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1:18: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 发展
离岸金融业务,是指非居民之间的资金融通与交易,其客户群体是境外的非居民,包括公司和个人客户,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均在境外,即通过吸收非居民客户的存款,向非居民客户提供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
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产物,上世纪6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使信贷交易实现了国际化,从而代替了金融中心必须是国内资本提供者的传统,并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扩散创造了重要条件,离岸金融市场由于其独特的优势使得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试通过介绍离岸金融市场的作用来分析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一、离岸金融市场的作用
离岸金融市场是在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众多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对推进国际金融业务的发展,乃至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促使国际融资渠道畅通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充分利用闲置资本和顺利筹措经济发展资金的重要场所和机会。例如,欧洲货币市场对德国及日本的经济复兴,亚洲货币市场对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建设,石油美元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缩小了各国金融市场的时间和空间距离
为降级资金成本提供了便利。离岸金融市场一方面使国际银行业能以24小时连续营业,形成国际借贷资金高速运转的全球流动体系;另一方面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低税率或减免税收及其他金融优惠措施,使资金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促使国际资本的加速流动,使世界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三)离岸市场的产生增强了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性
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利差水平,有助于形成全球性的平均利润率,促进生产、贸易和资本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缓解了国际收支失衡
稳定了国际经济秩序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提价等原因的影响,许多西方国家和非产油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它们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筹措外汇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从而为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必要性分析
自1989年起,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五家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深圳开始试办离岸银行业务。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办理该业务的经验,加上后又遭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离岸银行业务遭受了较大的挫折。针对这一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停止了这些银行的离岸银行业务。
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批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恢复办理离岸业务,同时批准总部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试点办理离岸银行业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对我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是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客观需要
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可以吸引大批跨国金融机构进入,使国内金融机构在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得到锻炼,并且带来和吸引大量的国际金融人才,有利于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另外,国外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会带来最新的金融工具,使国内金融产品与国际接轨,将有利于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各国都尽其所能地来推动本国金融业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分工与合作,与此同时,这些金融中心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快速的发展。
(二)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可以为我国当前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压。增强我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截止2010年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达2.8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目前缺少消化外汇储备资产的有效渠道,这不仅给人民币造成很大的升值压力,也使大额外汇储备面临汇率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而形成的国内市场流动性被迫增加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等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建立我国离岸金融市场让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可以释放离岸业务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潜力,为外汇储备消肿,进而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三)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与离岸金融的发展关系密切,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开放本币自由流动的缓冲区,是对本币国际化的支持。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发展道路,通过建立离岸市场,实现本币的离岸化经营,逐渐增加资本项下对外开放的款目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也可以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加强对境外人民币的掌控,开辟离岸金融市场可以回流在周边国家流通的相当数量的境外人民币,从而便于加强对境外本币的监控,减少这部分本币对国内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增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水平
离岸金融要求开办地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较高水平的从业人员,这有利于提升当地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专业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离岸业务的开展将使东道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家门口学习和借鉴外资金融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培养熟悉国际金融业务的专门人才;通过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促进中资银行学到新的国际金融业务的操作,锻炼队伍,转变机制,从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提高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促进本地银行业的发展。
(五)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一系列改革,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间接融资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因此,以经营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的我国商业银行面临利润增长空间日益狭窄的窘境。分析当代的国际金融市场不难发现,外资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已经不再是传统业务,而是来自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现代银行业务,并以此形成自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离岸金融业务具有管制宽松、税收优惠的优势,因而其经营成本较低,只要风险控制得当,就会成为世界各国银行利润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新加坡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带动了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获得了迅速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在我国的初期发展阶段也曾给我国银行业带来过巨大利润。以招商银行为例,1998年以前,该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累计赢利1.61亿美元,占同期全行利润总额的11.07%。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认识到离岸金融业务所蕴涵的巨大利益,将其开辟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将是明智的选择。
(六)有利于带动我国贸易、生产和就业的增长
有了离岸金融市场,外商在华投资利润就没必要直接汇回母国,也便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调度资金,还可望为出口加工业解决外汇瓶颈。通过为市场提供配套的设施和服务可以刺激当地经济的增长、增加当地的收入和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金融业的活跃无疑会对会计、律师、保险、航运、证券、旅游以及生活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国内离岸金融市场还可以从主要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争取到后勤服务业务,如清算、股票登记、信用卡制作及其他劳动密集型金融活动,给市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带来就业机会。政府可以从税收和离岸银行业利润以及其他费用收入中获得相当的外汇收入,提高财政收入,改善外汇收支状况,给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金融市场监管;法律保障;监管模式
一、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性较差
经济全球化带来较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我国金融机构纷纷采取措施,不同金融部门之间的业务合作类型越来越多,如平安集团投资了保险、证券、银行业等。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均负有金融监管职责,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一行三会”的监督体系极易造成各监管部门面对问题时相互推卸责任,不仅会延误对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造成影响。
(二)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大
量涌现的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在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和难度。针对此现状,各级地方政府均给予了本区域银行一定的政策保护,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得监管部门无法真正履行监管职责,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公共资金对出现问题银行进行注资。
(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近些年,我国金融创新进程不断加快,金融市场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较为复杂的金融风险,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根本无法及时应对金融市场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法律制度中较为模糊或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为金融市场参与者“钻空子”、“打球”等行为提供了便利,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受到严重影响,我国金融业的长远发展被扼制。
(四)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严重缺乏
经过政府行政监管、金融监管的有益探索,我国分业监管已渐趋规范化与专业化,金融监管的体系框架已初步具备,但由于激励机制的缺乏,不少监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不高,有些甚至脱离了监管行业,监管部门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内部竞争氛围与监管效率也较差。有效约束机制的缺乏则造成和监管缺失现象层出不穷。在现行监管约束机制中,因个人过失而造成我国金融市场损失的监管人员仅仅会受到监管机构内部的行政处罚,并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有效的金融市场监管自然难以得到实现。
(五)监管技术落后
近些年,我国对金融市场监管愈加重视,金融监管正由重视合规性转向合规性、风险性并重,金融市场监管方式正由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市场准入、运营及市场退出全程监管,由现场检查转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管理。在此背景下,我国非现场管理的现代化监管网络系统逐步建立起来。然而仍处于起步阶段的运营监管和非现场管理无法承担起金融市场监管的重任,使用最多的监管强制措施———罚款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较为落后的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监管技术难以跟上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监管不力情况时有发生。
二、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金融市场监管模式,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理念逐步从分业、分机构监管转向跨业、跨机构监管,这为我国转变金融市场监管模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们可通过建立单独的机构来增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调性,一旦金融市场出现突发事件,“一行三会”管理阶层需迅速进行协调,在统一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措施。此外,各监管机构之间需加强交流与沟通,对此可定期选调本机构的监管人员前往其他监管机构学习交流,对其他监管机构日常的工作流程、监管目标加以了解。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金融市场监管工作离不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我们需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制定出具有较强可操作性行政法规、规章,尤其需填补出在城乡信用合作社、农村基金会、邮政储蓄和企业债券等领域的法律空白,市场退出和风险监管在法律中的地位需得到突出。
(三)加快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针对目前监管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监管机构内部人才流失、监管缺失等现象,政府部门需督促监管机构及时改变单一的晋升激励机制,对能力突出、表现优异的监管人员实施物质和精神并重的奖励方式,同时还需建立健全有效的惩罚制度,依法对监管不力甚或的人员实施惩罚,推动监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四)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解决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存在问题、完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关键在于提升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即其专业素养与思想道德素养。对此,我们需严格筛选监管人员,定期组织监管人员学习监管理论、基础技能、风险分析和创新业务等,为监管机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高能力的监管骨干。此外,我们还需选调本机构监管人员至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学习与交流,以进一步丰富监管人员的知识面和实践经验。对于监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养,监管机构可定期组织思想道德讲堂,并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监管机构还需定期开展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考核,依据考核成绩提拔奖励能力突出的监管人员,并严格要求考核不合格的监管人员继续加强学习,仍不能合格的则给予恰当的处分。
三、结束语
2016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一年,金融市场环境正发生着巨大变化,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我国目前在金融市场监管过程还存在着较多问题亟待我们解决,监管机构除需加强自身管理外,还需加强同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监管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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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韬.我国金融市场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法律路径———以金融理财产品监管规则的改进为中心[J].法学,2011,07:105-119.
本币金融产品市场既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有效支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前期工作深入推进的基础上,着力把握全球金融产品市场的最新动向,发挥后发优势,以金融产品市场建设为突破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我们拓展人民币流出渠道、管理外来金融风险、实现货币国际化收益、谋求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国际本币金融产品市场发展的最新趋势
成熟且开放的本币金融产品市场是一国货币国际使用的必要条件(Bergsten,1975)。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化的深入推进,各主要货币发行国为在国际货币竞争中占据主动,围绕货币产品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图景,使得全球本币金融产品市场发展呈现以下趋势特征。
(一)美元主导国际金融产品市场,欧元和日元市场地位此长彼消
当前,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产品市场是括美元金融产品市场、欧元金融产品市场、日元金融产品市场。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元仍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货币;凭借欧洲一体化和金融市场的整合,欧元在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某些领域如国际债券发行、纸币和硬币发行等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元,但短期内仍无法撼动美元的优势地位;由于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货币政策的失误,日元国际地位正日益边缘化。
(二)金融产品市场扩张迅速,跨境资金流动频繁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除战争所引致的国债阶段性激增外,全球金融产品市场和实体经济保持大致相同的扩张速度。但自1980年起,包括股票、公私债券和银行存款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扩张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经济金融化趋势日趋明显。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来,其金融资产占GDP比例比前80年增长了两倍。从全球范围看,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推进和金融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深度不断增加,各国金融资产相对于其GDP的比率在不断提高。目前全球金融资产的价值已经是全球GDP价值的三倍以上――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深度。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深化程度,跨国资本流和金融资产海外持有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跨境流动频繁。2012年,全球范围内的跨境资金流动,包括海外资金购买股票和债务证券、跨境贷款和国外直接投资,增加到8.2万亿美元以上。据麦肯锡统计,自1990年以来,跨境资金流动以每年10.7%的速度增长,分别超过全球GDP(3.5%)、贸易(5.8%)和金融(8.7%)的增长速度。目前全球大概四分之一的债务证券和五分之一的股票由外国投资者拥有。如果用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合计占GDP的比重作为一国金融开放度国衡量指标,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指标增长更快。在工业化国家,该指标从1970年的15%增加到1990年的32%,从1990年起开始加速,到2012已达到150%。跨境资金的频繁流动反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是各国强化金融市场竞争,提高开放市场程度的结果。
(三)直接类本币金融产品份额超过银行存款,金融衍生交易复苏势头明显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善发展,以债券和股票为代表的直接金融产品发展较快,银行存款类金融产品的市场份额呈稳定下降态势。在全球金融资产的构成中,由国债和私人债券的债权类金融产品占最大比重,且呈稳定增长态势,从1990年的19万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96万亿美元,占比从40%增加到47%。
(四)离岸业务发展势头放缓,离岸金融市场地位有所下降
作为二战后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制度创新之一,离岸金融业务曾是国际金融竞争的焦点,伦敦就是凭借发达的离岸金融业务重新成为全球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80年代,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67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全球离岸金融市场的资产规模从1970年代末不足万亿美元猛增到1985年的29840亿美元。1990年更是猛增到68772亿美元的峰值,年均增长率超过25%。1990年后,全球离岸金融市场步入调整期。整个199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4%,低于同期国际金融市场平均发展速度(7.0%)。离岸金融交易在整个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占比逐渐下降。
二、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一)要高度重视金融产品市场建设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拥有一个较为规模巨大、体制健全和有较高开放程度的金融市场。首先,发达金融市场有利于管理货币国际化的金融风险。当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回流问题,只有建立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吸纳并有效管理外溢的流动性,防止其对国内经济的过度冲击而形成金融风险。其次,金融市场是有利于增强货币的国际吸引力。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中央银行及各国投资者提供了各类成本低、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本国货币的信心,扩大交易者对该国货币的需求。第三,有利于掌握未来金融发展的主导权。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断发展,金融产品市场成为决定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场所,对金融定价权的争夺也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收益。
(二)要准确界定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作用下,国际货币格局正酝酿深刻变动,未雨绸缪,前瞻性地确定人民币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对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国际利益、优化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影响,美元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导国际货币。欧元迅速崛起,在某些领域如债券市场甚至超过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际货币,然而,由于欧盟非国家,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等方面存在先天缺陷,欧元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制约。由于产业升级的失败、资源的匮乏和人口老龄化等不利因素,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持续下降,日元衰落将是一个长期现象。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的二位、外贸总额居世界第二位、货币发行量(M2)已接近美元。更重要的是,推动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长期性因素仍然存在,无论是从经济实力、国际关系还是未来发展趋势,人民币都有成为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巨大潜力。此外,美元和欧元代表的是欧美成熟经济形态,随着日元地位的衰落,经济活动最为活跃亚太地区的代表性货币将出现空前缺。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在稳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不断积累货币管理经验,逐步取代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将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可行的战略目标。
(三)要积极推动在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建设
在20世纪后半期,离岸金融市场曾经是国际金融竞争的焦点。受伦敦金融中心崛起的影响,曾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然而,这些离岸市场如新加坡等大都不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日本和美国虽然建立了基于本币的离岸金融市场,但并不成功:由于监管的过度宽松和长期接近零的货币利率,日元沦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套利货币;美国国际银行设施对离岸美元设置了诸多限制,市场规模和作用一直有限。同时,尽管存在国内离岸市场,但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些主要国际货币依托的还是在岸市场。
作为有强大实体经济支撑人民币,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要把在岸金融产品市场建设作为发展的重点,通过在岸市场的做大做强来保障和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只能作为必要的补充形式。当然,目前人民币在岸市场建设还受我们市场发展水平、制度设计、监管能力等的限制,条件还不很成熟。但这些条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和反复的试点逐步创造,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民币在岸的大方向。毕竟,在全球离岸市场地位下降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空间有限。同时,离岸金融市场还存在一个发展悖论,如果规模过小,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助益有限;如果规模过大,势必有更多外资金融机构介入,有可能导致定价权旁落,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离岸市场相对于在岸市场最主要优势是交易自由和低成本优势,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在岸市场的开放性和做大规模来实现。
(四)要积极发展债权型直接金融产品
目前,债权类金融产品已占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2012年,在全球198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构成中,包括国债和私人债在内的金融产品达93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资产总构成的50%,是股权类金融产品的2倍多。同时,债券产品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欧元唯一超越美元的金融领域。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债权类金融产品市场的积极作用,努力推动债券市场建设,通过财政金融制度改革,逐步增加高信用级别的国债产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积极推动优质金融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等发行债券;通过跨境人民币贸易改革试点,逐步引入外资类债券市场交易主体和客体。同时,我们还要正视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市场体系中的作用,要在强化监管和风险防控基础上,积极发展信用衍生品市场,完善债券市场结构。进一步发展和开放我国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不仅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还有助于拓展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各项制度,消除金融脆弱面,使中国金融市场逐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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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实现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与网络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但国际金融市场的改变所带了的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金融市场的安全与货币体系的稳定在金融管理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相应金融政策的制定已成为促进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就需要配合合理高效的金融统计方法对金融活动相关的一切因素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并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炼出金融市场的相关规律性结论,有效保证政府制定政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即是说,相关金融统计工作直接影响着金融经济计划的制定,其中还包括对金融产品的统计工作,而且金融统计监测面在近几年来不断扩大,且统计信息量也不断增加,利用高效、合理的统计方法对金融经济发展进行科学预测与决策已成为保障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
一、金融产品统计的重要意义
金融产品统计工作是金融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工作,是金融风险防范有重要意义,金融产品统计需要国家统计局、银行、政府部门、银监会等相关金融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协调合作,实现良好的信息数据共享,并通过综合分析这些部门提供的数据对金融状况做出统计与判断。金融产品统计包含诸多统计指标,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性反映,在提高风险管理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影响着金融预测的预测精度以及金融决策的科学合理性,为金融决策提供有力的基础性数据。根据时间序列一共的相关历史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规律探究,并结合风险统计与管理,可以对未来的金融产品市场走势与金融状况作出较为科学准确的预测,进而作出合理科学的金融决策本文由收集整理以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与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金融产品统计的思路与方法
(一)建立健全金融产品统计管理制度
金融产品统计工作的有效展开首先需要的是对其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这对于监测数据可靠性与及时性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结合标准化的金融统计制度相关要求,让金融统计监测体系全面纳入金融产品,并制定统一的规范化的产品分类标准、信息反馈和渠道以及统计口径,通过全面合理的信息数据有效引导金融产品的市场发展。且要全面详尽地对金融产品统计的统计方法、数据标准、数据来源以及统计部门职责等做出规定,利用相关的制度有效提高统计数据的权威性与准确性,加强对金融产品统计的管理,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并且,应将金融产品投向信息报送至银行与信贷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以便对金融产品规模进行统计,还能通过金融产品统计进行风险控制与管理。同时,还应不断完善m2的统计方法与范围,将适当的金融产品纳入m2的统计范围,并对理财数据统计系统进行积极全面的完善,以保证能完整全面、及时准确地进行数据统计。
(二)加强全面准确地金融产品统计与监测工作
要加强全面准确地金融产品统计与监测工作,首先要按制定的相关标准确定金融产品的统计科目,这就需要选用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进行分类与统计。并且,应避免统计数据的遗漏与重复汇总,尤其是金融产品创新的不断加快,出现大量规避监管等现象与问题,金融产品的组合更加复杂,要全面准确地将它们按标准进行划分的难度越来越大,而各数据的相互扎差以及并表处理需要更为严格的统计标准,才能确保其科学合理地进行。当前金融产品统计还存在一些不全面与不完善的地方,对于一些不确定的金融产品以常规方法进行报数是不能完全确保其相关数据报送到统计系统的完整性的。金融产品的数据不能及时在正常报表中体现,这就加大了检查监测工作的难度,使得监督漏报行为的可能性增大,而漏报数据对于高效的风险控制与管理是极其不利的。同时,还应确保统计标准等与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是一致相符的,作为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产品,应根据相关政策及金融市场的变化等而时刻保持创新,让金融产品统计与金融产品创新保持一致,根据金融产品创新变化实时调整统计标准与方法,为全面准确地进行金融产品统计奠定基础。
(三)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搭建金融风险“防火墙”
金融产品创新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尤其是部分金融风险还滞留在金融经济体系中。对此,银行与监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应强化协调合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的监管,搭建金融风险“防火墙”,为通过风险与收益转移而改变经营及盈利模式并实现风险分散创造有利条件。并且,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的金融产品设计与信息披露等的监管标准,以统一的监管标准执行对金融产品的监管,让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并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发展,在统一规范的监管标准下实行金融产品创新。
最近,国务院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从抽象到具体、从概念到内涵、从原则到具体路径,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轮廓日益清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形成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根据《意见》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不断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意在建设多层次多元、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市场体系。内容包括: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优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等。比如,促进债券一、二级市场建设及其协调发展: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还有,加大期货市场发展力度,做深做精现有期货品种,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属类大宗产品期货,支持境内期货交易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拓宽上市公司行业和规模覆盖面,适应多层次市场发展需要,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转板机制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如果到位,上海金融市场的建设将迎来一个提速期。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一是基本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国内其他港口合理分工、紧密合作的国际航运枢纽港:二是基本形成具有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特征的现代港口综合运输体系;三是基本形成服务优质、功能完备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和优质的国际航运服务管理。针对集疏运体系中存在的“短腿”,上海计划修建铁路上岛,以发挥洋山港的枢纽港功能,提高货物中转量,积聚长三角各港口的资源。同时,上海在水水中转的“疏通”,也将进一步密集长三角各港口之间的联系。再加上上海浦东机场的货运功能,完善的集疏运体系将推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陆、海、空大物流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亮点之一是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方面的政策突破。其中,加强航运金融服务、支持开展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的政策是全新的,具有探索性和突破性。这对于航运企业减少资金转换成本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注册在上海的保险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也将对航运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随着政策“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接近甚至赶超现有国际航运中心。
关键词:金融发展 FDI技术外溢 吸收能力
新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化往往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其中FDI已经成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FDI技术外溢的效果受到东道国自身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即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影响,其中金融发展作为“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促进FDI技术外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金融发展制约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
对FDI溢出效应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经济福利影响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FDI溢出问题,此后众多学者检验了FDI对不同国家的溢出效应及溢出效应发生的机制。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开始转向测度技术外溢效果的实证研究,即重点考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外资企业的存在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有影响及影响的程度。众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该论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l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
第二类结论认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是不明确的(ambiguous)。这些研究使用微观层面数据对FDI外溢与企业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相关研究。在一些国家发现了正的外溢效应,如墨西哥(Blomstrom和Persson,1983 Blomstrom和Wolff,1994;Kokko,1994)、乌拉圭(Kokko,Tansini和Zeiam,1996)和印度尼西亚(Sioholm,1999);而在另一些国家,如摩洛哥(Haddad和Harrison,1993)和委内瑞拉(Aitken和Harrison,1999)没有找到存在外溢效应的证据。
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忽略了东道国国内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考察。Cohen和Levinthal (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的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借鉴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后一些学者试图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FDI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收能力相联系的,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能力、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然而上述研究都忽略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Levine(1997)在其综述性文献中将金融金融发展的作用概括为调节资源分配、动员储蓄、风险管理等,金融发展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物质资本积聚和资本分配效率的提高。传统观点认为FDI本身即为一种对东道国的融资,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不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认为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原因在于:
1、东道国若要吸收利用FDI的先进技术,其国内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经营方式、结构重组、购置新设备、聘用高级管理者及高技术员工等,在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诉诸于外部融资,这样,由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可能会受到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
2、原有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差距越大,外源融资的需求就越大,对金融发展的要求就越高(AIfaro et a1.,2000);
3、由FDI所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也需要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一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可能阻碍潜在的企业家及出现和新企业的建立(AIfaro,2007);
4、此外,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可能由于国外公司的进入而加剧,传统观点认为FDI所带来的资本能够缓解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但是如果国外公司从国内银行大量借贷,那么它们就可能把国内公司从信贷市场挤出,从而加剧国内公司的信贷约束。
因此,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强调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应中重要作用的理论正逐渐成为最具活力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金融发展影响东道国FDI技术外溢的吸收
FDI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使FDI发挥正效应的能力,包括绝对吸收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1986)也指出一个国家为了获取外部技术成果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FDI和经济增长的研究都比较强调人力资本、经济体制、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和市场化程度、开放度以及产权制度等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而普遍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所有的吸收能力中,东道国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金融发展在FDI技术外溢中的吸收作用国内外成果相对较少,Alfaro et al.,(2002)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Alfaro et al.,(2002)建立了一个以金融市场为渠道的作用机制模型,把样本国家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只有信贷市场的71个国家,一组是既有信贷市场又有证券市场的49个国家,通过对两组面板回归的对比研究发现,不考虑金融市场的差异,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明确的(ambiguous);在考虑了金融市场差异后表明,金融市场对FDI的溢出效应的约束非常明显,一个落后的金融市场甚至会对一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产生负效应。
Hermes和Lensink(2003)选用了1970-1995年期间67个LDC国家的数据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强烈地依赖于东道国的环境条件,东道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和健全是加强FDI与经济增长间正向作用的前提,发达的金融体系对FDI的技术扩散会生产正的效应。
Omran和Bolbol(2003)以阿拉伯国家为样本考察金融发展对FDI外溢的吸收能力,研究发现在既定的金融发展水平下,当考虑FDI与金融指标的相互影响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发现在阿拉伯转型国家FDI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其政策建议是金融改革应先于其他吸引FDI的政策改革,从而为FDI的引入创造良好的吸收条件。
Chee-Keong Choong,ZuIkornainYusop&Soo Siew Choo(200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金融体系越发达,东道国与FDI有关的吸收能力就越强,从而FDI的技术、效率与管理的扩散效应就越大,FDI就越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生产率增长。
Alfaro et al.,(2006)构建了一个强调金融市场发展在促进FDI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以此来解释FDI溢出效应在不同国家的不确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外资流入量既定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约是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较差经济体的两倍;当FDI增加或者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时,与那些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相比,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将会导致更好的经济增长;其他外部条件,如市场结构和人力资本等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效应会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以我国为样本研究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构建了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并基于我国1978-2003年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但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相对低下,并不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王永齐(2006)指出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则探讨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国内金融市场是通过资本形成、就业增加、技术实现和投资效率提高等渠道诱使FDI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比较好的省市,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出效应。
三、金融发展影响FDI技术溢出的途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吸引外资并不必然意味着东道国能够通过获得FDI的技术外溢,FDI技术外溢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条件在于东道国对于外资企业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吸收能力,金融发展作为重要的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FDI技术外溢中金融因素的作用的文献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于对金融发展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于FDI溢出效应中金融因素作用的内在机制还存在很大争议。
1、人力资本效应
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总体来说,如果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话,也就意味着学习能力较强,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就越容易。Benhabib和Spiegel(1994)指出人力资本会影响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能力;Keller(1996)认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技术吸收的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Bin Xu(2000)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的FDI吸收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欠发达国家不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存在着“人力资本门槛”,东道国要想利用FDI所引入的新技术必须要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技术转移,即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地雇员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培训等方式积累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后,转向国内企业或成为企业家建立自己的企业(Javorcik,2004),FDI溢出将由潜在转化为现实。
阳小晓,赖明勇(2006)在一个两阶段世代交叠(OLG)模型中考察了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是如何依赖于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通过考察本国代表性居民的微观决策,指出本国金融体系效率、金融深化程度对本国FDI技术外溢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当本国居民能够便捷地从一个高效的金融市场获取投资建厂的固定投入时,本国才能充分吸收、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来提高国内部门的产出。
王永齐(2006)通过对FDI溢出中金融市场效率的考察,发现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将使得东道国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溢出效应,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促进人力的学习能力,提高建立新企业的努力。降低人建立企业的门槛,因而将增加人由外资企业转向国内企业或者建立新企业的努力,FDI内含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将转化为现实。因此,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使得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出单纯的资本积累效应,增强了FDI通过人力资本形式进行的溢出效应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而建立自己的企业需要一定的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高技术含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及金融效率就非常重要,金融市场在FDI的溢出中起着联结作用。一般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融资成本越低,劳动力从外资企业转向国并建立新企业的概率就越高,从而通过人力资本发生FDI溢出的效果就显著。
2、产业关联效应
所谓链接效应是指国内中间产品的供应商与其下游部门跨国客户之间的后向链接,或国外中间产品供应商与其上游部门国内客户之间的前向链接,FDI技术外溢会通过其前向和后向的链接效应而发生作用。Hirschman(1958)最早从链接效应的角度解释FDI的溢出效应。Rodriguez-Clare(1996)认为FDI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的作用。Javorcik(2004)、Alfaro和
Rodriguez-Clare(2004)分别在立陶宛与委内瑞拉、智利与巴西发现了下游供应商与跨国公司之间后向链接效应存在的证据,这些证据与FDI溢出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的结论是一致的。
上述研究对FDI溢出效应的产业机制作出了很好的考察,但是他们均没有考察本地金融发展状况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Alfaro(2006)参考Grossman and Helpman(1990,1991)小国开放经济下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并在他们的框架之上加入了外资企业和金融发展等因素来考察FDI技术外溢的后向链接效应,他们的模型强调金融市场促使FDI通过后向链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当金融市场充分发展时,东道国将会通过后向链接效应对东道国经济产生正向溢出。
李国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国各省市1985,200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FDI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间接融资市场发展较好的省份,FDI对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明显的正溢出效应,原因就在于以间接融资度量的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强FDI与我国地区产业的后向链接,从而促进FDI溢出效应的发生。
3、技术创新效应
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FDI技术外溢效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有关。Cantwell(1989)对欧洲的美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关键因素;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关联效应;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技术外溢效果与两国之间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而Keller(2001)则发现在1983-1995年间G7国家的技术外溢的吸收效应要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因此引进外资未必带来外溢效应。这也是我们上文分析中对FDI技术外溢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较好的技术外溢效果,必须大力加强本土研发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首先,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Hicks(1969)第一次对金融市场与技术选择的关系做出了强调,他认为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新技术的采用,而对新技术的采用需要大量的流动性资本投资,按照希克斯的观点,工业革命与任何特殊的技术发明没有丝毫关系。他认为,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大多数技术创新已经完成,但是它们在经济中大规模采用和充分实施却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流动资金形式,而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这种流动性,并使得对这种技术的投资成为可能。
其次,东道国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基于FDI的技术创新提供风险分散机制。在落后地区,为了赶上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熟悉先进技术的外部投资者促进和带动当地的技术进步。而技术创新通常伴随高风险。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中介通过在大量投资者中分散异质性投资风险而推动高收益性投资和技术进步。BenCjv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办法而提高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增长。Rioja和Valev(2004a)认为金融发展还使得经济主体能够通过套期保值等手段来转移和分散风险。
4、市场环境优化效应
东道国的市场体制、法制环境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因素也会对FDI的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Bhaqwati(1985)、Ozawa(1992)和Balasubramanyam e{a0(1996)等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FDI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否则,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那么外商企业的加入会强化市场扭曲效应。Dunning(1993)、Kokko(1996)发现外资企业往往趋向于进入那些原本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超额利润。Smarzynska(1999)则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考察了吸收能力,认为如果东道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措施,那么外国投资企业趋向于进行低技术投资,而且外资企业也缺乏在当地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吸引更多的FDI,而FDI是产生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Lai,1998;Javorcik,2004),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吸收FDI并从中收益。
金融发展与市场体制、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市场环境因素密不可分,良好法律体系及产权保护会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对市场环境的提升及改善产生内在动力。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2002)通过对92个国家的实证检验证实了明晰的产权安排对金融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合理产权制度的构建。而La Porta、Lopez-de-Silances、Shleifer和Vishny(LLSV)的多项研究证明了法律制度在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金融发展对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会产生内在要求并进而促进FDI技术外溢的效果。
四、总结性评论
FDI技术外溢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及其测度的研究上,其中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成为研究的焦点。
但是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金融发展作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而被严重忽略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对金融发展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较为零散。通过对既有文献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FDI的技术溢出不会自动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实现要求东道国必须具备吸纳技术外溢效应的能力,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东道国研发、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发展等因素。
2、金融发展是吸收能力的核心要素,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环境优化效应而促进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实现,金融发展在所有FDI吸收能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关键词:企业;衍生金融工具;财务管理;运用
当前是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的时代,传统金融工具已无法满足企业的财务管理需求,于是衍生金融工具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事实证明,企业财务管理深受衍生金融工具的影响,它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导向标、风险避风港,亟待人们去研究并运用。
一、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现状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国内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遇到更加复杂的难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组合产品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防范市场风险,还能减少企业的财务成本支出。然而,我国企业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应用起步较晚,并且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够、金融相对管制的大环境下,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还很难直接在一级市场参与,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内企业在操作衍生金融工具方面依旧是通过商业银行发行的金融产品来完成的。虽然当下我国交易衍生金融工具的规模需要扩大,但已经取得基础性成果,只是我们需要在基础上继续发展,积极探索新的运用模式,进一步扩展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促使企业充分发挥出衍生金融工具的重要作用,为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
二、企业推广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具体措施
1.及时转变财务管理理念,扩大衍生金融工具使用范围
在风险防范的框架体系内,如果企业积极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财务管理,不仅能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还能提升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水平,这对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现有的财务管理理念相对保守,对衍生金融工具仍抱着敬畏的态度。事实上,衍生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主要是企业的投机交易、违规操作等因素造成的,衍生金融工具本身并不会制造风险。企业将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于财务管理中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财务管理创新空间。因此,现代企业应从思想上做出改变,摒弃以往保守的财务管理理念,树立起正确的财务管理风险意识,积极参与到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市场当中,科学推广并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去防范企业市场风险,以改革企业财务管理现状,有效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率。
2.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衍生金融工具的操作性
企业要想成功规范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市场进入、交易工具选择等各种各样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流程,就必须完善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操作性。健全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仅能有效防范经营风险,还能积极提高交易效率。在财务管理制度方面,企业应针对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构建起前、中、后台三级管理模式,分离衍生金融工具的审批权力和操作权力,促使财务管理保持独立。对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决策审批权力,企业应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建立相应的层级授权,促使交易的合规性得到保障。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还应重点关注交易市场价值评估,针对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整模式,以便跟随市场变化及时发现风险,为企业做出科学决策提供条件。此外,企业财务管理部门要设计科学的、风险控制能力强的财务稽核制度、结算制度,有效增强企业在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过程中把控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3.充分认识衍生金融工具的两面性,提高企业风险意识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企业运用得当,它将产生可观的经济价值,如果企业操作失误或过度滥用将造成风险被放大的恶果。因此企业在参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场时,要充分认识到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两面性,重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避免承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较传统金融工具而言,衍生金融工具潜藏的风险并不直接、透明,其风险管理跟企业传统的财务风险管理也存在很大差异性。企业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上的失误很可能为其带来致命损失,严重扭曲、滥用甚至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失衡,严重危及金融安全。尤其是在高度开发的金融市场环境下,衍生金融工具造成的风险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使整个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威胁。
虽然企业错误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其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将为企业带来巨大价值。站在全球的角度,人们对衍生金融产品的运用一直在上升。因此,我国企业也不能望而生畏,不能因为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性较大就把机遇拦在门外,而应当积极加大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广、运用,在有效规避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基础上发挥出其保值增值功能。企业应正视衍生金融工具,充分认识它的收益性、风险性,严格交易监管、交易流程,促使衍生金融工具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结语
衍生金融工具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效工具,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及资金运作等具备重要意义。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金融工具持续创新,国内企业不能一味忽略衍生金融工具,而应加快熟悉并掌握衍生金融工具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的运用,使其为企业财务管理服务,以推进提升企业整体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当前,全球都在致力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亚洲需要防风险、促增长的新动力。为此,发展和完善亚洲金融市场,为区域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资本增值提供更高的配置效率,成为应对发展挑战和释放发展潜力的必然选择。
正如实体经济中需要基础设施先行,在金融市场发展中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中央托管机构作为各国核心金融基础设施,能够为金融市场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战略支撑。亚太中央托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意义重大。我认为,我们应当共同培育建立稳健、高效、包容、系统的亚洲金融基础设施合作圈。
稳健,就是要贯彻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原则的精神,既实现中央托管机构自身的稳健运营,又发挥中央托管机构维护市场稳健性的重要作用。在跨境业务合作中最大程度降低连接风险和中介风险,并注重发挥协助监管的职责。
高效,就是要发挥中央托管机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市场配置更加有效有序,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透明度。在跨境业务合作中不断将合作的层次推向更高水平,重点从一般业务交流转到务实的倡议和行动方案上来。
包容,就是要坚持平等、互助、开放、共赢的原则,顺应市场的多样性,不断延展合作价值链。“独木不成林”,仅仅靠区域内中央托管机构唱独角戏,不能适应亚太金融合作的广阔舞台。在跨境业务合作中需要国内外、区域内外各类机构共同参与,充分参与,各展所长。
系统,就是要结合区域金融合作的大背景,统筹考虑业务合作、技术合作和管理合作,并向机制化安排转变。当前,区域金融安全网、区域发展资金池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区域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的建设步伐应当迎头赶上,以不断充实区域金融合作的内涵。
中国是参与亚太金融基础设施合作圈的重要成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系统重要性机构之一,不但致力于为中国金融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且也是跨境服务的重要载体、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参与力量。促进亚洲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除依靠我们每个机构自身的发展外,更要依靠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依靠国内外同业的相互合作和共同进步。
关键词:民间融资;规范化;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一、民间融资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民间融资指的是出资人和受资人之间,在国家金融机构以外获取到资金使用权的一种金融行为。作为金融服务的一种补充形式,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筹资难问题,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运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随着民间融资范围、规模的扩大,民间融资的风险和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对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具体如下:
(一)缺乏约束,纠纷较多
由于民间融资大的规范性差、随意性较大,容易发生一些经济纠纷、民事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民间融资很多都是通过口头协议、打借条等方式,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借贷合同。根据调查显示,在民间融资过程中,签订了书面借贷合同的大约占有10%的比例,且借贷合同的内容也存在问题,不少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还款金额和还款日期,借款利率、借款日期、贷出资金者也没有在合同中注明。加之借贷手续不规范,在违约时,容易引发借贷双方的纠纷。以某市中级法院的统计数据来看,在2012年4~6月,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共有2723件,比去年多了512件,案件标的高达9.68亿元。
(二)利率偏高,企业的负担较重
从目前来看,我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企业融资环境更加恶劣,刺激了民间融资的发展,民间融资利率也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如果民间融资利率水平比较合理,对于企业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民间融资的利率较高,则会导致企业经营利润减少,加重企业经营的负担。中小企业在筹资受阻的情况下,必然会向民间融资转移,而民间融资的利率则会自然而言地提高。不少企业由于负债经营的规模较大,而出现破产倒闭情况。
(三)风险较大,政府监管不力
由于民间融资的参与者较多,操作过程也不规范,其隐蔽性和分散性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在民间融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大量资金处于循环状态,脱离了金融监管,导致民间融资监管手段的单一化。因此,民间融资很容易出现高利贷、非法集资、诈骗、地下钱庄等问题,破坏了常规金融监管秩序,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具有隐蔽性,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民间融资活动具有隐蔽性和自发性特点,国家金融监管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同时,民间融资具有逐利性、盲目性和融资主体素质较低等问题,在高利润的引诱下,民间资金可能会向非法行业投资,如一些短期内效益较好的技术水平低、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和行业,对国家宏观政策形成冲击。再者,地区性的民间资金还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投机势力,破坏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五)法律法规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二是相关法规的协调性较差,民间融资的界定模糊。如《民法通则》《贷款通则》《合同法》中对民间融资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三是法律法规的操作性较差,合法民间融资的判断标准比较模糊,特别是在非法集资、社会集资、民间融资等法律界限上没有明确的认识。
二、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的对策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需要对民间融资进行规范化管理,具体方法如下:
(一)完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保证经济活动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为了促进民间融资的规范化发展,首先应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民间融资在法律上的地位和作用,尽快颁布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活动进行有效监管。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出台《放债人管理条例》《民间借贷法》等,对民间融资的定义、期限、适用范围、合理税负、管理部门的职责、纠纷处理的方法进行阐述,明确界定民间融资、非法集资的接下,规范民间融资活动。对于高利贷行为应进行严厉打击,防范和处理非法融资活动,促进民间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还应该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加强金融监管
加强金融监管是保证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方法,具体如下:一是明确监管的主体。民间融资监管可以借鉴正规金融市场的监管方式,在明确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划分监管主体的职责。从目前来看,正规金融市场底的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中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金融办、工商管理部分等。对于民间融资的监管可以通过相应的民间监管部门来完成,结合地方政府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监督,加强地方政府对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二是拓展监管网络,建立起社会监督、自我约束、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的四级网络体系。三是完善监管的方式,在金融监管上可灵活选择多种方式,加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处罚,防范金融风险。
(三)拓宽融资渠道
在民间融资利率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应拓宽融资渠道,合理选择筹资方式,才能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这就需要加强我国金融市场建设,打破银行垄断体制,实现资金的自由流动,创造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
(四)完善民间融资的监测机制
在民家融资监管方面,还应该完善民间融资的监测制度和统计制度,对民间融资活动进行登记,定期进行统计和调查,对民间融资规模、利率水平、融资方式、资金来源和运用等情况进行分析,掌握民间融资的情况,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五)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和机构创新
为促进民间融资的规范化发展,应打破金融业垄断的现状,逐步开放民间资本市场,使其转化为正规的市场化运作。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探索出与之相适应的经营组织和体系,促进我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间融资对企业的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民间融资的隐蔽性、自发性,加之国家监管不力,导致民间融资存在很多问题,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对民间融资进行有效监管,促进民间融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大国崛起;金融问题;资本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美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逐渐成熟。如今,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力日益彰显,本世纪前50年,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讨美国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分析我国在崛起中将会遇到的金融问题。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形成的强大的发现和推动机制。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
所以,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金融问题分析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人均GDP和美国相比仍然只是很小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成熟的、良性的资本市场是促使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实现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需要全面思考大国崛起之金融市场发展战略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对市场的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个问题: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伴随着大国崛起而崛起,并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2007年A股市场已经恢复了融资功能,尽管融资额创了历史新高,高于过去几大牛市顶部年度融资额之和,但目前它还仍只是“恢复”阶段。这个市场还没有健康、强大到“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资金血液”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远,放到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长远发展目标上来看,那么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大国的崛起,必将需要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同时,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崛起,特别是一个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的崛起,必将为大国的崛起插上一双闪亮的翅膀。如果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将要延滞许久。
第二个问题:关于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主要是创业板和风险投资、三板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指期货、外汇市场。此外,还有银行、保险、投行、利率市场、楼市,等等。这些实际上已经构成或即将构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体系。
我们可以判断,多层次、立体化的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发展问题,将是今后十几年中国金融工作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它们也将是中国政府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基础工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必将在促进中国崛起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国家的崛起,也必将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支撑。那么对投资人来说,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品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老百姓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的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在将来的投资领域会有更多元的投资风格出现。
一、农村金融需求研究
农村金融需求具有众多普遍存在的显著特征,不仅包括客观上的如季节性、分散性、额度小、缺乏抵押物以及信息的局部性等,还包括主观上的如较高风险厌恶、低贷款申请成功预期等。这些特点对农村金融市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长期关注。Stiglitz和Weiss(1981)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信贷配给成了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Braverman和Guasch(1989)认为,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特征,而融资需求也与其保持了时间上的一致性,因此,金融机构与借款农户之间存在很大的协同风险。Besley(1994)指出,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抵押物及辅机构,导致了合同很难强制执行。Hoff和Stiglitz(1997)认为信息不对称、高的交易成本以及缺乏合适的抵押物是制约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MarkDrabenstott和LarryMeeker(1997)以美国为例,分析了美国农村金融需求的三大特点,并强调了进一步发展美国农村资本市场对农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措施包括加大社区银行的信贷规模、繁荣农村股票市场等。另一部分学者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其对金融市场抑制的影响。Kon和Storey(2003)发现,由于金融机构在授信过程中存在信息甑别机制的缺陷,从而会使得贷款申请者低估自己成功获得贷款的概率,导致“无信心申贷”。Baydas等(1994)、Pretrick(2004)、Boucher(2008)认为在贷款拒绝率较高且交易成本较大时,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会自愿放弃贷款申请,从而形成了需求型金融抑制。从理性人的假设前提考虑,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信贷行为也必须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是否选择借贷及以何种方式取得贷款都应视为在特定条件下的农村经济个体最优化选择行为。Long(1968)建立微观经济模型分析结果认为,农户借贷行为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风险偏好,另一方面取决于利率与投资收益率的对比。Iqbal(1986)从农户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出发,建立了一个两期的选择模型,借贷行为通过影响第一期的预算约束影响当期投资与消费水平,进而影响下一期的消费与净收入。模型分析的结论显示,农业技术变化快的地区农户具有更大的借款倾向,并且其获得贷款的利率也更低。在农户信贷方式选择上,学者们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分隔现象,即存在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分隔与并存。Kochar(1997)、Swain(2002)在农村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建立了农户信贷选择行为模型,并分析了印度农户的正规与非正规金融需求及贷款获得情况。Pal(2002)做了类似的研究。该文将农户的信贷选择分为四种:不借款、只从非正规部门借款、从非正规部门及正规部门都借款及只从正规部门借款,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印度农户借贷选择的影响因素。Gine(2005)假定从正规部门获得借款需要固定的成本,通过建立最优的选择模型,得到了农村做出不同融资选择的资产及个人素质条件,并运用泰国的数据进行了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二、政府在农村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明确政府应充当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十分关键,其直接影响到一国农村的金融发展方向与制度设计。政府与市场的竞争关系是经济学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强调政府干预观点的理论起点是市场失灵,而强调市场机制的理论起点则是不当干预导致了资源错配或低效率。因此,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的界定必然要植根于某种理论的解释之中。一是信贷补贴理论下的“政府主导”观。该理论从分析农业的脆弱性出发,认为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因而需要金融部门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然而在储蓄能力低并且存在金融高风险、高成本及低收益特征的环境下商业性金融自然避而远之。同时,民间金融的高利率又使得融资成本高企,在农业产业低收益率无法支撑高成本的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支农效力甚至还会导致农村经济主体贫困程度的加剧。基于上述逻辑,该理论认为应该发挥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及扶持农业部门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其一,通过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的直接投入;其二,对商业性金融进行信贷补贴,并压低贷款利率;其三,对民间金融实施管制,破除高利贷现象,同时增加政府主导的正规金融机构,确保低利率资金的供给。“政府主导”观点忽略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了储蓄动员不足、对外部资金的过分依赖、不良贷款率过高等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低息贷款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金融排斥与寻租现象(Adams1984;Hayaha和Ruttan1986;WordBank1993;Tsai2004)。二是金融市场化理论下的“政府退出”观。上世纪80年代,在Show和McKinnon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认识到农村储蓄规模不断加大,从而逐渐形成了依靠市场机制配置农村金融资源的思想。该理论思想主要从农村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角度切入,指出政府主导往往会导致事与愿违或者说“政府失灵”的结果(Tsai2004),致使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低下、金融机构发展难以持续。主张应降低政府的各种干预及主导作用,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使民间金融合法化、实现利率市场化。该理论对传统的政府主导观念产生了颇具影响力的冲击,并引导一些发展中国家朝着金融自由化道路发展。三是不完全金融市场理论下的“政府介入”观。Stigiliz和Weiss(1981)将信息经济分析方法引入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考察。他们指出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提高市场效率必须引入非市场因素。政府的介入能纠正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有效市场的形成。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以下作用:其一,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促进有序竞争格局的形成;其二,鼓励借款人通过合作或为其提供担保弥补信息不对称的不良影响;其三,逐步有序地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其四,适当扶持金融机构发展,保留具有特殊性目的政策性金融。
三、对构建普惠制金融的讨论
自2005年由联合国第一次提出“普惠制金融体系”(Inclusivefinancialsystem)这一概念以来,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扶贫小组(CGAP)、金融普惠联盟(AFI)、国际金融公司(IF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开发银行(ADB)等重要国际组织及各国专家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践层面上的推广与尝试,目前已成为农村金融领域关注的焦点。现有的研究与讨论主要集中在普惠制金融的内涵、构建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意义及策略上。普惠制金融体系是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重要成果之一。世界银行扶贫小组(CGAP)对其给出的定义是,在一个良好监管的环境中使家庭和企业获得和利用恰当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DESA)及资本发展基金(UNCDF)2006年了题为“BuildingInclusiveFinancialSectorsforDevelopment”的报告。该报告详细地讨论了构建普惠制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意义、挑战以及构建思路,强调了“普惠制金融”取代“微型金融”意味着要改变以往微型金融被边缘化的局面,将其融入整个金融体系,成为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指出,虽然普惠制金融能帮助贫困及低收入人群提高收入、平滑消费、建造房屋以及抓住发展机会,但是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普惠制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普惠制金融部门构建上,不仅政府政策、立法及监管要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还要设计一个促进多方利益相关主体保持长期合作的发展策略,其中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民众组织及发展伙伴等。在此框架下,各国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OlgaTomilova2013;EricDuflos2013;BinduAnanth等2012;GregChen和StuartRutherford2013等)。2006年以来,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改革重点从存量转向增量,充分汲取了国外在微型金融及构建普惠制金融上的成功经验及发展理念,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从国外的研究中仍可以看出,构建一个功能完善、支持新农村建设及农村经济转型,并最终惠及广大低收入人群的农村金融体系还需要在充分考虑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国外的经验进行突破。
作者:陶珍生邓亚平高文丽单位:湖北经济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关键词金融创新联动效应启示
为促进改革的巩固深化、以及应对入世后的挑战,特别是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包括金融创新在内的措施。要建设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样不可或缺的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随着若干年来的发展,我国的金融创新已有诸多表现,主要体现在: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
1金融创新的积极联动效应
1.1金融创新与其构成因素的联动影响
狭义的金融创新仅指金融工具的创新;广义的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而其中金融工具创新构成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金融制度创新为新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出现提供了发展空间及保证;金融市场的创新则是新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运作的场所,而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创新直接丰富了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的种类。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创新是互动的,同时配之与其适应的金融制度,提供相应的金融技术支持,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金融创新系统。
1.2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转移风险的角度分析,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所产生的转移价格风险的金融工具,那么厂商从债务市场进行融资或是在外汇市场进行外汇兑换时,都面临着很大的利率或汇率风险,这样将对传统意义上的厂商生产商品和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另外,若没有这些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同样面临着很大的价格风险,这会对资金的融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从增加资产流动性的信用工具和权益工具的创造的角度分析,将不能流动的资产转变为可以流动的证券提高了银行资金的效率,新的信用工具和权益工具挖掘了金融市场一切可以赢利的机会,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往往是通过资金融通来实现的,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发展。正因为这样,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创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金融创新越多,金融市场就越发达;同时,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金融市场越发达,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高。
1.3金融创新资产财富信用化的联动影响
体现在为社会提供了新的投资与融资渠道,一方面金融创新的保值避险功能,能使不同风险偏好的交易者选择合适的金融资产进行交易,扩大了信用规模;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降低成本功能,也使一些规模小、利润率低的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此外,各种金融资产所包含的信息正是信用形成的基础,由此人们又会产生各种预期,预期又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形成。金融创新的价格发现功能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加强了信用形成的基础。而信用的不断加强又促进了金融领域的层出创新。
2金融创新的消极联动效应
2.1我国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分析
根据戈德斯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以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应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相比较西方成熟的货币市场,我国货币市场上金融工具种类稀少,且规则不完善,应该说还处于不断探索完善中。在这个时候为盲目讲求大而全而将金融创新拓展到资本市场,无疑相当于要在没有稳固的地基上修建一座摩天大楼,其结果不言而喻。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多遵循“先货币市场,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中先债券市场,后股票市场”的发展顺序。我国发展金融市场时却采取资本市场先行且优先发展股票市场的策略,结构导致股市结构失衡、投机盛行、秩序混乱。又如金融期货市场,不过我国政府债券现货品种稀、规模小的国情,在1992年盲目国债期货,终于在1995年酿出“3.27”风波后而草草收场。
我国存在的事实是:直接融资的比重从2000年以来逐渐下降,原先我们有的就是一个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的缺陷谈得很多,亚洲金融危机使它暴露得更为充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金融界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金融界最大的任务是要改变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要改革这个结构必然的内容是要扩大直接融资,而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却是逐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正是由于人们判断资本市场新的金融工具根基不牢因而回归最原始却相对稳妥的银行借贷。
2.2金融创新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虽然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创新存在着主要是上文中提到的正相关关系,但同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金融工具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就是避险和投机的功能并存。如果一种金融工具只能用于避险,那么在金融市场上往往只出现买方或卖方。这种金融工具难以形成市场,也就难以用这种金融工具避险。如果一种金融工具只能用于投机,那么金融市场将成为赌场,金融市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正由于金融工具同时具有避险和投机两种功能,它就可以形成活跃的市场,避险者和投机者都通过这种金融工具的交易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金融市场具有一种金融杠杆放大作用的机制,一方面成倍放大潜在收益,同时也将风险成倍放大。这意味着金融创新在使人们有更有效的方法避免风险的同时,也将使金融市场存在更强的投机性。这也意味着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加深,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完善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金融创新优化金融资产结构,提高其定价的有效性,对其发展规范化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增加了市场的投机行为,加重经济中的泡沫极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些都是对金融资产发展规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2.3我国金融创新下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分析
不言而喻金融创新带来了大量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提高了金融机构获利的可能,但同时,也使它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在转移和分散风险方面已起到很大的作用。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所有风险或部分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使得金融风险得以转移或适当的分散。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就消灭减少了此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金融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重要指标—金融工具上。
其一,创新工具在消除市场阻碍的同时也强化了因市场依存性的增强而增加的脆弱性。因为任何源于某一市场的冲击将会被快速地传递到其他市场;其二,创新工具交易多为表外业务形式进行,这使投资者和管理当局难以对发行机构准确的评估和监控;其三,在竞争中为了吸引客户,许多场外交易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保证金交易。过度的竞争,往往引起错误的合同定价,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很难控制的;第四,创新工具场外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一些传统上在场内交易的产品,如与股权相连的创新工具将会更多的在场外进行交易,由此发展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明显。
3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1)上面对金融创新缺乏规范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金融创新,应该优先选择银行业的发展,相机选择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市场的发展。放缓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制度、工具等的创新,待前者实力逐渐增强之后,在加快后者的创新发展步伐。而金融制度的规范化创新,其关键不在于排斥政府而依赖自由放任制度下的市场力量,而在于改革政府介入金融的方式和职能。
(2)从创新金融工具的方面来看: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股票市场还有待完善,目前不宜恢复利率期货市场和建立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现阶段应鼓励和支持目的在于增强资产流动性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金融创新。最近一个时期,建立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呼声又开始出现。人们认为应该考虑恢复国债期货市场和建立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理由是前者可以为国库券的投资提供一个保值的手段,后者可以使保险公司资金和其他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尤其是不久前,股票市场向保险资金敞开了大门,这一变革更是提升了人们的上述预期。
先来考虑恢复国债期货市场的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利率已部分上调0.29个百分点,且还有上升的潜力空间。解决这种市场利率趋向于上升给国债投资者带来风险的问题,以浮动利率发行国债比建立国债期货市场简单易行得多。因此,虽然我国建立利率期货市场的必要性比以前增大了,但条件尚未成熟。建立利率期货市场的合适时机,是利率市场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避免利率风险成为确有必要的时候。
再来讨论建立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的问题:建立股票指数期货市场有助于保险资金和其他基金入股票市场,这从理论上来说是成立的。但是在我国现实的股票市场上,股票的市盈率普遍高于0甚至高于50。这意味着人们买卖股票主要是获股票的差价而不是股息,股票具有投机的价值而没有多少投资的价值,保险公司资金和其他基金以期保值的方式进入股票市场意义不大。再者,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投机性过强,因此,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规范和完善现有的市场而不是去建立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出股票指数期货合同交易,将为一个投机性已很强的股票市场再提供一种投机性更强的金融工具。
(3)笔者认为,剔除以上观念外,对于提高资产流动性、增进金融市场效率的金融创新则不必严格管制,由金融市场进行选择。2004年2月2日,国务院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正确提出:研究和开发与股票和债券相关的新品种及其衍生产品。加大风险较低的固定收益类证券产品的开发力度,为投资者提供储蓄替代型证券投资品种。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
纵观全局,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深化金融企业的改革,以提高其效益,降低风险,同时尽可能逐步实现金融企业市场化。金融改革还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包括建立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这样才能够真正优化配置金融资源。
参考文献
1王爱俭.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