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8:47
关键词：寻甸 汉语方言 声调 分区
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概况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寻甸”）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属昆明市辖县，全县辖16个乡（镇）。寻甸位于滇东高原中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县内世代居住着汉、回、彝、苗等多个民族。长期以来，寻甸县境内各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坝子和河谷山区。“寻甸”一名来源于彝语，因乌蛮土酋新丁而得名，后音译为“寻甸”。
本文旨在以宏观的分区理论为指导，坚持从方言实际出发，以语言材料为主要依据，采用迄今为止使用最为广泛的区分汉语方言、确认方言归属的方法――特征判断法（语言特征判断法），对各乡镇方言的声韵调进行实地调查，在录音记音的基础上，对其声调系统进行分类整理，大同中求小异，将寻甸汉语方言分为两个大区和一个过渡区。
二、方言分区标准简述
划分方言区的方法是参照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把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方言点连成方言片，再把若干个具有相似特征的方言片连成一个更大的方言区。然而，正如赵元任先生所言：“方言跟方言间的分界有颜色跟颜色的界限那么糊涂，而所含有的因素比颜色的分别还复杂得多”。因此，划分方言的原则和依据问题至关重要。
在汉语方言分区的问题上，主要分类标准和方法有地理类型分类法、历史语音分类法、混合地理和语音的分类法、语言特征分类法（特征判断法）、计量分析法等。无论是选取历史性的语音条件，还是采用特征词、特征字的办法来给汉语方言分区，总起来说都属于以“特征判断法”来区分汉语方言的范围。“特征判断法”是否能达到最佳的方言分区效果，关键在于所选取的特征条目有没有足够的典型性，能否充分显示方言的特性，是否符合区分汉语方言的条件。笔者通过设置四组声调发音以及标准的方言调查字表，深入乡镇，寻找方音纯正的当地人为发音合作人，并通过现场访谈、电话交流等方式了解各乡镇方音在声韵调方面的细微差别。
三、寻甸县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简述
寻甸汉语方言属于云南话中的滇中方言，县城境内除倘甸镇（当地方言称为“马街话”）、鸡街乡、凤仪乡的部分方音之外，其他乡镇的方音与仁德镇（县城话）相差不大，只是一些村镇年纪稍大的当地居民在说土语时有所区别。
倘甸镇、鸡街乡的韵母都有撮口呼韵母，这是滇中方言中比较特殊的现象，也是与寻甸县城话的重要区别之一。因为各乡镇的声韵母的分区与以声调为依据的分区结果无矛盾之处，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声调差异着手，对寻甸汉语方言进行划分。
四、寻甸汉语方言的声调系统
根据实地调查，听音记音，寻甸县所辖6个镇、10个乡中，仁德镇为县政府驻地，与七星乡、塘子镇、功山镇、河口乡、金所乡、先锋乡、六哨乡、金源乡、甸沙乡等十余个乡镇声调相同，在此归入以仁德镇为代表的声调系统，不再一一列举。
经语音实验，借助实验语音学的相关原理，将5个代表乡镇方言的声调归纳如下：
倘甸镇方言（马街话）的阴平、阳平和以仁德镇为代表的县城话基本相同，上声和去声则不同于县城话，县城话上声是高降调（53），马街话的上声是半低降调（31）；县城话的去声是曲折调（313），马街话的去声是中升调（35）。
从声调来看，仁德、联合、柯渡等12个乡镇可划为同一片区，鸡街乡、倘甸镇划为另一片区。凤仪乡（牛街话）的读音有两种，一种接近倘甸镇片区，一种接近仁德镇片区，可以算过渡片区。
五、结语
本文对寻甸汉语方言的分区，坚持以宏观的方言分区理论为指导，同时从方言的实际出发，以语言材料为主要依据，通过对寻甸各乡镇的语音进行对比研究，以声调为区分原则进行分区，旨在对寻甸汉语方言及其内部差异作一个初步的探讨，有关寻甸县历史文化背景及对声韵调系统的论述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补充完善。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从近年来国内各种油画大展多次以“时代精神”、“当代精神”为主题可以看出，这些来自于主流的美术价值观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油画的创作导向，另外，今天很多全国性的油画展中，那种为凸显“时代性”而反映新城市、新农村或民工的题材已十分泛滥。但从云南油画近年来的创作和历年来的云南油画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油画并未有追随“时代精神”之势，同时在众多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在绘画风格语言上相似或雷同的现象，这的确有别于其它省份和地区。其次，云南油画发展至今，尚未呈现出完整的体系或明显的地域风格，在作品中能体味出众多的“方言”和特征。
对以上的现象，有人把这归咎于云南油画缺乏学术带头人。杨一江对此解释为“疏离现实主题”的方言语境；并对云南油画没有出现群体追随潮流如：伤痕潮、怀斯风、苏俄模式等列出了诸多原因，不过基本都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而没有针对艺术的主体――艺术家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这也许是由于心理因素属于比较主观的因素，难以对其进行客观而准确的把握，一不小心可能陷入主观主义的误区。
笔者认为，艺术的主体决定了作品的表现内容和手法，云南油画表现出的这些现象，其实是由于云南特有的地理和民族文化对艺术家潜移默化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云南的人文环境、地域和民俗的角度去剖析由此所带来的影响。
1.云南的人文环境方面
笔者认为，特定的地域人文环境造就了艺术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当代这批活跃在画坛的60-80年代的画家，他们的成长正好处在云南从落后封闭的各个地方慢慢联系成现在经济快速发展、各地交通便利、各区域人们沟通逐渐密切的社会发展阶段。艺术家各自的成长历程基本都处于人文环境的巨变之中，同时从一些云南油画教学记录中也有可以发现在教学中导师强调“要去思考艺术与自身的关系，...... 不要求他们马上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只是希望他们找到对他们未来的艺术成长至关重要的出发点”。这也是云南油画鲜有表现语言雷同、普遍风格迥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由一些古代的碑文诗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云南人的一些人文特性。如云南著名碑刻《纂宝子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有论及其美学特征的文章，总结为“野”、“怪”、“蛮”三字。所谓“野”，就是“无法”……所谓“怪”就是“无度”……所谓“蛮”就是“无理”……。这里对爨碑的风格总结“野、怪、蛮”从某种角度上也影射了云南人的一些性格特点。这也是对为什么云南油画鲜有表现语言雷同、普遍风格迥异、"民族化"的一个脚注。
2.云南的地域性方面
云南的地理、交通、时空等因素的复杂多样，造成不同地区人们生活状态的差异，在云南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趋同性被自由、平等的各民族文化所取代。同时云南在边疆，又靠近东南亚，而且是个宗教繁复，民族混居的地区。由此，云南很多地区彼此相近或毗邻的城镇或村寨会呈现出决然不同的方言口音或民族习性，这些都促使在云南人性格中对“标准化”、“统一化”不具有认同感。在艺术文化表现上，趋同性很难得到体现，艺术的"民族化"反而“暴露无遗”。
从对毛旭辉的访谈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其实你会发现在昆明没有什么是可以标榜成‘正宗’的东西，这样的生态会吸引各种价值观念的人，各种理想的人，各种浪漫精神的人，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说话的空间。我认为在昆明一直弥漫着一种非常自由的空气，不光是艺术上的自由，人的生存状态也非常自由和松散。”这种自由散漫的秉性也体现在艺术创作上的不以趋同性。难怪唐志刚说：“在云南，不会有人跟着张晓刚跑、跟着叶永青跑。曾浩在云南只有一个，我的作品在云南也不会有人摹仿。”
3.云南的民俗性方面
20世纪初期，白族壁画、版画，纳西族的东巴绘画内容丰富，赵藩、杨天禄、张文湛等知识分子掌握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要领。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壁画、佛幡画构图、技法、材料独具特色，画中表现的部分世俗事相已经贴近民族现实生活。藏族壁画、唐卡、版画、布贴画是典型的宗教艺术，长期积累下来的绘画技术已趋精湛.....。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众多不同的民族具有着不同的习俗、信仰和价值观。这使得云南这片土地产生了诸如：神秘、灵幻、诙谐、唯美、质朴等艺术形式，但很少有雄壮、深沉、政治、历史的艺术内容。由此在油画的表现上无可避免的呈现出风格迥异，但语言雷同的"民族化"作品。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全省把民族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但还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学校布点分散，师资匮乏，教学难度大，以及教育手段落后等问题。应该增加民族教育专项资金投入，重视教师素质发展，调整学校布局，办好寄宿制学校，强调双语教育，发展信息技术教育，才能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
1 云南及其少数民族概况
1.1 云南省简要概况
云南是一个边疆、山区、少数民族三位一体的省份，西部、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陆地边境线长4060公里。全省总面39.4万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4%，坝子（盆地、河谷）仅占6%。[1]云南现总人口4596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省现辖16个地（州、市）129个县（市、区），8个民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有25个边疆县。[2]
1.2 云南少数民族概貌
云南有51个少数民族， 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2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15个，跨境而居的民族16个。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云南少数民族人口1533.7万人， 占云南省总人口的33.37%，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3.65%。
云南除了8个自治州和29个自治县外，其余县都是少数民族杂居、散居地区。全省2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18个民族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其他7个民族在当地所占人口比例较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建立了民族乡。
2 云南省民族教育政策及教育现状
结合云南省实际，政府出台《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1992 年11 月25 日公布施行)、《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若干规定》(2005 年9月26 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以及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决定》，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多项政策发展当地的民族教育。[3]此外，云南为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还实行对少数民族学生降分录取、各高校根据各自需要招收一定比列的少数民族学生等优惠政策。
3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问题
3.1 经济制约了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教育的发展受经济的制约。云南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较低层次。
3.2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基础差
云南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正规学校教育起步较晚，基础较差，虽然现在民族教育成为了云南教育发展的的重点之一，但并未完全解决师资匮乏等现实问题，整个云南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仍旧不高。
3.3 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增加了办学困难
云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且居住较为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造成了学校布点分散，师资不足、现代教学资源缺乏等现实问题，增加了办学的困难。
3.4 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多使教学存在一定困难
由于民族较多，语言、文字也纷繁复杂，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上存在一定困难。云南少数民族中，22个少数民族共使用28种语言。其中颇族2种：景颇语、载瓦语；瑶族2种：勉语、布努语；怒族3种：怒苏语、阿依语、柔诺语。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汉藏语系包括藏缅语族的17种民族语言，壮侗语族的4种民族语言，苗瑶语族的3种民族语言。[1]
3.5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受宗教的影响
云南25个少数民族中，有17个信仰世界性的几大宗教，其中全民信教或绝大多数信教的是回族、藏族、傣族、傈僳族等民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怒族等民族中信教人口比例也较大。［4］历史上由于各民族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使宗教具有了教育的功能。到今天，学校教育虽然已经成为主流教育，但宗教教育对民族现代教育仍有影响。例如傣族有“升和尚”的习俗，男孩子七、八岁时，要出家入寺当和尚，他们普遍认为，男子只有到佛寺接受教育才具备进入民族社会人格。[5]云南信教群众多，发展教育应当处理好宗教与教育的关系。
3.6 少数民族固有观念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接受教育的意识和态度。例如，云南楚雄彝族传统观念认为 “命由天注定，各有各的命。”彝族听天由命的生活态度，使家长和学生对教育没有信心，不利于教育的开展。独龙、怒、傈僳、佤、拉祜等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由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传统观念认为“读书当不得饭吃”、“ 要吃饭还得下地劳动”，在有的民族村寨中甚至还蔓延着“读书无用论”思想，父亲宁愿经常喝4元一瓶的清酒，也不愿意每年花20元钱让孩子上学，致使孩子失学在家。[6]
4 思考及几点建议
综上，针对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提出六点建议：（1）增加民族教育专项资金投入。教育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教育的投入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例如，教育国债项目自1999年在云南省实施以来，先后投入近2亿，在改善高校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中、排除中小学危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加大对民族地区及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安排专项经费办好民族各级各类学校，才能确保少数民族教育持续、稳步地发展。（2）注重教师素质发展。教师是影响民族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改善教师工作待遇，构建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才能为云南民族教育发展提供动力。（3）调整学校布局，办好寄宿制学校。云南民族地区办学分散，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当具备一定办学条件时，应该走集中办学之路。还应当考虑云南山区多、有的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等现实问题，办一定数量的寄宿制学校。（4）加强双语教学。腾星认为，双语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学习主流文化，为以后融入主流社会打下基础，还肩负着传承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重任。云南少数民族多，实行“双语”教学可以克服各民族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为各民族间的沟通搭建桥梁，也能为各自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5）强调信息技术教育。云南少数民族教育教育手段落后，信息闭塞，应加快民族地区及民族学校信息技术教育的推广，以便增加民族教育的手段，解决信息匮乏问题。（6）注重民族教育的研究。随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只有及时了解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才能准确把握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曾满超，杨崇龙，邱林．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挑战和政策[Z].
［2］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情况调查报告[Z].2005.
［3］徐忠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云南民族教育科学发展[J].中国民族教育，2013,2.
［4］郑维川．云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现状与思考[M]//跨世纪的思考——民族调查专题研究昆明:云南大学,2001.
［5］谷跃娟．云南民族村寨教育的现代整合[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9.
［6］字振华．民族自治地方教育发展与民族法制问题研究: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3.
语言和文字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沟通交流，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努力，云南省社会的语言面貌和人们的语言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2009年为止，云南省已有六千二百三十所学校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目标，共有一百五十多万人次通过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普通话已成为沟通各民族心灵的桥梁，正在为边疆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推广普通话 双语教学 民族经济文化发展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c208）
一、普通话在云南推广的历史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我国推广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通话”一词是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确定的，指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1956 年2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出：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普通话”被确立为国家通用语之后，关于其内涵最为权威的表述。它还可以这样表述： 普通话是以北京音系为语音规范基础，以典范的现代汉语书面作品中普遍用开，且已趋稳定的用例为词汇和语法规范依据的中国国家通用语。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云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的要求，云南省积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普通话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教学用语。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山区、边疆省份，由于社会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加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在这样的地区开展推行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工作难度很大。三十年来，我省经历了不少曲折，克服了重重困难，闯出了一条在山区、民族地区开展“双推”工作的路子。
一九五六年云南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省教育厅设立了推广普通话科，配备5名干部，开展了以学校为重点的推广普通话工作。一九五九年，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以在山区、民族地区学习汉语拼音会加重学生负担为理由，下令停止在小学教授汉语拼音。教育厅分管“双推”的工作人员一方面按组织原则执行省委领导人的指示，一方面组织人力深入山区、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教师和家长对小学教学汉语拼音的反映，写出《汉语拼音教学有利提高教学质量》的情况调查报告。同年七月，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到重庆视察，通知云、贵、川三省教育厅副厅长带一名“推普”专职干部赴渝汇报文字改革工作情况。云南汇报了省委负责人决定小学停教汉语拼音一事，同时呈交了教育厅的调查报告。吴老回京后立即写信给省委书记，指出“汉语拼音是少年儿童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最佳工具，停授不妥，请慎重酌定。”在吴老的亲自过问下，一九六零年秋云南小学恢复了汉语拼音教学。为挽回停授汉语拼音造成的损失，省教育厅以农村、山区的10所小学为重点，帮助教师搞好拼音教学，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同时引导广大山区、农村小学教师在实践中认识教学汉语拼音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和推广普通话的密切关系，从而自觉地、积极地搞好汉语拼音教学。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云南的“双推”工作虽受到一些挫折，但教育厅在这一期间举办了十一期普通话骨干培训班，培训了1570多人；地、县两级也坚持举办中、小学教师普通话训练班，受训人数为29000多人，为以后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推普及双语教学成果显著
云南拥有25个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达1500多万人，位居全国第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民族种类多，方言复杂，加之山川阻隔，云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难度较大。据2004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仅为37.8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始终把建设一支推广普通话的教师队伍作为根本大计，摆在“推普”工作的战略位置来抓。首先是建立省、地、县三级在职教师的普通话培训网络，并对教师实行普通话考核。一九八零年省教育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推广普通话的通知》，明确提出普通话是学校的教学用语，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省、地、县三级教育部门分工对各级教师进行培训，学校也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学习普通话的活动。为检验培训成绩，激励教师学好普通话，省教育厅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对全省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年龄在50岁以下的男教师、45岁以下的女教师进行普通话考核。考核包括笔试、口试、教学用语和所教学生普通话水平等四项内容，由省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考核合格者发给《云南省教师普通话考核合格证》。报名参加考核的教师共16.3万多人，考核合格的有12.1万多人，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学校的普通话教学。
同时，云南把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当作重点来抓，采取中师、高师、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同时起步，带动普通高校、职业中学师资班的方式。在这些学校开设普通话课程，编写配套的教材，建立校（院）、级（系）、班三级“推普”网，制订“推普”规章制度。从一九八年起，省教育厅每年都召开师范院校“推普”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工作，为促进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深入开展，省教育厅发挥考试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从一九八二年起，对师范院校毕业生实行统考，分笔试、口试和毕业实习普通话成绩三项内容。每年参加统考的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普通话统考不及格者必须补考，补考及格方能领取《普通话合格证》和毕业证书。一九八五年第四季度，云南省组织力量对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校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已初见成效，师生讲普通话已蔚然成风。并且每年向中、小学、幼儿园输送万名普通话考核合格的教师，大大推动了各级学校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教育系统推普工作开始出现良性循环。昆明及16个地、州政府所在地的学校开始向社会“窗口”行业推广普通话，为社会培训普通话骨干，不少师生带头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普通话，带动了社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云南还将推广普通话与普及初等教育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云南把搞好广大农村、山区小学的“双推”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决定》的一个内容，在制订《云南省普及初等教育的标准和检查验收办法》中规定：小学生要熟练掌握汉语拼音，师生在教学中要坚持使用普通话。在检查验收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检查学校的普通话教学。到一九八五年底，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五十一个县村以上完全小学的“双推”工作基本达到要求，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云南省的“双推”工作，省教育厅的戴梅芳同志是第一人。一九五七年，戴梅芳在中央语音研究班结业后，就在省教育厅担任推普专职干部。她在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尊重专家、团结同志、扎根基层，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为全省“双推”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省举办推普骨干训练班，戴梅芳既要做组织工作、班务工作，还要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还承担了省电台的普通话广播讲座的播讲任务。一九五八年，她和其他同志一起进行全省方言普查工作，跑了27个县，撰写了16篇调查报告。戴梅芳经常对人说，“推普就是我的终身事业”。事实也正是这样。她在厅里哪个部门工作，推普就归这个部门领导。一九八年，她任省厅普教处副处长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省小学分阶段普及普通话的构想，制定了小学、幼儿园普及普通话实施条例及检查验收标准。她还建议实行全省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普通话统考，这一建议被厅领导采纳，并责成她组织实施。一九八三年，戴梅芳任民族教育处处长，她认定“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对于云南民族地区小学也适用，积极组织试验。云南省的“双推”工作效果显著，与戴梅芳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以中央和省级普通话培训班学员为骨干的一支强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队伍。截止2011年，普通话已成为全省8579所学校的校园语言，近240万人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昆明市被国家语委命名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云南省有22个民族使用着26种语言，调查统计显示，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母语仍然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日常用语，云南目前还有近650万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不能使用汉语普通话交流。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主要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民族地区的应用水平较低。更为严峻的是，民族地区学校双语教师普通话口语水平普遍偏低，不能胜任双语教学岗位的教师超过60%。掌握双语、教学质量高的教师流失快，教师队伍不稳定。少数民族教师在汉语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少数民族汉语师资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制约双语教学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瓶颈之一。
在不通或基本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入学前多数听不懂汉语。为此，云南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村小学低年级开展“双语”教学，教师开展教学既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使用汉语文。数据显示，云南省目前有15个州市74个县市的4056所学校开展“双语”教学，15万多名学生参与其中。云南的双语教育工作在中央的关怀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长期以来，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200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对双语教学情况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省教育厅加强双语教学工作，认真研究加强双语教学的措施办法，争取双语教学工作有新成效。为此，云南省教育厅通过多方努力、协调，把已通过审定的民文教材免费纳入当地开展双语教学的校点，予以保障。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站在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民族教育工作和开展双语教学工作的重要性，着眼于未来，深入贯彻落实发展民族教育的各项规定，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以及民文教材编审发行工作。
云南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一九八年明确提出把推广普通话与“双语”教学结合起来。德宏、西双版纳、迪庆、怒江等民族自治州相继制定了“能用民族语和普通话进行教学的教师，晋级、评职从优”的奖励政策。一九八四年初，借鉴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经验，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特点和难点，设计了“拼音学话，双语教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方案，在德宏州和路南县的傣、景颇、阿昌、彝4个民族的小学中开展实验。一年以后，对实验班和普通班学生的汉语文水平进行对比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实验班二年级学生的识字、阅读和说普通话的能力，超过普通班四年级的学生。这一令人惊喜的成绩，引起了领导和社会的关注。
德宏州潞西县户允村是个傣族聚居的寨子，不通汉语，群众“赶摆”（赶集）与外地人交往靠比手势或请翻译。户允小学二年级实验班学生会听能说普通话，逢到“赶摆”，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当翻译，群众赞叹不已。一九八五年副州长视察该校时说：“这项实验对开发少数民族儿童智力有特殊的功能，是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最佳途径。”并代表州政府赠给学校一台彩电。全村群众每晚都聚集在学校看电视，实验班学生为大家把普通话翻成傣语。村长说：“实验班的小娃娃变成了大能人。”景颇、阿昌、彝族实验班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好成绩。一九八五年秋，在全省8个民族自治州的24所小学推广了这一实验，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云南省开展双语教学有16个州（市），88个县（市），学校总数4167所（其中，双语双文学校304所，双语单文学校3863所），班数10176个（其中，双语单文723个，双语双文9453个），在校生208768人（其中，双语双文在校生19221人，双语单文在校生189547人），双语教师总数10872人（其中，双语单文教师9396人，双语双文教师1503人）。
为开展好双语教学工作，云南省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双语教师培训工作。2001—2010年，共培训双语骨干教师5000多人。在开展教师培训的同时，云南还加强双语教学教材建设工作。截至2011年，我省已编译审定14个民族18个语种的学前班、小学一至五年级新课改民文教材和小学一年级数学民文教材，并进行了学前班、小学一至二年级民文教材修审工作。目前，已编译审定和修审了357本民文教材，并编译、审定、出版了14个民族18个文种的200多本汉语文与少数民族文字相对照的新课改语文和数学教材。这些民文教材已经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免费提供学生使用，给民族学生学习带来了方便，确保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顺利开展。双语教学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各民族团结及边疆稳定等方面都取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全省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和通晓本民族语言文字专业人员的培养力度。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特殊性，培养少数民族本土人才、民族文化传承人。”截止到2010年底，云南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2%（全省99.69%）；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达到2752807人，占总数的32.55%。少数民族在校生比例稳步增长：普通高校本专科少数民族在校生114994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6.19%，比上年增长1.01个百分点；普通中专少数民族在校生82323人，比上年增加1.3万多人，占总数的28.39%；职业高中少数民族在校生85879人，比上年增加1.7万多人，占总数的3.72%；普通高中少数民族在校生184277人，比上年增加0.58万人，占总数的29.12%；普通初中少数民族在校生695142人，比上年增加1.27万多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3.53%；普通小学少数民族在校生1506248人，占总数的34.61%；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在园人数273919人，占总数的27.76%；全省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中专生，不少民族还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生，基本形成了从民族幼儿园到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专、民族大学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三、普通话与云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工程。云南省还有近六百五十万少数民族人口不能使用普通话交流，这对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极为不利，直接影响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边疆多民族的云南省，推广普通话对发展科技文化事业，增进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往，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云南楚雄市紫溪镇前进初级中学校长杨继聪，经常用一个曾发生在该校的真实故事教育一届届的学生学好普通话。几年前，一名学生辍学后私自搭火车到新疆摘棉花，由于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干了两个月一分工钱没拿到，只能一路乞讨返回家乡。杨继聪校长说，其实这只是前些年各乡镇零星到外省打工村民受骗上当中的一例。外省一些地方存在语言歧视的信息传开来，有的乡镇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就不敢再外出打工了。他们即使到公路边叫卖自己生产的水果蔬菜，南来北往的驾驶员也都愿意与会讲普通话的村民做交易，更不要说附近大型国企招工都有“会用普通话交流”的要求了。“不学普通话，难以走天下”的道理，对学生的启发作用很大。
从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到村民们在当地交易农产品，只要说好普通话能得到实惠，学说普通话便成为村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尽管他们开始学说时免不了生硬，没有方言说得流利上口，但还是耐心地请村小的老师们帮忙纠正自己的发音不准、语调不和谐、用词不当等问题。在法邑村，踊跃参加一轮又一轮普通话集中培训的有党员、干部，还有餐饮服务的、外出打工的。如今，全村已实现了男女老少与外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
学界曾普遍认为，推广普通话的难点在乡村，因为乡村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而普通话历来在村民心中属于场面上的“官话”，谁憋脚地学说几句“官话”就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如今，这种认识已经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一桩桩发生在邻里间的“会讲普通话好赚钱”的切身经历，大大激发了村民学说普通话的积极性。
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应该继续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地方方言，坚持保护和发展云南地方、少数民族语言。
首先，对于我国颁布的有关推广普通话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如《宪法》（第19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6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6条“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等，应大张旗鼓地宣传，并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使推广普通话工作深入人心，努力使讲用普通话成为本地公民的自觉自愿行为。
其次，在工作过程中，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文化建设。两方面都要抓，而且都要硬，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不能一条腿或瘸腿发展，这会走很多弯路的。
最后，在具体措施上，应因地区、因情况而异。如方言区域、地理区域、经济因素、人口素质等，群策群力、有的放矢地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本地区的二者协调发展之路。
总而言之，在当前，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推广普通话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推广普通话也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开放交流的需要。随着各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要求，推广与使用普通话的迫切性更加突出。只有把二者充分协调、并重发展，才有利于推动富强、文明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推广普通话，这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我们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还要保护好各地的方言。两者并不矛盾。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深厚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应保护方言，而不能让它消失。
实际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普通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构建和谐的现代语言生活。三者相济互补，中华语言文化才会更加博大精深。
五、今后云南普通话推广的思考和建议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首先，继续开展好“双语”教学工作。要结合新的形势和工作要求，进行校校对口支援、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立法专项工作，还要努力拓展专项工作领域，为促进全省民族教育内涵发展服务。
其次，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模式。
昆明市643多万常住人口中，有198万外来务工人员（昆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会）。因此，推广普通话显得尤为重要。使用规范用语应成为市民的一种自觉行为，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推广普通话。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有计划地对农民（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等开展普通话培训和规范汉字推广。今后一段时期，云南省将把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事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进行集中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要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话培训，并纳入到上岗考核中。一般情况下，只有达到上岗标准，各用人单位才能聘用。
云南是一个方言大省，境内多种方言杂糅。“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的现象造成了人际交往沟通上的障碍，因此外来务工人员接受培训迫在眉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将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进一步增强外来务工者的语言规范意识和普通话应用能力，引导外来务工者自觉讲普通话，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第三，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旅游、服务业使用普通话。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从大处讲说好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是祖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独特魅力的需要；从小处看，它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需要。云南作为一个旅游大省，推广讲普通话更为重要和必要。提倡在公共场所说普通话，并非以云南方言的消亡为前提，云南方言仍会长期存在，作为一个地区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仍会有云南方言魅力展示的平台。但是在一些服务窗口单位还是应该说普通话，让人听得懂才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能，能够无障碍的相互交流才能显示语言的魅力。
在上海，为了办好世博会，把普通话列入公共服务业一线人员的职能与技能考察指标，公交、航运等十多个公共服务行业，更是重点要求使用普通话，广州举办亚运会也是借鉴了这一做法。据调查，昆明出租车行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仅为12%，出租车司机基本都不使用普通话，这给外地游客带来了不好的印象。出租车作为昆明形象的一个窗口，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出租车车容车貌的监管力度，并提高出租车司机的素质，规范其使用普通话，这样有利于提高昆明城市的形象。因此，我们云南也急需推出明确的窗口服务行业普通话使用规定。
推广普通话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遵循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依法强化政府行为。要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并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拓展，向更宽的领域延伸，逐步实现全社会普及普通话。
据悉，从2011年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定向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培养法官，招录学生不仅高考成绩须达到要求，还需通晓少数民族语言。2012年，云南省将启动省级机关公务员规范语言文字培训考核工作，以促进公务员提高公文写作和普通话水平。
结语：
在学习工作中、商务联系中、探亲访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中，都离不开讲普通话和写规范字。因此，推广普通话，运用规范字，已成为教育教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云南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是“双语”的语境，即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可让方言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中提倡用方言来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
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我们要力争在本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省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再经过未来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语文素质将大幅度提高，普通话的社会应用更加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形成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良好语言环境。
关键词：云南油画；风景写生；历史沿袭；现状
中图分类号：J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76-02
一、云南写生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沿袭
云南，拥有着丰富的人文自然环境，地理上北高南低，北部香格里拉与自治区接壤，一片牦牛草甸雪山的风光。海拔递减至南方西双版纳又是一幅热带的旖旎风情。作为云南省文化艺术中心的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这里灿烂的阳光映照着红土的高原，映入眼帘的是浓翠的植物、清澈深邃的湖水、湛蓝的天空。南濒滇池，三面环山。属于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由于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是极负盛名的春城。高原的耀眼阳光是所有到过云南的人最难忘的记忆。对云南的自然特征，云南画家多有体验，如毛旭辉在对其早年圭山写生的回忆：“在云南你不可能不画一些与土地有关的东西，因为高原的大地和阳光，土著人的形象实在是太感人了。”独特的气候、土地资源和多元的文化，成为滋生自由和幻想的最佳条件。如其所述，云南省的自然环境为写生特别是室外风景写生提供了优良的外部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气候温和稳定，气温宜人。特别是在昆明周边，除连日阴雨之外一年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适宜户外写生；日照时间长，高原阳光强烈。室外景物明度对比高，色彩饱和强烈，给画家强烈的客观现实感受，便于画家把握。室内写生光线有适足的强度；云南省有26个民族，人文环境丰富。地貌植被多样。为画家提供了多样的原始直观素材。
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法国的殖民统治给云南融入了一些欧洲文化的色彩。20世纪初，西方油画传入中国，风景油画写生便成为云南油画发展中的主要脉络。风景写生作为内容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事实，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在画家单纯面对自然时更容易进入真诚本质的绘画人生思考。云南，地处边疆，艺术文化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显得相对滞后。西方美术在云南的最早引入者应当是留洋回来的李廷英先生。他于清末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了油画技术和理论，在多年教学中，推广了油画、水彩、木炭和色粉画的应用，室外风景写生是他主要的绘画方式。在这之后，云南油画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路。在近两三年时间内，昆明连续举办了多名前辈艺术家的回顾展。如廖新学、刘自鸣、林聆等。现在的观众得以观看云南早期油画的风格面貌。同时室内外写生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
早期云南油画实践者许敦谷、江心用、周生甫、黄公敌和李实清，求学海外或国内的艺专，西方古典油画或印象派风景是其所学专长。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专迁至云南，为云南带来了最早的油画认识。主要了油画老师是法国留学生。林风眠校长倡导基本功练习，风格主要秉承印象派。良好的基础训练为今后云南油画写生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其中学生有董希文，群，吴冠中，赵无极等。刘付辉，黄继龄等一批云南学生毕业后留在云南，把其所学流传在云南美术界。1949年前后，云南还有一批杰出的画家相继到法国去留学，如廖新学、刘文清、熊秉明、刘自鸣等。而真正在云南油画中影响深远的是廖新学和刘自鸣。在新中国成立前期，云南油画总体上发展是稳定。艺术家真诚笃行。各方面带来的法国古典特别是印象派思潮在这个时期为云南油画根植了一个重要的的思想——尊重个性风格。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云南独特的人文自然环境吸引着文化中心地区的画家来采风和写生，促进了本地艺术创作的发展。同时云南艺术学院的成立以及油画教学，为云南油画艺术起到了基础传承作用。此外，大量的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到云南来工作，姚钟华、张建中、夭永茂、高临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夭永茂回忆说：“刘付辉先生鼓励我们抓紧时间画写生，为了提高我们对色彩的敏感色调的把握，提倡多画小油画。在同班同学张建中的带动下，掀起了小油画的风气、并影响到全校及社会，当时的麻园、学校附近各样风光，同学们早餐前画一张，晚饭后画一张，傍晚的余晖，那是我一生中回忆起来最愉快的时光。”可见当时的油画写生普遍意义上以基础感受能力训练之上存在着。
国家艺术文化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大环境下，马克西莫夫训练班在中央美院培养了一大批苏派油画学生。他们又把苏派油画的技术与审美布道到了全国。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批省外毕业生把苏联风格引入了云南。又为云南油画界提供了苏俄油画语言模式。的开始，《去安源》成为整个中国美术的样板。国家的整体政治背景为苏俄油画路线提供了有力的宣传。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强调扎实的基本功，它的重要意义是为写生提供了基本的入手条件。同样事实上苏派云南画家在风景写生多有建树影响。
1966年的“”开始，云南也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 进入七十年代云南美术的开展以创作训练班的形式有组织的走进大自然进行写生活动。创作训练班是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国家为推动主题创作而设立的美术创作机制。它非常显著的促进了云南美术的整体发展，并使一大批美术新生创作力量成长起来。这种广泛性和群众性奠定了云南美术的基础。同时为苏俄风格的实践与掌握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时期具代表性的画家如姚中华、孙景波、蒋铁峰、工人画家沙璘，部队画家梅肖青、林聆、尚丁等，在享誉美术界的作品之后，都有大量的室内外写生作品。
在七十年代的中、后期，不断的革命阶级斗争使云南油画限制在主题创作中。风景写生却给云南画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在当时的云南兴起了一股走入大自然去画风景的热潮。省内外的专业画家有组织地下到山寨、河川，创作出大批真实的写生作品。当时的昆明，活跃着一批外光画家。他们创作的油画风景写生作品被称为“外光画”，他们当中有陈崇平、邹昆凌、裴文琨、裴文璐、曾晓峰、苏新宏、蒋高仪、沙磷等，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在正规美术院校受过系统的训练，他们完全凭着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加上本人的艺术天分，实践着风景写生。毛旭辉回忆，他们每次去海埂，都可以见到一些支着画架，或把画箱支在单车后座上的画家。毛旭辉，张晓刚，叶永清等这些八、九十年代崛起的画家大多启蒙与这个时代。风景写生这是当时最广泛的一项艺术活动。这种来源于生活中的积淀，形成了色彩灿烂而富有表现力的云南油画的独特风格体系，也为后来一些富于云南特色的版画和现代重彩画创造了基础条件。
从七十年代末期，在云南昆明工作的丁绍光、蒋铁锋、姚钟华，王尽源，刘绍荟，王瑞章等艺术家组成了申社艺术团体，这群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他们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立体派”、“野兽派”的思想和画风，追求艺术中的形式美语言。他们很多作品来自于西双版纳的写生体验。他们的绘画大多具有一种平涂和装饰变形的倾向，色彩绚丽，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传递出一种梦幻和抒情交织的、具有异域风情与想象的美学风格，这在当时还在普遍流行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画坛，尤如吹进一股清新的风。吴冠中、袁运生、詹建俊等大量国内的知名画家来到云南，写生于西双版纳、大理等地，吴冠中以云南地域文化和民族艺术特色为主流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态势，一直贯穿着整个80年代。并伴随着袁运生首都机场壁画风格与题材的争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形式美的大讨论，这也是云南美术在全国引发的第一次震动。
写生在在云南艺术教育系统延续下来，1979年，还在上大学的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杨一江等去到他们向往中的圭山写生，圭山是距离昆明100多公里的撒尼族村寨，这是一个有着蓝天、红土、白羊以及纯朴的撒尼族村民的农村，自然这些艺术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安慰和抒情的特征。 在这之前，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已去过那里，他们运用苏派写实方法和印象主义的光色语言来描绘圭山，毛旭辉他们一开始也是用类似的语言来表现，但总感到这种对漂亮光色的描绘总是和自己内心的感觉有距离。当时的昆明，张仃、吴冠中、袁运生等艺术家频繁到云南写生和办展览，作讲座，毛旭辉等人一开始也是受这些艺术家提出的“形式美”的影响，但当他们在1982年的夏天在北京看到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展后，内心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他们意识到表现主义才是契合于他们内心状态的表达方式。此后的几年，他们又到了圭山许多次，并逐渐找到了吻合于他们各自内心的语言。当时的作品如毛旭辉的《红土之母·圭山系列》，张晓刚的《山后》、《晚风》，叶永青的《牧羊村的撒尼姐妹们》，这些写生作品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写生作品，从而开创了云南风景写生新的可能性。在写生中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方向，主导了他们之后的创作。正是圭山的情景给了这些封闭的城市画家以可能性。为85新潮运动做了基础准备，从而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开端。在八、九十年代，省内外的艺术毕业生如曾晓峰、马祥生、杨一江、马云、陈恒、赵建国、毛杰、李季、曾浩、唐志冈、惠远富、苏江华、苏新宏、武俊、赵力中、马云薄、郝维平、白实、栾小杰、段玉海等，他们带着了新的思潮与认知，回到云南从事艺术工作，同时又在实践着云南油画写生。使云南风景油画写生延续至今。
二、云南油画写生现状
进入新的世纪，写生在云南的延续却面对着如下的社会背景。学院教学是云南美术界的主流力量，写生在传统中延续，同时当代艺术如火如荼，艺术家又面临当代艺术观念的思考。艺术家们在受当代艺术影响的同时，对传统的艺术形式重新进行了关注和反思，思想的解放面对思想的回归，云南艺术家面对写生有不同的实践。整个云南美术界的写生活动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作为云南先锋艺术的代表，创库loft艺术社区于2001年，它坐落在昆明市中心西坝路101号原昆明市机模厂空置的旧厂房。2000年，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等首先发现了这里，决定把它改造为艺术社区，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创库形成了有近40位艺术家工作室。它作为一个艺术交流与实践的平台，组织且进行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写生活动。主要的社会活动如2003年的“百人风景写生大行动”，是云南美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写生活动。由毛旭辉、唐志冈、苏新宏等艺术家发起，是唤醒云南艺术界与社会对云南油画写生认识的一次有影响力的活动。之后“2005年云南风景大家画”系列活动又在创库开幕。参加的创库画家如唐志冈、毛旭辉、刘亚伟、胡晓钢、金志强等。他们的目的在于让所有热爱风景画的人都有一次参与的机会，建立起一个风景写生的群众基础，让云南成为全国风景画的基地。如唐志冈描述：举办风景写生活动是为突出业余的亮点，因为平民化曾经是先锋艺术的特征，在当下，平民化代表了边缘的姿态，而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在偏离主流的边缘才有更多表现自我的可能。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之后，一度不被重视的风景画又受到先锋艺术家们的关注。
云南美术家协会与油画学会也于2007在民族博物馆举办了云南油画风景展。云南艺术的最高学府云南艺术学院与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中，写生作为学生的基础能力训练与语言培养进行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写生传统让风景写生更多的进行。
同时云南70后、80后的年轻艺术家却面对消费与时尚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如何丽斌所说，年轻艺术家呈现出明显的美学观念的分流，一部份承袭了上一代艺术家的焦虑情境，具体在作品中则体现为自我放逐和反都市化的倾向；另一部份则崇尚并身体力行地实践酷、炫、流行的、瞬时的美学观，把自身抛入都市消费文化的场景中，来获取新的灵感与创作资源。风景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均呈现多样化的思考与尝试。2003年开始，云南70后、80后艺术群体通过几次展览体现出年轻艺术家对自身成长与周遭环境变化的关系的敏感与关注，何丽斌个展《行者日志》是代表性的写生尝试。
可见，从油画这种西方绘画形式传入云南这块土地开始，伴随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家的继承与创新，写生伴随了云南油画独特的沿袭与发展。如今薪火相传，云南当代油画将拥有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武俊，彭晓.当代油画论集.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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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一江.方言·语境与地方油画—论云南油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4]武俊，陇艺梅.民间天空——云南当代美术档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独有少数民族文化 口译策略 传承与传播
本文系项目号为00500205020516011的云南省教育厅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语言从形成之日起，便与文化紧密相连，难以分割。一方面，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语言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处处折射出文化的蕴意与光彩。爱德华・萨丕尔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云南是我国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其中15个为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作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云南，精准、传神地将这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呈现于世界，这既是出于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发扬的需要，又是宣传云南和促进云南对外交流的有效手段。笔者从研究云南独有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入手，选择有针对性的口译策略，既能准确、真实地表达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又能更多地保留其原生的民族文化风貌。
1 云南独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1.1 多样性与多元性
大量考古实证和史籍资料证明，云南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构成云南各族早期先民的氐羌、百越和孟高棉三大族群，并逐渐发展形成世居云南境内的独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维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模式。同时，云南独特的地理地貌环境和立体多变的气候条件，造就了云南独有少数民族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和特征迥异的民族品性。从社会生活角度来看，云南保存着距今170多万年的古人类化石文化；有保存完好的独具风格的古城建筑和“洞经”音乐；有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和人类早期用图画记录下来的古乐谱；有狩猎采集和畜牧轮种的康巴文化；有刀耕火种的稻耕文化；还有“苗族山头住，瑶族箐头住，壮族平坝住，汉族街头住”的民居文化，更有“火车没有汽车快”、“背着娃娃谈恋爱”这类云南十八怪的民俗民间文化。这些文化元素和文化现象无不展示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特征。
1.2 交融与变异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各族历史交往进程中不断发展，使各民族间形成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现象，如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俗、、岁时节庆、民族起源、婚恋习惯、民间传说等。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绝对封闭的文化是没生命力的。而云南各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导致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土司头人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私有经济体制占有主导地位，生产方式仍以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农业为主，以原始狩猎、采集为补充，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文化是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因此，随着经济形态在其他经济形态要素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异,其文化形态也必然受到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成为复合文化要素组成的文化体系。
2 云南独有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渗透于民族的饮食、节日、宗教、婚丧礼仪等方方面面，只有当口译员较为深刻地理解了少数民族的这些社会风俗、宗教礼仪后，才能更准确、传神地将这些民族文化向世界传播。
2.1 饮食文化
饮食结构、饮食偏好、饮食习惯、饮食方式、饮食礼仪、饮食禁忌等要素构成了饮食文化。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还受到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云南山地民族与河谷民族的饮食文化受到地理、自然条件影响最为突出，极具代表性。如拉祜族、佤族、傈僳族等民族世居高寒山区，那里森林茂密，气候阴冷潮湿，人们需要摄取足够的热量抵御寒冷，所以肉类成为这些山区民族的主要食物。这种高寒阴冷的自然条件还造就了这些山区民族普遍爱酒、嗜酒的酒文化。而傣族、景颇族大多生活在地势较为开阔的河谷坝区，气候十分炎热湿润。因此，这里的少数民族饮食以有助于开胃、解暑的酸味和有利于排汗解毒的辣味为主。另外，在云南，饮茶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不少民族还喜爱喝“烤茶”，如佤族就爱在他们“不灭的火塘”上烘烤茶叶，使茶水倍加浓烈、提神。
2.2 节日文化
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多与本族的生产劳动、生活习俗和原始宗教有关，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纳西族的棒棒会、布依族的三月三、傈僳族的阔时节、傣族的傣历新年以及佤族的摸你黑等等，这些节庆活动无不反映着少数民族的劳动场景、生活风貌以及原始的畏神、崇神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与绽放。随着与汉族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汉族春节已成为云南各族人民的共同节日。然而，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共度春节的同时，融入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要素，增加了一些极具民族特色的活动内容。例如，高平村彝族村民过春节除了有汉族过春节习俗外，还要在大年初一比谁家起得早,抱一抱松毛,从村大道的岔路口一直撒到自家堂屋里的松毛席处。形朵藏族大年初一各家都要争抢头遍鸡叫时的水,大年初三要朝拜本地神山。也有一些与原始宗教紧密相关的节日，正随着原始宗教的衰落而衰落。如纳西族的祭天，高平村彝族的“咪嘎哈”(祭龙)，独龙族的“剽牛”等。
2.3 婚丧与宗教文化
由于婚嫁礼仪与各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独有少数民族的婚嫁礼仪保留得比较完整。云南少数民族的婚嫁都要经过提亲、订亲、聘礼等过程。丧葬习俗也保留得比较完整。高平村彝族,凡老人去世,从家人鸣火药枪或放鞭炮为信号开始,插挽幡、报丧、入殓、停棺、点神主、撒五谷、花鼓队吹打、送葬请客等等礼仪一应俱全。例如，云南红河哈尼族在祭祖典礼和丧葬仪式中，以象征着力量和强悍的大刀为祖先“开山劈路、杀鬼除魔”。而楚雄州东部峰山区的白彝在祭祀仪式中舞大刀，在“鸣告”（鸣炮告知四方相亲）、“扫堂”（到村中各户去祝福）、“上山”（化妆集队到火把山）、“献战”（舞刀对练的场面）、“祭祖”（在先祖的神像前）、“送祖先”（把祖先神像焚烧送归天堂）等祭祀仪式中都要表演大刀。舞刀者手持大刀，并在头上、身上插上山鸡羽毛，还要“纹面”，整个表演体现出舞刀者威武粗犷的气质和娴熟高超的技艺。另外，川滇大小凉山一带的彝族长辈去世数年后，要对亡灵举行特殊超度仪式，主家要集会数十名青壮年男子与前来参加祭祀的家支亲朋作象征性的“厮杀”、“格斗”，以示死者子孙和家支的强盛、武勇。
3 口译策略
各少民族语言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东西,因此口译工作者在翻译和介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引进和吸收了其他民族独有且独具生命力的优秀部分，使本民族语言文化得以更新和发展，既丰富了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方式，又增强了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活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民族文化在促进国家或地区的对外交流与往来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云南作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各国人民了解云南的愿望也日益强烈。因此，向世界推介传播云南民族文化精髓,有利于扩大云南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推进实施“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承担着语言信息载体作用的口译员，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对外传播云南少数民族独有文化的重任。因此，在交流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成效将直接取决于口译质量的高低。
3.1 异化释义策略
西方翻译理论的“功能对等”理论，文本类型分析、功能翻译等理论，一直对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由HansVermeer和Christiane Nord等功能翻译理论家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指出:“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翻译活动的总目的(skopos)。”(Nord，2001：27)“翻译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译文在其被使用的情景中所起的作用和在(原文)使用者那儿所起的作用相同,并确切地起到使用者们想让它所起的作用。”(Nord,2001:29)民族文化的口译目的主要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信息交流，并突破文化差异,用最能被国外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尽量准确、明了地传递信息，得到读者积极的反映，所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赞同在这种翻译中根据传播的目的采取一系列灵活变通的手段来有效传递信息，揭示和传达原文真相，表达作者要表达的信息。
当年鲁迅就主张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即保留民族特色。而另一学派则认为，应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采用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与表述。但按后者的理论，译作将难以引进新的语言特色和表达方式，不利于发挥翻译促进本民族语言文化创新的功能。译者不能擅自率先将其他民族文化特色化为本民族文化特色, 而只应忠实传达,“化”,应该留给读者去“化”,留给本民族语言文化去“化”。
云南独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有很多词语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中一些独有的事物和现象，在目标语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词语，即少数民族文化特殊词语。我们则应采取“异化”手法，保留其音,采取音译加意译。如：傣族的烹饪方法“包烧”、哈尼族的“德龙和”（哈尼语，意思是祭献田坝），可以分别音译为“Basao”(a special cuisine of Dai people. They use fresh banana leaves to wrap food mixed with seasonings and then bake it on charcoal fire)，“Deonghe” (Worship of the God for increasing rice output)。再如丽江纳西族的“三坊一照壁”是纳西族传统的民居形式，中间的正房较两边配房高出一截，正房对面再筑一堵照壁，组合成院落，可翻译为:“Lijiang Residential House(A courtyard with houses on three sides and a screen wall)。由以上例子看出，一方面,文化的民族特色具有独特的价值,应在口译中充分保留，另一方面，也正是不同文化的民族特色造成了口译的最大困难。
3.2 以读者为中心策略
由于外国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知之甚少，加之两者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给翻译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因此，译者应考虑到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背景，避免将那些他们不理解、不认识的内容生硬地译出来，而导致“硬译”、“死译”现象的发生。这就要求口译员既要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历史、风俗以及人民生活状况等有深入的了解，还要对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有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准确地把握住民族文化的神韵,融会贯通, 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传递和展现给世界。美国学者尤金・奈达提出的跨文化翻译的“功能对等”原则，即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基本一致。他指出:“(1)译文与原文应为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2)译文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应与原文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相同。”(Nida,1964:201)
口译员需要采取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重视翻译的传播效果和读者反应,从读者出发,让译文亲切易懂，使读者能接受、可欣赏。如：云南少数民族婚礼期间的“回门”习俗，就可意译为“the return of a bride to her mother's home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wedding”。再如白族的“本主”崇拜,可将特殊称呼“本主”意译为: Patron God。德昂族举行婚礼时男方要给女方聘礼“奶水钱”，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可译为“The money presented to the Bride’s family as a gift”。傣族的“竹筒饭”可意译为 “sticky rice cooked in a bamboo tube”。
云南口译员应该熟悉了解云南独有少数民族的特有文化，在对外国际交流中，竭尽全力传承和传播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结合云南本土文化的特色，认真做好口译工作，在弘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Nida, E. A. (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 roaches Exp 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刘和平，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方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9月在建水，发现了云南这个词在明清两代儒学文化上的高度。建水保留着云南最为重要的两个儒学文化古典建筑。一个是文庙，有700年历史，占地面积114亩，是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全国第二大文庙。这等规模的文庙，即使在江南自古文盛之地也难觅第二座。一个是 “云南提督建水学政考棚”，创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至今保存完整，成为中国科考制度建筑上的重要缩影之一，为见证和研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初级考试的重要实物遗存。
建水的学子们从文庙出发，进入学政考棚，开始他们的科考之旅。这个考棚集中临安、元江、开化（现在的文山地区）、普洱四府的学子为一片，考秀才并举行科举预备考试。滇南四府的学子汇集建水，在学政考棚逐鹿后，从这里走出云南边疆，跻身上层社会，实现了人生的飞跃变化，不少滇南学子成为地方名士，一代名臣，甚至名垂千古。《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明代云南共出文进士261人，其中临安府籍的就有56人，占全省文进士的五分之一；清代云南共出文进士692人，其中临安府籍的有158人，也占全省文进士的五分之一。正是因为临安和建水儒学的兴盛，过往的岁月里，这里相继出现了“兄弟进士”、“父子进士”、 “一门三进士”，“兄弟两翰林”等科考佳话，和江南的某些闻名小镇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明清时期，全省开科取士的一榜中，临安生员在考中者占了一半，因此而有了“临半榜”的美称。正因如此，什么举人进士，在这里一点也不稀罕，富于幽默感的建水人甚至还用这样的语言调侃这些人：“进士满街走，举人多如狗。”
建水是明清时期云南儒学兴盛的一个缩影。可就在清朝，云南竟然出了这么一件荒唐事。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下令各省督府搜访当地文献进呈。当时的云南巡抚为江西南丰人李湖（字又川），遵令访求，使云南地方文献图书得到聚集。这些文献来到李大人面前之时，这家伙大吃一惊，和他料想中云南缺乏文献的状况不同，摆在他面前的图书不仅数量极大，而且制作极精。云南自十四世纪初叶采用雕板印书之后 ，滇中自行刻印的记载滇事之书及滇人著述之书与日俱增，而且经、史、子、集俱有。有的刻本，不仅行格疏朗，字体隽秀，而且纸本清雅，印制精良。在这些文献面前，嗜书如命的李大人爱不释手，竟然吃了豹子胆，欺君罔上，以“云南蛮荒边远，无文献可言”的折子上书乾隆 ，对所收之书不予进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样的谎言，乾隆竟然信以为真，允准了！公元1775年，李湖因别的事情罢官，卸任时竟把搜访所得云南文献全部带回江西，造成云南文献的一次重大流失。
这件事情令人吃惊，是因为他透露了一个秘密：即使在云南儒学兴盛的清代，从皇帝到朝官，中原和内地的文人心目中，云南都是一个“蛮荒边远，无文献可言”的文化落后之地。李湖的拙劣伎俩能够得逞，就是吃准了这种人们对云南文化水平的这种集体潜意识。于是，不难发现，真实的云南文化，和内地人眼中的云南文化，到底存在多大的落差！
遗憾的是，又有谁敢说，这样的落差今日已经抹平了呢？因为造成这种落差的深层原因，和实际的事实关系不大，而是某些人内心深处自以为是的某种高傲。而高傲，是一种心魔，从来都不容易驱除干净。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日普洱茶文化的兴起，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它不仅为云南茶、云南文化带来声誉，它还是一剂文化上的良药，能够帮助驱除某些人对云南文化的偏见，以及他们内心深处那个不易察觉的心魔。
伍皓推动党委和政府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客观、准确的信息告诉公众。就是要跟网络赛跑，跟谣言赛跑；掌握现代的传播技术手段、及时互动的传播手段，彻底改变官方对外宣传时效性比较滞后的问题。
自从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全省新闻工作以来，他一直竭力避免让人觉得自己和别的宣传部官员表现一个样。而为了这样的目标或理想，他在2009年经历了太多的争议，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鼓励。
目前，关注“信息公开”和“宣传部新角色”，不能不提及一个人的名字：在“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网友调查团”、在“小学女生案”中网上实名批评警方工作而声名大震的伍皓。其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云南任新华社记者、政策研究员16年，2008年12月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越来越开放的当今社会，要想彻底掩盖信息已经非常难，尤其是在民间力量与官方发生一些矛盾时。伍皓认为宣传部门是党委政府的“形象塑造师”、“形象雕刻师”，应该具有“透明、阳光、法制、责任”的特征。传统上宣传部除了完成党政思想、政策等工作的宣传任务，遇到额外的问题，却总是希望能遮就遮，能大事化小最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信息消防队”。他表示传统的种种做法并不能维护党委政府的形象，有些时候甚至还带来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负面影响，宣传部应该把帮助公众知情作为新的历史职责。
伍皓认为，本来国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希望更好地公布信息，但是现在许多地方却变成了“新闻屏蔽人”，比如媒体记者以前还可以采访具体人员，现在全部被新闻发言人挡驾了，甚至有些地方的新闻发言人还“按照领导需要来发言”，完全背弃了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
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视频通讯、微博等新传播方式的诞生，公众无论在获取信息，还是参与信息传递方面都越来越简单，大大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时展趋势，伍皓提出“宣传部门不能再墨守成规”。尤其随着互联网力量不断壮大，他希望顺势而为，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即每个部门都应该有人负责在网络上主动信息，及时解答问题，由于网络虚拟的特殊性，这方面更需要权威性建设，比如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而不是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引导舆论导向”。
伍皓总结了目前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存在的三大缺点：一是不及时；二是不全面、不坦诚；三是不实事求是。只要这三方面哪一点没有做好，都将引发公众舆论的不满，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
方经常是三大缺点一样不缺。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伍皓也在积极改变一些“传统习惯”。2009年8月28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和“一小撮”等标签。
最新的事件是：11月21日，针对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的，云南省政府新闻办除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会外，还开设了国内第一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并通过“微博”在次日凌晨公开了螺蛳湾事件进展的权威消息。“微博云南”无疑是全国省级政府第一个应用网络开展新闻的平台。
关键词：云南省；高职高专；商务英语；改革模式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云南“国际大通道”战略的实施与深入，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云南对外开放的步伐特别是云南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到2008年上半年，云南的进出口总额突破了40亿美元。
云南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专业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日趋突出，而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主要由高职教育来承担。但当前云南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教育在发展中存在着与现实需求矛盾突出的现象，需要在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教育与现实需求相一致方面做深入扎实的工作。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管中窥豹的探讨。
一、高职高专商务英语教育的特征和要求
国家教育部高教司根据高职专科教育面向职业岗位群的特点，明确了高职高专教育的目标为“培养从事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人才”。根据这个精神，“培养涉外商务各行业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是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
商务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自上世纪后半叶诞生以来，受到世界各国商务工作者普遍的关注和重视，并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商务英语是一种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即ESP)，它受到语言学和若干其他学科的综合影响。可以说是一门以语言学为主导、吸收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学科，其内容包括经贸英语、金融英语、营销英语，国际商务英语、外贸函电、外贸实务、商务谈判、商务沟通等多门课程。由此可见，商务英语是英语专业与商科专业相复合的产物，但与传统的英语专业相比，它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目标、教学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就要求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区别于传统的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
作为具体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职高专学校，应将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具体化并使之具有针对性。从目前云南人才市场对商务英语专科的需求来看，云南高职商务英语专科的业务学习重点仍在小商务的范围内即商务谈判、信用证、装运、保险、检验、索赔、付款等一套进出口业务。笔者认为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应为：有扎实的英语基础，有宽泛的商务知识，有一定操作进出口业务的能力。因此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不仅要培养语言运用能力，更要培养商务应用能力。为了能达到培养商务英语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培育目标的定位上应强调“需求型”，即适应和满足用人单位对高职人才培养的需求；在综合素质培养中突出“复合型”，即保证学生具有大专层次的文化理论水平；在操作层面，强化实用性和针对胜，突出“适用型”。
二、云南高职高专商务英语教育的现实差距
到2008年9月为止，云南省教育厅公布云南共有34所高职高专学校(其中7所为民办)。从2008年9月招生的专业来看，在这34所高职高专的学校中，只有7所学校开设有商务英语专业(其中有3所民办学校)。从商务英语专业所从属的学院看，其中4所学校的商务英语专业从属于外语系。从以上的数据看到目前云南省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远远满足不了云南对外贸易人才的需求。
此外，目前云南设置有商务英语专业的7所学校中，绝大部分的培养目标并没有完全突出其特有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同时也缺乏体现当代国际商务和英语应用特色并适合专科层次教育的专门教材。学生的实习中心和实训基地也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教产结合不足，专业师资严重匮乏，复合型和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此外，由于商务英语专业是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专业，是复合性教育，这对专职人才队伍的要求很高，而目前云南从事高职高专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是拥有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背景的英语教师，教师虽具备普通英语的教学能力和经验，却没有正规系统地学习过商务知识，教师的商务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急需得到全面、系统、专业的培训。
归纳起来，云南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突出的现实差距表现为：一是英语语言知识与商务知识脱离；二是大部分英语专业教师对商务知识了解不多，而绝大多数商务专业教师都是用汉语讲课；三是商务课程缺乏实践性环节，更多限于纸上谈兵。这些因素使学生无法将英语学习与商务专业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无法将高职高专的商务英语专业发展与市场需求导向有机结合。
三、改革模式思考
1 应用型商务英语教育模块探讨：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商务英语是英语专业与商科专业相复合的产物，根据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目标、教学理念等方面的特征与要求，在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上必须区别于传统的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认为在进行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时，应该突出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的模块。
从课程设置的理念和课程设置的模块出发，充分考虑对培养人才的语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均衡培养，并不断满足云南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对于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应该是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
云南设置有商务英语专业的7所学校中都是三年制的高职高专，对专科层次的学生进行教学，教学中要求突出的是实用性和技能性的培养模式。通过教学，使英语成为获取和应用专业知识的工具，进而与外贸、旅游、酒店管理等专业知识联系起来。
语言知识、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三个模块的知识，绝非简单相加，必须互相融合起来才能够达到教学目标。如语言基础课中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按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与商务知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英语中了解商务。同时，专业知识课尽量选用英语或英汉双语编写的教材，积极推动教师使用英语或英汉双语进行外贸、旅游、酒店管理等专业教学。
应用能力课程应是针对语言基础和知识的应用和实践来开设的实践性课程，如函电与单证的模拟、外贸实务的模拟、商务翻译模拟、商务谈判模拟、商务英语综合模拟等等。语言课与商务专业课自始至终贯穿整个学习阶段，应用课则穿插在相应理论课中间，目的是使学生及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语言知识模块、商务知识模块和应用能力三大模块的教学，是适应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需要的。在每一大模块下面再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商务英语专业岗位群的角度及学生求职趋向，对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进行分解，确立小模块。每一小模块确立几门核心课程，为课程结构的构建打下基础。学生在修完必修课程后，可根据自身的专业发展方向选修相应的专业知识以拓展课程知识面。通过语言知
识模块、专业模块与能力模块相结合，可以保证各门课程有相应的能力课程为依托，培养造就复合型、应用型英语人才。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当前云南高职高专商务英语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如鼓励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通过在职进修或选派参加由国内外权威院校举办的商务英语教师师资培训班以提高商科的专业知识水平；加强培养具有复合性的“双师型”(英语教师+经济师＼技师＼经理人)、“双证型”(英语教师证+单证员证＼跟单员证＼报关员证等职业资质证书)教师队伍建设。
3 加大商务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强化实训。高职高专商务英语教学与普通英语教学比较有诸多不同，如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不同、年龄不同、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同、教材语言内容侧重点不同、培养目标不同等。这些差异决定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必须与普通英语的教学方法有所不同，传统的“填鸭式”、“一言堂”等落后的英语教学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对商务英语的要求，鉴于商务英语是一门复合型学科，根据商务英语的课程特征和高职学生的特点，要达到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在教学中需要对传统教学法(以教师为中心，讲授语法为纲要、以解释语言知识为目的)的模式进行改革，从而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从多角度探讨和分析商务英语语言特点的师生协作性教学法，从单纯传授语言知识转变为语言+专业的能力型培养。同时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开展商务英语课堂教学，将视、听、说、译等教学内容融为一体，教学效果更加突出。加强实践教学，借助计算机多媒体的网上功能可开展商务英语模拟谈判，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21世纪的信息时代，电子商务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商务环境和商务语言，如网上交易、电子票据、电子单证等等，高科技和计算机的运用使商务英语及经贸知识结合在一起。面对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商务环境，各高职院校要办好商务英语专业，建立商务英语实训中心显得非常有必要。
利用本校计算机中心建立校内模拟实验室，让学生在校内模拟实验室里进行有效的商务情景模拟训练，可以使学生在仿真的国际商务环境中，反复实践和体验电子贸易全过程。“商务模拟公司”是常见的商务模拟形式，是一种费用低廉的商务实践教学模式，通过设计可以为学生提供模拟仿真的开放式商务活动环境。商务模拟仿真和商务实训教学是这一环境同时提供给受训者的两种服务功能，在虚拟的环境中，可以完成商务程序，如商务谈判、函电、票据、单证等。虚拟环境中的商务操作，均遵循现实中国际商务通行的规则进行设计和操作，因此，通过建立模拟实验室可以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把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在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前，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和谣言正以手机短信、电话、互联网等多种形式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民的心理恐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作为云南省重点新闻网站云南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事发1个小时后，迅速成立报道小组。赶赴事发现场，对爆炸事件进行全面如实的报道，以引导社会舆论，消除谣言和传闻给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云南网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及时跟进报道，在全国各家媒体中率先了消息，网站记者通过手机彩信平台和网络平台迅速发回文字报道、现场图片和视频，为网民提供了最为准确的信息，成为各地网民和其他媒体了解“7.21”爆炸事故的第一窗口。
发挥网站优势 关键时刻安抚民心
突发事件给了新闻媒体一个检验反应与速度的机会。对于同一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网络媒体在新闻时效性上远远快于传统媒体。7月21日7点05分，昆明潘家湾发生第一起公交车爆炸。7点40分，云南网获知此消息后，迅速做出反应。确认该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后，成立突发事件报道小组，派出4名记者分赴事故现场和医院等地，进一步了解事态进展和人员伤亡情况。8点10分云南网在全国各家媒体中率先消息，手机短信和《春城手机报》也随后在8时25分和8时55分发送相关消息。8点30分，云南网事故现场第一组图片，此组图片立即被各大网站和其他新闻媒体所转载。同日上午8时左右，另一辆54路公交车在昌源中路交叉口时发生爆炸，云南网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出记者赶往现场进行报道。
在抢快的同时，也要抢内容的新。记者在往返事件发生地点的这段时间内，网站的报道实际上处于空白期。此时，编辑与前方记者的联络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句话也能成为新闻。期间，网站编辑一直与前方记者保持电话联系，询问现场情况，通过记者口述，及时整理出快讯到网上。这些“一句话新闻”成为网站在突发新闻上较常使用的报道方式，弥补了爆炸期间网站新闻更新的空白，也让更多市民和媒体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
随着事态的完全明朗化，云南网及时调整报道重点，不再过多关注爆炸事件本身，而把报道重点转移到市民生活的正常化上来。事发第二天，网站记者就安全措施采访了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并且分别坐上54路公交车和k2公交车，通过记者乘车体验。以及对车上乘客的采访等一系列报道消除了市民对乘坐公交的疑虑和对社会治安的担忧。
突发事件通常对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事态不明朗的情形下，容易形成整个社会的恐慌心态。作为重点新闻网站，云南网的舆论引导非常关键，在爆炸事件发生的几个小时后，云南网及时《令人发指的昆明7.21公交爆炸事件》、《让昆明7.21爆炸案的凶手得到严惩》等系列评论员文章，在谴责暴行同时，告知市民不要惊慌，政府已采取相关措施应对突发事件，保证市民出行安全。此后，网站多次发表评论，谴责暴行、澄清事实。本网评论文章迅速被国内外多家著名网站引用，并放置其网站显著位置进行重点推荐，这些评论的有效引导外界媒体的报道导向，消除不实报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络媒体双向交互的特点，使之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能够充分反映民情、民意、民声，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最好的桥梁。在云南网的网络互动专区“金碧坊”社区，有关爆炸事故的帖子受到网民的关注和热捧。论坛与网民的良性互动，正确疏导了由爆炸引起的市民恐慌心理，不仅有效遏制谣言四起，同时也改善外界网民对云南的错误认识。
新闻网站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网站应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大局为重，以事实为依据，要向网民传递准确信息，及时澄清事实真相。以“7.21昆明公交车爆炸案”为例，在爆炸案发生两个多小时后，有多家网站开始报道昆明发生两起以上爆炸案，各种揣测和谣言在网络上传播。此时，云南网虽然是首家报道公交车爆炸案的媒体，但是，在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前，云南网并没有跟风报道，而是经过多方了解认真核实后才做出准确报道，向市民、向外界传达了事件的真实面貌。
作为重点新闻网站，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应主动出击，抢夺“话语权”，一方面第一时间权威信息，使谣言、传闻扼杀在摇篮中。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准确、及时，全面的报道，有效树立政府新闻网站的权威性和主导性，使新闻网站成为消息来源的主渠道。
据统计，从7月21日公交车爆炸案发生后，云南网对外播发专稿(图片、视频)70多篇，分别被国内多家著名新闻、商业网站转载。在整个爆炸案的报道中，云南网的50％以上稿件被各大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所采用。
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在坚持新闻宣传纪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下，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给新闻网站优先报道权，让留言止于公开。
报网联动互动：1+1>2
昆明“7.21”公交爆炸事件的报道，在报网的联动互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不同于一般新闻报道，它因其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影响深远而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报道的频次和密度是任何单一媒介形式难以完成的，这就需要来自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完成报道任务。
虽然此前与报纸有过多次的联动互动活动，但共同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还是头一次。爆炸案的新闻线索的获得均得到了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有关报刊的支持，这为云南网掌握第一资料，抢新闻实效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报纸的特性决定记者不能进行实时播报，这使新闻在时效性上远远落后于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而云南网才成立不久，无法覆盖更多的报道点，从而使网站丧失更多抢新闻的良机。此时，云南网作为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的新媒体阵地。强调报网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报纸记者可以为网站随时播报现场情况，“记者的一句话就是新闻”，网站以快讯形式发出，一方面使网站抢到了新闻，另一方面也使新闻具有了时效性的价值，不再变成“旧闻”。
报网之间的联动互动是双方品牌和影响力的合作共盈。在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网站做前期“预热”，通过记者提供给网站的“一句话新闻”引起更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而随着第二天报纸的详细报道的出来，不仅对网站报道内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让更多媒体和网民通过网站认知报纸媒体。通过对突发事件的共同报道，在无形之中，提升了各自的品牌和影响力。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数学教育
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都将数学课程列为最重要的基础课程，数学学科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具有其它学科所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数学被广泛的应用于各门学科，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教育发展密切相关。数学教育的发展是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这其中就有体现出数学教育及其落后的现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学教育在特定的地理及民族条件下，体现出了它的数学教育基础薄弱性，教育难题多样性，取得较好成果的困难性，所以搞好云南少数民族数学教育是云南教育的极大的挑战。
1.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1.1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制约着数学语言的学习。
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作为一种母语,是数学概念得以迁移到学生自身知识结构中的基本载体,是数学语言内化的基本转换机制。少数民族在学习数学时要经过汉语 民族语言 数学语言的转化，该转化过程增加了数学学习的难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严重落后。例如，云南临沧的双江、耿马等少数民族县，90%以上的学生不能接受学前教育。少数名族学生在0――6岁都在家庭、村落的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中长大，汉语能力不是很好，对数学语言的把握就纯在着难题。
1.2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制约当地的数学教育。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以临沧双江县为例，全县国土面积2165平方公里，总人口16.5万人，遍布着23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4.4%，有山这边是佤族，山那边是傣族的多民族杂居特点。同一班级有不同少数民族学生。各民族不同，节日不同，加上国家正常节假日，一个学期下来，可以说是月月有节过。农历六月二十四，是拉祜族的火把节，各地的拉祜族群众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每年新米成熟的时候，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尝新节是拉祜族人生庆祝收获的节日，尝新节期间，全寨杀猪煮酒，男女老幼休息两天。节前将谷米收割一部分回家，先祭祀祖先，然后再正式开镰收割。每年农历的十月初十，是拉祜族人民的“葫芦节”。傣族重大节日有“关门节”、“开门节”和泼水节。双江傣族的泼水节就是傣历新年，一般在公历四月中旬，公历四月前后清明节后十天，节期活动十天，正式节日三天。少数民族又是一个个极其重节日的民族，在节日气氛中，学生很难安心学习，各少数民族学生相互影响，使得学生的数学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就生活习惯而言，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成年人喜欢喝酒，醉酒。在成年人的影响下，小学生、初中生时常发生喝酒行为。少数民族讲义气，团体意识强烈，好多学生课余时间不好好复习功课，纠结在一起打架，闹事。民族习惯使得数学学习氛围难以形成。
1.3地理条件对数学教育的影响。
云南气候宜人，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比较适宜修养。人们总是有暖暖的，还未睡够的感觉，即便学校有校规，还是经常有部分学生迟到。冬天早上，夏天下午，学生迟到现象较为严重。极大的影响了课堂学习的质量。云南各地区大都自然资源丰富。以云南双江一县为例，其中山区面积占96.2%；北回归线横穿双江县城，境内最高海拔3233米，最低海拔670米，地貌高差悬殊，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有“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之说，是北回归线上一颗“绿色明珠”。在坝子文化与立体气候的保守性中，云南人缺乏充分的与外界的比较，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在地理优势下云南自然形成的美食文化，使云南人各民族地方习惯于满足温饱问题，善于交友，注重吃喝，喜欢享受。这极大程度的限制了人的刻苦奋斗心理发展，在遇到数学学习上的困难时没有较强的生存信念去支撑数学学习信念。
1.4云南中小学数学教师的质量影响数学教育
数学教师通过教学,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数学学习,并以其自身的个性品质影响着每个学生的心灵。数学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良好大纲设定，教育目标的达成，必须依靠教师来完成，合格教师有效实施成为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关键。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的质量较大程度的制约着云南数学教育的发展。以云南临沧为例，95%的小学数学教师来自于临沧本地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继续教育也在临沧，保留着老临沧人不爱外出的思想，从来也不踏出临沧半步。这些数学教师年年如一日，重复着数学中哪些抽象的数字教学。有的教师甚至对数学知识对人才培养和地方经济的作用不是很清楚。笔者对当地的部分数学教师的提问中，很少有教师能比较具体的回答中小学数学教育的任。回答大多是数学是主科，对升学影响极大。除了个县重点中学的教师会上上网找找试题。其他一般中学的教师几乎不上网。教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与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做为一个班级学习和活动的组织者一教师，如果缺乏积极性，那么势必会影响整个班级学生的积极性。有关调查情况表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教师缺乏全心全意为教学、为学生的观念，具体表现在备课、辅导、讲课、批改作业、评定成绩等方面态度不够认真。
1.5应试教育还在很深程度的影响云南边疆的数学教育。
应试教育还在很深程度的影响云南边疆的数学教育。目前对教师的教育质量评价还无法完善。教师的教学质量完全替代了教育质量。学生的考试成绩是衡量教师的唯一标准，学生考试成绩与教师职称评定，工作调动挂钩。部分教师认为，就是要考出去才能有出息，高中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小学也是学生考试成绩衡量教师。面对学生基础较差的班级，有些教师甚至出现采取改分数，通融学生作弊。这极大程度的违反了教育原则。
1.6民族地区的生产力状况影响民族学生的数学思维水平。
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差很大。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力方式落后，造成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家庭经济贫困、办学条件很差，使大多数学生错过了5、6岁幼儿智力开展阶段，也错过了13、14岁思维发展的最佳阶段。由于民族学生在基础教育的初级阶段错过智力开发好时机，因此除了基础知识差之外，思维水平多处于初级阶段。思维是实践的的结果。由于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较为偏僻的山村，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与自然共存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形成了依赖自然，散漫随意的生活习惯。数学学习需要用变换思维。思维的局限性使得民族地区数学教育发展困难。
2.结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影响因素采取措施解决数学教育落后问题的对策
针对文章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改观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数学教育的几点建议：①教师职称晋升，薪酬体系，工作调动，管理部门人员选择中要把对教师的正确导向性放在首位，以此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②提提高教师的信息能力，科研水平，让教师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高。强调学习研究的过程重要性。③ 把高校作为地方数学教育的桥头堡，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和信息交流作用。④发挥就业指导功效帮助就业困难生，充分为家长展现学有所用。提高家庭育环境。⑤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一方面可以解决云南少数民族数学学困中的语言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抓住智力发展的0-6岁关键期的教育。⑥充分展示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少数民族对数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营造数学学习的良好氛围。
3.结束语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面临着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云南教育落后现状的改观需要我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改变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抱着持之以恒的态度，解决老问题，发现新问题的发展策略 ，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裘晓岚.福建师范大学.网络出版.2003年02期
[2] 丁玮.《美国数学教育目标变迁对我国数学教师教育观的启示》.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3]百科名片.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关键词：云南谘议局；运作；政治民主化；清末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51-03
谘议局作为晚清政府在地方推进政治民主进程的一个立法监督机构，它是清廷开展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过去史学界对西南边疆地区（尤以云南省）的研究关注程度不够，其专题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因此选择云南谘议局作为清末地方政治民主进程的考察对象，将有助于重塑清廷与云南地方绅民之间的关系，以便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省谘议局对近代早期云南边疆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的社会效果。
云南谘议局于1909年10月14日正式运作，这标志着云南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开始，也是近代西南边疆政治民主化实践的起点。有关清末云南谘议局运作的考察，笔者着重从谘议局的权限与督抚行政的关系、谘议局的经费开支、会期与议案开议、施行的流程做进一步探讨。
一、谘议局的权限与云南督抚行政的关系
宪政编查馆颁布的《谘议局章程》第六章中就已经对谘议局的职任权限做了明确的界定，其中议决权有7项，分别为本省应兴应革事件、岁出入预算决算事件、税法及公债事件、担任义务之增加事件、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事件、权利之存废事件，申复权有2项，分别为资政院咨询事件和督抚咨询事件，其余还有选举资政院议员、公断本省自治会之争议和收受本省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共计12项权利。而云南谘议局基本上也是依此为纲目，通过了《关于谘议局议决权内之本省行政命令施行法》，所提议案皆属本省实际需要，且针对时政积弊所议，有益于社会和广大群众。
关于谘议局与督抚行政的权限关系，学者孟森在《谘议局章程讲义》中曾言：“夫谘议局与督抚法律上既居平等地位，则谘议局为省之立法者，督抚为省之行政者。从此不言省则已，一言省则必为谘议局与督抚之合名是。盖国家之政治作用，即有时谘议局与督抚反抗，亦纯系法律上之反抗，并非任意为难”[1]。然当时中国的司法权尚未独立，九年的预备立宪进程中，自由法部筹备独立一事仍只是初露端倪，加上中央政府认为各省士民能力之薄弱，处事不能周全，固非官为督促则不行。因此原本法理上应与督抚对等才能实现制衡为目的的谘议局，在清廷看来，却是隶属于督抚行政部门权力下的这样一层上下关系。此外在《谘议局章程》中还明确提出：“各省督抚对谘议局之选举与会议有监督之权。如出现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督抚劝告者，督抚有权停止其继续活动；如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之情形，可奏请皇帝解散”[2]。由此可见，谘议局的立法监督实权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初期是受到督抚行政部门的干预和制约，它本身的合法性虽然不容置疑，且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依然具有监督和议决的权利，但由于自身可运用的权力资源相对有限，造成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议案最终只能停留纸面而无法施行，议员的不满势必引发两者间矛盾的激烈冲突，这种政治现象在各省谘议局与督抚行政的关系中是普遍存在的。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通讯落后，各地议案提交到谘议局的时间相对迟缓，再加上督抚时刻监督议员避免出现逾越权限之处，对议案的内容经常提出质疑和限制，造成谘议局应对一些时政务求迅速解决的议案反应能力则相对较慢，从而错过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最佳时机。譬如近代云南一直面临着边界、路矿权的外交纠纷问题，然一旦谘议局提出此类议案，政府一般认为是僭越权限而不予覆议，①有甚者以解散议会相要挟，其根源在于议决应兴应革的内容范围过于偏隘，仅重视一部分之利害，而轻视全体之利害也；还有振兴云南实业诸问题，此固属于经济行政之范围，与章程中所谓本省应兴事件相当。然币制不定，则经济市场会被扰乱，无论何种实业，皆有杌陧不安之象，则其所讨议者，欲不延及货币政策，安可得乎？[3]所以，督抚行政经常出现采取各种理由来保障官权而压制民权的行止，势必造成政治民主化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少部分云南议员由于经验不足，
所提议案颇不足以飨海内之望，难有探本挈领之大政治问题，这也是造成谘议局人力资源浪费和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的一个原因。但从总体上看，议员与督抚的矛盾关系是制约谘议局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瓶颈。正如当时清末官员于式枚所言：“我国宪政之最大问题，则将来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程度是已。今欲为治本之计，则唯有速求国会之成立，举一切政治问题，悉移于国会，一面缩小督抚之权限，令其所辖者专属于地方行政事项。而谘议局之权限，亦随而缩小，令其所议者亦专属于地方行政事项，此正当之办法也”[4]。
二、谘议局的经费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