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2 10:00: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货币基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了一系列贷款政策改革方案,扩大贷款项目的灵活性,并减少不必要的附加条件。之后,分别于4月17日和5月6日通过了墨西哥和波兰对IMF新贷款工具“灵活信贷额度”的总额达675.8亿美元的申请。本文通过评价其贷款政策的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提出我国应对策略。
一、IMF贷款政策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一)背景
随着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很多国家发现,它们的政策回旋余地受到更大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及时获得融资,而且融资的数额和形式得当,可以缓冲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在这个背景下,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通过下列措施对IMF的贷款框架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对IMF的贷款条件进行现代化改革;推出一种新的灵活信贷额度;提高IMF常规备用贷款安排的灵活性;将贷款限额提高1倍;调整和简化贷款的成本和期限结构;取消某些很少使用的贷款机制。此外,IMF还寻求大幅度增加其非优惠和优惠贷款资金,同时还准备改革面向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工具。
(二)具体内容
第一,贷款条件现代化。IMF通过两个主要办法实现这一现代化。一是更多地依靠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事先条件),而不是传统的(事后)条件,作为向各国提供IMF资金的基础。这项原则体现在新的灵活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简称FCL)当中。二是在所有的贷款安排(包括在与低收入国家达成的安排)当中停止使用结构性业绩标准。
第二,设立灵活信贷额度(FCL)。这是IMF对经济基本面、政策及政策实施记录十分强劲的国家实行的一项新的信贷额度。成员国可以出于危机防范目的而使用FCL。FCL的批准要求有关国家达到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并在个案基础上决定贷款限额。与传统的IMF支持的规划不同,FCL的拨款不是分阶段的,也不以政策谅解为条件。
第三,加强备用安排(SBA)。改革SBA(IMF使用最多的解决危机的贷款工具)的目的是提高其灵活性,并确保没有资格利用FCL的成员国能够将SBA用作危机防范工具。新的SBA框架允许前倾式借款,并且在该国的政策实力和所面临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性质允许的情况下,降低检查和购买的频率。
第四,将贷款限额提高1倍。将对成员国的非优惠性贷款限额提高1倍,新的使用IMF资金的年度和累计限额分别为成员国在IMF份额的200%和600%。
第五,调整和简化成本与期限结构。有效延长IMF贷款的宽限期并简化还款表。新的承诺费费率表(随预防性贷款规模增大而增加)将有助于降低IMF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不阻碍使用IMF资金。
第六,简化贷款工具。取消近期未被使用的一些贷款机制(补充储备贷款和补偿融资贷款)。
二、对IMF贷款政策改革的分析及评价
(一)改革措施体现了IMF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IMF长期以来忽略对主要发达国家和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督。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后,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了旨在改革IMF的工作组,体现了其对各成员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呼吁的积极回应。
以“灵活信贷额度(FCL)”的设立为例,FCL的条件代表了对早先的“短期流动性工具(SLF)”的增强,SLF将因此终止。为了帮助成员国抵御危机,IMF于2008年10月设立了SLF贷款项目,但由于贷款期短、金额有限等原因,迄今没有发放出一笔贷款。尽管SLF也只针对表现非常强的成员国,但它的几项设计特征(包括贷款数额有上限,偿还期短,以及无法用于预防目的)限制了其对潜在借款国的有用性。FCL既可用于防范危机也可用于解决危机,专门针对表现非常强的国家,各项特征非常灵活。FCL的灵活性体现为:确保有资格的国家能够在没有持续实施的(事后)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先期获得大量IMF资金;可续信贷额度(有关国家可自行决定最初期限是6个月,或12个月);较长的偿还期(3.25-5年,而SLF的滚动期最长为9个月);对使用IMF资金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的上限,在个案基础上确定限额(SLF的上限是份额的500%);具有在任何时候提取信贷额度或将其视为预防性工具的灵活性(SLF不能被用作预防性工具)。
(二)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增强借款国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IMF所实施的宏观经济业绩计划中通常附加结构性条件。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对有关国家所实施的贷款计划以及1996年对俄罗斯的贷款就是如此。一国在制订调整与改革计划时,这些计划必须更多地是由本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订的,即国家对这些计划应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与此同时,IMF在提供贷款时,须附加贷款条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结构性条件实绩标准给借款国国内政策的余地太小,因而会削弱国家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从而会降低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如果结构改革对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非十分重要,那么在实施这些结构改革上的失误会削弱社会对总体改革计划的信心,从而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引发负面反应。本次贷款政策改革后,IMF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今后借款国增强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
(三)更多依靠事先条件提供资金的方式,有利于具有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在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迅速获得资金,但操作非常困难
依靠事先条件的方式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在减少贷款条件后,必须有更严格的预选程序来选择那些符合条件的国家,以确保IMF的贷款得以偿还。它符合这样一条原则,即一方面要保证IMF资金的安全,另一方面要鼓励相关国家在向IMF申请贷款之前,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资金,从而使IMF成为最后的贷款人。显然,选择具有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就可以减少那些明确的贷款条件。
这种方法的最大缺点是:会降低IMF资金的安全性。此外,事先选择国家的条件较高,可能会使得许多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无法获得IMF的贷款。当一国政策恶化时,这也是IMF所应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一国不符合IMF贷款所设定的条件,这本身就会加剧危机。
(四)贷款政策改革并未改变美国和欧盟试图通过其实际控制的IMF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FCL有助于危机影响国得到资金缓解国际收支困难,但是,符合FCL严格的“事前条件”的国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获得FCL。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是FCL的核心,旨在表示IMF对合格成员国的政策及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能力具有信心。根据IMF的说明,确定资格过程的核心是就以下方面对成员国做出评估:一是拥有十分强健的经济基本面和体制政策框架;二是正在实施非常强劲的政策,并且过去具有持续的实施记录;三是仍然承诺在今后继续实施这种政策。
评估FCL安排的资格时使用的相对标准包括:可持续的外部头寸;以私人资本流动为主的资本账户头寸;具有国家以有利条件稳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记录;在预防性基础上申请FCL时具有相对充裕的储备头寸;健全的公共财政,包括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头寸;在稳健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框架下,具有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银行清偿能力不存在问题,不会立即造成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威胁;有效的金融部门监管;具有数据透明度和完整性。不难看出,以上标准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
IMF在4月17日和5月6日先后通过墨西哥和波兰的FCL申请。这两个国家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接受过IMF的附带严格条件的贷款,其国内经济金融结构和资本开放早已向着美欧希望的方向改革,美国和墨西哥、欧盟和波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相当高。FCL一旦使用,将有利于美国和欧盟在墨西哥和波兰受困的资金安全撤离,因此,FCL的实际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和欧盟。难怪IMF管理层在不同场合高调宣传FCL,并对FCL的使用设置极其宽松的条件(高额度、发放迅速)。
三、中国对IMF贷款政策改革的应有态度
第一,FCL的灵活性可能危及我国对IMF的出资安全。我国可对此工具持谨慎态度,在讨论其未来的制度框架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我国利益。FCL对使用IMF资金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的上限且具有在任何时候提取信贷额度的灵活性,这对IMF的资金安全构成了威胁。近日,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的蔓延必将对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从而增加其使用FCL的可能性。由于对墨西哥和波兰使用FCL的讨论将决定该工具未来的制度框架,中国作为出资国,应高度关注IMF对墨西哥和波兰申请使用FCL的处理情况,并在对贷款使用的后续讨论中提出上述关切,督促IMF尽快对FCL的关键细节和程序进行评估和说明。同时可联合“金砖国家”呼吁IMF将救援重点放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兼顾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同时维护我方利益。
第二,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增强借款国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符合我国一贯立场。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给予借款国政府在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时更大的决策权和灵活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争取的结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三,加强备用安排、提高贷款限额、简化贷款结构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利,我国可敦促IMF尽快明确这些改革措施的操作细则改革备用安排(SBA)可以使没有资格利用FCL的成员国能够将SBA用作危机防范工具;提高贷款限额使成员国确信它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满足融资需要;调整和简化成本与期限结构有助于建立从IMF借款的正确激励机制;改革优惠贷款机制可以增强IMF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短期和紧急融资的贷款工具。这些措施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利,但是IMF并未明确这些措施的实施细则,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申请使用新的贷款工具的难度,不利于这些国家及时利用IMF资源抵御危机。我国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IMF尽快出台便于操作的细则。
第四,对于欧美等国要求我国出资的呼吁,我国可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各国按份额共同承担责任、多种方式融资和自愿参加”的原则。份额增资是IMF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应尽快推动,在显著充实IMF的可用资源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更大幅度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使份额分配更能体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应加快启动并完成IMF第14次份额总检查,尽早设计和通过新的份额改革方案,并为改革制定有时限、有约束力的路线图,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争取早日实现份额增资。在份额改革的基础上各国可按份额比例通过多种方式(包括购买IMF债券)做出贡献,这将迫使欧美等国等比例出资,从而减轻我国因储备规模较大而承受的外部压力。在上述增资方式仍然不能解决IMF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可按照自愿原则决定出资数量,从而为我国今后开展工作留出空间。IMF应以创新、务实的态度积极探讨各种融资方式,充分考虑出资国对资金安全、合理回报的要求,并贯彻出资贡献与权利对等的原则。
参考文献:
1、IMF,IMF implements major lending policy improvements[EB/OL].省略/external/np/pdr/fac/2009/032409.htm.
2、IMF,IMF Approves $47 Billion Credit Line for Mexico[EB/OL].省略/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CAR041709A.htm.
以琴推学效应凸显,“一言堂”强压下女儿“恨死了父亲”
河北省邢台市晶牛集团纪委副书记柳亦农曾经是一名军人,在部队因伤致残少了半只右臂,1985年他退伍到晶牛集团工作时,女儿柳雪刚满两岁。柳亦农对在企业当会计的妻子徐宝珍说:“常言道人不磨不成器树不修不成材,我准备好好培养咱闺女,从今往后闺女交给我来管!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对孩子严加管教,你可别护犊子!”徐宝珍“噗哧”笑出声:“你是孩子亲爹,再严还能严到哪儿去?孩子一抹泪看你心疼不心疼!”
徐宝珍没想到,丈夫对走路还不稳当的女儿,竟严到了离谱:夏天天气炎热,柳雪想吃支雪糕,可徐宝珍刚掏出五毛钱,柳亦农硬生生又塞回包里:“不能养成她吃零食的坏毛病!”见邻居家小朋友穿了件崭新的花裙子,柳雪也想要,刚一开口就被爸爸噎回去:“小小年纪就跟人比吃比穿?不买!”柳雪对总是板着一副冷面孔的爸爸充满了敌意,又畏惧又抵触。
柳亦农有一位精通乐器的好朋友办了一个小提琴培训班。1988年,柳亦农提出带女儿去学小提琴。拉小提琴是很多女孩都喜欢的,柳雪一听乐得又是蹦高又是拍巴掌。徐宝珍压根儿想不到,丈夫让女儿学琴,其实还有更长远打算。
刚开始柳雪非常喜欢练琴,也表现出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可没过几天,爸爸定的任务就让她叫苦不迭――柳亦农规定:每天早上和下午正常练琴之前,先把4支弦各拉200个空弦。1600声弦音,别说一下一下拉出来,就是数数也下不来十分钟啊!小柳雪带着怨气撒娇:“好爸爸,就让我少拉两下行不行嘛……”柳亦农眉头一皱:“拉空弦是基本功,别跟我耍滑头,赶快好好拉!”见爸爸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柳雪嘴巴撅得老高,不情愿地操起琴弓……因脖颈子和胳膊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酸得连转动都费劲,一天下来,柳雪累得浑身酸痛倒头便睡。半年后的一天她刚学会练习曲《蜜蜂飞舞》,这是一首曲调明快的曲子,要求手指动作特别快。弹到第五遍时,柳雪手指头像发涩的链条一样不听使唤,想想离爸爸要求的十遍还不到一半,再看看一旁不苟言笑的爸爸,柳雪又气又恼,淤积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她“哐啷”把琴往地上一掼:“翻来覆去就拉这几个破曲子,我不练了!”
“破曲子你都拉不成溜儿,还跟我甩脸子?”柳亦农当头棒喝,“刚才那几遍不算数,从头开始拉十遍!拉不完今晚上甭想吃饭!”“拉就拉,有什么了不起!”柳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倔犟地一甩头拾起琴来……在柳亦农近乎冷酷无情的严加管教中,柳雪小提琴进步很快,成为培训班中的佼佼者,几年后,其他30多个孩子都因受不了枯燥乏味退出学琴,唯独柳雪坚持下来,并取得小提琴考级三级证书。柳雪虽学琴有成,可她对爸爸丝毫没感激之情,相反内心充满排斥,她偷偷对妈妈说:“爸爸说一不二,就跟电视上的法西斯似的,我恨死他了……”
上学后在柳亦农一以贯之的严格要求下,柳雪成绩一直在班级数一数二。可到了初中,英语这门课成了她的“拦路虎”,明明头一天学会的单词,第二天就是想不出该怎么发音,柳雪急得抓耳挠腮。让柳雪意外的是,关键时刻是爸爸给她巧妙点拨指明方向。
这天放学后,柳亦农忽然问女儿:“听说你英语学不好?我现在问你个问题,学英语和拉小提琴有什么类似之处?”这番话莫名其妙,让柳雪搞不清爸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摇摇头:“英语和小提琴八竿子打不着,能有什么相似的……”“你学琴时把五线谱上的符号叫小蝌蚪,你想想看,英语的abc像不像那些小蝌蚪?”柳雪心一动:对呀,这两样毫无关系的符号还真是挺像的,我怎么就没发现!柳亦农循循善诱:“一个节拍就有16个音符,你拉一下琴弦就有好几个音符,乐谱上那么多小蝌蚪、无数的音符才组成一支曲子。你到现在都会拉几十首曲子了,掌握的小蝌蚪数不胜数。英语总共26个字母,所有英语单词都是这26个字母组合起来的,你把默记小蝌蚪的方式用在背单词上,还不是小菜一碟?”
爸爸的话让柳雪豁然开朗:别看爸不会说英语,可他讲的还真有道理!小提琴那么难拉我都能拉得这么好,单词可比五线谱简单易学、好记得多呀,只要我认真学、下功夫背,我不相信背不过学不好!她把背乐谱的精神拿出来运用在背单词上,竟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初一期中考试,全年级1500多人她英语考了第一名。这对柳雪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从那时起她爱上英语课,无论走到哪儿兜里都装着英语小词典,只要一有空就背单词。
宽严相济,
逼女儿独立逼出高考状元
从女儿上学后,柳亦农给她定下两条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奇怪”规矩:一是无论哪门课程,遇到解不开的题、弄不懂的知识必须自己解决;二是所有作业必须在学校完成,绝不能带回家。
中考前不久的一天,因老师布置的作业多,放学铃响了,柳雪还有两道难解的几何题没做完,她只好把作业本往书包里一装,急急忙忙回家。晚饭后柳雪瞅着爸爸去洗澡了,就趁机掏出作业,请教身为会计、对数学几何很精通的妈妈。徐宝珍还没给女儿讲解完,柳亦农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劈头盖脸朝女儿发一通火:“我的话当耳旁风了?不是说过作业不能带回家吗!课本上老师教的你都学会了没有?”“学会了,可题太难了……”柳雪吞吞吐吐嘟囔。“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别给自己找借口!” 柳亦农火药味十足,“先一个人到一边儿想想问题出在哪儿,想通了再来汇报!”
见丈夫剑拔弩张的架势,再看看女儿委屈的样子,徐宝珍心疼了:“孩子上了一天课也累得不轻,眼看都快11点了,先让孩子睡觉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她边说情,边冲柳雪努努嘴使个眼色,想让女儿赶快给老爸“服软”。柳亦农却毫不留情:“我管孩子你别拦着!不让她吃点苦头她不长记性!”说着挥挥手一指阳台:“自己快去反思反思!”他把女儿赶到阳台上“反省”。
愣在那里的徐宝珍不干了,她“腾”地站起身,抬高嗓门和丈夫顶牛:“天底下有你这么对待孩子的家长么?你不帮孩子解题也就罢了,还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数落,你看看你吹胡子瞪眼跟凶神似的,怪不得孩子说你是法西斯!”“就事论事,别胡乱给我扣帽子!”柳亦农却毫不让步,“有做不了的题,就说明她在课堂上没认真听讲!帮她解道题事小,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她依赖性……”“好了好了,不就是问两道题吗,有什么大不了?孩子问问题说明爱学习,搁别的家长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可倒好,说得咱女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别说女儿想不通,连我这当娘的也想不通!”
半小时后,柳亦农把女儿叫过来冷脸问:“想清楚自己错在哪儿没有?”柳雪眼泪汪汪怯生生道:“今天我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刚才爸爸是批评你狠了些,话也说得重,可批评你不是目的,爸爸的出发点是让你接受教训。” 柳亦农缓和语气,“题出得再难也跑不出课本范围,只要你把课本上的内容都领会了,就没做不了的题。刚才妈妈讲的就此打住!难题明天到学校去问老师,今天的事情绝不能有第二次!”
夜深了,徐宝珍还辗转反侧,她觉得丈夫不仅小题大做,而且简直是“独断专行”――放到哪个家庭,给孩子讲道题不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柳亦农看出来妻子的愤怒,他说服妻子道:“我知道在你看来我不近人情,可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这是为女儿好。你现在不相信不要紧,我给你立个军令状,小雪中考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以后管教孩子的任务就交给你!”“孩子从小到大为拉小提琴一见你就发憷,你不怕她恨你就继续当你的严爸爸吧!”徐宝珍把耳朵堵上……两口子怄起气来,她一连几天不理丈夫,连晚上睡觉都给他留个凉脊背。
正是因为爸爸“离谱”的土政策,上课时柳雪一点儿也不敢开小差,她两只耳朵支棱着,把老师讲的一字不漏全记在心里;做功课碰上疑点难点,她也渐渐形成独立思考、独立完成的习惯,成绩稳中有升,中考后以高分升入重点高中邢台市二中。2000年,柳雪以589分成为学校高考状元,被西安交通大学科技英语专业录取!
“苛刻”父爱打造留美博士,
成IMF经济师女儿由恨到爱
大一后,柳雪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她“先斩后奏”又辅修了金融专业课程。很少夸女儿的柳亦农大加赞扬:“经济对人类生活越来越重要,把这个专业学好了会大有作为!”
这年暑假,柳雪对爸妈说起一个大胆的打算:“本科毕业后我想报考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在香港学成后再考美国的大学……”“去香港读书学费昂贵,美国更甭提了!”柳亦农面无表情打断女儿,“去国外留学你想想可以,能不能实现全靠你自己。咱家是工薪阶层,可出不起那么高的学费供你!”一番冷冰冰的话让滔滔不绝、满怀信心沉浸在美好未来中的柳雪怔住了。她没想到爸爸会对自己的未来设计给个冷脸子,气得一跺脚甩门而去。
女儿气跑了,徐宝珍恨恨地看着丈夫:“家长给子女出教育费天经地义,瞧你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你这不是打击闺女积极性么?!”柳亦农轻叹一口气:“我这哪是给她泼冷水?我这是用激将法逼她发愤学习啊!闺女今年都18岁了,外国孩子18岁就不能跟爸妈要生活费。我们不逼她自立,她真到了国外读书还不得到处碰壁?”
柳雪号啕大哭一番冷静下来,她回忆起爸爸虽身为领导干部,但清正廉洁,从来不贪不收礼,这些年靠工资供养自己和妹妹读书、生活,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明白家里给自己出学费的事儿没指望,柳雪学习反倒更拼命了,她憋着一股劲儿,也跟爸爸赌了一口气:爸爸不是怕给我拿学费作难么?我还不求你这尊神,我偏要自己个儿考出好成绩让你看!去美国留学必须通过的GRE考试,所涉及英语单词量1.8万个,柳雪给自己定了每天背100个的目标,大三时,所有单词她张口就来……2004年,拿到经济学和文学双学位的柳雪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经过一年学习,2005年,拿到硕士学位的柳雪获得奖学金,被美国加州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硕博连读)录取。
人才济济的校园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柳雪深造带来便利。柳亦农和妻子盼着女儿毕业后回国工作,然而2006年的一天,女儿电话里却说出一个让柳亦农意想不到的计划――“爸爸,我想毕业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工作。您觉得把握大吗?”
听到女儿把IMF当作目标,柳亦农先是一惊,他倒吸一口凉气:姑且不说IMF的高层人士都是金融巨头,就是里头的普通工作人员也都是银行业的顶尖精英啊。女儿一个没出校门的小女子,口气倒是不小!沉稳的柳亦农没给女儿泼冷水,他稍一沉吟道:“那可是联合国旗下赫赫有名的组织。你有这个奋斗目标是好的,但到IMF工作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得出类拔萃。除了多积累专业知识,你别无他法!”
原来,随着对专业学习的深入柳雪了解到: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到2009年我国在IMF的话语权仅为3.72%,IMF里鲜有东方人的面孔。这让柳雪产生一种不平:中国越来越强大,IMF凭什么一直被西方人垄断?我要为国争光,力争毕业后到IMF当经济学家,为祖国再赢得一份话语权增砖添瓦!冲着这个目标,柳雪在国外刻苦学习,这期间她又学会了法语。2009年,羽翼丰满的柳雪凭借过硬的英语和法语功底和专业水平,顺利进入IMF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
女儿正处在最后冲刺的关键阶段,在这种时候,当爸妈的应该帮着分析她哪方面还有弱势,从而有备无患向IMF进军!柳亦农和妻子商量后,于2009年9月来到美国,对女儿进行了20天的“督战”。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
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因涉嫌犯而离职，继任人的任命考验新兴市场国家是否能“叫板”发达国家。可惜不管金砖五国如何做出“废除旧传统”的声明，徒劳无功已成定局。一方面旧传统力量强大，欧美成员国握有半数的投票权；另一方面金砖国自己找不出一位大家可以支持的候选人，其中俄罗斯在多维尔八国峰会上干脆与发达国家达成了人选的共识。这种“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局面，正好反映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尴尬。
4年前卡恩当上总裁一职时，金融危机已见端倪，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诸多问题。当时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预言，卡恩将是最后一位垄断这个职位的欧洲人。这话当然说得太早了。
目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的贷款都投入了欧洲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面对欧元区债务危机，只有欧洲人才了解复杂的情况，所以总裁一职非欧洲人莫属。这真荒谬，那么当年拉美债务危机时，就该找拉美人当总裁，亚洲金融危机时就该由亚洲人来处理，这种安排难道不涉及利益冲突吗?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前者的头儿一定是美国人，后者是欧洲人，这种“旧传统”持续至今。二次大战后，美国跃升世界第一霸权，欧洲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银行的宗旨是扶持经济落后的国家从事发展，美国顺理成章地取得影响支配这些国家经济的主导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是保持成员国的币值稳定，不能单边贬值，影响到固定汇率的格局。所以英国代表团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世界银行事实上更像一个基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像一个办理短期借贷的银行。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去了稳住固定汇率的功能，转向担任“救火队”的任务，处理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它一贯的作法是，严厉要求债务国节衣缩食，全额偿还贷款，不能让持有这些国债券的银行蒙受损失，这种财政紧缩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带来大量失业，受灾国民怨沸腾。
这一轮金融危机，卡恩支持宽松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使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为赞扬，认为是合乎人性，合乎经济规律。其实卡恩不过是顺水推舟――美国已经实行了货币宽松政策，他能板起脸来教训美国也得服从纪律削减财政赤字吗？他在任期间扩大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增加金砖国投票权，聘请了朱民当顾问，这也是势在必行，但是增加的幅度太小，和欧洲国家相比，还是差一大截。
卡恩黯然下台后，不少国际名人表示惋惜，声称无论定罪与否，他是改革者，甚至夸大其词地说，他的下台将意味着改革的停顿。这些外交辞令其实是意料中事，在位的人总要对人性的弱点宽容大度一点，不能棒打落水狗吧。
从历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来看，能够爬上这个位置的人都是些四平八稳的政客，尤其是在美国人眼中不会制造麻烦的人物，所以寄望这些人推动改革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最近希腊债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勒紧裤腰带，保护银行财团的利益，又回到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那套做法。
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牢不可破的观念还是劳心者（发达国家）治人，劳力者（发展中国家）治于人。一位读者致法国《世界报》信上说：“新兴经济体先弄走了欧美的科学技术，又以廉价劳工抢走了饭碗，现在居然还想觊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权，太可恶了，一定要把这些化外之人拒于门外。”乍看还以为是讲反话讥讽那些欧洲沙文主义者，可是仔细再看了一遍，就弄不清发信人的意图，至少可以说他写的反映了一些欧洲人的观点。
奥巴马在英国两院演说时说，英美主导世界一个世纪是基于理念的优势，一定要持续下去。这种议论等同辩护垄断国际组织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沃尔夫发出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者不能再长期罔顾世界格局的变化，否则新兴力量将摈弃他们，成立分庭抗礼的组织。结果是全球经济协调的分化，长期来说，谁都得不到好处。
（作者为前路透社驻纽约资深记者）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金本位制时代。在金本位制下，英镑是最重要的货币，各国间的贸易都用英镑来进行支付和结算。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则相当于世界的中央银行，其贴现率的调整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量和流向。其它国家通过利率政策来应对英格兰银行贴现率的调整。对那些金融系统完善的国家来说，能够通过利率调整获得政策空间，但金融系统脆弱的国家则只能被动应付外部的货币冲击。另外，金本位制受到黄金产量及分布不均的极大限制。黄金在世界上的存量已经赶不上20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发展，金本位制无法摆脱被放弃的命运。随后，国际货币体系向金汇兑制过渡。在金汇兑制下，由于英美两国的经济是当时最强劲的，货币最为稳定，故只有这两种货币能够与黄金兑换。由于其它国家通过降低本国的汇率以获得出口贸易的增加累积了大量外汇，然后把大量外汇兑换成黄金，就给英镑带来很大的压力。英格兰银行被迫提高贴现率。其它国家又继续将英镑兑换成美元后兑换黄金，仅1931年9月到10月美国就损失了7.55亿美元的黄金。①美国不得不提升贴现率，加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情况的恶化。金汇兑制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使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实行的是黄金———美元本位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二者的汇率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浮动。居民也不能再兑换黄金，只有各国政府才能对黄金进行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还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办银行的出现，使全球货币管理逐渐走向有组织领导与协商的方向。这一体系由于70年代石油危机对美元的冲击，美元宣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了瓦解。②1976年1月，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金斯顿签署了《牙买加协定》，由此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确立。牙买加体系下，各会员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的情况选择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同时，黄金实行非货币化，只是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任由私人或政府买卖。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仍然拥有霸主的地位。美元占了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的64%，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比例约为50%，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则高达70%。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使其在对外债务问题上不受任何约束。同时，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最后贷款人，不能保证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水平上。这些矛盾也就为经济动荡埋下了祸根。③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1．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如果一国货币作为世界上各国的储备货币，则这一货币会被要求向外输出，这样就会造成该国贸易的进出口不平衡，产生巨额的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则又会降低该国货币的信用。但是它国对该货币的需求又继续再增加，贸易赤字难以避免。如此，矛盾循环往返难以解决。目前的牙买加体系下，美元就是充当了这样一种货币角色。美元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重要的国际储备与结算支付货币。美元以这样一种国际货币的身份出现在国际金融中，就天然地具有了全球范围内的铸币税。所以美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来印刷美元，如果美国不加以自我约束，以自己的利益为上，则会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一旦美元大量流入市场，则会造成流动性过胜，美元会贬值，而大量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以美元计价，这就会造成巨额的损失。
2．国际收支平衡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重大缺陷。自9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国际收支就一直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各新兴经济体通过调整产业促成发达的国际贸易出口，创造了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值。如中国，2008年的国际收支盈余占到了GDP的9.4%。而反观美国，国际贸易一直都是巨额的赤字，国际收支亦然。美国的国际收支一直在其GDP的比重中以负值出现。对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来说，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本位制并没有创造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美元作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支付货币，使大量国家选择美元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作为外汇储备，这些对美元的需求又使美国可以保持贸易赤字和资本赤字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因此，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难以消除。
3.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缺陷是对流动性资金管理的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难以授予和行使、作用难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为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避免一国的国家经济动荡；世界银行主要是向成员国提供长期的贷款以保证各国经济运行的稳定。但是在实际中，两个组织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稳定国际货币的职责，却没有工具能保证这种能力。另外，它有责任对有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药方，但往往要么见效太慢要么太猛。总体说来，两个组织对流动性资金的管理在目前的货币体系下难以达到最优的使用。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选择国际货币体系的以上缺陷影响了国际经济的健康运行，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以下是两种在当前可选择的两种改革方案：
1.可发展特别提款权作为超国际储备货币。某一货币想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该货币应该具有货币的基本职能，包括流通作用、支付作用、结算作用、价值尺度的作用、贮藏作用。其次，该货币的发行数量要能够做到可控，这就要求要有一个支撑和制衡的机制。第三，超国际储备货币要能够有长期保持币值稳定的能力。目前，特别提款权的功能比较有限，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作为国际储备资产，但是在各国的储备比例中所占比重较小。第二个是在小范围内作为支付清算手段，基本上只具有计价和贮藏功能，由于其供应数量有限不能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第三个是作为紧急救援工具使用。总体而言，要想让特别提款权转变为国际储备基金，需要有许多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超的国际组织来领导发行特别提款权。目前特别提款权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的组织下发挥作用，那么，国际货币基金就应该只有从现在的一个政策协调的组织变为一个超的组织，才能独立地对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流通进行决策。只有真正摆脱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才可能使特别提款权有最后的权威，而不是牺牲给某一国的势力。其次，在关于控制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数量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外汇储备来作为发行准备。第三，既然要求超国际储备货币要能够长期保持稳定，那么如何确定其币值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目前的特别提款权是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加权。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篮子货币结构已经变得狭隘。所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需要重新评估和加权。另外，回到固定汇率制度才能使得特别提款权的币值实行的真正的稳定。④
2.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推测，预计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世界将变成由力量相当的三极组成。北美经济区是传统的经济强区，美元将继续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欧洲地区也是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欧元使其在政策统一，将是国际货币储备中的重要一极。东亚经济也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2000年5月6日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达成了《清迈协议》，旨在促进东亚货币合作和亚洲货币基金的形成。《清迈协议》签订促成了东亚国家间的一系列合作成果，为东亚建立强大经济体打下基础，从而可以实现国际化的货币。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2 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4 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5 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6 俄罗斯为了扞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7 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8 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1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12 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 & Co.的执行总裁Rajiv 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13 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 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16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17 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19 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20 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 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22 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23 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24 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25 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关键词】国际货币制度；汇率制度；监督机构
一、国际货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一）国际货币制度的含义
根据宋涛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可知，国际货币制度是指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的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或有组织地对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汇率决定及其选择、国际储备及其构成等方面所作出的安排或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当一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各国之间的政策措施如何相互协调配合，以使各国公平合理地承担调解的责任。
2.汇率决定及其变动。一国的货币与他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应如何决定和变动，一国货币能否自由兑换成他国货币等。
3.汇率制度及其选择。一国的汇率制度应该是固定还是浮动，各国政府都应该做出选择。
4.国际储备资产及其构成。一国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及怎么确定国际储备的规模和构成来满足国际支付和调节国际收支的需要。
（二）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
国际货币制度从产生至今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国际货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汇率相对平稳，国际收支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由英国首先实施，以后西方各大国纷纷实行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本位制宣告崩溃。金本位制采取过三种形式：一是金币本位制，即以金币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二是金块本位制，即以黄金作为准备金，以有法定含量的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一种货币制度。三是金汇兑本位制，即将本国货币间接的与黄金连接的金本位制。
2.布雷顿森林体制。1944年7月，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从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且保持固定汇率，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连年出现逆差，美元大肆泛滥，美国政府无法承诺外国用美元互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
3.牙买加体制。1976年《牙买加协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正案》正式确立了牙买加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承认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化，即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情况自由选择汇率制度；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增加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基金份额；推行黄金非货币化。牙买加体系形成后，对维持国际经济正常运行和推行世界经济继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各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能够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多元化的国际储备大大减少了基础通货国家与依附国家相互牵连的弊端；国际收支的调节采取多种调节机制相互补充的办法，除了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汇率变动外，还通过利率机制、国家外汇储备的变动以及债权债务、投资等因素来调节国际收支。
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弊端
（一）汇率波动较大，极不稳定
充当储备货币的主要是美元，仍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国际收支及经济发展状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汇率的稳定。由于汇率波动频繁，汇率风险增大，这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率可以自由浮动，也加快了外汇投机活动，并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尤其是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动荡，一容易受到别国经济的牵制和影响。
（二）国际收支不平衡，缺乏的相应的调节机制
在国际经济中之间，经常会发生国际收支不平衡，其调节的主要手段就是一国国内政策、汇率调节和国际融资调节。由于汇率机制无效，利率机制可能引起负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能有效的发挥应有的作用，收支不平衡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因而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现象日趋严重。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防范意识薄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近年来世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这一切使得资本跨国流动达到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建立一个严密的、一体化的、行之有效的国际监管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但是，目前的监管机制较为松散，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割据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协调和合作。风险管理方法和金融危机预警防范机制很不健全。
三、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弊端，现行国际货币制度需要进行改革的方面有如下几方面。
（一）建立稳定的汇率制度
在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定的汇率协调制度，使汇率波动不那么剧烈，同时也让其他国家的经济可以平稳的发展。
（二）建立合适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长期发展下去，对本国的经济都会有不利的影响。因而，就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知，当国家出现逆差时，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当国家出现顺差时，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当然，也可以利用汇率的变动来进行调节。
（三）建立健全国际货币制度的监督机制
一个好的制度要想很好的执行下去，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监督机制却形同虚设，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因而，需要改革，健全监督制度，以保证货币制度更好的推行下去。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四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
近日公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认为，美国经济将明显放缓，其他工业国家将出现更为温和但幅度仍然很大的放缓。新兴市场经济放缓的确切时间尚不完全明朗。
如果经济增长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急剧放缓，那么全球各国的决策者该如何应对？近年来，许多国家已努力建立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因此通胀预期处于低位且相当稳定。许多国家已将其财政政策放在一个更为可持续的立足点上，以解决具有挑战性的人口统计问题，包括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抚养比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的多边磋商机制，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已经携手合作，减少全球储蓄与投资失衡的中期问题。
正是这种努力，如今为政策创造了抑制经济放缓的空间。第一道防线仍然是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增长放缓且通胀仍得到控制，那么就存在降息的空间。当然，各国仍面临通胀风险，这来自油价等国际因素或强烈要求加薪等国内因素。
然而，只要通胀预期仍处在良好控制中，货币政策目前享有的可信度就可以为降息提供空间，帮助各个经济体应对经济放缓。尤其是主要国家的央行拥有强大的可信度（不妨看看过去6个月它们为货币市场流动性提供支撑的能力），同时它们清楚自己有关维持低通胀的持续承诺。
通过在关键时期支持个人消费的方式，即及时和有针对性的财政激励措施能够扩大总需求。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要想为日益逼近的退休潮作好准备，有关当局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些措施必须将重点放在迅速扩大总需求方面。从某种意义来说，中期财政政策是未雨绸缪。
这种做法是否适当，将因国家而异。由于债务水平较低，加之预算赤字合理甚至存有盈余，一些国家具备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其他国家则具备实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因为其通胀率处于低位，并且随着经济产出的放缓，其通胀率可能下降。那些具备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的国家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制定暂时性的财政激励措施，以便随着今年事态的发展，可以在必要时迅速部署这些举措。
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建立了货币政策可信度和强大的财政框架，其做法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及其对全球的看法。我们现在应该利用过去这些努力所创造的空间。
如果全球主要国家理解合理并适时制定应对措施，那么全球经济低迷可能只是过眼云烟，最终将趋于温和。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起来，不管是对某个国家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摘自2008年2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梁艳裳译）
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SWFs)’又称基金，与私人财富相对应，是指一国或地区政府通过特定税收与预算分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收入和国际收支盈余等方式积累形成的，由政府控制与支配的，通常以外币形式持有的公共财富。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财富基金的定义形成共识。IMF认为财富基金是一种基于许多宏观经济目标而建立的政府所有的基金，通常靠投资于长期海外的外汇资产转移形成。
财富基金机构对它的定义为：一种国家所有的投资基金，通常由股票、债券、房地产或其它金融工具所组成的金融资产，外汇资产为其提供资金。这些外汇资产包括，国际收支盈余，官方外币运作，私有化收入，财政盈余以及商品出口收入。摩根士丹利的StephenJen认为：财富基金有5个特征，即性、很高的外币暴露、无负债、高风险容忍度、长期投资。美国财政部对其的定义为：一种由外汇资产融资的政府投资工具，它(SWFs)管理那些从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储备相关职能)的官方储备中分离出来的那部分资产。
在现实中，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类似基金取名为财富基金，有的叫投资公司，有的叫控股公司，有的甚至叫养老基金。因此，财富基金是一类活跃在国际社会里的以国家或地区为所有者的投资基金的总称。尽管各支基金在投资管理、投资渠道、资产来源等方面都有不同。在本文中，笔者所指的财富基金应具有以下方面的共同特征，即所有权归政府所有、资产来自拥有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或自然资源出口、无负债、致力于长期投资，杠杆化较低、追求可容忍风险下的收益最大化。
二、当前的规模
截止到2009年8月，全球已有约40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自己的财富基金，总规模约为3.7万亿美元，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协会(IFSL)(2009)认为总规模为3.9万亿美元，新建立的财富基金抵消了原有的财富基金的投资损失。但需要指出的是，该数据也只是一个估计值，其原因在于许多财富基金的不透明性。
目前全球财富基金的分布具有下列特点：①半数以上的财富基金都来源于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收入；②资产集中度较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国就拥有4支大型或超大型的基金；③财富基金的主体以一国的中央政府居多，地方政府只占少数；④从设立财富基金的经济体性质来看，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新兴市场经济体，但以新兴市场经济体居多。来源于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财富基金占据了数量和规模上的绝对优势。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当今财富基金主要集中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归其原因，可发现绝不是偶然，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包括：
第一，汇率制度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同黄金挂钩，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的制度安排对除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有约束，各国不能随意采取汇率政策以调节本国宏观经济。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对发达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很多时候，一国货币汇率并不是根据一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情况来确定的，各国央行经常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竞争性贬值或竞争性升值的情况时有发生，汇率的决定并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结果。
第二，国际储备主要依赖于外汇储备。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包括货币用黄金、特别提款权(SDR)、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外汇储备。其中，特别提款权和储备头寸是IMF按照一定的份额比例分配给成员国的，但IMF并没有根据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对这两种国际储备资产进行适当调整。有约90％的份额属于外汇储备。因此，增加外汇成为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
第三，外汇储备币种以美元为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宣告了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地位的崩溃，欧元诞生以后，有分析家认为欧元会对美元的地位形成挑战。但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优势仍然十分明显，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始终维持在2／3左右。
5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明显活跃,市场风险偏好明显放大,基本确认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回暖趋势。世界经济的复苏、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避险交易的回归将决定未来国际汇率的新格局。危机时期避险交易取代了经济基本面,成为决定国际汇率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后危机时期的国际汇率格局将重新回到汇率主要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将决定全球汇率的重新布局。本文试根据主要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中期走势,结合中期主要地区经常账户的调整格局在这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危机前后国际汇率格局的回顾
(一)危机前:套利交易与经济基本面因素同方向迭加,推动美元大幅贬值,原材料货币大幅升值
风险偏好上升形成美元、日元与原材料货币互为映射。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表现出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增长,200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高达5.2%;全球物价比较平稳,创造了低利率的市场环境。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高企和次贷产品的杠杆作用下,金融市场上风险偏好不断上升,达到历史高位。风险偏好的上升导致金融市场套利盛行,投资者们大量借入美元、日元换成高收益货币,使美元、日元这两个典型的套利货币大幅贬值,而原材料货币大幅升值至历史高位,形成明显的映射关系(见图1)。从2002年2月的高点至2008年5月,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24.3%,日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15.6%;加元和澳元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大幅升值了39.0%和42.2%。
欧元高位运行,与美元的映射作用减弱。由于美元大幅贬值,欧元高位运行。自2002年2月至2008年5月,欧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7.6%。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以前,欧元与美元呈现很明显的映射关系,但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明显减弱,欧元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出高位震荡的走势。特别是2005年11月以后至2008年5月,虽然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14.23%,但是欧元实际有效汇率却小幅上升9.9%, (见.图2)。
(二)危机中:基本面因素与避险交易反方向作用,避险交易推动美元大幅升值,欧元高位震荡、原材料货币大幅贬值
避险情绪的爆发推涨美元。2008年5月,金融市场已经开始担忧美国金融机构可能出现问题,一些避险交易先期平仓,卖出原材料货币,将美元或日元作为避险货币买入,促使美元或日元升值。至9月15日雷曼倒闭,避险情绪演变为恐慌。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期间美国经济数据越差,避险情绪越加剧,美元越升值。因此,避险交易与经济基本面的作用完全相反。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美元、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14.6%和18.8%。
其他货币贬值减弱了欧元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幅度。尽管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上升,欧元实际有效汇率只贬值了3.8%,摆脱了与美元汇率的映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在危机期间,虽然欧元对美元贬值,但是大多数其他货币对美元也大幅贬值,使得欧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幅度大幅减轻。这促使欧元汇率即使在危机期间也仍在高位震荡。
原材料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上述期间,由于危机时买入原材料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的套利交易迅速平仓,导致这些货币大幅贬值,加元和澳元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下跌了16.3%和20.8%。
(三)危机后:基本面因素与套利交易作用相反,美元开始下跌,原材料货币大幅上升
2009年4月以来,金融市场信心恢复迹象明显,套利交易开始出现,美元开始下跌,而其他货币对美元回升。从经济基本面看,利好美元的因素相对较多。美国经济不再恶化,储蓄增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减少等增强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当然,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需求使全球投资者对美元未来的汇率有所担心。总体看,经济基本面因素与套利交易作用相反。
在美元下跌的作用下,危机期间大幅贬值的货币强劲回升,一些货币的回升幅度接近前期贬值幅度的60%以上。美元有效汇率4月开始全面下降,至5月实际有效汇率贬值5.3%。至5月末,韩元、林吉特、印度卢比等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已回升至其最大贬值幅度的60%以上,大部分货币对美元汇率已回升至其最大贬值幅度的40%以上。
从上述危机前后国际汇率调整的轨迹看,我们可以得出危机时期汇率调整的3个重要特点:一是国际避险交易的兴衰对危机前后的汇率调整影响急剧增强,而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影响相对减弱;二是由于避险交易形成了美元、日元和其他货币互相消长的少对多两大货币阵营,美元调整的压力被大多数货币所分摊;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期间,在BIS监测的54个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中,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沙特里亚尔、日元、美元、人民币等在内的20种货币升值,而包括欧元、英镑、大多数原材料货币和新兴货币在内的34种货币贬值。三是欧元调整压力减轻后,成为危机后继续高位运行的货币。
二、后危机时期国际汇率的调整格局
后危机时期国际汇率调整应与危机时期的调整特点不同,特别是影响因素将更加复杂,经济基本面对汇率调整的影响将强化。基本应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套利交易恢复阶段。随着信心的恢复,国际资本市场功能的修复,套利交易将恢复到一定水平,但应低于危机前。在这一阶段,国际汇率将对危机前的汇率格局进行反向调整。二是汇率追随经济基本面阶段。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可能会降低,国际汇率的走势在中期应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因素而非套利因素。由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失衡进行了强力校正,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将更趋平衡。以下结合未来全球经常账户调整的格局分析国际汇率的格局。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消费明显减少,预计美国未来储蓄率将上升,这将有利于减少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而美国消费的减少将减弱美国对世界各地的进口需求,促使其他地区的经常账户调整。各国的汇率将根据全球经常账户调整的新格局而重新调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危机前(2007年),全球经常账户呈现美国大逆差、欧洲小顺差、日本顺差、亚洲及中东新兴市场大顺差的格局。危机后,假设中期内(至2014年)各国实际有效汇率不变,各国政策(如美国提高储蓄率和亚洲国家降低储蓄率的结构性政策)继续延续,相对于危机前的2007年,中期的全球经常账户应出现以下格局:发达经济体逆差缩小1 964亿美元,其中美国逆差大幅缩小2 544亿美元,欧洲和日本转为小逆差;发展中经济体顺差扩大1 654 亿美元,其中非洲、中东、西半球顺差转为逆差,中东欧顺差缩小,亚洲顺差扩大了3 550亿美元。由于全球经常账户差额的变化共有3 618亿美元,而不是零,基金组织将之视为统计误差的变化额(见表1、表2)。不过,本文认为,根据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形势,基金组织对中期石油价格的预测过于保守,导致了对中东石油输出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低估(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收入应增加)和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的高估(这些地区的石油进口支出应增加)。此外,过大的统计误差也使全球经常账户的调整格局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但是,由于目前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计算全球经常账户的情况,我们只能运用其预测结果作一个框架性分析。
由于一国中期存在一个经常账户差额的标准值(current account norm,即内外经济比较平衡时的经常账户差额),将其中期经常账户差额调整到标准值所需的实际有效汇率调整幅度,即是该国汇率调至均衡水平所需要的幅度。因此,如果一国中期经常账户顺差大于标准值,则需要汇率升值以减少出口或扩大进口,使顺差减少至标准值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GER模型计算,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差额的标准值(以占GDP的比重表示)如表3。
由于中期经常账户标准值的变化不会太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公布以2009年为基年的经常账户标准值,本文粗略地用2012年作为中期的标准值表(见表3)并与表2相比较,从中可以推出主要国家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方向和格局。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还要继续贬值,但贬幅不应超过2007年至2009年的水平。考虑到危机后美国仍将是全球的消费中心,美国经常账户的标准值应略为逆差,如GDP的1%,而201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仅为2.8%,调整至标准值(GDP的1%)只需1.8个百分点,小于2007年至2009年美经常账户逆差的调整幅度(占GDP的比重缩小了2.5个百分点)。
欧元有效汇率需要小幅贬值,以扩大经常账户顺差。欧元中期经常账户差额为GDP的-0.1%,要调至标准值GDP的0.3%,还需小幅贬值,才能扩大出口,扩大经常账户顺差。
亚洲和中东货币需要升值。新兴亚洲和中东地区中期经常账户顺差分别为GDP的7%和8.2%,较标准值(-0.7%和6.9%)高,其货币需要升值。由于新兴亚洲经常账户差额需要调整的幅度较大(GDP的7.7%),其货币需要有较大幅度的升值;而中东经常账户调整幅度较小(GDP的1.2%),其货币应小幅升值。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基金组织对中期全球经常账户顺差的统计误差太大,中期石油价格低估,笔者认为应减少新兴亚洲地区的中期顺差,增加中东地区的中期顺差。因此,新兴亚洲货币升值的幅度应相应减少,而中东货币的升值幅度应相应增加。考虑到中东大多数石油货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美元的中期走势为贬值,中东石油货币难以实现事实上的升值。因此,中东地区经常账户的调整可能需要其他地区分摊。
中东欧货币调整幅度不大。中东欧中期经常账户逆差(GDP的-3.4%)略低于标准值(GDP的-3.7%),中期调整相当于需要扩大逆差,其货币需要再略为贬值。
综上所述,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有一定的合理性,后危机时期全球主要地区经常账户的调整将显示一定的不对称性。美、欧、日经常账户由于在金融危机期间向预期方向的调整力度较大,其汇率中期调整的压力相对不大;而亚洲新兴市场经常账户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调整并不明显,这将导致亚洲地区汇率在中期承受较大的调整压力。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巨大的全球经常账户的统计误差仍然使上述结论留下了较大的质疑空间,可能高估了亚洲地区的调整压力,低估了其他地区的调整压力。需要进一步研究上述误差可能还会在哪些地区分配,以保证全球经常账户差额为零。只有在更科学的全球经常账户差额的分配格局上,我们才可能推算出更科学的全球汇率调整格局。尽管如此,上述研究至少说明了后危机时期全球失衡乃至全球汇率的调整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绿色气候基金；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1-0048-05
一、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承诺及争议问题
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并经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谈判，到2011年末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启动此基金的运作，已经有3年时间。虽然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宣布启动，但由于其操作细节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中融资问题是绿色气候基金的核心问题，也是以上3次世界气候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以上3次气候大会协议和商谈内容，发达国家应当兑现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方面的共同承诺，即在2010-2012年期间，每年提供300亿美元作为基金的快速启动资金，2013-2020年期间，每年需要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由于2012年之前的快速启动资金的融资期限马上截止，而300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却没有兑现，因而对快速启动资金兑现的讨论，由于时间限制，目前来看意义不大。然而，2013-2020年期间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从哪里来，应当选择或者采取怎样的融资机制，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而绿色气候基金长期融资问题，不仅是2012年之后气候大会进一步商谈的重要内容，也会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绿色气候基金融资问题存在3个争议较大的问题：（1）融资承诺中“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是否只能是来自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财政资金？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绿色气候基金，应该属于来自发达国家公共财政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但发达国家提出要将“海外发展援助金”、金融交易税、国际海运航运税以及私人部门碳关税等统统纳入气候基金。（2）哪些国家应当出资，各个国家出资的负担分摊比例如何确定？（3）是否可以由世界银行统一管理基金？为了确保绿色气候基金的持续融资能力和快速支付效率，坎昆协议委托世界银行将监管基金3年，但受到不少反世界银行人士的抗议，他们认为世界银行只是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放债机构。透过这3个争议的问题，可以看出绿色气候基金融资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绿色气候基金如何实现融资承诺或者融资目标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对所争议的问题作出合理回答的问题。前一个是融资机制和技术问题，后一个则是合法性或者正当性问题。
由于绿色气候基金要求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所需的巨额资金，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具备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而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也担负了巨额债务，给许多国家带来了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在这种现实状况下，需要创造性思维以创新的方式获得资金来源。其实，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问题，早在哥本哈根大会（COPl5）之后，就有个人和组织提出一些设计构想，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方案是基于特别提款权提出的融资构想，而这一融资构想同样需要对其所面临的技术可行性和正当性问题的质疑作出回应。
二、绿色气候基金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的阐释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年创造的一种用于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根据由4种主要国际货币（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构成的篮子确定，可以用特别提款权交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特别提款权不是货币，也不是对基金组织的债权，而是对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的潜在求偿权。特别提款权的持有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以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换取这些货币：一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自愿交换安排，二是基金组织指定对外状况强健的成员国，以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从对外状况薄弱的成员国购买特别提款权。在2009年8月28日生效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和2009年9月9日生效的特别分配后，特别提款权的数额从214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2040亿特别提款权（按2010年8月31日汇率折算约相当于3080亿美元）。
（一）三种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
迄今为止，基于特别提款权构想的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机制主要有3种：（1）2009年乔治索罗斯（美国投资家）建议发达国家从2009年分配到的SDR份额中拿出价值1000亿美元的SDR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资本金，直接支付给发展中国家。（2）行动援助组织（ActionAid）建议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授权之下，将2009年分配到的SDR转换为货币现金转让给绿色气候基金，基金再基于创建治理规则将资金赠予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融资构想都是将SDR直接或者变现后支付给发展中国家，因而不易实现绿色气候基金长期稳定的大规模融资的需要，可行性不足以令人信赖，因而下文不再展开阐述。（3）2010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下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IMF"指代）建议利用由发达国家注入的以储备资本（主要是SDR）的形式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初始资本，并以这些初始资本为基础在全球资本市场发行低成本的“绿色证券”，吸引私人资本和官方投资者投资于这些“绿色证券’’，以起到大规模融资的“杠杆效应”。由于国际货币基金职员报告中提出的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机制构想考虑到了长期融资的规划设计，其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因而下文重点围绕此融资构想进行阐述和检讨。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的设计路径
首先，需要确定绿色气候基金的储备资本。为了吸引私人资金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绿色气候基金需要对它的投资者提供安全保证。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以储备资本的方式注入而实现资本化，作为交换，捐助国将获得基金中的股权。绿色气候基金的储备资本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1）2009年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总额相当于176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配额；（2）发达国家捐助国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资源。
将2009年发达国家所接受的总额相当于176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配额作为这一目的的储备资本，基于这种选择方式，捐助国能够在绿色气候基金中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出资配额扩大其股权，IMF出资配额因此成为在绿色气候基金中捐助国之间援助资金负担分摊的钥匙。如果绿色气候基金股权能够被构造而具有储备资本属性的话，大多数捐助国会发现这个方案很容易接受，因为这个交易纯粹就是储备资本的交换。这一交易对捐助国来说，不需要额外付出预算成本。
另外，绿色气候基金的关键作用在于它能够很快地调动资源，为基金的长期来源提供桥梁。由于绿色气候基金需要的很多资金最终由发达国家提供，并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拨付的授予资金或者高度优惠贷款资金，因此，绿色气候基金也需要调动各捐助国的补贴资源，这就要求捐助国政府获得和转移新的财政来源。但是，捐助国可能发现制定预算转移以提供所需的补贴资源（公共资金）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为此目的，应当允许捐助国来自碳税和扩大的碳交易方案获得这些新的财政来源，其中因碳交易获得的财政收入是通过政府公开拍卖预留的部分碳排放权配额获得的。这部分的财政补贴资源每年大约600亿美元@。
其次，一旦资本基础得以建立，绿色气候基金就可以发行高评级的（因此是低成本的）绿色证券，这种绿色证券可以卖给私人投资者，也可以卖给官方持有人（例如财富基金）。作为此种行动的效果，绿色气候基金可以调动多倍于所捐助的公共资本。当基金处于稳定状态后，绿色气候基金将把证券发行进程与补贴资源结合起来，利用证券和补贴资源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活动提供授予资金和为减缓气候活动提供优惠贷款。为了更细致的技术操作，应当决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年所需的最小资本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计算，认为股权捐助大约每年需要1000亿美元。为此目标，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将发行400亿美元的绿色证券，这部分资金将作为优惠贷款资源拨付给进行减缓气候活动的发展中国家；基金每年将财政补贴资源600亿美元，作为授予资金拨付给需要适应气候变化活动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达到坎昆协议中构想规模的资金，基金需要在30年内发行大约1万亿美元的绿色证券，而基金股权也需要同样的捐助数量，以保证绿色证券持有人权利的安全。
再次，绿色气候基金将把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通过世界银行呈交给SDR基金，为了确保可动用资金拨付的公平性，世界银行将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请求进行详细统计，然后上传给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形成决议予以拨付。这将有助于确保基金的拨付，既根据实际需要又符合缔约方大会建立的国际社会原则。这些评估程序将被公开以提升基金本身运作的透明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基于银行自身作出的资金请求的统计和其他可获得的相关信息作出最终决议。随着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资金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单位予以拨付，世界银行执行单位也会对基金进行监督和评估。为了使基金的获取与对基金的监督尽量合理，世界银行将与IMF建立一个共同执行单位或者特别工作小组，以监督SDR拨付的公平、合理和透明。以IMF的建议，在国际融资市场发行绿色证券，世界银行的介入可能使得高评级的融资工具对私人投资人更具吸引力。实践证明，世界银行在调动私人资源的能力方面的确有相当大的优势。这意味着，世界银行对基于SDR的融资运作具有许多协同增效效应。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构想方案的优势.
第一，通过将发达国家捐助的SDR作为基金股权架构为储备资本，依此为基础每年有计划地发行绿色证券，并与发达国家的财政补贴资源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会较快地获得大规模的资金来源，并使得融资机制更为可靠，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必担心资金因为一个特别项目而枯竭，这会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可能将捐助资金投资在长期的适应和减缓项目上。
第二，这种融资构想较易区分出哪些捐助属于“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来源。由发达国家捐助资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难以判断资金来源是否“新的和额外的”。由于没有一个国际气候资金登记工具跟踪全部承诺的资金捐助，因此很难评价哪些是新的和额外的，但是，利用SDR将会从一开始就会界定资金的来源属性。
第三，这种融资构想能够确定哪些国家应当出资以及各个国家出资的负担分摊比例。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是以现存的IMF配额分配SDR，IMF出资配额因此成为绿色气候基金中各捐助国之间援助资金负担分摊的钥匙。按照这种标准，各工业化国家都负有出资的义务，例如，IMF将要求美国支付近18%的绿色气候资金，法国、英国、德国各4%-5%的负担分摊份额。
第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的融资构想，世界银行只是在证券发行、资金拨付、资金请求的统计和其他可获得的相关信息的搜集方面参与工作，并不能替代缔约国大会之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管理委员会作出决议。相反，世界银行对信息的提供和评估程序的参与，是为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形成公平、合理和透明的决议提供帮助。也就是说，绿色气候基金管理委员会，将基于世界银行作出的资金请求的统计和其他可获得的相关信息作出最终决议，随着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资金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单位予以拨付。
三、IMF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面临的质疑及正当性评述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提出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后，有支持者也有质疑者，质疑者既有发达国家成员也有发展中国家成员。质疑主要不是来自对该融资构想的技术可行性方面，而是主要来自该融资构想是否具有政治和合法的正当性方面。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质疑一：利用SDR（或者其他储备资本）作为基金发行绿色证券的方式，则私人资金流将作为全球气候资金承诺的～部分，那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资金流是否被计入“新的和额外的”的资金。有人认为，如果包含着私人资金流的话，则会冲淡由发达国家提供公共资金的承诺，因为大多数的公共资金会通过“杠杆效应”使私人投资多倍于最初的公共资金的数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应当如何界定？通过“杠杆效应”获得的私人投资，是否可计入一个国家的气候资金捐助？简而言之，这一质疑包含的问题是：以特别提款权为储备资本发行绿色证券获得的资金，能否算作“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如果不能算作“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则该融资构想的正当性何在？
此质疑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引发此质疑的原因在于按照《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规定，发达国家的供资义务属于公约法律约束，因而发展中国家坚持由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可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绿色气候基金，以保障公约全面、有效、持续的实施。发出此质疑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绿色气候基金应当全部由发达国家拨付的公共财政资金构成才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绿色气候基金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应当全部由公共财政捐助构成。然而，这种质疑在笔者看来有失偏颇，也就是说，此种质疑对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的正当性存在不全面的理解。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理解该融资构想的正当性问题：
（1）应当将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正当性问题与发达缔约方供资义务的正当性分别对待，二者不宜等同。根据《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规定，发达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公共资金是公约义务，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构成全部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由于坎昆协议是哥本哈根协议的继续，二者在内容上具有承启性，因而考察哥本哈根协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坎昆协议的规定。哥本哈根协议第8条说明，长期融资任务要求发达国家承诺至2020年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要，这笔资金的来源可以包括政府出资、民间集资、双边和多边筹措以及可替代的其他融资来源。从这些表达中可以看出，全新的绿色气候基金并非是单一的公共政府财政拨付，可以包括各种资源或者其他融资来源。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国际社会已经一致认识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时间紧迫性和规模空前的融资任务的艰巨性。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纯粹的公共财政预算将是不现实的，否则绿色气候基金的创建也将会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特别提款权融资构想中，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构成并非单纯地来自基于特别提款权发行的绿色证券，还包括来自碳税和碳交易方面的公共财政资金。就单纯基于特别提款权发行的绿色证券的资金性质来看，发达国家向绿色气候基金捐助的特别提款权本身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这是确定无疑的，它只是作为发行绿色证券的储备资本，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在因绿色证券的运作损害投资者利益时，绿色气候基金保留以特别提款权向捐助国求偿“篮子货币”的权利（货币求偿权），以发挥特别提款权的固有功能，具有间接的公共资金的性质。但是，即使如此，发达国家特别提款权的捐助并非直接的公共财政资金的捐助，因而就不宜定性为“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然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来源于绿色证券的资金只有400亿美元/每年，而来源于碳税和碳交易的公共资金却占600亿美元/每年，这一部分是属于“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
（3）从坎昆协议的阐述来看，没有对“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作出细节描述，但鼓励多种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开拓，以实现快速融资和大规模长期融资的目标。坎昆协议中的融资承诺在于要求发达国家每年“筹集”巨额资金，笔者认为，对“筹集”含义的理解首先需要抛开政治立场的争议。“筹集”应当是为了基金本身的资金需要，其本质在于强调“筹集”的资金最终应当归基金本身拥有并支配，而可以采取多种筹集的手段。从SDR融资架构来看，SDR归基金拥有而作为储备资本，并将发行的绿色证券所得也归基金支配。发达国家虽获得了股权但并不能支配基金，因为基金的投票权并不以股权的多少设定。因而这种架构既有利于基金发展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筹集资金以实现融资承诺。正如坎昆协议中阐明的，绿色气候基金的架构应当确保有效调动各种资源，以满足长期大规模资金的筹集需要，并使这笔钱的利用获得最大回报@。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哥本哈根协议，笔者主张，绿色气候基金中必须具有直接来自发达国家的较大比重的公共财政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作为支撑，这是绿色气候基金融资具备正当性的基础。但是，这不能成为绿色气候基金不能吸收私人资本加入的理由，当占一定比例的私人资本流入绿色气候基金后，这些资本在权利构架上应当完全归属绿色气候基金本身拥有和支配，此时“筹集”的私人资本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也就具有了正当性。以此为标准，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应当是具备正当性的。
质疑二：将SDR注入绿色气候基金中作为储备资本发行证券而换得基金股权，发展中国家担心会导致“一美元对应一个投票权”的决策结构的情况出现。实际上，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坎昆协议中，基金管理委员会由相同数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组成，每个组成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取得和投票权并不以股权标准分配，这已经是各缔约国的共识。有的发达国家认为这个方案不透明，它造成对捐助国不公平的责任。其实，为了保证对捐助国的公平责任，这种融资构想较为全面地考虑了捐助国在基金中的资产负担分摊方式和责任分配，其清晰的治理架构和所有权架构以及合适的保护设计，都是为了这个基金资源的有效运行。因而，绿色气候基金所创设的责任不透明的理由是不存在的。
质疑三：绿色气候基金以发行绿色证券的方式引发融资的杠杆效应，假设由于绿色证券的高评级和低成本，吸引了私人投资和财富基金的官方投资者，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气候融资需求会不会进一步使已经脆弱的全球融资市场恶化或者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出于对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顾虑，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报告的构想设计，基金每年发行的绿色证券是400亿美元，而世界GDP大约是60万亿美元，注入绿色证券的资金每年还不到世界GDP的千分之一，因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四、我国政府的立场与该融资构想的未来
201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发展中国家提交的《关于绿色气候基金建立操作细节》报告中，对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问题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1）绿色气候基金在资金来源运作模式上，财政捐助应主要是以赠款的形式，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的优惠贷款，只有此赠款以及优惠贷款才可以被计算为新的和额外的资金；（2）发达国家中的私营部门可以鼓励作出补充性的捐款和捐赠；（3）这种捐款不得包括在碳交易中公司支付的碳抵消。
以上三个基本观点，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待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只有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资金的捐助才能算作“新的和额外的”的资金；另一方面，并不排斥发达国家私营资金捐助绿色气候基金，但是这种私营资金的捐助不得包括碳交易中私营公司支付的碳抵消，而且私营资金的捐助只能在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捐助中占较小的比例，因而应是补充性的。不过，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无论是来自公共财政资金还是私营资金，都应是捐助的资金，这实质上排除了私营资金通过市场运作方式进入绿色气候基金的可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与以上中国政府在绿色气候基金融资方面的立场或基本观点并不一致。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融资构想，除了包含来自发达国家碳税或碳交易的财政收益之外，还包含着将发达国家捐助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本向私营部门发行的绿色证券而获得的资金。私营资金通过购买绿色证券而进入绿色气候基金应属于市场运作的方式，尽管发行绿色证券是以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本为基础。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发展中国家在《关于绿色气候基金建立操作细节》报告中，虽然支持私营公司以碳交易收入捐助基金，但是这种捐助不得包括在碳交易中公司支付的碳抵消，只能是通过实际出售自有剩余碳排放权配额而获得的收入，这些收入只能无偿地捐助于绿色气候基金，体现的是私营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为所在的发达国家为实现对绿色气候基金的融资承诺提供帮助。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重视社会责任的私营公司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政府赋予其他优惠政策的话，这种资金捐助的行为是不可预期的。即便如此，这些无偿的捐助也只能是补充性的，不能占主要部分，也不属于发达国家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捐助。发展中国家此主张的目的在于遏制发达国家借助私营公司的捐助，逃避国家应当负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资金义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如果固守公约规则，不但会与绿色气候基金创建的目的有悖，而且无疑会阻碍绿色气候基金的实际运作和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