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6 09:37:44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供给；对策分析
Abstract:Thistextfromcoverage,fundsupplywith,lawsupport,managementsystemfourrespectprobeintopresentChinashortageissueofsocialsecuritysystem,tracebacktoitscause.Andonthisbasis,putforwardthecountermeasureofimprovingthesocialsecuritysystem:Widenthechannelofraisingofthesocialsecurityfund,formthemulti-levelsocialsecuritysystem,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legalsystemofthesocialsecurity,perfectthesupervisionmechanismofthesocialsecurity,improvemanagementofsocialsecurityandservicesystem.
Keywords:Socialsecurity;Systemsupplies;Countermeasureanalysis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应包含结构的转变。即使这种增长的冲动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逐渐淘汰。”[1]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稳定前提下的全面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化的过程本身就表明是逐渐消除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原有制度,建立新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要求。因此，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则成了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
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制度的供给不足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不能将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成员纳入其中，使一些需要社会保障的社会成员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覆盖平均覆盖率达60%以上，发达国家达70%以上，而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为30%。[2]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政府就为城市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建立了涵盖广泛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农村则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集体与国家为辅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今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险。这就是说，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围绕城镇职工来进行的。农民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者和农村从事私营、个体劳动者人数占总劳动者人数的46%以上，这些人可以说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城镇约有20%的劳动者未享受社会保障或不完全享受社会保障。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大批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多，他们实际上被排除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2、社会保障基金的供给不足
一是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不平衡。收不抵支问题比较突出，收支缺口在逐渐增大。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例，该项目从1998年开始已入不敷出，当期缺口1998年为100多亿元，1999年为200多亿元，2000年为300多亿元，2001年接近400亿元。[3]二是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不稳定。我国尚未建立可靠、稳定、系统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体系，单靠征缴的基本养老和失业保险基金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付需求。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缺乏强制性、约束力，对企业和个人瞒报、少交、拖欠缺乏相应的司法制裁措施，积极的收缴比较困难。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比较混乱。由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社会保险基金经营之间尚未分开，又没有设置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再又参与管理基金的机构众多，从而导致基金被挤占、挪用情况经常发生；基金分散，管理开支大，浪费现象突出；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3、社会保障法制的供给不足
一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立法比较缓慢，中央立法机关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来规范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而且，社会保障的专门性法规也很少，尚未形成一个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立法层次不高。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十个涉及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法规，[4]然而只是一些单行法规、条例、规定、办法，层次不高。与此同时，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经常出现“法出多门，各行其是”的情况，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矛盾。立法层次低导致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规划和完善。
4、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供给不足
一是管理层次不清晰。目前由于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还未能理顺，内部管理层次不清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即“四不分”：政法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执监不分。二是立法滞后。这既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未建立起来，不仅给社会保障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造成阻碍。三是社会化管理不完善。近年来，社会保障体制经过一系列改革，社会化发放工作由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承担。但是，社会保障管理的社会化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探析
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是指在一定的宪法秩序下,权力中心或制度供给主体提供制度安排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适应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现象。引起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主要地看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社会整体制度供给环境的约束
在宏观层面，社会整体制度供给不足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这是因为，在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的现象，乐观的预计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要到2010年才能建成。这样，实际上存在的整体社会制度供给不足必然影响和反映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上来，造成制度供给的不足。
2、宪法秩序、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的约束
在社会法则层面，宪法秩序、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不足。第一，宪法秩序作为一种既定的确立集体选择的基本规则,它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制度供给与创新的进程和方式。戴维•菲尼指出:“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5]第二，文化是一种历史传统的积淀，文化背景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制度供给和创新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相协调,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磨擦,从而使社会变革的阻力增大。第三，意识形态的基本目标在于给予社会各种集团以活力,从而减少交换过程中的成本费用。当人们在观察社会对竞争、公平等所持的道德观念评价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相符时,就会成为制度供给和创新的阻力。
3、制度安排的成本、财政收支与分利集团化的约束
在经济利益层面，制度安排的成本、财政收支与分利集团化也同样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导致供给不足。第一，制度供给主体提供的制度安排能带来预期净收益是需耗费成本的。一项制度安排对制度供给主体来说,在制度安排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时,也可能付出政治代价。因而在比较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时,只有前者大于后者,制度供给主体才会积极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的举措。第二，制度设计要耗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了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而设计的一套征税规则的制度,是需支付大量费用的。由此可以看出,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直接约束制度的供给。[6]第三，分利集团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7]这些特殊的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国家机器内部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由统一性向分散性发展的反映,利益集团作用力增强,国家权威在流失,而处理分利集团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
4、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主体的约束
在供给主体层面，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能力执行力也同样会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导致供给不足。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制度供给或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供给主体在具体执行和实践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受法制现实运作的复杂性的影响,法律制度的具体执行效果并不如人意。因而这种制度安排的具体执行不力而造成的实际制度供给不足。
三、解决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对策分析
1、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渠道
充足的基金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而保证基金充足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稳定和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并将基金进行有效安全的投资营运。第一，加大政府财政支持。明确政府财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加大支持力度，完善财政拨款机制，体现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第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从法制上根本保证基金来源，克服“多缴的作贡献、少缴的无办法、不缴的无法管”等问题，保证专款专用。第三，发行社会保障专项国债。其实质是将政府负担的隐性债务转变为短期显性债务以减轻总负债，改善政府的长期财政清偿能力。[8]第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采取信托投资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在法律上称为相对独立的财产。另外，可以采取组合投资的模式进行投资，银行存款、投资债券、购买股票、抵押贷款、投资基金以及不动产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以降低风险，又保证投资的回报率，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效率。
2、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四个方面，保障的主要是城镇职工，其实质就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和满足所有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深化社会保险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制度；三是加大社会福利力度，提升社会福利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以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逐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生育为主的社会保险，同时涵盖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元化。第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险；其次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再次要注重的是农民工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及就业制度、住房、子女教育等一些相关措施。
3、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第一，加快立法进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法制框架。其一、出台一部社会保障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法》，涵盖各项社会保障活动的准则，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证。其二、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和社会优抚法，是对社会保障法的具体化，明确规定社会保障管理的性质、具体内容等。其三、制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法规，规定基金的来源渠道、投资运作方向及支付标准，并规定基金筹集、投资、支付的基本原则，以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运行。[9]第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了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度或颁布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法规或补充规定。
4、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
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能。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属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内部监督，直接对下级的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经办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第二，财政、审计、监察、工会、新闻等部门的监督。[10]法律赋予这些部门特定的权力，由这些部门依法行使其监督权的一种专门监督。第三，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监督。监督委员会代表投保人的利益，对社会保障管理实行的民主监督。由政府代表、工会代表和公众代表（包括职工、经营者、离退休人员、知名人士等）组成。为方便委员会更好的行使权力，将其设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社会保障政策、规划、法规执行情况和基金的收支、营运和管理的监督。第四，司法监督。司法监督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前者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对政府失信的运作程序展开合法性监督；后者主要是惩罚性监督，对违法行为予以法律追究。
5、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体系
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化、法制化和社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应该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的管理和服务体系。正确处理好行政管理、业务经办、基金营运、社会监督和管理社会化五个方面的关系，做到既相对分立，又密切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形成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良性循环。其一，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民政部一起统管社会保障事务，完善了社会保障行政主管机构；其二，根据政事分开原则设立具有非营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在政府的监督下，具体操作社会保障的业务；其三，设立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营运机构或者委托给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基金投资运作，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其四，设立社会监督机构，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其五，加快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社会化，将基金筹集、保障对象、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全部进行社会化管理，不再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统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保障管理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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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品；供给主体；供给机制；供给模式；研究综述
“公共品”（pubic goods）这一概念兴起于西方，因而国内引入“公共品”概念时翻译版本较多，有如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益物品、集体产品等。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品”一词，但并未对其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直至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开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首先提出，满足了受益非排他性和消费非竞争性两个特征的物品和服务就是公共品，这可以说是公共品概念形成的雏形，该观点一经提出便风靡世界，成为了纯公共品的经典定义并一直沿用至今。1965年，基于萨缪尔森等人的理论，布坎南在其“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这一概念，拓展了公共品的内涵。现今许多学者将具有受益排他性的“俱乐部产品”和具有消费竞争性的“公共资源”产品统称为准公共品，即不完全满足公共品特性的公共物品。随着公共品研究的加深，“混合物品”的概念相继提出。至此，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物品和服务便可分成三大类，即纯公共品、准公共品或混合物品以及纯私人品。
基本概念
公共品：沿用当前运用较为广泛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公共品定义为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并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它具有三个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以及受益的非排他性[1]。这三种特性也经常被作为判定一种物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品的标准，简单地说，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即该物品或服务带来的效用由全民共同享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对该物品或服务的消费的同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消费数量或质量；受益的非排他性即在对某种物品或服务进行消费时，技术上无法将拒绝为之付款的消费者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内，因而就会产生所说的“搭便车”现象。
公共品供给主体：目前，公共品供给主体的概念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成文界定。在此，笔者根据文献中的相关论述以及自己粗略的认识，对公共品供给主体做一个简单的概念界定。就其字面意思来看，公共品供给主体就是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组织或团体，其中可分为强制性或义务性供给主体（如政府部门）和自愿性供给主体（如私人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就是指上述公共品供给主体通过关系协调的方式以契约形式形成的一种供给模式，如以政府为主导，私人部门签订合同或协议自愿供给公共品的模式。公共品供给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已然成为了供给制度改革的一个趋势。
公共品供给机制：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从供给主体和运行机理两个角度抽象出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国内学者樊丽明将公共品供给机制分为了三种（三个层次）[2]：公共品政府供给层次、市场供给层次以及自愿供给层次。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是指政府以公平为前提，以市场的资源配置为基础，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的机制；市场供给机制则是指营利组织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以营利为目的、以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机制；而自愿供给机制是在政府、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基础上的，“以利他为目的、以捐赠为主要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以上三个层次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公共品供给模式：公共品供给模式与公共品供给机制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大多数学者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研究公共品供给模式时，其侧重点在供给主体的配置上；而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分析则比较偏重其运行机理。鉴于该部分内容与第三部分公共品供给机制有较大重合，因此笔者不再赘述。
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
19世纪80年代，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系统的公共产品理论于意大利和奥地利产生，这一理论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促进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分工与合作。公共产品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从西方财政学的框架内容来看，公共部门的收支以及公共部门间财政关系的处理都是围绕着公共品的供给进行的，因而许多学者从财政分权的视角对公共品供给理论进行研究具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此外，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凸显，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理念相继提出。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纷纷将关注点投向了农村，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诚然，公共品供给问题涉及范围广、涵盖内容多，但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公共品供给主体选择、供给模式、供给影响因素以及供给机制四大方面。
公共品供给主体选择：20世纪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催生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理论，该理论以多元主体的研究为其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很多研究者试图借鉴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分析公共品供给，尽管众多研究者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结论并不相同，但是绝大多数都主张供给主体多元化[3]。在公共品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诸多学者以政府失灵为理论起点，运用不同的理论分析工具来论证了政府失灵问题，分析了政府单一主体供给机制失效的原因，以及多元主体并存的必要性或可行性。在研究公共品供给多元主体间良性关系的问题上，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即建立合理分工、平等协商的“伙伴式的合作双赢关系”或者坚持政府主导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这是从宏观层面对公共品供给主体选择进行的分析。而在微观层面，以笔者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投入较多的精力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上。在国外，由于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专门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研究较少。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4—6]，当地政府和农村合作社等农村当地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主要从供给体制、制度变迁层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进行研究，分析了公共品供给政府主体缺位问题，并提出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将制度外的民间自愿公共品供给与制度内的财政供给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满足农村社区的公共品需求[7—9]。
公共品供给影响因素：就笔者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并没有学者专门针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大多只是作为其文章的一部分，在此，笔者就相关方面做一个总结。影响公共品供给的因素繁多，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公共品自身性质。公共品的三大性质特征是决定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前提和最基本因素。根据特征的满足程度可以对公共品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公共品所应采取的公共机制也有所不同。第二，公共品需求状况。不同的公共品需求偏好，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公共品供给方式。根据需求差异，可以制定个性化的供给方式；而根据需求共性则可以发挥“规模效益”的长处。第三，政府职能理念。不同的职能理念决定了政府在公共领域活动的范围以及介入的程度。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政府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而私人部门的活动领域却十分广泛，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部分公共品供给的任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使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念成为主流，这也意味着政府供给方式也成为了主导。直至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才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思想，哈耶克的市场“自生自发”秩序主张得到了认可，公共品的私人供给情形逐渐增多。第四，公平效率标准。一般而言，政府供给更注重公平，而私人供给更强调效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必然导致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的选择。第五，政府政策倾向。政府的管制政策、税收政策等对公共品的供给有着较大的影响。政府放松管制能够为私人部门供给提供发展空间；对其他供给主体提供税收优惠则能够提高其供给能力。
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关于公共品供给模式问题，国外学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是主张政府部门供给；一是主张私人部门或市场供给。第一种观点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他从公共品的特性角度分析了与公共品相关的市场失灵状况，得出市场失灵具有消费不足和供给不足两种基本形式并将其运用于公共品供给领域，指出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会出现动力不足或者数量不足两种状况，因而公共品需要由政府部门来提供。相反，支持另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品上存在低效率、低质量等现象，因而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力量承担供给责任。在政府与私人部门签订比较完备的合同的情况下，私有生产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由于存在竞争，即使在合同不完备时，私人部门也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以建立良好的信誉，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绩效。以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Smith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了在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自愿捐赠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搭便车，总会有人或多或少的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近年来，国内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的焦点不再局限于供给主体角度的模式选择，而转向了城乡统筹的层面，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研究。在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均通过对供给模式的实证分析指出了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以及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对策。国内学者在对浙江省农村安全饮用水供给实例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突破农村公共品供给困境的思路[10]；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了农民合作解体、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是影响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而其根源则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没有适时创新、供给机制不协调[11]；有的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自主合作共存的多元化公共品供给体系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12]。
公共品供给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的特性，马斯格瑞夫和萨缪尔森认为，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必定存在效率或福利的损失，因而政府部门应承担供给主体的责任。此后，国外许多学者对私人部门供给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在提供灯塔、教育、法律与秩序、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上存在着潜力。此外，奥斯特罗姆在对大城市地区的警察服务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之后，发现“在公共经济中，不只有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在此基础上，奥尔森对公共品的自愿供给理论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为后期供给机制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公共品供给机制方面，国内学者大多从公共品有效供给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通过公共品供给与需求分析，研究当前公共品供给机制所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其解决途径，从而促进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下，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以及供给低效率三大问题，政府部门应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创新并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13]。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须从现存问题出发，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探讨，进而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14]。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15—20]。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做了简要总结并对其研究方向做了简单梳理，由此笔者发现，对于公共品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机制以及供给影响因素四个层面的研究较为集中，因而本文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撰写。虽然当前国内公共品供给研究涉及的范围已较为广泛，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化形势下，城乡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及其结构性矛盾凸显，而相关的公共品供给结构研究及以公共品需求为导向的供给制度研究仍然较少。因此，加强公共品供给结构以及供需均衡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今后推动公共品领域发展的一大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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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文献研究方法概况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方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是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大致可以将对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方法和实证调查式的解释方法，以及试图将二者结合的方法。基于上述的标准，笔者选取了2002～2007年间《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经济》四份农村经济类的核心期刊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主流方法，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考虑到实证研究所受到的经费上的限制和技术上的难度，如果扩大样本刊物选择范围，理论研究类的文献所占的比例还会上升，实证研究类的文献所占比例会呈下降趋势。
(二)实证研究
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社会学的方法和经济学的方法。另外，还有的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或者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这里将这类文章也归人实证研究范围之内。
1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模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某一个方面，代人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或者通过自身实地调查的所得数据，从而解释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刘晓昀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贫困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研究还同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作者提出了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还应当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李秉龙等将筛选出的486个国定贫困赤字县作为一个研究整体，进而计算各类公共支出的指标熵值，得出了贫困地区财政不平衡对农村不同公共物品供给的冲击程度；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将贫困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对处于不同区位环境的国定贫困赤字县的公共支出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按照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将研究对象细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分析了不同的财政运行恶化程度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变动的影响。
2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不仅要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还应放眼于全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好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许多学者从这个角度人手，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陈家刚根据实地调研的材料，以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为线索，对德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权责结构、财政关系以及监督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总结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特点与问题，为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匡远配等总结介绍了日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三)理论研究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的主流方法，74％以上的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对理论研究进行分类，根据其研究取向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法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介绍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研究的文献超过了从其他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而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重要概念，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主要是应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研究。
1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几乎所有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都离不开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以“经济人”代替“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陶勇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和特性的分析，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及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借鉴、对如何形成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如何实现公共选择等论述，都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作用。
2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这个角度的研究主要应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学说、交易费用理论等来考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变迁，解释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制度创新。曲延春等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路径依赖，主要原因就在于初始的路径选择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之所以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原因就在于一直延续了原有体制下偏向城市的利益格局，而处于弱势谈判地位的农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利益格局。林万龙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导致的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从而为中国农村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社区公共产品方面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3从博弈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基于博弈论的研究一般将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看作是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赵春江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视为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村民之间不断进行利益调整的多重博弈过程。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各个博弈的特点。作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由于个体的理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据此作者提出了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博弈困境的政策建议。于水以博弈论为工具，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和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提出了多中心供给作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方法。
4从委托一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冯海波们从委托一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层的委托关系，农民作为委托人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因而主要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农民的委托人地位对人的监督。
(四)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特色表现在：既进行理论的分析，也进行实证的调查，理论的分析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曾福生等所进行的研究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试图以此来评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在构建体表体系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林万龙、刘仙娟则在实地调查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与供给机制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后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政府筹资、村级供给”的新的筹资和供给机制，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五)对研究方法的评价
各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其解释力各有特点。实证研究将视线投到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民那里。力求通过实地的调查获得第一手材料，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和农村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或者通过数据的计算、模型的建构来更好地解释存在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实证研究的调研和观察往往是个体化的，因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调研是否具有代表性、其结论能否推广、个别的结论能够归纳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整体性的办法。
理论研究的长处在于通过理论的演绎能够提出宏观的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办法，但是现有的用来进行研究的理论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后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而中国的农村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引进的概念、命题、理论能否合理地解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理论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因而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面临着走出书斋后能否经受住实践检验的大问题。
相比较而言，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法。但是纵观目前的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往往是实证部分不如纯实证研究科学、严谨，理论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全面，因而其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在坚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农村公共产品研究观点综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文献都注意到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认为这是阻碍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吴士健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主要是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如农村水利设施、农田道路等。徐理结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总结为五大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产品，包括道路、电网、通讯网络、清洁的饮用水、文化娱乐设施项目等；三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公共产品，如良好的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四是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基础公共卫生服务等；五是涉及农村恢复生态平衡、治理环境的公共产品。刘义强通过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这也证明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缺乏。
2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剩与不足并存。周青、李大胜等认为，一些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农业科技等供给长期不足，而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存在着供给“过剩”的现象，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大量资金被用来修建并非急需的楼堂馆所、农贸市场等公共设施。曲延春等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农民的需求，而是行政命令，政府领导者为了追求政绩，大量兴建上级领导看的见“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置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于不顾。
3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发展，地区间差异较大。李大胜等从耕地的机械强度、灌溉面积比重、耕地的用电强度、农户农业固定资产原值等四个指标出发，对31个省份的情况做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江苏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要好于欠发达地区。周青考察了福建四个县市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差异情况。
4机构膨胀，“吃饭财政”日益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吴士健等认为目前存在的乡镇机构膨胀、人员队伍庞大，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机构运行和人头费开支。而公共资源筹集的随意性又为这种膨胀在资金上提供了可能，最终形成“养人收费和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既降低了工作效率，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原因分析
1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曲延春等认为，1991～2004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对农村投入的不足造成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当前的财政转移力度不够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弥补乡镇因税费改革带来的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提供公共产品大多依靠制度外收入，税费改革使得乡镇政府的制度外收入大为减少，转移支付没有很好地弥补这一部分资金缺口。
2“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农民的需求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起作用的是上级政府的意志。李大胜等、曲延春等认为，在这种供给体制下，对农村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并且，由于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理性，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满足农民的需求。由于农民处于没有组织的个体状况下，其谈判能力较弱，在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能力上同样较弱，不能对政府形成有力制约。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责权的失衡。我国《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广泛的事权，与事权相比，其财权却极为有限。何丽双认为，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如基础教育。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纯公共产品，受益范围超越了区域界限，本应由中央财政提供，却下放给乡镇，而乡镇的财政收入无固定税源，只能以各种合法不合法方式增加农民负担。
4许多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不足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郭熙保认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因为短期内激励制度的改善会刺激农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对土地耕作的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从而增加产出。但是，这一制度的内在弊端在于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激励，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张军等。认为，家庭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制度的变迁，虽然为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激励机制，但却没有为农业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生产”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林万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不在于家庭承包制缺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激励，而是在于政府主导的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滞后于家庭承包制。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高度依附于公社体制的，公社体制瓦解后，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没有及时改变以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的生产形式，这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三)打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1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导向。从理论上看，公民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在我国现行以商品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下，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都是纳税人，不应人为地将公民割裂为两类，应当一视同仁地提供公共产品。周青认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是政府层面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关键。
2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性，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吴士健等认为，应当明确划分各级层政府和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最高权力机构，对社区事物享有最终表决权；县乡社区内的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常规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也应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陶勇提出组建和发展农业利益集团，作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表达农民的意志，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3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中心供给体制(即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单一的筹资渠道)造成的。因而，构建一种多中心的供给体制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重要手段。谢冬水将多中心体制总结为：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私人、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包括财政、市场、个人、非营利组织四种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充分调动政府、农村社区、企业、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农产个人以及其他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的协作和良性互动。张军等还提出了境外筹资、村民集资、企业家捐助等多种筹资方式。赵战军等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途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就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和社会为主体，以公众满意为标准，打破政府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构建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私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务体制。
4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不仅作为公共产品的决策者和供给者存在，其本身供给好坏直接决定了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周青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一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应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作用；二是深化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城镇化发展和形成区域中心的需求撤并乡镇。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全部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的做法，把主动权交给农民，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新机制，提高农民群众的参与程度。
5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制化、规范化，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李长健等论证了如何通过法律的形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保障，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从研究方法上看，重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
研究过程中重视理论上的探讨，忽视实证的检验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界面临的共同的方法上的问题。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将实证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体现了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尽管实证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它忽视了对意义和目的的探讨，但是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始终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鲜明特征。在和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国的很多社会科学也开始逐渐引入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而不仅仅是定性研究，比如经济学、社会学越来越向西方的学术方法靠拢。具体到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从前述的抽样中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仅占了19.35％，即使加上实证与理论结合的研究，总计也只有25％左右；如果扩大样本刊物的数量，这一比例还会降低。实证研究的缺乏已成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应当加强。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较多，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较少
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不仅仅应当关注供给问题，还必须重视需求问题，只有建立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机制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缺乏的问题，不顾需求而只强化供给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目前仅有少量的研究者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农民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如刘义强。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的研究，应当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民真正的需求，同时还必须研究需求的表达机制，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到农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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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公共品；公共选择理论；农民增收
1 国外研究
早在19世纪，意大利财政学派就已开始公共品的研究。林达尔（Lindahl，191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的。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弗利（Foley，1967）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关于公共品分层供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地方公共品理论。蒂布特（Tiebout，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1965年，布坎南（Buchanan）正式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指出在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前提下，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是拥挤成本与新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cquire，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奥兹（Oates，1972）就政府层级与公共品供给分工，提出了着名的“分散化定理”。关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发展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Olson（1965），Schmitz（1978），Becker（1981），Laffont（1982），Roberts（1984）等。公共品的实证研究是多方面的，如Barro等人（1995）研究了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andler等人（1999）研究了公共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Durlauf（1996），Nechyba（2000）研究了公共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而近期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方法与途径。公共品的实验研究主要是研究“搭便车”行为，但由于人的特性，研究结果不稳定。1981年Marwell和Ames的公共品实验研究与1984年Allman所做的实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后所进行的大量相关实验研究也并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Stevens，1993）。
据前可知，国外学者对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国外学者有关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 1 PerPinstrup-Andersenr的研究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PerPinstrup-Andersenr（2002）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食物政策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贫困问题后指出，过去政府对灌溉的投资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这一作用却不显着。所以，政府要首先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来提高灌溉的投资回报率。
1 .2 LiLyLeeTsai的研究
LiLyLeeTsai是位美籍华人，她长期关注我国的农村宗族及农村治理结构问题，为此于1999年至2001年，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陕西、河北、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等省分别对316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在其发表在澳大利亚TheChinaJournal（No 48，July2002）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分析了农村公共品问题，指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村干部是依靠社区习俗来筹集和管理公共事务。此外，当乡镇和县政府为发展项目征税时，所征之税只用于乡镇及县里的项目，如修路、建电厂等，公共基金难得流向农村。村委会负责村里的道路建设、灌溉工程、垃圾处理等。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主要依靠农民“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现实。
3 FanShenggen的研究
FanShenggen等人则从乡村民主化角度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统治结构的民主化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有关键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乡村数以万计的村庄举行了直选，调查发现，民主化对农村公共事业的供应水平有重要影响，与任命的干部相比，选举的官员倾向于向选民征较少的税费，并且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业。
2 国内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2. 1 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制度经济学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张军等（1996）比较早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叶兴庆（1997）认为，现行的农村公共品具有制度外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分摊机制具有累退效应等特点，并认为改革应统筹考虑制度内外的成本分摊，更新农村公共品供求的衔接机制，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农村公共品资源筹集制度。林万龙（2000）通过案例分析证明，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至少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即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出现了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林万龙（2001）还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刘保平等（2003）则指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的施行并没有给公共品供给提供有效地制度安排。从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运行过程来看，其仍然是公社时期供给体制的延续。徐小青（2002）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制度本身的典型变化是从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发展到现在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其基本特征是供给主体不再局限于农村基层政府，而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叶文辉（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用3章的篇幅分别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乡村社会税收体制变迁、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等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和改革问题。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另外，卢鸿鹏（2003）从交易成本方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予以了说明。
2 .2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
在说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问题时，由于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或概括，尽管说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吴士健等（2002）、熊巍（2002）、刘保平等（2003）均认为，现行体制包括以下两种机制：第一，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筹资机制；第二，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是我国农村公共供给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包括非预算融资、非政府融资。前者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收入等，后者主要指民间捐款、集资、摊派等。可见，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研究课题。许多学者从研究财政制度改革入手系统分析了农村公共品制度供给问题。制度外财政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政“特色”。不过，最早公开提出“制度外财政”这一概念的是孙潭镇和朱钢（1993）。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乡镇一级的非规范收入问题，对乡镇制度外财政的成因，乡镇制度外财政收入的来源、特点以及乡镇制度外财政支出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制度外财政即指非预算收入。“制度外财政”概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为研究我国地方财政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切入点。樊纲（1995）也对非规范收入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非规范公共收入是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情况下乡镇政府为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创新，乡镇制度外财政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极为不规范，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之纳入“新的规范”。李彬（2004）专门研究了乡镇公共品制度外供给问题，指出，不管是在公社财政还是在乡镇政府一级财政下，我国的基层政府一直处于公共财政缺位状态之中。在制度内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大多数乡镇政府甚至无力完成一般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能为社会及时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从而极大地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大地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乡镇政府不得不寻求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其结果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和社会运行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刘保平等（2003）指出，由于这两种体制，再加上乡镇制度内财政的财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低下和地区间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各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公共品负担成本的不公平性（熊巍，2002）。陈小梅（2004）还指出，农村公共品供给还存在结构失调、资金使用不透明和管理制度不科学问题。
2 .3 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
学术理论界公认，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而言，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必须积极进行供给体制的创新。黄志冲（2000）认为，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出现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原因在于供给机制出现了失衡。黎炳盛（2001）认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不可推却的责任。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并非由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还必须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系的新冲突。李文（2002）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对城市而言严重不足，但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却存在严重的财政困难，其原因即在于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违背了公共品供给的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最优原则。我国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来优化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王国华，李克强（2003）认为，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因此，必须重新构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体制，增加政府投资，激活民间资本供给公共品。雷晓康（2003）认为，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矛盾重重，应多渠道供给公共品，改革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引入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徐增阳、杨翠萍（2004）认为，解决农村公共短缺问题要靠供给制度创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上，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在农村公共品资金筹措上加大上级政府财政转移的力度，同时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民间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杨震林、吴毅（2004）认为，农民应该通过某种组织（协会）来直接参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选择与偏好。
在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思路和对策，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格局；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民主表达机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四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职责，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品给予资助，建立并加大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六是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权力****行为。
3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研究
3 .1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品的短缺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策。成世荣（2002）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好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因此，要将农村公共品纳入国家制定政策、分配资金的盘子，从国家到地方切块给农村，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投入向县乡延伸。熊巍（2003）在其题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我国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弥补规则：尽量减少公共品成本的公共收费弥补方式，彻底取消不公平的农业税制，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促进农业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和债券的筹资作用，补充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此外，他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践的总结，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以及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其他税费改革措施。邹江涛（2004）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对原本已处于贫血状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缺位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林霞、刘鸿渊（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的分税制框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出现了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无论是现行农业税制还是“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都明显存在着设计欠合理和难操作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杨晓黎（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3. 2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
众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负担之所以过重，增收困难，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不合理。何振一和阎坤（1997）认为“七五”以来，在农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农民负担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为制止这
种不正之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曾三令五申，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抓一阵好一阵，过后又出现反弹。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并不能将其归因于各级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搞一些超越农民负担能力的达标升级活动，和一些单位以权谋私，巧立名目，私征乱摊，用于滥发奖金和挥霍浪费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不顺，乡镇财政制度不健全。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无从规范化，农民负担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切实减轻。雷原（1999）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农民负担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公共品分配问题，而在本质上是公共品的供给体制问题。因此，只有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系统的制度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陶勇（2001）认为，要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一是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二是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为广大农民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品。赵丙奇（2002）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发的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任晓（2002）认为，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侯江红（2002）认为，当前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明显提高，但供给则严重短缺，结构失衡，供给责任不清，农民及乡村负担过重。
3.3 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工业品都出现了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而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消费能力太弱，消费能力与公共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如电力、通讯、自来水等的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姚洋、荣昭等（2000）研究了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结果表明，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电器决策有下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着影响。姚洋、荣昭（2001）认为，解决内需方法之一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之间趋于平衡。他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廖清成（2004）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充分启动蕴藏巨大消费潜能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则有赖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苏晓艳、范兆斌（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随着这种供给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对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加深。葛云伦、王学钊（2005）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农民不再交纳“三提五统”，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郭锦墉（2004）也认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因其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财力不足，决定着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岳军（2004）更进一步认为，公共产品同时是一种中间投入品，或者说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可以减少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其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李燕凌，李立清（2005）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研究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公共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影响作用不显着；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事业费财政支出，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明显相关性；政府在农村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家庭储蓄、农村文化娱乐消费有较强的相关性。
3. 4 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利用分省和分县数据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和程度；利用乡村调查数据，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不同的选举结果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增长率的差异已成为导致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农民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秉龙等（2003）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分品种、分地区、分赤字程度，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公共物品中财政赤字风险最大的承担者。彭代彦（2002）的研究表明，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着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李成贵（2002）从多角度透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实地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刘伦武（2002）则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
把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很多相关文献都有所涉及。如财政制度方面，张军、何寒熙（1996）研究了乡镇财政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地位，朱钢（2000）探讨了乡镇财政在发展农业和农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张军（2002）分析了乡镇财政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刘汉屏（2005）研究了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的关联性；户籍制度方面，张启明（1998）研究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张忠潮（1999）分析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王璨等（2002）则探讨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另外，章辉美（2005）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社会转移，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夏文超（2003）研究了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姜长云（2003）研究了农村金融制度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不适应性等等。
此外，李秉龙等（2003）、吴朝阳（2004）研究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影响；廖清成（2004）研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问题；刘汉屏（2004）在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重点研究了我国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李春根（2005）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问题，提出了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史玲（2005）研究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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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相关理论为依据，通过实证调研、参考文献资料、现场访谈等方法，剖析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从
>>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之探讨 体育权利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路径探讨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云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问题分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探索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探讨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及实践路径选择探讨 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新时期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探索 浅议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问题 温州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优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初探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与解决对策 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衡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参与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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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相关文章，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供给主体单一、二元供给制度的缺陷、基层乡镇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决策制度不完善、资金管理混乱等5个方面，并提供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自2002年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市、区）相继全部免征农业税。随着《农业税条例》的废止，2006年起全国将免征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时也给原本已短缺的农村公共产品带来了重大影响。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其本意在于，农村的发展要突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因此，如何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亟待研究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1.国内外学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认为，要破解“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王春播，2004）。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运转困难，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陈永新，2005）。要推动农村税费问题的彻底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特别是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叶文辉，2004）。为了尽量克服取消农业税可能给乡镇基层财政带来的困难，确保这一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应从财政体制的创新入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陈纪瑜、赵合云，2004）。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综合性的制度创新，逐步通过立法，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最终为农村发展、农业兴旺、农民增收提供效率高、质量优、品种多的农村公共产品（姜丕军、王代敬，2005）。同时，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增强乡镇财政和农村社区财力，培育多元供给主体，完善乡村治理结构，进而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鞠正江，2005）。税费改革后农村地区公共产品要彻底走出筹资困境，就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模式、公共财政体制、乡镇行政管理模式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变迁与创新（龙笔锋，2005）。公共产品不足已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各种农民经济组织，社会性服务组织的兴起弥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些非政府组织，规范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对于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李永彩，2005）。
国外学者认为，农村企业的发展能够扩大地方所拥有的特色技术或产业，但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而言，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它们规模小、资本缺乏、交通闭塞、竞争力弱，难以形成合作网络并建立合作关系，因此，政府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有利于农村企业获取资源和形成网络关系的环境（Richard L. Van Horn and Michael G. Harvey， 1998）。而这种网络的形成主要依赖于非政府组织而不是地方政府本身（Gary Paul Green et al， 2002），因为由政府提供通常并不总是有效率的，而且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由非政府组织提供不失为一种较优选择（Somik V. Lall et al， 2004），它们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当然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组织的替代（Anuradha Joshi and Mick Moore， 2004），这里政府的作用就是为非政府组织的发挥作用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平台和制度保障。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对公共产品供给的障碍及其相关对策的研究稍显不足。
2.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障碍分析
目前国内对公共产品的研究主要就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的关系、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体制方面来展开。而对公共产品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界定还比较模糊；对于农村公共产品层次的科学划分和体系的构建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社区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应该承担多大的作用才算合理可行缺乏深入研究。各级政府由于缺乏科学、合理、强制性的责任，也由于对公共产品相关理论层面研究的乏力，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杨定全、余海秋，2005）。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单一。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政府作为单一的供给主体，其决策的强制性、随意性以及制度外筹资等特点，无法准确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使得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极低，无形中造成农民负担的加重。而且，在乡镇财政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农村所需要的一切公共产品，也是很不现实的。
2.2二元公共产品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二元经济是我国典型的经济特征，由此决定了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向城市和市民倾斜，城市和市民的事情由政府负责，农村和农民的事情由农民自己解决。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供给制度（葛云伦、王学钊，2005）。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拉大了城乡差距，加重了农民负担。
2.3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权上收导致农村基层乡镇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也就是所谓的“越位”或“错位”；同时没有做该做的事，也就是所谓的“缺位”。其结果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再加上中央财政和省、市、县上级财政对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更加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
2.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是行政指令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决策的要求。它不是根据农村社区的真实需求来决定，而是根据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利益”目标来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失衡，使有限的农村公共资源配置效益低下，导致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且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2.5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管理混乱。这主要表现在：(1)农村公共资金的管理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严重；(2)农村公共资金在使用上缺乏科学性；(3)农村会计人员素质低下，会计制度不建全（秦庆武，2005）。所有这些问题，造成农村非正常资金需求挤兑正常资金需求，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成本上升，加重了农民负担，影响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
3.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治理对策
正如上文分析所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由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原因所致。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需要分期进行。从短期看，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本措施在于政府的制度变迁；从长期看，需要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治理对策包括5个方面。
3.1建立全面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要建立全面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品，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制度，彻底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单纯由农民自己供给的现状。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要重构农村税费体系，特别要完善土地资源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税收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3.2构建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要根据中央、省、市、县四位一体的原则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基层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农村基层乡镇政府财政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与此同时，要合理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次序和轻重缓急，即相对重要的公共产品必须优先保证供给，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设施等，以提高有限财政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3.3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式，其关键在于建立“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和需求表达机制。即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投票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旨在打破农村公共产品长期由乡村行政管僚主宰把持的局面，并把村民对非本村级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各级政府和组织，为各级政府合理地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决策依据。与此同时，还要量化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政府官员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随意性。
3.4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应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模式向政府诱导模式较变。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在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上实现多元化，拓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渠道。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除应加大国家投入力度外，还应大力发展市场供给，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民间资本税收优惠和经济补贴，这样，既可以多方面等集资金，又可以满足更多的农村公共需求、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3.5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监督和检查。要积极探索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透明度；要提高农民监督意识，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要推行农村财务管理的预决算制度，同时要完善乡镇预算内各项开支的支出结构，
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最终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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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1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变迁
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基本由国家包办，通过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进行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分配。但国家预算安排制度内提供仅限于公社本级一部分公共产品，公社级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和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全部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制度外自我提供，农村文化投入始终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使得农村的文化产品短缺单一，但相对比较均等。
1.2 改革开放后至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早在”六五”规划时期，国家就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建设目标，但从未达到。相当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观念认识差距、市场经济冲击和财政投入不足等多种原因，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基本处在一个相对滞缓的发展状态，甚至不少地方的建设急剧下滑，已有的设施或破损严重、或转为他用，人员队伍严重流失。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更多地要由基层政府负担，与地方财力直接挂钩。而乡镇本身财源有限，这使得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难以为续。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1.3 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步伐的加快以及非税收入的取消，县乡财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凸显出来，这使得整个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比税费改革前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更遑论文化产品的供给了。由于文化事业费总量偏少，加之城市发展日益成为关注的中心，因此有限的投入往往集中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日益被边缘化。
2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为改善农村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变化不大，我国目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还很落后，城乡文化差距拉大的现象不容忽视，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
2.1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文化资源匮乏
中央财政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乡镇则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上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都造成以政府供给为主体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严重短缺，农民很难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2.2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意愿失实，过剩与不足并存。我国现实生活中，文化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即农村文化产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品种和数量，而没有建立起村民文化需求的表露机制，这使得农民、农村文化产品的需求意愿得不到真实反映。
2.3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结构失调，使用效率低下
政府在供给农村文化产品中，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制度规范，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往往从功利原则和个人意愿出发，致使供给随意性很大，不仅在总量上短缺，而且在结构上也失衡，具体表现为：一是关系农民生活的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关系农民基本人权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品供给短缺，三是关系政治利益的文化产品供给过剩。这使得农村文化产品的实际使用效率低下，甚至无人问津。
2.4 基层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贫乏，难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农村基层政府或村级组织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极少针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即使是政府举办的少量文化活动，也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或者是为了满足政府经济活动的需要，或仅仅放几场电影，而非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一些乡镇文化站在国家大力推行“文化下乡'活动时，只选择放电影等成本较低的简单文化活动方式，从而造成了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差距。
3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现状的剖析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供需失衡及文化活动相对贫乏的现实情况，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很不相适应，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3.1 “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制约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总量的增长
所谓二元经济，简单地说，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经济。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我国财政资源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形成了城乡不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造成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文化娱乐等公共产品投入长期严重不足。城市居民通过缴纳税收，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文化产品，其供给进入公共财政体制。但农民通过税收等形式向国家缴纳资金后，享受的各种公共产品却仍要进行成本分摊，而不是由政府统一从财政支出中进行安排，其文化产品供给是一种制度外供给的方式，从数量、质量上都远远劣于低于城市文化产品。
3.2 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
我国财政体制自1980年起沿着财政分权思路不断推进，并于1994年在中央和省之间建立了分税制，初步划分了各级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范围。在分税制的具体运行过程中，财力逐级集中，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尤其是乡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失衡加剧，乡村债务继续增加，乡、村组织正常运转难度加大。上级政府虽然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弥补地方财力，但因其支付有限，加之基层政府其财源多来自本地经济总量，增长小且零星分散难以征收，凭借其本身财力根本满足不了当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要么少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要么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推给农民。
3.3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制缺乏科学性，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随意低效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制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决策权在县乡政府，农民被排斥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述，不具有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无法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中体现自己的意志。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3.4 监督不足造成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我国制度内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财政支农资金，近几年国家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但总量仍然有限，加上财政对农业支出实行分块管理，财政分散且自支自管，使得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财政支农经费在各级各地被挪用和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大量财政资金用于人员经费开支，或挪作他用，导致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极其低下。论文写作，公共文化产品。
4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意义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是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它能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抵御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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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生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8 -03
一、引言
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争论由来已久，究其本质是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反之，如果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那么货币供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王楚明，2008）。此时，货币供给只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货币外生性一直是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得到了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央银行才能够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干预或影响经济。例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主张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单一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然而，随着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师们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并从多角度探讨了内生性的原因。例如，格利和肖（1960）从“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角度入手，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加上货币当局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控制，因而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存在内生性。托宾（1967）认为，货币供给类似地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化。温特劳布（1978）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政府为避免失业增加而被动增加的货币供给。卡尔多（1985）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是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够独立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莫尔（1988）认为，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在既定利率水平上，中央银行只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公众的贷款需求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在既定利率水平下是水平的，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帕雷（2002）指出，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开放经济内生性主要是通过放款渠道实现的，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出口部门的投融资需求，由此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魏巍贤（2000）指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投资软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形成的“倒逼机制”，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缺乏自主控制能力。万解秋、徐涛（2001） 认为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率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约束。王曦、舒元（2003）对我国在结售汇制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做了实证分析，指出基础货币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变化。谢罗奇、胡昆（2005）利用1993 年第一季度至2003 年第四季度的M0、M1、M2 和GDP 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规模变量GDP 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 原因（M0 除外）。因此，货币供给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内生性。王国松（2008）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基础货币供给存在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结论，例如，史永东（1998）对1981-1995 年的GNP 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季度数据进行了Granger 检验，发现M1 或者M2 对于GNP 是外生的。郭文旌、周磊（2008）的研究表明，就基础货币投放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因此，综观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却更倾向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于我国而言，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而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由于M2 更能反映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情况，本文选择M2 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选择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M2 和GDP 采用1999 年1 月至2009 年9 月的季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ADF 单位根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没有单位根，则为平稳序列。如果变量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继续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此，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取对数后的GDP 和M2 的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都是不平稳的，而对应的二阶差分数据则为平稳序列。因此，GDP 和M2 具有二阶单位根过程。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平稳。因此，根据表1 中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利用GDP 和M2 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 的变化是M2 变化的Granger 原因。这一检验结果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下面，本文深入探讨内生性的原因，以便全面了解货币供给的性质。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考察
（一）从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考察
依据相关金融理论，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因此，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就是要分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1、从基础货币来看。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方式不同。
（1）在再贷款方面。长期以来，中央银行一直将贷款限额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粗放式增长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投资饥渴症使得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向银行信贷软约束转化，各种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对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再贷款的内生性较强。而在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大幅增长的缘故，说明我国货币供给有较高的内生性（郭文旌、周磊，2008）。
（2）在再贴现方面。目前，我国商业票据远没有普及，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业务数量和功能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导致票据业务发展较缓（陈敏，2007）。2000 年之后，我国再贴现额发生较大变化，再贴现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见表3），再贴现业务有淡出票据市场的迹象。实际上，由于再贴现额的发生对于央行来说并非主动行为，贴现与否、贴多贴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因而通过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3）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从表4 可以看出，在2003 年以前，我国央行债券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重比较低，而2004 年之后这一比重大幅度增加。2004 年，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有效收益率曲线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此外，由于适合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加上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控制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基础货币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4）在外汇占款方面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抛出本币，购进外币，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4 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1998 年除外），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见表5），从而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1995 年，外汇占款仅有6774.5 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32.6％ ；2005 年，外汇占款达到71211.1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达到110.7％。这一比例在2006-2008 年间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此外，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从1994 年的50％增加到2008 年底的2.4 倍（《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过外汇渠道发行货币的比重提高，强化了我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总之，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增强。
2、从货币乘数来看。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指当基础货币变动一单位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模。货币乘数的表达式为：m=（rc+1）/（rc+rd+re） （1）其中，rc 表示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rd 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 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我国近年来的法定准备金率来看，法定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例如，2003 和2004 年国家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上调后，货币乘数仍在扩大，2003 和2004 年的货币乘数分别为4.15 倍和4.30 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从超额准备金率来看，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超额准备金率来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失效。对于现金漏损率而言，现金漏损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持有现金的状况，中央银行对于它并无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乘数，加上超额准备金率及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表明我国货币乘数同样具有内生性。
总之，我国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说明货币供应量也具有内生性。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随意地、外生地决定货币供给的数量。
[论文摘要]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农民关注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绝对数量与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从1994年的532.98亿元提高到了2003年的1754.45亿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但是，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由1994年的9.20％下降到了2003年的7，12％(转引自陈祖海，汪陈友，2006)。总体而言，公共产品在供给方面存在低效率问题，有限的资源达不到合理配置，影响了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课题组在对广东、江西、安徽三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等效率不高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但制约农村综合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直接减缓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我们认为，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核心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因此，了解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路径，从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和谐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有效扩大公共产品覆盖面，增进农民福利的核心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一种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农村公共产品产权界定不明晰，供给主体职责边界不清晰，供给或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组织存在x低效率，这种状况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
现实和研究表明，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较多且复杂，既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的因素，还有财政方面的因素。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与访谈，我们认为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度或产权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效率或产权效率的重要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而言，制度因素具体体现在：正式制度，如政策、体制安排、法规等；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惯例、风俗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而非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技术进步是制度作用的外化结果或表象，受制度制约和导向。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激励生产性努力、提供确定性预期和节约交易成本。但是，本课题组2008年在广东、江西等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极大的制度缺失和制度约束“软化”问题，例如，江西qj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垃圾处理等，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有相应的、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镇政府却以财政困难等各种原因不供给公共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村农民的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或“繁荣”，根本原因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缺失造成的。因为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等缺失，导致农民倾向于自我储蓄和自我投资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
总的来看，由于制度缺陷引起的效率问题有：一是由产权制度不健全或严重缺失(如缺失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二是由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分工界定不明以及政府产权结构不合理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三是由私人产权界定不清且缺乏保障以及由此而来的收费制度失当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四是政府的市场准入制度往往限制了愿意进入者的行为选择，提高了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供给效率；五是制度变迁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集体的供给主体地位沦为次要地位，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空项”，影响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六是农民的需求表达制度或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需求偏好信息难以显示，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政府供给出现偏差或“失灵”，从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七是财政分权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影响。张召娣和贺忠厚(2005)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因而所提供公共产品的质和量更符合本地居民的需要，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所以，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寻租、x低效率而供给不足或不供给公共产品，结果也是造成效率损失。
其次，管理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根据现代管理学理论，管理也是生产力。政府管理体制和具体管理机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尚未完成从管理控制型到管理服务型的职能转变。龙兴海(2007)认为，县乡两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行政控制型的，而不是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提供各种有效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致使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大为减弱，从而影响服务供给效率。笔者在对江西部分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环境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安、农业技术服务等，造成供给效率低下；二是缺乏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管理制度。现实表明，中国农村基层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其别是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政府官员手中，并往往由他们主观地决定这些有限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因此，公共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往往缺乏专家论证和公众意愿表达与监督。结果是，公共资源配置因科学管理制度的缺失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滥用与浪费，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三是政府缺乏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本课题组成员的调查表明，广东的一些农村出现和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公共服务的现象，打破了由政府和村集体垄断供给公共产品的单一状态。例如，在湛江市的上能村、河源市的欧村、云浮市的麦坑村等地，许多村庄都有很多人外出打工或经商，他们挣钱以后在老家修建了楼房，添置了家具和家电，但村里却是道路难行、水电不通、治安恶化。在政府和村集体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当地农民自愿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公益事业协会”的组织，它接受外出打工或经商乡亲的捐款，为村里提供公共服务，如架设路灯、为孤寡老人发放补助、资助村里的文娱活动、成立治安队等。但是，这个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产品总量与质量、日常管理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日益受到挑战。总的来说，政府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监督市场供给行为等，缺乏相应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导致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间边界不清，职责不明，抬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出现效率偏差和扭曲；四是政府组织内部存在x低效率。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政府内部存在效率损失。特别是政府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内部缺乏提高供给效率的动力；五是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供给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和效率意识淡薄，也就是说，管理主体的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人力资源理论表明，人力资源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或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也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六是“寻租”行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
最后，财政制度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和力量已有共识，可以说，基层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不足或匮乏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文献中，许多学者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倾向一致的看法是，投入不足、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据有关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承担着70％以上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其通过“地方税”为其支出融资的比重还不到20％。乡镇财政承担了一些在全社会范围内受益、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执行计划生育的经费等，但却未能相应得到合理的补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承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承担，省级财政承担11％，而中央财政只承担2％。对于财源稀缺的农村来说，承担近80％的义务教育投资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质量低下。
财政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呢?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基层政府；二是财政资金的分配往往由于少数人控制决策或博弈异化而不能按最有利于农民生存与发展或公共产品的需求度或稀缺度序列来分配，造成资金分配使用效率低；三是财政资金的监管缺失导致难于专款专用，往往是“哪儿急往哪儿用”，影响使用效率；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监督，结果也往往缺乏绩效评估，造成财政资金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预算前后资金使用变动率较高，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路径选择
许多学者对如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马晓河(2004)认为，应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量和比重；程又中(2005)主张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参与并共同生产和提品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体系等。在借鉴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制度路径、管理路径和财政路径的多元组合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供给总量，促进供给结构均衡，增进农民福利。
1、制度或产权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前提：一是引人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供给的产权制度体系，如，建立界定不同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范围与职责的制度安排，即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市场供给，哪些服务由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供给，哪些服务由政府、民间组织与市场合作供给；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社会需要，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如确定支持范围、支持力度和支持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分级供给体制，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供给，体现财权和事权的一致性，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的充足。二是建立规范市场供给的制度体系，节约交易成本，如，市场准入制度、社会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制度、服务收费制度、服务方式制度以及市场竞争制度等。这套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必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进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2、管理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一是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激励，抑制机构膨胀，并消除寻租和腐败现象，提升服务水平；二是在政府机构中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生产预算约束，对生产同一种公共产品的部门应打破绝对垄断，允许存在多个生产主体，引进公平竞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加大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公开招标，规范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深化与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法，最小费用选择法等科学决策方式，完善财政资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尤其要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和违规成本，尽量减少资源浪费，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五是建立民主表达机制，充分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要充分发挥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由他们对社区公共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行表决并对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实行监督；六是构建政府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完善管理制度。如，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市场供给行为等，建立起相应的科学管理制度。
3、财政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保障：一是不断扩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从总量上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和满意度排序，优化用于农村公共产品预算资金的分配结构；三是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审计监督机制。如：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强化财政审计，实施农业工程投资审计等；四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间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的差异，从宏观层次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在我国取消农业税以后，许多县乡基层财政面临资金困境，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维持政府运转，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并呈现下降趋势。目前，国家转移支付一般以基数为分配基础，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加上透明度不高，操作的随意性，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确定转移支付数额，难以达到均等化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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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又中：《论国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关键词:公共品 农民收入 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一)关于农业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
张平军（2008）从农村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基层政府财政面临的困难，认为农业税费改革和取消降低了农民负担，但也减少县乡政府财政收入，致使基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和产品成为雪上加霜 。官锡强（2006）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观点阐述，在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政府投入偏少，供给主体差异和政策待遇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失衡。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收入的相关性
现今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但由于政府供给主体存在缺位，供给效率不高等弊端，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问题的探讨，廖薇（2007）从博弈论的角度，运用”涓滴效应“和”泅渡困境“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认为：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通过各种方法提高公共品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何蒲明，黎东升（2008）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与农民收入存在高度相关性，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马德君（2009）从公共品供给视角，指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落实，现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公共品供给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DENISE HARE等人通过分析政府对农村公路，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农村水利灌溉的投资与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不匹配，投资远远低于需求，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有密切关系，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二、数据选择和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是贵州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笔者把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把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解释变量的量化问题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如下指标反映贵州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村社会救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用电量，用。本文选择1995年～2010年十五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变量的解释和来源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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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贵州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实证研究可知，贵州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影响着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面对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待农村公共品供给发挥促进农民增收的推动作用。
(一)加大贵州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建立多元化供给主体，开拓农村居民增加收入来源新渠道。创新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模式，通过价格优惠、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使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民间力量注入到如公路、水力、电力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主体多元化发展。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救济金的支持力度，加快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步伐。建立农村社会救济金与监督管理相协调统一的长效机制和运行机制，确保农村社会救济金的发放、运作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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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而“三农”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之一。其中农村公共物品是否有效供给不仅影响新农村建设中“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建设。本文主要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阐述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欠缺的原因以及问题，进而探求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合理途径。
关键词 ：供给短缺 公共选择理论 农村公共物品
一、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一）农村公共物品的内涵、特征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最早提出了“公共物品”这个概念，他指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这种物品即为公共物品。在公共物品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把农村公共物品的内涵定义为：在农村区域范围内，一般由政府部门提供的用来满足农民、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和服务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主要有三大特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我国的农村公共物品除了具有公共物品固有的三个特征外，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还有以下特征：第一，辖区的外溢效应；第二，城乡供给水平差异化；第三，需求层次不同；第四，政府管制束缚。
（二）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所谓公共选择理论是以理性人为假设，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工具来分析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市场的活动。公共选择理论也可以这么认为，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论题是研究政府失败以及对政府失败的矫正措施。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同市场主体一样追求个人利益，所以他们的行为活动也会影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公共选择理论指出利益集团常常通过不正当的活动垄断某一行业，这对我国相关部门实施公共定价起到了启示作用，从而削弱了利益集团对公共物品的控制力。此外，公共选择理论要求政府考虑到公众的需求，使得中央、地方政府高效供给农村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拉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主要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供给，供给模式单一。且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导致政府部门未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最终使得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具体来说，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投入不足
在农村科技投入方面，政府的扶持倾向不明显，资金供给不足。集中表现为我国科研队伍的不成熟，科研力量不足，从而制约了农业理论研究的开展 。
在农村教育投入方面，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不够。虽然现阶段我国已经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免除学生学费，基本保证了农村学生的学习需求，但偏远西部教育投入仍有待提高。
在农村文化投入方面，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十分欠缺。我国农村文化的经费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比重相当小，公共部门文化机构运转效率低下。
（二）公共卫生事业供给机制失衡
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乡镇医院的医疗设备重复购置，以致设备浪费严重；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医院发展比较滞后，医疗人员匮乏，医疗设备落后。
我国在疾病防预、健康宣传等农村公共医疗服务方面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城市工业转移近郊，导致近郊的农村污染加重；乡镇建设不按规划实施，使得农民生活条件雪上加霜；城乡二元分治的战略使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农村环保部门缺乏最起码的整治经费。
（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第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国尚缺乏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现行的法律法规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农村社会保障相关机构的建设等方面均没有明确的说明。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保障体制短时期在农村无望实施。
第二，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社会保障体系只覆盖少数农民。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极度不平衡，家庭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的参保行为，贫困人口所在的中西部地区的保障水平很低。
第三，农村社保资金筹集困难。农村社会保障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保资金短缺，可是我国基本养老金的筹资模式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经营性收入，用不确定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基数征收社保税是不切实际的。
三、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
我国近年来公共支出持续攀升，恰恰与官员行为增长理论相关，但这并没有缓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一方面，地方政府注重GDP的增长，注重绩效考核而不关注农民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加剧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失衡。官员行为的越位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同时也会影响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上，也存在政府缺位现象。首先，我国尚缺乏对农村公共物品资金使用的监督体系。财政支农的公共资金大都是预算外资金，由各个相关机构分散管理，缺乏统筹机制，很难公开，因此不能保证政府部门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再者，农村的财务管理相当混乱。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各级政府权责不匹配
在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我国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对于卫生、安全、教育、文化等支出过多，例如普及卫生知识、人口普查、基础教育等全国性的公共物品，这些公共服务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却由地方政府承担，而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增加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供给模式单一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尚且不够完善，且在实践中，相关机构难以组织村民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所以，造成我国供给渠道的单一，农村公共物品主要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承担。。
政府部门不像私人部门那样具有竞争机制，由于不考虑净收益，将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金。第一，政府部门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有着非公开性，其非透明性难以接受公众的抽检，导致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第二，政府作为单一的供给主体，不存在与其竞争的部门，它的垄断性导致预算规模的无限扩大。
四、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部门的职能之一，加强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首先，政府部门要重视基层公共服务的指导和管理工作，把基层事业单位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列入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切实解决基层公共服务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和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工作。其次，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合部门资金，增加乡镇公益服务建设、配备技术和管理设施，改善乡镇和村级服务的条件，落实提高基层公共服务人员的待遇。最后，政府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的管理和考核，落实基层公共服务政策。由此一来，政府部门既履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协调了区域间的发展。
（二）厘清各级政府的权责关系
在我国目前的“市管县”财政体制下，县级、乡镇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但财权却大多由市级政府掌控，致使乡镇政府难以应对市级政府指派的任务，因而无力顾及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公共需求。
乡镇政府是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的基层组织，一般来说，乡镇政府应当直接提供的乡镇公共物品有：乡镇公共安全、乡镇民事纠纷处理、乡镇乡村道路建设等乡镇的农村公共物品，而有些属于利益外溢的农村公共产品本不应该由乡镇政府提供，如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优抚、基础教育、民兵训练等。
我国要厘清各级政府的权责关系，需要合理分配财权和事权，在“省管县”试点的基础上推进改革。省级政府部门应当将不适当的事权上收，或者在事权不上收的条件下，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县级和乡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予以财政支持。
（三）规范行政审批制度，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因此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简化行政审批的环节、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规范行政审批制度，有如下措施：第一，实行责任追究制度。也称之为首站式办公，谁先接到农民反映的事务谁负责到底，权责明晰。第二，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政府部门开设服务热线或进村考察等，方便农民咨询，农民不迈出家门就可得到详尽的回复。第三，实施政务公开。政府的信息在机构间与公众间共享，农民群众可以通过政府网站知晓政府的动态，通过留言等各种形式监督政府行为，大力推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第四，培训办公人员。工作人员需要在掌握自己负责业务的基础上，也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有所了解，以免发生相互推诿的情况，规范行政审批体系。
（四）完善政府转移支付体系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短缺的直接途径。我国当前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完善我国转移支付的途径可以通过以下四点实施。首先，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应该按照公平优先和兼顾效率的原则，财政向农村地方倾斜，保障农村地区有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缩小城乡区域间公共物品的差距。其次，加强对转移支付的监督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杜绝政府官员谋取私利挪用公款；同时，制止过度提供没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打击“绩效工程”、“形象工程”的行为。再者，增强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一步步将一次性支付转变为经常性支出，增加固定支出。最后，我国的补助是配套性补助，财政部门应对配套性补助重新设定配套的比例，使之与各级政府的财力相匹配，优化农村公共物品的支出结构。
（五）建立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模式
1．调动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性
我国农民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最终受益主体，为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合理有效供给，有必要提高我国农民个人素质，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民参与提供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主动性。
如何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提高农民素质，鼓励广大农民踊跃表达自身需求的意愿？第一，提高农村居民的知识水平。提高农村地区农民的文化水平，应从农村娃娃抓起，所以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保证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第二，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理论素质。各地政府需要对农民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进一步塑造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农民，让农民群众接受现代社会民主的理念，在学习政治理论的过程中掌握更多的政治知识，切实提高农民群众参政的能力。第三，制定相应的农民权益保护法，旨在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有关的决策活动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监督活动。
2．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
在实践中，政府机构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政府与私人部门签定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合同。此供给方式主要是对于那些可以收费的农村公共产品。具体来说，政府可以通过承包、租赁等多种方式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签订合同，私人部门按照政府的意愿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第二，授权经营。此种供给方式主要是对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行业。政府部门通过公开招标等形式选择私人部门，授权其在某个特定领域独家经营，而政府所要做的是对这一领域实行政府规制。第三，政府补贴。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两种方式，来激励私人部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比如对私人部门进行财政拨款、减税或免税、提供较低利息甚至无息的贷款的政策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我国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农村公共物品，能缓解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
3．引导和鼓励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农村公共物品
非营利组织，是指独立于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的组织，它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不寻求营利，社会成员自愿参加的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在弥补市场失灵和弥补政府失败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福利。
我国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和鼓励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作用：第一，制定我国《非营利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对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美国，政府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并与非营利组织签署合作项目，政府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公民为非营利组织捐助，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第二，对该组织的志愿人员，予以补贴，激励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为组织成员免费提供管理知识培训，增强组织人员的素质，提高其专业技能；第三，政府分配非营利性组织特定的任务，以使各个非营利性组织分工明确，目标清晰，更好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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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靳明明 （1993年-），女，汉，河南省商丘市，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李 阳 （1990年-），男，汉，河南省焦作市，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学。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经济增长 原因
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结论
任何经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影响，经济的变化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各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比如制度冲击促进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引发供给出新产品，而供给新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给其制度冲击正的信号促进制度创新。而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制度变革科技革新，供给新产品。又如由于人们的非理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发人们的羊群效应跟风操作，而这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经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以及超长期的波动由科学技术冲击决定。制度冲击往往影响中长期的波动，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往往影响短中期的波动，货币冲击、非理性冲动、金融冲击往往影响的是短期波动，但如果不注意，则可能引起大衰退，比如1929年大萧条。所以，中国既要了解。另外，从经济波动原因中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等也将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 夏斌.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及中国对策[J].发展研究，2009，（3）.
