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39:25
关键词：社会期待；行为模式；社会角色
《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都展现了农村人在城市夹缝中的艰苦生活，所不同的是，王小帅导演拍摄于2001年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是以一个青春悲情物语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2011年的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则是通过底层喜剧的形式展现出农民工生活的苦涩。两部影片都展现了来自乡村的年轻人想在城市中立足的愿望，呈现力图在城市中站住脚的农民工的艰辛际遇。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影片中有很多通过搞笑套路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生存增加一些砝码，也给挣扎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带来一丝宽慰。
社会学家米德曾提出，自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和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自我意识在主我和客我的辩证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1]，社会的角色定位影响了自我的主观意愿，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乡土社会中，家长对孩子的社会期望，城市人对自己的鄙夷让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对城市身份非常向往，并逐渐动摇自己原有的价值观，认同城市价值观。
他人对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定位
（一）乡土社会中，熟人对外出去城市的孩子社会期待较高
人口众多是农村家庭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大家庭的密集居住。农村人往往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而生活在一起，一个村子往往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家族组成，因而，亲戚间的交流频繁，攀比也随之而来。
在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小强的妈妈很自豪的和小强讲述家族的历史，“想当年你老爹老妈在城里风光的时候……”，并且追溯到小强的爷爷，说爷爷是中村里第一个实现亩产上万斤的人，家人的社会期待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工带来负担，让他们盲从的追求经济地位而做出一些举动，比如从事非法的小买卖等。影片中在城里生活的四毛，过着连房租都交不上的日子，但是却对家里亲戚说混得很不错。这也是为了满足家里人的社会期待所编出来的谎话，这一点不仅仅在农民工身上有体现，正如生活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那些跨国移民一样，他们即使生活的很差也会尽力满足家里人的需求，当家里人写信要求经济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尽力寄钱回去。（Heather A. Horst）[2]
（二）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态度
由于生活条件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对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存在一定的自卑感，而与之相对的是城里人的优越感。《十七岁的单车》影片开头部分，农村人则是正面对着镜头，像被审问的犯人一样回答着城市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脸上大都带着一种木讷，当被问及具体工作和收入的时候，农村人的回答模糊甚至可笑。
《十七岁的单车》中，城市少年坚子其实与外来工小贵一样，同属于大城市的边缘人，坚子一家挤在狭小的房间内，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他与同龄人小贵相比，不过多了一份城市户口，然而这却足以成为令他骄傲的资本。《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四毛的房东其实和四毛一样住在城里简陋的筒子楼中，也属于城市中下阶层，然而她催促四毛交房租时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四毛，你这过分小兔崽子，这几天跑哪里去了？没钱交房租住天桥底下去。”，在这位城市人的眼里，甚至将农民工和住在天桥底下的乞丐划上了等号。
主观意愿的改变
（一）对城市身份的向往
在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对于自行车的向往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每天结束工作后精心擦拭自己的车；仔细计算到底什么时候自行车才能真正属于自己；把车停在送货地点的门前会不放心的屡次回头查看；在城市男孩小坚一伙人去抢车的时候，他被打了一天也紧紧抓着自行车不放手。自行车不仅仅是小贵在大城市中求生的工具，更是他由村里人转向城里人的一座桥梁。当这这个中介丧失的时候，小贵便不知道他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城市里究竟要以怎样的身份生存下去。而保姆红琴每天偷穿主人的衣服，把自己打扮的美丽脱俗，站在落地窗前供人欣赏，从他人艳羡的目光中，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而影片《像小强一样活着》中，从乡下来的张小强站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前大喊“我要做城里人！”，更是鲜明的表现了他对城市身份的期许。
（二）道德失范
处于经济社会下层的农民工，比物质经济相对富足的城里人，更容易面对来自生活、家庭、甚至生存的种种物质压力，因而也更容易处在现实生活与道德做抉择的十字路口。
在大都市的大环境中，一方面金钱成为成功标志和社会地位象征，另一方面城市是上层社会的聚集地，这也就难怪农村人会产生自卑感和对城市身份的趋同感了。《像小强一样活着》中，小强和他的老乡四毛等人在城里想尽办法赚钱，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城市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知道爱财，但不知如何才算取之有道，卖黄色光盘，卖假药，可谓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不择手段。而《十七岁的单车》中的保姆红琴只知道衣着光鲜，踩高跟鞋，涂口红是城市人的象征，她趁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偷穿衣服，偷用化妆品，力图使自己的形象更加融入城市社会，然而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表层上的暂时改变与臆想。
表演
社会关系网络对人的行为影响很大，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在城市中下阶层的人往往会受到他人对自身的期待和评价的影响而产生行为上的变化，“人们总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以给人印象。但是这种表现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行为个体相对比较容易控制的表达，包括各种语言符号或他们的代替物，这是明显的表达，即给予的（give）；另一部分则是行为个体似乎不甚留意或没有加以控制的流露，它包含在广泛的行动之中，是隐含的意义，戈夫曼强调的表演（performance）主要是指后一部分的意义。”[3]从《十七岁的单车》和《像小强一样活着》片中人物的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行为上可以看出他们在“前台”中的表演和表演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心路历程。
《十七岁的单车》中，身为城市中下阶层的城里人小坚对车的渴望很是强烈，他需要一辆足够炫的车来玩，需要通过漂亮的车和过应的车技来得到同龄人的认可，来进一步融入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辆自行车不仅仅能够稳固他的友情，维护他的社会网络，还能帮助他赢得爱情，正是由于小坚有一辆漂亮的山地车才赢得了漂亮女孩潇潇的注意。而当自己的自行车丢了之后，小坚实际上失去了表演的道具，也失去了赢得他人关注与赞赏的资本，这时候他没有勇气与自己的女友在一起，他内心当中很明确的知道，赢得女友的原因就是自己借助自行车进行的表演。
结语：
《像小强一样活着》和《十七岁的单车》，一喜一悲两部影片中都涉及到农民工的道德失范，《十七岁的单车》中的主角郭连贵是一个善良朴实的，然而他来到城市中之后也开始被生活所迫而偷车，小保姆红琴更是做出了偷窃雇主家衣服的失范行为，《像小强一样活着》中的张小强虽然最终得以在城市中立足，然而整部影片中大部分内容都在反映他和老乡们在城市中卖黄色光盘、卖假药、讨钱、到婚宴上骗吃骗喝的行为，虽是喜剧，但是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的挣扎与艰辛，影片中的农民工们在为生活所迫的时候，或者面临物质诱惑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出一些失范行为，而这种道德失范在影片中并不仅仅表现在农民工身上，《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城市男孩小坚其实也是偷了家里的钱，私自用来买车的，所有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们都有很多辛酸，更容易面临道德上的十字路口，假如他们能够在面临道德上的抉择时做出正确的选择，无疑比其他人更值得尊重。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
[2]Heather A. Horst. The blessings and burdens of communication： cell phones in Jamaic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J]. Global Networks. 2006， 6 （2）： 143159.
关键词：城市变电站；城市规划；协调问题；冲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城市在新增变电站修建之前已经完成了基础性的规划工作，新增变电站并不在规划范围内，因此经常会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变电站之间的不协调，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发展和运行，所以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城市规划与变电站修建的把握，对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进行有效的调解。
一、城市变电站与城市规划之间存在的冲突
现代城市人口众多，能够用于变电站建设的场地相对较少，并且这些场地多半处于居民区或者工业区附近，在这些场所建立变电站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直接降低居民生活质量、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不仅如此，城市变电站的兴建还与城市规划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变电站修建位置不合理，城市未来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通信、水电等方面都可能受到局限，不能正常的进行安装与应用。总体来说，城市变电站与城市规划产生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坏周边环境，影响居民生活
城市之中可用土地较少，变电站又对用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一般城市变电站会建设在居民区附近。而城市变电站建成后，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噪音过大。除了噪音之外还会有辐射、污染的产生，这些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很有可能影响广大居民的身体健康。现代绝大多数居民在自我保护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一旦变电站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居民就会通过行政手段或者法律手段，对自己的权益进行维护，进而导致城市变电站的修建难以顺利进行。
（二）可用土地较少，增加设计难度
城市中的土地可谓寸土寸金，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几乎没有闲置的土地，所以说想在城市之中进行变电站建设，寻找合适的土地是较为困难的一件事。通常情况下，政府机关会在用地方面进行协调，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对部分土地进行征用。值得注意的是，征用并不是最佳的手段，这会增加变电站建设的支出。但是即使是征用，可以划分给变电站的土地仍然难以满足变电站建设的要求，所以这给变电站设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增加了设计的难度。
二、促进城市变电站与城市规划协调的有效途径
（一）进行土地整合，优化设计方案
城市土地不足，变电站兴建困难是当前变电站与城市规划之间最大的问题，因此政府部门可以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改革，增加城市规划的灵活性，将城市变电站建设融入其中，并对城市之中的土地进行整合，为变电站找到最适宜的场所。第一、减少对居民区、工业区土地的占用，将目光到公共资源上，可以在城市之中的休闲场所进行变电站的建设。如广场、公园等，这些场所占地面积较大，隔离比较方便，并且无需支付巨额的征地费用，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第二、可以对变电站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在设计变电站的过程中，及时与城市规划部门进行沟通，巧妙的将变电站与一些公共建筑进行融合，将土地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减少土地的浪费。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减少工程施工，同时还能对市容市貌进行维护；第三、当前城市之中地上资源利用已经接近饱和，因此在进行城市变电站建设的过程中，城市规划部门可以对工作思维进行转化，对地下资源进行挖掘，这样因城市变电站建设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二）做好宣传工作，进行降噪处理
在居民区附近修建的变电站，不可避免的会对周边居民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电磁和噪音。就电磁干扰来说，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错误认知，变电站的电磁辐射还够不成对人体的伤害，居民对电磁的恐惧完全是空穴来风，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做好当地居民的工作，让居民对变电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避免思想上的盲目；而就噪音而言，这是对周边居民最直接的影响，不利于居民的休息，因此设计人员应针对变电站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增加对降噪问题的考虑，在变电站内部增加隔音设备，并且在居民区与变电站之间建设隔离带，尽最大的可能，将噪音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加强污水管理，严格排放标准
变电站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污水，这些污水主要的污染物就是一些油类物质，如果直接排放，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因此在变电站建立之初就要设置相应的污水处理系统。当前变电站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革，所以产生的污水已经控制在了最小的范围内，因此变电站建设的油水分离系统，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废水处理。同时，为了避免对居民引用水源造成影响，相关部门还应推出废水排放标准，并严格监管，定期对排放的废水进行检测。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发展离不开电力支持，所以在城市之中修建变电站是每一个城市发展的必然，因此城市规划部门，应该对城市变电站的建设进行预设，并制定好相应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进行城市变电站设计的过程中，城市规划部门应参与其中，为其找到合适的建设位置，对城市之中的土地进行合理的利用，而变电站工作人员也应配合城市规划部门的要求，对变电站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控制，进而保障城市变电站与城市规划的协调。
参考文献：
[1] 陈敏.城市基础设施用地集约化研究[A].城市时代，协同规划――201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5-工程防灾规划）[C].2013
说很多人到芙蓉镇是为了一尝米豆腐的风味，这话并不夸张。本名王村的芙蓉镇因电影《芙蓉镇》而名满湘西。
电影《芙蓉镇》叙述的是米豆腐女主人胡玉音在“”期间的悲惨故事。吸引我的不是表现反思及伤痕文学的剧情，而是芙蓉镇迷人的韵味。胡玉音与秦书田两人被罚扫街赎罪，清晨就得出门。微曦中的芙蓉镇笼罩在迷蒙的薄雾中，石板路上亮着露水反射的天光，静静的古街，布满沧桑的屋宇，只有刷刷的扫地声划过，芙蓉镇洋溢着一份宁静、清幽的气息，像世外桃源般迷人。
抵达古镇，正是午后，远远就看到一片车海与人海。车子暂停在路边让大伙儿下车用餐，然而不到两分钟，前后就堵了一长排车队，喇叭声震天响，我们只好小跑着离开。而此时，我的美梦也霎时被震醒了。芙蓉镇比之其他古镇更加嘈杂、紊乱。
我们用餐的地方在渡口附近，芙蓉镇最有名的“石板一条街”尾端。借此机会，我们正好来趟芙蓉镇巡礼。芙蓉镇的居民多为土家族，已有2000年的历史，近代汉人迁入者众。芙蓉镇在两族人民的交融下，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风貌。旅行团来去匆匆，我们当然无法体会电影画面中如诗如画的美景，但街道上的青石板路仍然蜿蜒在通往渡口的斜坡上，鳞次栉比的土家吊脚楼迤逦在猛洞河畔。我们一路缓缓走去，仿佛融入了《芙蓉镇》的剧情之中，和胡玉音、秦书田等人一同呼吸。只是，有些楼塌了，新楼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散发古味;只是，游人多了，需要清晨或午夜游人散去，才能得见芙蓉镇的清幽;只是，商店多了，喧哗声掩盖了古镇的光泽……
午餐，我们品尝土家风味。酸辣的蔬菜都十分罕见，小虾、小鱼干也别有一番乡土风味。店家最后端上白瓷大碗，醋、辣椒、葱浸泡的汤汁里是雪白的米豆腐。一看是米豆腐，众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忙不迭地舀起一汤匙送进嘴里。那味道就像是煮过的萝卜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倒是被又酸又辣的汤汁逼出了一眶眼泪。后来逛街时，看到贞节牌坊旁最正宗的米豆腐店，食客穿梭如潮水，不免失笑：盛名的米豆腐魅力只在于“新奇”。
车临猛洞河，我一边用餐，一边欣赏着一湾碧绿的河流，此情此景，极富诗情画意。河流左侧，有一道数十条溪流汇成的瀑布哗哗作响，古色古香的土家族老建筑就搭在河岸旁的斜坡上，让古镇增添了无限幽情。这也是芙蓉镇最迷人的角落。是呀！白天的石板一条街太过喧闹，显不出古味，唯有这些僻静的角落才能体会到芙蓉镇的古色古香。
在主街通往民居的小径上漫步，只见整齐的石墙垒出斑驳的岁月痕迹，分外让人感伤。走着逛着，芙蓉镇的五里长街很快走完了。回程的路上，车过大街旁的电影院，我央求师傅停车让我下去留影，师傅也体贴地应允，停在路旁。我飞奔而去，把斑驳的电影院拍了下来。
听说，这家电影院从来只放一部电影――《芙蓉镇》;听说，电影院已经歇业，因为电影院外，已经没有剧照和收费表。只是，电影虽已褪色，芙蓉镇的热潮却正浓。
文学边城――凤凰古镇
到凤凰为的是探访沈从文《边城》的场景。明知沈老已去世20年，凤凰也不再是他笔下半个多世纪前的凤凰了，但心头念的就是到凤凰体会文学的边城，那个纯朴的乡野，翠翠、祖父、傩送二老等人活跃过的土地。
从芙蓉镇经过吉首到凤凰，还有一段漫漫长路，但我仍十分
雀跃。土家族、苗族的吊脚楼，是山水间最美的建筑。它们泛着独有的色彩，让我的旅途并不寂寞。
抵达凤凰后，我着实吓了一跳。这哪里是沈从文笔下的小镇？到处是正在兴建的楼房，尘土飞扬。我随手在路边买了一份《神游凤凰手绘图》，在上面寻找沈从文故居。
循着地图的标记，我来到了位于中营街的沈从文故居。这是一座小型四合院，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前后两进，中有一个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屋子有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沈氏在此度过幼年、少年，10多岁离开故乡后就再也不曾回来，但他的心却一直在这个小城里萦绕。凭着对这块土地的执着与热爱，沈从文把故乡写进了小说，成就了不朽的作品。他，上个世纪20年代就蜚声文坛，一生创作了500万字的小说、散文、传记等，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游人来到凤凰，大多是为了沈从文，想看看他的故居和墓地，看看《边城》的场景，瞻仰他的文学成就。
故居仍维持着素朴的原貌，干净整洁的屋子里，挂着先生各时期的照片，放着先生的书桌、生活用具。第二进厅堂里有先生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和速写，两边是名人撰写的文字，最重要的当然是先生的手稿和作品。是这样的居所孕育出如此杰出的人物，让游客神游在《边城》的文学氛围中，令人感怀。
离开沈从文故居，凤凰镇的天空变得更加“文学”起来。一条条老街到处充盈着古意。东门古城楼，以及楼前迤逦的古城墙，还有两旁飞翘的檐角。夕阳下的北门闪着耀眼的金光，城门下拉二胡的艺人，做小点心的老者。商店门前用力拉着滚烫姜糖的师傅，包装特殊的各色苗妹儿糯米酒，地道的猪头腊肉、各式蜡染服饰等，都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当然，还有民国首任总理“熊希龄故居”，颇具规模的杨家祠堂，都是凤凰人的骄傲。
[关键词]艺片 表达 建构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5.003
一、文艺片与城市生活
文艺片是文学艺术影片的简称，该片种的概念源于大陆、港台影坛。从国内电影分类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电影大体上分三类：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而文艺电影则是介于纯粹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或艺术电影与主旋律电影之间，以情绪而非事件或理念来结构全片，表达一种情感、传播一种思想的影片类型。很多文艺片都以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反映生活，它的主题往往在真实生活中得以升华，常常是简单而深刻的。
电影不光记载历史、评价历史，它们也内在于历史变革的洪流中。如十九世纪末的城市生活成为电影最直接的表现对象，二十世纪的城市景象更成了电影的宠儿。电影中的景观，既源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又有助于形成忙乱、脱序的城市节奏，使它成为社会准则。同时，它塑造出一种新式的社会关系、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而这一关系或者生活方式正是在拥挤的街道上发展而来。因此，电影不仅记录城市生活，同时又影响现代城市所代表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转变。电影与城市生活，正是在通过记录与影响来构建起一种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文艺片作为电影中的一个类型，与城市生活同样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文艺片对城市生活的表达
文艺片对城市生活的表达，主要是通过景别、镜头等的效果，完成对时空的交待、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渲染、主题的深化。“第六代”导演的电影被认为是新城市电影，这类文艺片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颇具代表性。它们的众多作品都以城市为拍摄背景，以城市生活作为叙事空间，以城市各色人群为表现主体，以城市人的矛盾情感为精神内核，真实地勾勒出都市人群的原生状态，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表现手法
在文艺片的表现手法中，最常用的为空镜头和动态镜像。在空镜头的运用中，又以物象的空镜头、空镜头加独白和长卷式空镜头最为常见。“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出现不少符号性的、表现物象的“空境头”。在《非常夏日》中，男主角的女友给男主角讲述了一个有关鱼的故事，整个故事的讲诉运用了12个特写镜头来描写从“活鱼”变成“盘中鱼”的过程。而《苏州河》的开始就有一段时长3分19秒的空镜头，同时配以第一人称独白。《三峡好人》、《回家过年》、《冬春的日子》等片中都出现了长卷空镜头的使用。而借助镜头的不断晃动、画面构图动荡倾斜、装饰性的影像、鲜艳的色彩、螺旋似的跳动结构以及具有反叛意味的音乐来还原意象中的都市景观的动态镜像也常被采用。《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等都应用了此种表现方式：大量运用了MTV风格、短镜头切换、频闪、摇晃等手法。这里的镜语表述方式比较准确地呈现了人物青春的焦灼与躁动，而镜头形态本身成为人物心态的外化，体现了后现代意味的细节。
（二）叙事风格
在叙事风格上，“第六代”导演拍摄的作品中记录的成分大于修饰。他们试图通过看似平静的镜头，呈现给观众最真实的细节，借以还原最原始的人类生存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生命内在的震撼力。在文艺片《三峡好人》中，韩三明找到麻幺妹的那一段对白就是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两个人的对话，固定镜头三分三十五秒。浓重的口音，不标准的普通话，直白的对话，再加上破旧的房子，简陋的道具所营造的氛围，不做渲染也不煽情，只是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点到为止，平实而震撼。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中，导演把地铁这一城市特定的标识符号作为拍摄对象。在地铁晃动的车厢里，有着城市的不同阶层，他们压抑而不安的生存状态在那疾驰的地铁中体现得如此的真切。
（三）主题呈现
主题是作者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题材的加工、提炼中产生的，是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文艺片中经常用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来突出主题，最具典型的是地方语言。它贯穿于文艺片的全部内容，体现着导演主要意图，包含着创作者对文艺片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
电影《立春》虽然不是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但在方言的使用方面具有代表性。《立春》就是借助浓郁醇厚的方言来体现人物性格，展示小县城闭塞偏远的。《立春》里的方言很直白地告诉观众：女主人公王彩玲来自“哪里”，王彩玲属于“哪里”。这个“哪里”既反映王彩玲的生活背景、文化底蕴，也是一种身份标志。导演顾长卫在这部文艺片里使用包头方言，对王彩玲的悲壮坚守构成了一种解构。与北京那样的快节奏的生活相比，地方语言多了份与首都城市不太谐调的淳朴的乡土气息，使得她在大城市中很容易就被辨认。《立春》就是借助这种对比关系，引申出不同的象征意味，更好地凸显整部片子的主题。
三、文艺片对城市生活的建构
艺术源于生活，文艺片传达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它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加以解读，而这些信息也常像一面镜子照映着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虽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反映论加以解读，但从传播学和媒介文化的视角，以镜中世界作为参照工具来理解镜外世界，还是有其独特价值的。
（一）文艺片对城市底层和边缘人生活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精神层面来看，城市底层和边缘人虽然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的主流文化，他们的精神世界很难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尽管文艺片中城市底层人和边缘人的形象特点、生活背景各不相同，但却能挖掘出很多共同特征。文艺片《生活秀》中，女老板来双扬所表现出来的外表的“小气”与骨子里的“善良”，以及《没事偷着乐》中大民在无望的生活中表现出的乐观态度，都是那些处在边缘和底层的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最值得推崇的地方。人性中最美的一面常常在这类题材的影片中得到充分展现，让人觉得若有所失，若有所思。
我国本来就因为城乡的二元结构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今又在城市中出现了一群数量庞大的边缘人和底层人，造成城市内部同样出现了“二元结构”。将文艺片文本与现实经验结合，我们至少看到，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三层断裂：第一层是与社会的断裂，被大社会远远甩开；第二层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与主流价值观念的断裂；第三层是更为令人担心的，他们内心深处基本信念两方面之间的断裂，如善与恶、高尚与卑鄙。
（二）文艺片对城市空间的建构
在文艺片的论述中，影片情节所在的空间是一个不断被论及的话题。城市空间的影像构成，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片中也呈现出繁复的视觉形态。这种视觉形态的想象和建构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时间（历史）性的想象和建构，也就是不同时期城市空间呈现出不一样的特性，其中怀旧想象，尤其对于上海的怀旧想象成为一个突出的意象；二是空间（现实）性想象和建构，它意味着城市空间跨越了北京、上海、广州乃至县城、小镇等各种城市形态。时间性与空间性这两个不同维度在具体的文艺片中并非截然分开的，有时候在同一个文艺片或同一个系列的文艺片里，会有交叉的表达。
以上海为例，一提起现代化的上海，人们就会想到高楼林立，想到黄浦江，也会想起东方明珠塔。但是上海这个城市有的不仅仅是高楼大厦，它作为一个城市也是存在着不同的空间组成部分。有的城市空间单独存在，也有的相互联结在一起。在影片《假装没感觉》中，由吕丽萍扮演的母亲和外婆都生活在里弄中，如果说高楼大厦构成上海建筑画面上的主色调，那么以里弄石库门为代表的上海民居建筑则成为基本特色。比起那些高楼大厦，里弄显得更有人情味。里弄在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上海市区最主要的民宅建筑，是构成都市生活方式的基本景观之一，反映出都市居民构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上海的里弄也就是弄堂，赋予了上海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时空背景和历史文脉。
多重城市的想象和建构，形成了对于城市的多重言说。对于城市空间的构建，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构造，也是一种文化构造。各种文化元素，尤其是电影、电视、广告、网络等各种媒介共同参与了城市空间的建构。城市空间，正是在多重言说中呈现出它错综复杂的面貌的。
参考文献
[1] 李志敏.再生繁花:视听•境界（上）――20世纪国产文艺电影纵论[J].影视评论,2007 (8).
[2] 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
[3] 曹冰.探索与退守.漂泊与归依――论中国电影第五代及其影响下的“第六代”[D].河北大学.2005.5.
[4] 刘雪芹.“故乡”走向“世界”――贾樟柯电影的影像方法[D].海南师范大学,2005.5.
[5] 张晓岩.镜中与镜外――从“第六代”电影看“城市边缘人”[J].艺术学院学报,2005 (1).
[6] 张珊珊.绚丽光影下的黯淡忧伤――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新城市”美学[D].河北大学.2006.1.
[7] 顾闻.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的艺术呈现――贾樟柯电影作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4.
七条院线,近百家电影院,约300块银幕,共同争抢同一个“蛋糕”――这就是湖北影院市场的格局。它们以商业圈为临界,圈内外的发展规模与层次不尽相同,圈内影院林立,竞争激烈却拥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圈外影院依附各种因素整合经营,免于恶性竞争之扰,却限于地理位置之困,难成规模。
商圈内的较量
“由于电影院设施陈旧、老化,不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影院从即日起,停止电影放映。”两个月前,武汉最后一家老影院――武昌电影院以一张白底黑字的告示低调地宣布歇业。上一代武汉人关于光影声像的记忆由此作结,但这一代人的电影文化盛宴仍在继续,多功能、现代化、标准星级化的新影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覆盖了整个武汉的大小商业圈。落后即遭淘汰,这是永远的市场生存法则。
目前武汉的七家电影院线公司中,仅有湖北银兴与武汉天河两家本土院线,其余五家被大连万达、广东金逸珠江、广东大地数字、浙江横店、北京时代今典占据。这些院线旗下的电影院或多或少都有在武汉三镇各大商业中心地带入驻,仅汉口区商业最繁华的江汉路一带,便汇集了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民众乐园环艺电影城、横店影视电影城、武汉天汇电影城等五家大型影院。
扎堆源于商业圈自身优越的特性,对任何一家商业影院来说,观众是其衣食父母,出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考量,电影院将地址定在人流量最高的商业地带,方便在多数时候都可以凝聚人群,保证影院的观赏率。如今随着电影业的兴起繁荣,影院渐渐打破了单体影院独立运行的模式,而选择与集购物、娱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进行混搭。这也成为国内每座城市电影院商业模式发展的趋势。
另外,电影业也以其自身特性为商业圈注入“时尚”、“潮流”、“高雅”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项目的发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武汉金逸国际影城在武昌区徐东销品茂开业之后,迅速带起了销品茂内如美食城、购物商场、休闲娱乐场所等项目的发展,销品茂由此开始持续发挥着它对于徐东区域经济腾飞的意义,并提升了徐东片区的形象。“原本徐东那一块的经济是不太好的。”湖北剧院银兴电影城的总经理程建敏向《鄂商》记者介绍。在他看来,金逸影城对于徐东商圈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电影城与商业项目是相互依托的关系。”
如此,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当影院与其周边商业项目的相容度达到最佳和谐状态时,两者都可能发挥出自身最大的功能并获利。而眼下的情况是,武汉部分商圈内的电影院过于密集,在江汉路一带,“它们之间的步行距离的时间最多10到15分钟,万达与横店这两家影院更近,上楼下楼的距离,只需三分钟。”程建敏认为,过于集中在一个地段上的电影院不仅会在行业间造成恶性竞争,加大影院经营的难度,在文化方面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希望能出现一个部门或者行业,规划好影院的网点布局,不至于出现现在这种商圈内影院过多而较偏的地方却没一家影院的现象。”
但程建敏的建议在现实中操作性并不高。对于实力雄厚的各家电影院线而言,进驻商圈的门槛并不高。再加上电影院在商圈内的发展市场确实比较大,院线公司自然会首先考虑这一块市场,他们相信即便同时占有黄金地段这个先天优势,只要在后天经营中注重提升自己企业的品质和服务,擅于整合营销的推广,也是能在这块小却美味的“蛋糕”中抢得一定份额。因此,除非出现的行业或部门是强制性的,否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去规定或控制一定区域内影院的数量和位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边缘影院”突围
湖北剧院银兴电影城位于武汉长江大桥与武珞路的交汇处,占于湖北剧院一隅,其周边商业项目零散,几无大型商业圈可言。从表面上看,较于银兴院线旗下的武汉其它影院而言,湖北剧院银兴影城在地段和名气上似乎并不突出:远离商业圈,隐没于湖北剧院大小型演出节目的光环之下。而程建敏更乐意用“个性”来形容影院的特点和优势――不跟随主流商业影院的发展模式,与演出节目形成配套体系来凸显电影院的文化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电影行业意图传达的文化导向功能不谋而合。
这种个性首先表现在湖北剧院银兴影城的观众群上,“除了周边居民观众,我们其他的观众基本上都是有车族,他们是专门开车过来看电影的。”“专门”一词反映出了某一特定人群认对这家影城的认可。当一家电影院的观众群已形成特定人群,由此可见它在那一特定人群当中的影响力,这也间接说明了商圈之外的电影城也是可以借助各种因素去谋求发展空间。
湖北剧院银兴影城目前拥有的外在优势为:依附于湖北剧院,剧院的观众就是它可以有效去发展的潜在观众;以“湖北剧院”这四个字作名称之首,借着剧院的名气传播,可作广告宣传;周边居民楼林立,湖北剧院广场是附近最大的一个娱乐休息场所,也很容易把居民发展成为自己的一大观众群;还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它坐落在武昌区阅马场附近,是武汉三镇往来的一个关口,交通非常便利。“而且,我们目前也正努力改善厅内的设施设备,争取尽快实现完全的数字化。”程建敏介绍说。除此之外,湖北剧院银兴影城还在每个周末推出一个叫做“阳光场”的优惠活动,只需五块钱就可收看一部电影,“这主要是针对低收入者开办的。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坚持了四年。”
当然,要想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只以上的这些努力和改善仍是不够的。目前湖北剧院银兴影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放映厅过少。这就意味着,湖北剧院银兴影城在时间段内只能选择几部影片来放映,而且也不能够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观众看到他们想要看的影片。在被迫舍弃了很多影片的同时,它也失去了很多观众。而它与湖北剧院是租赁的关系,在放映厅数量的争取上不能由它所能决定的,“我们也在努力完善这一个方面的不足。”至于如何去落实,湖北剧院银兴影城仍在探索当中。
市区市场的潜力
相比之下,于2009年初才进入武汉电影市场的大地数字影院在选址方面则更为慎重。“经过调研发现,武汉电影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问及入驻武汉市场的理由,广东大地数字院线的相关负责人薛子聪显得信心十足。据他介绍,该院线已在武汉建立起三家电影院,包括汉口沿江一号大地数字影院、武汉湘隆时代广场大地数字影院以及武汉五环峰商业广场大地数字影院。与程建敏一样,薛子聪也认为武汉电影市场的发展不平衡,中心商圈影院密集,而市区却显得很空白,“我们就是想要在这些空白区域谋求市场。”
这些“空白”,主要指的是汉口汉正街和武汉市经济开发区体育中心。沿江一号大地数字影院和湘隆时代广场数字影院便是分别建立在这两个区域上。汉正街自古便有“天下第一街”的美誉,商业市场氛围浓厚,然而目前为止它主打的是如服装、皮具箱包、鞋类、陶瓷、小百货、副食品等等的批发市场,往来于此的多为个体商户。再如沌口体育中心附近,虽然它的商业项目正在渐渐完善当中,周边也布局着银行、大型购物场所、超市等,然而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远,每到武汉体育中心有大型商演时才会汇聚数目惊人的人群,平日这里的人流量并不算高,到了夜晚便稍显冷清。
“但这里的市场潜力是很大的。”薛子聪通过考察,发现武汉市政府对于汉正街商圈的发展尤为关注,政府相关部门正着力改造和提升汉正街沿江一带的商业品牌价值。随着前两年沿江一号mall的建立,汉正街沿江一带的商业氛围正渐渐复苏,据悉,沿江一号已聚集有如亚洲最大的餐饮酒店集团金钱豹、儿童主题乐园、台湾美食城等比较大型又各具特色的项目。大地数字影院的进驻,更为这个商圈带去武汉唯一的全数字化电影院,突出了这个新生的汉口大滨江商圈的先进潮流性。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城市 电网规划 精细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on the precise design of city power grid planning in Minority Area
Lining① Zhangyunfeng① Zhangyuanyuan② Wangwei③
（①Yinchuan power supply company of State Grid ， Ningxia Yinchuan 750011； ②Ningxia Yinchuan city planning and Research Center， Yinchuan 750001； ③Xizang Electric Power Co of .State Grid ， Tibet Lhasa 850000）
Abstract： in the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power grid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need to consider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tential， the minority area of urban power grid planning in particular，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adapt to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areas in the planning， preliminary plans on taking various factors into account more fully. Encountered in the late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in will also be less. In the city'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thought of urban planning can not deviate，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urban power grid planning consider the humanistic thoughts of policy， minimize the power grid construction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urban planning hazards，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broad masses of inertia in the way of life， to at the least cost to create more wealth for the city to create a new city.
Keywords： minority area of city power grid planning fine design
一、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规划和电网规划的概况
1、现有的电力建设规划还不能满足电网规划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中的需要
在我国现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常规做法中，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规划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规划部门在电网的规划工作中，经常是一起的，这些既定的规划任务中，往往还包含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形态，用地规模以及构架等等诸多因素，同时也涉及到这些因素间的合理安排与规划。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建设的规划相比较，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的规划对其专业性与科学性要求更高，更强。结合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电力建设的专项规划还不能完全涉及电网规划中的全部工作内容。在此，往往会造成规划前期的预测和规划后期的完成程度之间的误差，这些因素也会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中电网的规划的效率，增加以后改造电网规划的难度。
2、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规划用地减少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用电量增加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中用电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从目前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及进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调整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中所需的用电程度是绝不会亚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程度。然而，在我国政府对国家土地资源进行调整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的规划用地也正在逐步减少。也许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现阶段还不需要那么多电网规划用地，那么等到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进行电网规划就会相当的有难度，所以，目前就应该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规划的用地设计工作。
3、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中电网规划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环境间的关系
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层面来分析，如果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规划没有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的规划作出有效的结合，那么这是会严重威胁到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环境建设的。电网规划的不合理，会对居民的生活带来相当大的不便。比如，电缆、电线分布不合理，居民们都会潜在地受到高压电的危险；而电网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强力电磁辐射，其危害也不会很小。所以，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电网规划是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发展规划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必须高度重视它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环境造成的影响。
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规划的主要内容
1、明确电网建设的划分区域，规范电量、布局、负荷分布及预测情况。
2、确定电网规划的地理位置、路径，规划好工程项目的分期建设。
3、保障用电设备的标准化，遵循配电网的改造原则。
4、明确供电电源点的建设要求，进行有功与无功的电力平衡。
5、确定规划符合调度、自动化与通信的要求。
6、详细编写地理规划的结构图，画出期初期末的线状连接图，并做出可行性方案。
三、标准化的电网规划原则
1、统一规划
电网规划是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一项巨大工程，不像小项目，可以一边建设一边规划。电网规划必须事先做好，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统一规划，避免“蜘蛛网式电网”的出现。统一规划不仅能够保证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形象，还能保护环境，使电网结构更加规范化，有效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2、顺应发展需要
电网的发展应该是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的。各项用电工程的设计都必须符合电网发展的总体规划要求，在有能力建设电网的前提下合理规划。一些地区在还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继续改建电网，在施工过程中资金中断，导致工程无限期延后，造成原有资金浪费，还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总体规划。
3、因地制宜
电网建设应在满足配电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兼顾，遵循“下级以上级为指导，上级以下级为基础”的原则进行规划；兼顾城乡发展水平，分区规划。
四、我国电网规划现状
1、电力负荷增多，用地规划减少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用电负荷飞速增长，这种现象在一线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尤为突出。纵观全国，长三角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用电量增长率在近年内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趋势。就此看来，我国电力负荷在短时间内只会只涨不跌。
我国国土虽然辽阔，可用土地比例却不大。况且在一线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开发商为了盈利，会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多的建造商城与住宅区。随着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扩张迅速，要想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电网建设势必会占用大量土地，费用颇高，造成电网建设无地可用的尴尬局面。
为了节约土地资源，政府通常将变电站规划到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热点的边缘，但边缘地带会导致供电长度增加，无法保证供电质量与稳定性；若是将电站设在中心地带，则要在地下选址，地下站点的设置会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地铁交通的发展与管道设施的建设，且不利于维护工作，安全隐患也比较大。
2、投资量较大
电网建设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多。在输变电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多方投资，共同建设。由于各地投资模式的差异，商讨投资方案的过程会比较辛苦，往往需要反复协商。
大中型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电网规划往往比发展较慢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要困难得多，小型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电网建设若是不完善，在原有基础上改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多；但大中型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原有的电网是规划好的，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会是一项极大的工程，且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运作有一定的影响。
3、前期手续繁琐
随着政府机关对宏观建设方面的监管力度增强，电网的规划要办理的手续也越来越多。电网工程需要办理的手续主要分为两大类：前期规划手续与前期工程建设手续。这些手续需要涉及到国土局、发改委、规划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每个单位都需要签字盖章，且有一定的顺序性。一套流程下来，大约需要50多个相关手续的办理，过程复杂，时间上无法准确控制，给施工造成一定困难。且若是在选址上有问题，则时间耽搁得更长，工程也无法展开施工。
4、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规划频繁
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非建设用地也逐渐向建设用地转变。尽管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规划越来越重视，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断修编《城乡规划法》，但仍旧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让一些恶性规划钻了法律的空子。国家宏观政策强制性不足，加上我国国土面积广、文化差异大等诸多因素，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规划不断调整，让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负荷分布与负荷总量具有不确定性。电网规划也不断的随之调整。
5、建设成本提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城市面貌，基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景观建设及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环境建设，一些电网将设施建设在地下或是半地下，无形中多了一道工序，建设成本大幅增加。
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建设必然需要用到大量土地，拆迁费用成为了建设过程中的一大笔支出。随着人们自身权益意识的增长，加上环保、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拆迁人工费用及补偿费用不断上涨。
6、社会公众影响大
现如今，社会公众舆论压力不容小觑，在电网规划中，居民会认为电站的电磁辐射会对自己身体有影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电磁辐射只对周围小范围距离有效。由于这样的误解，电站周围的房价普遍低于同等级价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城市中心地区，居民购买的房产周边若是要新建一个输变电站，一定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大家会认为自己购买的房产贬值了。在一些电网规划项目中，当地居民的阻挠对建设工程的施工影响非常大，严重影响工程周期。事实上，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证明输变电站发出的电磁辐射在较远距离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五、规范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精细化设计、建设的措施
1、做好预测工作
这里的预测工作不是指总体上的规划，而是指电力需求量以及电量负荷的预测。随着数学科学的发展与预测手段的完善，各种预测模型越来越多，为研究电量负荷及预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电网规划主要使用的是“负荷密度指标法”，结合专家分析，合理制定规划。 通常情况下，电网规划的专家必须有丰富的规划经验跟大量的调研数据，综合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速度、国家政策导向、当地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再结合负荷密度指标分析负荷的分布与总量情况，对结果的准确性起着重要影响。
2、充分利用规划软件
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规划是一项大规模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规划过程中要考虑到的因素很多：用户占地、交通状况、人口负荷等各个方面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有关的内容；还应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研究者需要对这些数据做出有效的整理和分析，并对派生出来的数据分类有效管理。这种任务量是无法想象的，传统的紧靠经验规划的方法也早已淘汰，于是乎，利用计算机软件来辅助分析是规划发展的必然趋势。
3、有效数据管理
电网规划对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度要求很高，根据现有资料评估各电站的负载率、供电质量等方面内容，来分析现有变电站的供电范围及容载率。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目前电网建设的主要问题，提供日后电网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有效的数据整理与日常维护能够为电网规划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4、提高研究者自身素质
计算机软件发挥的只是辅助功能，人类的地位与分析能力是无法取代的。在用软件弥补人类在数据统计方面劣势的同时，应该让人类的思维优势充分发挥，与计算机软件相互作用。因此，研究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研究能力，关注国际动向，努力与国际研究者同步发展。
5、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城市间规划的衔接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发展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在规划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时应考虑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周边环境，对于变电站的选址、管线分布、道路规划等方面都要详细分析描述，逐步开展对整体城区的规划控制，尽量细化规划方案。这样才能更好协调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规划关系，避免用地建设问题产生。
6、在规划时切实考虑经济能力问题
供电局虽说是国有企业，但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除了要承担“供电”的社会责任外，还应考虑到经济效益，长期亏损对供电局乃至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用电的发展必有负面影响。
受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我国用电总量正缓步上升，电网规划范围也不断扩张，供电局的经营面临着较大压力。因此，统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电网规划与供电局自身效益，要求电网发展从“重速度、重规模”向“重质量、重效益”转变。在规划电网建设时，可以提出两至三套方案，专家汇总进行比较，制定出最优方案，即费用最小、质量最优的方案，在兼顾社会公众用电的基础上，达到效益最大化。
结束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电网的规划过程中，也许会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在此基础之上，为了避免失误或者是减少损失的程度，我们应该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在城市电网工作中比较成功的地方，把别人的成功经验当作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第二，建立起一支作风优良，经得住考验的电网规划队伍，同时做好培训工作；第三，要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状况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富有创造性地展开电网规划工作。综上所述，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用高超的技术来武装自己，提高电网规划在城市建设中的工作效率，为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确保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电网规划的科学、合理、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杨加义.城市电网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的融合论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1（36）.
[2]许言路.浅谈如何协调城市规划和电网规划[J].现代经济信息，2012（14）.
[3]伍才.关于城市建设规划中电力规划分析[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作者简介：
李宁 1981.3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现供职于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研究方向：电网系统规划及技术、城市规划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张云峰： 1977.12，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供职于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力系统技术研究，电力企业管理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 生态环境; 影响
1 前
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涌向大城市并向周边辐射,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带动了城市交通需求的高速增长。
当前, 中国许多大城市机动车拥有量以高于10 % 的速度增加[ 1 ] ,交通拥堵和机动车尾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因此,科学深入地研究分析城市交通现状以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优选架构科学、合理的城市绿色交通体系,引导提高人们出行的绿色交通消费观念,是根治大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一现代“城市病”的最佳方案。www.133229.coM本文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例,就城市轨道交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简要分析。
2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地球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1 生态环境地球上的生命群落由于其物种的物候、时空分布及适应习性的不同,在地球生物圈某一地域形成了各具特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连同其所处地域、时空统称生态环境。
2.2.1 自然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未被人类干扰的海洋、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环境为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是相对的“ 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该环境中不同的原生物种种群分工有序、和谐相处、相互制约以实现系统的长期生存与发展。
2.2.2 人工生态环境
人工生态环境是以人类为优势种群,并按照人类自己的意志对某一选定地域进行改造以大幅度提高其生产力和消费水平的生态环境。该环境生产与消费平衡的维持需要相关的其它生态系统大量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的投入,它的运行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人工生态环境的稳定性与自我调控能力低于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平衡与稳定是脆弱的。
2.2.3 城市生态环境
城市生态环境是由城市城区及其郊区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三部分构成[2 ] 。
(1)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环境;
(2) 经济生态系统是城市生态环境中生产力的主要体现;
(3) 社会生态系统体现了城市生态系统中消费层面。
3 城市轨道交通概况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公共交通方式。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曾一度受到冷落。实践证明,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人们环保意识迅速提高的今天,城市轨道交通以全新的面貌成为都市交通圈中公共交通骨干系统,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21 世纪的“绿色交通”系统。
3.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由城市(郊区) 铁路、地下铁路、轻轨铁路组成。其中轻轨铁路又含多种类型:轻轨电车、自动导轨电车、单轨电车、磁悬浮列车等。
3.2 城市轨道交通特点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承担城市公交客运功能。其特点见表1 。
表1 城市轨道交通特点
3.3 城市轨道交通适用范围
城市(郊区) 铁路适宜长距离、大运量运输, 可做为联系城市中心区、边缘集团和卫星城的客运交通走廊; 地铁适宜城市中心区运行, 并可延伸到市区的边缘集团; 轻轨交通因运量较小, 造价较低, 可配合地铁、城市(郊区) 铁路共同组成都市交通圈的轨道交通网。
4 城市轨道交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目前, 北京市常住人口1100 万余人, 流动人口超过200 万。城市交通圈内出行人次为8216 亿人次, 公交客运量达37.2 亿人次。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50 万辆。人均道路面积1997 年为5.8 m2,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2 %[4 ] 。机动车交通拥堵以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严重制约着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因此, 科学、合理的发展城市交通已成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4.1 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4.1.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可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
据报道, 全欧铁路用地占欧洲总面积的0.03 % ; 而公路用地却占到1.3 % , 为铁路用地的43.3 倍[5 ] 。西欧高速铁路用地只相当于同等运量的公路用地量的40 %[6 ]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与高速铁路相比速度低、编组小、防护距离小, 用地率小于高速铁路。根据规划, 北京市将建设13 条主线和2 条支线总延长为408 km 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1 ] 。其占用土地资源情况见表2 。
表2 城市公交系统占用土地一览表
由上表知, 若考虑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一半走行于地下, 一半走行于地面, 则规划实施后可节约土地资源9.8 km2 ～17.9 km2 。对于北京市规划区面积为1 040 km2 、规划路网占地超过1.5 km2 、且寸土寸金的市区来说, 这笔土地资源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北京市最近启动的中央商务区规划面积尚不足4 km2 。若不建轨道交通而改用公路交通承担公交运输时, 公路占用土地资源之多是北京市城区改造难以承受的。
4.1.2 城市轨道交通可节约大量的能源
以2020 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值估算, 铁路运量每增加1 个百分点, 将少占用333.4 km2 的土地资源, 同时减少能耗2mt 标准煤[7 ] 。据东日本铁路公司统计, 该公司完成了客运总量的30 % , 却只消耗了总能耗的7 %[8 ] 。铁路与其它交通系统的综合能耗比为1∶5.7 。
截止1998 年底, 北京地铁正式运营线路41.6 km , 年运量为5.85 亿人次; 运营地铁长度仅为北京市区公交线路延长的1.3 % , 却完成了公交客运量的15 %[3 ] 。
图1 为几种主要交通工具的单位能源消耗示意图[9 ] 。铁路交通的单位能源消耗量相当于公共汽车单位能耗的57.8 % , 节约能源42.2 % 。城市轨道交通由于车体轻、路况好, 单位能耗要低于一般铁路。按一般铁路能耗计, 由图1 可知, 城市轨道交通单位能耗比公共汽车节约能耗79 千卡, 比私用汽车节约509 千卡。据此可算出, 2000 年北京市因地铁完成城市公交客运量的15 % (5.58 亿人次), 可节约燃料油17.63 万t , 以现价计折合人民币5 亿元左右。
注: 单位能源消耗= 各交通工具消耗的能源(千卡)/ 各交通工具运送的数量(人·km , t·km) 图1 几种主要交通工具的单位能源消耗
4.1.3 城市轨道交通缓解了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的恶化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电力牵引, 因此, 可以在城市城区实现大气污染物的零排放, 有利于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虽然轨道交通在城区实现了零排放, 但为城区轨道交通提供电力及发电燃料的相关区域却承受着为城市供电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的破坏所产生的后果。但由于上述地区一般位于郊区或边远地区, 环境容量一般较大, 自净能力较强, 只要治理防护措施到位, 可大大降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 轨道交通单位能耗仅相当于城市公路公交的57.8 % , 因此发电站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也明显减少。经调查测试, 我国大城市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是城市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以上海为例, 1997 年上海汽车保有量为53.8 万辆, 汽车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见表4[10 ] 。
经监测分析, 1995 年北京市城区机动车co 和nox 排放量占全市各污染源排放总量的比例(即排放分担率) 分别为63 % 和50 %[4 ] 。而1996 年, 上海机动车尾气co 、nox 、nmhc 占市中心区排污分担率分别为86 % 、56 % 和96 %[4 ] 。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大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城市轨道交通可缓解因公路交通产生的大气环境污染。
4.1.4 城市轨道交通对市区声环境的影响
城市交通噪声是市区声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据调查, 大城市交通高峰地带噪声明显超过70 db , 有些地带甚至超过80 db[11 ] 。交通噪声已明显干扰了部分居民的工作与生活。由于轨道交通的特点(市中心区在地下、运行速度适中、车流密度低、昼间运行夜间停运等), 该系统的运行噪声(leq) 比公路交通干道噪声低5 db～10 db 左右。城市轨道交通的高架区段通过噪声敏感区时一般均设声屏障。因此, 轨道交通对城区声环境的影响明显低于公路干道交通。
图2 不同交通工具排放的相对单位运输数量的co2
4.1.5 城市轨道交通的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涵养补给了城市地下水资源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路基具有良好的渗水性。排一定宽度的绿化带。若把建设轨道交通系统而节约的土地用于绿化可明显改善城区生态环境与小气候。
4.1.6 轨道交通减轻了视觉光污染
城市轨道交通轨道路基及两侧绿化带的光漫反射, 减轻驾驶员和乘客乘座公共汽车而由公路路面光反射产生的强烈的视觉光污染, 改善了工作条件和出行质量。
4.1.6 城市轨道交通产生新的环境影响 电磁环境影响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是电力牵引, 因此, 该系统在运行时会产生电磁脉冲干扰, 对线路两侧一定范围内的电磁敏感设施和居民电视的收看产生一定影响。
经研究测试分析, 电气化铁道对线路两侧20 m 以外的电视收看基本无影响, 可以保证正常收看。沿线的电磁敏感设施在勘测设计阶段将按国家有关法规、标准进行防护处理而不会受到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由于电压等级低(为1.5 千伏, 而电气化铁道为27.5 千伏) 、电流强度小, 产生的电磁干扰信号低于电气化铁道。所以, 只要按有关法规对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实施有效的防护治理措施, 城市轨道交通将不会对线路两侧的电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4.2 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的影响
4.2.1 轨道交通快速准时提高了出行效率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快速、高效、准时, 可以大大节约人们外出旅行的时间。根据北京市乘座公交车出行平均距离5 km 计算, 单程出行可节约12.5 min～20 min 的旅行时间。若设定乘座地铁的乘客有50 %为上班族, 以232 个有效工作日计算, 则2000 年, 北京市因乘坐轨道交通而节约的有效工时为0198 亿小时, 按人时效益9.36 元计, 全年北京市上班族因乘地铁节约出行时间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约为91.7 亿元。
4.2.2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可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可促进沿线周边地区的房地产、物业开发, 促进经济发展。交通干线两侧环境质量的好坏, 也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据研究分析, 交通噪声每升高1 db , 周边的土地价格就会下降0.08 %～ 1.26 % , 平均为0.9 %左右。反之, 则升值0.9 %[13 ] 。因此, 城市由于轨道交通的建设所产生的声环境改善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环境、经济效益。
由于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也直接、间接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研究表明, 铁路建设每投资10 亿人民币, 每年可创造2 500 个就业机会, 这其中还不包括因这2 500 人购买消费而连带产生的就业机会[16] 。
4.3 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4.3.1 改善了人们的出行质量
城市轨道交通压缩了时空距离, 减少了出行时间, 提高了人们的出行质量和生活质量。
4.3.2 加强了交流提高了精神生活质量
轨道交通密切了人际间的交往, 加强了人与人之间、信息流以及文化艺术的交流, 因而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轨道交通系统将促使城市圈科学合理地向周边扩散延伸, 因而也有助于人们融入自然、享受自然。
4.3.3 轨道交通系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能
据报导, 铁路运输是最安全的运输方式。以10 亿人km 统计, 航空伤亡人数为0.26 , 铁路为0.18 , 公路为16 ; 在货运中, 铁路事故率和伤亡人数仅为公路的1/ 38[6 ] 。而城市轨道交通因其部分走行于地下, 部分高架, 地面部分也采取了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 它的安全性能更高。而城市居民的出行经验和感受也表明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准时和舒适性。随着轨道交通的建设, 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和骑车人改乘轨道交通工具上下班。届时, 城市交通环境将会得到更好的改观。
4.4 城市轨道交通对相关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1) 由于以能源产地生态环境影响和恶化为代价致使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产生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而被人们视为“绿色交通”方式时, 受益城市应从其节约的自然资源成本和利润中提出一定额度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用做相关区域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防护治理费用, 以保证大环境的正常运行。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科学规划、合理设计使轨道交通系统发挥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在规划设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时, 不仅要研究都市交通圈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量、流向和节点分布, 研究轨道交通系统与公路交通网的科学、有机地配合, 以取长补短; 还要研究分析相关地域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系统的特点与关系;
参考文献
1“面向2049 年北京的城市发展”论文集.北京市科协、北京铁道学会、铁道部科学研究院.2000:17～32.
2 张 炯. 生态城市 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生态系统. 中国环境管理, 1999 (5) : 10～11.
3 蔡庆华. 中国铁路技术创新工程.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0 : 258～264.
4 “城市轨道交通环境”论文集. 中国环境与交通国际合作委员会. 1999 : 1～10.
5 李业进摘译. 铁路的环保优势及法国国营铁路的环境措施. 中国铁路, 1998 (8) : 21.
6 西欧四国高速铁路考察团. 西欧四国高速铁路考察报告. 中国铁路, 1998 (6) : 38～46.
7 李伯溪. 铁路提高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 中国铁路,1999 (10):14～18.
8 郑 陵译. 东日本铁路公司的环保措施. 中国铁路, 1998 , (6) : 46～49.
9 日中铁道友好推进促进协议会. 日本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199918 , 东京.
10 刘昶, 徐谓芳, 王书惠等. 上海市交通与机动车排气污染调查. 上海环境科学, 1999,18(2):554～557.
11 张鹏飞, 姚成. 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沿线交通噪声对环境的污染分析.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1999 , 26 (3): 29～31.
12 张平. 城市区域光热资源特征.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1999 , 12 (1) : 40～43.
13 陈长虹, 鲍仙华. 全球能源消耗与co2 排放量. 上海环境科学, 1999 , 18 (2) : 62～64.
14 曹志平.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概况. 生态学杂志, 1998 , 17 (1) : 73～74.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 耐用消费品 消费函数 实证分析
我国耐用消费品市场近年来有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学术界对其变化的规律做了大量研究，从消费者行为、区域经济等角度揭示了相关规律，但尚未结合城镇居民收入差别与耐用消费品购买量进行数量分析。本文试图运用我国1995-2004年统计资料，建立耐用品消费需求函数，从而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耐用品需求的实证分析。
城镇居民收入层次差距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基本分析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城镇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的普遍提高。但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差距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普遍提高，199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282.95元提高到9421.6元，增长119.98%。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1994 年为0.370，2004年上升到0.469，上涨近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且0.4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警戒线。依据我国统计年鉴的城镇家庭收入分组方法，将所有调查户依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10%、10%、20%、20%、20%、10%、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直至最高收入户等七组。如果依据这种分组方法来测算，差距则更为直观。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25377.17元与最低收入组2862.39元之比为7.87倍，高于世界平均3.29倍的水平。2004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最高收入组16841.82元与最低收入组2855.15之比为4.66倍，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99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分组平均倍数分别为0.39、0.79、……直至4.68；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按照分组平均倍数分别为0.29、0.57、……直至3.02；从这组数据比较看出：随分组排序倍数差逐步扩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消费支出倍数差扩大更快。从代步工具平均百户年底拥有量按照分组平均倍数的情况看，自行车分别为0.07，升为0.10，后又降为0.05；摩托车分别为从0.31到1.20；汽车分别为从1.17到21.48；自行车差距小、摩托车适中、汽车差距大，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自行车和摩托车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汽车则大于人均收入差距。从新旧四大件平均百户年底拥有量按照分组平均倍数的情况看，洗衣机、冰箱、彩电差距小，例如洗衣机为从0.08仅升到0.26；空调适中，其倍数为从0.65到5.98；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差距大，例如健身器材为从0.43到12.58；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洗衣机、冰箱、彩电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空调基本持平，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则大于人均收入差距。
总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基本分析，只能通过统计数据的总量和分组对比进行判断，属于描述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缺乏对资料进行统计推算，相应建立经济模型并提高实际解释能力，比较分析各解释因素的影响机制，从而缺乏获取实证检验对理论假设的支持和提高本研究的科学信度；缺乏对按照分组平均倍数产生的原因，以及平均倍数差距间强度比较的科学解释，对是否导致描述性研究错误无法做出科学判断；缺乏对居民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之间解释变量的拟合程度和时间序列相关的研究，从而难以对未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做出预期。
耐用品消费函数的经济模型建立
消费需求函数说明了收入分配是消费需求的重要变量，收入差距悬殊与消费需求水平正相关。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层次差距，依据我国统计年鉴1995-2004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建立以收入差距为基础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函数为：
C = α+aβ1Y +bβ2Y +cβ3Y+
dβ4Y+eβ5Y+fβ6Y+gβ7Y
其中C 为总消费；Y为总收入；α为常数，表示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β1、β2、……β7分别表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a、b、……g分别为各收入阶层的比例系数。
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β1＞β2……＞β7，a+b+c+d+f+d+e+f+g=1，aβ1、bβ2、……gβ7可以定义为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MPN），即指增加的耐用品拥有量占增加的收入中的比例。同时把城镇居民总收入、各收入阶层的比例和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某耐用消费品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Eviews4.0建立时间序列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即可验证消费函数并得出各阶层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但是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函数，与一元线性消费函数有重大区别。一元线性消费函数自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关性，而上述耐用品消费函数因变量本身等于自变量的加总，极有可能使自变量之间产生高度相关。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则解释变量之间有可能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使回归结果难以令人满意。本文将上述公式中的自变量加以分解，使各个阶层的消费、收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方程，并应用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关统计资料，利用Eviews4.0分别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其结果可分解为C1=α1+ aβ1Y，C2=α2+ bβ2Y，……C7=α7+ gβ7Y等函数形式。其中Y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C是城镇居民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消费数量，aβ1、bβ2、……gβ7是各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上述方程组由于自变量各自独立，因此避开了多重共线性问题。以摩托车为例可得：
C1 = 0.2265 Y - 4.8435（R2= 0.8728 D.W= 0.8511）
C2= 0.2956 Y - 6.2300（R2= 0.9103 D.W= 0.7670）
……
C7= 0.4723 Y - 8.9508（R2= 0.8925 D.W= 1.0149）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可决系数R2值均符合线性回归要求，D.W均小于2，说明都具有正相关。且各阶层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呈递增趋势。
如果将（2）至（8）函数中的aY、bY、……gY分别用各组人均可支配收入Ya、Yb、……Yg代替，消费变量C仍然是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消费数量，可以计算出各组边际消费倾向（MPC），仍以摩托车为例得到：
C1 = 1.5792Ya - 30.5096 （R2= 0.8195 D.W= 1.9648）
C2= 1.0385 Yb - 24.0783 （R2= 0.8914 D.W= 1.6712）
……
C7= 0.1324 Yg - 2.2548（R2= 0.8581 D.W= 0.795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2值符合线性回归要求，D.W小于2具有正相关，且各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
收入差距影响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实证分析
将建立在以收入差距为基础的耐用品消费函数应用于我国城镇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实证分析，并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新旧代步工具和新旧四大件进行比较，可列出边际分析表1和R2、D.W表2。
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变化趋势分析。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变化趋势反映了耐用消费品市场受居民收入层次差别影响的强度不同。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小于零为劣等品，大于零为正常品，小于1为必需品，大于1为奢侈品，见表1。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小于零，摩托车和汽车则大于零，反映了摩托车和汽车为正常品，自行车为劣等品，将成为城镇居民不使用的代步工具而退出市场。摩托车和汽车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其中汽车特别显著，最低与最高收入户倍数为23.254，反映了它主要是最高收入户的代步工具。从新旧四大件看：所有商品均为正常品，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其中最低与最高收入户倍数，洗衣机最低为1.3598，健身器材最高为93.226。反映了洗衣机和彩电是城镇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微波炉、空调和家用电脑已经普及，摄像机和健身器材主要是最高收入户使用。冰箱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先增后减，反映了冰箱是城镇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费品，但高收入户已经减少了对它的消费偏好。
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分析。边际消费倾向总是表现为递减的趋势。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的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占增加的收入的比例总是递减的，见表1。
解释变量的拟合度分析。解释变量的拟合度R2反映了模型对因变量拟合程度。R2越接近1，其拟合值与实际值越接近。见表2。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最低到最高收入户基本相同，大约在0.9097～0.9289之间，反映各类收入差距变化较小。摩托车最低户和最高户较低，中等户较高，大约在0.9157～0.9574之间，反映了中等收入户变化较小，而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的变化较大。汽车最低户低到0.7849，最高户高到0.9961，反映了各类收入差距下变化由大到小的状况。从新旧四大件看：彩电、微波炉的最低户和最高户都低，中等户较高，例如彩电大约在0.9347～0.9422之间，反映了中等户变化较小，而最低和最高户的变化较大。冰箱、空调、洗衣机、家用电脑、摄像机由低到高变化，摄像机低到0.5529，家用电脑高到0.9657，反映了各类收入差距下变化由大到小的情况。健身器材低收入户基本不拟合，中收入户基本拟合，高收入户则拟合较好，反映了高收入户变化较小。
解释变量的序列相关分析。D.W用来检验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如果序列不相关，D.W值在2附近；如果存在正序列相关，D.W值在0～2之间；如果存在负序列相关，D.W值在2～4之间，见表2。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均大于2，存在负序列相关；摩托车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汽车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但最高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从新旧四大件看：洗衣机均大于2，存在负序列相关，最高收入户负序列相关较强。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彩电中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冰箱低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空调低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家用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家用电脑、摄像机正序列相关的强度不规则波动较显著，健身器材则平稳。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多数耐用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递减，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以及具有正序列相关和多种变化拟合度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指导我国耐用消费品市场面对不同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条件下如何采取不同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深刻理解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通过分析收入分组递减倍数，为制定和研究收入政策服务；深刻理解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原理，并应用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产生的不同耐用品市场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制定生产与销售战略，增加企业经营成功的机率；深刻理解解释变量拟合度和序列相关原理，并应用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产生的不同的耐用品市场的序列相关方向及强度，决定企业产品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艳华,李秉龙.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定量分析[J].农村经济,2004 (7)
[关键词] 故乡三部曲 故事地点 叙事结构 画面
从1997年开始，贾樟柯陆续推出了《小武》、《站台》、《任逍遥》和《世界》等作品。凭借着这些作品，贾樟柯经历了为自己命名、获取拍摄投资和进入体制内创作等一系列事件。2006年，贾樟柯的新作《三峡好人》问世。因为它独具特色的贾氏风格，同时也因为它在国际上的获奖，这部作品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此之前，人们对贾樟柯的作品有所争议：“当贾樟柯在海外赢得奖项和赞誉的时候(特别是因为《站台》)，很多中国人都怀疑他在向外国人献媚求荣，可当贾樟柯后来通过正式的国家电影制作体制完成了《世界》，有些中国的影迷又表示忧虑，担心他会失去艺术独立性。”而《三峡好人》的问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其创作动态的机会。
故事
“山西人的故事”作为贾樟柯作品风格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始终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无论是扒手小武，还是保安队长成太生，无论是文工团员崔明亮，还是社会青年彬彬，他们都和导演一样，出身于山西的一个小县城。作品中这些有着浓郁山西特色的人和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事，不仅获得了看到这些影片的国内观众的认可，同时也为导演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称呼贾樟柯早期作品的时候往往以“故乡三部曲”来替代。不过，这样关注故事的“山西特色”很容易忽略掉“大时代的小故事”的事实。实际上从第一部影片开始，导演就把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社会背景作为故事的背景，以个人化的风格关注各种边缘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存境遇。作品中那些个体的生命际遇，无不是融入了历史时代的变迁之中，具有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所以，这些故事虽然都是山西人的故事，却具有一份普遍性。
《三峡好人》依然是“大时代的小故事”，它折射出来的仍然是这个正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改变了的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前的山西汾阳县城在影片中已经变成三峡边的奉节县城。严格来说，在《世界》中故事的地点就已经发生了改变，成太生和小桃已经离开了汾阳县城而来到北京打工。但是，人们却发现，在大都市中展开的山西人的故事远没有在小县城中展开的山西人的故事能够触动人心，过于概念化和符号化的问题从故事地点转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世界》中，虽然贾樟柯仍然带着他一贯关注小人物的真诚，但是由于地点的变化而带来影片质感的减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这部影片中。人们再也看不到小县城的那种粗糙和富有质感的生活状态。而这样粗糙的质感所体现出来的纪实风格。不仅使“故乡三部曲”呈现出一种真实、自然、凝重的气息，同时赋予了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个体悲凉与温情的双重情感基调。
因此，当人们看到《三峡好人》的时候，故事的地点再次发生了变化，故事展开的空间已经由大都市再次回到了小县城。虽然三峡边的这个小城和以前的汾阳县城相隔千里，虽然它的蒙蒙雾气和北方小城灰黑色基调截然不同，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粗糙的质感却几乎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影片再一次向人们呈现了一个和汾阳一样散发着破败气息的小城，也呈现出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一个个个体。影片中的断壁残垣、肮脏的房屋和狭窄而又混乱的街道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和影片中人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电影所要表达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及其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地点的转换，也更加增强了贾樟柯电影中人物及其故事的普遍性，把一个和汾阳相隔万里的小城同样融入了见证历史文化变迁的电影铭文之中。
故事地点的变化也使故事的内涵更加丰富。实际上，贾樟柯以往的作品都是以时代的变化为背景，以接近于纪录的方式展现转型时期中国的某个侧面或历史的某个瞬间。撇开地点变化的因素，其实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任何故事都是富有意味的“中国正发生急剧的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此，贾樟柯那些以真实的影像呈现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与当下的状况，也看到了许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历程。不过，在《三峡好人》中，奉节县城却缺少了北方小城虽然破败但还悠然的几分气息，更多的是矛盾和冲突相互混杂状况。这当然和故事地点的选择有关。在以前的作品中，剧烈变化的时代只是作为背景出现，而这一次由于地点的变化，剧烈变化的时代更是以“三峡工程”的面貌出现并走到前台，成为影响人物命运的直接因素。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要在两年之内拆掉的县城”中。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显得更加集中与真实，而贾樟柯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一个独立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小城故事”。
当然，《三峡好人》故事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依然来自山西。农民韩三明和护士沈红为了寻找各自的爱人分别从山西来到了三峡，在这个小城中，跟随两个山西人的寻找轨迹，人们可以看到和小武一样在黑道上谋生的小混混，可以看到和彬彬一样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可以看到因为拆迁而造成生活发生变动的形形小城居民。虽然二人的故事走向了台与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但是影片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两个目的不同的山西人身上，通过他们和他们身边人的故事，人们同样可以看到贾樟柯以自己的方式赋予小人物的悲凉与温情双重情感基调。这是贾樟柯电影所没有改变的。
叙事结构
和贾樟柯以往的电影不同，《三峡好人》在叙事上采用了段落式的平行结构，片中两个主人公的故事虽然同在三峡展开，但叙事上却互不相干，自始至终没有合为一体。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电影《低俗小说》和《暴雨将至》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有意识地把一部影片分成多个段落或多个小故事进行讲述，通过时空的切割与重组构建起一个相对陌生化的文本。这种独特别致的段落式的结构方式，在墨西哥电影《爱情是狗娘》和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中都不难看到。甚至在与贾樟柯同为“第六代”的那些导演的作品中，这种打碎重组的段落式结构也一再出现，成为电影表达的一个重要的形式要素。而这一次《三峡好人》所采用的段落式平行结构，和贾樟柯作品一贯的纪录风格奇妙地融为一体，造成了相对于过去作品的一次改变。在影片中，导演通过和两个山西人都有关的“小马哥”、魔幻化的飞碟与三峡游船的汽笛 声，始终让两个故事虽然若隐若现地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永远没有相交的可能。
应该说，包括《三峡好人》在内的众多的段落式结构影片，通过这种特殊的片段化的结构模式，表达了创作者对于现实生活本真形态的一种思考，从另一视角反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这些导演手中，这种片段缀合的结构方式，或是揭示了生活的破碎和残片形态，或是展现了生活是荒谬的存在现实，或是抒发了一种独特的后现代时空感受。而具体到贾樟柯《三峡好人》叙事结构的这次改变。它带来的信息显得更加复杂。平行的段落式结构和故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不仅使人们看到影片中社会边缘人和普通人在三峡的各自情感体验，也让人们看到人生的无序、无奈和无法把握。这两个以“三峡”拆迁为背景相互独立的生活片段，虽然在叙事上不可能达到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效果，也缺少经典好莱坞叙事的戏剧化元素，但是它却能够通过结构的力量体现出生活本身的一种真实状态，把两个本来没有任何联系的故事和人物，甚至把超越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更广泛的内容，都挟裹进一个由剧烈变化的时代所编织的无网之网中。
与这两个段落式平行结构相适应，导演在影片中椿心设计了一系列二元式的意象：三峡，山西、复婚，离婚、拆房子／下煤矿、夔门峡谷，壶口瀑布、“好人一生平安”，“上海滩”。通过这样的设置，尽管人们面对的只是影片中一个剧烈变化时代中个别的事件，尽管贾樟柯以前作品里的县城这一次没有出现，但观众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奉节县城和千里之外的山西小城联系起来，也会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把两个孤立的故事赋予了普遍的意义。其实无论是在影片中出现的奉节，还是在故事中缺席的汾阳，无论是农民韩三明毅然决然地复婚，还是护士沈红无可奈何地离婚，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当下现实有关。是如“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般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的一部分。正如在过去的作品中贾樟柯用“三部曲”的结构或者说是三部电影的篇幅来展现大时代下的县城小人物一样，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也利用平行的两段式结构和一系列的二元式意象来强化了人物的时代感与故事的普遍性。
影片在结构上的精心布置、在意象上的刻意营造以及在关联线索上的巧妙安排，都显示了贾樟柯正在尝试着把自己的作品融入一些新的元素，而这样的尝试也给作品带来叙事上的变化。当然，《三峡好人》在叙事上也依然延续了前一部作品的某些习惯。在《世界》中，导演通过“大兴的巴黎”、“汾阳来的人”和“一天一世界”等片段把影片分为若干个小故事进行讲述。同样，《三峡好人》也是以“烟”、“酒”、“茶”、“糖”以为段落，把独立的两个故事切割为更加零碎的几个部分。与前者不同的是，二者虽然都以零散化的面貌出现。但后者在结构上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一定的前卫性。尽管前卫性的叙事结构和纪录式的风格可能存在着某种抵牾，但在《三峡好人》中它们竟能够水融般结合在一起。
视听风格
如果说，在《三峡好人》中变化最明显的是影片叙事结构的话，那么变化较小的就是影片的视听风格了。作为在山西汾阳县城长大的导演，贾樟柯强调用摄影机捕捉和纪录当下的、自己熟悉的县城生活。因此，在“故乡三部曲”中，他并没有让摄影机离开他了如指掌的故乡小城去拍摄他并不熟悉的内容，而是用手中的镜头坚守了自己对于小城镇的电影书写。他的镜头关注小城镇里最为直接的感性层面，在个人化的体验中呈现小城生活点点滴滴的真实感觉。纪录小城镇的历史变迁和当下状态。破败嘈杂如大工地般的县城街道，建筑外墙上无处不在的宣传标语，荒弃不用的候车大厅，甚至包括县城居民茫然的面孔，都被贾樟柯的摄影机一一纪录下来，显示了小城作为一个破败的煤矿工业城市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的现实，给人一种主流媒体之外的真实画面。即使是离开了故乡的《世界》，导演也把镜头长时间地对准了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空间。而在《三峡好人》中，人们感受到了和以前的作品一样的气息触目惊心的断壁残垣，锈迹斑斑的工厂设备，昏暗压抑的生活空间，气氛热烈却又俗艳无比的歌舞厅，所有的这一切再一次回到了画面中。这些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视觉性元素，同样呈现了字节作为一个处于拆迁中或者说即将消失的县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经历的现实，使这个充满了废弃意味的环境和在这里生活的无人关注的边缘人群之间建立起某种隐喻性的联系。
贾樟柯通过对空间和画面的独特选择。重构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即将消失的影像记忆。以区别于官方话语的方式呈现出正在逝去的历史。由于他作品的画面总是呈现出一种灰黑色的色调。所以这种“个人记忆”是灰黑色的，这样的色调也恰好能够反映出故事中人物粗糙的生活环境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另外一方面，灰黑色也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一个山西的煤矿工业小城――相适应。不过，在《三峡好人》中。由于故事地点的变化，虽然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过去的灰黑色，但在影片中出现得更多的却是雾气蒙蒙的画面。这样的画面不仅符合了奉节的自然特征，它也同样暗示了故事展开的小城是一个过度开发与正在废弃的地方。其实从影片开头缓缓出现“贾樟柯作品”字样的那一格开始。雾气弥漫的画面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并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冲击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以前的作品中，导演是在用接近于故乡土地本色的灰黑色的画面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而在《三峡好人》中，导演用摄影机带给人们的却是一幅渐行渐远、转瞬即逝的雾中风景。
关键词:第六代 个人化 都市 边缘人 小人物 影像
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第六代导演的以个人化叙事传达自我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即兴创作”。电影不仅丢掉了戏剧的“拐杖”,而且完全不使用剧本,演员在导演情绪感觉的指挥下直接表演,整个电影的建构全部在剪辑室里完成,使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摆脱了文学的范畴。影片《北京杂种》就是导演张元即兴创作的作品,并使导演体验了这种即兴创作中随意自由的:“《北京杂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创作。我们那帮人,崔健、杜可风、还有舒琪,那次拍摄经历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常常是凭着即兴和随意的想法去做。完全是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物放在一起,很自由的一个空间。”当然,这种即兴创作显然是第六代导演叙事叛逆性的一种极端表现,旨在表明与传统的叙事风格的对立。同时,影片中插入了许多摇滚乐队演出的场面,以此来打破故事的完整性。导演借助现代摇滚乐的叛逆性,在影片叙事中表达自我感受,使这部影片的叙事呈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的特征。
第六代导演所选择的这种个人化乃至情绪化的叙事策略,使他们放弃了“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人的叙事状态。受西方艺术电影的影响,他们追求的是自我方式的“纯艺术”。而并不完全把电影当作“大众的艺术”。因此在电影叙事中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自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的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有的评论者把这种叙事状态称为“主体性叙述”,即将抽象的、逻辑的、清晰的、理性的思维,诸如思想主旨、哲学理念、生活见解,以及艺术风格与造诣等等,全部统领和提契着他们作品的具象叙述。或者通俗地说。就是在观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个无形的解说者在那里对观众耳提面命。
二、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
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中。“都市”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与城市共同长大的青年一代导演,他们的摄影机镜头没有越过城市的高楼大厦去摄取他们并不熟悉的乡风民俗。而是通过手中的摄影机执守都市来对抗第五代对历史与乡土寓言的抒写。20世纪90年代前期,夏刚(执导《遭遇激情》、《大撒把》、《无人喝彩》等影片)、李少红(执导影片《四十不惑》)、周晓文(执导《青春无悔》、《青春冲动》等影片)、黄建新(执导《站直了,别趴下》、《脸对脸。背靠背》等影片)等导演在一个别样的社会语境中,拍摄了一系列新的都市电影,被评论者称为90年代前期中国电影与文化中“时隐时现的都市”与早期“时隐时现的都市”不同,第六代导演关注都市生活最为实在的感性层面,在切身体验中获得现代都市光与影、声音与色彩的真实感觉,捕捉现代都市瞬息性的现在时态和躁动不安的情绪。而且第六代导演本身就处在都市边缘人的文化身份定位中,成为现代都市中“漂泊的一代”。因此他们对现代都市空间的体验是破碎、零散与变形的,并采用后现代性的反抗方式,不断消解全球语境下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神话。
影片《苏州河》(娄烨。1997年)是一部典型的表现都市碎片的第六代影片。上海是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但导演却绕开了对上海恢宏的现代性的表达。影片没有表现具有现代都市指征的摩天大楼、现代化机场与商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及都市霓虹灯,取而代之的是片头就出现的废弃的大楼、陈旧的驳船与码头、残破的桥梁、腐臭污浊的苏州河以及河两岸狭窄的街道、阴暗的民房。他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宣言,真实再现了苏州河两岸的现状。可以看出。在影片中导演没有解读上海经济的奇迹和这种奇迹给社会个体带来的物质繁荣。而执着于城市“现代化”浪潮中拆迁和重建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大楼和阴暗的街角。执着于城市文化转型的集中场域——城市中浮动的准城市和城市的临时居民,从而昭示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城市边缘人物内心的失落和心灵的空虚。
与娄烨的上海苏州河题材相呼应。张元以异样的视角描写北京的胡同和广场以及北京过去的记忆。从《妈妈》到《广场》,再到《北京杂种》《东宫,西宫》和《过年回家》,张元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和观察视角来解读北京。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则把镜头对准了他的家乡山西汾阳。在这个由县改市的新型小城市中,新旧杂陈的街道,狭长的巷弄,随处可见的拆迁房屋涌入镜头,表现了导演对城市基层居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情感和命运关注。由此,第六代导演也以异样的城市文本形成了一系列地域烙印电影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以镜头展示都市生活场景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摄影机对准了当下都市的边缘人物。他们不少影片的主要人物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边缘人。他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里。痛苦地面对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城市繁华热闹将他们无聊无望的生活衬托得格外刺目,无因的反叛情
绪控制着他们,但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最终的解脱,而是令他们陷入了更为寂寞无奈的境地。张元在《北京杂种》中,借剧中人的话说。展现了一群“由着性子活的那种人,都是社会的异己分子”。他(她)们是摇滚
乐手、画家、艺术院校的学生、混在北京的浪子。摇滚乐手们(崔健、窦唯饰)为他们热爱的音乐而奔波,没钱买乐器,到处被赶着搬家,甚至住到建筑工地上:乐手之一的卡子四处寻找已怀孕的女友,自己沉湎于混乱的两性关系中,承受着精神折磨:大庆的钱被骗,自己也欠了朋友的钱,到处追债和被追债:而他的朋友们也困顿窘迫。黄耶鲁被人瞧不起,酒后还让胖子(臧天朔饰)打了一顿,沮丧失落:周明没什么可靠收入和正经事做,老婆还怀孕了:金玲面临毕业,想留在北京但困难重重-另一位女性李钰是某摇滚乐手的妻子,过着没着没落的生活。导演就这样以一个在喧嚣空洞的大城市里的无所事事游荡的青年的漫不经心的目光,勾勒出一幅零乱错落的社会边缘文化写真。
他们之所以选择边缘人为叙述对象,并多描写其成长故事,这是与他们的经历分不开的。他们是特殊的一代。正如其中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兼电影人黄燎原说,“六十年代出生的,其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形成大异于前电子时代出生的‘后辈’,又不同于五十年代红色中国的‘前辈’,几乎是在一种挤压似的锻造中成长起来。生而迷茫,生而无奈,生而勇敢,在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无知无畏地成了人……”。再加上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秩序被突然打破。精神处于迷茫、无根的状态。“第六代”导演经历的世界正是他们影片中的“边缘人”当下的世界,他们用影片把自我体验到的世界还原。
九十年代后期,他们的视线从边缘人扩展到普普通通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呈现苦涩的生命原生态。他们的影片关注普普通通小人物的日常人生。日常的喜怒哀乐,日常的生老病死等。张扬的《爱情麻辣烫》、《洗澡》,霍建起的《赢家》、《那山、那人、那狗》,李虹的《伴你高飞》以及金琛的《网络时代的爱情》,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张元的《过年回家》,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展示了90年代中国的都市和普通小人物的生存际遇,灯红酒绿的各种宾馆,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化妆品、服装广告,豪华的汽车和别墅,一个充满渴望又充满欲望的世界,一切都是近在眼前,但又是遥不可及。“美丽新世界”总是与许许多多的普通小人物擦肩而过。但这正是中国90年代的“写照”。“第六代”导演,他们没有像“第五代”那样曾热衷于“乡土中国”:也没有象“第四代”讲述“大时代的小故事”。他们的影片中没有“中心话语图”,他们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的关注。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度关怀和理解,它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心,体现了电影的人文本质和艺术营养。
三、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
在“第六代”导演的成长中,他们除了接触到大量中国传统的电影和理论,也细细品味过西方电影和理论,由此形成了他们的“影像魅力远大于讲述魅力”的表达方式。他们给予“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以极大的关注。他们彻底地抛弃了传统的“影戏论”,而且将巴赞的“影像论”推向极致。
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认为,电影再现世界的完整性、时空的真实性以及影像与客观世界中被摄物的具有同一性。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其实是强调对客观事件的真实再现。而“第六代”导演的影片中对影像的注重,不仅仅是只是对客观事件的再现。他们既注意长镜头、蒙太奇的双重发挥。而且注重将视听形象的能指和所指一定的结构关系联系起来,突出电影形象的表达。他们并不是像巴赞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再现客观的一切,他们的影片中没有所谓的统一的时空。有的是把影像拼贴、组合起来,形成所要表达的意念。他们的影片中充满隐喻。张元的《北京杂种》说的是一个杂乱的故事,有到处找不到场地的乐队。有不小心怀孕的女朋友,有喝酒时莫名其妙的打架,有对另一个摇滚乐手的“不理解”,有只卖出一首歌的地下音乐人,有始终只画一个人的穷画家,有一心想留学的女大学生,有世俗而温情的胡同。有手术后的漾漾细雨。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种杂乱的生活场景,张元导演的大部分的镜头都出奇地安静,特别是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细雨,夜晚的霓虹灯,地铁的阶梯,婴儿诞生的手术台……,那是北京难得的一种梦境,一种残存的温情,张元小心地抓住它。把它放在透明的保鲜袋里。张元导演的影像与其说是纪实而冷峻的,不如说是写意而忧伤的。“影像本身就是真实的诉说”。影片的影像其实隐藏了他本人的许多情感色彩。使我们对处于边缘的生活状态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
阿伊特・本・哈杜，在被好莱坞大导演青睐前，它只是撒哈拉沙漠边、阿特拉斯山脉中一个默默无闻、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它位于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以东一百多公里外的山脚下，原本是一处建有中世纪传统民居的村落，这种防御性民居叫做ksar，或者kasbah。这样的建筑村落，从前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非常常见。据说，这些建筑最早起源于12世纪，虽然历史并不十分悠久，但却因非常有当地特色而备受关注，1987年因为这些保留完好的城堡民居而被列入世遗名录。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蜿蜒和颠簸，阿伊特・本・哈杜终于到了。我们的汽车停在小村对面的山坡上。远远望去，一片荒漠之中，红色泥土搭建的房屋远近高低错落有致，真的是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粗犷之美。
小村前，有一条干涸的河床，只有在雨季才有浅浅的河水。我们迫不及待地走过河床，来到村口。烈日下，收门票的老人多少有些萎靡，懒洋洋地数着手里的钱。走进小村才发现，那些红色的房屋和土墙，几乎座座相连，好像足不出户，就可以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弯来绕去的窄巷，让我想起咱们的“地道战”。
这些防御性民居全部用当地的撒哈拉红土搭建而成，它们最大优点就是易守难攻。我猜想，这多少与柏柏尔人生性强悍而好斗的性格有关。这样的防御性民居，或许在各个部落之间发生争斗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实力吧。这些相连的房屋和土墙，互相支撑着，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走进土屋，会发现这些建筑更多的好处。由于处于沙漠的边缘地带，周围少有植被，站在屋外，太阳如烈焰一般炙烤，但走进屋内，就会立刻凉爽下来，因为粘土本身不易传热，所以土墙就如隔热材料一样，挡住了室外的热气。其实，让屋里凉快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村中到处林立的角楼，可不仅仅只是装饰，或者t望，它还是最节能的空调，可以起到拔风的作用，让室内通风、凉爽。柏柏尔人的土屋，大约是最早的节能建筑了。
阿伊特・本・哈杜本来是有人居住的。现在大部分柏柏尔人都搬到了河对面的新居，留在村子里的人已经很少了。如今，这里除了接待游人，就是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制组了。
沿着村里的小路，几经周折，终于上到了制高点，整个小村都在脚下了。街道上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视线之内，角楼下一家人在门口乘凉，一只驴子在午睡，如果没有电影，哈杜人的生活，或许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瓦尔扎扎特 天然摄影棚
其实，像这样的防御性民居，在摩洛哥南部的瓦尔扎扎特（Ouarzazate）还有不少。驱车去沙漠的路上，不时在山间看到类似的村落。
撒哈拉沙漠边缘小城瓦尔扎扎特，是柏柏尔人世代居住的地方。自从好莱坞的导演们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后，这一带的风景就频繁出现在好莱坞和欧洲各大导演的影片中。聪明的当地人于是建起电影城，称作阿特拉斯影城。规模日益扩大的影城，今天占地已经超过150公顷！许多电影，不仅仅在这里取外景，还在这里搭内景了，不仅因为这里壮观的景色，也因为这里廉价的劳动力。
懂得电影的游客，在瓦尔扎扎特到撒哈拉沙漠沿路的山谷中，就仿佛进入了大片的镜头中，可以重拾众多的电影记忆。就像印度的宝莱坞一样，这里被我戏称为“摩莱坞”，因为“摩莱坞”，一批当地人开始以电影为生。午休的时间，司机带我们到一个柏柏尔人的村子中看他们织地毯，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家的主人十分面熟，说不定在哪部大片里露过脸呢。
我们的车沿着阿特拉斯山谷间的公路一路奔驰，向着撒哈拉沙漠而去。车窗两旁的风景就好像电影中的镜头，一一在眼前掠过。一路上，间黄间红的土质、嶙峋的石头、山涧下轻缓的溪流，都让人如入大片之中。当夕阳西下，所有的景色都变得金光灿烂，让人流连忘返。本来就够炫目的风景，加上电影中的传奇经历，就显得更加神秘了。眼前的风景，已经不是简单的风景，而被电影赋予了很多故事情境。于是一路上，我们会不停地猜想，这个阿特拉斯狭长的山谷中，是不是走出了《通天塔》的主人公？那里，山脚边普通的小村，是不是《天朝王国》中的耶路撒冷？那些雄浑、壮美的山峰间，是不是埃及的法老、艳后佩特拉，乃至上帝眼中的“天堂”呢？
瞬间挚爱，卡萨布拉卡
即使你不知道摩洛哥这个国家，你也一定会知道卡萨布兰卡，它的名气远远大过摩洛哥这个国家。 那部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著名电影《卡萨布兰卡》，让这个城市名声大噪。在电影的演绎下，卡萨布兰卡几乎就是浪漫城市的代表。
几乎一下飞机，我就瞬间爱上了这座大西洋边的城市。一出机场大门，满眼的热带植物，耳边传来清脆迷人的鸟鸣，还有大西洋的海风带来的清凉……
清晨，我来到卡萨的旧城区，有些陈旧的建筑、略显破旧的街道，使得这里更多地具有了一些沧桑感。晨光斜照在麦地那（Medina）的城墙和城塔上，昏黄而温暖。在这里，见不到大都市那种喧闹的早晨，见不到匆忙上班的人们，有的，只是偶尔经过的汽车和悠然的行人。
清晨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广场上空无一人。举头望去，高大的宣理塔，在晨阳中熠熠生辉。与破败的老城区相比，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干净的广场、奢华的寺门、漂亮的喷泉。哈桑二世清真寺，堪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清真寺，这一点足以让摩洛哥人引以为豪。
离开哈桑二世清真寺，沿着漂亮的滨海路，一路向安法anfa海滩走去。anfa海滩是casa不能错过的风景。因为它漂亮的大西洋风景，更因为这里曾经是casa的起源。Anfa，曾经是个柏柏尔人的小渔村。如今这里是富人居住区。深宅大院，漂亮海滩，奢华酒店，高级餐馆，棕榈大道，这就是今天的anfa。
走在anfa漂亮的棕榈大道上，看逆光中有些迷蒙的航标塔、哈桑二世宣理塔，阳光先是温暖继而灼热地照在肩头。大西洋的海浪，不时拍打着沙滩以及岸上的岩石。这样好的天气和阳光，会不时遇到晨练的人，迎面给你一个比阳光更灿烂的微笑。
Casa最浪漫的部分，当然属于瑞克咖啡馆（Rick's café）。
人人都知道Rick's café……可是，不是人人都知道电影《北非谍影》其实一个镜头都没在casa拍过。真实的电影，都是在好莱坞的摄影棚里完成的。而现实版的Rick's café，是一位酷爱电影的美国人，仿照电影场景建造的“仿真品”。
在卡萨，你只要叫辆出租车，跟司机说Rick's café，就会顺利找到瑞克咖啡馆。这里每日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咖啡馆一个小厅里，不停地放映着电影《卡萨布兰卡》，以及电影的主题曲：时光飞逝 As time goes by。
再一次穿过casa城区，回到火车站，我要出发去马拉喀什了（marrakech）。一切关于浪漫的传说，都留在卡萨布兰卡吧。
为了梦想去流浪，撒哈拉
到了摩洛哥，怎么能错过撒哈拉呢？ 当我一眼看到窗外的沙漠时，翻越阿特拉斯山的舟车劳顿历时烟消云散。
一个柏柏尔人，牵着一群骆驼在沙漠中慢慢前行，柏柏尔人的蓝，撒哈拉的金黄，远处的沙丘，近处的骆驼，一切就如优美的画卷，浑然天成。
这就是撒哈拉么？那些赋予了撒哈拉生命的沙，远远看去，时而如舞动的绸缎，时而如浓滑的巧克力，在我刚刚接触到它的那一瞬，就给了我强烈的视觉震撼。
当我们一行人骑上骆驼，行走在沙漠时，太阳几乎已经落下，晚霞映红了天际，一望无际的沙漠，也变成完全的红色。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驼队中的英国游客，激动地跳下骆驼，在沙漠中尽情地打滚，尖叫、大笑！
夜的撒哈拉，神秘得有些恐怖。天空与沙丘，此时似乎完全融为一体，黑暗中无法分清彼此，微风吹过，你甚至可以听到流沙的声音。枕着沙涛，仰望星空，我无法入眠，想起了三毛，那个为了梦想流浪到撒哈拉的长发女子，在这片土地的日子里，该有着怎样的浪漫，怎样的丰盛……
天边刚有一丝蒙蒙亮，我们的柏柏尔人向导就跪在沙漠上做晨礼了。之后他带领我们去看日出。在晨光的照耀下，一行人的斜影，悄然印在流动的沙漠上。撒哈拉，永远具有无尽的魅力。
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当然不会被大导演们忘记。因为撒哈拉腹地路途艰难，所以，其实很多关于沙漠、关于撒哈拉的电影，都是在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的撒哈拉边缘拍摄的。即使仅仅是边缘，撒哈拉沙漠的美，已经被大导演们演绎到了极致。当我们看到身着蓝衣的柏柏尔人，牵着一支驼队，在如丝般的撒哈拉沙漠间行进时，这样的电影之旅变得如此完美！
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国度。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与欧洲文化有着太多的交融和碰撞。大多数摩洛哥人都可以讲西班牙语或法语，这里的建筑大多融合了伊斯兰和欧洲的风格，这里不仅有伊斯兰的历史，也有更加久远的罗马古城。这里仿佛是欧洲的后花园，你不仅可以看到大批的欧洲游客，更有充满欧洲风情的花园、建筑。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引来无数欧洲和好莱坞的大导演。
作者简介：路璐（1980－），女，汉，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系在读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传媒文化与影视文化。
李晓峰（1973－），男，汉，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系在读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新闻与影视文化。
摘 要：底层电影力图在转型中国建构底层的生存镜像，这些出自国内“第六代”导演之手的影像聚焦于社会断裂中底层的双重边缘化，着力“厚描”底层意识，书写底层丰沛的人性与鲜活的灵魂视像，在影像风貌层面质朴沉着，擅长白描生活中涌现的底层景观。
关键词:底层；社会转型；底层意识；话语；中国“第六代”导演
中图分类号：J909.8
文献标识码：A
Constructing Mirrors of Bottom Existenc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terpreting Bottom Movies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Directors in China
LU Lu，LI Xiao-feng
2006年，两部华语电影称雄欧洲电影节：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从这两部电影所承载的主题看，《三峡好人》以矿工韩三明在三峡库区的寻妻为线索，记录着一个变迁时代里小人物支离破碎的命运；《图雅的婚事》的灵感则来自于真人真事，叙述了一个蒙古族妇女图雅在生存与爱情的夹缝中挣扎求存，带着残疾的丈夫巴特尔一起征婚。这两部电影都具有“向下看”的视域，在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记录个体的生存境遇，以“伏笔式”的写作勾勒社会转型中“底层”的存在。从这两部电影的导演身份看，贾樟柯与王全安都属于国内导演群体的“第六代”。学界对“第六代”的话语解读大多停留在他们都市生活的破碎经验、自我生命体验的极端宣泄以及残酷青春的丝缕血迹。而实际上，“第六代”导演近年来有力度的影像言说大多以切近“底层”的话语姿态出现，挖掘并呈现被忽略的部分现实，为没有话语权的沉默者代言。这两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代表着“第六代”导演的艺术水准受到世界主流电影节的肯定与褒扬，同时也暗示着“底层”的影像表达得到某种宽容与“正名”，他们在社会转型中所构造的底层生存之镜从地下的暗流汹涌走向台前的议题中心。本文以此为观察视角与切入途径，尝试对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电影作某种具名与梳理。
一、底层电影：作为一种具名与注解
“底层”这一话语具有全球性的研究视域与历时性的贯穿。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它肇始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Gramsci, A.），他在《狱中札记》里把“底层”（subaltern）解释为“产业无产者”与“被支配的阶层”。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上世纪80年代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著作――《底层研究》用底层历史叙事的方式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从“沉默的大多数”的维度解读底层的生活世界。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7期。此外，关于底层与现代化的探索与研究也是重要的切入途径，斯科特（Scott, James）在享誉世界的著述《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从弱者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s）出发，把底层命运与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联系起来，对底层意识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做了繁密生动的注脚。Scott, J.,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and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85.
聚焦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现实，社会学者明确提出的表述更为明晰与“中国化”。根据社会学家较为普遍的看法，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从80年代的“蛋糕做大、利益共享”进入一个贫富悬殊、社会资源重新积聚的时代，“一个客观存在的底层社会在形成”，“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孙立平《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主要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来判断，基本上没有三种资源或者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的社会成员实际上属于底层社会成员。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第223页。
在转型期的中国，“底层”作为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它的存在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引起危机管理的焦虑；另一方面它构成了当代中国辽阔而深密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表征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代价。因此，即使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社会语境的双重刺激使得聚焦“底层”的各类社会话语不可遏制地涌现，各种话语形式被反复使用，力图再现底层生活的生活现状、情感面貌与利益诉求。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以底层生活为主题承载与影像再现的电影文本。电影这一媒介形式以其影像的直观性触摸当下，以其强有力的普适性与冲击力度建构底层生活的真实符码，其中重要的电影代表作有贾樟柯的《小武》（1997）、《站台》（2000）、《任逍遥》（2002）、《世界》（2005）、《三峡好人》（2006）；王小帅的《扁担，姑娘》（1998）、《十七岁的单车》（2000）；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2003）、《租期》（2006）；旅德华人李杨的《盲井》（2002）；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王全安《图雅的婚事》（2006）；张杨的《落叶归根》（2006）等。
二、影像聚焦：社会断裂中底层的双重边缘化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用“马拉松”来比喻底层的处境，他解释说，过去社会主流与底层社会之间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共时存在的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马拉松的规则是不断有被甩出去的人，而这些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低端，而是处于被淘汰的结构性“断裂”中，一种真正的“缺席”地位。
对于处于断裂中的底层个体来说，由于与社会可交换资源严重匮乏，不得不面临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发生在农村、小城镇中，导演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中的底层主人公们游荡在灰暗破败的小城，不断地被亲情、友情、爱情抛弃，他们的生命旅程就如微尘般掠过大地。同时，这种边缘化也发生在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城市，城市贫困群体使人们对底层社会的感受更加直观与具体，更加无可逃遁。路学长导演的《卡拉是条狗》对这种双重边缘化的思考十分细腻独到，不仅反复呈现城市边缘群体四处碰壁、到处受辱的现实处境，而且冷峻地勾勒出底层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处境：情感的荒漠不仅发生在他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中，甚至存在于在这个家庭内部，发生在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之中，这种以家庭小天地折射世情冷暖的笔法飘荡着东方伦理剧的传统气息。小狗卡拉有没有生的权力就隐喻着底层人物老二有没有爱与尊严的权力，而整个故事主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绝望的问号。
当双重边缘化的命运走到极致，往往就是底层人物的肉体与精神处于无声无息的湮灭状态。在底层电影中，《站台》、《三峡好人》中都有对矿工群体悲惨生活的描述。而最为激烈的当属旅德华人导演李杨的《盲井》，它以阴郁的影像叙述了底层中最黑暗的层面，那里游走着卑微邪恶的灵魂，而正义的气息微乎其微。在千万个每天挣扎于没有安全保障小煤窑的矿工中，有两个“盲流”，他们以外出单身打工的农民为作案对象，将他们谋害在黑暗的矿井之中，然后以亲人的身份向极力隐瞒安全事故的矿主索要他们所谓的“点子”的命钱。“点子”代表着底层的无名状态，《盲井》以一个极端的故事带出作为群体的悲惨境遇：这些只能靠用生命资源与社会交换的矿工们为筹集亲人的学费与治病费用和矿主签下生死状，即使不死在杀人者的镐下，也会默无声息地死在矿难中，矿主用钱打发这些生命，就像杀人者轻率地把受害者的骨灰倒在抽水马桶中一样，生命的讯息都被无声无息地掩盖。“点子”这个词是每天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矿工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隐喻，他们不仅代表着被消弭的生命，还包括作为社会符号的名字在这个灰暗空间的消失。影像越是平实，真相就越加残酷。
在底层电影中，有一类边缘女性的命运反复出现并格外引起人的关注，她们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工作者，或者民间称之为“小姐”的群体，她们大多来自于破败的乡村，在城市的角落里出卖身体，在霓虹灯影下兜售春天。她们不仅承受底层的重负，而且作为男望的对象而备受传统伦理道德的谴责，是弱势中的更弱势，在主流社会与底层社会都难以容身。王小帅导演的《扁担，姑娘》中的歌女阮红只身漂泊在城市，一贫如洗，在她所处的底层世界里备受欺凌，被绑架与，辗转在多个底层男性身边，得不到一丝安全感与尊重，最后还被城市当作女收容。当阮红被抓后，电视台女记者采访了她，要用她的经历“教育”大众，阮红的脸在强光灯下惨淡苍白，定格许久，而她的话语却在传媒中支离破碎。显然，这个关于挣扎与幻灭的故事被城市的传媒叙述成一个放逐与清理堕落者的故事，这个故事与真实、救赎无关，仅供城里人窥探欲的满足与道德优越感的确立。路学长导演的《租期》中反复出现一个“疯女人”的影子，在村民香草的叙述中，这个疯女人以前在城里做“小姐”，把赚的钱寄给家里盖了大房子，给哥哥娶了媳妇，但家里人却说她在城里做破鞋，来的钱不干净，把返乡的她赶出家门，于是她成了日日夜夜徘徊在村外的疯姑娘。底层影像对她们的偏爱不是为了一种对女性身体奇观的“凝视”，也不仅仅是把阶层叙事置换成性别叙事的安全，而是“她们”确实底层弱势的一种极端象征：焦虑、惶恐、脆弱，站在与主流价值观断裂的悬崖上而无法获得任何社会认同。
三、主题掘进：“厚描”底层意识与书写灵魂视像
作为一个整体，“第六代”导演的底层电影发掘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底层意识远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驳杂的图景。正如底层的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转型期的底层意识是同个体的现实处境与主体意识复杂纠结的，底层电影对底层意识的尊重与“厚描”是它作为一个整体的风格。“厚描”（thick description）一词由人类学者格尔兹提出，旨在通过突破素材的堆砌与浮光掠影的观察，而进入到主体意识与主体文化的核心。从某个角度说，底层电影正是通过“厚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息、驳杂的底层意识图景。
这幅底层意识图景中有危险的新游民意识，如《盲井》中两个杀人为业的“盲流”，他们原先的身份是农民。《任逍遥》描述了2000年生活在大同的两个失业青年彬彬和小济的故事，流行文化产品中黑社会的想象让他们激动不已，他们想改变生活，终于决定一起抢劫银行。在转型社会中，一个脱离了原有秩序的束缚、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反主流意识的、由进城民工与城市闲散人员组成的新游民阶层已见雏形。这种新游民意识是底层意识中最易对社会和自身构成毁灭性危机的一种。底层意识中也有向上流动的欲望与挣扎，这种向上的流动常伴随着不菲的代价，往往以幻灭作为结局：贾樟柯的《世界》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漂流的底层人的爱与欲，男主人公成太生操着家乡的方言口音，在北京世界公园里当保安，而他的女友小桃则在里面当舞蹈演员。成太生是民工进城后最有抱负和野心的代表，他自认为“看透”社会变动的主基调：金钱原则与多元，一心向往向上的阶层流动，终与一个富有的温州女人有染，与小桃的婚约流于嘴上，自己也陷入一种人格分裂的境地。
同时，底层意识中更多还是无可皈依的凄惶与绝望，比如张扬导演的《落叶归根》取材于一个千里背尸的新闻故事，一个几近身无分文的民工，为了当年的一句承诺，背着死在异乡的民工朋友步行走在路上，他把死去的人伪装成醉鬼、假装成急救病人、化妆成乞丐等等，吃尽千辛万苦把朋友带回故乡时，却发现故乡已变成水库，村庄都淹没在水底，亲人也悉数搬走。落叶归根，根在故乡，而故乡却在“沦陷”。这部电影虽然启用了喜剧明星赵本山与范伟，而弥漫全片却是底层人物那浓厚的伤感与无可皈依的苍凉。
此外，在第六代导演的底层电影中，一个个“圆形”的底层个体被书写，生命不是符号和理念的传声筒，影像忠实地记录底层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描述着或浑浊或清澈的灵魂视像。《安阳婴儿》中的下岗工人于大岗开始时仅仅是为了每个月200元的生活费收养婴儿，到最后对婴儿产生父亲般的真挚情感，在为保有这个孩子失手杀死黑社会头目后，死刑前的临终嘱咐是“把我的这个孩子养大”。在《盲井》无边的黑暗中竟也透着微弱的光明，这光明来自人性中的仅存的一丝光亮。面对同伙找到的下一个“点子”中学生元凤鸣，杀人者王明君首先大发雷霆，因为他想到自己的儿子，于是想尽各种借口中拖延“办点子”的时间，同伙的不满导致两人在矿井的互相残杀。这人性的光亮很快稍纵即逝，尽管王明君在关键时刻救下了“点子”，但是元凤鸣面对其他矿工的“里面还有人吗？”的询问保持了沉默，最终导致了两个办“点子”的盲流同归于尽。幸存的元凤鸣在惊慌失措中收下了矿主塞给他的两个盲流的命钱。在灵与肉的书写中，人性盲点与制度缺失的拷问浮出水面。
“第六代”导演的底层镜像与中国30年代左翼电影不同（如夏衍编剧《狂流》、《春蚕》与《脂粉市场》、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录》、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等等），它汲取了左翼电影中对底层的切近姿态，但拒绝过多的意识形态负载，也不试图去设计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同时，“第六代”对底层的书写也迥异于“第五代”电影人的书写方式，“第五代”的经典之作如《黄土地》、《一个与八个》、《红高粱》、《孩子王》等所面对的都是农民、囚犯、无业游民等底层人物。但是，“第五代”电影中的主体形象是‘小我’之中有‘大我’，往往有整个民族或一代人的支撑，是一种理性主体性或群体主体性”。陈旭光《“影像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比较论》，《文艺研究》，2006年版，第12页。因此，在“第五代”的影像中，即使是叙述底层个体的事情，其象征隐喻的内涵又使之超越了底层个体，个体成为民族寓言的符号。“第六代”的底层书写是个人性的，是“在第五代群体主体性觉醒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个体’、‘感性’，代表了一种‘个体主体性’的崛起。” 同上。影像中没有理想人格的投射，只有活在“当下”的底层小人物。
四、影像风貌：反奇观的“底层”景观
作为一个影像文本的统一体，影像风貌与电影的主题承载与精神气质是高度吻合的，第六代导演在书写底层时继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纪实美学方式。镜头语言的运用总是沉静而平和，大量使用的长镜头总是静静地“凝视”这些微不足道的底层小人物，细微感受着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无论是一个会意的笑，一个沉默的动容，还是来自于灵魂深处那无声地呜咽，都被耐心地记录下来。底层景观的建构同样来自一种“街头现实主义”（Street Realism）的开放性，底层景观往往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流中截取的，呈现一种生活的原生态。贾樟柯曾回忆自己拍摄《小武》时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的这次工作经历将会是一次在拍摄现场的探险―― 经验告诉我：当你在一个活生生的现场实景里进行拍摄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意外，同时也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个来自中国基层民间的导演――林旭东与贾樟柯的访谈》，《今天》，1999年版。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方言的运用与手提摄影的方式均传达出第六代导演底层书写独特的纪实韵味。
底层景观的建构看似波澜不惊的平实，实质上却潜流无数，暗含对置身其中的社会语境的评判，贾樟柯说“我是一个在场者，因而我无法回避对自我的拷问。” 同上。同样，底层景观也隐藏着一种企图与决心，就如托马斯・沙兹所说的“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他的意义。” 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这着重体现在空间元素的使用上，在第六代导演以“伏笔”方式书写底层当下的生活时，会说话的空间成了承载“当下”的器皿。底层景观的建构回荡着亨利・列斐伏尔所断言的一种空间政治学的存在。从这种微妙的空间政治学出发，《盲井》以一个黑暗的地下世界隐喻着当下“底层”生活空间的隐喻；《世界》主人公们生活在一个充盈着全球化想象的“世界公园“里，却觉得自己被放逐在世界之外。世界各地的微缩景观、华丽虚假的礼服以及不断传来的底层友人堕落、死亡的消息，迎着人们的命运敞开，镜头接纳了一个变动中的底层世界。《扁担，姑娘》中迷离的江城雨夜，码头、汽笛、雾气、昏黄简陋的地下酒吧等等这些空间物象元素昭示着底层生活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感。
在《三峡好人》中，空间的元素得到无以复加的强化，这是一个关于空间的主题电影。故事通过两个主人公的活动场域书写出旧城区与新城区在影像空间并峙：黯淡的旧城区是一幅底层生活画卷的展示，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是边缘人群，终日回响着拆迁榔头的撞击声与热气腾腾的各地方言，贾樟柯通过几个简短的细节如一个工厂残疾工人的妻子沦为暗娼，民工们朝不保夕的生活点明了这是一个灰色的空间；而新城的展示是巧妙的，护士沈红为寻找做了女老板情人的丈夫，横穿整个新城的灯红酒绿，目睹了在这个风口浪尖的巨变中一部分“新贵”的生活轨迹，这是一个由高尚住宅小区、高档会所等等串连起来的轨迹。所谓资本，就是对个体的操纵能力，通过沈红丈夫的背叛，拆迁工人小马哥的惨死，影像在叙事的暗哑处昭示着新城对旧城的影响力与操纵力。在这里，影像透露出福柯的某种权力空间观念，空间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容器，空间的重组始终是社会权力通过其得以表现的框架重组。这个奇异的空间既是三峡的地域风貌，又混杂了正在步入现代性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这是一个充满过渡性的地方，表达着“空间在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与社会经验的产物。”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