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9:08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如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往往不提贸易损害问题，关注的重点是贸易利益。贸易利益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要素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在有政府政策介入的条件下，在贸易利益中还包括政策导致的利益。与此对应，贸易损害的测量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这意味着贸易损害同贸易利益一样，包含国际贸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就目前有关国际贸易中的损害问题的研究来看，人们往往较为关注产业损害问题，而对消费损害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前面说过，国际贸易中的产业损害仅仅是生产损害的一个方面，它可以用某个行业中生产者剩余的下降来表示。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产业损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视由于其它贸易损害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从而不能全面了解国际贸易摩擦的起因，也就难以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1）消费损害机制。一般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消费其商品；同时，由于进口更多的商品，消费者的选择更大，从而能够获得来自产品种数增加的利益。因而在消费机制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贸易利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行为，随着国际贸易状态的变动，消费者的约束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贸易损害问题。
（2）生产损害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大量的进口，造成国内生产秩序的混乱；二是十分低廉的价格，导致国内生产者出现损失；三是商品替代，外国生产的商品完全替代本国的商品，导致原有生产者破产和失业增加；四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者退出生产领域导致的损害问题；五是产业调整，就像格雷哈姆提出的那样，也将导致贸易损害。前面的两种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进口激增引发的产业损害、倾销和造成的产业损害相同。显然生产损害机制的表现较多，是贸易损害的重点。
（3）要素收入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会在国际贸易状态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收入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收入减少问题。这必然导致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国际贸易的反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4）政策机制。这是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发的贸易损害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补贴造成的损害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综合机制，即上述几种机制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可能会形成引发贸易损害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的和特殊的通道。
四，谨慎与合理的经济对策。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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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内涵；理论解释；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5006802
1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解释
1.1古典贸易理论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斯密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应该是：出口其劳动生产率绝对低的产品而进口其劳动生产率绝对高的产品。此后，李嘉图完善了斯密的理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其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而进口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古典贸易理论所形成的分工模式是完全专业化分工，这就意味着贸易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为永久的模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了。但是，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说过：“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斯密特别强调后天因素对绝对优势的影响，也赋予了绝对优势理论动态的含义。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以两国间天生的技术差别为贸易基础，而斯密则注重根源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内生（后天）绝对优势，从而使其绝对优势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更具有一般性。“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其实，李嘉图也意识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他在1815年所写的文章《论谷物法对股票利润的影响》中就曾分析过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1.2要素禀赋理论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差异基础上的古典理论及其所形成的完全专业化分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H-O理论放松了各国相对要素禀赋相同这一假设，得出即使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差异，国际贸易也会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即劳动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对现实的较好解释，使其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际运用中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末国际贸易理论和典范和代名词。但是，要素禀赋论所形成的对外贸易模式依然是静态的，由于其假设两国的生产要素供给是既定不变的，且两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也是不变的，所以贸易模式一旦形成也是固定不变的，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也无从谈起。罗伯津斯基（1955）放松了要素总量固定不变的假设，得出罗伯津斯基定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而另一部门的生产则下降。罗伯津斯基定理一个重要的应用是，随着要素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一国的比较优势形态可能会发生逆转，相应的对外贸易模式也会随之改变，也即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动态发展的。巴拉萨（197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阶梯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会不断上升，其失去优势的产业会转移到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也体现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思想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产业转移与承接的阶梯型动态演化过程。蒙戴尔（1957）认为要素流动会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从而引起贸易模式的变化。
1.3规模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迪克希斯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D-S模型，探讨了当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时，企业规模经济和消费者需求多样性之间的权衡问题。他们分别对效用函数是不变弹性、可变弹性和非对称三种情形，求出了每个厂商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产品各类。克鲁格曼（1979）对D-S模型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进行了最直接的应用，建立独特的PP-ZZ模型，假设只有劳动一种入要素（排除了要素禀赋的差别），且其成本函数中包含一个固定投入成本（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两国的消费偏好和技术水平都相同。最后得出结论：贸易的基础不一定是技术水平或要素禀赋的差异，垄断竞争企业可以通过贸易来扩大市场以获取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则能消费更多的产品种类从而提高福利水平。此后，克鲁格曼（1980）正式提出一国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的理论表明厂商可以通过规模的扩大而获得效率的改进从而产生竞争优势，最终改变原有贸易模式的格局。梯伯特（1993）进一步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如何成为比较优势的源泉。
1.4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要素禀赋理论假定各国技术相同且是既定不变的，但事实上技术创新和进步是影响比较优势形态和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5年）的“雁行模式”是较早反映技术引进对贸易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小岛清（1973年）提发展和推广了赤松要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1961年）提出技术差距论，该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是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而科学技术的基本发展规律就是创新、传播、取代、再创新，不但揭示了一国贸易模式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还表明其变化的根源是技术的变化。此后，弗农（1966年）提出产品周期理论，将产品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对应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和贸易模式，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断转化。”克鲁格曼（1980，1987）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认为技术是获得产品垄断差异和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获得技术的渠道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二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并通过两者的效应考查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Grossman和Helpman（1989，1990）认为技术创新是由研发活动（R&D）来获取的，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使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从而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并获得比较优势。Lucas（1988）和Young（1991）均强调了干中学对贸易模式演化的推进作用。
1.5政府政策干预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认为通过高关税可提高被保护部门的生产效率或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使生产可能性曲线从被保护部门向外移，比较优势形态有可能发生逆转。这种贸易保护手段由于会受到伙伴国的报复而很难实施，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在现有的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所作为，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教育和科研补贴、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减少企业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1955年，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产业-贸易结构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等政策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以谋求贸易结构的合理化。Klaus（1994）认为落后国家的政策干预能引致其追赶先进国家，最终导致贸易模式的变化。Redding（1999）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变，政府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干预能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并最终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使最初的静态比较优势发生逆转。林毅夫（2002，2013）认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离不开一国既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一个国家的产业基本上都符合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的经济才会快速发展，从而带来较大的资本积累和工资的上升，这样就会出现潜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这时，政府对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就可以有所作为，如为企业提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及技术信息，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提供补贴等，从而促进一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2结论与启示
（1）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现论贸易都表明，一国的比较优势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因此其贸易模式应该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转型。比较优势理论本身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是古典贸易理论主要采取了静态分析方法，而现代贸易理论（20世纪以来）则采用动态分析方法。
（2）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与演进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其影响因素大致包括国内分工模式（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及政府政策干预等。由于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政策法律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各国初始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模式发展与演进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即使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其以上影响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各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应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不同的要素禀赋的国家，分别研究其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及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路径；同时，对同一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根据其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形成的比较优势，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适时地引导和实现其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优化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3）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首先，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规律，把握决定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因素中哪些是可控的，哪些是难以控制或完全不可控的。林毅夫认为，不论是“大推进理论”、“中心-论”等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还是实践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其本质都是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因此，都把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Chenery，1961）。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只有根据自身的经济要素禀赋结构来安排产业结构，才能实现要素积累，为要素密集度逆转创造条件。其次，和两个世纪前的世界不同的是，今天的很多产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小规模进入几乎是不可能，除了大规模的生产外，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和掌握新技术也很重要，而基于经验的技术一开始往往很难获得，因此要建立一个新的具有高进入成本的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绝非易事，而保护业已形成的优势则要容易得多，美国对半导体、汽车等产业的保护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发展中国家应进行适当的产业政策引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教育和科研的补贴。产业政策应该偏向那些具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部门，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教育和科研的补贴则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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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毅夫.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2，（6）：1218.
一、问题提出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以人对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占有作为指导思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都是依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都获取相应的利益。短期内这种贸易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丰裕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利用并通过国际交换克服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贸易模式最少存在三个缺陷：
第一，有些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效应，过度利用自然要素禀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所说：“国际贸易的初衷是为了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但并不等于贸易越多越好，贸易不能超过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利益是在宽松的环保要求下获得的，或一味追求比较经济利益，结果很可能是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这些代价经常是经济利益远远不能弥补的。”
第二，有些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且不稳定。而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和环保等方面的优势，出口技术含量高、价格弹性小、有上升趋势的产品。这种交易模式长期发展下去，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第三，有些国家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幌子制定各种苛刻的贸易壁垒。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质量标准等来限制进口；有些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采取非法竞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如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损害消费者利益，不考虑员工的工作环境、不顾员工身体状况、随意加班加点、克扣员工工资。这些都扭曲了贸易的本来面目，妨碍国际贸易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人文贸易主义。人文贸易主义强调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应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应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本文将就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特征、影响等作一些探讨，最后提出我国应从中得到的启示。
二、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一）人文贸易主义内涵
第一，人文贸易是“人与人平等”的贸易。以“人人平等”为伦理基础，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如果不同个体或群体无视对方的利益，形成对立和反抗，最终将破坏人与人平等的贸易关系。例如，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组织报道，目前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基本上都未能兑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做出的承诺，即到2012年之前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排5.2％。但他们却反而要求低收入国家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又如，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出口大国，扮演着另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价廉物美，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但自己却承受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美国研究人员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所造成的，但美国却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些都表明“人人平等”的贸易关系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真正实现。
第二，人文贸易是“人与地平等”的贸易。以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为伦理基础，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地平等的贸易强调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大于或等于因贸易带来环境污染的治理费；贸易不能超过自然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应有利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的保护。例如，在国际贸易中，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是最有争议的焦点，有的国家乱挖滥采、无休止地开采自然资源造成水土流失；有的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把夕阳产业转移到外国；有的国家为了节约成本，大量排放没有处理的污水和废气。这些最有可能导致地球失去自然恢复能力，人与自然的不和睦相处。
第三，人文贸易是“人与天平等”的贸易。以“人天合一”为伦理基础，着眼于人类与整个大自然（社会和生态）的平等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共进、和谐发展。“人天合一”的贸易关系是人文贸易的最高层次，但是有些人却对它不屑一顾，结果得到严厉的报复。例如，国际社会将濒危物种的贸易列为非法贸易，但这种贸易禁而不止。非法物种贸易严重破坏国际生态多样性，加速濒危物种灭绝，生态多样化遭破坏，造成生态失衡。又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多出口农产品，加重农药和化肥的用量，造成土地自然肥力衰减、水土流失加剧、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由于只注重那些市场价值高的物种，对不具商业价值的物种或忽略或消除，使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趋于简单，生态调节功能衰退。
（二）人文贸易主义的特征
第一，在贸易过程中追求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麦多斯教授，他于1970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污染程度的逐渐加深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属于指数增长型，不可持久。人文贸易主义追求的可持续贸易模式应该是超越自我的、高层次的贸易模式。它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既强调贸易行为的“公平和公正”，又强调贸易过程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贸易也由此进入环保时代。wto根据1994年4月15日的马拉喀什部长会议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以此来协调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反补贴协议》等文件中都规定了与环保有关的内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两批共5个属于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审核方面的标准，后来又陆续颁布了术语、环境标志、生命周期评价方面的标准。
第三，在贸易过程中追求非贸易利益。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都属于非贸易利益。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追求非贸易利益的盛行使得发达成员渴望将所谓“人文贸易”和非贸易利益“合法”引入wto体系。比如，非贸易利益关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提出者企图将非贸易利益与国际贸易直接挂钩，即违反非贸易利益条款者可予以经济制裁。
三、人文贸易主义的表现
在当代国际贸易价值的新领域，人文贸易主义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国际贸易能够增加社会财富，但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如果以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或以生态环境代价发展对外贸易，“延时”的补偿成本将逐步兑现，贸易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贸易与生态的和谐要求自然资源要合理、有节制地利用，而不是掠夺式开发；生产过程要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注重环境保护，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将污染排放；环境成本内在化，推行绿色贸易，避免环境恶化和污染国际转移等。
2.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贸易过程和结果”的和谐。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不计自然环境的经济投入基础之上的，暗含着自然资源不受限制的假设，没把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生产过程、商品的转移过程和商品的消费过程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染。随着人们对非贸易利益日益重视，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贸易活动成本最终必须包括为维护和弥补自然环境的人、财、物投入，通过把这些环境成本内在化使国际贸易达到社会总财富最大化。这就要求贸易主体的整体角色定位要从“经济人”向“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三位一体过渡。
3.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国家之间、国内外同行之间、企业主与员工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和谐。国家之间的和谐指各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减少贸易摩擦，拆除贸易壁垒，建立贸易和谐发展的平台；国内外同行之间的和谐指企业贸易行为要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拆台，扰乱贸易秩序，国内外竞争对手之间应树立“双赢”或“多赢”的理念；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和谐指要考虑员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不能不顾员工身体状况，随意加班加点、克扣员工工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和谐指要考虑消费者的价值最大化，不能只顾企业利润，不顾消费者的安全和感受。
4.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和谐。贸易道德规范和谐是指不同国家的贸易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通过贸易资源应该高度整合，达到优化配置；贸易行为规范和谐指企业运筹得当，竞争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即贸易从业者应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不能只求最大最快地占领国外市场而恨不得一刀将对手斩于马下，一家企业占领整个国际市场；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必须注重社会责任。外贸从业者要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在注重自身发展、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对生态环境等的责任。
四、人文贸易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对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人文贸易主义对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产生动摇。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遵循同样的原则。从微观上来看，如果个人在贸易活动中一味地优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导致各类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从宏观上来看，发达国家一味强调自身贸易利益最大化，就会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人文贸易主义强调人的问题不仅是满足简单的生理需求问题，还有如何提高素质、升华精神、维护尊严的问题，国际贸易活动由此获得了道德规范性。人文贸易主义这一思想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有深远的影响。
2.人文贸易主义对传统贸易理论漠视自然环境的思想提出质疑。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都是建立在不计自然环境的经济投入基础之上的。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都以劳动力为投入的惟一要素，隐含着自然资源不受限制的假设。因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世界处于统治地位，他们除了拥有本国的自然资源还可以从海外获取大量的廉价原材料。赫—俄理论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贸易发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各国应出口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这些贸易理论的共同点就是为了物质利益的增加而毫不顾忌地掠夺自然资源，但是却没把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贸易成本除了人、财、物外，还应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社会等，贸易的结果是综合效应最大化。
3.人文贸易主义对当代国际贸易研究提出新的挑战。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一些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应运而生。r·弗农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是一个动态的理论，它克服了以往贸易理论中关于贸易模式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的隐性观念。但是，该理论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发达国家的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已淘汰、高耗低效、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生态环境问题更趋恶化。格鲁贝尔等人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虽然拓展了贸易理论所解释的贸易现象的范畴，为国家如何创造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国家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理论依据。但是规模经济导致企业不断合并，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约束将更加具有全球性和并发性，极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扩散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为当代国际贸易研究者更注重人类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综合效益的提高提出新的挑战。
4.人文贸易主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的新工具。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预示着今后的国际贸易中，以人文贸易主义为借口的贸易壁垒，即“人文壁垒”将越来越多。国际贸易商品的质量、技术、环保都有国际标准，如iso9000、iso14000、sa8000等都反映了人文贸易主义精神。虽然目前这些标准大多以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但也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当它们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后，就变成合理化。一些国家为了稳定就业，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可能打着人文贸易的幌子，在现有各种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制定更加苛刻、综合、有效的新型壁垒来限制他国产品的进入。这些“人文壁垒”可能涉及到所有贸易品或渗透到贸易品的每个环节，更加防不胜防。总之，贸易人文化倾向与追求非贸易利益的盛行使得全球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以“合法”规则向发达国家加速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借口和新的工具。
五、人文贸易主义对我国外贸的启示
人文贸易主义是顺应人类发展而产生的，给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有深远的启示。
1.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种社会形态是否和谐关键在于它能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环境和稳定的发展前提。国际贸易的目的是积累更多的财富，提高生活水平，只有贸易参与者之间达到双赢或多赢，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一个国家或企业的国际贸易比较利益是在不正常条件下获得的，使一些人付出代价，这种贸易模式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被看作国家繁荣昌盛的保证，并积极推动世界的进步，而环境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贸易与环境问题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各国政府的关注，成为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相对较新，协调两者发展的问题还未得出明确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验证，寻找保证贸易与环境良性互动的有效协调机制。
理论上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贸易与环境都是人类促进生产、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均致力于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和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境界。但由于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现实中也会出现贸易与环境的不协调，体现在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因而要求将贸易与环境统一考虑，寻求统一的协调体系。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消除环境资源特性引发的不协调的根源，结合政府权威和市场规制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
协调工作是长期的有序的过程，为保证顺利的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明确地行动纲领、系统的依据、科学的协调途径作为指导。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产权界定，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制定合理的价格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工具，运用有效的税费政策，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主体的目标函数中，使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结合配套机制保障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探析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数学模型，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行理论分析和福利分析，探求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根本途径，从而反映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工作原理。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具备的优势，试图验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环境成本内部化；市场失灵；政府失效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出现，成为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借口，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贸易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贸易与环境能否协调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1.1.1问题的提出
国际贸易与环境本来是两股平行的发展潮流，但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课题。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逐渐高涨，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全球环保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称为“经济发动机”的国际贸易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1]。从而，贸易与环境两股潮流开始不断碰撞，人们开始探索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贸易增长与生态环境稳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要求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建立起协调发展的机制，实现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贸易同步发展。
1.1.2提出的意义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这一热点问题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深层次看，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又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一角度来说，解决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的增长。因而将环境纳入到贸易中已成为必然趋势，探索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一种协调两者关系的有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从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入手，建立为以解决环境资源外部性和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冲破仅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不仅深化了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理论内核，而且将贸易与环境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为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找到了新工具。从而，切实保证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增长。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作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对贸易与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1.2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将环境作为主体，以环境保护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二是将贸易作为主体，以自由贸易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
将环境作为主体的研究，认为只有进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才能使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托马斯·安德森(thomas.anderson)、卡尔·福克(folke.c)、斯蒂芬·奈斯德姆(nystrom.s)都认为人类是生态环境的寄生虫，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美国经济学家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使环境保护主义者观点的最有力实证。美国另一位环境学家christian 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和不可占资源，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空气、大气等，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自由贸易无法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的恶化。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vogt)和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ehrlich)等，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零增长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单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那么100年内地球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据此可以推论出他们对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由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采取自由贸易而不进行环境保护必将引起环境的恶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建立的“环境禀赋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贸易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总结其主要观点得出结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是贸易所得长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的负效应。
关键词：人文贸易 增长方式 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
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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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全成本；比较优势；政府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1-0030-06
一、引言
对国际贸易学说史的回顾与梳理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因。古典贸易理论中，为克服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现象之难题，以托伦斯、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构造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单一劳动要素、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条件下，从国家之间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异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以赫克歇尔、俄林等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将假设前提从单一劳动要素拓展到多种要素，但依然坚持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条件，从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以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为代表人物的新贸易理论将假设前提拓展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部分新贸易理论模型甚至假定运输成本为正而不为零），在这些更为现实的假设条件下，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①[1]；发端于梅勒茨（Melitz，2003）[2]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②进一步将分析视野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微观层面，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的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3]；樊瑛，2007[4]）。从方法论上看，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是相对优劣的核心思想（陈寿琦，1982）[5]，其理论精髓在于“相对比较”，即“双向的纵横之比较”（梁琦、张二震，2002）[6]，这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二字的实质所在。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和贸易理论的演化，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即该理论的要素观和成本观）却存在着明显的广义化和多元化趋势。通过坚守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并拓展其保护带，我们曾提出“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念，并证明了如下命题：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杨青龙，2010）[7]。所谓“国际贸易的全成本”（full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从内涵看，它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或地区）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它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为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为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为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为代际成本。“全成本”比较优势（也可称之为“综合比较优势”）是禀赋比较优势、制度比较优势、环境比较优势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的有机统一（杨青龙，2012a）[8]。③需要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
然而，现实中要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对各国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政府在市场中积极作为，方能形成对外贸企业具有约束力的“全成本”，从而促进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为此，本文先考察政府的政策目标，再分析政府为实现相应目标的政策手段，最后指出政府在四大成本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二、政府的政策目标：“两对理性”的相容
传统经济学证明，在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对此，亚当·斯密已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给予了详细证明。然而，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表明，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也即现实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冲突。不仅如此，由于人们的短视行为，在追逐短期利益的过程中，还可能违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长期理性，从而出现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通常没有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④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机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然而，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等要素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对它们的供给不足或过度使用。比如，相对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言，现实中好的制度总是供给不足；再如，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极易出现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生态平衡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减弱等现象，进而导致宜人生态环境（全球公共品）稀缺和“可持续性”（代际公共品）供给不足。
在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中，须在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基础上纳入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要素，在“基于相对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命题之基础上，尝试进一步纳入包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在内的广义成本分析。这是因为：（1）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需要采取贸易制度对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以约束，从而为贸易参与方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以便于各国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作为一种机会成本，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否则无法解释如下现象：尽管两国之间存在传统贸易理论所言的比较优势，但由于交易障碍大、贸易壁垒多，两国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在各种“贸易战”时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2）若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企业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减少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会增加整个国家的环境治理成本，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进一步说，这些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还会导致该国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弱化，从发展的时间维度看，这会强化代际负外部性，在此还存在着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3）若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个体理性追求该国（或该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努力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这种行为一方面可降低该国（或该地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但另一方面却增大了世界整体（或国家整体）的环境成本，这必然导致单个国家（或地区）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或整个国家）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进一步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纷纷向境外（或本地区之外）转移污染的行为也会对世界（或国家）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会强化代际负外部性，在此也存在着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可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不良现象在理论和逻辑上的展现。
交易过程中人们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可看作“交易外部性”（王颜齐、郭翔宇，2011）[10]，“生态环境破坏”可视为分析视野从经济系统拓展到经济—环境大系统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空间外部性”，“可持续性弱化”则可看作是分析范围从静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拓展到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时间外部性”。基于上述理解，“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杨青龙，2010）[7]强调同时将交易外部性、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内部化，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分析中同时考察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强调将交易外部性内部化，其意图在于将交易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促使人们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诚实守信；强调将空间外部性内部化，其意图在于将环境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促使环境保护与对外贸易发展的有机融合；强调将时间外部性内部化，其意图在于将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促使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对外贸易发展的有机结合。“全成本”分析的最终目标是：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等“两对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可将这一目标形象地表示为图1。
大部分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从供给和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因（海闻，等，2003）[11]，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分别从技术（劳动生产率）、禀赋、规模经济角度分析了相对生产成本差异，进而寻求比较优势的来源。在生产成本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之后形成的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地区、国家等）只顾及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都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也正因如此，只有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观进行新综合，才能为解决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较为普遍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各种空间负外部性和时间负外部性等问题提供战略和对策。
三、政府的政策手段：外部成本内部化
（一）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传统经济理论以资源稀缺性为逻辑前提，以收入或成本预算为约束条件，以利益（含效用、利润等）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以帕累托效率为评判标准，构造了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等，形成了看似“完美”的理论体系。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源稀缺性，但却认为依靠技术进步和价格上涨等机制，人们可通过研发活动逐步发明替代资源，从而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所有资源永远不可能枯竭。因此，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均是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而存在的。生态环境对污染的净化能力和对废弃物的吸纳能力是无限的，劳动、资本、土地、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等各类要素的供给能力总能满足经济运行的需要，经济贸易活动可永续发展和持续发展。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忽视了如下基本事实：其一，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是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其二，个别资源具有可替代性并不能表明一切资源均具有可替代性，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三，技术进步也存在自然法则极限（比如“热力学极限”），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可替代性不可能超越这些极限（伍世安，2010）[12]。所以，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作为稀缺要素，在经济贸易活动中不宜被简单地加以外生化处理。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对一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和发展绩效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制度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Nunn，2007）[13]，“与技术和禀赋的作用相类似，制度的比较优势也是国际贸易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鞠建东，2008）[14]。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在提供能源资源、原材料和吸纳废弃物等方面对经济活动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当前，日益衰减的自然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性要素（诸大建、周建亮，2003）[15]，从而须将生态环境纳入内生变量加以处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则表明，“可持续性”直接关乎经贸活动的长远发展，人类在为本代人谋福利的同时，也必须考虑“代际公平”，将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置于突出地位，否则当展一旦突破“可持续性”的极限，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便难以为继，故应将“可持续性”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因此，成本和价格不仅要反映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而且要体现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生态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进一步说，“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反映全部成本时，市场分配才是有效和公平的”（马士国，2007）[16]。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在构造“国际贸易的全成本”系统时，必须在现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将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内生变量范畴。
（二）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外部成本到内部成本
在经济学中，成本有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收益则有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分。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产生了外部性问题。
在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四大成本中，只有生产成本可在一定意义上视为私人成本，而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分别作为使用制度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和牺牲“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均属于社会成本。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其方法论基础是个体分析。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常常将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排斥在分析范围之外，将其归结为“市场失灵”，并认为由于技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成本往往难以通过价格计算，进而难以通过货币结算，从而不可能将他们纳入市场体系，政府为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以及在治理生态环境、维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开支是一种公共支出。
经济学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中心议题，以效率为基本导向，经济分析追求如下“最小—最大”目标：同等收益（或产出）时的成本（或投入）最小化，同样成本（或投入）时的收益（或产出）最大化。其中，“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17]。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它不仅牵涉企业个体，而且必然影响社会整体。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到：一方面，在经济系统内部补偿各项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将机会主义等行为对应的成本表现在国际贸易的成本系统中，从而将“交易外部性”内部化；另一方面鉴于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存在空间外部性、在静态系统与动态系统之间存在时间外部性，应通过推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建立健全各类资源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从而尽可能将各类空间负外部性和时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其中各国为缓解生态环境破坏和推进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所运用的有关措施，如资源环境税费、资源能源储备制度、各类资源基金制度、对部分稀缺资源出口的惩罚性关税或出口配额措施等，正是将环境成本或代际成本内部化的典型表现。因此，可将“全成本”形成过程形象地表示为图2。
可见，“国际贸易的全成本”除了包括生产成本外，还必须涵盖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四、政府扮演的角色：守夜者、规制者、调节者、守望者统一于一身
为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两种思路：其一，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这种思路不否定人类的个体理性和短期理性，而是通过重新进行机制和制度设计，使人们在新的机制和制度下追求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过程中，同时也实现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其二，引入政府干预。这种思路认为，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通过采取税费、罚金、补贴等手段调整人们的成本和收益预期，让人们主动适应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从方法论层面看，这是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前者的思路是从个体（短期）理性到集体（长期）理性，属“市场”方法；后者是直接通过干预实现集体（长期）理性，属“干预”方法。本文认为，抽象地讨论“市场”与“干预”孰优孰劣的意义其实并不大，现实的经济运行往往既需要“市场”，也需要“干预”，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样如此。为此，本文主张通过两种手段的有机结合，在尊重个体理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设计逐步实现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要素利用过程中的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其中，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由比较优势驱动，而比较优势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驱动机制，进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要素在消费方面往往具有非排他性和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并且很多时候在技术上难以对其进行分割，因此仅仅依靠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相容和统一的目标。比如，美国曾经出现的基于“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源环境产权设计方案就广受批评。
当然，在经济运行中也可能出现“政府失灵”。传统干预理论暗含的三个假设前提分别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忠实代表、政府决策具有充分和完备的信息、政府干预的成本为零，这些前提在现实中往往难以成立，于是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许纯祯，1999）[18]。其一，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政府并非彻底的公共利益的忠实代表⑤，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会偏离帕累托最优。其二，政府的决策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和完备，进而其决策难免出现一定偏差。其三，政府的干预成本为正而不为零。此外，现实中存在“对作为人的政府的监督”“对规制者的规制”等诸多难题，并且政府履行其各种职能的效率和效果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不可否认，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属性，以政府为人，通过采取税费、罚金、补贴等广义价格手段，调整各个经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并由其各自作出决策，可能是一种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要求的“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重要手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政策设计，可以既通过市场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个体（短期）理性，也包括政府的干预，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市场”方法和“干预”方法有机结合而成的“广义成本”或“广义价格”手段。
因此，政府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要承担一定责任，必须同时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做“人”，在当代不仅要制定好各类贸易制度，而且要履行管理、分配资源环境的职责，对后代保证资源环境在代际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高辉清，2008）[19]。在国际贸易的成本系统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表现为：在生产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守夜者”（亚当·斯密语）；在交易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规制者”；在环境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调节者”；在代际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后代人的“守望者”。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界定和保护产权。显然，随着成本的广义化，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地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对成本形成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强，呈梯度推进态势。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等资源要素不仅具有数量上的稀缺性，而且具有本质上的有用性、归属上的产权性和计量上的价值性（杨青龙，2012c）[20]。其中，要素的产权性和价值性均有赖于政府来解决或组织解决，这凸显了政府在成本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全成本”概念不仅包括市场条件下的生产成本，而且包括政府规制下的交易成本、政府调节下的环境成本和政府“守望”下的代际成本。
总之，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成本内部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可能在于它对比较优势格局的改变。成本内部化的累积效应，将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它将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1]。因此，当前贸易理论需要同时纳入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要素，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中，既要纳入交易成本，还要使空间外部性内部化（纳入环境成本）和时间外部性内部化（纳入代际成本），从而需要新增三项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最终形成以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为子系统的“全成本”系统，它应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注释：
①当然，对于能否将新贸易理论归结为比较优势理论，理论界尚存在一定争议。但正如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和Helpman，1989）所指出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和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分别是先天获得和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由于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都坚持了“相对比较”的内核，它们都是经过拓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将李嘉图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认定为“狭义比较优势理论”，那么可将新贸易理论归结为“广义比较优势理论”。
②与传统理论不同，该理论假设每一个产业内包含若干异质性企业，企业的异质性主要体现为生产率不同及其导致的组织形式不同。模型分析结论认为，高生产率的企业将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贸易的开展甚至可能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产业，这种产业内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提升整个产业的总生产率。
③限于本文主题，在此仅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作简要阐述，更详细的讨论可参阅杨青龙（2010）和杨青龙（2012a）。
④将制度和生态环境理解为要素范畴并不难理解，难点在于如何看待“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要素。笔者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代际公共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时间性、后代人“缺位”等特征。在当代人仅考虑其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决策机制下必然出现“可持续性”的供给不足，进而它会成为一种稀缺要素。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就是本文中的“代际成本”（inter-generational costs）。关于“可持续性”与代际成本的关系，两种极端情形是：其一，一国经贸可永续发展（即“完全可持续”）时，代际成本为零；其二，一国经贸发展完全不可持续时，代际成本趋于无穷大。现实情况往往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代际成本在现实中存在且为正。总体来看，代际成本与“可持续性”负相关，即：可持续性越强，代际成本越小；反之，代际成本越大。更详细的论述可参阅杨青龙（2012b）。
⑤新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考察表明，现实中的政府既非“仁慈的政府”（追求集体利益），也非“自利的政府”（追求个体利益），而往往表现为“民主的政府”（兼顾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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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Cost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Yang Qinglong1， Wu Shian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关键词］ 比较优势；贸易条件；技术差距；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7－0017-05
一、当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争论的实质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对发达国家技术、市场依赖的日益加深，加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加剧了国内就业、消费不足问题，形成了贫困化增长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对新苏州模式――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再思考为契机，国内学术界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新一轮大讨论，希望能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
在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评论上，学者们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为代表，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正确，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完善市场调节，扩大开放，利用比较优势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他们认为，人为的干预产业结构，搞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发展迟缓，寻租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形成阿根廷式的危机。其中一些人更提出，只要依据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进行自由贸易，就能走上发达之路，贸易条件和产业结构无关。另一种是以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等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很满意，认为过度地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引进不太可靠，依靠私人企业来促进产业技术开发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规模经济与外部性等，也不太现实，必须依靠政府的适度贸易保护和适度产业干预，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一定产业一定时期的逆比较优势发展，我们才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中国不利的贸易条件，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紧密相关，而且关系很大。
两种发展观的争论实质上还是静态的比较优势观和动态的比较优势观的分歧，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理论的基本分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要素禀赋论和雷布辛斯基定律构成，特别是后两个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依据自己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要素均等化趋势就会不断地缩小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随着贸易的发展，要素禀赋的改变，一国可以自动地发生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由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克鲁格曼等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组成。该理论强调市场只关注短期利益，容易运转失灵，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导致长期利益的损失，形成马太效应。只有通过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失灵不存在），采用逆比较优势战略，扶植幼稚产业的成长，主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经济的赶超，达到资源长期的最优配置。
两种发展观点都强调自己的战略是最优选择，其基本理论都经历过历史的实践检验，都有其成功的例子，那么，对于中国，哪种战略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呢？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自由贸易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否会导致后发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贸易得益的减少，如果贸易条件恶化确实存在，贸易得益在减少，适度贸易保护就是必要的，政府的产业干预政策也是必要的。如果贸易条件恶化不存在，贸易得益增加，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市场调节和自由贸易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后发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在恶化，贸易得益是否在减少呢？
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虽然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贸易条件恶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这和几个因素有关，如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供给过于刚性，收入弹性低，很容易导致供过与求，价格下降，并且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进一步恶化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得益，过于激烈的竞争、工业品的替代效应也经常导致初级产品生产国产生贫困化增长，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但对于工业品生产国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产品需求弹性高，供给弹性高，收入弹性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其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使供求大体平衡，并保持在某些工业品上的生产垄断，贸易条件相对优化，而且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较快，贸易得益也就较多。因此，相对于工业品生产国而言，生产初级产品的后发国家存在着商品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贸易得益的相对减少，基于此结论，后发国家经济学家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然而，仅仅工业品所占产值比例的增加还是不够的，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不仅是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且，工业品内部不同类型的工业产品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如初级产品对轻工业产品，轻工业品对重化工业产品，重化工业产品对高新技术产品，都存在着贸易条件恶化的迹象。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密集度，因此，各国就处于产品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产品最大区别是其对技术水平要求的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就在产业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相对而言，那些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国家对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对于生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家都处于持续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状态。因此，产品周期理论得出一个结论，即决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不再是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天赋要素，而是后天开发的技术要素。一国的贸易条件与其所处于的技术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技术要素已经成为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看待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再是看其生产什么产品，而应该看其产品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使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由于使用不同的技术，处于产业发展的不同周期，因此其贸易条件是不同的，贸易得益是不同的。
虽然，初级产品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持续的贸易条件的恶化之中，但对于一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商品贸易条件的改变，而是自己贸易得益的改变。由于贸易条件与一国的技术地位紧密相关，当一国的技术进步比较快、产业结构升级比较快时，其出口和进口的商品贸易条件都将得到不断改善，其贸易得益大于贸易损失。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比较慢、产业结构升级也比较慢时，其进出口的商品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其贸易损失大于贸易得益。因此，对于一国来说，不同技术类型商品之间的贸易条件虽然是在不断恶化的，但是，一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改变自己在世界技术分工中的地位，突破静态比较优势分工导致的贫困化增长趋势，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
可见，不同类型的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变化却是主观的，它取决于一国技术进步的相对速度，如果一国技术进步明显快于别国技术进步速度，产业结构转换较快，则一国贸易条件会不断改善，否则，如果一国技术进步速度明显低于别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因此，技术进步速度快慢是一国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一国贸易条件是可以动态改变的，不一定存在长期的恶化问题。
三、新技术发展阶段论与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历史的经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渐进的现代化还是后发成功国家的赶超现代化，都有一个贸易保护的过程，经济史上前者叫重商主义阶段，发展经济学上后者叫幼稚产业保护阶段，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被称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总括起来，似乎工业化发展过程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保护阶段，无论重商主义还是幼稚产业保护、战略性贸易政策，都主张第一阶段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促进新产业的赶超发展，待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渐缩短或获得产业竞争优势、改变自己的贸易条件后，再进入第二阶段，即自由贸易阶段，由注重长期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益到注重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让市场自发调节资源的配置，其中关键的还是技术进步。
相对而言，古典式的技术赶超模式比较简单，因为当时工业结构比较简单，各国之间技术差距不大，一国可以引进的技术很少，很快就达到引进的极限，要赶超先进国家，第一步就是贸易保护，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其达到一定规模和竞争力；另外，当时科技知识积累也不多，各国相差不大，新技术开发机会很多，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辅助设备，也不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协助，使很多国家都有机会开发新的产业。因此，当时后发展赶超成功的有影响的国家比较多，如德国，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门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国家再要想实现赶超，其要跨越的产业链已经非常长，要求投入的资金和技术也非常多，还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及辅助设备、基础设施作为铺垫，对政府的动员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并且，由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后发国家将要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因此，对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十分困难，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很多国家将要跨越的不是德国、日本崛起前要克服的轻工业劣势，而是比韩国还要艰难的跨越轻工业、重化工业、电子工业、信息技术、航天工业、生物技术等一系列产业劣势和技术差距，因此，后发国家的赶超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想同德国一样直接楔入重化工业，迎头赶上已经基本不太可能，因为今天的技术更为复杂，需要大量的相关产业来支撑，而后发国家缺乏基本的条件。因此，很多国家现在还大搞跳跃式的进口替代或次级进口替代战略，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期迎头赶上，那是不切实际的，必然会带来投资效率的低下，发展的失败，导致得不偿失。因此，工业化的赶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好地规划，要充分利用各种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相对先发国家来说，后发国家可用的技术更多，对于一些常用技术，可以通过大量招商引资及技术购买来获得，从而节约技术开发成本，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收入。然而，可以廉价引进的技术一般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或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基本上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没有什么竞争，这些技术或产业一般利润较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虽然这些技术的引进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一国的贸易得益，但要实现一国经济的赶超，仅靠发达国家这些水涨船高式的淘汰技术是不行的，还必须不断地根据发展需要，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笔者认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传统的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两阶段发展论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后发国家的发展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转换不断改变自己的技术发展模式。根据当前的情况，后发国家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技术引进为主，因为随着发达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技术已失去垄断价值，成为常用技术，引进容易，而且价格便宜，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加速自己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虽然该商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商品来说依然处于绝对恶化状态，但我们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一国相对贸易条件，这时静态的比较优势是分工的基础，资源配置效率高。这一阶段如果不顾本国现实，什么技术都要自主开发，或跳跃式赶超，做力所不及的事，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紧张与浪费并存，造成发展的失败，这也是中国解放后长期进口替代政策失误的原因。但技术引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会成本递增，当产业结构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压力后，其可获得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导致技术进步受阻，产业结构升级困难，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大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形成贫困化增长，资本由于产业利润低，大量闲置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就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在第一阶段，台湾地区比韩国做得好，充分地利用了静态的比较优势，但在第二阶段，台湾地区依然执着于静态的比较优势，未能积极地创造动态的比较优势，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发展就不如韩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发国家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发达国家也不希望出现另一个日本或韩国，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就进入第三阶段，必须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将动态的比较优势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平衡与微观效率，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跨越式赶超。
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刚刚进入中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因为引进技术容易且成本低，可以节省时间和资金；并且因为资本稀缺，也没有能力实行产业政策。但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技术引进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资源闲置很多，应该逐渐加强技术自主开发力度，打破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促进资源的长期有效配置。然而，由于越到较高技术产业阶段，其投资规模越大，规模效应和正外部性越明显，对基础设施与支持产业要求越高，而且投资周期长，风险大，这就需要一定的产业政策的支持，以促进新产业的成长，有时候，政府甚至不得不亲自担当起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长期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受西方优越论的影响，后发国家的国民普遍有一种崇洋心理，喜欢优先购买国外品牌商品，这也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开发不利，必须通过国家采购、市场保护等有效措施来保证民族高新技术企业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扶植其尽快成长。
四、认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重构经济发展战略
解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解放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走技术自主开发之路，重复开发严重，技术进步速度慢，投资成本大，资源利用效率低，虽取得有限的进步，但付出成本太大，并拉大了和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纠正了前一阶段的失误，大力引进技术，赢得了开发时间，节约了资本，改善了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得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技术瓶颈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转换困难重重，贸易条件恶化，有些产业陷入贫困化增长，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引进技术越来越难，比例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国外企业技术垄断现象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的技术开发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否则，依靠静态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前有发达国家的垄断，后有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夹击下，必然会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陷入贫困化增长而不能自拔。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有限的产业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形成动态的比较优势。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中国实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有自己的优势，一是资本充裕，西方国家只是从绝对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本量，这是错误的，虽然中国资本绝对量并不多，但由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发展十分成熟，竞争十分激烈，投资风险增加，技术瓶颈制约了产业升级，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使产业利润十分微薄，大量资本被闲置，将这些低效利用的资本用到对改善未来中国贸易条件关系重大的新兴产业中去，恰恰是对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二是外汇瓶颈不存在。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可以影响一些商品的贸易条件，通过减少一些过度竞争，贸易条件恶化厉害的产业的投资与产出，反而可以优化贸易条件，甚至增加贸易得益。而且，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不会因为某些产业的衰退就出现贸易逆差。三是分摊成本，中国实行的是梯度开发政策，技术的加快进步，有利于中国各地之间的产业转移，提高各地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否则，像现在一样集中于有限几个产业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各地的贫困化增长。四是充足的人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都有利于新产业的技术开发。五是国家较大，可以兼顾动态与静态的比较优势，协调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的资源配置，而不会导致发展的失调。
对于实行怎样的产业政策，后发成功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如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通过关税、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目标产业的发展，完善市场、产权机制等等。笔者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实行产业政策要注意三点：（1）实行的是赶超式的工业化战略而不是跃进式的战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讲究的是速度要快，产业政策应该遵循轻工业―重化工业―信息产业―生物技术这样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模式，而不是舍易就难的式不顾自己的条件企图迎头赶上，这是不现实的，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2）产业政策的成功需要一个有力、廉洁的政府，在市场失灵较严重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建设，约束政府寻租和官员腐败，另一方面应该选择副作用最小的政策，防止双重失灵。（3）市场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有力刺激因素，因此，应该尽快破除国内严重的行业垄断、区域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在产业战略实施的主体选择上，应该把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私营企业作为主要对象，确保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较高效率。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化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撕裂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人的异化，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中国必须摆脱对西方式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致力于创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赶超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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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1-0042-03
一、 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最早是由R．A．Mundell(1957)提出的，他认为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Beldelbos 和 Sleuwaegen(1998)的研究支持了R．A．Mundell的结论，即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然而，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此理论越来越不能解释贸易与投资共同发展的现实。于是便产生了以K．Kojima(1973)为代表的投资促进贸易理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此外，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提出了贸易和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的补偿贸易模型。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从产业角度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得出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因部门而异的结论。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问题。刘恩专(1999)提出投资的贸易效应会受到投资动因、行业与产品特性等影响。刘红忠(2001)运用邓宁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刘志彪(2002)认为利润决定了一家公司是选择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李东阳(2002)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出口引致效应、进口转移效应、出口替代效应和反向进口效应。蔡锐和刘泉(2004)运用岭回归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对进口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而向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对出口促进效应更显著。孙艳红(2005)对我国国际贸易与双向FDI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国际贸易对双向FDI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较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小。张如庆(2005)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李建萍(2007)对我国不同行业部门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出口贸易规模产生影响，而且对贸易结构改善也起到一定作用。李文(2008)从总量和行业角度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正的。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利用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固定参数模型来研究，这些都是静态分析方法，不能揭示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动态演变过程和特征。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其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 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系统的状态空间模型来建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变参数模型，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从而更加深入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关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于无法从国内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各期完整的数据；同时由于商务部(包括原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只反映了经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过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而未反映未经官方批准的投资，因此，1980—2008年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选用联合国贸发会议FDI数据库公布的数据(stats．unctad．org/FDI，2010年6月29日)。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对外贸易指标一般使用贸易开放度来进行衡量，最早的贸易开放度是使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虽然这种度量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简单直观，在实证分析中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因此，本文选用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对外贸易的度量指标，梁莉(2005)做了相同的处理。1980—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提供的数据。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用ODI、IMEX、GDP表示。对外贸易用OPEN表示，并且有OPEN=IMEX/GDP×100。
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变换不会改变数据特征，但是却可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问题，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使用变量的自然对数值，分别用LNODI和LNOPEN表示。
高春玲王丛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分析
三、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是动态模型的一般形式，由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构成。在变量之间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时，要求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否则所建立的模型将是伪回归。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变量必须是同阶单整的。因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采用最常用的ADF检验法对LNODI和LNOPEN进行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步长根据Schwarz准则确定，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变量LNODI和LNOPEN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由于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不能确定具体的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下面采用非平稳序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LNODI和LNOPEN之间的因果关系，以确定状态空间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可见，我国对外贸易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对外贸易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尽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但它们之间也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三)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与估计结果
1.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且对外贸易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对外贸易的原因。因此，构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量测方程： LNODIt=c+αtLNOPENt+ut(1)
状态方程： dt=c1ατ1+vt(2)
上式中，LNODIt和LNOPENt是可观测变量，变参数αt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反映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关系的改变，称为状态向量，是不可观测变量，需要利用LNODIt和LNOPENt来进行估计。方程(2)是状态方程或转换方程，它描述了状态变量的生成过程，在(2)中假设变参数αt服从一阶自回归AR(1)模型。ut和vt分别是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的扰动项。
2.变参数模型的估计结果
使用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与估计，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得到变参数模型(1)和(2)的估计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LNODIt^=5.2407+αtLNOPENt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自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在这30多年的不平凡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远远高于世界同期的对外贸易增速中，从占全世界贸易比重的1%提高到11.2%仅仅用了三十五年。与此同时世界货物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国也由此而得，在全球货物对外贸易的排行榜上上升了三十一名，跃居第一，成为世界上的货物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国。贸易伙伴的增加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标志，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再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几十个国家的惨淡场景。多元化的对外贸易经营格局体现在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变化，如今已是民营、国有和外资代替了单一的国有对外贸易公司。在我国对外贸易如此发展壮大的同时，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也在慢慢发生着改变，研究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创新对我国新常态时期的对外贸易有着重要的意义。贸易政策是重要的经济调节的方法，在这演变的过程中也逐渐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中越来越重要。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在大量的对外贸易中税收中应运而生。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之所以在不断调整，与其定义的主题是密不可分的，贸易保护和自由都是追求的目标，因此各国的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因此而变化着。对于我国而言，目前经济和对外贸易都正处于新常态的时期，如何在贸易矛盾争端不断的国际贸易中更好的将对外贸易政策应用到维护我国的利益中，不断创新对外贸易税收政策，完善其创新体制，是我国目前亟待研究的重点。
二、税收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创新历程
在对外贸易中运用的税收政策，源自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税收政策的不断创新和改变中，对外贸易中的税收政策主要在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这两个主题内容上进行改变。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无论是在传统理论支撑下，还是新时期的理论研究中，重要的都是反映这各个时期不同国家对外贸易地位和对外贸易需求的情况，贸易税收的政策也广泛应用于各个时期的贸易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税收政策在古典理论支撑下的情况
古典的贸易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是在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要素为基础，综合分析贸易与分工的产生情况。其中古典贸易中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要素禀赋理论都起到基石的作用。在贸易税收政策上，把贸易自由化和福利最大化作为主要目的，弥补关税带来的福利损失和分工优势劣化的弊端，强调各国降低甚至取消关税，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外贸易的限制，大力支持贸易自由化。
2.贸易税收政策在贸易保护主义时的情况
贸易保护理论强调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一定要对进出口进行相关干预。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学说中幼稚产业保护论、重商主义、“中心一”等都是有提及。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要保证本国产业的发展，同时依靠出口退税刺激对外贸易带动自己国家的发展。
3.税收政策在新贸易理论支撑下的情况
在上世纪末，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被经济学家纷纷引入对外贸易的理论中来解释解决在国际贸易中初现的各种新问题。新贸易理论中指出如果贸易只在一国中不对外贸易，则产品差异需求和规模经济之中的矛盾将不能解决，也正因为产品差异化需求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企业可以有机会获得垄断能力。国际贸易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可以通过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层次和批量的产品，既使消费者满足于对相同产品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自然化解。新贸易理论下的贸易税收政策主张政府通过税收和产业政策，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各种支持，使其获取规模经济。通过上述的分析，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经历了漫长的创新改变的历程，而不同对外贸易的俄税收政策的应用也源自于不同时期学术专家研究的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来说，自由贸易理论要求降低甚至取消对于关税的限制，减少政策对于贸易的干预，换个角度讲，贸易保护理论则主张通过各种限制措施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和本国的出口对外贸易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调节和发展各自国家贸易的重要手段，是本国的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的延伸，因此各国相当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制定。
三、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调整
新常态时期，全球一体化的合作更加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也会做出新的自身定位和调整，一系列的对外贸易优惠政策也因此而备受关注。
1.新常态时期我国贸易政策的变动
在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中关税是其核心的部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本国产业不受影响并增加财政收入。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关税水平在逐年的下降，对于关税发挥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越来越削弱了对我国自己产业的保护。关税进一步的下降必然会影响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从具体的方面进行分析，关税的下降必然会刺激外国产品大量涌入我国，也会带动我国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关税收缴的基数增大所收税额总数必然也处于增加的状态。我国进出口数额增加，相对弱小的产业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关税的降低就会造成其保护产业的作用降低。除了关税之外，出口退税是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新常态时期下，我国大力升级推进改革开放，在这过程中利用出口退税，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我国产品出口，保护我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变得越发重要。但在分析近些年来我国出口退税的情况，不难发现其功能偏离了预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究其根本是对出口退税改革不彻底带来的资金短缺情况，不能及时到位的促进我国产品的出口并促进我国产业额的发展即是其功能出现错位的表现，从而不能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除了上述分析的两项内容外，反倾销税是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纷纷采用的保护各自国家贸易的有效方法。但分析目前我国保护本国产业的现状，不难发现反倾销政策的保护作用发挥的并不到位，仍需对其规定进行完善，跟上其他先进国家的步伐，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反倾销的功能。
2.针对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调整的思考
作为首要的是要重视并强化对我国本土产业的保护，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中税收政策的保护功能，凸显其保护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减弱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功能。不提倡关税的财政收入功能而重视其国内产业保护功能的其原因主要在于降低关税的同时要保证关税收入势必要增大税收基数，而扩大税收基数是扩大出口带来的变化，进口的大量增加即会冲击我国国内的产业，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凡是都有两面性，在关税税率升级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也要有节有制有度，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和弊端，尽量避免产生关税税率造成的贸易双方同构化和恶性竞争的现象。其次，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的相关规范，保护并鼓励出口，是“走出去”战略实现真正的走出去，在我国产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鼓励措施，实现对境外扩张的不断推进。对于发展势头良好且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且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应积极鼓励并保护其出口，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吸纳劳动人口促进就业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也要积极鼓励和保护，减轻其缴税压力，帮助其改善技术，促进技术革新，提升竞争力。采用不同的策略对待不同层次的国内产业的发展壮大。最后，加强对反倾销政策的运用，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分工与合作，避免反倾销税冲击我国的产品出口。与关税和出口退税相比，反倾销税的可控性要差一些，而且不同国家的主观性很大程度影响反倾销的认定，反倾销滥用成为近几年来的不良现象。对于我国来讲，在谨慎使用反倾销税收政策的同时又要防止其他国家滥用反倾销措施对我国产业造成伤害。积极借鉴、建立和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法规，灵活的处理反倾销的方法和方案，预警其他国家的故意反倾销伤害，时刻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四、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创新的思路
1.站在长远贸易的角度分析研究
我国今年来的税收政策，发现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牵涉面极其广泛，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面临的难关，而且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很容易演变成国家之间贸易摩擦产生的导火索。因此，应站在长远贸易的角度深思熟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要更多的考虑全球化的大背景，明确了解自身的不足之处，在深入挖掘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及时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加强防范争端的能力，灵活应对贸易摩擦。
2.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
目前情况下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对外贸易中的摩擦一直不断，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贸易平衡发展是创新机制改革的重点。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创新机制时除了要贯彻国家的区域和产业政策的同时，重要的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作出合理的定位。对于新常态时期而言，在制定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时候，要保证税收政策的实用性，达到预期吸引外资的目标，使改革后的对外贸易税收政策能够积极鼓励出口，保护并引导我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另外，在挖掘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时时刻保证以其规则为基础，在履行自身义务的基础上，利用规则的空间充分发展本国经济。例如，通过纠正一些有违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努力构建统一的对外贸易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取消部分属于禁止性补贴范围的税收优惠政，消除对外贸易税收歧视政策等。
3.积极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由于相关制度的欠缺，造成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出口退税政策在调整和完善时存在一定问题。国务院确立“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等系列原则为我国对外贸易中出口退税改革提供了思路。由于在目前的出口中存在报关口岸、出口货源和出口企业不一的情况，造成很难掌握出口的产品的实际赋税，变相的补贴产生不必要的对外贸易争端。因此，一定要积极完善出口退税工作，引入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规范退税流程，杜绝骗税行为，不断升级完善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退税的制度完善出发，构建科学的出口退税制度。
4.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税收制度改革。
营商环境要与世界接轨，与法制相连；加强对贸易过程的监督与管理，使贸易变得更加快捷方便；进出口环节收取的费用需要规范化；面对外贸带来的摩擦，要积极主动应对；加大力度建设对外贸易的诚信体制；积极引领外贸企业快速调整企业结构，提高质量与效率，建立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将贸易与产业结合起来，以创新来推动进步与发展，努力协调好贸易政策与产业策略。从各个方位，整个过程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改进与更新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快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升级步伐转型速度，全面促进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创新机制的改革。
五、总结
1商品贸易结构的含义及发展脉络
蓝庆新(2001)曾将贸易结构定义为构成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经济联系，它包括贸易活动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比例关系。目前，商品贸易结构的研究还未形成单独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总可以看到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子。古典贸易理论的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表面看来是研究一国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安排本国进出口的问题，但实际上一国进出口产品的选择恰恰反映了本国的商品贸易结构状况，因此严格来说古典新古典理论探讨的正是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胡倩,2000)。在新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将讨论从完全竞争市场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提出了产业内贸易，并指出了生产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商品贸易结构的状态是清晰可辨的，那么不完全竞争理论则更进了一步，其指出由于生产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商品贸易结构也是不确定的(宵,200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将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而关于商品贸易结构的论述也变得更全面。
2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机制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假定技术和资源不发生任何变动，贸易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品的相对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Stiglitz,1970)，但是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也没有涉及贸易结构的问题。Baldwin(1992)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自由贸易的影响。他指出自由贸易不仅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效应，还会通过资本的动态积累促进经济长期的增长。他认为资本积累效应的获得只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没有任何关系。Mazumdar(199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未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新贸易增长理论更加强调了贸易可以通过技术溢出而产生动态效益，如研发活动的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扩大等等(Romer,1990)。Coe&Helpman(1995)进一步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内外资本品生产率存在差异，进口资本品并不一定会带来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反而会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资本品的边际产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综上所述，不管是新古典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强调了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根据贸易结构度量方法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根据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将贸易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以两类产品贸易额变化为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是最传统的，国内外不少学者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初期的分析，如蓝庆新(2001)等等。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出口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工业制成品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出口扩张。这类实证文章更多的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阐释商品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种分类方式相对宽泛，无法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同时这种方法并不能对贸易理论进行证伪。二是根据Baldwin和Mazumdar的分析将进出口产品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两大类，以两者进出口的相对数量比来衡量贸易结构(王永齐,2006)，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反映出贸易产品技术附加值这一更为重要的技术含量属性，同时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苏振东,周玮庆,2009)。三是用显示技术附加值测度技术的方法来度量贸易结构。关志雄(2002)最先给每一个贸易品赋予一个附加值指标。樊纲等(2006)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正，提出了技术显示附加值的原理，并以各国在该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作为权重。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对该指标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提出了新的假设和归类方法，认为权数应该是各国在该产品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苏振东、周玮庆(2009)利用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指标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发现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且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显示技术附加值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有很多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入产出法分析的不足，深入到产品内部，探讨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指标，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好地参考意义。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个成熟可靠的指标，目前这还未达成统一。
3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机制
3.1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述评黄晓玲(1990)指出，商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影响。产业结构提供了商品贸易结构的物质内容和活动范围，而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黄庆波、范厚明(2010)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对外贸易可以从三个途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息和方向；二是解决产品结构性短缺和过剩问题；三是根据不同产业作用的不同来调整产业结构。两者的实证关系也得到了发展。根据度量产业结构指标的不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按照三大产业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二是从生产要素密集程度来划分和研究产业结构，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正相关(李耀新,1995;李磊,2000)。三是以制造业为突破口用技术附加值来度量产业结构。Lall等(2005)指出，可以通过考察一国的出口商品构成便可得到该国所处价值链位置的间接证据。Wang&Wei(2008)设立了衡量价值链的出口商品结构不相似度指数指标，指数值越低，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借鉴这一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展商品贸易对提升价值链的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周振华(1995)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会产生巨大收益，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刘伟(1995)认为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结构演进。郭克莎(2001)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以中国为例，指出产业结构的瓶颈制约及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都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刘伟(2002)对全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14%、0.33%、0.54%。刘云峰(2004)、郭文(2007)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另外就某一地区来说，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实证检验，如徐捷锦等(2008)对重庆，虞斌(2010)对浙江，牛鸿蕾(2010)对江苏等等，产业结构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拥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3.3商品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改善商品贸易结构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间接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从理论上拓宽了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加深了对商品贸易结构的认识，更突出强调了改善商品贸易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测度指标难以统一，目前有关间接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十分有限，但是在后危机时代，加深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多种影响途径的重视仍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有效途径。
4总结和研究方向展望
在回顾评述了相关文献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1)商品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基本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只是在具体衡量过程中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同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2)商品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经过发展已经从表面的产品分类衡量深入到要素层面技术含量的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