到80后、90后，联想到的词语多为随意、散漫，甚至娇生惯养、没有规则、不能吃苦。这些词语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一些言而无信，缺乏自我承诺感的影子。你是否有不准时上交老师布置作业而又理由多多的经历；是否曾失信于同事或朋友也不脸红的前科；是否有不仅不按时上交上级交办的任务，而且延迟上交的任务质量也是敷衍了事，并非个人倾力而为；你是否私下还为自己的上述“聪明”行径和巧言令色而自我陶醉？如果有，该醒醒了，虽然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确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要不怎么能解释《致加西亚的一封信》和《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书籍的印次会被反复刷新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做个“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者呢？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我们比周围的人能提前起跑，会大大增加我们职场成功的可能性。
组织接纳并信任了你，这还不够，因为生命的意义还在于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这就需要组织能根据你的才能委以重任，那什么样的人能得到组织的信任之后又委以重任呢？诚如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第五卷第九章所言，“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第三是适合于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所以，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是你的能力堪当大任；其二是你的品行要值得他人及组织信赖。
能力从何而来？别无他途，不断学习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但很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能认真、深入、严谨地去学习。举其中最常见的学习方式读书为例。一个人再笨，5分钟读一页书该没有问题，那1小时就能读12页，一天按照8小时计算，就可以读96页，这样的话，3天~5天就可以读完一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了。一年再忙，每个双休日抽出其中1天，每个假期抽出其中15天，这样加起来就有70天了，每年深入并严谨地阅读15本~20本专著，在时间上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我们平时每天还有很多时间可利用呢？
很多人可能在意识上确实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行动上并没有任何体现。大学四年、硕士三年，甚至博士三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有效的阅读量严重不足，做什么都没有根基，也不会有自信心。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人终身都没有养成靠自我意识的监控来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习惯，一辈子浑浑噩噩，难有所成。
多读书对自己方方面面的改善和提高，我是深有体会的。上研究生期间，我为一书店当保安值夜勤。冬天很冷，房子里没有暖气，因为书多，也不让点炉子，所以，我就披上军大衣在店里高声朗读御寒，常常通宵达旦。一年多下来，真读了不少书，后来跨专业考博士、做博士后，以及后来再跨专业从事现在的研究，那一年多严谨的阅读经历功不可没。
仅仅有了能力还不够，要得到他人和组织的信赖，你的品行将是最后的决定因素。具体来说，就是你在为组织做事，为他人做事时，比为自己做事更认真，更投入，对其结果更在乎。而实际情况大多有两种：一种情况是为自己做事很认真，很投入，为组织和其他人做事则稀里糊涂。另一种情况是为自己做事不认真，为组织做事、为他人做事更不认真。所以，当今世界，有主人翁责任感、值得他人与组织信赖的人简直是少之又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全世界成功的组织之所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我想最重要的一条，肯定是这样的组织重用了那种把组织命运和组织其他成员的命运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的员工。
【关键词】企业；危机；管理；危机管理；企业管理；企业危机管理
1.危机的概念
现代社会，危机一词广泛出现在各个领域。诸如，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信誉危机等，但危机的概念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界公认的准确定义。
韦伯斯特将危机定义为：“一个更好或更坏的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段至关重要的时间和一个达到危机关头的情境。”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将危机定义为：“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福斯特则指出，危机有四个显著特征：A.急需快速作出决策；B.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C.严重缺乏物质资源；D.严重缺乏时间。龙泽正雄认为，危机有五种内涵，分别为：A.事故；B.事故发生（损失）的不确定性；C.事故发生（损失）的可能性；D.危险性的结合；E.预期和结果的变动。薛澜等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速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李云宏和吕洪兵将危机界定为在任何组织系统及其子系统中，因其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突变，对组织系统的总体目标和利益构成威胁而导致的一种紧张状态。这里强调了危机是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是由于对组织的总体目标和利益受到威胁所致。刘刚将危机定义为“一种对组织基本目标的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危”为危险、危害，而“机”为机会、转机。危机具有双重性，要善于转危为机。
从国内外危机管理大师对危机的定义中不难发现危机的一些共同特点：A.危机会对组织造成严重的负面的影响；B.一旦处理不好会危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C.在资源、时间相对缺乏的基础上急需处理；D.危机具有突然性，由于人们很容易忽视危机发生的前兆，因此当危机发生时原有计划被打乱，人们感觉非常突然。笔者认为，首先危机不是简单的一个事件，而是由这个事件引起的组织所必然面对的环境，准确的说是一种情镜。危机一旦爆发，他的危害程度，不仅取决于危机本身，还取决于危机的处理者，是否能够妥善的处理危机，处理得当，不仅可以转危为安，做的好还可能转危为机。处理不当不仅会给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危及组织的生存。危机是由一个或一系列事件引起的，对组织的利益和目标，及利益相关者构成严重威胁，具有发展不确定性、处理时间紧迫性的不利情境。
2.企业危机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企业危机可被划分为许多种类，按成因分为企业内部危机和企业外部危机；按形式分为潜在危机和显在危机；按可预测性分为可预见的危机和不可预见的危机等。实践中很多危机并不能准确的归于哪一类，笔者根据企业危机的成因，将企业危机分为企业外部危机、企业内部危机以及企业关联性危机。
企业外部危机主要包括7类危机：A.自然危机；B.政治危机；C.经济危机；D.公关危机；E.社会危机；F.产业危机；G.新技术危机。
企业内部危机主要包括6类危机：A.组织危机；B.财务危机；C.人力资源危机；D.发展战略危机；E.生产与营销危机。
企业关联性危机是指有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而引发的企业危机，其形成影响因素较多。
3.企业危机管理的概念
何为危机管理？基于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对危机管理的概念，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定义。
米托夫和皮尔逊认为，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管理者的直接任务。危机发生的最初阶段，管理者应同步采取“甄别事实，深度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等行动。罗伯特·希斯认为危机管理包含对危机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他认为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做到：转移或缩减危机来源、范围和影响，提高危机管理的地位，改进对危机冲击的反映管理，完善恢复管理以能迅速有效的减轻危机造成的损害。龙泽正雄认为危机管理的流程是发现、确认、分析、评估和处理危机，“始终要保持如何以最少费用取得最大效果”。史蒂文·芬克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分析、化解、防范等等而采取的行动。危机管理分为危机防范、危机处理和危机总结三个管理阶段。”邱毅认为，危机管理是组织体为了降低危机情境所带来的威胁所进行的长期规划与不断学习、反馈的动态调整过程。苏伟伦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或个人通过危机监测、危机预控、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达到避免、减少危机产生的危害，甚至将危机转化为机会的目的。”他还提出危机管理具有危机监测、危机预控、危机处理计划、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五个具体职能。路洪卫认为，“危机管理是立足于应对组织或社会突发的危机事件，通过有计划的专业处理系统将危机的损失降到最低。成功的危机管理能利用危机，使组织或政府在危机过后树立更优秀的形象，公众将会对政府或组织有更深的了解，更大的认同。因此，在危机面前，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这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
国内外的专家认为危机管理是一个过程管理，通过一系列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具体管理职能的充分运用，使危机造成的损失最小化，甚至化危为机。危机管理必须考虑危机的成因特点，从危机前到危机后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危机管理是为了更好的避免和减少危机带来的危害，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整个管理过程。
4.企业危机管理的职能与内容
企业危机管理具有3种职能：A.预警职能；B.矫正职能C.免疫职能。企业危机管理是以预警为导向，以矫正为手段，以免疫为目的的防错纠错机制。
企业危机管理的内容或者说三个阶段，大体为：A.企业危机的预警与控制：包括危机调查和危机预测、精心策划危机反应方案和培训专业人员，进行“模拟危机”演习；B.企业危机处理：包括建立快捷、高效的危机管理组织、对危机进行确认和评估、迅速隔离危机以及合法转嫁和分散危机、维护企业形象，作好危机公关；C.企业危机的恢复：包括危机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公司、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振兴企业等。
【参考文献】
[1]Steven Fink.Crisis Management：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M].New York：AMA COM，1986.
[2]何海燕，张晓甦.危机管理概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
一、危机的起源
资本主义以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尽管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补救混乱的市场，但历史的规律以客观事实昭示着这一切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无孔不入的资本流向一段时期之后又会从另一方面掀起足以波动全球的金融动荡。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
同以往历次危机相似，2008年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针对此次危机中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货币超常供给、资产泡沫和信贷膨胀等进行了的方针政策调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重拾凯恩斯主义
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早已产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掀起的国家垄断思潮开启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的新阶段，但在此后二十年间一直处于国家政策和主流学术界的边缘地带，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横空出世和大萧条时对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失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具有循环周期性，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破产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在新自由主义的疯狂推动下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重新迈入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标志着凯恩斯主义重拾官方经济学地位，在私有制广泛被奉为圭臬的大环境中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在新世纪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但这代价委实太过沉重。
（二）强化国家垄断资本
推行国有化仍然是应对资本主义痼疾的重要措施和手段这一点通过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再次得到了证实，尤其是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国有化的步伐在对经济进行救助和调控过程中明显加快，国有经济在这段时间内获得明显的发展。与以往应对危机的国有化措施相比此次的措施更为彻底和直接，即通过注入财政资金对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注资，购买其不良资产并对其债务提供担保，换取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以达到对其实现国有化控股的目的。这种方式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三）发展宏观调控和微观规
制信奉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布什政府在面对资本主义近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凯恩斯主义，2008年2月就着手实施了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并在10月份又批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当危机蔓延到欧洲并引发为欧债危机以后，欧盟紧急拿出总额达7500亿欧元以挽救欧元区国家经济，并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救助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为尽快使美国走出危机的阴影，主导了由美国政府、财政部和美联储三方联手推出的《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并决定实施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作为美国自二战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救助和财政刺激计划，《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凸显了了凯恩斯主义在调整资本主义市场市场失灵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三、对策建议
这轮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经济政策大调整影响之深远已极大地影响了今后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笔者对于我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实施国际化的经济战略
如今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因此，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战略聚焦于移除危机影响时我国在金融经济政策上应大力推进对外政策以扩大我国对于国际金融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促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现双向发展。
（二）强化创新意识
尽管危机远去未久，但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的创新意识愈发显得重要。而强化创新意识，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管理理念、市场思维的创新，更应该与国外先进的市场理念产生契合，才能适应来自多方的竞争和挑战。
（三）稳定经济建设，改革金融体系
我国社会经济长期以来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对外环境的合理解读和对内国情的深刻理解，如今面对动荡的全球金融经济格局，我国应当首先调整好自身的经济建设思路，稳定国内的经济态势和长远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刘儒.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发展[J].红旗文稿,2016,(05).
[2]林小斐.中国对国际金融格局调整对策分析[J].技术与市场,2016,(03).
关键词:经济危机;成本控制;煤炭企业
一、煤炭企业成本特点
煤炭企业属于地下开采业，劳动对象是地下埋藏的自然形成的煤层，成本构成复杂且变化大，具有以下特点:
(一)煤炭生产中消耗的材料不构成煤炭产品实体，是对产品的形成起促进作用或创造劳动条件作用的辅助材料，如木材、支护用品、大型材料、配件、专用工具等。这一特点使得煤炭生产中消耗的主要材料可以回收复用和替代，并且材料的回收复用和替代影响煤炭成本的变化。同时，由于消耗的材料不构成产品实体，所以生产中消耗的材料品种和质量不能影响产品质量，不能按质量成本的一般原理去控制煤炭质量成本。
(二)煤炭成本水平受地质条件、生产技术条件影响大，如煤层埋藏深浅、煤层厚薄、地质构造变化、涌水量大小等都会对原煤成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受地质条件及构造影响，不同的矿井煤层开采难度、工艺过程都有所不同，采煤方法的选择、工作面布置、设备配备、机械化程度等都影响成本水平。这就决定了成本控制和成本核算分析的多样性，以及煤炭成本水平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同一企业的不同阶段的可比性较差。
(三)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原煤生产包括掘进、回采、运输、维修、通风、排水等过程，为了避免水、火、片帮、断层、瓦斯、煤尘、冒顶等事故的发生，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一通三防和维修维护等安全生产投入大，致使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这就要求在煤炭成本控制中，更要加强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的控制，以提高煤炭成本控制效果。
(四)活劳动消耗多，工资成本比重较大。煤炭生产是地下作业，生产环节多，工作地点分散并经常移动，形成多工种、多工序的联合作业，需要劳动力多。同时，因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组织复杂，各种补贴、津贴较高，因而工资费用比重大。
(五)在矿井的整个服务年限内，煤炭成本是规律性变化的。在矿井服务年限内，煤炭成本是由高到低，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变化的，并且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由于煤炭生产的特殊性，生产区域范围越来越大，开采深度越来越深，这就决定了下一个生产过程的消耗和占用要大于上一个生产过程，仅仅实现对一个生产过程消耗的补偿是不能保持原煤生产在原来规模上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必须进行追加投入，增加新的生产要素，这就决定了煤炭企业的成本控制更要处理好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更加重视投资方案、技改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控制煤炭成本的合理增长。
二、有效控制成本措施
(一)提高成本控制意识，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理念
有了成本控制意识，才能有效控制成本。从大的方面说，一种正确的成本控制意识，常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小的方面说，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具有一定的成本控制意识，就可以设计、建造出造价合理、质量合格的工程。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观念，即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进行的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业绩，通过对公司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
(二)成本控制重点前移，以生产技术部门为主
长期以来，煤炭企业成本控制以财务部门为主，如制定成本管理办法、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计算成本和编制成本报表等工作，形成了生产技术部门只管要钱、花钱，财务部门只管卡钱、管钱的局面。这是对成本控制的误解，也是煤炭企业没能有效控制成本的根本原因。其实，煤炭企业降成本、挖潜力的大头在井下，要着眼于降低成本，应从技术设计开始抓起，把好技术设计关。生产技术部门根据矿井实际情况，制定出系统合理的开拓布局方案，要坚持效益、科学的原则，对每一采区、每一采场组织制定出几种可行方案，多方面进行论证，采取“优中选优”，从中选出在设备、人力、能耗等方面成本最低的设计方案。
(三)建立成本控制机制，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几个人、几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煤炭企业要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控制机制，要把广大干部职工和方方面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集思广益，凝心聚力，同舟共济，真正抓好成本控制。一是变过去部分单位、少数人员抓成本的作法为全方位的成本控制，真正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跟踪考核，并与个人经济利益挂钩，实施全员抓成本控制。二是对煤炭产品形成过程中的消耗和支出，逐一落实到采、掘、机、运、通各环节，落实到物资采购、煤炭销售、货款回收等生产经营运作全过程，通过经济核算、经营调度等信息沟通，进行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四)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成本控制方法
成本控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成本管理战略选择成本控制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完全要依据企业的现实基础，考虑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生产方式等而定。传统的责任成本法、标准成本法、成本预算法等成本控制方法，对成本控制曾起过重要作用，并且至今还在不同程度地应用。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方法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迫切需要结合本单位或本部门的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推陈出新，选择作业成本管理法、成本企划法等现代的成本控制方法。当然，传统和现代的成本控制方法并不是必然相互排斥的，在一定条件下常常是可以结合使用。
(五)运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建立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
(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象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
(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
(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涨”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
(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
(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
(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
(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西方滞涨危机后长波理论复兴的影响，学术界基于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对长期经济波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文献，我国学术界构建长波理论主要形成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最革命的因素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阶段性适应和动态调整。这些研究构成了我国1980年代长波理论的主流模式，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1982年张蕴岭发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全面分析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以及与1873年和1929年危机的共同特点，认为长期经济波动有规律性，这种经济运动形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果”。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生转折性危机并随之陷入缓慢增长的原因在于:
(1)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积累深化的结果;
(2)科学革命由转入低潮的影响;
(3)经济结构畸形需要调整［11］。
张荐华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长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有限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随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慢性萧条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构成长周期的物质技术基础。”［12］1984年查汝强发表《试论产业革命》的文章，界定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涵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产业革命为重点，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三次产业革命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变，并提出以此建立长波理论的设想［13］。1988年赵涛出版《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框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专著，该书采用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统计资料证明了长波周期的存在，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经济长波起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周期”的观点［14］，是我国构建长波理论的重要尝试。除了上述研究外，我国学术界还作了其它探讨。例如，沈华嵩在《论长期波动》一文中，批评了曼德尔用外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原因以及新熊彼特学派用技术革命解释长波的观点，认为康德拉基耶夫所主张但并未展开的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解释方法是可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提出用傅里埃级数作为联接长周期以及其它周期运行的机制，并通过叠加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长度的周期波动［15］。金岩石以投资需求的变动作为解决长期波动的关键，试图构建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平均利润率波动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用受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变动所制约的一定再生产结构的最高增长率所要求的积累结构来解释长波运行机制［16］。
1980年代之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特别是随着西方资产著作阶级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构建长波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1年孟捷的著作《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发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长波理论述评》等文章，对长波理论做了新的探索:
(1)区分了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和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之间的不同。认为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新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生命循环”的解释模式缺乏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因此，长波应当被“把握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
(2)探讨产品创新如何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作为解释长波的内生机制。肯定了新熊彼特学派用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的理论贡献，对曼德尔用外生因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并考证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得出产品创新的必要性［17］115～130。
(3)探讨了结合新熊彼特范式和范式的、构建新的长波理论的可能性。新熊彼特派和曼德尔的长波的理论共同点都强调了利润率对长波的作用，并认为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但是新熊彼特学派缺乏基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理论则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因素，因此，新的长波理论可以考虑在一个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的理论基础上，将新熊彼特范式与范式相结合［18］。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孟捷进一步提出吸收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制度分析方法构建新综合理论的可能性，认为新熊彼特学派和范式有互补性，在一派中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理论，构建新综合的长波理论范式可能性方向是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考虑制度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意义［7］。
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从具体问题出发做了大量研究。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一文中分析了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周期性长期扩张的性质，并指出: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和SSA学派分别强调了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变量和制度变量，三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将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那么上述三个变量均与投资率的变化直接相关，“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某种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19］许建康在《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派生矛盾，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基本框架以及具体变化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一卷第七篇、二卷第三篇、三卷第三篇，三者分别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实现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分别对应于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应由此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长期波动的原因［20］。李民琪、朱安东在《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中计算了1855年“核心世界”利润率长波的变动并分析了我国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高积累率、低利润率的原因，证明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1］。
三、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创新的基础性作用，并走向一个以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协同演化为视角的研究框架;长波理论坚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分析逻辑，并由SSA学派发展出一套制度分析框架;我国学者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研究范式，尽管能够涵盖这两种分析逻辑，但是基本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中介性变量和中间机制的具体研究。我们认为，构建长波理论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探索经济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技术革命对利润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微观层面);
(2)缺乏对于导致利润率突然高涨的各种原因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内生发生的研究;
(3)对于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的研究不充分;
(4)没有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发展思想吸收进去。因此，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应当充分吸收新熊彼特派、SSA学派以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和观点。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阶段论和循环论。长波不应当理解为一种重复波，而应当理解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长期趋势。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使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反对将长波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论，这种论调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看作50年左右的单调重复，并期望寻找一种共同遵守的原因和机制，缺乏一种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列宁及传统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阶段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对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趋势不断加强、矛盾不断加深的正确判断，长波理论不可缺少这一视角的分析。
2.关于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对于长波现象进行单一指标的确认和单一因素的解释，是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应当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伴随这一长期趋势的各种经济变量表现为总体的、综合的变动，这并不排除有众多逆趋势的反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在塑造着基本趋势。因此，多指标和多因素的分析比单指标和单因素论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2］478这句话道出了我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质。长波显示的不是单一现象和微观时间的趋势，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涨落，以及资本主义向着更高阶段过渡的必然性。因此，它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多因素联合的结果，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各种因素的作用是平行的、等量的，在分析具体波动阶段时，应当区分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
3.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来解释长期经济波动。这种观点发端于康德拉基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他否认长波“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并拒绝为“一种长期波动的适当理论奠定基础”［23］20。外因论则常用偶然的、单因素的、超经济的事件来解释长期波动的原因，在长波理论的早期研究中，黄金生产、战争、货币、食物和原材料等都作为长期波动的原因和解释。曼德尔的“非对称”观点，则主张收缩性长波用资本主义内在机制解释，而扩张性长波用外因来解释。我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矛盾以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解释长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而不是走向崩溃)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一个广泛的负反馈机制，战争、新市场的开拓、国家干预等都是这一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系统中起着抑制离心力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趋向瓦解的倾向进行反作用，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
4.关于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在长波理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熊彼特派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而SSA学派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我们认为，我国学者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作用的分析框架是统合这两种分析倾向的更好的分析范式。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技术革命将在一定时间框架内推动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态的制度变迁，制度或迟或早必然会对技术做适应性调整。马克思曾经多次对这种关系做过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4］567～568，575～576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2］82，83技术变革取决于人类科学探索实践、已经取得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及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是SSA学派对长波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将资本主义长期经济波动仅仅用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解释，未免过于简单。相比较来说，熊彼特派如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试图用技术、经济、社会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社会经济对技术的吸收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辩证机制的理解则更具借鉴意义。
5.关于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熊彼特派的长波理论经过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走向了依据演化经济学方法的综合范式。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的研究方法共同之处在于:
(1)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问题，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
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诚然，撇开历史情境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它“在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利润率、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从生产过剩出发，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实际上，在1857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在1857-1858年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不过，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因此，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不过，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在1858年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他们没有认识到，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事实。“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与《1857-1858年手稿》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换言之，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这里，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其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而且，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是从资本增值、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固然，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不过。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并引起连锁效应。这样，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积累过剩”。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相反，积累得越多越快，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在马克思看来，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作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在这里，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当然，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在经济危机后期，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实际上，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制度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本来，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埋下的种子，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这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中，买、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在繁荣时期，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但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这样，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这时，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反之，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
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在货币幻觉下，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并且，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此外，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支付的链条越长，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显然，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不仅如此，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可见，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南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也会因信用扩张、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而信用制度的崩溃，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在2007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对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工会力量受到打压，工资增长被压低，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过度的金融化，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乔尔·戈伊尔(2009)认为，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过程，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总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躺在丰厚的利润上，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四、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目前，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前所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反危机策略，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须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提供融资支持，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同时，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也要做到以我为主，坚持独立性，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此外，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8—0060—06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内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的动因是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之间的差异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价值思想，揭示了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间的差异问题。在国内，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内中等强度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该商品的价值。“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国际市场则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作为计量尺度，即该商品在国际范围内生产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提出的国际价值是价值规律在国际市场的延伸。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存在时，国际价值规律才得以应用。“世界劳动”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劳动，意味着国际价值规律适用于国际贸易产品，国际交换的价值基础是用于交换的贸易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劳动消耗。因此，马克思指出，“真正的价值性质，是由国外贸易才发展的，因为国外贸易才把它里面包含的劳动，当做社会的劳动来发展。”但在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国别价值对新产品的价值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里的国别价值是国际价值的表现形式。承认国际价值的存在，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国别价值会转化为国际价值，能够促使各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先进技术，按照国际价值规律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以避免“贸易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存在不同的价值尺度，导致一种商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存在着价值差额，从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动因。在正常的国际贸易条件下，不同国家利用这一价值差异，可以将包含较少劳动消耗的产品交换为包含较多劳动消耗的产品。
（二）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劳动分工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劳动分工首先表现为劳动的自然分工，即按照劳动者的性别与年龄而产生的分工。马克思认为：“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分工。”自然分工的出现使得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劳动力实现了合理的配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的熟练程度，使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与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劳动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社会分工表现为生产部门的相互独立和分离。“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而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超越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分工形式。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社会分工也就没有商品交换及其市场的形成。同样，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没有国际分工也就不会产生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分工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分工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二是强调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的过程中，机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对原材料的需求，而机器生产的廉价产品具有低成本出口优势。因此，国外市场成为机器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地与产品销售市场，适应机器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渐形成，并使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以服务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这一国际分工格局开始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实现的，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分工模式。
（三）世界市场是国际贸易的环境
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的本质是资本剥削工人进而自行无限增值和内在扩张。资本在国内取得统治地位后，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资本的继续扩张，资本必须冲出国界才能取得新的发展。因此，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结果。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资产阶级将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当资本因为相对过剩而向外输出时，产业资本会将整个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出国门，并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使得世界市场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化，使世界市场出现落后农业国和发达工业国的分工格局。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相对降低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采取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的手段抢夺世界市场，通过对外贸易将大量的剩余产品倾销到国际市场，使得其他国家出现或者加重了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联系起来，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的程度，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国际信用制度使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原来在国内市场上孤立、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国内矛盾，在世界市场中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总危机。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综合与强制平衡。同时，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世界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使各国形成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利益格局。作为国内市场的延伸，世界市场扩大了市场空间和原材料供应范围，暂缓了一国国内危机的爆发。但世界市场缓解危机的作用十分有限，资本的扩张使世界市场也变得狭窄，危机从而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
（四）国际信用制度是国际贸易的剂
国际商业信用是随着国际贸易大规模发展而产生的，“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大规模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由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国际信用制度是国际贸易的剂与加速剂，也是资本进行国际统治的重要手段，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统一。国际信用制度也使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信用危机获得了现实性。在世界市场上，国际信用使建立在世界市场上的大规模的商品进出口进一步突破再生产的各种限制，加深了生产与流通的分离。“在信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自己创造出适合于生产过程规模的、缩短流通过程的必要形式，而由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形成的世界市场，有助于在每个个别场合把这种形式的作用掩盖起来，并且为这种形式的扩大提供非常广阔的余地。”同时，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市场距离和信用期限的延长，投资要素支配作用得到加强，进而造成信用的过度膨胀，而“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货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因此，国际信用的过度膨胀必然造成世界市场上商品的大量过剩，加速并加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五）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危机
国际贸易将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在一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得以集中体现。原来各国国内的矛盾“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市场中表现为世界规模的总危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来愈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从而危机“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同时，国际信用的膨胀与生产的盲目扩大，使一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张。“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可见，国际贸易的结果就是世界经济危机。
二、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本文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梳理。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阐述国际贸易活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了以英国的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金银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唯一标准，而获得金银的重要渠道就是国际贸易，即通过奖出限入求得贸易顺差。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认为自由贸易是市场均衡的重要保证机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明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生产商品时存在劳动生产率与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先天的自然禀赋和后天的生产条件。每个国家应专业化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的一部分交换具有绝对劣势的产品，从而使各国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各国都能获得贸易利益。由经济学家托伦斯提出并由李嘉图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比较利益，每个国家应遵循“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较大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较小的产品，从而突破一国不具有绝对利益时不能参与国际贸易的限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相互需求的角度研究了国际商品交换的价格问题，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进行了完善。穆勒认为，在比较成本决定的界限之内，商品交易价格是由彼此之间的需求强度决定的。若别国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强度大于本国对对方商品的需求强度，交换比率将会接近对方国国内的交换比率；若本国对对方国商品的需求强度大于对方国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强度，交换比率将会接近本国国内的交换比率。交换比率贴近哪一国家国内的交换比率，哪一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就越少。马歇尔将一般均衡方法推广到国际贸易领域，在替代成本、贸易无差异曲线和消费无差异曲线的基础上，以数学形式阐述了国际贸易的相互需求理论。
（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一致，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也假定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首次提出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观点，其学生俄林发展并完善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要素的不同丰裕程度和生产产品使用要素的比例不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各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高于国内价格，导致商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不断增加、价格不断升高；由于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导致国内同类商品生产萎缩，本国稀缺要素的需求和价格不断降低。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各国禀赋要素的价格会趋于均等化。但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计算了美国商品贸易情况，得出与要素禀赋理论不同的结论：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一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之后，新要素理论拓展了传统要素的内涵和外延，从新要素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与贸易格局的变化。如，需求相似理论认为，两国的贸易情况取决于需求偏好相似的程度，需求结构越相近，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就越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动态化，指出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要素的要求不同，不同国家的要素丰裕程度决定了该国产品生产、出口和进口的状况。
（三）新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等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从动态角度入手，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与规模收益为前提，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解释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理论将商品分为同质产品与异质产品，认为除不同国家因技术因素产生的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形成的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之外，由于产品存在水平差异、垂直差异和技术差异，并且消费者需求具有多样性，生产者只生产有限的同类商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并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从而出现了基于异质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西方经济学家相继建立模型，从不同角度对产业内贸易进行探讨：新张伯伦模型证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不完全竞争市场出现规模报酬递增时，即使两国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产品之间的水平差异和规模经济效应也可以推动国际贸易；兰卡斯特模型以消费者偏好的唯一占优选择性解释国际贸易，认为如果不存在贸易壁垒与运输成本，在不同的消费偏好的影响下，经济体间仍可以开展产业内贸易；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依赖于资源禀赋、收入分配对各个国家的相对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企业加入国际竞争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认为企业和行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一国的竞争优势，而企业和行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依赖于主导产业的优势，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影响主导产业优势的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关联性产业、竞争环境四个基本因素以及市场机遇、政府作用两个辅助因素都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波特进一步根据以上因素构造了钻石模型，阐述了各因素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影响。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形式化，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二为一，研究技术和经济组织的互动及其演进过程，使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回到基于分工所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中去，将国际贸易理论统一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内。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由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来解释。即使所有人天生都是相同的，没有外生的比较优势，但是只要专业化经济存在，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后就会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然而，生产专业化和消费多样化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只能通过贸易来解决。而贸易又会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专业化收益时，贸易便不可能发生，在多样化需求的强制下，每个人会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分工的收益大于交易费用是贸易产生的条件，这时每个人通过不同的专业分工及贸易，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分工提高了学习和训练的投资利用率，而交易效率的改进也会推动分工的演进。伴随分工的发展，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贸易依存度也随之增强，互相分割的市场会逐渐发展为一体化的市场，并为分享分工收益、解决交易费用问题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
（一）两者研究对象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国际交换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世界市场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其中，资本家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处于从属地位，而资本家又从属于世界范围的资本运动，“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交换的目的。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交换的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的交换是增殖后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当资本主义的交换跨出国界时，这一交换的目的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及分配决定了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特征。因此，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对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进行分析，才能理解国际贸易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出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只是从世界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并为政府制定扩大国际贸易的政策提供依据，不仅忽视了国际贸易的本质，而且忽视了由国际贸易所导致的不发达国家畸形的产业结构。
（二）两者研究方法的比较
首先，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采用的是总体研究方法，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方法则是片面、孤立的。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而国际贸易是其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当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出国界、建立世界市场的阶段时，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在这一广阔的市场内便演变成为生产者的国家关系。西方经济学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则采取孤立、静止的方法，将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隔离开，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平等的主体，在此基础上研究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问题，因而未能发现国际贸易的本质和规律。其次，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贸易思想的论述采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形成了逻辑统一的理论，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学的范畴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范畴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范畴，但仍限制在国家的范围内；第二阶段，在国家层次概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将贸易活动和资本输出发展到世界市场范围。世界市场除了原生的经济关系外，还包括许多派生关系，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虽然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每个理论都只说明了国际贸易的一个方面，没能发展为完整、统一的逻辑体系。如，要素禀赋理论论述了比较成本不同的原因，但没有分析分工的演进过程；新贸易理论虽然找到了生产过程中成本变化的原因，但是没有研究生产之外的关系；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分工演进思想则未能考察国际贸易的整体演进过程。
（三）国际贸易推动力量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推动力是基于分工的贸易互利关系。虽然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都强调贸易的直接利益，新贸易理论根据规模收益阐述了贸易的好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论述了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贸易活动，但是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明显脱离了现实，没有讨论贸易利得的分配问题，以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则强调，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国际贸易的推动力，资本的获利机制是现实国际贸易的决定机制，资本的运动是世界市场形成和扩大的根本动力。分工是资本利益实现的条件之一，历史表明，资本家会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四）国际贸易中各国关系问题的比较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不仅可以通过国际劳动力转移、资本流动、技术贸易等方式，将本国富余的要素与其他国家相交换，换取国内短缺的要素，促进国内要素的充分利用，还可以增加一国国内短缺产品的供给，为国内的过剩产品找到新的销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供求矛盾、调节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使各国在生产力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协调和完善本国的产业结构，进而获得更可观的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发展。但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实际获利很少，甚至因国际贸易而出现贫困化增长，这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互利原则完全相悖。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按照资本的扩张逻辑，国际贸易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直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全球范围的贸易并不意味着各国间经济和政治的平等，而是意味着国家之间、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落后国家普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四、结语
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大理论体系从不同的阶级立场，采用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意义在于：首先，对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借鉴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成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侧重研究国际贸易与要素禀赋、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从整体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样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家间贸易存在的基础。这些有益结论对于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次，对我国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等问题凸显，我国出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思想，防止国际贸易中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出现，同时结合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科学成分，重视调节供求关系、动态调整比较优势、完善产业结构等问题，以内外联动为方向，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加快转变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3][4][5][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5，407，408，56，174.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6，822.
[6][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96，391.
[8][10][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6，341，55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2.
[11][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610.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506.
【关键词】 财务危机；危机运营；资产剥离
一、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的含义和特点
（一）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的含义
企业财务危机是指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长期出现亏损，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现象。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时，如果无力履行合同，无法按时支付债权人利息和偿还本息时，该企业就面临着财务危机。企业财务危机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财务危机，并且具有客观积累性、多样性、灾难性和预见性等特点。企业财务危机的最严重后果是企业失败。
财务危机运营又称为财务危机运作，它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手段，以化解财务危机为目的，为实现企业度过危机重新恢复正常生产经营而采取的各种行为和活动。财务危机运营的核心是运营方式和运营方法。
（二）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的特点
1.全局性
财务危机虽然是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它却有很大的爆发力，企业一般的经营人员对危机不了解或没有管理知识，就很难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财务危机的应对和运营。因此，运营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企业管理知识、风险管理知识、企业运作知识和较强的实践经验以及对企业的整个生产流程了如指掌。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正确的财务危机应对措施和运营方法。
2.决定性
财务危机对企业是一项重创，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到期又不能偿还负债，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论对企业自身还是对企业的员工都是一项不小的债务负担和压力，因为运营结果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前途，决定着员工们的命运。所以财务危机的运营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3.双面性
财务危机的运营效果有两种，一种是运营成功，企业摆脱财务危机，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另一种是运营失败，负债继续无法偿还，生产经营情况继续恶化，会使企业无法摆脱财务困境，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因此财务危机的运营是一把双韧剑，使用起来一定要深思熟虑，在进行运营时一定要考虑细致、全面，仔细分析、认真论证，有针对性的进行运营。
4.及时性
及时性是指财务危机的运营必须及时有效，因为财务危机的爆发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危害，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及时根据财务危机爆发的原因，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时拿出解决方案，提出运营方案和对策，抓住解决危机的时间和机会，错过了时机，企业就无法翻身。
二、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环境
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环境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企业管理活动造成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的主要社会力量。具体是指当前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人口、自然环境以及当地收入水平等一系列不可控制的因素。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环境是全球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银行日益收紧银根，对企业进行贷款的信用度要求比以往要高。企业生产成本日益上升，经营效益普遍下滑，大型跨国企业裁人并缩减产量，以减少企业的成本，使企业能顺利渡过金融危机的寒冬。因此，对面临财务危机的企业来说，采用外部融资解决企业财务危机或通过外援的方式运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企业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拿出最快最好的财务危机运营方案。微观环境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直接制约和影响企业管理活动的力量和因素。微观环境主要是企业内部或者外部那些通过沟通或者一系列措施相对好控制些的环境。如企业的内部管理、人员配置、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财务危机运营必须考虑企业的微观环境，企业应该想方设法改善所处的微观环境。因为企业微观环境是不良的，否则企业不会处于财务危机，企业应该明确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和改善微观环境的渠道。
三、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程序
（一）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组织结构的建立
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组织主要由财务管理中心、行政部和审计部共同组成，他们首先要制定好相应的财务危机计划，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财务危机提出相应的配套方案和解决对策，平时应进行一定的财务危机应对方案模拟测试。用这种组织结构的原因是考虑到财务管理中心和审计部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比较了解，能从日常的业务操作中发现企业财务危机，企业应当在财务管理中心、审计部和行政部指定专人负责，设立财务危机运营职责和权利，当有财务危机警情出现时，财务管理中心和审计部负责人应及时把财务危机预警相关情况通过企业的内部网发送给行政部负责人员，并接受指令，当有不严重的财务危机警情时，行政部相关负责人员应通知财务管理中心和审计部的预警负责人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当有重大财务危机警情时，行政部相关负责人员应把相关情况汇报给企业的董事长，由企业的中高级管理干部一起决定危机的处理决策。运用此种组织结构，企业能有效地加强财务危机的防范和处理能力。
（二）企业财务危机信息的搜集
企业财务危机信息搜集主要是财务管理中心和审计部，财务管理中心和审计部除了进行日常的财务业务操作以外，也负责企业财务危机信息的搜集工作，但不是说其他部门没有进行搜集信息的义务，最好是全员搜集，包括生产部、营销部和研发部都可以参与。这些信息包括对企业的供需商供求情况、企业的竞争对手情况、企业的内部活动以及客户需求信息和企业相关的外部环境等。企业财务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平均收账期延长，销售的非预期下降，企业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自有资金不足、财务结构恶化和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管理混乱包括很多方面，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会计信息失真。企业应该分析财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要对财务危机涉及的相关人员、相关业务以及危机给企业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正确的分析和定量化的掌控。
（三）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的方法
企业应根据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的采取补救措施。要对相关的客户进行清查，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调动，必要时对企业进行换血。如果是产品质量引起的危机，要注重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有良好的质量才能有客户和市场，产品才能有销路，才能树立起客户对企业产品的信心，保持或恢复顾客对产品的购买欲望，使企业摆脱困境；如果是产品销售不畅，可以进行资产剥离或资产出租。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引起企业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销售不畅。企业可以通过资产剥离将非经营性闲置资产、无利可图资产以及已经达到预定目的资产从企业资产中分离出来。资产剥离的方法有资产置换、减资、资产出售等形式。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可以通过资产剥离的方法换取现金的流入，这种方法如果运作成功，不仅可以植入优质资产，而且可以将企业原有的不良资产置换出去，实现企业资产的双向优化。另外可以通过及时缩减企业规模，通过债转股、业务重组、资产出租等形式减少企业的债务负担。如果是财务管理不善造成的，可以向供应商寻求帮助，请求推迟付款，给予供应商企业好转后长期合作的承诺；还可以向客户争取预付款以帮助渡过难关，达到风险投资，渡过财务危机时期。随着价格环境慢慢好转，高水准管理人将会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以比过去几年更具吸引力的估值购买到优质业务。有能力使企业起死回生的高水准管理人选择性地投资于企业，也会在中期获得较高回报。
（四）企业财务危机运营的监控
企业财务危机运营不当的最终后果就是企业失败，所以对于企业财务危机的运营必须有监控系统，对财务危机运营人员能力的监控、运营过程、运营中阶段性效果等都应该有相应的监控方法和手段、要用定量化的指标来分析，以便领导者时时刻刻都把财务危机运营调整在正确的轨道上。在进行财务危机运营人员能力的监控时，要及时考察运营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是否能达到正确运营危机的目的，一旦不适用就及时调整；进行运营过程监控时要注重运营的方法是否合法、合理，是否可行，操作是否得当；对运营中阶段性效果的监控重点考虑是否达到预计的运行效果，监控中要对定量化的数据指标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达到要及时采取其他措施进行补救。
【参考文献】
[1] 韩臻聪.我国上市企业财务危机的成因浅探[J].财会月刊，2006，（1）:16.
[2] 王克敏，姬美光.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治理与财务困境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18.
[3] 刘静，程涛. 中外企业财务困境成因之比较研究[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05，（4）：168.
[4] 阎达五.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张鸣.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前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共性 差异
从国际上看，全球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科技的新突破，进而推动新的产业革命，催生新的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为提振经济和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挑战，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都纷纷把目光转向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和重大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抓紧时间进行部署，我国政府提出发展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知识、技术密集度高、发展速度快、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效益、并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等特征的产业。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动力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比重达到16％。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为推进科技创新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工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跃上一个新台阶，是国家提出的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长期发展战略。
自2009年以来，国家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迅速取得社会的共识，但人们对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仍认识不全，本文对其进行了一些讨论。
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共性分析
（一）同属于新兴产业范畴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或新的市场开拓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通常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依靠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高技术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和最新的工艺技术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能够为当代社会带来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技术。因此，高技术是新兴的技术，即近几十年来才兴起并得到实际应用的技术。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的新兴产业。其中，“战略性”是必不可少的，“新兴”则是指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因此，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属于新兴产业，只不过二者发展的侧重点不同。
（二）技术创新发展起支撑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属于知识密集度高、技术创新起重要支撑作用的产业。高技术产业就是用当代尖端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产业群，其知识和技术密集，科技人员的比重大，正是体现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国民经济具有战略地位，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而且要着眼未来必须具有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可能性。因此新兴战略产业必须代表着科技社会发展的方向，必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实现各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
（三）经济社会影响巨大
在不同时期提出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希望通过突破技术创新，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且由于产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地区经济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给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产业结构和文化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差异分析
（一）概念内涵不同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属于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指承担新的社会生产分工职能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代表着市场对经济系统整体产出的新要求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新方向，同时也代表着新的科学技术产业化新水平的，正处于产业自身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的产业。新兴产业是新技术产业化后形成的产业。
作为同属于新兴产业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其概念和内涵上有所不同。高技术产业重在强调其产业的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研发投资大和工业增长率高等特征，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属于新兴产业，不过其重在强调产业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长远性，因此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所属范围有较大差异。
（二）产业的选择依据不同
高技术产业强调在产业中研发费用高和研发人员比重高，其范畴主要包括应用当代尖端技术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产业群，是研究开发投入高，研究开发人员比重大的产业。
从涵盖范围上而言，高技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现代尖端技术和前沿技术；二是发展中的新兴高技术；三是已经成熟并进入产业化阶段的高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高技术更强调高智力性、高效益性、高竞争性、高渗透性和高扩散性等特征，属于知识和智力密集型技术，产业发展快，产品周期短，技术扩散性强；多由交叉学科综合而成，学科带动性较强，具有先进的技术带动性和产业渗透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发展依据则是基于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既要对国家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要引领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发展的侧重点不同
高技术产业重在打造产业链，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具有高速度与高竞争、高投入高风险与高效益、以中小企业为主，分散经营与地域集中性等特点，而产业（企业）集群所拥有的使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推动创新、降低成本、容易吸引顾客和投资的优势，从而使得集群化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降低风险、加快创新、获取投资，而这一切特点使得集群化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于形成新的增长点、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提升国家未来竞争力。
（四）产业风险不同
一般认为，高技术产业由于其研究和开发投入较高，且经营风险较大，认为其属于高投入、高风险产业。但是相对于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是不同的。
在战略性新兴行业中，企业的生产技术还不成熟，还有待于继续创新与完善。同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也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方法和规模。此外，不同的新兴行业在环境结构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别。企业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战略的不确定性，在新兴行业中，各企业在技术和战略上处于一种探索阶段，表现为新兴行业时期的多变性，从而战略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各企业的产品或市场定位、营销、服务方式都表现出这一点。从具体的经营活动来看，新兴行业生产规模小，但生产成本高。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经验的积累，生产组织的趋于合理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成本才会下降。同时，企业缺乏制订战略所必需的信息，不了解竞争对手的数目，竞争对手的分布状况，其优势和劣势状态，购买者的需求规模和偏好，以及市场成长的速度和将实现的市场规模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该新兴行业的参与者只能在探索中寻求适当的战略与成功的机会。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高技术产业风险更高。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之间的联系
（一）二者一脉相承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上是一脉相承的，是国家在不同时期，实事求是，针对国际环境新变化提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发展战略。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和迎接科技革命及相应产业革命的挑战和机会，我国也启动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1986年，国务院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党在十三大提出要“注意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进行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的部署，并实施《火炬计划》。发展高技术产业，集中反映了我国“科技兴国”的总体战略。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动力先导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在经历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的影响之后，中央政府提出的新的战略性发展思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党随着对经济周期和产业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面对科技革命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经济衰退阶段主动去寻找新的技术革命，主动的有意识引导具有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以此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缩小经济周期影响和培育长期新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因此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我国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国际形势和新的变化，提出的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战略。
（二）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发明和专利等，并聚集了大量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和人才。
高新技术园区建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我国为配合高技术产业发展在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开发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共有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园区环境、管理制度和创业氛围。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央政府着眼于未来国家发展而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很多方面需要进行技术攻关，并具有可预期的巨大市场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将在技术、市场等方面进一步带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引导国家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三）产业内涵动态演化
无论是高技术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国家在面对不同国际形势时做出的战略性决策，同时，随着时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内涵、范围和发展策略等都是动态演变的。
如对高技术究竟包括哪些领域，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只是大多数专家认为一般集中在6个领域、12项标志技术，即：生物技术领域，包括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信息技术，其标志技术是智能计算机、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技术，其主要标志技术是超导材料和人工定向设计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其主要标志技术是核能技术、太阳能技术；空间技术，其主要标志技术是航天飞机和永久性空间站；海洋技术，其主要标志技术是深海挖掘和海水淡化。随着国内外高新技术的发展，高技术领域会不断分化和扩大，各高技术领域中的标志技术也会在不同时期处于变动过程之中。
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靠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需外部融资。银行贷款是重要融资渠道，但企业的资产规模是能否获得贷款的决定性因素。据浙江银监局调查，有56.1%的中小型企业贷款申请因无法落实抵押担保而被否决。
亲友借贷、民间借贷、职工集资等手段在中小型企业融资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本文从融资的重要性开始论述，进而分析小型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其原因，最后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其中第一部分论述企业融资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列举小型企业融资难的现状，第三部分分析小型企业融资难的原因，第四部分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1.小型企业融资的重要性
融资是指企业出于生产、发展和投资的需要，筹集尽可能低成本的资金的行为。无论企业规模大小、经营什么，企业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融资是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
经过证明，企业资金成本达到最低时，企业价值就达到最大。在一定的经营管理水平下，企业财富是否增加，是融资和投资的综合效果。当投资收益大于融资成本时，企业财富就增加；当融资成本大于投资收益时，企业财富就减少。
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融资的重要性。
1.1 融资贯穿企业成立、积累、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
融资贯穿于企业成立、积累、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只不过每个阶段的融资形式有所不同。企业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融资活动，企业的经营、投资活动是与融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融资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潜力，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1.2 融资是企业经营的核心内容之一
企业经营的核心内容是“为企业创造价值，不断增加企业财富”，要达到这一目标，取决于企业在投资、融资、经营这三个环节上的综合效果，三者缺一不可。而融资活动是企业创立和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没有融资活动，企业就无法生存、发展下去，就无从谈投资、经营活动。
1.3 融资是小型企业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
企业成长经历三个阶段，即成长、成熟、衰退。小型企业普遍处于成长阶段，资金需求大。尤其在转轨时期，经营风险相对较大，又没有大量资产抵押，资信等级相对较低，银行不愿意贷款。
2.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的现状分析
中小企业普遍由于资信较差，不易获得银行贷款，融资难度大，这是中小企业普遍遇到的问题，现阶段的融资现状困境可以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2.1 中小企业信贷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少部分效益好的小企业越来越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的客户；而一些有发展潜力但目前发展状况并不十分好的中小企业，或受冷落或者被苛刻的担保和抵押条件拒之于门外；效益差的中小企业，更因不符合贷款条件而无法获行银行贷款。
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难，获得优惠贷款几乎更不可能。不仅如此，有些银行以中小企业实力弱、信誉度差为理由，在放款时还附加一些其他不合理的条件，比如放款时就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抵押”等等。
2.2 直接融资渠道匮乏
由于我国创业投资体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法律和政策扶持体系，因此中小企业也难以通过股权进行融资。虽然刚推出的创业板会给中小企业整体的直接融资渠道带来一些好的变化，但能上市的企业仍然很少。
虽然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基金，但由于数量少，服务范围有限。
近年来，各大商业银行重点扶持效益好的大型企业，加之银行的贷款条件苛刻，一些小企业基本无法得到贷款。一些在小城市或县城的中小企业，要申请一笔数额稍大的贷款就要往返省城好多次，既增加了负担，又降低了效率。
2.3 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贷款担保体系
中小企业固定资产较少，贷款受到限制和自身信用的问题，造成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信用体系较少，利用担保获得资金的来源不足。
但担保是公认的高风险行业，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识别、防范、控制和分散风险，把风险控制在信用机构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我国中小企业群体信用普遍比较差，信用体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不但使银行很难放心地为中小企业贷款，而且使提供担保的中介金融机构也同样与中小企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3.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分析
3.1中小企业自身条件的欠缺
中小企业一般都存在资本实力不足、诚信度低、内部治理混乱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缺点，自身规模有限、固定资产大多陈旧落后，产品表现出技术含量低、质量差、缺少售后服务等情况。中小企业还存在缺乏融资知识、财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谨慎放贷。此外中小企业类型多，资金需求一次量小、频率高，加大了融资的复杂性，增加了融资的成本和代价。
3.2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3.2.1直接融资方面。中小企业缺少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途径。在股票市场上，管理部门对新股的发行一直实行计划管理、总量控制的办法。为筹得更多的资金，各地、各部委都竞相推荐大公司上市，中小企业进入证券市场非常困难。
3.2.2间接融资方面。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很难。主要表现是：抵押难；中小企业很难找到合适的担保人；一些基层银行授权有限，办事程序复杂繁琐。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视银行贷款为畏途，而不得已走上民间借贷的途径。
3.2.3政府支持不足。对于中小企业的地位，国家有着很清楚的认识，中小企业在保证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甚至在创造外汇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之中，在一些信贷政策中，还存在着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缺少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中小金融机构，缺乏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
4.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及建议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以及全社会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深入分析，对症下药，才能逐步解决。
4.1 努力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增强融资能力
4.1.1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和资金筹措，而且影响公司管理效率和运行业绩。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之一，健全的财务制度是提高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条件。
4.1.2 强化管理者素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善资信状况，构筑良好的银企关系。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加强学习，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熟悉行业发展状况，做好市场分析和预测，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同时要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遵守诚信，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为融资创造条件。
4.1.3 更新观念，加强融资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和领域，增加自有资金。中小企业应牢固树立市场观念、成本效益观念、风险观念和法制观念，增强财务杠杆意识和融资责任意识，拓宽融资渠道，丰富融资方式，改变完全依赖银行融资的思维方式，努力增加自有资金和企业资产。
4.2 逐步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4.2.1 构建完善的直接融资体系。直接融资可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股份制改造，既可以快速筹集资金，又可以明晰产权，增强企业凝聚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高科技风险基金，提高企业技术等级，开发高科技产品，加大技术含量，调整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建立上市门槛较低、监管制度灵活的二板市场，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筹集资金提供有效渠道。
4.2.2 构建完善的间接融资体系。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有信息优势，金融体系的功能在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而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金融体系来配合。由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问题，中小企业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务来自中小金融机构，此外，中小金融机构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继续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政府对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商业银行提供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贴（如税收优惠等）。同时促进信用担保机构的进一步自我完善，以卓越的信用和业绩取得与银行合作的机会。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是单纯的市场问题，设立地方政策性银行，让政府介入很有必要。通过对中小企业进行客观的、长期的信息支持和在经营上的指导来培育中小企业，发挥银行的交流窗口作用，也可以加大同业往来，共同构建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全国性网络。
4.3 政府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
4.3.1 完善和健全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保障中小企业经营和融资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特殊，需要政府适度干预和支持，加强宏观指导，制定发展战略，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资金、技术、信息等困难。
4.3.2 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有了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的支持，银行可以大大降低金融风险，消除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后顾之忧。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才刚刚开始起步运行，担保机构的建设发展缓慢，只有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结论
本文从企业自身、金融体系、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分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将出现新的情况和特点。要与时俱进，发现新问题，研究新对策，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行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中小企业管理体系和融资体系。
参考文献：
[1]邵忍丽.金融危机下我国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困境[J].经营与管理, 2009.3
[2]刘斌.金融危机下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探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09.4
关键词：民营企业；财务管理；规范化
民营企业的未来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希望。作为国有经济的有效补充，民营企业自出现之始，就肩负着扩大就业途径、繁荣地方经济等的重要使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下，民营企业的发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飞跃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但是，长久以来的积弱不是朝夕可改的，民营企业的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艰难跋涉。我国的民营企业多以小作坊式的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因此其管理模式相对简陋，财务管理透明度低，规范化程度低，规模小，生命周期短等都是我国民营企业急需转变的硬伤。在现阶段对民营企业极为有利的政策条件下，积极完善管理模式，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使之进行规范化管理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出路。
一、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现状
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命脉，其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决定性影响因素。通常而言，企业因充足资金而飞速发展，又因资金链断裂而走向灭亡。规范有效的财务管理保证了企业的生存，生存才是发展的前提条件。我国现阶段的民营企业，除了少数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开始呈现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明显特征外，多数企业均在混乱无序中挣扎，导致这方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资本缺口，人力资源缺口，发展战略缺失等，但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管理阶层的思想意识陈腐造成。
(一)认识缺位与观念落后现阶段，我国发展有成的民营企业领导层均为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创业，其思想认识与现代管理学之间存在隔阂，且这一代的管理层普遍权力欲望较重，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搭建尚未完成，这就造成了企业发展理念与主流管理理念发展的脱节。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实施宗旨是不断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在无力创造或引领新经济模式的前提下，快速适应才是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纵观中外优秀企业，其财务管理制度无一不是先进或者与外部经济环境衔接紧密的，这种快速的反应其实也是企业间的差距所在。
(二)重销售，轻理财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只注重表面销售数据，而对财务管理的作用认识不够。民营企业的管理层认为销售数据的提升才是企业盈利能力的终极体现，在这种片面思想的指导下，企业上下均重视生产经营，短期内的繁荣掩盖了持续放大的未来危机。这样的管理模式在经济危机之下不堪一击。很直观的体现就是，一旦我国经济受到外部或内在冲击，民营企业的倒闭潮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战略性财务管理可以有效防范于规避经济危机对企业的伤害，未雨绸缪的理财行为，是企业分散与转移的有效方式。只有生存无忧，才能谈及持续发展。
(三)扩张步伐缓慢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求稳是中国企业家的天性。稳中求胜本无可厚非，但是抓住机遇的快速扩张才是企业发展的正常轨道。辩证地说，在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因扩张步伐过快而导致企业倒闭的经常发生，因扩张缓慢而导致企业消亡的更是举不胜举。民营企业扩张的首要条件是融资，健康发展的企业不仅要利用好内部资金，更需要多渠道从外部融资。造血功能的好坏也是评判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标准。融资与扩张并不矛盾，只有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制度健全的企业才能从多渠道得到外部资金支持，从而保证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民营企业财务规范化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化管理是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也是其可持续发展之道。从管理角度而言，民营企业的规范化管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实现：财务管理规范化、生产管理规范化、营销管理规范化、人力资源管理规范化等。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其规范化才是民营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基本保障。财务管理与生产、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环节息息相关，只有达到财务管理规范化，才有可能谈及其他环节的规范化管理。总体而言，民营企业财务管理规范化模式的形成，应从观念与制度两方面进行。
(一)革新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财务管理只是简单的记账与涉及资金的各项业务，财务管理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地位完全不能得到体现。财务管理与企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更是民营企业发展战略制定的主要参考依据，其在现代企业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民营企业在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要辅以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初创期的民营企业由于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其财务管理通常比较混乱，分工不是很明确，财务管理人员身兼数职，从事多项财务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其发展重心在于快速成长，而成长的保障除了雄厚的资金实力，更要有比较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实践与摸索中搭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基本框架，适当借鉴同质优秀企业发展初期的先进财务管理模式，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民营企业在发展与成熟期，其财务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否深刻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可以这么认为，只有财务管理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民营企业才能谈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时期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化，其作用是风险防范与平稳发展。民营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战略，管理层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形成财务管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打破传统观念束缚，积极学习先进企业管理模式，构建适合自身的财务管理制度，是民营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修功课。
(二)打造先进制度
财务管理作为一门涉及面较广的综合性学科，企业在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方面需要考虑与参考的因素很多。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财务管理制度的规范化最好的办法是借鉴，通过借鉴成功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与改进不足之处。借鉴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生搬硬套，一定要注意企业自身的特点，如资金、资源、人员配置等。不是越先进的制度就越会促进企业发展，一味地借鉴只会适得其反，只有适应自身的制度才是最好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中，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国外先进管理模式的冲击下，我国民营企业要有自危感。解析自身的不足之处，利用他人的各种优势，利用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进行固有的陈旧财务管理模式改革，使我国民营企业与国外先进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并最终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管理学底蕴极其深厚，我国民营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逐步发展，距今才三十余年，时间的差距需要用时间弥补，财务管理制度的规范化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企业在不断发展中，会应对不同的挑战，比如自身的发展危机，外部环境带来的危机，整体经济形势下的供应链危机等，财务管理制度也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先进财务管理制度的打造是一个长期过程，其与企业的长期发展互为因果，财务管理规范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反之，长期发展的企业也会促使财务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完成财务管理制度从理论学说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也面临着巨大考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参与竞争的核心动力，其规范化发展必将得到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重视，也必须得到足够重视，才能保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才能保证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使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站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
参考文献:
[1]戚文钢.浅谈民营建筑企业财务规范化管理的应对措施[J].企业研究，2013(24).
[2]杨孝慈，洪荭.民营企业财务规范化研究——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J].财会通讯，2015(20).
[3]李整妮.让财务管控真正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助推器[J].中国总会计师，201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