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9: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生产的经济学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的分析。而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正确选择农民经济合作的内容、坚定落实“统分结合”的农村经营体制、通过政府主导推动我国目前的农民经济合作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农业生产环节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从历史学的认知方式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都鲜有在种植生产环节进行的,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农业阶段种植生产过程中长期延存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的确,任何理论都需要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必须从多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工业以及农业养殖业相比,农业种植生产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农业种植生产不宜采取大规模集体同质劳动,相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首先,农作物生产发育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内作业具有单一性特征,因此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都是个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个人兼作……”[1](P362)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是手工工具时代,即便是到现代化大机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也多由个人操作;即便是大型农业机械也不过二人共同协作,所以,在现代农业阶段,不论是较大种植规模的欧美家庭农场,还是较小种植规模的亚洲兼业农户,种植生产过程大都仍是一至二个人完成。在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的农场都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P284)。
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从而使家庭或个体分散劳动得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可概括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金。资金投入又可再分解为两个亚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像各类农用机械,其功能在于改善农地作业的物理过程,它的实质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劳动;第二类投入属于农业生化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变农地生产过程的生化性质,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劳动和农业生化类资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产过程中的分散劳动,唯有机械类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为生产要素和工具,可以通过合作购买、分散使用,也可以通过家庭经营形式的型塑,去适应家庭规模经营。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发展起小型机械,或者推出租赁式机械服务项目等。因此,可以说,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这种可分性特征,从劳动的客观对象上和物质条件上决定了它和个体家庭分散劳动经营形式的统一。
再次,农业种植生产具有劳动场域广阔性、劳动活动非定位性等特征,极不适宜把劳动者强制集中在一起进行固定性的劳动,而适宜进行个体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解决了农业种植活动中监督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个交易费用问题;任何一种经济组织都存在一个管理、监督问题,而且,“共同体的扩大,还将增加协调生产决策和分配共同体产品的费用”[3](P38、P93)。解读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使我们避免对大规模劳动组织的盲目崇拜。以此为视角观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就可以发现:家庭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种植生产的分散劳动,能够解决劳动过程监督难、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在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手工劳动形态下,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农业种植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对产业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进行劳动的有效投人,而农业生产恰恰只有在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下劳动者才蕴含着极高的劳动欲望,才能够实现无监督的激励。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使劳动者能够占有一定的生产手段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从而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产手段以及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 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意味着劳动者的独立、自由、自主。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劳动者拥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如果被劳动者占有使用,就会使劳动者积极地去提高土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并进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时,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
味着劳动者拥有决策权、灵活处置权、自由行动权,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主动、负责、自律性很高地进行适宜性劳动。
第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对应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个人处分权,一定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劳动的热情来自于对成果的预期以及对应的报酬获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形式能够使劳动者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得到奖惩,因此,为追求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者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第三,个体小家庭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农业家庭生产形式以个体家庭为劳动成果归属单位,应合了家庭私有制产生以来,个体小家庭占有财富的社会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妇二人为养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在当今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农业的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
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反而使务农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独生儿子在结婚成家后和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分家单过的情况,绝大多数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只有一对夫妻构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是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使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在儿子结婚成家后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一对对夫妻之间必然呈现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
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不论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内容,均习惯称之为“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小农经济”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小农经济”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农,后来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农”之中。“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生产手段简单落后、自足自给等。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只赋予小农经济以自然经济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和属性界定,人们在论及小农经济时,往往带着轻蔑的贬低口吻。而“小农”应该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虽然规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经济,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就有了学界的“自然小农”、“商品小农”之说。近代以来,中西方都大量存在着商品小农,在拥有现代生产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在亚洲各国仍然盛行着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属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畴,它可以是小规模的“小农”,也可是较大规模的“大农”,还可能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所以,肯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绝不等于肯定“小农经济”的相对合理性,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历史主义观点肯定过具有自然经济属性的“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
通过我们对历史发展和长期实践的观察思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判断:家庭经营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商品小农;家庭经济在传统农业阶段是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但在现代农业阶段,它也可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但绝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农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适宜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过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容纳不同的生产手段,为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统一。
第一,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种双重性质的小农经济也存在于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各个时期。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换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商品农户普遍发展。权且不论西欧,就中国近代以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形成区域性的、专业生产农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时期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已广泛全面发展起了农户商品经济。
第二,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中世纪的铁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机械化工具,再到现代机械化工具、良种、化肥、农药等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农户组织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吸纳着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使其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农业经营者及家庭农场转化。
第三,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衔接,不拘泥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户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其作用在于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它本身并没有‘公’或‘私’的社会属性,可以以不同的所有制为基础,其属性取决于其借以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的社会属性。”E43(P46)
关键词：分工；农业增长方式；驱动力量；阶段特征；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突飞猛进，书写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神话；与此同时，农业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民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①。但是，中国农业在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中国农业的增长基本还是属于“投入型增长”，高速的农业增长以更高速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获得②。21世纪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供求状况、成本价格、国际竞争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外贸贡献时代在2004年已经基本结束，农业发展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开始凸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万宝瑞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有利条件、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宏观探讨，指出要抓住农业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这两个根本，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③。此外，科技进步和制度因素作为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业政策的总结，探讨了现阶段的城乡统筹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认为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资本要素向农业配置⑤。除了上述规范研究外，王玉梅等还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尝试着进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⑥。而在国际比较方面，张宇萍等介绍了国外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及其演进，并阐述了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经验⑦。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探讨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性、衡量指标、影响因素、对策建议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转变”谈“转变”的陷阱之中，而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背后的驱动力量及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此外，我们常说的农民收入增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指脱离农业但仍然保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工资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我们是拿一部分非农居民收入的增长用来夸张地表述农民收入增加，而非农业增长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研究对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出现“失语”和“有心无力”。
*本文系2011年度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104）的阶段性成果。
要讨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农业增长的动力所在。过去的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动力，如的实施⑨、农业技术进步⑩、食品消费结构改变带来农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隐性农业革命{11} 等都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增长。然而，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还没有达到像制造业那样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将是当前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经营活动的合理分工，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它农业经营活动，例如农业生产投入品的采购，新技术的选择，信息的获取，产品的分级、包装、加工、贮藏、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等分离出去，由其他专业的个人或组织来统一经营与服务，则中国也许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便以制针业的发展来阐明分工的意义，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种好处：（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2）由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15}。杨小凯在其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也是开篇就着重论述分工的意义，他通过中国农民盖房与美国农民盖房的效率比较，来说明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间分散性，使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7}；实施以来，农户家庭生产的优越性也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让家庭生产解体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偿失的；而在农业经营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分工则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为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
二、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一个微观案例
朱飞云，（1987-），江西南康人，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营销与策划。
摘 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就是实现“三化”的协调快速发展，作为“三化”中不可或缺的“城镇化”需要众多必要条件的配合才能实现稳健快速的发展。通过城市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解答，为贵州实现“城镇化”的后发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帮助避免了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效率低下的决策的作出。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经济学；所需准备
贵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省份，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与东南沿海省份之间的横向差距扩大引起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我国西南部的内陆省份，贵州缺乏沿海沿边的贸易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地质地貌条件又限制了其现代化条件下的农业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一系列的欠缺与不足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其他省份而言困难重重。但是，这一切先天性的弊端并不意味着贵州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出路，伴随着“工业强省”的战略的提出和“国发二号”文件的颁布，贵州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在贵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现代化具体现实的路径则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以工业化为中心，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贵州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城镇化（Urbanization）即是推动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个过程。而根据城市经济学家的定义，城市地区（Urban area）为在相对狭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①两者定义都是把人口密度作为定义的基础。所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最大的本质区别即人口密度的不同，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加速人口集聚的过程。而人口集聚之所以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城市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Bartlett，1998）认为虽然自然界中有着动物集聚的现象，有的还形成了等级制度。但是它们都没有发展出像人类这样的建立在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具有非自然特征的城市集群。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频繁交换，人们集聚到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才能为这种频繁交换提供便利，于是城市诞生了。
城市的诞生是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的出现？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城市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城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刻不容缓，一方面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城镇化的大力推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对于这一问题阿瑟.奥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经典著作《城市经济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科技已经创造出生产和交换系统，为人类向自然规律挑战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城市的发展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农业生产剩余；（2）城市生产（3）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
农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以来起步最早、最基础的产业，必然会伴随着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提高生产效率。当农业生产出满足从事农业人口的粮食后还有富余，而这些富余达到足以弥补城市居民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但却还要消耗粮食而形成的供给缺口时，城市就有了形成的前提必要条件。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投入越来越少，因此使得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分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运作中解放出来，成为了相对的剩余劳动力。这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出处要么是进城，要么是集聚于某个地区来从事非农业以外的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这一存在集聚效应的狭小区域就有可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农村或镇一级的行政单位升格成一个新的城市，完了一个新的“造城”过程。如今，贵州省的农业发展体现出粮食基本满足供给的局面，粮食增产受制于有限的耕作面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利的自然气候环境困难很大。2011年贵州省全年粮食总产876.9万吨，相比较上年因旱灾减产21.2%。在农业就业结构方面贵州有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农业人口比重，农业人口数量巨大。为实现加速现代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推动城镇的化的首要之务。
城市化硬币的一面是农业生产过剩，另一面就是城市生产了。一部分自从脱离了在原先土地上的耕种，也就失去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粮食供给途径。于是城市居民就需要进行了城市生产，通过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与农村居民来交换到粮食来满足生存需要。比如城市居民说所需的粮食、广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等。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们资源的价值交换的基础上，利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转移收入这种模式不可长久。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衰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预示“寄生城市”的未来发展命运。在阻挡波斯的西侵成功后，雅典帝国在希腊各城邦中脱颖而出，并团结了各小城邦后成立了得洛斯人联盟以便共同防御外敌。伴随着雅典帝国的话语权的提高和控制欲的膨胀，原先建立在各城邦间自由交换财物的体制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向其他城邦索要、征服和纳贡的制度。就这样，不满与愤恨在不同城邦间滋生，最终导致了战争。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鉴爆发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间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将雅典从主导的地位上赶了下来，雅典为生存而维持的纳贡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虽然这一切发生的很久远，但是，让人牢记的经验或教训也是让人深思的――建立在强迫转让支付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有了农村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城市的主要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能够让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后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这一点易于理解，因为农业要取得规模收益，就需要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同理在城市地区工业化大生产也需要者大量的资源投资，生产后需要着大量的产品外送，这是高效的联接这城市与农村间的交通运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农村农民种植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就不能够适时的提供给城市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城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够充分的满足现实和潜在市场容量。铁路运输今天作为物流运输的主要手段得到特别关注，2011年，贵州省境内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070.1公里，完成铁路基本建设投资159.43亿元，②人均铁路里程排名还是靠后。而鉴于贵州省独特的高原卡斯特地貌，使得物流运输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要加速城市化，加大交通运输的投资建设力度亦刻不容缓。
正因为有城市经济学家们对于城市为什么存在的解答，我们获得了在实际行动中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启示。正因为城市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阐述使得我们能够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的不足和欠缺提供依据。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火大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假设是否做好了准备？毕竟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不需要任何基础和根据的。（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注解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效用。它不仅包括各类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食物、医药及其工农业生产原料，更重要的是支撑与维持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如净化空气、调节水文循环过程、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等。在当前人类面临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农田作为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在承载粮食等生产任务的同时，要求其更多地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1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评价
1.1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农田生态系统是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是由农田、环境及人为控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特殊性。它不仅包括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和食物保障的产品服务功能，还具有巨大的环境服务功能。
1.2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机理 农田生态系统是人类依靠土地资源，利用农田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农田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人类所需食物和其它农产品生产的半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非生物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温度、降雨、土壤养分、pH值等。农田生态系统在经过一系列的生态过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产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系统功能的具体体现，生态系统非生物环境特征、生物特征和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的内在机制。作为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类活动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的驱动力。但是，不科学的人类管理活动会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巨大的损害。
1.3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引起了生态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没有定量经济量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易被忽视，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是量化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环节。通过价值量化评估技术，探讨生态系统的价值，不仅可为构建绿色GDP、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保护农田及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可持续发展策略
2.1 建立综合的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制定合理的补偿价格 农田生态系统不仅具有生产生态系统产品的功能，而且具有支撑与维持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功能，如涵养水源、改良土壤、调节气候等。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重视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的核算，而忽视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的核算，通过建立综合的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对损害(或保护)农田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激励人们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并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制定合理的补偿价格。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和持续发展,必须给农民适当的价格补偿，补偿的额度应不少于消耗耕地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研究可为耕地资源合理定价、有效补偿、科学管理和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2 合理应用生态学基本原理,大力推行生态农业 农田环境污染的加剧、不合理的物种配置和种植方式等，严重影响了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常发挥，进而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推行生态农业是正常发挥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保障。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在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与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结构与功能协调的原则，结合系统分析的最优化方法，设计促进分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促进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可行范围内，还可尽量依靠作物轮作、秸秆、牲畜粪肥、豆科作物、绿肥等，利用生物和人工技术防治病虫草害，并通过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农业的清洁生产以及农业的高效益。
2.3 保护农田生态资源和农田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农田生态系统的源泉，也是农田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多样化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础和保障。维持生物多样性本身就是农田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服务功能，加强农田生态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可充分利用农田生态系统各营养级内物种的丰富度、配置、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营养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优化生物群落结构，建立自养生物和异养生物在空间上形成多样性的生物群落，增强系统内物质良性循环，提高系统内的能量转化效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经营活动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093-04
1.引言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主要有三种途径：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及在本地参与非农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创业）等。综观众多文献，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种非农活动上，即集中在外地打工和本地打工的劳务经济上，并且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决定因素的研究似乎重视不够，论述较少。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实践依据，因为在过去，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最重要形式（甚至是唯一形式）就是靠打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水平和可支配收入的逐渐提高，特别是受最近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影响，大批在城市务工的劳动力返乡回流，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必将在农村相当范围内掀起自主性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深入探讨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因素，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分析研究。
2.影响劳动力非农生产经营因素的统计描述――基于193份样本数据
本文认为，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是劳动力本人和家庭的共同决策行为，参与的关键是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庭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因此，本文首先基于193①份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因素。
2.1 劳动力个体因素
2.1.1 参与非农经营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由表1可以看出：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和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相比：非农活动劳动力更年轻，男性所占比例更大，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长，有技能的比例更是大得多，但已婚的比例小于从事纯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劳动力个体属性的比较显示，从整体来看，参与非农经营劳动力个体典型特征是：人力资本明显高于从事纯农业活动的劳动力，这是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的素质基础。
2.1.2 非农经营的劳动力参与动机和参与能力相对较强。
对农产品补贴评价能够反映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活动动机的强烈程度，评价越低，劳动力参与非农生产经营的动机越强烈；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难易程度能够反映劳动力本人或家庭的社会关系及活动能力，这些对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从表2可以看出，对农产品补贴的评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选择“满意”和“较满意”比例共计70.6%，而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比例共计42.5%；向农信社借贷，参与非农经营劳动力选择“一般”和“较容易”比例共计24.1%，而纯农业生产劳动力比例共计9.4%；民间借贷难易程度评价，参与非农经营劳动力选择“一般”和“较容易”比例共计77.8%，而纯农业生产劳动力比例共计35.3%。以上特征比较显示：从整体来看，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参与动机比较强烈，社会关系及活动能力也更强。
表2 劳动力对农产品补贴及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 （ %）
参与非农活动劳动力人数（%）纯农业劳动力人数（%）
农产品
补贴评价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
19.423.130.626.931.838.814.115.3
农信社借贷
难易程度评价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
50.025.918.55.651.838.87.12.3
民间借贷
难易程度评价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
10.212.030.647.238.825.921.214.1
2.2 劳动力家庭因素
由表2可以看出：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家庭和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家庭相比：家庭的人均耕地及家庭劳动力人数没有明显差别，但是参与非农经营活动劳动力家庭到城镇的平均距离比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家庭要近得多，家庭农业收入比纯农业劳动力家庭要高。家庭属性比较显示，从整体来看，非农经营活动参与者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地理位置更优越，家庭经济更富有，从而使得劳动力更有机会、有能力参与非农活动。
3.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
3.1 变量引入及其影响方向预测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预计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与劳动力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都有一定的联系，为了更清楚确定各因素究竟有何影响及影响方向，故引入以下变量，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讨论。
劳动力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年龄X1、年龄的平方X2、性别X3（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0）、婚姻X4（虚拟变量，已婚=1，未婚=0）共计4个变量，是否有影响及影响方向待定。
劳动力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正规教育年限X5、技能X6（虚拟变量，有技能=1，没有技能=0）、劳动力对农产品补贴的评价X7（虚拟变量，满意=4，较满意=3，一般=2，不满意=1，）、劳动力对农信社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X8(虚拟变量，很难=1，较难=2，一般=3，较容易=4)、劳动力对民间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X9(虚拟变量，很难=1，较难=2，一般=3，较容易=4)共计5个变量。预计较长的正规教育年限及技能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有正向作用，劳动力对农产品补贴的评价越高，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小；劳动力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越容易，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
家庭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人数X10、家庭耕地X11、家庭农业收入X12、家庭到附近城镇的最近距离X13共计4个变量。预计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的农业收入越高及家庭到邻近城镇的距离越近，对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正向作用越大；家庭耕地是否有影响及影响方向待定。
3.2 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劳动力是否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劳动力是否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有非此即彼的特点。研究的目的是试图解释清楚是哪些因素导致劳动力作出参与或不参与的选择。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特点及要完成的任务，可以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研究，模型构建形式如下：
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β12X12+β13X13+μi
上式中各变量的含义：Y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劳动力是否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取1，没有参与取0；X1～X13是解释变量，分别和前面设置变量相对应；μi为随机误差项。相对于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而言，模型中各解释变量显然是外生变量，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用上面的模型进行估计是可行的。
3.3 数据来源：参见尾注。
3.4 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调研的19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鉴于年龄和婚姻、耕地和农业收入之间观察到多重共线性，所以分成两个估计式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
注：被解释变量：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1，不参与=0；“*”、“**”和“*** 分别表示结果在10%、5%和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回归结果分析：本文根据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显著程度大小，逐一分析说明。
3.4.1 技能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技能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解释是：首先，技能或特长始终是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绝大多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农产品加工制造、交通运输及各种服务业等，往往需要劳动力有一定的技术和特长；其次，劳动力只有拥有技能或特长，才敢走进非农活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所从事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
3.4.2 家庭到邻近城镇的最近距离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负，显示劳动力家庭到城镇距离越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可能性越大。对此解释是：首先，农户家庭到城镇距离的越近，劳动力受到城镇辐射影响越大；其次，家庭到邻近城镇距离越近，劳动力在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时，可以兼顾家庭的农业生产。
3.4.3 劳动力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难易程度评价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正，显示劳动力对这两项指标的评价越高，参与非农活动的可能性越大。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越容易，不仅说明劳动力创业的资金瓶颈问题容易解决，也说明劳动力在本地的社会关系及活动能力较强。
3.4.4 劳动力年龄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正，年龄的平方项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负，显示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活动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年龄呈倒U型的关系，开始随年龄增长，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增加，超过一定年龄，这种可能性反而下降。对此解释是：非农活动技术的掌握、非农活动所需资金的积累或市场及人脉关系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一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如果劳动力年龄过大，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时间过长，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会产生黏性和依赖性，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生产经营转移的困难增大。
3.4.5 正规教育的年限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年限越长，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说明正规教育对人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正规教育有利于劳动力受新思想、新观念，有利于劳动力掌握新技术、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3.4.6 家庭劳动力数量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成员参与本地非农活动可能性越大。对此解释是：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家庭内成员转向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时，既可以缓解家庭紧张的人地关系，又可以预防或减轻农业生产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家庭总收入。
3.4.7 家庭农业收入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劳动力家庭农业收入越高，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可能性越大。对此解释是：首先，大部分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必要的资金投入，因此，家庭农业收入越高，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家庭农业收入越高，承担风险能力越强，这有助于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3.4.8 性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显示男性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对此解释是：一方面传统的观念对男性要求较高，成年男性要有养家糊口的本领；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小城镇上，有些非农活动更适合男性去做，譬如个体运输、各种电器及车辆的修理、建筑装潢、厨师等。
3.4.9 农产品补贴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负，显示对农产品评价越高，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可能性越小。原因较简单，无需赘述。
3.4.10 家庭耕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显示劳动力本人是否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家庭耕地面积没有明显关系。对此解释是：一是劳动力在本地进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因而家庭耕地不会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有明显影响；二是由于调研地区人口密度大，家庭耕地面积较小，调研数据差别不大；三是正常家庭一般都有剩余劳动力，所以当家庭某成员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不担心家庭耕地撂荒，退一步说，由于种田耕地的收入非常有限且不稳定，劳动力为了获得非农收入，有时宁愿放弃种田耕地。
3.4.11 婚姻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显示劳动力是否结婚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显然是因为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几乎不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
4.启示与建议
由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因素可知，要促使更多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重点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技能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显著性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结合劳动力本人的兴趣爱好，在县城或中心镇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及技能培训。
（2） 从正规教育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显著性看，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把教育立国的国策真正落到实处。
（3） 从家庭到邻近城镇最近距离对劳动力非农经营的显著性看，劳动力非农经营活动离不开城镇。因此，首先应该加大对小城镇（或县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小城镇（或县城）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其次，重点加快自然村的道路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拉近农村到小城镇（或县城）的时空距离。
（4） 从劳动力对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及家庭收入对劳动力非农经营活动的显著性看，资金瓶颈问题是劳动力非农生产经营的最大难题之一。因此，应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的融资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地区金融组织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及贷款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最大程度地帮助劳动力解决非农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
注 释：
①2008年暑期，笔者在家人及亲友的协助下，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街道、泥河镇街道及其辖区内的8个自然村进行问卷调研。调研对象是除去打工以外年满18周岁以上农民。本次调研共发放220份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87.7%。在193份有效回卷中，有108位劳动力参与（或完全从事）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85位劳动力从事纯农业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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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俊威（1969―），男，南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农业与农村经济。
所谓农业保险的需求，即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愿意购买的保险保障的水平和数量。对农户而言，农业保险能够有效补偿农户的农业生产损失，缓解农业生产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冲击，提升农户的效用水平。从动机来看，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与消费者对汽车保险、火灾保险的需求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都是寻求风险保障。
然而，与其他保险需求不同的是，农业保险的需求通常会受到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农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农业大灾风险发生的频率较高，单纯依靠商业保险公司往往难以实现农业保险的供给，因此，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很难在商业保险市场上完全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损失的补偿方式，相对于农业灾害救助等方式具有补偿水平较高、服务较好、降低政府财政负担等优势，因此往往被政府作为促进农户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支农和惠农手段，而为了激发农户的保险需求、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政府通常会对农业保险的保费提供补贴。
在理论上，政府的保费补贴力度越大、范围越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激励效应就越明显，就越能发挥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稳定作用。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的财政补贴预算是有限的，所有的政府都面临着一道共同的难题，即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补贴预算，最大化其支农绩效。就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而言，为了发挥财政资金对农户参保的激励作用，就需要政府对农户的保险需求进行研究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将财政资金补贴给对农业保险需求更为迫切的农户，从而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了普惠式补贴模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在一省所辖范围内，所有农户都能享受同样的保费补贴政策，政府虽然会根据农产品大类品种（如种植业、养殖业、森林）和区域范围（东部和中西部）进行粗略区分，但是并不考虑农户之间在生产特征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省份从事同一类别农业生产的农户，无论在生产规模、收入结构、风险水平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异，其所获得的保费补贴标准是完全一样的。
从近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尽管这种做法具有操作简单便利、维护农户之间的公平等优点，然而却忽视了农户的异质性和由此产生的农业保险需求差异。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之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差异明显，再加上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和土地流转趋势，农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化，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也存在着分歧。这里，我们不妨列举几种导致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出现异质性的原因。
原因一：生产规模的影响。通常来说，大户的农业生产规模更大，农业生产收入更高，所面临的农业生产风险也更为集中，因此利用农业保险抵御农业风险的动机也就更为强烈。比如，根据2014年中国保险学会组织完成的《中国农业保险市场需求调查报告》，相对于小户而言，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产品的需求更为强烈，也愿意缴纳需要多缴的保费成本。
原因二：收入结构的影响。农业生产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也会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比如，对于有着较高务工收入、工资收入、租赁收入的农户，由于农业生产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有限，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自然也不那么强烈。近年来的很多调查都发现，那些有着较高务工收入并且生产规模很小的农户对购买农业保险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个别农户甚至十分排斥。
原因三：历史损失的影响。一般认为，人们的风险意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降低，换句话说，人们通常会对刚刚发生的损失有着更深的印象。如果农户在过去几年里遭遇到严重的农业损失，那么农户会有着很强的风险意识，投保的积极性更高。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的农户可能会有更强的投保动机。
原因四：种植结构的影响。所谓种植结构，也即农户在不同农作物种植比例上的安排。通常表现为农户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不同粮食作物之间、不同经济作物之间的安排。具体而言，如果某种农作物的收入较高并且政府的各种补贴力度较大，那么农户种植该种农作物的积极性就越高，投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上述情形我们不难看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户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如果我们不能注意到农户需求异质性，不去结合农户的实际进行精准补贴，而简单采取“一刀切”的补贴方式，那么财政资金对农户参保的激励程度就会打上折扣。
那么，在当前普惠式补贴的基础上，政府该如何加强财政补贴对农户参保的撬动效应呢？笔者认为，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理论，政府可以参考不同农户的需求弹性来确定保费补贴政策。需求弹性即农业保险需求量相对于农业保险费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是农业保险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农业保险费率变化的百分比。对于那些需求弹性较大的农户，政府哪怕只提供很低比例的保费补贴，他们也愿意参保。然而，对于那些需求弹性较小的农户，哪怕政府提供很高比例的保费补贴，其参保的积极性仍然很低。在实践中，一般来说，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可视作需求弹性较大的农户，而小规模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弹性较小。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 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 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 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著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⑩Hui-Yuan Chen Wu, Robert L. Jack, Dale Colyer. The Northeast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Broilers. NJARE, April 1985.
(11)Stephe n W. Fuller, Oral Capps, Jr., Haruna Bello, Cart Sharer. Structure of the Fresh Onion Market in the Spring Season: A Focus on Texas and Its Competition.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91.
(12)耿献辉，周应恒：《从集中走向分散：我国梨生产格局的变动解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3)钟甫宁，刘顺飞：《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动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晓平，李秉龙，隋艳影：《中国肉羊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黄季焜，牛先芳，智华勇，董晓霞：《蔬菜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
(17)郑风田，顾莉萍：《准公共服务、政府角色定位与中国农业产业族群的成长——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个案分析》，《中国农业观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韩曙，黄淑佳：《关于蔬菜商品生产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业时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中国蔬菜生产区域化的演化与优化——基于31省区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21)卢凌霄，周德，吕超，周应恒：《中国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寿光批发商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6期。
(22)周应恒，谢美婧，熊素兰，周威山：《江苏邳州大蒜主产地形成机制研究：农户规模化种植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9期。
(23)Maury E. Bredahl, Philip C. Abbott, and Michael R. Re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4.
(24)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7～122页。
【关键词】小额信贷 违约行为 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额信贷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信用风险问题成为制约小额信贷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对应，学界日益关注小额信贷中的信用风险问题，相关的文献综述也日益增多，但基于农户视角的研究述评并不多见。而事实上，从农户违约行为的视角来综述小额信贷信用风险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追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更有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以防范农户的违约行为。为此，本文从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三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一、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即人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理性，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动方案。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并非完全理性，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
大量文献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如李玉福（2007）、张姣姣（2012）等运用博弈论分析指出，在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当农户赖账收益大于还款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赖账。在无有效监管、信用体系不完善与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等情况下，无论农户第几次贷款，在银行都没有记录。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都是获得贷款后不还款。而陈彬（2013）、丁志国、覃朝晖、苏治（2014）等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指出，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对影响农户还款的因素，如户主的健康状况、家庭的收支与负债状况等，很难有全面的了解，这些信息的缺失使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地判别农户的违约风险。而农户作为经济人具有逐利性，为了成功获取贷款和高额利润，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从事高风险活动。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提高小额信贷利率，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农户从事高风险活动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综上所述，不管是运用博弈论，还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都是在传统经济学，即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分析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而很少有文献运用行为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探究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
二、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
违约的表现形式，又称违约形态，是指根据违约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特点而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整理已有文献得知，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并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本文将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未履行随附义务。
（一）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小额信贷的无抵押性及用途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自然风险和信用风险。如王凤羽（2009）指出，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其主要投向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而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都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此外，因借款人发生违约或信用等级下降，无力按照与小额信贷机构所签的合同条款全部或部分偿还债务，同样也会造成贷款逾期、呆滞、呆账等信用风险。尹泽东（2011）在指出小额信贷业务存在以上两种风险时，还指出了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农户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二）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用途包括：（一）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三）农机具贷款；（四）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但是，众多文献表明，很多农户并没有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如赵素宁、吕杰（2008）指出，有的农户把借来的小额信用贷款转手放高利贷以牟取不法利益，有的冒名骗取小额信用贷款。另有王霞、吕德宏（2013）依据西部农村小额信贷农户的调查数据指出，农户的贷款用途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做生意、生活等，其中种植业和做生意分别占比31.6%、24.6%。还有刘佳、吕德宏、杨希（2014）基于陕西省岐山县的调研数据指出，农户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的比重分别为54.97%、49.8%。并且表明，农户贷款如果用于农业生产，就可以取得较为可观的收入；而若是用来买房买车，则违约风险高。所以，贷款用于农业生产比非农业生产的农户还贷质量高。
（三）未履行随附义务
农户在贷款的过程中需如实陈述自身情况及贷款目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众多农户并没有履行这一随附义务。如岳静（2008）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并不排除有部分农民抱着投机心理，从而产生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的现象。另有张学舜（2012）指出，由于受当前信用环境的影响，一些不符合办理农户小额贷款条件的农户采取各种欺诈性的手段，骗取小额贷款资金。
三、防范措施
关于防范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措施，学界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措施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下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整理文献并述评。
（一）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
例如，赵素宁、吕杰（2008）的研究表明，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在确定个人信用指标时，鉴于农户的健康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生产经营方式等因素各不相同，应保证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特征。同样，陈时兴（2010）提出健全农户信用评价制度。由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村干部、有威信的村民代表等组成农户信用评定小组，根据农户的信用度和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制定信用评定办法。而唐敏、马丽斌、马纪英（2014）等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综合考量农户的各类信息，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分别给予不同的授信额度。
归纳起来，众多学者在信用评级上达成共识，都强调其重要性。在评定农户信用水平的侧重点上存在分歧，分别为评定指标的选取、农户信用评定小组的组成、农户各类信息的综合考量。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黄忆寒（2009）提出给予小额信贷法律支持，建立涉农贷款政府补偿机制。制定出台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同样强调完善法律，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而惠长林（2009）提出要完善法律机制。要统一小额信贷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来约束贷款农户的行为。陈时兴（2011）表明，为了规范小额信贷制度，政府还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小额信贷的单行法，从放贷主体、对象、利率、担保制度等方面加以全面的规范，加强小额信贷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共识在于完善小额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与规范放贷主体的选取上存在分歧。而本文认为，既需要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得规范放贷主体选取。
（三）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
岳静（2008）指出要建立起完备的宣传、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还款意识。许多不偿还小额贷款的农民并不是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对于这类还款意识薄弱的农户来说，他们经过宣传、教育而按时还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有曾之明（2010）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部分企业或贷款户逃废金融债务形成不良风气，赖账思想滋生蔓延。因此，要加强农户诚信教育，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宫泽龙（2012）指出要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需要提高农村小额信贷贷款人按时还款意识，向他们详细讲解及时还款对他们未来继续贷款及申请其他金融服务时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不及时还款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从上得知，众多学者在提高农户的还款意识，教育农户重视信用上具有共识，分歧在于农户是否抱有还款的意愿。
（四）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
丁业震（2006）提出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增加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样，毛华溢（2014）也提出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保险制度，转变观念，把是否参加保险作为发生信贷关系的前提。张峭、徐磊（2008）提出创新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实现，要依据不同类型风险的表现特征，承险体生物学特性，创新和开发各种类型风险管理工具，满足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管理的需要。
综上可知，学界共识集中于风险分散，分歧在于是通过风险管理机制还是风险管理手段以分散风险。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现有的研究就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足也较为明显，期待着学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第一，关于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研究来分析的，很少有学者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予以探究。第二，很多研究者都提出要建立农村信用体系，但如何建立则阐述得不够具体。就此，本文认为，需要建立银行与公安部门等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动态跟踪农户信息变动，从而，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已有的研究对于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存在分歧。本文认为，不管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都应该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定期举办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让农户认识到，按期还款对未来享受金融服务能带来便利和优惠。
参考文献
[1]丁志国，覃朝晖，苏治.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形成机理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8）：89-91.
[2]陈彬.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成因及防范分析[J].中国物价，2013，（11）.
[3]宫泽龙.探析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2012，（24）：34-35.
[4]尹泽东.论农户小额信贷风险防范[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40-41.
农学的任务在于探索农业及其关联产业，以及农村社会的发展目标、道路和方法。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农学面临着不同的现实问题，以实现不同的农业价值追求。当代农学，具有关于“生命空间”的地域性实践过程的特征，以及追求生命系统综合性的“合”的特征。本文试以《农学原论》等为基本依据，对当代农学的特点进行归纳。
一、近现代农学的发展：
从生产的农学到生命的农学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早期，工业急速扩张，人口及产业向大城市集中，经济高速增长，这就对农业有了新要求：既要向蔬菜果林业、畜产业等增长型产业领域扩展，又要提高生产效率以保证粮食的低价和稳定供应，还要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以使其与城市居民保持均衡。农业为了体现这种重视生产的扩大和发展的经济功能，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化的形成来提高认识、预测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出现了高投入、专业化、机械化的发展趋向，表现在单一农业的规模化扩张，拖拉机和配套农具等机械化的使用；人造肥料、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工业的使用；农业的产业化、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等等。
与传统农业重视经验知识的积累不同，近现代农学是一套建立在实验科学之上的、重视生产科学技术发展应用的农业科学体系。近代农学第一个大学科是农业化学，即用化学的理论来解决动植物生产过程的问题，用定量分析、数字统计的方法来处理材料，它直接导致了近代人造肥料工业的产生。农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以土地节约型技术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劳动节约型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标：在农业机械、肥料和农药的开发，食品的加工和流通、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业关联产业部门(畜产、果树、林业、水产业等)都出现了无数划时代的技术创新，形成了施肥、灌溉、良种、防病、栽培、饲养等等技术，出现了农药学、肥料学、土壤学、遗传学、育种学、动物营养学、农业工程学、农业经济学等等专门的学科。借助这样的农学，农业成为追求“优质、高效、稳产”的目的性的营生，成为以实现更高经济价值为核心的劳作。
然而，在工业化农业的各种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的作用下，形成了资本主导下的农民之间恶性竞争和垄断集团恶性操控的状况，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状况，以及农民由于“贵买贱卖”而利益受损、不愿经营农业的现象。此外，大量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制造等高投入取代自然循环的结果是高成本和环境污染；经营的专业化、作物的单作和连作化，产生了加重污染的中间物质积累；也引起了地力下降、重茬病的产生及作物生命力的下降、病虫害问题频发。再加上农民由于利益取向不愿精耕细作、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等原因，食品的质和量两方面的安全性作为涉及健康和生命的重要问题、涉及国家战略和社会稳定问题而被重新关注。
于是，在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后期，人们开始期待农业和农学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正外部效应，于是就出现了为维持和保护人和动植物的生命而追求“生态环境价值”的相关理论。其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的低投人型农业”的思想密切相关。人们希望能利用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的发展，组织的自动化生产和无废物生产，从而在取得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有利于农业的稳定持久发展和环境保护。后来，随着城市化发展过度而引致的城市社会病理现象的加重，以及农村凋敝过度而引致的各种乡村社会病理现象的加重，出现了批判一切向大城市集中和重视地方发展的注重“生活价值”的“地方主义”运动。其特征在于：“从维护地域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重建农村以及增进与城市的交流等，包括社会、文化价值在内的‘生活价值’的实现是其主要目的。”
人们对作为经济生产的农学进行反思的结果，就是以注重“生态环境价值”保护和“生活价值”为目的的“生命的农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萌芽和诞生。
二、当代农学新视角
――“生命空间”的提出
危险和机遇并存的种种迹象意味着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到来：人类与自然对立所造成的能源枯竭、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威胁；以及人类通过政府法案、组织行为和民间努力等方式，朝向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可能性努力……在生态文明的当代，一切都意味着重新进行考量，包括农学的时代使命和内在生命。以追求综合价值为主的“生命空间”的农学便应时而生。
农业的本质是一个“生命循环的世界”。“农业是依靠植物、动物、微生物的机能，通过人的劳动去控制、强化农业生物的生长发育过程，来取得社会所需要产品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农活”的非经济的特征：农业以生生不息的土壤为基础，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有机统一体，受一年四季中的光、热、气、水、土等自然条件制约，具有地域性、不稳定性、多样性、时间性、可更新性、复杂性等等超经济的“生命”现象。农业的对象是动植物这种有机生命体在复杂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在受到天体循环影响的诸多生命的循环之中得以延续的；它也是农民世世代代的生命延续中培育出来的长期积蓄物。因为农业生产是对自然循环、生命循环和代际循环的综合反映，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力和永恒、生命的韵律和丰裕，也滋生出了对祖先的感谢和对子孙的期望、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他人谦虚的精神。可见，农业生产中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
老实地说，“人类的日常生活空间既是一个生态场所，又是满足人类各种欲求的生活场所，同时还是一个生产场所”。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既要面临贸易自由化所造成的国内外价差的严重挑战，又要担负起本国食品供应安全、保护生命和环境的基本义务，并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发挥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农业和农村的诸种功能综合起来有3大方面――
1.经济功能，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优良食品的供给、发展国民经济、振兴地域经济等；2.生态环境功能，包括保全国土、保护生活环境、农业的可持续性，等等；3.社会文化等生活功能，包括一般、社会交流、福利功能、教育功能、人性复原功能等等。
总之，农业是多元价值的产业，农村是多种功能的空间。农学的价值目标在当下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愈来愈体现出多元化和层次性。然而，其多元的价值追求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时常体现出对立和背离的关系：经济功能注重成本、价格、产量和利润；生态功能注重自然资源的协调、更新和可持续；社会文化功能注重其健康、美好和休闲。这样，农业就注定是在一定的张力场中，同时实现经济的、生态的和生活三方面的综合性价值。
这种综合价值实现的最佳场所为具有完整“生命空间”的“地域”。如何理解集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为一体的“生命空间”的地域呢?作为“生产的空间”的农村地域，“是一个向外部开放的、具有自律性、独特的多种产业复合体的经济空间”；作为“生态环境空间”的农村地域，其基本概念是循环性、多样性以及相关性，是人类和自然共生的空间；作为“生活空间”的农村地域，是在人类的具体生活中体验和展示出来的、具有感觉和爱恋的、充满人性的生存和生活空间。总之，地域社会是一个联系密切的生活的、生命的世界，它更易形成“得体”的富于多样性、安定性和持久性的生活。同时，它并非单纯的理性场所，还包含着种种状况和境遇，是“矛盾的空间”，也是“问题的空间”。也正因为矛盾或问题被置于同一场所，才有可能被自觉认识，从而才具备克服的可能性、统一的可能性以及解决的可能性。进而，它也就会成为凝结着农业从业者和农村居民的日常经验性努力、科学研究上努力以及政策上努力的空间，结果也就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空间”、“解放的空间”和“更好地生活的空间”。如此，农学就成了从把握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构想与创造的学问，努力发现和解决农业及农村问题就成了农学研究的使命。
当代农学必须以地域这一“生命空间”为舞台，以实现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活这三种价值的均衡和谐，即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去努力研究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实现经营方式和相关政治制度保障条件的变革。如何重视和协调各种价值之综合性价值的实现来追求最终的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这就是当代农学的目标。
三、当代农学质的规定性之一――实践性
“实践”的品格而非“理论”的品格，是当代农学质的规定性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当代农学是一门追求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践科学。
科学从一开始主要包括两大类：探究人类社会现象规律的人类科学，以及探究自然现象规律的自然科学。后来，出现了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践科学。
实践科学是在“构想”的新的方法论空间里，将自然科学与人类科学统一起来，形成新的具有价值追求性的技术探究领域的一门学问。从此意义上而言，实践科学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特定的价值目标”的自然科学，也是在理解和阐释过去或现实的人的存在和问题基础上的、“意图性的、人工合成性的”学问。它既具有“逻辑的构成要素”，也具有“历史的构成要素”，同时还伴随着价值判断和规则指示的“实践的构成要素”，处于“以自然科学与人类科学、因果论与目的论、自然与人类、客体与主体、物质与精神为媒介并将它们统一起来的位置”。在实践科学中，其假设是“范式”；其方法是“试验和调查”，其最终目的是“实践范式的确立”，支撑其相对独立性、赋予其方法整体以特色的，是“构想力”。
可见，农学是为实践服务的目的性很强的学问，是提示实践规范的实践科学，它包含了作为基础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农学与工学、医学、教育学等一样，是积极地进行价值目标的设定并力求实现的、需要高度想象力的科学。换言之，它属于应用科学、实践科学、实际科学，涉及一定的价值。其价值目标的现实合理性，是决定其存在与否的重要问题。农学作为带有价值追求的实践科学，它高扬着明确的价值目标。
现代社会已经到了要把追求农业综合价值作为发展理念的时代。作为一个发展理念的追求，一个国家或地域中具有多元价值的农业，以及具有多功能空间的农村的重要意义和具体的实践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当代农学具有很强的政策性：以城乡关系改善为前提、以农业和地域构造为核心。
城乡关系的改善是农村地域作为完整的生命空间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或者背景。城乡关系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个阶段：分别为“试图解决大城市和工业城市问题的田园城市理论，着眼于城市间有机结合的城市配置理论，着眼于城乡结合的地域构造改善政策的理论，以及消除农村内部差距、维持和保全农业多种功能的收入直接补偿理论。”原联邦德国于1968年将农业构造政策和地域构造改善政策结合起来进行实践。在其的地域政策中，有“健康地域”的概念，即“保证人们24小时生活以及满足其完整的生存需求的条件”，具体包括：“由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带来的多样且有机的经济形态；由城市和农村的结合带来的种种生活便利；以及由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结合带来的自然性的保留。”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共体各国以此实践为经验，通过欧盟组织开始制定并实施空间整备政策。就是在日韩等东亚国家，其农学也有很强的政策特色。
可见，作为一种理念的政策导向行为，这是当代农业政策学的探究性实践。
(三)当代农学强调对实践主体行为――农民及其组织行为特征的研究。
既然要强调农学的实践性，那么就得强调农学的研究对象和应用主体的统一体――不同国度、不同类型的农民主体的行为特征研究。
一种新型农学的发展，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集主客体为一身的农民行为类型及其意义的研究。首先是对追求综合价值的农业推广中的三种行为――先驱者、采用者、适应者的类型及多种意义的研究。在追求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地域社会变动发展过程中，农协、农业经营合作社、各种农业法人等具有区域特征的地区农民组织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构建合作型社会的关键性力量。
此外，因为农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与由实践经验知识所推动的革新完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以农业和农村中的经验知识和科学知识相结合共同推动变革，就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过程性。这种结合的过程，是集实践与科学知识于一身的实践主体知行合一的过程，也是真正有用的农学之所以生成和发展的学术路径的过程。
可见，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独立开发解决问题的技术，是农学的重要任务。从政策支持的角度，或者以参与实践的身份协助和支援农民自身的内发性创新，进行“外发力量”促进“内生力量”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四、当代农学质的规定性之二
――具有综合性的“合”学
时代呼唤农学作为综合之学而非分科之学。科学的原意是“分科的学问”，自然科学是经过从中世纪的宗教世界中彻底的专业化、分化之后才发展到今天。科学具有要素还原的性质，其本质在于发现了自然规律的真理，不存在人类的任何主观性和价值判断，然而，科学无法脱离价值而存在，“它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价值发生着一定的联系”。
农学是生命系统的综合科学，强调“生命空间”的地域性特征。要重构多义性的生活空间和完整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地域社会，从而抵制“非循环性”和“无场所性”，就需要突破现代科学技术和经 济活动的局限，突破“臆断”的狭义科学理性的牢笼。这需要各学科的综合体，需要各学科要素的归整，需要“合”学。农学的综合性源于实践学的综合性，细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农学作为生命科学和地域科学的综合性。
它首先要求自然科学领域总动员。农学是普遍依据并受到地域限制的、培育和利用有机生命体的科学。农学以培育和利用生物有机生命体当中有利于人类的物种为目的。生物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农林水产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中心任务在于对生命体的培育和加工、利用，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农学也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同时，对作为生命体的作物及家畜、林木、鱼类等的本质和功能的整体性研究，需要对作为生产环境条件的研究和对作为生产手段的研究，以及对健康等目的的研究，这就“需要生物和生命科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水文学、地质和地理学、土木工学等学科的共同发展”，以及“兽医学、药学、食品科学等的研究”。
同时，它离不开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体系的支撑作用。农业事关生物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且以家庭经营为主，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高度一致，所以，农学广泛地包含着生物资源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环境经济学、林业、水产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城乡社会学等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体系。
二是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农学中既有“说明”与“类推”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理解”和“解释”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以“构想”为基本方法，是分析与综合的结合、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构想力的理论正是将前述的综合变为现实。农学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类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前提，通过将其加以综合的构想力，形成具有实际应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科学。
关键词：广东；农业保险；外部性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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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粮食价格下跌现状
2015年我国的秋粮收购价格一反常态，玉米等农作物的价格连连下降。以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期货为例已经创下年内新低每吨1760元。如今的粮食价格下跌现象不是某个地区或者某一阶段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普遍现象。此外，我国的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都明显增加，出现了“三量齐增”的局面。首先是随着我国农业发展的进步，粮食产量出现连年增加的可喜局面。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粮食库存高企，旧粮消费不畅，新粮无库可入现象。与我国粮食产量、库存量同时增加的还有粮食的进口量。这看似矛盾的数量关系确实是当前我国粮食出现的问题，由于国际粮食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使得我国的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国货入库、洋货入市”现象愈演愈烈，严重冲击着我国本土粮食的消费。在今年12月5日于北京召开的“2015中国粮油财富论坛”上，有专家判断指出今年粮食进口预计达到1.25吨，这势必会对我们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同时，我国的粮食生产面临着深加工水平较低、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粮食深加工企业长期在停产的边缘徘徊，粮食深加工得不到发展，单纯的依靠市场对原生态农作物的需求势必导致我国粮食市场供过于求问题的出现。
如今我国粮食国内外需求不足、收购价格下跌的情况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面临着粮食增产却不增收的困境，这势必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影响到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家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在积极的分析粮食状况出现原因，寻求合理的应对措施。
2.粮食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如今我国出现的粮食问题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农业生产、粮食种植和销售过程中长期存在问题的反映。首先对于如今粮食价格下跌状况，其直接原因在于国家今年的粮食收购价格要低于以往。在我国秋粮收购开始阶段，国家发改委、粮食局、财政部、农发行等部门就能联合发出通知称今年的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定为1元每斤，这比去年临储价格每市斤最多调低了0.13元，也是自2008年国家推出玉米临储政策以来，临储价格首度出现下调。而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的降低只是粮价下跌的一个显现因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存在诸多弊端，粮食价格的形成往往受人为因素影响严重而不能由市场的供求来引导和决定。国家对粮食的各种直接、间接补贴虽然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和种植积极性，但同时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当市场需求无法承担如此高额的粮食收购价格时，所带来的必然是粮食价格市场的跌破。因此，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国家的保护性政策过多，而市场中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无法正常的发挥作用是引发我国粮食价格突降的深层次原因。其次，对于我国粮食市场出现的供大于求现象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的粮食库存高企、供给压力增大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一是国内粮食连年丰收，粮食的实际供给确实不断增加；二是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导致粮食大量进口，国货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敌洋货，这严重冲击着国内市场；三是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消费不旺，出口受阻，粮食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粮食进口量不断增多同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关税较低使得国外粮食容易以较低价格进入国内市场，形成价格优势。另一方面是国外的粮食质量、农产品科技含量都在很大程度上优于国内产品。这样，拥有价格和质量双重优势的国外粮食更能受到市场的欢迎从而加剧了我国粮食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最后，我国粮食存在的深加工水平低下，附加值不高的状况就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科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紧紧相关。
由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我国粮食状况的出现与市场价格机制失效、我国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不高、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有关。其实，这些不仅仅是我国粮食生产、销售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农业不断发展，但仍存在着效率低下、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如今，导致我国粮食价格下跌、供求不平衡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业的市场化水平低，仍存在传统农业遗留下来的弊端。而这一问题是历史根源、制度因素以及观念上的错误等多方面因素合力造成的结果。
首先，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根源来看，我国长期实行的传统农业模式虽然被发展现代农业所代替，但是在整个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诟病和“后遗症”。我国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机械化水平不高的情况就与长期以来较为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这严重阻碍了现代机器设备以及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运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提出，传统农业实际上是自然经济，必然具有自然经济的一些特征。而在这样的经济特征下就形成了传统农业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往往依附于土地等、经济社会处以一种封闭的状态、主体自身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等。我国传统农业思维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无法与先进的技术、机器相协调，逐步与技术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相脱节，成为如今我国农业仍然落后与先进国家的基础性历史根源。
其次，我国粮食销售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问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政策有关。从建国之初开始，我国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目标，并且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战略。同时，由于工业本身就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较大的收益，因此资金、人力等资源都会流向城市工业，造成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利润丰厚的产业越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即资源配置中的“马太效应”。我国农业发展采取的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组织农民在集体土地上进行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生产模式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消极怠工，得过且过。这无疑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农业计划经济经营模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仅仅经营种植业，生产单一化，而且往往只是以粮食生产为纲。这样单一的生产模式不仅阻碍了社会分工、市场交换的发展，同时容易造成区域优势的浪费和特色产业的发展。
最后，我国农业模式之所以得不到成功的转型、升级与我国对于现代农业、城市化的理解有误相关。一国在发展工业化的初期都是以农业作为基础来支撑工业的发展，以农村作为劳动力、资源的后备基础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当工业、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反哺农业，拉动农村自身的发展。而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忽略了产业实力的实际增强，盲目的搞工业区、商业区以及建楼盘、广场等面子工程。我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顾当地的实际生产力水平生硬的把农村包装成城市。这不仅浪费了好多资源而且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得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占用，失去了保障生活的最后一点基础。这种浮于表面的、错误理解城市化内涵的建设不仅不会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阻碍了我国传统农业的转型和升级。
三、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如今我国农业市场出现的粮食价格下跌、农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显示出我国农业发展缺乏市场化，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息息相关。尤其是长期以来粮食定价不能以市场真实需求为标准，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作用发挥不当等都阻碍着我国粮食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推进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外，整个农业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社会支持、农民自身提高等多方面合力完成。
1.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进一步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要逐步把市场需求作为农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出发点，使农业生产与市场接轨，减少盲目生产。市场经济就是资源自由配置、交换广泛进行的经济形式，因此只有保证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要通过加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联系把个体农民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使农民成为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市场生产与交换过程中，了解市场需求、适时调整农业生产。
2.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工业部门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分的不断扩张以及传统部门的不断缩小。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指出，现代部门对于传统部门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主要表现在：现代部门可以解决传统部分的就业问题，有利于诱导传统部门观念和制度上发生变化，也有利于传统部门分享基础设施等。这些有利条件势必会促进传统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自身的转型升级。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国家应该引导和鼓励现代工业部门加大对于农业支持和投入，拿出一定的资金、技术来反哺农业，以自身的现代化、市场化带动农业领域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贵州省农村生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农业财政支出比例小，生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小。财政统计年鉴资料显示，1996年以来，全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额除2003年、2007年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整体上呈增长态势。1996年到2009年，贵州省财政农业投入总计905.6亿元，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条件下，2009年与1996年相比，增加了近13倍。
从数据上看，农业对地区经济的生产总值贡献度在三次产业中相对较小，2010年仅为
13.7%，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39.2%）、第三产业（47.1%）。在农业总产值中，生产型服务业的生产总值仅为51.25亿元，所占比重仅为0.052%。说明虽经多年持续投入和发展，但是生产业发展仍然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
（二）农业生产业经营户比重低。2006年末，全省共有农业生产经营户642.42万户，生产经营单位7418个。农村常住户中农作物种植业常住户比重非常高，达到94.42%，说明我省农村常住户仍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要经营对象，而农林牧渔服务业农村常住户占我省农村常住户几乎为0，只有0.03%，这说明我省农村常住户很少有经营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而且这个比例远低于全国0.25%的平均水平。说明我省农户经营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很少，而且相对全国其他地区也偏少。农户的多种经营偏少，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
（三）金融服务业发展缓慢，且功能不断弱化。截止2005年末，贵州省全省基层金融机构数比2000年末减少了近1528个，从业人员减少了4877人，撤并的机构和裁减的人员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近年来，农业银行贷款也开始向大中城市集中，发放在农村的贷款也主要集中于电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仅仅限制在政策性粮棉油收购等流通领域，对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安排支持资金。农村信用社虽然已经成为支持“三农”经济的主力军，但从数据看，截止2005年末，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余额也只占到全省贷款余额的12%，支农资金的匮乏可见一斑。
(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显现，信息化建设滞后。截止2009年，贵州电信农村电话网络容量已超过170万门，农村固定电话用户数约110万（不含小灵通用户）。“十五”期间，贵州电信积极推进村通工程，建成并开通电话的行政村达1.4万个，村通比例从2000年初的22.8％提高到目前的72.07％。其中，2005年投入资金3.9亿元，新增设备容量50万门，新开通行政村761个。同时，贵州电信积极开展“宽带到乡镇”工程，去年全省所有1452个乡镇和2600多个村已开通电信宽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信息化建设上，贵州省仍然处于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村的信息化意识培养、信息化管理能力建设还是相当的落后。
（五）物流行业发展滞后，体系不健全。贵州省物流产业与全国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物流实物量规模较小，贵州货运周转量主要还是靠铁路实现，公路、水运的比重都极低，至于民航，量就更少，以至于统计年鉴中不得不把全国通用的亿吨改为贵州的统计单位改为万吨；绝大部分物流企业处于“规模小、资本少、分散化、技术落后、导致物流业在物流市场上难以同大型物流企业竞争，迫使许多物流企业仍旧采用比较原始的运输方式、信息传递途径和成本控制方法，这大大降低了物流服务水平；物流需求不足，贵州目前物流产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拉出去的是各类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经过深加工后又高价进入贵州市场。需求结构仍以农产品、工业原料和能源输出以及日用消费品的输入为主。
（六）农业公共服务机构职能定位宽，经费少、人员缺、机构不健全、服务供求错位。据农业部资料显示，目前在贵州省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中，自有办公用房仅50%，且大数建于 20世纪 60、70 年代。乡镇农技站有 59%无办公电话，90%的乡镇站无办公微机、无电视及播放等培训设备，无交通工具，以及病虫害测报、防治和土壤检测等基本设备。办公及推广条件差，推广手段落后，直接影响到农技推广机构效能的发挥。虽然省级财政每年安排1000万元乡镇站建设专项，但由于资金量小、建设规模小、速度慢，全省还有近1300个乡镇站亟待建设。虽然各级财政预算中都反映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贵州省农业科技投入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近年，全省的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0.2%左右，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全省所有乡镇农技机构的人头和办公经费都全额纳入了县级财政预算，但是经费基数低， 平均每人每年办公经费 800 元左右。此外，全省还有29 个县(市、 区)没有落实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的业务推广经费。另外，农业科技人员的工资、生活待遇低，一些政策性的补贴尚未落实，严重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七）农业保险需求旺盛，农业保险发展滞后。贵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农业省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生产的损失数以万计，例如在2008年初的特大凝冻灾害中，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2068万亩，受冻死亡畜禽228.94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近60亿元。2009--2010年，贵州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逐渐萎缩，保险保障范围和险种数量逐渐减久近三年来，贵州农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近2亿元，累计经营亏损高达2500多万元，大大超出贵州农险经办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2009年开办农险品种下降为5个，保费总收入5457.9万元，同比下降23.81%,赔款达8725.5万元;其中，累计承保能繁母猪40余万头，保费收入5306.6万元，同比下降18.48%0 2010年I-5月，贵州农险形势更为严峻，开办农险品种下降为2个，保费总收入537.4万元，同比下降90%，赔款达1021.9万元。
二、促进贵州生产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建议
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就是生产业。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只把生产业视作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的产业部门，而忽视了农业同样也需要生产业。目前，我省农业还比较落后，但正如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发展服务农业的生产业可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科学确定职能定位，完善组织结构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公共农业生产，是公益性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性农业生产具有准公共品的属性，其生产和供给，更应注意借助企业或市场的力量。例如：动植物疫病统防统治和预测预报、面向区域农业主导产业的重大技术推广等必须由公共农业生产机构提供；有些农业生产，只是对特定区域、特定产业的农户群体具有公益性，理应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公共服务平台或龙头企业来提供；有些农业生产，特别是个性化、高端化的技术服务，具有较强的私人产品属性，不宜纳入公共农业服务机构的职能范围，由农业生产企业、中介服务机构或其他市场化的农业生产组织来提供，往往更具效率，更容易降低成本、增加供给并实现供求对接。
（二）结合实施区域层面，加强农业生产业能力建设。要结合实施区域层面或产业链层面的重大项目和专项行动，突出加强区域层面或产业链层面的农业生产能力建设，优先支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各类示范典型等参与项目运作，增强服务能力；优先支持农业全程信息化建设、科技服务、质量检验检测服务、农产品市场升级改造、农业要素市场服务和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产后处理、冷链物流、配送中心、电子商务设施建设等，并加大投入力度。鉴于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预知的因素多，以及通过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仍有很大潜力，实施区域层面、产业链层面的重大项目和专项行动，应像实施财政系统的项目一样，单列配套工作经费和引导示范资金，为促进良种良法结合、农机农艺结合等提供回旋空间。
（三） 完善农业生产业的投入支持和税费优惠，创新支持方式。增加各级政府服务业引导资金和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模，加强对农业生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通过定比补贴、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方式，重点支持以下方面：一是加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农村中介服务组织、农业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建设。二是加强面向龙头企业、农村中介组织、农民经纪人的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和面向其带头人的培训服务体系建设，三是优先支持支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农业生产机构的功能转型和改造升级，以及业态和经营方式创新。四是优先引导农民合作社等中介服务机构、示范户等示范典型、农民经纪人之间加强合作，协力提高服务层次和服务质量。
（四）瞄准薄弱生产供给环节.努力扩大惠及面。为了促进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当前优化生产供给，应将重点放到优化经营管理指导服务和金融服务（融资服务）上，无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市场化的生产，情况都应如此。此外，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政府对行业协会或商会发展的支持，引导市场化的会展服务增加供给，重点引导这些生产扩大对农村中小企业的惠及面。
（五）强化新技术体系建设，推动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贵州农业现代农业需改变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综合融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空间技术服务，如精准农业技术、计算机自动控制、便携式田间数据库等相关技术，形成完善的农业新技术体系。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院，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建立统一的农业新技术应用推广服务平台，构建“横向到边( 政府—产业—企业联盟—科研院所) 、纵向到底( 集团—公司—车间) ”的立体农业科研平台体系，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为发展方向，开发应用智能化实物电子标签，实现农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六）引导、激发或培育产需求。当前，农村中小企业对市场化生产的需求，弱于对政府提供生产的需求。但农村中小企业对政府提供生产的需求仅为中等偏上。因此，鉴于生产对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采取试点、试验、示范等方式，引导、激发或培育生产需求是重要的。甚至可以通过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消费商务服务和会展服务等方式，更好地凝聚生产需求，特别是公共平台服务、商务服务等需求。农村生产需求更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政府提供服务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引导和鼓励农村克服对政府提供服务的过度依赖情绪，实现自立自强，也有利于培育农村的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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