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6:07
群体性意外事故的
不同原因
通常群体性灾难事故按照恐慌类型来区分有三大类：进入型恐慌、逃出型恐慌、扰流型恐慌。2008年10月3日，韩国尚州市体育场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在入场时因拥挤导致踩踏事故，该事故是典型的进入型恐慌；1994年12月8日发生的克拉玛依友谊馆踩踏事故，是典型的逃出型恐慌；2004年2月5日发生的北京密云县彩虹桥踩踏事故，是典型的扰流型恐慌。
在各种踩踏事故中，最常见的是进入型恐慌。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目标可能不大，比如“重庆家乐福踩踏事件”中的免费食用油，还有2014年1月“宁夏北大寺踩踏事故”中免费分发的油香（饼）。当大家都关注到一些“好处”时，人群密度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危险的程度，这时候一声大喊、一人摔倒或一句谣言，都会引发连锁反应，造成人群的踩踏。发生踩踏的人群的密度极高，一人的动作会影响其他人，结果导致群体恐慌在人群中扩散。
中国是人口大国，踩踏事故也非常多，但历史记录却不多。以下是一则典型的踩踏事故，发生在武则天时代，“周证圣元年（695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场合经常发生踩踏，就是官府或私人赈灾，如果场地选择不当或人群管理不当，就会发生典型的进入型恐慌，有人称之为“粥棚效应”――粥是好处，棚是环境。人群只关注目标的好处，就容易忽视环境的危险，踩踏的危害来源于人群，或来源于人群对环境的感知， 所以一旦人群恐慌发作，群体灾难很难控制。
逃出型恐慌也是较为常见的恐慌类型。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采取逃出方式是为了避免灾难，这种灾难可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火灾（克拉玛依大火）或地震（汶川地震引发3起校园踩踏）；有时候灾难也可能是不存在的，比如谣言（云南曲靖市马龙小学踩踏）和缺乏照明（湖南湘潭湘乡市育才学校踩踏）。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逃出型恐慌发生在宋代的温州。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郭公山下的贡院发生大火，结果导致踩踏事故。据《岐海琐谈》记载，“当年八月丁酉甲夜，贡院火，士之蹂践燔以死者百余人”。当时由于贡院建筑为茅棚结构，又因温州当地的考生多达8000人，试场不足，连年搭建，规模宏大。火起于厕室（可能是烛火不察，当时的考生允许带蜡烛进考场），不能及时发现，而守门者又紧闭大门（以防考生作弊的常规做法）。故当火势燎天时，“逃生者互相蹈藉，尸体竟积塞墙内外”。很多剧场大火因为人多恐慌，往往堵塞门口，比如一次著名的群体踩踏发生在1845年的广东，一场剧场大火就死亡1670人，创造了古今中外单场火灾的伤亡记录，群体恐慌是其中的重要推手。
还有一种常见的恐慌是扰流型恐慌。流是指人群状态，但未必一定是“流动”的人群，比如这一次韩国京畿道音乐会事故，就是“人在街边站，灾从脚底来”。扰是指外来刺激，具体的“扰”取决于人群的感知，比如1988年尼泊尔有一次足球比赛时突发冰雹，人群蜂拥逃离结果踩死93人；1999年白俄罗斯明斯克发生的地下行人道的踩踏，仅仅是因为一场大雨，人人都希望躲雨，结果在地下行人道发生踩踏，53人被踩死；还有发生在印度的一次踩踏事故，是因为电线杆倒塌。以上的群体灾难，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大家都没有预想到灾难。如果有预期，这些灾难显然不会发生。所以，扰流型恐慌是典型的管理失误，只要稍微加以防范就可以避免。
那么，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扰流型恐慌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可以说是公元383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在这次战役中前秦之所以失败，是典型的扰流型恐慌导致的，他们既没有进攻，也没有溃败，仅仅是在后撤过程中，因为人心涣散、心怀恐惧、谣言纷起、沟通不良，导致87万人被8万人打败，给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成语和典故，如“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群体灾难学的本质，就在于避免恐慌。如果大家原地不动，踩踏就可以避免。有时候外在的危险基本不存在或不是那么紧迫，令我们恐慌的，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和逃生心态。
如何避免群体灾难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在近期发生的韩国音乐会事故中人群并没有移动，怎么也会发生悲剧？实际上，音乐会的通风口发生塌陷，很难在静载荷下发生，塌陷很可能是激烈蹦跳的结果。这就是主办者考虑不周了，没有发现潜在的危险。所以，韩国的音乐会悲剧有两大原因：一是对环境的危险考察不周；二是对事故的响应发生延误。如果发生群体踩踏，30分钟的延误足以导致现场大部分恐慌受害者死亡，因为恐慌蔓延是非线性、成指数蔓延的，一旦恐慌发生，不到人群耗尽能量，踩踏不会停止。所以，一点延误往往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1990年7月2日，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附近一条地下行人通道发生踩踏事件。当时主办者很纳闷，为什么浩浩荡荡的朝圣人群进入地下通道后，另一端却没有人出来，等他们反应过来，已经有1426人被踩死了，这是因为地下通道照明不足造成的事故。所以，对于扰流型恐慌，身处人群当中的当事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所有的责任都在主办者或管理者的身上，而且往往是应急方案出错。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对群体性灾难极为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的灾难处理有一个模式，那就是对当事人问责，对决策者、规划者免责，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是“捡芝麻丢西瓜”。当事人不过是执行计划，而有些群体性灾难早在计划制定之时就留下了安全隐患。同样，带来伤亡的是人群，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深究当事人的过失，往往会转移对灾难性质的调查关注，不能得到吸取教训的结果，这或许是校园踩踏事故频现的原因吧。
那么，作为管理者应当如何避免踩踏事故呢？首先，要了解人群。对人群的组成、规模、性质全面掌握，才能有针对地派驻管理人手，提供及时的帮助和引导；其次，要了解环境。避免因为硬件故障导致对人群的冲击，比如这一次导致韩国音乐会悲剧的通风口隐患，是可以预先排查出来的薄弱环节；第三，要注意照明和通讯条件。群体恐慌是由于信息不足所致，所以一定要提供办法让人们知道他们所处的状态，消灭谣言和误解产生的条件；第四，要加强监管，及时发现人群的异常。通常踩踏发生前，人群会在压力作用下发生脚不踩地、身不由主的移动，这时应及时报告当事人，有助于缓解人群中的压力；第五，要提供应急支援。踩踏的发生具有高度的非线性发展特征，抢救的分秒之差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身处人群如何避免踩踏伤害
那么，假设我们就处在人群当中，如果出现问题，当如何避免踩踏呢？首先，在公共场所要注意环境的出口，随时准备就近逃生而不是原路返回。尽可能靠墙站立，而不是随波逐流；其次，要注意避免进入人群高度密集的区域，这种密集有可能是环境造成的，比如某个出口造成瓶颈，也可能是管理造成的，比如免费礼物或特别的地点，能让就让，能躲就躲；第三，发现踩踏的先兆，立即高声呼救，让人群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先兆，对进入型和逃出型恐慌来说是人群挤压压力太大，对扰流型恐慌来说是“脚不踩地、身不由主”；第四，避免对人群带来扰动，比如发出怪叫，或者做出突然弯腰系鞋带等不符合人流趋势的行为。如果这种扰动不可避免，比如摔跤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大声提醒周围的人发生了异常，不要再前来挤压了。如果以个人的力量对抗人群的力量，闷声“死磕”，结果会带来更大的悲剧。
2014年12月29日早晨8点多，位于北京清华附中校园内一处施工工地的底板钢筋突然断裂，导致脚手架倒塌，10名工人当场死亡。
这一天，刚好是北京公交地铁调价后的第一个周一早高峰。接到事故电话时，我正在地铁金台路站，拍摄被站台工作人员使劲往车厢里“塞”的乘客。
等我赶到现场时，清华附中的西门外已经停了一溜警车，学校门口站着各种穿制服的人，神色凝重地观望着周围的一切。5个小时后，我进入事故现场：在一大片横七竖八的钢筋中，散落着5顶明黄色的安全帽，孤独而醒目。不远处，一根直立着的钢筋顶端，挑着一件单薄的工作服，是那种藏青色、单层夹克式的工作服。就在工地旁，一排临建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多一分防范，少一分隐患”的标语。
直到傍晚17点，事故原因还未能查明。我们甚至连10名遇难工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晓得，再过2天就是新年了，但他们都没能看到那一天。
2015年1月1日凌晨2点，还没回完朋友们相互问候的微信，编辑组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那一瞬，只看清两个字――“踩踏”，我脑袋顿时一紧。等我打开群消息，是一句话简讯：“上海外滩新年倒计时发生踩踏事故，多人当场死亡。”第二天，如约跟朋友聚餐时，餐厅墙上的电视几乎每小时都滚动播出有关踩踏事件的最新消息，当晚外滩人潮汹涌的画面也反复出现。36个等着迎接新年的年轻生命，就在新年倒计时的关口，永远地留在了2014年的最后几分钟。可这还没完，哈尔滨北方南勋陶瓷大市场发生大火，5名消防员牺牲;湖南郴州一个建筑工地发生坍塌事故，多人被困;武汉地铁3号线一处工地盾构区间燃气管道发生爆炸;佛山顺德一家机械厂发生爆燃事故……生命，在一场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永远定格在刚刚跨入的2015年。
后来，有国外的人群安全管理专家说，踩踏事件不仅中国会发生，所有在一平方米内超过7个人，光线不足、视线昏暗，信息错误、逃生困难的地方，都极有可能发生踩踏。我眼前闪过的，是那天在地铁金台路站拍摄到的画面。消逝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查明事故原因外，关键是：本来应该怎样防范？下次如何避免？
都说记者是“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但如果真的能有一张愿望清单，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敬畏生命，让不该发生的事故不要发生，让本该灿烂的生命不再脆弱。
愿望二
2014年，外公去世了。他病危的时候，我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外公最牵挂的就是我。回北京后，我立刻赶回老家。早先连人都认不出的外公，见到我，第一句话是：“你辛苦了，去了（灾区）20多天。”因为假期有限，我不能陪他走到最后。临走那天，他格外清醒地跟我谈了三件事：第一，工作问题;第二，组织问题;第三，个人问题。我全部答应，只恨来不及了。人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如果真的能有一张愿望清单，而且都能实现的话，我想要一扇任意门，赶在所有的来不及之前，把想干的事都干了，把想说的话都说了。
愿望三
外公走后，我带老妈去了趟普吉岛。在海边，我们报了一个叫“海底漫步”的项目。其实就是戴着一个供氧的头盔，下到6米左右的浅海海底，很小范围地走一圈。但可以看见很多鱼群和海底珊瑚，还可以用导游提供的鱼食吸引鱼群围绕在你身边。
报名的时候，老妈听说15分钟要花300多块钱，说什么也不下水。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才同意陪我一起。但从海底上来以后，我问她：“好玩吗？”她使劲儿点头，跟我说：“这比看老赵（赵忠祥）说的有意思多了。”看着她孩子般的表情，我想到的却是下水前工作人员让我们签协议的场景。“60岁以上，或是有冠心病、脑瘫、高血压、中风等，不得参加”，看到协议里的提示，我脑子里不自觉地飞快计算，我还有多少时间陪爸妈去看看这个世界？
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老妈一边包饺子，一边嘴里念叨：“如果你一年能回来一个月，12年你就能在我身边待一年了。”当时，我真的想躲起来大哭一场，因为24年我也凑不够这一年啊。但想想，我能做的，起码是多给家人打电话，少刷朋友圈。说没时间，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台阶下。所以，2015年尽孝就从打电话开始吧，一周一次。
关键词: 高跷 群众 文艺
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许多宝贵的民间艺术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只能在节庆的时候偶尔一睹民间艺术瑰宝的芳容。嵊州地区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感受泥塑、竹编、秧歌、舞龙、舞狮、高跷、根雕等本乡本土艺术的魅力。群艺馆作为专门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机构,在切实有效地开展群众文化,挽救逐渐流失的民间艺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调查研究了本地区的高跷运动,认为以高跷运动为契机,将是推进地方文艺工作的突破口。
一
高跷作为一项我国民间体育健身娱乐活动,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蕴涵,它的发展总是与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杂技、灯展相融合,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而且是一项艺术活动。
记得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越乡嵊州,大地放歌。官河路上,喜气洋洋,精彩纷呈。游行队伍中,只见灵鹅高跷队以其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度优势和胜似闲庭信步的高超技艺,赢得了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此情此景,令我想起小时候踩高跷的快乐。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家家户户备有好几副高跷,踏板的高度不一,根据自身踩高跷的水平,大人孩子随手拿起一副,腋下一夹,噌噌噌,踏过水洼,跨过沟坎,越过小坡,甚至可以踩着高跷在雪地里嬉闹,而布鞋一点儿也不沾湿。当时的人们都会这一手,就像现在的人们会骑自行车一样。技艺稍好一点的,聚在一起斗角,或者扭秧歌,或者表演金鸡独立,这种简单而快乐的游戏,带给人们的是身心的愉悦,邻里的和睦。然而时隔几十年,有着如此深厚群众基础的高跷艺术,在各村各户渐渐消失了,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这是多么可惜的现象。
试问,难道是现在的孩子们不再喜欢这种传统的艺术方式了吗?请看,在青少年实践基地上,每当课余,学生总是喜欢拿起那些或高或矮的高跷踩上几脚,走上几步,赛上一回,虽然步履蹒跚,样子像企鹅,也难免有跌倒,但是,学生对它的喜爱不亚于对篮球乒乓球的喜爱。不远处的球场上常是冷冷清清的,高跷场上却是热闹非凡人气最旺。一次历时三天的实践活动,单靠课余时间的玩耍,大部分学生都爱上了高跷运动,都掌握了初步的技巧,这就说明高跷运动是受孩子们欢迎的,也是易学易会的运动。
二
关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见孙作云《说丹朱》)考古学家认为,甲骨文中已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方起东《甲骨文中商代舞蹈》)两者可互相印证。古文献《山海经》中有关于“长股国”的记述,根据古人的注释,可知“长股国”与踩跷有关。从“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这一注释中,我们不难想象出脚上绑扎着长木跷,手持长木制成的原始捕鱼工具在浅海中捕鱼的形象。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今日居住在广西防城沿海的京族渔民,仍有踩着长木跷在浅海撒网捕鱼的风习。
今人所用的高跷,多为木质,表演有双跷、单跷之分。双跷多绑扎在小腿上,以便展示技艺;单跷则以双手持木跷的顶端,便于上下,动态风趣。其表演又有“文跷”、“武跷”之分,文跷重扮相与扭逗,武跷则强调个人技巧与绝招,各地高跷,都已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与民族色彩。
高跷在我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书圣王羲之安度晚年之地金庭镇是高跷发源地。据史料记载,北宋乾德年间,金庭镇灵鹅村在举办庙会时有人结队踩高跷穿梭于人群间。到了晚清,男女老幼学踩高跷,建起了高跷会,村里还划有会田,以解决活动经费。到了清朝末年,擅长踩高跷的革命志士竺绍康既有步入云霄之势,又有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之意,又将高跷会改成步云会,这个名字在当地一直沿用至今。1991年以来,金庭高跷有了进一步发展,由老艺人担任教练,在全镇开展学习踩高跷活动,建立了一支由100多名精英组成的表演队伍。表演时,由一名队员举着一面10多米长的蜈蚣状会旗领头,其余队员紧跟其后,每人穿各种戏文服装,扮演梁山伯、祝英台、包公、济公等角色。特技动作有螃蟹横走、猛虎跳涧、金鸡独立、铁腿扫地等。
高跷制作方便,家家可行。记得小时候,我们的爷爷都会制作。当我们刚学会走路,爷爷就会当做礼物送给我们。有时候踩烂了,小孩子还能够自己敲敲打打凿一个榫头,上一根木头,就是一副可爱的新高跷了。假如用竹竿来做,那工程更省。高跷发展到现在,人们总结了简易高跷的制作技巧:一般采用的是比较结实的直径为0.05m左右的长型柱状木棍制作,长1.60m左右,踏脚板宽为0.10m,离地面高度为0.20m左右,牢固地嵌在木棍里。如果采用竹子制作,踏脚棍用铁丝绑在适当的地方就可以了。人们还总结了简单易学的口诀:高跷斜放用力抓,紧帖直臂用力夹,靠边踩上不放手,重心移动平稳走。高跷运动场地几乎不受限制,村村落落、城市广场都可以是踩高跷的理想场地。高跷运动可以很好地发展一个人的平衡与协调能力。全社会推广高跷运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能够抵制迷信活动,建设和谐社区。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管理办法》和文化馆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两馆一站”必须运用文化艺术手段,进行时事政策、两个文明建设,国内外形势,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宣传教育。群艺馆如何以高跷为契机推进地方文艺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呢?
首先,提高认识,增强加快群众文艺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高跷集艺术和体育为一体,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人民体质、实现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凝聚人心,激励精神,为全面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要途径。总书记在视察奥运工程时发表重要讲话,将办好奥运会、加强体育工作的意义提高到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高度。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这充分表明,体育事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群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加快我市高跷事业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嵊州的必然要求;是关注群众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切实举措;是倡导健康第一,培养现代生活方式的客观需要。
其次,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切实加快群众文艺发展步伐,大力推广高跷艺术。既然高跷在我市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技艺表演,那么我们何不把这种艺术从群众中来推广到群众中去,让更多的人乐在其中?民间体育活动是由前人通过积累生活经验创编形成的,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趣味性、形式多样性、内容广泛性、明显的竞争性,只要群艺馆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推广高跷运动是可以办成的一件大好实事。参考全国各地的推广经验,群艺馆可以联合学校举办培训比赛活动,也可以单独开展成人培训比赛活动。浙江的桐庐县就将高跷运动引进体育课堂,既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又使桐庐县特有的民间体育文化得到很好的发展。河北、天津、山西、上海等地也都采取了课堂教育来继承和发展高跷运动。
最后,强化措施,开拓创新,努力开创群众文艺发展新局面。我市目前高跷表演的队形只限于方阵、圆阵、龙阵,特技动作限于螃蟹横走、猛虎跳涧、金鸡独立、铁腿扫地。辽南高跷的发源地辽宁省海城市的高跷历史才300多年,可是在群众艺术馆的辅导下,他们的高跷艺术已经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一枝永不凋零的民族艺术之花。他们集古代艺术之精华,融现代舞蹈和杂技于一体,具有节奏明快、粗旷、豪放、造型精彩等特点。他们能在“三层楼”上立大顶飞身而下,身轻如燕,俯在地面鲤鱼打挺跃然而立,连续十几个跟头翻滚更是堪称一绝。群艺馆在组织开展高跷活动中应该鼓励创新、鼓励改革,从高跷的制作、形式、技巧各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尝试。单是高跷的玩法就可以有很多有意思的花样,单人玩,踩高跷前走,后退走,侧身走,变换方向,双脚连续跳,高跷棍操,踩高跷跑动,踩高跷走台阶,跳台阶;多人玩,集体踩高跷走图形,踩高跷跳绳,踩高跷接力,踩高跷踢足球,踩高跷舞蹈。高跷表演的展示时机不局限于节日欢庆的时候,比如把高跷艺术应用于旅游业,在旅游区开展生动活泼的表演,也可以邀请游客一起玩耍娱乐,定能引起游客兴趣。
总之,继承和发扬这项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群艺馆工作如何更好地开展,关系到群众文化活动的丰富和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群艺馆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市的高跷艺术发扬光大,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在世界艺术之坛上不断展示其独特的风采和魅力。
参考文献:
[1]李红云.浅议新时期群艺馆工作./.
[2]由踩高跷引发的思考./.
[3]陈君贤.越剧之乡一绝――高跷./.
古往今来，春游被文人雅客冠上了许多雅名雅事和雅趣，古人称为游春、踏青、寻春和探春，许多古代文献都记载了春游习俗的生动景象。上世纪70年代，“”结束后，在那种既无学校束缚和学业压力，又对前途茫然和百无聊赖的环境与心态下，阅读小说和野外郊游成为当时生活的两个重要内容。从那时开始，我们迎来了现代人真正意义上的春游。
草熏风和，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光。
趁着美好天气，为何不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缓和一下办公室微妙的关系？利用HR的权力，享受着老板给的福利，结伴与公司同仁外出旅行，无论是拓展训练还是去郊区赏花，春游的前前后后其实不能忘记的总有许多记忆。
上世纪70年代
最早的一代“驴友”开始出发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摆脱了学语录、大字报的束缚，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春游意识”开始在血液里蠢蠢欲动。
1963年出生的江北人刁哥，谈起八十年代的春游，有些滔滔不绝……有时候对今天的年轻人说起昔日的春游，他们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交通工具，那时不但“私家车”是天方夜谭，就是长途客车也很少有人去赶。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无论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路程，都是靠自行车蹬去蹬来。30年前没有“驴友”的称谓，但我们的确是最早的一代“驴友”。
刁哥说，当时的南山、铁山坪、南温泉这些地方，对家住城区的中学生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骑上自行车往返一天，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暮春时节，班上还组织同学们带着大米、腊肉等，到铁山坪野炊，那种第一次自己动手煮熟的饭菜可真令人难忘。
爬上铁山坪五朵石，躺在高坡上晒太阳，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空，碧蓝如洗，久了，会有些眩晕的感觉。这时大家的话不多，远没有一路上骑车来时的兴奋，仿佛将整个身心交付给大自然，沐浴着，也依偎着。一两个小时时间就这样慢慢流过。如此在铁山坪折腾了五六个小时，开始骑上自行车返回。当我们对今天的年轻人谈起，十来个小时的高强度运动，也足够让他们深深羡慕和折服的了。
上世纪90年代
集体出游和留住心动的一刻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论是学校还是工厂，春游的机会就更多了。1965年出生在沙坪坝的老潘说：当时出游主要是单位工会组织的，出游地多是像缙云山、三峡白帝城、大足石刻等几个数得过来的国家景区。出去春游，堪比过节的心情――得知消息，大家奔走相告，甚至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好觉。老潘说，当时自己所在的重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组织了一次去大足石刻。出游当天，本来是五点半集合，但是大家很早就到达集合地点。人员清点齐后，大家便坐上单位的大客车，踏上了大足之旅。在单位，男女同事之间很少交流，但出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有说有笑，爬宝顶的时候，还可以显示一下‘男士风度’，向心仪的女同事献献殷勤”。
那时，傻瓜照相机是比较稀缺的物件，若是谁的脖子挎上一个，准会招来无数羡慕的眼光。与景观合影似乎是比游览更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照片就像证据一样，证明了你曾经‘到此一游’，”这照片也切实验证了，你的“见识”比别人广博。特别是有相机就意味有和心仪的人合影的机会，可能就会留住心动的那一刻。
21世纪新千年
各种各样的出游像是在过周末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可以说是重庆春游最茂盛的年代。徒步、自驾游等各种出游形式的兴起，为追求新鲜刺激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出游更像是过周末，轻松而平常。
成功，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成功意味着荣誉，意味着荣光，意味着站在了一个巅峰。然而，成功，又岂是那般简单？
成功，是一个结果。成功就是到达一座山的顶峰，到达大洋的彼岸，潜入深海底部，探寻到了别人所不能及的东西。成功，有很多种定义，但总的来说，成功是一个结果，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一个给人带来无上荣光的结果。
成功，是一个过程。成功的路途遥远而充满坎坷，在这条布满荆棘的小路上，我们或许还会遇到和我们一样想要达到那巅峰的竞争者，如果我们想要到达路的尽头，就要一一将他们击败，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种磨砺。在你成功的路上，有多少人成为了你的垫脚石？打败了越多的对手，也就意味着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成功，是另一条路的开始。人总是贪婪的，到达了这座山的顶峰，还想爬上更高的地方，就如同爬山一样。很多年前，人类就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四千余米的海拔，世界的屋脊，已经被人们踩在了脚下，但是人类仍不满足，于是，人类挑战了极限高度——珠穆朗玛峰！八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在人的脚下被征服。
人类踏上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攀登上去的。
今天，我们这些“温室里的花朵”，若想到达成功的彼岸，又需要付出些什么呢？
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习惯了父母的照顾，习惯了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风风雨雨，是我们期待而又不敢去尝试的，所以，想要获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或许有人会想：古人眼里的成功，就是出将入相，光耀门楣，而对于我们来说，成功，应该是身居高位，手握实权吧。其实不然，成功，就是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做每件事都用心，只要我们曾经努力过，付出过，那么，即使结果不如我们所预期的也没什么可以去后悔的。
只要我们做到了最好的自己，用心去对待每一件事，用我们最好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困难和挫折，进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成功。
古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一将功成，骨未必会枯。用心去对待每一件事，用真诚去对待每一个人，不要把身边的竞争对手都当做垫脚石，那么，即使你获得了成功，也未必会“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成功只不过是一种寂寞而已，没有了对手，也就无所谓成功。
所以啊，正视成功，我们想要的成功，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想要的成功，并不是孤独的成功，寂寞的成功，我们想要的，其实应该是新的满足。
山太高，谷太深。
它许多重要的记忆便与道路有关。“云南”二字最早的记忆，大半是因为那个对道路也有着极大兴趣的汉武帝，这绝对是一个有眼光有才气的皇帝，他总是渴望通过道路，联结外面更大的世界。张骞在西域对西南民间通道敏锐的直觉和准确的判断，司马相如在开凿西南夷道上几经艰难的折腾，都促使他下决心开凿一条通向西南夷再通向大夏（阿富汗）的国际通道。在西南夷的万山重重中，刚好有这么一个不大的坝子，处在他理想中的这条通道南下西去的的咽喉之地，这块地方便被当时具有绝对中国话语权的西汉中央王朝命名为“云南”，同时立云南县府。“云南”两个字自此出现在大中华的版图上。“云南驿”是后来云南府迁祥云，此地专司驿站功能以后的叫法。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空的概念好像有些恍惚。
风景乏善可陈。
一片灰黑素朴的瓦屋，一条细长的小街，一丈来宽的石板路两旁，鳞次栉比地排着些人家，多是那种旧得看不出颜色的汉族传统的老木门、老木板的窗铺屋，窗铺大多没下铺板，关得紧紧的。有下了一两扇窗铺的，还用窗板横搭着下边，屋里黑洞洞的。偶有几家残留着点飞檐斗拱的院落，走进去，小院斑驳而寥落，寂无人声。再走进某个土坯墙斑驳的院子，东张西望时，身后悄没声地摸出来个浑身散发着旱烟味的老倌，老倌穿着那种灰蓝的对襟盘布纽扣的短衫，一件摞一件的，那款式也分不清是民国、清朝还是刚解放，混浊的眼晴打量着你……
时间好象在某个日子停滞了。就像一本史书翻到某页，有人在那儿叠了一个角，或是放了一支笔，日子就永远搁在了那儿……
等老倌问你从哪点来，再一一告诉你这是老马槽，那是老马厩、那曾是马锅头留宿的地方时……我还是有些犯晕。
这就是云南驿么，那个我们长山大水的云南因之而得名的地方？那个我们色彩斑斓的云南最早的县府？
小镇沉默不语。
我努力想象在它的高天阔云下，那些由历史深处一步步缓缓走来的兵士役夫，一朝复一代沿途凿石开路，有一天终于来到这个叫云南的地方。他们劳作的汗水成就了君王们的雄心和梦想，但这路上晨昏却不知散落了多少无归的人生。
我努力想像在它沥沥的风雨中，南诏大帝带领兵士与唐朝前来征讨的十万大军在此叫阵对峙、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是否会从雷光电闪中传来隐约的回声，同样因为扼交通要冲，云南驿成为南诏国一个重要的军事前沿，这个有独立性格的南诏国有尊严地捍卫了自己的疆土，在此设置了第一个节度使。
那时的云南驿不会这么沉默吧。
终于到了明代的某天，云南驿结束了从西汉到明朝初期长达1500年作为县、郡、州、赕和节度使的历史，只作为驿站保留下来。驮着棉纱珠宝茶叶药材盐巴的马帮经过这里东来西去、南来北往；驿官飞马在这里递接军机文件、贩官走卒在此移交转送……斗转星移，街上的青石板被马蹄人脚踩出了一个一个的坑洼。
有人说，除了清代因为茶运繁荣，它最饱满的章节该在二战时期。
那是一段我们依稀还可触摸的往事。为了完成一本关于二战的书，我采访过许多人。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她努力直着背，花白的头发梳得很精细，依稀能看得出年轻时的美丽、教养和矜持。这个叫黄欢笑的女人告诉我，云南驿曾改变了她的一生。
二战时的云南驿是中印缅战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在南古丝路的驿道上，战时抢修的滇缅公路由此通过，中印输油管从这里通过，老百姓和天南海北来的抗日士兵拉着大石碾子在这里抢修出了一个战时机专用机场。著名的驼峰航线特别在这里设立了航空转运站。中国人利用它靠山的地势，聪明地修筑了许多隐蔽的机窝，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和盟军的飞机。当时，这里的天上地下穿梭流动着我们能想象的几乎所有交通工具：插着令旗带着红缨穗的马帮、画着鲨鱼牙齿和美女的B-27战斗机、南洋机工驾着的大货车、美军吉普、手拉板车，木轮牛车……如果滇缅铁路不流产，连蒸汽火车差点都要开过来了。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和援华盟军云集在此，每天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连名叫华美、纽约的西餐厅都开到了这里……
激情年轻的香港女学生黄欢笑在云南驿的航空基地当了一名护士，故事浪漫简单而又令人心痛：在这里爱上她的美国飞行员由于特殊任务及受伤，与她失散，痛失与绵长的思念缠绕了她的半生，当N年后她辗转收到那些磨旧了边角的滚烫的情书时，韶华已逝、早作了他人妻、他人母。
所有故事中，最使我不能释怀的是那个快乐的美国男孩莫尼，他们驾驶的飞机在战斗中中了弹，正往云南驿机场飞，机上三个人接到命令可以弃机跳伞，眼看飞机摇摇摆摆马上将坠落，莫尼突然发现机翼下边是离云南驿不远的中国古城祥云，他甚至看见了城中走动的人，他让伙伴跳了伞，自己却加足了油门驾机越过古城，燃烧的飞机一头撞落到了祥云城外的山上……
我在似乎凝固的时间中一步步走过那条被马蹄和人脚板踩踏出窝陷的窄窄的青石驿路，走过发生在这路上又寂灭在这路上的那些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故事与记忆，小镇依然寂寥无声。
战争结束，云南驿驿站的功能随马帮的消失而退化，后来新修的320国道和十几年前新建的高速公路把它甩在了十几里之外。失去了交通枢纽的位置，没有了人流、物流，小镇失去了经济支撑，退回艰难的农耕时代……人们渐渐离开了这里，向往现代生活的年轻人更急着往外走。
小镇日愈败落……
1981年，高中毕业的杜广云在亲戚帮助下，被招聘为县机械厂合同制工人。在当时，这跟村里出了个大学生一样让人羡慕。然而，在山里长大、深知受教育不易的杜广云，却自愿回村当了民办教师。他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家长送孩子入学；山高路远，他让妻子李正洁来校做饭解决吃住；经费不够，他一有时间就上山采集药材为学生防病治病；夏秋季暴雨不断，他一个一个地接送学生；冬季大雪封山，他沿路清扫，确保学生安全。在杜广云的努力下，1985年大沟村小学开办5级复式班，全村50多名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1990年夏天，一场暴雨淋塌了学校的土坯房教室，杜广云多方努力终于筹到资金盖新教室，他不顾高温冒雨搬砖拉石头，想早日让孩子们上课。多日超负荷劳动加上雨淋，使他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在医院醒来，杜广云发现自己半边身子已失去知觉。“当时想不如死了算了。可我是村里唯一的教师，让村里的学生就这样失学吗？”相濡以沫的妻子李正洁看透了他的心思，安慰说：“我知道你挂念山里娃儿的学习，你放心吧，我以后就是你的腿和脚，背着你到讲台去上课。”
1990年9月1日，新学期开学了。1.63米的李正洁，背起身高1.72米的丈夫，翻山越岭去学校，中间歇了12回，记不清摔了多少次。到学校后，她瘫坐在地，是孩子们的读书声让她缓过精神，她也坚定了一个信念：从今天开始，只要爱人教一天学，就背他一天。怀着这种朴素的情感，不识一个大字的农妇从此背起教人识字的丈夫，从家到学校，每天6公里。这一背，就是16年。
那年春天，雨后的小路泥泞不堪，没走出一公里，两人就摔成了“泥猴”；那年夏天，暴雨来袭，浑浊的河水淹没了“踏脚石”，妻子小心翼翼用脚打探，还是没有踩稳，两人跌进湍急的河水，被冲出几十米远，幸好被下游横七竖八的树枝卡住救了命，妻子却再也没有力气，直到被过路的乡亲从水里捞上来……杜广云的老父亲杜俊然，为了让儿媳背着丈夫走好路，成了“养路工人”，他把山路细心修理平整，雨雪天后第一时间去清扫积雪、铺垫道路。
妻子日夜操劳，杜广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1993年，他暗暗打定主意：让妻子离开他，不再跟他“活受罪”。为了达到“目的”，一向心疼妻子的杜广云像变了个人似的，百般挑剔，故意找事吵架。不明就里的李正洁十分委屈。一次两人大吵之后，闹起了离婚。那天，李正洁把丈夫抱上自行车，小心地推着去了镇里民政所。民政所工作人员认识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妇，一看便乐了：“没见过女的把男的推着来离婚的，还是回去吧！”离婚风波平息后，李正洁只跟丈夫说了一句话：“就算你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也会背着你到老。”
近几年，杜广云的身体有很大好转，已能自己走路，但左半边身体还不灵活，行动缓慢。他最开心的事情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新盖了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和一间图书室。2006年，他和妻子搬进了与学校一墙之隔的新家，从此不用再让妻子背着上课了。杜广云说：“条件比以前好了，正洁不用天天背我了，我有更多时间研究教学，让山里的孩子们都上好学。”
采访结束时，杜广云夫妇告诉记者：“大沟村是留山镇最偏最穷的地方，自建校起先后来过20多位教师，但在这里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现在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能有年轻教师来这里任教，让这里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来源：《光明日报》 刘先琴 李廖涛 吴正伟 李易衡/文）
教师自述
我咋忍心不教娃儿们
这里山路弯弯，群山巍峨，村民们居住分散，全村500多口人散居在方圆二三十里的沟沟岭岭。1981年9月前，这里从来就没有办过学校。这里的学生要么到山外上学，要么干脆不上学。1981年，村里组建小学，村干部找到刚刚高中毕业的我，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去县机械厂当合同制工人的机会，回村当起了民办教师，走进了这所道路不畅、电灯不亮、没有住房的偏僻山村小学。
1990年8月23日，由于过度劳累和暴雨淋打，我突然晕倒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经过抢救，落下半身瘫痪，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当时全校只剩下我一个教师。“马上开学了，学校没有教师怎么办？”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妻子看出我的心思，想出了一个既笨又实用的方法――背我去学校。
每天都得让妻子背着去讲课，眼看着她腰、腿都出了毛病，我也想过放弃，但我做不到。我已经亏欠了她，不能再亏欠了这些娃儿们。虽然我们这里落后，但娃儿们的求知欲可强了。在我偏瘫后，娃儿们见我在课堂上艰难地来回走动着给他们辅导，都说：“老师，你别走动了，有啥我们到你跟前问。”娃儿们这样懂事，我咋忍心不教他们？
32年，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学校面貌不断变化，从1981年两间茅屋到1990年5间瓦房，2009年又变成9间平房，购置了图书，调来了教师，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100%，毕业率100%，顺利通过省“两基”验收，全村先后15人考上大学。但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歉疚：我的能力太有限了。如果环境好一些，如果我的水平再高一些，这些娃儿们的基础打得更扎实些，他们今后的路就会更宽。比如英语这门课，我只能教他们认认字母，进行一些简单对话，和城里的学校比，显然他们已“输在了起跑线上”。唯一能够宽慰自己的是：我已尽力了。
人物档案
杜广云，1961年10月出生，先后毕业于南召师范学校、南阳师院。1981年9月至今在河南省南召县留山镇大沟小学任教。先后被评为“南阳市十大新闻人物”“河南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感动中国”候选人等。
人物评价
大沟小学教师屈新奇：如果学生没有按时到校，他马上会给家长打电话询问；学生有个头疼脑热，他就赶紧让学医的女儿过来看看；谁家孩子的父母有事儿，跟杜老师说一声，孩子中午饭就在学校跟着他吃了。他关心孩子胜过关心他自己。
学生家长贾向阳：他们夫妻俩都是好人。没有杜老师，俺的娃上学都不知道咋办；没有李大姐，村里的学校真不知道会成啥样。
中国民歌里有很多谜，比如下面这几句――我在贵州贵阳府，你在云南昆明城。共天共地共日月，青山绿水不离分。
这是一首情歌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之所以写在这里，感觉是有一些推敲的。虽然，它不是文人化的现代民歌，应是原始的民间歌谣，是一种真实的反映。它传唱的年代不会早于明代。贵阳从前叫贵州。朱元璋建省后，贵州改为省称。从前的贵州取了一个“贵山之阳”的意思，才有了今天钓贵阳。刘伯温预言“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其依据是“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这里，显然“山”是“水”之源，“山”比“水”更重要。这几句歌谣应该是刘伯温预言的一个诠释。遗憾的是，一个在民间传唱几百年的事实，我们到现在才觉悟。而多少年来，春城昆明一直很火，尽管之前中央电视台公布的一项测评，滇池属五类水质，却并不见得对这座城市会有多大影响。研究起这首歌谣来，我还是多少有些不解，也感觉有种委屈。
中国太大。在刚刚过去，还不算遥远的那个时代，首都北京对我这个云贵高原山旮旯的下乡知青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而省会贵阳却是可以触摸的，尽管从我的家乡正安那个地方上一趟贵阳，被人们羡慕地称为“留洋(阳)”。但我还是奇怪地觉得有一天，正午，抑或黄昏，我就会到达这个地方。
不久，幸运之神降临，我因为摆弄沼气池和一种叫“5406”的抗生菌肥。居然成了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要上贵阳开会。临行前，父亲把他才穿两天的一件的确良衬衣送给了我。而几个相识的女知青，也从生产队赶来，要我给他们捎一种带花边的手绢。从镇上出发，转两次汽车，到县上，到地区，我终于坐上火车。一直到第三天晚上，我们才走进贵阳。会议是在从前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大礼堂召开的。但具体什么内容，三十多年过去，我都差不多忘了。后来回到乡下，我为了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在各个知青点跑来跑去，挣了不少工分。
尽管如此，贵阳市省府路上会议住地门前那条青色的石板街，我却仿佛刚刚走过来，竟记得清清楚楚。这条街让我对贵阳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把握，竟然把我与这座城市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走在街上，踩着那些玉一样光滑的石板，我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仿佛有一种力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长了起来。大家都睡了，我还在月光下的省府路徜徉，那些千人踏万人踩的石板啊，竟然透着故乡的影子，祖母的容颜……
也许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贵阳其实就是故乡的一部分。
但我没有意识到，这座说不上古老却绝对让人感觉亲切的城市会跟我的创作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学校没有电视，也不准打麻将。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我迷上了文学创作。也算一种富缘，《山花》编辑部的文志强老师居然是我的同乡。在文老师的关照下，我参加了《山花》编辑部的改稿班。
我的印象中，关于溪，也不过一条哗哗啦啦的小水沟。我没有想到花溪竟然是一条河，一条浪漫而又优雅的河，一条明亮而又沉静的河。但花溪的魅力显然还不仅仅是她那蜿蜒曲折却又一刻不停地往前流淌的河水。《山花》的笔会总在花溪举办，靠着山傍着水的，302、碧云窝、西舍、花溪宾馆、工人疗养院、青少年活动中心，几乎所有的宾馆，甚至一些单位的招待所，我们都往过。
像往常一样，85岁的罗老三拄着一根木棍，拖着装上假肢的左腿进山放牛。他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不高，牛稍走远，他就会大声吆喝，那是他最重要的财产。
上个世纪80年代起，包括罗老三在内的87名村民的命运被陌生的地雷改变了。一些村民触雷身亡，而更多的被炸伤残，87名触雷村民只剩下78条腿，平均一人不到一条腿。当年那个因“87个人78条腿”而闻名的沙仁寨，如今只剩下4个人，83人因各种疾病相继过世。
人均不足一条腿
初春的滇南乍暖还寒，五六摄氏度的气温湿冷难耐。司机开玩笑说，在中越边境线上却感受着中俄边境的温度。或许当地人已习惯这种天气，不少村民还穿着凉鞋。
雾气把整个村子罩住，能见度只有十几米，从县城到田蓬原本两个小时的车程，因大雾耗时增加了一倍。
罗老三最害怕这种天气。30多年来，残疾的左腿变天就会疼痛，有时还会蔓延至腰部，“全身上下循环着疼”。这是村里触雷者的通病。当年，阴天下雨曾是村中87个人的受难日，实在难忍就吃上一片止痛药；天气炎热，伤腿也会发炎，这时罗老三们便摘掉假肢，一字排开，坐在树下乘凉。
年复一年，乘凉的人越来越少。除罗老三外，87人中在世的只有74岁的王咪义、在外打工31岁的王兴芳，以及正在病危中的75岁的杨万保。
如今，罗老三话越来越少了，抱着弹筒改装的水烟袋深吸了一大口，满脸的皱纹凝固了表情，那根木棍被攥得锃亮反光。他家9口人，像村中其他户人家一样，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对于这个年人均收入只有五六百元的贫困村来说，这是脱贫的捷径。尽管靠征地补偿款盖起了两层小楼，他还是习惯住在楼后的石砌的老房里。
屋中最显眼的就是两口垒在一起的烧着柴禾的大铁锅。一个熬着猪食，另一个用来炒菜。大锅旁边就是一张简易的木床。桌子上摆着一台民政局送的美的电饭锅，这是厨房里唯一的电器。
罗老三很少跟人说起触雷经历。30多年来他无数次在噩梦中惊醒，那一声声爆炸是伤残者的集体梦魇。沙仁寨当时已是最前线，可村民们并没有放弃农耕。由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不种粮食无法糊口。村民们白天下地容易中枪，就改成晚上打着火把去庄稼地里干活儿，听到枪声立刻卧倒。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1979年5月28日下午，罗老三像往常一样上山打草，刚割第二把就踩在地雷上。一声巨响中，他被推出四五米，在地里昏了一夜才被民兵发现。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左脚被全部炸飞了。
医生说小腿保不住了，要给他截肢。没有麻醉剂，小腿是硬生生被锯下来的，罗老三数次昏死过去。“人这辈子再苦也没有不打麻醉锯腿痛苦。”
从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踩到地雷，非死即残。
王咪义便是其中之一。1982年8月的一天，他在边境上割牛草时踩中地雷，被炸倒后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发现自己右脚脚掌没了，不停地流血。靠着双手和左腿，他用了两个小时爬回了村里。如今，他已说不清如何在死亡的边缘爬回家。这位皮肤黝黑、嘴有点斜的老人笑着伸出了糙如树皮的双手，大多指甲都在那次爬行中脱落了。
靠着苗家祖传的草药，王咪义的伤口奇迹般愈合，不过也落下了残疾。然而，祸不单行。两年之后，王咪义残疾的右腿再次触雷，不得不将右小腿截肢。
他不再是劳动力，甚至成了家人的累赘，他甚至想过自杀。但他现在觉得，“活着总比死了好，没有几个人一辈子能踩到两次雷。”王咪义如今说话已含糊不清，可讲起两次触雷经历总是开口大笑，歪着嘴，露出唯一的门牙。
王咪义事后才知道，他两次踩到的是踏雷，学名叫防步兵雷。这种雷踩上后会有“咯噔”的响声，只要有五公斤的压力就会爆炸。曾经埋设在中越边境上的地雷种类众多，包括反坦克雷、松发雷、绊雷、吊雷、跳雷等数十种。绊雷的杀伤力最大。沙仁寨一些老人曾见过一颗绊雷造成一死六伤。
田蓬镇的其他村子亦常发生边民触雷，不乏被炸两次者。距沙仁寨两公里的山脚寨有一个两次触雷的“名人”，他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杨抓骚。他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1979年，在给中国军队送情报的路上炸伤了右脚，之后便留在了中国。没想到，7年之后，他不慎再次触雷，致使左腿高位截肢。
1990年代初，政府进行边民摸底调查时，才发现沙仁寨“87个人78条腿”现象。其他村庄中雷边民也不在少数。最终调查统计，富宁县因占伤残人员近八成来自田蓬镇。
数次排雷
事实上，1979年，沙仁寨有人触雷后，村民们开始对地雷有所认识。1981年，沙仁寨村民石振才触雷身亡，村民对于地雷更为恐惧。沙仁寨村“村长”古清荣告诉记者，战争结束后，当时雷区分布零散，管护难度大，边民缺乏相应的防护知识，触雷事件时有发生。不仅炸人，“一年能炸死二三十头牛”。
村民们谈雷色变，不敢再去边境放牛。可直到90年代，仍有人触雷。只要听到巨响，村民就会相互打听：谁家又少一条腿？
密集的地雷，也成就了不少排雷高手。多年风吹雨打，不少地雷露出了“脑袋”，有经验的村民便会将其排除。
不过，与摸过雷、排过雷、踩过雷的长辈们相比，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对地雷都很陌生。老人们不愿讲那段悲惨的历史，只在年轻人问起时，简单说上几句。对于村里的残疾人，年轻人也都习以为常，只知道是被雷炸伤。山脚寨村27岁的王贵林还记得，自己6岁那年，父亲就不能走路了。看了电影《地雷战》后，触雷截肢的父亲严肃地告诉他：电影里都是假的，现实比那要厉害得多。
中越边境山高峻险，加之埋雷时间长，地形变化大，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混合雷场，也给排雷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仅富宁县所在的文山州，自1979年以来，因触雷导致伤亡的就有近6000人，数万亩土地不能耕种。在富宁县境内至今仍有4650米长封雷墙区。
为了解决地雷隐患，中国政府曾多次组织中越边境大规模排雷。1992年至1994年，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组织了第一次大扫雷；从1997年开始，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又展开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扫雷行动；2002年、200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排雷行动，较大规模地清除残留在中越边境的地雷和爆炸物。
救助金断炊
触雷对于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在这个本就贫穷，仅靠种植玉米过活的边境村落来说，触雷就是跌入赤贫的开始。男人触雷，家里就失去了顶梁柱，只好女人下地，条件好的开个小店，或在集市上摆个小摊。
田蓬镇不大，却五脏俱全，中国外事和边防武警的大楼显示了这个乡镇的与众不同。每六天一个集市，不光有十里八村的乡亲，不少越南边民也会赶过来买些日用品和蔬菜。这里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集市。边民互市已有些年头，通婚也越来越多，一些村民娶了越南新娘。“沙仁寨就有20多个越南媳妇，不过村里没有一个嫁过去的，那边比我们还穷。”沙仁寨村“村长”古清荣说。
集市的一片祥和，无法抹去地雷留下的印记。山坡下仍有画有骷髅的雷区警示牌，大人吓唬顽皮的孩子时会说，“再乱跑地雷就炸了。”甚至也成了村民吵架最恶毒的话：你出门就要踩地雷。“不过，这句话慢慢也不流行了。”熊有德说。
地雷排掉了，战争创伤却难以愈合。据统计，仅富宁县因支前参战和触雷就造成1274人伤亡，其中1095人伤残，已有179人离世。
罗老三们最为关心的还是伤残补助。按照2006年颁布的《云南省因战伤残人员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触雷边民按伤残等级每年可拿到360元至3720元不等的救助金。像罗老三与王咪义的残疾等级，一年可拿到1560元。
尽管救助金高于当地人均收入，但对于这些毫无劳动能力的伤残者来说，旧伤复发的开销是无底洞。从1979年至今，杨抓骚的右脚从未痊愈，存留的大量碎片时常感染。“他去年几乎住了一年的院，一万多的住院费还是民政局垫付的。”富宁县民政局副局长隆桂华说，虽然合作医疗可以报销70%，但这些伤残者连押金都交不起。
让隆桂华更为忧心的是，上述救助办法在“十一五”后停止实施。“现在已经是断炊了，县财政一直在垫钱。”杨抓骚现在每月只有两百多元的补助，每天做饭只煮些青菜，很长时间才开一次荤。他空荡的房间里摆着三袋大米，那是他所有的口粮。
不过，令他们欣慰的是，更换假肢这笔不菲的开销由政府埋单。每年县民政局都会组织他们到州里更换新假肢。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们一行五人一大早便兴致勃勃地驱车到南山风景区游玩观光.
一到南山风景区，就被美丽的自然风光迷住了，心胸豁然开朗。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楼房建筑风格独特，我们在奔驰的车里快速扫描两边的景象。这儿空气清新凉爽，微微的风儿吹得人感到非常舒适欢畅。
进入风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家第13届冬运会比赛场馆，场馆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雄姿。走进场馆，众多的体育设施令人眼花缭乱。观赏时，仿佛看到运动健儿拼搏角逐的激烈场面，听到运动健儿呐喊欢呼的声音。所到之处叫人遐想无限。
南山风景区的山很多，座座青山紧紧相连，层峦叠嶂，错落有致。山上挺拔的雪松郁郁葱葱，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异常壮观。雄鹰展翅，自由自在地翱翔盘旋在山脉之间。成群的骆驼、羊儿、马儿游牧在山脚、山腰的草地里，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牧群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此情此景，不禁联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诗句的意境。尤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羊群，远远望去，像白云一样漂浮。有的几乎和远山的白雪（高山上终年积雪）紧相连，白云、雪山、羊群连成一片，似一幅水墨风景画。迷人的景色，赏心悦目，叫人赞叹不已。
到了山脚下，一眼望上去，山陡得几乎是直立的，望而生畏。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勇气十足，不约而同齐地往山上爬。有树的地方往往不好攀爬，只能选择空旷的地方攀登。山陡得像人贴在墙上一样，有的地方几乎是直立，爬起来非常吃力。刚爬了一会儿，大家就气喘吁吁。
爬了几分钟，回头往山下看，只觉得头晕目眩，几乎要滚下山。个个吓得大气不敢喘，也不敢往下望，只能往上凝视。我们硬着头皮继续往上爬，都前倾着头，小心翼翼，每一步都要选好落脚点，生怕踩空，或踩滑。如果踩滑，人一定会滚下去的。
到了半山腰，想停下来休息。天哪，怎么停留？我们就像挂在绝壁上一样，趴在地皮上也毛骨悚然。我们屏着呼吸，半闭着眼，像壁虎似的紧紧贴在地皮上，顾不得荆棘扎人，也顾不得草地弄脏了衣服。经过一番艰辛的拼搏，好不容易到了山顶，大家如释重担，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山顶景色很美，团团簇簇野花盛开，红的、黄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的花，非常招人喜爱。山上游人来来往往。除汉族人的之外，还有哈萨克族、有维吾尔族的、回族的.......他们有的嬉戏打闹，有的采摘野花、野果，有的拍照，有的索性躺在地下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我们也在山顶尽情游玩，谈笑风生，非常欢快。
快到中午了，我们恋恋不舍的开始下山。没有想到，下山难度比上山还大。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儿得到充分证明。如果寻着刚才上山的路（太陡峭）下去，危险性太大，困难很多，难免会“滚绣球”。大家议论纷纷，集思广益，觉得应该找稍微有坡度的地方下。几经周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坡度稍稍大一点的地方下山。
一路上，大家提心吊胆，屏住呼吸，小心翼翼，慢慢往下挪。我们几个人不管胆大胆小，都不敢手拉手。一拉手，万一一个人失脚，其他人也会随之滚下去。我们拨荆棘，钻荆棘，踩马粪羊屎，过羊肠小道，踏石子.......当时的狼狈相无法形容。真可谓披荆斩棘，千辛万苦。走了近一个小时，总算到了山脚下。再眺望刚爬过的山更觉得陡峭险峻，“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下了山，我们急匆匆赶到美名盛传的“农家乐”。
大路两旁的“农家乐”家家相连，随处可见，格局各异。具有的浓郁的民族特色哈萨克族人的红房子（当地政府为改善少数民族居民条件建的新房子）整齐美观，蒙古包都非常漂亮，叫人目不暇接，拍手叫绝。
我们选择了“农家乐”最热闹的一家，点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大盘鸡、烤羊肉、哨子面等饭菜，尤其是大盘鸡色形味俱佳，风味确实非同一般，我们大饱口福。
这家饭店人气很旺，帮忙的和看热闹的人很多。那些哈萨克的姑娘非常俊美，脸蛋儿白白嫩嫩，两只眼睛似两汪清水镶嵌着两颗宝石，一身本民族服饰装扮，显得格外漂亮，真可谓秀色可餐。她们都热情好客，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与我们交流。
一到，6月份，我国便普遍进入雨季，可是今年这个原本激情、火热的夏天却被无情肆虐的洪涝灾害打破了宁静。
洪水破坏了人们的家园，更可怕的是，因降雨而诱发的多种地质灾害也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泥石流、滑坡以及连日来各地不断出现的地面塌陷等。最令人心痛的一次灾难就发生在不久前，2010年6月28日14时左右，贵州省关岭县岗鸟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的泥石流长达1500米左右，该村两个村民组38户99人被掩埋。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灾害之外，对于那些居住在大山脚下的村民来说，还常常面临另外一种灾害的威胁：“从天而降”的巨大滚石和落石。
新闻媒体报道，2010年6月20日凌晨4时30分许，广西百色市田阳县遭遇一次强降雨，坡洪镇局盛村郎来屯的地质灾害点监测人为了防止出现灾害，及时组织危险地带群众安全转移，5时30分许，该屯后山发生危岩崩塌，一块巨石砸中山脚下的民房，由于转移及时，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可是，幸运的人总是少数，更多的人则在灾害中失去了生命。今年6月2日上午，同样在广西，十多个县市遭受灾害，其中容县六王镇因大暴雨引起山体崩塌，事故造成至少15人死亡，15人失踪。
祸从天降，灾向地生。平日里看似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山体竟然在暴雨的冲刷之下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摇摇欲坠的巨大岩石往往就在不知不觉的一刹那给我们以致命一击，这就是崩塌灾害。
山体崩塌 诱因何在
崩塌是岩石、土体受到风化、剥蚀、地震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在重力作用下从较陡的斜坡上突然脱离山体，并堆积在坡脚的一种地质现象，通常有坠落和滚落两种运动方式。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崩塌，其形成原因都有一定的共性，一般而言，崩塌形成的基本条件包括地形条件、岩性条件、构造条件和其他自然因素等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崩塌必须具备一定的地形条件。崩塌一般都发生于地形坡度大于50°、高度大于30米的高陡边坡上，而且坡度越陡发生崩塌的几率就越大。同时，孤立山嘴、凹形陡坡也是形成崩塌的有利地形条件。像1980年6月3日发生在湖北省远安县盐池河磷矿的岩石崩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工采矿加剧山体陡峭程度，山崩时，鹰嘴崖部分山体从海拔700米处向下俯冲到海拔500米处的谷地，顷刻之间在盐池河上筑起了一座高达38米的堤坝，形成了一座天然湖泊。
其次，岩性坚硬的岩石，如厚层石灰岩、白云岩、花岗岩、石英岩、砂砾岩、结构密实的黄土等，易于形成崩塌。这是由于越坚硬的岩石就越具有强大的抗风化能力，在风吹日晒雨淋之下能够形成高陡斜坡、孤立山嘴或凹形陡坡。
第三，崩塌体具有一定的分离面，岩层面、断层面、节理面、裂隙带等都是岩石、土体稳定性最薄弱的地方，最易被分离。
第四，地震、强降雨、融雪、雷击等多种自然力量以及人工爆破等，都会诱发灾害发生。2010年3月10日，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发生崩塌灾害。后经专家现场调查认定，灾害原因是由于砂质黄土的孔隙度大，坡体结构疏松，融雪渗水及冻融最终诱发了崩塌灾害的发生。
因此，崩塌灾害具有典型的突发性和随机性。特别是在山区旅行，偶尔还会发生游人踩踏松动岩体而酿成灾难的事情。2010年1月29日下午，台湾花莲太鲁阁峡谷旅游景区一名大陆女游客结束游程后交回安全帽，正在回游览车的路上时，突然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块击中头部，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关于事故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应怪罪于连日来的降雨和地震，也有人说可能是山上的猴子丢下的或是山上的游人踩踏了松动岩体致使石头落下。
灾害无情 生命无价
崩塌是我国最为严重的地质灾害类型之一，每年都会发生数千起，在全国各类地质灾害中所占比例一直较大。尽管这种灾害突发性强，难以被准确预报，但其显著的空间和时间分布规律还是给我们的防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一定帮助。
在空间上，崩塌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规律，在平原地区和碱市中通常是碰不到崩塌的，它主要发生在山区、丘陵区或黄土分布区，如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省(市)以及依然习惯于居住在黄土窑洞的陕西、山西等西部省份的居民最易受灾，而且崩塌在地域分布上还与年降水量较高的地区相吻合。
在时间上，崩塌灾害也较为集中。今年1～5月份，我国共发生崩塌灾害927起，平均每天至少6起。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927起灾害中，有730起都发生在5月份。原因很简单，强降雨和持续降雨是罪魁祸首，因为在时间上，崩塌灾害的分布规律与各地区的雨季相吻合。今年5月份，我国南方地区共出现了5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了突破历史同期极值的强降雨，导致江西、湖南、浙江等地接连出现多种地质灾害。
然而，我国降雨最集中的时间还不是5月份，而是6～7月份，这意味着这两个月才是跟崩塌等地质灾害做斗争的最严峻的时刻。
警钟长鸣 严防崩塌
我居然落水了。就在我即将跃上岸去的一刹那。其实，我的左脚已踩住了岸边。但我的右脚还在船舱里呢。我就那么“扑通”一声落入了玉仙湖。
这些日子，我正在挂输液瓶子，往血管里注射“丹参”，还配以按摩疗法，舒筋活络。我的一个朋友指出我活得太累，竭力要把我带到山清水秀的地方放松放松。我很高兴，就听了他的话，搂住他的后腰，跨在他的摩托车上，驶进了大自然。我计划拿出24小时，做一次闲云野鹤。
但万万想不到，我会跌进玉仙湖。
我的双臂如拔了羽毛的鸟翅，张牙舞爪地在湖水中扑腾着。我的双脚不停地跳着“踢踏舞”，令湖中的鱼们瞠目结舌。本来，我和朋友说好了，这次我是不沾水的，因为我已经20多年没游过泳了。我20多岁的时候，曾经畅游过一个很大的水库。这些年，不知忙什么去了，将游泳的本领束之高阁，不经过一番复习，我是不会贸然下水的。
但命运之神，却不由分说地将我牵进了玉仙湖。
杂乱无章的“踢踏舞”很快就被我调整成有节奏的“华尔兹”了。《蓝色多瑙河》响彻在耳畔，鱼儿们在一旁向我挤眉弄眼。我打算让身体像鱼雷一样射出水面，我可不想戴着眼镜、穿着拖鞋、挎着钥匙链被鱼们参观。鱼们一定会讥笑我是书呆子。我一次次向水面冲刺，一次次失败了。我突然明白了，我被扣在了“鸭子”壳中。
“鸭子”是我和我的朋友乘坐的游船，船舱上有一个“鸭子”状的硬塑料盖。我们钻在“鸭子”的肚子里，脚踩着发动轮，刚刚把玉仙湖游了个遍。有两次，朋友还跃出“鸭子”，下到湖水中，去找鲤鱼比武。那时，我一个人坐在“鸭子”肚子里，还煞有介事地看一张《作家文摘》呢。现在，就是这只“鸭子”将我扣住了，使得我无计可施。“鲤鱼跃龙门”，于我只是梦想了。
我的一只拖鞋脱离我远去，另一只拖鞋也脱离我远去了。它们的去向，当然是辽阔无比的湖面。
没有鞋子，我怎么走路呢？一个时辰之前，我就是趿拉着这双拖鞋，去看了一处瀑布，又从荆棘丛生的小路攀上了山头，发现了另一片绿色的女儿湖。女儿湖边，有几块巨大而光滑的老虎石，我就躺在巨石上，接受了阳光的抚摸。那一刻，我身上的血管和细胞，轻轻地律动着，生长着，有如轻曼舒缓的小夜曲。有许多鲜花在我的身上绽开，我的胴体成为花儿吐蕊的沃土。
此刻呢？此刻我的斯文与浪漫一扫而去，我成了一个落水之徒。
我的轻金属眼镜，也随波逐流了，悠悠然漂向了湖底。
眼镜是我参加《作家报》“明月笔会”期间配置的，那是泉城济南的纪念品。无法想象，不戴眼镜，怎样读书、写字、以文为生？这次到玉仙湖来，有许多事情缠得心不静。其中包括我正在出版的一本新书《小卒过河》。这不是很滑稽吗？写“过河”的人，一失足落水了。
我四肢并用，在玉仙湖中手舞足蹈。我相信，从水面上，观赏我弄出来的那些参差不齐的浪花，一定惊心动魄。鱼儿们已经游到一边去了，它们不想被我扇了脸蛋。
我奋力拼搏着，居然乐此不疲。
这时候，我感到一股力量在推我的后背。啊，朋友，是我的朋友。
朋友救我来了。
我这位朋友，是很耿直，很英武的汉子。是他把我带到玉仙湖来的，也是他把我装进“鸭子”肚里的。他当然要来救我，不会眼看着我喂鱼而无动于衷。我们原计划，晚上要和旅店的老板在一起把酒话桑麻，然后坐在夜色里看星星。我们有许多知心话要说，当然，话题不外乎名利、生死、爱恨、情仇。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常常在畅谈中吐故纳新。
我们还计划着，明天一早起来，爬上山头去看日出，顺便摘些酸枣，挖些野蒜。最后再去看玉仙洞等几处佛门之地。据说，前不久，香港还有佛教界人士来这里添香呢。
当然了，我们计划着午后离开这里，重返工业家园。是的，我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着上医院打吊针，这个疗程的药水要坚持打完。
你瞧，我已经爬上岸来了。
哈，我完全成了一只“水鬼”。我站在湖边，打了许多喷嚏，一个接一个，十分嘹亮，响彻山谷。
天好蓝，太阳好鲜艳。
我重新戴上了眼镜，穿上了拖鞋，叉着腰，站在湖边。“嘿，真他娘的！”我骂了一声，骂得十分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