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20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底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下中国政经语境中最热的词汇。
除了宏观调控方向性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作出重点部署，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干”，成为举国上下都在思考、探索的重点。
一问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供给侧”跟“需求侧”就像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比较侧重于“需求侧”。现在，中央明确要把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和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政策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策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的要素配置扭曲：一是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及其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来实现。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包干就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这是最微观层面的。二是企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就是说资源要更多地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其实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现在说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实际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让资源更多地流向有需求、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比如说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的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就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的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就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比如，怎么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怎么能够保持低碳绿色发展，怎么能够提高创新驱动的作用等，这些都是供给侧。”
从需求到供给，这一变化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进行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预定的目标。”张燕生说。
二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多重要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重要起草者杨伟民表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更重要的是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会议的主题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系统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从形势的判断、问题的诊断、工作的思路、重点任务、改革举措、重大原则，提出了一套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很强的一揽子的方案。”
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做好2016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对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其实，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扩大内需”;11月15日，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
三问
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目共睹。2007年之前，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7年GDP增速更是创13年来新高，达到14.2%，与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持平。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是什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说白了，就是依靠需求侧发力。
但是，不断扩大的投资在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结构性矛盾。
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判断我国行业产能过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指数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严重超过了行业需求。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任重道远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急需寻找消化出路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石油开采、钢铁、煤炭等采矿和原材料行业利润下降明显。就钢铁行业而言，工信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2亿吨，当年的粗钢产能为11.6亿吨，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0.69%，意味着约三成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钢铁行业的严重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1―10月，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亏损面达47.52%。
从生产侧来说，生产了这么多钢铁、煤炭、水泥等产品，GDP的确上去了，但是没有消费，导致产能过剩严重。甚至有专家表示，中国在2008年之前，过剩产能20%左右，位于全球平均值。2009年之后，这个指标直线上升，现在已经上升到超过30%。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一些进口产品受到国内消费者追捧，去年的“双十一”，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不仅奶粉，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美国手机等都在最畅销的“海淘”商品中名列前茅……
这并非简单的“崇洋”，它反映了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更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不足的矛盾。“这说明需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低端，高端的产能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国内供给解决不了;而供给的结构也出了问题。我国大量的供给产能是过剩的，而且是一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从供给端进行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2015年12月18日，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与交通司副司长张泰说，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有需求侧的，更有供给侧的，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迟福林说。
“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转变。”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
在潘建成看来，现在提升供给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继续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二是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续转移，并在转移时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创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创新，包括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要行业的门槛来激活民间资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资源;通过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金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这些都是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市场化效率。”潘建成说。
四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什么
只有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是补短板。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补上这些短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五大任务中，为什么将“产能过剩”放在首位？“说白了，就是生产了大量东西卖不掉，就是所谓的‘供需失衡’，这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想通过供给侧的调整，改善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使社会供给能够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2015年12月24日，工信部表示，2016年要重点抓好分业施策调整存量，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工作。包括支持困难行业加快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实现产品升级、转型转产、扭亏增盈;抓紧制定实施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总体方案，引导僵尸企业平稳退出;多措并举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试点等。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无疑都是深层次的结构变化。在黄群慧看来，这个结构变化和以前讲的“大干快上”式的跨越式发展的导向不一样，“所以，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肯定是2016年改革的一个重点。”
近日，财政部资产管理司了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部分指标出现回暖迹象，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收窄。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连续4个月出现同比下降，降幅逐渐加大。钢铁、煤炭和有色行业继续亏损。
“大量的国有企业分布在重化工这种领域，而重化工领域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这就需要调整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在重化工领域逐渐退出;通过兼并重组，推进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产能过剩的行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所以，当务之急，要重新优配资源，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落实国有企业改革。肯定得淘汰破产一批僵尸企业！”张燕生说。
五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实惠？
1.教育：社会办学带来供给多元化
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将被进一步打通。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2.医疗：民间资本涌入解决“看病难”
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3.住房：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
化解房地产库存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各地发改委要抓紧推动制定化解库存方案，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释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关键词：国产品牌 外国品牌 购买倾向 形成机制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71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010-07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和国人消费能力的增强，近年来渐起的洋货抢购风进入了公众视野。2015年年初，赴日购物的中国游客大量抢购日产电饭煲和马桶盖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年11月，澳洲超市的婴儿奶粉又因中国消费者的抢购几近脱销，引起《每日电讯报》等西方媒体连续报道；除了出国购物之外，海外代购网站、手机应用和亲友之间的代购行为也纷纷兴起，国人处境购物的类别从奢侈品扩展到日常用品，由此看出国人对外国产品的消费热情十分高涨。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却因需求不足面临着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问题。由此可见，国内产业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国民的消费需求，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存在结构性不匹配。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改革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给结构，但正如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为了从消费侧出发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点启示，本文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国产品牌消费者和外国品牌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形成机制。只有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及如何形成，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的适应性，促进供给和需求协调增长。在回顾消费者行为倾向和国货/外国货购买的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理论假设，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并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说明两类消费者行为倾向形成机制，最后提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消费者行为倾向（Behavioral Intentions）是连接消费者自身与未来行为的一种陈述。消费者行为倾向不同于具体多变的消费行为，而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内在行动倾向，因此对于预测和影响消费者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其一般性的前因，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成果，并且不断推陈出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消费者行为倾向的研究是单前因的，影响因素的争论集中在服务质量和满意两个概念。质量被理解为产品和服务的表现，是厂商能够控制的属性，而满意被理解为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表现的感知状态。强调质量对行为倾向有正向影响的代表性学者有Valarie A. Zeithaml， A. Parasuraman和 Leonard L. Berry等（Zeithaml ，Parasuraman，Berry 1988，1991，1996），强调满意对行为倾向有正向影响的代表性学者有Bolton等（Bolton 1998；Bolton & Lemon 1999）。这些研究结果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质量管理和顾客满意管理运动。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多前因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不仅将质量和满意同时整合为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比较两者的影响大小，还提出了新的前因、代表性的有顾客价值等。顾客价值是消费者对感知收益（如质量）和感知付出（如为了获取产品和服务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等）之间的一种权衡。因为顾客价值的内涵包含了质量，之前对质量和满意的争论发展为满意主导论和顾客价值主导论之争。关于不同影响因素对行为倾向影响的重要性，不同的研究支持不同的观点，仍未形成共识。
纵观这些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前因研究，基本是选择一种产品，比如手机，或者一类服务，比如B2B专业服务（Joze？e Lapierre，Pierre Filiatrault & Jean-Charles Chebat 1999），进而在这个产品或这类产业的消费者中探索各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对行为倾向的效应。而少有文献探究在所选产品条件下，国产品牌和外国品牌消费者的行为倾向有哪些不同。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文在访谈和观察生活的基础上提出，在消费者中，由于行为倾向存在购买国产品牌或外国品牌的差异，其各自的影响因素、进而形成机制有所不同。我国的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相比而言起步较晚，在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上竞争力较弱，在企业管理和组织上也出于后发地位，所以国产品牌消费者可能要接受相比而言较低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付出较多的时间精力成本才能得到完善的服务或处理售后问题，体验到的满意度也比较低。但是国产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在“性价比”层面上依然存在，即国产品牌虽比不上同类产品的进口品牌更高端，但是其相对低廉更多的价格依旧让消费者感到很值得购买。换句话说，消费者在权衡所获得的产品质量和需付出的价格之后，感受到了较高的顾客价值，认为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倾向购买国产品牌。另一方面，外国品牌产品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质量更高。因为进入国内市场的外国产品通常属于高档耐用品，且附加关税和运费等导致价格高于同种产品的国产品牌，所以较高的价格实际上减弱了理性消费者的购买倾向。但是外国品牌通常拥有较可靠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较高的使用价值，所以一些消费者仍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获取最好的质量。在感知质量和感知付出都较高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外国品牌消费者相对国产品牌消费者而言是否拥有更高的顾客价值和满意。因此促使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因素最有可能是外国产品相对来说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感知质量。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推断，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消费者购买国产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顾客价值
假设2：消费者购买外国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感知质量
另一个针对国货和外国产品购买倾向的研究体系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着重关注促使消费者购买国货或外国产品的心理原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并且构建出其对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制。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概念从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发展而来。Shimp和Sharma在1987年首先提出了这一构念，用它来代表消费者对于购买外国产品是否合适、是否道德的信念（Terence A. Shimp & Subhash Sharma 1987）。有较强民族中心主义的消费者会认为购买外国产品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伤害了本国的经济、导致国人失业、并且是不爱国的表现。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会导致消费者过高评价国产产品而过低评价外国产品，认为自己有购买国产产品的道德义务，对国货有偏爱等。
针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学者们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针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本身，在Shimp和Sharma（Terence A. Shimp and Subhash Sharma 1987）首先发展出一套度量体系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ies Scale）后，这一度量的适用性及信度效度进行了广泛的跨文化检验，在欧洲、亚洲多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这一度量有良好的跨文化适用性。针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关系，奠基学者Shimp和Sharma发现CETSCALE与外国产品消费行为呈负相关，与国产产品消费行为呈正相关，但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于是他们论证了产品必须性认识和外国货威胁性认识等调节变量的存在。国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代表学者是王海忠博士，他在研究成果中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验证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社会规范、严重性认知、成本和能力认知等因素调节着CETSCALE对国货/外国产品的购买，并且提出了影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先行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对国产产品的购买倾向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会越倾向于认为国产品牌更好、也有更强的欲望通过购买国产品牌支持本国经济、展示爱国情怀，因此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的产品和服务；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会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倾向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会越倾向于认为外国品牌不如国产好、购买外国品牌甚至会有道德问题，因此倾向于不购买外国品牌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对于国产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4：对于外国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反向影响
总之，从消费者行为倾向前因理论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的回顾可以看出，前者行为态度层面较为系统地探究了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但忽视了消费者评价的主观性；后者从社会心理层面深入探究了影响国货/外国货购买行为的一个主观根源，但是对具体的表现和影响路径没有涉及。本文试图把这两个研究体系综合起来，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感知质量、感知付出、顾客价值、满意度等因素纳入同一个体系，考察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探究存在国产和外国品牌选择分野的条件下哪些因素主要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倾向，从而探究消费者购买国产产品或外国产品的倾向形成机制，并据此提出一些启示和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操作化与问卷设计
根据文献回顾，本文设置了六个隐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表1展示了衡量各个隐变量的显变量（指标）。各个变量的操作化借鉴了已有的权威研究。
感知质量的操作化。服务质量是营销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很多学术研究围绕其展开，这样质量的有效测量就显得十分重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Parasuraman， Zeithaml和Berry发展出一套包含22个语句5个维度的感知质量量表SERVQUAL（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1988，1991），成为比较权威的质量测量体系被学者广泛采用。SERVQUAL的五个维度分别为有形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响应性（responsiveness）、保证性（assurance）、移情性（empathy）。有形性指提供商品和服务企业实体设施和工作人员的风貌，由4个语句测量；可靠性指企业有能力按照承诺提供可靠精准的服务，由5个语句测量；响应性指企业和员工愿意帮助顾客并且快速提供服务，由4个语句测量；保证性指企业员工有知识和礼貌对待顾客，并且有能力增进顾客的信任和信心，由4个语句测量；最后移情性指企业能够为其顾客提供个性化的关注和关怀，由5个语句测量。广泛使用的同时，SERVQUAL被发现存在效度、信度、方差约束等问题，学者Brown，Churchill和Peter改进了这个量表，将分别询问受访者实际感受到的服务质量和理想中的服务质量的设问方式改为直接询问目标公司的服务相对于受访者的期望得分如何，同时保留了22个指标的内容。鉴于SERVQUAL被反复采用、验证和改进，本文借鉴此量表的五个维度来衡量感知质量，综合每个维度下的设问提出一个问题，采用Brown等的设问方式，并且把设问对象从具体的公司发展为针对国产或外国品牌的某种产品。
感知成本的操作化。感知成本指消费者为了获得某一产品或服务所做的付出，本文借鉴Lapierre，Filiatrault和Chebat（1999）的研究，采用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三个指标衡量消费者的感知付出，每个指标的设问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表示从“完全不可接受”到“完全可以接受”。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操作化。Shimp和Sharma（1987）的开创性地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引入消费者行为研究，提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并且设计出经典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表（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CETSCALE）。这个量表包含17个指标，经过美国、韩国、德国、法国以及东欧等国跨文化检验，表现出良好的测量性质，被学者不断引用。本文考虑到问卷长度，通过排除相似的问项筛选了CETSCALE量表17个指标中的5个，作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测量指标。
国货购买倾向的操作化。国货购买倾向的内容在不同的研究中表现不尽相同，较为经常使用的测量指标有重复购买、溢价购买和推荐，本文选取以上三个指标作为国货购买倾向的测量。
顾客价值的操作化。顾客价值在本文中采用整体测量。第一个整体性的设问要求受访者直接为国产或外国产品的价值评分。第二个设问要求受访者将所得与付出相比较，得出顾客价值，这也体现了顾客价值的定义。
满意的操作化。满意在本文中采用整体测量。受访者被询问购买某产品是不是满意、是不是明智和正确来衡量其满意程度。
（二）问卷分发与基本描述
经过预调研和调适的正式的问卷被交付调查公司进行线上分发。共回收有效问卷215份，样本分布在全国各省。表2列出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分布情况。所有受访者中，男性占49.8%，女性占50.2%，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从年龄来看，调查没有触及18岁以下的人群，19～28岁的青壮年人群占绝大多数，中老年比例较低，这与线上调查的形式有关系，中老年人群中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相对较少，参与调查的热情也比较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本科/大专，本科/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超过了90%，说明受访者整体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约60%的受访者家庭月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基本上符合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分布。
问卷第一部分是两道甄别问题，第一道题要求受访者选择手机、化妆品和汽车之一，针对这种产品进行国产或外国的品牌评价。设置这道题的原因是如果宽泛地问消费者对“国产品牌所有产品”或“国产品牌所有产品”的评价和感受，可能会使评估无针对性而产生偏差。无论选择手机、化妆品还是汽车，在结果分析时不做区别处理，而只关注受访者选择了国产还是外国品牌。第二道题询问受访者，对于上一题所选的产品，自己拥有的是国产品牌还是外国品牌。国产品牌的拥有者在接下来的问卷中被要求对国产品牌做出评价，外国品牌的拥有者在接下来的问卷中被要求对外国品牌做出评价，这样就得到两类消费者的两套数据。本文数据分析使用smartPLS 2.0软件。
四、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分析
表3―表6分别展示了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国货购买倾向、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外国货购买倾向。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国产品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无论在各项指标得分还是整体均值上都远大于外国品牌消费者，表明国产品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更强、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更弱。而且国产品消费者的国货购买倾向无论在各项指标得分还是整体均值上都大于外国品牌消费者的外国货购买倾向。此结果可以引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成果来解释，Shimp和Sharma在其研究中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外国产品消费行为呈负相关，与国产产品消费行为呈正相关。{1}
（二）国产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模型
1.模型信度和效度。本文的第一个模型展示国产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形成机制。采用问卷调查中国产品牌消费者的国货购买倾向、国产品牌感知质量、国产品牌感知成本、国产品牌顾客价值、国产品牌满意度、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几个潜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 path modeling）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首先对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说明。结构方程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可以分为对测量模型的检验和对结构模型的检验，并且发展出多种统计量。本文选取了四个统计量对模型的整体信度和效度进行简单说明。Cronbachs Alpha和Composite Reliability是衡量模型信度的两个标准，Cronbachs Alpha值除顾客价值之外均大于建议取值0.7，说明各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最小值为0.8502，超过建议取值0.7，说明整个问卷（scale）设计具有较好的整体信度。冗余（Redundancy）和共同因子（Communality）是衡量模型效度的两个标准，冗余反映了模型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联合预测能力，数值越高表明效度越高；每一组测量变量的因子共同度是每一个测量变量与其结构变量相关系数平方的平均数，所有测量变量组的共同因子均值，就是整个模型的共同因子，一般认为因子共同度指标应至少大于0.5，从检验结果来看，本文模型也具有较好的效度。
2.测量模型。测量模型也叫外部模型，体现所用的测量指标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要研究的隐变量。表8展示了测量模型的负载系数（Outer Loadings）、标准误差和t检验结果。一般认为，负载系数大于0.7的外部模型能够较好地用测量指标反映隐变量，由下表，所有测量指标均表现良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测量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五个指标只保留了一个），并且t检验全部显著。但各个指标对相应隐变量的反映情况又有不同。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指标只被保留了CET1，其他指标因负载系数未达到0.7而被删除，因此CET1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负载为1。测量满意的两个整体衡量指标都表现很好，其中CSI2对满意的衡量稍显更好。作为测量购买倾向的指标，重复购买（I1）最好地反映了消费者的行为倾向，而向他人推荐（I3）表现最弱。感知质量的指标中，Q3的测量效果最差，严格来说未达到0.7的门槛，但是由于十分接近，此指标仍被保留；Q2对感知质量的测量效果最好。至于感知付出，令人惊讶的是，金钱成本对感知付出的反映最弱，而消费者付出的时间、特别是精力被给予更多的权重。顾客价值的衡量同样采用了整体设问，指标的测量效果良好，V2指标相对突出。
3.结构模型。结构模型也叫内部模型，反映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1展示了国产品牌消费者的国货购买倾向的结构模型。图中圆圈代表隐变量，圆圈之间的箭头代表因果关系链，箭头上的数字是标准化的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用来代表一个隐变量对另一个隐变量的影响程度。图中箭头代表的关系除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购买倾向之外，都是显著的。
假设3的检验：假设3认为，影响国产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的主要前因是顾客价值，即简化理解为“性价比”。结构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由下图可以看出，顾客价值对购买倾向的影响为62.5%，其他隐变量对购买倾向的作用均小于顾客价值。并且经过Sobel Test检验，感知付出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到顾客价值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满意对感知质量到顾客价值具有完全中介效果，即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通过感知付出间接影响顾客价值、感知质量通过满意间接影响顾客价值。同时感知付出和满意本身对顾客价值也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感知质量、感知付出和满意均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顾客价值，而顾客价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购买倾向。这反映了国产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形成机制。
假设1的检验：假设1认为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对国货购买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由0.166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越强，国货购买倾向就会越强，并且前者影响了后者的16.6%。但是0.166的路径系数是一个相对弱的影响，而且这对隐变量的关系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认为，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对国货购买倾向有轻微的正向影响。
（三）外国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模型
1.模型信度和效度。本文的第二个模型展示外国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形成机制。采用问卷调查中外国品牌消费者的外国货购买倾向、外国品牌感知质量、外国品牌感知成本、外国品牌满意度、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几个潜变量，运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 path modeling）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与第一个模型有所不同的是，本模型没有引入外国品牌消费者的顾客价值。因为顾客价值在已有研究中是根据感知质量和感知付出的差距来定义和体现，而在这个模型中，为了更清晰地检验感知质量影响购买倾向的假设，本文直接研究感知质量对购买倾向的效应，而不考虑顾客价值这个中间变量。
首先对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说明。表9展示了模型二中的信度统计量Cronbachs Alpha、Composite Reliability和效度统计量Redundancy、Communality。可以看出，模型二各潜变量的Composite Reliability在0.8058和0.9082之间，和0.7的建议取值相比表现良好；Cronbachs Alpha值相比来说没有全部达到0.7的标准，尤其是满意的0.5205取值显得过小，但是整体模型的Cronbachs Alpha平均值还是达到了0.7282，说明整个模型的信度达到了统计要求。另一方面，共同因子Communality取值全部大于0.5，说明模型二具有较好的效度。
2.测量模型。在模型二的外部模型中，本文仍旧对各个测量变量对相应隐变量的反映程度进行评估。表10展示了模型二测量模型的负载系数（Outer Loadings）、标准误差和t检验结果。一般认为，负载系数大于0.7的外部模型能够较好地用测量指标反映隐变量，由下表，所有测量指标均表现良好，并且t检验全部显著。但各个指标对相应隐变量的反映情况有所不同。
在此模型中，由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五个指标负载指数均令人满意，被全部保留，可以看出，CET3和CET5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反映情况较为突出，CET4指标表现较弱。对满意这个潜变量来讲，和模型一相一致，CSI2的测量能力更强，但两个指标都能够有效测量满意度。同样与模型一相呼应的是，重复购买（I1）对购买倾向的反映程度最高，但溢价购买（I2）和向他人推荐（I3）同样符合要求。与模型一的不同之处是感知质量的各指标负载指数，模型一中表现最差的Q3在模型二中却表现最好，并且模型二中所有的指标都可以符合标准地测量出感知质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文借鉴的感知质量的五个维度出自国外学者的研究，能够更好地适应对外国品牌的测量。最后，在感知付出中，与模型一相呼应的是，消费者付出的精力而非金钱更好地反映了感知付出，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随着物质资料的丰富，人们对金钱成本的关注相对下降。
3.结构模型。接着本文讨论模型二中反映的各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展示了外国品牌消费者的外国货购买倾向的结构模型。与模型一相同，图中圆圈代表隐变量，圆圈之间的箭头代表因果关系链，箭头上的数字是标准化的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用来代表一个隐变量对另一个影响的程度。图中箭头代表的关系除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购买倾向之外，都是显著的。
假设4的检验：假设4认为，外国品牌消费者购买外国品牌主要是由于其质量更优，因为进入国内的外国产品通常属于高档品，且附加关税和运费等导致价格高于同种产品的国产品牌，所以较高的价格实际上减弱了理性消费者的购买倾向，所以促使消费者仍然购买外国产品的因素最有可能是外国产品相对来说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感知质量。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从图2可以看出，感知质量对购买倾向的通径系数为0.659，且通过了t检验，在95%水平上显著，即感知质量对购买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检验其他隐变量对购买倾向的影响均远小于感知质量。模型中其他显著的因果关系有，感知付出对感知质量的影响程度为32.2%，满意对感知质量的影响程度为52.7%，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通过满意和感知付出影响着感知质量。因此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感知付出和满意均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感知质量，而感知质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购买倾向。这反映了外国品牌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形成机制。
假设2的检验：假设2认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外国品牌消费者的购买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因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倾向，趋势人们以本民族为中心，对外国产品存在一定偏见，认为本民族的产品是最好的，自己对本民族有责任，所以这种心理可能会在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时引发对本民族的愧疚感和认为所购买的不是好产品的偏见，从而对外国产品购买倾向产生负面作用。从图2可以看出，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对感知付出和满意度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外国品牌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越强，他们会认为购买外国产品所需付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越不能接受，且对所购买的外国产品的不满意感越强烈，从而可以推断会对购买倾向产生负面影响。另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购买倾向的直接影响为-0.128，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通径系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因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购买倾向之间还有一系列影响机制，但是至少显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购买倾向可以观察到的负面效应。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为了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消费数量的多少，更应关注消费行为的方向。本文综合消费者行为倾向前因理论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的已有研究，提出四个理论假设。采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选取手机、化妆品、汽车三种产品，对国产品牌消费者和外国品牌消费者分别询问其购买倾向、感知质量、感知付出、顾客价值、满意度和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强弱。在数据分析中，采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方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针对国产品牌和外国品牌的两类消费者分别探究其购买倾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新的因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探究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并且检验其对购买倾向的影响。
经过数据分析，假设1（消费者购买国产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顾客价值）和假设2（消费者购买外国品牌主要是由于更高的感知质量）经过了模型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心态。对待国产品牌产品，虽然品质不如外国产品更先进可靠，但是已经足够满足绝大多数使用需求，再加上国产品牌相比来说有较低的成本，价钱可以比外国产品优惠很多，国产品牌消费者经常是出于这种相对质优、绝对价廉的印象而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而对待外国产品，通常价钱更高，但同时相对更优的性能和可靠性能够带来更好地使用体验和心理满足，所以较高的感知质量是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主要影响因素。
假设3（对于国产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和假设4（对于外国品牌消费者，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其购买倾向有反向影响）都表现出了与理论预期一致的影响方向，国产品牌消费者的消费者民族主义倾向平均值高于外国品牌消费者，而且在国产品牌消费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在外国品牌消费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起着反向的阻碍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产品牌购买倾向和外国品牌购买倾向的影响程度都较为微弱。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消费者看来不是很重要，对本民族的认同不足以成为拒绝外国产品的理由。而且社会上多少有一股崇尚外国货的风气，认为购买进口的或外国品牌的产品能显示自己的财富和身份，这也冲淡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国民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强度和对购买倾向的影响强度上都不及东亚邻国韩国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美日贸易中，日本顺差问题的根源是日本消费者强烈偏爱本国产品，而并非政府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致。{3}这为政府认识消费行为、开展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对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1.民族企业可以利用现阶段的成本优势，同时保障产品品质，用质优价廉的产品供给满足一部分国内需求
这一点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民族企业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启示。因为现阶段国产品牌消费需求主要受顾客价值――感知质量和感知付出的权衡――影响，所以为了满足这部分需求，国产企业应着力使消费者感到所购买的产品“物超所值”。技术的创新和结构的调整无法一蹴而就，国产企业不必为产品质量和使用价值无法立刻赶超外国品牌而苦恼，而应该抓住既有的比较优势――相对较低的成本，在此基础上保障产品的品质，用相对的质优价廉吸引消费者。
2.民族企业应积极开展创新、推进产业转型，通过有效增加中高端供给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品质的需求
这一点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题中之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许多传统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和转型的机遇。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低成本的优势不能长久存在，因此有条件的民族企业应该借鉴外国品牌的经营战略来实现进一步发展。本研究验证了外国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主要在于更高的感知质量，即产品有更可靠的品质和更高级的性能、工作人员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更好的风貌态度、在顾客维护上做到提供精准的服务和个性化的关怀等，这些是大多民族企业缺乏的。只有用更高的感知质量吸引消费者、用高端供给匹配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民族企业才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和新常态的转型中生存下来、发展壮大。
3.政府可以利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培养消费者的国货情结，引导需求向国产品牌回转，促进供需的更好匹配。
这一点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消费侧引导的必要补充。如前所述，以供需匹配为目标、以供给侧为主攻方向的结构调整不代表需求侧可以被置之不理。当下我国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地被外国品牌吸引，如若这种现象被视为常态，我国消费者对外国品牌的顾客忠诚度越来越高，哪怕将来供给侧成功改革，扭转需求的惯性方向就又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因此，对需求的引导和对供给的改革最好可以同步进行，以便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不走弯路。
从凯恩斯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始，政府大量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国民的消费行为，甚至直接发起营销宣传活动，我国政府的家电下乡政策就是一例。具体到引导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消费，政府虽有意向支持国产产品，但入世以来所能使用的关税和非关税手段正越来越少。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为政府对国货消费的引导提供了一个新方向。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一方面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民的国产品牌购买倾向有正向影响、对外国品牌购买倾向有反向影响，这说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一个有效的引导方向，实际上美国和日本政府都曾利用电视广告或者国民教育引导国人支持本国产品；另一方面这些影响不如在其他国家的明显，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引导和宣传。实际上政府的政策传递出了不少支持国产产品的信息：政府采购建议采用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公务用车改革提倡国产品牌，国家领导人在出访外交场合使用和宣传国产产品等，这些都有利于培养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利用这一软性情结促进国货需求，进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消费侧的回应和促进。
注释：
{1}董大海，金玉芳.消费者行为倾向前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6）：46-51
{2}王海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中国本土化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4）：31-36
{3}Fear of Foreigners. Economics， 1991， （8/10）：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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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改革 管理手段
一、引言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经济学是对市场本质的回归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是对长期以来国进民退、权力膨胀倾向的纠偏，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方法和解决路径也具有重要启示。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19世纪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观点听上去与直觉不符，但有更深刻的道理，即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经济发生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即生产没有和消费匹配，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而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
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区别
（一）代表的经济思想不同
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侧管理代表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而需求侧管理则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供给侧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而需求管理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对总需求的调整和控制。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在前提假设上有本质区别。一个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出清，一个认为不能，由此衍生的政策理念也不一样，一个认为需要政策刺激来提高需求，一个认为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应该着重提高生产能力。
（二）相对应的经济政策不同
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供给侧改革之包含信息
（一）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当下中国消费品供需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
（二）消化过剩产能会提速
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央很可能会出台重磅措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三）服务业的黄金时代到来
“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给侧改革”根本上有两大任务，一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二是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产业结构大变迁，意味着服务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四、供给侧改革的管理手段
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淘汰落后过剩和僵尸企业
一些地方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这只会无谓浪费社会资源，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要坚决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实现市场出清，化大震为小震。
（二）化解房地产库存
化解房地产库存，表面是需求管理举措，实际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这对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要求户籍制度改革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形成合力。因此，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举措。
（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但对我国而言，企业成本高企的原因更为复杂，融资成本、行政费用成本、物流成本、“临时性停产”成本、知识产权“防盗”成本以及各种各样制度性灰色成本、隐性成本不一而足。因此，我国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空间更为广阔。
（四）深化要素价格改革
受到历史和制度的约束，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劳动、土地、资金、创新等要素长期处于“压制”状态，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近年来，我国已经在放开二胎、农村土地同权同价、利率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做出了诸多努力，海宁等地针对排污权、用能指标、建设土地等各类要素的差别化价格机制，也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距离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仍有不少差距，需要下一步积极突破。
这一概念本身并无定论。无论是学术上的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是80年代以供给主义名义实施的美国经济政策，都与中国目前的国情不相同。但如果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大要素投入，那么则符合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僵尸企业借新还旧、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结合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来看，总书记说的“供给侧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针对上游产能落后、产能过剩行业，要减少支持，同时将资源配置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以及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重塑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素市场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冲击大，见效慢。特别是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有过快增加。此外，供给侧改革在“破旧”的同时确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来，如何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制度建设和收入分配层面需要思考的长期问题。
供给侧改革不是自由主义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内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西方的倡导自由主义的供给主义经济学，与曾经流行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也有明显距离。
以美国为代表的“供给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学术理念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
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关注生产活动和总供给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需求只不过是一个次生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面临滞胀，供给主义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方法。“拉佛曲线”成为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认为在高税率的时候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带来总产出增长和税收总额增长。
“供给主义”政策乍一看起来也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尤其是税收和管制，认为企业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让这一经济思想成为社会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励政府对工薪阶层实施大规模减所得税，提倡尊重财产私有制。这不仅很容易赢得美国民众支持，也与共和党“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践最终脱离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克鲁格曼则形容这种政策“虽然比货币主义更好，但并未达到它承诺的效果。”
一方面，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45年至201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与边际税率高低并无明显相关性。再者，所得税减免之后总税收虽有所增长，却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税，且政府支出增长更快。因此，美国的财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债务从1980年占GDP的26%扩大为1988年的41%，总国债从7000多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在2003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减所得税不会提升税收收入。
也就是说，真正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供给侧政策其实是借鉴了凯恩斯理论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不是供给主义经济学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线”。
回到国内，多位“学者型”高级官员都曾经公开使用过“供给侧改革”这一说法。结合他们的语境，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对实体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高杠杆、高收益率自我循环的强力纠正。
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0月份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强调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僵尸企业不应得到政府扶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则撰文指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他在谈到去产能之外，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四个政策，分别是“要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
因此，供给侧改革会是政府在经济领域有退有进，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强化政府对关键产业的控制。这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政策也不相同。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
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塑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供给侧改革是必要条件。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向重化工业投入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积累和飞跃。目前要素市场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难点。
首先，除了劳动力、资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着的依靠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总供给的说法。海外有工业革命，国内有安徽凤阳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这些分别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但“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实际上是难以量化的要素投入的代名词，获取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或是单位劳动力的投入，例如研发蒸汽机，种地的农民在激励下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
然而，如今成本低廉的技术进步越来越难以获取。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越来越高昂的研发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主要指向针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低效运作，需要简政放权以及推进国企改革。这些中央政府虽在做，但无疑都是改革深水区，而且指望凭此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困难。
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需要超过工资增长率，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5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以2007年为拐点，中国的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时间相符。那么中期来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就不太可能加快，甚至不排除出现宏观税负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仅凭借供给侧改革并不能够自动产生总需求扩张，消除债务风险。企业部门债务率偏高，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带来总需求的萎缩，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而试图通过鼓励居民部门、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借贷消费以及投资资本市场，刺激总需求和补充企业资本金，则是鼓励宏观经济中抗风险能力差的一方承担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大萧条中凯恩斯倾向于扩张财政赤字，让抗风险能力强的政府部门承担更多不确定性。
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既然供给侧调整的主战场是要素调整，那么在重新配置资本与劳动力的过程中，就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金融风险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在债务方面，僵尸企业的清退必然是会加快的，但违约风险在目前债务人、金融中介、投资者分担机制不明确，尤其是P2P暴露出不少中小个人投资者不知不觉介入其中。而在新产业方面，权益投资面临着失败后较大的损失。目前民间资金蜂拥进入互联网创业企业，以及部分投资者抱着暴富的心态进入侧重融资功能的新三板市场，前景需要谨慎观察。政府的合理引导与法制保护至关重要。
失业风险则更容易理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本来就会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而且从建筑与落后制造业到科技密集型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里是需要职业培训与长期教育的。解决这种结构性失业风险，需要政府做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对中下阶层的冲击。如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当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调整，以及日本过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都是中国本轮改革应当避免出现的两个极端。
如果再去看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脱离滞胀，除了提高财政赤字以外，还借助了时代背景，使得改革较为顺利。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直接融资
引言
本文首先列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概念，论证需求与供给在经济中的关系与地位，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到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演变；然后讨论了金融在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区别与作用，最后针对经济需求拉动向供给拉动的金融演变，论述金融领域在变化中如何对经济发展发生助力作用及方式。
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持续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以供给和需求不协调、不平衡为首要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以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为主要表现形式。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将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两个必要条件。当“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高供给质量，矫正要素配置扭便成为了 “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众多新动能能否更好的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宏观经济下的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是宏观经济的两个面，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对于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供需不协调、不平衡、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结构扭曲，影响经济正常、稳定、可持续性的增长。
以往有关宏观经济问题的探讨及研究主要着重在需求侧，遇到经济增长放缓往往惯性思维就是需求侧出了问题，是需求不足造成的。需求侧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个方面疲软，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速减缓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出现的问题，得出的应对方案只能是拉动内需、扩大需求。然而在当前的经济情况确是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在不断下降、新业态经济的消费在上升而传统产业的投资在下降等等。以此对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缩也不是通胀，那么单纯的通过调控的行为增加国内需求存或是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从根本上无法彻底解决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而政府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依靠金融服务实体，靠增加投资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是有局限性的，例如2008年4万亿元投资以及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迅速回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发货币的副作用被逐渐放大，主要的表现就是投资回报递减。
可见作为经济基础，面对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换挡期，金融业在经济整体大环境下需要因变而变，扮演经济助燃剂、催化剂的角色服务好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的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其中去杠杆、绿色信贷、股权直接融资等手段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方式。金融金融助力供给侧改革主要应着重于以下三点：
1、通过运用市场化方式及途径引导资金从“两高一剩”行业中逐渐退出，稳妥清理僵尸企业占用的大量金融资源，以实现传统行业去过剩产能的政策目标。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增速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其中，钢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0.0%，建材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4.7%；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7%，增速自2015年6月份以来累计回落6.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产能过剩行业长期占据大量金融资源，压榨资金配置效率的情况正逐渐改变，这给加快推进产能过剩产业重组或退出提供了前提。
2、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金融机构业务的创新，会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具有高发展潜力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促进实现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型、补经济结构短板的目标。典型的例子包括，兴业银行为创业企业、创新型企业量身定制了融资产品。该行集“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结算理财、顾问服务”为一体的“创业金融”服务体系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中国农业银行则是了《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发展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意见》，这是将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新兴大众创新的空间，该意见不仅指出将大力支持各类高校毕业生、“创客”创业，并对创新创业企业适用相对优惠的利率定价条件，消除影响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
3、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尤其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这种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金融杠杆率偏高。特别是在直接融资比重本身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股权融资占比偏低。近期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显示，截至2016年4月各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7.3%，企业债券余额占比为11.2%，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为3.4%。总体上看，股权融资及企业发债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占比较低，显示出我国融资结构亟待完善，也由此造成企业融资加杠杆现象严重，杠杆率居高难下的状况。事实上，提高社会直接融资比重早已得到经济界各方认可，且已经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此外，近期国内多个省份相继公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在“去杠杆”方面，提高直接融资比率、防范金融风险、压降不良贷款率成为各地方案中提出的共同要求。举例来说，山东省在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2016年山东省内力争上市挂牌企业数量累计达到两千家，预计新增直接融资额将突破5000亿元。该意见表示，通过兼并重组、上市增发、知识产权入股等多种方式，大幅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以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以及新三板为主体的股权融资市场已经基本成形，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不断提高。据央行对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贷款、网络借贷等各类融资工具的综合成本进行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末，企业融资成本为5.38%，比2014年同期下降169个基点。其中大型、中型企业融资成本分别为4.14%和4.59%，分别比2014年同期下降157个和162个基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融资成本分别为7.47%及8.19%，比2014年同期分别下降222个基点、236个基点。
当然，与成熟金融市场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建设依然有很多不足，大力推动创新，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更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尤其要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及化解，注意经济传导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在当前伴随经济下行，原来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并未消除的情况下，监管者要对创新金融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不应一味谋求创新而忽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只有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才能更好的发挥好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国信支行）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J].全国新书目，2016（1）：10-10
[2] 李国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高杠杆风险[N].金融时报，2016-7-6
关键词：滞胀 萨伊定律 拉弗曲线 激进派供给经济学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很难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供给方面强调税收对产量、劳动供给、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与凯恩斯需求学派的财税政策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凯恩斯理论中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在需求侧管理者看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需求，具体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这些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失业与通胀率并存的“滞胀”局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1%（见表1）。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一方面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解释和解决滞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复活了古代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产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总会用来交换其他产品，即形成了对于产品的需求。任何数量的储蓄都会全部用于投资。李嘉图曾谈到：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所有商品都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又可分为以美国经济学家有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为代表的激进派供给经济学，和以M・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为代表的温和派供给经济学。
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阿瑟.阿弗，是里根执政期间的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因其提出“拉弗曲线”而得名。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线如图1，图中税率到E点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超过E点后，税收收入反而随着税率的上升而降低。图中D、F两点税率不同，税收收入却相同。图中AEB的阴影部分被供给学派称为“”，“”内的税率与税收收入负相关。
温和派供给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则为M・费尔德斯坦，其在198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撰文写到，供给主义不过就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M・费尔德斯坦说，在听说供给学派这个名词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早已是供给主义者了。因此M・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像他这拥氖恰袄稀惫主义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
二、供给经济学在西方的实践
在美国面临“滞胀”困局的时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给学派的建议，采用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税，二是废除政府管制。
里根执政期间，分别在1981年和1986年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颁布了经济复苏法案。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个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公司所得税方面，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来减税，刺激投资。1986年里根签署了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的修正税法，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简化了税制。在个税方面，将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同时将最低税率从11%提高到15%，将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在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改变了过去30多年来税率越定越高、特惠越来越多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大规模减税和局部增税的结合，既使中产阶级得到实惠，又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里根政府在废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业。当时美国的航空业有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政府数年都不批一条新的航线，导致行业的垄断度很高。除了进入管制之外，政府还搞价格管制，不准航空公司降价。里根上台后根据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了航空业的进入和价格管制，不几年间廉价航班爆发式增长，美国航空业迎来了繁荣期。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见表2）。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胀，通胀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较低水平。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也从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当年废除暴利税，才让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之时IT革命的收获期。
但是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自1981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里根注重的平衡财政预想一直未能实现。因为大规模的减税和增加国防预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财政赤字不见缩小反而愈加庞大。在里根执政的八年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6673亿美元，是以往美国历届总统204年间财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导致高预算赤字，为了控制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以弥补赤字。1982年美国还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到了1986年便成为世界最大负债国了。
三、供给经济学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下行的态势，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中国供给侧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如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国内消费下降，境外消费需求却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行“三去一降一补”，即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的经济要从供给侧发力。
但是，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与西方的供给经济学混为一谈。
首先，供给经济学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的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鼓励创业、加快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等来解决供给侧存在的诸如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增加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用性和灵活性。
其次，供给经济学思想方法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略需求。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需求侧的问题是投资和出口增速下降，供给侧的问题则是供需错配，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单纯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当前的外需和投资乏力的问题，还可能带来公共债务上升，金融经济风险增加等不良后果，强调供给侧改革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提升科技实力、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增强有效供给、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与适度的需求管理相互配合。
最后，供给经济学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时期，如完善农村社保制度、农民工城镇化等，本阶段若生搬硬套供给经济学，压缩社保开支，不符合中国国情。
参考文献：
[1] 戴慧.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中国经济报告，2016（3）.
[2] 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1）.
[3] 胡希宁.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经济观察，2016（1）.
[4] 方晋.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搜狐财经，2015（12）.
（作者单位：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100）
双十一来临，各大电商早已蠢蠢欲动，提前半个多月就开始预热，“淘友”们也早早开始把想买的宝贝放入购物车内，等待双十一那天降价的时候确认购买。在这其中，阿里巴巴旗下的专业 “海淘”平台：“天猫国际”显得比往年更加活跃。据统计，2015年天猫国际成交量同比增长179%，可谓势头强劲。而笔者本人，在有了孩子之后，也加入了“海淘”大军，婴儿的奶粉、尿不湿均来自海外，继而是自己的日化品、保健品。除了天猫，京东、亚马逊、当当等大型购物网站都开设了“海外购”板块，甚至还出现了“洋葱海外仓”这样专业、大型、口碑好的海淘网络平台。“海淘大军”可谓浩浩荡荡，增势迅猛。
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国人却纷纷“海淘”，我们不禁反问，这难道仅仅只是国人崇洋的心理导致的吗？NO。答案是，我们的“供给侧”出了问题，因为我们供给的产品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所谓“供给侧”包含经济增长的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供给侧改革强调通过对供给要素的优化和高效配置，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有效供给，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质量提升。
普洱茶作为一个小小经济体，是否也存在供给鹊奈侍饽兀YES。最大的问题在于，产能大，但生产效率偏低，存量巨大，优质高品的普洱茶产品所占比重偏低。近些年，普洱茶的产量几乎都在递增，2015年已经达到12.9万吨的产量。而每年真正被消耗掉的不足一半，大多都存储在大大小小的仓库中，一个东莞就拥有30多万吨的存茶量。虽然普洱茶有“越陈越香”的特质，需要一定时间的仓储，但是巨大的存量已经在透支未来增长的消费人群了。普洱茶市场当下的关键词是“消费”，如何扩大消费群体，如何去库存，如何提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是所有从业者在思考的问题。
本期独家关注《“普洱茶+”的算式》，我们以跨界为话题，讨论了普洱茶的跨界营销，普洱茶+金融、互联网、旅游、体验空间、茶器以及普洱茶的衍生品。通过更多创新的方式，让普洱茶实现消耗、去库存，让普洱茶的健康功效、生活方式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增加普洱茶的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提升普洱茶的有效供给。
从需求侧来考虑，消费者买的是茶叶，喝的是茶汤，但最根本要的是健康。从茶叶到茶汤，离不开泡茶器具，可能还需要兼顾到空间感受，优质且性价比高的产品，快捷、便利的购买渠道，或许还有兴趣去茶叶的源产地游玩一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普洱茶的健康生活方式。如此，普洱茶需求的空间一下子打开了，供给的天地是否也就随之更为宽广了呢？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医院；管理；改革
供给侧改革要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行改革，保证各种生产要素的运用都达到最为理想的效果，使得供给的质量水平得到提升，使有效供给的范围扩大，使供给结构能够更好地满足实际需要的变化，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矛盾，在医院发展管理中进行供给侧改革，有助于医疗改革的推进，实现医疗医院的优化配置，整合医院资源，调整服务结构，使得医院的服务质量水平得到提升，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实现社会的持续化发展。
一、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有助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医院管理者是医院改革效果的重要影响要素，管理者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极为重要的。随着医院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医疗资源争夺，市场空间的抢夺等，民营医院、公立医院等都陷入了这一场争斗中，如果谁的决策出现失误，或是在决策时犹豫等，就会被别人蚕食自己的市场。[1]供给侧改革导致的竞争十分激烈，如果能够科学的利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以及影响力，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使得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得到提升，提高医院自身的竞争力和事例，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产品，能够抢占到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政策倾向比较明朗，切断不合格国企、事业单位的银行贷款以及政府补贴，对其进行改造。公立医院承担着政府指令性任务，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生产，医院的管理者需要有战略性的眼光，尽早做好谋划，满足改革的实际需要，充分发挥政策上的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强化生产效率，更好的落实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落实，更好的创新发展，把握住机遇，能够更加主动，跟上改革的脚步，有机会分享改革红利，[2]形成现代化的医院管理制度，使得产权明确，管理更加科学，做好有效的监督工作。
二、从法律上给予保障
医疗卫生改革需要在政策上有强有力的保障，明确政府、医院、药企以社会组织等明确自身的责任，要依据法律法规推进改革，做到依法行政，建立完善的政策法律保障机制，实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上下联动，[3]将责任落实到人，使法律的权威性得到体现，促进国家改革的顺利推进。从立法上给予保障，能够使得医患矛盾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医闹问题要从严惩治，加强社会的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积极的引导，使社会更加尊重医务人员，让老百姓能够接受到安全、廉价的治疗，使医院能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法律保障，使得医院与患者都能够获得好的利益，使得政策得到有效的落实，扩大群众基础。
三、强化医院的临床建设
供给侧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各要素，医疗技术以医院的临床科室作为全要素的主要载体，也是医院医疗技术服务质量提高的重要与关键。当前医疗卫生技术逐渐推进，学科交叉加强，资源共享也逐渐推进，将基础研究与临床有效的结合起来，使得临床能够更好地发展，更好的建立科研管理体系，以重点科学优势作为基础和前提，建立临床科室，同时建立诊疗小组，[4]满足医疗改革的实际需要，同时强化临床技术，使得医院的医疗技术、科研技术逐渐推进。对医院进行准确的定位，依据群众的市场需要，对各种医疗以及科研资源进一步优化，建设优质的医疗技术服务，提供专项特需服务，以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建立具有特色化的医疗技术服务模式，做到与时俱进，使得医院的竞争实力得到提升，使医院的各科室都能够取得好的发展。
四、实现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
为了的推进医院管理与改革，就需要积极强化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使得医院的管理水平进一步现代化，使得医院的运行效率得到提升。医院各部门之间应注重信息的交换，进一步健全医院信息系统，为医院各科室间的信息交流通过便利，同时能够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准确的收集，更好的对医院进行战略性的地位，科学的进行市场分析。医院需要依据市场的实际需要实现信息化建设，明确医院管理中的不足，充分发挥医院的资源优势，更好的促进医院的持续化发展。医院可以利用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使得信息数据更具开放性，减少人、财、物的消耗与浪费，[5]使得医院的成本得以降低，更好的实现医院各科室信息数据的传输。在医院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能够使得医院的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对医院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使得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提升，减少医院的医疗成本，使得医院的运营效率得到提升。
五、积极开展组织建设
积极开展组织建设，使得全要素中的组织生产率得到提升，提高凝聚力，使得组织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医院组织中主要涉及工会组织、党组织、医疗护理组织、委员会等，这些组织建立的宗旨是存在差异的，其导向也不同，有学习型的，有工作哦实践性的，不同的组织在医院中发展成长，其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以及行为规范等也大体一致，能够将物质、政治、精神以及法治文明得到充分的体现。[6]在医院大融合的文化氛围中，建立和谐的组织，强化其凝聚力，将不同组织、团体都能够处于医院战略发展下。医院发展有自身的生命力，使得不同组织都能够围绕在医院周边，充分发挥不同组织的活力，并且组织间能够相互学习，相互促进，通过医院的柔性管理，提高组织内部的动力，使得组织的示范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充分体现不同组织的共同谋求发展的精神，使得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为百姓谋福利，更好的促使医院发展。
六、全面提升人才的综合素质水平
智力资本是极为重要的，能够凸显出人才的价值，在医疗卫生领域中，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更好的加强医院管理，实现医院的改革，就需要加强医疗从业人员队伍的建设，使得医疗技术水平得到提升，医疗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医院管理改革需要将人才作为主要的保障。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学科建设、国家给予的荣誉等方面，各种改革的落实需要以医疗技术人才作为基础和前提。医疗改革中，需要建立人才的培养机制以及人事管理体制。国家需要加强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随着新的政策不断出台，应进一步增加医院医疗服务人员的数量以及质量，强化资源供给，满足医院发展的形式与需要，更好的强化高素质水平的人才建设，使其能够从事医疗事业中，提高工作人员的待遇，为医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更好的实现医院的持续化进步。
七、结束语
总而言之，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新的表述，对于医院发展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使得医疗卫生改革更好的落实到医院中，使得供给侧改革能够在医院各科室中稳定的发展，为医院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为医院提供良好的发展思路与指导，使得供给侧改革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更好的促进医院发展进步。
作者:李华娟 单位: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王帅，赵云楠，张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带给公立医院发展的启示[J].中国卫生产业，2016，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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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丽君，邵军.新常态下德国工业4.0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2016，04：10-14.
美国2009年率先实行量化宽松，全球货币供应过剩，推高股市及原材料，令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商品价格在2009年至2013年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但换来的是过分投资。至2014年问题开始浮现，几年来的过分投资开发，资源开始供应过剩，商品价格由历史高位回落。企业产能及存量过剩，且杠杆过高。
2012年上任，很快就要面对前朝过分投资在资源产业带来的经济问题。在改革开放首三十年，中国都以由上至下，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及廉价劳工增加出口退税等手段，以投资及出口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自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从10%降至8%、7%，到今年的6.7%。同期出口增长大幅下跌，今年9月以美元计出口大跌10%，以人民币计跌5.6%。 中央政府为解决工业困境，去年提出供应侧改革。
外国直接投资在21世纪初年增长超过30%，现今只有单位数。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令中国出口订单大减，加上中国工资大幅上升，劳工密集工业都迁往低劳工成本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及孟加拉。传统工业例如炼钢、水泥及玻璃等，已经历四年多衰退。生产物价指数连跌五十三个月，到今年9月才回升0.1%。
建行打头阵救云南锡业
中央政府为解决工业困境，去年提出供给侧改革。目的有三：去存货、去产能、去杠杆。在煤炭及钢铁行业，中央取缔很多生产技术落后、规模细小的企业，大量压缩产能，达到存货减少的目标。很多小型煤矿及炼钢厂被迫关闭，令煤炭及钢铁行业提早达到去存货及去产能的目标。
去存货及去产能目标达到，中央必须解决最后一个辣手问题，就是去杠杆。
怎样帮负债过高的企业减少负债，渡过难关，令它们重拾正轨。发改委提出以股换债，解决企业负债过高的问题。很多企业因为商品价格下跌，经营陷入困境。以股换债让经营困难企业可以正常运作，从而为股东赚取回报及还债。
今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换股权的指导意见》，视为化解企业债务及银行坏帐问题的重要文件。《意见》规定股换债只适用于短期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不适用于无法挽救的尸企业，更不准地方政府包底。
10月16日云南锡业（000960.SZ）和建设银行（00939.HK）达成首个股换债协议，建行将50亿元的锡业债务转换成15%股份，按10月26日股价计算，市值约32亿元，「剃头约36%。只要锡业股价从14元升至20元，建行便可全身而退。
股换债，是一个可行务实、能解决企业负债过高及银行坏账的有效方案。
多年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纺织机械器材一直主导着我国市场，转变“关键部件靠进口”的局面是我国纺机行业的目标和愿景。金轮针布（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轮针布”）自创立以来，就扎根于梳理针布领域，通过不断向国际领先水平看齐的产品研发实践，以及不断追求卓越的产品研发理念，逐步打造了我国梳理器材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创成果、超标杆，更高定位成就领先产品
在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品质上，金轮针布不断设立更高标准，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金属针布、盖板针布、带条针布、固定盖板针布等拳头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50%以上，尤其是主导产品金属针布和盖板针布，产销量连续多年处于领先地位，并受到业内的一致好评。金轮针布副总经理陆忠表示，这得益于公司长期以来以“创成果、超标杆”六字方针为指导的产品创新和研发理念。以“超标杆”，即国际领先的最高质量标准和技术水平为目标制定新产品研发战略规划，对企业的研发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体现了金轮针布超强的研发实力。在自身拥有全球梳理行业最大的研发基地以及非常完善的产品开发管理体系的基础上，金轮针布还通过与多家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将产品研发和创新向国内普遍存在薄弱环节的基础理论和前瞻性研究方面延伸，并获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
金轮针布与辽东学院合作_发的“双齿针布（高密梳棉金属针布）”就是这些创新成果中的一项典型代表。该针布创新性地在主齿工作面增加一副齿，副齿与主齿间有一微小平台，有效地将纤维托持在针布的齿尖部，使纤维得到有效分梳和释放、转移，同时副齿对纤维起到辅助梳理的作用，提高了针布间的纤维梳理度。通过实验和客户上机验证，证明这种创新性设计能够有效提高梳理效率30%。另外，为了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还采取主齿、副齿厚度的差异设计和特殊的退火、双烧嘴二次淬火技术，保证主齿和副齿使用寿命的一致性。新产品鉴定认为，该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陆忠表示，就技术层面，金轮针布已经可以做到标杆产品水平，虽然在产品品质上与国际领先水平还稍有差距，但是公司有信心在 2 ～ 3 年内赶超。蓝钻是金轮针布针对高品质产品而创立的品牌，通过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含有多种高耐磨合金元素的优质高碳低合金钢材料，以及等离子体表面处理和最新先进的加工工艺，金轮针布蓝钻品牌产品在品质方面可媲美国际领先产品，正在逐步打破国际巨头占领我国高端针布市场的格局，并逐步树立我国在高端针布市场的话语权。
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激发全员创新
创新的氛围和成果与企业内部的创新机制密不可分。金轮针布2012年就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流程，强化企业和员工的顾客满意意识和创新活动，通过不断研究和完善技术人员绩效考核和激励办法，激发了全员的创新热情。陆忠介绍，尽量量化绩效考核指标能够更好地指导技术研发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研发工作，金轮针布以结果指标、过程指标、工作态度指标、工作能力指标为主要评价指标制定的科学绩效考核体系对激发技术研究人员的创新热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公司还制定了详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技术研发人员积极开展技术研究工作，并定期组织技术交流会，通过企业技术研发人员、产学研合作研发人员以及客户的共同参与，促进相互学习和竞争，使技术研发更加高效和有针对性。同时，以客户的角度评价研究成果的可行性，也能够提升技术研发人员的客户导向意识。
回归产品的本质，创造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是关键，而如何将创新的研发高效地转化为高品质的创新产品是根本落脚点。金轮针布每一位员工的身上，都体现着“正气、用心、顾客导向、质量为本”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超越客户期望、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深入每一位员工，是金轮针布的创新得以更好实践以及获得更多客户信赖的基础。
“四轮”驱动，面向全球化经营
在做精、做强现有纺织器材的基础上，未来金轮针布还将向其他纺织器材领域，如胶辊、胶圈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品牌、服务、品质、研发“四轮”驱动发展战略，最终推动企业实现全球化经营的目标。公司将始终把产品开发放在首位，以新产品和高端产品为抓手，不断提升公司产品品牌形象，以满足客户对产品品质不断提高的要求，以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技术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岗位供给；影响
基金项目：2016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宿迁市劳动力供给侧改革调查”（项目编号：2016XSJ014）；项目主持人：尹钒、李娜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3日
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一词于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一出便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为2016年的一大热点。
改革提出后，宿迁市以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坚决化解钢铁等过剩产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引进国家“”，创业人数不断增加。改革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影响较大，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制度优化，改进了运行与生产的流程，通过合理地分配员工，使其与岗位更加匹配，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但是，许多企业受改革影响降低人力成本、减少岗位提供、提高招聘的要求，这给劳动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淘汰落后产业也造成了失I员工人数的增加。
二、改革前后宿迁市制造业企业劳动岗位供给情况
宿迁市制造业主要涉及：纺织、电子设备、塑料制品、木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酒酿造等，本文以电子产品、纺织和塑胶为例。通过对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采访、公共网站上的资料搜集，我们大概了解了电子产品、纺织和塑胶这三个产业2012～2015年改革前和2016年改革期间的招工人数、普工与技工比例。同时，通过对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访谈，我们也了解了改革对他们企业招聘员工数量与要求和岗位提供量的影响。
（一）改革前（2012～2015年）。在2012～2015年期间，三个产业中纺织部门的招工人数累计最多，达81，900人；其次是电子产业，达73，891人，塑胶产业招工最少，只有21，257人。三个产业五年内变化趋势不同，电子产业招工人数从2012年的14，470人增长到2015年的19，158人，处于逐年上升趋势；纺织产业从2012年的19，638人下降到2015年的16，931人，处于逐年下降趋势；塑胶产业招工人数五年内波动上升，幅度不明显，2015年招工5，346人，只比2012年多695人。在招工人数中，普工占比例较多，基本在80%左右，技术工人不到20%。
制造业企业员工大多从事生产加工工作，因此企业在招聘时对员工年龄、工作经验、职业道德的要求普遍比学历、专业要高。调查的企业中大多数工厂岗位提供量与机器设备数量呈正相关，当引进新设备的时候，招聘人数也会相应的增多。
（二）改革期间（2016年）。改革期间纺织、电子、塑胶三个产业招工人数都明显降低，其中电子产业由上一年的19，158人降低到8，445人，降低最为明显；纺织产业由16，931人降低到11，662人；塑胶产业由5，346人降低到2，413人。三个产业中，纺织产业依然招的人数最多，塑胶产业最少，普工占工人数量81.3%，技工占18.7%，两者比例基本没变。在被招聘的人员中，大学生占总人数的12.3%。
大多数企业都受到了改革的影响，大大提高生产率，企业订单增多，员工收入也增加，少数企业不受影响。招聘人数上从事类似纺织这样简单生产的企业由于订单增加、生产线增加，岗位提供量与招聘人数也有增加，也有些企业由于设备引进，岗位和招聘人数也在增加。但是，有些企业因为销售、招商、物管岗位的减少，招聘人数也相应减少。大多数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基本不变，依然看重员工的工作经历。
三、供给侧改革下宿迁市制造业岗位供给的变动
（一）积极影响
1、企业利润提高，岗位提供量增加。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高利润、低成本的新兴产业不断替代污染大、耗能多且利润小的落后产业，促进了整体经济利润和生产总值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发展范围拓宽，资金投资增加，有利于企业利润提高，使企业规模扩大，岗位增加。同时，供给侧改革使企业更注重产品的质量，质量提高促进了销量的提高，企业为了销售而扩大生产，促使企业增加生产岗位的数量。
2、企业管理优化，人岗更加匹配。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人才的引进，一些企业通过加大对管理人才成本的投入，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更加优化，所招聘的员工与岗位匹配程度提高。
3、企业活力增加，岗位吸引力增加。由于过去传统性企业大多数缺乏活力，工资低，劳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劳动者宁愿选择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乡企业工作，同时年轻劳动者倾向于清闲的工作，不愿做脏活累活，这使得劳动力“无效供给”严重，出现“用工荒”等问题。改革优化产业结构，一批高新技术产业诞生，新生的企业制度更优，技术先进，为劳动者提供的工资较高，使宿迁的企业活力提高，更加吸引劳动者就业，缓解了岗位招不到人的现象，降低了劳动力流失程度。
（二）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结构性失业，岗位招聘人数降低。供给侧改革以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为主，优化产业结构，然而去产能的同时就业岗位也在缩减，并且人员冗杂的企业在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这是改革必定面临的矛盾，今年召开的两会前后，从“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概念引发的“第二次下岗潮”话题也成为会上会下出现频率颇高的热词。这一矛盾在宿迁市劳动者就业现状中也有所体现，像2016年岗位提供数量与求职人数之间差值达30，000以上和2016年电子产业招工人数骤减都能体现。这种结构性失业在制造业领域较为普遍，为了保证整体的就业形势良好，宿迁市应该更加鼓励创业，提供就业岗位。目前，宿迁市累计建成市级以上各类创业载体27家，扶持8.44万人成功创业，带动就业33.2万人，有效地缓解了结构性失业，这种创业精神应该继续保持。另外，市场应发挥其在资源分配中决定性作用，增加第三产业岗位提供量，促进就业。
2、改革力度不均，岗位供给变化差异大。供给侧改革对不同的产业领域岗位供给的影响差异较大，改革力度不均，2016年电子产业招工数量比上一年降低10，713人，但纺织业招工数量却只降低了5，269人，差异较明显。另外，一些企业还表示他们受供给侧改革较小，甚至不了解供给侧改革。针对这种现象，为了保证改革更全面地推行，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同时加大改革宣传力度，缩小差异。
3、忽视技术短板，人才岗位不多。改革强调“三去一降一补”，“一补”就是引进人才，补企业技术短板。2016年宿迁市累计引进国家“”专家92人，入选省“双创人才”69人，人才总量达45万人。虽然引进人才计划取得很大的成果，但宿迁市仍有很多家企业，尤其是技术较落后的企业，不愿加大对人才的投入，许多企业在受改革影响利润增大后，新增的员工多为普工，技术工人占总数比例低，大学生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也非常低。
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大对人才的投入，增加对企业人力成本的补贴，企业管理者也应重视人才的引进，正确面对和改善企业制度和技术上的短板。
四、结语
改革对劳动岗位供给的变动有着积极影响，但改革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些矛盾，曾说“改革就如‘凤凰涅’，必须经历阵痛，才能取得成就”。宿迁市积极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上，也要不畏困难，不断改善，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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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济增长；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通过调查统计，目前我国GDP增长呈下滑的趋势，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国面临着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采取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的有效措施。本文分析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下，供给侧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关于供给侧改革建议，供给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本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理论为基础，提出供给侧的人力资本、贸易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税收政策等方面的改革，对于我国调整经济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讨了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路径，大力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供给侧改革的概述
2015年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领域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的变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管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市场运行的基本力量，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达到平衡。从注重“需求端”转向注重“供给端”，促进经济持续地、健康地发展。需求管理是经济的短期刺激，供给管理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虽然我国已经地度过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求发生改变，消费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我国现阶段的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因此必须进行供给改革，在供给方面进行改革，去除不合理的供给结构，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下的供需矛盾。供给侧改革可以缓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供给侧改革可以有效调整供需矛盾，我国的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状态，消费模式不断地发生改变，供给能力没有大的发展，直接造成了消费能力外流。通过“供给侧”改革培育新行业、新技术，发现新出路，从根本解决供需的矛盾。
新供给经济学是一种创新，认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于微观层面的“新框架”使得包容性更加可以体系化，追求使得供给侧发力将是大势所趋。从需求管理角度带动“总量调控”，采用有效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由消费、投资、出口等供给综合形成的供给侧制度，构成经济发展中的供给侧动力源。目前，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供给改革可以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增速放缓，逐渐调整为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供给侧改革能够破解我国政策困境，从中国宏观经济的背景供给管理经验来看，突出供给管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供给约束的解放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供给创新推动带来制度的变迁。供给管理是我国宏观调控思维的新动向，提高供给侧效率为重点，建立并完善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二、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地处理，充分发挥政府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顺利推进。对市场优化结构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支配性作用，保证市场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利用经济手段，保证资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控制上升的工资水平，违背了劳动市场机制作用，应该从整体上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应用创新战略和新技术，推动企业的发展。
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重要因素，通过制度调整速率来影响经济增长。保持制度的稳健化，避免摸索式的改革方法。以市场化程度为导向，促进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刺激作用。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使教育制度的质量正向的刺激经济增长。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一定要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来制定，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通过稳健的制度变迁，发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作用。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科技与经济的跨界融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调节供给结构，应当减少过剩产能，解决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供需结构矛盾，进行技术革新，更好地发挥企业自身的作用。 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催生新的消费供给。针对传统的行业，进行优化升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淘汰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企业，进一步实现最合理最优化的配置。社会总供给的结构优化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有效地配合财政政策。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目前快速发展的阶段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供给侧”结构性策略应当积极推广，同时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政府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从教育和政策等方面做出努力。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地彰显了中国的智慧。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对改革的内涵深刻地理解。改革的实践证明，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找准出发点，要有充分的思想认识，指明供o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倩，竺杏月，周荣荣.供给侧改革概述及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